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衛 - 讓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家」

2010年11月6日

【明報專訊】1950年代初英國興建了數百萬計的「市建住房（council houses）」，可說是「英雄之家」。這是英國工黨為了慶祝大選勝利，也是為了慶祝數百萬在二戰中與希特勒奮勇抗戰的士兵安全回家。我的父母當時正值新婚，他們正是這些「英雄」的其中一員。

當然，那房子並非真的是「我們的」，我的父母只不過是租住。而最重要的是，這房子有1200平方呎，有足夠的空間使人生活得舒適和有尊嚴。

當香港市民為曾蔭權提出的「置安心計劃」激辯，立法會議員又抨擊他未有重建居屋的時候，我反覆思量這些「英雄之家」的意義。

問題癥結在房子的空間

我的結論是，似乎每個人在房屋問題討論中都失去了方向，問題癥結不在於港人是否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我和家人在「市建住房」中開心生活了超過30年，從未打算或覺得需要置業。問題癥結是你的房子有多大的空間，這些空間可為一個家庭帶來多少尊嚴和私隱。

使香港蒙羞的不是只有小部分人擁有自置物業（只佔人口總數的53%，美國、英國及澳洲約70%，新加坡更達89%），而是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家庭住在空間面積只有490平方呎或以下的房屋，他們甚至不敢指望可以住在更大的房子。當香港家庭知道深圳和上海家庭的平均居住面積是香港的兩倍時，他們會是何其尷尬。

約一年前，我寫過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恒隆集團的陳啓宗先生寫了一封電郵給我，表示他的不滿，他堅決認為香港人樂意並甘心住在狹小的房子。這簡直是一派胡言。如果曾特首和他的政府班子希望消除目前充斥香港市民內心不滿和憤怒的鬱結，那麼他們就要先看清楚地產發展商，甚至是市建局（它在灣仔的「Queen's Cube」項目實在令人氣憤），為市民所提供數千計的房屋單位，這些單位都是一排排、密密麻麻，卻為地產商帶來巨大的利潤。

我的父母搬進新建的「市建住房」，並不是期望擁有一套房子，而是希望獲得私人空間、自由的感覺──這才是一個家的真正意義。當時的英國，經濟遭受了一場十年戰爭的破壞，仍可以為我的父母提供一個1200呎的住宅，那麼，按人均收入計算，香港作為最富有城市之一，卻未能在半世紀後的今天為香港市民提供同樣有尊嚴和舒適的居所，這實在是可恥的。請注意，現時在澳洲新建房屋的平均面積是2200平方呎，美國是2000平方呎。即使是希臘（平均住房面積約為 1300平方呎）和西班牙（也不過是略低於 1000平方呎）都比我們好得多了。

小如骰子的單位 是要正視的「毒瘤」

如果政府縱容地產商，容許他們以「要讓市民負擔得起」為藉口，興建更狹小、更細如骰子般的住宅單位，這必然是政府要正視的「毒瘤」；對整個社會而言，它更是一個絕症，人們只會繼續沉迷於以物業作為可買賣的資產，而不是當它為一個家。諷刺的是，在新加坡，89%的家庭擁有自己的物業，比香港高出 36%，但香港的物業市場完全瀰漫着投機炒賣的文化。

但當然，這是因為香港房屋單位供應非常不足，才造成這種投機文化。誰會把如此狹小的空間視之為真正的「家」？自然地，這些房屋單位只會無情地被轉手圖利，它們就像豬肉或咖啡期貨等投資產品一樣，引發人們的投資熱情。

諷刺的是，儘管香港的「家」是多麼的不像「家」，大部分人仍然嚮往自置居所所給予的「安全感」，同時眼見投機炒賣不斷推高樓價，更愈來愈偏離自己實際負擔能力，而感到非常焦慮。因此，我認為現時對復建居屋的要求可能是一種錯誤的方向。大家似乎有系統地失憶，忘記了1998年很多業主因本地物業價格大跌70%而遭受災難性的虧損。大家更似是完全不關心，現時有按揭在身的業主將會面對的風險，哪怕利率只是上升2個百分點，他們的還款成本便將增加一倍。

如果政府真的想分散政治不安情緒，那便應該忘記置業的問題，政府需要為我們的將來訂立房屋（無論是私人樓宇或公共房屋）單位面積的下限。要保證人們可以負擔得起這些房屋，政府要把現時土地拍賣作為財政政策的核心完全改變。這將意味着那些擁有大量售價荒謬但面積卻細如骰子的樓宇的地產商大為不快。

現任政府的任期只剩兩年多，要政府作出這些行動是絕對沒有可能。但香港現在有成千上萬樓齡高的樓宇需要拆卸（這是因為它們根本不能維持到下一個十年），因此，我們有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去避免重蹈這種尷尬和道德的禍害。擁有一個1000呎的家不應該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作者杜大衛（David Dodwell） 是公共政策研究公司Strategic Access 總裁。他曾任《金融時報》駐港特派員，是The Hong Kong Advantage 一書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