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辭職發言全文

【明報專訊】主席，昨日我已按照立法會條例第14條，向立法會秘書處遞交了辭去本人立法會議員職位的通知書，辭職會在1月29日生效。現在，我謹按議事規則第28A例，解釋我決定辭職的理由。

主席，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是普世人類的權利。按照《基本法》的保證，盡早實施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期望。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表達了反對強行通過23條立法，及要求 07、08雙普選的強烈訴求。2004年七一大遊行，更以07、08雙普選作單一口號，再有數十萬人上街。香港人早已明白，民主與人權、自由、法治是分不開的。

本人在2004年及2008年參選立法會，目標就是在議會之中，代表香港市民爭取一人一票，普及和平等的選舉。香港人無論有權無權、有錢無錢、無分貴賤，都享有一樣的尊嚴，參與建設一個我們想要的家。今日，我的辭職並不是代表我放棄這個目標，反而是藉着我和另外4位議員辭職，將這個目標更有力地推進一步。

其實民主，不但和保障人權、自由、法治分不開；民主與經濟、民生，由誰來決定公共資源如何運用，能否推動平衡的公共政策和改善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同樣是息息相關。沒有公平的制度，就沒有平衡的政策，公道的社會。

香港現行的制度，顯然是不公平的。香港市民無權選特首，共有800名選舉委員會的成員有這個權利，而800名選委之中，只有30名立法會直選議員直接由全體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其他委員，絕大部分由功能界別所推選，誰要選特首，都要爭取這些業界代表而不是市民大眾的支持。這個制度，造成政府政策，結構性向工商界利益傾斜。

在立法會方面，330多萬廣大市民，只能選30名議員，另外30席則由不夠23萬選民選出，而30席功能界別議席中的24席，更由總數少於5萬選民選出，但在分組點票機制之下，15名功能界別議員的反對，已足夠否決任何議員議案。在這情况之下，攸關民生與推動民主的議案，一次又一次地被本會否決。不斷的內耗，造成市民、政府和香港三輸的困局。

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必須改變，不但為了人權法治、不但為了經濟民生、更為了良好管治，政通人和。政制改革是關鍵和迫切的要務。

達致普選，就是要取消功能界別議席，然而特區政府2005年以及2009年的政改方案都不願提出任何改變、減少和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2009年 11月18日，當局提出了所謂政改諮詢文件。既無路線圖，更無就市民要求實現普選的渴求，作出半點承擔。最令人憤怒的是，雖然政府公開承認功能組別的選舉，不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但在取消功能組別的核心問題上，則向本會多次表明：由於取消功能界別的建議不會得到大部分功能界別議員的支持，所以不會提出這些建議，要留待2017年後才處理。

再看行政長官選舉，政府方案是把800人的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200人，直接加大了3個基於功能界別的議席，但論其「民主成分」，則比05年方案還低。

主席，如果政府會否取消功能議席要先問功能界別議員是否同意，而功能界別議員要清楚表示不同意，即是實施普選的進程已墮入困局。

既然在取消功能議席這重大問題上，議會已陷入困局，政府亦無意斡旋，那就應該交付全民表態決定，以打破困局。香港沒有公投法，但是按照《立法會條例》，本會議員可以依法辭職，而議席出缺，當局就須按照法例舉行補選。5區舉行補選，每位市民都有權投票，每票等值，透過票箱，表示對廢除功能組別是否支持，而選民的支持度藉選票數目量化，實質上就成了變相公投，讓市民清楚表態。雖然在法律上不能強制政府廢除功能界別，但是，我相信，這麼直接而清晰，量化的表態，必能構成重大的力量，特區與中央當局，以至功能界別的議員和選民，都不逆民眾的意向而行。

雖然我從政日子不長，但我深信只要秉持重原則、行公義的精神，市民是會理解和支持的。為了推動這個目標，為所有選民爭取這個投票權，我的辭職是積極正面，有意義而完全值得的。我的辭職所表達的，是為了貫徹讓市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信念，亦表達對廣大市民的信任。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會停滯於遊行、請願，而是會邁向直接參與。我希望我的辭職，會推開大門，讓民主運動踏入新階段。

梁家傑 2010年1月27日

陳雲 - 變相 (香港文字學系列．三十一)

2010年1月28日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新聞文字也有所謂「協同效應」的，例如一月十六日反高鐵的示威者「包圍立法會，衝擊鐵馬」，被政府和某些傳媒協同文字之後，二合為一，變作「衝擊立法會」，和平青年被誣為「暴民」了。政府的鳥籠政改方案推出之後，社民連以投票明志之方式發起抗議運動，「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口號推出不久，語言變相，也節縮成為「五區公投」，再自變為「全民公投」、「全民起義」。政治進入web世代，可謂開足turbo，一日已經太長矣。

古今之義

變相乃佛教術語，將佛經故事，如佛陀成佛經歷、凈土之福樂等，繪成壁畫，使凡人皆懂，見而起誠敬之心，謂之變相，猶如口述佛教故事之白話本，謂之變文。變相流行於古印度及中國六朝與隋唐，國主崇佛之際，後世僧權旁落，壁畫式微。然則，頗多佛教用語，如投機、傾偈、心心相印、天花亂墜等，後來變為日用語彙，詞義便粗淺起來。「變相」成為日常語彙之後，唐宋之義，有如神仙或妖精變形、變身或化身；明清之後，則成了套語，假其虛名而無其實事，借用掩眼之法，達致目的，以免露出真面目也。此詞略帶貶義。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辦公人員向市民索取幾元錢飲茶，便被傳媒譏諷為「變相貪污」；年前傳媒報道鐵路公司取消學童優惠或月票，便說是「變相加價」；近日報道領匯強迫租戶換上豪華裝潢，之後瘋狂加租，便說是「變相逼遷」；報道外判公司任意延長清潔工之工時而不給予適當補薪，便說是「變相減薪」，工會斥為「變相剝削」。

變相公投並非良詞，正當的講法，是「間接公投」；若借用民初中國的政治術語，如汪精衛政府「曲線救國」之論，也可說是「曲線公投」。說自己搞的是「變相公投」，實有主動揭露自己蒙騙市民之意，有如英文的white lies（白色謊言、善意謊言）。異議者無權無勢，應擁有更多自由，以政治風度而言，強勢者應保持克制及優雅，弱勢者可容許放肆與賴皮，社民連乃仗義之屠狗輩，以丐幫弟子自我解嘲，吾人也不應以小節拘束之。

五區補選，全民決志

游詞詭語，奸猾之執政者常用，被迫走向偏鋒的民間抗爭者，也會玩弄文辭，虛張聲勢，萬一執政者捕風捉影，向稻草人萬箭齊發，便可收「草船借箭」之效，平添實力焉。議員總辭及用補選脅迫選民回應之策，在二○○三年反二十三條國家安全立法時有人倡議，可惜民主派認為貿然辭職，反而危險，此議遂無疾而終。二〇〇七年馬力病逝之後，議席出缺，陳方安生與葉劉淑儀在港島區參選，起初也有民主與專權對決之意味，但選戰展開之後，議程混雜，始終是一對政壇舊人對決而已。

社民連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一開始便是政治賭博，底牌只是社民連三名議員總辭，既不是日本式的內閣總辭，也不是德國式的同盟議員總辭。至於公投，只是參選黨派以民主或不民主之政綱競選而引起之全民投票選擇而已。 選舉論壇掀起社會辯論而投票，全體選民以投票方式，明示爭取民主普選之決心，功效比起民意調查更為堅實可靠。表示志向，古語謂之「明志」，此港人「明志」之過程，大可借用基督教之「決志」一詞，下定決心、表明志向也。至於大陸的「表態」一詞，有強迫之意，不可用。弱勢搞政治，要層層遞進，步步為營，應以「五區補選，全民決志」打開頭陣，暗渡陳倉，靜待選戰展開，水到渠成，再激進不遲。 選舉論壇之上，胡言亂語，輿論也會寬忍也。

弱勢從政，知己知彼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如實描述，是「五區請辭，全港補選」，這也是攻擊公投行動的親共報章被迫採取的客觀之語。公、社聯盟一開始便說是「變相公投」，輿論也將「五區總辭，變相公投」壓縮為「五區公投」，再進展為「全港公投」、「全民公投」。公、社聯盟請辭之際，更出廣告說是「五區總辭，全民起義」，引起親共輿論嘩然，可謂變相過分，走火入魔了。起義乃武力推翻政權，不可輕言。有謂此乃廣告人之建議，又說流行文化已將此詞用得輕忽，如文化起義、劇場起義、戀愛起義、時尚起義等，都是砌詞狡辯而已。

本月十五日，國務院港澳辦終於發話，譴責鼓吹議員集體請辭的公、社兩黨威脅《基本法》的憲制基礎，說《基本法》並無憲制性法律依據支持所謂公投，公投既無法律效力，港人亦無權創制公投制度。前東歐人民之鬥爭，便有人民制憲之術：在廣場上集會，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可以成立新政府，號召人民推翻暴政。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運，就差這一步設想：共黨分裂，將軍嘩變，美艦靠岸，國軍登陸，然後山河變色，「蘇東波」變了「中東波」。劉曉波倡議「○八憲章」，就是補上這一筆，明當年之志，功德圓滿。中共判其重刑，可謂求仁得仁。香港公、社兩黨倡議公投，在中共眼中，就是創設憲制之演練，距離人民制憲、顏色革命與香港獨立，幾步之遙而已。港人固然有權明志，爭取民主，然而也應明白共黨心態，不可胡言亂語，自以為是投石問路，引蛇出洞，其實是引虎出山，無可招架。

弱勢從政，宜知己知彼，勿輕舉妄動。雖知草船可以借箭，然則逗留過久，貪勝不知輸，激怒敵方猛然發箭，船身不勝負荷，則舟沉中流，無功而返矣。公、社聯盟只有五艘輕舟，中共卻有千萬弓箭，衡量利弊，能不慎乎？

馬嶽 - 其實，這不關高鐵的事……

2010年1月15日

【明報專訊】高鐵撥款爭議搞了這麼久，大概政府仍然搞不明白，這其實不關高鐵的事。

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呀！你們怎麼這樣都不明白？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不是高速鐵路、不是669億的造價（不代表300多億便沒有人反對了），不單純因為影響了菜園村和其他居民（因為我相信沒有鐵路方案會不影響任何居民），更不是因為總站設在西九龍。我近日在想：如果是政府建議把總站設在錦上路，反對者一定會想到更多理由反對（可能會反過來問為什麼不設在市中心），並且會認為這是政府跟新界鄉紳勾結，將公帑補貼新界收地和發展新界，得益者只會是鄉紳等等。

反高鐵實反對管治意識形態

我不是說這些因素完全沒影響：政府對高鐵的很多計劃細節交代不清楚，給反對者提供了很多彈藥，也擴大了反對者的層面，但如果特區政府以為消除反對聲音的方法是提供更多有關高鐵的資料，便其實是「捉錯用神」。

反高鐵運動反對的，其實是整套管治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是反對那種經濟發展至上、將土地還原為金錢價值的觀念；是反對那種自上而下的城市規劃決策；是反對那種只選擇性地提供資料，諮詢有關利益團體的形式化諮詢；是反對那種首先照顧土地利益和專業利益集團的資源分配模式；和反對那種永遠以經濟效益和增長作為所有社會政策的最高目標的管治哲學。這場運動，其實和西九、天星、皇后、一脈相承，並且會繼續承傳，以至擴大。
政府不能明白這場運動，正如他們沒有明白為什麼年輕人要保衛皇后碼頭一樣。觀乎這一兩星期政府不斷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完全「牛頭唔搭馬嘴」的表現，就像不斷對覑一群回教徒說「耶和華是真神」一樣，不單完全失效，還要加深矛盾和反感。

政府上世紀一直用的那種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和管治哲學，對現時的抗爭者來說，合法性所剩無幾。那種一直用「整體經濟利益」合理化少數社群的犧牲、用高地價政策的房地產收益來補貼基建和集體運輸系統、用社區會堂式的諮詢而不是直接與受影響的社群對話的策略，當新一代社運根本不認同這些價值和程序時，政府根本無法說服反對者，也沒有方法解決矛盾，因為反對者開出的，是一張他們不能結的帳單。

政府要建立民主規劃過程和架構

政府要結帳，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和架構，不要自己做好所有的規劃，才「斬件」拿給不同的諮詢機構諮詢。諮詢的時候，不能遮遮掩掩隱藏最具爭議性或政治最敏感的部分（例如不告訴人會挖大角嘴的地底和影響西九的交通），而應該一早把方案主要利弊羅列來讓公眾可以比較，愈具爭議的愈要早作針對性諮詢。政策的原則，不能單以自己界定的「整體經濟效益」壓倒一切，要把哪些社群會受損、哪些團體會得益計算清楚並公告天下，並且考慮如何爭取受影響者的支持，或對他們作出補償。要求政府決策時不要以「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主導，筆者也同意是苛求了：現在的政府高官，除了這種簡單化的功利價值，根本不能說得上有任何社會政策的價值體系。

當政府不願意改轅易轍，改變既有的決策和發展模式，最後又選擇重彈舊調，出動建制權力，動員親政府的團體支持撥款、開動輿論機器重複「經濟效益」的論調，出動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批評立法會議員拖延，並且透過掌握立法會大多數通過撥款。這不但無助說服反對者，還造成另一層次問題：民眾很快認清問題的根源是政制不民主，結果將矛頭指向功能組別議員。就像元旦遊行，傳媒只放大了「80後」的主題，但其實遊行隊伍中有相當多頭髮斑白的參與者，除了支持民主外，帶著各種由骨灰龕至屏風樓、由重建到全民退休保障的民生訴求，最後「萬佛朝宗」，全都歸結到政制不民主的問題上。

回歸13年，民間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若即若離，但當社會矛盾愈尖銳，民眾開始開展對香港整個體制多個面相和基本原則的反思，最終會帶來民主運動和各種社會運動的合流，衝擊建制。特區政府如果不作根本反思，高鐵撥款也許總會通過，但可以開始準備應付下一波的社會運動了，至於保護的是港珠澳大橋的中華白海豚、上水的古洞村居民，還是某市區重建的釘子戶，我可不知道了，反正會陸續有來，而特區政府沒能解困。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梁文道 - 有人在「反高鐵」嗎？

2010年1月14日

【明報專訊】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毁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嚟「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
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一小時多的Power Point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着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着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
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
文化評論人

吳志森 - 港警公安一體化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月13日

一月八日萬人「 BIG爆」立法會前夕，四個香港警察摸到陳巧文父母的住所，與陳巧文的爸爸談了半個小時。陳爸爸說警方是來「摸底」，看看陳巧文的「幕後黑手」是怎麼個模樣。怪不得港人越來越有這樣的感覺：香港警察已經大陸公安化，辦案手法接近，徹底淪為政治打壓工具。

一人做事一人當，如果認為是女兒犯事，卻去騷擾家人向父母施壓，這不就是公安的典型所作所為嗎？上門「摸底」，預示着行動在即。果不其然，高鐵撥款再度押後，第二天陳巧文出席電台節目，節目完了，步出港台，在門口恭候多時的重案組人員馬上將陳巧文拘捕，如此陣仗，動用到偵查嚴重罪行的重案組，如此高調，在公開場合拉人，對付的，只是一位因政治訴求上街示威與警方發生推撞的小女生，用警力來打壓政治異見，與大陸公安已是只差毫釐了。

拘留期間，陳巧文無論在車上，在警署，都受到不文明甚至違法的對待，也充份凸顯港警公安化的本質。

一、禁止她用手提電話接觸親友和傳媒，連最基本法律權利都被剝奪。

二、陳巧文要如廁，警方要求她與女警同一廁格，私人空間被嚴重侵犯。

三、陳巧文又被要求拉高衣服，由警務人員拍攝腰部紋身。紋身與她涉嫌干犯的案件有甚麼關係？根本風馬牛不相及，這是徹頭徹尾的人格侮辱，也是徹頭徹尾的侵犯私隱，有可能是向陳巧文施下馬威，想恐嚇她，也有「玩」她的成份。

回歸後，警方用粗暴手法對付示威者，動輒控以襲警罪，用刑事控罪阻嚇政治活動，早已司空見慣。早前一眾年輕社運人士被捕，在警署被「剝光豬」搜身，男警扮作不經意走過女被捕者搜身房間，這種下三濫的勾當，令人齒冷，也反映了警察越來越下流化，用盡暴力手段對付異見者。

警方高調拘捕陳巧文，對她進行人身侮辱，意圖路人皆見，是想殺一儆百，藉此警告其他社運人士。警方手法如此拙劣，效果卻適得其反。一群在元旦參與和目睹「衝擊」中聯辦的年輕人，在網上發起到警署「集體自首」或「集體報案」聲援陳巧文，抗議警方無理拘捕，選擇性執法。如果能成功動員，上千網民到警署集體報案自首的場面，肯定哄動，也是一場相當諷刺的行為藝術。

香港警察不只公安化，更與公安一體化。劉曉波被判重刑，香港《零八憲章》簽署者到羅湖投案自首，大陸公安越境執法，引出軒然大波。看過現場片段後，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在立法會睜眼說瞎話，臉不紅心不跳說：越界執法，我睇唔到。互相包庇互相掩護，人們還以為，李少光早已不是香港保安局局長，而是大陸公安局長──的馬仔。

一國兩制，香港與大陸最大的分別，在於我們有獨立的司法系統，還有無偏無私的執法隊伍。但當香港警隊越來越為政治服務，越來越似大陸公安，越來越沉淪墮落，香港倒退成一個普通的南方中國城市，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陳雲 - 如夢如幻的資本主義——讀《夢的解釋》

2010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要講如何運用書本知識，甚至改造而為己用，不單止是書評，而是讀書史或讀書誌了。這可以由遠講到近。月前，在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比較文學導論，不禁重讀佛洛伊德的《夢的解釋》（也可直譯《解夢》）的德文本（一九○○年初版）。上課講解的時候，感慨起來，竟然有暈眩之感。

偽裝與推移

不是因為理論動人，而是我改用了佛洛伊德在書中的理論，超過二十年了。起初，在一九八二年讀過此書的中文譯本和英文譯本。中文譯本讀過台灣和大陸的，當時大陸書籍出版解禁，很多禁書都迅速出了譯本，佛洛伊德的著作是其中之一。佛洛伊德的夢理論，至今已是老生常談。他說，人發夢是心理經歷，日間的意識禁制稍為鬆弛，無意識之中的事情，可以用象徵物或戲劇情節在夢中浮現，然而由於意識禁制仍在，頗多意慾是以曲折甚至逆反的方式顯示，須要精神分析家協助解釋。由隱藏的願望變成夢境，此間的工作過程（德文Traumarbeit 或英文的dream-work），用的是偽裝和推移。

偽裝是取代，推移是延後。如此一想，便想通了資本主義的工作過程，也是偽裝和推移。這倒是馬克思或韋伯未講到的。這點啟發，雖是粗淺的常識，倒是從未寫出來的，只是一直在運用，而且用得很熟練。例如偽裝是發展經濟，其實是掠奪資源。商品偽裝是給予個性，其實是文化的形象消費。門禁森嚴的住宅區域，偽裝給予住客安全，其實給予住客的是不安全感。售賣服務和推銷商品的時候，偽裝是要訣。生產和售賣工業品，是原始資本主義了。

進階的資本主義是資金的增值。投資的時候，將危機推移，是獲利的要訣。推延就是將危機轉嫁給下一代，或者其他地方，例如第三世界。炒賣股票證券或樓房地產，都知道價格高得有些迷幻，但只要預計有人接貨，就可以買入。向外投資的時候，也是將本地無法獲利的工業或不容本地的污染物，轉移到外地。然而，外地的政府遲早會覺醒而反抗，怎麼辦？只得用合資的方法，令到本地的資本家（或官僚商人）都加入剝削，獲利之後將資金調走，成為四處游走的外資，這樣便消弭了本國人的反抗了。中共的走資，其實正是將共產官僚和民間商人變成游走的資本家，一群叛國者，齊來變賣水土資源，出賣同胞身體。不過由於中共的官商一開始便與外資合作，這個背叛國土和國民的過程特別刺眼而已。即是說，偽裝的過程仍未掌握得透徹，便跳入轉移的過程了。從工業生產到資產和金融炒賣，只是用了四十年時間。

資本家是移動而不須歸家的（他們的家叫做「五星級的家」、「理想居停」），而其他承受痛苦的窮人則不能移動，但最初的窮人也有家園依靠。有了家園歇息，便不必瘋狂地投入消費了，故此，也必須摧毁窮人的安樂窩，使得他們家不成家，要走出去消費，不斷換取虛幻的滿足。到了後來，富人和窮人都沒有家，然而富人有不斷轉移空間的能力，窮人則被迫留於一個空間。或者說，富人可以頻頻轉換夢境，而窮人則只能重覆同一個（惡）夢。大家都活在夢中，失去了現實。

我雖然寫了三十年文章罵香港的資本家，其實我也不大憎恨個別的富人。他們也是很疲累的。不過，由於他們令到窮人受更多的苦，也不值得同情。夢不是真實，必須要醒覺，再思考夢境。凡人畢竟是會發夢的。現代社會也想不出有其他勝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入了現代社會，也無法退回到舊時社會去。然則，必須理解夢境，才不會瘋狂。佛教修行之後，其中一個境界，是控制發夢，在夢中保持自覺，最後是不發夢，近乎《莊子》說的「至人無夢」，那是原始天真社會或共產主義了，不過只能存在於勝者的心靈之中。因此，必須時刻保持批判資本主義，正如時刻保持批判政府一樣，否則便會失去自由和自主。不斷的批評和自省，是享受現代社會的自由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很疲累，不過沒其他辦法。

《解夢》是文化書

佛洛伊德始終不是個嚴謹的精神病學家，他是文化學家，《解夢》其實是文化書，可以一讀再讀，永不過時的。反覆讀了四五次，但從未將心得和用法記錄下來，這是第一次。

陳巧文被捕；梁文道：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

Vic：香港青年在羅湖橋示威抗議中國政府迫害劉曉波，便衣公安越境擄人，在旁港警什麼都不敢做，是為懦弱無能。回到香港，英勇的警察動輒控告示威市民襲警與阻差辦公，有時以剝光豬搜身的手段羞辱被拘留的示威者，出動重案組探員恐嚇示威者家人，再以襲警罪名選擇性對付最知名的示威者。欺善怕惡，何異於鷹犬走狗？

陳巧文被捕，謹以梁文道〈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一文獻給港警：不要忘了，出糧給你們的是政府，但養你們的是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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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 警察很脆弱，好好保護他
2009-01-23

【am730-觀念】示威常客都曉得香港警察是碰不得的。哪怕是在極為窄迫的街道，遊行隊伍與警察人牆狹路相逢，雙方根本不可能不接觸(遑論推撞)的情況底下，你也萬萬不能用尾指掃一下警員的胸口。因為，他們是很脆弱的，他們怕痛。他們到底脆弱到甚麼程度呢？難道要比路邊那種紙板警察公仔還更不堪一擊嗎？有這個可能；起碼紙板公仔夠厚，不容易倒。而我們的公僕卻說不定捱不了示威者呼出來的一口氣。可不是嗎？過去兩年來，平均每個星期都有起碼一人因為遊行示威和表達意見而被捕定罪，其中光是被告襲警的就不知道佔了多少成。「襲警」絕對不像這個字眼所表達出來的那麼凶狠，不是一群人掄起棍棒對著警察的頭猛打。恰恰相反，只要你說話大聲一點，推他一下，那就叫襲擊了。

有時候明明是警員先按著你的肩膀，然後你本能地伸手把他的手掌挪開，但這依然是種襲警。更有一種情況，就像最近被控襲警的馮炳德那樣，好端端地正和警員理論，突然他就心臟病發似的頹然倒下！莫非馮炳德說的話太叫人傷心？這種場面我見得太多了，回歸以來更是越演越烈。如今我很有理由相信一定是警方的伙食與訓練有問題，要不怎麼會使得一群雄糾糾氣昂昂的壯漢幾年下來變得弱不禁風，動不動就覺得自己捱打被襲擊，仲慘過林黛玉？後來有長輩告訴我這是警方對待黑社會爛仔的慣技。大家都曉得，社團中人龍蛇混雜，不乏初出茅廬趾高氣昂的小伙子。他們遇上巡警的時候不只面無懼色，有時還會語出不馴，偏偏警方拿不住把柄，又不能發怒動粗，於是想出了未傷人先傷己，看似「七傷拳」的絕招；那就是扮受襲了。你或許沒有自稱是黑社會成員，更沒讓人當場搜出毒品兵器；但是你只要不經意拍了拍警察膊頭，那你就完蛋了。

自此之後，襲警罪就變成炮製小混混的無敵王牌；當別的罪名都咬佢唔入時，就用襲警罪關他幾個月(當然，別忘了『阻差辦公』也是極有神效的一招)。問題在於為甚麼示威者也在警方眼中成了黑社會成員，得出動這「七傷拳」來應付呢？在我的記憶裡面，一般市民要是偶爾遊行偶爾上街，是不太容易被控襲警的。被控襲警的多半是示威常客，或者隊伍中最顯眼的成員。可以推測，這就如威嚇黑社會份子不要在街上也文也武，警方是要藉此脅迫那些最勇於公開表達意見的市民，讓他們乖乖躲在家裡，不要隨便為了保育皇后碼頭和爭取普選之類的芝麻小事跑出來。

警方的角度看，上街示威的市民其實和黑社會差不多。不是因為他們破壞社會安寧，而是他們都很煩，搞到阿sir多o野做。他們都是執法力量的對立面，他們都是「問題」；就算示威人士根本不是正常社會的問題，他們也是警察系統所要維護的「秩序」之脫序，「規範」之失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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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新聞：

陳巧文涉兩遊行襲警被捕
質疑打壓反高鐵 警強調依法
2010年1月10日

【明報專訊】港大女生陳巧文上周四遭警察上門，向其家人問話，昨早她出席一個電台節目後旋即被重案組探員拘捕，指她在元旦遊行及去年11月29日反高鐵遊行時襲警。扣查近5小時，陳巧文獲准以500元保釋，她質疑警方針對參加反高鐵示威的知名人士，以阻嚇其他參與者，手段卑鄙，但即使她被捕坐牢，「拉了一個陳巧文，仍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仍有千千萬萬個陳巧文」

陳巧文昨早10時出席港台節目，她表示，完成節目步出港台時，發現有警車在路邊等候，4名軍裝警員落車即場拘捕她。在車上，警員表示她不可以打電話，「我話我知道可以，佢就讓步」，當她講電話時一談到元旦遊行，警員即喝止，要求她關電話。因反高鐵人士陳景輝與陳巧文一起出席電台節目，即時把她被捕的消息通知外界，其間有傳媒致電查詢，警員禁止陳巧文接聽傳媒來電。

指警阻礙電話聯絡

陳巧文被送到九龍城警署後，再被轉移至中區警察總部。她說，警方不讓她使用手機，若要聯絡外界，便要使用警署的電話，並留下致電對象的姓名。公民黨黃鶴鳴律師其後收到消息，到場陪伴陳巧文落口供，他表示，警方未有向他們展示證據。陳巧文說，警方指她在1月1日的元旦爭普選遊行中拳打及掌摑一名女警，於去年11月29日的反高鐵遊行中，則對一名女警箍頸。

警方發言人表示，這次是審閱證據後作出拘捕行動，是依法行事；又強調警方沒有拒絕她與外界聯絡。

大律師陸偉雄表示，除非警方懷疑疑犯會聯繫其他共犯，影響調查，否則不應禁止被捕者聯絡他人。他指出，警方可監視疑犯聽電話的情况，毋須禁止她接聽來電。

約20名市民包括社民連成員昨午到警察總部外抗議，要求釋放陳巧文，約下午4時陳巧文獲准保釋。

陳巧文批評警方實行白色恐怖。協助陳巧文聯繫律師到場的公民黨陳淑莊表示，示威有肢體接觸屬正常，早前她在示威中，亦有警員觸碰她，「係咪又可以告普通襲擊？」

警﹕無政治考慮

對於陳巧文指警方以拘捕行動來打壓示威，警方消息人士堅決否認，強調警方依法辦事，絕無政治考慮，「只要有足夠證據便會拉人」，不會考慮對方是否有知名度。至於陳巧文質疑案發多時，何以昨日才拘捕，消息人士解釋，因調查需時，例如要等待受傷警員的醫學報告、諮詢法律意見等，這次行動並不算遲。

曾坐牢示威者﹕警已淪政治工具

【明報專訊】回歸至今，本港曾有不少參與遊行的人士被控告襲警，其中2001年社會福利員梁俊威參與學聯反對警方濫用警權示威時，阻差辦公及襲警罪成，被判入獄5個月。梁俊威表示，若陳巧文今次被控襲警罪成而要入獄，他絕對不會感到出奇，因為警察已成政治工具。

梁俊威憶述，當日他抗議時，由於較高級的警員走到較遠的位置，他便用「大聲公」向該警員表達訴求，卻被指襲警，令警員聽覺受影響，警方在事發後4個月，才到其工作地點將他拘捕。

另外，示威者馮炳德在08年1月13日爭普選遊行時，以右手肘撞跌正在收縮遊行路線的警察，導致其腰部受傷，被控襲警罪成，判囚15周，其上訴失敗需要服刑。

程翔 - 重判劉曉波突顯中共脆弱

2010年1月3日

【明報專訊】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中共這次對劉曉波的判決，可以說是「三違反」。

違反憲法承諾

首先它違反了自己在中國憲法上對人民作出的承諾。憲法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劉曉波的所有作為，都沒有超出憲法的範圍，所以中共對他重判，是典型的「以言入罪」。中共當政六十年，「以言入罪」的案件沒有一天停止過，使得憲法的規定形同虛設。這是中國社會迄今人權狀况無法改善的核心原因，也是中共至今無法取信於人民的根本原因。

違反對國際社會承諾

其次它違反了中共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中共作為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的簽署國，有責任履行公約關於保障人權的規定，而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中共更應該有義務帶頭執行兩項文件，以維護聯合國文件的權威性。遺憾的是，中共非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公然地踐踏這些文件所承載的共同價值。當外國對案件表示關注時，它斥責別人干預它的內政，可是它有沒有想到，國際社會對於它公然違背兩個公約的精神提出批評，正是為了維持國際公約的權威地位，否則公約就會淪為一紙空文。令人擔心的是，隨着中共日益强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依賴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的國家對中共違背國際公約的情况視若無睹。這樣，中共愈是强大，它對人類社會經過幾百年培育出來的普世會值的破壞力也就愈大。這是當今世界對中共的崛起感到擔憂的主要原因。

違反中共政策主張

第三，它違反了中共自己的一些政策主張和努力方向。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改革司法制度，杜絕「冤假錯案」，並為此作過一些努力。例如﹕中共曾經在○六年第五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宣稱，今後審判工作要把好四個關，即﹕「事實關、證據關、程序關、和適用法律關」，務求對每一件案都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可是，對劉曉波的審判完全違背了上述的努力方向，可以說是一個大倒退。從劉曉波一案的判决來看，「冤假錯案」的土壤還十分深厚肥沃，此其一。在○八年中共頒布了「人權行動計劃」，表示要着意改善中國的人權狀况，當時大家雖然對此計劃沒有信心，但也抱着「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樂觀其成。如今通過對劉曉波的判决，中共又一次以具體行動來證明它的政策宣言不過是用來欺騙人民的謊言而已，此其二。

為什麼中共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實行對劉曉波「三違反」的重判？理由只有一個﹕它嚴重缺乏自信，以致外強中乾、色厲內荏。

在今年六十周年國慶節期間，人們看到一幅很諷刺的景像。一方面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的大閱兵裏陳列了最犀利的武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已經晉身為世界第三大軍事强國。但與此同時，北京的超級市場卻貼出告示﹕「奉上級通知國慶節期間不得出售刀具」。為什麼武裝到牙齒、擁有世界第三强軍力的中共，卻擔心老百姓日常用的刀具？這只能說明中共外强中乾、色厲內荏的本質。歷史上好像只有秦朝和元朝有過禁止老百姓擁有刀具的記載，而這兩個朝代又恰恰是中國歷史上最短祚的朝代。中共在國慶期間禁止百姓買刀，是否意味着中共將步秦、元的後塵成為另一個短祚的政權？

為什麼中共那麼缺乏自信？原因只有一個﹕它已嚴重蛻變為一個腐朽的脫離人民的政權。

筆者在二十年前的天安門鎮壓後，就斷言中共會淪為一個腐化墮落的政黨。因為天安門鎮壓的實質，就是以坦克來保護貪腐，為貪腐開路。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年間，人們看到中共通過對權力的壟斷而壟斷了全國財富，從而蛻變成吉拉斯《新階級》一書中所描述的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壟斷了全國絕大多數的財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最大根源。據中共中央黨校的調查，在私人財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人群中，百分之九十二的人是高幹子弟。根據社會科學院的另一項調查，中國高官的貪污所得約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這兩組數字就是這個新階級的最好的寫照。正是由於中共的變質，使得它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十分深刻，以至「群體事件」（實際上就是小規模的、零散的人民起義）層出不窮。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中共缺乏自信的核心原因。

因此重判劉曉波，適足以折射出中共的脆弱。而它這樣做是要付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