林沛理 - 硬權力已無絕對權威

《亞洲週刊》二十四卷四十八期 (2010-12-05)

最能說明極權統治本質的特點(defining quality)，是它要加諸人民身上的愚蠢(enforced stupidity)，以及它對事實所持的非理性態度。這是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洞見，而最能表現這特質的，莫過於小說中老大哥(Big Brother)那三句早已膾炙人口的管治口號﹕「戰爭即和平」 (War Is Peace)，「自由即奴役」(Freedom Is Slavery)和「無知即力量」(Ignorance Is Strength)。

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長趙連海為受毒奶粉事件影響的兒童爭取終生免費檢查治療等權益，卻被北京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監禁兩年半。事件揭露的正是中國大陸政府指鹿為馬的極權統治本質。它沒有言明、但大家心照不宣的管治口號是：「囚禁即公義」 (Imprisonment Is Justice)，「服從即力量」(Obedience Is Power)，「沉默即和諧」(Silence Is Harmony)。事件引起國內外人士強烈關注和質疑，不僅是因為它激起了眾人的義憤，還由於它假設我們連最基本的判別是非的能力也沒有，大大侮辱了我們的智慧。

的確，從電影評論的角度而言，中國政府編導、北京法院掛頭牌、新華社客串的「趙連海尋釁滋事」是一套不折不扣、徹頭徹尾的蠢戲——劇情犯駁、布局兒戲、思想幼稚，觀眾要抱很強烈的「姑妄信之」(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心態才可以把它看完。如果這齣政治劇在戲院上映，必定會像甄子丹以一人之力打敗德軍和日本侵略者的《精武風雲》那樣，在觀眾的訕笑聲中落幕。

值得深究的是為何一個正在急速崛起的大國，竟像香港的電影人那樣坐井觀天、閉門造車，視世人如目不識丁、頭腦簡單的鄉愚笨伯？是它低估了媒體的力量及今日中國人掌握資訊的能力，還是我們一直高估了中南海的政治智慧和管治能力？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府要在這個資訊爆炸、媒體發達的全球化網絡時代實施有效管治，便要及早放棄它那一套令人看得目瞪口呆的愚民政策。

政治是玩弄民意的把戲，只有最天真的人才會期望政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實話實說；可是說謊也有說謊的規則和技巧。

老百姓並不是天生多疑，他們大都願意相信執政者所說的話，美國心理學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將這種人類容易相信宗教和權威的本性稱為「信的意志」 (will to believe)。問題是你要老百姓運用他們「信的意志」，那麼你說的話就算不是完全真實的，也至少是可信的。公共行政理論強調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而不是它的誠實，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當一個政府在眾目睽睽之下說一個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謊言，後果可以是災難性的。它會直接影響政府管治的合法性，因為說到底，沒有人願意被比自己愚蠢的人統治。共產黨的統治其實是一種精英統治，它的合法性建基於一種「黨永遠是對的」(The Party knows best)的精英思維。近年來中國人民生活的大幅改善為中國政府提供了最大的合法性，正因為它反證了黨的政策正確和領導明智。

香港不少精英始終懷念英國的殖民統治，而無法接受中共政權，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智慧沒有受到尊重。英國人的管治之道，是在被管治者當中，找出一批最聰明的幫他們協助管治；所以當年彭定康就任港督不久，就委任陸恭蕙做立法局議員。反觀共產黨，對社會的精英有一種近乎本能的不信任，不但不會委以重任，反而視之為針對與打壓的對象。

更何況中國從古至今的歷史根本就是一冊權力史，大部分時間只有描寫權力如何建構、運作、征服和統治的大敘述，而鮮有擺脫政治權力中心的干擾，從被統治者的視覺來寫政治與生活的關係。

久而久之，不但統治者習慣了從上而下地將自己的意願和思想強加於人民身上，以為權力的建構與展示就是有效統治的關鍵；就連人民也內化了這種對權力的崇拜。

可是，隨著上網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在大陸的普及，越來越多中國人只崇拜一種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權力。民心在變，蠻不講理的硬權力不再擁有不容挑戰的權威，這是中國執政者必須面對的事實。

何光滬 - 我的抗議：人民沒有安全，「國家安全」還有意義嗎？

2010年11月27日

【明報專訊】編按：近日傳媒報道：內地學者何光滬最近因要到新加坡參加學術會議到達北京機場，但被阻止出國，理由是「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何光滬推斷他被阻出國的原因，是劉霞曾開過一份邀請出席諾獎頒獎禮名單，據說他的名字就在其中。

後來何光滬教授撰文評述此事，他的香港友人遂把文章交予本報發表。

-------------

2010年11月19日，為了參加在新加坡舉行的學術會議，我到北京國際機場乘飛機，卻被執班人員強行阻擋出境，理由是，我的出境「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我要求對方說明我「可能危害」的證據，沒有得到任何回答！

赴星洲學術會議 出境被阻

我只能猜測其中緣由：由於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關在獄中，只能由他的妻子劉霞按頒獎儀式慣例來草擬邀請出席者的名單；儘管我不認識他們夫妻二人，卻聽說邀請名單中有我（我至今未見到名單）；我又聽說另一些單上有名者並非前往挪威，也被阻擋出境。據此推測，這就是我被阻擋的原因，儘管不成其為「理由」。

在被阻擋時，我向對方說出了這個推測，對方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聽說邀請名單中有我

事情十分清楚：僅僅因為有人想要或打算請我出席一次儀式或宴會，我就被剝奪了通訊安全的權利（我有不少信息只在自己的電話和電郵通訊中提過，當局肯定竊聽或偷看了我的私人通訊），就被剝奪了人身安全和旅行自由的權利（在海關時連上廁所都被看守，如果我堅持自由出境行動，無疑會遭致暴力），就被剝奪了財產安全的權利（我的機票、乘車花費和時間損失，沒有賠償，等於被搶）。我在這三個基本方面的安全權利，未經法律程序就被剝奪，僅僅是因為，有一個人打算邀請我赴宴！

且不說我有權赴宴，但是實際上，我不但尚未赴宴，而且從未見過邀請者，不但尚未接受邀請，而且從未收到邀請——張三打算請李四吃飯，王二就來阻擋李四出門，天底下竟有如此荒唐事！而且這個王二，竟然就是應該保護張三和李四合法權利的政府！我不能不深感悲哀，不能不深感憤怒，所以，我不但要在此表示抗議，而且要保留今後起訴當局違法的權利，儘管司法獨立在中國大陸，還只是一個夢！

文明世界的各國憲法以及中國政府簽署了的國際公約規定：人民有通訊安全和獲取信息的權利，有人身安全和旅行自由的權利，有財產安全和擁有財產的權利。這些規定的基礎，是天理良心都認可的神命或自然法則，因為這三方面的安全或權利，是生存的基本條件——即使是一隻羊，如果不能獲取哪裏有水草哪裏有虎狼的信息，如果沒有走近水草和逃離虎狼的行動自由，如果沒有留存過冬的草料，都無法生存；即使是一隻狗，如果把牠的活動空間大大縮小，禁止離開，牠都會用叫聲表示抗議。何况人呢？

無異於剝奪人的生存權！

因此，剝奪人的上述三項基本權利，無異於剝奪人的生存權！用強力禁止人離開一定的空間，無異於把那個空間變成監獄！用暴力限制人身自由而沒有合法根據與合法手續，則無異於綁架。

由此，我們就很好理解最近在美國出版的華文報紙對華僑的法律告誡：不要因為討債之類事情，就限制別人的行動自由，因為那會涉嫌綁架罪，而綁架罪的性質之嚴重程度，幾乎等同於謀殺罪！

請看今日中國大陸：在江西，一對老夫妻為了保護自己的家，一個在強拆者面前自焚而死，一個重傷住院，他們的女兒進京告狀，竟被政府派人圍在機場阻擋登機，被迫到女廁所裏去呼救！在廣西，一名女警察履行法定職責，被違法開除，到北京告狀，被同政府簽約的「保安公司」暴力綁架、非法監禁、押送離京（綁架一人獲利2萬，該公司同各地政府簽約，獲利千萬，豢養上千名打手，監禁無數人，包括3歲孩子和70多歲的老人）！還有一位15歲的少女，因為交不起學費而上訪各級政府，要求執行法院要殺害她母親的兇手賠償5000元的判決，8年未果，反而被多次關押，最後被逼進精神病院……

僅就我在宗教學專業範圍內接觸的情况而言，長期以來，一些堅持自己信仰的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師，甚至普通信眾，也常常被任意剝奪人身的自由，更不必說通訊的安全或自由。就在上個月，赴南非參加第三屆世界基督教洛桑大會的近200名中國代表和志願者，就被用包括暴力在內的各種手段非法地阻擋出境；而在諾貝爾和平獎頒布之後至今，當局除了非法監禁無罪的劉霞、余杰和其他一些人，甚至剝奪了一些被邀請者的親屬的人身自由、旅行自由等等權利……

所有這些，全部都是以維護「國家安全」（所謂「維穩」）的名義進行的政府行為！事情已經成了這樣：我認為你「可能」會危害我的安全，我就可以侵犯你的人身安全，剝奪你的行動自由！我認為你「可能」會罵我（「你」指上兩段說的有關民眾，他們不可能使用暴力即「打」，頂多能使用語言譴責即「罵」），我就可以把你綑起來！這就是現在在中國大陸經常地、大量地發生的事情的實質！

沒有了人民，國家還剩什麼？

這裏所說的「我」，是所謂「國家」，其實是政府，更準確些說，是一些掌權者。他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國家」的名義，耗費人民大量的財富，訓練使用大量的警察，封鎖信息，箝制言論，壓制批評，圍堵上訪……

這裏所說的「你」，是包括工人、農民、教師、學生、業主、僱員、商人……甚至公務員在內的「人民」。因為大家都明白，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人，如果不掌權，都「可能」面對這種遭遇，今天是張三，明天就會是李四……

你說你「沒有」危害國家安全，沒用；我說你「可能」就夠了！說你「可能」危害我，或「可能」罵我，我就可以剝奪你的自由和安全！

請問：掌權者就等於政府嗎？政府就等於國家嗎？

請問：國家不是由人民組成嗎？撇開了人民，「國家」還是什麼？沒有了人民，國家還剩什麼？

請問：國家難道是目的嗎，人民難道是手段嗎？「國家安全」所指的，難道不該是「人民安全」嗎？

那麼，如果人民沒有安全，「國家安全」還有什麼意義呢？

2010年11月21日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孔傑榮、艾華 - 奧斯陸空蕩的座位

2010年11月22日 台灣蘋果日報

諾貝爾獎評委會上月把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決定，本應使中國違反人權的紀錄成為世界矚目焦點。但是北京傾其全力轉移焦點，使和平獎幾乎與所有事情都扯上邊，就是無關人權。國際社會若不加注意，便可能讓北京得逞，若真如此，和平獎便會錯失機會。

委員會的意圖一目了然：劉曉波獲獎是因為「他在中國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基本人權的長期抗爭」。但和平獎宣布後不出幾周，北京已把該獎定性為對中國「主權」的攻擊。中國取消了與挪威的部長級貿易會議，並要求世界各國抵制頒獎典禮，否則後果自負。更惡劣的是，中國國營媒體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宣傳活動，詆毀中傷劉曉波，稱其言論「反華」、已被美國政府收買，藉此迫使其眾多支持者噤聲。

簡言之，北京顧左右而言他，試圖轉移公眾對劉曉波所追求、和平獎委員會所強調的人權議題的注意力。

還好，和平獎不久便有望回歸主題：那就是12月10日在奧斯陸的頒獎典禮。若非被判服刑11年，劉曉波本可親自出席領獎。對付北京煙霧彈的最佳方法，除了關注劉曉波外，還要質問為什麼其親友也無法參加頒獎典禮。

劉曉波之妻劉霞，理應成為座上嘉賓代夫領獎。不幸的是，自和平獎宣布以來，警察加緊對她的限制，讓她很難與外界聯繫。無怪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日前被外媒問及劉霞是否可被允許前往領獎時，信心十足地要求記者去詢問劉霞本人她是否會去。

維權人士多遭迫害

11月9日，兩位零八憲章的連署人，知名刑辯律師莫少平和直言不諱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被禁止離開中國。他們當天擬前往倫敦出席國際律師協會數月前敲定的會議，沒打算去奧斯陸，且買了11月回程的機票。但是中國當局不許他們離境，理由是他們「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

再看看盲人「赤腳律師」陳光誠，他也被邀請參加典禮。他大概還不知道他在賓客名單上。陳因「故意毀壞公共財物」和「聚眾擾亂交通秩序」被判刑4年多，但他真正的「罪」是揭發當地政府大規模強迫墮胎和節育的做法。自他9月9日從監獄獲釋，他和家人一直被極度殘暴地非法拘禁。一大群警察和政府僱來的流氓24小時看守著陳家簡陋的農舍，切斷一切對外聯繫，安裝攝像機進行監控和整夜照明，並經常威脅陳和試圖探望的訪客。外界很難知道陳家現況，陳妻袁偉靜向朋友求助的信息，隔了兩個星期才抵達。

劉曉波的朋友胡佳，同樣也無法前往奧斯陸慶祝劉獲獎。胡佳因在許多領域的維權活動，而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判三年半有期徒刑。早在胡佳被羈押前，政府就開始非法騷擾他的家庭。

胡妻曾金燕也是維權人士，她已被警告，即使2011年胡佳獲釋，恐也難逃密不透風的非法軟禁。胡家的命運，可能與其友陳光誠一樣長期煎熬。

同樣被非法軟禁在家的是鄭恩寵，他過去是捍衛住房權利的上海律師，幫助揭發上海強遷中的官商勾結。他因為不斷為拆遷戶發聲而付出沉重代價，首先是司法局不予律師註冊，而後被冠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祕密」罪而獲刑3年。過去4年大部分的時間，他被公安隔絕在家。日前他表示聲援劉曉波後，又再度被嚴密控制。

上述維權人士，至少我們還知道他們在哪裏。但同樣被剝奪律師資格的高智晟，至今下落不明。他是中國最具勇氣的人權鬥士之一，自2006年以來不斷遭受軟禁、騷擾、關押、羞辱和酷刑折磨。目前他可說是「被失蹤」了──當局不願透露高的下落，或甚至他是否還活著？而且這不是他第一次失聯。高智晟先前失蹤14個月，在外國政府、人權組織和媒體持續為高智晟呼籲後，今年4月他重新出現在北京，但不過一周，自4月20日起再度「被失蹤」，自此杳無音信。

轉移焦點混淆視聽

外國政治家、外交官、記者、商界、學者和人權人士，應該追問北京，為什麼這些人以及其他許多令人欽佩的受邀中國賓客，不被允許前往挪威。在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其人權紀錄而營造的重重迷霧中，這樣的質問或許可投射一束陽光，掃去一些陰霾。

北京企圖以民族主義宣傳攻勢來轉移焦點，對此最有力的回應，便是聚焦在12月10日頒獎典禮中那些空蕩蕩的座位上。

孔傑榮（Jerome A. Cohen）為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艾華（Eva Pils）為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陳玉潔譯

陳雲 - 愛國教育戕害性靈

2010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無論目的如何無聊、過程如何委屈，若社會的精英都必須跨過火盆、走過火炭才可以進路，許多人被火烤過之後，便會覺得不給烤一次，終不像個人物。以前大陸的老婆與知識分子丈夫吵架了，便奚落他：「連黨都入不了，你有啥用！」

香港新近推出的愛國教育，規定學生背誦《基本法》、認識祖國的成就、理解國情等，看來很委屈，但狠下心腸，討好考官、取悅同學、背誦答案，一下子就跨越過去了。大陸的同學也是這樣的，忍一忍，很快就過去，往後就是一片坦途。這種腔調，很熟悉吧？對了，這就是妓院的鴇母勸告閨女接受嫖客姦淫的說法。忍耐一下，麻木一下，痛苦無疑很快就過去，但留下的創傷，終生不移。

受過這種入黨審查考試或愛國教育考試傷害的人，假如不加以治療，留下的是憤世、傲慢、挫敗、不屑、犬儒、失語與忌恨。這是大陸普遍見到的人格，也是最容易被暴政所臣服的人格。愛國教育不是叫你愛國，而是要你在愛國之中面對強權而屈從，受到挫折和傷害，蒙受委屈，自我欺騙，如同將你強姦之後要你宣之於口：你愛你的強姦者。你當然可以口是心非，政府也樂意見你口是心非。強姦犯被受害人以愛的名義終生糾纏住，也是件麻煩事情。

課程愈荒謬，考試愈麻木，創傷的能力愈大。愛國教育有多荒謬，你以為那些教育官僚不知道嗎？政府要的只是要你受到委屈之後自我欺騙以求脫身，從而留下心理創傷，煎熬著你，摧毀你的獨立人格和仁義心腸。這正是法西斯統治的權術。

本來，聰明的學生，面對明清的八股考試、中共的思想考試和香港的國民教育考試，都如跨過一道輕而易舉的門檻。痕癢不是大病，用手抓一下很舒服，但不痕，不是更好嗎？青年不需跨過愛國教育的門檻，不是更好嗎？歐美的青年人就不必跨這些無聊的門檻，性格活潑真摯。中國的青年也許有些老成世故，但不是真的老成世故，而是受過傷害之後的疤痕痂繭，看起來好像年紀大了，但卻沒機會成長，如同樹幹被砍了一刀，樹幹結了個痂節，長得粗壯，看起來老了，但其實是病了。

通過八股科舉的、入黨考試的、國民教育的，最容易有的性格就是鄉愿。不執著是非對錯，凡事打圓場，隨波逐流，不生事，追求和諧。中共和港府鼓吹的和諧社會，就是鄉愿組成的社會。孔子斥責鄉愿為戕害道德的盜賊：「鄉愿，德之賊也。」 如不能成就通達中庸之士，孔子寧取狂狷之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 狂者敢作敢為，挺身而出；狷者清高自守，有所不為，不肯同流合污。奉孔子之名，反愛國教育。

陳雲 - 讀《李光耀回憶錄》領會共黨作風

2010年11月14日

【明報專訊】李光耀是名副其實的新加坡國父，他主力創立新加坡國，而且一直看護國土，處處為新加坡着急。家父祖居馬來西亞的沙巴州，童年家中最重的一本書，是硬紙印刷的《世界地圖集》，家父久不久就指住海外的家鄉，地圖寫「英屬馬來亞」。那是一九六三年之前出版的地圖集，馬來亞仍未獨立建國，成為馬來西亞聯邦。馬來亞聯邦、沙朥越、沙巴和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兩年之後，一九六五年，聯邦排斥新加坡，新加坡被逼獨立建國。爾後，這政治家被逼在彈丸之地，在極少的格局內經營他的小天地。

海外中華破滅

馬來西亞聯邦之建立，配合美國圍堵中共，當時南洋活躍的政治勢力，是馬來亞共產黨，是中共在海外的附庸。華人政治與共黨政治重疊了，顧及美國的戰略需要，新加坡即使華人為主，也不能建立海外中華，新加坡要建立一個複合的國族。

南洋華人並非不熱中政治，而是一開始便吃了苦頭。廣東梅縣的客家人羅芳伯於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成立「蘭芳公司」（類似「東印度公司」的商人統治組織），向清廷朝貢，復於一七九五年在沙朥越的加里曼丹建立「蘭芳大統制共和國」（至一八八四年），首領尊為「大唐總長」或「大唐客長」。倚仗清廷的庇護，招攬馬來酋長加盟，擴大版圖。第一任總長是陳蘭伯，第二任是羅芳伯，於是國名就叫蘭芳共和國。這是海外華人第一次、也許是唯一一次的海外建國。後來中法戰爭爆發，荷蘭人重新攻略沙朥越，蘭芳共和國兵力不足而覆亡。此後，南洋華人一般以入籍掩藏身分，依附殖民地政府或土著政府，官商勾結，並不主導政治，即使泰國和菲律賓不時由華人主政，也掩飾華人身分，不圖海外中華之舉。

香港學不了新加坡

回歸之前，新加坡每每北望，看看有什麼可以從殖民地香港學習；回歸之後，香港每每南顧，看看什麼可以模仿新加坡。新加坡可以學香港，香港學不了新加坡，純是體制所限。新加坡即使面積小過香港，但新加坡是國家，有國族的立場和雄圖，可以號召官商民一起行動；香港是欠缺政治主體的殖民地，除非政府手段靈巧，行政得宜，並不能號召民眾歸心。新加坡的國民福利（組屋及國家公積金）、科技轉型和文化園區，香港只能看，不能學。看《李光耀回憶錄》（一九九八），最有參考價值的，反而是他與共黨周旋、離離合合過程之中，錄下的個人觀察。

李光耀雖然是華裔客家人，但英國化甚深，他無心復興海外中華，除了國際冷戰格局的限制，也許與他當年領教過的共黨作風有關吧。他「之所以討厭共產黨人，根源在於他們採用列寧主義的方法，不在於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想」。列寧主義就是領袖集權，成員必須服從，泯滅人性。

共黨的三大作風

李光耀當年與英國殖民政府周旋，靠的是城市工人和客家鄉親，但他沒有拉攏馬來亞共產黨（馬共）。《李光耀回憶錄》（上冊）說載了這位機巧政治家對共黨的判斷，就是粗野、造假而且毫無底線，行事罔顧人命，為求目的，可以犧牲同志。

李當初很仰慕共黨的組織紀律與同志感情，後來領教了共黨內部的秘密網絡、粗野舉止和互相出賣，不再心存幻想。共黨採取單線的人事組織聯繫，毫無綱紀，各線之間互相監察和檢舉，黨員之間無信無義。共黨青年愛玩「估領袖」的遊戲，同志之間用扯耳、眨眼、摸鼻的身體動作引起同志注意，從而洞悉誰是人群之中的領袖，該領袖隨後物色接班人，改變動作，叫同伴繼續猜。遊戲達到的效果，就是隨時準備領袖更替，繼續效忠。至於造假，最明顯的是群眾大會，李說「他們是出色的舞台監督」演講者在上面演講，下面安插了鼓掌員和歡呼員，以機械性的時間和節奏，鼓動民眾情緒。遇到黨外的人演講，不論口才多好，只要偏離共黨路線，台下的鼓掌員和歡呼員便裝出冷落模樣，發出尖叫和噓聲，塑造群眾反應。這種技巧只能蒙蔽下層民眾，卻令受過教養的人反感，恥與為伍。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工會組織罷工和暴動，晚上十點，工人及聲援的華校學生包圍一輛英國警官的巡邏車，擲石攻擊，警官發出求救訊號之後，開了四槍突圍。警官並無瞄準群眾，但一顆子彈擊中一名學生，肺部中彈。其他學生不單不將傷者送入醫院救援，反而將他抬上一輛貨車，在市區遊行示威三個小時。送抵醫院時，學生已經斷氣。李光耀痛心其事，說「他是有可能保住性命的。然而如果一個殉難者能夠挑起革命的烈火，一條人命又算得了什麼？」基於現實政治，共黨可以打交道，但其作風，從政、議政的人，必須看清楚。粗野、造假、處事毫無底線，看李光耀的回憶錄，這三點共黨特質，是最大的教訓。

李怡 - 在中國，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監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11月13日

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晚年巨作《復活》(寫於1889-1899)，對筆者年輕時的人道主義思想情懷影響極深，至今仍記得托翁寫主人公聶赫留朵夫在長期和廣泛地接觸被流放的囚犯後，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是四種人：第一種人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人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人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其他人高尚，比如政治犯。

一百多年前托翁對罪犯的概括，不僅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仍然適用，而且情況比之於帝俄時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第一種人，就不僅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而且是法庭明知這人無罪而硬加栽誣的犧牲者。在趙連海案的起訴書中，提到趙為李蕊蕊被強姦而去公安局告發涉「尋釁滋事」的兩個證人，維權網信息員趙榮以電話聯絡了此二人，四號證人蕭勇表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證人，如果可以上庭作證，他會證明趙連海沒有任何尋釁滋事行為，五號證人巴忠巍表示當局沒有為告發強姦一事找過他，起訴書所採用的話完全是根據需要設計的。

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被指犯罪的行為，在今時大陸更是無日無之，反拆遷的種種抗爭，楊佳的殺警，鄧玉嬌手刃淫官(若非群情洶湧她也會被判刑)，多不勝數。而殺戮無辜法官和在幼兒園開殺戒，可歸類為第三種罪犯，即社會對他們犯的罪大於他們所犯罪行。

至於因道德比一般人高尚而判有罪的例子就多了。關懷環保和愛滋病的胡佳，被判刑 3年 6個月；調查豆腐渣校舍和遇難者名單的譚作人被判刑 5年；提出中國應切實執行憲法上的公民權利的劉曉波被判刑11年。現在，本身既是三聚氰胺毒奶粉的受害者，只不過聯合其他受害者要求當局按已承諾的方式賠償的趙連海，被判刑 2年 6個月。而當時因毒奶粉案而被免職的國家質檢局局長李長江，免職一年後又重獲新職。這真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政治︰導致毒奶粉的官員沒事，追究事件的受害人被審判。世上還有比這更荒謬、更寃枉的事嗎？網上有一副擲地有聲的對聯：「蒼天有淚趙連海；大地無情李長江！」

中共在諾貝爾和平獎即將頒獎、20國峯會和 APEC峯會即將舉行的敏感時刻，硬生生把一個正義的受害者判刑，是銳意向國際社會和大陸百姓表明：中國崛起了，有錢了，財大氣粗了，今天在桌上擺了一堆錢和一枝槍，就是不管普世價值，就是不理反對聲音，就是我行我素，就是不顧形象，其奈我何！

十天前，中國總參謀長陳炳德在與德國國防部長古騰貝格的一小時會晤中，用了 40分鐘獨白，直指美國藉諾獎向中國施壓。這種不顧國際禮儀的強蠻，顯示中國當權者為了自身利益，鐵了心要與世界維護基本人權的時潮對着幹。

「在俄國，一個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監獄。」這是托翁在《復活》中的一句話。今天，把「俄國」改為「中國」是完全適當的。難道沒有進監獄的就都不是「正直的人」嗎？不錯，對不公平的事，沉默也是「共犯」。馬丁．路德金說：「歷史將記取的社會轉變的最大悲劇不是壞人的喧囂，而是好人的沉默。」沉默者可能是好人，但不是見到不平而肯發聲的正直的人。

梁振英昨天被問到對劉曉波獲和平獎的看法，他表示最應該獲和平獎的是鄧小平。

鄧小平，即六四下令開槍鎮壓的人，也是提出改革開放但一黨專政的權力牢牢不放，以致造成今天這種殘酷的特權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托翁在《復活》中的另一名句是：「他們認為神聖而重要的並不是這個春天的早晨，也不是上帝為造福眾生而賜下的這個世界的美麗，那種使人趨於和平、協調、相愛的美麗，而是他們硬想出來統治別人的種種辦法。」這應是鄧小平所信奉的哲學吧。

張文光 -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

2010年11月12日

【明報專訊】我懷着深沉的憤懣和悲哀，聲援絕望中的趙連海及其家人。儘管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這聲音猶如黑夜的微光，但生為中國人就不能沉默，沉默就是良心的犯罪。

趙連海的毒奶粉案是千古奇冤。若劉曉波觸及的是中國憲制，讓政府感到山雨欲來的恐懼，那趙連海不過是毒奶的苦主，組織其他無助的家長呼冤，尋求卑微的公義與人道的賠償，但卻被視為大逆不道，被拘留一年後，再重囚2年半。

三鹿毒奶曝光後，溫家寶曾以歉疚的淚光向受害家屬說對不起。他更在紐約向全世界說：一個企業家身上應該流着道德的血液，中國將從毒奶粉事件汲取教訓。毒奶的元凶，當然是喪盡天良的毒奶商，但醜聞揭發正是奧運前夕，中宣部嚴厲管制新聞，成為毒奶氾濫全國的幫凶。若涉事官員流着同樣道德的血液，難道不應為毒奶粉蔓延引咎辭職或坐牢嗎？

劉曉波曾抨擊中宣部，說人命被奧運和諧了：「那些天，媒體上爆棚的是奧運開幕式的華美和金牌第一的驕傲，而難以計數的嬰兒及其家庭卻被蒙在鼓裏，繼續喝了一個多月的毒奶粉。」如今，毒奶商已被判死刑和終身監禁，但包庇縱容的地方官、壓制隱瞞的中宣部，大小官員仍逍遙法外。身為苦主聯絡家長，為30萬受害孩子尋求公道的趙連海，卻被判重刑，天理何在？

讓世界真切看見中國的野蠻與獨裁

趙連海「尋釁滋事」的罪名，大抵用作對付無事生非的流氓。但趙連海的罪證是什麼呢？不過是組織結石寶寶之家，在街頭接受訪問，在法院外舉起A4標語，在餐廳與家長紀念毒奶粉一周年。若這些行為都算犯罪，香港的政府總部門前，每天要拘捕多少人？雖說中港法制有別，但面對嬰兒受奶粉毒害，父母愛子的揪心之痛，是人類共有的人性人情，豈能以莫須有入罪，以重刑施於原告趙連海？

中國政府重判趙連海，明顯是向諾貝爾和平獎示威，向支持《零八憲章》和劉曉波的國人示警，強調中國的司法主權，敵視人類的文明挑戰，但卻讓世界真切看見中國的野蠻與獨裁，枉費了奧運世博的金牌與煙火。當人們在電視機前，看到趙連海孩子惘然無助的眼光，在風中舉着「爸爸回家」的薄紙；看到趙連海年紀老邁的母親，哭得肝腸寸斷的妻子，在法院門外高呼趙連海無罪；看到攝影機長鏡頭所及的法院官員，帶着權力的笑意欣賞趙連海家人的悲苦時，任誰都血脈賁張但內心傷痛。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封建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徘徊，我終於明白，《零八憲章》所提倡的民主憲政和文明價值，實在距離中國極度遙遠。今天的中國人，仍為着人類最卑微的人情人道、人性人權而奮鬥，像趙連海和他的家人一樣。

吳靄儀 - 名牌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11-08

二十年前，傳統名牌作風低調。蒂柯Dior先時在置地一個舖位，櫥窗不甚起眼，灰、白二色地氈和椅套，配襯淡粉紅，悅目而寧靜。售賣的商品不多，一個小櫃位的幾隻香水，幾櫥時裝，一角禮服和晚裝，還有睡袍晨褸兩三款，至於配襯的手袋、飾物，更是寥寥幾件，貴精不貴多。後來搬到聖佐治大廈，舖位大大增闊了，地面和地庫兩層，鞋和手袋、飾物佔了大半層，時裝主要在地庫，多了空間讓顧客悠閒地選看，低調如故。

印象之中，那時的名牌老字號，各有各的獨特風格，蒂柯就是蒂柯，跟聖羅蘭絕對不同，而Chanel 的出品，又是另一個味道，喜歡一個牌子的顧客，甚少買另一隻牌子，不需看logo（標籤），都分辨得清清楚楚，甚少會錯混，而那時的名牌logo，一例釘裝印記在內面底面，只是記錄，不是標籤。

不知何時，世界變了，名牌整體變得炫耀和招搖，同時越來越面目模糊，各家字號出品標籤顯眼，但分別都在表面的形式，任何一家都沒有獨特風格可言。門面越開越大，燈光奪目，店內越來越喧鬧——聲浪高，人多動作多，除了貨品價格高昂之外，跟雜貨市場感覺沒有兩樣。

最有趣的現象是，近幾年，手袋（皮包）成了名店的主要貨品，所有牌子如是。看雜誌廣告，什麼牌子也好，模特兒一律展示手袋：時裝不過是必備的配襯，手袋才是主要突出的角色。為什麼會這樣？

終於，看了先前任職時尚記者的Dana Thomas所著《Deluxe》一書之後，茅塞頓開。傳統名牌的特色，其實在全球化的商業現實之下，早消失得七七八八了。首先，以往私人或家族擁有的傳統名牌，漸漸為兩三個大集團收購，集團的最高——甚至唯一——目標是賺取最高利潤，不是藝術設計創新成就，也不是字號的名譽，要拓展市場，就要看市場研究調查，正確地把握最多人最願意出錢買的商品，然後以最合划算的方式大量生產和推銷，而得出的答案就是廣告+手袋：用廣告煽動公眾的虛榮心，用佈滿標籤的手袋滿足之。換言之，秘訣是奢侈品的庸俗化。

明報社評 - 變本加厲打壓人民 內地官民矛盾尖銳 社會增不穩定因素

趙連海長子趙鵬潤
2010年11月11日

【明報專訊】三鹿毒奶受害人組織——「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被判重囚兩年半，此案較諸劉曉波被以言入罪，性質更為惡劣。因為劉曉波還可能涉及衝擊中共的統治地位，趙連海是毒奶品受害者，聯同其他受害家長爭取權益，動機單純，不涉政治。現在的判決，把趙連海案塑造成為當局以龐大國家專政機器欺壓人民，禁止追究政府失職的個案，顯示內地以維穩之名遏制人民，變本加厲，內地官民矛盾將更趨尖銳，社會所潛藏巨大不穩定因素，使中國的發展前景蒙上一抹厚厚陰影。

趙連海爭權益不涉衝擊政權
內地藉維穩之名欺壓良民

趙連海被控告「尋釁滋事」罪名，根據內地《刑法》例，「尋釁滋事」是指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起哄鬧事、毆打傷害無辜、肆意挑釁、毁壞財物、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由此看來，「尋釁滋事」所指，應該是一些無厘頭「搞搞震」所為。趙連海的案情分兩部分：首先，關於毒奶品事件，無論他就此組織受害家長爭權益，在街頭接受記者訪問，導致途人圍觀，本質上都是受害者爭取權益的行動，控之以「尋釁滋事」，極其牽強；其次，他協助一名安徽上訪、在看守所被強姦的女子維權，此乃確有其事，並非無事生事，與「尋釁滋事」搭不上邊。

所以當局檢控趙連海，實質是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目的只是要制止趙連海繼續為「結石寶寶」爭取終身免費檢查治療等權益，而非他真箇有什麼犯罪行為。以趙案的經過和北京大興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若原原本本交由人民公評，相信不少人民對趙案的處理和判決，會不敢苟同並提出質疑，不過，內地當局有膽量放開管束，讓人民公開評論此案嗎？

趙連海被判刑，肯定是冤案。內地當局以無厘頭罪名控告趙連海，相信要傳達殺雞儆猴信息，威嚇其他毒奶品受害家長，若繼續追究下去，就會遭到懲處。中共的龐大強橫專政機器，老百姓在它面前，當然極度渺小，也絕無抗衡之力，不過縱使被趙連海的遭遇嚇怕，善良的受害家長變得噤若寒蟬，但是他們會心服嗎？人民對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公道自在人心，又怎會真心接受？

趙連海於去年11月上旬被拘留，今年3月30日審訊，歷時7個多月才判決，其間有些什麼考慮，外界無從得知，不過，有分析認為，正值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全面封殺此事的影響，對社會的控制全面收緊，此際重判趙連海，不但可以結案，還向外界傳遞所謂「司法主權」的信息。若這個分析符合事實，則趙連海就成為政治考慮的犧牲品。

以往，內地審訊或判決具爭議案件，都會顧及國際觀瞻，或避開領導人的外事活動，以減輕壓力，不過，這次判處趙連海，內地好像已經不再這樣考慮。昨日英國首相卡梅倫正在北京訪問，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前赴韓國、日本，分別出席G20峰會和亞太經合會議，以過去的行事規律，絕不會在此際重判趙連海，以免中國人權問題被突顯出來。

從趙連海的遭遇，說明內地當局不再顧忌。中國經濟亮麗，外匯儲備豐厚，全球經濟有求於中國，若因此使內地當局信心爆棚而我行我素，則經濟發展不但未能使中國人享受更多、更大的自由，反而成為高壓統治的轉化劑，則經濟成果對人民福祉帶來什麼意義？實在十分悲凉。

內地當局對付趙連海，表面上顯得自信滿滿，骨子裏卻是虛怯的表現，因為此事反映當局對人民的恐懼。今年9月，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發表《走向社會重建之路》的報告，提出「社會恐懼症」的概念，認為當局與民眾對於獨立於權力和市場的主體社會，都心存恐懼，致使主體社會一直未能建立起來，而掌握權力的當局，對社會的恐懼表現為限制和打壓。

從劉曉波、調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到為自己爭權益的趙連海，這3件事性質不同，內地當局對於劉曉波的《零八憲章》，解讀為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當然是「罪大惡極，絕不寬貸」；但是譚作人和趙連海所爭取的，只要基本公義和權益，並不涉及中共的底線——政權的根本，現在3 人都被判以重刑，特別是趙連海所爭取的涉及政府部門失職，導致毒奶品危害嬰孩，如此背景單純，動機正當明確的維權行動，卻換來兩年半牢獄之災，顯示龐大的國家專政機器在對付手無寸鐵的一介草民。

港區人大代表應聯合行動
要求中央還趙連海自由公道

趙連海案使人十分不安，因為反映內地當局對人民的恐懼，已經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中共與人民的矛盾更趨尖銳。以內地的嚴格和嚴密管制，一般民眾對趙連海的事和遭到重囚，知者甚少，也難以寄望內地建制中人敢於犯顏極諫，在960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大地，只有香港這一小片土地，基於一國兩制的特殊安排，讓我們享有自由討論和批評的空間。我們希望港區人大代表為了人民福祉、國家的正常發展，聯合起來要求中央關注趙案，還趙連海的自由和公道，使莊嚴的中國憲法不致淪為大家訕笑的文件。

杜大衛 - 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家」

2010年11月6日

【明報專訊】1950年代初英國興建了數百萬計的「市建住房（council houses）」，可說是「英雄之家」。這是英國工黨為了慶祝大選勝利，也是為了慶祝數百萬在二戰中與希特勒奮勇抗戰的士兵安全回家。我的父母當時正值新婚，他們正是這些「英雄」的其中一員。

當然，那房子並非真的是「我們的」，我的父母只不過是租住。而最重要的是，這房子有1200平方呎，有足夠的空間使人生活得舒適和有尊嚴。

當香港市民為曾蔭權提出的「置安心計劃」激辯，立法會議員又抨擊他未有重建居屋的時候，我反覆思量這些「英雄之家」的意義。

問題癥結在房子的空間

我的結論是，似乎每個人在房屋問題討論中都失去了方向，問題癥結不在於港人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我和家人在「市建住房」中開心生活了超過30年，從未打算或覺得需要置業。問題癥結是你的房子有多大的空間，這些空間可為一個家庭帶來多少尊嚴和私隱。

使香港蒙羞的不是只有小部分人擁有自置物業（只佔人口總數的53%，美國、英國及澳洲約70%，新加坡更達89%），而是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家庭住在空間面積只有490平方呎或以下的房屋，他們甚至不敢指望可以住在更大的房子。當香港家庭知道深圳和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香港的兩倍時，他們會是何其尷尬。

約一年前，我寫過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恒隆集團的陳啓宗先生寫了一封電郵給我，表示他的不滿，他堅決認為香港人樂意並甘心住在狹小的房子。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如果曾特首和他的政府班子希望消除目前充斥香港市民內心不滿和憤怒的鬱結，那麼他們就要先看清楚地產發展商，甚至是市建局（它在灣仔的「Queen's Cube」項目實在令人氣憤），為市民所提供數千計的房屋單位，這些單位都是一排排、密密麻麻，卻為地產商帶來巨大的利潤。

我的父母搬進新建的「市建住房」，並不是期望擁有一套房子，而是希望獲得私人空間、自由的感覺──這才是一個家的真正意義。當時的英國，經濟遭受了一場十年戰爭的破壞，仍可以為我的父母提供一個1200呎的住宅，那麼，按人均收入計算，香港作為最富有城市之一，卻未能在半世紀後的今天為香港市民提供同樣有尊嚴和舒適的居所，這實在是可恥的。請注意，現時在澳洲新建房屋的平均面積是2200平方呎，美國是2000平方呎。即使是希臘（平均住房面積約為 1300平方呎）和西班牙（也不過是略低於 1000平方呎）都比我們好得多了。

小如骰子的單位 是要正視的「毒瘤」

如果政府縱容地產商，容許他們以「要讓市民負擔得起」為藉口，興建更狹小、更細如骰子般的住宅單位，這必然是政府要正視的「毒瘤」；對整個社會而言，它更是一個絕症，人們只會繼續沉迷於以物業作為可買賣的資產，而不是當它為一個家。諷刺的是，在新加坡，89%的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比香港高出 36%，但香港的物業市場完全瀰漫着投機炒賣的文化。

但當然，這是因為香港房屋單位供應非常不足，才造成這種投機文化。誰會把如此狹小的空間視之為真正的「家」？自然地，這些房屋單位只會無情地被轉手圖利，它們就像豬肉或咖啡期貨等投資產品一樣，引發人們的投資熱情。

諷刺的是，儘管香港的「家」是多麼的不像「家」，大部分人仍然嚮往自置居所所給予的「安全感」，同時眼見投機炒賣不斷推高樓價，更愈來愈偏離自己實際負擔能力，而感到非常焦慮。因此，我認為現時對復建居屋的要求可能是一種錯誤的方向。大家似乎有系統地失憶，忘記了1998年很多業主因本地物業價格大跌70%而遭受災難性的虧損。大家更似是完全不關心，現時有按揭在身的業主將會面對的風險，哪怕利率只是上升2個百分點，他們的還款成本便將增加一倍。

如果政府真的想分散政治不安情緒，那便應該忘記置業的問題，政府需要為我們的將來訂立房屋（無論是私人樓宇或公共房屋）單位面積的下限。要保證人們可以負擔得起這些房屋，政府要把現時土地拍賣作為財政政策的核心完全改變。這將意味着那些擁有大量售價荒謬但面積卻細如骰子的樓宇的地產商大為不快。

現任政府的任期只剩兩年多，要政府作出這些行動是絕對沒有可能。但香港現在有成千上萬樓齡高的樓宇需要拆卸（這是因為它們根本不能維持到下一個十年），因此，我們有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去避免重蹈這種尷尬和道德的禍害。擁有一個1000呎的家不應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

書摘 - 量化寬鬆(QE)是怎麼一回事？

2010年11月5日

Vic：今天上網，赫然看到香港明報頭版頭條是「亞洲醞釀聯手抗QE2熱錢」。印象中，這是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這麼技術性的名詞首度出現大眾報紙的頭版頭條上。陳雲曾說，世界已進入金融炒賣的年代，真是言簡意賅。華爾街俗語說，當街邊的擦鞋童跟客人談論股票時，股市應該就要崩跌了；次貸泡沫期間，美國有人聽到某位傭人輕易獲得貸款、買了兩間房子，於是醒覺房地產泡沫要爆了；那麼，倘若街頭巷尾、三姑六婆都在談論QE，那意味著什麼呢？

這比喻或許有點不倫不類，但QE2這字眼出現大眾報紙的頭版頭條上，實在頗有一點震撼。簡單來說，量化寬鬆是央行的一種貨幣政策手段，通常是在央行將政策利率（短期資金拆借的利率）降至零、降無可降時，希望藉由向金融機構購入特定數量（此所謂「量化」）的金融資產（通常主要是政府公債），增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liquidity，可含糊地理解為流動資金），促使銀行放款，同時壓低長期利率，促進投資與消費。例如，本次美國聯準會（Fed）宣佈的第二輪量化寬鬆（QE2），就是美國央行將於2011年6月底之前，共購進6,000億美元的美國公債（每月750億美元）。

量化寬鬆有什麼作用與副作用，說來話長，大家自己研究好了。不過提醒大家，聯準會主席柏南克8月底才警告世人：「光靠央行解決不了世界經濟問題」--的確如此，如果光靠央行降息及印鈔票就能解決經濟問題，那麼世界又怎麼會有經濟困難呢？既然光靠貨幣政策解決不了問題，而以美國目前的政治局勢，政府動用財政政策，大舉增加財政支出刺激經濟的機會又很低，可以想見的是，美國經濟短期內是無法脫困的。

早在2001年3月，日本央行就曾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此次行動於2006年3月告一段落。日本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師辜朝明在他的著作《總體經濟的聖杯》中，批評「量化寬鬆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貨幣政策徒勞」，以下是該書相關章節，應有助了解QE是怎麼一回事。辜朝明一再強調的重點，就是如果資金需求不振，沒有人借錢消費或投資，再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措施也無法提振經濟（也不會刺激通貨膨脹），只會令銀行體系資金更加浮濫而已。（道理很簡單：錢要有人拿去用，才能產生經濟作用。）

但美國的量化寬鬆措施會像日本央行推行的那樣，不產生任何作用嗎？目前普遍共識是：QE2釋出的資金大部分不會流進實體經濟，但會流入金融體系，特別是可能造成新興市場地區的資產價格泡沫。既然是泡沫，那終究是要破滅的。本次金融危機主要源自美國的房市泡沫，結果聯準會現在似乎是想製造另一些泡沫去刺激經濟，很費解，對吧？

-----------------

《總體經濟的聖杯》第一章 第四節

沒人貸款時，貨幣政策無效

雖然經濟學文獻從未明確記載，但貨幣政策要奏效其實有一個關鍵的前提：民間部門必須有樂意貸款的人。此前提若不成立，貨幣政策即武功全廢。舉例而言，當經濟過熱時，央行可以調升利率，促使潛在貸款者三思，藉此降低貸款需求。當經濟疲弱、貸款需求不足時，央行可以調降利率，吸引更多人考慮貸款，提升貸款需求。

但日本在經濟泡沫破滅後，不但沒有新的貸款需求產生，原先的貸款者也盡力清償負債--即使利率已降至零。不管央行將利率降到多低，資不抵債的公司只求盡快降低負債，修復慘受全國資產價格崩跌重創的資產負債表，它們對借錢絲毫不感興趣。結果整個經濟體對利率不再有反應，貨幣政策本身在這種情況下已完全失去作用。

但日本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以及諸如竹中平藏等從政者還對日本央行大力施壓，強調只要央行挹注更多流動性、提高貨幣供給，經濟即能復甦。這種論點僅突顯了他們對這場長期衰退真正原因的無知。

貨幣供給的成長機制

讓我們重溫一下經濟學教科書對貨幣供給成長過程的闡述。此過程由央行（此處即為日本央行）向商業銀行提供流動資金開始。央行通常是向銀行購買公債或信用評等非常高的公司債。銀行賣出此類資產，拿到現金後會對外放款以賺取利息。貸款者花掉這些錢後，接收的人會將錢存進某家銀行。銀行保留部分存款為準備金，餘額又借出去。貸款者花掉後，這筆錢最終又成了某銀行業者的存款，然後在保留必要的準備金後再借出去。如是者一再重複，銀行體系中的存款（與貸款）即不斷擴張。

存款準備金多寡取決於兩個因素：日本央行的法定存款準備要求，以及銀行自行決定的額外準備。若銀行僅保留最低法定準備，能創造的存款倍數等於法定存款準備率的倒數。例如，若法定存款準備率為10%，那麼日央行最初提供的流動資金，最終將創造出10倍的存款。

存款總額加上流通中的貨幣（鈔票加硬幣）即為貨幣供給，當中絕大多數是存款。貨幣供給除以央行最初提供的流動資金額，即得出貨幣乘數（money multiplier）。在我們的例子中，貨幣乘數接近10（若公眾完全不持有鈔票與硬幣，該貨幣乘數正好等於10）。

主要由存款構成的貨幣供給若增加，民間將會有更多錢可用，這應有助提振經濟表現，經濟學家因此非常關注貨幣供給。

看完以上敘述，讀者應已非常清楚，央行挹注的流動性若要增加貨幣供給，必須有人樂意借錢，否則央行提供的資金只會閒置於銀行體系中，貨幣供給無法增加。這也意味著一旦民間整體減債，上述的貨幣成長過程將會逆轉。

企業與家庭通常是從他們的銀行帳戶中提款以清償負債，因此，一旦民間整體償債，銀行存款將減少，貨幣供給因而萎縮。當無人借款時，民間每償還一元負債，貨幣供給會相應減少近一元。大蕭條時期，因企業與家庭紛紛動用存款償債，美國貨幣供給萎縮了33%。

第二章 第四節

量化寬鬆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貨幣政策徒勞

第一章已講過，當經濟陷於資產負債表衰退時，貨幣政策是無能為力的。但過去二十年來，支配經濟學界的觀點卻認為貨幣政策是全能的，此類經濟學家根本無法接受貨幣政策救不了日本的意見。約從1999年起，雖然利率已降至零，他們仍強烈敦促日本央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力指央行必須大量提高流動性之供給，經濟方能復甦。當時對經濟狀況久不見起色已失去耐性的政客和媒體也加入了他們的陣營。日本央行大力反駁，指這種措施毫無意義，但最終仍只能屈服，總裁速水優於2001年3月決定推行量化寬鬆政策。

2001年3月至2006年3月間，日本央行向銀行體系挹注了25兆日圓的準備金--相當於銀行法定準備水準的五倍。但是，期間貨幣供給的增幅僅為政府借款超過民間淨償債額之金額。準備增加完全無助於貨幣供給成長，因為早在量化寬鬆開始前，銀行體系已為準備金浮濫所苦。

央行在零利率之下實施量化寬鬆，有如水果店老闆見蘋果每顆賣100日圓，每日銷量無法超越100顆，於是擺出1,000顆，見銷量還是無法提高，又多擺出1,000顆。只要價格不變，即使店主擺出3,000顆蘋果，消費者行為也沒有理由改變--每日銷量還是100顆左右。量化寬鬆政策也大致如此，不但無法促進經濟復甦，也無法阻止資產價格持續下滑至2003年中。

有人認為，日本經濟近期復甦〔註：指2008年初〕，正是量化寬鬆政策奏效的明證。但是，果真如此，事態的發展應該是這樣：銀行利用更多的流動性增加放款，貨幣供給因而擴大，進而提升GDP。但事實上，GDP是在放款與貨幣供給成長皆非常疲弱的情況下擴大的。GDP成長拜兩項因素所賜：已修補好資產負債表的企業開始將先前用作償債的現金用於投資，另外是出口暢旺。此兩因素皆與日央行的流動性供給毫無關係。

雖然量化寬鬆未能產生倡導者所期待的效果，日本國內外眾多經濟學家仍堅信貨幣政策永遠有效。對他們來說，量化寬鬆政策並沒有失敗，只是當局推行不力而已：若提高商業銀行準備25兆日圓未能見效，當局應該增加50兆，甚至是100兆日圓。

我願冒囉嗦冗贅之風險，再舉一個比喻：某位住院病人吃了醫生開的藥後，並未出現醫生所預期的反應，更重要的是，病情未見好轉。醫生聽了病人的報告後，將藥量加倍。但病人仍沒有好轉，醫生因此將劑量加到原先的四倍、八倍，最後是一百倍，但都徒勞無功。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正常的人都會認為醫師最初的診斷是錯的，病人因此沒有服對藥。但是，現代總體經濟學卻假設民間企業無時無刻皆致力擴張牟利，只要利率夠低，企業就會願意借錢投資。因此，若不是央行或商業銀行層面之貨幣供給出問題，經濟不可能陷入衰退。換言之，所有衰退的根源皆在資金供給方身上。

但事實上，日本大衰退的首要瓶頸在借款方身上，而非經濟學家所稱的放款者。如果許多人想借錢但沒有機構願意放款，作為資金的最終供應者，日本央行的確必須有所作為。但是如果根本沒人想借錢，央行是無能為力的。

任何從事金融業的人都十分清楚，日本受貸款需求嚴重不足所困，這也是利率長期那麼低的原因。但經濟學家鮮有機會「實地考察」，因此難以掌握實情。外國經濟學家，包括IMF的分析師，與日本金融市場相隔更遠，因此更無法相信沒人願意借款的事實。正是這種對現實的無知令IMF敦促日本央行延續量化寬鬆政策。

日本央行最後於2006年終結零利率與量化寬鬆政策，因為自2005年下半年起，在出口成長且企業已清理好資產負債的情況下，日本經濟已展開實質復甦。民間部門的淨貸款需求由負轉正，顯示日本經濟終於重回經濟教科書所描述的世界。日本央行於2006年3月結束量化寬鬆，同年7月終止零利率政策。雖然這些政策轉向在學界與媒體轟動一時，但事實是，在民間無人願意貸款的情況下，零利率與量化寬鬆政策對經濟的作用近乎隔靴搔癢。對此相信讀者應該都很清楚了。

無人貸款時才能任由資金浮濫

既然零利率與量化寬鬆毫無作用，日本央行為何堅持盡早廢除這些政策？這是因為民間貸款需求已經復甦，若央行仍任由巨額的流動性充斥銀行體系，會冒上銀行信貸無限擴張的風險。

如前所述，銀行接受存款後，不能全部借出去，至少得保留法定的存款準備金。舉一個例子，若存款準備要求比率為10%，銀行接受100元的存款得留10元為準備，餘下的90元則可以借給客戶。換言之，10元的準備支持著100元的存款與90元的貸款。

在量化寬鬆政策實施期間，央行為銀行體系注入了超過25兆日圓的額外準備，銀行可藉此大幅增加放款。這些額外準備相當於銀行法定準備要求的五倍左右，換句話說，銀行只要約5兆日圓即可支持當下的貨幣供給與貸款餘額，加上25兆日圓的額外準備，則足以撐起相當於現規模六倍的貨幣供給。貨幣供給增加500%意味著物價可能同步增加500%，以控制通膨為職志的央行不可能冒這種風險。因此，一旦確認民間貸款需求復甦，日本央行隨即結束量化寬鬆措施。

只要無人願意借款，再多的量化寬鬆也無損於經濟。但若借款人重回市場後仍延續該政策，貨幣供給成長以及通貨膨脹率則皆可能升至過高的危險水準。這就是日本央行眼見貸款需求日益增強，即急忙回收浮濫的流動性，並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原因。這是健全的央行的自然反應。

結束量化寬鬆並不等同一般的收緊貨幣

在量化寬鬆政策下，日本央行對市場注入流動性，做法是向商業銀行購入它們持有的公債，將款項記入這些銀行與央行的往來帳戶中。央行重複這種操作，直至商業銀行的往來帳戶餘額升至逾30兆日圓。為結束量化寬鬆政策，這一過程必須倒轉過來。理論上，央行得向商業銀行出售公債，收回往來帳戶上的過剩資金。

正常情況下，大量出售公債應會導致公債價格下滑，推高利率。但在實務上，結束量化寬鬆並非一般意義的「緊縮」貨幣政策。典型的貨幣緊縮過程是這樣的：因應經濟過熱，日央行向商業銀行出售公債，回收市場上的流動性，降低流轉的貨幣量。商業銀行為追求利潤，通常會盡可能降低現金水位，僅保留法規要求的最低準備（或略多一些），將餘資用於放款或投資。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銀行不會有足夠的資金向日央行購入公債，唯一的選擇是賣掉其他資產，某此情況下甚至會考慮催討貸款。因此，一旦日央行開始向商業銀行出售公債，會促使銀行業者出售其他金融工具，普遍降低金融資產的價格（因此推高利率）。此一連鎖反應會產生緊縮作用，有助經濟降溫。

但當日本央行想結束量化寬鬆政策時，商業銀行與央行的往來帳戶中已存有高達25兆日圓的過剩資金，而且是收不到利息的。在民間貸款需求疲弱下，商業銀行只能任由這些資金閒置。因此，當日央行要求銀行業者購回25兆日圓的公債時，這些銀行就以往來帳戶中的額外準備金支應。

因為銀行業者不需要從其他途徑籌措資金，央行回收過剩資金的行動並未產生一般緊縮操作的任何負面效應，利率也並未明顯上升。日本十五年衰退期間偉大的一場政策徒勞--量化寬鬆措施--隨即消失，不留一點痕跡。

* 書名：總體經濟的聖杯：資產負債表衰退啟示錄
* 原文書名：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
* 作者：辜朝明
* 出版社：財信出版
* 出版日期：2009年5月25日

陳家洛 - 蘇聯是怎樣對付諾貝爾獎得主的？

2010年11月3日

他們都是「有爭議性」的人物，沒有完美無瑕的一生，可他們都曾奉上自己的自由和尊嚴來喚醒我們對真理、和平、公義的追求。

【明報專訊】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在《回憶錄》中有一段關於諾貝爾和平獎的有趣故事。

他在1990年10月得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處境尷尬不已，因為蘇聯官方宣傳機關長年累月指摘「諾貝爾獎是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喉舌」，而且蘇聯人民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總會覺得得獎人的光榮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獲獎的人很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公敵。在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眼中，戈爾巴喬夫是釋放東歐、結束冷戰時代的英雄，戈爾巴喬夫樂觀地估計和平獎可以曲線聲援他的「新思維」漸進變革政策，所以沒有斷然拒絕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的政敵眼中，和平獎卻成了戈爾巴喬夫喪權辱國的佐證。最後，在痛恨的目光和謾罵聲中，他決定不出席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還得迴避或推遲有關的公開演講。

《齊瓦哥醫生》作家不接受文學獎

在《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字裏行間對這些不公道的遭遇和抹黑不時表達委屈和無奈。可是，在蘇聯共產時期「持不同政見人士」要面對的政治批鬥、人格謀殺和長期迫害，遠比戈爾巴喬夫的待遇惡劣。

1958年，《齊瓦哥醫生》的作家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達「感謝、感動、驕傲、驚訝、慚愧」的複雜心情。蘇維埃作家協會聞訊後公開譴責帕斯捷爾納克「如猶大般為了30個銀幣而背叛人民」。諷刺地，《齊瓦哥醫生》在蘇聯未能通過審查而成為禁書，但文稿被偷運出境並在20多個國家翻譯後成為暢銷作品。蘇維埃作家協會袞袞諸公沒有人可以說出作品本身出了什麼問題就盲目鞭韃帕斯捷爾納克，鬧出「我們沒有讀過《齊瓦哥醫生》，但我們必須譴責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笑話。白色恐怖令作者及家人朋友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帕斯捷爾納克親自去信當局請求不要逼他離開蘇聯。在輿論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4天內發電報給遴選委員會，表示「鑑於社會高度關注這個獎項」，宣布改變主意，不會接受文學獎。遴選委員會則維持原來決定，並把該年的文學獎列為「待領獎項」。帕斯捷爾納克兩年後因肺癌離世，《齊瓦哥醫生》這部「地下」作品，卻要等到1988年解禁才得見天日。

作家索爾仁尼琴被強行送往西德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是另一位「未能出席」接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道盡極權政治殘暴真相，早就是蘇聯政權的眼中釘。KGB主管安德羅波夫（Andropov）給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中，就毫不保留地指出索爾仁尼琴的「反蘇反社會立場無可抵賴」，「一日他不離開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只會助長他的氣焰，增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本錢」。政治局就這個「索爾仁尼琴問題」持續爭論了數年，起初的主流意見是為了大局着想「不好公開打擊這些敵人，可以的話用善意的姿態令其軟化」，但到了1974年當局終於接受安德羅波夫的要求，將索爾仁尼琴拘捕後強行送上開往西德法蘭克福的航機。不過，索爾仁尼琴從來沒有完全擺脫蘇聯的掌控，KGB特工早已滲透海外「異見分子」的圈子，扮成「反蘇」人士贏取信任，近距離監視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支持者的活動。索爾仁尼琴在蘇聯解體後回國，因支持前總統普京的強硬路線惹來批評。

KGB逾30項行動打擊沙卡洛夫

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蘇聯氫彈之父兼人權分子沙卡洛夫（Sakarov）。沙卡洛夫的特殊地位一直令KGB頭痛不已，最多只能夠派出特工滲透沙卡洛夫和同是人權分子的妻子邦納（Bonner）的生活圈子，蒐搜集他們與「反動帝國主義勢力和西方情報特工勾結」的罪證。當諾貝爾委員會把1975 年的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後，安德羅波夫數年內授權KGB展開30幾項行動和措施打擊這個「蘇聯第一號公敵」，包括：

1. 企圖影響外地社會輿論，揭發和平獎如何密謀破壞美蘇和談的進程；

2. 在外地社會組織文章和輿論宣傳攻勢，抗議諾貝爾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

3. 有組織地披露沙卡洛夫跟歐美情報機關的往來；

4. 爭取更多外地輿論抨擊諾貝爾和平獎的決定；

5. 挑撥離間，特別是製造沙卡洛夫與索爾仁尼琴爭名逐利的負面消息；

6. 製造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恭賀沙卡洛夫的假消息，誘使智利人權分子質疑沙卡洛夫的操守；

7. 動員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反猶太人的輿論來攻擊沙卡洛夫；

8. 假冒沙卡洛夫去信支持美國同志組織，企圖製造雙方「交往」的證據；

9. 向外地傳媒提供沙卡洛夫「精神有問題」的健康報告；

10. 拘捕其他活躍分子，殺一儆百，孤立沙卡洛夫；

11. 向沙卡洛夫寄出大量來自蘇聯各地的「求助信」，進行疲勞轟炸；

12. 蘇聯官方加強針對沙卡洛夫的妻子邦納，向她進行人格謀殺、揭發各式各樣的「醜聞」、散布關於她的謊言，進而打壓其餘家人的生活、逼使他們的家人離開蘇聯；

13. 沙卡洛夫因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於1980年被捕後與邦納遭長期軟禁在戈爾基鎮，直至蘇聯解體前夕才獲得自由。

劉曉波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夫人劉霞和《零八憲章》的聯署人自然成為大力打擊對象。只有憑良心講真心話的人，才能頂住野心、權力和意識形態對人性的玩弄和扭曲。翻閱蘇聯的歷史，喜愛弄權、視人民如糞土的在位者和爭取上位的人都曾對諾貝爾獎恨之入骨，這些人對獲獎的「異己」文鬥武鬥有之，驅逐出境有之，軟禁隔離有之，孤立抹黑有之。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沙卡洛夫、戈爾巴喬夫見證了不同程度的打擊，有源自獨裁制度的，也有源自意識形態的，不少源自當權者的心胸狹窄和自信不足。他們都是「有爭議性」的人物，沒有完美無瑕的一生，可他們都曾奉上自己的自由和尊嚴來喚醒我們對真理、和平、公義的追求。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參考書籍
1. Mikhail Gorbachev, Memoirs, 1995.（圖）
2.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Mitrokhin Archive,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