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9日
【明報專訊】兩列和諧號動車在溫州追撞特大事故，已經確知信號設備遭雷擊故障，溫州南站值班人員未能適當處理；而事故關鍵在於信號設備在設計上有嚴重缺陷。我們要指出，信號缺陷和人員調度未達要求，並非事故路段獨有，特別是信號缺陷未修補、未確定信號系統是否還有其他紕漏之前，列車仍然倚賴「缺陷信號設備」行駛，情况與安全第一大相逕庭，不能接受。當局若以人民性命安全為首要考慮，應該限令有關信號設備未經獨立審查、證明安全無虞之前，即時停用，使人民免於風險威脅。這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信號設備有嚴重缺陷
不停用未符國際慣例
列車在鐵路上行駛，信號等於其眼睛，正如這次事故，被追撞的D3115列車的列車長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當時前面沒有信號，而列車沒有信號，是絕對不可開行的。導致這次事故，不但因為沒有信號，更且是信號遭雷擊故障後，本應為紅燈的區間機，錯誤地顯示為綠燈。紅燈停車、綠燈行車，紅綠顛倒，時速200公里的動車按此錯亂而行，終於闖出大禍。據上海鐵路局長安路生昨日披露，溫州南站信號設備在設計上存在嚴重缺陷，是導致慘劇的關鍵。
負責設計事故路段信號設備的中國鐵路通信信號集團（簡稱「通號」），據內地傳媒《南方周末》昨日報道，事故發生後，「通號」緊急更改電路設計，鐵道部估計一兩天內甬溫線全線電路，會完成修改。單就這個情况，起碼反映兩個問題：
首先，當局明知道「通號」設計的信號設備有嚴重缺陷，而事故到今日已經第七日，卻容許有嚴重缺陷的信號設備繼續給列車導向，這個做法值得商榷；
其次，據知，「通號」承接了全國高鐵的信號設備設計，包括廣深港高鐵、京滬高鐵、武廣高鐵等，有理由相信，「通號」的信號設備基本一致，然則所存在嚴重缺陷，就並非溫州事故路段獨有，起碼京滬高鐵、武廣高鐵同樣處於「缺陷風險」之中。
《南方周末》還引述鐵道系統內部核心人士說，由於有關信號設備缺陷，是設計不成熟導致的問題，所以不確定除了已知故障外，是否還存在其他設計紕漏。信號設備安全不確定，而事故發生約30小時之後，鐵道部極速在肇事路段恢復通車，說明其漠視設備缺陷、罔顧人民性命安全的做法，絕對不能接受。
國際間，只要飛機一個零件有問題，飛機製造公司即時要求同型號飛機停飛，仔細檢查、或更換零件等，這個做法，不會降低飛機安全的可信度，反而強化人們對飛機安全的信心。此外，即使是普通房車，外國車廠在例行檢查中，若發現零件有問題，大量回收某一型號車輛，也是常見的事。大焉者如飛機、小焉者如房車，稍有問題即停飛、回收，這是對用家、乘客生命安全負責，也是值得尊重公司的基本做法。
「通號」是鐵路信號設備主要供應者，它的「產品」，每分每秒都與成千上萬乘客的性命安全息息相關，當局不能視而不見，我們認為，當局應該勒令「通號」的信號設備在經獨立第三者證明無缺陷、無紕漏之前，應該停用，接受檢查。總理溫家寶昨日在事故現場記者會上，表示「這次事故提醒我們，要更加重視高鐵建設中的安全度，要實現速度、質量、效益和安全的統一，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即時停用「通號」的信號設備，否則「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云云，徒託空言。
信號設備有嚴重缺陷，是技術因素，這次事故還涉及調度失誤。據安路生分析，事故反映設備品質、人員素質、現場控制等問題，說明鐵路部門安全基礎薄弱，安全管理不到位。其中安路生提到一個情况，最使人不安，他說，溫州南站值班人員對新設備關鍵部位性能不了解，沒能及時有效發現和處置設備問題，暴露鐵路部門對職工的教育培訓不到位。
員工不了解設備性能
安全可信度從何說起
近年，內地鐵路急速發展，員工質素、管理等軟件能否相應配合，早受關注，安路生指出溫州南站值班人員的問題，說明「人禍」並非杞人憂天。試想想，鐵路值班人員竟然不了解設備性能，而他們卻調度着速度高達200公里的列車，這是何等可怕的事。
我們相信，對新設備性能不了解的鐵路值班人員，肯定不止於溫州南站，這種情况，對於日新月異、從設計、設備、技術、建造和管理等很大可能逐步暴露這樣那樣問題的鐵路系統，安全度、可信度不知道從何說起。員工對鐵路認知、操作存在盲點，並非他們的罪過，主要責任在鐵道部，現在只能寄望當局亡羊補牢，加大培訓力度，促使鐵路職工盡快嫻熟地掌握和控制鐵路系統，減低「人禍」的機率。
事故發生當日，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在記者會表示，「高鐵技術是先進的、合格的」，不過，昨日溫家寶在記者會上，人們注意到並無類似信心喊話，他只說「可信度不在口頭上，應該在實踐中」，然後表示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實踐中，中國鐵路近年的大發展，已因為今次追撞事故而光環褪色，成為一個使國人忐忑不安、外國競爭對手竊笑的「大工程」。今次事故所暴露已知和未知問題，中國鐵路怎樣向國人和世人宣示「我們是安全的，請放心乘搭」，考驗着中央的領導。我們建議：首要從誠實、特別是對自己誠實開始。
2011年7月29日 星期五
明報社評 - 中國鐵路安全嗎？ 誰可以回答
吳靄儀 - 遞補機制的倚天屠龍
2011年7月29日
【明報專訊】「武林至尊，寶刀屠龍，號令天下，莫敢不從，倚天不出，誰與爭鋒？」
這6句歌謠，來自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屠龍刀代表霸權，倚天劍代表俠義。也可以說，屠龍刀代表統領江湖的治權，倚天劍代表在統治者邪惡腐敗時就會現身的制衡力量。沒有了倚天劍，屠龍刀就可以橫行無忌，沒有力量可與之爭鋒了。
5區補選，變相公投，把橫行無忌的特區政府嚇出一身冷汗，所以決心要「堵塞漏洞」，不容許發動民間制衡力量的機制，有第二次發招的機會。單是為了節省公帑，特區政府會費那麼大的勁嗎？政府官員長年累月、年年浪費的公帑還少嗎？要是香港市民不弄清楚政府的圖謀，不弄清楚什麼是政府要堵塞的「漏洞」，貿貿然在諮詢文件所提的方案之中選擇，或在4個方案以外設計另一個損害現行補選制度的方案，結果就是綑綁住僅存的制衡力量，倚天出不了鞘，甚至終於在屠龍刀之下折斷。
《基本法》表面上的設計是三權分立，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發號施令的「行政主導」，要接受民選的立法會的監察，透過「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向全民問責。如果行政、立法有違法之處，任何受影響的市民也可以訴諸法庭，加以制止。
但實際上，仍佔半數的功能界別控制了立法會，輕易可以通過違反民意的議案，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在分組點票之下，屢屢坐視民意一次又一次遭到否決。畸形的議會，監督不了政府，反而處處為劣政護航。三權分立的精神，根本無法落實。
不但如此，從23條立法開始，政府變本加厲，經常透過有引導的所謂「民意調查」，扭曲民意，更加振振有辭，把歪政說成有廣大民意支持。
這次企圖通過遞補機制的整個過程就更加猖獗，聲稱有「過半數」立法會議員支持，就提出草案，甚至不經諮詢。若非議會外有法律界高調批評，議會內有只佔少數的議員憤而集體退出草案委員會，喚起傳媒及廣大市民注意，引發20多萬人七一遊行，香港人的補選權就會無聲無息、永遠消失。
可能是選民唯一有殺傷力的自衛武器
5區公投，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特區政府拒絕面對功能組別存廢的核心問題，寧願把政改送入死胡同。唯一解決辦法，就是由全民表達意向，政府拒絕就此公允地諮詢民意，更遑論公投。辭職補選，變相公投，是絕處之中，政府無法封殺的一條活路。而政府無法封殺，正因這個行動完全合憲合法，是法律賦予的一個生口，讓議會的大多數不能扼殺少數議員及民眾的聲音。無怪本來摩拳擦掌，要把辭職議員拉下馬的建制派，在中央號令之下也要急轉彎，偃旗息鼓，改為杯葛補選。若非如此，投票率豈止於17%？但杯葛未竟全功，畢竟仍有57萬多人投了票，政府為了要斬草除根，就決意杜絕一切辭職補選，即使壓根兒廢除一切補選，也在所不計！
這也正好說明了為何不認同5區公投的學者和社會人士，也反對政府拿走市民的補選權：因為在缺乏健全民主政制的香港，這很可能是選民手中唯一有殺傷力的自衛武器。
政府官員說，市民選出立法會議員，是期望他們做滿4年，但是我們投身這個不民主的議會，最大的責任就是維護市民的權利不被剝奪。身為少數，我們最大的力量就是在出現危機的時候向市民示警，必要時，在用盡一切方法之後，如果辭職是唯一可以發出警報的做法，我們就不應猶豫戀棧，而須義無反顧辭去議席，把倚天劍還到選民手中，讓選民定奪。
還有什麼殺手鐧？
試想，假如下一屆23條立法捲土重來，政府數夠票就快刀斬亂麻硬闖，那時，不肯同流合污的議員，除了辭職再選，還有什麼殺手鐧，能讓市民發揮力量，逼政府止步？
20萬人上街的汗水，買回來一個喘息的空間，香港人必須利用這個空間，徹底擊碎政府這個不義的圖謀。4個方案，有3個可能違憲，剩下一個原方案，早被大律師公會批個體無完膚，林瑞麟最後的遁詞是，如果4個方案都不行，那麼你告訴我如何堵塞漏洞？
辭職補選，不是漏洞，而是政府不能封殺，保障民主自由的唯一活口，是香港人必須全力維護的倚天劍！
2011年7月28日 星期四
馬家輝 - 中國式意外文明
【明報專訊】動車悲劇發生後，內地電視台訪問所謂專家，一位北京老漢捲著舌頭、搖頭擺腦地說﹕「這是非常不幸的事故，但我們都知道，全世界任何文明國家都沒法避免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以去年為例，英國就有兩宗嚴重火車出軌意外，美國有四宗，死了幾十人……」
原來又是「我們身上有臭蟲，別人身上也有臭蟲，所以不必自卑」之類邏輯重現；周而復始，每回出了大事小事，必有所謂專家跳出來提出「臭蟲論」以替國民打氣，中國人的EQ真是高到無與倫比，EQ的Q，原來正是阿Q的Q。
所謂專家當然沒有說得全錯，從來沒人說過文明社會不會撞車死人，但問題是，如果一個社會敢於自稱文明，撞車死人之後，總不至於有人高聲大喊「我爸是李剛！」如斯荒唐，更必會有公正可信的調查和研究，探討意外責任應該屬誰，然後，該起訴的起訴，該判刑的判刑，該賠償的賠償；再然後，該改善制度的改善制度，該更新設備的更新設備，該下台負責的下台負責。
或許所謂文明，絕非指無災無禍，而是指擁有對於災禍具有省思和改善能力，敢於想像美好，並懂得逐步向美好前進。
沒錯，中國也有文明，但每當面對災禍，中國式文明的最大特質總是把真相左遮右掩，限制記者採訪報道；在於相關單位支吾以對，不肯如實道出真相；在於急急忙忙找個人下台祭旗，可是下台的人於一年半載之後又會在另一個省份重出江湖、升級發財；在於不是不准你抗議吶喊，但你必須適可而止，如果你窮追不捨和不願和諧，誓要做趙連海第二，你便會吃不完兜著走，被釘個沒完沒了；在於不管出了幾份調查報告都沒用，因為所有調查報告都欠缺公信力，官官相衛，馬馬虎虎，毫不具備反省改進的意義和作用；在於面對男女老幼的無辜死者，或匆忙埋掩，或求其火化，或毁屍滅迹，或人間蒸發，總之是眼不見為乾淨，頂多在災難現場立個紀念碑或於明年來個演戲般的周年祭，彷彿從此太平無事，盡顯「中國人在苦難中精誠團結」的國魂精神……
這就是所謂專家所絕口不提的中國式意外文明了。這也就是對於香港子民的國民教育的好題材。在鮮血的濃烈腥味裡，我們一邊倒胃欲吐，一邊領悟國情﹕中國動車名為「和諧號」，其實早已預示災難，因為唯有在災難裡才須強調「和諧」，和諧第一，沒意外時如此，出意外後更要如此，同胞們，謹記，謹記。
潘小濤 - 失事高鐵車廂為什麼就地掩埋？
2011年7月28日
Vic：新浪微博用戶「阿鬼」的話：「這是我的恥辱：我竟然容忍這樣一群人渣這樣蹂躪我的國家，殘害我的同胞，而我像頭豬一樣，混吃，等死。死於三聚氰胺，死於豆腐渣學校，死於塵肺病，死於拆遷，死於高鐵，死在東躲西藏苟延殘喘逃避各種死法的路上。這是我的恥辱。」
溫州高鐵慘劇，是中國人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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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內地聲稱出事的列車只是動車而非高鐵，但根據國際慣常分類，時速200公里或以上的，已算是高鐵。】
中國高鐵發生如此慘烈的追尾相撞意外，固然令人震驚，而全世界更瞠目結舌的還是在車禍後約8個多小時，當局就宣布完成搜救工作，將救援黃金72小時等統統拋諸腦後，立即清理現場的高鐵殘骸：將車廂切割支解，車頭搗碎，就地掩埋在一個剛用大型機械臂挖出來的巨坑。
稍有常識或腦子沒進水的人都知道，車禍後必須保護現場，而交通事故中每塊碎片都可能隱藏重要線索，是重組事發經過、推測事故原因的重要證物。故此，空難中的碎片即使散落大海，調查人員也要打撈上來。今次高鐵事故，不僅是中國第一宗奪命高鐵慘劇，找出原因是必須的，而煞車及控制系統、車體鋼鐵強度等在高速相撞後，可獲大量數據，對往後提升安全大有助益。
毁屍滅迹
但中國硬要跟世界背道而馳。中國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說，就地掩埋車廂不是鐵道部的決定，並引述現場人士解釋：「（現場）環境非常複雜，下面是一個泥塘，施展開來很不方便，還要對其他的車體進行處理，所以他們把車頭埋在下面，蓋上土，主要是便於搶險。」但當時「找尋生還者」的救援已結束，並沒迫切處理田野的車廂，甚或可推到旁邊空地，而非一定要切碎掩埋！總之，現場的日本及外國記者固然覺得匪夷所思，日本副外相及日本高鐵專家也指掩埋車頭的做法令人難以置信，不利於查明事故原因。那麼，為何北京當局匆匆掩埋殘骸呢？
筆者相信，其最主要動機就是毁屍滅迹：毁掉車廂的「屍骸」、滅掉死亡人數過於驚人的「痕迹」。當局宣稱只有39人死亡，但大量旁證說明，遠不止此數！
其一，列車受損程度驚人，裏面應藏有大量屍骸。圖片所見，被撞的前車最後一節車廂，變成一堆扁平廢鐵，尾二那節車廂也嚴重變形。鋼鐵車廂尚且如此，更何况車內的血肉之軀？因此，最後那節車廂迄今只找到一名生還者，就是結束搜救約12小時後被發現的兩歲半女孩「伊伊」，而救出小伊伊的特警隊長表示，車廂內有很多屍體，他們找到的12人沒一個有呼吸。而小伊伊獲救後，特警在車廂內仍找出3具屍體。由此可見，那節車廂的乘客幾乎全部死亡，加上前一節車廂估計也有逾半人遇難，即前車兩個車廂已有近60人死亡（15車卡共558人，平均每車廂37名乘客）。
至於後車的4節車廂直插20米下橋底，平均每節車廂有71人（15卡、1072人），即有286人被困於此，即使兩成人死亡，也是50多人。兩部分合共逾110人死亡。上海東方衛視的記者，事發翌早在現場已指63人死亡。
另外，短片顯示，工作人員將依着天橋插在地面的車廂拉倒時，至少有兩具疑似人體的物體從車廂跌出來，幾名工作人員事後抬着用布蓋着的人離開；圖片也顯示，機械臂將跌落地面的車廂推向大坑前，車底下原來有一具屍體。這些事例都說明，搜救工作何其草率，不要說車廂內的屍體沒找出來，就是活人也沒認真找一下就匆匆結束收隊。
其二，事故3天後，網上還有大量尋人信息，涉及逾百人懷疑失蹤或失去聯絡的乘客；而紹興男子楊峰也在事發第3天始找到4名親友的屍體，包括懷孕7個月的太太被削去半邊面，相信是掩埋車廂的機械臂所為。當局公布的第一個達成賠償協議的遇難者林焱，竟然不在網民蒐集的39名遇難者名單內，說明那個死亡人數是多麼的假！
隱瞞死亡人數？
事實上，高鐵已採取實名制，只要公布乘客名單，誰人獲救、受傷、死亡、失蹤，一目了然，但當局不屑為之，加重外界的疑慮，像四川大地震、上海大火等事件般隱瞞死亡人數。
若死亡人數真的超過100人，成為史上最慘烈的高鐵事故，對中國向歐美、中東等國家輸出高鐵的大計，造成嚴重衝擊。中國希望輸出高鐵以消化過剩產量，並取回部分巨額投資。另外，傷亡愈慘重，更多乘客對高鐵敬而遠之，將令原已虧本的高鐵營運雪上加霜。鐵道部因高鐵大躍進而弄致債台高築，現負債近2萬億元，負債比率近六成，每年還要投入七八千億元建高鐵，若高鐵營運虧損過大，很可能拖垮鐵道部，甚至衝擊中國的金融體系。
死亡人數愈多，對中共的管治威信打擊就愈大。高鐵原本是用來炫耀中共政績的工具，如今卻是世界笑話，不僅胡錦濤、溫家寶臉上掛不住，對中共這種以績效獲取認受的政體，也是一大打擊。因此，為了「社會穩定」，必須要將死亡人數等真相「河蟹」！而迅速就地掩埋車廂殘骸，就很有必要了！
2011年7月26日 星期二
Vic - 卡內基的《人性的弱點》
家裡書櫃有一本十多年前出版的《人性的弱點》，是美國暢銷書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的其中一個中譯版。
書不是我買的，儘管書名頗具吸引力，但我一直提不起興趣看。今天看了明報一則不重要的港聞報導（見文末），提到這本書，還加了一個所謂Smartbox，說這本書「是美國人際關係學大師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於1936年完成的著作。該書運用了社會學和心理學知識，對人性進行深刻的探討和分析，激勵讀者發掘潛能和重建溝通技巧，甫出版即大受歡迎，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10年之久，至今銷出逾1500萬本，是史上銷量僅次於《聖經》的書籍。」
台灣有一家叫「卡內基訓練」的公司，自稱是「提供企業及個人教育訓練課程，幫助學員藉由培養積極態度、提升重要技能來創造卓越的工作績效，並更能享受工作享受生活」。該公司宣揚的，正是戴爾．卡內基那一套。
我不知道明報的Smartbox是參考什麼資料寫出來的，但背景資料寫得像幫人家賣廣告，也真不容易。
《人性的弱點》這本書我只看了作者序和目錄，內文還沒看，也很可能不會看，因為我本能地覺得這是一本蠱惑人心的小人書。各位如果看過，歡迎分享讀後感。
亞馬遜書店網站上有關這本書的書評很多，以好評為主，以下摘譯三則負面評論，供大家參考（原文見文末）：
1. 這是一本非常自私的書，可能害人不淺。它以淺白的文字，告訴你如何擺佈別人以達成自身目的，而不是教你公平待人、視人為目的而非工具。如果這還不足以說服你別看這本書，那我得說：作者教的手段是否有效很有疑問，因為人們其實並沒那麼好騙。
2. 你或許不知道，卡內基這本書其實是教人利用友誼，為自己謀取金錢及政治利益的指南書。現在這本書的粉絲說，這本書幫助他們克服害羞內向，獲得真正的友誼。但戴爾．卡內基對真正的友誼毫無興趣，他唯一關心的，是如何利用友誼，獲得金錢及政治利益。
3. （這則評論特別有趣，值得細閱原文）
這本書教授的技巧，令相信它的人變成一個機器人。沒有人知道他真正的興趣，儘管你一開始以為他的興趣跟你很相似。他毫不真誠，也無信譽可言。你看到他笑時，不知道他是真正開心，還是只是想裝開心。他說同意你的觀點時，你覺得毫無意義，因為他似乎同意每一個人的觀點。他對你無保留的誇獎，令你覺得是一種羞辱，因為他這麼做時，忽視了真正值得誇獎的東西，而你知道，他為你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營造自己的形象。
我覺這本書要說的，不外乎以下幾點：
- 假裝對別人的嗜好感興趣，以便利用他們達成自己的目的；
- 無論別人跟你說什麼，都裝作同意，好讓自己更受人歡迎；
- 只表達正面的感覺，不要理會是否真誠；
- 為自己的行為提出一些藉口，令人不好意思拒絕，這叫做「訴諸高尚情感」。
中國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謂的做人的學問。中國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純粹。四周充斥著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學問、庸俗管理的學問，其祖師爺都是厚黑學和潛規則。從這些學問裏，我看到的都是爭先恐後的、創造性的無恥。我經常會覺得不可思議，怎麼那麼多教人做人的學問裏邊，都不教人怎樣做一個正直、正派和有道義的人，反過來都教人怎麼做一個圓滑、世故和不吃虧的人。
我想說的是，厚黑學和潛規則並非中國人的專利，美國人其實也很在行，而且我們華人，還常常捧人家為大師，將一本小人書視為經典的人生指南書。
2012年8月19日後記：今天看了這本《人性的弱點》，覺得確實是一本小人書，而且內容十分單薄。我摘譯的那三則讀者評論，都是中肯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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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費爭執 出院《人性的弱點》遮面
2011年7月26日
【明報專訊】一名身懷世界暢銷書《人性的弱點》的青年，昨晨於有「鳳樓集中地」之稱的北角皇冠大廈尋歡後，疑因小費問題觸動其「弱點」，與18歲鳳姐頓起爭執。兩人爭持間，青年遭人用高跟鞋敲穿頭，負傷逃到地面報警。涉案鳳姐一度與警對峙，其後被警員破門制服，揭發她是持有雙程證的內地人，被捕帶返警署。
召妓後遭扑傷的25歲青年周╳傑，在場接受包紮後需進一步送院治理，出院時以《人性的弱點》遮蓋臉容。被捕鳳姐李╳紅，年僅18歲，因「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罪名，以及違反逗留條件被捕。
警破門拉人 鳳姐被捕
消息稱，周昨凌晨時分獨自到英皇道321號皇冠大廈1樓尋歡，同層有24個單位，其中最少15個是鳳樓，內部再被闢成多間劏房。鳳姐數目眾多，日夜都吸引大批男士在走廊徘徊挑選。
周其後進入李的鳳樓訪談交歡，事後卻因小費問題起爭執，混亂間周報稱被人用高跟鞋施襲，他閃避不及被扑至受傷流血，奪門逃至地下報警。警員到場，李關門拒絕合作，一度與警對峙。警員見勸說不果，決定破門把她拘捕。
品流複雜 居民常受嫖客滋擾
皇冠大廈屬商住兩用，除設有跌打醫館及旅行社，低層單位多被闢作鳳樓，是著名的「鳳樓集中地」。該大廈人流眾多，品流較複雜，2009年曾發生多宗縱火案，幸只是走廊雜物被燒毁，未釀大禍。
今年6月3日，大廈對開的垃圾桶發現一具嬰屍，警方懷疑是鳳姐產後棄掉，曾逐層搜查大廈，但未有發現。
一直關注皇冠大廈淫業問題的立法會議員直言，過去經常收到居民投訴受到嫖客滋擾，但現行法例無法取締劏房及鳳姐，只能要求警方多巡查，減少罪案發生。至於有內地鳳姐在大廈內賣淫，他認為背後是由不法集團操控，警方應深入調查。
Smartbox﹕《人性的弱點》銷量僅次《聖經》
【明報專訊】《人性的弱點》英文名稱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是美國人際關係學大師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於1936年完成的著作。該書運用了社會學和心理學知識，對人性進行深刻的探討和分析，激勵讀者發掘潛能和重建溝通技巧，甫出版即大受歡迎，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10年之久，至今銷出逾1500萬本，是史上銷量僅次於《聖經》的書籍。
Some customer reviews on Amazon.com on How to Win Friends & Influence People
1. Think twice before spending your money
This is a very selfish book with the potential to be damaging. In very grounded, seemingly common sense language, it tells you how to manipulate people for your own ends rather than treating people fairly and as ends in themselves. And even if that alone isn't enough to discourage you from reading this book, I very much doubt the techniques work. People are not so easily fooled.
Utter dreck! Anyone who thinks this book offers important wise advice on friendship is an idiot.
Dale Carnegie was nothing but a huckstering sophist, and a very repulsive one at that. For those of you who may not know, Carnegie's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is a handbook on how to exploit friendship for the sake of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gain. Now fans of this book (why such people are allowed to read, much less vote, I do not know) will say this book helped them overcome their shyness and make real friendships. But Dale Carnegie is not interested in real friendship. His only concern is to exploit friendship for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gain. One need not be Einstein to know this. One need only read all the garish claims on the back of the book (I have an earlier edition than the one usually found in bookstores today) such as, say, "Increase your earning power" "(Carnegie's book will) [m:]ake you a better salesman, a better executive." If the book were really about true friendship, as its many lobotomized fans insists, then one would expect the blurbs to claim that the book will make the reader a better friend, not a better salesman. A true friend cares about his friends, but a salesman cares about his profit, and if friendship come between him and his profit, then so much for friendship. Dale Carnegie's groupies are utterly oblivious to his promotion of such shameless exploitation, which is as obvious as a communal bedpan.
......
3. This book is now obsolete
"Today we come across an individual who behaves like an automation, who does not know or understand himself, and the only person that he knows is the person that he is supposed to be, whose meaningless chatter has replaced communicative speech, whose synthetic smile has replaced genuine laughter, and whose sense of dull despair has taken the place of genuine pain...he suffers from defects of spontaneity and individuality..." As I can validate with the man who recommended this book to me, this observation by Erich Fromm is 100% on target with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This man, who practiced this book, presented himself as superficial, artificial, irregular, and consequently very annoying. He proved to me that these techniques do not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they stifle it. Instead of being direct, this man would only have the courage to give hints or make indirect statements in the form of questions. If I would attempt to explain something to him he didn't understand, he would immediately light up and go, "Oh! I see what you mean buddy." In my head I would think 'You couldn't possibly understand- I didn't even start explaining!' But that's how this "Win Friends" philosphy made him- he's not willing to go through any difficulty at all to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The techniques in this book basically converted this man into a robot. Nobody really knows what kinds of things he's interested in - although at first you think his interests have a lot in common with yours. The man has no sincerity or credibility. When I see him smiling I don't know if he is genuinly happy or just trying to appear pleasant. When he says he agrees with me, it means nothing because he always seems to agree with everyone. I've come to take his liberal and exaggerated complements of me as insults because in doing this, he ignores what is truly worth praise and I know that anything he does for me is really only for his image.
I'll sum up this book for you:
1. Fake interest in other people's hobbies to get what you want out of them.
2. Pretend to agree with whatever people tell you so you'll be more popular.
3. Only express positive feelings ; do away with sincerity.
4. Make false excuses for your actions that people would be embarrased to turn down, called "Appealing to the Nobler Motives."
5. Talk your way out of what you behave yourself into (as if this was possible).
I witnessed the ineffectiveness of a man who devoted himself to this book; I tried this book myself for a while. My conclusions: It contains nothing more than deceptive, manipulative, superficial techniques that have no use and will lead to the detriment of yourself and your relationships. Instead, I recommend reading the book that made this one obsolete: "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by Dr. Stephen R. Covey.
陳雲 - 暴政無賢君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7月26日
一九九七之後，香港兩任特首，一商人出身，一來自公務員，兩人命運都是半途而廢，無疾而終，民望開始之際略有起色，之後便墜如隕石，只能在地上炸出一個陷坑，激起一些灰塵。快到第三任了，蛇貓狗三人出來，一奸一毒一愚，尚未參選，惡評如潮，香港人不再善頌善禱，連蜜運期也不賞給他們。
蛇貓狗困獸鬥之際，忽然殺出一隻蝙蝠鼠，中共稱他一片紅心，泛民主派讚他開明善良，彷彿兩面都是好人。資深評論人頌揚他對否定六四屠殺的態度毫不含糊，主持立法會議公正嚴明。
德國哲學家尼采說過，凡人往往認為，罪惡的減輕就是善德。斥責六四屠殺，只是常人品性，並非善德。至於主持議會公正，一來是會議秩序之技術規定，二來是曾鈺成乃民建聯出身，出任會議主席之後，便要嚴守中立，不能大放厥詞，於是不再惡口毒舌，面容也謙卑祥和，但是否成為大善人，香港人仍須自行判斷。
即使曾鈺成品性純良，在暴政之下，又有何為？曾鈺成可以貌似懷柔如溫家寶，但始終是中共的人，為暴虐政權做事。所謂暴政，有兩個定義。一是明顯的殘暴行為，橫徵暴斂，率獸食人，謂之暴政。二是制度殘暴，令民意無以暢通，悲屈終身。
香港已過了工業階段，暴政也有錦繡外衣屏障，但揭去外衣，依然是暴政。官商勾結，縱容地產霸權瘋狂剝削，市民六成收入貢獻樓房賦稅，就是橫徵暴斂。高官呵斥市民，警察虐待示威者，就是率獸食人。特首及立法會不能直選，功能財閥盤踞議會，立法會分組點票，香港無反壟斷法、集體談判權、物業空置稅等，小民不論如何勤奮，都是困乏終身，就是制度之暴政。
曾鈺成如果參選而又當選，可視之為惡中之小惡，也可視為中共對港立場轉趨溫和。選一位純良之人出任，可作暴政之屏障，以忠良之人遮蓋中共干預香港內政，延遲不予港人普選。於香港民主而言，寧可中共推出毒人賤人傻人來當特首，也不願賢人來當特首，消磨港人警惕之心與奮鬥之志。
暴政之下的賢君，其弊端就如清朝開國巧遇三位明君，令漢人放棄排滿，恢復漢室，更令臣子甘願放權，以致帝王獨攬大權。
賢德的清初三帝、睿智的納粹黨人、開明的共產黨官、眼神充滿柔情和憐憫的強姦犯、欲語還休的離婚老公......大家見夠了未？醒來了未？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溫州鐵路災難 家屬怒吼﹕只顧通車不救人
家屬怒吼﹕只顧通車不救人
4屍5命失至親 誓追究到底
2011年7月26日
Vic：出事後，迫不及待的搬出一個漏洞百出、無法令人信服的事故理由（雷擊？天啊，你們的鐵路就這麼脆弱？），然後還意圖諉過給前線員工（說很可能是司機過度疲勞）。然後匆匆結束救援，待發現還有兩歲女童生還，就說是「生命的奇蹟」。然後匆匆找三名官員當替死鬼，希望堵住天下人攸攸之口。然後在現場就粉碎並掩埋車體，說是為了方便救援（粉碎事故車體，不妨礙調查事故原因嗎？）。
【明報專訊】發生溫州動車特大事故的甬溫線昨晨近7時恢復通車，死亡人數進一步增加至39名，死難者家屬對當局在事發後數小時宣布停止救援感到憤怒，砸毀溫州第23中學的家屬接待中心的枱櫈，及追打現場工作人員，昨晚數十名死者家屬更到溫州市政府靜坐抗議。有死難者家屬控訴，當局為求盡快讓鐵路通車，置被困車廂乘客於不顧，匆匆下達停止救援、清理路軌的命令，他們誓要追究到底。
溫洲市民默哀放孔明燈
據溫州市官方介紹，截至昨晚6時，「7‧23」動車追撞事故遇難人數已增至39，較前日增加4人，有4具遺體在現場掘出。官方稱，這不是最後的遇難者數字。大量溫州市民昨晚自發在市政府前的世紀廣場，為死難者默哀，並放孔明燈。數十名死者家屬也參加並靜坐示威。
堵市政府路面終見官員
這些死者家屬昨午從殯儀館聚集到第23中學，要求與鐵道部工作組人員會面，解釋過早下令停止救援和公布事故真相，並抗議政府部門善後工作中不力。晚上7時許，20多名家屬到市政府門口靜坐，要求見政府高層。到了9點半，久等不果後，家屬堵塞了市政府門口的路面，才有官員出來，請他們到信訪辦見面。
來自浙江紹興的楊峰，在事故中失去了妻子陳碧，以及大姨、岳母、外甥，其中妻子陳碧懷有7個月身孕。他昨日披麻戴孝控訴，「岳母和外甥的屍體是在鐵道部宣布救援結束20小時後在現場被發現的，同車廂的另一名兩歲女童（指父母罹難的伊伊），被發現時還生還，鐵道部說的『生命的奇蹟』完全就是荒謬」。
楊峰說，他在出事當晚9點鐘聽到消息後，從紹興開車，到溫州事故現場是凌晨1點，當他衝過兩道特警的封鎖線，「過田、過河、爬山、過鐵路，終於被我進入了現場。」可是看到的，卻是消防官兵列隊等待領導人訓話，並沒有人救援。
「我自己爬進損毀的車廂，看到車內有手有腳，可是沒有人幫忙救援。」楊峰說，消防員告訴他，沒有大型切割機器，也沒有生命迹象，救援已結束，清晨5點鐘清理現場，「16號車廂被吊車吊下來，另一個車廂甚至是被拖下來的，根本沒考慮裏面的遇難者」。
「人還在裏面 就清理垃圾」
「我老婆的臉被挖得面目全非，姐姐（大姨）的頭沒有了一半。」楊峰形容當時認屍的情形說，人是用機器挖出來的。人命在鐵道部的官員眼裏不算什麼，「人還在裏面，就開始清理現場垃圾，難道垃圾比我們的人還重要？」「為什麼鐵路部門一介入，消防施救馬上就退下去了？是生命重要還是鐵路通車更重要？」
對於鐵道部發言人的鞠躬道歉及官員下馬，他十分不屑﹕「如果死了人，只要鞠個躬下個台就能把問題解決，我相信中國的事故會愈來愈多。鞠個躬下個台，我太太、丈母娘，他們都不能回來！」
楊峰控訴期間，有死者家屬將接待處的枱櫈掀翻，並與工作人員爭執，數名家屬一度追打工作人員，場面混亂。警方到場才將事件平息。鐵路部門稍後表示，會將家屬的訴求向上級部門反映。昨早消防部門再派出救援隊到場搜救，但再未發現被困人員。當局再度宣布搜救全部結束。至昨深夜，事發現場再有大型工程車駛入，擬將車廂殘骸進一步粉碎。
明報記者 李泉 林錫禮 溫州報道
埋車被質疑毀證 鐵道部﹕便救援
【明報專訊】當局在清理事故現場期間，把落到橋下的車頭就地掩埋，引起公眾質疑，當局此舉是否為了掩埋證據。前晚的鐵道部記者會上，發言人稱掩埋車頭只是為了「便於救援」。
在事發翌日，救援人員就在用挖泥車在現場挖了一個大坑，將車體掩埋，並拆毁了部分車體。在官方最初的「事故由雷擊引起」的解釋令眾人覺得不可思議之時，掩埋車體的舉動引起了「掩蓋真實事發原因」的猜測。
08年膠濟鐵路事故 曾就地埋車
在全球的交通事故現場，就地掩埋殘骸的做法極為罕見。事實上，在火車脫軌等事故發生後，經常有調查人員在現場仔細搜尋車體碎片，以協助事故調查。不過，曾有報道指出，中國當局在2008年4月28日膠濟鐵路發生特大事故後，也有就地埋車的做法。
前晚的新聞發布會上，鐵道部新聞發言人王勇平就疑問回應道，「因為當時在現場搶險的情況，環境非常複雜，下面是一個泥塘，施展開來很不方便，還要對其他的車體進行處理，所以他們把車頭埋在下面，蓋上土，主要是便於搶險。」他還說，現場工作人員稱，「不是想掩埋，事實上這個事情是無法掩埋的」。
這一回應仍無法平息疑問。共同社引述北海道學園大學的鐵道工學教授上浦正樹表示：「為驗證煞車等設備是否發生故障，保存事故車體是非常重要的。」就中國政府掩埋車體的處理事故方式，他又說道：「只有在失敗中反覆學習才能取得技術進步。這麼做無助於防止事故再次發生。」
京滬線故障 客困車廂兩句鐘
【明報專訊】安徽定遠縣一處京滬高鐵供電站昨日發生故障，導致11班高鐵停駛，乘客被困在悶熱的車廂內逾兩小時。
此外，因北京前日降下13年來最強暴雨，京承鐵路北京密雲段因泥石流而塌方，6列普通火車停駛10多小時，逾4000乘客受影響。
新浪微博網友透露，昨午5時左右，G20次開到安徽定遠縣桑澗鎮附近突然停下，冷氣關閉，列車長逐個車廂通知是「全線停車」。車內網友發微博說﹕「外頭正在下雨，車門已經打開，有人爬到車頂上修理。」受影響的班次還有G44、G213、G17、G43、G411、G163、G145、G147、G166和D88，東方網引述鐵路部門消息稱，已啟動應急預案及組織搶修，對旅客表示歉意，但故障原因仍在調查。
2011年7月23日 星期六
周保松 - 寬容與愛
收錄於周保松著作《相遇》，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一個人的罪，最終要由自己來贖，方式便是像耶穌那樣愛人。如果人都能像他那樣去愛，人便能克服人的無力，體現人作為人最高貴的品質和價值，贖回人的罪，並回到上帝身邊。
只有愛人如己，人才能真正自由。而當人人能愛，人間即天堂，天堂即人間。
耶穌的受難，讓我們看到寬容的重要。而寬容，需要愛。一個真正能寬容的人，總是能夠穿過人們信仰的差異，看到共同分享的人性，尊重他人的自主性，體諒人的限制和軟弱，並懂得欣賞多元的可貴。這裏，不僅需要知，也需要關懷和惻隱。經過數百年的戰爭和暴力，我們畢竟慢慢學會了寬容，並有了信仰自由。或許，我們應該對自己多點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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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的《耶穌受難記》(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在全球引起廣泛討論。耶穌受難，按《聖經》的說法，是說耶穌作為上帝之子，甘願背起十字架，以他的身體和血，洗脫世人的罪。耶穌於三天后復活。如果我們將耶穌復活和作為人子的身份的真確性暫時存而不論，只視他為一個殉道者，那麼作為一宗歷史事件，耶穌受難，到底有何政治和哲學含意？
西方歷史上有兩個人的死，影響深遠。一個是耶穌，另一個是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被視為西方哲學之父，是當時雅典最有智慧的人，但卻在公元前三九九年，被實行直接民主的雅典城邦的五百零一人大陪審團判處死刑，罪名是褻瀆諸神和腐蝕青年人的心靈。而耶穌則以褻瀆之罪被羅馬人和猶太祭司判釘十字架。就此而言，兩人都死於宗教上的不寬容。
如果我們稍讀《聖經》，便會發覺那些祭司和法利賽人堅持要處死耶穌，並非出於嫉妒，而是耶穌直接挑戰了他們的政治及宗教權威。耶穌傳道，吸引了大批信徒。他亦對當時的祭司文士進行了強烈批評，並呼籲信徒不要效法他們。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後，更以一介平民之身，聲稱他便是神的兒子，是彌賽亞，是猶太人的王。這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因為耶穌直接挑戰了他們的統治權威。儘管耶穌有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之說，但在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中，這種妥協的可能性不可能存在。耶穌不但必須死，而且必須死得殘酷無比。只有如此，才可殺一儆百（除了耶穌，當時也有其他人自稱彌賽亞），確保他們的統治。我們知道，釘十字架這種殘忍的刑罰，是羅馬人專門用來懲治叛亂者的。羅馬總督彼拉多用希伯來、羅馬、希利尼三種文字在十字架上寫上：「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並非事出無因，而是要恐嚇民眾：不要效法耶穌，否則這便是你的下場。
就此而言，耶穌的受難，並非特例。耶穌之前，耶穌之後，東方西方，有萬萬千千的異見者，死於宗教不寬容。所以，單單指責猶太人殺死耶穌，或以為這是由於猶太人的民族性使然，都是偏頗之論。以中世紀的羅馬教廷為例，它便通過宗教裁判所，將無數他們眼中的異端活活燒死。所以，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宗教寬容為什麼這麼難。寬容，被視為一種德性。但寬容的概念本身，卻存在一重兩難：一個人要寬容的對象，恰恰是他在道德和情感上最難忍受的東西。寬容作為德性，既非對他人的行為和信仰漠不關心，亦非持一種價值相對主義的態度，而是說寬容的一方雖然手握權力，並深信自己信仰的真確性，但卻克制自己，容忍異見者的信仰自由。
對於一個排他性極強的一元論宗教來說，寬容實在難以想像：如果關於真善美的知識，關於靈魂不朽和死後世界的問題，均有客觀無疑的普遍性答案，真理只有一個，而我信奉的宗教恰恰掌握了這種真理，那我為何還要容忍那些無知的非理性的邪教異端？為了他的好，難道我不該用各種方法誘導他，規勸他，甚至必要時懲罰他處死他？更何况，這些異端會隨時腐蝕他人心靈，敗壞社會風氣，破壞社會團結。因此，為己為人，寬容都是不智。
由此而來的悖論是：要避免耶穌受難的悲劇，一個社會必須要有宗教寬容，容許人們有信仰自由。但一個寬容的社會，恰恰和按耶穌教導而建立起來的一元性宗教產生巨大張力。宗教寬容的理念，只在經過十六世紀路德、加爾文等發起的宗教改革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持續百年的宗教戰爭後，才慢慢發展起來。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政教分離的原則。洛克對此說得十分清楚：「下述這點是高於一切的：即必須嚴格區分公民政府的事務與宗教事務，並正確規定二者之間的界限。如果做不到這點，那麼這種經常性的爭端，即以那些關心或至少是自認關心人的靈魂的人為一方，和以那些關心國家利益的人為另一方的雙方爭端，便不可能告一結束。」（《論宗教寬容》）
政教分離是現代社會一個重要特徵，也是自由主義的重要源頭。政教分離並非要消滅宗教。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便指出像美國這樣政教分離的國家，宗教同樣發展得欣欣向榮。政教分離包含兩重意思：第一，政治權威的正當性基礎，不應訴諸於任何宗教信仰。規範社會合作的政治原則，不應建基在任何特定的宗教之上。第二，宗教屬於私人領域的個人事務，它關懷的是個人靈魂的拯救，國家和法律不應介入其中，而應尊重每個公民的選擇。
對自由主義來說，寬容的基礎，乃出於對人的尊重。體現這種尊重的，不在於一個人的信仰是否真確，是否與我同一，而在於我們承認每個人作為自由獨立的個體，具有理性選擇一己的信仰及賦予其人生意義的能力。這種普遍性的道德能力，使得每個人均應受到平等尊重，享有同樣尊嚴。這是現代平等政治的基礎。寬容的悖論，在這裏似乎得到解决：我雖然對你的信仰深為反感，並相信那是錯的，但由於我視你為平等的理性的道德主體，因此我尊重你的選擇。一個多元寬容的社會，從而變得可能。
當然，一旦將信仰從人作為平等自由的道德主體中分離出來，對於傳統宗教的衝擊是無可比擬的。首先，在一個自由主義社會中，每種宗教均須接受自由的優先性。誠然，每種宗教從其自身的觀點看，仍然會堅持其信仰的真確性，但卻不能以此為由，要求國家運用權力強迫他人信奉。一個國家，必須尊重個體的自主獨立和選擇的自由。
我認為，人類歷史走到這一步，是個很大的進步。我們接受，無論一個人持什麼信仰，無論這信仰多麼離經叛道，只要不傷害他人及侵犯別人的權利，便該受到寬容。這個觀點看似平常，但在耶穌的年代，卻是難以想像。寬容之所以可能，是由諸多歷史條件造成。第一，我們早已接受政教分離的原則；第二，我們活在一個相當世俗化的世界，接受信仰是私人領域中的個人選擇；第三，我們尊重個人自主。用密爾的話，個人的選擇未必最好，也未必對，但只要是他選的，我們便應尊重；第四，我們重視個人權利。信仰自由被視為人最基本的權利，具有優先性；第五，在信仰問題上，很多人傾向多元論或一種溫和的懷疑論，不再認為信仰是惟一及絕對的，又或相信救贖之路只有一條，反而傾向多元共存。最後，我們逐步發展出民主制度，通過一個彼此認同的程序，解决種種社會爭議。
值得留意的是，活在這樣一個徹底世俗化的世界，並非沒有代價。當宗教從公共生活中退隱，當信仰變成無可無不可的個人選擇時，宗教便很難再像以前那樣，給人們提供安身立命的基礎。對很多活在資本主義的現代人來說，生活的全部意義，只有不斷追求物質欲望的滿足。但這顯然並不足夠。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的兄弟》中的話：「因為人類存在的秘密並不在於僅僅單純地活著，而在於為什麼活著。當對自己為什麼活著缺乏堅定的信念時，人是不願意活著的，寧可自殺，也不願留在世上，儘管他的四周全是麵包。」畢竟，我們除了麵包，還需要活得有意義和有價值。馬克思認為，宗教純是一種解除現實痛苦的鴉片，當有一天生產力高度發展，麵包遍地，人類得到真正解放時，宗教自然會隨之消失。但我反而覺得，麵包愈多，宗教也許便愈不會消失──無論它的處境多麼艱難。
我以上的討論，假設了耶穌是一個被迫上十字架的殉道者。但按《聖經》所說，耶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命運，並且甘心背起十字架的。這似乎意味著，耶穌本來可以選擇不受難。但既然他選擇了，我們便有必要問，他的動力從何而來？這是一個理性的抉擇嗎？最主流的解釋，是說耶穌清楚知道這是上帝的命令，也只有如此做，才能贖清世人的罪。既然上帝代表絕對真理，耶穌當然應該絕對服從。這個解釋既預設了上帝的存在，亦預設了耶穌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情形未必如此。如果我們讀一讀較早撰寫的《馬可福音》和《馬太福音》，會發覺耶穌在臨死一刻，曾大聲地問：「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由此可以推斷，耶穌對於他的選擇，多少有所疑惑，甚至失去信心。如果耶穌並不百分之百肯定自己將會復活並得永生，而他本又可以不用上十字架，那麼他的選擇，理由何在？
這個問題不易答。我個人認為較為合理的解釋，是由於耶穌對人類的愛。耶穌相信，他的死，一方面可以彰顯他對世人的愛；另一方面可以喚醒人們學會如何愛人。這種選擇，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其他例子。晚清戊戌六君子中的譚嗣同便是這樣，他本可以不死，卻有意識地選擇了死，希望借此喚醒國人。但耶穌的愛的特別之處，在於它是一種完全普遍的無差等的愛。他不是愛某一個人，某一種族的人，而是愛世人，愛人類本身。他似乎有種超凡的慈悲心，立於塵世之上，以一種奉獻的精神，關愛世人。耶穌不僅如此要求自己，也如此要求他的信徒。所以，他在回應什麼是律法誡命中最大時，他說除了盡心盡意的愛主以外，第二便是「愛人如己」，他又稱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我甚至覺得，這兩者是分不開的，因為在世間體現愛上帝的最具體方式，便是愛人如己。一個不愛人如己的人，談不上敬愛上帝。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耶穌為什麼非要選擇上十字架來彰顯他的愛？這是問題的關鍵。主流解釋認為只有這樣，人的罪才能得到赦免。但這令人費解。為什麼耶穌的死，能夠贖別人的罪？難道耶穌一死，那些殺害他的人的罪便可馬上得到赦免？這不僅不可能，也不公正。另一個解釋是，耶穌所洗的是人的原罪。原罪的解釋源於《創世記》中夏娃受蛇引誘偷吃禁果，從而能分辨善惡的故事。但這解釋實在過於牽強。我們總不能說，知道善惡本身是一種惡，因為知善惡明是非本身是一種能力，而人是可善可惡的。再說，即使耶穌的死能洗清人的原罪，也不能贖回人們在人世間所犯的罪。退一步，我們亦可以問：上帝為什麼要那麼麻煩呢？如果他要赦人的罪，直接赦免不就行了？先要耶穌死，又要他復活，並展示給人看，這不正是耶穌一直反對的那種要以奇迹來使人相信的方式？
我個人的理解，耶穌所說的罪，是人性中一些難以克服的弱點，或他所稱的心裏的惡念。「從人裏面出來的，那才能污穢人，因為從裏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苛合、偷盜、凶殺、奸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驕傲、狂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能污穢人。」（《馬可福音》，第七章）耶穌清楚看到人在世間犯的種種惡，但人似乎對此既不自知，亦沒有信心有能力將此改變。人就像中了魔咒一樣，周而復始，一代又一代的爾虞我詐，互相殘殺。活在惡（罪）中，人無從得到解脫，也無自由可言。儘管如此，耶穌必定又同時樂觀地相信，一個人無論犯了多少惡，人作為人，其人性中必定有些高貴的品質或神性，足以克服這些惡。只要人能自覺地實現這種品質，人便得救。
答案在於愛──愛人如己。
耶穌當然相信人有愛的能力，但世人欠的是他那種普世式的無私的愛。他借著他的死，清楚地示範給世人看，人可以有這種能力：你不僅能愛自己，愛你的父母妻子，愛你的鄰人民族，還能超越一切等級關係，平等地不求回報地愛所有的人。就此而言，所謂耶穌借他的死洗脫人的罪，並非說他的死抵消了世人的罪，那是不可能的。一個人的罪，最終要由自己來贖，方式便是像耶穌那樣愛人。如果人都能像他那樣去愛，人便能克服人的無力，體現人作為人最高貴的品質和價值，贖回人的罪，並回到上帝身邊。
只有愛人如己，人才能真正自由。而當人人能愛，人間即天堂，天堂即人間。
耶穌通過他的釘十字架彰顯的大愛精神，在人類文明史中，可謂驚天地泣鬼神。佛陀也是對人充滿悲憫，但他看到人的苦難的因，是人無窮無盡的欲望。因此，解脫之法，是努力消除人的欲望。馬克思認為，人間衝突的根源，是由資源短缺造成。只有在一個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充裕，人人需要得到滿足的社會，階級衝突才有望解决。耶穌訴諸的卻是人的愛的能力。耶穌受難的一刻，即使有所猶豫，我想他仍會堅持，或有理由堅持，他的死是有價值的。
問題是，耶穌的受難，真能喚醒世人？
很遺憾，人類徹底地叫耶穌失望。兩千年過去了，人們還是在不斷地互相殺戮，而且殺人手段愈來愈高明。令人感慨的，是他的受難之地耶路撒冷，在今天竟是殺戮最多之處。人們還是不斷地追逐權力財富，用盡方法支配宰製他人。耶穌式的愛，不僅難得一見，即便是等級制的愛，在占有性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也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用馬克思傳神的話，資本主義「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共產黨宣言》）。在商品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大多只有純粹競爭性的利益關係。自利主義是常規，利他主義是變態。愛人如己不再被視為什麼美德。恰恰相反，我們的社會經濟制度，使愛人如己變成完全非理性的行為。
如何解釋這種現象？有人或會說，這都是人的錯，因為我們都不好好聽從耶穌的教誨。但會不會耶穌一開始便看漏了眼，對人過度樂觀，將人看得過高？他會不會看不到，他所彰顯的大愛，其實只有他及一小撮的人才能做到？會不會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宗教大法官對再臨大地的耶穌說：「你看看周圍，自己想想，現在已經過了十五個世紀，你去看一看他們：你把誰提得跟你一樣高了呢？我敢起誓，人類生來就比你想像的要軟弱而且低賤！難道他也能夠履行你所履行的事麼？由於你這樣尊敬他，你所采取的行動就好像是不再憐憫他了，因為你要求於他的太多了。」用英哲伯林的說法，人性是一塊扭曲變形的木頭，怎樣的矯也不能矯直過來。（這句話源出康德"Out of timber so crooked as that from which man is made nothing entirely straight can be built."）
耶穌在十字架上說：「父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耶穌實在太樂觀了。他似乎相信，只要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便不會犯罪。這和蘇格拉底的看法，十分相似，即善和知識等同。一個有知的人，絕不會行不義之事。這實在過於樂觀。在我們的世代，如果希望透過愛人如己來解決世間種種衝突，似乎有點痴人說夢。
我們可以怎樣呢？如果我們永遠不能提升到耶穌同樣的高度，我們只能退而求其次，承認人的限制，然後透過制度、文化和教育等，在人間建立一個較合理的社會。然後我們希望，在這樣的社會生活的人，可以慢慢培養多一點對己對人的信心，從而將人類善良美好的一面表現出來。這是否仍然過於樂觀？我不肯定。但我知道，如果我們連這點信心也沒有，我們便只能看著自己沉淪。
耶穌的受難，讓我們看到寬容的重要。而寬容，需要愛。一個真正能寬容的人，總是能夠穿過人們信仰的差異，看到共同分享的人性，尊重他人的自主性，體諒人的限制和軟弱，並懂得欣賞多元的可貴。這裏，不僅需要知，也需要關懷和惻隱。經過數百年的戰爭和暴力，我們畢竟慢慢學會了寬容，並有了信仰自由。或許，我們應該對自己多點信心。
2011年7月21日 星期四
胡晴舫 - 為何香港與台灣需要彼此
聯合報 2011年7月18日
Vic：這篇文篇實在是概念混亂、言不及義。了解香港處境的人，看了會哭笑不得。作者說台灣要「像香港一樣自我定義」，如果香港能「自我定義」，陳雲等人還需要搞「香港自治運動」（HKAM）嗎？
「香港永遠是香港，他們是香港人，無論世界如何流轉，香港是他們的家」，我也希望是這樣，但現實是許多人視香港為賺錢的地方，從來不真正以香港為家。此所以香港人因為種種原因（一大原因是出於對中共的恐懼與厭惡），大量移民外國。
真正的以香港為家的人當然有，包括許多年輕人。眼見香港的宗主國從民主法治傳統深厚的英國，轉為粗暴勢利邪惡的中共，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的自主性日漸遭蠶食，民主普選遙遙無期，自由法治岌岌可危，經濟壟斷日趨嚴重，洗腦的愛國教育勢在必行，香港的有心人正努力質疑、挑戰現行體制。奈何他們只是覺醒的少數，輕易被建制派標籤為「無益無建設性」的激進份子，而多數港人仍像溫水中的青蛙般不知不覺。
香港落入中共手上十四年，的確有許多值得台灣汲取的經驗教訓，例如如王丹所言，香港的CEPA經驗，正值得擔心EFCA影響的台灣人借鑒。但是，香港最值得台灣警惕的，其實是在政治方面：主權一旦落入中共手上，就再沒有自主與尊嚴的保障，只有自我欺騙、接受奴役的自由。此所以作者說什麼「中國出現越多不同類型的城市中心如香港、上海，與政治城市北京分庭抗禮，越能打破政治壟斷的單一格局，越能使用普世民主價值而非鞏固政權邏輯去處理議題，在這種架構下再去討論台灣前途，對台灣人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實在是幼稚的夢囈。
淪為中共殖民地的香港，經濟再成功，表面再繁華，也只是平民百姓的地獄，骯髒齷齪、不公不義的地方。真正以香港為家的人，能忍受自己的民主權利長期遭剝奪嗎？
後記：回應杜生之文章〈從台灣看香港〉
胡文或許用心良苦，希望台灣人借鑒香港經驗，以更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大陸。問題是，不熟悉香港的台灣人看了她的文章，很可能以為香港情勢大好，既有本土歸屬感，又能面向全球，經濟上與大陸同榮，不受國族政治困擾，因此以為香港真的有許多值得台灣學習的正面經驗。這種不符事實的觀念，對台灣是很危險的。
香港與台灣面對中共控制的大陸，如何安身立命，不僅是現實政治問題，更是文化競爭的問題－－更準確點講，是香港與台灣如何以其文明與文化上的優勢，協助有心人在大陸從事文化救亡的問題。但要對大陸有幫助，首先必須鞏固自身的文化優勢。
一些台灣人期盼「政治擺兩邊，經濟擺中間」，固然是反映對藍綠惡鬥的厭惡，但也隱含著一種庸俗的「經濟發展至上觀」。這種觀念很容易和肆虐全球的金融資本主義合流，利用民眾對政客的不信任與反感，主張所謂的小政府理念，鼓吹減稅和解除管制，造就跨國財團與本土財閥為所欲為的環境。面對跨國資本壟斷掠奪的全球化趨勢，國民若無清醒的意識，很容易死無葬身之所。
至於促進中國民主之事，陳雲在〈堅持香港自治 保衛自由城邦—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總綱〉的前言中，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觀點。我個人是認為中國民主與香港自治是可以並存的。
現代社會媒體的影響力很大，台灣有自由的媒體環境，但大眾媒體（尤其是主要電視新聞台）的內容不堪聞問，一面倒地庸俗勢利愚昧，這一點實在叫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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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關係終於翻了新的一頁。
大部分台灣人印象中，香港只是專坑觀光客的尖沙咀幾條街、台灣菁英所嗤之以鼻的「中環價值」以及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很少台灣人知道香港其實好山好水與高樓巨廈並存，小漁村價值與國際大企業兼容，平民茶餐廳與米其林美食同在，大企業家實幹如民工，小市民視香港為根的歸屬感，不下於他們的城市皇帝們。
香港之所以穩坐亞洲城市龍頭，不僅因為基礎設施一流，金融服務先進，城市管理優良；不僅因為他們有廉政公署，官僚系統高效率，也不僅因為他們有張國榮跟王家衛，最終原因是他們早從全球架構去思考香港的前途。香港永遠是香港，他們是香港人，無論世界如何流轉，香港是他們的家。即便香港回歸了，全球架構下，他們依然要面對其他城市如新加坡、上海甚至深圳的競爭，繼續與紐約、東京、倫敦在同一平台上工作。一直是如此務實的生存哲學以及冷酷的國際環境，讓香港從貧瘠小漁村變成國際大城市。
越全球化，越要在地化，疆界消融之後，競爭不只垂直也平行，在地社群更顯重要，扎根經營才能保持長期競爭力。這是為何台灣仍能借鏡香港的原因，跟「一國兩制」無關，而是那份不受國族政治騷擾的全球化思考。
當台灣內耗於主權認同，因此政策搖擺不定，卻忘了最重要的事：獨立或統一，台灣都是我們的家。路還是要鋪，樹還是要種，現在埋下的每條管線未來都會派上用場。因為不管歷史如何演變，台灣社會仍必須跟南韓、新加坡、泰國以及浙江省、山東省競跑。不要讓主權爭論縮窄了前瞻的視野，我們應該自訂社會進程，並且從國際角度去找到台灣的功能與定位，讓世界需要我們提供的服務與產品，像香港一樣自我定義，不讓別人定義我們。
尤其，面對中國市場的磁場效應，周圍鄰居如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越南等均遭強烈波動，台灣、香港等昔日四小龍及其他亞洲經濟體比以往更需交流，共商相應之道，如何沾露於大市場，卻不遭漩渦捲入摧毀，變成美墨的慘痛關係。目前，由於中國熱錢過量流入，香港、新加坡的房市出現巨型泡沫，物價上漲，教育資源吃緊，當地人生活承受極大痛苦，今年大選新加坡民眾因之釋放不滿訊息，台灣在旁見習，即應提早擬定對策。
台灣還與香港共享一項利益責任，即促進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多元化，保障亞太區域安定。中國雖因經貿力量而躋身國際領導，對內卻長期中央集權，以政治凌駕一切，忽視而且壓制多元價值與不同文化的發展。中國出現越多不同類型的城市中心如香港、上海，與政治城市北京分庭抗禮，越能打破政治壟斷的單一格局，越能使用普世民主價值而非鞏固政權邏輯去處理議題，在這種架構下再去討論台灣前途，對台灣人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台灣駐港機構已經正式升格為經濟文化辦事處，期待台灣當局能重新檢視與香港的交往模式，以香港的國際思維與中國經驗為他山之石，與香港攜手參與中國乃至亞洲的繁榮未來，同時，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拼圖中尋找我們真正的位置。
（作者為作家）
2011年7月19日 星期二
陳雲 - 民意代理與政治買辦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7月19日
沒想到民主黨墮落得這麼快的。近日他們不呼籲市民參與七一三的立法會反替補惡法集會示威，又說如果民建聯派出曾鈺成參選特首，他們會支持。去年政改方案一役，民主黨投共，出賣香港人，中斷香港民主進程，令選民震驚，很多人仍不理解來龍去脈。
民主黨之敗，除了是貪圖安逸的仕途主義(careerism)之外，是中國大一統意識所害。一九九七之前，香港民主政團打的是兩套牌，本土民生牌和中國意識牌，有時兩套牌一齊打，爭取福利、反貪污、支持艇戶安置上岸之類，是本土民生牌；中文合法化、保釣、平反六四之類，是中國意識牌。打兩套牌都有效，因為當時的殖民政府正要靠改善民生來有效統治香港，也懼怕華人提出中國意識，危及殖民政權。
於是政府回應政團所求，做個順水人情，有時甚至「鬆章」給政黨打，用改善民生來建立本土歸屬感，轉化香港人的中國情懷，無痛地形成了香港和平抗爭的傳統。記者招待會、示威遊行街頭諷刺劇、和平解散，成了香港抗爭的三部曲。震懾殖民政府的中國大一統意識，在九七之後失效了。民間抗爭失去鎮山法寶。
港共政府勾結地產財閥，並準備在地理上將香港融入珠三角，瓦解香港。唐英年講明要將香港窮人送回大陸，輸入大陸富人填補空間，面對橫蠻政府，民生福利牌毫無效用！留下的中國意識牌，令民主黨和某些服膺中國大一統意識的政團尷尬起來：假若不能妥善詮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本土利益，則香港政客會因為要遷就中共的政治安全、成全大陸的經濟發展之類而斷送香港的民主進程和民生建設的。港府與內地許多的城下之盟，就是缺乏本土意識而簽下的。
民生牌打不了，擁抱中國意識的民主黨由於無法政治轉型為代表香港本土意識的政黨，他們的出路，就是從民意代理變成政治買辦，轉而投靠中共，成為中共的夥伴。
本來，九七之後，民主黨就要大換血，更換領導及政綱，放棄中國大一統意識，改為詮釋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本土意識，代表香港人與中共周旋，在政治鬥爭之中劃出中港之間的楚河漢界。可惜，這些為香港利益奮鬥的政治大手筆，並非此等萬年議員、終身議員想做的事。為了仕途安逸，民主黨甘於淪為政治買辦，他們的民主任務早就完結，選民「中招」之後才懂得摒棄他們，其實有點遲了。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1年7月16日 星期六
陳興正 - 當天使不再流淚
台灣蘋果日報 2011年7月16日
亞東醫院急診護士偷拍自戕病患肚破腸流照片貼上網，引發眾怒；有關單位以侵犯隱私權懲處。但重點不僅是隱私權，更在於嘻笑言詞背後心態。該護士寫道：「哈！好久沒看到我喜歡的人體了，自行切腹的武士道精神，還自行拉出腸子，酷！重點是：更衣時發現他自己刮完陰毛，好怪喔。」今天若你父母亦因口角而切腹拉腸，你還會誇酷說讚嗎？
我對英國醫界略知一二，相對於台灣的醫學倫理滿天飛，他們很少唱醫倫高調，但不會把快樂建築在你的痛苦上，也不會當成八卦聊資從中取樂。類似問題在精神科尤為司空見慣。病患怪異言行經常帶給醫護人員許多「歡樂」，但若是你家人，你還會覺得那些荒誕妄想與古怪言行「很有趣」嗎？這並非出於無知，並不是因為你少懂了一些倫理知識以至於此，而是因為缺少某種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簡單說就是你的痛苦是你家的事，我不在乎。
嘻笑成為醫界常態
每次發生類似事件，總掀起一片獵巫熱潮，或把普遍問題個案化，彷彿這只是一小撮害群之馬而無關整體。但事實卻是這似乎才是醫界常態。醫生還是會把你醫好，但那就像修好一輛腳踏車般無須掛心與尊重。過去在大醫院工作，我總刻意避開用餐時間，避免跟大夥聊天，因為我特別害怕同事聊起病情時的嬉戲態度。有時被迫陪笑，心裏十分憂鬱。畢竟當它變成一種文化，你總不可能聽一句罵一句。在台灣，走入醫界比走入黑道似乎更容易扭曲一個人的品性。但我依然相信，一如這位闖禍的護士，醫護人員大多秉性良善，只是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正如一些人原本清純，走入政壇後，良善初衷便一點一滴腐蝕了。
大學時曾陪同一位長腦瘤的好友去開刀，出院那天卻突然顱內出血過世。遺體移離病房時，一位照顧他的住院醫師幫我推床，我無意中發現他轉頭掩飾偷偷拭去眼角淚痕。這事讓我挺感動，都快30年了，一直還記得。每當我對外在環境感到一種無能為力的挫折，常想起這位不知名的學長；他教給我的，恐怕遠勝萬千漂亮言詞。
聖奧古斯丁曾經說，他媽媽老是要他相信上帝，但後來真正說服他的並非《聖經》話語，而是她日夜為他所流的眼淚。醫護是白衣天使，一如慈母，帶來安全與溫暖。當天使不再憐憫不再流淚，病痛受苦者還能仰賴誰呢？
作者為台南麥田身心診所院長、曾任英國劍橋大學附設教學醫院訪問學者
2011年7月15日 星期五
Vic - 香港無地產霸權？－－駁施永青
2011年7月15日
施生下文貌似客觀，實則大有問題。他說：「香港的地產商可隨便不遵守香港的法律與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是見樹不見林。
社會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壓迫與不公義，往往是合法進行的。例如我可以說：「華爾街金融肥貓可以隨便不遵守美國的法律與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問題是，當某一階層的影響力大到可以實際操控權力機關時（例如透過收買政客與學者、雇用政治說客、製造輿論，令立法機關通過對自己有利的法案；或者像香港的地產財閥，透過邪惡的功能組別，阻止對他們不利的法案通過），遊戲規則已掌握在這些人手上，他們實際上便可以為所欲為。所以，即使搞出了令美國納稅人付出上萬億美元代價的金融危機，華爾街的肥貓結果受到什麼懲罰了？金融改革又改革了什麼？
香港的地產財閥與中共結成邪惡同盟，壟斷香港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源，在香港橫行霸道是人所共見的事，其罪罄竹難書。本來民主政制是制衡資本主義的有效手段，但中共與香港財閥無所不用其極阻止香港邁向民主普選，無非就是希望繼續壟斷權力與資源。
香港是否有地產霸權？也可以說沒有的，因為最大的霸權是邪惡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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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 - 香港有地產霸權嗎？
2011年7月14日 am730 C觀點
身為地產代理，可能不適宜對地產霸權的說法提出質疑。有人可能會懷疑，我是為了自身的利益，才替地產商辯護。曾有教授級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提了一些與群情相左的意見，已在網上飽受圍攻。有人似乎想製造一種「講吓都有罪」的社會氣氛。不過，我就是不喜歡在寫作時，按這些人的標準作自我審查。有人想建立輿論霸權，我就是要反霸權。
在討論有沒有地產霸權之前，應先確定甚麼是霸權。肆無忌憚，不守法紀，把自己的意願強加諸他人身上的行為可視作霸道。可以這樣橫行而不受制約的人，可視作擁有霸權。
以美國打伊拉克為例：美國說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不需要拿出確實的證據，就可以用自己的大殺傷力武器，把伊拉克炸成廢墟，推翻別人的政府，扶植自己的傀儡，賴著不走，視當地人的意願為無物。這就是在行使霸權。
美國入侵伊拉克，令伊拉克人死傷百萬，是證據確鑿的戰犯，世界人權法庭卻不敢治以應得之罪，顯示美國霸權的實在。但香港的地產商可隨便不遵守香港的法律與自由市場的遊戲規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香港的樓價貴，是因為土地供應少，而市場上亦確有足夠的人買得起。願者上釣，價高者得，是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買賣其他商品也一樣採用。相反，若是有人企圖以非市場力量，迫地產商按他們的意願訂價，這才是霸道。
至於地產商賣樓「發水」，則是因為政府立例有漏洞。但這不只是政府蠢，政黨與傳媒也不見得高明。我早就指出，要防止「發水」，一定要為建築面積下定義，而不是單為實用面積，因為地產商「發水」的不是實用面積，而是建築面積。我這個意見提了三十多年，但社會卻不去堵塞漏洞，只曉得埋怨地產商利用漏洞。如果漏洞堵塞後，地產商仍可視條例如無物，這才是霸權。
在梁展文事件中，法例並沒有限制地產商怎樣請人，而梁展文任職前亦已獲政府批准。至於地產商有沒有向公務員輸送延後利益，多個有關機構曾展開調查，可惜沒有發現足夠的證據。難道我們應該憑輿論入罪？這豈不是更加霸道？
有人或者會說，法例雖沒有給地產商特權，但地產商憑自己的實力地位，一樣可以行使霸權。他們除了搞地產之外，還控制超市，電訊，公共交通等，市民的日常生活都被他們壟斷。
然而，透過資本積累進行收購合併，是資本霸權，不宜稱作地產霸權。其他行業有盈利積累的，一樣可以這樣做。單是打倒地產商沒有用。
其實，地產商最強的年代是在八、九十年代。近年他們佔GDP的比重已大幅下降。上述的種種收購合併，都發生在港英政府年代。當年大家不去阻止，現在卻把帳算在特區政府頭上，並不公平。公器在手的人，胡扣帽子，亂打棍子，也可能發展成霸權。
梁家傑 - 你的鐵票勁，還是選民醒？
2011年7月14日
【明報專訊】「政府提出原方案，你支持；修訂了，你支持；不諮詢，你支持；到要諮詢，你又支持。你的立場在哪裡呢？」記者的提問讓連平時轉軚時面不紅、耳不赤的民建聯主席都呆了，難怪片段在網路上瘋傳。
記得曾鈺成還是民建聯主席時已曾慨嘆，支持政府「有辱無榮」。在今次「替補急轉彎」中，政府在兩星期內兩次轉軚，建制派因「跟車太貼」來不及收掣，撞至焦頭爛額，其情可憫。[Vic：不可憫也。]
另一主角梁美芬，在立法會投票支持法案如期進行二、三讀，又投票反對要求政府撤回草案的動議；但到政府終受不住群情激憤的壓力而延後表決時，她竟又派發單張指自己不支持政府事前沒有作出公眾諮詢。身為在法律學院教授《基本法》的副教授，不僅支持遭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斥責為違憲的法案，在重大議題上更前後矛盾，試問她如何面對選民、面對學生？
這負面印象是辦多少次蛇宴、捉多少老鼠都無法改寫的。有多少選民能接受如此徹底地沒原則、沒立場的政黨及政客？在年末的區議會及明年立法會選舉中，自有分曉。如果他們相信2017、2020有真普選，更應棄保皇、重民意，因為即使你有多少鐵票，最終還是敵不過選民的眼睛與良心。
近日有指政府可能會再度轉軚，替補方案會改為規定辭職的議員不能再在當屆參選。五區公投是政府眼中的「漏洞」，因為那是唯一可將市民意願直接量化的方法，是把黑箱政治照亮的一扇窗。我們絕不能讓政府把最後一扇窗封死！
何況，特首和林局長都曾分別指出限制辭職者參選，因與《基本法》確立的被選舉權有衝突而易受司法覆核挑戰。如果政府真的推出此方案，就看他們如何再一次自圓其說。
孔捷生 - 掙錢的流氓和掙夠錢的流氓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7月14日
「窮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這是專制社會的心得，所以中國數千年來奴才昌盛，他們也不甘為奴，卻不知平等與公民為何物，只一心想成為主子，次一等者，做管理奴才的準主子也不錯；都做不成的話，比起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悲慘，做穩了奴才也還可以將就。
主子整治奴才不難，川籍民工向潮州老闆追欠薪，結果主子僱傭另一幫奴才挑斷討薪者的手腳筋，再次驗證了「窮不與富鬥」的格言。不過主子把事情擺平總要花錢，目下中國政府預算之維穩費用超過國防預算，就是這個意思。在別國看來不可理喻，一個盛世強國，對潛在內敵的警惕重於對外患的防範，然後告訴世人，這是「和諧社會」。
有錢的流氓都信服這一黑道規矩─「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然而官場卻有自己的白道規矩，就是「權力之下，甚麼都不成問題。」
殊不知當下冒出富與官爭的案例，貴州青利集團董事長周世立涉嫌強姦官宦千金，受害者是貴州六盤水前副市長田萬昌的女兒，田主管公檢法多年，妻子還是國安幹部。田的官威居然鬥不過富人的勢力。田一家無奈上訪。周富翁擁有八家企業，單礦石資源就逾八億噸，他還花錢買了紅頂子，是省政協常委，那終歸是花瓶擺設的閒職，和官家鬥真是太歲頭上動土。但周就這麼幹了，他不承認強姦，只承認隱瞞婚姻狀況和官家小姐發生性關係，那誘姦和流氓總算得上吧，可憐田家就是扳不倒有錢的流氓，維穩和截訪多年的主管官員遂淪為訪民。
以筆者對專制政體的認識，當局不容此案繼續發酵，因為這個有錢流氓冒犯了本朝權力結構，而田前副市長「自甘墮落」，竟與有損和諧的訪民為伍，倘若申訴得直，將有社會放大效應，斷不可取。此案定會以黨意志代替法律，快刀斬亂麻地了結。權與貴只能榮辱與共，乃至高度一體化，怎能狗咬狗一嘴毛！
接下來說到掙夠錢的流氓，蒙牛乳品集團牛根生因三聚氰胺身敗名裂，近日宣佈金盆洗手，以後投身慈善事業云云。網民評議：他退出乳品業本身就是最大的慈善事業。然而掙夠錢的流氓不是指他，而是整個政府。剛頒佈的乳品行業新國家標準，其營養和安全標準不但大大低於發達國家，而且比中國既往的標準都大幅倒退，蛋白質含量低於毒奶風暴時的國家標準還要低；鮮奶乳菌含量以前是每毫升五十萬個，現在允許含二百萬個，翻了四倍，而歐美標準是低於十萬個！參與修訂新國標的內蒙古乳業協會秘書長為政府背書，稱：中國國情決定國產乳品無法達到較高水平，降低標準有利行業發展。否則七成奶農只好屠牛，因為國標高了，乳品合格率就大大下降，奶農承受不了。
國情決定中國不能民主；國情決定中國人只能喝低蛋白質、高含菌量的奶；國情決定毒奶受害者不得訴諸法律索償；國情決定……祖國真偉大，她的人民真可憐。
2011年7月12日 星期二
方志恒 - 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還能管治下去嗎？
【明報專訊】20萬人參與七一遊行、建制派議員臨陣倒戈，終於迫使政府押後表決及重新諮詢「遞補機制」。
這一場由「遞補機制」引發的政治危機，很大程度源於政府「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施政手法，而今次的風波更加並非單一事件。
近年的重大政策爭議都有一個共通點（包括高鐵撥款、強拍條例、財政預算案、交通津貼撥款等），就是政府官員在推動政策時，只顧箍緊建制派的支持票，數夠票後就強硬推動政策上馬，完全不理會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聲音。過去的經驗顯示，政府這種「霸王硬上弓」的施政手法，只會帶來兩種結果：一是社會的反對聲音不足以動搖建制派，政府在建制派護航下成功通過政策，但事後仍要為粗暴的施政手法，賠上一定的民意代價（例如高鐵撥款、強拍條例）；二是民意強烈反對政策，建制派怯於民意不敢再撐政府，官員唯有來個政策急轉彎，大幅修改原來政策立場，以平息社會怨氣（例如財政預算案、交通津貼撥款）。
政府霸王硬上弓 激化政制矛盾
今次的「遞補機制」風波，再一次突顯政府這種「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施政手法，所帶來的嚴重管治問題。從一開始，政府自恃建制派掌握議會多數，竟在事前沒有任何公眾諮詢的情况下，便自行提出「遞補機制」，並且企圖在建制派護航下倉卒立法；及至民主派、學術界、法律界先後表態反對，政府才勉強修訂方案，由原來的「敗者遞補」改成「同名單遞補」，但卻堅持不作諮詢、如期表決；直到七一遊行超過20萬人上街，政府仍然試圖箍緊建制派強行立法，最終部分建制派議員基於民意壓力改變立場，政府在不夠票的情况下，才灰頭土臉地宣布延期表決及重新諮詢。由強硬上馬到被迫讓步，特區政府進退失據，不僅沉重打擊其管治威信，更加嚴重破壞巿民對整個管治體制的信任。
綜觀整場風波，政府自恃建制派掌握議會多數，過程中何曾尊重過民意半分？事實上，這種粗暴管治手法的根本問題，是建制派雖然在立法會佔有多數票，但他們當中不少是功能組別議員，根本無法代表主流港人的聲音及價值。這種畸形政治格局，造成政府難以透過議會多數票、為政策建立足夠認受性的政制矛盾。本來面對這種政制矛盾，特區政府的解困之道，應該是努力爭取民主派及社會支持，以確保政策不但能夠贏得議會多數票，也可以取得民意的普遍支持。偏偏特區政府不去疏導政制矛盾，卻反過來一面倒動員建制派抗衡社會反對聲音，結果自然是激化潛在的政治矛盾，令民主派及社會團體更加傾向以「體制外抗爭」（社會運動、司法覆核等）的方式挑戰政府，最終把社會推向嚴重的政治撕裂。
無疑，香港政制存有不少的「先天缺陷」，政府並非由普選產生、管治權威不足；特首欠缺執政黨扶助、難以在議會建立穩定支持等等。這些政制缺陷，固然是導致回歸後管治危機的重要原因，但制度畢竟靠人運作，今天香港陷入嚴重的政治對立，難道不正正是政府「數夠票就不理民意」的粗暴施政手法所造成？
官員運用權力 應保持謹慎謙卑
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雖然毋須面對政黨及公民社會壓力，但英國人卻非常重視民意，推動施政時積極諮詢社會意見，更加不會試圖以「官守議員」在立法局的多數（official majority），去強硬推動不受歡受的政策〔註一〕。港督戴麟趾在1971年的施政報告中，便留下這樣的一句名言：「香港憲制的最大常識，是必須對民意保持敏銳的觸覺。」（A constitution such as Hong Kong's has a matter of plain common-sense, to be as sensitive as possible to the state of public opinion.）〔註二〕
殖民地官員對民意的重視，很大程度反映港英政府對權力運用的謹慎。因為英國人深知，殖民地政府並沒有港人授權（mandate），因此施政時必須顯得公平合理，才能夠得到巿民信服。可惜，回歸後政府官員卻越發表現出權力的傲慢，處處輕視民意及社會訴求，完全忘記了在現時的政制下，特區政府其實沒有巿民授權，運用權力時理應時刻保持謹慎謙卑，而不是試圖以制度暴力去壓服民意。
面對早已矛盾重重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不尊重民意的政府，香港還能夠管治下去嗎？
註一：第9任港督寶雲在1885年定下一條憲制原則，指政府不應以「官守議員」在立法局的多數票，去壓制一致反對政府的「非官守議員」，可參閱Endacott, G. B. （1973）, A History of Hong Kong（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205
註二：Miners, Norman（1998）,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5th Edition（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ge 204
網誌：http://brian-fong.blogspot.com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新力量網絡副主席
陳雲 - 是生門，不是漏洞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7月12日
《基本法》寫明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是香港一貫管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延續，是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本來就有的，是香港人與殖民政府共同經營一百五十多年而得來的，並非中共恩賜的，中共只是用憲法承認香港自治的正當性而已。《基本法》賦予的雙普選，是貫徹香港高度自治的必須基礎，也是填補英殖民政府撤出香港之後的民主政治真空。香港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自治權利而放任中共取走，任由黨官干預香港內務，逐漸將香港的內政交託中共處理，生存基礎掏空了，日後就變成大陸人一樣，在中共治下，毫無保障可言。
親女兒要養在家中，好好呵護。香港人將治權交託中共，等如將稚女送入妓院保管。妓院頂多只能將稚女的貞操和幸福歲月保持到十四歲，而不是香港法定的十六歲。香港主權移交中共，剛好十四年，中共開始向香港正式施暴了。擴大地產霸權、宜居灣規劃、大陸孕婦來港產子、強制愛國教育、替補機制法案……。
當中，替補機制法案之不義，是最少爭議的，必須一鼓作氣將之推翻。港人不掌握這個機會，不在妓院龜公將閨女推入嫖客睡房的一刻將她救回，以後的事，只有無盡的後悔。七月十三日，是救回閨女的關鍵時刻。推遲到十一月，嫖客被龜公攔截了四個月，他的性慾只會變得更強，他的說辭會更油滑，閨女的父母的意志力更薄弱，到時父母也許說：都堅持鬥爭了四個月，算了吧，也許女兒被嫖，也是幸福生活的開始，之後就這樣說服自己，直至入土為安。
港府一直用「補漏論」來蒙騙大眾，說替補機制是堵塞選舉法例的「漏洞」，免得議員為某些議程而集體辭職，濫用補選而發動變相公投。天啊！這是甚麼漏洞呢？補選權利，是殖民地時代的選舉法例留下的一條活路啊，一道逃生門、太平門啊。我們用不用這道政治表達的逃生門，是我們的事，但堵塞了我們的政治生門，剩下的，就是死路一條。一旦中共放火放毒，我們要開門透氣逃生，就呼救無門了。
補選機制法案，是中共交託港府的政治任務，目的是奪走港人的政治表達權——不論是一位議員出缺的分區投票權，還是多位議員一同出缺的聯區公投權，都一併取締掉。這次是港人的政治權利與中共的專政霸權之大決戰，各位放軟手腳，香港的閨女就從此落入火坑。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1年7月10日 星期日
林茵訪問羅沃啟：人在做，他在看
2011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七一夜，我在干諾道中堵路現場，與一個年輕示威者聊天之際，他忽然拉拉我手臂，很開心地說，「你睇，那個橙色衫的叔叔又來看我們了！」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
近年警民衝突頻繁，反高鐵集會、反政改青年圍堵立法會、支聯會六四遊行、中聯辦外各大小示威，都有他的橙色身影。過往羅沃啟只是從旁觀察，今年七一，他首次成了鏡頭焦點，因為警察差點想要拘捕他。
那晚他振振有辭與警官爭辯，「全世界從事人權監察的組織都應該得到政府支持，而不是打壓。」十多年來在示威過程充當觀察員，從沒受到阻撓，不料警權之手今次伸向監察人員。後來曲線一點想，「真係拉我就好呀，上到去法庭，你就大獲，一定國際嘩然」。
羅沃啟年輕時是個毛派，自言對毛澤東、馬克思的著作看得比很多新左老左都熟，但後來，祖國的發展當然是令他失望的。「報國無門」之下，心想還是做好香港更實際。
95年大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牽頭，聯同戴啟思、陳文敏、陸恭蕙等成立人權監察時，羅沃啟是蟻聯的成員，正為立法局增設功能組別的議題鬧到聯合國上去。大家都關注回歸後的香港人權法治，在日內瓦人權委員會遇上，陸恭蕙趁會議期間小休便邀他加入。
只求一國兩制倒退減慢
羅成了人權監察的首任總幹事，轉眼便16年。「香港的法治、自由、公民社會的空間，對中國人來說是個重要的示範單位，回歸後希望將這些優點保留，盡量將一國兩制的倒退程度減慢。」他笑說，「我們要求已經好低，是倒退定了，只希望倒退得慢一些。」
人權工作範圍甚廣，十多年來，由政制發展、言論表達和新聞自由、性別與種族歧視、私隱權等大小議題，羅沃啟都積極在本地媒體以及國際人權會議上發聲。近年警權問題前所未有地惹人關注，也成為人權監察的重點工作。
羅打趣說，97回歸大典舉行期間，李明逵用來掩蓋示威聲浪的貝多芬《命運交響樂》，恰恰選中了歌曲，「那正是納粹時期，受害者被推進毒氣室，臨死前播的音樂。」可說為回歸後的集會自由敲起了喪鐘。
事後輿論與警監會（現稱「監警會」一致抨擊，警隊內部也發出指引，明言處理示威遊行時，不能假設參與者有犯罪意圖，警方主要角色是協助示威順利進行。
「回歸初期，警隊至少會盡量給公眾一個政治中立的形象，但近年來，可以見到那份指引的原則已經蕩然無存。警方處理示威時，無論立場和策略，都明顯受政治影響，變成是政府的一環，去協助維護中央權威，減少尷尬場面，甚至只是用來打壓示威者。」
在這種改變下，羅目睹警民之間的互信一點一滴流失。「只要有一次處理不當，以後市民就唔會再聽你講。那次警察收咗支聯會個民主女神像，我在遊行隊列裏見到一些好多年無出來的舊朋友，他們都是些乖到唔恨的人，但我看着他們一路行、一路踢警方擺下的雪糕筒，每個人經過就踢開幾吋，踢踢吓，遊行隊伍就多佔了成半條行車線。他們這是在對警方做無聲的抗議，表明『我哋已經唔會再接受你的一套』」。
警員膽粗粗好危險
另一方面，羅私下接觸警方朋友時，亦聽到他們說，警隊內部對示威者已產生一種非常敵意的氣氛，情况令人擔憂。「曾偉雄帶頭話，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好似好壯士氣，下面的人就諗，『上頭夠硬，我哋就做硬佢』，以為出了事有一哥撐。膽粗粗是好危險，你對着的不是大奸大惡、江湖大盜嘛。」
事實上，所謂果斷執法，羅沃啟認為並不能收震攝示威者之效。「這樣大規模拘捕示威人士，只會壯大支敢死隊。到一個地步，大家拉又拉過、鎖又鎖過，其實就畢業，以後都不會驚。問題是社會上有些根本矛盾解決不到，有班人覺得在體制上找不到出路，而這體制又無民意授權，衝突必定會繼續，他們亦預計好要付代價。」他簡單一句概括﹕no justice, no peace。
堵路 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
但示威者以行動爭取民主權利之餘，亦有市民質疑堵路的行為損害了普通人的道路使用權，到底示威集會的權利界線應該怎樣劃分？誰有資格決定什麼時候可以犧牲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權益？
羅指出，堵路示威的行為在各國都有案例，其中以色列最高法院就有判辭指出，道路並不是純粹的交通用途，亦是一個表達訴求的地方。「既然道路平時已被車輛佔用，在某些日子讓示威者使用，是否可以將就到？當然每次示威的情况不同。香港的終審庭案例就認為，示威一定會造成阻礙，但不應去到一個不合理的地步，超乎合理的阻礙則可以視為違法。」
「但你要留意，堵路的人也知道自己是違法，這班人不是亂衝出去的暴民，是經過深層思考的，你同佢哋傾偈會發覺佢哋睇好多理論，直接行動、公民抗命的論述朗朗上口。」羅解釋，現時堵路示威的行動，正是對基本社會契約的質問，人民將權力交給政府，條件是政府要為人民的福祉作出適當決策；一旦政府濫權做一些損害人民的事情，它違反社會契約在先，人民就沒必要聽命於這個政府了。這時候如果當權者使用暴力的國家機器去鎮壓反對聲音，一批人會甘願被國家機器懲罰，透過受罰顯示體制的不合理性，期望在社會上喚起更多人反抗。
羅沃啟認為，抱着這種信念的堵路者，其實是社會上的良心和精英，傷害他們，等於在傷害社會的寶貴資源。「公民抗命並不容易，有各樣的原因會導致其失敗，無法喚起市民共鳴。但我們人權監察的基礎精神是，一個人即使犯了法、判了刑，都有他的基本權利，在被捕過程都要受到尊重。」
在高牆與雞蛋之間，羅沃啟總是站在雞蛋的一邊（註），有時示威者見到現場有他在，都比較安心，起碼有個見證。「警隊有足夠裝備去保護自己，而且用的是公家資源。示威者在牛高馬大的警員面前其實是很弱勢的，受到不公平或暴力對待，要投訴追究都不容易，往往付出很多時間精力和代價之後，仍然得不到合理裁決。」
不過，為免損害組織的中立性，觀察員即使見到警方有過分使用武力，亦不會立刻出言制止，以免干擾事態發展。人權監察做的是記下證據，循政府體制、法律訴訟和聯合國機制等途徑，爭取公義的裁決及制度、政策上的轉變。
「傳媒也是一道監察力量，但我們對人權的事情會敏感一點、留意的細節多一點。比如警方清場時，記者通常影到示威者被抬出警方人牆就完了，我們會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拍攝人牆內的路段、一個拍攝人牆外到上警車為止。另外，近年警方大量攝錄示威遊行場面，我們也會留意，他們是影整個場面、還是個別示威者的大頭？有些警員拍攝時給人報復式的感覺，專登將鏡頭近距離對着你，都是涉嫌侵犯私隱權。你不能說，『無做壞事怕咩人影？』喂，我去廁所都唔係做壞事，唔等於你可以影。影咗之後，片段如何使用？哪些部門和級別的警員可以看到？保存期多久？都是很重要的人權問題。」
警察都誤解「公共空間」
羅沃啟說，要判斷警方是否「合理地使用武力」，往往要考慮整個活動的細節經過，近年雖增加了觀察遊行示威的資源，但面對社運青年野貓式行動，他亦笑謂「太spontaneous了，完全唔知幾時會發生、邊度發生，好突擊，趕到去可能已經出咗事好耐。我們的觀察員大部分是義工，call起人嚟，有人要湊仔、有人聽日考試，都幾難次次去睇。」
是否資源不足？羅沃啟說，其實都很多人願意幫手，不過有些是大律師，有些是記者，也有些有政黨背景，不便擔當觀察員，但都會在背後出錢出力，協助打官司、寫報告、贊助他們去聯合國開會等；由於組織的角色中立，而本地專責監察人權狀况的團體又不多，間中也會得到政府一些項目撥款。
至於一般市民對人權監察工作的支持度，羅覺得視乎時節而定，六四、七一等敏感時刻會特別關注，遊行期間都很多市民主動走過來捐款。「抽空咁講，大家都會覺得人權和自由很重要，但具體問題上的認識便有參差，例如維持社會穩定與個人權利之間應如何取捨？道路就是讓車行，用來表達就不妥當？包括警察在內都存在對公共空間的錯誤理解。」
「好多時對自己有益嗰下就會講權利，但不打算付出代價。社會為弱勢人士做多些，好像覺得額外施恩，其實是應份的嘛。大家如何對待新移民、少數族裔？新右派的興起，其實也反映個別人士的人權意識、素養有改善空間。」
（註）2009年2月，村上春樹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的演說﹕「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隻撞向它的雞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雞蛋這一邊。是的，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高牆有個名稱，叫作體制。體制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統性地。」
什麼人問？林茵
80後記者，七一晚上混在一堆80後裏扮示威者，目睹「橙色衫叔叔」差啲畀人拉
什麼人答？羅沃啟
「橙色衫叔叔」，人權監察總幹事，七一晚上在中環觀察清場，點知自己都差啲畀警察清埋場。
文 林茵
溫曉連 - 切勿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明報專訊】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生死，每天佔據着新聞主要版面，但現實上，又有多少人真的在乎他的病情？說白一點，絕大多數人，只是關心他的剩餘權力而已。
建制派內總有不少人，或是以客觀形象示人的國情專家，有時候會公開的安撫大家，說中共的權力交接已經很成熟了，比以前已文明多了，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好處……
這些都是愚民式的違心言論。
跑中國新聞，有些基本法則是要注意的，例如每到敏感時刻，就要知所分寸，當中對記者最凶險的，就是權力交接時期，這時候各方派系無所不用其極，利用傳媒作為工具，攻擊抹黑政敵，又或是試探民情，媒體稍為輕率，甚或站錯了隊，誤報了不實消息，都會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因此這時期的警惕性理應是最高的。
歷史揭示鬥爭模式
要了解現在政治形勢，必先要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由九十年前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開始，領導層的更替，都是經過一輪腥風血雨的清洗過程，有老一批黨員把問題歸咎於毛澤東個人因素，他們只是不肯面對問題的根源——中共的體制，一直未有本質上的變革。
近十年，由於有鄧小平的隔代欽點，才造就○四年領導層的和平交接，但下年中共十八大換班，已沒有了隔代欽點這個因素，各方派系的權力鬥爭，很有可能要回復舊有模式。
要看當代國情，往往要翻閱無數史料文獻，表面上甚為艱澀，但其實當中最關鍵的要點，是領導層權力版塊的移動趨勢，由中央各項政治民生經濟政策，到地方官員任命，都是一脈相承。
筆者在內地有一個新晉富豪朋友，每次在酒酣耳熱期間，他都會道出在內地經商的基本法則﹕「錢不是萬能，權力才是永恆的真理。」據這個友人指點，可以大膽的說，內地大部分基層地方政府的一把手，他們獲得一官半職，都是地方財閥「投資」的成果。
由土豪出資給有意為官者，然後把資金奉獻給高層官員，而地方高層官員又會從更富有的商人裏籌集更多資金，「競投」更高領導職位。這條金錢輸送鍊，亦即香港商人所說的關係網，有了權力關係網，生意就可一帆風順。
一般縣市級領導，競投價以千萬，甚至上億元作為基本單位，這導致地方領導即位之初，往往都欠下一身巨債，而還債方式，除了給「投資者」大開經商方便之門外，更要大貪特貪，盡量縮短「回本期」。
就是這樣，不論地方政府，又或大型國有企業，都形成了一個超級巨大的利益網絡。至於這個由金錢連繫起來的網絡，向上伸延至那個級別，那就要讀者自己想像了！
經濟利益成權鬥誘因
由此觀之，極高層人士的更替，會直接關係到全國每一角落的經濟利益，涉及的資產與金錢，跟天文數值一樣，無可估量。筆者幾可肯定，八九六四之後，為政治理想而從政、入黨的人，絕對是少數中的少數，具有基本智慧的官員都認定，共產主義已不可行，步向真正的民主開放體制，比超英趕美更為遙遠，剩下的選擇，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毫無保留地，投向資本主義最陰暗的黑洞裏。
他們近十幾年爭取的，就是財富利益，一個領導人本身可以不貪，但他所依賴的數以千萬的軍政界下屬，仍然需要依附這個利益關係網，這才能持續地運作下去。極高層九位領導人的權力鬥爭，實質上涉及到數以億萬計的財產分配，不拚過你死我活，怎能說是人性的正常表現呢？
某某家族掌控着電力版塊，另一家族掌控着全國石油命脈……這已是內地民眾公開的秘密，為了確保利益能夠世代相傳，他們在退休後仍要保留影響力，推舉忠心的黨羽上領導層，這是最基本的部署。
想再體驗這種原始權力鬥爭的現實，可以參考重慶市兩年來出現的風風雨雨，領導層的換班，已經發展到不止是金錢利益轉移那麼簡單，個人、甚至家人的生命福祉，都要放在這個全世界最大的賭枱上。
民主、開放與監督機制健全的政體，可以把權力交替過程公開化、理性化，這已是政治學最初階的認知，但在現今中國的體制下，只能以人類原始的手段，才能確保自己的子孫、家族、朋友們的平安。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未來全球的超級大國，能坐上中南海的寶座，不但得到無限榮耀，還可以掌控着編寫歷史的主導權（儘管這只是短暫和表面性的），根據未有民主政體前的人類歷史，這都是不少野心家的夢想。
下次再聽到有人對你說，不必憂慮中國領導層的更替，你可以用眼神回應他﹕「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2011年7月9日 星期六
李怡 - 江澤民死訊的撲朔迷離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7月9日
江澤民的死訊，他的死去活來，中共延後 18小時才作出的否認，使事態撲朔迷離，不僅是筆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所未見，亦是一個甚大的政治笑話。它暴露出中共體制遠離人類文明的弊端。
江澤民何許人？是早已離開政壇的前領袖，是今日無官職的一介平民。世上所有已退職的領袖，他的病，他的死，何時會成為國家機密？美國前總統列根，退職後在家，傳媒報道他患上老人癡呆症，又有誤報他的死訊，何勞美國官方「憤慨」駁斥？就算是現任總統奧巴馬，日前被報道他遇刺身死，白宮也只是否認了事，並沒有像這次江死訊那樣被廣泛報道評議及官方「憤慨」反應。
甚麼原因？日前半官方的中通社，引述中共權威人士的「此地無銀三百両」的話說：「明年十八大前的中共高層運作，穩健如常，不會因某位領導人的去世而受影響，更不可能對某位前國家領導人去世秘不發喪」。
這一談話，恰恰揭出了整件事的背景真相。十八大前的高層運作尤其是人事佈局，都已確定了嗎？至少有兩件事是仍在爭論中的，一是胡錦濤退下是否仍仿效鄧小平、江澤民的前例，繼續留任中央軍委主席，若留任，就意味着他如鄧、江一樣，可當太上皇。但據傳現太上皇江澤民反對此議，他不想自己的太上皇地位被取代。江一去，那麼胡延任軍委主席兩、三年則成定局矣。另一是未來總理的位子，在江胡之間仍有爭論，胡屬意團派的李克強，江則傾向太子黨的王岐山。九個政治局常委中，江派佔絕對多數，他若在，則太上皇的意願當然佔先；他若去了，胡毋須有任何動作，自然許多江派人馬都要來歸。李克強接任總理怕也大定了。
影響的當然不止此二事，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班子的組成，都因太上皇一人之生死而存在變數也。
假設有人知道江病危的實情與政局趨勢，而他又是江澤民親戚和媒體大老闆，這可是搶先向胡派投誠的機會。不管官方如何否認，至少所有人都認定江已垂危了。中共官方等了 18小時才否認，大概也在靜候病情變化。由於日本《產經新聞》的報道，而病體仍在苟延，於是才被迫要作澄清。
最妙的是，在中共作出官方澄清前，連續兩天，「江」、「江澤民」都成了在內地網絡被屏蔽的詞彙。連「江河」、「長江」等詞在新浪搜索網中，都被宣佈為「根據相關法律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接着消失的字眼還包括「心臟病突發」、「總書記」、「 301醫院」。根據這種戲劇性的屏蔽，人們不難想到，前「總書記」江澤民「心臟病突發」，在「 301醫院」治療、垂危又或是病逝？總之，不管是死是活，中國禁止有關對江澤民的議論。
以前被屏蔽的是劉曉波、艾未未，現在要屏蔽的，竟是在他掌權時要屏蔽他人的江澤民。以前，是維權人士「被失蹤」，現在「被失蹤」的是江澤民。正是：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這一戲劇性的變化，不能不使筆者想起十九世紀美國作家 Frederick Douglass的名言：「任何用鎖鏈鎖住自己同胞的人，最終都會發現，鎖鏈的另一頭鎖住的是自己的脖子。」
如果你不明白，江澤民死或沒死，為甚麼是國家機密？不明白為甚麼「江」字成了互聯網的敏感詞？不明白一個已退職的老人，死或沒死為何對中國政壇有這麼大的震撼？不明白中共體制與人類文明的差距有多大？那麼可細味一下以上那句名言。
2011年7月7日 星期四
李德成 - 這是個必須捍衞的好漏洞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7月7日
Vic：有人說，議員辭職，然後藉補選搞變相公投，是鑽法律漏洞，是玩嘢。這種想法是中了港共宣傳之毒。中共無所不用其極扭曲香港政制，維護小圈子的功能組合，分區直選又以比例代表制限制民主派議席，再搞邪惡的分組點票，千方百計令得到約六成民意支持的民主派長期只能佔得立法會約四成議席，而且在議會內處處受掣肘。
基本法寫明香港要走向雙普選，但中共想盡辦法拖延，且意圖扭曲普選定義，搞未選已知結果的中國式選舉。香港市民一再上街遊行，民主派議員一再努力爭取，也只能屢敗屢戰。五區公投是在無比艱難的環境下，為香港人爭取到一個機會，以投票方式表達對香港政制的意見。可惜一來民主派分裂，二來中共命令港共全力杯葛，結果投票率不到20%，令人遺憾。
議員辭職，藉補選的機會，呼籲選民就特定議題投票，變相搞地區公投，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也沒聽人家說這是玩嘢、浪費公帑（香港真的窮到不能搞補選？），更不會有人說要堵塞所謂的制度漏洞。這是嚴肅的事，不外乎是讓民眾藉平和的投票方法，呈現民意而已。選民如果覺得辭職的議員玩嘢，大可投他的對手，藉此懲罰他。
在香港，我們清楚看到的是，中共千方百計要封殺香港人藉公投表達民意的機會。為什麼那麼害怕民意的表達呢？是什麼樣的心態，才會如此害怕民意清楚呈現？
人民有時也會糊塗，民意不是一切，從政者要有自己的理念和抱負，但在民主制度下，沒有獲得人民授權的權力是不正當的。一個想盡辨法阻止人民藉投票表達意願的政權，必然是反動的。
香港人應看清中共與港共的面目，在香港的自由尚未淪喪之際，為自己的公民權奮起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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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以自己如風前燭般的生命力推銷替補機制，本來還是可以成功的，但又壞在一個蠢才手裏，他當然就是林瑞麟。沒有他的愚蠢，是不能激起這麼大的民憤。所以這次令政府跌一大跤的功臣，自然非林瑞麟這個蠢才兼奴才莫屬。他和當年的葉劉淑儀，真的可以說是前後輝映，並稱雙絕。我們又一次的看到共產黨只問忠誠，不問能力的用人手法，終於自食其果。
要踢走立會保皇黨
我們可以在這件事上吸取到甚麼教訓呢？就是選舉的重要，保皇黨的禍害和民眾的力量。沒有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那些沒有掌握足夠鐵票的保皇黨議員是不會向政府施壓而令政府跪低的。而因為有一班不問對錯，只問利害的保皇黨，才能令政府敢於倒行逆施，推出這些荒謬絕倫的方案。最後若市民不珍惜自己的權利，是只能任政府魚肉。
但我們不是永遠都這樣幸運的，例如像林公公這些蠢人是百年一遇的，而如果政府是在剛選舉後推出惡法，保皇黨就沒有後顧之憂了。我們不能控制何時政府才有蠢人，但卻可以盡量減少立法會的保皇黨。此所以所有在這一役不滿保皇黨的選民要認清這些保皇黨的身份，要記着在下次選舉時把他們踢走，要謹記蜀先主的遺言：莫因惡小而為之。況且投票給保皇黨不只是小惡。
林公公和曾蔭權都異口同聲說變相公投是一個漏洞，是要盡力堵塞的。但我們作為一介草民，應如何看待這個漏洞？譬如一個鳥籠破了，鳥籠的主人看來當然是個漏洞，但困在籠中的鳥看來，這無疑是一個奔向自由的門。林公公和曾蔭權當然不是鳥籠的主人，但也是主人的奴才，他們的急主人之急是理所當然的，但奇就奇在很多身為籠中鳥的也附和這個漏洞的說法。主人要堵漏洞固然可恨，奴才要堵漏洞固然可恥，但籠中鳥也來湊趣，卻絕對是可悲。這些被困的籠中鳥大概是在附和權勢的過程中以為自己也是權力的一部份，但他們不知道他們的權力就只限於擁護權力，和分享壓迫反對派的樂趣。
堅決要求撤回方案
這些被困的籠中鳥要細心思考，為甚麼政府口中的漏洞在世界其他國家都不是漏洞，不需要堵塞，因為他們不是籠中鳥，所以這漏洞就不是漏洞了。在自由民主的地方，沒有人會發動變相公投，因為已經有合法的公投，又或有合法的手段去推翻政府。我們沒有公投，沒有合法的手段去推翻政府，就需要特別珍惜這個漏洞。所以原來的補選方法雖然扭曲了比例代表制，但這個比例代表制原來就是為保皇黨度身訂做而強加於我們的，它的是否被扭曲真的是於我若浮雲。但我們必須捍衞這個漏洞，不能接受政府的假諮詢，堅決要求撤回方案。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李怡 - 靠市民上街去糾正錯誤是香港的悲哀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7月7日
Vic：如陳雲所說，港共玩的是疲勞戰術：「政府看穿了我們的底牌，便將我們玩弄到底——拋出一筐羅的屏障議程和惡法惡政，用疲勞戰術來對付我們，只要我們一刻放鬆了，政府便通過惡法惡政。這種戰役，我們承受不了的，無法打的。」
面對不講道理的無賴對手，香港人文質彬彬的理性和平示威，隨時淪為示弱。更激烈的抗爭，實有必要。只可惜市民大多尚未覺醒，動輒指控「激進」分子擾亂社會秩序，阻人搵食。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議員似乎在洶湧的民意前讓步了，政府不得不再一次打倒昨日之我，推遲對替補機制的二讀，這是香港市民繼 23條一役後，又一次對抗政府惡法暴政的勝利。
然而，香港市民與其應該高興，不如說更應該感到悲哀。因為這是用非正常的辦法去糾正政府的錯誤。請問，這種情形在香港回歸前常見嗎？不能說沒有，但陸陸續續的抗爭都是小規模的。全港市民動員上街的事，除了針對中共政權的六四遊行之外，未見有針對港府施政的遊行。這種遊行在民主國家常見嗎？也不常見。民主國家有許多示威遊行，甚至衍變成街頭暴力，但這不是人民常用的糾正施政錯誤的手段。當民眾可以用選票去懲罰掌權者和議員，那又何須辛苦上街呢？ 03年我們上街反對 23條立法，每年上街要求還市民普選權，以及針對政府種種倒行逆施；今年 3月我們上街反對財政預算案， 7月我們上街反對政府強推替補機制。如果每一項政策都要市民上街才能使政府和建制派議員了解民意，並改弦更張，那豈非太累，也太費時失事。所有交了直接或間接稅的市民，不是應該安坐家中，而把這些眾人之事委託給政府，委託給議員就好了嗎？為甚麼事事要我們辛苦上街呢？歸根結柢，問題在於我們沒有普選，無法用選票去表達我們的意願。
其次，特區政府和議員一時可以不顧民意，而在民意洶湧時政府施政或議員投票取向又隨民意擺盪，也是極不正常的現象。掌權者和議員不管是不是普選產生，也應有自己的理念與抱負，應按照自己的理念與抱負行事，而不是老要諮詢市民或業界選民。在普選的制度下，人民是認同政治人物的理念，相信他的抱負才選他的。若事事諮詢民意，那還要選舉授權作甚麼？人民需要的執政者和議會的監督者，必須是有承擔的人，而不是隨民意擺盪的人。我們要民主普選，但不是要民粹。 1963年，美國發生黑人暴動，甘迺迪總統面臨抉擇：要不要把民權法案提交國會？若他要爭取連任，不想失去南方白人的選票，就不應提交；但他的理念戰勝了連任考慮，終於把百年來規模最龐大的民權法案送進了國會。他私下對友人說：「這真的會毀了我，讓我輸掉連任機會。」這是一個政治人物的勇氣和承擔。
如果特區政府是基於政治理念和抱負而推出替補機制方案，並堅持即使民意不接受也不作修訂，那麼至少會得到真心支持政府的議員和市民尊重。但前提是在推出方案前，須在法律界和學者中進行諮詢，至少掌握充份理據，方案不致如此違反常識，如此不值一駁，不會被大律師公會四度發聲明反對，甚至與中國大陸有許多業務瓜葛的律師會也不予支持，也不會遭到全港約 800名學者聯署聲明聲討。在法律界和學者中，至今除了政治委任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和出名為政治利益而搖擺的梁美芬外，還沒有見到有一人站出來支持替補方案的。連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胡漢清都反對。誠如 800學者聯署的聲明所說，「方案的通過，將是香港偏離知識型社會的臨界點，令社會不再重視程序公義、理論建構、邏輯理性等香港學術界一直以來的核心信念，為下一代帶來『權力可以凌駕一切常識』的不良影響。」
香港市民要經常性地走上街頭去糾正政府和建制派議員權力凌駕法律、權力凌駕常識的施政，是既費力也不正常的。然而，現在我們就處於一個不正常體制下，由一個沒有理念、只懂得依附中共權力的不正常的政府管治，而香港市民大都是正常的人。被管治的正常人每每要用腳去糾正不正常的掌權政府，就是今天香港的畸形狀態。
吳康民 - 抗議廣州增城 擅自出租希望小學圖利
2011年7月7日
Vic：這篇文章令我想起韓寒6月底講大陸慈善事業的文章，祖國盛世，何奇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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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1996年，在我70周歲，先母逝世60周年的時候，經友人作中介，捐資在廣州增城福和鎮南池村建立一所希望小學，命名為「方靜嫻紀念小學」。開幕之日，請來原廣東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長王屏山主禮，港穗嘉賓多人到場。
近經友人相告，我並專程前往視察，證實該校早於去年停辦，並轉租予人辦廠，租金每月4.5萬元。同時得知，摯友「鄧毅生紀念小學」也已停辦。
南池方靜嫻小學的牌子仍在，但內裏的記述捐資牌匾則已被舊報紙蓋住，這家被租用作皮革加工廠的學校，一片亂象，氣味難聞，操場則被蓋成倉庫。在學校門前遇一該校小六學生梁劍波，據稱早兩年該校已停辦，學生併入另一鎮內小學。
捐款人被蒙在鼓裏
希望小學停辦，捐款人被蒙在鼓裏，逾一年之久。至今沒有任何交代。如果全國希望小學都可以恣意停辦，轉租圖利，各地教育部門如何向捐款人交代？
其次，「方靜嫻小學」更是一家紀念小學，紀念革命母親方靜嫻。先母早年追隨先父吳華胥奔走革命。先父是廣東最早的革命黨人之一，曾在周恩來指導下進行家鄉國民黨部的改組工作。1927年國共分裂，先父被國民黨懸賞400銀元通緝（懸賞款由被通緝家屬付出）。先父母與我們兄弟全家因而被迫出走香港，後去暹羅（即今泰國）繼續在華僑中進行革命工作。又被暹羅當局逮捕，刺配遞解出境再度來港。先母協助先父革命工作，掩護聯絡以至冒險說項，含辛茹苦，貧病交迫，終於早逝，終年38歲。稱之為革命母親，並不為過。經父母薰陶，我的兩個哥哥和妹妹，都在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工作地點正是廣東省和廣州市。二哥是珠海特區第一任市委書記，胞妹是廣州市計委副主任。他們均已離休。
第三，學校如因學生不足停辦，應徵求捐款人意見，最好是改為青少年兒童活動或其他培訓中心，不然也應作為社會公益之用，不應出租作為工廠以圖利。
第四，此校並非在窮鄉僻壤，而是廣州市屬增城之內。如果說是「山高皇帝遠」，廣州市鞭長莫及，或可說領導惘然不知。但增城是熱門地區，最近的騷動轟動中外，市委書記和市長都曾前往調研，承認要「轉變不合時宜的管理觀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
希望有關當局正視
為此，上月23日我曾分別去信張廣寧書記和萬慶良市長，告知此事。指出事已逾年，捐款人一無所知，而該校具有紀念革命母親性質，驟然停辦，顯然有褻瀆革命之嫌，而且恐在海外產生極壞影響。
信件以掛號寄出。港穗一水之隔，諒不至郵遞延誤。但事隔兩周，音訊全無。月前《人民日報》的評論說﹕「面對面的交流，心對心的碰撞，和群眾坐在一條板凳上，說的是心裏話，看到的是實際問題，聽到的是群眾心聲，收穫的是真知灼見，有利於科學決策，化解矛盾贏得民心」，但願如此。不過，又正如該報所描述的﹕領導人「電視報紙常露面，日常工作難見面，關鍵時候不出面」。事非得已，只好在此公開事件，希望有關當局正視。
電郵﹕hmng@puikiu.edu.hk
2011年7月5日 星期二
馬嶽 - 請用常識來說服我
2011年7月5日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終於在民意壓力和不敵政治現實下，決定押後表決遞補機制，但政府堅持用原來方案諮詢市民，反映政府覺得現時方案已經「夠好」。幾星期來，市民關心的不全是遞補機制的內容，而是整件事情中顯出的政策理性、程序公義、政府如何理解和人民的關係，以及政府是否根本不理會市民的感受。政府沒有嘗試用理性和常識來說服市民，現時的改制是符合理性的。
外國有就應該用嗎？
政府提出修改後，說西方國家像「德國、波蘭和芬蘭」（你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地球儀只有這3個國家嗎？）都用同黨替補，所以是合理的。這種中學生辯論比賽式的援引外國例子，我聽了十多年覺得非常厭煩。政府想推行某個政策或制度時，就援引外國例子，但從來不會論證為什麼這種制度政策適合香港。到了你跟他說外國有普選、全民退休保障和公平競爭法時，他就會說「香港情况特殊」，同樣不會論證有什麼特殊性令香港不可以推行這些東西。
很多制度安排都可以公平合理，但我看不到香港有清楚的民意支持用同黨遞補（然後又有可能輸者遞補）的機制代替補選。選舉制度的改變牽涉所有選民，和整個民意代表制度，不能沒有清楚民意支持和授權便輕易修改。可能特區政府還念茲當年臨立會可以在沒有民意授權（當然也沒有諮詢）的情况下，通過大幅削減功能界別的選民人數，和把直選制度改為比例代表制。但臨立會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人們也已不是愚不可及……
如果選民理解補選是「基本權利」，或者他們覺得補選比較合理，像律師會所說的「行之有效」，政府是不是應該起碼要說服市民他們提出的機制更好？像英國選舉制度爭論了數十年，小黨一直批評單議席單票制對小黨不公平，自由民主黨並且以改革選舉制度作為去年入閣條件之一，但執政的保守黨聯盟政府並不會因為掌握議會大多數便自行修改法例（人家還是全面普選的政府和議會啊），而要大量公開討論並且讓人民以公民投票決定。但特區政府，你有真正嘗試說服市民嗎？還是覺得只需要31名議員支持便夠？
兩套不相容的邏輯
修改後的方案是否公平合理？政府的修改回應了「扭曲民意」的部分質疑，但結果把兩套不相容的選舉邏輯放在一個安排中。政府本來用的邏輯，是議員出缺把選票一併帶走，因而不應同黨替補。這個邏輯雖然錯誤，但在整個政府原建議中卻是內在一致（internally consistent）的。比例代表制的邏輯，選民投票是授權整張名單，因此如果出缺可以同黨替補；政府修改成「同名單替補」，即是承認了這個邏輯，但新制卻規定在名單的候選人「用盡」後，再由次多票的名單遞補。如果原名單的票沒有帶走，仍然屬於該名單，那麼少票的候選人為什麼有權遞補？
以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九龍西為例，政府修改後方案的做法是如果黃毓民的議席出缺，由（本來）社民連的第二位李偉儀替上。如果李偉儀再出缺，因為名單後面已經沒有人，就會由本來第6名的毛孟靜替上。但如果2008年投給社民連的37,553票沒拿走過，為什麼17,259票的毛孟靜可以補上？
西方比例代表制下，「名單用盡」後通常的做法，一是由政黨提名，一是讓議席懸空。像政制事務局喜歡舉的德國例子，選舉法列明如果名單用盡，議席會懸空。原因很簡單，像上述的例子，社民連的選民從來沒有授權公民黨的毛孟靜接議席，懸空對民意的扭曲反倒較少。現時香港沿用的補選方法，概念上是「重新尋求選民授權」，和一般的比例代表制邏輯有異，但如果選民接受及習慣這做法，政府必須說服選民新的做法比較合理，以及不會帶來其他漏洞。
政制邏輯為政治服務
我很努力的嘗試「理順」政府修改方案的邏輯，弄得筋疲力盡。政府不同時間不同官員講的東西邏輯經常轉換，有時又自相矛盾。像政府本來說7月一定要表決，因為遞補機制會影響區議會選舉（真的是想得太多了），但昨天又說可以押後。像上述的例子，根據政府文件，如果毛孟靜「無意或無資格填補議席」，議席就會給了田北辰。同樣地，公民黨名單的得票不應因毛孟靜無意填補議席而失去，為什麼議席會給田北辰，而不讓公民黨名單第二位的伍月蘭補上呢？但如果毛孟靜出任了一天議員然後議席出缺，便會按新安排把議席給了伍月蘭，為什麼會這樣不同呢？原則和原因是什麼呢？
我有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寧願輪流替補到290票的柳玉成當議員，政府也覺得是比進行一次補選合理的呢？第二，政府覺得不可以將身故和其他出缺情况分開處理，因為法律要有「一致性」。現在有些政黨可以同黨替補有些不可以，做了一天議員和無意接任的處理的原則又不同，這樣安排如何體現「一致性」？可以說服我嗎？
政治制度規範和模塑人民的政治行為，因此政府提出任何政治制度改變時，有責任（根據理性、研究和知識基礎）說明這改變會對社會造成什麼影響，各政治個體（actors）應該會怎樣回應，會把社會和政治發展推向什麼方向，來讓公眾判斷是否應該改變。但我們幾星期來，看不到政制事務局有清楚的政策理性和制度邏輯，不斷變換而又前後矛盾的邏輯，令人覺得一切都是為了政治目的服務，無法說服公眾。如果你政制事務局根本不能提出連貫的決策理性和邏輯，只會不斷重複你們要堵塞補選「漏洞」的政治任務，你不如乾脆改名為「政治任務局」好了。
如果你不能用常識和理性說服市民你的方案，公開諮詢只會淪為鬥社會動員的遊戲。
請用常識來說服我們這套建議是好的，這是文明社會的政府的最起碼責任。
陳雲 - 洋化中文，就是洋奴中文
香港雅虎網上專欄 2011年7月5日
報紙經常見到「對某問題…作出了解答」、「向某個界別…傾斜」的洋化中文句式。前者的通用中文，是「解答了某問題」；後者，是「偏袒某界別」。
洋化中文有其生存空間，是由於我們在思考的時候，有時是名詞先行，先想到某個問題、某個界別，然後才想到行動（act）。這是問題帶動的思考，英文所謂problem-oriented thinking。這確是現代人的做事方法。現代社會問題複雜而散亂，不一定可以理出頭緒，找到最終出路，有時連全局的解釋也無法求得的。於是，我們只好一宗一宗事情來思考，一個一個問題來解決。
然而，將思考化作文字，就不能總是「我手寫我心」，如被人盤問一般，將自己的思考過程（mind-process）直接用文字赤裸裸地呈現出來，這是未經教養的（uneducated）行為，也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險的行為。
書寫是心念的整理，不是心念的再現，即使我們是用問題帶動思考的，是用名詞先行的方法來想像事情的，我們用文字寫下來的過程，是思想整理和心態反省的寶貴過程，此刻選擇用洋化中文的結構，還是用威猛直接的通用中文結構，足可影響讀者觀感，也足可令我們對這件事情有其他看法（second thoughts）。用文字整理好思想，之後再出去發表或演說，便是洗心革面，零舍不同！
坐下來寫作的過程，是內省的過程，自我改革和提升的過程。懂得書寫的人，比起不懂得書寫的人，就是多了這個內省和改革的文字工具。然而，洋化中文卻令我們識字之後變成只會講一種句式的人，變成識字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令我們丟失了文體的多樣性，丟失了心靈反省和自我提升的機會。
「對這個問題作出了解答」，顯示的是主事者誠惶誠恐，臨事張羅（tentativeness），推搪責任，毫無誠意和自信。而且在選詞方面，這種洋化中文規限了後面的動詞，也意味住規限了思想和行動。通用的中文，可以寫「解答、分析、解決、剖析、破解、擊破…了這個問題」，動詞變化多端，行動也變化多端。洋化中文的結構，卻限定了必須寫「解答」或「處理」這些平庸的動詞，而不能用顯示幹練或勇武的動詞「解決」和「破解」之類。
在心念上，洋化中文令中國人思想平庸、行動僵化。這正是接受西方文化霸權統治的奴隸心理狀態。洋化中文，最終是洋奴中文。
吳志森 - 阻人搵食
2011年7月5日
【明報專訊】「阻人搵食，罪大惡極」，你有天大理由，做甚麼都可以，最緊要唔好阻人搵食。
遊行完沒有如常散去回家歎冷氣睇電視的兩幫「激進」分子，「夜媽媽」霸住香港政經通衢大道玩通宵，阻住的士大佬搵食。電視將的士司機的怨言日播夜播：「你哋有飯食就得啦，唔使理我哋！」「我喺度被阻咗四個字（二十分鐘）……」22萬人上街反惡法，遠及不上的士司機在中環被示威者阻住去路重要。
除了「阻人搵食」的指摘，最流行的就是「點解咁暴力」。在立法會掟蕉掃枱爆粗阻住開會是暴力，示威者唔聽指示拉鐵馬同警察推撞是暴力，霸馬路阻交通，尤其阻礙掌控政治權力中心的中環馬路，就更是暴力中的暴力。
的士大佬不是知識分子，不是學者更不是理論家，當然不明白甚麼是制度暴力、誰比誰更暴力的問題。他們更不會醒覺，霸馬路的示威者，只是阻住他們搵食幾十分鐘，但官商勾結的政經結構，不但阻礙他們的一生，更令一代比一代艱難，永無出頭之日。
這個例子最能說明問題。遞補機制五時花六時變，一星期前才說同一名單補上會出現世襲、貪污、師父帶徒弟、一人做兩年更「玩嘢」的情況，更重要的是辭職議員已經將選票帶走令選票消失，再無餘票可用。一個星期後，又改成同一名單補上，說這才符合比例代表制精神。
帶走了消失了的選票，哈哈，無聲無息的突然又回來了。
這個當全港市民是文盲兼白癡的遞補機制，民意沸騰聲罵聲震天，官員三番四次強硬重申：如期立法。恃的是甚麼？就是保皇黨功能組別議員，數夠票，就不理民意霸王硬上弓，這就是制度的暴力。
22萬人上街對荒謬的遞補機制憤怒說不，政府說人數比預期少，將堅持如期立法，恃的又是甚麼？也是這幫由小圈子選舉產生霸著立法會議席不放的保皇議員，他們一日不轉軚，無論多少人上街，民意都被視如糞土。
這個暴力的制度繼續存在，不知哪一天又會通過甚麼惡法，把你原來享有的，從你的手上搶走。的士大佬，唔好意思，阻住你，但你們明白嗎——這個暴力的制度，才是阻住你們和下一代搵食的罪魁禍首！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陳雲 - 七一遊行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7月5日
七一遊行令政府失語，當特首龜縮不出的時候，特首候選人梁振英奮然跳入渾水，準備摸魚。他認為，示威者佔領鬧市街道，危害安全，應受到制裁云云。
佔領車路，阻礙公共秩序，是常規的示威行動。當正義的民意用遊行、靜坐、絕食等和平感召的方法而政府不予理睬的時候，只能用和平的損耗方法，以損耗社會的正常運作為代價，逼使政府在限定時刻，回覆民意。
這種社會損耗，並非災難性的，亦非不可逆轉的，一旦政府答應要求，市民行動終止，社會秩序回復正常。當中，會令某些市民不便，損失效率，這是促進公義的必須代價，而這種代價，遠遠少於縱容不公不義及強權剝削繼續存在。
抗爭只是妨礙勞動過程，不公不義及強權剝削，損耗的是勞動成果——無論社會如何暢順運作，香港民眾如何辛勤工作，都是朝不保夕，五勞七傷的。至於示威期間危及旁觀市民或警察安全，這只是無能政府才會講的渾話。香港示威並非始於今日，負責任的執政者早應準備好應急方法，更不應威逼警察違反憲法及警察通例而執行不合理的命令，令警察變成專制政府的家丁打手。
七一當晚的抗爭行動很初步，也很克制，只是堵塞中環部分車路，留有轉圜餘地。政府是可以指揮交通改道而減低堵塞的，政府不做，是要誣衊示威者破壞秩序。也難怪，很多示威行動的成就，正是由專政政府促成的。
報道七一的很多電視台，都不惜依附強權，誣衊示威者，在報道示威者的行動和訴求之前，先來訪問示威者如何妨礙工人謀生，如何令沿途店舖關門。這些無聊的指責，都是要正面回應的。各位參與示威的市民，例如下次面對那些埋怨示威者堵塞道路的的士司機，可以如此回應：「阿叔，你明唔明白你點解要開咁耐車先至搵夠食？你的收入被大集團剝削，你其實是知道的，你想不想改變？你可以冷漠旁觀，保持中立，但如果你堅持自己搵食大晒，不必理會社會公義，堅持要我們離開，則請你落車，站到警察那邊。」小市民只見私利，可以寬容，但妨礙公義抗爭，便不可容忍。將那些躲在權威後面發惡的小人物抽出來，要他們採取立場，他們便會嚇跑。
小市民平日遭受挫折和欺壓，無法抗爭，於是形成扭曲人格，無奈又無助，卻又要依附強權，嘲諷正義人士而取得快感。我們正是不想香港人都如此淪落，如此病態，才出來抗爭的。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放棄失敗，擁抱成功——香港民主運動升階的心理準備
Vic：三無香港政府（無賴、無能、無恥）面對強大的民意，終於宣佈暫不表決遞補機制條例草案，將進行兩個月的公眾諮詢。但香港人勝利了嗎？我不禁想起黃洋達6月26日明報文章〈民主運動不是只懂說「不」〉所言：
「零三年七一大遊行，在很多人眼中，是香港的驕傲。到底哪裏值得驕傲？零三七一，我們到底爭取了什麼？答案是什麼也沒有，我們只是成功讓政府暫緩替23條立法，然而到了今天，23條經已分拆重臨。
香港人爭取雙普選爭取了這麼多年，一點成果也沒有。香港民主運動搞了這麼多年，什麼都爭取不了，民主進程行前兩步，倒退三步。
香港民主運動一直都是失敗的，我們屢敗屢戰，屢戰到什麼地步？習慣屢敗的地步，甚至忘記了勝利。」
是的，人民一直沒有勝利，人民疲累得很，什麼都沒有得到。陳雲在他的Facebook上為大家寫了一篇網誌，值得所有不甘心淪為中共／港共奴隸的港人細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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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運一向都恐懼成功，因為成功帶來持續的成功，更大的成功，最終帶來自治和執政的責任，而這是香港民運在心理上從未準備好的。我們只是敦促政府改善，然而依然由這個垃圾政府代理我們的政治。政府看穿了我們的底牌，便將我們玩弄到底——拋出一筐羅的屏障議程和惡法惡政，用疲勞戰術來對付我們，只要我們一刻放鬆了，政府便通過惡法惡政。這種戰役，我們承受不了的，無法打的。
為什麼不在人潮最多、情緒最激憤、癱瘓效果最好的大白天，去堵塞馬路，而非要等到三更半夜，人潮減退到只有核心幾百人，才孤絕地走去人煙稀少的“絕地”（政府總部和禮賓府）留守和象徵式地堵塞車路？最終等待的是警察在兩三點拘捕的“訊號”，大家可以“收工”嗎？
為什麼“反高鐵”的時候，我們要在立法會外邊架設電視屏幕轉播，一群人緊張地評述會議，等待裡面的保皇黨回心轉意？為什麼不在他們開會之前或會議期間，就衝出去堵塞中環的馬路，令裡面開會的人知道民眾的激憤，而必須撤回議案？
為什麼我們要示人以弱，被政府和保皇黨嘲笑和侮辱？就是我們沒有準備好迎接民主運動的成功的後果——執政。我們甘於做壓力團體，向獨裁政府施壓，然後等待他們做一些修補或改過，令我們的生活好過一些，僅此而已。香港自治運動（HKAM）的目的，就是告訴大家，準備好參與政治，港人治港之後，大家才會告別失敗主義，擁抱成功。衝破了這個心理障礙，香港的民運就步上康莊大道。
陳雲自己的留言：
政府縮沙了，但仍未撤回方案，暑假之後才來，這又是疲勞戰術。大家想一想，再不改變民運的策略，我們還可以頂多久？我們爭取民主自由，其實我們是恐懼民主自由的，故此，必須要從心裡面反省，才有可能改進自己。
政黨的私利與公義是可以重疊的。這次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如此勇猛，就是因為替補機制議案是衝著他們來的，他們不反抗，政治前途從此了結。也是由於政府“辣着”了與香港人網和傳媒大亨有密切關係的政黨，這次七一遊行才有寶貴的“升階”契機。從事民運的人，要有現實政治的機靈，不要擁抱政治潔癖，否則斷無可能與港共鬥爭的。
不要問幾時可以革命或成立新政府這些終極問題，這些是危險的問題。自治運動要分階段去做，保障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排斥大陸政治干預香港內務，逼使政府開放管治，在目前已經足夠。
一步一步來做，我不是鼓吹搞什麼“茉莉花”革命。先爭取我們早應有的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一去便將目標“谷到盡”，其實也是但求道德過癮，最終也是失敗和等待“收工”而已。我寫這篇網誌的用意，是大家放心做事，煮到埋來就食，不必畏懼最後的成功，才敢去爭取目前的成功。
一開始就跳躍到革命之類，也是不準備從事階段抗爭、接收階段成功的心態。我講這些，是很冷酷無情的心理反省，請勿介意，這需要大家諒解。
抗爭要人夠多，夠威勢，要做到連前線警察都“踢曬腳”，警務處長要急call特首來應付。這才是成功之道，也可避免拘捕過程的流血衝突，警察和民眾雙方得益。
對於同路人，我們要懂得欣賞和讚美，這次黃毓民他們做得很好，幫忙了民運升階。我才可以寫這個網誌文章，大家互相提攜和提升智慧。
行動是隨著論述能力而來的。我們香港做的是建設性的民運行動，政府退一步，我們接收一步，民眾變得更為開明和理性。大陸玩的是自殺抗爭，悲絕也。
比如說，如果我們心念堅定，動員很多人堵塞車路成功，警察就只有匯報上級請示，最後政府妥協，之後才和平解散。警察不敢拘捕，大家都不必身體碰撞了。
2011年7月4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大遊行屬於人民
【明報專訊】今年七一大遊行，主辦機構民陣宣布有21.8萬人參加，警方的數字照例低估，但無論民陣、學者或警方的估算，今年的人數也是3倍於去年，是繼2003年及2004年以來的新高。撤回23條立法惡法是引發03年遊行的導火線和一大訴求，爭取民主普選是04年遊行的焦點議題，而今年，民不聊生，政府無道，民意沸騰，又是一條剝奪人民基本權利的惡法，召喚了無數平日不大遊行的市民上街。
七一下午一時過後，我在維園天后入口當值，看著滾滾人流進入維園，心中感動不已。人民已無畏無懼地走出來了，但2003年8年之後的今天，曾蔭權的政府，是否會在有更激烈的人民行動之前，收回惡法？
我很想相信，政府會在民意之前低頭；很想相信，民意能打動至今還猶豫未決的建制派議員，但我不敢樂觀。董建華的政府、舊日的議會，還會顧及普世價值，但曾蔭權的政府，已只顧中央旨意而不顧民意，今日的議會，已失去制衡政府的決心和力量。程序公義，其實是不論派別政見，任何議會都須維持的底線，而文明法治之區的香港，居然還有自稱代表專業界別的議員仍然可能支持這項草案在7月13日通過，我有什麼理由感到樂觀？
政府漠視民意，議會的無行，終會將民眾的力量的表達方式迫向激化，警方武力已在升級，駐港解放軍開始在中環展現力量，高官之中，已無一個能以德服人。7月13日，勢必重複2003年7月9日圍立法會的場面，但今年未必會是一片化干戈為玉帛的歡騰！
趙耀華 - 2111年回顧2011年
這段話最適合送給香港親建制的權貴：按世俗標準，你們已經很成功了，何不發財立品？為何硬是要做中共的走狗，助紂為虐？
【明報專訊】2011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近期我們常能聽到評論，談及關於辛亥革命及其相繼事件對中國歷史長期影響，在這一方面筆者沒有什麼要補充。筆者倒聯想到另一問題——當100年後的中國人回顧歷史時，他們將如何評價這個時代？他們會認為2011年及之後的20年是值得紀念嗎？這段時期會對下個世紀中國的進步產生重要的正面影響嗎？
我們這代人該在哪些方面作出貢獻，筆者認為至少有下面幾方面：
民主
第一是民主。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頭30年的統治中經歷了種種苦難：所謂3年自然災害、文化大革命、無數的政治鬥爭，等等。無可置疑，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已經大大改善，但尋常百姓仍經受着許多的不公平乃至是剝削。日益嚴重的地方政府腐敗，土地隨意被徵收。即便是不久以前，人們仍然相信這種情况只是地方政府出了問題，中央政府並不腐敗，一旦中央政府得悉地方政府腐敗，它必將對其嚴厲懲治之。是的，地方政府會採取各種措施來防止上訪，但上訪機制確實給予了一般百姓向中央政府反映不滿的機會。
自從譚作人、趙連海，乃至最近艾未未相繼入獄之後，這種天真的看法已經難以立足了。譚作人不過試圖找出汶川大地震中致使學生們喪生的豆腐渣工程的真相，趙連海不過試圖找出那些毒害孩子的毒奶粉事件的真相，他們為受害孩子討公道，並無直接的政治意圖，也不針對中央政府，卻仍然被關進監獄。這要麼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樣腐敗，或者中央政府非常無能，有心無力。兩者都讓人失望。
最近筆者和一個來看我的大陸朋友聊起這些事情，他卻對上述人物的遭遇不大了了。或許因為網絡員警非常出色，筆者友人難以接觸到有關的資訊。然而維持這種資訊監管耗資不菲，當下政府用在維穩上的預算已經超過國防預算了。得益於近30年的經濟發展，中國人民對未來的期望只會愈來愈高，但中國經濟卻難以保持高速增長。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意味着維穩的成本會愈來愈大，獨裁統治恐將難以為繼。民主是中國尚未完成的大變革，希望中國能早日邁向民主。
我想談的第二點是社會公義。除了維護法治，尊重人權，以及關懷社會弱勢群體之外，我想社會正義還應該包括防止精英階層對一般百姓的「剝削」，人民利益應在利潤之前。現在的金融危機很好地說明了問題。
社會公義
在美國以及別的一些國家，銀行部門製造了金融危機，但卻要用公款去解救這些製造問題的人，因為銀行體系「大得不能倒閉（too big to fail）」！
歐洲的銀行借了太多錢給希臘政府，現在希臘政府無力償還。然而，這些銀行不需要為它們的過失負責，反而是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中央銀行設法「幫助」希臘政府全額清償債務。但這與其說是對希臘，倒不如說是對那些銀行的幫助。希臘不得不採取各種應對措施，包括減少公共開支和提高稅收。對此，精英階層可以避稅，一般老百姓卻走投無路。更糟糕的是，現在普遍認為這樣的緊縮政策最終於事無補，希臘政府違約無可避免。
在英國，為了實行控制政府開支的緊縮財政政策，大學收費增加了兩倍，然而金融危機絕不是學生造成的。在別的一些國家，政府下令動用退休基金來支持銀行體系，而這些基金很可能損失泰半。美國則採用縮減對學校、老師以及其他基礎設施開支的方法降低政府預算。在上述各例中，始作俑者逍遙法外，無辜百姓卻要為他們結帳。
如今，這種社會不公對中國來說仍然有些遙遠。這首先因為中國的經濟仍然在快速增長，因而政府有較大遊走的餘地（同時，這也是因為中國現在面臨着更為直接的社會不公）。然而，當經濟增長減慢，政府遊走的餘地將會逐漸減小。筆者希望這方面的潛在問題得到足夠的重視。可以理解，不是所有服務社會都能提供，更別提中國還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因為富人製造了問題而導致社會減少對窮人的服務，則是不可接受的。
可持續性
第三點是從全球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中國是個大國，有多於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能力，無論在消費領域還是在生產領域，都會給世界上別的地區帶來巨大影響。它會給全球稀有資源，如化石能源、礦石，乃至水資源帶的消耗推到極致，氣候變遷將對全球的生存環境與生態圈帶來嚴重影響。這些問題可以經由科技發展而減輕，因此應該以更多的資金投向科技發展。然而，我們不應認為這些問題僅僅是技術問題。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給了我們很好的教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與官僚互相勾結，產業鏈過長（從燃料提取到核廢料處置與核廢料分解）所帶來的問題，人類犯錯的幾率，以及人類對核輻射傷害的有限認識（我們的認識主要通過對接受短時間大量輻射的研究，而不是對長時間持續小量輻射的研究），它們都不是技術問題，對科技的盲目信賴只會造成災難。正如新藥的研發需要長時間的觀察試用，新技術的開發也需要有長時間的試用以確保它的有效性。
因此，我們需要明白，時至今日，人類需要一種較為樸素的生活方式了，我們不應期望中國人有朝一日享受到美國人今日的消費水準。這無疑對資本主義的運行方式有重大的影響，資本主義曾極大地提高人類生產力，它的前途將會在實踐中決定。
如果中國能在未來的20年於上述3點取得巨大進步，我們這代人在百年之後將讚譽為惠澤後世。2011年不應只有關押維權分子的紀錄，它更應該作為民主、社會公義與可持續發展之肇始記入史冊。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2011年7月3日 星期日
馬丁 - 黃仁龍弟兄 請辭職吧
2011年7月3日
【明報專訊】黃仁龍弟兄，2005年10月，我在《明報》《星期日生活》，寫了一篇禱文「願主祝福你」，祈求天父保守黃弟兄，如自己所說是良知令他「走出安逸，服務社會」，加入政府當律政司長。六年後的今天，我以主內弟兄的身分，沉痛勸告黃弟兄，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一切」，是時候辭職了。
六年前的禱文，茲節錄首段部分內容﹕「他此行，無疑羊入狼群，未來遇上嚴令立惡法之時，要不單人匹馬，勢孤力弱；要不苟且偷安，同流合污。今天是他上任後的第一個主日，相信法治的我們齊來同負一軛，為這個走到前線去的人祈禱。」
星期一，從電視看到黃弟兄第一次就替補機制公開發言，不設問答環節，細閱之下，全程沒有提過一句「替補機制是不違憲的」，只是說作為律政司，職責是向政府特別是決策局，提供法律意見，對於大律師公會對替補機制的看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以及律政司早前已有書面回應，所以是日再沒有補充。好一句「沒有補充」，我當時仍抱有一絲希望，猜度黃弟兄在這個議題上，與政府主流意見未必一致，所以不願在人前公開稱替補機制合憲。
黃弟兄當日又說政府願意聽取意見，果然翌日林瑞麟宣布修訂，由最大餘額改為同名單優先，以替補出缺議席。
然而，星期三大律師公會四度發出聲明，並且首次公開見記者，再論及替補機制修訂方案，仍然違憲，仍然剝奪選民投票權利，仍然缺乏諮詢，那位我記不起名字的大律公會副主席女士，擲地有聲說政府是「咎由自取」。
同夜，見到黃弟兄與林瑞麟一起見記者，黃弟兄起首便說，憲法沒有規定必須進行補選，方案沒有違反人權法及基本法。從畫面上見到黃弟兄與林瑞麟站在一起，「同流合污」四個字漸漸在腦海中浮現，隨着黃弟兄繼續論述，方案沒有剝奪市民選舉權利，這四個字變得愈來愈清晰，我的心也一直向下沉，好像見到一個黑色的漩渦，不斷地旋轉。
黃弟兄，我去年沒有在補選中投票，套用政府的說法，就是100%-17%=83%的大部分選民，我沒有投票是自己的選擇，不過，並不意味政府可以挾持我的不投票，而硬說我是支持任何一款替補機制，可能是A餐、B餐、C餐，總之政府就是要不搞補選，但黃弟兄，政府沒有認認真真問過民意，便要剝奪我們的投票權利，作為香港的法治守護者，黃弟兄真的覺得合理嗎？
黃弟兄，未入官場之時，作為選委會委員，在曾蔭權競選時與法律界的拉票大會中，以堅定的眼神、有力的語調，與曾蔭權有一番據理力爭，黃弟兄2005年上任之時，更請大家同負一軛，維護法治，今日卻淪為向民眾，施展辯才，為剝奪權利的惡法護航。
黃弟兄，如果你仍然有六年前初上場時懷着的良知，請你考慮辭職，當然我們可以找個理由，繼續戀棧下去，諸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又或者身在建制仍可盡力將事情損害減至最小。誠然，如果黃弟兄離去，未必來一個比你好，甚至很有機會更差，北大人可能更要找一個更聽話的律政司長，不過，我勸你辭職，不只是個人，也是整體，既可以保守你的心，保存良知，亦是借此向政府及北京說，「夠了，請你們收手。」走回一條真正聆聽及尊重民意的一步。
白髮斑斑的政治學者關信基，在立法會外與其他有良知的學者，站出來揭示替補機制，連二十三條也不如，政府官員對他們不屑一顧，任由他們在外頭日曬雨淋站立，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民國時代的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想到了六四時，在天安門廣場的知識分子，例如劉曉波，時窮節現，在重要關頭，他們站在人民的一邊，他們的汗水不會白流，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的道德勇氣。
六年前禱文的末段，我想再應用在今日，給黃弟兄一點勸勉﹕「公義的上帝，求你提醒黃弟兄要有明辨是非之心，我們知道，日後面對北京的交流，內地專家的互動，某一天二十三條立法再來時，他會受到考驗，讓他謹記聖經詩篇第一篇言﹕『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阿門。」
主內
馬丁
2011年7月1日
「無選票 唯有用身體抗命」
2011年7月3日
75歲劉伯——我不覺得累（坐至凌晨4時），反而要告訴政府我們的訴求，而家散散吓步被警察拉，唯有當去警局見識吓。（何家達攝）
17歲陳同學——我首次參與留守，雖然未知會不會有後果，但覺得值得，之前也參加過反高鐵立法會集會。（何家達攝）
【明報專訊】七一上街，示威者坐馬路抗爭、警方最後清場，畫面看似熟悉，然而這年七一，留守至凌晨與警方對峙的示威人數逾千，在警方警告後仍選擇留下而被捕的有231人，抗爭人數成歷年七一之冠。千名衝擊市民被指罔顧法紀，但「激進」背後，這批市民是誰？留守又為了什麼？有份集結示威者的藝術工作者黃洋達說，抗爭是要逼政府對話，參與的只是普通市民，「今年起七一上街，不再希望行完就算」。
逾千遊行者留守 歷年之冠
七月一日晚上，灣仔與中環特別繁忙，數千名遊行過後的市民沒有離去，集結於修頓球場與長江中心外等地方，要求繼續表達訴求。這群示威者，最終步行至中環中銀大廈前坐下，導致該處交通癱瘓。
於網站「香港人網」主持節目的藝術工作者黃洋達，有份在修頓球場呼籲示威者留守到最後一刻，他直言留守人數之多是「意料之外」，但當警方發出清場令後，願意坐下被警方帶走只剩下百餘人，數目之少教他「有點失望」。
「無選票 唯有用身體抗命」
「我們沒有部署集結，市民亦不是隨便可以呼喚，叫他們留守便留守。」黃洋達在七一負責在修頓外「香港人網」的站台嗌口號、即場做網上直播，「不少遊行者過往七一也有上街，今年都希望反政府的惡法（遞補機制），結果不同團體的人陸續停下，集結了很多人」。過程之中，他發現市民願意走上街反惡法表達意見，更希望是即時得到政府回應，但政府多次不理民意，「我們不想每次去完政府總部就離開，亦不想只是被抬走」。結果，當天晚上7時，修頓外集結了逾千名市民，要求與政府對話。
「若有2000人 警方搬不走」
黃洋達說，作為較願意表達的一群，他們沒權限制市民留守或離去，對於晚上10時仍有近2000人一起「坐馬路」，他已覺得是一項成績。他的計算是，市民力量足以構成壓力，增加政府的「管治成本」，「我們沒有選票選政府，唯有用身體走出來做公民抗命，如果有幾千人，甚至只有2000人，他們警力已難以清場，如果大家繼續留低，警方是不可能逐個搬走，要搬到朝早都未搬完」。
黃洋達說，後來警方向市民施放胡椒噴霧，再對市民發出「清場令」，加上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向市民說，要有心理準備或會被警方拘捕，不少市民即時混亂起來，這是抗爭「失敗」的主因，「有些人未有準備，見人離開就向後行，一走便被警方截斷做兩堆人」，最終，逾千人的「鐵血兵團」只剩下200多人等待被捕。
「不同階層一起 怕什麼？」
首先被警察清場時拘捕的，是戴着「V煞」面具的游先生。24歲的他自言不屬任何政黨，只是閒時聽聽「香港人網」的半工讀學生，他留下面對拘捕，「是希望為社會做點事，不想行完就算」。他知道自己會被捕，但那刻與200人一起，感到市民力量很大，「如果只有十幾人，可能不同說法，但有不同階層市民一起，怕什麼？」他唯一怕長輩擔心，因此全程以面具遮臉。
警方在中銀前的清場用了兩個多小時，直至凌晨4時多，最後被「帶走」的一批，包括75歲的劉伯，他同樣是首次上街。劉伯跟記者表示，自己只是散步表達聲音，未有想過警察這樣對待，「就當去警局見識吓」，這句話獲同場的陌生人鼓掌支持。
七旬翁：當去警局見識吓
雖然不少人在「清場令」發出後四散，但記者現場所見，部分人留在路邊聲援示威者，未有被警方趕走，當中有家庭主婦與長者。首次七一上街的蔡小姐便是其中之一。育有兩個女兒的她坦言，未有想到自己會「這麼勇敢」，「我們走上街反對遞補機制、反對國民教育，是因為政府交行貨，甚至不回應，令我很憤怒，我們想等、想繼續集會、想他們回應。但看到的是警察將市民逐一鎖上，真的很傷心」。蔡小姐指自己是家庭主婦，家人也擔心她的安全，因此到最後一刻，她選擇離開，因不想被警察拘捕。
陪伴一眾示威者的，還有期望成為「社會行動見證者」、已退休的鍾氏夫婦。鍾氏夫婦自89年起遊行不斷，去年七一首次留守政府總部，他們有感多年來和平表達訴求卻沒爭取到什麼，新的抗爭手法讓他們看到新希望，「想看看是否用這種方式可以爭取到，總好過遊行完便返屋企，白白浪費了」。警方和好些市民批評示威者阻街、罔顧法紀，夫婦倆並不認同，「他們爭取的是社會問題，不是為個人利益；為社會爭取，應引起反思」。
明報記者 鄭穎瑩 曾愛盈 袁柏恩
2011年7月2日 星期六
王丹 - 台灣應當多看看香港
台灣蘋果日報 2011年 07月02日
在6月29日的《自由時報》頭版的位置報導了關於中國統治14年以來，香港人滿意程度的民調。這篇報導本身的內容我們暫且不討論，我要說的是，難得有台灣的主流媒體開始認真關注起香港的發展狀況了。
面對中國的崛起，台灣內部有各種各樣的興奮與憂慮，也有各種各樣的討論與關切。然而，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一點，就是台灣社會對於近在咫尺的香港的狀況，表現出的不了解和冷漠。今年1月，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華去世，這在香港是一個極大的震動，有關新聞甚至登上《紐約時報》的版面，試問，台灣社會中，有幾個人知道司徒華是誰？現在陸生來台，台灣社會普遍關注，各家媒體採訪了很多陸生。可是，在台灣的大學中，其實有不少的香港交換生，又有多少台灣的媒體去採訪過他們，問問他們對「一國兩制」，對於中國崛起之於香港的影響的看法呢？
台灣社會表現出的對於香港的忽視與冷漠，在我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因為在我看來，台灣所有的對於中國崛起的擔憂與期待，都可以在香港最近20年來的發展中找到最佳的參照指標。
眾所周知，所謂的「一國兩制」，表面上看是為了解決香港問題而由鄧小平提出的；但是實際上，中共的眼裏，真正的標的物是台灣。「一國兩制」的提出和實施，在香港只是一個試驗，真實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收復台灣進行預演。也許我們可以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非常失敗，中共統戰政策的結果是適得其反，但是這不能成為忽視香港發展的理由。
因為第一，過去20年來中共在香港所作的一切，其實都是為了對付台灣進行試驗，因此，要了解一旦兩岸進入政治談判甚至統一談判的進程之後，中共會對台灣採取哪些具體的做法，香港經驗就是現成的例子。台灣有什麼理由不去重視對於香港發展的研究呢？
透過香港了解大陸
第二，「一國兩制」的政策雖然表面上看是失敗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成功的一面，那就是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漸使得香港越來越內地化，這包括了言論自由上的自我管制，以及特區司法審判權力的逐漸限縮等等。而這一切是怎麼進行的，只有香港人自己有最為深切的了解。台灣難道不應當積極地邀請香港各界代表來台灣，把他們這20年來的感受詳細介紹給台灣社會嗎？第三，要了解大陸的發展，香港也是最好的窗口。不要說政治的一面，就是對經濟面而言，今天的香港，因為即將成為人民幣離岸業務的試驗場，因此對於中國的資金走向和經濟趨勢，香港也成為關鍵的觀察點。可以說，要了解大陸，沒有比香港更好的出發點了。
20年來的香港，經歷了陸客自由行的沖擊，經歷了CEPA（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類似台灣的ECFA）的洗禮，而這一切，現在輪到台灣面對了。當台灣上上下下惴惴不安的時候，卻完全忘記了身邊就有一個最好的借鑒的例子─香港，這真是令人極為扼腕的短視啊。
作者為成功大學客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