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8日
繼「光復沙田」後，「光復行動」反水貨客明天延燒到元朗。元朗原居民、知名時裝設計師鄧達智，在專欄狠批水貨客破壞元朗民生，指昔日老店林立的元朗大馬路，近年已成「三步一藥房」的水客街。「元朗街頭是人體，水貨蝗蟲如嫖客，上馬摧殘，迅速插完打個冷震即閃……。水貨蝗蟲不是客，他們並未尊重我們的家是家或旅遊景點觀賞，純粹只求貨，不見得需雙手將元朗奉上任嫖任插。」對於周日反水貨客行動，他說只要和平進行，個人非常贊成。
二月十六日北京《環球時報》報道沙田反水客示威時稱：「反水貨行動實際是……挑起兩地矛盾，又推動實質性『港獨』。」這是中共媒體繼批評「命運自主」是「港獨」之後，進一步將守護鄉土免被蹂躪的人類社會的本能本性反應，予以污名化地指為「港獨」。
甚麼是「港獨」？除了把爭取民主、命運自主、反水貨污名化之外，中共港共又指「港獨」是因為背後有外國勢力支撐。梁振英說有很多資料顯示全球各地的外國勢力介入佔領運動，但他具體指出的是兩筆捐款都使用「滙豐銀行觀塘分行的本票」，真是莫測高深。
事實上，自香港開展爭取真普選以來，兩年多市民意願表達的一再升級——從提出佔中到大規模佔領運動，和中共港共的不斷打壓——從白皮書到人大八三一決定，儘管引起國際媒體和公眾關注，但可稱之為「勢力」的外國政府卻從不置一詞。奧巴馬到北京參加APEC，談到香港也只忙於撇清美國沒有介入，而沒有表示對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支持。英國國會要派團來香港視察中英聯合聲明執行情況，被中共拒絕入境並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英國沒有作適當反應。曾鈺成說他所接觸的外國駐港領事，都主張香港人應對政改方案「袋住先」。早前英國政府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提到希望特區政府與立法會議員達成共識，為年內通過政改鋪路。在在說明西方國家不但沒有支持香港的佔領運動，甚至為了維持與中共的戰略關係或經濟利益，包括在香港的利益，而不想開罪北京。
香港人爭取普選正是在沒有外國勢力支持的狀態下，被中共指為有外國勢力介入而且在搞「港獨」的。
當香港連反水貨都被指為「港獨」的時候，我們發現台灣的現狀卻沒有被中共或港共指為「台獨」。新公佈的預算案在摘要中有一幅地圖，用深紫色代表中國、淺紫色代表其他境外地區，但台灣竟然用了淺紫色！這個「政治不正確」的蝦碌事件，政府已立即補鑊，即時改正網上版，將台灣變回深紫色。
台灣有自己的軍隊，有全面的民主普選，有作為獨立政治實體的一切架構，但中共和港共沒有指為「台獨」。真正原因是甚麼？竟然就是因為有外國勢力介入。
一九九五年六月，美國允許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到美國訪問，引來中共強烈抗議，指美國此舉助長台獨勢力。七月，中共向台海發射導彈和在沿海進行軍事演習，九六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中共在三月再次射導彈並落在基隆和高雄外海。正是在台海局勢緊張之時，美國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指派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通過台灣海峽，又與九六年三月自波斯灣加派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群前往台灣東部海域，預定與獨立號戰鬥群會合。這股外國勢力的介入，立刻阻止了中共的軍事冒險行動，也從那時開始，中共不再提台獨勢力，而是講兩岸的和平合作了。
夠諷刺吧，香港的抗爭被中共指為有外國勢力介入的「港獨」，真正原因正是沒有外國勢力介入；而台灣即使在曾經執政八年的民進黨的黨綱上列明「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自二十年前中共武力威嚇遭到外國勢力阻攔後，就不再提「台獨」，反而拉攏台灣各方勢力包括民進黨。
中共的邏輯就是實力邏輯。甚麼外國勢力都是胡謅和栽誣，根本問題是有沒有實力。香港沒有外力支持所以中共認為可以任憑糟蹋。台灣除了有外國勢力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有真正的民主授權。體質健強才是真正的實力。
中共現在財大氣粗，對台灣對香港以及對西方國家都採取「以經促政」對策，即以經濟利益作政治拉攏的手段；台灣以獨立自強的體質爭取國際支持；香港過去兩年在建立自己的本土獨立人格方面已漸漸為外界了解，我們能做的是「以民促官」，從爭取外國的民間支持而促使官方支持。奧斯卡的「香港之夜」已露出苗頭，努力吧，即使沒有具體成效，也毋須動搖，毋須灰心。（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2月28日 星期六
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區家麟 - 大學之道在追星
絢麗荒涼 作者網誌
2015年2月27日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RAE）」報告，傳媒視作大學排名比拚，黨媒用作攻擊港大法律學院的鬥爭工具。查閱RAE相關文件，常見一詞，極為礙眼：Cost Centre.
教資會文件，常以“Cost Centre”形容大學學科或學術單位。「成本中心」，商界術語，查查字典，解釋是公司內「只消耗資源，沒有直接利潤」的部門。一用此詞，以做生意思維，有意無意把大學學科「定性」為「嘥米飯」，屁股指揮腦袋，真是倒抽一口涼氣。
既然投入資源了，自然要量度 “output”。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在博文約禮、敦仁博物、求新求進……這些教育家珍重的價值、鑿在校徽上的先賢校訓，統統難以量化，怎麼辦？總要找些東西出來量度一下，結果，我們不能量度有價值的東西，往往把能量度的東西就當作有價值，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
大學要研究，生產新的知識，貢獻社會；大學也要教學，傳遞知識，授業解惑。教學成果難量度，於是大學排名榜、院校高層、傳媒與家長，往往把焦點集中於評核研究；最易量化，就是研究獲國際學術期刊刊載的數目、論文得獎數目、成功申請之研究基金數額等。於是，「進取」的學系，愛招聘外籍教授或「海歸」學者，一來讓大學更「國際化」，爭取更佳排名；外地學者視野較「國際」，慣用英語，亦有助摘三、四星評級，令各「成本中心」的產品，達到國際卓越與世界領先水平，好作交代。本地大學，薪高糧準，吸引知名學者無數，但這些外籍教授對香港有感情嗎？會做本土研究嗎？擅長教學嗎？對不起，都不重要。
再說，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本來不應混為一談，香港不需要八間大學一起仰望星空，追求世界「頂尖」研究。教資會的審核報告，雖然多處強調，不同院校與學科，情況不同，不應互相比較，但其圖表的表達形式，正是把各「成本中心」並列，邀請大家作比較。
政府中人，常嘆香港學府缺乏本地政策研究，始作俑者，正是這種評核標準。本地研究，關注面難免較本土，若重政策，則更實務與工具性，較難登「國際」殿堂。專注本地政策研究的學者，在現時大學評審生態下，不易立足。縱使教資會文件強調研究可用中文、發表渠道不限於學術期刊、本土研究也重視、甚至接受論文以外的「創新」研究形式，但你能期望那些操生殺大權的外國學術權威們，會花時間了解本地環境，學習中文，給你一個三四星的讚嗎？
於是，學者最穩妥做法，還是致力得到國際認可，這些論文，若得學術同儕審核認同，當然有價值，縱使凡人難了解，但也增長人類知識，兼提升自身大學排名，是看得到、數得到的聲譽。但是，制度令大批聰敏的頭腦變成離地精英，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埋首追求與本地福祉及學生需要完全無關的「知識」，那是極大浪費，我們就要問，比例是否恰當？方向是否出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 Gaye Tuchman 最近寫了一本書 Wannabe U: Inside a Corporate University，她以參與觀察的形式，描繪一所美國中等水平大學的生態。大學公司化，花盡心思追求利潤與討好「顧客」。Tuchman 說，本來，大學只是一種工具、一個載體，為生產與傳遞知識而服務；現在，知識變成一種工具，為大學的利潤與聲譽而服務。「為了追求聲譽，大學的行政人員會花心思去想，研究甚麼才會獲得認同；大學教職員更關心產品（大學教育）的市場形象、關心顧客（學生與家長）與客戶（學生的未來僱主）的感受，多於關心教育本身。」
Tuchman 又指，國家機器試圖把大學「去神聖化」(de-church)，試圖以撥款與評審方式，推動大學公司化與教育商品化，重塑大學角色，剝去往日的超然地位，把大學納入國家管控的範疇。
在香港，當權者視大學為九反之地，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主，易引起反彈；蔓妙之計，當在堂而皇之透過學術評審與國際化指標，消耗老師精力，費時做離地研究，明明以教學為主業也要追逐國際頂級研究榮譽，再以一眾排名榜製造壓力，把數字當作成就，討好教育商品的消費者。
Tuchman 說：「大學不再帶領學生去追尋真相、不在知性的可能中闖蕩、不去欣賞最好的藝術音樂與文化、不致力推動開明的政治與公共服務。他們裝備學生找工作，他們不是辦教育，只是搞訓練。」
這正是不信任大學、不信任教育、不信任老師的人，最樂見的事。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2014年研究評審工作（RAE）」報告，傳媒視作大學排名比拚，黨媒用作攻擊港大法律學院的鬥爭工具。查閱RAE相關文件，常見一詞，極為礙眼：Cost Centre.
教資會文件，常以“Cost Centre”形容大學學科或學術單位。「成本中心」，商界術語，查查字典，解釋是公司內「只消耗資源，沒有直接利潤」的部門。一用此詞，以做生意思維，有意無意把大學學科「定性」為「嘥米飯」，屁股指揮腦袋，真是倒抽一口涼氣。
既然投入資源了，自然要量度 “output”。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在博文約禮、敦仁博物、求新求進……這些教育家珍重的價值、鑿在校徽上的先賢校訓，統統難以量化，怎麼辦？總要找些東西出來量度一下，結果，我們不能量度有價值的東西，往往把能量度的東西就當作有價值，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
大學要研究，生產新的知識，貢獻社會；大學也要教學，傳遞知識，授業解惑。教學成果難量度，於是大學排名榜、院校高層、傳媒與家長，往往把焦點集中於評核研究；最易量化，就是研究獲國際學術期刊刊載的數目、論文得獎數目、成功申請之研究基金數額等。於是，「進取」的學系，愛招聘外籍教授或「海歸」學者，一來讓大學更「國際化」，爭取更佳排名；外地學者視野較「國際」，慣用英語，亦有助摘三、四星評級，令各「成本中心」的產品，達到國際卓越與世界領先水平，好作交代。本地大學，薪高糧準，吸引知名學者無數，但這些外籍教授對香港有感情嗎？會做本土研究嗎？擅長教學嗎？對不起，都不重要。
再說，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本來不應混為一談，香港不需要八間大學一起仰望星空，追求世界「頂尖」研究。教資會的審核報告，雖然多處強調，不同院校與學科，情況不同，不應互相比較，但其圖表的表達形式，正是把各「成本中心」並列，邀請大家作比較。
政府中人，常嘆香港學府缺乏本地政策研究，始作俑者，正是這種評核標準。本地研究，關注面難免較本土，若重政策，則更實務與工具性，較難登「國際」殿堂。專注本地政策研究的學者，在現時大學評審生態下，不易立足。縱使教資會文件強調研究可用中文、發表渠道不限於學術期刊、本土研究也重視、甚至接受論文以外的「創新」研究形式，但你能期望那些操生殺大權的外國學術權威們，會花時間了解本地環境，學習中文，給你一個三四星的讚嗎？
於是，學者最穩妥做法，還是致力得到國際認可，這些論文，若得學術同儕審核認同，當然有價值，縱使凡人難了解，但也增長人類知識，兼提升自身大學排名，是看得到、數得到的聲譽。但是，制度令大批聰敏的頭腦變成離地精英，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學者，埋首追求與本地福祉及學生需要完全無關的「知識」，那是極大浪費，我們就要問，比例是否恰當？方向是否出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 Gaye Tuchman 最近寫了一本書 Wannabe U: Inside a Corporate University，她以參與觀察的形式，描繪一所美國中等水平大學的生態。大學公司化，花盡心思追求利潤與討好「顧客」。Tuchman 說，本來，大學只是一種工具、一個載體，為生產與傳遞知識而服務；現在，知識變成一種工具，為大學的利潤與聲譽而服務。「為了追求聲譽，大學的行政人員會花心思去想，研究甚麼才會獲得認同；大學教職員更關心產品（大學教育）的市場形象、關心顧客（學生與家長）與客戶（學生的未來僱主）的感受，多於關心教育本身。」
Tuchman 又指，國家機器試圖把大學「去神聖化」(de-church)，試圖以撥款與評審方式，推動大學公司化與教育商品化，重塑大學角色，剝去往日的超然地位，把大學納入國家管控的範疇。
在香港，當權者視大學為九反之地，明目張膽干預學術自主，易引起反彈；蔓妙之計，當在堂而皇之透過學術評審與國際化指標，消耗老師精力，費時做離地研究，明明以教學為主業也要追逐國際頂級研究榮譽，再以一眾排名榜製造壓力，把數字當作成就，討好教育商品的消費者。
Tuchman 說：「大學不再帶領學生去追尋真相、不在知性的可能中闖蕩、不去欣賞最好的藝術音樂與文化、不致力推動開明的政治與公共服務。他們裝備學生找工作，他們不是辦教育，只是搞訓練。」
這正是不信任大學、不信任教育、不信任老師的人，最樂見的事。
2015年2月26日 星期四
區樂民 - 別人的感受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和三叔在西環喝完早茶，我們走路回家，三叔把看過的報紙小心翼翼地放進街上的垃圾箱。用「放進」一詞，不完全準確，因為報紙是對摺一下，一半在垃圾箱內，一半是掛在箱外。
「那是間諜互通消息的暗號嗎？」我笑問。
「這是方便拾荒者，不用翻開垃圾箱找報紙。」 三叔說。
「你真會為他人設想。」我稱讚。
「舉手之勞。」
記得很多年前，三叔的家進行大裝修，他和三嬸搬到一個短租四個月的單位。工程完成了，三叔退租，業主來檢查室內狀況。業主開門一看，感動得差點想哭，業主說：「區先生，謝謝你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多麼希望你是我的長期租客。」三叔當然沒有成為他的長期租客，但跟業主成為長期朋友。
三叔曾對我說：「如果每個人都運用自己十分一的精神，去照顧旁人的感受，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農曆新年前的兩星期，三叔以紅紙寫了很多揮春，寄給親朋戚友。
「以往是親手送的，」三叔道：「現在老了，走路沒那麼方便，唯有郵寄。」
八十六歲老人送上的祝福，接收的人，必然欣喜。
「人家開心，我也開心。」三叔說。
人緣是好是壞，是可以選擇的。三叔常道：「論銀行戶口內的數字，我並不富有，但心裏，覺得自己很富有。」
和三叔在西環喝完早茶，我們走路回家，三叔把看過的報紙小心翼翼地放進街上的垃圾箱。用「放進」一詞，不完全準確，因為報紙是對摺一下，一半在垃圾箱內，一半是掛在箱外。
「那是間諜互通消息的暗號嗎？」我笑問。
「這是方便拾荒者，不用翻開垃圾箱找報紙。」 三叔說。
「你真會為他人設想。」我稱讚。
「舉手之勞。」
記得很多年前，三叔的家進行大裝修，他和三嬸搬到一個短租四個月的單位。工程完成了，三叔退租，業主來檢查室內狀況。業主開門一看，感動得差點想哭，業主說：「區先生，謝謝你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多麼希望你是我的長期租客。」三叔當然沒有成為他的長期租客，但跟業主成為長期朋友。
三叔曾對我說：「如果每個人都運用自己十分一的精神，去照顧旁人的感受，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農曆新年前的兩星期，三叔以紅紙寫了很多揮春，寄給親朋戚友。
「以往是親手送的，」三叔道：「現在老了，走路沒那麼方便，唯有郵寄。」
八十六歲老人送上的祝福，接收的人，必然欣喜。
「人家開心，我也開心。」三叔說。
人緣是好是壞，是可以選擇的。三叔常道：「論銀行戶口內的數字，我並不富有，但心裏，覺得自己很富有。」
陶傑 - 歧視齊哈同胞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梁特忽然轉軚，改口稱要跟上面談「限制內地來香港自由行城市」，因為「香港空間有限」。此一改口，雖然明顯是為了下屆直選連任，但也是向在新界轉戰的香港青年反水貨游擊隊屈服，證明沙田屯門的反水貨游擊戰，一來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二來，原來「激進」是能奏效的。
大陸水貨客來香港狂掃貨，引來外國勢力英美傳媒圍觀報道。加上香港法官，將水貨瘋潮嚴正定性為國恥，「蝗蟲」（Locust）這個英文名詞正在走向國際，由中國人開拓的新定義，即將登入牛津字典。
英語文明國家漸漸明白：「世界工廠」的「十四億人口龐大巿場」，唾棄自己的產品，瘋狂湧到前英國殖民地搶購外國日用品。有「留學生」做水貨內應，德國奶粉告急，日耳曼的嬰兒據說就快都沒得吃了。英國和日本，應該會是下一輪淪陷目標。
這樣一來，當初宣稱「背靠祖國」的「董伯治港思維」，加上「香港人不能未富先驕」的梁班子，不得不轉軚了。但是，十年自由行，消費獨大，搞得不事生產，有如吸上海洛英。習慣了，要戒，可就難了。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對外來資金湧進買地產，一定要限制。無論英國和加拿大徵收龐大的物業轉售稅，還是泰國不准中國和香港公司在清邁布吉買獨立的別墅，不，不是美國在幕後拉線來圍堵你，而是看見中國人當前拿着錢、在全世界到處嘩哩嘩啦喧嘩亂灑的情緒狀態，中國人把錢送上來，幾百萬元掃LV、紅酒、哈羅百貨，外國勢力對中國人的錢，當然是要的，但是有個限度，人家不想跟中國人一起發瘋。
但是對於「凡事總有個限度」的英式常智（British Common Sense），香特的董梁卻認為是「歧視內地同胞」，還反問「世界上哪個國家會拒絕財神」，這樣就激起據說是暗藏港獨的香港反水軍。經過一番動亂，梁班子好像終於學懂包括「背靠祖國」、何謂「凡事總有個限度」，雖然可喜可賀，但是香港特區這個消費經濟毒癮該怎樣戒，西方傳媒又等着看戲了。
如果只准上海廣州深圳列為自由行城市，遠在齊齊哈爾的，總算也近年富起來，剛也聽說香港的奶粉都是英國的，想也組團來香港，現在卻被禁了，這樣算不算歧視齊齊哈爾的同胞呢？如果激起「來生只做深圳人東莞人，來生不做齊哈人」的抗議，又怎樣防範呢？
梁特忽然轉軚，改口稱要跟上面談「限制內地來香港自由行城市」，因為「香港空間有限」。此一改口，雖然明顯是為了下屆直選連任，但也是向在新界轉戰的香港青年反水貨游擊隊屈服，證明沙田屯門的反水貨游擊戰，一來有強大的民意基礎，二來，原來「激進」是能奏效的。
大陸水貨客來香港狂掃貨，引來外國勢力英美傳媒圍觀報道。加上香港法官，將水貨瘋潮嚴正定性為國恥，「蝗蟲」（Locust）這個英文名詞正在走向國際，由中國人開拓的新定義，即將登入牛津字典。
英語文明國家漸漸明白：「世界工廠」的「十四億人口龐大巿場」，唾棄自己的產品，瘋狂湧到前英國殖民地搶購外國日用品。有「留學生」做水貨內應，德國奶粉告急，日耳曼的嬰兒據說就快都沒得吃了。英國和日本，應該會是下一輪淪陷目標。
這樣一來，當初宣稱「背靠祖國」的「董伯治港思維」，加上「香港人不能未富先驕」的梁班子，不得不轉軚了。但是，十年自由行，消費獨大，搞得不事生產，有如吸上海洛英。習慣了，要戒，可就難了。
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對外來資金湧進買地產，一定要限制。無論英國和加拿大徵收龐大的物業轉售稅，還是泰國不准中國和香港公司在清邁布吉買獨立的別墅，不，不是美國在幕後拉線來圍堵你，而是看見中國人當前拿着錢、在全世界到處嘩哩嘩啦喧嘩亂灑的情緒狀態，中國人把錢送上來，幾百萬元掃LV、紅酒、哈羅百貨，外國勢力對中國人的錢，當然是要的，但是有個限度，人家不想跟中國人一起發瘋。
但是對於「凡事總有個限度」的英式常智（British Common Sense），香特的董梁卻認為是「歧視內地同胞」，還反問「世界上哪個國家會拒絕財神」，這樣就激起據說是暗藏港獨的香港反水軍。經過一番動亂，梁班子好像終於學懂包括「背靠祖國」、何謂「凡事總有個限度」，雖然可喜可賀，但是香港特區這個消費經濟毒癮該怎樣戒，西方傳媒又等着看戲了。
如果只准上海廣州深圳列為自由行城市，遠在齊齊哈爾的，總算也近年富起來，剛也聽說香港的奶粉都是英國的，想也組團來香港，現在卻被禁了，這樣算不算歧視齊齊哈爾的同胞呢？如果激起「來生只做深圳人東莞人，來生不做齊哈人」的抗議，又怎樣防範呢？
高慧然 - 事先張揚跳樓事件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6日
68歲男人疑似患抑鬱症，抱孫跳樓。令人唏噓的是，跳樓男多次向家人提及欲輕生，自殺前甚至兩度傳短訊給老婆及媳婦透露自殺打算，卻絲毫沒有引起家人重視，家人可能把事先張揚自殺短訊視作「狼來了」的另一版本，不予理睬。直至悲劇發生，才痛悔不及。
香港人缺乏對情緒病的認識和重視，這跟教育有關，跟醫療資源不足夠也有關係。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每一萬個人應該擁有一名精神科醫生，香港人口超過700萬，而且是個生存壓力極大、生存空間極度狹窄的城巿，理應需要更多精神科醫生，但目前全港只有334名精神科醫生。排期輪候精神科醫生時間極漫長，所以，很多人患有情緒病而不自知，他們身邊的親人、朋友也只會諷刺他們矯情，病人輕生，外人的反應也是批判多於同情，「也太不負責了，一死了之！」「有勇氣去死，沒有勇氣生活下去？」「懦夫！」……
香港目前有大約20萬名精神病患者，其中重型精神病人接近5萬人。醫生與病人的比例，決定了病人難以得到全面的照顧與跟進，精神病人覆診排期超過一年，而每一名病人與醫生見面的時間之短，亦不確保令病人得到最適切的醫治。這是已確診的病人。更多有病而不自知，有病而輪不到醫治的病人，需要社會關注，需要更多的同情與諒解。
68歲男人疑似患抑鬱症，抱孫跳樓。令人唏噓的是，跳樓男多次向家人提及欲輕生，自殺前甚至兩度傳短訊給老婆及媳婦透露自殺打算，卻絲毫沒有引起家人重視，家人可能把事先張揚自殺短訊視作「狼來了」的另一版本，不予理睬。直至悲劇發生，才痛悔不及。
香港人缺乏對情緒病的認識和重視，這跟教育有關，跟醫療資源不足夠也有關係。世界衛生組織提出每一萬個人應該擁有一名精神科醫生，香港人口超過700萬，而且是個生存壓力極大、生存空間極度狹窄的城巿，理應需要更多精神科醫生，但目前全港只有334名精神科醫生。排期輪候精神科醫生時間極漫長，所以，很多人患有情緒病而不自知，他們身邊的親人、朋友也只會諷刺他們矯情，病人輕生，外人的反應也是批判多於同情，「也太不負責了，一死了之！」「有勇氣去死，沒有勇氣生活下去？」「懦夫！」……
香港目前有大約20萬名精神病患者，其中重型精神病人接近5萬人。醫生與病人的比例，決定了病人難以得到全面的照顧與跟進，精神病人覆診排期超過一年，而每一名病人與醫生見面的時間之短，亦不確保令病人得到最適切的醫治。這是已確診的病人。更多有病而不自知，有病而輪不到醫治的病人，需要社會關注，需要更多的同情與諒解。
林卓廷 - 底線的退讓與投降何異——答羅致光教授
2015年2月25日
【明報專訊】羅致光教授以港大副教授和「不代表民主黨的民主黨黨員」身分，在2月3日以〈看不清的事實與誠意〉為題，就政改分享其 「觀察、分析和結論」，本人認識教授多年，一向佩服其分析能力，但對他是次的觀察、分析、結論，本人均難以苟同，謹與之商榷。套用教授所言，本人的分析只是 「 基於自己片面的知識 」，但我倆相異之處是，本人確信本人有關政改觀點符合民主黨立場。
中央背約 何來誠意
教授鴻文先定討論範圍就是「不討論真普選是什麼東西」，因為中央領導人心中， 「『真普選』的理念基本不存在；若有，亦全不重要……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及維護國家穩定，便是『好普選』」。教授多年來在民主黨內參與政策及政治辯論，多次指導我們要準確掌握關鍵概念，方能展開有意義的討論。教授要討論政改，但連何謂真正的普選都不討論，實在匪夷所思。此外，如果中央領導人心中對普選沒有基本理念，為何2007年會承諾讓香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當時是否自欺欺人？
普選的基本元素，多位海內外著名學者已有豐碩的論述，教授的理解必然較我深入，相信教授應會同意，普選的基本原則是要讓人民有真正的選擇，公平、公正、公開、定期選出政府，不能不合理地排拒有足夠代表性的人物或政黨參選。8‧31的人大常委會決定，規定要提名委員會委員過半數同意方能 「出閘」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提委會的人數、構成及產生辦法又要按照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對香港政治稍有認識的人都明白，選委會的不公平產生方式，會讓建制派壟斷席位，民主派選委只佔不足兩成，人大8‧31的決定旨在排拒非建制派參選人。這樣不合理的篩選制度，完全違背普選的國際標準和基本概念，因此當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即代表中央違背了2007年的公開承諾「讓香港人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教授身為民主運動的前輩，對於中央的背約欺騙港人居然不置一辭，迴避普選核心問題，做法令人失望。
普選不符國家利益穩定？
此外，教授分析中央領導人思維，認為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和穩定」就是「好普選」，同樣地，教授並無就有關說法表達意見，究竟教授是否認同「落實普選會危害國家利益和穩定」的論述呢？外國民主經驗是否如此？教授是否同意中共其實「黨國不分」，蓄意混淆政權與國家的概念呢？
泛民不愛國愛港？
教授認為人大決定是不信任港人，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人士做特首。同樣地，文章亦無表示是否同意有關論述。試問中央曾多次讚賞廣大香港市民「愛國愛港」，那麼港人又怎會選出不「愛國愛港」甚至「賣國反港」的特首呢？我認為，根據中央的一貫行事標準，凡不支持中共一黨專政，就是不愛國，並以此假命題，意圖篩選民主派人士，教授一再單純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說法而不置可否，恐怕會令人以為教授支持有關荒謬說法。
教授估計 「近月香港的發展……中央領導人對讓香港有普選的誠意，便自然是淡化了」，近月香港最重要的發展無疑是「雨傘運動」，然而運動是在8‧31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後發生，這決定其實已反映中央政府就普選背約，教授如指「雨傘運動」令中央讓香港普選的誠意淡化是否本末倒置呢？還是文章所謂的 「近月發展」是另有所指呢？還請明示。
誰拉倒普選？
此外，文章先指摘泛民拒絕根據8‧31決定討論「優化」方案，令保守勢力「繼續享有政治免費午餐最少至2020至2024年」， 再分析政改失敗，香港的鬥爭會更激烈，中央對港的信任只會減少，日後政改只會更保守， 「民主倒退」的機會更大。教授不批評中央推翻普選承諾，反批堅持爭取普選的民主派，並諉過民主派要承擔功能組別延續的責任，甚至意圖將日後政制倒退的責任推到民主派身上，難免令人感到教授顛倒是非，意圖為中央卸責。
泛民大敗 普選有機？
教授提出，否決政改後，只要泛民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大敗，中央就「不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特首」，但泛民「不會如此自我犧牲」。教授之說實匪夷所思：
一、民主制度不應為個別政黨度身訂做，只容許一種政治勢力當選的制度，根本談不上普選；
二、就算泛民一時失去支持，但若泛民日後在立法會選舉收復失地，中央是否會取消直選，恢復舊制嗎？
三、同樣是一國兩制的澳門，民主派多年積弱，又不見得中央容許澳門普選，可見教授之言既不合理，亦無根據。
無底線的退讓就是投降
教授認為根據8‧31決定政治發展仍可 「向前走」， 「今天無進展，明天更無望」、「寸土必爭，哪怕它只是一小步」、「可透過一人一票影響未來特首施政」，但本人認為，如果泛民主派接受一個中央所謂 的「普選」方案，將會有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果：
一、中央可向國際和香港市民聲稱，香港已落實所謂「普選」，政改爭議已圓滿解決，民主派日後再無理據爭取「已經落實」的普選；
二、經不合理篩選再由市民選出的特首，擁有虛假的認受性，可能更易扭曲和騎劫民意，民主派和市民更難以制衡。
其實，民主黨在2010年就是以寸土必爭的策略，談判通過政改，以免中央藉口推翻2017普選時間表，然而8‧31人大決定完全違背普選承諾，民主黨因此別無他選，決意否決這方案！教授身為民主黨創黨成員和民主派學者，不斷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觀點，未加駁斥，又建議接受人大違背普選承諾的決定，更將否決普選的責任歸咎泛民主派，言論觀點極接近建制派，令人失望。
本人認為泛民主派如接受以假當真的政改，根本是無底線的退讓，與投降無異，必然令民主力量崩盤，日後更難推翻假普選，未來政制只會小修小補，民主派就算未淪為建制一員，亦只會是為求生存甚或上位，屈膝於權勢，放棄原則，背棄長期理想的機會主義者！
作者是民主黨黨員
【明報專訊】羅致光教授以港大副教授和「不代表民主黨的民主黨黨員」身分，在2月3日以〈看不清的事實與誠意〉為題，就政改分享其 「觀察、分析和結論」，本人認識教授多年，一向佩服其分析能力，但對他是次的觀察、分析、結論，本人均難以苟同，謹與之商榷。套用教授所言，本人的分析只是 「 基於自己片面的知識 」，但我倆相異之處是，本人確信本人有關政改觀點符合民主黨立場。
中央背約 何來誠意
教授鴻文先定討論範圍就是「不討論真普選是什麼東西」，因為中央領導人心中， 「『真普選』的理念基本不存在；若有，亦全不重要……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及維護國家穩定，便是『好普選』」。教授多年來在民主黨內參與政策及政治辯論，多次指導我們要準確掌握關鍵概念，方能展開有意義的討論。教授要討論政改，但連何謂真正的普選都不討論，實在匪夷所思。此外，如果中央領導人心中對普選沒有基本理念，為何2007年會承諾讓香港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當時是否自欺欺人？
普選的基本元素，多位海內外著名學者已有豐碩的論述，教授的理解必然較我深入，相信教授應會同意，普選的基本原則是要讓人民有真正的選擇，公平、公正、公開、定期選出政府，不能不合理地排拒有足夠代表性的人物或政黨參選。8‧31的人大常委會決定，規定要提名委員會委員過半數同意方能 「出閘」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提委會的人數、構成及產生辦法又要按照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對香港政治稍有認識的人都明白，選委會的不公平產生方式，會讓建制派壟斷席位，民主派選委只佔不足兩成，人大8‧31的決定旨在排拒非建制派參選人。這樣不合理的篩選制度，完全違背普選的國際標準和基本概念，因此當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決定，即代表中央違背了2007年的公開承諾「讓香港人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教授身為民主運動的前輩，對於中央的背約欺騙港人居然不置一辭，迴避普選核心問題，做法令人失望。
普選不符國家利益穩定？
此外，教授分析中央領導人思維，認為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和穩定」就是「好普選」，同樣地，教授並無就有關說法表達意見，究竟教授是否認同「落實普選會危害國家利益和穩定」的論述呢？外國民主經驗是否如此？教授是否同意中共其實「黨國不分」，蓄意混淆政權與國家的概念呢？
泛民不愛國愛港？
教授認為人大決定是不信任港人，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人士做特首。同樣地，文章亦無表示是否同意有關論述。試問中央曾多次讚賞廣大香港市民「愛國愛港」，那麼港人又怎會選出不「愛國愛港」甚至「賣國反港」的特首呢？我認為，根據中央的一貫行事標準，凡不支持中共一黨專政，就是不愛國，並以此假命題，意圖篩選民主派人士，教授一再單純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說法而不置可否，恐怕會令人以為教授支持有關荒謬說法。
教授估計 「近月香港的發展……中央領導人對讓香港有普選的誠意，便自然是淡化了」，近月香港最重要的發展無疑是「雨傘運動」，然而運動是在8‧31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後發生，這決定其實已反映中央政府就普選背約，教授如指「雨傘運動」令中央讓香港普選的誠意淡化是否本末倒置呢？還是文章所謂的 「近月發展」是另有所指呢？還請明示。
誰拉倒普選？
此外，文章先指摘泛民拒絕根據8‧31決定討論「優化」方案，令保守勢力「繼續享有政治免費午餐最少至2020至2024年」， 再分析政改失敗，香港的鬥爭會更激烈，中央對港的信任只會減少，日後政改只會更保守， 「民主倒退」的機會更大。教授不批評中央推翻普選承諾，反批堅持爭取普選的民主派，並諉過民主派要承擔功能組別延續的責任，甚至意圖將日後政制倒退的責任推到民主派身上，難免令人感到教授顛倒是非，意圖為中央卸責。
泛民大敗 普選有機？
教授提出，否決政改後，只要泛民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大敗，中央就「不怕會選出一個不愛國愛港的特首」，但泛民「不會如此自我犧牲」。教授之說實匪夷所思：
一、民主制度不應為個別政黨度身訂做，只容許一種政治勢力當選的制度，根本談不上普選；
二、就算泛民一時失去支持，但若泛民日後在立法會選舉收復失地，中央是否會取消直選，恢復舊制嗎？
三、同樣是一國兩制的澳門，民主派多年積弱，又不見得中央容許澳門普選，可見教授之言既不合理，亦無根據。
無底線的退讓就是投降
教授認為根據8‧31決定政治發展仍可 「向前走」， 「今天無進展，明天更無望」、「寸土必爭，哪怕它只是一小步」、「可透過一人一票影響未來特首施政」，但本人認為，如果泛民主派接受一個中央所謂 的「普選」方案，將會有不可挽回的嚴重後果：
一、中央可向國際和香港市民聲稱，香港已落實所謂「普選」，政改爭議已圓滿解決，民主派日後再無理據爭取「已經落實」的普選；
二、經不合理篩選再由市民選出的特首，擁有虛假的認受性，可能更易扭曲和騎劫民意，民主派和市民更難以制衡。
其實，民主黨在2010年就是以寸土必爭的策略，談判通過政改，以免中央藉口推翻2017普選時間表，然而8‧31人大決定完全違背普選承諾，民主黨因此別無他選，決意否決這方案！教授身為民主黨創黨成員和民主派學者，不斷引述中央指鹿為馬的觀點，未加駁斥，又建議接受人大違背普選承諾的決定，更將否決普選的責任歸咎泛民主派，言論觀點極接近建制派，令人失望。
本人認為泛民主派如接受以假當真的政改，根本是無底線的退讓，與投降無異，必然令民主力量崩盤，日後更難推翻假普選，未來政制只會小修小補，民主派就算未淪為建制一員，亦只會是為求生存甚或上位，屈膝於權勢，放棄原則，背棄長期理想的機會主義者！
作者是民主黨黨員
2015年2月25日 星期三
李怡 - 奧斯卡頒獎禮意外地成為香港之夜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5日
超過二百二十五個國家播出的奧斯卡頒獎典禮，被英國廣播公司（BBC）稱為：「因一首配樂和一套紀錄片，讓頒獎典禮意外地成為香港之夜」。不僅是因為獲最佳原創音樂獎的《塞爾瑪》（Selma；港譯《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插曲《Glory》的說唱歌手Common在致辭時提到香港的爭民主示威，而且因為獲最佳紀錄長片的《Citizenfour》（第四公民）在香港拍攝美國中情局叛諜史諾登（Edward Snowden）的揭密情況。
Common的致辭已廣被香港傳媒報道，《第四公民》這紀錄片與香港的關連則沒有受到注意。
《第四公民》（Citizenfour）的重要組成部份就是二○一三年史諾登在香港匿藏的酒店內接受英國《衛報》記者格林華德（Glenn Greenwald）採訪的過程。與他同行的攝影師蘿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拍攝了視頻，她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導演。他們一同拍下了史諾登從進入美國國安局工作所得知的真相，並將國安局的監控醜聞「稜鏡計劃」（PRISM）公諸於世，因此榮獲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茲獎。《第四公民》在美國上映已超過四個多月，該片狂掃各大電影獎項，連同這次的奧斯卡，總計已獲四十一個大獎。片中神秘主角史諾登，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搭上香港飛往莫斯科的航班，自此在當地接受臨時庇護至今。美國依照聯邦反間諜法律起訴史諾登，並通緝其歸案。奧斯卡頒獎典禮的主持人哈里斯在介紹得獎者上台時說：「《第四公民》的主人公史諾登今晚無法參與，那是因為一些叛國問題。」導演柏翠絲在該片提名奧斯卡之前，被一名美國退休海軍軍官以「洩漏國家機密文件牟取暴利」為由告上了法院。她在頒獎禮上說，史諾登所披露的秘密決策不光是對人民隱私的威脅，更是對民主本身的威脅，「在人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隻看不到的手，正在用它的力量去影響我們的生活」。
被指為叛國者，史諾登的行為當然不是所有美國人認同的，至於美國政府既然依反間諜法向史諾登發出通緝，自然也認定他違法和有罪。但違法並不等於不義。在言論自由列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這部電影能完成能上映並橫掃各大獎，則體現了美國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在香港特首以施政報告批評一份學生刊物的荒唐淪落中，這部電影的獲獎更顯意義。這是陳寅恪在九十年前就標舉並「以生死力爭」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美國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有言論自由去修正錯誤，在於讓每個人都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個體。拍一部以被通緝的叛國者為正面主角的紀錄片，是專權國家不可想像的事。專權政治使人民渺小地匍伏於地，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說：「使人民渺小，就會發現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偉大事業的。」
《第四公民》在香港拍攝，也就是史諾登選擇了香港，《第四公民》的採訪者和導演也選擇香港，因為香港是一個既在美國勢力範圍以外、又能向他們提供法律保護的地方。當然，這是因為牽涉對美國政府的洩密，若牽涉的是對中共國的洩密，那麼回歸前或後的香港就大不一樣了。回歸前，港英政府保護了大批逃來香港的國民黨高階官員，也保護了被中共指為叛徒的張國燾和一些所謂「托派分子」；回歸後，中共公安國安來香港辦案的事情常有所聞。如果來了一個中共的史諾登，特區政府會如何處理，真是不問可知也。
為甚麼一首配樂和一套紀錄片使奧斯卡頒獎禮成為「香港之夜」？因為紀錄片是在香港開拍的；因為紀錄片彰顯了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新聞工作者、創作人敢於挑戰敏感題材的勇氣；因為香港的法律制度暫時還能保護不涉及中共利益的表達自由的權利；因為香港原來也是充滿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城市，而這一切近年已迅速變色；因為紀錄片將榮譽獻給所有勇於揭露真相的新聞工作者，而香港的新聞自由近年迭遭侵凌破壞；因為雨傘運動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正爭取選舉制度的改變去保障尚未消失殆盡的自由、法治、文明……。紀錄片和一首樂曲提醒全世界關注香港，樂曲的主唱歌手Common說：「這道（Selma）橋把夢想擁有更好明天的芝加哥南部小孩、為言論自由挺身的法國人、爭取民主的香港人連結起來。」
二百多個國家看到奧斯卡頒獎禮，儘管經剪輯後播出的中國大陸一定沒有Common那段話。基於國際政治利益的考慮，香港爭取民主的抗爭沒有得到外國政治勢力的支持，但全世界觀看頒獎禮的人應該都認識到，我們如同馬丁路德金當年一樣，是一群不甘於淪為奴隸的香港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超過二百二十五個國家播出的奧斯卡頒獎典禮，被英國廣播公司（BBC）稱為：「因一首配樂和一套紀錄片，讓頒獎典禮意外地成為香港之夜」。不僅是因為獲最佳原創音樂獎的《塞爾瑪》（Selma；港譯《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插曲《Glory》的說唱歌手Common在致辭時提到香港的爭民主示威，而且因為獲最佳紀錄長片的《Citizenfour》（第四公民）在香港拍攝美國中情局叛諜史諾登（Edward Snowden）的揭密情況。
Common的致辭已廣被香港傳媒報道，《第四公民》這紀錄片與香港的關連則沒有受到注意。
《第四公民》（Citizenfour）的重要組成部份就是二○一三年史諾登在香港匿藏的酒店內接受英國《衛報》記者格林華德（Glenn Greenwald）採訪的過程。與他同行的攝影師蘿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拍攝了視頻，她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導演。他們一同拍下了史諾登從進入美國國安局工作所得知的真相，並將國安局的監控醜聞「稜鏡計劃」（PRISM）公諸於世，因此榮獲新聞界最高榮譽的普利茲獎。《第四公民》在美國上映已超過四個多月，該片狂掃各大電影獎項，連同這次的奧斯卡，總計已獲四十一個大獎。片中神秘主角史諾登，在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搭上香港飛往莫斯科的航班，自此在當地接受臨時庇護至今。美國依照聯邦反間諜法律起訴史諾登，並通緝其歸案。奧斯卡頒獎典禮的主持人哈里斯在介紹得獎者上台時說：「《第四公民》的主人公史諾登今晚無法參與，那是因為一些叛國問題。」導演柏翠絲在該片提名奧斯卡之前，被一名美國退休海軍軍官以「洩漏國家機密文件牟取暴利」為由告上了法院。她在頒獎禮上說，史諾登所披露的秘密決策不光是對人民隱私的威脅，更是對民主本身的威脅，「在人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隻看不到的手，正在用它的力量去影響我們的生活」。
被指為叛國者，史諾登的行為當然不是所有美國人認同的，至於美國政府既然依反間諜法向史諾登發出通緝，自然也認定他違法和有罪。但違法並不等於不義。在言論自由列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下，這部電影能完成能上映並橫掃各大獎，則體現了美國的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在香港特首以施政報告批評一份學生刊物的荒唐淪落中，這部電影的獲獎更顯意義。這是陳寅恪在九十年前就標舉並「以生死力爭」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美國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有言論自由去修正錯誤，在於讓每個人都能成為獨立自由的個體。拍一部以被通緝的叛國者為正面主角的紀錄片，是專權國家不可想像的事。專權政治使人民渺小地匍伏於地，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John Stuart Mill說：「使人民渺小，就會發現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偉大事業的。」
《第四公民》在香港拍攝，也就是史諾登選擇了香港，《第四公民》的採訪者和導演也選擇香港，因為香港是一個既在美國勢力範圍以外、又能向他們提供法律保護的地方。當然，這是因為牽涉對美國政府的洩密，若牽涉的是對中共國的洩密，那麼回歸前或後的香港就大不一樣了。回歸前，港英政府保護了大批逃來香港的國民黨高階官員，也保護了被中共指為叛徒的張國燾和一些所謂「托派分子」；回歸後，中共公安國安來香港辦案的事情常有所聞。如果來了一個中共的史諾登，特區政府會如何處理，真是不問可知也。
為甚麼一首配樂和一套紀錄片使奧斯卡頒獎禮成為「香港之夜」？因為紀錄片是在香港開拍的；因為紀錄片彰顯了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新聞工作者、創作人敢於挑戰敏感題材的勇氣；因為香港的法律制度暫時還能保護不涉及中共利益的表達自由的權利；因為香港原來也是充滿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城市，而這一切近年已迅速變色；因為紀錄片將榮譽獻給所有勇於揭露真相的新聞工作者，而香港的新聞自由近年迭遭侵凌破壞；因為雨傘運動告訴全世界，香港人正爭取選舉制度的改變去保障尚未消失殆盡的自由、法治、文明……。紀錄片和一首樂曲提醒全世界關注香港，樂曲的主唱歌手Common說：「這道（Selma）橋把夢想擁有更好明天的芝加哥南部小孩、為言論自由挺身的法國人、爭取民主的香港人連結起來。」
二百多個國家看到奧斯卡頒獎禮，儘管經剪輯後播出的中國大陸一定沒有Common那段話。基於國際政治利益的考慮，香港爭取民主的抗爭沒有得到外國政治勢力的支持，但全世界觀看頒獎禮的人應該都認識到，我們如同馬丁路德金當年一樣，是一群不甘於淪為奴隸的香港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阮穎嫻 - 全民退保既不公義也無效益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5日
全民退保的討論裏，左翼最大的盲點，是看不到原來實行全民退保後，窮人的生活並沒有好過，方案不是最有利社會整體效益，他們也無法證明全民派錢效益比針對援助高。
三千元對於一個只有一百元的人，比起一個已有一萬元的人來說，邊際效益（marginal utility）較大，所以某程度的財產重新分配，可以達至社會效益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對於貧窮老人，他們本來就有綜援津貼，總數接近三千元，全民退保實施後情況沒有變好。對於富有老人，他們多了三千元，但如果將這三千元付給貧窮老人，邊際效益會較大。因此坊間的全民退保方案搞完大龍鳳，重新分配財產的效益不大，令生活已經過得好的人有更大優勢亦不公義。
在富裕社會，我同意弱勢不論年齡都應得到幫助，我不同意的是老人不論貧富都自動有錢分，福利着眼的是需要，不是年齡。左翼當真要恪守公義，就應叫有資產的退休人士將錢拿出來分，幫助最弱勢，而不是倒轉要社會出錢給他們。香港的代內（intrageneration）貧窮問題嚴重，老者有人有幾層樓收租，也有人執紙皮；年輕者亦有人飛黃騰達，有人捉襟見肘，因此財富再分配不應以代際（intergeneration）為原則。
全民退保支持者說現在的綜援不能幫助弱勢，所以必須全民派錢。世上總有人有需要但沒有申請或申請不到車船、書簿、上網津貼，解決方法是改善制度，而不是全世界都有津貼。
寧願全民派錢而不作甄別，原因只可以是甄別成本比全民派錢更貴，但這條數從來都沒有人計過，也沒有人證明過。老人很少突然變有錢，一生審查一次，然後就是抽查，成本有多高？假設社會有100個人，找出最貧窮的一個人為甚麼比向100個人派錢成本較高？如果成本高，原因是官僚沒有效率，甄別制度繁複，這點整個政府都要改善。
甄別的另一個成本是誘因扭曲（incentive distortion），造成浪費。如果每人待遇一樣，就不會因應甄別制度作出扭曲行為，社會更有效率。不過，全民退保供款門檻本身也有扭曲行為，也造成浪費。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應該所有打工仔不論收入都交一模一樣的供款額才是。
只有在有充份證據顯示甄別制度社會成本高昂，效益還低過全民退保，而沒有任何辦法改善，全民派錢才合理，但這個成本有多大至今仍不清楚。而因為全民派錢沒有審查，我們不會知道誰是窮人，真正窮人也不能得到多於三千元的援助。如果三千元其實不夠窮人生活，而社會又無法支撐每人派多過三千元，就別無他法了。
有人將全民退保說成權利（rights），其實權利都分好多種。一種是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目的是禁止國家或他人干擾別人的自由。這些權利包括人身安全、不受歧視、私隱權、言論、思想、宗教、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另一種是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推行時必定會強加責任於他者身上並收窄了他們本身的自由。全民退保、教育和醫療這些經濟權利（economic rights）都是積極權利，由於福利必須靠抽稅，因此實行這些權力時是剝奪了他人自由運用私有財產的權利。公民權利（civil rights）並不包括經濟權利，經濟權利也不是與生俱來。
支持者說既然都有12年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為甚麼不能每人有三千元？他們常說香港沒有世界銀行第一支柱，其實第一支柱就是生果金，亦即公共退保，所以第一支柱一早已經有了。教育及醫療是社會投資，對生產力有幫助，生孩子的家庭除了教育還有其他開支和養育孩子的勞力，醫院也是有需要才去，不會日日去。全民退保只是純粹的財產再分配，性質不同，退休人士收錢後生產力不會大大提高，從打工仔身上抽取卻會降低生產動力，對社會生產力有負面影響。再者，支持者也解釋不到為甚麼人人有權利得到三千元，而不是一千元，或者三萬元？口口聲聲的「權利」只是藉口。經濟權利可以去到幾闊幾遠，沒有框架，最後根本不是權利問題，而是政府有幾多錢可以花，對社會整體效益有幾大幫助。
阮穎嫻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
全民退保的討論裏，左翼最大的盲點，是看不到原來實行全民退保後，窮人的生活並沒有好過，方案不是最有利社會整體效益，他們也無法證明全民派錢效益比針對援助高。
三千元對於一個只有一百元的人，比起一個已有一萬元的人來說，邊際效益（marginal utility）較大，所以某程度的財產重新分配，可以達至社會效益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對於貧窮老人，他們本來就有綜援津貼，總數接近三千元，全民退保實施後情況沒有變好。對於富有老人，他們多了三千元，但如果將這三千元付給貧窮老人，邊際效益會較大。因此坊間的全民退保方案搞完大龍鳳，重新分配財產的效益不大，令生活已經過得好的人有更大優勢亦不公義。
在富裕社會，我同意弱勢不論年齡都應得到幫助，我不同意的是老人不論貧富都自動有錢分，福利着眼的是需要，不是年齡。左翼當真要恪守公義，就應叫有資產的退休人士將錢拿出來分，幫助最弱勢，而不是倒轉要社會出錢給他們。香港的代內（intrageneration）貧窮問題嚴重，老者有人有幾層樓收租，也有人執紙皮；年輕者亦有人飛黃騰達，有人捉襟見肘，因此財富再分配不應以代際（intergeneration）為原則。
全民退保支持者說現在的綜援不能幫助弱勢，所以必須全民派錢。世上總有人有需要但沒有申請或申請不到車船、書簿、上網津貼，解決方法是改善制度，而不是全世界都有津貼。
寧願全民派錢而不作甄別，原因只可以是甄別成本比全民派錢更貴，但這條數從來都沒有人計過，也沒有人證明過。老人很少突然變有錢，一生審查一次，然後就是抽查，成本有多高？假設社會有100個人，找出最貧窮的一個人為甚麼比向100個人派錢成本較高？如果成本高，原因是官僚沒有效率，甄別制度繁複，這點整個政府都要改善。
甄別的另一個成本是誘因扭曲（incentive distortion），造成浪費。如果每人待遇一樣，就不會因應甄別制度作出扭曲行為，社會更有效率。不過，全民退保供款門檻本身也有扭曲行為，也造成浪費。如果是因為這個原因，應該所有打工仔不論收入都交一模一樣的供款額才是。
只有在有充份證據顯示甄別制度社會成本高昂，效益還低過全民退保，而沒有任何辦法改善，全民派錢才合理，但這個成本有多大至今仍不清楚。而因為全民派錢沒有審查，我們不會知道誰是窮人，真正窮人也不能得到多於三千元的援助。如果三千元其實不夠窮人生活，而社會又無法支撐每人派多過三千元，就別無他法了。
有人將全民退保說成權利（rights），其實權利都分好多種。一種是消極權利（negative rights），目的是禁止國家或他人干擾別人的自由。這些權利包括人身安全、不受歧視、私隱權、言論、思想、宗教、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另一種是積極權利（positive rights），推行時必定會強加責任於他者身上並收窄了他們本身的自由。全民退保、教育和醫療這些經濟權利（economic rights）都是積極權利，由於福利必須靠抽稅，因此實行這些權力時是剝奪了他人自由運用私有財產的權利。公民權利（civil rights）並不包括經濟權利，經濟權利也不是與生俱來。
支持者說既然都有12年免費教育、免費醫療，為甚麼不能每人有三千元？他們常說香港沒有世界銀行第一支柱，其實第一支柱就是生果金，亦即公共退保，所以第一支柱一早已經有了。教育及醫療是社會投資，對生產力有幫助，生孩子的家庭除了教育還有其他開支和養育孩子的勞力，醫院也是有需要才去，不會日日去。全民退保只是純粹的財產再分配，性質不同，退休人士收錢後生產力不會大大提高，從打工仔身上抽取卻會降低生產動力，對社會生產力有負面影響。再者，支持者也解釋不到為甚麼人人有權利得到三千元，而不是一千元，或者三萬元？口口聲聲的「權利」只是藉口。經濟權利可以去到幾闊幾遠，沒有框架，最後根本不是權利問題，而是政府有幾多錢可以花，對社會整體效益有幾大幫助。
阮穎嫻
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助理講師
2015年2月24日 星期二
黎廣德 - 過份依賴陸客消費成毒癮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23日
羊年伊始，留港度歲的香港人有幸享受幾天安寧：不僅因廣東工廠停工而空氣較清新，商場街道也減少了拖篋輾腳的風險。難得正常生活之際，正好反思我城變得多麽不正常。
梁振英政府有一項能人所不能的本領，就是面對自己一手做成的問題，先扮作旁觀者指指點點，再扮作受害者諉過他人，置真正受害的普羅市民不顧，繼續好官我自為之。政制問題如是，民生問題也如是，近期最突出的例子是水貨客與陸客自由行影響居民生活，這是梁振英三年前競選特首時承諾解決的問題，至今越演越烈。
負責內地事務的局長譚志源多年來任由陸客增長，至去年達4,700萬人次，卻沒有協調其他部門解決矛盾，本應責無旁貸，愧疚道歉還來不及，但他回應新市鎮商場衝突時，居然以受害者自居，表示沙田新城市廣場的混亂場面令他的親戚「遲大到」，妨礙他與家人晚膳。港人不幸，每月花幾十萬元聘請高官扮演受害者，市民氣憤難平事少，香港染上倚賴陸客消費的毒癮事大，再放任不理足以令城市扭曲變形，無法自拔。
去年訪港旅客逾6,000萬人次，比2013年全中國接待5,600萬國際旅客還要多。按土地面積比較，香港接待外來旅客的密度是中國大陸的9,300倍。這驚人數字絕非天方夜譚，自2013年起倫敦超越巴黎成為全球最多外訪旅客的城市，有國際旅客1,680萬和英國本土過夜旅客1,230萬，相比香港2014年有國際旅客860萬和內地過夜旅客1,910萬人次，表面上總數相差無幾，但由於倫敦城市面積比香港大，香港的過夜旅客密度比倫敦高出三成。
但問題遠不止此，因為香港尚有3,300萬人次不過夜旅客，撇除國際過境客約500萬，即日來回的大陸訪客逾2,800萬人次，等於每天平均多出近八萬人在香港活動，部份是走法律罅的水貨客，其餘是「棄國貨、用港貨」的「掃貨客」，根本與旅遊沾不上邊。特區政府為求政治正確，連客觀分析也不敢做，遑論對於構成社會矛盾的三重打擊：水貨客、掃貨客與超負荷過夜旅客，從城市規劃和入境政策方面對症下藥。
令人驚訝的倒是香港人一直如此包容，若果到訪北京的旅客比今天多9,300倍，說不定北京市政府早已出動軍隊佈防，高價拍賣訪京簽證，禁絕外來車輛進城等辣招。最荒唐的現狀是特區政府仍然設置旅遊事務署，而它的職責竟然是不理好醜招攬外來旅客，這正好說明香港中毒已深，忘記了吸引旅客的初衷。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在1989年通過的《海牙旅遊宣言》，其中第三條表明：「發展旅遊業的基本條件，是保護自然、文化和人文環境的不受損害。同時，理性的旅遊管理可以大大有助於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文化遺產和提高人的生活質素。」以及政府當局有責任「確定和尊重旅遊地的承載能力，儘管這會導致在某段時期或某個季節對旅客實施限制。」
再進一步，1995年世界永續旅遊大會通過《永續旅遊約章》，列出了18項原則，其中原則八指出：「所有旅遊發展的選項均務須為有效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質素服務，並令所有到訪點的社會文化內涵更為豐盛。」
由此可見，制訂措施令居民不受水貨客滋擾，新市鎮商場不再異化成掃貨客的天堂，市民交通毋須因旅客超負荷而付出日益嚴重的代價，不僅是香港人對梁振英班子的合理民生訴求，更是特區政府的國際義務。梁班子把發展旅遊的目的狹義理解為增加經濟收益，已犯了低級錯誤；放任香港經濟倚賴陸客購物和水貨收益，只會扭曲投資方向，削弱香港發展多元經濟的動力，令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更走極端。香港猶如染上「陸客消費毒癮」，這是罪無可恕的大錯。
黎廣德
公專聯政策召集人
羊年伊始，留港度歲的香港人有幸享受幾天安寧：不僅因廣東工廠停工而空氣較清新，商場街道也減少了拖篋輾腳的風險。難得正常生活之際，正好反思我城變得多麽不正常。
梁振英政府有一項能人所不能的本領，就是面對自己一手做成的問題，先扮作旁觀者指指點點，再扮作受害者諉過他人，置真正受害的普羅市民不顧，繼續好官我自為之。政制問題如是，民生問題也如是，近期最突出的例子是水貨客與陸客自由行影響居民生活，這是梁振英三年前競選特首時承諾解決的問題，至今越演越烈。
負責內地事務的局長譚志源多年來任由陸客增長，至去年達4,700萬人次，卻沒有協調其他部門解決矛盾，本應責無旁貸，愧疚道歉還來不及，但他回應新市鎮商場衝突時，居然以受害者自居，表示沙田新城市廣場的混亂場面令他的親戚「遲大到」，妨礙他與家人晚膳。港人不幸，每月花幾十萬元聘請高官扮演受害者，市民氣憤難平事少，香港染上倚賴陸客消費的毒癮事大，再放任不理足以令城市扭曲變形，無法自拔。
去年訪港旅客逾6,000萬人次，比2013年全中國接待5,600萬國際旅客還要多。按土地面積比較，香港接待外來旅客的密度是中國大陸的9,300倍。這驚人數字絕非天方夜譚，自2013年起倫敦超越巴黎成為全球最多外訪旅客的城市，有國際旅客1,680萬和英國本土過夜旅客1,230萬，相比香港2014年有國際旅客860萬和內地過夜旅客1,910萬人次，表面上總數相差無幾，但由於倫敦城市面積比香港大，香港的過夜旅客密度比倫敦高出三成。
但問題遠不止此，因為香港尚有3,300萬人次不過夜旅客，撇除國際過境客約500萬，即日來回的大陸訪客逾2,800萬人次，等於每天平均多出近八萬人在香港活動，部份是走法律罅的水貨客，其餘是「棄國貨、用港貨」的「掃貨客」，根本與旅遊沾不上邊。特區政府為求政治正確，連客觀分析也不敢做，遑論對於構成社會矛盾的三重打擊：水貨客、掃貨客與超負荷過夜旅客，從城市規劃和入境政策方面對症下藥。
令人驚訝的倒是香港人一直如此包容，若果到訪北京的旅客比今天多9,300倍，說不定北京市政府早已出動軍隊佈防，高價拍賣訪京簽證，禁絕外來車輛進城等辣招。最荒唐的現狀是特區政府仍然設置旅遊事務署，而它的職責竟然是不理好醜招攬外來旅客，這正好說明香港中毒已深，忘記了吸引旅客的初衷。
根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在1989年通過的《海牙旅遊宣言》，其中第三條表明：「發展旅遊業的基本條件，是保護自然、文化和人文環境的不受損害。同時，理性的旅遊管理可以大大有助於保護和改善自然環境、文化遺產和提高人的生活質素。」以及政府當局有責任「確定和尊重旅遊地的承載能力，儘管這會導致在某段時期或某個季節對旅客實施限制。」
再進一步，1995年世界永續旅遊大會通過《永續旅遊約章》，列出了18項原則，其中原則八指出：「所有旅遊發展的選項均務須為有效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質素服務，並令所有到訪點的社會文化內涵更為豐盛。」
由此可見，制訂措施令居民不受水貨客滋擾，新市鎮商場不再異化成掃貨客的天堂，市民交通毋須因旅客超負荷而付出日益嚴重的代價，不僅是香港人對梁振英班子的合理民生訴求，更是特區政府的國際義務。梁班子把發展旅遊的目的狹義理解為增加經濟收益，已犯了低級錯誤；放任香港經濟倚賴陸客購物和水貨收益，只會扭曲投資方向，削弱香港發展多元經濟的動力，令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更走極端。香港猶如染上「陸客消費毒癮」，這是罪無可恕的大錯。
黎廣德
公專聯政策召集人
成名 - 應該「袋住先」嗎？
2015年2月23日
【明報專訊】政府和建制最近不斷放出甜言蜜語與威嚇，游說市民支持「袋住先」、即支持人大在去年提出既違反《基本法》，又讓中央全面操控誰可被提名競逐特首的假普選方案。甜言蜜語包括：2017年「袋住假普選先」，未來可繼續優化普選方案；「袋住先」是賦予香港數百萬合資格選民從未有過的投票權，選出特首。政府強調選擇權既然多了，當然是進步，為何不「袋住先」？否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唔『袋住先』，未來的政制普選就只會原地踏步」；港大法律系陳弘毅教授亦警告：「否決政改方案，普選將會遙遙無期」。「袋住先」有冇風險？「袋住先」對香港未來其實具巨大風險。
「袋住先」的巨大風險
1.「袋住先」觸發優化方案的言論，是糖衣陷阱
人大去年的8‧31決定，提出落實由中央操控的假普選，要有超過50%的提委會委員提名，才可成為候選人，中央由始至終並未表示過提名門檻會在「袋住先」後大幅下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在1月29日更公開指出，「要修改候選人和提委會過半數才出閘，即使在2022年，相信亦不會輕率被修改」。他亦強調「在2020年功能組別被全面廢除……基本上在法律上和現實上都非常之難落實」。換句話說，譚志源已否認在2020年會在立法會落實真普選，因為功能組別根本就不符真普選。而在2022年後，習近平下台後，在一黨專政下，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承諾都可再一次被未來領袖推翻；正如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央政府頒布白皮書，否決基本法中，除國防外交外，中央不可干擾香港內政的承諾，和提出《聯合聲明》失效論。任何官員和建制派人士，對未來普選步伐的說法，根本就毫無意義！簡單來說，有關「袋住先」將觸發優化方案的言論，是不着邊際的糖衣陷阱。
2. 市民被迫揀一個毒性較小的糖衣毒藥
「袋住先」 將容許中央把具真正民意認受的候選人排除在提名之外，市民被迫揀一個毒性較小的糖衣毒藥。未來的特首在「袋住先」方案下，表面上擁有數百萬市民的民意授權，在北京的操控下，會有巨大誘惑推行23條，或比23條更嚴厲的惡法，箝制港人自由，扼殺港人核心價值，進一步弱化香港的核心制度。落實「袋住先」，不但不會出現如林煥光所講「一切變得更美好」，反而極可能會將香港帶進萬劫不復境地。
3.「袋住先」，勢將泛民分裂擴大
部分泛民若接受「袋住先」，勢將令泛民分裂擴大，進一步削弱泛民的道德光環，弱化香港民主運動，減低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成功機會。
民建聯葉國謙強調「世界上根本沒有單一的所謂普選制度……世界根本無所謂真普選／假普選，整個對人大假普選的指控，根本是建基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事實上，不少政治學者多次指出，「普選」雖沒有單一政制，但必須符合以下3方面特徵，落實政治平等和以民意為依歸，才稱得上為「真普選」。否則，北韓、伊朗式的選舉制度都配稱為真普選：
（一）政府最高層領袖（包括行政長官及立法議會起碼絕大部分成員），是經由一建基於政治平等、自由的選舉制度下產生。換句話說，每位合資格公民皆有權投下相同數目的選票，以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或大部分成員。
（二）任何在野黨或監察政府的公民團體，不能受到無理打壓，以提供市民選出不同政黨執政的機會。
（三）不應對行政長官提名權有不合理篩選，以扭曲選舉反映市民意願的能力。
最後，回歸以來，香港在官商勾結的指標，按照《經濟學人》，連續兩次升上世界第一；在官商勾結嚴峻、 立法會被工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影響下，去年樓價創下全球第一，與大量市民收入嚴重脫節；而貧富懸殊，亦早在數年前在發達社會（OECD）行列中排名第一；新聞自由和貪腐，則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影響下，按透明國際和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指標，每况愈下。相反，香港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卻大幅落後於眾多民主國家，種種弊端充分反映在缺乏真普選的政制下，整體治理水平、普羅大眾的生活水準，以至大學生未來前途，是愈來愈差，令港人對前景失去信心。若不正本清源，而意圖用「袋住先」欺騙市民多一次，並將否決假普選的責任推在泛民身上，這不單顛倒是非，而延續假普選只會將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加劇。當矛盾爆破時， 對香港的全面負面衝擊，將會是既大且深的！
【明報專訊】政府和建制最近不斷放出甜言蜜語與威嚇，游說市民支持「袋住先」、即支持人大在去年提出既違反《基本法》，又讓中央全面操控誰可被提名競逐特首的假普選方案。甜言蜜語包括：2017年「袋住假普選先」，未來可繼續優化普選方案；「袋住先」是賦予香港數百萬合資格選民從未有過的投票權，選出特首。政府強調選擇權既然多了，當然是進步，為何不「袋住先」？否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說：「唔『袋住先』，未來的政制普選就只會原地踏步」；港大法律系陳弘毅教授亦警告：「否決政改方案，普選將會遙遙無期」。「袋住先」有冇風險？「袋住先」對香港未來其實具巨大風險。
「袋住先」的巨大風險
1.「袋住先」觸發優化方案的言論，是糖衣陷阱
人大去年的8‧31決定，提出落實由中央操控的假普選，要有超過50%的提委會委員提名，才可成為候選人，中央由始至終並未表示過提名門檻會在「袋住先」後大幅下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在1月29日更公開指出，「要修改候選人和提委會過半數才出閘，即使在2022年，相信亦不會輕率被修改」。他亦強調「在2020年功能組別被全面廢除……基本上在法律上和現實上都非常之難落實」。換句話說，譚志源已否認在2020年會在立法會落實真普選，因為功能組別根本就不符真普選。而在2022年後，習近平下台後，在一黨專政下，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承諾都可再一次被未來領袖推翻；正如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央政府頒布白皮書，否決基本法中，除國防外交外，中央不可干擾香港內政的承諾，和提出《聯合聲明》失效論。任何官員和建制派人士，對未來普選步伐的說法，根本就毫無意義！簡單來說，有關「袋住先」將觸發優化方案的言論，是不着邊際的糖衣陷阱。
2. 市民被迫揀一個毒性較小的糖衣毒藥
「袋住先」 將容許中央把具真正民意認受的候選人排除在提名之外，市民被迫揀一個毒性較小的糖衣毒藥。未來的特首在「袋住先」方案下，表面上擁有數百萬市民的民意授權，在北京的操控下，會有巨大誘惑推行23條，或比23條更嚴厲的惡法，箝制港人自由，扼殺港人核心價值，進一步弱化香港的核心制度。落實「袋住先」，不但不會出現如林煥光所講「一切變得更美好」，反而極可能會將香港帶進萬劫不復境地。
3.「袋住先」，勢將泛民分裂擴大
部分泛民若接受「袋住先」，勢將令泛民分裂擴大，進一步削弱泛民的道德光環，弱化香港民主運動，減低了由下而上民主化的成功機會。
民建聯葉國謙強調「世界上根本沒有單一的所謂普選制度……世界根本無所謂真普選／假普選，整個對人大假普選的指控，根本是建基於一個錯誤的前提」。事實上，不少政治學者多次指出，「普選」雖沒有單一政制，但必須符合以下3方面特徵，落實政治平等和以民意為依歸，才稱得上為「真普選」。否則，北韓、伊朗式的選舉制度都配稱為真普選：
（一）政府最高層領袖（包括行政長官及立法議會起碼絕大部分成員），是經由一建基於政治平等、自由的選舉制度下產生。換句話說，每位合資格公民皆有權投下相同數目的選票，以選出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或大部分成員。
（二）任何在野黨或監察政府的公民團體，不能受到無理打壓，以提供市民選出不同政黨執政的機會。
（三）不應對行政長官提名權有不合理篩選，以扭曲選舉反映市民意願的能力。
最後，回歸以來，香港在官商勾結的指標，按照《經濟學人》，連續兩次升上世界第一；在官商勾結嚴峻、 立法會被工商界主導的功能組別影響下，去年樓價創下全球第一，與大量市民收入嚴重脫節；而貧富懸殊，亦早在數年前在發達社會（OECD）行列中排名第一；新聞自由和貪腐，則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影響下，按透明國際和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指標，每况愈下。相反，香港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卻大幅落後於眾多民主國家，種種弊端充分反映在缺乏真普選的政制下，整體治理水平、普羅大眾的生活水準，以至大學生未來前途，是愈來愈差，令港人對前景失去信心。若不正本清源，而意圖用「袋住先」欺騙市民多一次，並將否決假普選的責任推在泛民身上，這不單顛倒是非，而延續假普選只會將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加劇。當矛盾爆破時， 對香港的全面負面衝擊，將會是既大且深的！
2015年2月22日 星期日
陳電鋸 - 以異鄉狀態存在的香港小說《13．67》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22日
《13．67》作者陳浩基
【明報專訊】如果我說 《13．67》 是二○一四年由香港人寫最成功的小說，很多人會反對，因為沒有太多香港人知道它的出版，亦沒有幾個香港人認識此書的作者陳浩基。
陳浩基不是二○一四年寫銷量第一愛情小說的那位區議員，他的作品也不是版權動輒以數百萬港幣賣給電影公司的「高登文學」。他只是位在香港主力寫非主流文學類型的作家。這些低調地為香港文壇付出的作家，通常都會像電視劇裏的那些三四線演員那樣被主角的鋒頭蓋過。
他的作品至今都由台灣出版社出版，再像回力鏢那樣少量銷回香港。
他的發迹地也是台灣。他在2011年以作品《遺忘．刑警》勇奪台灣皇冠出版社主辦的第二屆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這個華文最具代表性的本格派推理小說獎已辦了四屆，陳浩基是唯一奪獎的香港人。
以香港為背景的《遺忘．刑警》之後，陳浩基仍舊努力寫作，推出不少混合其他類型元素的小說，但作品主線始終仍是他所醉心的本格派推理。
一直至2014年的《13．67》，他的作品出現重大變革。
揭露現實的社會派作品
沒錯《13．67》仍是一本強調詭計、解謎、破案的本格派推理小說，但將《13．67》說成是本格派推理小說，這亦可算是本格派推理常見的「敍述性詭計」。
《13．67》是一本時間倒敍的中篇小說合集，故事可以獨立閱讀，但故事和故事之間有極為微妙的關係。將這本小說的單一故事獨立抽出來閱讀，的確是非常精彩的本格推理，但當這一群故事聚在一起，形成這本《13．67》，卻竟然精巧地組合成一部揭露社會現實的社會派作品。而它要探討的社會問題，就是近日備受爭議的一群人：警察。
篇名的兩組數字，是兩個年份：2013和1967，正是其中兩個故事的時間點。單單是這兩個年份，可見這作品的社會意味：1967年左派暴動香港警察的身分微妙，2013年警權問題又再升溫。小說的其他時間點都是精心安排的，有警廉衝突高峰的七十年代、經濟騰飛但極度重犯橫行的八十年代、社會大洗牌前夕的後過渡期、回歸前期的冷靜年代……《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朋（Edward Gibbon）說，歷史只不過是犯罪的紀錄。如果吉朋所言正確，警察也是歷史的重要角色。要寫《13．67》這樣的歷史背景，前期的研究和資料搜集相當重要，由文本可見陳浩基做得一絲不茍，據說他更曾多次向警方索取資料。
陳浩基的《13．67》，點出警察在香港不同時空的角色，而貫穿多個故事的主角是由青年一直當差至暮年的主角關振鐸。這個角色在不同年代，由街邊巡警至後期主政刑事情報科，一直秉承他在入職時立下的警察誓詞：毋枉毋徇，一秉至公。
故事時間點——2013和1967
2014年香港警察人數達兩萬三千人，按人口比例是全球第五名，說香港是警察城市絕不誇張。在警隊這個龐大團體裏，如何不受團隊內的俗流影響，由六、七十年代不「收片」（收保護費）到現在不執行政治任務，一個警察要堅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談何容易。要在警隊內特立獨行，要麼就是不合群被邊緣化投閒置散甚至被革除，要麼就是能力超卓警隊沒你不行，而故事中的關振鐸，猶幸是屬於後者。
身為島田獎得主的陳浩基，設計的犯罪事件建基於香港歷史大案，結構叫人拍案叫絕，而由關振鐸這個記憶力強而且感覺靈敏的刑警解謎，過程方能為人所信服。故事解謎之後，關振鐸就會開始談警察的價值，這些內容在這個世道非常值得細讀。有一章談到警察沒有執行上級的無理指示，去了救人，關振鐸說警察在記得自己的警察身分之前，要先記得自己「人類」的身分。另一章講到七十年代警廉衝突，廉政公署的受害人問關振鐸何以幫助他這個敵人，不與其他警員同仇敵愾，關振鐸說警察要同仇敵愾的首要條件不是大家穿著同一件制服，而是大家要有共同的理念，秉持公義。在讀到這些文字之時，看見現在「慈母」行徑，動不動出棍出椒，令人不勝唏噓。幾年前警察招募海報，大大隻字的標語還有「維護法紀，終身承諾」，最近一兩年改為「服務為本精益求精」，標語有點像招請餐廳服務生或者大廈保安，受僱原來只為提供某種精益求精的服務。雨傘革命後，警察開始了新一輪的宣傳攻勢，在街上見到警察最新的招募海報，畫面上只有空洞的制服剪影，文句強調警察一起穿同一套制服有共同的理念。沒錯，現在同仇敵愾可能只因為大家是穿起同一套衫而已。這是一個唯命是從的年代。
故事中堅持己見、維護法紀、不盲目聽從上級、效忠市民大眾的關振鐸在2013年已是彌留，最終死去。上一輩警察經過種種衝擊而磨練出來的價值，我亦相信己像故事中的關振鐸那樣一去不返。如果這個故事不是《13．67》而是《14．67》，那可能是恐怖血腥故事。
寫香港小說獲台灣垂青
《13．67》這一部以香港為背景，野心極大地書寫香港警察歷史的鉅作，明明是應由香港人去欣賞的，卻竟變成一本針對台灣讀者的作品。對台灣讀者而言甚具異國風情的《13．67》，竟然破天荒榮獲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書獎，從來沒有港產作品獲得這項殊榮。這個香港作家為港爭光的故事已是個多月前的事，香港的主流媒體至今仍沒有像「千人食盆菜破健力士世界紀錄」或「香港人投得日本一」之類的新聞那樣寫在港聞版，以陳浩基為關鍵字在慧科搜尋器找香港新聞，只找到《明報》和《信報》共三篇書評和訪問。也許在香港當個推理小說作家，無論你是獲獎無數，還是失敗潦倒，都像是宿命那樣只會成為不存在於這個城市的異鄉人。可惜的是，《13．67》亦只會繼續地以異鄉小說的狀態存在，因為它的版權已賣至歐亞多國，即將推出七國不同語言版本。陳浩基的下一部作品亦即將推出，更要與另一位島田獎得獎者寵物先生合著。這極有可能是另一本得獎大熱作品，但仍是「理所當然」地在台灣出版。一切只怪香港這座怪誕城原來可以孕育出世界第一流的推理小說，但卻只有寥寥可數的推理小說讀者。
文 陳電鋸
編輯 高卓怡
蘇賡哲 - 太平輪與張靈甫
溫哥華星島
轉載自懷鄉書訊
2015年2月17日
吳宇森導演的《太平輪亂世浮生》已經落畫，想不到因為這部電影引起台海兩岸一番政治論戰。
1949年1月27日，從上海啟航前往台北基隆港的太平輪，在舟山群島的白節山海域撞上另一艘貨船建元輪，建元輪當場沉沒，太平輪則負創靠岸搶灘，在離岸僅五百米處沉沒，喪生人數超過一千人。這麼重大的海難事件，一齣電影當然只能營造幾個人的故事。吳宇森想不到他的男主角之一、國軍將領雷義方會引發爭議。
雷義方的原型是國軍十大抗日名將之一的張靈甫，參加過淞滬會戰、南昌會戰、常德會戰，戰功赫赫，日方稱他的軍隊為「支那第一恐怖軍」。其後在國共內戰時，在山東孟良崮遭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包圍，因重裝備軍隊在山區失去優勢，全軍覆滅，張以身殉職。台灣為表彰英烈，把一艘驅逐艦命名為「靈甫號」。
電影中的雷義方和真實的張靈甫一樣跛腿，既是第一男主角，形象自然是正面的，而他麾下的國軍整編七十四師官兵也不可能拍攝為「無惡不作的蔣匪幫鷹犬」，這就引起大陸當局不滿。
再加上網絡瘋傳張靈甫葬身在一個農家的羊圈下，他的兒子張道宇希望把父骨遷葬陝西故鄉，卻被農家勒索二十萬元不知所謂的鑑定費，網上民意多站在張家一邊，顯示大陸民間對舊民國的尊崇，這也引起中共的警惕。 《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指擁護張靈甫的人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甚至把張靈甫比喻為汪精衛。抗日英雄變成漢奸，自難以服人。台灣馬英九政府，久被視為軟弱媚共，際此大是大非關頭，又值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乃偶然硬了一次，站起來要中共正視抗日史實，不要再歪曲共軍才是抗戰主力。
同時，上海也有大型活動紀念淞滬戰役83周年，如果把參加了這戰役的猛將張靈甫醜化為漢奸，其荒謬處便尤甚於日本右翼將侵略中性化為進出。
中共的尷尬在於，如果照近年來，大陸比較開明而敢言的史學家勇於承認國民黨將領的抗戰功勳，可是這些英雄人物在國共內戰時又是中共必須抹黑的死敵，這個形象上、評價上的矛盾問題，始終是他們過不了的關。何況他們底氣不足，說到底是假抗日、真擴張。
這裏只舉一例：中共中央文獻辦公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從劉少奇擔任中原局書記到1940年底的兩年間，他所有向中共中央的報告和他對新四軍的指令，沒有一次是為打擊日軍，而是全部針對國軍的。但在1949年他們掌握了話語權後，是非黑白被顛倒過來，變成中共是抗日主力，日本投降了，假抗戰的蔣介石就「從峨嵋山上跑下來摘勝利的桃子」。
張靈甫本身死在沙場，和太平輪沉沒事件並無關係。吳宇森以太平輪為主題的電影尚有下集。沒有雷義方，也許會在沉船的原因上開展劇情。太平輪是撞上建元輪，來不及搶灘沉沒的，這應該是事實，當年上海特區法院的紀錄，以及海事權威刊物《輪機月刊》所報道，發生撞船意外是因為太平輪「超載、超速、抄捷徑」之故。但這三點原因，近年受到質疑，有人深入考察，發現遇難乘客中，有國共雙方的特工混雜，因此引起不少人的遐想。
更值得我們關注的，其實在太平輪撞上建元輪的海難發生後，很多家庭失去經濟支柱的父親，幸得母親力撐危局，栽培好下一代，美國鑑證專家李昌鈺就是這樣出身的人才。他說，這是「太平輪精神」。
Vic：群眾是很容易受愚弄的。中共極力歪曲歷史、操縱輿論是自由世界人所共知的事，大陸人知之者也甚眾，但是大陸人對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對中共歪曲事實，抹黑香港與台灣追求獨立自主者之宣傳，卻普遍深信不疑。結果是中共教出了一大堆理不直卻氣壯、滿口歪理、面目可憎，淪為暴政幫凶的愚民。
2015年2月21日 星期六
陳漢森 - 生活充實是養生良方
作者網誌
2015年1月4日
出席教育界前輩李百強先生的八十歲壽宴，有幾點感想。第一，他身體仍然很健康，精神好，頭腦敏捷，完全不需要子女擔心。第二，他從考評局退休後，全情投入粵曲演唱和唱腔研究活動，舉辦了多次個人演唱會，出版了兩本專門著作。第三，當晚酒席廿四圍，其中六圍賓客是他退休後才結識的粵曲界聲樂界朋友，包括：陳笑風、李我、蕭湘等等。大多數人的事業隨著退休而結束，但李百強退休後，仍然繼續部份退休前的工作，包括做校監，勤寫毛筆字等等，更開拓一個全新的領域，結交一群新朋友，令人羡慕！
那天到他家中作客，問他有沒有運動養生，他說沒有。我發覺他退休後，全情唱粵曲和勤寫書法，是他身體維持健康的重要原因。氣功老師說，練氣有三種方法，一是用肢體運動引氣，二是發聲引氣，三是用意念引氣。李百強雖然沒有恒常做肢體運動，但他長期唱歌運氣，有發聲引氣、暢通經絡的效果。他經常寫書法，全神貫注，心無雜念，寫書法時的狀態，跟練氣功中的靜功的要求相近。我練靜功用意念引氣時，經常雜念紛陳，未能達到「一念不起」的要求；寫書法的人，不是練氣功，卻得到與練氣功相似的養生效果。
李百強夫婦退休後生活仍然非常充實，相信是身體保持健康的重要原因。幾天前在建中舊生聚餐中遇見另一位教育界前輩高家裕，七十五歲，十分健談，精神好，步履輕盈。問養生之道，他說：「令自己保持忙碌充實。」
出席教育界前輩李百強先生的八十歲壽宴，有幾點感想。第一，他身體仍然很健康，精神好，頭腦敏捷，完全不需要子女擔心。第二，他從考評局退休後，全情投入粵曲演唱和唱腔研究活動，舉辦了多次個人演唱會，出版了兩本專門著作。第三，當晚酒席廿四圍，其中六圍賓客是他退休後才結識的粵曲界聲樂界朋友，包括：陳笑風、李我、蕭湘等等。大多數人的事業隨著退休而結束，但李百強退休後，仍然繼續部份退休前的工作，包括做校監，勤寫毛筆字等等，更開拓一個全新的領域，結交一群新朋友，令人羡慕！
那天到他家中作客，問他有沒有運動養生，他說沒有。我發覺他退休後，全情唱粵曲和勤寫書法，是他身體維持健康的重要原因。氣功老師說，練氣有三種方法，一是用肢體運動引氣，二是發聲引氣，三是用意念引氣。李百強雖然沒有恒常做肢體運動，但他長期唱歌運氣，有發聲引氣、暢通經絡的效果。他經常寫書法，全神貫注，心無雜念，寫書法時的狀態，跟練氣功中的靜功的要求相近。我練靜功用意念引氣時，經常雜念紛陳，未能達到「一念不起」的要求；寫書法的人，不是練氣功，卻得到與練氣功相似的養生效果。
李百強夫婦退休後生活仍然非常充實，相信是身體保持健康的重要原因。幾天前在建中舊生聚餐中遇見另一位教育界前輩高家裕，七十五歲，十分健談，精神好，步履輕盈。問養生之道，他說：「令自己保持忙碌充實。」
2015年2月18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梁振英政府一心一德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8日
梁振英政府要成立科技局，務求以公帑開高位，植黨營私。行政會議成員范椒芬更不諱言：「科技局安插梁先生所親所黨，是順理成章的。畢竟上下一心，才能成事。反對派天天犯顏頂撞，怎能入局？」他們的用人標準，明顯只有「堂上一呼，階下百諾」八個字。舊中國官場用人原則，和他們稍有不同。
楚漢相爭年間，季布、丁公同為項羽手下將領。季布幾度帥兵伐漢，困窘劉邦；丁公則在彭城一役，把劉邦放過。後來劉邦得天下，丁公往謁，不料劉邦責他「為項王臣不忠」，把他斬首。至於季布，被劉邦通緝甚急，日暮途窮，易姓與名，投大俠朱家為奴。朱家明知他是季布，佯作不知，悄悄託人傳語劉邦：「季布，賢者也。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教天下皆見其胸襟狹隘）！」劉邦茅塞頓開，拜季布為郎中，朱家則從此不復見季布。季布、丁公兩人的遭遇，交織成為一個典型的「用人唯賢」故事（《史記》卷一零零、一二四）。
東晉太元八年，前秦苻堅率大軍南犯。晉室重臣郗超向來和將軍謝玄不睦，卻大力推薦謝玄任前鋒：「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我曾與謝玄共事宣武將軍桓溫），見使才皆盡（見他用人能盡其才），以此推之，容（應該）必能立勳。」謝玄果然殺得苻堅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是舊中國典型的「用人唯才」故事（《世說新語．識鑒》）。
梁振英用人，卻是一不求才，二不求賢。比如說，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兼備才學識德，獲港大副校長遴選委員會一致推薦。但是，他主政法律學院期間，雖然不阻止教授陳弘毅為中共作兩部鼓吹，卻也不阻止副教授戴耀廷發起民主運動。於是，他成為梁振英政府決心拔除的眼中釘，不少港大校務委員也就接到「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的密旨。
又比如說，民建聯旗下中共愛將譚惠珠，一九九零年代任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隱瞞這個公職暗涉她手上先達的士公司的私利，事發之後，還恃勢打電話給無綫電視老闆邵逸夫，着他命令屬下記者箝口。不是這樣絕恥棄廉，譚惠珠最近怎會獲梁振英委任為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這一定就是范椒芬所謂「上下一心，才能成事」。
今天，掌治安者，公然和黑社會攜手，進剿民主；掌土地政策者，自己犯法經營「劏房」，自己批准所購農地建屋圖利等，不一而足；掌文化事務者，以扼殺創作自由為己任，連芭蕾舞劇稍稍提及文革、六四等中共德政，都令行禁止。然則開辦科技局，對香港是利是弊，何待蓍龜。
當然，今天的梁振英政府，無非大陸政治的縮影。過去六十多年，大陸官場就永遠是「上下一心」。所以，論德行，則大小官吏無不腰纏萬貫；論治國才能，則毒食品、豆腐渣工程流布天下。他們大可以宣佈實現了孫文遺訓：「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梁振英政府要成立科技局，務求以公帑開高位，植黨營私。行政會議成員范椒芬更不諱言：「科技局安插梁先生所親所黨，是順理成章的。畢竟上下一心，才能成事。反對派天天犯顏頂撞，怎能入局？」他們的用人標準，明顯只有「堂上一呼，階下百諾」八個字。舊中國官場用人原則，和他們稍有不同。
楚漢相爭年間，季布、丁公同為項羽手下將領。季布幾度帥兵伐漢，困窘劉邦；丁公則在彭城一役，把劉邦放過。後來劉邦得天下，丁公往謁，不料劉邦責他「為項王臣不忠」，把他斬首。至於季布，被劉邦通緝甚急，日暮途窮，易姓與名，投大俠朱家為奴。朱家明知他是季布，佯作不知，悄悄託人傳語劉邦：「季布，賢者也。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教天下皆見其胸襟狹隘）！」劉邦茅塞頓開，拜季布為郎中，朱家則從此不復見季布。季布、丁公兩人的遭遇，交織成為一個典型的「用人唯賢」故事（《史記》卷一零零、一二四）。
東晉太元八年，前秦苻堅率大軍南犯。晉室重臣郗超向來和將軍謝玄不睦，卻大力推薦謝玄任前鋒：「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我曾與謝玄共事宣武將軍桓溫），見使才皆盡（見他用人能盡其才），以此推之，容（應該）必能立勳。」謝玄果然殺得苻堅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是舊中國典型的「用人唯才」故事（《世說新語．識鑒》）。
梁振英用人，卻是一不求才，二不求賢。比如說，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兼備才學識德，獲港大副校長遴選委員會一致推薦。但是，他主政法律學院期間，雖然不阻止教授陳弘毅為中共作兩部鼓吹，卻也不阻止副教授戴耀廷發起民主運動。於是，他成為梁振英政府決心拔除的眼中釘，不少港大校務委員也就接到「否決委任陳文敏為副校長」的密旨。
又比如說，民建聯旗下中共愛將譚惠珠，一九九零年代任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隱瞞這個公職暗涉她手上先達的士公司的私利，事發之後，還恃勢打電話給無綫電視老闆邵逸夫，着他命令屬下記者箝口。不是這樣絕恥棄廉，譚惠珠最近怎會獲梁振英委任為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這一定就是范椒芬所謂「上下一心，才能成事」。
今天，掌治安者，公然和黑社會攜手，進剿民主；掌土地政策者，自己犯法經營「劏房」，自己批准所購農地建屋圖利等，不一而足；掌文化事務者，以扼殺創作自由為己任，連芭蕾舞劇稍稍提及文革、六四等中共德政，都令行禁止。然則開辦科技局，對香港是利是弊，何待蓍龜。
當然，今天的梁振英政府，無非大陸政治的縮影。過去六十多年，大陸官場就永遠是「上下一心」。所以，論德行，則大小官吏無不腰纏萬貫；論治國才能，則毒食品、豆腐渣工程流布天下。他們大可以宣佈實現了孫文遺訓：「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李怡 - 港大退聯應引發所有民主政團思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8日
如果說，雨傘運動是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的話，那麼香港大學學生會公投退出學聯，則意味着給民主政團的一次體質轉變的契機。一個大學的學生會的投票，表面看來不是那麼重要，但經多日來細想，覺得也許我們對它的重要性輕視了。
帶着在雨傘運動中一呼百應的領導光環，學聯的高度矚目，聲望蓋過所有政團，卻突然在雨傘運動後出現港大退聯事件，支持民主的市民、政團甚至輿論反應都措手不及，不知事情的背景和意義何在。最直接的反應是擔心出現其他院校紛紛仿效的骨牌效應，以致被中共港共認為最可畏的民主對手的認受性大降。有人說這反映學生組織分裂，在民主陷於危難時互相批鬥是民運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是民主運動的「自毀」行動，「中共最高興」，親痛仇快。並由此而推論背後是梁共政權秋後算賬的陰謀。此外，也有人提到學聯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功不可沒，應予珍惜。
多數人對學生組織所知不多，這些論調影響了社會對港大退聯的觀感。筆者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要排除「中共最高興」論。除了我們不能以中共高興與否來決定自己對事情的取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爭民主，不是要「中共不高興」，我們希望中共能尊重香港人的政治權利，希望它了解這其實也符合中共實施「港人治港」的利益，而大家高興。
其次，任何背後操作的陰謀論，在沒有證據之下，決不能作為議事的根據或準則。
其三，抱「功不可沒」觀念是不會進步的。邱吉爾挾二次大戰英雄的光環，卻在戰後的選舉中落敗，他引用古羅馬作家普魯塔克的一句話：「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事實上，對有重大功勳的政團無情，是民主政治的標誌。為自己過去的成就而自戀的政團或個人，都是沒有前途的。
排除了以上的思維謬誤，就可回歸對港大退聯的根由作以事論事的正常討論。
就指導思想來說，學聯在綱領列明「建設民主中國」，加上從反高鐵開始，所有爭本土權益的社運，學聯都不見蹤影，雖說只是與學生組織聯繫但其實同其他非本土派的泛民政團也有聯繫，令越來越多持本土意識的同學不滿其主導意識形態。儘管在雨傘運動中掀起街頭抗爭，又標舉「命運自主」，較前大大跨進一步，但越受關注就越多學生質疑學聯的主導意識，相比之下，雨傘運動中的一些犯錯，反而算不得甚麼。
就體制來說，學聯的權力體制絕不民主。根據學聯憲章，學聯最高行政機關是秘書處，秘書長就是行政首長，不單執行決策，更有決策權力。八大院校的學生都自動是學聯會員，交會費，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卻不是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有權選舉者，是各院校的代表團。以港大的學聯代表團來說，就是由學生會會長加四名港大學聯代表，那些學聯代表也並非民選，而是評議會委任的，民意基礎極低。《學苑》副總編陳雅明說：「若學聯承認秘書長等職位具民選正當性，那就是承認香港特首的民選正當性，這顯然跟大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馳。」昨天黃世澤的文章還指出，自他在一九九九年擔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以來，學聯這麼多年，都有部份已經畢業了的「老鬼」在干預決策，指點江山。當學聯的社會角色突然受注意，它的基本會員也就更有「學聯不代表我」的感覺。
在港大醞釀公投退聯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也連忙說要改革體制。但卻沒有即時在學聯常委中討論提出一個改革方案，顯然對港大通過退聯掉以輕心。或許全世界的改革都如此，未迫在眉睫，未形成足夠壓力，是沒有一個掌權力者會自動要改革的。
港大公投通過退聯，對所有泛民組織應有啟示。
一，民主的本土化思潮已不可逆轉，過去對香港或中國民主有過貢獻的政團，縱有歷史光環和累積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若不檢討路向，被淘汰恐怕是遲早的事。
二，民主運動不僅是外在的奮鬥目標，而且也要以民主反求諸己，自身有健全的民主體質，才有力量。否則縱有光環也無法持續。
港大退聯後，如果學聯進行徹底的體制改革，港大仍會再加入。因此，如果說雨傘運動帶來民主運動轉折的時代，那麼港大退聯就帶來一個民主政團轉變體質的時代，所有爭取民主的政團都應該好好思考。轉型是痛苦的，也可能在一段時期拖慢了民主力量的匯集。但所有的進步都要付代價，政團要付代價，支持民主的市民也要付代價。而港大同學則領先潮流，表現出他們不懼社會責難的勇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如果說，雨傘運動是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的話，那麼香港大學學生會公投退出學聯，則意味着給民主政團的一次體質轉變的契機。一個大學的學生會的投票，表面看來不是那麼重要，但經多日來細想，覺得也許我們對它的重要性輕視了。
帶着在雨傘運動中一呼百應的領導光環，學聯的高度矚目，聲望蓋過所有政團，卻突然在雨傘運動後出現港大退聯事件，支持民主的市民、政團甚至輿論反應都措手不及，不知事情的背景和意義何在。最直接的反應是擔心出現其他院校紛紛仿效的骨牌效應，以致被中共港共認為最可畏的民主對手的認受性大降。有人說這反映學生組織分裂，在民主陷於危難時互相批鬥是民運的倒退。有人認為這是民主運動的「自毀」行動，「中共最高興」，親痛仇快。並由此而推論背後是梁共政權秋後算賬的陰謀。此外，也有人提到學聯在過去歷次運動中功不可沒，應予珍惜。
多數人對學生組織所知不多，這些論調影響了社會對港大退聯的觀感。筆者在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要排除「中共最高興」論。除了我們不能以中共高興與否來決定自己對事情的取態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爭民主，不是要「中共不高興」，我們希望中共能尊重香港人的政治權利，希望它了解這其實也符合中共實施「港人治港」的利益，而大家高興。
其次，任何背後操作的陰謀論，在沒有證據之下，決不能作為議事的根據或準則。
其三，抱「功不可沒」觀念是不會進步的。邱吉爾挾二次大戰英雄的光環，卻在戰後的選舉中落敗，他引用古羅馬作家普魯塔克的一句話：「對政治人物的無情，是偉大民族的標誌。」事實上，對有重大功勳的政團無情，是民主政治的標誌。為自己過去的成就而自戀的政團或個人，都是沒有前途的。
排除了以上的思維謬誤，就可回歸對港大退聯的根由作以事論事的正常討論。
就指導思想來說，學聯在綱領列明「建設民主中國」，加上從反高鐵開始，所有爭本土權益的社運，學聯都不見蹤影，雖說只是與學生組織聯繫但其實同其他非本土派的泛民政團也有聯繫，令越來越多持本土意識的同學不滿其主導意識形態。儘管在雨傘運動中掀起街頭抗爭，又標舉「命運自主」，較前大大跨進一步，但越受關注就越多學生質疑學聯的主導意識，相比之下，雨傘運動中的一些犯錯，反而算不得甚麼。
就體制來說，學聯的權力體制絕不民主。根據學聯憲章，學聯最高行政機關是秘書處，秘書長就是行政首長，不單執行決策，更有決策權力。八大院校的學生都自動是學聯會員，交會費，但秘書長和副秘書長卻不是由會員直接選舉產生。有權選舉者，是各院校的代表團。以港大的學聯代表團來說，就是由學生會會長加四名港大學聯代表，那些學聯代表也並非民選，而是評議會委任的，民意基礎極低。《學苑》副總編陳雅明說：「若學聯承認秘書長等職位具民選正當性，那就是承認香港特首的民選正當性，這顯然跟大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馳。」昨天黃世澤的文章還指出，自他在一九九九年擔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以來，學聯這麼多年，都有部份已經畢業了的「老鬼」在干預決策，指點江山。當學聯的社會角色突然受注意，它的基本會員也就更有「學聯不代表我」的感覺。
在港大醞釀公投退聯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也連忙說要改革體制。但卻沒有即時在學聯常委中討論提出一個改革方案，顯然對港大通過退聯掉以輕心。或許全世界的改革都如此，未迫在眉睫，未形成足夠壓力，是沒有一個掌權力者會自動要改革的。
港大公投通過退聯，對所有泛民組織應有啟示。
一，民主的本土化思潮已不可逆轉，過去對香港或中國民主有過貢獻的政團，縱有歷史光環和累積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若不檢討路向，被淘汰恐怕是遲早的事。
二，民主運動不僅是外在的奮鬥目標，而且也要以民主反求諸己，自身有健全的民主體質，才有力量。否則縱有光環也無法持續。
港大退聯後，如果學聯進行徹底的體制改革，港大仍會再加入。因此，如果說雨傘運動帶來民主運動轉折的時代，那麼港大退聯就帶來一個民主政團轉變體質的時代，所有爭取民主的政團都應該好好思考。轉型是痛苦的，也可能在一段時期拖慢了民主力量的匯集。但所有的進步都要付代價，政團要付代價，支持民主的市民也要付代價。而港大同學則領先潮流，表現出他們不懼社會責難的勇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朱福強 - 立《檔案法》，你估我們的官員是傻的嗎？
2015年2月17日
【明報專訊】先談談兩宗和「檔案」有關的殺人事件。
香港市民還記得2012年10月1日晚南丫島撞船的慘劇吧！一艘載逾百人的香港電燈載客船南丫四號被港九小輪海泰號撞擊後迅速翻沉，事故共造成39人死亡、92人受傷。其後調查委員會代表律師石永泰在結案陳辭時指出，多名海事處人員在不同時間檢查南丫四號，有人員曾經發現該艘船缺少了一道水密門，但是並無提出，即使船舶與圖則不符，仍然批出牌照予有關船舶。如果不是缺少了一道水密門，南丫四號就不會如此快速沉沒，乘客就有更多時間逃生，傷亡數字肯定大大減少。簡單來說白的，石永泰認為海事處員工的失誤，是導致是次慘劇嚴重傷亡的元兇。
其後發表的死因庭報告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報告指出，海事處在履行公務時，鮮有立檔、存檔。海事處人員似乎不大願意以書面溝通或備存公務紀錄，很多時大家都是口耳相傳，後果當然是容易發生誤傳、誤解和誤會，沒有完整及可靠的公事紀錄，因此無法追溯政策和做法的商議和決定過程，亦無法得知與一些重要事項有關的例外情况和酌情考慮因素，情况極混亂恐怖 。
2008年，赤柱一棵刺桐古樹倒塌，壓斃19歲女生莊頌賢。後來的死因研訊暴露出康文署的職員檢查刺桐樹時沒有開立完整紀錄，再甚者，很多紀錄又遺失，導致那棵腐樹沒有及時移走，後果是一個無辜的生命剛開始就被粗暴地終止。
政府檔案是政府日常公務活動的紀錄，施政及管治的最重要憑證，是問責的基礎。為了確保優質管治及這些公共財富得以妥善管理及保存，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的政府，一個敢於面對人民及「以民為本」的政府，都會制訂一條名為《檔案法》的法例，嚴格地監管政府檔案（或稱「公共檔案」）的產生、管理及保存。
簡單不過 關係重大
《檔案法》其實是一條很簡單的法例，世界各地的政府容或有不同的着重點，但一般來說，《檔案法》對政府和它的公職人員有以下的法律要求：
（一）公務人員在公事活動過程中，必須開立檔案；所謂口講無憑，官員所做的每一件事，所下的每一決定，都需要依法立案為證。
（二）檔案開立後，必須專業地去管理及妥善儲存。
（三）在公務完成後，相關的檔案需要送交政府的檔案管理機構作鑑定；被鑑定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需移交給歷史檔案館永久保存。保存在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就是「歷史檔案」，它們是一個國家或地方社會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四）檔案法亦會訂定市民查閱政府檔案的權利；一般來說，檔案在封存20至30年後便會開放予公眾人士查閱。
這是一條簡單不過的法例，但又是一條關係重大的法例。沒有檔案法的監管，優質管治沒有保證，沒有檔案法的制衡，官員們做任何事，都可以沒有責任留下任何紀錄，嚴重點說，官員們基本上可以「無法無天」，什麼問責，全屬空話。以後遇到什麼質詢，官員們仍可厚顏地、模稜兩可地聲稱：「我冇講過我冇做過呀！」沒有檔案法，政治道德淪喪。
回看此刻的香港，我們的政府在不斷暗地裏銷毁檔案證據的同時，又在面對議員的多番質詢及要求立法時，言辭閃爍，表現有如「賴皮一族」！總以什麼現時的檔案管理制度及指引「行之有效」作回應。
對政府官員來說，制訂《檔案法》，是體現問責的承諾，彰顯他們對人民「知的權利」的尊重，以及對檔案文獻的珍惜！但是令人憤怒的是，自詡為亞洲國際大都會，處處標榜能與國際接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差不多是世界上極少數仍然拒絕訂立檔案法的地方：香港周遭地方，譬如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泰國、日本和韓國都已訂立檔案法，就連我們的祖國、鄰埠澳門，都有法例保護及規管政府（公共）檔案。其他西方國家，以及那些以民為本的政府，更不在話下！
沒有市民要求社群壓力
那麼我們的政府為什麼可以逆世界的潮流，置文明於不顧，堅決及近乎野蠻地拒絕制訂檔案法呢？其實答案早已寫在牆上，姑不論我們的政府只是向689人負責的政府，試想想，直至今天，香港有幾多市民真的懂得什麼是檔案法、又有幾多市民曾公開地站出來，要求過政府立法嗎？ 沒有市民的要求，沒有社群的壓力，香港特區政府為什麼要立一條不是用來管控人民，而是用來縛束自己行為的法例呢？你估我們的官員是傻的嗎 ？况且我堅決不立，你又奈我何嗎 ？
儘管如此，我自2007年離開政府後，為檔案立法也吶喊了7年多了，到今天雖也感召到一些朋友跟我一齊在叫囂，但觀乎現今的政情，相信檔案立法，跟真普選的訴求一樣，同是遙不可及的夢！做香港人，真係好可憐！
作者是政府前檔案處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副教授
【明報專訊】先談談兩宗和「檔案」有關的殺人事件。
香港市民還記得2012年10月1日晚南丫島撞船的慘劇吧！一艘載逾百人的香港電燈載客船南丫四號被港九小輪海泰號撞擊後迅速翻沉，事故共造成39人死亡、92人受傷。其後調查委員會代表律師石永泰在結案陳辭時指出，多名海事處人員在不同時間檢查南丫四號，有人員曾經發現該艘船缺少了一道水密門，但是並無提出，即使船舶與圖則不符，仍然批出牌照予有關船舶。如果不是缺少了一道水密門，南丫四號就不會如此快速沉沒，乘客就有更多時間逃生，傷亡數字肯定大大減少。簡單來說白的，石永泰認為海事處員工的失誤，是導致是次慘劇嚴重傷亡的元兇。
其後發表的死因庭報告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報告指出，海事處在履行公務時，鮮有立檔、存檔。海事處人員似乎不大願意以書面溝通或備存公務紀錄，很多時大家都是口耳相傳，後果當然是容易發生誤傳、誤解和誤會，沒有完整及可靠的公事紀錄，因此無法追溯政策和做法的商議和決定過程，亦無法得知與一些重要事項有關的例外情况和酌情考慮因素，情况極混亂恐怖 。
2008年，赤柱一棵刺桐古樹倒塌，壓斃19歲女生莊頌賢。後來的死因研訊暴露出康文署的職員檢查刺桐樹時沒有開立完整紀錄，再甚者，很多紀錄又遺失，導致那棵腐樹沒有及時移走，後果是一個無辜的生命剛開始就被粗暴地終止。
政府檔案是政府日常公務活動的紀錄，施政及管治的最重要憑證，是問責的基礎。為了確保優質管治及這些公共財富得以妥善管理及保存，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的政府，一個敢於面對人民及「以民為本」的政府，都會制訂一條名為《檔案法》的法例，嚴格地監管政府檔案（或稱「公共檔案」）的產生、管理及保存。
簡單不過 關係重大
《檔案法》其實是一條很簡單的法例，世界各地的政府容或有不同的着重點，但一般來說，《檔案法》對政府和它的公職人員有以下的法律要求：
（一）公務人員在公事活動過程中，必須開立檔案；所謂口講無憑，官員所做的每一件事，所下的每一決定，都需要依法立案為證。
（二）檔案開立後，必須專業地去管理及妥善儲存。
（三）在公務完成後，相關的檔案需要送交政府的檔案管理機構作鑑定；被鑑定具有歷史價值的檔案，需移交給歷史檔案館永久保存。保存在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就是「歷史檔案」，它們是一個國家或地方社會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四）檔案法亦會訂定市民查閱政府檔案的權利；一般來說，檔案在封存20至30年後便會開放予公眾人士查閱。
這是一條簡單不過的法例，但又是一條關係重大的法例。沒有檔案法的監管，優質管治沒有保證，沒有檔案法的制衡，官員們做任何事，都可以沒有責任留下任何紀錄，嚴重點說，官員們基本上可以「無法無天」，什麼問責，全屬空話。以後遇到什麼質詢，官員們仍可厚顏地、模稜兩可地聲稱：「我冇講過我冇做過呀！」沒有檔案法，政治道德淪喪。
回看此刻的香港，我們的政府在不斷暗地裏銷毁檔案證據的同時，又在面對議員的多番質詢及要求立法時，言辭閃爍，表現有如「賴皮一族」！總以什麼現時的檔案管理制度及指引「行之有效」作回應。
對政府官員來說，制訂《檔案法》，是體現問責的承諾，彰顯他們對人民「知的權利」的尊重，以及對檔案文獻的珍惜！但是令人憤怒的是，自詡為亞洲國際大都會，處處標榜能與國際接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差不多是世界上極少數仍然拒絕訂立檔案法的地方：香港周遭地方，譬如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泰國、日本和韓國都已訂立檔案法，就連我們的祖國、鄰埠澳門，都有法例保護及規管政府（公共）檔案。其他西方國家，以及那些以民為本的政府，更不在話下！
沒有市民要求社群壓力
那麼我們的政府為什麼可以逆世界的潮流，置文明於不顧，堅決及近乎野蠻地拒絕制訂檔案法呢？其實答案早已寫在牆上，姑不論我們的政府只是向689人負責的政府，試想想，直至今天，香港有幾多市民真的懂得什麼是檔案法、又有幾多市民曾公開地站出來，要求過政府立法嗎？ 沒有市民的要求，沒有社群的壓力，香港特區政府為什麼要立一條不是用來管控人民，而是用來縛束自己行為的法例呢？你估我們的官員是傻的嗎 ？况且我堅決不立，你又奈我何嗎 ？
儘管如此，我自2007年離開政府後，為檔案立法也吶喊了7年多了，到今天雖也感召到一些朋友跟我一齊在叫囂，但觀乎現今的政情，相信檔案立法，跟真普選的訴求一樣，同是遙不可及的夢！做香港人，真係好可憐！
作者是政府前檔案處長、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副教授
王岸然 - 佔領商場 快將出現
作者網誌
2015年2月17日
再幼稚的人，恐怕也不會把星期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發生的小騷亂視為排外活動的單一事件；事件是上接屯門上周日（8日）發生的同類騷亂，延續兩個月的「鳩嗚行動」，再上接「雨傘革命」，再回到去年年初已經出現打擊水貨客及自由行的「拖篋行動」。論規模，與去年初已經不可並論；論勇武，可與近半年最激表現看齊，這將會是公民「直接行動」的最新範式，將一發不可收拾。
星期日的沙田新城市廣場有一段時間與旺角街頭在過去兩個月的晚上沒有分別，大量警員駐守店舖之外維持秩序，令商舖於短時間內關門。警方對事件做足情報工作，採取最大的防禦措施，包括慣常的事前拘捕示威活動的頭面人物，以及恐嚇社運活躍人物。這些努力的結果出人意外，就是一場完全沒有組織領導的抗爭運動進行得有聲有色。公民從此有基本覺醒，革命不能靠欺世盜名的革命家，要靠自己、要靠公民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
香港大多數評論家還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識見及經驗，對沒有先例的事情不知如何評論，這是自我進修不足的結果，更壞的是，死抱舊的一套識見及價值觀指點江山，以否定的心態看新的事物。
有兩個較新的社運觀念足以解釋一切，這其實也不是新事物：一是「直接行動」，二就是「獨狼群行動」。這兩類行動的範式轉移到香港、進而「本土化」之後，已經發揮出驚人效果，而且更進一步會成為社運的主流；就連所謂激進的社運組織也要以「獨狼群行動」作為包裝以逃避刑責。傳統的社運「左膠」因為跟不上形勢，只好爬上虛假的道德高地自慰，指控這類運動的組織者不敢「堂堂正正」地被捕云云。
舉例而言，上周日的屯門反水貨遊行，發起的團體是「熱血公民」，領取不反對通知書，依足官僚的規程辦事，遊行到屯門時代廣場之外停止，然後「獨狼群」（LoneWolf Pack）出現，領導憤怒的街坊大鬧商場。由於遊行已經終止，警方無法追究遊行組織者什麼法律責任，只能不批准組織在沙田搞遊行；誰知根本沒有人申請活動，「狼群」有了經驗之後自己會出動，範式成功轉移。
事件兩次都以嚴重的衝突告終，警棍及胡椒噴霧被迫出動，兩次都有以十計的市民被捕，相信部分要負上刑事責任。已經無所事事、但留戀道德高地的社運者指控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卻忘記不負責任的社運模式非「熱血公民」所創—— 民陣最喜歡在遊行後把責任交給別人，去年7月1日晚預演佔中，就是最好的事例。
正是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不敢參與人民直接行動及作出明顯支援的社運組織或政團，將會遭歷史淘汰。兩次在商場內發生的抗爭行動，場面與效果都是令人震驚的，尤其是兩天前沙田新城市廣場一役，網上有一段短片，是四層高的商場中央圍聚的市民大喊「黑警」，沙田人的勇武已經與旺角人看齊，成為抗爭的新模式，這模式正為市民以幾何級數的人數參加中。
上周日的屯門廣場據報人數是以百計，筆者沒有見證，但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參與者據目測肯定以千計，雖然數千人包括大多數動口不動手的旁觀者，但其氣勢之盛與市民憤怒的同理心，明明白白就是旺角居民爭奪佔領區時的翻版。
若然大家的認知是所謂有效維持社會秩序，是市民能安心在商場內行街購物，前天的新城市廣場在以千計警員的監視下，也完全達不到這個效果，最終動武更是敗筆。警方能做的已做盡，但民間的「直接行動」其勢還只是開始，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在馬路上的佔領行動可以在商場之內發生，其分別是警方無法清場，因為人民不會坐待被捕清理而是不斷轉移，警方絕對絕對無法應付多個大商場之內同時發生的佔領事件，就連解放軍也沒有這個能力！
這恐怕是任何一位警方中層指揮官也明白的危機，但對危機全無感覺的是特首梁振英。他已經放假出外，政府也就沒有一個人對星期日的事件作出回應，職業的官僚也就懶得作出檢討，防患於未然，大家就當事件已經成為過去，一切已經回復正常，下次再算。「鴕鳥心態」已經是梁振英政府的指導思想。
暫時的形勢，泛民尚未想到可以利用佔領商場的經驗以代替證明失敗的佔領中環構想，但人民簡單地以佔領商場作為次一級的社會抗爭議題的手段，已經勢成，而且接近成功。梁振英麻木是能力問題，中央官員可承受不起社會問題的惡化，為所謂港獨提供客觀的發展條件。
打擊水貨最有效是取消一簽多行，減輕自由行壓力是為訪港的總人數設定上限。這一項政策的修正早應落實，它只會影響中下級官僚的利益，與維持香港社會穩定的大目標相比簡直微不足道，而梁振英之前訓斥港人「未富先驕」，便須由中央出手矯正其錯誤而顏面無存的問題，是根本不用考慮的。
再幼稚的人，恐怕也不會把星期日沙田新城市廣場發生的小騷亂視為排外活動的單一事件；事件是上接屯門上周日（8日）發生的同類騷亂，延續兩個月的「鳩嗚行動」，再上接「雨傘革命」，再回到去年年初已經出現打擊水貨客及自由行的「拖篋行動」。論規模，與去年初已經不可並論；論勇武，可與近半年最激表現看齊，這將會是公民「直接行動」的最新範式，將一發不可收拾。
星期日的沙田新城市廣場有一段時間與旺角街頭在過去兩個月的晚上沒有分別，大量警員駐守店舖之外維持秩序，令商舖於短時間內關門。警方對事件做足情報工作，採取最大的防禦措施，包括慣常的事前拘捕示威活動的頭面人物，以及恐嚇社運活躍人物。這些努力的結果出人意外，就是一場完全沒有組織領導的抗爭運動進行得有聲有色。公民從此有基本覺醒，革命不能靠欺世盜名的革命家，要靠自己、要靠公民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
香港大多數評論家還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識見及經驗，對沒有先例的事情不知如何評論，這是自我進修不足的結果，更壞的是，死抱舊的一套識見及價值觀指點江山，以否定的心態看新的事物。
有兩個較新的社運觀念足以解釋一切，這其實也不是新事物：一是「直接行動」，二就是「獨狼群行動」。這兩類行動的範式轉移到香港、進而「本土化」之後，已經發揮出驚人效果，而且更進一步會成為社運的主流；就連所謂激進的社運組織也要以「獨狼群行動」作為包裝以逃避刑責。傳統的社運「左膠」因為跟不上形勢，只好爬上虛假的道德高地自慰，指控這類運動的組織者不敢「堂堂正正」地被捕云云。
舉例而言，上周日的屯門反水貨遊行，發起的團體是「熱血公民」，領取不反對通知書，依足官僚的規程辦事，遊行到屯門時代廣場之外停止，然後「獨狼群」（LoneWolf Pack）出現，領導憤怒的街坊大鬧商場。由於遊行已經終止，警方無法追究遊行組織者什麼法律責任，只能不批准組織在沙田搞遊行；誰知根本沒有人申請活動，「狼群」有了經驗之後自己會出動，範式成功轉移。
事件兩次都以嚴重的衝突告終，警棍及胡椒噴霧被迫出動，兩次都有以十計的市民被捕，相信部分要負上刑事責任。已經無所事事、但留戀道德高地的社運者指控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卻忘記不負責任的社運模式非「熱血公民」所創—— 民陣最喜歡在遊行後把責任交給別人，去年7月1日晚預演佔中，就是最好的事例。
正是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不敢參與人民直接行動及作出明顯支援的社運組織或政團，將會遭歷史淘汰。兩次在商場內發生的抗爭行動，場面與效果都是令人震驚的，尤其是兩天前沙田新城市廣場一役，網上有一段短片，是四層高的商場中央圍聚的市民大喊「黑警」，沙田人的勇武已經與旺角人看齊，成為抗爭的新模式，這模式正為市民以幾何級數的人數參加中。
上周日的屯門廣場據報人數是以百計，筆者沒有見證，但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參與者據目測肯定以千計，雖然數千人包括大多數動口不動手的旁觀者，但其氣勢之盛與市民憤怒的同理心，明明白白就是旺角居民爭奪佔領區時的翻版。
若然大家的認知是所謂有效維持社會秩序，是市民能安心在商場內行街購物，前天的新城市廣場在以千計警員的監視下，也完全達不到這個效果，最終動武更是敗筆。警方能做的已做盡，但民間的「直接行動」其勢還只是開始，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在馬路上的佔領行動可以在商場之內發生，其分別是警方無法清場，因為人民不會坐待被捕清理而是不斷轉移，警方絕對絕對無法應付多個大商場之內同時發生的佔領事件，就連解放軍也沒有這個能力！
這恐怕是任何一位警方中層指揮官也明白的危機，但對危機全無感覺的是特首梁振英。他已經放假出外，政府也就沒有一個人對星期日的事件作出回應，職業的官僚也就懶得作出檢討，防患於未然，大家就當事件已經成為過去，一切已經回復正常，下次再算。「鴕鳥心態」已經是梁振英政府的指導思想。
暫時的形勢，泛民尚未想到可以利用佔領商場的經驗以代替證明失敗的佔領中環構想，但人民簡單地以佔領商場作為次一級的社會抗爭議題的手段，已經勢成，而且接近成功。梁振英麻木是能力問題，中央官員可承受不起社會問題的惡化，為所謂港獨提供客觀的發展條件。
打擊水貨最有效是取消一簽多行，減輕自由行壓力是為訪港的總人數設定上限。這一項政策的修正早應落實，它只會影響中下級官僚的利益，與維持香港社會穩定的大目標相比簡直微不足道，而梁振英之前訓斥港人「未富先驕」，便須由中央出手矯正其錯誤而顏面無存的問題，是根本不用考慮的。
2015年2月16日 星期一
添馬男 - 喪屍政府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6日
立法會成功拉布阻止創科局通過撥款，梁粉陣營氣急敗壞，諉過於人，689指泛民送禮予香港競爭對手。所謂搞科技，唔講由自可，一講就火都嚟，董梁集團自九七年起，用創新科技之名，花咗納稅人幾多冤枉錢。今次反對創科局成立，擺名係對人不對事，從政策而言，政府推動創新搞科技當然正確，但由董梁呢棚人去搞，就信唔過，因為有前科。
大家只要去貝沙灣望一望，就知道香港科技創新政策如何被扭曲成為地產項目。搞政策及搞項目是兩個不同層面工作。科技創新是要政策，並不是要「乜港物港」這些官商勾結的項目。英國在九七年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就是改政策，拆牆鬆綁，建立有利年輕人創業的政策環境，其中最簡單改變係政府採購政策。香港近年最成功通過改政策推動產業案例；是唐英年任財政司司長時取消紅酒稅，令香港成為重要紅酒拍賣、代理、銷售中心，根本不需要覓地建「紅酒港」。董梁二人思維屬計劃經濟模式，香港並不適用。
亞洲國家在七、八十年代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扶植本地產業取代進口，所以需要政府高度介入，包括成立科技園產業園，給予各種政策優惠、貸款，再由國營、黨營及財閥企業作龍頭落實產業發展策略，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的變大白象，有的蛻變成國際級企業，如南韓的三星集團。香港在政經結構與台灣、新加坡及南韓的分別，在於官商一體化程度低。日、韓、台、新馬等亞洲國家，由於執政黨手握政商大權，可以按產業政策所需培育出財閥企業，今天在日本通產省企劃廳上班，明天就到三菱企業當高層，三星、三井及三菱集團在政治上也跟當地執政黨結盟。
香港從來沒經歷過進口替代階段，由工業化開始就走出口導向，因此以大量中小企為主，商會也無太大影響力，政府官員主要從事貿易談判，協助香港出口，AO中尖子一批外派到海外ETO經貿辦工作。香港由政府去搞產業是盲毛式大躍進，講就好聽，凸顯政府有作為，政客英明神武，但效益極低。老董年代建立的數碼港、九龍塘創新科技中心，有多少是新成立的創新科技公司在辦公，大家不妨去望一望。
689在任期過了一半，拋出一個空洞無物的創新科技政策，就以此去開設一個局去執行，實在荒謬，羅范用「天誅地滅」指摘陳偉業，水平之低猶如街市買菜口角，一個似樣的政策論據欠奉，只是一味煽動香港人仇視新加坡，典型689施政作風：「反智冇料專搞政治」。如果泛民拉布真的罪大惡極，請689交代清楚究竟哪一個具體項目，因創科局無法成立而放棄，從而直接削弱香港競爭力。
其實創科局開不成，反映689嚴重跛腳鴨狀態，已無事可為。一個民望低卻專搞政治鬥爭，撕裂建制之人，失敗是必然。大家還記得他對付自由黨，禁止官員出席黨慶、雨傘運動時田北俊叫他落台遭報復「搣柴」事件嗎？財委會主席自由黨張宇人拒絕剪布，正是當日689小學雞政治鬥爭一手所造成。在他英明領導下，特區政府已成喪屍，「掂邊瓣、死邊瓣」。
立法會成功拉布阻止創科局通過撥款，梁粉陣營氣急敗壞，諉過於人，689指泛民送禮予香港競爭對手。所謂搞科技，唔講由自可，一講就火都嚟，董梁集團自九七年起，用創新科技之名，花咗納稅人幾多冤枉錢。今次反對創科局成立，擺名係對人不對事，從政策而言，政府推動創新搞科技當然正確，但由董梁呢棚人去搞，就信唔過，因為有前科。
大家只要去貝沙灣望一望，就知道香港科技創新政策如何被扭曲成為地產項目。搞政策及搞項目是兩個不同層面工作。科技創新是要政策，並不是要「乜港物港」這些官商勾結的項目。英國在九七年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就是改政策，拆牆鬆綁，建立有利年輕人創業的政策環境，其中最簡單改變係政府採購政策。香港近年最成功通過改政策推動產業案例；是唐英年任財政司司長時取消紅酒稅，令香港成為重要紅酒拍賣、代理、銷售中心，根本不需要覓地建「紅酒港」。董梁二人思維屬計劃經濟模式，香港並不適用。
亞洲國家在七、八十年代實施「進口替代」戰略，扶植本地產業取代進口，所以需要政府高度介入，包括成立科技園產業園，給予各種政策優惠、貸款，再由國營、黨營及財閥企業作龍頭落實產業發展策略，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的變大白象，有的蛻變成國際級企業，如南韓的三星集團。香港在政經結構與台灣、新加坡及南韓的分別，在於官商一體化程度低。日、韓、台、新馬等亞洲國家，由於執政黨手握政商大權，可以按產業政策所需培育出財閥企業，今天在日本通產省企劃廳上班，明天就到三菱企業當高層，三星、三井及三菱集團在政治上也跟當地執政黨結盟。
香港從來沒經歷過進口替代階段，由工業化開始就走出口導向，因此以大量中小企為主，商會也無太大影響力，政府官員主要從事貿易談判，協助香港出口，AO中尖子一批外派到海外ETO經貿辦工作。香港由政府去搞產業是盲毛式大躍進，講就好聽，凸顯政府有作為，政客英明神武，但效益極低。老董年代建立的數碼港、九龍塘創新科技中心，有多少是新成立的創新科技公司在辦公，大家不妨去望一望。
689在任期過了一半，拋出一個空洞無物的創新科技政策，就以此去開設一個局去執行，實在荒謬，羅范用「天誅地滅」指摘陳偉業，水平之低猶如街市買菜口角，一個似樣的政策論據欠奉，只是一味煽動香港人仇視新加坡，典型689施政作風：「反智冇料專搞政治」。如果泛民拉布真的罪大惡極，請689交代清楚究竟哪一個具體項目，因創科局無法成立而放棄，從而直接削弱香港競爭力。
其實創科局開不成，反映689嚴重跛腳鴨狀態，已無事可為。一個民望低卻專搞政治鬥爭，撕裂建制之人，失敗是必然。大家還記得他對付自由黨，禁止官員出席黨慶、雨傘運動時田北俊叫他落台遭報復「搣柴」事件嗎？財委會主席自由黨張宇人拒絕剪布，正是當日689小學雞政治鬥爭一手所造成。在他英明領導下，特區政府已成喪屍，「掂邊瓣、死邊瓣」。
什麼人回應什麼人：Eric Ma，祝你退休快樂！
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5日
【明報專訊】來：曾慶宏_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
中大新傳學院有多個Eric，包括馬教授和我，電郵組群中如果我們同時出現，我們會分別以eM和eT署名，以便於分辨，慢慢地，我也直接稱呼他eM了。回想起來，尊稱Eric為馬教 授也應該只此一次，說到這，便要回到07年，我還是個預科生的時候了。
在一個什麼都沒有發生的香港8月，暑假，我躺在沙發上，下午，多麼迷網的一名青年。突然收到Eric的電話，他說收到了我寄給他的自薦信，讀了我的文章，想跟我聊一下，先是中文，後來用上英語，其實就是一場突發的面試吧。還未及回過神來對話便終結了，對那時的我來說，能與一名教授聊天，猶如奇蹟，心底感謝他的關注。不久，奇蹟再現，Eric再次來電，於是一小時後我們在大學站的美心見面，內容大概是關於我對閱讀對社會的看法吧。後來我竟然就這樣被取錄了，這是與Eric結下師生緣的開始。
後來就上學吧，不時與Eric聊天，我們都有千奇百怪的點子，有一次他突然寄來他的一些手稿，是一系列的散文，圍繞着命運、存在和死亡這些題目，讀後我又明白Eric多了一點，也安慰了困惑的我。於是我提筆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回應，幾次的深夜電郵來往，後來更發展成我的第一本書。除了我，Eric也不時會與學生一同創作，無論是課業還是課外的項目，對Eric來說大概都是一些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機會吧，他一直都以這樣的方式關心和教育學生。
當然，從本科到現在研究院，我幾乎修讀了Eric的所有課。他對質性研究、社會傳播學及視覺人類學的愛好及鑽研之深無庸置疑，因此去年他把辦公室的書逐一送給學生時，我大概猜想到這次他是認真考慮退休了。心深處對人非常真誠的Eric很願意跟學生分享自己的故事，他的過去，他是怎樣成長於一個賣豬肉的家庭，及後走上電視電影的路，留學英倫，最後回流發展自己的文化研究學問，成為「麻甩教師」。有時為了虛情假意的人、腐壞的制度，他會氣餒，甚至憤怒，但只要你對他交出真心，他會跟你交換最細密真摯的情緒。感情豐富的他樂見學生成長，但面對學生的變質，甚至是離世，他會忽然在課室哭出來。真誠待人，敢愛敢恨，這是Eric給我最好的教導。
在Eric身上，我也看到知識分子的風骨，對社會的責任。除了著書立說，Eric熱中於當下制度並不重視的本土文化研究，堅持每兩年舉辦學術論壇，多年來的數本研究結集，是日後研究香港文化的重要讀本。後來在反國教運動中，他站出來絕食，但非常低調，幾乎不接受任何訪問。前往探望他的學生非常多，他在營中保持一貫的沉着、幽默，只重複地說，這麼多年來香港人的身分正是他研究的核心，他沒有在這時候不站出來的理由。求學問的意義在於什麼，我又在他身上看到了。
想起Eric，我也會想到在學院的大小活動過後，留下來搬椅子的一位老師；想到一位口頭說放任教育，心底卻非常愛護女兒的爸爸，也是馬太的最佳伴侶。喜歡獨個兒在教學樓天台踱步靜思的他，間中也會摸黑飛車出走，不甘整天被困於教室內。其實早在很久之前已聽他說要離開校園了，想不到這天終於到來。跟其他尊敬他的學生來說，我們當然覺得這是中文大學的損失，但同時也會欣喜，因為他終於可以自由自在的寫文章，到處遊玩，是時候為了自己生活了。最後，必須再向Eric致敬，作為一個學者，這些年來他對學生、大學及香港文化實在貢獻太多，在此對他的退休生活送上最大的祝福！
學生 Eric Tsang
覆：馬傑偉_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在中大教書逾廿年，近日傳出提早退休退出學術圈
其實也不是馬上退休。我指導的博士生還有四個，待明年他們完成論文順利畢業，我才正式退役。早兩年已停收研究生，但前路沒想好，心情忐忑，還常到台灣尋找新生活，尤其喜歡台南的悠閒風景。直到去年暑假，真的想清楚了，決定了時限，並且模擬一下將來的退休生活。半年下來，人開朗了，知道這是人生的新階段，是適合自己的轉變，現在心態上已半條腿踏出了學術圈。當然，學術活動的邀請還是不間斷的投進我的電郵箱，總不能老是說我事務繁忙推搪朋友。太太建議：「你還是come out吧！」提早退休是喜事不是醜事，何必遮遮掩掩。於是我就坦白解說了，發邀請的朋友也十分諒解。
我在大學從事教研工作二十年，慶幸沒有遇到什麼挫折，甚至可說是順心順意，從中得到莫大的滿足。中大新傳學院是個很神奇的地方，幾乎沒有Office Politics，同事都是大好人；學生更有趣，讀書玩樂，面面精通，尤其與我關係較密切的研究生，大家在求知求學的路上是有汗水更有笑聲。我淡出、退下，主要是覺得自己的性情不適合現今的學術環境。我喜歡那一種社會文化的研究旨趣與方法，若新一代的研究生照辦煮碗，並不能在今天的學術圈生存。新時代有新一代的學者，新舊交替是必須且自然的過程。我樂於早一點淡出，退位讓賢。有關這方面的情况，我在立場新聞Kenny的訪問與大家分享過（按：《立場新聞》〈什麼制度什麼學者—專訪馬傑偉〉），就不再重複了。
自己想深一層，人生階段不同，心思改變了，情之所鍾不再是事業上的成就，那就勇敢嘗試去過另一種生活。發奮有時，生息有時，生活有她的節奏。有朋友笑說：「你搵夠了吧！」聽此我只能苦笑。不錯，女兒已工作數年，自己沒有太大家累，但談不上富裕，面對只有支出沒有收入的退休狀態，我已開始「審慎理財」，以後就不會再豪爽地請學生大吃大喝了。節儉一點，快樂滿足的生活並不難求。
有朋友問我是否因為最近公布的學術評審而有辭職的壓力。朋友是想多了。我的成績尚可，也沒有任何外來的壓力，若要我順着評審的細緻標準去從事研究，我也不是不能做到，只是五十幾歲人不願作出太多遷就而已。
黎佩芬傳來曾慶宏的文章，讀後頗有感觸。他感激我，但要感恩的還有我這個老師。多年前我負責學院招生，覺得新傳學生入學不應單靠成績，所以不時約見在其他方面表現出色的學生，也大膽推薦一些「收生系統」邊緣的同學。曾慶宏是其中一個，不單讀完本科還讀研究院，在電影創作方面才華橫溢。看見今天的他，就不顧慮當年大膽推薦會闖禍了。他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創作，我們幾位老師都感到欣喜。
這半年走進不同的圈子：每周與一群退休的IT人遠足行山，又認識了另一群年輕的越野單車狂熱分子，並跟隨一位熱心教學的畫家學習水彩，還參與精神病康復者的義務工作，計劃與朋友合寫一本香港精神病文化史。這些都將會是我退休後的生活內容，至於是否旅居台灣、港台兩邊走，到目前還沒有什麼具體計劃。香港是我生活了幾十年的家，捨不得。香港風雨飄搖的這些年，在學苑內外認識許許多多為這個城市努力的有心人；今天腦海常常浮現朋友們嬉笑怒罵的臉，對於中大師生與朋友送給我的美好回憶，我感激、感恩、珍惜。
編輯蔡曉彤
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李純恩 - 現實情況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5日
中國大陸遊客到日本旅行，跟日本朋友吃飯，看見日本朋友把錢包插在褲子後面口袋裏，就提醒他小心錢包丟了。錢包丟了的意思一是被人偷了，一是不小心丟了。日本朋友聽了笑笑說沒事的，丟了就去警察局拿回來。中國遊客聽了直搖頭，覺得日本人太天真了，錢包丟了去警察局拿？拿得到嗎！
有一年去日本旅行，到金澤市觀光，一團五十人玩得興高采烈，收隊分坐兩輛旅遊巴士回加賀溫泉區途中，我們車上的香港領隊突然慘叫一聲，臉都綠了。原來他在等團友集合之時，在廣場裏打公用電話，打電話的時候將手袋放在電話機上面，打完電話一看人都到齊了，連忙招呼上車，手袋就留在電話機上了，那裏面是全團的現金，有數十萬港幣。
這時旅遊巴士已快上高速公路，大家叫他趕緊下車，截的士回商場。二十分鐘之後他來電告知，手袋找到了，正在警察局辦領取手續。原來他離開商場之後，便有一位日本女士來打電話，發現了遺留的手袋，立即將手袋交給了警察。為了怕失物者擔心，那位女士就守在電話機旁等候，終於給她等到了失魂落魄的一個香港男人，告知手袋已在警局，可去領取，這才鞠躬告退。
那天聽人說起日本人說錢包丟了就去警察局拿，我便想起幾年前日本之旅時的那個香港領隊。在日本，錢包丟了真的可以去警局拿回來，但這種事情你要費多大勁才能令一個中國大陸居民相信。這倒不是中國人不相信日本有好人，而是不相信世上有好人。所以今時今日在中國，說人好沒人相信，說人不好大家都深信不疑。
中國大陸遊客到日本旅行，跟日本朋友吃飯，看見日本朋友把錢包插在褲子後面口袋裏，就提醒他小心錢包丟了。錢包丟了的意思一是被人偷了，一是不小心丟了。日本朋友聽了笑笑說沒事的，丟了就去警察局拿回來。中國遊客聽了直搖頭，覺得日本人太天真了，錢包丟了去警察局拿？拿得到嗎！
有一年去日本旅行，到金澤市觀光，一團五十人玩得興高采烈，收隊分坐兩輛旅遊巴士回加賀溫泉區途中，我們車上的香港領隊突然慘叫一聲，臉都綠了。原來他在等團友集合之時，在廣場裏打公用電話，打電話的時候將手袋放在電話機上面，打完電話一看人都到齊了，連忙招呼上車，手袋就留在電話機上了，那裏面是全團的現金，有數十萬港幣。
這時旅遊巴士已快上高速公路，大家叫他趕緊下車，截的士回商場。二十分鐘之後他來電告知，手袋找到了，正在警察局辦領取手續。原來他離開商場之後，便有一位日本女士來打電話，發現了遺留的手袋，立即將手袋交給了警察。為了怕失物者擔心，那位女士就守在電話機旁等候，終於給她等到了失魂落魄的一個香港男人，告知手袋已在警局，可去領取，這才鞠躬告退。
那天聽人說起日本人說錢包丟了就去警察局拿，我便想起幾年前日本之旅時的那個香港領隊。在日本，錢包丟了真的可以去警局拿回來，但這種事情你要費多大勁才能令一個中國大陸居民相信。這倒不是中國人不相信日本有好人，而是不相信世上有好人。所以今時今日在中國，說人好沒人相信，說人不好大家都深信不疑。
2015年2月14日 星期六
李怡 - 門外談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困局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4日
財委會就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今天屆死線，在泛民拉布下能否通過存變數。筆者對科技，可說是門外漢。但就以常識來說，設立創科局仍有幾個問題想不通，如果泛民就這些問題在立會提問，未知羅范椒芬是否就認為提問者該天誅地滅？
設立創科局據政府說法是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這目的當然沒有人反對。問題是如何提升？設立一個機構，總先要問要做甚麼事？比如我們開一間公司，目的是賺錢或推廣文化或某種公益，但做些甚麼事才可以達到目的，必須加以說明。梁振英曾經被問及創科局有何提升競爭力的策略，他的回答是要待創科局成立半年後，才能提出有關策略。那是違反常識的回答，不是要先研究出一個長遠提升競爭力的策略，才需要設一個局去執行嗎？怎麼會先設立一個執行局才去提出策略？如果提不出策略，或策略不可行，是否就把這個局撤銷？若請一個人去做局長，負責任的人也會問政府有甚麼事要他去推動。不能只說要提升競爭力，而沒有具體策略，除非是為了要安排自己的親信。
以創新科技提升競爭力，有兩個關鍵要素，上游是研發，下游是以研發成果投入生產轉為產品。即使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下，要這兩方面一起發展，都需要大量資源投入，要最高層政策配合，還要有得力人士全力推動。台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建立新竹科學園區，得力於被稱為創新科技之父李國鼎在蔣經國的支持下，全力推動。政府投入巨資，開闢良好的科研環境，吸引台灣留美科學長才回歸，研發成果免費提供給企業家使用，造就電子代工的量產，供應世界各國。政府則從工業盈利中抽稅。
香港競爭力下降，不是因為沒有創新科技。香港大專院校在亞洲排名不低。一些大學研究出的科技成果也受國際重視，問題是有關技術卻沒有受到香港企業家垂青，幾乎所有成果都轉讓到外地，成為其他地方的應用科技產品。比如科技大學十多年前研發出微型電子顯示器，研究團隊花了兩年時間找尋合作生產夥伴，遍尋不獲，最後把技術轉讓給台灣公司，該公司為Google生產Google Glass（谷歌眼鏡），香港研發成果竟成為台灣品牌。其他如理大研發的電動環保車，科大研發的自動導航模型直升機，電腦水墨軟件等等都是如此，本地研發的技術成為外地的產能，而香港本地卻錯失了發展高科技產品的商機。因此，問題不在於沒有上游的創新科技，而在於創新科技未能成為下游產品。本地企業家沒有意願投資於高科技產品，一是由於地價太高，二是高科技產品的投資較大、風險較高而收成期太久，三是由於投資地產、金融和近年應大陸自由行旅客消費而設的行業太容易賺錢，而使商人對投資高科技產品興趣缺缺。十多年前，香港廠商常掛在嘴邊的話是：「Low tech撈嘢，high tech揩嘢」，意思是投資低技術層次的產業才能賺到錢。近年更由於大陸旅港人流暴增，而大陸假貨黑貨猖獗，使香港發展成為周邊大陸人民的購物生活圈，超市擠滿大陸客，藥房、金舖林立，富貴移民炒高地價，加上政治特權向大陸投資者傾斜，香港的市場漸扭曲，公平競爭的環境變色。這種大環境的轉變，只有使商人對於需要長期投資的高科技產業卻步。
要提升香港競爭力，如不能有全面策略去改變這種「Low tech撈嘢，high tech揩嘢」的投資環境，是不可能的。而全面策略又首先要扭轉特區政府全面倒向大陸的施政，這更是不可能，尤其在梁共政權治下。
香港上游科研有成果，有賴於大學不受政治干預，能獨立自主，以及思想觀念的自由開放。梁共政權未見有改變下游環境的任何策略，而近日對大學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打壓和對行政的赤裸裸干預，恐怕連上游的研發都受影響。在禮崩樂壞、謊言遍地的政治環境下，奢言以創新科技去提升競爭力，若是真有此意就是儍，若是假有此意則是詐。從種種迹象和梁特的施政往績來看，毫無疑問是後者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財委會就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今天屆死線，在泛民拉布下能否通過存變數。筆者對科技，可說是門外漢。但就以常識來說，設立創科局仍有幾個問題想不通，如果泛民就這些問題在立會提問，未知羅范椒芬是否就認為提問者該天誅地滅？
設立創科局據政府說法是要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這目的當然沒有人反對。問題是如何提升？設立一個機構，總先要問要做甚麼事？比如我們開一間公司，目的是賺錢或推廣文化或某種公益，但做些甚麼事才可以達到目的，必須加以說明。梁振英曾經被問及創科局有何提升競爭力的策略，他的回答是要待創科局成立半年後，才能提出有關策略。那是違反常識的回答，不是要先研究出一個長遠提升競爭力的策略，才需要設一個局去執行嗎？怎麼會先設立一個執行局才去提出策略？如果提不出策略，或策略不可行，是否就把這個局撤銷？若請一個人去做局長，負責任的人也會問政府有甚麼事要他去推動。不能只說要提升競爭力，而沒有具體策略，除非是為了要安排自己的親信。
以創新科技提升競爭力，有兩個關鍵要素，上游是研發，下游是以研發成果投入生產轉為產品。即使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下，要這兩方面一起發展，都需要大量資源投入，要最高層政策配合，還要有得力人士全力推動。台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建立新竹科學園區，得力於被稱為創新科技之父李國鼎在蔣經國的支持下，全力推動。政府投入巨資，開闢良好的科研環境，吸引台灣留美科學長才回歸，研發成果免費提供給企業家使用，造就電子代工的量產，供應世界各國。政府則從工業盈利中抽稅。
香港競爭力下降，不是因為沒有創新科技。香港大專院校在亞洲排名不低。一些大學研究出的科技成果也受國際重視，問題是有關技術卻沒有受到香港企業家垂青，幾乎所有成果都轉讓到外地，成為其他地方的應用科技產品。比如科技大學十多年前研發出微型電子顯示器，研究團隊花了兩年時間找尋合作生產夥伴，遍尋不獲，最後把技術轉讓給台灣公司，該公司為Google生產Google Glass（谷歌眼鏡），香港研發成果竟成為台灣品牌。其他如理大研發的電動環保車，科大研發的自動導航模型直升機，電腦水墨軟件等等都是如此，本地研發的技術成為外地的產能，而香港本地卻錯失了發展高科技產品的商機。因此，問題不在於沒有上游的創新科技，而在於創新科技未能成為下游產品。本地企業家沒有意願投資於高科技產品，一是由於地價太高，二是高科技產品的投資較大、風險較高而收成期太久，三是由於投資地產、金融和近年應大陸自由行旅客消費而設的行業太容易賺錢，而使商人對投資高科技產品興趣缺缺。十多年前，香港廠商常掛在嘴邊的話是：「Low tech撈嘢，high tech揩嘢」，意思是投資低技術層次的產業才能賺到錢。近年更由於大陸旅港人流暴增，而大陸假貨黑貨猖獗，使香港發展成為周邊大陸人民的購物生活圈，超市擠滿大陸客，藥房、金舖林立，富貴移民炒高地價，加上政治特權向大陸投資者傾斜，香港的市場漸扭曲，公平競爭的環境變色。這種大環境的轉變，只有使商人對於需要長期投資的高科技產業卻步。
要提升香港競爭力，如不能有全面策略去改變這種「Low tech撈嘢，high tech揩嘢」的投資環境，是不可能的。而全面策略又首先要扭轉特區政府全面倒向大陸的施政，這更是不可能，尤其在梁共政權治下。
香港上游科研有成果，有賴於大學不受政治干預，能獨立自主，以及思想觀念的自由開放。梁共政權未見有改變下游環境的任何策略，而近日對大學的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打壓和對行政的赤裸裸干預，恐怕連上游的研發都受影響。在禮崩樂壞、謊言遍地的政治環境下，奢言以創新科技去提升競爭力，若是真有此意就是儍，若是假有此意則是詐。從種種迹象和梁特的施政往績來看，毫無疑問是後者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2月13日 星期五
吳靄儀 - 第二輪諮詢 空間有幾大？
2015年2月13日
【明報專訊】很久很久以前，有人說，北京不放心給香港民主，因為難以預測誰會當選。 當時我們視為說笑，但笑話反映了實際心態。多年後，8．31方案終於告訴我們，什麼是能預知誰會當選的「普選」！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普選』」，接受，即管拿去，不接受，拉倒。
北京乾脆，香港也可以爽快，恕難從命，如果8‧31真不可改，那末立法會否決便是。香港政制發展，雖然前路崎嶇，但不會「原地踏步」，就像過去雖然小圈子選舉不變，我們也能迫出一個要欽點候選人認真競選的特首選舉出來。
為何8‧31方案切不可「袋住先」，其實梁振英的言行舉止及施政態度已說明了一切，一個以奉行北京路線為重的特首，可以徹底毁掉香港原有的制度，「689」已如此猖獗，若名義上「普選」出來，香港還有剩麼？外國人不明白，以為即使能過關的候選人全是建制派，競選過程也會令他改變心態，但其實由北京全盤操控誰能「出閘」，就一定不會容許有任何競爭，就如第一屆特首「選舉」一樣，內定董建華高票當選，其他體面的競選人不過是陪襯，而且都是君子，知道真相之後也不會怒顏相向。梁、唐之爭是真正的建制派互鬥，殺傷力如此大，至今還未修復，中共會容許2017「普選」架構之下再來一次，更激烈更牽動全民的鬥爭麼？為何成為候選人要得到提委會半數或以上通過？這就是關鍵。嚴控誰能「出閘」，是現時沒有的新關卡。放寬「入閘」條件讓一大堆人競逐「出閘」，誰也看得穿毫無意義。
既然如此，那麼在8‧31基礎上的第二輪諮詢又有多大意義？其實若看政府諮詢文件，「走盞」的空間不大。提委會增減幾個界別、「入閘」機制寬緊，真是無關宏旨，不過是製造騙不了人的假象。最後一項是每個界別的選民基礎，這倒是值得討論的，但不是在諮詢文件的預設規限之內。如果由現時的團體／公司票改為個人票，意思只是變成由這些團體的董事若干名當選民，結果就不會有實質改變，因為什麼團體有資格的選民才是關鍵。不廢除這些團體名單，北京特定特權分子的實况不會改變。
大家不妨參考諮詢文件的附件五所列出組成提委會的「四大界別」每個界別的分組，很快就會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第一界別的17個分組，其中14個是立法會的功能界別，由《立法會條例》制定的合法選民，大部分是列明的團體（其中絕大多數來歷不明），有個人選民的只有6個，而這6個之中，個人選民數目遠遠低於團體選民。
第三界別的分組（勞工、社會服務、宗教及其他）大致相同，5個分組之中有4個是立法會功能界別，而這4個分組之中，除了社福界傾倒性是個人選民之外，其餘的傾倒性是立法制定的團體票，其中以漁農界分組最為人詬病，因為以158個拉雜成軍的團體選出60個選委委員。其實功能界別分組的基礎概念根本就有問題，小修小補起不了什麼作用。
改革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所以唯一值得改，而香港特區又有足夠法定權限改變的，是改革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使在該等界別就業的人都有權做選民。這個改變，或能達至提委會的產生不再絕大由北京操控的效果，而50%提委支持的門檻也因此變得讓香港人有較大的自主空間。
然而，這正正也是北京不願改變的狀况。誰也看得到，人大否決2016年立法會選舉有任何變動，就是要確保8‧31架構之下出台的特首，不會受到立法會的制衡，而廢立法會制衡職能，正須仗現時的功能組別！
總結而言，唯一有意義的改革，特區政府差不多一定不會願意改，說「差不多」而不說「絕對」，因為古有明訓"never say never"。 可是，本人的判斷不一定對，有心有力的議員、社會人士，大可與特區官員認真探索，如果本人不幸而言中，那就大家無謂浪費彼此的寶貴光陰了。現在社會上有很多應做之事，政改有望無望，都必須積極去做。事實上，政改無望，更應在可做之事之上加把勁。
【明報專訊】很久很久以前，有人說，北京不放心給香港民主，因為難以預測誰會當選。 當時我們視為說笑，但笑話反映了實際心態。多年後，8．31方案終於告訴我們，什麼是能預知誰會當選的「普選」！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普選』」，接受，即管拿去，不接受，拉倒。
北京乾脆，香港也可以爽快，恕難從命，如果8‧31真不可改，那末立法會否決便是。香港政制發展，雖然前路崎嶇，但不會「原地踏步」，就像過去雖然小圈子選舉不變，我們也能迫出一個要欽點候選人認真競選的特首選舉出來。
為何8‧31方案切不可「袋住先」，其實梁振英的言行舉止及施政態度已說明了一切，一個以奉行北京路線為重的特首，可以徹底毁掉香港原有的制度，「689」已如此猖獗，若名義上「普選」出來，香港還有剩麼？外國人不明白，以為即使能過關的候選人全是建制派，競選過程也會令他改變心態，但其實由北京全盤操控誰能「出閘」，就一定不會容許有任何競爭，就如第一屆特首「選舉」一樣，內定董建華高票當選，其他體面的競選人不過是陪襯，而且都是君子，知道真相之後也不會怒顏相向。梁、唐之爭是真正的建制派互鬥，殺傷力如此大，至今還未修復，中共會容許2017「普選」架構之下再來一次，更激烈更牽動全民的鬥爭麼？為何成為候選人要得到提委會半數或以上通過？這就是關鍵。嚴控誰能「出閘」，是現時沒有的新關卡。放寬「入閘」條件讓一大堆人競逐「出閘」，誰也看得穿毫無意義。
既然如此，那麼在8‧31基礎上的第二輪諮詢又有多大意義？其實若看政府諮詢文件，「走盞」的空間不大。提委會增減幾個界別、「入閘」機制寬緊，真是無關宏旨，不過是製造騙不了人的假象。最後一項是每個界別的選民基礎，這倒是值得討論的，但不是在諮詢文件的預設規限之內。如果由現時的團體／公司票改為個人票，意思只是變成由這些團體的董事若干名當選民，結果就不會有實質改變，因為什麼團體有資格的選民才是關鍵。不廢除這些團體名單，北京特定特權分子的實况不會改變。
大家不妨參考諮詢文件的附件五所列出組成提委會的「四大界別」每個界別的分組，很快就會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第一界別的17個分組，其中14個是立法會的功能界別，由《立法會條例》制定的合法選民，大部分是列明的團體（其中絕大多數來歷不明），有個人選民的只有6個，而這6個之中，個人選民數目遠遠低於團體選民。
第三界別的分組（勞工、社會服務、宗教及其他）大致相同，5個分組之中有4個是立法會功能界別，而這4個分組之中，除了社福界傾倒性是個人選民之外，其餘的傾倒性是立法制定的團體票，其中以漁農界分組最為人詬病，因為以158個拉雜成軍的團體選出60個選委委員。其實功能界別分組的基礎概念根本就有問題，小修小補起不了什麼作用。
改革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
所以唯一值得改，而香港特區又有足夠法定權限改變的，是改革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使在該等界別就業的人都有權做選民。這個改變，或能達至提委會的產生不再絕大由北京操控的效果，而50%提委支持的門檻也因此變得讓香港人有較大的自主空間。
然而，這正正也是北京不願改變的狀况。誰也看得到，人大否決2016年立法會選舉有任何變動，就是要確保8‧31架構之下出台的特首，不會受到立法會的制衡，而廢立法會制衡職能，正須仗現時的功能組別！
總結而言，唯一有意義的改革，特區政府差不多一定不會願意改，說「差不多」而不說「絕對」，因為古有明訓"never say never"。 可是，本人的判斷不一定對，有心有力的議員、社會人士，大可與特區官員認真探索，如果本人不幸而言中，那就大家無謂浪費彼此的寶貴光陰了。現在社會上有很多應做之事，政改有望無望，都必須積極去做。事實上，政改無望，更應在可做之事之上加把勁。
李純恩 - 修正果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2日
美國新聞說中國商務部長為了使兒子在美資銀行打工而奇謀叠出，即使知道兒子工作表現不佳也毫不氣餒，三番四次挽救，最關心的是兒子在美國的臨時工作簽證可否得到延期。
這種事情很有中國特色，也很代表今日中國的世道人心。所以都不要一本正經了。崇洋迷外是不分階級的，但要有資格，有資格了，崇洋迷外才有效。比如你爸是商務部長，美資金融機構在中國活動需借其助力，那麼崇洋迷外就崇迷到王道上去了，並且效果顯著，有實際成效如一份特別為你而開的職位，一張臨時工作簽證，簽證續期多了，臨時就會變長期，然後就輪到綠卡了。再接下去，家裏就有「外國人」了。
如非這樣，崇洋迷外就不實惠了，除了迷戀外國貨要花錢去買，子女即使去美國留了學讀了書，如果成績不好，見工表現不佳，那就除非偷偷留在美國打黑工，不然只有捲鋪蓋回家做一名普通「海龜」了。這樣的崇洋迷外猶如竹籃打水，說到底就是因為資格不夠。
所以在中國，你有本事不如你爸有本事，當你爸的本事大到連美國鬼子都要巴結了，你崇洋迷外也修成正果了。關於這一點，那些整天責備香港「人心尚未回歸」的人，不知怎麼看？
美國新聞說中國商務部長為了使兒子在美資銀行打工而奇謀叠出，即使知道兒子工作表現不佳也毫不氣餒，三番四次挽救，最關心的是兒子在美國的臨時工作簽證可否得到延期。
這種事情很有中國特色，也很代表今日中國的世道人心。所以都不要一本正經了。崇洋迷外是不分階級的，但要有資格，有資格了，崇洋迷外才有效。比如你爸是商務部長，美資金融機構在中國活動需借其助力，那麼崇洋迷外就崇迷到王道上去了，並且效果顯著，有實際成效如一份特別為你而開的職位，一張臨時工作簽證，簽證續期多了，臨時就會變長期，然後就輪到綠卡了。再接下去，家裏就有「外國人」了。
如非這樣，崇洋迷外就不實惠了，除了迷戀外國貨要花錢去買，子女即使去美國留了學讀了書，如果成績不好，見工表現不佳，那就除非偷偷留在美國打黑工，不然只有捲鋪蓋回家做一名普通「海龜」了。這樣的崇洋迷外猶如竹籃打水，說到底就是因為資格不夠。
所以在中國，你有本事不如你爸有本事，當你爸的本事大到連美國鬼子都要巴結了，你崇洋迷外也修成正果了。關於這一點，那些整天責備香港「人心尚未回歸」的人，不知怎麼看？
古德明 - 香港人是猩猩？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2日
二月六日，香港律政司長袁國強再度勸港人接納中共制定的「普選」：「人大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李飛多次說過，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二零一七年實施之後，仍然可以逐步改善。」言下之意，自然是真普選二零一七年沒有，但應該寄望於日後。
《唐國史補》卷下說了個故事：猩猩愛酒愛屐，有人於是以酒、屐置地上。猩猩見了，掉頭而去，相戒說：「誘我也。」但是，他們終於受不住誘惑，又走回來，「稍稍相勸」，就舉酒而飲，取屐而穿，紛紛大醉，加上足穿木屐，走不敏捷，全部被人俘虜，淪為奴隸。今天，在中共「日後普選立法會」、「日後改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等美言之前，我們也見到一些所謂民主派人物不斷來「稍稍相勸」。公民黨的湯家驊以及民主黨的狄志遠、羅致光之流不必說，公共專業聯盟的莫乃光，最近也一臉嚴肅宣佈：「假如政府承諾二零二零年立法會真普選，那麼……」餘下的門面話不必抄錄了。
二零零八年一月五日，我以《二○一七年可以普選論》為題，在本版撰文預言：「中共領袖今天告訴香港人：『十年之後可以普選。』你耐心等候吧。到時你會看見『普選』被解釋成為『等同中共委任』。」中共現在證實了我的話，也清楚說明了他們的言諾值不值一文錢，只是那些識時務者偏要勸港人師法《唐國史補》的猩猩。
或曰：說謊本來就是中華民族的DNA（基因），不能偏責中共。所以，中文「你說謊」三字，意思和英文You lie相同，譴責語氣卻遜You lie十倍。這些民族DNA專家只是不說，中文一個「信」字，英文根本無詞可譯，甚麼credibility、honesty、trust等，都譯不出「信」的讚美含義。
《國語》卷十載：晉國饑荒，文公向大夫箕鄭請教救饑辦法，箕鄭回答：「信。」文公茫然不解，箕鄭就以君心、名位、法令、政事都要取信於民為言：「民知君心（百姓知道國君以公道為心），貧而不懼（那就不會懼怕貧乏），藏出如入（出其所藏，以相救濟），何匱（不足）之有？」一百年後，孔子論政，主張「足食，足兵，民信」，又說三者以民信為先，就是繼承箕鄭的思想。
中共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九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信」字。《香港基本法》白字黑字訂明的「普選」，憑人大常務委員會輕輕一條八．三一決議，就可以徹底否定；現在袁國強還以人大副秘書長的「承諾」哄港人，真不愧是梁振英的左右手。
一月二十九日，梁振英出席中學校際辯論決賽，會場上，一位姓張學生聲音朗朗，問梁振英：「行政長官，你給人的印象，是不誠不信，而民無信不立。你在施政報告之中，批評大學學生報的言論，不是有壓制言論自由之嫌嗎？」會場一時掌聲如雷。這如雷掌聲，就是中共以「足兵」取代「民信」的最佳注腳。偏偏今天還有人勸我們相信中共的「承諾」。
古德明
專欄作家
二月六日，香港律政司長袁國強再度勸港人接納中共制定的「普選」：「人大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李飛多次說過，行政長官普選方案，二零一七年實施之後，仍然可以逐步改善。」言下之意，自然是真普選二零一七年沒有，但應該寄望於日後。
《唐國史補》卷下說了個故事：猩猩愛酒愛屐，有人於是以酒、屐置地上。猩猩見了，掉頭而去，相戒說：「誘我也。」但是，他們終於受不住誘惑，又走回來，「稍稍相勸」，就舉酒而飲，取屐而穿，紛紛大醉，加上足穿木屐，走不敏捷，全部被人俘虜，淪為奴隸。今天，在中共「日後普選立法會」、「日後改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等美言之前，我們也見到一些所謂民主派人物不斷來「稍稍相勸」。公民黨的湯家驊以及民主黨的狄志遠、羅致光之流不必說，公共專業聯盟的莫乃光，最近也一臉嚴肅宣佈：「假如政府承諾二零二零年立法會真普選，那麼……」餘下的門面話不必抄錄了。
二零零八年一月五日，我以《二○一七年可以普選論》為題，在本版撰文預言：「中共領袖今天告訴香港人：『十年之後可以普選。』你耐心等候吧。到時你會看見『普選』被解釋成為『等同中共委任』。」中共現在證實了我的話，也清楚說明了他們的言諾值不值一文錢，只是那些識時務者偏要勸港人師法《唐國史補》的猩猩。
或曰：說謊本來就是中華民族的DNA（基因），不能偏責中共。所以，中文「你說謊」三字，意思和英文You lie相同，譴責語氣卻遜You lie十倍。這些民族DNA專家只是不說，中文一個「信」字，英文根本無詞可譯，甚麼credibility、honesty、trust等，都譯不出「信」的讚美含義。
《國語》卷十載：晉國饑荒，文公向大夫箕鄭請教救饑辦法，箕鄭回答：「信。」文公茫然不解，箕鄭就以君心、名位、法令、政事都要取信於民為言：「民知君心（百姓知道國君以公道為心），貧而不懼（那就不會懼怕貧乏），藏出如入（出其所藏，以相救濟），何匱（不足）之有？」一百年後，孔子論政，主張「足食，足兵，民信」，又說三者以民信為先，就是繼承箕鄭的思想。
中共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九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信」字。《香港基本法》白字黑字訂明的「普選」，憑人大常務委員會輕輕一條八．三一決議，就可以徹底否定；現在袁國強還以人大副秘書長的「承諾」哄港人，真不愧是梁振英的左右手。
一月二十九日，梁振英出席中學校際辯論決賽，會場上，一位姓張學生聲音朗朗，問梁振英：「行政長官，你給人的印象，是不誠不信，而民無信不立。你在施政報告之中，批評大學學生報的言論，不是有壓制言論自由之嫌嗎？」會場一時掌聲如雷。這如雷掌聲，就是中共以「足兵」取代「民信」的最佳注腳。偏偏今天還有人勸我們相信中共的「承諾」。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5年2月11日 星期三
王岸然 - 學界不再建設民主中國
作者網誌
2015年2月10日
自梁振英打開港獨議題的潘朵拉盒子後，出現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浸會大學一向保守，想不到唯一的學生會候選內閣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刪去對六四的立場，不再支持學聯歷年不變的立場；由於學聯的立場必須是所有院校學生會的共識，這會令今年六四大專界不能統一支援六四活動。不參與活動事小，但不參與的理由是學生會認為不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那就是繼港大《學苑》事件之後，港獨思潮在大專院校急速蔓延的反映。
已經傳承二十六年的悼念六四活動是否應該一如以往進行大規模活動，漸成港人心中的疑問。那一片燭光、那數萬到十數萬人的集會，真的對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起到實效嗎？實效又究竟在什麼地方？中國人民有為港人的愛國行為動情、反省、受鼓勵，再起而爭取民主嗎？完全看不到。
港人的六四周年祭已經宗教化、形式化、儀式化。港人在這項周年儀式之中找到心靈上的自我滿足感、偉大感，已成慣性，不容易改變於一時，但學界的新立場驚醒了所有人—港人每年悼念六四，真的有用嗎？
筆者二十多年來重複的一項指摘，是以司徒華為首主導的六四活動，從來不以真正支援國內民運為目標，而是以吸取港人選票自利為最主要目標，六四活動在司徒華那種領導哲學主導之下，從不越軌，更不會跨過深圳河，近年更已成為王丹、吾爾開希、丁子霖這幾張「六四神主牌」及支聯會一眾泛民老人家的懷舊活動。張曉明曾經對泛民說：「你們還可以自由悼念六四，就證明香港有自由。」這句話調轉來想，六四集會其實有變相維穩及保持港人愛國情懷的作用，符合中共統戰的大原則，所以容許繼續存在。
凡宗教活動，得益最大的不是宗教理念，而是依附於宗教的祭司及團體，六四是泛民的重要政治活動、社運界的重要籌款活動、教協的重要教育活動，也是港人的集體回憶，滿足這麼多人的社會功能，但就是對最主要目標的丁點兒作用也發揮不到，那是指「建設民主中國」。港人連建設一個民主香港也徹底失敗而回，要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根本是自欺欺人，自我膨脹到失常的地步。
去年本土派在尖沙咀搞了一個另類六四晚會，得到幾千市民參與，其實是一個大警訊；但6月時接連發生反東北發展計劃的連串事件，也就無人探究社會發生什麼改變。
筆者估計，今年會有人堂堂正正發起香港人應只管香港事，不應再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換言之，港人不應再干預「別國」內政，中國的民主發展，是強國人民的家事，不應再是香港人的事。
泛民主流基於自身利益，相信會猛力批評這一想法，但基礎不外乎還是傳統的「中國好、香港好」、「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論述，這一論述自「雨傘革命」後已經岌岌可危，年輕人根本不再信奉這一套，代之而起，是一套絕對的香港利益本位主義，一套給梁振英強批為港獨的新思潮。
接連港大的《學苑》事件，浸大學生會否定支持六四立塚，年輕人立意要「去中國化」的思潮正如山崩一樣地發生，勢不可擋。
泛民會機械地重複一些誤導的說法，說不搞六四悼念最開心的是中共。真的是這樣嗎？那倒不妨試試。年輕人將會公開倡議杯葛六四晚會，因為六四根本不是香港的民運，港人應該紀念九二八而不是六四，更重要的是支聯會無權把一頂「愛國」帽子強加於港人頭上！
同處一國之內，河水井水互相干犯，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事；香港或中國的井水不會干犯埃及的尼羅河或是印度的恆河，也是理所當然的事。若然中國不喜歡香港干預國內的事，港人不干預中國的「內政」以換取在民主發展問題上減少打壓港人，完全符合港人利益，這不是釋出最大美意、皆大歡喜的事嗎？泛民強烈反對，是泛民真的「愛中國」還是為自己政治利益的考慮？答案已是寫在牆上，路人皆見。
放棄六四議題，對港人而言，是複雜的問題，也是簡單不過的問題，思想上搞清楚了，更加完全不是問題。筆者上星期的文章，是從憲制角度解釋愛國與港獨的基本矛盾與統一的辯證問題。香港人與中國人有基本不同之處，中國人按中國的憲法有愛國的責任及義務，香港人按香港的《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並無愛中國的責任及義務。
要追究這一港獨責任，請先追問發明「一國兩制」的鄧小平及有份寫下《基本法》的「港奸」，這也包括《基本法》起草委員之一的梁振英；筆者從來很清楚、並多次在本報介紹這一觀點。個人而言，從來認為弄好香港的事務、為香港的民主發展盡點力，就是對香港以外的中國的最大貢獻。盡了最大義務，夫復何求？
自梁振英打開港獨議題的潘朵拉盒子後，出現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浸會大學一向保守，想不到唯一的學生會候選內閣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刪去對六四的立場，不再支持學聯歷年不變的立場；由於學聯的立場必須是所有院校學生會的共識，這會令今年六四大專界不能統一支援六四活動。不參與活動事小，但不參與的理由是學生會認為不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那就是繼港大《學苑》事件之後，港獨思潮在大專院校急速蔓延的反映。
已經傳承二十六年的悼念六四活動是否應該一如以往進行大規模活動，漸成港人心中的疑問。那一片燭光、那數萬到十數萬人的集會，真的對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起到實效嗎？實效又究竟在什麼地方？中國人民有為港人的愛國行為動情、反省、受鼓勵，再起而爭取民主嗎？完全看不到。
港人的六四周年祭已經宗教化、形式化、儀式化。港人在這項周年儀式之中找到心靈上的自我滿足感、偉大感，已成慣性，不容易改變於一時，但學界的新立場驚醒了所有人—港人每年悼念六四，真的有用嗎？
筆者二十多年來重複的一項指摘，是以司徒華為首主導的六四活動，從來不以真正支援國內民運為目標，而是以吸取港人選票自利為最主要目標，六四活動在司徒華那種領導哲學主導之下，從不越軌，更不會跨過深圳河，近年更已成為王丹、吾爾開希、丁子霖這幾張「六四神主牌」及支聯會一眾泛民老人家的懷舊活動。張曉明曾經對泛民說：「你們還可以自由悼念六四，就證明香港有自由。」這句話調轉來想，六四集會其實有變相維穩及保持港人愛國情懷的作用，符合中共統戰的大原則，所以容許繼續存在。
凡宗教活動，得益最大的不是宗教理念，而是依附於宗教的祭司及團體，六四是泛民的重要政治活動、社運界的重要籌款活動、教協的重要教育活動，也是港人的集體回憶，滿足這麼多人的社會功能，但就是對最主要目標的丁點兒作用也發揮不到，那是指「建設民主中國」。港人連建設一個民主香港也徹底失敗而回，要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根本是自欺欺人，自我膨脹到失常的地步。
去年本土派在尖沙咀搞了一個另類六四晚會，得到幾千市民參與，其實是一個大警訊；但6月時接連發生反東北發展計劃的連串事件，也就無人探究社會發生什麼改變。
筆者估計，今年會有人堂堂正正發起香港人應只管香港事，不應再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換言之，港人不應再干預「別國」內政，中國的民主發展，是強國人民的家事，不應再是香港人的事。
泛民主流基於自身利益，相信會猛力批評這一想法，但基礎不外乎還是傳統的「中國好、香港好」、「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論述，這一論述自「雨傘革命」後已經岌岌可危，年輕人根本不再信奉這一套，代之而起，是一套絕對的香港利益本位主義，一套給梁振英強批為港獨的新思潮。
接連港大的《學苑》事件，浸大學生會否定支持六四立塚，年輕人立意要「去中國化」的思潮正如山崩一樣地發生，勢不可擋。
泛民會機械地重複一些誤導的說法，說不搞六四悼念最開心的是中共。真的是這樣嗎？那倒不妨試試。年輕人將會公開倡議杯葛六四晚會，因為六四根本不是香港的民運，港人應該紀念九二八而不是六四，更重要的是支聯會無權把一頂「愛國」帽子強加於港人頭上！
同處一國之內，河水井水互相干犯，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事；香港或中國的井水不會干犯埃及的尼羅河或是印度的恆河，也是理所當然的事。若然中國不喜歡香港干預國內的事，港人不干預中國的「內政」以換取在民主發展問題上減少打壓港人，完全符合港人利益，這不是釋出最大美意、皆大歡喜的事嗎？泛民強烈反對，是泛民真的「愛中國」還是為自己政治利益的考慮？答案已是寫在牆上，路人皆見。
放棄六四議題，對港人而言，是複雜的問題，也是簡單不過的問題，思想上搞清楚了，更加完全不是問題。筆者上星期的文章，是從憲制角度解釋愛國與港獨的基本矛盾與統一的辯證問題。香港人與中國人有基本不同之處，中國人按中國的憲法有愛國的責任及義務，香港人按香港的《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並無愛中國的責任及義務。
要追究這一港獨責任，請先追問發明「一國兩制」的鄧小平及有份寫下《基本法》的「港奸」，這也包括《基本法》起草委員之一的梁振英；筆者從來很清楚、並多次在本報介紹這一觀點。個人而言，從來認為弄好香港的事務、為香港的民主發展盡點力，就是對香港以外的中國的最大貢獻。盡了最大義務，夫復何求？
王岸然 - 誰是「港獨」之父
作者網誌
2015年2月3日
梁振英藉《施政報告》批評港大學生報的港獨思潮，無故（也許是故意）引起港獨話題，有網友封他一個「港獨之父」的稱號；他也自食其果，以為忽然出現於中學生的辯論比賽可以做政治秀，豈料反被學生質問為何打壓學生的言論自由。
搞清楚何謂港獨，以免專政者玩弄文字獄，是對各方皆有好處的事。筆者認為應該大鳴大放，鼓勵年輕人清楚港獨的歷史緣起和現況。
專政者的習慣，是在重大政治議題上必須統一思想，要十三億人民同一調子。香港人從來不必追隨，中共也一直同意，所以港人思想言論從來就十分獨立，是既有的獨立權利，又豈容在今天失去？
只是知識分子在香港也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對中共的民族立場不作質疑和反省，連民主派也反對台獨，利用保釣議題向中共表忠。當年何俊仁跑到台灣搞港台民間聯合保釣活動，台獨分子向他抗議，說他們「為匪張目」。泛民在台獨議題上出賣台灣人、出賣西藏人民，與中共同一口徑，以為可以討好中共，但當泛民想求民主之時，中共一樣可以無情地扣下一頂港獨帽子，這是由於這頂民族大義的帽子很好用。
泛民固然自食其果，香港支持泛民的學者及知識分子，也一樣無可倖免。究其原因，是由於自己的失職、犬儒、迴避，令港人對港獨及其他的獨立問題有錯誤的認識，有理說不清，這就給專政者及一眾「港奸」提供亂派帽子的客觀環境。知識界也一樣自食其果，因為人人被迫表態反對「港獨」的時日為期不遠。
專政者從不重視臭老九的思想獨立，甚至是保持緘默的權利，這也是中港進一步融合的必然後果，妄談港獨有理的知識分子，將會失去在大學的位置，在文化界的位置就更脆弱，提倡「城邦建國論」的陳雲將會是第一例子。
筆者要客觀指出，港獨的緣起是鄧小平而不是香港人。但把港獨的基礎打好的，是有份起草《基本法》的人，而大量港人草委今天仍然健在，由他們口中說出反港獨的聲音，是非常可笑又矛盾，這些矛盾筆者於九十年代尚未有網上報刊時，已在《信報》有多篇長文嘲笑。
陳雲的「城邦論」是基於《基本法》框架及授權下提出的。專政者可以用槍及強權壓人，但無法以理殺人。若說以更文明、想以理服人，說服年輕一代不朝港獨之路走，「港奸」及專政者是無從入手的。真理愈辯愈明，有道理的人不怕辯論，「港奸」以梁振英為首無力辯證，只能靠口號和帽子，所以只是紙老虎，不足為懼。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思，在哲學上連成為主義（ism）的資格也沒有，定義固然不清楚，因為弄清楚事情並非鄧小平或專政者的處事哲學，相反是故意含糊其辭，以備有一朝反口食言之用（今天清楚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基本上連簡單邏輯也過不了關，不是垃圾又是什麼？鄧小平說用「一國兩制」去解決台灣問題，又說可以更寬鬆，可以保留軍隊，那已經不是「兩制」而是「三制」；再用到西藏、新疆和蒙古，就是「多制」。明明是「多制」，怎可硬說是「兩制」？連入門邏輯也過不了關的東西，哲學上自然是不入流的垃圾。
人人皆知是垃圾，中港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無人敢斥之，反而十分具創造性地為垃圾理論加上註解。三十年前的筆者就見到國內的法律學者說「一國兩制」是自古已有，例子是周朝的分封制度。可笑是，分封的結果是各自獨立，就已經埋下叫港人爭取獨立的理論依據。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容許有獨立的貨幣及司法上的終審權，那是比美、加、澳、德等聯邦國家更獨立的權，是獨立國家才有的「主權」。大家不妨查查，不論是美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還是中共的八二憲法，在總綱中皆有寫明國民必須有愛國的責任，但《基本法》是沒有的，所以港人絕無「愛中國」的責任。《基本法》也寫明香港的教育政策由港人自己制訂，港人的共識不同意之時，特區是不能加插愛國教育。
按《基本法》，港人絕對沒有愛國的義務，港人的唯一義務只是遵守香港的法律。No More, no Less，港人不必愛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大陸人民則是有接受國民教育及「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民族團結的義務」（憲法第52條）；有「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義務」（第54 條）。香港人按《基本法》是完全免除的這些義務。香港人與大陸人不同之處，是大陸人不准不支持統一，香港人探討「獨立」則是理所當然，道德上與法律上皆無問題。
香港人從來在理論上、實踐上都不愛中國，包括一眾叫人愛國的「港奸」在內，也包括梁振英自己，「港奸」都把子女送到外國，就已經是不愛國的實踐。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為港獨提供自絕於中國的寬闊空間，這一點筆者早有研究，早提警告，今天再談，是回應特首的倡議，要把是非黑白弄個清楚明白，非要大談特談不可的。
梁振英藉《施政報告》批評港大學生報的港獨思潮，無故（也許是故意）引起港獨話題，有網友封他一個「港獨之父」的稱號；他也自食其果，以為忽然出現於中學生的辯論比賽可以做政治秀，豈料反被學生質問為何打壓學生的言論自由。
搞清楚何謂港獨，以免專政者玩弄文字獄，是對各方皆有好處的事。筆者認為應該大鳴大放，鼓勵年輕人清楚港獨的歷史緣起和現況。
專政者的習慣，是在重大政治議題上必須統一思想，要十三億人民同一調子。香港人從來不必追隨，中共也一直同意，所以港人思想言論從來就十分獨立，是既有的獨立權利，又豈容在今天失去？
只是知識分子在香港也中了大漢族主義的毒，對中共的民族立場不作質疑和反省，連民主派也反對台獨，利用保釣議題向中共表忠。當年何俊仁跑到台灣搞港台民間聯合保釣活動，台獨分子向他抗議，說他們「為匪張目」。泛民在台獨議題上出賣台灣人、出賣西藏人民，與中共同一口徑，以為可以討好中共，但當泛民想求民主之時，中共一樣可以無情地扣下一頂港獨帽子，這是由於這頂民族大義的帽子很好用。
泛民固然自食其果，香港支持泛民的學者及知識分子，也一樣無可倖免。究其原因，是由於自己的失職、犬儒、迴避，令港人對港獨及其他的獨立問題有錯誤的認識，有理說不清，這就給專政者及一眾「港奸」提供亂派帽子的客觀環境。知識界也一樣自食其果，因為人人被迫表態反對「港獨」的時日為期不遠。
專政者從不重視臭老九的思想獨立，甚至是保持緘默的權利，這也是中港進一步融合的必然後果，妄談港獨有理的知識分子，將會失去在大學的位置，在文化界的位置就更脆弱，提倡「城邦建國論」的陳雲將會是第一例子。
筆者要客觀指出，港獨的緣起是鄧小平而不是香港人。但把港獨的基礎打好的，是有份起草《基本法》的人，而大量港人草委今天仍然健在，由他們口中說出反港獨的聲音，是非常可笑又矛盾，這些矛盾筆者於九十年代尚未有網上報刊時，已在《信報》有多篇長文嘲笑。
陳雲的「城邦論」是基於《基本法》框架及授權下提出的。專政者可以用槍及強權壓人，但無法以理殺人。若說以更文明、想以理服人，說服年輕一代不朝港獨之路走，「港奸」及專政者是無從入手的。真理愈辯愈明，有道理的人不怕辯論，「港奸」以梁振英為首無力辯證，只能靠口號和帽子，所以只是紙老虎，不足為懼。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構思，在哲學上連成為主義（ism）的資格也沒有，定義固然不清楚，因為弄清楚事情並非鄧小平或專政者的處事哲學，相反是故意含糊其辭，以備有一朝反口食言之用（今天清楚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基本上連簡單邏輯也過不了關，不是垃圾又是什麼？鄧小平說用「一國兩制」去解決台灣問題，又說可以更寬鬆，可以保留軍隊，那已經不是「兩制」而是「三制」；再用到西藏、新疆和蒙古，就是「多制」。明明是「多制」，怎可硬說是「兩制」？連入門邏輯也過不了關的東西，哲學上自然是不入流的垃圾。
人人皆知是垃圾，中港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無人敢斥之，反而十分具創造性地為垃圾理論加上註解。三十年前的筆者就見到國內的法律學者說「一國兩制」是自古已有，例子是周朝的分封制度。可笑是，分封的結果是各自獨立，就已經埋下叫港人爭取獨立的理論依據。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容許有獨立的貨幣及司法上的終審權，那是比美、加、澳、德等聯邦國家更獨立的權，是獨立國家才有的「主權」。大家不妨查查，不論是美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還是中共的八二憲法，在總綱中皆有寫明國民必須有愛國的責任，但《基本法》是沒有的，所以港人絕無「愛中國」的責任。《基本法》也寫明香港的教育政策由港人自己制訂，港人的共識不同意之時，特區是不能加插愛國教育。
按《基本法》，港人絕對沒有愛國的義務，港人的唯一義務只是遵守香港的法律。No More, no Less，港人不必愛中國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大陸人民則是有接受國民教育及「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民族團結的義務」（憲法第52條）；有「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的義務」（第54 條）。香港人按《基本法》是完全免除的這些義務。香港人與大陸人不同之處，是大陸人不准不支持統一，香港人探討「獨立」則是理所當然，道德上與法律上皆無問題。
香港人從來在理論上、實踐上都不愛中國，包括一眾叫人愛國的「港奸」在內，也包括梁振英自己，「港奸」都把子女送到外國，就已經是不愛國的實踐。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為港獨提供自絕於中國的寬闊空間，這一點筆者早有研究，早提警告，今天再談，是回應特首的倡議，要把是非黑白弄個清楚明白，非要大談特談不可的。
劉進圖 - 批鬥陳文敏損中港利益
2015年2月11日
【明報專訊】左派報章近日頻繁地在顯要版面以巨大篇幅攻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任院長陳文敏，意圖阻撓陳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長，支持特首梁振英的輿論陣地和文化打手也全力配合，營造政治壓力，一些極具影響力的政府人士更親自致電若干港大校務委員，要求他們否決遴選委員會成員一致推薦陳文敏任副校長的建議，港大的學術自主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脅。
據了解情况的人士分析，中共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傾力阻撓陳文敏升職，恐怕只是懲治港大的第一步，今年底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和多名委員任期屆滿，梁特首相信將會委任親信取代，全面掌控港大校委會，當佔中運動發起人戴耀廷被法庭定罪，留有刑事案底，校委會便可成立紀律處分小組，研究開除戴耀廷，藉此「殺一儆百」，阻嚇大學教員發動或參與公民抗命，完成《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斬草除根」呼籲，印證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好戲在後頭」論述。有港大校務委員擔憂，這一波接一波的後佔中政治清算，將會摧毁港大的百年基業。
一些本地左派人士卻認為，懲治港大和批鬥陳文敏等港大法律學者是必須的，因為港大已經淪為「反共基地」，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散播「港獨」思潮，港大法律學院縱容戴耀廷接受外國勢力捐款，發起鼓勵公眾集體犯法的佔中運動，如果特首不運用身為港大校監的權力追究整治，將無法向北京交代，上月《施政報告》點名批評《學苑》，就是吹響了建制陣營聲討港大的集結號。這套政治鬥爭思維，完全符合內地「政治正確」凌駕一切的官場文化，很容易得到京官的認可與支持。
不過，北京的領導人應該看到，這套政治鬥爭策略正在摧毁中共多年來艱苦建立的統戰成果，正在消滅中間溫和聲音，將香港人推向非友即敵的兩極化懸崖，是大失民心、脫離現實的敗績劣政。就算北京在港代理人是奉命要對佔中「秋後算帳」，在向誰算帳、算什麼帳、怎樣算帳等核心問題上，也犯了嚴重錯誤。
不容許中間溫和理性聲音存在
先說向誰算帳。陳文敏並非佔中發起人，沒有參與佔中，也沒有呼籲學生佔中，他只是一位專研人權的法律學者，不時就人權和法治議題回答傳媒提問，所謂政治參與就是協助陳方安生的智庫組織研究普選方案，沒有加入政黨或參與選舉，為什麼中共要將這樣一位溫和理性、廣受尊重的學者列為政治鬥爭對象，為阻他升職而作出種種失實無理的抹黑？按香港的政治光譜來說，親北京是左，親泛民算右，陳文敏屬於中間偏右，他的同事陳弘毅教授屬於中間偏左（雙陳都是筆者的良師兼好友），兩人向來相互尊重，從沒有因為政見不同而攻擊對方，如今北京在港的政治代理人瘋狂地攻擊陳文敏，所有中間偏右的人都會感到不憤及心寒，許多中間偏左的人也覺得不公和離譜，這兩撥人加起來就是香港的沉默大多數，北京若知情及認可這場批鬥，整個統戰港人、爭取民心回歸的方針就是起了根本變化，變成非友即敵，不容許中間溫和理性聲音存在，好像佔中期間一度要求大財團老闆公開表態反佔中，搞人人過關，不允許中立，這是一個根本錯誤，嚴重偏離香港現實。
憑陰謀論政治株連
扼殺以才德用人準則
再說算什麼帳。細閱左報連日來的文章，陳文敏的所謂「罪名」，就是縱容法律學院接受海外捐款，縱容戴耀廷發動及參與佔中，將法律學院變成「不務正業、只顧政治」的「反共基地」。這些都是基於陰謀論的政治推斷，實質是株連，因為當權者懷疑他在背後支持戴耀廷，是同一伙人，所以要批鬥他阻他晉升，藉此恐嚇群眾孤立敵人，這種做法在內地官場十分普遍，但套用來香港卻是重大錯誤，因為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之一是選賢與能，不論政府或商界，擢升都是以品格和才能為標準，一般不考慮政治取向，就算某些敏感職位有政治考慮，也不會為政治考慮而扼殺才德的考慮。
陳文敏當了12年的港大法學院院長，去年中卸任，他領導下的港大法學院國際地位不斷提升，2012至2014年的QS排名榜連續3年躋身全球二十最佳法學院之列，收生成績中位數也持續高企，文憑試5科最佳成績平均是6分（即5*），是全香港收生要求最高的學科之一。港大法學院主要任務是為香港培訓優秀的法律執業人才，包括律師、大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等，這方面港大法學院也持續領先，畢業生深受中環的大律師行歡迎。陳文敏主政期間，法學院更籌得4億巨款，其新大樓因此以捐款人鄭裕彤命名，但學院毋須改名。陳文敏卸任院長後，獲港大多個學院的院長聯名推薦應聘副校長（有多個空缺），反映他深得人和之道，他的校外推薦人據悉包括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陳文敏是唯一全職法律學者獲得司法界頒予名譽資深大律師銜頭，李國能對他的品德與才能讚譽有加。在考慮了所有因素後，由學術地位崇高的錢大康教授主持的遴選委員會得出一致決定，推薦陳文敏升任副校長。
如今，北京在港代理人要求港大校委會抹殺這一切成就，僅僅因為他疑似幕後支持佔中、在政治上有爭議，便否決他出任副校長的建議，藉此懲戒港大法學院，這不單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預，損害大學的學術自主，更嚴重的是憑陰謀論作政治株連，扼殺以才德用人的準則，當這種風氣蔓延至各個倚賴政府委任的公共機構，「政治正確」成為晉升的首要考慮，才德變成可有可無，香港的良好管治將一去不返。
包庇攻擊的當權者
民心地位一落千丈
最後要說的是怎樣算帳。陳文敏的資歷和往績太強，近乎無懈可擊，左派報章要攻擊他，唯有在雞蛋裏挑骨頭，例如拿着教資會一份尚未公開的報告，指中大法學院的研究項目獲評為國際卓越的「比率」高於港大法學院，由此斷定港大法學院水平滑落，被中大超過了，再由此斷定是陳文敏管理不善，只顧政治不顧學術，因而得出他不能當副校長的結論，為了證明陳文敏管理不善，就連法學院兩位老教授最近到了退休年齡正常退休，也被上綱上線為人才紛紛棄船。這些荒謬的推論，完全不合邏輯、不符現實、不顧常理。就連向來與中方關係良好的程介明教授日前也在《信報》撰文，駁斥這些「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為港大法學院講公道話。當政治攻擊淪為罔顧事實、不講道理的人格抹黑，包庇這些攻擊的當權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會一落千丈。
中央新一屆領導人上台後，雷厲風行地打擊貪腐，禁止官員炫富奢華，本來可以贏得香港市民的讚賞。人大常委會對普選提名設下三重限制，令不少香港人失望，但在佔中運動期間，中央定下不流血的底線，又拍板如期開啟滬港通，這些都是明智務實的決定，但就在中央期盼港人善意回應的時候，中央在港代理人卻大張旗鼓地搞秋後算帳，向中間溫和的人蠻不講理地開刀，令港人生懼生厭。批鬥陳文敏，可以令港大一些熱中政治的學者或學生從此收斂嗎？或是會挑起更多的抗爭？抹黑港大法律學院，有利於爭取人心凝聚共識通過政改嗎？或是會令港人更趨兩極化，社會撕裂更難縫合？
【明報專訊】左派報章近日頻繁地在顯要版面以巨大篇幅攻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任院長陳文敏，意圖阻撓陳文敏出任港大副校長，支持特首梁振英的輿論陣地和文化打手也全力配合，營造政治壓力，一些極具影響力的政府人士更親自致電若干港大校務委員，要求他們否決遴選委員會成員一致推薦陳文敏任副校長的建議，港大的學術自主遭遇前所未有的威脅。
據了解情况的人士分析，中共在港的政治代理人傾力阻撓陳文敏升職，恐怕只是懲治港大的第一步，今年底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和多名委員任期屆滿，梁特首相信將會委任親信取代，全面掌控港大校委會，當佔中運動發起人戴耀廷被法庭定罪，留有刑事案底，校委會便可成立紀律處分小組，研究開除戴耀廷，藉此「殺一儆百」，阻嚇大學教員發動或參與公民抗命，完成《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斬草除根」呼籲，印證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好戲在後頭」論述。有港大校務委員擔憂，這一波接一波的後佔中政治清算，將會摧毁港大的百年基業。
一些本地左派人士卻認為，懲治港大和批鬥陳文敏等港大法律學者是必須的，因為港大已經淪為「反共基地」，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散播「港獨」思潮，港大法律學院縱容戴耀廷接受外國勢力捐款，發起鼓勵公眾集體犯法的佔中運動，如果特首不運用身為港大校監的權力追究整治，將無法向北京交代，上月《施政報告》點名批評《學苑》，就是吹響了建制陣營聲討港大的集結號。這套政治鬥爭思維，完全符合內地「政治正確」凌駕一切的官場文化，很容易得到京官的認可與支持。
不過，北京的領導人應該看到，這套政治鬥爭策略正在摧毁中共多年來艱苦建立的統戰成果，正在消滅中間溫和聲音，將香港人推向非友即敵的兩極化懸崖，是大失民心、脫離現實的敗績劣政。就算北京在港代理人是奉命要對佔中「秋後算帳」，在向誰算帳、算什麼帳、怎樣算帳等核心問題上，也犯了嚴重錯誤。
不容許中間溫和理性聲音存在
先說向誰算帳。陳文敏並非佔中發起人，沒有參與佔中，也沒有呼籲學生佔中，他只是一位專研人權的法律學者，不時就人權和法治議題回答傳媒提問，所謂政治參與就是協助陳方安生的智庫組織研究普選方案，沒有加入政黨或參與選舉，為什麼中共要將這樣一位溫和理性、廣受尊重的學者列為政治鬥爭對象，為阻他升職而作出種種失實無理的抹黑？按香港的政治光譜來說，親北京是左，親泛民算右，陳文敏屬於中間偏右，他的同事陳弘毅教授屬於中間偏左（雙陳都是筆者的良師兼好友），兩人向來相互尊重，從沒有因為政見不同而攻擊對方，如今北京在港的政治代理人瘋狂地攻擊陳文敏，所有中間偏右的人都會感到不憤及心寒，許多中間偏左的人也覺得不公和離譜，這兩撥人加起來就是香港的沉默大多數，北京若知情及認可這場批鬥，整個統戰港人、爭取民心回歸的方針就是起了根本變化，變成非友即敵，不容許中間溫和理性聲音存在，好像佔中期間一度要求大財團老闆公開表態反佔中，搞人人過關，不允許中立，這是一個根本錯誤，嚴重偏離香港現實。
憑陰謀論政治株連
扼殺以才德用人準則
再說算什麼帳。細閱左報連日來的文章，陳文敏的所謂「罪名」，就是縱容法律學院接受海外捐款，縱容戴耀廷發動及參與佔中，將法律學院變成「不務正業、只顧政治」的「反共基地」。這些都是基於陰謀論的政治推斷，實質是株連，因為當權者懷疑他在背後支持戴耀廷，是同一伙人，所以要批鬥他阻他晉升，藉此恐嚇群眾孤立敵人，這種做法在內地官場十分普遍，但套用來香港卻是重大錯誤，因為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之一是選賢與能，不論政府或商界，擢升都是以品格和才能為標準，一般不考慮政治取向，就算某些敏感職位有政治考慮，也不會為政治考慮而扼殺才德的考慮。
陳文敏當了12年的港大法學院院長，去年中卸任，他領導下的港大法學院國際地位不斷提升，2012至2014年的QS排名榜連續3年躋身全球二十最佳法學院之列，收生成績中位數也持續高企，文憑試5科最佳成績平均是6分（即5*），是全香港收生要求最高的學科之一。港大法學院主要任務是為香港培訓優秀的法律執業人才，包括律師、大律師、法官和檢察官等，這方面港大法學院也持續領先，畢業生深受中環的大律師行歡迎。陳文敏主政期間，法學院更籌得4億巨款，其新大樓因此以捐款人鄭裕彤命名，但學院毋須改名。陳文敏卸任院長後，獲港大多個學院的院長聯名推薦應聘副校長（有多個空缺），反映他深得人和之道，他的校外推薦人據悉包括前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陳文敏是唯一全職法律學者獲得司法界頒予名譽資深大律師銜頭，李國能對他的品德與才能讚譽有加。在考慮了所有因素後，由學術地位崇高的錢大康教授主持的遴選委員會得出一致決定，推薦陳文敏升任副校長。
如今，北京在港代理人要求港大校委會抹殺這一切成就，僅僅因為他疑似幕後支持佔中、在政治上有爭議，便否決他出任副校長的建議，藉此懲戒港大法學院，這不單是赤裸裸的政治干預，損害大學的學術自主，更嚴重的是憑陰謀論作政治株連，扼殺以才德用人的準則，當這種風氣蔓延至各個倚賴政府委任的公共機構，「政治正確」成為晉升的首要考慮，才德變成可有可無，香港的良好管治將一去不返。
包庇攻擊的當權者
民心地位一落千丈
最後要說的是怎樣算帳。陳文敏的資歷和往績太強，近乎無懈可擊，左派報章要攻擊他，唯有在雞蛋裏挑骨頭，例如拿着教資會一份尚未公開的報告，指中大法學院的研究項目獲評為國際卓越的「比率」高於港大法學院，由此斷定港大法學院水平滑落，被中大超過了，再由此斷定是陳文敏管理不善，只顧政治不顧學術，因而得出他不能當副校長的結論，為了證明陳文敏管理不善，就連法學院兩位老教授最近到了退休年齡正常退休，也被上綱上線為人才紛紛棄船。這些荒謬的推論，完全不合邏輯、不符現實、不顧常理。就連向來與中方關係良好的程介明教授日前也在《信報》撰文，駁斥這些「只有他們自己才通得過的邏輯推理」，為港大法學院講公道話。當政治攻擊淪為罔顧事實、不講道理的人格抹黑，包庇這些攻擊的當權者，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會一落千丈。
中央新一屆領導人上台後，雷厲風行地打擊貪腐，禁止官員炫富奢華，本來可以贏得香港市民的讚賞。人大常委會對普選提名設下三重限制，令不少香港人失望，但在佔中運動期間，中央定下不流血的底線，又拍板如期開啟滬港通，這些都是明智務實的決定，但就在中央期盼港人善意回應的時候，中央在港代理人卻大張旗鼓地搞秋後算帳，向中間溫和的人蠻不講理地開刀，令港人生懼生厭。批鬥陳文敏，可以令港大一些熱中政治的學者或學生從此收斂嗎？或是會挑起更多的抗爭？抹黑港大法律學院，有利於爭取人心凝聚共識通過政改嗎？或是會令港人更趨兩極化，社會撕裂更難縫合？
李怡 -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呼喚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1日
在江西省廬山，有一個由多枚大小不等礫石堆成的墓碑，一塊直立的石上刻着「陳寅恪 唐筼夫婦永眠於此」，旁邊一塊寬闊的石上刻着「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後莅湘人𤏸永玉敬書 壬午春月」，是黃永玉的書法。
國學大師陳寅恪晚年，遭遇文革浩劫，慘受批鬥，工資停發，存款凍結，他所住的廣州中山大學寓所被大字報覆蓋。一九六九年十月逝世，臨終前，他的眼角不斷流淚，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夫人唐篔於其後一個月相隨而去。
廬山的陳寅恪墓，是經黃永玉多番奔走努力，才在二○○三年將他的骨灰從廣州移葬到陳的故鄉江西的。在僻靜的山坡上由亂石堆成，似隱喻他一生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坎坷。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在一九二九年，撰寫在傑出學者王國維墓碑上的文字，陳寅恪其後認為這是最能代表他治學思想之作。
碑文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俗諦」是佛經中指世俗變幻的法則，有別於穩固之「真諦」。而「三光」，則是指日月星。
一九五三年，陳寅恪一位學生，奉中央之命到廣州，擬聘陳寅恪北上出任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長，陳修書婉辭，並解釋當年寫王國維碑文，是認為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因此，若要他當研究所所長，他的條件就是「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他指的「俗諦」顯然是馬列主義和變幻不定的政治教條。他認為他提出的條件，中共當然難接受。因此還是讓他留在廣州安靜治學吧。豈料文革風雲起，也安靜不起來了。最終在文革期間被折磨而死，畢其一生，為獨立自由獻身。
我們每一個人，除了嬰兒期要依附成年人之外，從有思想意識開始，即使在仍須依賴父母生活的少年兒童時期，都是一個獨立的個人。獨立的精神，是指排除依附依從意識的精神。這本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要求。但由於社會體制、環境和意識形態的主宰，尤其是經歷二千多年專制主義統治的中國，更是在精神上擺脫不掉依附的觀念。獨立，independent；他的反義詞不是統一，而是依附，dependent。因此魯迅說，中國人離不開兩個時代，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自由的思想，本來也是作為一個人的起碼要求，思想怎麼可以不是屬於自己的呢？但所有的專制政權，都要控制人民的思想，文明一點的是用一些「俗諦」的教條束縛；粗暴一點的，就用暴力要全民統一思想，最極化是全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時代，幾億人都要以毛澤東思想主導行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陳寅恪一九二九年就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說「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但經過八十多年，中國的專權政治比帝制時代軍閥時代更極端，中國人不但沒有擺脫依附心態，反而比陳寅恪寫此碑文的時候更倒退。依附的精神更深，思想一律言論一律更發展至極。陳寅恪時代的清華大學，還出過許多大學問家、科學家，中共建政後的清華，只是製造許多高幹。
不久前，美國發佈二○一四年科技強國排名，美國居第一位，台灣居第二十位，至於中國，儘管GDP居世界第二，但科技排名則排在第四級，列為「在科技大門口的發展中國家」，僅高於第五級的「落後貧窮國家」。
社會是提倡個人的獨立精神，還是瀰漫着依附精神；是充盈着自由思想，還是被言論一律、思想一律主導，是檢驗社會文明進步的標準。
梁共政權一面想強推創新科技局，另一方面則由特首點名批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又讓中共喉舌取用原應保密的教資會文件攻擊大學教授，企圖影響校內人事任命的獨立運作。扼殺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與發展科技背道而馳。實在很難不令人懷疑他搞創科局是否另有目的。
香港人過去有自由的思想，但欠缺獨立的精神。面對中共要以否定個人自由意志的政改方案強加在香港人身上時，我們最要緊的事，是堅守自由思想，並要以獨立的精神做一個忠於自己的個體，力抗強權。（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在江西省廬山，有一個由多枚大小不等礫石堆成的墓碑，一塊直立的石上刻着「陳寅恪 唐筼夫婦永眠於此」，旁邊一塊寬闊的石上刻着「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後莅湘人𤏸永玉敬書 壬午春月」，是黃永玉的書法。
國學大師陳寅恪晚年，遭遇文革浩劫，慘受批鬥，工資停發，存款凍結，他所住的廣州中山大學寓所被大字報覆蓋。一九六九年十月逝世，臨終前，他的眼角不斷流淚，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夫人唐篔於其後一個月相隨而去。
廬山的陳寅恪墓，是經黃永玉多番奔走努力，才在二○○三年將他的骨灰從廣州移葬到陳的故鄉江西的。在僻靜的山坡上由亂石堆成，似隱喻他一生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坎坷。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在一九二九年，撰寫在傑出學者王國維墓碑上的文字，陳寅恪其後認為這是最能代表他治學思想之作。
碑文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俗諦」是佛經中指世俗變幻的法則，有別於穩固之「真諦」。而「三光」，則是指日月星。
一九五三年，陳寅恪一位學生，奉中央之命到廣州，擬聘陳寅恪北上出任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長，陳修書婉辭，並解釋當年寫王國維碑文，是認為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因此，若要他當研究所所長，他的條件就是「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他指的「俗諦」顯然是馬列主義和變幻不定的政治教條。他認為他提出的條件，中共當然難接受。因此還是讓他留在廣州安靜治學吧。豈料文革風雲起，也安靜不起來了。最終在文革期間被折磨而死，畢其一生，為獨立自由獻身。
我們每一個人，除了嬰兒期要依附成年人之外，從有思想意識開始，即使在仍須依賴父母生活的少年兒童時期，都是一個獨立的個人。獨立的精神，是指排除依附依從意識的精神。這本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要求。但由於社會體制、環境和意識形態的主宰，尤其是經歷二千多年專制主義統治的中國，更是在精神上擺脫不掉依附的觀念。獨立，independent；他的反義詞不是統一，而是依附，dependent。因此魯迅說，中國人離不開兩個時代，一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一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自由的思想，本來也是作為一個人的起碼要求，思想怎麼可以不是屬於自己的呢？但所有的專制政權，都要控制人民的思想，文明一點的是用一些「俗諦」的教條束縛；粗暴一點的，就用暴力要全民統一思想，最極化是全國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時代，幾億人都要以毛澤東思想主導行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陳寅恪一九二九年就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並說「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但經過八十多年，中國的專權政治比帝制時代軍閥時代更極端，中國人不但沒有擺脫依附心態，反而比陳寅恪寫此碑文的時候更倒退。依附的精神更深，思想一律言論一律更發展至極。陳寅恪時代的清華大學，還出過許多大學問家、科學家，中共建政後的清華，只是製造許多高幹。
不久前，美國發佈二○一四年科技強國排名，美國居第一位，台灣居第二十位，至於中國，儘管GDP居世界第二，但科技排名則排在第四級，列為「在科技大門口的發展中國家」，僅高於第五級的「落後貧窮國家」。
社會是提倡個人的獨立精神，還是瀰漫着依附精神；是充盈着自由思想，還是被言論一律、思想一律主導，是檢驗社會文明進步的標準。
梁共政權一面想強推創新科技局，另一方面則由特首點名批港大學生刊物《學苑》，又讓中共喉舌取用原應保密的教資會文件攻擊大學教授，企圖影響校內人事任命的獨立運作。扼殺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與發展科技背道而馳。實在很難不令人懷疑他搞創科局是否另有目的。
香港人過去有自由的思想，但欠缺獨立的精神。面對中共要以否定個人自由意志的政改方案強加在香港人身上時，我們最要緊的事，是堅守自由思想，並要以獨立的精神做一個忠於自己的個體，力抗強權。（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2015年2月10日 星期二
李純恩 - 國恥說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10日
香港法官審理大陸水貨客偷帶奶粉案，不知其數，煩不勝煩，最後忍不住說了一句「國恥」。
是呀，這句話很重，但是個事實。偌大一個「強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十五億人口，卻做不出一桶讓人放心給孩子吃的奶粉。這其實也就是對「強國」這個稱號最大的諷刺。這個事實，其實人人都知道，如今由一個香港法官說出來，就像撞了一下鐘，噹的一聲響，讓許多人回過神來，讓許多人更加發懵。這種話讓大陸的五毛和憤青聽了一定又會大罵，會說一個香港的法官憑什麼如此污辱祖國，看輕大陸同胞，到你們香港買點奶粉還要又拉又鎖，簡直不知所謂透頂。只是話他們是這樣說的，但中國生產的奶粉他們也是不敢給自己孩子吃的，在這種事情上，中國人是難得齊心的。這不叫崇洋迷外，而是性命攸關。
「強國夢」、「民族雄起」，那麼偉大的理想都在天上飄着，在天上飄着的理想永遠是道風景，卻無法實現，因為沒有根基。根基是什麼？根基就是這個民族的人心究竟是什麼樣的，是同心同德力爭上游，還是各自懷着小心眼損人利己。若是前者，國富民強，這在世界上有很多例子，但凡這樣的國家無不富強，國民無不令人尊重。若是後者，例子就在眼前，你能怪人家不尊重你嗎？
中國人的生活不過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是生活基礎，如今無一樣叫人可以放心吃下，基礎毀成這樣，還談什麼偉大的理想？你說這單單是共產黨的事情？香港的法官說得一點都不錯，這就叫「國恥」，這個「國恥」是許多中國人齊心合力賺回來的。
香港法官審理大陸水貨客偷帶奶粉案，不知其數，煩不勝煩，最後忍不住說了一句「國恥」。
是呀，這句話很重，但是個事實。偌大一個「強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十五億人口，卻做不出一桶讓人放心給孩子吃的奶粉。這其實也就是對「強國」這個稱號最大的諷刺。這個事實，其實人人都知道，如今由一個香港法官說出來，就像撞了一下鐘，噹的一聲響，讓許多人回過神來，讓許多人更加發懵。這種話讓大陸的五毛和憤青聽了一定又會大罵，會說一個香港的法官憑什麼如此污辱祖國，看輕大陸同胞，到你們香港買點奶粉還要又拉又鎖，簡直不知所謂透頂。只是話他們是這樣說的，但中國生產的奶粉他們也是不敢給自己孩子吃的，在這種事情上，中國人是難得齊心的。這不叫崇洋迷外，而是性命攸關。
「強國夢」、「民族雄起」，那麼偉大的理想都在天上飄着，在天上飄着的理想永遠是道風景，卻無法實現，因為沒有根基。根基是什麼？根基就是這個民族的人心究竟是什麼樣的，是同心同德力爭上游，還是各自懷着小心眼損人利己。若是前者，國富民強，這在世界上有很多例子，但凡這樣的國家無不富強，國民無不令人尊重。若是後者，例子就在眼前，你能怪人家不尊重你嗎？
中國人的生活不過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是生活基礎，如今無一樣叫人可以放心吃下，基礎毀成這樣，還談什麼偉大的理想？你說這單單是共產黨的事情？香港的法官說得一點都不錯，這就叫「國恥」，這個「國恥」是許多中國人齊心合力賺回來的。
陳雲 - 立春憶舊，日新又新
轉角 am730
2015年02月09日
今年立春，是二月四日，上午十一點五十八分開始，即為乙未年戊寅月辛亥日，羊年至。農諺云：「立春落雨透清明」、「雷不打春，今年一定好年冬」。立春日，香港也無風雨也無雷，今年正是好時年。
《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立春，就是春天開始，生機湧現，乃二十四節氣之首，客家人稱立春為「高春」，以示尊重。「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依次而數，單為「節氣」，簡稱「節」，多在月初；雙為「中氣」，簡稱「氣」，多在月中，合稱「節氣」。地球繞日而轉，一年三百六十度，古人將之分為二十四份，每份十五度，即一個節氣。節氣日子每年不同，是因為十五天的循環，實際會有幾小時的差異。每年陽曆二月四日或五日，太陽到達黃經三百一十五度，就是立春之日。夏曆是陰陽合曆，立春是按照陽曆計算的。
迎春接福，朝廷民間各有習俗。《禮記‧月令》記載，王朝時代，立春之日，天子會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於東郊，為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祈福；返朝後，會犒賞大臣，並命令宰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宋代，立春前一天，會把泥土做的春牛抬進宮殿，給皇帝御覽；立春日早上，宰臣以下入朝稱賀，近臣內官用五色絲杖鞭牛，謂之「鞭春」。清代則有「拜春」之禮：「立春日為春朝，士庶交相慶賀，謂之『拜春』。粉為丸，祀神供先，其儀亞於歲朝，埒於冬至。」(清顧祿《清嘉錄‧拜春》)
往昔農戶會從田園將耕牛接回家中，給予一餐熱穀麩，酬謝平日食草的耕牛，也令牠來年勤力。此外，是食春菜、雞蛋。《四時寶鏡》記載：「立春，食蘆、春餅、生菜，號『菜盤』。」食春菜、春餅，謂之「咬春」。春菜，是蘿蔔、芹菜之類的耐寒冬季蔬菜，象徵長青。春餅，又稱荷葉餅，是燙麵薄餅，大如團扇，小如碗碟，包裹肉絲和蔬菜，捲成筒狀，從頭食到尾，寓意「有頭有尾」。早餐可食一枚水煮雞蛋，雞蛋俗稱雞春，象徵長春不老。
今年立春，在書房貼了兩款出自周朝經典《易經》的揮春：進德修業，革故鼎新，用以勉勵自己，自強不息，日新又新。傳統風俗，貫通天人關係、家庭倫理和風土飲食。傳承舊俗，是恢復天人感應，守護精致生活，使人不致丟失本性。貼揮春、食春菜、食雞蛋，是今日仍可以做的風俗。復興舊俗，享受人生，今年看了，明年就做。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今年立春，是二月四日，上午十一點五十八分開始，即為乙未年戊寅月辛亥日，羊年至。農諺云：「立春落雨透清明」、「雷不打春，今年一定好年冬」。立春日，香港也無風雨也無雷，今年正是好時年。
《易傳》說，「天地之大德曰生」。立春，就是春天開始，生機湧現，乃二十四節氣之首，客家人稱立春為「高春」，以示尊重。「春雨驚春清谷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依次而數，單為「節氣」，簡稱「節」，多在月初；雙為「中氣」，簡稱「氣」，多在月中，合稱「節氣」。地球繞日而轉，一年三百六十度，古人將之分為二十四份，每份十五度，即一個節氣。節氣日子每年不同，是因為十五天的循環，實際會有幾小時的差異。每年陽曆二月四日或五日，太陽到達黃經三百一十五度，就是立春之日。夏曆是陰陽合曆，立春是按照陽曆計算的。
迎春接福，朝廷民間各有習俗。《禮記‧月令》記載，王朝時代，立春之日，天子會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於東郊，為來年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祈福；返朝後，會犒賞大臣，並命令宰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宋代，立春前一天，會把泥土做的春牛抬進宮殿，給皇帝御覽；立春日早上，宰臣以下入朝稱賀，近臣內官用五色絲杖鞭牛，謂之「鞭春」。清代則有「拜春」之禮：「立春日為春朝，士庶交相慶賀，謂之『拜春』。粉為丸，祀神供先，其儀亞於歲朝，埒於冬至。」(清顧祿《清嘉錄‧拜春》)
往昔農戶會從田園將耕牛接回家中，給予一餐熱穀麩，酬謝平日食草的耕牛，也令牠來年勤力。此外，是食春菜、雞蛋。《四時寶鏡》記載：「立春，食蘆、春餅、生菜，號『菜盤』。」食春菜、春餅，謂之「咬春」。春菜，是蘿蔔、芹菜之類的耐寒冬季蔬菜，象徵長青。春餅，又稱荷葉餅，是燙麵薄餅，大如團扇，小如碗碟，包裹肉絲和蔬菜，捲成筒狀，從頭食到尾，寓意「有頭有尾」。早餐可食一枚水煮雞蛋，雞蛋俗稱雞春，象徵長春不老。
今年立春，在書房貼了兩款出自周朝經典《易經》的揮春：進德修業，革故鼎新，用以勉勵自己，自強不息，日新又新。傳統風俗，貫通天人關係、家庭倫理和風土飲食。傳承舊俗，是恢復天人感應，守護精致生活，使人不致丟失本性。貼揮春、食春菜、食雞蛋，是今日仍可以做的風俗。復興舊俗，享受人生，今年看了，明年就做。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張思之 - 頂天立地的王軍濤
風傳媒《行者思之》摘錄
2015年2月3日
一九九一年二月，北京市檢察院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對王軍濤提起公訴。此前，我不認識王軍濤，一九八○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風潮我知道，但並不知道王是競選活躍分子。後來得知王在學術界、知識界的分量和影響，大吃一驚，怎麼這麼孤陋寡聞！
王軍濤的義氣朋友
接手沒幾天，二月初，作家徐小斌來找我，說軍濤很多朋友對他的案子特別關心，十分重視，其中最上勁的是畢誼民。他原是《經濟學週報》的財務總監，剛剛出獄，公安局要他第二天下午必須離京，回哈爾濱他的住處。畢走之前想見我一面，提供些情況，介紹幾個證人。
第二天上午，畢誼民來，扼要敍述了一些王軍濤「六四」前後的情況，介紹了幾個證人，並說明他們分別能證明什麼問題。由於談得比較投機，畢說我不走了，他們愛抓就抓，愛關就關。我說，沒有必要因為這個再進去，勸他還是回哈爾濱，有什麼事情可以隨時聯繫。畢鐵了心，堅決不走，說我在外面給你們操持，配合你們做點事。既然這樣，我說，那好，我在裏面，你在外面，咱們合作。當時我想，這是條漢子，夠義氣，信得過。後來我知道，無論徐小斌或畢誼民，對王軍濤的情誼，真夠得上「愛之甚也」！環繞軍濤，堪稱「勝友如雲」。
二月九日得到通知看卷。一去法院，法官就跟我講，這個案子，上級要求絕對保密，因此合議庭從法院搬來招待所辦公。他說，起訴書要嚴格保密，這是上面的要求。按說你是老法院了，不該對你說這些，但上面指示不能不傳達，請務必保密。我笑了，說：「對不起，起訴書我不領了。」
「為什麼？」我斷定他們會洩密，而一旦洩密，一般情況就歸罪於律師，我可不想蹚這渾水。他愣了一下，也沒再說什麼。我這份起訴書就這樣一直睡在法院的卷宗裏。你也許料想不到，真就讓我言中，洩密了。司法局律管處長郭小佩跟我一講，我說，查，不查不行，而且要一查到底！不是律師幹的就不查了，那怎麼行？小佩說，查不查都不是咱們的事。後來得知，是有人高價賣出去的。
拿到案卷，二十一本，兩千九百九十六頁，許多材料是在看守所裏寫的蠅頭小字，又小又草，密密麻麻。法官說：「按照上面的要求，給律師三天看卷時間。」我說：「三天不可能看完！」他說「我做不了主」，講得挺客氣，我答得也實事求是。第二天他又告訴我，經請示，延長兩天。為了負責，我堅持說：對不起，五天也看不完。
我辦案有個習慣：別人看過或摘抄過的卷，自己不再翻翻總不踏實。孫雅臣律師相當勤奮，他想讓我省點力，可我還是辜負了這番美意。那時候眼睛還沒出毛病，可以連夜看，五天下來，也僅僅看完十一本。另外十本只能看看目錄，大致瞭解了裏面都是些什麼玩意兒。
王軍濤證詞 光明磊落擲地有聲
查閱卷宗，我當然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生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有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下面還有極為惡劣的定性結論：「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後來有人請我為他辯護，我竟毫不猶豫找個藉口回絕了。我想，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我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攻」！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個罪名嘛。
一對比就見高低。請看王的態度。有份審訊筆錄，王軍濤對公安講：「有關別人的問題，你們已經問了我幾十次了。我明確告訴你們，今天談這個問題，這是最後一次，今後不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凡是涉及別人的問題，統統以對方講的為準，我承擔責任，不必再問我。」誰曾見到過這樣的證詞？擲地有聲，光明磊落！人格上的差別怎麼這麼大呢？現在不必點出那位領袖的大名，他年輕，還要做事，該給他留點餘地。至於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法庭辯論：何罪之有？
王軍濤對不實的指控寸步不讓，振振有詞，為此一再遭到審判長的打斷與斥責，態度兇狠，法庭少見，當然也不會流淚給臺下人看。
王的自辯能力挺強。他在庭審結束以後來信說，「因為衝動，也許影響了效果。」這是他的嚴於律己。法庭辯論，往往激烈，即或有那麼一點不足，也決不能怪他。誰有打這種官司的充足經驗呢？
我的辯詞長達七千字，沒有精彩之處，基本觀點可用一句話歸總：「起訴書意在指控王軍濤是『四月北京動亂』的策畫者和『黑手』，然而都沒有舉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證據。」事後總結這份辯詞的特點，我覺得主要在於：通篇對案中事實做了條分縷析，逐條徹底駁倒了所有指控，在這個基礎上，用了兩個互相聯繫的判斷，從根本上否定了「起訴書」。一是直陳其沒有根據，藉以斷言指控「不能成立」；一是辯明它缺乏準繩，從而判定指控「於法無據」。其中的得意之筆是在動情處發出詰問：「果如是，又何罪之有？」你可以說這是「天問」，不過有心人當會理解「何罪之有」這個詞組是貫穿全篇的，只是它比「被告無罪」的表述更易感人。是否有理，只好請同道與識者教正了。
審判長沒有打斷我，他一直聽著。然而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這種狀況已成通例。辯論終結，王軍濤的最後陳述終了，審判長宣布休庭評議。六十五分鐘後宣讀了判決。那麼冗長的判詞，一小時之內何能做出？其實只宣示一下「主文」說明判人家多少多少年也就夠了，連「走過場」都不能及格，我尊敬的法官啊，讓我說什麼好呢？我們提出那麼多證據，你們竟然統統不予理會，我們講了那麼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沒有一個字反映在判決裏，日後寫中國審判史是應當對你們這種做法留下一筆的。
大哭一場 老子不幹了！
閉庭之後，與書記員、公訴人握別，即匆匆離開法庭。門外氣氛緊張依舊，遙見王之虹在與法警爭吵，多人圍觀，聲音嘈雜，無心傾聽，我逕直走出，不意周納新很快追上，說：「辯得好！」我禮貌性地「啊」了一聲，躲開了，按約去與畢誼民等人見了一面，獨自邁入淒風。
入夜鎖門靜坐，回想庭審種種。一個正直、智慧、有勇氣、敢擔責的年輕政治家，在那麼一場在當代中國歷史上以捲起百萬群眾為標誌必將濃寫一筆的風濤巨波中，他矢智矢勇，維護了人民的尊嚴，保護了民族的利益，歷盡艱辛，居然會被執政當局斷為罪犯，投入牢籠，這是什麼世道啊！
而我作為律師，在法庭上，面對國徽，會受著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所謂「大局」的牽制，連暢所應言都不能做到，忍看法律原則被曲枉，「六四」精神被貶損，廣場真相被蒙混，千百冤魂遭褻瀆，卻不能效法左拉，喊出〈我控訴！〉，我是什麼樣的律師啊！錯過了這個機遇，何時能在這片土地上高歌「六四」？
我無能扭轉邪惡，但我可以不幹。有道是：「惹不起躲得起」，收攤吧！是「怕」麼？不是！我已有了為此而入獄的準備。既不能「免於恐懼」，就讓它來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充滿無奈，深感無能，悲從中來，不禁大哭。我在心裏說：「老子再也不幹了！」「老子不幹，行吧？」
為工作，因政治，如此痛哭，這是平生唯一的一次。我徹夜無眠。然而客觀情勢不久又讓我改變了主意：不能躲，不應走。
三條意見，一概白提
案結後，忍不住還是給他們提了三條意見：第一，不管案件多重大多複雜，都應當給律師充足的包括看卷在內的調查研究時間，公檢法應當體諒律師工作的難處，這點要訂規則。第二，律師如果有缺點，可以提，但是不能用簡報的形式上報，不讓律師知道；至於律師觀點上的錯誤，無妨在判決書中指出，不必隱晦。換句話說，律師觀點你得在判決書中反映出來。第三，考慮到律師法一時難以出臺，建議盡快修改《律師暫行條例》，以適應實踐的需要。
結果是吃了個天津包子——「狗不理」。
辦結王案，發狠再也不辦案了的當時，也沒敢忘記我曾經發過的豪言壯語：「政治民主不能發揚，經濟秩序不能得到合理的確立，律師的黃金時代就還在遠方向我們招手。為了這一天的日近，我們應堅持不懈，鍥而不捨，百折不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發表告別辭，都不說『再見』！」
我在矛盾中忍受著煎熬。
感天動地獄中書
二月二十四號，除夕之夜，侯曉天託公安局平日「監護」她的狄平同志送來王軍濤寫給我和孫律師的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十分感人，應當全文複述，記在這裏——
張先生、孫先生：
本來我不該在法庭上為「運動」中不該我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因為，如你們所知，我並不認同這個運動的方式；其實，對它的駁雜的內容，我也很難苟同。但是，當我看到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後果不敢負責任，詆毀運動時，我感到很難過。因為，這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些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難者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解。無論我在死者活著的時候多麼不贊同他們的觀點和行為，但我相信，他們不少人是想為中國和人民、為真理和正義戰鬥，獻出了生命。當他們離開這個世界後，我不能再強調分歧，而應更多地崇敬他們的動機。那些活著的他們的同道不敢為他們辯護，他們於九泉之下不會瞑目的。為不使我的同胞含怨九泉，我決定利用我的機會為他們的合理的但當時出於政治利害考慮我不贊成的觀點辯護。我知道，這樣做會加重對我的處罰，唯其如此，才能讓死者安息。因為，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難的處境下，不避風險，仗義執言。在星期天（二月十日）我致審判長的一封信中，我寫道：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絕不是腦滿腸肥的政治家的空話，而是同胞間血肉相關、相濡以沫的尊敬、理解、信任、愛以及生者對死者的真誠的懷念——不計利害、功過、恩怨和卑尊的懷念。請二位先生諒解我，因為這肯定給你們的辯護造成不利。
這兩天，我很激動，想了許多問題，我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我對曉天講過，不要只看到人的恩怨，這個國家，稍有波動，在社會的底層，上流社會看不到的地方，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蕩產，餓死病死。我腳下這片土地，早就超負荷了。當我們追求自己的正義時，一定要考慮老百姓。雖然我只三十二歲，但早已超脫個人之外看待事物了，判決結果，對我來說，是一種良心的解脫和安慰，我又一次問心無愧。當然，想到死者，我還是慚愧的。
在那樣的場合，為我並不該負責的觀點辯護，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共和國的基本原則需要堅定的維護。我不贊成在一個危機關頭以公民權利為理由把祖國引入風險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負責地行使權利；但是，我絕不容許、也不能同意就一般原則而言在共和國重設惡攻罪，否認公民的合法權利。因此，當公訴人以反對領袖為名定我反革命罪時，我憤怒了，不能限於「我不反對領袖」來為自己辯護，而是為「反對領袖的合法權利」進行辯護（當然，反對的理由和方式，不能違法）。
二位先生，當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我並不為制度或暫時的缺陷過於擔心，這些可以通過決策或立法在幾天內解決。我最關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平的淪喪。儘管我對人情世故有所估價，但還是為大量證言的內容吃驚。我仍堅守承諾，當某些言行是帶來懲罰的原因時，我願承擔；一俟它們成為榮譽或利益時，我將還歷史本來面目，還給應有者！感謝你們在大量卷宗中，澄清了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我不可能在目前的形勢下啟齒的——當我知道這些事實會給他人帶來什麼。我不太看重人物的尊卑，但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貴族格調——一種高貴、純正的心靈。在中國，即使知識分子，都太缺少這些了。當政治形勢有壓力時，整整一個職業階層都能不顧或麻木職業良心，這真讓人受不了。特別是法律，這是最神聖、莊嚴的職業，大概僅次於宗教了。
也許，我不該抱怨別人，但這不是個人恩怨或利害問題，據我所知，在一場像八九年那樣的軒然大波之後，竟然只有那樣少的人面對審判，可以平靜地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這在人類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別考慮中國政府並不嚴厲地處置這類良心判斷，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誤解、歧視這類辯護，這就更叫我汗顏慚愧了——為我的同胞慚愧，這也不大符合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僅在這一點，我們這代人恐怕真不如父輩。我並不很重視政見分歧；政見總是可以變化的而且經常變化；我最看重虔敬、真誠的追求精神，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多少有繫於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國人、特別是主宰文化知識的知識分子要更有出息！也因此，我似乎很敬重父輩——說來荒唐，今天，我面對的正是他們的處置，可我必須說，他們在他們的時代比我們更富於虔敬的獻身精神。當然，他們少些寬容和善意。
服刑，對我來說，不是什麼人生轉折。過去，我沒有敵人（小時候打架不算數）；將來，也不願有，包括辦案的公檢法人員在內，我都願視為朋友——當然，他們是老百姓，而不能算嚴格的執法者；除非他們真認為我有罪；那樣，今天的結果我更容易接受。因為，起碼我在與一批誠實的人打交道。
寫下上述話，是希望你們理解我。其實，老鄧也罷，李鵬也罷，至今，我不做結論，我捍衛的是原則，堅持的是良心；並不是反對哪個人，如果真有悽惶之感，那是對一代人的精神的擔心。
很感謝你們為我做的出色的辯護，因為我的衝動，也許影響了效果，抱歉。曉天講，她希望，我的案件上訴事宜，繼續委託你們，我很願意，我信任你們，請你們代我全權決定是否上訴和如何上訴。我今天身體不好，頭暈，跟不上進度，浪費了一些機會，特別是最後陳述時，我已耳鳴。其實，證言使我想起不少對我有利的情節，對別人也無害，但都沒記住。我一直硬挺著，因為我面對鏡頭，不能留下不好的形象——不僅是個人，還有歷史。
還有一個過分的要求，請幫我安慰一下曉天，讓她平靜，不要惹事兒，更不要犯法，尤其不要對具體人員有不禮貌的言行。我不需要她在外面幫我做許多事兒，她要自重，我一直平靜地以良心行事，超脫在個人恩怨之上；她應與我保持一致。二位先生，我無人可通信相託，只好向你們提過分要求了，實在對不起。
再次感謝你們！祝
新春佳節愉快！
王軍濤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我的材料，請妥善保管。拜託了。
我反覆讀了這不過兩千五百字的血淚文字，大受震動；相比之下，那七千字辯詞的微弱、貧乏就更加明顯了。
經過反覆思考，覺得還應該說一個情況：我讓一些朋友，包括垂楊柳二中的同學們讀這封信時，他們的眼眶無一不是濕濕的。淚，入心了，也一定會化為熱血。
一九九一年二月，北京市檢察院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對王軍濤提起公訴。此前，我不認識王軍濤，一九八○年北京大學生競選風潮我知道，但並不知道王是競選活躍分子。後來得知王在學術界、知識界的分量和影響，大吃一驚，怎麼這麼孤陋寡聞！
王軍濤的義氣朋友
接手沒幾天，二月初，作家徐小斌來找我，說軍濤很多朋友對他的案子特別關心，十分重視，其中最上勁的是畢誼民。他原是《經濟學週報》的財務總監，剛剛出獄，公安局要他第二天下午必須離京，回哈爾濱他的住處。畢走之前想見我一面，提供些情況，介紹幾個證人。
第二天上午，畢誼民來，扼要敍述了一些王軍濤「六四」前後的情況，介紹了幾個證人，並說明他們分別能證明什麼問題。由於談得比較投機，畢說我不走了，他們愛抓就抓，愛關就關。我說，沒有必要因為這個再進去，勸他還是回哈爾濱，有什麼事情可以隨時聯繫。畢鐵了心，堅決不走，說我在外面給你們操持，配合你們做點事。既然這樣，我說，那好，我在裏面，你在外面，咱們合作。當時我想，這是條漢子，夠義氣，信得過。後來我知道，無論徐小斌或畢誼民，對王軍濤的情誼，真夠得上「愛之甚也」！環繞軍濤，堪稱「勝友如雲」。
二月九日得到通知看卷。一去法院，法官就跟我講，這個案子，上級要求絕對保密，因此合議庭從法院搬來招待所辦公。他說，起訴書要嚴格保密，這是上面的要求。按說你是老法院了，不該對你說這些，但上面指示不能不傳達，請務必保密。我笑了，說：「對不起，起訴書我不領了。」
「為什麼？」我斷定他們會洩密，而一旦洩密，一般情況就歸罪於律師，我可不想蹚這渾水。他愣了一下，也沒再說什麼。我這份起訴書就這樣一直睡在法院的卷宗裏。你也許料想不到，真就讓我言中，洩密了。司法局律管處長郭小佩跟我一講，我說，查，不查不行，而且要一查到底！不是律師幹的就不查了，那怎麼行？小佩說，查不查都不是咱們的事。後來得知，是有人高價賣出去的。
拿到案卷，二十一本，兩千九百九十六頁，許多材料是在看守所裏寫的蠅頭小字，又小又草，密密麻麻。法官說：「按照上面的要求，給律師三天看卷時間。」我說：「三天不可能看完！」他說「我做不了主」，講得挺客氣，我答得也實事求是。第二天他又告訴我，經請示，延長兩天。為了負責，我堅持說：對不起，五天也看不完。
我辦案有個習慣：別人看過或摘抄過的卷，自己不再翻翻總不踏實。孫雅臣律師相當勤奮，他想讓我省點力，可我還是辜負了這番美意。那時候眼睛還沒出毛病，可以連夜看，五天下來，也僅僅看完十一本。另外十本只能看看目錄，大致瞭解了裏面都是些什麼玩意兒。
王軍濤證詞 光明磊落擲地有聲
查閱卷宗，我當然特別留意幾個主要的學生領袖給控方提供了什麼東西。沒有料到，其中有份供詞一副奴顏，說法駭人聽聞：「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為，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為都受王軍濤指揮。」下面還有極為惡劣的定性結論：「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此人很不諒解，甚至後來有人請我為他辯護，我竟毫不猶豫找個藉口回絕了。我想，坐了共產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我不但理解，而且會諒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別人墊背，更不允許害人，那是背叛，更何況你這是「惡攻」！自命領袖，統領「學界」，怎麼還受人「教唆」？什麼叫教唆犯？官方都給他加不上這個罪名嘛。
一對比就見高低。請看王的態度。有份審訊筆錄，王軍濤對公安講：「有關別人的問題，你們已經問了我幾十次了。我明確告訴你們，今天談這個問題，這是最後一次，今後不再談了。我可以說的是：凡是涉及別人的問題，統統以對方講的為準，我承擔責任，不必再問我。」誰曾見到過這樣的證詞？擲地有聲，光明磊落！人格上的差別怎麼這麼大呢？現在不必點出那位領袖的大名，他年輕，還要做事，該給他留點餘地。至於是否自省，那是他的事。
法庭辯論：何罪之有？
王軍濤對不實的指控寸步不讓，振振有詞，為此一再遭到審判長的打斷與斥責，態度兇狠，法庭少見，當然也不會流淚給臺下人看。
王的自辯能力挺強。他在庭審結束以後來信說，「因為衝動，也許影響了效果。」這是他的嚴於律己。法庭辯論，往往激烈，即或有那麼一點不足，也決不能怪他。誰有打這種官司的充足經驗呢？
我的辯詞長達七千字，沒有精彩之處，基本觀點可用一句話歸總：「起訴書意在指控王軍濤是『四月北京動亂』的策畫者和『黑手』，然而都沒有舉出令人信服的可靠的證據。」事後總結這份辯詞的特點，我覺得主要在於：通篇對案中事實做了條分縷析，逐條徹底駁倒了所有指控，在這個基礎上，用了兩個互相聯繫的判斷，從根本上否定了「起訴書」。一是直陳其沒有根據，藉以斷言指控「不能成立」；一是辯明它缺乏準繩，從而判定指控「於法無據」。其中的得意之筆是在動情處發出詰問：「果如是，又何罪之有？」你可以說這是「天問」，不過有心人當會理解「何罪之有」這個詞組是貫穿全篇的，只是它比「被告無罪」的表述更易感人。是否有理，只好請同道與識者教正了。
審判長沒有打斷我，他一直聽著。然而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這種狀況已成通例。辯論終結，王軍濤的最後陳述終了，審判長宣布休庭評議。六十五分鐘後宣讀了判決。那麼冗長的判詞，一小時之內何能做出？其實只宣示一下「主文」說明判人家多少多少年也就夠了，連「走過場」都不能及格，我尊敬的法官啊，讓我說什麼好呢？我們提出那麼多證據，你們竟然統統不予理會，我們講了那麼多可信的理由，居然沒有一個字反映在判決裏，日後寫中國審判史是應當對你們這種做法留下一筆的。
大哭一場 老子不幹了！
閉庭之後，與書記員、公訴人握別，即匆匆離開法庭。門外氣氛緊張依舊，遙見王之虹在與法警爭吵，多人圍觀，聲音嘈雜，無心傾聽，我逕直走出，不意周納新很快追上，說：「辯得好！」我禮貌性地「啊」了一聲，躲開了，按約去與畢誼民等人見了一面，獨自邁入淒風。
入夜鎖門靜坐，回想庭審種種。一個正直、智慧、有勇氣、敢擔責的年輕政治家，在那麼一場在當代中國歷史上以捲起百萬群眾為標誌必將濃寫一筆的風濤巨波中，他矢智矢勇，維護了人民的尊嚴，保護了民族的利益，歷盡艱辛，居然會被執政當局斷為罪犯，投入牢籠，這是什麼世道啊！
而我作為律師，在法庭上，面對國徽，會受著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所謂「大局」的牽制，連暢所應言都不能做到，忍看法律原則被曲枉，「六四」精神被貶損，廣場真相被蒙混，千百冤魂遭褻瀆，卻不能效法左拉，喊出〈我控訴！〉，我是什麼樣的律師啊！錯過了這個機遇，何時能在這片土地上高歌「六四」？
我無能扭轉邪惡，但我可以不幹。有道是：「惹不起躲得起」，收攤吧！是「怕」麼？不是！我已有了為此而入獄的準備。既不能「免於恐懼」，就讓它來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充滿無奈，深感無能，悲從中來，不禁大哭。我在心裏說：「老子再也不幹了！」「老子不幹，行吧？」
為工作，因政治，如此痛哭，這是平生唯一的一次。我徹夜無眠。然而客觀情勢不久又讓我改變了主意：不能躲，不應走。
三條意見，一概白提
案結後，忍不住還是給他們提了三條意見：第一，不管案件多重大多複雜，都應當給律師充足的包括看卷在內的調查研究時間，公檢法應當體諒律師工作的難處，這點要訂規則。第二，律師如果有缺點，可以提，但是不能用簡報的形式上報，不讓律師知道；至於律師觀點上的錯誤，無妨在判決書中指出，不必隱晦。換句話說，律師觀點你得在判決書中反映出來。第三，考慮到律師法一時難以出臺，建議盡快修改《律師暫行條例》，以適應實踐的需要。
結果是吃了個天津包子——「狗不理」。
辦結王案，發狠再也不辦案了的當時，也沒敢忘記我曾經發過的豪言壯語：「政治民主不能發揚，經濟秩序不能得到合理的確立，律師的黃金時代就還在遠方向我們招手。為了這一天的日近，我們應堅持不懈，鍥而不捨，百折不撓，在任何情況下都不發表告別辭，都不說『再見』！」
我在矛盾中忍受著煎熬。
感天動地獄中書
二月二十四號，除夕之夜，侯曉天託公安局平日「監護」她的狄平同志送來王軍濤寫給我和孫律師的一封信。這封信的內容十分感人，應當全文複述，記在這裏——
張先生、孫先生：
本來我不該在法庭上為「運動」中不該我負責的事情和觀點辯護，因為，如你們所知，我並不認同這個運動的方式；其實，對它的駁雜的內容，我也很難苟同。但是，當我看到那麼多運動的領袖和發起人，在面對後果不敢負責任，詆毀運動時，我感到很難過。因為，這些代表人物固然因此可以少受些痛苦，但是死者呢？那些死難者無法為自己進行任何辯解。無論我在死者活著的時候多麼不贊同他們的觀點和行為，但我相信，他們不少人是想為中國和人民、為真理和正義戰鬥，獻出了生命。當他們離開這個世界後，我不能再強調分歧，而應更多地崇敬他們的動機。那些活著的他們的同道不敢為他們辯護，他們於九泉之下不會瞑目的。為不使我的同胞含怨九泉，我決定利用我的機會為他們的合理的但當時出於政治利害考慮我不贊成的觀點辯護。我知道，這樣做會加重對我的處罰，唯其如此，才能讓死者安息。因為，在他們灑下熱血的土地上，仍有同胞在最困難的處境下，不避風險，仗義執言。在星期天（二月十日）我致審判長的一封信中，我寫道：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絕不是腦滿腸肥的政治家的空話，而是同胞間血肉相關、相濡以沫的尊敬、理解、信任、愛以及生者對死者的真誠的懷念——不計利害、功過、恩怨和卑尊的懷念。請二位先生諒解我，因為這肯定給你們的辯護造成不利。
這兩天，我很激動，想了許多問題，我不希望中國背八九年這個包袱，我對曉天講過，不要只看到人的恩怨，這個國家，稍有波動，在社會的底層，上流社會看不到的地方，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傾家蕩產，餓死病死。我腳下這片土地，早就超負荷了。當我們追求自己的正義時，一定要考慮老百姓。雖然我只三十二歲，但早已超脫個人之外看待事物了，判決結果，對我來說，是一種良心的解脫和安慰，我又一次問心無愧。當然，想到死者，我還是慚愧的。
在那樣的場合，為我並不該負責的觀點辯護，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共和國的基本原則需要堅定的維護。我不贊成在一個危機關頭以公民權利為理由把祖國引入風險巨大的困境中，而希望理性、善意、合法、負責地行使權利；但是，我絕不容許、也不能同意就一般原則而言在共和國重設惡攻罪，否認公民的合法權利。因此，當公訴人以反對領袖為名定我反革命罪時，我憤怒了，不能限於「我不反對領袖」來為自己辯護，而是為「反對領袖的合法權利」進行辯護（當然，反對的理由和方式，不能違法）。
二位先生，當我受到不公正待遇時，我並不為制度或暫時的缺陷過於擔心，這些可以通過決策或立法在幾天內解決。我最關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道德水平的淪喪。儘管我對人情世故有所估價，但還是為大量證言的內容吃驚。我仍堅守承諾，當某些言行是帶來懲罰的原因時，我願承擔；一俟它們成為榮譽或利益時，我將還歷史本來面目，還給應有者！感謝你們在大量卷宗中，澄清了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是我不可能在目前的形勢下啟齒的——當我知道這些事實會給他人帶來什麼。我不太看重人物的尊卑，但我很看重人的精神是否有貴族格調——一種高貴、純正的心靈。在中國，即使知識分子，都太缺少這些了。當政治形勢有壓力時，整整一個職業階層都能不顧或麻木職業良心，這真讓人受不了。特別是法律，這是最神聖、莊嚴的職業，大概僅次於宗教了。
也許，我不該抱怨別人，但這不是個人恩怨或利害問題，據我所知，在一場像八九年那樣的軒然大波之後，竟然只有那樣少的人面對審判，可以平靜地說出自己的良心判斷，這在人類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別考慮中國政府並不嚴厲地處置這類良心判斷，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誤解、歧視這類辯護，這就更叫我汗顏慚愧了——為我的同胞慚愧，這也不大符合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僅在這一點，我們這代人恐怕真不如父輩。我並不很重視政見分歧；政見總是可以變化的而且經常變化；我最看重虔敬、真誠的追求精神，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多少有繫於此。因此，我更希望中國人、特別是主宰文化知識的知識分子要更有出息！也因此，我似乎很敬重父輩——說來荒唐，今天，我面對的正是他們的處置，可我必須說，他們在他們的時代比我們更富於虔敬的獻身精神。當然，他們少些寬容和善意。
服刑，對我來說，不是什麼人生轉折。過去，我沒有敵人（小時候打架不算數）；將來，也不願有，包括辦案的公檢法人員在內，我都願視為朋友——當然，他們是老百姓，而不能算嚴格的執法者；除非他們真認為我有罪；那樣，今天的結果我更容易接受。因為，起碼我在與一批誠實的人打交道。
寫下上述話，是希望你們理解我。其實，老鄧也罷，李鵬也罷，至今，我不做結論，我捍衛的是原則，堅持的是良心；並不是反對哪個人，如果真有悽惶之感，那是對一代人的精神的擔心。
很感謝你們為我做的出色的辯護，因為我的衝動，也許影響了效果，抱歉。曉天講，她希望，我的案件上訴事宜，繼續委託你們，我很願意，我信任你們，請你們代我全權決定是否上訴和如何上訴。我今天身體不好，頭暈，跟不上進度，浪費了一些機會，特別是最後陳述時，我已耳鳴。其實，證言使我想起不少對我有利的情節，對別人也無害，但都沒記住。我一直硬挺著，因為我面對鏡頭，不能留下不好的形象——不僅是個人，還有歷史。
還有一個過分的要求，請幫我安慰一下曉天，讓她平靜，不要惹事兒，更不要犯法，尤其不要對具體人員有不禮貌的言行。我不需要她在外面幫我做許多事兒，她要自重，我一直平靜地以良心行事，超脫在個人恩怨之上；她應與我保持一致。二位先生，我無人可通信相託，只好向你們提過分要求了，實在對不起。
再次感謝你們！祝
新春佳節愉快！
王軍濤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我的材料，請妥善保管。拜託了。
我反覆讀了這不過兩千五百字的血淚文字，大受震動；相比之下，那七千字辯詞的微弱、貧乏就更加明顯了。
經過反覆思考，覺得還應該說一個情況：我讓一些朋友，包括垂楊柳二中的同學們讀這封信時，他們的眼眶無一不是濕濕的。淚，入心了，也一定會化為熱血。
2015年2月7日 星期六
李怡 -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7日
葉劉淑儀自爆不慎開啟假冒港鐵主席錢果豐的電郵，導致戶口被黑客入侵盜取資料，並冒認她指示銀行將六萬五千美元滙到另一銀行戶口。她說出來的整件事實在讓人看儍了眼。
首先，像這種「緊急要求幫忙」的欺詐郵件，多年以來已有許多報道，任何人看到這類郵件都不會隨便打開附件，即使不是欺詐也很可能導致電腦中毒。錢果豐會有甚麼事須葉劉緊急幫忙？緊急何以不打電話而要用不知對方何時會開啟的電郵？
其次，錢果豐在幾小時後告知電郵戶口被黑客入侵，提醒葉劉盡快更改電郵密碼，葉劉何以遲遲未改？不能推說事忙。因為事有輕重緩急，緊急通知而她沒有立刻去做，很難相信這位前保安局長竟如此缺乏危機意識。
其三，稍有通過銀行網頁轉賬經驗的人，都知道轉賬要有不少步驟，銀行不可能僅憑一個電郵就幫你轉。眾所周知，瑞士銀行是高度替存戶保密的銀行。電影也常看到，許多見不得光的錢，都可以存放瑞士銀行。存錢瑞士銀行，是一般香港人想像範圍之外的事。據說必須存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瑞士銀行才接受存款，而且還要倒付給銀行利息。如此神秘的銀行作業，很難想像會憑電郵就轉錢。
其四，葉劉以保密為理由，卻不選用保密程度較印刷版本更嚴格的行會電子版文件，也使人奇怪。
葉劉自爆自己連番做了電腦盲的蠢事，又留下違反一般人在銀行轉賬經驗的疑點，說出來的目的何在？有人懷疑她藉個人被黑客騙錢的事，想提出加強保安的法案，特別是為二十三條立法製造輿論。因為二十三條立法當年受阻並導致她下台，仍是她心中之刺，也令中共耿耿於懷。能夠以自己的被盜，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說不定阿爺會論功行賞，賜她一個特首做做。
當然這種對動機的推測，並不公道。因為動機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東西。有事實根據的是她存錢在一個保密度最高而且存款額不可能少的國外銀行。她對香港的信心如何，就可以想見了。
筆者在「以理殺人」一文說過：「如果絕大部份的中共官員和港共高官都已經安排好轉移財產和家屬到外國的後路，卻祭出一頂頂帽子、用堂皇理由指摘留在香港的人爭取命運自主的抗爭，那就是『以理殺人』。」他們的子女都在外國讀書，卻在香港推愛國教育、用公款補助學生到大陸交流，還搞甚麼青年軍，他們的財產或存放在海外註冊的公司，或存放在高度保密的外國銀行，然後說香港抗爭者用了滙豐銀行觀塘分行的本票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這不就是一邊歪理自保，一邊以理殺人嗎？香港人如果在這種荒誕管治下，而沒有《學苑》發出的那種呼喚強烈抗爭的聲音，就真是可怕地陷於「在沉默中滅亡」了。
不錯，任何發自個人自由意志、維護港人尊嚴的抗爭，都要付代價。昨天筆者接受電視訪問，被問到抗爭是不是沒有顧及年輕學子的安危，筆者的回答是，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能說主張激烈抗爭的同學沒有經大腦，他們固然沒有成年人那麼多包袱，但他們都肯定對香港和自己的前途有充份考量。佔領時期一位學生被問到這問題時說：「香港唔掂，我都唔掂。」
在維護香港本土利益時，任何參與者、支持者都要作出不同程度的犧牲。但香港人的本土利益已迫在眉睫，只要看這幾天如潮湧來的大陸年貨客和水貨客，就知道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已被擠壓到爆發邊緣。上水的水貨店，接連發生被縱火事件，在這些新聞的網上回應，更出現一面倒向這些違法行為喝彩的留言。市民對生活被侵凌和一些商戶「賺到盡」的貪婪，已經很難再忍受下去了。
爭民主是爭市民的政治權利，但本土優先的提出和抗爭則是爭取市民的利益。如果只爭「權」而罔顧「益」，市民會懷疑這樣的政治人物不是為市民爭權而是為自己爭權，這樣爭民主是呼喚不起更多市民參與抗爭的。因此，筆者希望泛民議員和香港媒體，要更重視范國威毛孟靜的呼聲。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葉劉的被盜自白，帶來的是我們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再警覺，帶來以理殺人的思維，也引起我們更應重視本土優先的抗爭聲音。（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葉劉淑儀自爆不慎開啟假冒港鐵主席錢果豐的電郵，導致戶口被黑客入侵盜取資料，並冒認她指示銀行將六萬五千美元滙到另一銀行戶口。她說出來的整件事實在讓人看儍了眼。
首先，像這種「緊急要求幫忙」的欺詐郵件，多年以來已有許多報道，任何人看到這類郵件都不會隨便打開附件，即使不是欺詐也很可能導致電腦中毒。錢果豐會有甚麼事須葉劉緊急幫忙？緊急何以不打電話而要用不知對方何時會開啟的電郵？
其次，錢果豐在幾小時後告知電郵戶口被黑客入侵，提醒葉劉盡快更改電郵密碼，葉劉何以遲遲未改？不能推說事忙。因為事有輕重緩急，緊急通知而她沒有立刻去做，很難相信這位前保安局長竟如此缺乏危機意識。
其三，稍有通過銀行網頁轉賬經驗的人，都知道轉賬要有不少步驟，銀行不可能僅憑一個電郵就幫你轉。眾所周知，瑞士銀行是高度替存戶保密的銀行。電影也常看到，許多見不得光的錢，都可以存放瑞士銀行。存錢瑞士銀行，是一般香港人想像範圍之外的事。據說必須存一個相當大的數目，瑞士銀行才接受存款，而且還要倒付給銀行利息。如此神秘的銀行作業，很難想像會憑電郵就轉錢。
其四，葉劉以保密為理由，卻不選用保密程度較印刷版本更嚴格的行會電子版文件，也使人奇怪。
葉劉自爆自己連番做了電腦盲的蠢事，又留下違反一般人在銀行轉賬經驗的疑點，說出來的目的何在？有人懷疑她藉個人被黑客騙錢的事，想提出加強保安的法案，特別是為二十三條立法製造輿論。因為二十三條立法當年受阻並導致她下台，仍是她心中之刺，也令中共耿耿於懷。能夠以自己的被盜，推動二十三條立法，說不定阿爺會論功行賞，賜她一個特首做做。
當然這種對動機的推測，並不公道。因為動機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東西。有事實根據的是她存錢在一個保密度最高而且存款額不可能少的國外銀行。她對香港的信心如何，就可以想見了。
筆者在「以理殺人」一文說過：「如果絕大部份的中共官員和港共高官都已經安排好轉移財產和家屬到外國的後路，卻祭出一頂頂帽子、用堂皇理由指摘留在香港的人爭取命運自主的抗爭，那就是『以理殺人』。」他們的子女都在外國讀書，卻在香港推愛國教育、用公款補助學生到大陸交流，還搞甚麼青年軍，他們的財產或存放在海外註冊的公司，或存放在高度保密的外國銀行，然後說香港抗爭者用了滙豐銀行觀塘分行的本票就是勾結外國勢力。這不就是一邊歪理自保，一邊以理殺人嗎？香港人如果在這種荒誕管治下，而沒有《學苑》發出的那種呼喚強烈抗爭的聲音，就真是可怕地陷於「在沉默中滅亡」了。
不錯，任何發自個人自由意志、維護港人尊嚴的抗爭，都要付代價。昨天筆者接受電視訪問，被問到抗爭是不是沒有顧及年輕學子的安危，筆者的回答是，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能說主張激烈抗爭的同學沒有經大腦，他們固然沒有成年人那麼多包袱，但他們都肯定對香港和自己的前途有充份考量。佔領時期一位學生被問到這問題時說：「香港唔掂，我都唔掂。」
在維護香港本土利益時，任何參與者、支持者都要作出不同程度的犧牲。但香港人的本土利益已迫在眉睫，只要看這幾天如潮湧來的大陸年貨客和水貨客，就知道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已被擠壓到爆發邊緣。上水的水貨店，接連發生被縱火事件，在這些新聞的網上回應，更出現一面倒向這些違法行為喝彩的留言。市民對生活被侵凌和一些商戶「賺到盡」的貪婪，已經很難再忍受下去了。
爭民主是爭市民的政治權利，但本土優先的提出和抗爭則是爭取市民的利益。如果只爭「權」而罔顧「益」，市民會懷疑這樣的政治人物不是為市民爭權而是為自己爭權，這樣爭民主是呼喚不起更多市民參與抗爭的。因此，筆者希望泛民議員和香港媒體，要更重視范國威毛孟靜的呼聲。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葉劉的被盜自白，帶來的是我們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再警覺，帶來以理殺人的思維，也引起我們更應重視本土優先的抗爭聲音。（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2015年2月6日 星期五
馮睎乾 - 「偽博學」的葉劉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6日
昨天讀報，看到葉劉淑儀的〈香港的偽通識教育〉，那「偽」字令我詫笑起來。葉太以往評通識科，不過嫌它範圍太廣，師生難以掌握相關知識，流於空談。這未嘗不反映事實。昨天一文卻空前地強調科目的政治性，說「考試過分側重本地政治」，「牽涉政治議題，往往難以完全客觀和不偏不倚」，結語是「偽通識恐怕會給社會帶來不少弊處」。姑勿論討論政治是否應該或可能完全客觀，但高高在上斷言未如理想的科目為「偽教育」，豈非說全港通識科老師在賣假貨，學校則淪為教育界淘寶？
再說，中文科就完善嗎？前年文憑試卷閱讀理解部份，用黃國彬的文章出題，事後黃接受訪問，坦承連自己也不懂得回答。但葉太沒有說它「偽中文教育」。來一點「國際視野」：Paul Lockhart《一個數學家的嘆息》炮轟美國數學教育，指學校沒讓學生領略到數學本質──思考法和藝術美──寫得有理有據，文情並茂，人家卻始終沒斥之為「偽數學教育」。葉太是文科精英，也許對數學不感興趣，無妨再舉一例。我曾替一位在英國哈羅讀書的香港男生補習古希臘文，發現這老牌貴族學校為求省力，竟連最基本的變音符號也不教，希臘文發音更是胡來，只馬馬虎虎當成英文唸。我也不敢貿然說這是「偽古典教育」。畢竟教育制度跟張愛玲筆下的愛情一樣，沒有不千瘡百孔的，而「偽」字具道德指控意味，老師正首當其衝，豈能輕用？
九年前葉太聯同一群名牌大學的青年才俊，成立「匯賢智庫」，洋名別開生面，叫Savantas。他們解釋：此字由「飽學之士」的法語savant配以一個拉丁文名詞字尾（如veritas）組成，「藉以表達對知識和智慧的重視」。但我覺得這名字只表達了他們對知識和智慧的蔑視，理由有二。一，拉丁文名詞的後綴（叫「字尾」有點可笑）只有-tas而沒有-as，識字者決不會將「savant」搭上「as」來造字，況且強迫拉丁文、法文無理交配，簡直比中港融合更加荒謬。其實拉丁語有一個現成字sapientes（智者們），我可免費相贈。二，那智庫顯然沒有人知道savantas本身就是十七世紀法語，更不知道根據Larousse古法語字典的定義，它解作「學究」（pédant）或「偽博學者」（faux savant）。倒不是要反唇相稽，說葉太「偽博學」，可她這樣自稱也教人愛莫能助。想起宋濂一篇〈魏人以博物名〉：有魏人以博識見稱，偶然得了個像酒杯的銅器，便呼朋喚友，說是夏殷之器，更拿來盛酒酬賓，恰巧一個友人進來，愕然說：「是銅襠也（銅製護襠），角觝家（角鬥家）以護陰者也。」古人銅襠盛酒，跟今天有智庫以savantas自詡，本來同樣的可笑，但一想到可能被偽精英管治，就哭也來不及了。
昨天讀報，看到葉劉淑儀的〈香港的偽通識教育〉，那「偽」字令我詫笑起來。葉太以往評通識科，不過嫌它範圍太廣，師生難以掌握相關知識，流於空談。這未嘗不反映事實。昨天一文卻空前地強調科目的政治性，說「考試過分側重本地政治」，「牽涉政治議題，往往難以完全客觀和不偏不倚」，結語是「偽通識恐怕會給社會帶來不少弊處」。姑勿論討論政治是否應該或可能完全客觀，但高高在上斷言未如理想的科目為「偽教育」，豈非說全港通識科老師在賣假貨，學校則淪為教育界淘寶？
再說，中文科就完善嗎？前年文憑試卷閱讀理解部份，用黃國彬的文章出題，事後黃接受訪問，坦承連自己也不懂得回答。但葉太沒有說它「偽中文教育」。來一點「國際視野」：Paul Lockhart《一個數學家的嘆息》炮轟美國數學教育，指學校沒讓學生領略到數學本質──思考法和藝術美──寫得有理有據，文情並茂，人家卻始終沒斥之為「偽數學教育」。葉太是文科精英，也許對數學不感興趣，無妨再舉一例。我曾替一位在英國哈羅讀書的香港男生補習古希臘文，發現這老牌貴族學校為求省力，竟連最基本的變音符號也不教，希臘文發音更是胡來，只馬馬虎虎當成英文唸。我也不敢貿然說這是「偽古典教育」。畢竟教育制度跟張愛玲筆下的愛情一樣，沒有不千瘡百孔的，而「偽」字具道德指控意味，老師正首當其衝，豈能輕用？
九年前葉太聯同一群名牌大學的青年才俊，成立「匯賢智庫」，洋名別開生面，叫Savantas。他們解釋：此字由「飽學之士」的法語savant配以一個拉丁文名詞字尾（如veritas）組成，「藉以表達對知識和智慧的重視」。但我覺得這名字只表達了他們對知識和智慧的蔑視，理由有二。一，拉丁文名詞的後綴（叫「字尾」有點可笑）只有-tas而沒有-as，識字者決不會將「savant」搭上「as」來造字，況且強迫拉丁文、法文無理交配，簡直比中港融合更加荒謬。其實拉丁語有一個現成字sapientes（智者們），我可免費相贈。二，那智庫顯然沒有人知道savantas本身就是十七世紀法語，更不知道根據Larousse古法語字典的定義，它解作「學究」（pédant）或「偽博學者」（faux savant）。倒不是要反唇相稽，說葉太「偽博學」，可她這樣自稱也教人愛莫能助。想起宋濂一篇〈魏人以博物名〉：有魏人以博識見稱，偶然得了個像酒杯的銅器，便呼朋喚友，說是夏殷之器，更拿來盛酒酬賓，恰巧一個友人進來，愕然說：「是銅襠也（銅製護襠），角觝家（角鬥家）以護陰者也。」古人銅襠盛酒，跟今天有智庫以savantas自詡，本來同樣的可笑，但一想到可能被偽精英管治，就哭也來不及了。
2015年2月5日 星期四
李純恩 - 面子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5日
這天跟人說面子。
亞洲國家中最愛面子的國家是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人都極講面子，但得到的結果卻正好相反，日本人走到哪裏都很有面子，而中國人則到哪裏都失面子。原因當然很簡單，日本人的面子是自己掙的，中國人的面子是自己失的。這種事情，粵語說得最傳神：面係人哋俾，架係自己丟。
全世界都給面子日本人，是因為日本人到了哪裏都自重，守規矩，不喧鬧，不給別人添麻煩。這也都是在自己國家養成的習慣，不是要出國了故意做給別人看的。良好的公民意識，放諸四海而皆準。做人得先修身，修身就是為了自己的尊嚴，將自己做成一個像樣的人。一個國家的人民個個都注重自己的修養，想到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行為自然會謹慎和善，他們心中不必事事為國家着想，但實際行動已經為國家製造了良好的形象。國民有面子，國家也得到了面子。
中國卻正好相反，中國人的意識和習性，總是希望別人尊重自己，但自己卻不自重。你可以在全世界見到希望人家尊重自己而不知道自重的中國遊客，劣行處處。這並且還不是什麼少數的害群之馬，反倒是少數的優良馬──也就是少數的優質中國人──被一大群馬害了。這自然也是在自己國家中養成的惡習，要面子的中國人卻什麼丟面子的事情都做得出來。這跟國家沒有關係，國家像一道墻，國家裏都是拆墻偷磚的國民，國家這道牆豈有不塌之理？
中國人一發夢就是「強國夢」，但心裏卻個個打着自私自利的小算盤，無事之時只管要面子，有點事了馬上就可以撕臉，一開口就是「素質」，真要展現素質了卻一點都找不着了。這麼矛盾的族群，你要人家如何給面子？
這天跟人說面子。
亞洲國家中最愛面子的國家是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的人都極講面子，但得到的結果卻正好相反，日本人走到哪裏都很有面子，而中國人則到哪裏都失面子。原因當然很簡單，日本人的面子是自己掙的，中國人的面子是自己失的。這種事情，粵語說得最傳神：面係人哋俾，架係自己丟。
全世界都給面子日本人，是因為日本人到了哪裏都自重，守規矩，不喧鬧，不給別人添麻煩。這也都是在自己國家養成的習慣，不是要出國了故意做給別人看的。良好的公民意識，放諸四海而皆準。做人得先修身，修身就是為了自己的尊嚴，將自己做成一個像樣的人。一個國家的人民個個都注重自己的修養，想到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行為自然會謹慎和善，他們心中不必事事為國家着想，但實際行動已經為國家製造了良好的形象。國民有面子，國家也得到了面子。
中國卻正好相反，中國人的意識和習性，總是希望別人尊重自己，但自己卻不自重。你可以在全世界見到希望人家尊重自己而不知道自重的中國遊客，劣行處處。這並且還不是什麼少數的害群之馬，反倒是少數的優良馬──也就是少數的優質中國人──被一大群馬害了。這自然也是在自己國家中養成的惡習，要面子的中國人卻什麼丟面子的事情都做得出來。這跟國家沒有關係，國家像一道墻，國家裏都是拆墻偷磚的國民，國家這道牆豈有不塌之理？
中國人一發夢就是「強國夢」，但心裏卻個個打着自私自利的小算盤，無事之時只管要面子，有點事了馬上就可以撕臉，一開口就是「素質」，真要展現素質了卻一點都找不着了。這麼矛盾的族群，你要人家如何給面子？
林卓廷 - 反圍標 政府無心無力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4日
《建築物管理條例》的修例諮詢在2月2日結束，這條牽涉全港業主切身利益的法例，主宰每個屋苑的運作管理，可惜條例千瘡百孔，助長大維修的圍標問題，令小業主任人宰割，動輒承擔數十萬元計的維修費用，造成嚴重民怨。
圍標問題的根源，是政府只顧迫令業主進行維修，但缺乏監管，明知圍標越趨猖獗，多年來卻坐視不理，甚至否認問題的存在，不顧小業主死活。反圍標運動開展初期，無論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廉政公署防貪處高層，一直指大廈維修的圍標指控絕大部份屬揣測性，並無實證。有關說法有法庭紀錄引證，就是近年並無圍標集團的骨幹被起訴，更無任何定罪個案。然而無定罪個案，不等於無罪行發生。事實勝於雄辯，無論測量界代表、曾參與圍標勾當的人士和曾參與調查圍標案件的本人，都異口同聲，證實現時樓宇維修市場出現極嚴重的圍標問題，令維修價格屢創天價，小業主權益嚴重受損。
更令人憤怒的是，反圍標運動雖然已引起傳媒和小業主關注，但民政署發出的修例諮詢文件居然仍然指：「本港需要進行大型維修或翻新工程的舊樓越來越多，業主之間就大型維修工程而引起糾紛越趨普遍，有指稱這些工程的招標涉及圍標活動」。這個「有指稱」其實已經道盡政府的心態，就是「既不承認，亦不否認」圍標問題。政府既然不承認問題，如何能向公眾宣傳反圍標的訊息呢？如何能對症下藥反圍標呢？
我經常打個比喻，非洲的電郵騙案極難偵查，難道無人被定罪，政府就可以坐視不理嗎？至少，《警訊》都會教導市民要提防受騙。現時社會普遍意識到大維修的圍標問題，但政府仍然堅持「既不承認，亦不否認」，猶如《國王的新衣》的主角，自欺，但無法欺人。
由於政府無心，自然亦無力反圍標。今次修例政府雖然考慮到反圍標大聯盟的部份建議，但迴避核心問題，令修例變成小修小補，無力扭轉圍標肆虐的局面。
現時法例沒有罰則，令法例淪為「冇牙老虎」，毫無阻嚇力。政府解釋，法團成員均屬自願擔任，加入罰則，會令有心服務的業主卻步。然而，大聯盟的倡議並非針對一些無心之失或輕微個案，而是針對一些嚴重情況，例如長期拒絕按法例召開業主大會改選，違法獨攬屋苑管理大權的惡劣情況，面對類似情況，民政署理應獲賦予法定權力介入，指令有關人士在限期前糾正問題，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絕遵從，民政署應提出檢控。大聯盟認為有關建議已慎重考慮現實情況，畢竟現時稍具規模的屋苑，每年管理開支動輒數百萬元甚至千萬元計，如涉及大維修，費用更以億元計算。所謂有權有責，自願管理如此龐大公共資源的人士，難道一句「我係義工」就可「冇王管」嗎？當然民政署大可搬出其金句「有事去土審」，讓業主自行入稟土地審裁處，付出龐大的法律開支和時間，承受沉重的精神壓力，去起訴掌握屋苑財政的法團，需知道，法團是利用公家錢和小業主打官司，因此無論最終何方勝訴，小業主都是輸家。
當然，民政署繼續無心處理圍標問題，自然不會要求加大法定監管權力，無法定權力，自然無力處理屋苑管理的濫權個案，繼續置身事外，好官我自為之﹗
林卓廷
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發言人
《建築物管理條例》的修例諮詢在2月2日結束，這條牽涉全港業主切身利益的法例，主宰每個屋苑的運作管理，可惜條例千瘡百孔，助長大維修的圍標問題，令小業主任人宰割，動輒承擔數十萬元計的維修費用，造成嚴重民怨。
圍標問題的根源，是政府只顧迫令業主進行維修，但缺乏監管，明知圍標越趨猖獗，多年來卻坐視不理，甚至否認問題的存在，不顧小業主死活。反圍標運動開展初期，無論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廉政公署防貪處高層，一直指大廈維修的圍標指控絕大部份屬揣測性，並無實證。有關說法有法庭紀錄引證，就是近年並無圍標集團的骨幹被起訴，更無任何定罪個案。然而無定罪個案，不等於無罪行發生。事實勝於雄辯，無論測量界代表、曾參與圍標勾當的人士和曾參與調查圍標案件的本人，都異口同聲，證實現時樓宇維修市場出現極嚴重的圍標問題，令維修價格屢創天價，小業主權益嚴重受損。
更令人憤怒的是，反圍標運動雖然已引起傳媒和小業主關注，但民政署發出的修例諮詢文件居然仍然指：「本港需要進行大型維修或翻新工程的舊樓越來越多，業主之間就大型維修工程而引起糾紛越趨普遍，有指稱這些工程的招標涉及圍標活動」。這個「有指稱」其實已經道盡政府的心態，就是「既不承認，亦不否認」圍標問題。政府既然不承認問題，如何能向公眾宣傳反圍標的訊息呢？如何能對症下藥反圍標呢？
我經常打個比喻，非洲的電郵騙案極難偵查，難道無人被定罪，政府就可以坐視不理嗎？至少，《警訊》都會教導市民要提防受騙。現時社會普遍意識到大維修的圍標問題，但政府仍然堅持「既不承認，亦不否認」，猶如《國王的新衣》的主角，自欺，但無法欺人。
由於政府無心，自然亦無力反圍標。今次修例政府雖然考慮到反圍標大聯盟的部份建議，但迴避核心問題，令修例變成小修小補，無力扭轉圍標肆虐的局面。
現時法例沒有罰則，令法例淪為「冇牙老虎」，毫無阻嚇力。政府解釋，法團成員均屬自願擔任，加入罰則，會令有心服務的業主卻步。然而，大聯盟的倡議並非針對一些無心之失或輕微個案，而是針對一些嚴重情況，例如長期拒絕按法例召開業主大會改選，違法獨攬屋苑管理大權的惡劣情況，面對類似情況，民政署理應獲賦予法定權力介入，指令有關人士在限期前糾正問題，如無合理辯解而拒絕遵從，民政署應提出檢控。大聯盟認為有關建議已慎重考慮現實情況，畢竟現時稍具規模的屋苑，每年管理開支動輒數百萬元甚至千萬元計，如涉及大維修，費用更以億元計算。所謂有權有責，自願管理如此龐大公共資源的人士，難道一句「我係義工」就可「冇王管」嗎？當然民政署大可搬出其金句「有事去土審」，讓業主自行入稟土地審裁處，付出龐大的法律開支和時間，承受沉重的精神壓力，去起訴掌握屋苑財政的法團，需知道，法團是利用公家錢和小業主打官司，因此無論最終何方勝訴，小業主都是輸家。
當然，民政署繼續無心處理圍標問題，自然不會要求加大法定監管權力，無法定權力，自然無力處理屋苑管理的濫權個案，繼續置身事外，好官我自為之﹗
林卓廷
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發言人
2015年2月4日 星期三
長平 - 從習博士銜頭說起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5日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ifc）和海港城都成了一間大學的校園？有人將其外牆圖片改造，貼上「香港蘇文大學」的校徽和校名，就可以公然在中國內地的淘寶網上銷售香港大學文憑了。這樁匪夷所思的事件並非惡作劇，而是真實的買賣，其遠程函授的副學士、學士及碩士學位證書，價格由一百至一千元人民幣不等，付款後七到十天就可拿到。香港媒體查實，這是一樁徹頭徹尾的造假案。
假造香港大學向內地兜售文憑或聘書，「蘇文大學」並非第一家。早年有「香港國際皇家社會科學院」，或稱「香港皇室文化研究中心」以約兩萬元人民幣價格向內地單位或企業領導人出售博士、院士甚至終身貴族爵位頭銜。內地不少官員和學者都購得了這些「榮譽」。
還有在香港注冊的「中國管理科學院」，先聘任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共五十位院士為「終身院士」，然後以幾萬元價格向其他人兜售「院士」頭銜。那些真院士們對這個「科學院」一無所知，居然不少人欣然同意受聘，被揭假後又集體發辭退聲明，乃鬧劇中的鬧劇。
假大學又稱「野雞大學」，多是不存在的虛構機構，向需要者兜售文憑。據稱中國人需求最旺，佔美國野雞大學文憑銷售九成五以上。在香港註冊的這些機構，目標客戶更是百分之百中國內地人。知名學者錢鍾書《圍城》中諷刺過，野雞大學現象在中國人盡皆知，但這並沒影響它們的需求。在很多時候賣方、買方和用人機構都知道這是假的，但它們仍可大行其道。
假文憑在中國就是現實版「皇帝的新衣」。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時，以一篇研究中國農業市場化論文，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也被指有造假嫌疑。在西方可能是被媒體深究的新聞，但在中國無人敢問，也真不是新聞，因為有太多不學無術的官員，轉眼間就有碩士、博士頭銜，誰都知道那是假的，但誰都點頭稱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社會各界都充斥着假學歷假文憑。曾經在微軟、盛大等國際知名公司任高管、被稱為打工皇帝的內地職業經理人唐駿，幾年前被曝學歷造假，擁有美國野雞大學「西太平洋大學」博士文憑，成一時笑談。但唐駿一定覺得自己很冤，因類似造假者不少，且很多人還以權力謀取學位、以假文憑謀官職。他寫的一本暢銷書的名字，頗具對這種現象的諷刺意味：《我的成功可以複製》。
香港假大學在內地銷售文憑，也顯示官方控制社會輿論的虛偽。隨着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發展，內地官方媒體及網絡社交媒體上，可以看到越來越多貶低香港制度的言論。香港的法制、經濟、政治、文化都被描繪得越來越不值錢，越來越應「北望」跟內地融合。但真奶粉要從香港買，假文憑也要在香港造，一國兩制原來不僅可用來換取身份獲得法治保障，還可以用來騙取那些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人的錢財。
同樣的虛偽也體現在對待包括香港價值觀在內的整個現代文明的態度上。北京當局一面大規模動用宣傳機器貶損西方文明，甚至讓教育部長出面喊話「絕不讓西方價值觀進入高校」，一方面包括習近平在內，大部份中共高官都紛紛將子女送到西方大學求學，這與香港假文憑、假頭銜在內地大有市場一樣，揭示了中共體制的虛偽。
值得指出是，不少在真大學獲得真文憑的內地專家教授，同樣不學無術，欺世盜名，甚至出賣學術良知，為專制政權塗脂抹粉。
在這種社會環境、認知水平之下，除了唐駿事件等具有起哄意味的會吸引眼球，內地大多數人對假文憑、假頭銜已不覺新鮮，不那麼在意。在中共公然抵制人類普世價值、隨意侵犯人權、踐踏言論自由、大肆抓捕異議人士背景下，習近平等人文憑的真假問題，似乎顯得微不足道了。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ifc）和海港城都成了一間大學的校園？有人將其外牆圖片改造，貼上「香港蘇文大學」的校徽和校名，就可以公然在中國內地的淘寶網上銷售香港大學文憑了。這樁匪夷所思的事件並非惡作劇，而是真實的買賣，其遠程函授的副學士、學士及碩士學位證書，價格由一百至一千元人民幣不等，付款後七到十天就可拿到。香港媒體查實，這是一樁徹頭徹尾的造假案。
假造香港大學向內地兜售文憑或聘書，「蘇文大學」並非第一家。早年有「香港國際皇家社會科學院」，或稱「香港皇室文化研究中心」以約兩萬元人民幣價格向內地單位或企業領導人出售博士、院士甚至終身貴族爵位頭銜。內地不少官員和學者都購得了這些「榮譽」。
還有在香港注冊的「中國管理科學院」，先聘任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共五十位院士為「終身院士」，然後以幾萬元價格向其他人兜售「院士」頭銜。那些真院士們對這個「科學院」一無所知，居然不少人欣然同意受聘，被揭假後又集體發辭退聲明，乃鬧劇中的鬧劇。
假大學又稱「野雞大學」，多是不存在的虛構機構，向需要者兜售文憑。據稱中國人需求最旺，佔美國野雞大學文憑銷售九成五以上。在香港註冊的這些機構，目標客戶更是百分之百中國內地人。知名學者錢鍾書《圍城》中諷刺過，野雞大學現象在中國人盡皆知，但這並沒影響它們的需求。在很多時候賣方、買方和用人機構都知道這是假的，但它們仍可大行其道。
假文憑在中國就是現實版「皇帝的新衣」。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時，以一篇研究中國農業市場化論文，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也被指有造假嫌疑。在西方可能是被媒體深究的新聞，但在中國無人敢問，也真不是新聞，因為有太多不學無術的官員，轉眼間就有碩士、博士頭銜，誰都知道那是假的，但誰都點頭稱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社會各界都充斥着假學歷假文憑。曾經在微軟、盛大等國際知名公司任高管、被稱為打工皇帝的內地職業經理人唐駿，幾年前被曝學歷造假，擁有美國野雞大學「西太平洋大學」博士文憑，成一時笑談。但唐駿一定覺得自己很冤，因類似造假者不少，且很多人還以權力謀取學位、以假文憑謀官職。他寫的一本暢銷書的名字，頗具對這種現象的諷刺意味：《我的成功可以複製》。
香港假大學在內地銷售文憑，也顯示官方控制社會輿論的虛偽。隨着香港爭取民主運動的發展，內地官方媒體及網絡社交媒體上，可以看到越來越多貶低香港制度的言論。香港的法制、經濟、政治、文化都被描繪得越來越不值錢，越來越應「北望」跟內地融合。但真奶粉要從香港買，假文憑也要在香港造，一國兩制原來不僅可用來換取身份獲得法治保障，還可以用來騙取那些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人的錢財。
同樣的虛偽也體現在對待包括香港價值觀在內的整個現代文明的態度上。北京當局一面大規模動用宣傳機器貶損西方文明，甚至讓教育部長出面喊話「絕不讓西方價值觀進入高校」，一方面包括習近平在內，大部份中共高官都紛紛將子女送到西方大學求學，這與香港假文憑、假頭銜在內地大有市場一樣，揭示了中共體制的虛偽。
值得指出是，不少在真大學獲得真文憑的內地專家教授，同樣不學無術，欺世盜名，甚至出賣學術良知，為專制政權塗脂抹粉。
在這種社會環境、認知水平之下，除了唐駿事件等具有起哄意味的會吸引眼球，內地大多數人對假文憑、假頭銜已不覺新鮮，不那麼在意。在中共公然抵制人類普世價值、隨意侵犯人權、踐踏言論自由、大肆抓捕異議人士背景下，習近平等人文憑的真假問題，似乎顯得微不足道了。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李怡 - 為甚麼香港人絕不能接受袋住先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2月4日
為通過成立他的遲產嬰兒創科局，梁政權不惜調動議程，甚至說立法會財委會不能提問，並厲言譴責拉布議員，認為當今的癥結是議員拉布，社會應該正視，要全港市民認清楚，拖遲惠民政策的是哪些拉布議員。
問題是拉布議員都是直選產生的，承托着數以萬計的選民授權，如果他們在立法會的表現不孚眾望，就要冒着下屆選不上的風險。而梁振英是689票產生的，事實上是中共發功才有689票，所以是中共欽點的。民選議員對梁特訴諸民意的恐嚇毫不在意，因為他們有選票支持。
莫說抽起其他議程而打尖的創科局是否惠民政策，就算真是惠民政策而受到承托民意的議員拉布拖延，也只是證明梁特確實已掉進塔西坨陷阱：即使是利民的好政策也會被公眾認為是壞政策也。
政府千方百計用盡傳媒和所有稍具公信力的人士，動員民意去支持議員通過「袋住先」的政改方案。但從設立創科局的特首與泛民議員間的拉鋸來看，就知道這個政改方案絕不能袋住先。因為在一黨提名之下，五百萬選民的投票，只是為梁振英一類候選人蓋橡皮圖章，使梁振英的民意認受性大增至超越所有直選議員。那時他挾民意授權，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做一切害港誤港勾當，包括力推港中融合，追隨深圳的發展模式，肆意打壓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大搞青年軍和推國教，如早前羅范椒芬所說的政府撥款不再需要立法會通過，和梁振英昨天說的可取消議員提問，廢止拉布。有百萬計的選民蓋橡皮圖章授權，梁共要做甚麼都不會再綁手綁腳。
游說民意接受袋住先的說詞之一，是走出普選的第一步，就可以在二○二二年普選特首時有所改善，比如擴大提委會組成的民選基礎之類。但這只是騙取支持的空話。人大八三一決定，並沒有說只適用於二○一七年特首選舉，意思也就是這種提名方式適用於以後的所有選舉。很難讓人相信，對種種溫和的妥協方案都落閘的中共專權政治，容許在實現第一次一黨提名的普選後，會放鬆它可以操控選舉結果的提名方式，轉而放權。因為已牢牢掌握權力者是從來都不會自動放鬆權力的。
游說袋住先的說詞之二，是沒有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選，就不會有二○二○年的立法會全面普選。因此否決這次的政改方案，就連立法會的普選也葬送掉也。林煥光說，既說是立法會普選，就意味着沒有功能組別。因此，為了立法會普選，這次的特首普選方案縱使不那麼好，也應該袋住先。首先，人大決定只說普選特首後「可以」普選立法會，但沒有說一定在接着的立法會選舉就實現全面普選。其次，中共從來沒有表示普選立法會就要放棄功能組別，相反有中共要員說過普選不一定要放棄功能組別。正如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世界上也有兩種普選，一種是普選，一種是中國普選。如果能夠實現中國式的特首普選，那麼也難免會有「中國普選產生的功能組別」，甚或會把一黨提名的特首普選方式引入立法會普選。因此，否決政改方案，至少可以維護現有的立法會普選機制，使它不致淪為中國普選。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謹守住人權公約中的公民的政治權利，世界上儘管普選方式有千百種，但除了專制政權之外，所有普選的目的就是要體現每一個選民的個人意志，許多國家的虛位元首都有任命民選執政者的權力，但都不會用他的權力不予任命，也不會指定候選人讓選民蓋橡皮圖章。這是對選民個人意志的尊重。只有以黨意凌駕民意的一黨專政的選舉才會有這種扭曲民意的所謂「民主集中制」的「普選」。香港沒有普選當然表示我們沒有政治權利，但如果我們接受了中國普選，那麼就不只是沒有政治權利，而且還讓挾民意授權而實際上是向黨意效忠的特首，甚或日後的立會議員，任意宰割，喪失的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會是自由法治和我們其他的權利。
提名是最關鍵一着。國家主席只會向提名他的黨負責，不會向數千人大代表負責。中國普選的特首也只會向提名他的黨負責，不會向選民負責。否決政改關係到全港市民是命運自主還是接受宰制的命運被主，也關係到每個人的尊嚴。（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為通過成立他的遲產嬰兒創科局，梁政權不惜調動議程，甚至說立法會財委會不能提問，並厲言譴責拉布議員，認為當今的癥結是議員拉布，社會應該正視，要全港市民認清楚，拖遲惠民政策的是哪些拉布議員。
問題是拉布議員都是直選產生的，承托着數以萬計的選民授權，如果他們在立法會的表現不孚眾望，就要冒着下屆選不上的風險。而梁振英是689票產生的，事實上是中共發功才有689票，所以是中共欽點的。民選議員對梁特訴諸民意的恐嚇毫不在意，因為他們有選票支持。
莫說抽起其他議程而打尖的創科局是否惠民政策，就算真是惠民政策而受到承托民意的議員拉布拖延，也只是證明梁特確實已掉進塔西坨陷阱：即使是利民的好政策也會被公眾認為是壞政策也。
政府千方百計用盡傳媒和所有稍具公信力的人士，動員民意去支持議員通過「袋住先」的政改方案。但從設立創科局的特首與泛民議員間的拉鋸來看，就知道這個政改方案絕不能袋住先。因為在一黨提名之下，五百萬選民的投票，只是為梁振英一類候選人蓋橡皮圖章，使梁振英的民意認受性大增至超越所有直選議員。那時他挾民意授權，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做一切害港誤港勾當，包括力推港中融合，追隨深圳的發展模式，肆意打壓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大搞青年軍和推國教，如早前羅范椒芬所說的政府撥款不再需要立法會通過，和梁振英昨天說的可取消議員提問，廢止拉布。有百萬計的選民蓋橡皮圖章授權，梁共要做甚麼都不會再綁手綁腳。
游說民意接受袋住先的說詞之一，是走出普選的第一步，就可以在二○二二年普選特首時有所改善，比如擴大提委會組成的民選基礎之類。但這只是騙取支持的空話。人大八三一決定，並沒有說只適用於二○一七年特首選舉，意思也就是這種提名方式適用於以後的所有選舉。很難讓人相信，對種種溫和的妥協方案都落閘的中共專權政治，容許在實現第一次一黨提名的普選後，會放鬆它可以操控選舉結果的提名方式，轉而放權。因為已牢牢掌握權力者是從來都不會自動放鬆權力的。
游說袋住先的說詞之二，是沒有二○一七年的特首普選，就不會有二○二○年的立法會全面普選。因此否決這次的政改方案，就連立法會的普選也葬送掉也。林煥光說，既說是立法會普選，就意味着沒有功能組別。因此，為了立法會普選，這次的特首普選方案縱使不那麼好，也應該袋住先。首先，人大決定只說普選特首後「可以」普選立法會，但沒有說一定在接着的立法會選舉就實現全面普選。其次，中共從來沒有表示普選立法會就要放棄功能組別，相反有中共要員說過普選不一定要放棄功能組別。正如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世界上也有兩種普選，一種是普選，一種是中國普選。如果能夠實現中國式的特首普選，那麼也難免會有「中國普選產生的功能組別」，甚或會把一黨提名的特首普選方式引入立法會普選。因此，否決政改方案，至少可以維護現有的立法會普選機制，使它不致淪為中國普選。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謹守住人權公約中的公民的政治權利，世界上儘管普選方式有千百種，但除了專制政權之外，所有普選的目的就是要體現每一個選民的個人意志，許多國家的虛位元首都有任命民選執政者的權力，但都不會用他的權力不予任命，也不會指定候選人讓選民蓋橡皮圖章。這是對選民個人意志的尊重。只有以黨意凌駕民意的一黨專政的選舉才會有這種扭曲民意的所謂「民主集中制」的「普選」。香港沒有普選當然表示我們沒有政治權利，但如果我們接受了中國普選，那麼就不只是沒有政治權利，而且還讓挾民意授權而實際上是向黨意效忠的特首，甚或日後的立會議員，任意宰割，喪失的不僅是政治權利，而且會是自由法治和我們其他的權利。
提名是最關鍵一着。國家主席只會向提名他的黨負責，不會向數千人大代表負責。中國普選的特首也只會向提名他的黨負責，不會向選民負責。否決政改關係到全港市民是命運自主還是接受宰制的命運被主，也關係到每個人的尊嚴。（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文敏 - 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言論自由
2015年2月3日
【明報專訊】近日左派報章藉教資會的研究報告對港大法律學院和我自己作瘋狂式的攻擊，原因之一是傳聞我可能出任大學副校長一職。大學任命副校長本是大學的內政，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對敢言的學者的打壓，更是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
教資會的報告
教資會的研究評核報告指出，港大法律學院達3星和4星的研究只有46％，而中大則達64％，於是左派報章便指港大學術水平下降，跟着推論學術水平下降是因為法律學院只顧搞政治而疏於研究，這兩點的立論均是似是而非。
中大有突出的表現，這是值得恭賀的，但這是否等於港大的研究水平下降？教資會明確指出，在解讀各院校在「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時，要充分考慮各院校不同的角色、使命、學科重點及發展背景。評審結果並非作比較用途，不應單獨使用，對不同院校的質素分佈概覽作出比較，既不公平，亦不恰當。
港大法律學院共有56名教職員參與評核，每人提交4篇論文，平均每人有一半的論文達國際卓越的標準，3星和4星不是合格率而是國際卓越的標準，而港大達至這國際卓越的標準的論文約超過100份，遠超於其他兩所法律學院的總和。當然我們絕對有空間做得更好，當年引入第三所法律學院便是要引入競爭，中大能在短期內迎頭趕上，正是競爭的原意，但這並不表示港大的水準下降。
港大法律學院全球排名18
我擔任院長任內，一直致力提高法律學院的國際水平。上任之初，法律學院基本上仍是主力於香港的教學型學院，落任之時，法律學院在全球排名18。這些年來，透過全球招聘，我們招攬了不少國際知名的人才加入法律學院，如澳洲墨爾本大學的講座教授、英國倫敦大學院（UCL）商法講座教授、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和前倫敦高等法院商法法官，亦邀得牛津和劍橋多名知名教授在學院內定期任教，並積極培育本地人才和年輕教員。在跨院系的研究方面，我們和劍橋大學在醫學倫理和法律方面開創合作性研究，和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合作在稅法和刑事公義兩方面合作研究，並與倫敦大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北京大學作定期的學術研究研討會，和內地大學合作開展研究上海自貿區的法律問題。本地方面，教資會設立5項策略性研究，唯一一項在人文科學的研究，即香港未來在金融方面的發展便是由我院領導。去年港大法律學院在QS全球法律學院排名榜排名18，足證港大法律學院的水平。
法律學院一直能錄取最優秀的學生，收生水平遠高於其他院校，更直逼牛津劍橋。近年我們更積極發展交換生計劃，目標是令每一位本科生均有機會在海外就讀，更首創法律臨牀服務，提供免費法律服務，將教學與服務共冶一爐。我們更與海外一流大學如美國的長春藤大學合作舉辦雙學位課程，這些大學願意和法律學院合作，亦是法律學院水平得到國際認同的明證。
法律學院公法和實務法律研究
至於說法律學院因參與政治而疏於研究更屬無稽之說。首先，法律學院芸芸50多名教職員，參與政治的只有極少數，大部分教職員最多只是論政。我們比較着重公法方面的研究，而公法和社會及政治發展息息相關，所以在政制發展，人權法治方面港大法律學院的教授是較多發表意見，但這不少正是研究的一部分，亦是港大法律學院以法律專業知識回饋社會，秉承維護公義，法治和普通法的傳統。
法律學院亦有大量針對本地法律發展和法律實務發展方面的研究，可惜教資會這次評核，對一些實務法律的研究相對不太重視，認為這些研究應由執業律師進行，學者應專注於理論、比較法和跨學科的研究，但香港實際情况是鮮有執業律師著書立說作研究，作為植根於香港的大學，我們有責任推動本地的法律發展，須實務與理論並重，這是我們和評核委員在期望方面的落差，亦導致不少我們的實務法律研究獲較低的評分。
由於歷史悠久，在人事編制方面我們較欠缺彈性，個別教員全心投入教學以致疏於研究的情况亦確實存在，這是我們需要檢討的。
政治打壓學術與言論自由
更令人擔憂的是政治打壓學術與言論自由之風。大學任命副校長是大學的內政，打從去年11月起，左派報章已不斷試圖向大學施加壓力，阻止一些敢言的學者進入領導層。此風一開，所有大學的高層任命均會受政治阻撓，面對這種文革式的批鬥，香港日後還怎樣能吸引人才？大學是各種思潮衝擊匯聚的地方，大學能有所成，全賴於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執著，知識分子的可貴，在於那種不向權貴折腰的風骨。報章淪為政治工具，實在令人嘆息，而這種政治打壓，只會摧毁香港的核心價值，令一國兩制的前景更暗淡。
教資會的報告極度機密，連委員也只能目閱，為何左派報章在報告發表前兩天已能取得報告？在傳媒多翻追問下，教資會仍拒絕透露報告是否事前提交教育局和特首辦，如果這次事件涉及政府高層，那便是非常嚴重的干預學術與言論自由的事件。
【明報專訊】近日左派報章藉教資會的研究報告對港大法律學院和我自己作瘋狂式的攻擊，原因之一是傳聞我可能出任大學副校長一職。大學任命副校長本是大學的內政，左派報章以這種批鬥的方法向大學施加壓力，已屬嚴重干預院校自主，影響的不只是港大而是所有大學的自主。對敢言的學者的打壓，更是企圖壓制言論，侵害香港的核心價值。
教資會的報告
教資會的研究評核報告指出，港大法律學院達3星和4星的研究只有46％，而中大則達64％，於是左派報章便指港大學術水平下降，跟着推論學術水平下降是因為法律學院只顧搞政治而疏於研究，這兩點的立論均是似是而非。
中大有突出的表現，這是值得恭賀的，但這是否等於港大的研究水平下降？教資會明確指出，在解讀各院校在「研究評審工作」的結果時，要充分考慮各院校不同的角色、使命、學科重點及發展背景。評審結果並非作比較用途，不應單獨使用，對不同院校的質素分佈概覽作出比較，既不公平，亦不恰當。
港大法律學院共有56名教職員參與評核，每人提交4篇論文，平均每人有一半的論文達國際卓越的標準，3星和4星不是合格率而是國際卓越的標準，而港大達至這國際卓越的標準的論文約超過100份，遠超於其他兩所法律學院的總和。當然我們絕對有空間做得更好，當年引入第三所法律學院便是要引入競爭，中大能在短期內迎頭趕上，正是競爭的原意，但這並不表示港大的水準下降。
港大法律學院全球排名18
我擔任院長任內，一直致力提高法律學院的國際水平。上任之初，法律學院基本上仍是主力於香港的教學型學院，落任之時，法律學院在全球排名18。這些年來，透過全球招聘，我們招攬了不少國際知名的人才加入法律學院，如澳洲墨爾本大學的講座教授、英國倫敦大學院（UCL）商法講座教授、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和前倫敦高等法院商法法官，亦邀得牛津和劍橋多名知名教授在學院內定期任教，並積極培育本地人才和年輕教員。在跨院系的研究方面，我們和劍橋大學在醫學倫理和法律方面開創合作性研究，和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合作在稅法和刑事公義兩方面合作研究，並與倫敦大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北京大學作定期的學術研究研討會，和內地大學合作開展研究上海自貿區的法律問題。本地方面，教資會設立5項策略性研究，唯一一項在人文科學的研究，即香港未來在金融方面的發展便是由我院領導。去年港大法律學院在QS全球法律學院排名榜排名18，足證港大法律學院的水平。
法律學院一直能錄取最優秀的學生，收生水平遠高於其他院校，更直逼牛津劍橋。近年我們更積極發展交換生計劃，目標是令每一位本科生均有機會在海外就讀，更首創法律臨牀服務，提供免費法律服務，將教學與服務共冶一爐。我們更與海外一流大學如美國的長春藤大學合作舉辦雙學位課程，這些大學願意和法律學院合作，亦是法律學院水平得到國際認同的明證。
法律學院公法和實務法律研究
至於說法律學院因參與政治而疏於研究更屬無稽之說。首先，法律學院芸芸50多名教職員，參與政治的只有極少數，大部分教職員最多只是論政。我們比較着重公法方面的研究，而公法和社會及政治發展息息相關，所以在政制發展，人權法治方面港大法律學院的教授是較多發表意見，但這不少正是研究的一部分，亦是港大法律學院以法律專業知識回饋社會，秉承維護公義，法治和普通法的傳統。
法律學院亦有大量針對本地法律發展和法律實務發展方面的研究，可惜教資會這次評核，對一些實務法律的研究相對不太重視，認為這些研究應由執業律師進行，學者應專注於理論、比較法和跨學科的研究，但香港實際情况是鮮有執業律師著書立說作研究，作為植根於香港的大學，我們有責任推動本地的法律發展，須實務與理論並重，這是我們和評核委員在期望方面的落差，亦導致不少我們的實務法律研究獲較低的評分。
由於歷史悠久，在人事編制方面我們較欠缺彈性，個別教員全心投入教學以致疏於研究的情况亦確實存在，這是我們需要檢討的。
政治打壓學術與言論自由
更令人擔憂的是政治打壓學術與言論自由之風。大學任命副校長是大學的內政，打從去年11月起，左派報章已不斷試圖向大學施加壓力，阻止一些敢言的學者進入領導層。此風一開，所有大學的高層任命均會受政治阻撓，面對這種文革式的批鬥，香港日後還怎樣能吸引人才？大學是各種思潮衝擊匯聚的地方，大學能有所成，全賴於對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執著，知識分子的可貴，在於那種不向權貴折腰的風骨。報章淪為政治工具，實在令人嘆息，而這種政治打壓，只會摧毁香港的核心價值，令一國兩制的前景更暗淡。
教資會的報告極度機密，連委員也只能目閱，為何左派報章在報告發表前兩天已能取得報告？在傳媒多翻追問下，教資會仍拒絕透露報告是否事前提交教育局和特首辦，如果這次事件涉及政府高層，那便是非常嚴重的干預學術與言論自由的事件。
2015年2月3日 星期二
孔誥烽 - 中共是最大的自決派
2015年2月2日
【明報專訊】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拋棄了英國人講政策、做實事的傳統，改以毛主席在中共黨大會作政治報告的風格，挑動意識形態爭論，批判港大《學苑》「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輯鼓吹港獨。事後梁愛詩說「香港從無主權所以不存在自決」。馮煒光則建議民主派議員多讀歷史。左派報章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在此意識形態爭論的大風大浪之中，或者我們也應該響應建制派的呼籲，多學習黨和國家的歷史，多了解國情。我在去年6月於《明報》這個欄目的文章，指出承認少數民族的分離自決權和實行聯邦制，乃是列寧國家建設理論的支柱。那麼當年事事以俄為師的中共，到底是怎樣看「自決」的呢？
中共曾支持少數民族獨立建國
只要你看看中共的歷史文獻，便會發現當年中共在很長時間都在追隨蘇聯的少數民族自決理論。1924年，蒙古的革命黨在蘇聯支持下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脫離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和各地軍閥，均不予承認，唯獨剛成立的中共視蒙古獨立建國為少數民族行使民族分離自決權的範例。1928年於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更正式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利。
後來中共在井岡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在1934年的憲法大綱，便有「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的著名條文。
中共支持分離自決權，不止於講的層次，還以真槍實彈幫助少數民族獨立建國。例如紅軍在長征期間，便曾鼓動今為四川甘孜藏區的進步政教精英組織軍隊和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國（波巴即「藏人」的意思）。
1936年，在五世格達活佛領導下舉行的波巴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宣言，便明確表示：
千餘年前，我們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加普帝國……這個帝國獨立300多年，卒被中國漢族皇帝千謀百計的征服了……（漢族）毁我們的神教，佔我們的田地，搶我們的財產，挖我們的金礦，姦污我們的婦女……我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忍受就是滅亡！大會認為：要想永遠解除這些痛苦，只有全體波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起來獨立，只有永遠脫離蔣介石漢官、軍閥及一切侵略者的統治而自由而獨立。我們的旗幟是「波巴獨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興番滅蔣」！
到了今天，格達活佛仍為中共敬仰。現在甘孜便有一座「朱德總司令與五世格達活佛紀念館」，裏面有一座由江澤民題字的朱德與格達活佛促膝長談的銅像。
一建政便變臉
中共承認少數民族的分離自決權，到1949年建政前夕都沒有改變。毛澤東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原文中，便表明「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有關段落在1949年之後的版本被刪走）。最近有中共黨史專家更發現，在1948年底到1949年8月中由周恩來主導草擬，毛澤東批改，作為中華人民共和憲法前身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多個草案，均保留了「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治自決權」和中國行自由聯邦制的條款。
但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後，中共對少數民族自決權的立場，便忽然出現180度的轉變。中共中央在1949年10月5日發給第二野戰前委的一份電報，即指示不要再提民族自決權：
「關於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强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曾强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强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於被動的地位。在今天應强調，中華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團結……」
這不能說得再白了：當初提出少數民族自決權，就是要騙少數民族支持中共推翻國民黨，現在目的已達，還不走數？
民族問題框架下的香港問題
那麼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跟香港有何關係？雖然香港人口大多是漢族華人，但中共其實一直都將香港問題放在民族問題的框架之中思考。大陸出版有關民族問題的入門書、教科書，很多都包括港澳台問題的章節。1981年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在解釋何為「一國兩制」時，便曾明言這源自1951至59年中共在與達賴喇嘛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的西藏政策：
可以研究一下我們對西藏的解決辦法。我們對西藏問題，同達賴曾達成協議，我們那時答應達賴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對西藏不進行改革。我們是遵守這個諾言的。我們完全按照這樣去做了，一直到1959年達賴自己叛國，逃跑到外國為止。
最近中共的香港白皮書重新解釋一國兩制，說香港的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而是「單一制下」的地方自治，就是要將香港納入「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體系。到底香港的自治要被閹割到什麼程度，中共才會高興？我們只要看看大陸那些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狀况，自然便會心中有數。
人大8‧31決議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曾驚嚇表示，「中央是香港最大民主派」。從中共1949年之前支持少數民族自決獨立的歷史來看，中共原來曾經也是最大的自決派。它在1949年後忽然反對邊地的民族自決權，並非理論上和原則上的反對，而是一種撕毁承諾的行為。如果你再追問，為何堂堂大黨會不守信諾至此？那就真的不要再說了。
參考書目
杜玉芳 〈祖國統一的路徑抉擇——「西藏模式」的形成及影響〉《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1年第2期
陳揚勇〈《共同綱領》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兼談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
唯色〈被利用的格達活佛〉2011年10月5日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0/blog-post_05.html）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明報專訊】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拋棄了英國人講政策、做實事的傳統，改以毛主席在中共黨大會作政治報告的風格，挑動意識形態爭論，批判港大《學苑》「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專輯鼓吹港獨。事後梁愛詩說「香港從無主權所以不存在自決」。馮煒光則建議民主派議員多讀歷史。左派報章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
在此意識形態爭論的大風大浪之中，或者我們也應該響應建制派的呼籲，多學習黨和國家的歷史，多了解國情。我在去年6月於《明報》這個欄目的文章，指出承認少數民族的分離自決權和實行聯邦制，乃是列寧國家建設理論的支柱。那麼當年事事以俄為師的中共，到底是怎樣看「自決」的呢？
中共曾支持少數民族獨立建國
只要你看看中共的歷史文獻，便會發現當年中共在很長時間都在追隨蘇聯的少數民族自決理論。1924年，蒙古的革命黨在蘇聯支持下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脫離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和各地軍閥，均不予承認，唯獨剛成立的中共視蒙古獨立建國為少數民族行使民族分離自決權的範例。1928年於莫斯科舉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更正式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利。
後來中共在井岡山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其在1934年的憲法大綱，便有「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的著名條文。
中共支持分離自決權，不止於講的層次，還以真槍實彈幫助少數民族獨立建國。例如紅軍在長征期間，便曾鼓動今為四川甘孜藏區的進步政教精英組織軍隊和建立波巴人民共和國（波巴即「藏人」的意思）。
1936年，在五世格達活佛領導下舉行的波巴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宣言，便明確表示：
千餘年前，我們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加普帝國……這個帝國獨立300多年，卒被中國漢族皇帝千謀百計的征服了……（漢族）毁我們的神教，佔我們的田地，搶我們的財產，挖我們的金礦，姦污我們的婦女……我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忍受就是滅亡！大會認為：要想永遠解除這些痛苦，只有全體波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起來獨立，只有永遠脫離蔣介石漢官、軍閥及一切侵略者的統治而自由而獨立。我們的旗幟是「波巴獨立」，我們當前的任務是「興番滅蔣」！
到了今天，格達活佛仍為中共敬仰。現在甘孜便有一座「朱德總司令與五世格達活佛紀念館」，裏面有一座由江澤民題字的朱德與格達活佛促膝長談的銅像。
一建政便變臉
中共承認少數民族的分離自決權，到1949年建政前夕都沒有改變。毛澤東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原文中，便表明「允許各少數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及在自願原則下和漢族聯合建立聯邦國家的權利」（有關段落在1949年之後的版本被刪走）。最近有中共黨史專家更發現，在1948年底到1949年8月中由周恩來主導草擬，毛澤東批改，作為中華人民共和憲法前身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多個草案，均保留了「承認少數民族的自治自決權」和中國行自由聯邦制的條款。
但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之後，中共對少數民族自決權的立場，便忽然出現180度的轉變。中共中央在1949年10月5日發給第二野戰前委的一份電報，即指示不要再提民族自決權：
「關於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問題，今天不應再去强調，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曾强調過這一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變化，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黨領導的新中國業經誕生……在國內民族問題上，就不應再强調這一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於被動的地位。在今天應强調，中華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團結……」
這不能說得再白了：當初提出少數民族自決權，就是要騙少數民族支持中共推翻國民黨，現在目的已達，還不走數？
民族問題框架下的香港問題
那麼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跟香港有何關係？雖然香港人口大多是漢族華人，但中共其實一直都將香港問題放在民族問題的框架之中思考。大陸出版有關民族問題的入門書、教科書，很多都包括港澳台問題的章節。1981年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在解釋何為「一國兩制」時，便曾明言這源自1951至59年中共在與達賴喇嘛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後的西藏政策：
可以研究一下我們對西藏的解決辦法。我們對西藏問題，同達賴曾達成協議，我們那時答應達賴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對西藏不進行改革。我們是遵守這個諾言的。我們完全按照這樣去做了，一直到1959年達賴自己叛國，逃跑到外國為止。
最近中共的香港白皮書重新解釋一國兩制，說香港的自治不是「完全自治」，而是「單一制下」的地方自治，就是要將香港納入「單一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體系。到底香港的自治要被閹割到什麼程度，中共才會高興？我們只要看看大陸那些少數民族自治區的狀况，自然便會心中有數。
人大8‧31決議之後，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曾驚嚇表示，「中央是香港最大民主派」。從中共1949年之前支持少數民族自決獨立的歷史來看，中共原來曾經也是最大的自決派。它在1949年後忽然反對邊地的民族自決權，並非理論上和原則上的反對，而是一種撕毁承諾的行為。如果你再追問，為何堂堂大黨會不守信諾至此？那就真的不要再說了。
參考書目
杜玉芳 〈祖國統一的路徑抉擇——「西藏模式」的形成及影響〉《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1年第2期
陳揚勇〈《共同綱領》與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確立——兼談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形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
唯色〈被利用的格達活佛〉2011年10月5日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0/blog-post_05.html）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2015年2月1日 星期日
鄭美姿訪問趙德胤：拍攝緬甸蠻荒實况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2月1日
【明報專訊】電影《冰毒》最後兩分鐘，是一頭瘦骨嶙峋的牛，四條腿遭五花大綁，兩隻黑眼珠被嚇得凸了出來；牛還喘着粗氣時，頸骨便啪一聲給扭斷，喉嚨被破開，溫熱的血汨汨流滿了鏡頭。
隔着電腦屏幕也看不下去，我瞇起雙眼，自齒縫間吸一口氣，一股腥臊充斥肺葉。
這裏不是緬甸，我定一定神；這裏是銅鑼灣一家精品酒店，空氣是帶點刺鼻的香薰油味道。
導演這齣戲的人叫趙德胤，今年將憑此片代表台灣，出征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而他來自緬甸，移民台灣；在緬甸時他拿的是手槍，去替被人砍了一刀的姐夫報仇；在台灣他用的是電影，去重現緬甸最赤裸的真實：「我們是在緬甸那種社會混出來的人，是知識分子，也是激進分子。我的認知裏沒有吵架這個字，要不就打架，即是你們所說的野蠻，所以連拍戲，都是瘋狂的去拍。」
很多評論認為《冰毒》的結局過分血腥，電影大師貝托魯奇則形容為「冷靜、殘酷卻很優雅」，李安也特別趕去紐約的翠貝卡影展，只為看其首映。
趙德胤自己則這樣看：「這段結局比起在緬甸發生的事，還不算殘忍。」
趙德胤給我遞上卡片，一望見卡片上兩行像煞英文「c」的緬文，我忍不住低呼一聲：「我剛去了緬甸一個月，回來兩個幾星期，再看到這個文字覺得很眼熟。」
他瞪一瞪眼睛：「怎麼能去一個月？」
我像是他鄉遇故知：「所以帶着一身病回來了。」
那個討厭的緬甸 要回來先要離開
然後他的眼睛落在我的左邊面，臉上受感染的皮膚，就是自緬甸帶回來的其中一個病，皮膚科醫生也看不好，但我覺得這個江湖郎中似乎有料到。
接着這個導演開始診症：「你吃了什麼藥？現在是惡化了還是改善了？夠三星期了嗎？其間有沒有發燒？沒有？那應該只單純是皮膚表層的過敏，毛囊炎，緬甸太髒了，水也不好什麼？你還在河裏洗澡？水裏有蟲的呀，你們外國人受不了的！《冰毒》我們拍了十天，由台灣去的工作人員全部病倒了，每天都拉肚子，病足十天。年幾前我回緬甸拍另一部戲，病到我以為自己真的要死了，最後跨境去泰國醫病。回台灣後身上都長了疱，去照超聲波，才發現肚子裏生了蟲。外國人是受不了的，我都受不了。」他頓一頓，再說了一句：「連我去緬甸，都會討厭。」
他討厭自己活了一整個童年的地方，因此當初想盡一切辦法要逃到台灣念大學，學成後又不住返回緬甸透過拍電影來緩解鄉愁，那是多麼矛盾的感情。趙德胤不過三十二歲，但長如鐵軌的回憶，令他變成一個老頭。
家鄉，不離開永遠無望
那是緬甸北部的Lashio，趙德胤在那裏住到十六歲。他拍過的好幾部戲，全都在Lashio偏北的地方取材。我當日乘的一輛跑全國主要幹線的大巴，最後一個站就是Lashio。那是最近中緬邊境之處，住着最多的中國華僑，我曾因為反正閒着而打算多乘七、八小時車晃去那裏看看，但賣票人的表情告訴我那裏幾乎沒有什麼，所以我就是沒去到那一站。
「小時候和現在，Lashio也是一樣，沒變過。我是家裏的么子，二哥二姐都到泰國打工，兄姐曾經以為打工養我，我的生活就會愈來愈好。但最後他們都覺得如果你不離開這個地方，人生大概就沒有希望，待在這裏，生活永遠不會變好。」
販毒賺大錢 被拉也光榮
趙德胤很會讀書，成績總是最好的，但從沒有同學或老師因此而誇過他；班上有些同學家裏販毒，因此買得起車子，又能吃得好，同學都羨慕，連老師都尊敬他們：「很多人父親因販毒被拉了坐牢，也不是禁忌，還很光榮的，因為有錢啊。當整個社會都窮，價值觀也就偏差了。」
他每晚睡覺前，都希望明天一早醒來全世界都改變了，一切重新開始：「我每一天對所有的生活現狀都不滿意，天天都想改變。改變一定要冒險，冒險去賺錢，任何可以賺錢的事我都會做。如果我沒去台灣，我長大後一定會販毒，我一定會幹非法的事，因為我自小那種想要賺錢去改變的心太強了，我會不惜一切的。」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六日，趙德胤終於離開了他很討厭的緬甸。那年他十六歲，家裏花了一個月的生活費（大概港紙八塊錢），買來一張台灣學校入學試的報名表，他從六千個報考者中考上頭五十名，獲台灣學校取錄。家裏再花了半年時間籌錢，終於籌措了約二萬元港紙，用來「送」給層層疊疊的官員，最終辦好一本去台灣的緬甸護照。「護照七月十五號發下來，我十六號急不及待即刻要離開了。」
僅帶二百美元 到台灣買個希望
他十六歲，帶着二百美元，承載着母親和四名兄姐的盼望，一個人到達台灣機場，行李裏放了一套全家人省吃儉用給他買來的最上好的西裝：「我們以為外國人無時無刻都穿西裝的。」那天他跟自己講了一句說話，就是他來台灣的目的，不是念書，是賺錢，只有賺到了錢，生命才能改變。
翌日去到學校，他被告知要交一千美元的學費，他的賺錢生涯也就正式開始了。「我去做地盤，也去做廚房，打工為主，上學為副。」一直到他考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修讀設計，為的就是有多些時間打工賺錢。「我連畢業功課為什麼會交上了一齣短片，也是因為拿攝錄機去替人家拍婚禮賺錢，才興起了拍片交功課的念頭。」
他那齣畢業作品《白鴿》獲選為系裏的第一名，並憑此晉身釜山影展、哥本哈根影展、里昂影展等，取得台灣國際學生電影金獅獎，從此受到注目。「一路走來，我不過為了生存。我去台灣之前連一齣電影也沒有看過。我的人生直到二十三歲，賺夠了錢給家裏蓋了一個房子，Lashio的家終於有了可以住得人的房子，家裏很好了，我才覺得我一直給錢困擾的問題終於結束了。我的人生開始可以做一些跟錢沒太大關係的東西了，也意味着人生另一種痛苦的開始，就是你閒着沒事就胡思亂想。」說着他的眼睛又落在我的左臉，我那一塊受了感染的皮膚，他打趣道：「就像你也是想得太多了吧，才會想到走去緬甸一些不毛之地體驗人生。」
拍片解答想不通的人性問題
從那個時候開始，趙德胤一直在拍緬甸一種最赤裸的真實，有關貧窮的、有關毒禍的：
「去到一個地步我停不下來，我需要拍這個電影，去解答我想不通的人性的問題。你知道嗎？我拍的片去過這麼多國家的電影節，但電影節根本不需要我，裏面厲害的導演太多了，他們不需要一個緬甸的。就像你的報紙，你今日不出來訪問我，大家都仍然可以活得好好，可能只是你需要這個東西，你需要透過這個東西去表達一種你的想法。我在情感上也是這樣需要電影，它讓我把自己的一點東西表達出來。」
同學際遇比電影更戲劇性
每一齣電影，都是他心裏一種鄉愁。這個斷言自己如果沒去台灣、留在緬甸終必會販毒的人，最後因着上天的一絲憐憫，把他的人留着再遣送去當導演，大概也是人生的一種安排，否則電影《冰毒》的現實，將無從告訴世人。他說：「我國中那一屆有七十個學生，當中三十人做了毒品生意，另外五個人犯了事被槍斃死了，有四人因嗑藥死掉，十幾個人現正在坐牢。」這個畢業班同學的際遇，比他拍的電影還更有戲劇性。
最恐怖拍片體驗 拍玉礦場染病險死
他剛出爐的新片《挖玉石的人》，現正於荷蘭電影節首映，被譽為亞洲版的血鑽石，那是他待在緬甸最北部綿延百公里的玉礦場的紀錄片。拍那個戲他每天跟挖玉工人一同吃一同睡一同拉，就此染了大病，幾乎死掉，最後他跨境去了泰國看醫生：「留在緬甸看醫生怕會死得更快。」他說那是他經歷過最恐怖的拍攝體驗，異常惡劣的地方，氣溫只有兩三度的山區，方圓百公里也沒地方有熱水，他大半個月沒洗澡，某一天聽人家說兩個小時車程外有一家店子，那裏可給你燒熱水洗澡，他立即就騎摩托車去了。「去到才知道，每逢一月他們才會幫人燒水，我急得大嚷你每個月人工多少，我付你一個月薪水你只要燒一點熱水給我。最後因為機器的問題，爐不能開，我再騎兩個小時車返家。」
千千萬萬礦工悲歌
趙德胤沒多說為何他對玉礦場情有獨鍾，要在那個危險的戰區堅持一年拍了這部紀錄片。但其實他的大哥曾冒險到玉礦場挖玉石，希望為家裏圖點大錢，趙德胤每日都期盼大哥會否挖到一塊真正漂亮的綠玉，而最後大哥就如其他千千萬萬個礦工一樣，玉沒挖成，卻染了一身毒癮回家。
在緬甸對抗是一定流血
形容自己骨子裏野蠻的趙德胤，曾經因為在玉礦場工作的姐夫，被一個小混混用刀砍了一刀，而號召了幾個軍人朋友，帶着手槍和武器去報仇，還不過是五六年前的事。而手槍當然是靠嚇的，但他那伙人也真的用槍托把混混打倒地上，結黨逞兇的事迹瞬間在家鄉流傳，他卻說這種名聲可保護家人平安。惡人天不怕地不怕，卻竟然跟記者說，香港雨傘運動的新聞片段讓他看不下去。
「我們在緬甸長大看過好多社會運動，要對抗就一定死人流血，這樣歷史才會留下紀錄，當下才會有影響。這種就是我們給教育出來的野蠻。」因此當他看着香港人幹嘛上街抗議遭警方追打，卻毫不還手的時候，他就覺得困惑：「如果我去參加這些運動，一定藏一根棍子，警察一動我，我立刻就回打他。我們在緬甸上街，棍子、頭盔是必備，你怎能不帶武器？」
他知道自己緬甸式的野蠻，因此台灣反中、或者是佔領立法院，他心裏非常支持，他從來避免評論，也不敢現身。「我們這種人一去就有危險了，所以我跟台灣的導演是這樣說，如果你們反中要打雜，一定算我一份，如果你們只去吵架，就不要預我。反正我不怕講大陸的壞話，大陸就是把最劣質的食品、醫療用品等運到緬甸去，造成了全國社會都面臨的很大的健康問題。」
文 鄭美姿
圖 李紹昌、網上圖片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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