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哲暐 - 這個崩壞而虛偽的時代——駁彭泓基、樂鞏南及宋恩榮

2015年8月31日

【明報專訊】港共政權干預香港大學自主一事，擾攘多日。其間，有港大校友激烈筆戰，刀光劍影。本人非港大舊生，本無意介入，但讀到彭泓基及樂鞏南的文章，及聽到宋恩榮之言論，實在忍無可忍，決定加入戰團。

早前有教會團體舉辦電影會，播放《總主教之血》，電影主角為薩爾瓦多前總主教羅梅洛。羅總主教政治取態保守，少與獨裁軍政府對抗。後因友人Grande神父被刺殺，看清了政權暴虐之本質，故挺身而出，保衛人權，與軍政府對着幹。本人分享時指出，當時拉丁美洲的左右之爭非常激烈，右翼軍政府上台，必鎮壓左翼。而左翼中人也不甘示弱，組織游擊隊反抗，暗殺、綁架等慘案時有發生。而左翼由於有反教會傾向，教會中人多默許右翼政權的獨裁統治。政治從來不是非黑即白，尤其在拉丁美洲，左右兩翼均使用「顯性」暴力。不少人因而會得出以下結論：兩邊皆暴力，因此兩邊皆有錯，最緊要就是多多溝通。但這是虛偽或無知的。表面上雙方類同，但我們要懂得認清表面底下的結構問題與制度不公。當制度明顯偏袒一方時，你扮扮「中立」，就是助紂為虐。總主教就是看清了現實。其雖然譴責某些神父參與游擊隊，卻拒絕淪為「偽中立」、「偽理性」者，而是指摘軍政府維持不公制度、殺戮人民。政府威脅教會、破壞教堂，總主教仍拒絕低頭，最終蒙難。

香港相比於薩國，可謂和平得多，但權貴中產之虛偽，卻不遑多讓。當天衝進會議室之港大學生，與左翼游擊隊簡直是象蟻之比，然而權貴及法利塞人卻同樣選擇無視政權之魔爪，「小罵大幫忙」，而鋪天蓋地譴責學生。

回歸文本，待我等看看三位之論述。先談彭泓基。彭氏文章雖則語調溫和，但不減當中之虛妄。彭氏早前撰〈與程翔兄論「正義」 攜手一起「救救港大」！〉（《明報》，8月18日）一文，引用Amartya Sen，謂我等應該「容許多種不同的『正義』緣由存在」，不應「只能看到一種『公義』」，藉此批評學生唯我獨尊。程翔先生對此已有反駁。然彭氏不罷休，再撰〈與程翔兄再論「正義」——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明報，8月25日）反駁之，謂：「若正義的定義與是非尚未分清，就妄然定出不義，是否有值得商榷之處？對於真正的不義，例如日本侵華，屠殺千萬中國人，那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不義，我們皆應致力堅持抗爭！」另又指出：「每個人所感受到的『隱性暴力』都會不同，但有形的『暴力』則是顯而易見的……若當時學生因『隱性暴力』而義憤填膺，為什麼別人感受不到？」其後又表示：「但一切行為，都應有是非對錯的準則」，因此要譴責學生。以上論述，簡直狗屁不通。

隱性暴力制度不公是問題根源

彭的「道理」不難解讀：有權勢者的決定、制度不公，和「隱性暴力」，無清晰準則，可以各有各說，因此不需要下結論，應多多包容；至於學生的抗議較為激烈，很清楚，所以要痛斥。簡直荒謬絕倫。在拉丁美洲，不論政權及反抗者均用了「有形的暴力」，但導致暴力衝突不斷的，正是背後邪惡可恥的「隱性暴力」——制度不公。隱性暴力方是問題之根源。因此我等一般會「同情地理解」因反抗不公制度而使用武力者（不等於完全贊同），而厲聲譴責位高權重而武力鎮壓者。彭氏既然如此不齒「有形的暴力」，請撰寫鴻文譴責其校友孫文如何用暴力革命推翻滿清。另外，彭氏以為日本侵華真的「沒有任何異議」？那他應該去讀讀日本極右的正義觀。用彭氏的道理，我等也應該包容極右繼續宣示侵華乃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之論述，畢竟大家對「正義」的理解不同。以偽哲學論述去包裝自己的虛妄，擾亂視聽，實太可惡。

彭氏又斥責學生不懂「仁」與「禮」，缺乏尊重。本人實在無法再忍受某些人曲解孔孟之道去服侍政權。儒家以仁為禮之本，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心存仁愛，當渴望正道行於天下，所謂「天下為公」。見有不公而義憤填膺，正是仁之發揚。孟子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簡單直接，不難理解。不懂哲學，請不要扮懂，免丟人現眼。

政界無資格干涉學術研究

至於樂鞏南的文章，其實不值一駁，因為質素實在太低。但既然刊登了，稍駁也無妨。樂在〈有盲點不自知？還是不敢面對現實？〉（明報，8月3日）一文中謂：「延遲委任陳文敏教授為副校長的決定，並非一個學術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管理架構任用的高層行政管理人員的問題」（其語病非常嚴重）。要把「大專學院高層人員之任用」與「學術自由自主」脫鈎，相信要有極高「智慧」方能明白，我等凡夫俗子真的領會不來。樂氏再撰〈走火入魔的象牙塔中人〉（明報，8月25日），要幫董建華翻案：「董先生並沒有干涉鍾（庭耀）的民調。他差遣路祥安去了解一下那『新出爐』的鍾氏民調，起碼是看看是否……客觀、公正」。又指出「你學術界先插了一腳進來政壇，試圖影響政局，那麼禮尚往來，有何不妥？」前句說董生無干涉，後句卻說是「禮尚往來」，即是有干涉，這叫「鬼拍後尾枕」。學術界研究政治現象，天經地義；政界卻無任何資格干涉學術研究，此乃世界通例。不過樂氏所秉持的應該是「祖國」邏輯，所以屬於世界之吾人，無可能理解。

很多對學生指控無證無據

最後是宋恩榮。宋先生日前出席電台節目，譴責闖入會議室之學生「自貶成無道德底線、禽獸不如」。此與早前李國章指控學生為「紅衛兵」之論述互相輝映。學生當日之行動激烈，毋庸置疑，但很多指控無證無據。例如中英文也不太懂的港大校董鍾樹根，就曾聲稱「一位女性校委則被示威者在停車場非法禁錮和圍罵，要求她『下跪』道歉才放人」，學生是「草菅人命」。原來立法會議員就可以隨意指控學生而不提任何證據，待遇真優厚。這班學者議員，會譴責香港的學生「禽獸不如」、有如「紅衛兵」、「草菅人命」，卻不會去譴責真正由毛澤東統領的紅衛兵「禽獸不如」，更不敢指控共產黨「草菅人命」。沐猴而冠者，在今日香港可以橫行。

這就是我們當下身處的時代：禮崩樂壞、虛偽充斥。殖民地奴才性格，遍佈各界。奴才與奴隸不同：奴隸充滿不甘，可以有反抗思想；奴才則是心甘情願做當權者的奴婢，迎上欺下，從中取利。再加上中共倡導的法西斯大一統極端民族主義，香港的奴才戴上了「愛國」的面具，對黨國卑躬屈膝、摧眉折腰，對人民則目露兇光、喊打喊殺。很悲哀。但正是處於荒誕時代，更要學懂勇敢生存，好能與邪惡勢力周旋下去。

吳靄儀 - 以權力干預

明報   2015年8月31日

著名學人及港大前任校長王賡武教授回應記者訪問表示，舉世辦大學的最重要原則是讓教師、學者治校，負責行政的人及校外人盡力支持校內活動，有不同意見，大可商量，但不會干涉，真是可圈可點。用諸港大，校委會原是大學的最高行政機構（2011年改稱最高「管治」機構）。特首委任校外人士為委員，應抱着這個理念，要委任尊重教師、學者意見，協助教師、學者達到其治學目標的人，而不是佈下監視、箝制大學自立的棋子。

令人擔憂的是現任特首沒有這個認識和智慧，任何權力落在這種人的手裡，遲早都會鬧出事來。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在他報《來論》的注解是最好的證明。關於特首否決名譽學位建議人選的權力，他的解說是這是法例上有的，有權就有責，所以特首就有責任行使權力，不批准會議的人士得到頒授名譽學位。有趣的是，馮專員聲明梁特首自上任以來從未提名或推薦任何人之餘，並沒有說過他從未否決過任何委員會推薦的人選。

至於委任校外人士為校委會委員，馮專員稱，梁氏「只」委任過兩名，他並沒有說以何原則，但何需兩名？單委任一名過去作為學界至今猶有餘悸的李國章，已清楚顯示與王賡武原則背道而馳，真是一名也嫌多。

梁特首弄權干預之所以得逞，一個原因是社會上有些人的心態是校委會是大學的「老闆」、特首是「總經理」，有權干預是理所當然。這種對權力的錯誤理解才是最大的危險，因為法律上特首還有其他更重大的權力，例如委任法官、委任推薦司法人員任命的委員會成員。

不止特首。《基本法》第73（7）之下，立法會有權不同意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的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只需要反對者過半數。歷年來立法會已建立起一套尊重司法獨立、尊重委員會推薦的慣例與原則。在對權力的運用的正確理解之下，這些權力無可厚非，但落在一些行為令我們無法信任的人手中，就是架在香港人頭的利刃！

家明雜感：《迷城》眾人皆醉我獨醒

明報   2015年8月23日

林嶺東闊別多年，這次憑《迷城》歸來，不只拍凌厲的動作片，還要藉它言志，諷喻當下的香港。

他一向擅長城市警匪片，「城市」是他電影的標記，對上一部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97年《高度戒備》。林八十年代的成名作《龍虎風雲》，英文為「City on Fire」，套用在《高度》及《迷城》上同樣合適。

1．醉與醒

林嶺東以「迷」字修飾「城市」可圈可點（大陸版好像叫《謎城》，從內地看香港像個謎？又別具意味）。「迷」可以是「迷失」、「紙醉金迷」，無論如何都是「清醒」之反義。由《高度戒備》到《迷城》，剛好是香港回歸至今的時間跨度，林嶺東似乎要針對當下迷失的香港。《迷》的首個鏡頭是港幣一千大元，疊印在璀璨的香港夜色之上；意思明確不過了，香港的美靠錢財堆出來。古天樂演的郭天民，其開場白說得清楚：「錢是每個人的生命動力，這個世界什麼都有個價……」，畫面呈現富商跟少女在鬧市挽手同行。阿民接着說：「包括人的青春，理想，良知，公義。」特別留意，「良知」與「公義」是我們近年常掛在口邊的抗爭口號、社會的道德底線。《迷城》開始不久一宗暗殺案，被殺的是一名報紙老總，輕易教人想起現實的劉進圖事件——林嶺東借電影諷喻香港，更昭然若揭了。

《迷城》是仇富的，有錢人皆一副臭臉，林嶺東看來全不是好東西。譚炳文演的叔父很偽善，那個叫浩少（馬浴柯）的富二代面目可憎；為有錢人打工的律師佐治蔣（謝天華）唯唯諾諾，在老闆跟前不敢造次，對着下屬及情人呼呼喝喝。黑幫分子也只為有錢人賣命，台灣幫跟香港蠱惑仔的分別是：以黑頭（張孝全）為首的台灣幫心狠手辣，但亦更講道義；他們四海為家，特別需要互相扶持。香港的蠱惑仔則樣衰沒品，仁哥（李燦森）往日虛張聲勢，死到臨頭便窩囊不堪（李演得維肖維妙）。不過，骨子裏台港的黑道乃一丘之貉，「可以賣的命，都是賤命」。《迷》裏面的所有角色，無論富或貧，幾乎都逃不掉被金錢牽制的惡運，每人像貨品般扣上價錢牌。

「貪的世界，人不會有前途」

或許只有郭天民例外，從頭到尾他把錢財看得最淡，頗有眾人皆醉我獨醒之感。他在尖沙嘴開酒吧，自己倒不大喝酒。他從前是當差的，一次查案為保同父異母弟弟小聰（余文樂）而辭職不幹，可說是良知覺醒。他說不相信錢，因為「錢是教壞人的」。阿民的道德感召從何而來？搞不好來自亡父。民說：「好難滿足父母的期望。」又說：「父親從前教我，叫我們不要行差踏錯，否則以後也回不了頭。」父親的教誨，頗有粵語片况味，老套但中用。民的父親也是警察，電影對他的描述，其實只有倒敘的寥寥幾筆（軍裝警員，官階似乎不高），對阿民做人處事卻有深遠影響。民的前上司王sir（任達華），在民跟前亦多次提及亡父（「你阿爸一定好失望」）。昔人已乘黃鶴，但屬於他世代的規範與約束還湊效。《迷城》藉郭天民此「道德代理人」，把上一代勤勤懇懇、忠心正直的態度，帶進二十一世紀回歸後、漸次禮崩樂壞的香港。

民最後的旁白說：「貪心的人不可以維持公平公正，貪的世界，人不會有前途。」跟《華爾街》的「貪婪是好」大唱反調。今天的香港，連特首都自身難保了，按民的說法，此地還有什麼前途？！難怪電影要在皇后像廣場收結，難怪興建於1912年的前立法會大樓亦難逃厄運，百年基石毁於一旦。象徵意味夠露骨了，大樓上代表公義的泰美斯女神被子彈打斷左臂，天秤摔到地上，香港法治已死。

2．城與鄉

《迷城》的都市危機四伏，我們熟悉的大街小巷，隨時發生暴力事件，而且程度不斷升級。由酒吧搗亂，汽車追逐，商場斬殺，到當街當巷綁架、殺人。林嶺東再次示範，什麼是實價不二的動作場面，力度猛火，充滿實感。值得一讚是戲裏一眾演員，由知名的張孝全到不知名的小嘍囉，眼神兇狠，惡形惡相，乖張暴戾演得入木三分。

林嶺東真是不到你不服，《迷城》的動作取景不少是鬧市的繁忙要道，誓要把具有特色的城市景觀盡冶一爐。小雲（佟麗亞）在尖沙嘴嘉蘭圍被黑幫擄走，小聰（余文樂）二話不說，開着拖車狂追出加連威老道，拖車的拖架在路面擦出火花，沿途的車輪給砸個稀巴爛。小聰的母親花姐（元秋）在煙廠街被捉，小聰追出花園街，賊人逃之夭夭，同樣是人聲鼎沸之地。還有阿民在上環腹背受敵，台灣幫及警察兩面在追他。他一邊連消帶打，一邊從半山奔竄到電車路，好不容易才被小雲開車接走。動作場面中，角色的服飾配置聰明，主角像阿民、小聰及小雲穿的以白色為主；台灣黑幫則全身黑色，在混亂中於是易於辨認，當然黑、白也有善與惡的象徵含意。最後是教人目定口呆的中環決戰，由天星碼頭停車場開始，汽車衝進行人隧道險象環生，高速駛過太子大廈旁的行人道，再飛插進一架雙層巴士。厲害！多少年沒見過如此具爆炸力的場面了。

被利慾掩蓋良知

顯而易見，結局的中環場景做了電腦修改，名店品牌名字變了，看上去還知是名店。大追捕在中環的消費主義、大會堂等布景下開展。製作人還在隧道內、大廈外牆加上宣傳香港「動感之都」的廣告板。對了，《迷城》中人被利慾掩蓋了良知，那個你爭我奪、你死我亡的香港，諷刺地切題，不正是個充滿動感的大都市？！

小雲嘗言：「以前的世界多好，多平靜。」林嶺東把情懷寄託在舊時代與鄉郊，來跟躁動的城市對比。這方面他算重施故技，1989年《伴我闖天涯》已有類似描寫：城市幹探周潤發與村姑鍾楚紅文化上格格不入，但周漸漸被淳樸的自然環境同化。《伴我》公映時，有評論說影片意念來自澳洲導演彼得維爾（Peter Weir）的《滅口大追殺》（Witness），維爾電影素以「文明」與「原野」的衝突為題。當然香港的「城」、「鄉」差異難以跟《滅口》比較，《迷城》中，美好的過去或很虛幻及不着邊際（民、聰兒時與父在西貢河邊扔石）；恬靜、與世無爭的村屋（花姐家）及南丫島（民及小雲之匿藏地）或許很片面，作為敘事策略亦無可厚非，是林嶺東對「迷城」一面倒地唯利是圖的回應。悲觀中抓些慰藉，不然電影沒有宣泄出口了。

事實上，墳場也是安逸的。阿民、小聰、小雲這三男一女（又是 ménage à trois的配對），亡命旅途難得一刻偷得浮生，是阿民、小聰在先父墓碑拜祭時候。這小節安排為敘事的小懸念，三人喝酒，小聰說「一飲忘憂」，小雲是「一飲忘情」，一直最清醒的阿民呢？當下沒說，留待片末才揭曉。還記得前文說，《迷城》以一張千元紙幣開始？最後一個有釋放的作用，頗教人意想不到的——雖然看起來的確有點像醇酒廣告。

林嶺東不滿現狀，拍出《迷城》。故事的出路，可以在古天樂的郭天民身上找。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皮亞：《迷城》公義，曾經在30年前出現

2015年8月24日

周潤發在《龍虎風雲》站在皇后像廣場跳舞，一貶眼，已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事，今天古天樂在《迷城》站在同一地方，竟變成異像頻生。林嶺東說，時間到了，就要出來拍戲。

大約三十年前，即1987年，林嶺東的《龍虎風雲》上映，由於影片賣座，開啟了他的「風雲」系列，及後極速拍成《監獄風雲》和《學校風雲》。三部戲都以風雲命名，由城市，轉入監獄，再走進學校，故事沒有太大連貫，但同樣「on fire」。當時人人都說，林嶺東電影很火爆，無論是戲中角色，還是他本人，都像瘋了一樣，到處開槍放火放炸彈，殺人不眨眼。

回到昔日景物 意義全非

到了2015年，事情又回到原點，《迷城》又再「on fire」，城市沒有比之前安寧，林嶺東要古天樂繼續在香港市區到處跑，由中環跑到離島度假屋，最後又再跑到中環皇后像廣場，只是景物依舊，人面全非，皇后像廣場的意義不再是昔日的意義。皇后像廣場兩旁，是最高法院和太子大廈，對面是匯豐銀行，後面是和平紀念碑，對開馬路有電車站，構成香港歷史重要的一頁。

現在，立法會搬離前最高法院後，多年也未安排終審法院遷入。九十年代開始，皇后像廣場一帶，假日也成了外傭聚集地，本地人行過都會走快兩步。隨着皇后碼頭遷走，對出海面被填，昔日人來人往還有人力車的碼頭範圍行人隧道，變得水靜鵝飛，走過都驚有鬼。而大會堂的城市文化藝術核心功能，亦像被被「廢了武功」。最近還聽說自稱的顧問建議廢除中區電車，什麼都廢掉遷走，又改立了什麼呢？《迷城》尾段，林嶺東讓人記起《龍虎風雲》的周潤發/高秋，但當時的美好記憶，現在已變成噩夢。

從1987年《龍虎風雲》開始

也因為這場戲，令我感到，不能單一地看《迷城》，要用一個林嶺東電影的「時間軸」來看，時間從1987年的《龍虎風雲》開始，穿越1997年的《高度戒備》，途徑2007年的《鐵三角》，再到達今天這一站，2015年的《迷城》。四部電影，都在有意無意間，訴說香港故事，雖然不是部部都叫什麼風雲，但就發展出真正的「香港風雲」情懷。

為什麼會說，周潤發/高秋站在皇后像廣場，是一場美好的記憶呢？看《龍虎風雲》最後一個鏡頭就知，高秋死了，但他生前最真情流露、最風騷快活、最瀟灑自在的一刻，就是站在皇后像廣場上跳舞。高秋表面是最有計的黑道中人，暗地裏卻是臥底警察，表裏不一，兩面不是人。他不想再做臥底，也沒有像《無間道》的梁朝偉一樣，想申請復職，他交了信，想辭職，跟舞小姐女友結婚，然後離開香港。高秋是可憐的，他既不獲批准辭職，亦因臥底工作錯過了跟女友結婚的時刻，他留在香港，然後，被警察開槍射死。他不止可憐，更是一場悲劇。一個角色之死，折射出市民的憂慮，1987年，香港市民都為回歸問題而煩惱，高秋兩面不是人，同是我們無法找到身分認同的悲哀。

身分問題無法解決，但林嶺東還是相信香港有法治。《高度戒備》的警察，就救了香港。港台大賊一起做案，進行驚天大劫案，搶盡賽馬會保險庫內的銀紙。劉青雲率領重案組，跟大賊們鬥智鬥力，最後，重案組慘勝一仗，香港幸保不失。林嶺東要劉青雲最後哭着想起老婆乖仔和家。是的，我們這個家。1997年，香港警察沒有了皇家兩個字，不吃皇家飯，就要好自為之，保護這個家。《高度戒備》真是苦口婆心香港心。

香港，掉進黑洞 迷失了

林嶺東每隔十年便以警匪類型片為香港和香港人把脈。2007年途徑了三個導演「接龍式」合拍的警匪片《鐵三角》，還未夠下一個十年，《迷城》就在2015年要上畫了。原因大概是：從2012年開始，香港彷彿進入了另一個無止無盡的時空黑洞，用什麼風雲或on fire也無法再形容現况，在黑洞內，只有迷失，如果用城市來衡量，就是一個迷城。

《迷城》跟以上橫跨三十年的三部戲最大的分別，是主角的身分和信念。《高度戒備》重案組救香港，《迷城》呢？警察古天樂成功辭職。他不是臥底，他說，他無法再做好警察應有的本分，心中有愧，所以辭職。警察應有的本分是什麼？根據古天樂的角色描寫，就是堅守公正和公義。古天樂因為私下放過了做賊的弟弟余文樂，在親情與公義之間，選了親情，但就無法再面對公義，於是自我問責，「劈炮唔撈」。

人心被錢蒙蔽 不再相信警察

古天樂角色，不再是單單一個警察的問題，而是關於這個社會這群警察的問題。我看時感到又感動又諷刺，然後問：今天還有人會因為無法面對公正、公義，而劈炮唔撈嗎？或者，連問這個問題都變成諷刺。古天樂劈炮不做警察之後，反而做人更有人情味，開酒吧，照顧客人，與世無爭，又與余文樂兄弟同心，更對不明來歷的操普通話女子表示同情，顯示紳士風度——古天樂有着從前香港男人的質素和本質。古天樂不當差，但他能夠發揮的力量，竟然比當差時更大。相反，在古天樂面前，一眾前同袍，就顯得一文不值，胡亂行事，無腦盲從，反轉豬肚，釘死古天樂。對比起《龍虎風雲》，不禁要說，公義，曾經在三十年前出現過。

我不猜測《迷城》的劇本，有沒有在2014年十一月之後作出過改動，但看出來的是，《迷城》不再相信警察，警察不再擔演「救香港」的角色。而《迷城》揮發的香港情懷，亦明顯比之前提到的三部戲，更直接，更多無奈、更多話說。古天樂角色一開始，就站在街頭獨白，說香港每個人都被錢蒙蔽。

更黑色諷刺自在說香港

《迷城》側寫警察身分，正寫一班包括中港台的大賊、二世祖、律師、的士司機的人，為了一箱錢，弄出一發不可收拾的悲劇。林嶺東火氣仍在，只是《迷城》不再一味硬橋硬馬像瘋了一樣反映現實，卻用了更黑色、更諷刺、更自在的方法來說香港。當然這亦是有原因的，今天的港片製作，難以跟三十年前相比，現在資金多了，從心所欲說故事的空間卻少了，起碼，我們未必再有很多機會看到像《龍虎風雲》一樣，周潤發與李修賢的警匪情義，也未必有機會再看到警察被警察殺死的悲哀——因為這一切都可能被視為「不正確」。所以，黑色一點，諷刺一點，也許是另一出路。

從《迷城》看到，林嶺東依然是難得能夠透過警匪類型片來言志的大師，最緊要是他不怕把個人情感透過角色道出來，他對香港的情懷和感情，比不少擁有億萬票房的香港導演更深厚，而他的電影，自然更值得我們去看去細味。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人物專訪：李歐梵談散文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繼《給孩子的詩》後，詩人北島聯手文學評論家李陀，共同為孩子編了一本《給孩子的散文》，剛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收錄的46篇散文，寫作時間跨越近九十年。李陀在訪談中說起，希望這本小書能讓孩子們看到散文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也展示現代漢語的歷史發展。記者翻閱了一下這本書，發現確實與一般散文集的篇目有所不同，除了當代知名作家如莫言、王安憶、毛尖、西西等，還收錄了大量「五四」及民國時期的作家作品，如魯迅、葉聖陶、朱自清、豐子愷、張恨水等等。這樣的選本有何意義？現在的孩子是否還需要看早期的白話文作品？孩子如何能學到好的語言？為此，我繼「談香港讀詩風」之後，再次訪問了著名文學評論家、樂評人、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李歐梵先生。

問：木馬

李：李歐梵

「五四」傳統非常寶貴

問：您覺得《給孩子的散文》這個選本怎麼樣？

李：這本書的選材很特別。對我來講，書裏最寶貴的不是當代文學，而是「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這個傳統被遺忘了。現在一說起「五四」就是反傳統，其實「五四」是把傳統融入現代的語體文，這個文化工夫非常大，是那一代文人的特色。特別像汪曾祺、廢名等人，是把中國傳統裏的詩情畫意融會在表面上很淺白的散文裏，這是大工夫。稱馮至是大師，就是因為這個。「五四」的這個傳統非常寶貴。

但另一方面，這個選本選的文章其實都不是現在時髦的所謂現代主義、社會寫實這些「五四」「主流意識形態」影響下的選材，我覺得這個蠻有意思。像我研究的現代主義，比如穆時英、劉吶鷗這類完全西化的，教孩子不行。

問：有讀者認為這個選本不適合給孩子讀，您覺得哪些文本給孩子讀比較好？

李：這些散文是否給兒童看的，討論這點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有的兒童走得比老人還遠。廣義的兒童教育，甚至都可以包括成人。

如果從語言上來說，「文學研究會」的人寫的東西，書寫和口說的關係比較接近，比如老舍、豐子愷、夏丏尊、葉聖陶等等。書裏選的廢名有點特別，他寫過給孩子的散文詩。還有梁實秋、沈從文、傅雷等等。傅雷書信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少被選進這樣的書裏。這個傳統下來，到最後的至高傳人就是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我最喜歡的是他。張恨水的語體文也非常好，但大家把他歸入「鴛鴦蝴蝶派」後以為就一筆勾銷了。

雖然這些人的出生地不見得是北方，但基本可以寫一筆簡潔、近口語話而典雅的白話文。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白話文囉囉嗦嗦，又不文雅，又像寫又像講，有的句子好長，孩子怎麼看？

問：李陀在採訪中說過，他和北島編這本書也是擔心當下不好的語言對孩子的影響。您似乎也對現在的語言狀况很不滿？

李：一些人寫文章很喜歡使用泛政治化用語，另外每天都有大量小資的、華美的、轟動的、標籤式的、創造新怪字的用語大行其道，以為了不起，但那是最膚淺的東西。我是堅決反對。

真正的大師級的文章都是深入淺出的，而不是賣弄那些專業性的詞句，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好厲害，其實裏面卻是空洞的。事實上，後一種文章我們見得還少嗎？比如一些學術性的議論文章，那文字簡直讓人搞不清作者在寫什麼，想寫什麼，就好像是把英文直接翻譯成中文一樣。

我很擔心中國的白話文會被帶到一個很糟糕的地步，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所以我覺得「五四」傳統絕對要保留。對我來說，寶貴的是李陀和北島很關心這個傳統。

問：那您覺得什麼語言是好的語言？

李：語言應該要清晰、通順、有內容，讀起來有一種白話文的暢快的感覺。為什麼古時候小孩子要背詩，同樣的道理，可以讓講話有一種韻律、一種節奏，很自然的。白話文要注重自然，而不是咬文嚼字。

「我擔心下一代孩子 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

問：怎樣能讓孩子們從好的語言開始學習呢？

李：我又要講到「五四」的傳統。我一直認為中國從「五四」以來就缺少兒童文學，而西方文學中則很多。大家都以為「五四」就是反傳統、革命、現實主義，可是「五四」很重要的一個傳統就是教育文學。因為「五四」要搞新文化，那教科書怎麼辦？怎麼才能有新的看法、新的觀瞻、新的人生態度？所以他們要做大量的啟蒙工作，啟蒙工作之一就是兒童教育，包括成人教育。有一些當時的健將，我們現在都把他們遺忘了，比如說這書裏選的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等京派作家。

那時候有一系列教科書專門給孩子設計的。我們當時念的，現在還記得：「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這類民國老課本，我覺得值得重視。民國的貢獻不僅僅是現在說的大師，還有百廢待興的時候，怎麼建立起一系列新的但又是繼承傳統的啟蒙教材，這個很重要。想要編兒童教材的、關注兒童教育的，一定要從這個傳統走下去。

要重視民國時期在教育上的貢獻

問：您小時候讀什麼樣的文字？有沒有對您的語言影響比較深刻的文章？

李：小學五年級在台灣的時候，除了國語教材，我記得兩篇，一是朱自清的〈背影〉，然後是《老殘遊記》的第二回。至少我念書的時候，不像他們說的白色恐怖壓迫得那麼厲害，當時國民黨的選材還把「五四」的一些文章都擺進去，當然左派作家的內容沒有了。

後來我就自己看，常看徐志摩，他的〈再別康橋〉和他的散文，還有梁實秋的雜文。然後是看外國文學的翻譯，當時的翻譯作品都很好，有的是大陸三、四十年代的翻譯，到台灣改了一個名字。比如《約翰．克利斯朵夫》，現在想起來，我看的那版就是傅雷翻譯的。

最近我從德國回來，看我們對德國文學的翻譯，台灣的也好大陸的也好，都慘不忍睹。翻譯得很「正確」，但是中文一塌糊塗，不如給我看德文算了。現在中國的語言真是一個大問題。以後小孩子要是連講話都很拗口，那怎麼辦？

後記：關於語言、教育、文學，其實還有許多內容可談。但今次限於時間，只能先跟李教授談到這裏，不免有些意猶未盡。李教授始終關注香港乃至整個華人社會的教育、文化問題，也提出過許多建議和批評，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向李教授細細請教。

文：木馬
編輯：蔡康琪

家明雜感：刺客聶隱娘 略談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一．隱晦

　侯孝賢《聶隱娘》真的隱晦，刪減的枝節十分多，加上文言對白，第一次看頗叫人丈八金剛。諷刺地，英文字幕免除人名、地名的繁複，像聶隱娘乳名「窈七」，魏博位於「河朔」，反而較淺易（譯者乃著名影評人Tony Rayns）。要把《聶》片看明白，閱讀電影以外的「補充資料」，幾乎是必要動作。

　最基本的是電影發行公司印製的傳單，內附「人物系譜」，對觀眾的「期望管理」非常有幫助。其次更豐富的，要數台灣印刻文學的兩份出版：據說曾一度斷市的7月號《印刻文學生活誌》雜誌及影片編劇之一謝海盟（年輕新力軍）寫的《行雲紀——《刺客聶隱娘》拍攝側錄》。兩書皆收錄了定稿劇本，讀着發現，劇本跟現在的電影版差異極大。

　可不像大學年代念《紅樓夢》，因為篇幅長、人物眾多，老師建議先讀《紅樓夢人物論》；《聶隱娘》才106分鐘，怎樣看也非「巨構」。然而它對附加材料的依賴，在於文本有時不能「自圓其說」。以周韻飾演的兩個角色為例，殺手精精兒跟主公夫人田元氏是一人兩面。只是，精精兒一直戴着金色面具，中段她被聶隱娘（舒淇）打敗、身分被悉破，觀眾看不見其正面，是不是周韻單憑背影沒法咬定。另外，電影提供的有限信息，精精兒跟老法師空空兒的師徒關係，不靠「系譜」說明，我們連結不上。

　《印刻文學》或《行雲紀》交代了侯孝賢的作法。很多場面已拍，但在剪接台上，但凡過不了侯氏法眼的，都逃不過被拿掉的命運。侯氏大刀闊斧的省略，好像已不把「觀眾看懂」列為前提。謝海盟說我們看到的只「冰山一角」，更深更大的冰山其實存在。《印刻文學》刊印了朱天文的文章《剪接機上見》，詳說劇本很多鋪墊及研究工夫，最後沒在電影呈現，語調頗見無奈：「原來，編劇是介入不了的。影像的判準，剪接的法則，出入其間者是他倆，即使新人如芝嘉（按：跟廖慶松在本片齊名的年輕剪接師」，又豈會聽我的……這好與不好，準何而定？直覺，當然是。不過直覺很難說也無由說，我應試試講講別的。」好玩的是，朱天文一輪「苦水」後，憶述了1994年黑澤明跟侯孝賢見面，黑澤欽佩侯拍戲的自由，是他們片廠出身難望項背的。連長期拍檔如朱天文，在找不到說辭後，只好重提往事，鞏固傳奇。像慨嘆：經驗告訴我，留待時日證明侯的直覺沒錯好了。

　所以電影不圓滿麼？從劇情或人物出發，是的。當然，你也可以說侯故意不按常理出牌，打破我們對故事的預期，不強求觀眾（一次）看懂，「看懂」不是電影價值的全部。事實上，侯的電影從來不是劇情主導，追求的更多是氛圍與調子；他獨到的單鏡頭美學，不擅處理太複雜的動作，包含的「信息量」亦不多。《聶隱娘》跟他前作不同的，是設定在中唐藩鎮割據背景，牽涉人物較多。侯不作歷史「大論述」，然因為是歷史劇，他的隱晦作風，加深了觀眾投入的難度。換個角度，若《聶》只是侯《最好的時代》的番外篇（英文可打趣叫「Four Times」），效果可會不同？他繼續寫不同時代中，張震、舒淇一對鴛侶的生命循環，時代造物弄人：張震演的田季安，跟聶隱娘本是青梅竹馬，奈何在政治現實下，田的婚姻成了議和的本錢，聶的「幸福」於是給白白犧牲。田身為藩主亦愈來愈囂張跋扈，兩人漸行漸遠。把《聶》的唐代對應為《最好》想像的六十年代、二十世紀初與千禧年後，算不算是作者之一脈相承？

　二．天成

　但無疑《聶隱娘》好美，技術非常講究，尤其攝影、聲音、美術及選景。

　攝影方面，這陣子藝術電影好像有股風氣，要回到4比3銀幕傳統。近者除了加拿大的Xavier Dolan的《慈母多惡兒》（Mommy）、侯孝賢的《聶隱娘》，還有賈樟柯的《山河故人》。無巧不成話，三者都在影片內挑戰銀幕比例的限制。《聶》絕大部分時候為4比3（準確而言是1比1.41），但嘉誠公主（許芳宜飾）撫琴一段，則用回16比9（1比1.85），侯孝賢的理由是古琴橫放，用4比3拍不好看。拜數碼電影之賜，在同一片中改變銀幕比的做法，菲林的年代根本不能想像。賈的《山河》亦是，電影分為1999、2014及2025年三段（是的，有科幻片的成分），第一段用4比3，第二及三用16比9。以屏幕比例呼應時代之視野。

　《聶隱娘》中，侯孝賢的長鏡頭依舊，很多時候「一場一鏡」，李屏賓、姚宏易軌道鏡頭輕輕的來回，偶得抓拍演員的反應。內景需尋求變化，像田季安妾胡姬（謝欣穎）閨房，便透過紗帳、屏風及燭火製造朦朧景象，看透與看不透之間，正合一身黑衣的隱娘，幽幽的從旁監視。燈光及顏色弄得十分優美，小小一塊玉玦亦拍得迷人，不禁想起侯孝賢上部短片《黃金之弦》的「家傳之寶」。從信物見人的歷史與傳承，玉玦除見證聶隱娘與田季安的關係，亦令人想起溫柔敦厚的嘉誠公主，她當年遠道嫁來魏博，最後悄悄的客死異鄉。《聶》曾在台灣、日本及大陸取景，侯拒絕無謂的大場面，不要賣弄的吊臂鏡頭，動作全部點到即止（單這三點已跟千篇一律的合拍武俠片劃清界線）。攝影角度大多為視平線，各地的選景豐富了影片視野。像精精兒與聶隱娘對決的白樺林；隱娘面見師傅的道觀，清幽古雅如人間仙境；她勇救生父聶鋒及大舅田興後，一行人經過崇山峻嶺，人與馬顯得十分渺小。影片的配樂克制（林強負責），聽到更多是寫實、舒暢的天籟：潺潺河水，平原及夜深的蟬鳴，清晨烏鴉、深山飛鳥的叫聲……

　《聶隱娘》最少兩三場戲是渾然天成的，大抵是侯孝賢不勉強、願意等待下的天公造美結果。《行雲紀》有提到《等雲到》一書，作者野上照代當年是黑澤明的製作經理，跟侯交情甚深。今雖年事已高，《聶》劇組在奈良拍外景時，她亦來探班。侯跟黑澤的「等雲到」不謀而合，《聶隱娘》最後，聶在高山上向師傅謝別便是佳話。一個鏡頭直落，隱娘跪叩剛畢，遠景已被雲霞掩蓋，壯麗得不動聲色。還有片首大僚跟幼子把玩手上蝴蝶，相信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場面。

　提起小孩演出，《聶隱娘》有好及不好的一面。好的是侯擅長的偷拍，藩主幾段弄兒為樂（包括田季安教子摔跤）、磨鏡少年（妻夫木聰）與小孩打成一片即是。不好的是小演員正襟危坐時，田季安三個孩子陪母左右，眼神十分恍惚，有的顯然在打量鏡頭後的工作人員。不專業的臨時演員不只小孩，謝海盟的《行雲紀》絕對可當八卦來讀，裏頭提到他們在大陸取景的各種辛酸（相反在奈良卻充滿難忘回憶），臨時演員的參差令人無計可施。倘若，現在《聶》的每個畫面都經過侯孝賢嚴格的審視，冒求精雕細琢、一絲不苟（侯曾為了要搞清楚唐代的坐姿而重拍某些戲），很難相信他不為影片中臨時演員（如田元氏身邊的裨女）的表現搖頭嘆息。周韻、張震他們在前景很在狀態，後景臨記的眼神，卻狠狠的把一場戲給出賣了。

　三．釋義

　侯孝賢拍《刺客聶隱娘》的真正意義是什麼？畢竟，影片離他上部長片《紅汽球》已八年光景，離上次華語製作《最好的時光》更距十年。這段時間，按《行雲紀》的說法，侯的「外務」十分繁重。眾所周知，他積極參與由台北電影節到金馬獎的工作，還創辦金馬學院培育新人。

　受過影展及辦學的洗禮，侯孝賢的創作有沒有即使是些微的不同？他受《聶》吸引，是不是嚮往亂世、江湖中的一絲純真？據說計劃之始，來自妻夫木聰可愛的笑容！妻夫木演的磨鏡少年，戲裏沒對白，卻是個率性討好的人物，聶隱娘退出江湖後的歸宿。隱娘是個神秘人物，不苟言笑，雖是故事主角，觀眾對她所知甚少。但她選擇跟磨鏡少年一道，或隱隱透出她對「被偷走」童年的懷念：十歲被道姑帶走學法學武，從此跟表兄田季安仳離，各走極端。

　還是，侯孝賢借《聶隱娘》的眾女子自比，感慨人生孤獨（中聽是「孤高」），像戲中青鸞的悲劇，「一個人，沒有同類。」嘉誠公主、嘉信公主（道姑）、聶隱娘，其母聶田氏，以至一人兩面的田元氏，全部是這樣。《聶隱娘》堪稱為女性（主義）電影，在男權至上，婦女只有姓氏，婚嫁命運難以作主的年代，故事一眾女角色，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聶隱娘更不用說了，武功蓋世，不讓鬚眉，田季安被她襯得更昏庸糊塗。「一個人，沒有同類。」侯在暗指自己在台的外省身分？1948年跟家人到台時不過一歲，籍貫乃廣東梅縣（跟楊德昌同齡同鄉），偏偏在高雄凰山長大。《聶》回大陸拍攝，談不上「衣錦還鄉」。在電影志業上，侯應覺吾道不孤，《聶隱娘》其中一成就，是體現了台灣電影兩代的合作，年輕一代如編劇謝海盟（才是個八十後！）、攝影的姚宏易、剪接的芝嘉、聲音的吳書瑤，跟一眾大師傅平起平坐。

　而我最不被說服的，是《聶隱娘》作為一部辯論殺人、死刑的電影。誠然，聶隱娘多番違抗師命，是不是來得太輕易？聶的回應甚至毫不委婉，就說「弟子不殺」（奇怪劇本沒此台詞）。侯孝賢看來看去都不是奇斯洛夫斯基一伙道德派別，《聶隱娘》絕不可能是另一部「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聶對藩主心軟全跟孩兒有關係。侯孝賢導演，平時有型有格、愛理不理的，骨子裏是小孩至上的慈父心腸吧？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movie chic，movie style：《刺客聶隱娘》沒有人還這樣拍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 在「夏日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會場內，導演侯孝賢說「聶隱娘」這「聶隱娘」那，不知主持是真的提醒還是說笑，指片名還有「刺客」兩個字。侯導就說，不用「刺客」啦。——他連片名都想「剪掉」。

　看電影《刺客聶隱娘》，是無法子不參看相關文字資料的。看了這麼多電影，遇到這情况的機會委實不多。看電影就夠啦，電影「應該」、「有責任」說明一切，關於人物，關於故事，關於主題，關於信息，關於什麼什麼……然後才發現，一切電影「應有」的責任，都沒有了。在《聶隱娘》面前，觀眾是無法被動的。觀眾要主動，去捕捉這個經常在電影中躲在一角的唐朝女刺客，她習慣聆聽，思考，認為時機到了，自會跑出來，把想殺的人殺掉。她從沒失手，在她的劍下，沒有殺不死的人，只有她想不想殺而已。假如一心一意希望一睹聶隱娘的武功、劍法有多高強，注定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刺客聶隱娘》，不是關於她要殺死幾多人，而是關於她——不想殺死的那個人。

　以上這一點，大概是唯一不用參看文字資料，也能了解到的劇情。但若要了解這一點，也有條件，就是一定要看到終場，才能明白。假如提早離場了，無論是早了一小時，抑或只是早了五分鐘，都會無法了解聶隱娘的內心，而且錯過了，就再沒有機會。因為，聶隱娘已經走了，身影逐漸遠去，隱沒在山中無盡的蒼茫煙波裏。

　只有堅持把《刺客聶隱娘》看到最後一分鐘，最後一秒鐘，直至畫面全黑，落幕，亮燈，戲院工作人員出來打掃，內心便會躍動起來，會捨不得電影就此完結，想知多一點關於聶隱娘的事，想知道她往後日子怎麼過、跟誰人過，想知道一個冷若冰霜的女子，最終情歸何處——不斷想不斷想，背後其實已經愛上了聶隱娘。

　聶隱娘是誰？據侯孝賢所說，就是會站在樹上，有「三隻耳朵」，悄悄聽別人說話的刺客。這是侯孝賢想像出來，設計出來的形象。戲中，的確也看到這樣的一個女子，有兩場戲，充分表現出她這種個性。一場戲，待鏡頭往上揚，便能看見一個女子身影，安然坐在屋內橫樑上，聽着屋內的人說話。另一場戲，更好像感到與聶隱娘同在。鏡頭一直置在房間的輕紗之後，面前是張震演的田季安和他的妻子，坐在牀邊說話。這場戲，鏡頭很長，二人說了很久，鏡頭沒有動，只看見風吹輕紗搖，慢慢地便會發現，連自己都代入了聶隱娘的眼睛和耳朵，悄悄地在偷聽、偷看。

　聶隱娘就是舒淇

　當然，看的時候會懷疑，聶隱娘又不是鬼不是幽靈，她是個實體是個人，為什麼屋內的人總是沒發覺，全都是傻的嗎？但很快又會明白，這其實是一種存在的狀態。有時，有些人，不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存在，而是根本沒有在意任何人的存在。當然這些人是該死的。同理，有些人，的確可以不讓別人知道他的存在，就像一個滿懷心事的女子，她的哀與愁，只要自己知，不讓別人知。大概，從這個方向去想，也許能夠多了解聶隱娘，及關於她的種種。

　聶隱娘是誰？其實是舒淇。這樣說，好像說了等於沒說，但其實真的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這也是關乎侯孝賢拍電影的方法學。看台灣《印刻文學生活誌》的「侯孝賢專號」，讀到侯孝賢這樣說：「拍片假使先沒有對象，沒有演員，就從劇本開始，會很累。有時侯我看到一個人，感覺很有趣，可能就讓他進來演了。我是一種直覺而已，不會太清楚，然後就大概想，假使要拍他，要寫一個什麼角色。」

　讀到這裏，很清楚，就像同一篇訪問中，編劇謝海盟說：「電影裏的聶隱娘，比劇本裏的聶隱娘，更像舒淇。」聽說，劇本中的聶隱娘，是較為「聰明伶俐」的。當然不是說舒淇演不出這特質，而是侯孝賢比較想拍出「舒淇的特質」。現在看到的聶隱娘，一點也不「粗魯硬朗」，反而有點哀愁，淡淡的，而且很女性化，很有人情。再細心一點看，其實看出了聶隱娘/舒淇對愛情的本質，幽幽的，亦憂憂的。看侯孝賢電影，很多時都是這樣。拍的是人，是演員本身，不是拍劇本中虛構的角色。或許，這樣拍戲，疑問就來了：拍電影，還要劇本還要人物描寫嗎？侯孝賢說，早在拍《南國再見，南國》時，就已經把劇本丟掉，劇本都沒有就拍了，拍三個人，高捷、林強、伊能靜。三個不是角色，是演員本身。沒有劇本，怎樣拍？侯孝賢說，把鏡頭放在那裏，由演員來演。唯一依據的，是導演的感覺。

　相信景框會說話

　看《刺客聶隱娘》，同時也在閱讀侯孝賢拍電影的方法學。例如，他要編劇謝海盟寫「聶隱娘電影小說」，不是為了賣錢，而是為了觀眾。關於故事、人物背景、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觀眾想知的，去看小說吧。他的電影，好像最吝嗇的總不是製作成本，而是劇情交代。首映禮上，侯孝賢說，是因為感到「多餘」、「長氣」，所以把拍了的，都剪掉。就好像聶隱娘應該是懂輕功的，但最後，所有身輕如燕用輕功上升落地的「威也」鏡頭，全都剪掉了。原因是：侯孝賢看後，直覺感到不應該這樣表達。

　說《刺客聶隱娘》是一部由影像組合的電影，相信沒有人反對。所謂影像組合，是相信影像，相信景框會說話，完全由影像發揮魅力。《刺客聶隱娘》的影像、景框可以有很多信息，亦可以完全沒有信息，一切交由觀眾主動捕捉和想像。而侯孝賢做的，是捕捉自己的感覺。「如果現場感覺對了，事後再看還是一樣會很清楚。有些東西感覺不對，我就不想要了。」那麼需要和相信個人感覺，是因為他感到，「荷李活電影的信息絕對是清楚的，不管是從文字還是對白，各種信息組合是非常清楚的，但我感覺那違背了影像本身的魅力。」

　《刺客聶隱娘》的影像，絕對擁有令人目迷、沉思的魅力。景框以外，還有東西。看少一秒都不情願，都要重看。他說「純粹影像的東西，幾乎沒有人做了」，在商業電影範疇，原來最欠缺的是影像自由。

　「現在這個世界已沒有人還這樣拍電影」。如果有參加映後座談，會發現，侯孝賢原來頗幽默，很懂說笑。

　文：皮亞

趙永佳 - 「東亞教育奇蹟」的國王新衣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中村修二憑發明藍色發光二極管（LED），於2014年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典型的異類（outliner），出身寒微、「三流」大學畢業、大半生時間都在一家小企業幹活。卻被認為是「白支薪水的無用男」，只能在社長的反對下，繼續「地下」研究LED。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怪乎他在獲獎之後，曾說：「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力，如果沒有憋着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

最近他在一篇網上廣泛流傳的演講中，把他的憤怒指向了整個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

他認為，東亞地區教育度的最大問題，是應試主義與學歷主義。他舉韓國為例，指舉國上下的青年人，都是以首爾、高麗、延世三所名門大學為目標，因此補習班是每個小孩放學後「加班」工作的地方。雖然在國際評估中（如PISA），韓國孩子也是名列前茅，但輝煌的成績，是建築在孩子們（和家長）雙倍的努力和雙倍的花費之上。換言之，東亞教育的產出，是全因為大量投資（時間與金錢），其實效率相當低下。

雖然不是歷史學家，但他也對東亞教育的歷史條件有一套看法。他認為我們現在常見的主流教育制度，其實都源於普魯士的工業化教育模式。包括標準化課程，學生在課室坐着聽課，教師講，學生聽，並有標準的時間表和全國一貫的學科課程。其目的，不是要教育出能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和易管理的勞動力。

東亞新科舉制度

在東亞，這種「普魯士基因」，更和儒家傳統合流，並將大學入學試變成了以往科舉制度那樣，成為選拔人才的唯一尺度。這套制度的問題，是在長期「八股」式的訓練打磨之下，學生的可塑性盡失，變成「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看起來很美，但如果你的要求不同而要作任何改動的話，會很容易受損。

但大學正正就和中學的要求大相逕庭，大學的老師，往往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要改變新生的「中學式」學習概念與習慣。簡單如沒有標準答案，對他們來說好像在中世紀，告訴他們地球是圓的一樣不可思議。東亞的大學入學試是典型的高注碼（high stake）測試，往往是入學的唯一或最決定性因素，而且一年一度，萬一落榜就要當一年「浪人」重考。反之他推崇美國的入學制度，如標準測試（如SAT）只是錄取與否的其中一項因素，而且一年有六次報考機會（當然社會學家會指出美國的制度對中產家庭背景的學生更有利）。

在上文所述高度標準化的新科舉影響下，東亞社會都注重複習和操練。在高考「金榜題名」，大量的「考古題」和模擬試變成常態。就算在香港的小學，因為要應付TSA，學校也已經是以不斷補課和做練習卷來應對。中村修二認為，同樣的邏輯，也造成了東亞大量的鋼琴、小提琴的音樂神童，他指出東亞的「琴童」家長，多半自己對音樂沒有特別興趣，卻驅使孩子花時間練習，其實只不過好像故事中因為路燈比較亮，所以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人一樣。在教育上過分強調投入時間操練某些標準下的能力，結果是壓制了不同類型、能力人才出現與發展的可能性，造成人才浪費的現象。

中村修二對東亞地區教育制度的批評，擲地有聲，雖然有些過激，和將英美制度有點浪漫化，但在今天普遍認為有所謂「東亞教育奇蹟」的時代，卻是一劑能令我們反思的猛藥。誠然，東亞地區差不多在所有國際性學生能力測試中都名列前茅，而且不同家庭社經背景的學生差異比歐美社會更小。在「PISA熱」影響下，西方社會都對東亞教育模式產生很大興趣，例如最近英國就「輸入」上海的教育模式和老師。不過，中村指出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同學花在作業，補習上的時間，家長花在補習上的金錢，更令社會上人才齊一，缺乏創造力與多樣性。

他的批評，令我想起了幾十年前所謂「東亞經濟奇蹟」的爭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正是「東亞奇蹟」風華正茂的時候，日本、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經歷了幾十年平均近雙位數的經濟增加，情形就好像今天的「中國崛起」一樣，因此就有各種各樣的理論來解釋這個東亞奇蹟是如何神奇。當然，升得愈高，跌得愈重，就好像今天的內地經濟一樣，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在九十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

東亞「奇蹟」的成因

其實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就有經濟學家對所謂東亞奇蹟作出批判。其中以兩位美國經濟學者對東亞經驗的質疑最為尖銳。首先，麻省理工的楊格（Alwyn Young）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其實是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的增加，而不是生產力。換句話說，四小龍的快速增長，是因為大量勞動力投入生產（如香港的大量難民、台灣及南韓的農村人口），以及投資快速增加（台灣、南韓及新加坡政府通過壓縮消費，增加投資），而不是通過提升技術水平來更有效運用生產要素。結果，四小龍由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平均整體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長最高只不過是香港的2.3%，台灣是1.9%，南韓是1.6%，而新加坡更只有-0.3%，這和戰後大部分先進國家，甚至是公認經濟增長緩慢的拉丁美洲國家，其實都差不多。

另一位東亞奇蹟的懷疑論者名氣更大，是史丹福的克魯明（Paul Krugman）。他承接楊格的批判，也提出了東亞奇蹟只不過是「神話」的觀點。他將東亞經驗與蘇聯社會主義時代比較，指出兩者相同的地方，是經濟增長同樣是建築大量的投資與勞動力的增加。他認為所謂東亞奇蹟其實沒有神奇之處，只不過是以「血汗」堆砌而成，而不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有論者認為東亞的成功是自由市場的勝利，但諷刺的是克魯明直指它們成功的方程式，到底也是和極權的蘇維埃體制一樣。

轉了一大圈，究竟東亞經濟奇蹟和中村修二對東亞教育體制的批判有何關係？正如中村直言，東亞社會太重視複習的重要性，大量的作業、家課、複習充塞了孩子們的時間，結果是扼殺了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2009年發表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况比較研究報告」顯示，四國高中生中，中國高中生每天在校學習、在家學習時間、在課外補習班或跟補習老師的學習時間都是最長。中國以外，韓國學生的在校學習時間、課外補習時間也較長，日本、美國的學習時間就較相似。

社會與教育制度的「共業」

香港沒有相關數據，不過相信大部分本地家長對孩子們的功課量和溫習時間應該都有很深體會，其中高小、高中同學感受的壓力也最重。差不多所有國際大型評估研究雖然都發現香港學生的表現名列前茅，但過度複習，考評的結果卻也是顯而易見。數學科同學雖然工多藝熟，運算快而準，但對數學的自信心很低。閱讀理解方面能力也很強，但自主閱讀的興趣很低，也沒有這習慣。PISA的情况也一樣，同學表現很好，但他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很低。

我在大學二十多年，目睹同學的問題也相似，他們的基本能力不俗，但語文能力低，沒有閱讀習慣，只有小部分早已「決志」投身某些專業（如醫科、法律）的同學，有強烈學習動機，大部分起初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學習，更對和中學不一樣的自由學習環境完全不適應。這樣說，不是要指摘同學們，因為他們的不足，是我們的「共業」，不是個人的錯，是整個社會和教育制度的缺陷。

經濟學家的反思，告訴我們東亞經濟奇蹟是建築在壓縮消費、大量投資、高強度與長時間的勞動之上。東亞教育奇蹟的條件，可能同樣也正正是家長和同學金錢上的投資，與老師和同學，甚至家長們的高強度長時間的勞動（家課、預習、溫習、備課）。

在克魯明所指的蘇維埃式「粗放型成長」下，日本、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已大不如前，甚至中國現在也碰上了瓶頸。相反，美國的經濟有百般不足，但在高新科技產業上，卻依然執世界牛耳。同樣地，在中、小學教育上，美國相比東亞就是等同在「放羊」。雖然美國現在某些中產家庭的教養模式已向東亞靠攏，但老美的孩子們在這種還是較「寬鬆」的環境下長大成人，上了大學後，他們的創造力及學習興趣的「小宇宙」彷彿就會爆發，以致他們畢業後在創新科技產業服務也完全沒有問題。

究其實，無論在經濟層面，或者在教育制度上，東亞的「粗放型」發展，都有「可持續發展」的挑戰。中村修二、克魯明、楊格等人的諍言，只是響應很多東亞地區在地人士的聲音。在教育問題上，本地的學者、NGO，甚至如教育大同般的家長組織，都在持續地反思本港教育制度，致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正在做不同的嘗試。本文只是借諾貝爾獎得獎人的發言為大家打打氣。

後記

互聯網上的信息不能盡信，文章寫作前曾嘗試搜尋中村修二在東京發言的日文報道（感謝張彧暋幫忙），證實真有其事，但卻找不到全文記錄抄本。所以網上流傳文章也可能只是網民「二次創作」之舉。不過，觀乎中村其他著作及其對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和文章觀念的確一致。因此，我們姑且對文章存疑，但也「跟帖」來借題發揮一下吧。

（本文相關參考材料詳列於edufrontline.blogspot.hk）

文 趙永佳

編輯 林越慧

李怡 - 重光紀念：香港的獨特歷史和命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29日

明天是8月30日，即港英時代定下的香港重光紀念日。這個紀念日已因97回歸而取消了。去年，梁振英把每年9月3日定為「抗戰勝利日」，今年更因是70周年而放假一天。上周三梁振英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展覽的開幕式致辭，呼籲市民深入認識抗戰歷史，「更應該知道香港和國家，香港市民和全國市民有着共同的命運」。

還歷史本來面目

任何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香港自1841年以來，與中國大陸就有不同的歷史，香港市民和大陸人民也有不同的命運。97以來，特別是行騙長官上台以來，就一直要把香港人的命運同大陸人拉在一起，而香港人近年的示威抗爭，也是要抗拒與大陸人命運相連的趨勢。現在，中共和港共連歷史都要扭曲為「共同歷史」，香港人實在不能再懵懵懂懂地以為歷史是已經過去的事，而掉以輕心。共同還是不同的歷史，與共同還是不同的命運相連。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了要確認我們的身份認同。

全世界都經歷二次大戰，但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經歷，即使同屬於反法西斯的同盟國，東歐國家與西歐國家也命運不同。中國經歷的是八年抗戰，香港是三年八個月，因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在中日戰爭開始四年多，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才被捲入。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佈投降，9月2日日本與同盟國簽訂《降伏文書》；中華民國將9月3日定為軍人節，中共建政後把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定於9月3日。

正如世上所有的戰勝國，都會在敵人投降後迅速搶佔地盤一樣，大陸的國共兩黨也在日本宣佈投降日起即搶在各地「接受」日軍投降，以便佔據更多地盤。英國在日本正式受降之前，迅速重掌香港，並以8月30日作為重光紀念日。正式受降日就在9月16日，英國皇家海軍夏愨少將接受日軍投降。

除了開戰與終戰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香港保衞戰也遠比大陸的抗戰單純。中國的抗戰歷史，由於國共鬥爭，一直有全然不同的事實闡述和解釋。幾乎完全沒有與日軍打過正面戰爭的中共，以它掌政後的話語權，把抗戰說成是中共領導的戰爭，有關的歷史書寫以至文藝創作，都是這種調調，最近更在《開羅宣言》的電影海報上，鬧出大笑話。對於中共來說，從來不尊重歷史，甚至沒有所謂歷史，中共黨講的歷史也就是政治。即如這次以紀念抗戰70年的名義搞閱兵，也只是借歷史過橋來為習近平立軍威，俾能掌握軍隊實權，並向老百姓顯示權威。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在國共內戰紛紛擾擾中被全國的抗日熱潮推動而展開的。毛澤東在七七事變後一個多月的中共中央洛川會議提出的抗日方針是：「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擴大地盤，十分宣傳。」有關內容已被有良知的紅色後代、新聞工作者戴晴為文證實，當年參加洛川會議的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毛澤東甚至向日本友人當面表示感謝日本侵華，給中共壯大機會。因此，若講抗日戰爭，中共最沒有資格以此炫耀。

記住重光這一天

1941年香港保衞戰，就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浴血戰。英國忙於應付歐戰場，雖明知香港難以防守，卻反對撤防，認為放棄香港將打擊中國抗日士氣，進一步削弱英國威信。倫敦政府守護香港的目標，主要是獲取道義優勢。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日軍三萬五千兵力，香港守軍只有一萬三千兵力，日軍有飛機轟炸和偵察，英軍則早就失去空軍支援。在這種情形下，港督楊慕琦仍然多次拒絕投降，直到全面失守。香港一個孤島，守了18天，已遠遠超過大陸任何城市對日軍的防守時間了。可是去年12月14日中共的陳佐洱卻無恥地說二戰中「英軍貪生怕死輕易投降」。我們真是有截然不同的歷史觀。

香港保衞戰，有英聯邦國家參與，其中最著名的，是加拿大在當年11月派出兩營步兵近2,000人來港抗日，不到一個月就有500多官兵犧牲，長眠香港。加拿大總理每次過港，都到赤柱軍人墳場憑弔。在香港保衞戰中犧牲的英靈，豈容中共官員誣衊？

過去，香港重光紀念日紀念儀式隆重，現役與退伍軍人會參與，政府部門、英聯邦成員國、軍隊代表分別獻花圈，之後吹號角及默哀兩分鐘。這一天，告訴我們，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香港的價值，曾由英國文明、英聯邦國家和本地華人共同以鮮血維護。這段歷史必須銘記。只有認識和記住我們的歷史，才能維護我們的身份，和持續抗爭以守護香港人的獨特命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相關文章：顏純鈎 - 砌一部香港歷史拼圖——讀《孤獨前哨》

蔡子強 - 日本最長的一天

2015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碰上日本戰敗70周年紀念，近日有一套日本電影上畫，那就是《日本最長的一天》。

電影根據史實，記述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最後24小時裏，所發生連串驚心動魄的事件。

70年後揭開真相

在這漫長的一天裏，事態每一秒都在起變化：先是日皇作出了「聖斷」，繼而是軍中死硬派不能接受，企圖孤注一擲，發動軍事政變，遇神殺神，更挾持了皇宮與電台，但卻碰上以性命來捍衛職守，事後也不為人知的小人物，如宮內侍從、電台廣播人員等，堅守崗位，以及忠義兩難全，寧選擇切腹自盡也拒絕加入兵變的將軍，叛軍最後落得功敗垂成，日皇的錄音還是如期廣播，避免日本進一步生靈塗炭。

70年後，種種長久被埋藏了的真相，如今終於重新展現在觀眾眼前。

有讀者心裏可能有疑問，當時日本既已遭受兩枚原子彈轟炸，業已造成重大傷亡，哪有人會如此不智，還堅持負隅頑抗，徒添傷亡？况且，日本人不是把日皇奉若神明的嗎？他既作出了「聖斷」，哪還有人夠膽違抗？為何還會出現節外生枝的這一幕？

要答這些問題，得在這裏多交代一下歷史。

「海軍派」和「陸軍派」的對峙

其實早於開戰之前，陸軍一直是主戰的鷹派，主張日本與納粹德國以及法西斯意大利結盟組成「三國軸心」，向對該國進行經濟制裁的美國開戰，還以顏色；但相反，海軍則是鴿派，一直反對開戰，也反對「三國軸心」，當時任海軍次官的山本五十六，便是箇中的表表者，於是便成了陸軍的眼中釘，甚至成了暗殺目標，海軍為了確保他的人身安全，最後甚至只有把他委任為聯合艦隊司令，讓他在海上辦公，索性遠離陸上。

當時日本陸軍實在十分跋扈，不單常常對海軍作出挑釁（如果大家有看較早之前的《山本五十六》一片，便會看到很多這樣的場景），而且更目中無人。本片中便有如此一幕：陸軍大將，曾當過內閣總理大臣，但卻因戰况失利而被迫下野的著名鷹派東條英機，走到陸軍司令部大放厥辭，氣焰逼人的教訓眾人，說效忠國家，有兩個層面，一是天皇陛下，二則是國家的長遠利益。這句話當然沒有錯，但問題是，這並不代表軍人可以因為手握武力，而妄圖由自己去界定何謂國家長遠利益。

最高領導層3對3陷僵局

到了二戰後期，日本的最高軍事決策機構是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為六大重要軍政高層，包括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外務大臣、陸軍大臣、陸軍參謀總長、海軍大臣、海軍軍令部總長的所謂「六大臣」。到了戰敗前夕，這「六大臣」分別是：

內閣總理大臣：鈴木貫太郎（曾當海軍大將）
外務大臣：東鄉茂德
陸軍大臣：陸軍大將阿南惟幾
海軍大臣：海軍大將米內光政
陸軍參謀總長：陸軍大將梅津美治郎
海軍軍令部總長：海軍大將豐田副武

1945年7月27日，盟國發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而日本卻不予理會，這其實是盟軍的最後通牒，於是，美軍在8月6日、9 日，分別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但雖然事已至此，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內，卻分裂為3對3的僵局，鈴木、東鄉、米內贊成，只要：（一）國體不變，天皇制不改，便接受無條件投降。但阿南、梅津、豐田則反對，要求向盟軍力爭更好的條件，包括：（二）由日本自行遣散自己的部隊；（三）由日本在本國法院進行「戰爭罪行」審判和懲處；以及（四）盟軍部隊不能佔領日本本土。

大家不難看到，3名對投降較持開放態度的，鈴木和米內都是海軍派，相反，3名較「企硬」的，阿南和梅津都是陸軍派，但也有海軍派的豐田。片中，大家便會看到，以鈴木和阿南為首，雙方為此唇槍舌劍和爭持不下。

而同一時間，不少陸軍派都開始密謀政變，推翻鈴木內閤，另外成立軍人內閣，局勢可謂一觸即發。

日皇作出「聖斷」

經過多次會議之後，雙方仍爭持不下，無法達成共識。在這樣的僵局下，鈴木建議在8月9日深夜召開「御前會議」，會上，雙方向日皇陳述各自觀點，即一個條件還是4個條件的問題，再由日皇親自作出「聖斷」，決定國家的命運。

聽後，日皇說了以下一段情深意切的說話：「空襲愈演愈烈，我不希望看到國家生靈塗炭，文化遭受破壞，整個人類遭受不幸。我的任務是將祖先傳下來的日本國再完整地傳給子孫後代。事到如今只有讓更多的國民，哪怕是多一個人也好，存活下來，希望他們將來東山再起。除此之外，別無他路。當然，解除忠勇武士的武裝，把直到昨天都還在忠於職守為我戰鬥的人們推上戰爭罪犯的席位接受懲罰，對於我來說，是於心不忍的。但是今天我們必須忍難忍之事……」

就這樣，8月10日凌晨2點30分，日皇一念之仁，作出「聖斷」，接受盟國開出的無條件投降。

第二次「聖斷」

但事情沒有就此結束，陸軍裏有人仍然覺得難以接受，仍希望「戰鬥到底」，例如東條英機。尤其是日方通知美方的秘密電報中，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對天皇統治權加以變更的要求，不包括在內」的要求，美方沒有明確的承諾，而8月12日盟國的答覆，更說投降後，「日皇和日本政府過去統治國家的權力，將『subject to』盟軍最高指揮官……最終日本政府應按照《波茨坦公告》的內容，按日本國民所自由表達的意願，來建立新政府」。鈴木那邊把「subject to」翻譯作「受限制於」，但陸軍這邊則把之翻譯作「隸屬」，亦因此讓他們大怒，認為國體將不保。

因此，是否投降，再次節外生枝，日本最高領導層為此再次爭論不休，且再次陷入3比3的僵局。鈴木無奈再次訴諸日皇「聖斷」，8月14日早上，召開了第二次「御前會議」。會上，日皇再次表示將接受《波茨坦公告》，並說明白大家難以接受，因此他可以站在麥克風前，親自向國民呼籲，並且如有需要，可到任何地方向陸海軍官兵作出開導。在座的人都為此悲痛落淚。

所以，在日本早日結束負隅頑抗，減低交戰雙方的人命傷亡上，日皇裕仁確是起了關鍵作用，雖然他在最初日本發動二戰上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是一個未解開的謎團。

宮城事件

但陸軍中仍有人冥頑不靈，不能接受「聖斷」，不惜玉石俱焚，也要戰鬥到底。

8月14日下午，早已籌劃政變的少壯派軍人如井田正孝中佐、畑中健二少校等人，更立即起事，企圖阻截日皇的「玉音放送」（即《終戰詔書》廣播），向日皇作出士兵諫，改變「聖斷」的決定，推翻鈴木內閣，軟禁眾溫和派，及另外成立軍人內閣。他們並要求陸軍大臣阿南支持，並企圖以後者的聲望號召全國，戰鬥到底，危機迫在眉睫，史稱「宮城事件」，而這也是《日本最長的一天》一片下半部的主線。

為何冥頑不靈？

為何這些人仍然如此冥頑不靈呢？除了正如前述，陸軍一向是好戰的鷹派之外，還有以下原因：

事實上，正如上星期所述，當時陸軍仍保有一支相當龐大、完整的軍隊，以人數計尚有600萬，且單以日本本土計，準備進行所謂「本土決戰」的，便有200萬人，且紀律和裝備良好，不似得海軍已成殘兵敗將，聯合艦隊已經土崩瓦解。所以陸軍與海軍相比，繼續作戰的本錢和決心，也要大得多；

當時日本陸軍仍然心存幻想，一直主張與美軍進行所謂的「本土決戰」，以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自殺式攻擊，來迎頭痛擊美軍的登陸部隊，為他們造成重大傷亡，那麼就可以爭取到較好條件與美國議和，避免無條件投降，任人魚肉。日本陸軍這方面的決心不用懷疑，事實上，他們在太平洋的島嶼戰中，如塞班島等，便使出過「萬歲衝鋒」這樣的瘋狂手段（即將兵一起排列，身上、頭上綁上國旗，齊聲大喊天皇陛下萬歲，再自殺式衝鋒殺敵）；

更何况，美國手上可以有多少枚原子彈呢？今天我們都知道，在轟炸廣島和長崎之後，美國手上其實還有一枚，但當時日本卻只能「估估下」。當時日本自己也在研發原子彈，知道所費資源甚巨，有內部分析認為美國不可能一下子造出這麼多，不可能不斷以此轟炸日本，廣島之後認為可能只有一枚，長崎之後可能只得兩枚，總是心存僥倖。

美國究竟應否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帶頭使用原子彈，奪走廣島和長崎兩地近20萬無辜平民百姓的性命，作為迫使日本就範的籌碼，戰後人們長期就此爭論不休，當中牽涉重大的道德爭議。但如果看過本片，了解到日本部分軍人的冥頑不靈與瘋狂，觀眾心裏可能有另一番的體會。

（本文的史實部分，部分參考自半藤一利所著《日本最漫長的一天》，事實上，電影《日本最長的一天》也是以這本書為藍本而拍成，最近台灣出版了這本書的中譯本，我便是個多星期前剛在台北誠品書局購得，相信香港亦即將買得到。）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陳廣隆 - 從新舊外星人電影 反思人生問題

電影講座    2015年8月27日

深夜無人，仰望星空，看着一閃一閃、如泣如訴的星光，總不禁想到：在萬千星河之上，是否有更高階的生命？我們在這兒揮手，彼方有「人」會看到嗎？生命的起源、造物的上主到底是誰？宗教信仰是否真有意義？哲學家向明月與江河發問，電影人以攝影機尋找答案。在漆黑的電影院中，銀幕就像夜空，閃爍着各種可能。即將上畫的寶萊塢大作《來自星星的PK》（PK, 2014）雖屬歌舞喜劇，胡鬧中卻對信仰有警世的思考，以下我們一起審視電影帶出的問題，對照影史同類作品，思索星星的奧秘。

從異形到E.T.，從天煞到CJ7，自梅里埃《登月之旅》（A Trip to the Moon, 1902）以來，電影人對外星生命有着或善或惡的豐富想像，但究其實在，種種外星形相不過是人類性格、欲念與恐懼的投射，至於將外星人想像為外貌與人類無異的物種、億萬星光的另一種自己，卻反映了人類兩種心理：對奇人異士的英雄崇拜，以及在宇宙裏舉目無親的終極寂寞，故此才有如絕地武士一類銀幕形象。借外星人的眼光看人類自身，有如對鏡自照，有時比起許多故作嚴肅的作品看得更加深入，許多科幻故事就是以此為背景開展敍事，如本文提到的幾部電影。

《來自星星的PK》一開首就講阿米爾汗（Aamir Khan）飾演的外星人獲派地球考察，一降落印度，由於全身赤裸（他們認為動物皆不穿衣，奇怪人類為何羞於自然）、不通言語（他們用心靈溝通，不必說話），即被途人視為傻子，更將他用來與母星太空船聯絡的閃亮項鏈搶去，從此流落地球無法回家。

導演前作紅遍亞洲

電影中的阿米爾汗高大健碩，心靈卻是天真澄明，為了找尋失鏈，戰戰兢兢地嘗試融入人類社會，卻發現人類社會處處有文化隔閡、傳統束縛，鬧出不少笑話。例如他不識男女服飾之別，乘他人「車震」之時拿走其衣裝，卻穿成上衣下裙，招搖過市令人訕笑；母星以物易物，自不知錢幣為何物，他見別人拿出印有甘地頭像的紙張即可換得一飽，便收集一切有其肖象的海報、招紙、刊物欲換食物，當然被罵回頭；印度語言系統複雜，說話時又常夾雜英語等外文，一時間難以學會，但他有特異功能，只要與人握手，數小時內便能通曉其語言，為此他見人即欲握手，卻被誤會是色中餓鬼，闖了不少禍。每個人見到他都以為他是醉酒鬼，遂稱他為PK（peekay，印度語醉酒、酒鬼之意），也是戲名之由來。

以上胡鬧搞笑橋段雖有趣，卻只是故事的末節，不然此片也不值多提。本片導演拉庫馬希拉尼（Rajkumar Hirani）前作《作死不離三兄弟》（3 Idiots, 2009）紅遍亞洲，令許多香港人留意寶萊塢電影，該片娛樂性強，又不乏感人勵志之處，敢於抨擊印度教育與考試制度之僵化，又提到當地自殺率高企、交通混亂、貧富懸殊等社會現象，是不俗的作品，但我嫌其片面簡化，將老一輩或制度寫成鐵板一塊，卻未深入寫出三個「傻瓜」如何積極求學，怎樣衝破現有框框，玩鬧多於學習，抨擊教育制度的力量難免薄弱了。結尾三傻作弄「臭屁王」同學一節，粗鄙不文，只能算低俗笑話。

《來自星星的PK》卻一洗前作過於誇張玩鬧的毛病，笑位恰到好處又適可而止，寶萊塢電影喜穿插大量歌舞，不習慣者或不 勝其煩，本片則相當克制。影片以外星人流 落地球的科幻故事為包裝，其真正主題，在於反思人間「宗教」與「信仰」的種種疑問。PK有家歸不得，遍求無獲，一日有人告訴他可求「神」幫助，本只是想敷衍打發他，他卻深信不疑，甚至驚奇地球人怎麼能夠與全能的神祇溝通接觸。

從此PK參拜各種神祇，出席所有敬典，添香油默禱告，以為只要誠心付出，就能「接通」，卻總是得不到「神」的回應，痛心疾首，灰心頹喪，走過重重歧路後（包括曾相信殘害身體作奉獻的一套），他開始質疑各種宗教的儀式與說法，包括愚昧的迷信（廟宇外多有賣神像的，但小像和大像有何分別，多付金錢拜巨像難道就會更加得到神靈眷顧）、文化與傳統（如基督教視酒為神的禮物，葡萄酒是豐產和聖血的象徵，伊斯蘭教卻不容酒精）、排他的信仰（主張信己教者才得恩寵，那無宗教概念或信他教的善人又該如何）等。

大膽探索宗教問題

諷刺禮俗的荒謬處、質疑信仰的盲目處、思索宗教的未盡處，是許多電影大師念茲在茲的主題，布紐爾的揮灑肆意、活地亞倫的妙語連珠、英瑪褒曼的沉潛默想，影迷自必熟悉。《來自星星的PK》揭示的不過是表層，自難相比，但拉庫馬希拉尼親切之處是，將玄妙的思想拉回日常生活，PK的行動總是針對大眾，鼓動大家反思並勇敢挑戰傳統。PK的言論起初看似是無神論的（印度是宗教大國，本片推出時曾引起極大爭議），但他其實只是反對拜金神棍與愚民領袖，他認為「造物主」獨一無二，不同宗教的信仰不過是人類的「創造」，不必執着細節而失去敬愛的本心。

這部片另一大主線，講女主角安努舒卡莎瑪（Anushka Sharma）飾演的記者在布魯日求學期間戀上巴基斯坦伊斯蘭少年，卻因宗教與種族被家長拆散，回國後發現PK，驚訝他大膽質疑上帝「代言人」的勇氣，決定作為新聞話題，聲言為他找回項鏈，運用電視節目炒作至全國層次。影片嘗試借助傳媒的力量對抗愚民思想，歡迎每個「個體」對腐敗領袖與頑固傳統的詰 問，旁兼殺人吃人的種族、政治與性慾等議題（例如上述的跨族戀情，又如對殘害無辜的恐怖襲擊的抨擊等），期望的不僅是口號式的大愛，而是真誠真意的互相了解，欲喚起的是人與人的聯繫與感情，那不單是親情、友情與愛情，而是始終着眼「大眾」，這等複雜廣闊的視野，卻是不少宗教電影所無，而堅決站在平民這邊，也是當今犬儒當道的世界所少見的。

最迷失外星人角色

舉例說，我們不妨看看今天已成名作的西方電影，英國名導尼古拉斯洛（Nicolas Roeg）的《天降財神》（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 1976）。此片的基本設定與《來自星星的PK》相仿，大衛寶兒飾演的外星人因母星已成荒漠，遂到地球引進水源，卻因飛船失事，妻離子散，困於地球。與PK不同的是大衛寶兒一早從電視節目中熟諳地球語言與文化，流落地球後，即使用滿身金飾換取錢財，後來更利用其外星科技，以超越地球現有的拍攝與錄影技術申請專利（尼古拉斯洛本身是極出色的攝影師，此處顯屬他的個人趣味），旋即成為國際巨富。

《天降財神》這中文譯名頗有喜感，其實影片格調與此完全相反。大衛寶兒在影片中沉默寡言，離群索居，一臉憂鬱，雖是巨富，但從不現身公眾場合，也少過問公司事務，只以電話遙距指揮，觀眾後來才知道他積聚財富是為了搞太空科技，秘密邀請科學家助自己回家。PK難尋回家之路，大衛寶兒卻是滿腹計劃。

PK擁抱大眾，《天降財神》卻是感情疏離的世界。因為金錢，有的人只顧自保，有的人遠離社會，有的人心懷不軌。影片中大衛寶兒失去至愛，終日凝神寡歡，他只喝白開水、看電視，因為飛船意外，他不敢坐快車，連普通升降機都害怕，這樣的外星人形象確是罕見。事實上這是大衛寶兒初次擔綱的電影，當時他正沉迷可卡因，時常恍恍惚惚，其精瘦白皙外型也屬新潮，戲內戲外的形象非常相稱。

電影中的大衛寶兒後來遠走至人煙較少的新墨西哥州避世兼開始回家計劃，在小旅館認識了思想幼稚、缺乏自信、渴求情愛的年輕女服務員，她對他傾慕不已，毫無保留地照顧他的生活，但相處既久，他神經質、悶懨懨，對她愛理不理的個性幾乎將她逼瘋。在地球逗留愈久，他自知回家無望，甚至身份敗露被人抓去作科學研究，待人更是冷漠，最後更只沉迷酒精、性愛與死亡邊緣之間。

《天降財神》所反映的，是嬉皮士文化後期漸趨墮落迷失的氛圍，大衛寶兒飾演的是外星人，其實也可視為與大眾社會格格不入的新潮人、異鄉客體驗，尼古拉斯洛遊走不定的影機運動、節奏飄忽的剪接風格，也很成功呈現這種視角。《天降財神》沒有明顯時序，有時毫無暗示地鏡頭一轉就是數年（其他人已生白髮大衛寶兒卻不會老），有時大衛寶兒思覺又似能穿梭古今並看到遠方的景象，充滿迷幻感，走的不是硬派科幻路線，其太空機器、外星人相，都很有邪典電影的味道，今天看來仍教人嘖嘖稱奇。

主角原形源自差利

反過來看，《來自星星的PK》的結構、笑料和終局，甚至是阿米爾汗的舞步、PK返回太空船時的構圖，我認為基本來自差利卓別靈的傑作《馬戲班》（The Circus, 1928），PK暗戀女主角卻又發現對方痛苦的跨族戀情，當中的取捨、掙扎與犧牲，就與《馬戲班》主角相同，看得人眼濕濕。印度電影談情，其浪漫喜樂處，率真純樸得直追默片時代。《來自星星的PK》最好看的，就是創作團隊有着差利的那份humanity，雖然難臻差利之活潑、純粹與精煉，但在寶萊塢歌舞喜劇的框架內，在娛樂大眾與啟發思考兩方面做到極佳平衡，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天降財神》其中有一幕講到女主角想和大衛寶兒到教堂結婚，順帶提到信仰問題。她認為信神總比不信好，至少有東西可相信，感覺會安心一點，萬千星斗之間應該有神在吧。這種想法無疑虛無膚淺，只像是遇溺者隨手抓到某物，便死抓着以為是救星而已。如果她遇上PK，應該會被他以幽默的手法出言警醒吧？

本文開首提到外星人形象代表了我們兩種心理，也許PK代表的是我們希冀警世英雄的一面，大衛寶兒的就是我們心底深處的寂寞吧。話說回來，香港電影很久沒有外星人題材作品了，對上一套，大概已數到馬偉豪導演的《戇星先生》（1997），但影片瞎鬧無聊，相當難看，唯一可提的是葛民輝飾演的外星人也叫PK，但此PK何所指，在此也不必明言了。

安娜 - 夢與活着的意義

紙上聲色   2015年8月26日

今次再看《柔道龍虎榜》，其中一個堅定地萌生的想法是：小夢（應采兒飾）去到日本應該不會紅。電影後段，臨近小夢出走前，一場小夢與父親食飯的戲握要地交代了她的過去：來自台南的小夢起初跟爸爸說到台北就會紅，到了台北就說去到香港就會紅，現在來了香港，卻又說遠渡日本會紅。

小夢的歌藝只適合在酒廊唱《你為了愛情》；因為年紀太大，她連藝員招考的面試機會也沒有；後來甚至絕望到一個地步，即使她肯拍三級片，那個日本經理人也只是不住地對她耍手擰頭。

所以，也難怪她拿出日語教材自學，揚言要在日本闖出一片天時，司徒寶（古天樂飾）會報以一個稍帶質疑味道的凝固的微笑。小夢敏感地以為自己被司徒寶輕蔑，便馬上替自己辯護：「我得㗎，我呢啲靚妹樣，又有身材喎，響日本嗰邊係好殺㗎！」──任何能夠投入這個電影的觀眾都不會（也知道不應該）嘲笑小夢的夢想，但她的說話實在沒有自知之明到一個令人發笑的地步。

小夢不是司徒寶。司徒寶本身是一個柔道高手，沉睡了數年的他在短時間內重拾功力還是有可能的。但小夢是徹底地無才，在可見的將來裏，她也不會成為明星。

電影中司徒寶與小夢都是有某種追求的人，但他們的層次與潛質是完全不同。在那個只得清潔工在掃街的早晨，小夢突然發難，從父親的車上跳了下來，沿着阿士厘道向海的方向跑去。司徒寶與Tony（郭富城飾）合力把小夢的爸爸攔下來。小夢風飛似的正面向鏡頭奔來，跑姿由慢鏡變成凝鏡，伴隨着她雀躍高呼：「我去到日本就會紅！」

電影當然是肯定了小夢的樂觀性格與及她的積極作為，而且也沒有排除發生奇蹟的可能性。但以電影給我們看到的證據而論，小夢去到日本不紅是最合邏輯的結果。在這一點上，電影沒有多餘地提供些許「美夢終會成真」的暗示。

當然，小夢最後紅抑或不紅，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小夢刻下為了完成她的夢想而散發出來的意志、渴望、不屈與熱情，無論她的能力有多不濟，你都必須承認她是充滿生命力的人物。這絕對不是阿Q精神，或者自欺地擁抱失敗。

《柔道龍虎榜》的主角們在一場又一場戲中，不斷地用自主的行動與決定去體現自己的價值、信念。未來全不可知，結果可能遠遜預期，他們可以掌握的只有現在，因此，務求每一刻都能進取地發揮自己，就是盡了生存最大的意義。

活在當下

《柔道龍虎榜》所傳遞的價值觀是經過微妙拿捏：電影一方面永遠肯定人的追求、肯定難以用物質衡量的價值（不難留意到電影對金錢與物質予取予攜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沒有昧於現實的灰暗與艱難，變得過分概念化或流於天真。

雖然《柔道龍虎榜》有其浪漫化的一面，戲中人人識打柔道恰似一個武林世界，同時偶有具魔幻色彩的筆觸（漫天飛舞的鈔票、卡在樹頂的紅氣球、工廈內被冷氣機槽包圍的「柔道場」），然而，電影在描寫人物的挫折困難（師父的死、司徒寶的失明、小夢的志大才疏）時卻又可以不避苦澀地踏實。《柔道龍虎榜》有一種清醒中的浪漫、虛無孤絕裏的勇往直前，這種口味除侯活鶴斯的電影以外幾乎不能再找到。

《柔道龍虎榜》不似其他以運動為題的「勵志片」，它沒有教人振奮的口號（像《打擂台》的「唔打就唔會輸，要打就一定要贏」），它的主旨也說不上有什麼深奧哲理（勉強歸納起來也不過是「活在當下」吧）。但這些都不會成為《柔道龍虎榜》的缺點。

《柔道龍虎榜》的真正意義在一切猶如有生命脈搏的細節裏。沒有一句綱領可以總括到司徒寶在小夢身後奔跑時，他心中驟現的希望與喜悅，沒有一句標語可以代替司徒寶最後從容接受失明的態度。在我眼中，《柔道龍虎榜》是極少數能夠說服人生命是值得活下去的電影之一。

李怡 - 他們將一點一滴改變這世界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26日

《十八種香港 HOCC》演唱會結束，黎則奮說「經雨傘運動洗禮的何韻詩真箇是脫胎換骨」。筆者觀看最後一晚演出，感到這不只是何韻詩個人而且是香港流行文化的脫胎換骨。不是說它超越了以前所有的輝煌演唱會，而是說這是香港第一次完全屬於香港人群體的演唱會。

大公司可以斥巨資把演唱會搞得富麗堂皇，但沒有大公司、沒有贊助商、個人小本投資，卻以全屬香港年輕人的團隊，拼出從頭到尾發自內心熱誠的演出，用歌聲、影像和獨特的舞台設計，描繪出年輕人眼中、心中的香港。說「心中」，因為那些舊日香港的影像，是年輕人雖沒有見過卻是心中珍惜的。

流行文化的脫胎換骨

前天結束的演唱會不是終結，反而是《十八種香港 HOCC》的一個開始，十八種，象徵香港十八區，何韻詩說，「每一區每一處，有屬於它的城市景觀和神韻，經歷了上幾代的滄桑，近幾年的動盪，……小島其實在重新建構更多種面貌，不同人在各司其職，種植出令這裏更茁壯的信念。種是種類，也是種植，有機，多元，充滿生命」。因此，她以伊館演出為起動，將在半年內走遍香港大小角落，與地區組織合作，推廣本土創意文化，讓願意一同參與的香港人，深度體會這個城市，認識這個城市。她說：「與其世界巡迴唱，不如18區巡遊走。」

這是對流行文化的一次脫胎換骨的啟動，如果說文化是一個城市最有魅力和持續的生命力，那麼我們對何韻詩的嘗試不能不感動和懷着最大敬意，而演唱會的藝術團隊的成功也體現了她所說的：「我們常常會往外看，覺得外面的世界才是好的，但原來我們自己地方也有如此優秀的一群年輕藝術工作者。……香港擁有最好的，只要你肯發現。」

整晚的激情，讓筆者想起村上春樹今年三月給香港一位雨傘少女的回信：「很多事情未能盡如人意，讓我感到可惜。但我認為你們為民主而走的路，最終絕不會白費。現在乍看像是『甚麼都沒發生過』，但在看不到的地方，確實起了絲毫變化。你們走過的路，已化作事實留下來，沒有人可以無視這些事實。世界亦會根據這些事實而改變。今後，請你們繼續努力，一點一滴改變這個世界。」

雨傘運動後，何韻詩一度想參選立法會，但經仔細考量後，覺得還是從文化入手去改變社會，更能發揮自己所長。她踏出第一步的成績，已體現了雨傘世代的持續努力，會一點一滴改變這世界。

另一樁跟雨傘運動不是直接有關的事，就是新聞工作者吳曉東在今年七月透過眾籌公司，向公眾提出要在兩個月內籌300萬，成立一個以深入報道為目標的香港人的通訊社FactWire。這樣做的目的，一是鑑於香港媒體都把焦點放在即時新聞上，沒有資源對任何香港發生的嚴重事態作深入採訪報道，如果公眾只滿足於這種即食新聞，負有監察社會使命的新聞工作就不大可能促使社會改變；二是絕大部份傳媒，都受到被政治勢力支配的單一或主要老闆操控，又或要遷就廣告商，新聞的獨立性難以保持，因此要由公眾做老闆，不接廣告，以高薪聘請忠於新聞專業的人任事。

很多人對吳曉東能夠成功集資並不看好，因為多數人不知道或不關心甚麼深入報道，也不了解吳曉東其人。但意外的是，目標居然實現了。最新的集資數字已超過400萬。其中大額的支持者（5或10萬）只有4人，而小額支持者則有兩千多。

挺身凝聚分散的力量

雨傘運動帶來市民對自由權利的覺醒，許多人認識到新聞採訪受到暴力壓制，一些傳媒在政治影響下報道事實的扭曲與偏頗（最典型是無綫對七警事件的新聞處理），也使市民更知道新聞自由的可貴。這是FactWire能夠成功集資的根本原因。

這件事告訴我們，分散的無組織的力量，只要有人用一個理念把他們凝聚起來，就能發揮很大的作用。雨傘後，另一個新生力量是青年參政。不久前，facebook出現一個叫「2017選戰立法會」社群，開設者似乎只有一個人，他說：「我只是普通香港小市民，但覺得自己香港自己救，這些事原不應由我們這些小市民去想去做，但奈何眼見現時此環境，覺得必須做點事。一個人的力量十分渺小，但團結就事成。」如果奧巴馬憑小額捐款可以登上總統寶座，如果吳曉東憑一股儍勁和提出市民未必熟悉的新聞理念也可以在兩個月內籌到四百多萬，那麼一個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為甚麼就不能憑雨傘運動的理念、憑眾籌而晉身立法會呢？

現在社會需要的，是更多何韻詩、吳曉東這樣挺身而出的人。何韻詩演唱會的觀眾席，是一張張熱情的年輕的臉，他們將一點一滴改變這個世界。（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雲 - 日本軍妓，必也正名

三文治   2015年8月18日

台灣課程綱要改革爭議之中，有政客和學生認為有部分「慰安婦」是自願的，備受社會批評。喪失國魂的台灣，只能寄託鄰國日本。各位不要嘲笑他們，一個國家喪失了國魂，就會變成這樣子的卑鄙無恥下流，而且還以為自己好合乎潮流，好trendy，好有開放理性、多元文化的樣子。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方從中國大陸、朝鮮、台灣、韓國等地，強徵婦女供日軍淫辱。這些婦女，在日本的文書上稱為「慰安婦」。「慰安婦」日語發音為「Y An Fu」，英文一般譯為comfort women。慰安，有慰勞安撫之意。《詩經．大雅．烝民》：「以慰其心」，句下有鄭玄箋：「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慰安婦」有婦女慰勞士兵，出外遠征的含義，是日本政府、軍方採用的一個委婉、正面的名詞。如果這些勞軍的婦女，全部都是日本的貴族女子、武士家眷，就可以叫「慰安婦」。或得罪講句，如果全部都是天皇的親戚，身先士卒，慰勞日軍，叫「慰安婦」，她們當之無愧。如果是日本平民，也不可稱為「慰安婦」。

然而，日本皇軍的「慰安婦」，都是被日軍強徵入營的亞洲婦女，實質是色慾奴，在歷史上，應叫軍妓。軍妓本身有壓迫、不義的含義。故此，任何歷史描述，如果用上「慰安婦」一詞，都必須加上引號，以表明那是日本軍方的宣稱，同時加上註腳，說明此乃日本皇軍之聲稱或稱號。（馬家輝先生於在二OO七年在《明報》「筆陣」專欄已指出採用「慰安婦」一詞，要加上引號及詮釋。）如果不加引號，是當作平常的日用語言、日用詞彙來使用，就是被日本殖民，或被日本洗腦的顯示。

國共政府追討戰爭賠償時，也用了「慰安婦」一詞。《論語．子路》：「子曰：『必也正名乎！』」國與國之爭，或者政治之中，好多時是在於名詞的運用。名詞可以扭曲看法，「慰安婦」一詞講得多，真會出現部分台灣學生所說「慰安婦」未必是被逼，而可能很喜歡去慰安的講法。故此，即使是追討賠償，也要辨正名義，使名實相符，以彰正義。

中國政府、台灣政府或將來的香港政府，可以不接受日本這個講法，甚至要求對方談及這事時，或在和平協議或者賠償協議中，要求正名為軍妓，不可以採用「慰安婦」一詞。國際爭議、日本法庭或國際法庭，亦必須採用軍妓一詞。等於納粹黨在國際法庭屠殺猶太人，但在國際法庭，指稱猶太人，一定要用「猶太人」一詞，不可用「人類的罪惡」、「卑賤民族」、「人類的渣滓」等當時納粹黨的詞彙。

漢日字典是華人地區出版，如果將來的中國政府夠強硬或正義，應該要求日本人正名。即使日本寫自己歷史也好，也要加回引號，說明這是皇軍時期的稱呼。這有助於對日本國民的歷史教育，是為他們好。即使日本寫自己的歷史時，一如以往，用「慰安婦」一詞，但華夏寫自己的歷史時，就必會加上引號，或正名為軍妓。

早於二〇一二年七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示美國國務院，官方文件提及「comfort women」(「慰安婦」)，一律改為「enforced sex slaves」。[1]今日你看到國民黨的課綱要將「慰安婦」修改為「婦女被強迫做慰安婦」，就知道國民黨政府是一班蠢人、賣國賊——儘管他們還需爭議，賣的是哪個國。

[1] "Clinton says 'comfort women' should be referred to as 'enforced sex slaves'", Japan Today, 11 July, 2012. http://www.japantoday.com/category/politics/view/clinton-says-comfort-women-should-be-referred-to-as-enforced-sex-slaves

李寶瑜 - 電車屬於未來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23日

電車達人魏文 Emmanuel Vivant（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上周有某退休政府規劃師，向城規會建議取消中環至金鐘一段電車路軌，並稱是為了改善中環交通擠塞問題。

此言一出，各界嘩聲四起、怒氣冲冲，大部分市民均認為香港的電車應該要好好保留，而不該被消失。

香港電車陪伴了港人一百一十一年，每天接載着各式各樣的人，上班族、家庭主婦、中小學生，還有各國旅客等。

電車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是這個城市的地標之一，更是香港人的生活。

有趣的是，香港的百年電車，在二○一○年開始，正式交由來自法國的RATP Dev Transdev管理，繼續經營這輛會行走的歷史遺產。

那就由法國來的董事總經理魏文（Emmanuel Vivant），講解在他領軍之下的香港電車，如何由過去，緩緩駛進現在，並且邁向未來。

現在的香港電車，仍然保留了昔日的歷史外貌，但也同時，已經由過去的「叮叮」，走向新型號發展，緊貼現代人的需要。

香港電車的完整系統和技術，在世界上佔一席位。

也許，所謂思想「抱殘守缺」的人，並不是冀盼保留電車的人，而是那些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和實際交通需求的人。

慢得有效率 日載20萬乘客

走進石塘嘴屈地街的電車廠辦公室，夕陽正好投進窗內，落在魏文的辦公室的電車模型上。這位來自法國的香港電車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站起來打招呼，身形很高䠷，顯得溫文有禮。甫坐下，便跟他談起有規劃師建議取消一段電車路軌，魏文聽後，不慍不火回答：「香港將來需要更多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更少。電車作為公共交通工具，其實很有效率。電車在香港有着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它每天平均接載二十萬乘客，非常大量。」如他所說，香港電車是全球仍全面運作的最大型雙層電車車隊。

塞車原因 私家車飈增

至於電車被指為佔用道路空間，甚至導致交通擠塞嚴重，他這樣回應：「中區的交通問題，其實並非由電車引起的，電車在香港已存在一百一十一年。其實令中環交通有那麼大的變化，是因為私家車愈來愈多，估計過去十年，私家車的數量增加了50%。還有交通違規、違例泊車等，其實更明顯地加重交通擠塞。」對於自己領軍下的電車，他如數家珍：「我們的電車採用了有效的方式，電車也是最有效率的空間使用者，一當輛電車停下之後，其所佔用的空間，以人均計算，比私家車所佔用的少上很多倍。」即使在繁忙時段，相對於只能坐四人的私家車，每名電車乘客也只是佔用0.25平方米的道路空間。他又道：「電車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更有社會包容性。又環保，電車是唯一不會排放廢氣的交通工具。」若要說效用，他認為：「道路工程要考慮的，並非有多少車輛能進入中環，而是有多少人能走進中環。每輛電車，在有限空間下，能夠接載一百一十名乘客。」相比起讓汽車瘋狂擠進市中心，電車的確在載客量上更為有效。

短程路快捷 免來回車站時間

對於退休規劃師說，要取消由中環至金鐘一段，認為「行路可能快過搭電車！」，我們當然不知道別人的腳程有多快，但以1.6公里路程來說，網上已有很多種人肉測試，普通人步行至少要三十分鐘。一般人對電車的印象，相對於其他交通工具，總是悠悠然比較慢，但魏文有這樣的理解：「電車為不同需要的人提供服務，是港鐵、巴士等交通工具的另一種選擇，乘客也可以使用電車作短途行程。在短程路上，電車其實很有競爭力，就說乘車時間，因為不需花很長時間來回電車站，所以在少於四公里的路程上，若與地鐵相比，電車其實可以更快捷。」

便宜環保 載不同乘客

而我們對電車的另一固有印象，就是乘客主要是老人家。但無論是魏文觀察，還是電車公司的調查所得，都顯示，這不是事實的全部。他說：「每年我們都有做乘客調查，而調查顯示，我們所接載的乘客，無論在年齡、性別、經濟背景上，都跟香港的平均人口狀况相近。因為一天不同的時段，有各種市民乘搭電車，例如早上有上班族坐電車、在非繁忙時間，家庭主婦會坐電車到街市買菜、學生坐電車上學。午飯時間，中環上班族會坐電車到灣仔或銅鑼灣吃飯。在周末，人們坐電車和散步來消閒，各式各樣的人都可以在電車上找到。」他續說：「我們當然有些乘客是老人。一些乘客的確能選擇其他交通工具，如他們不坐電車，可以坐巴士，但對於老人來說，電車相比其他交通工具，更為方便。」而每個電車站平均相距二百五十米，且在主要道路上，容易找到之外，亦毋須公公婆婆上落樓梯，對他們而言更為方便。電車沒有可加可減機制，票價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低，現在的成人票價為2.3元、小童票價是1.2元，長者票價為1.1元，票價亦能照顧社會上不同人的需要。

不過，自去年港鐵西港島線陸續開通後，魏文承認：「由去年開始，每天電車乘客量少了一成，由二十萬減至十八萬。」但他說：「「但我們認為，除了西港島綫開通影響了乘客量外，也是因為交通擠塞。其實香港電車不是導致交通擠塞的原因，而是我們同樣遭受交通擠塞影響，我們也是受害者，電車的行車效率也受到影響。要解決交通問題，最好的方法其實是給公共交通工具更多優先使用權。」

歷史遺產 香港很幸運

香港電車在一九○四年成立，當時只有二十六輛單層電車，時至今天，已有一百六十三輛雙層電車，以及六條主要路線貫穿東西。魏文說：「電車是香港歷史遺產的一部分，令香港成為更美好的城市，也賦予香港獨特性，其實是無價的。」當我們為發展而不斷犧牲歷史的時候，這個來自法國的董事總經理卻說：「巴黎曾是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香港其實很幸運。因為巴黎曾經有一個很大的電車網絡，但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消失了，因為那時的汽車變得時尚，人們放棄了電車，改為讓路給私家車。但後來，我們就發覺這其實是個錯誤。事實上，為私家車提供更多空間，以緩減交通擠塞，那就等同於鬆開你的皮帶扣來解決肥胖問題，其實沒有針對當中的問題。反而令城市更難持續發展、更不適合居住。」

最適合未來發展的交通

RATP公司，在巴黎同時經營地鐵、巴士、電車等交通工具。「在巴黎，我們現在回顧過去，又重新建起電車鐵路，在十八世紀末，我們建成了八條電車線。所以我覺得香港很幸運，香港從來沒有拆毁她的電車軌道。而電車現在亦被國際間公認為，最適合未來發展的交通工具，各地都在建設新的電車線，像瀋陽、蘇州、北京、南京、深圳等，而歐洲的主要城市，也有當地的電車網絡。所以電車是屬於未來的，不是屬於過去的。」

古舊外貌 更新設備

如果有人還覺得電車是老一輩的東西，要不就非電車常客，又或與現代脫了軌。魏文在屈地街的電車廠，帶筆者去看舊型號的電車、以及最新型號電車。簡單觀察，已發現車廂內的設備有明顯改變，像上車位置的閘門，由以前像攪珠式的轉動閘門，變成小巧的兩塊木板，乘客上車時，衣服或袋子便不會被勾住。車廂還安裝了節能的LED燈。而右手邊的一排座位，亦由面向車身的一排椅子，變成面向車頭的獨立座位，其數目不變。為何有這樣的改動？魏文說，在人多擠迫時，大家都有過不太好的經驗，就是大汗淋漓還要膝蓋碰着膝蓋，將座椅方向改動一下，便可以給乘客多點私人空間。

新型號電車 100%香港製造

他的理念是：「電車加入了很多改良措施，我們有兩個任務，一是保育香港的歷史文化；二是將電車系統全面升級，以服務二十一世紀的乘客。」現在新型號的電車，已有四十九輛投入服務，均是100%香港製造，製造地點就是我們身處的屈地街電車廠，相信是香港島唯一也是最後一個製車廠。「新型號電車看起來像舊電車，那是因為我們想保留電車的歷史、老電車的感覺，而又完全不同的是，新型號電車是由鋁製造，舊時的電車則是木造，鋁製車廂更為現代化、更耐用，車身較輕，可耗用較少能源。還有新引擎，比舊引擎可以節省25％的能源使用，而且更安全，噪音減少，更舒適。」這些都是他推動新措施的成果。現在連電車上，也有LED屏幕到站顯示，「二○一二年，我們引入電車位置系統，使用人工智能的技術。我們的電車也有App，乘客還可使用QR code，可以查到接下來的三班電車。也有地圖，附上GPS功能，顯示下一班列車在哪裏、何時到達等」。他們最近還和中大合作，研究更新的系統。他說希望採用更新的科技及方法，可以解決交通擠塞對電車的影響，令電車系統更穩定。而因着百年電車經驗，香港的電車技術和系統，亦受到外國青睞，例如印度就曾請香港電車為其度身訂做一套電車系統、四公里長的電車路軌，以及由香港製造的電車車身。

關注城市規劃 曾赴多國取經

別看魏文長了點白頭髮，想不到他是八十後，以三十四歲的年輕姿態，掌舵已有百多年歷史的香港電車。他笑言自己在巴黎的鄰近郊地區長大，四周種滿蘋果樹，卻對城市規劃很感興趣。他及後於巴黎的大學修讀有關工程的學科，並碩士畢業於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但他覺得現代城市規劃是較為長遠的計劃，當下能改變社會的，反而是和城市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交通工具，於是投身公共交通服務。事業開展後，他被委派到亞洲出任管理職務，工作關係在北京居住兩年、住過四年首爾，更遊歷過三四十個城市，了解當地的交通運輸系統，為他帶來了各地的考察經驗。二○一二年，他被委派到香港，今年正式出任香港電車的董事總經理，並同時是RATP Dev Transdev Asia亞洲合資公司的CEO。魏文說：「我去過很多城市，如北京、首爾，而唯獨香港這個城市最讓我覺得可以安定下來。或許因為我欣賞香港那種『can do』精神，非常實幹，會想盡辦法解決問題。」像去年佔中時期，銅鑼灣一段電車路被封，一些電車因而未能回屈地街電車廠維修，於是他親身到示威區與示威者商討暫時開讓電車路，亦作出相關的車輛調動，「是為了讓電車仍能繼續為市民服務」。

公共交通 應互相補足

思維跳脫創新的掌舵人，使電車能保有珍貴的懷舊面貌之餘，內裏的技術和系統卻是煥然一新，與時並進。去年電車一百一十周年慶祝，他們推出了多輛主題電車，包括餐車、電影車、熊貓主題電車等，為百年電車帶來了新鮮感，形象活潑。問魏文，他理想中的城市公共交通是怎樣的？他娓娓道來：「公共交通工具不應是競爭對手，而是能夠互相補足。」像香港有電車、巴士、地鐵等等，可以給市民更多選擇。魏文說：「我們不是要將電車放進博物館，而要讓它仍能活生生地在路上行駛，繼續成為城市的交通工具，以及香港的文化遺產。」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受訪者提供
編輯 蔡曉彤

李怡 - 香港人要選擇怎樣的價值觀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22日

本周初，無綫新聞報道中有一句主播的插話：「香港人就擔心鉛水呀，不過其實全球有超過7億人，甚至冇乾淨水飲。」博客林忌說：「cctvb告訴我們，飲鉛水原來是一件值得『自豪』和『感恩』的事。」你說香港人多幸福。回歸18年，香港人從已發展地區倒退到全球70億人包尾的7億人。

又有毛記電視的《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說：「被迫飲鉛水的香港人，聽了這句話，立刻感到：香港人有得飲鉛水，真是好幸福喔。當你瀨咗嘢之後，只要想到有比你瀨得更甘的人，就可以把快樂建築在他人痛苦身上，養成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可以做個健康快活的有鉛人。」並說：經cctvb的推廣，許多人都學會這種五十步笑二十五步的向下兼容自慰法。一個女孩子為facebook只有一個like煩惱，身旁男子說，全球有14億人沒有facebook用呀。為女朋友煩惱，就有人說，全球有13億人沒有女朋友……

向下兼容自慰法的根源

毛記電視儘管以搞笑方式批評無綫新聞的這句插話，但實際上這句話表達了也是灌輸了一種重要的價值觀，「向下兼容自慰法」是一種奴性價值觀，即不是爭取做一個有尊嚴的、執着於自己應有權利的人，而只是從與更卑賤的人比較中尋得自我安慰。

這種價值觀是有歷史根源的。香港大部份人，過去都因避秦來港，他們不在乎個人權利地辛勤奮鬥，很大程度是由於他們慶幸自己脫離在極權統治下的生活，精神上從向下比較中得到支持。香港人即使經濟上已躋身發達國家水平，但從沒有與世上其他發達國家比較個人權利，無論是政治權利或一般福利。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來自英國民主制度和文明傳統，我們毋須付出抗爭的代價而享有這一切。香港人口頭上都說自由、法治是我們社會的價值標準，但我們即使在經濟與文明都已是超發展的八、九十年代，即使面臨中共國收回，香港人中仍然很少人會想到為維護我們的價值觀而要付出代價，因為這些無形的東西過去都是無代價取得的。當年香港甚至有人譏笑英國的經濟發展不如香港，當然更從與大陸生活比較中覺得幸福。「向下兼容自慰法」其實正是香港人潛意識的價值觀。

現在香港已非常明顯地向「一國」的體制沉淪，以政治為首，經濟、社會也都向中共國傾斜。香港每天發生的事，如鉛水、如港大「等埋首副」、如般含道砍樹、如七警事件忽然冒出要英國御用大律師提供意見、如昨天在九成意見反對下城規會通過由新世界發展伸延星光大道規劃申請……種種違反英治時代亦即《基本法》所定制度與規範的劣政無日無之。但香港社會怎樣反應呢？我們且不去理會那些扭曲事實、背離常識的言論，就從一般市民的反應來看，不就是「向下兼容自慰」嗎？不就是還有自己的安樂窩嗎？不就是「天津爆炸」這類事還沒有「打到嚟」因而事不關己的心態嗎？即使「打到嚟」，又怎樣？

自願放棄原有的價值觀

有人說：大亞灣不用擔心，大把有錢人陪葬，有得賺。有人說：你們太多負面情緒，心情不會好，世界多紛爭，不是我一句半句可以解決，獨善其身是對社會最好維護。有的針對港大校友關注組說：正義不是只有一種角度的，誰都不要覺得自己是對的，爭取的東西一定是好的。有的說：我支持民主和尊重程序，但衝擊只能導致更大的混亂。有的說：經濟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香港是彈丸之地，現實上不能不依靠大陸。言下之意，因為香港地小權小，一切不義的事都應該默許。

陳雅明在facebook講他半夜乘港鐵回家，突然在車廂中嗅到很強的煤氣味，他左望右望，乘客中似乎有些人嗅到，用紙巾捂着鼻子；有些人望了望四周，然後低頭繼續玩手機；大部份人似乎根本沒有嗅到，沒有反應。陳在下個站台下了車，告訴月台站長，站長說他也嗅到，應該由前面的工程車發出，沒有問題。但為甚麼車上所有人都若無其事，而只有他一個人下車？可能是，香港人不相信在香港會發生大型事故，或者即使發生事故，也認為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香港人大概在「向下兼容自慰」中習慣了，沒有危機意識，即使鉛水這麼嚴重的事，都可以淡然處之，對於甚麼學術自由、程序正義，是更覺離自己遠了。如果這才是香港人最普遍的價值觀，那就等於港人自願放棄過去英國免代價提供給我們的自由、法治、人權、尊嚴的價值觀，願意連體制也回歸一國了，那就是魯迅所說的奴性時代：或是暫時做穩了奴隸，或是想做奴隸而不得。（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菲 - 給立志行醫的狀元們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22日

一位專跑醫療新聞的記者朋友曾經告訴我一件事，今天很想寫出來。這位朋友因為工作關係，認識很多醫生。某天，和她飯敍聊天，她說：「我終於明白，點解有啲醫生常常黑臉、又會鬧病人。」此話何解？原來，她認識一位醫生朋友，讀書時是會考9優狀元，「考到狀元當然讀醫，唔通走去讀哲學、歷史？」這位狀元覺得反正醫生是很好的職業，沒多細想，就順理成章入讀醫學院。

畢業後，狀元做了醫生。工作下來，每日流水作業式診症，日日對着苦瓜臉的病人，他開始發現自己其實並不喜歡這種生活，然則醫生的薪金倒還不錯，轉行太大代價，似乎不太可能，於是他設定真正享受生活是在放工之後，工作，就循例吧，遇上心情不好的時候，朋友說：「就對病人黑臉、冷冰冰囉。」

今年文憑試有12名狀元，8人讀醫，比例甚高，我相信他們都有志於懸壺濟世。香港的確有很多好醫生，有醫術有愛心，但事實上我們也不時碰到診症馬虎的醫生。這班狀元是未來的生力軍，他們說要「回饋社會、服務社會」，我讚賞，但也想提他們……

「服務」這兩個字易講難做，特別在公營醫療體系，工時長、壓力大，人手不足，堆積如山的病人和病歷，流水作業般診症就像在生產線上不斷重複，還有辦公室政治，不是真正有heart就很難做好這份工。而且，醫生不單是一份工，更需要對病人的關懷。花長輪候時間看公立醫院的很多都是基層市民、公公婆婆，希望這班未來的醫生們明白，很多病人是等了半年、一年，才能見到你幾分鐘。因此，請盡量給病人多點關心、多點正能量，不要黑臉、放下冷漠，就功德無量。希望十年、二十年後，你們仍不忘今天決定行醫的初衷，仍能實踐橫匾上「仁心仁術」那四個字。

李立峯 - 互聯網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另一面：淺談網絡政治管控

2015年8月20日

【明報專訊】近年來，有關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學術研究，多集中討論數碼媒體科技對社會運動的正面影響。這些正面影響包括促進網絡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的發展、使社會組織可以繞過傳統媒體直接跟市民大眾溝通、讓市民可以自發組織和動員行動、孕育抗爭論述等。筆者及幾位同事在過去大半年，也多次分析社交媒體在雨傘運動及政改爭議中的作用和影響，主調也是社交媒體如何構成社會運動的傳播基建及成為抗爭意識的搖籃。

中國大陸的網絡威權主義

但本文卻想談談互聯網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的另一面。數碼媒體作為一種科技，對社會並沒有必然的影響。在1990年代，互聯網普及之初，不少樂觀的科技決定論者就曾預言，互聯網將會為威權主義國家帶來民主化，因為互聯網是一個沒有中心的、多點對多點的橫向傳播平台，政治權力難以全面操控，而威權主義國家若要保持經濟發展，又不能摒棄新傳播科技。但20年後的今天，大概沒有論者再抱持這個單純的觀點。誠然，互聯網對威權主義國家的資訊封鎖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但同時，威權主義國家自有應付和管制互聯網的方法。中國大陸就是最佳例子之一。曾任教香港大學的Rebecca MacKinnon在數年前便用「網絡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一詞來概括大陸政府對互聯網的管制。她指出，大陸政府能成功地管制互聯網，重點在於它其實並沒有無時無刻地和完全地壓制所有人的網上言論。它禁止大部分人通過互聯網接觸境外媒體以至西方的社交網站，但同時容許有能力和有需要的人「翻牆」。它容許百姓就社會問題和事件發表意見甚至批評政府，但極力防範「線上言論」演變成「線下行動」。它容許網上出現新的意見領袖，但同時培養一批為意識形態護航的「網絡打手」。它鼓勵新聞機構邁向「全媒體」時代，但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會禁止媒體進行信息直播和限制媒體與網民的互動。

當然，香港和大陸的情况不一樣。香港的互聯網整體而言是非常開放的，而政府要有效控制互聯網並不容易。但有關版權修訂條例的爭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一些現有的網絡表達方式和自由有可能會因法例的改變而受影響。同樣地，互聯網到目前為止雖然對香港的社會運動有不少助益，但我們亦不能忽視政治力量會如何嘗試馴化網絡。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創辦的英文學術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今年第四季會出版「媒體與雨傘運動」特刊。特刊包括4篇基於系統經驗研究的文章，以及5篇篇幅較短的討論性文章。其中一篇討論性文章由筆者的同事徐洛文教授執筆，文章的題目是〈將要來臨的香港互聯網空間的殖民化〉（The coming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cyberspace）（註）。

政治權力應對新媒體的三大策略

該文章指出，在佔領中環以至雨傘運動期間，政治權力其實頗為有效地應對了新媒體科技所產生的力量。這裏，政治權力指的不止是特區或中央政府，亦包括支持政權的力量。文章把政治權力的應對策略和手段分為三大範疇。首先是監控，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的電郵外泄是最明顯的例子，顯示社運活躍分子的網絡溝通和行為可能被監視。執法部門所進行的「正規」的截取通訊行為雖然受相關法例規管，但在實踐層面，2013年各執法部門共提出了1372項截取通訊的申請，其中1365項獲得小組法官批准，這多多少少令人質疑批核是否過於寬鬆。另外，警方在雨傘運動期間曾多次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拘捕市民，而其中一名被捕人士不過是在論壇上鼓吹其他人參與佔領旺角和衝擊警方防線。姑勿論衝擊警方防線是否值得支持，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為名而作出拘捕，似乎使該罪名的覆蓋範圍變得太闊。

監控之外，第二類策略可以用審查來概括。香港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是網絡媒體興起的背景之一。相比主流媒體，網絡言論不需要面對廣告商和大老闆，自由程度當然較高，但這不代表香港的互聯網完全毋須面對審查的威脅。香港警方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期間，就向不同的網站負責人或網絡服務供應者提出過共101個刪除網絡內容的要求，超越了2011年2月至2014年9月44個月內的數字，引發了不少社運人士的質疑。同時，以癱瘓網站為目的的網絡攻擊亦可以被視為審查的一種實踐方式，徐洛文認為，「阻斷服務攻擊」（denial of service attack）是支持政府的一方比社會運動更懂得及更有能力使用的招數。

第三是把「外國勢力妖魔化」。把問題歸因於外部或外國勢力，向來是中國政府慣用的論述框架之一。而雨傘運動期間，縱使未有提出確鑿證據，特區政府亦在很大程度上以「外國勢力」作為打擊運動的論述框架。但網絡無國界，不少運動支持者和參與者的網絡傳播行為，正正包括跟國外朋友解釋香港的狀况。金鐘佔領區的「佔中打氣機」，也是通過互聯網邀請世界各地的民眾為佔領運動打氣。外國勢力這論述的危險之處，在於依照其邏輯，它可以把在全球化時代下正常不過的，通過互聯網而進行或組織的跨國界傳播和跨國社運打壓成「裏通外敵」。

勿視網絡言論自由為必然

誠然，作為一篇討論性質的文章，徐洛文主要是總括了過去一段時間內在香港出現的一些令人憂慮的現象。我們不知道誰發動網絡攻擊癱瘓《蘋果日報》，沒有機會分析是否絕大部分執法部門提出的截取通訊申請都合情合理，亦不能一口咬定警方那101個刪除網絡內容的要求是否包括一些政治審查。但正如近年有關香港新聞自由的討論一樣，當「個別事件」累積起來時，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趨勢，這趨勢告訴我們不要視網絡言論自由為必然。

註：Tsui, Lokman（2015）. The coming colonization of Hong Kong cyberspace: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by the umbrella move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online first, DOI: 10.1080/17544750.2015.1058834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安娜 - 司徒寶、柔道與其他

紙上聲色    2015年8月19日

當我第一次看到杜琪峯導演的《柔道龍虎榜》（2004）時，我已不打柔道了。有人問我是不是因黑澤明的《姿三四郎》學柔道，那當然不是啦（雖然這個說法的確動聽）；實情我是因為謝霆鋒與張燊悅主演的電視劇《撻出愛火花》而對柔道產生興趣的。雖然已一段時間沒踩在道場的墊褥上，但柔道仍是我心裏一點點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想沒有人會把《柔》片看成寫實地講述作為運動的柔道的一部電影，但是，這部片卻切實地觸及了一些我學習柔道時有過的困頓。到了一個階段，就發覺遇上的對手以至練習夥伴都比自己強很多，我會害怕、會懦弱；《柔》片裏是沒有一個人害怕跌倒、害怕失敗。Tony（郭富城飾）的生命就是要不停找高手較量，被打甩骹後只去想下一次如何破解對方的絕招；司徒寶（古天樂飾）擺脫頹靡後，四出跟人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想同你打番場」——他們熱烈地擁抱所有起跌（不論是在道場內外），他們面對困難時的勇敢、堅韌、活力對我來說是源源不絕的啟發，教我自省自修。戲裏的人物，有最值得尊敬的生存姿態。

重新發現本性

早幾天翻看《柔》片，驚覺電影在人物描寫與情節鋪排上其實頗大膽。片中一個不尋常的地方就是，它刻意地提供非常少的背景資料。司徒寶一出場已是一個比爛泥還糟的酒吧經理，他為什麼會淪落到這個田地，他有怎樣的過去，他會不會有什麼隱衷與鬱結，他心裏怎麼看自己的行為和旁人的目光──這些我們都不知。即使到了電影終結，我們對司徒寶的「歷史」也只知鱗爪，我們只能概略地從情節與對白中得知他以往遇過什麼人做過什麼事。所以在電影頭三分一的部分，觀眾是不容易去同情、認同他。觀眾僅能隨着故事的發展，慢慢去觀察司徒寶的行為，從而摸索出他內裏的狀態與想法。

如果說司徒寶有大半時間是陷入一種迷失、迷糊境地的話，電影也同樣地嘗試將這種茫無方向的感覺傳遞給觀眾。電影初段那場到遊戲機中心偷竊的戲就是好例子。司徒寶為了掙回一筆虧空了的錢給酒吧老闆，打算在遊戲機中心偷掉黑道大哥「啷嚟哥」（張兆輝飾）裝了幾萬元的皮包。這個段落開始時，眼神呆滯的司徒寶問Tony與小夢（應采兒飾）「得唔得閒，幫幫手」，然後兩人就跟着司徒寶上了小巴。

觀眾完全不知他們要往哪裏、想做什麼。甚至三人走入遊戲機中心後，司徒寶一時要求Tony去找換硬幣，一時安排他誇張激動地去打格鬥遊戲，觀眾基本上沒有頭緒他要搞什麼。直到「啷嚟哥」出現，被Tony吸引過去與他比併，然後「啷嚟哥」放下他的皮包，這時一切才慢慢開始明朗。

事後回想，從另一個角度看，你根本不可能相信像司徒寶這樣一個人，竟能構想並且執行一個如斯毫釐不差的盜竊計劃。他在遊戲機中心對Tony與小夢的指揮與安排，就像一個優秀的導演準確地實現他的場面調度。這場戲隱約揭露了司徒寶的本能、本性。他怎會是徹頭徹尾的傻呼呼？在他最深層的地方，定必有並具智慧與能力的火焰。《柔》片某程度上是重新發現自己本性的過程，電影後段有一小節體現了這點：司徒寶一晚下意識地使出了柔道招式與Tony交手後，孤身街上蹓躂，身體先不由自主地抽搐顫動，然後變成專注有勁的招式演練，邊走邊打，最後回到自己的道場一心館。

李怡 - 我們所有的不幸，只有這麼兩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19日

「我們生在中國，/我們葬在中國；/我們所有的不幸，/只有這麼兩個！/躺在裏面的，/再也不必假裝死了；/留在外面的，/還要繼續假裝活着。」——大陸網絡一首小詩《中國人墓誌銘》

還沒有把天津爆炸的消息消化完，又被曼谷的爆炸轉移了視線，尤其那裏有兩名香港女子死亡。特府對泰國發出紅色旅遊警示，但對於天津就沒有發警示。

兩場爆炸有所不同。曼谷的原因大致清楚，就是近年的政治動盪、兩派對壘，導致一些反對軍方統治的不滿分子進行恐怖襲擊。香港人完全可以自主要不要暫時不踏足這個地方。天津爆炸不僅原因未明，很可能如昨天《蘋論》所說，「真相只會石沉大海」。而且生活在「一國」之下，若不重新制憲，香港到2047年就會兩制告終，將實行導致天津爆炸同樣的政治制度；實際上這種制度已經逐漸透過行騙長官而在香港滲透，不到2047就有可能全面在香港實施也。

專權體制的一體兩面

我們真要想想，以後會生活在怎樣的社會環境中。

大陸網民說：有人在網上寫一句批評中共的話，一分鐘後他們就能知道；有人在倉庫裏放了可能炸毀整個城市的危險品，直到爆炸了他們都不知道。何不以管制言論的力度來管制危險品？

殊不知，監控言論與輕率管制危險品，正是專權體制的一體兩面。一面是儲存危險品乃保護掌權者利益的一部份，或讓他們斂財，或根本就是暴力政權的資產，危險品儲藏的重要性絕對在對周邊居民安全考慮之上；另一面監控言論也是出自維護專制政權的目的，故天津爆炸後，一口氣封了三百多個網站，有網民因為透露死亡數字遠超過官方公佈的，被公安扣查。這是統治階級的維權（他們叫「維穩」），即維護掌權者的權力，與大陸律師「維權」是維護憲法所定的公民權利不同，而且相反。若是由人民投票授權的民主政權，就必須聽取對政府的批評意見，也會大力管制危險品，不容傷害人民，這是人民權利最大化的政權的一體兩面；與專制政權的統治權力最大化剛好相反。

當地政府在記者會上，無法回答危險品儲存要與民居保持多遠距離這問題，對於誰是負責救災的總指揮也不回答。庫存危險品的瑞海公司未有任何人向公眾交代事件。昨天《天津日報》報道，瑞海公司董事長、副董事長等人在8月13日上午已被控制。「被控制」是甚麼意思？是被拘捕，還是控制他們使其不能向外透露內情？《人民日報》發表時評，指這宗事故具體原因的調查難度極大，需要較長時間，希望在證據確鑿後，再向公眾發佈。這是拖字訣。事情定會像三鹿奶粉、溫州撞車、東方之星等歷次人禍一樣，拖一段時間就不了了之。反正中國人是健忘的。

有陰謀論指，天津爆炸係權鬥造成，是某些勢力要在北戴河會議、九三閱兵這個敏感時期打擊習近平藉閱兵去立軍威。了解國情的人都知道，有權力運送、儲存或擁有這些高危險品的，都不可能是一般民間企業，大致可肯定與最高權力層有關。而專權體制是永遠離不開權爭的。

他們都在裝死地活着

至於傷亡數字、死亡名單，就也與歷次天災人禍一樣，何曾有一次是真實的？大多數遭難者的家屬，似乎都接受已發生的事不可挽回，故只要求賠償，對事故責任就輕輕放過。房子毀了要求賠償，哭訴的多屬於「編外」（即非公務員體制）的死難消防員家屬，他們要求所有死者同等待遇。當李克強說了給予同等待遇和「他們同樣都是我們的英雄」之後，看來當局就把事情撫平了。昨天有一個死難消防員的父親在電視前說：「作為父親的，我感到驕傲。」正如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所說：一個國家需要英雄真可悲。因為只顧活着的人而不追究災難責任，災難就會一再發生。爆炸後的事態展現中國更大的悲劇。

回到文前的小詩，那是多年前筆者在大陸網頁抄下的，沒有作者名字。詩寫得太好太深刻了。中國人的不幸只有兩個，就是生在中國死在中國。這兩個就已是全部一生。生存的人，像天津記者會上的官員，像官媒每天「喪事當喜事辦」的感動人心的報道，甚而像那個為死去的兒子驕傲的爸爸，他們不都是在裝死地假活着嗎？中國太難見到真人，而到處是假人。

中國所有的「假」已滲進香港。許多香港人，也因為這裏已是中國香港，從而他們也要假裝死假裝活了。如果我們不力爭香港仍是以前的香港，如果我們任由行騙長官每天裝死裝活，而所有只顧眼前的香港人也甘心忍受這樣的日子，那麼文前所引的墓誌銘也會是「生在中國香港」的我們的悲劇寫照。（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王岸然 - Uber應予本土及多樣化

作者網誌   2015年8月18日

無論從什麼角度出發，筆者絕不認為政府以公家警權保護少數不勞而獲、侵害公眾利益的資本家的士商是合理的事情。新科技令很多傳統的經濟商貿模式改變，有智慧的當權者當然應該擁抱新時代，主動適應新轉變，尤其是新轉變能改善就業，減少中間剝削，提升職業司機的生活水平，簡直功德無量。

的士行業絕對是一個違反競爭、中間剝削嚴重、少數商人利用關係、以不良有害競爭的手法損眾自肥的行業。在已經通過有待執行機關「競委會」成立執法的《競爭條例》中，有明確的法例禁止任何行業有合謀定價的協議。

不正常一致性行為

的士行業根本全無競爭，除了不應有的固定價格收費安排之外，業界的大商會明顯有不正常的一致性行為（concerted action），以保護行業的利益，這就是違反競爭，違反了競爭法例。最明顯的事例是，大量有牌的的士停在停車場也不出街提供服務，這不可能是個別商會的行為而是大商會之間的秘密協議。這類協議違反了《競爭條例》，亦違反競爭原則，是彰彰明甚的。

的士留在車場不出街，是人為地減少供應，這可維持的士的收費，也可維持全港只有18000個的士營業車牌照的價值（每個500萬以上）；但利益不歸職業司機，司機遭的士商中間剝削和收入不佳的情況下選擇客人，是為勢所迫，但要承擔所有道德上的責難和法律上的責任，公平何在？我們又有何道德上的理由，支持警方執法打擊Uber去保護少數無良的士商的利益？

不談自由競爭這些右派理論，從左派角度看問題，的士本應是個體行業，勞動成果應該歸於司機本身。揸者有其車，談了半個世紀也不成事，反而車牌被資本商人壟斷之後成為專利事業，對用車的市民及靠揸車為生的司機皆不公平。司機挑客影響市民的選擇，亦影響城市整體的流動性，對香港的整體利益影響極大，極不應為少數商人的利益禍害了大多數港人的利益。

有的士駕駛牌者轉而駕駛任何車類接客謀生，只要態度專業，沒任何道德上的問題。這是說站在左派的立場，Uber的出現若然會為司機帶來利益，看來也是一定，就沒有不支持的道理。雖然Uber也是大企業，而且跨國，支持Uber只是支持開放，打破壟斷，自由競爭，只要容許相同模式的營運情況出現，自然有本地的Uber加入行業，這情況在全球所有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的歷史中無數次出現，問題只是應否開放行業的競爭，而不是研究Uber是否大企業。有環球的麥當勞，也有街角的茶餐廳，小本經營者有其空間才是最重要的。

保險問題更是次要。大企業如Uber完全可以自承保險的責任。有保險公司表示不可能承保嗎？只是希望行業合法化再接生意，所以以沒有保險為理由想禁止Uber的出現是本末倒置，誤導公眾。

擁抱新科技及新事物的出現，更是鐵的道理，香港的建制歪理已經夠多，大家不應該相信，新加坡及美國很多州份皆選擇接受新事物。的士的出現其實也不過數十年，所謂白牌車的名稱是本土在1967年暴動時的創意名稱，但當時情況是指車輛在街上直接拉客同紅的競爭，那是未有手機更未有GPS之類新科技的時代。我們用發牌制度規管的士業可能成為落伍的東西。相關的法律更是跟不上時代。理應被打倒的是僵化的建制及利益集團，而非創新的事物。

港人的消費者集體力量意識薄弱，這次事件也許可以教育大眾這方面的醒覺。只要公眾支持，Uber幾乎是立於不敗之地，這也是其創意所在，幾乎在全世界都被當地的的士業界針對，想逼政府執法，但礙於民眾的支持，政府自然手軟，Uber照常經營，上市價值大增，有足夠財力打官司，時間一拖，民意一面倒，創新者必然是勝利者，這是歷史的定理，否則人類社會也不會有今天的進步了。

創業者從速入行

以現時的社會情況來看，大大有利Uber的搶灘，筆者也強烈建議有膽識的本地創業者從速效法加入行業。政府不敢告使用服務的市民串謀犯法，因為警察與小市民因佔領事件多個月來已經關係緊張，擾民激起公憤引致第二次佔領堵塞彌敦道，受不起的是梁政府。

法律上，市民不是直接與司機交易，是與一間身在外國叫Uber的荷蘭公司作服務貿易，法例上政府是難以干預外國的合約在港實施的。筆者且舉一個國際貿易法的問題，叫車的市民知否正在經互聯網與荷蘭的公司按荷蘭的服務合約購買服務？事件在港發生，在互聯網則是一項國際合約，可以按外國法律辦事而香港法庭是不會干預其有效性的。

事件要上法庭，上訴再上訴到終審才有清楚的法律關係界定，別以為一個支持政府的裁判官就可以嚇倒所有市民（事實上陳碧橋也非嚇倒小市民，他只是市民心中一個笑話）。事件只是香港市民支持Uber一方，照樣光顧其服務，政府就只餘改法例配合一途。勝利與成功是屬於肯創新者的，古今皆然。

陶傑 - 記得那本手冊嗎？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8月17日

天津大爆炸，成為一時話題。美國CNN記者現場採訪，災民和死者親屬自發憤怒驅逐，嚴正譴責：不許外國人報導我們的新聞。

既然是這樣，評論得太多，就會引起民族憤恨了，所以香港人只能隔岸觀火，由邏輯學上，看看自己可以由此事學到什麼。

首先，全世界都看到：大面積的固體化工危險品，居然囤積在民居幾百米的地方，而且管理鬆弛。如果是一九七九年，大陸剛從文革毛江的工農兵時代走出來，還難說。但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大量中國人出國留學：化學、工程、工業行政管理，又是MIT，又是哈佛，美國和西方教過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據說都是精英，都會講英文、會考試，卻做出這種全無常識的事，這就令文明世界的正常人感到十分出奇。

當然，有些好心人會解釋：中國人還是聰明的呀，他們不是笨蛋，只是中國的制度有問題啦。

社會制度有問題？Really？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可不是這樣講。三年前的一件盛事，特府高官（雖然他們的小孩多已送去英國讀書）站台推介這本教科書手冊，此書指出：中國的制度，舉世許為「北京模式」，「團結、無私、進步」，正在崛起成為世界各國參考借鑑的典範。

特區政府告訴你：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只會造成「政黨惡鬥，人民遭殃」，但是中國不會，中國的制度，「以表現和考核為本的遴選機制」，體現了「民本思想」。

所以，中國的制度是優於西方的，包括將化工倉庫建在民居隔鄰。加上救火員英勇，救災散發出感動中國的正能量。一切謠言抹黑，香港人千萬不要相信。

但是一些中國人偏偏在這時不分大是大非，去求教於日本。日本的專家說：摩天大廈一樣高的蘑菇雲，不可能只是化工固體燃料，而是軍火炸藥。

由英式的理性常識角度一問：如果中國將「嚴格管理網絡言論」的百分之一力度，用在管理化學品軍火的儲存，天津這些為數不明的中國人命，即不必報銷。

但這樣一來，身為香港的愛國家長，怎樣教小孩，可能會極度迷糊：是相信日本人，相信CNN，還是西方的理性，還是歌頌「黨疼國愛、做鬼也幸福」的愛國詩人？

大陸網絡上一條微博說：「做中國人，一生苟活，而又隨時枉死」。Well，我不會這樣偏激，我只想溫馨提示香港人：不要忘記三年前教育局那本「國民教育手冊」，對於電視的畫面，反而要存疑：或許是荷李活拍Transformer第五集的特技場面，不一定是真的。

周日話題：從革新論看香港前途

星期日生活   2015年8月16日

【明報專訊】《香港革新論》出版後，身邊很多朋友大惑不解，有人疑惑方志恒為何會變了本土派、有人慨嘆方志恒不再溫和變得激進、有人甚至猜測方志恒要組黨云云。

其實我和一班朋友在「8‧31人大決定」後組織讀書會，經一年時間醞釀後寫成《香港革新論》一書，只為嘗試解答一個問題：在後政改時代，如果我們不願意投降、如果我們不希望移民、如果我們不甘於沉默，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從佔領運動到否決政改，民主運動陷入前所未見的「論述真空」，一方面是舊有民主論述幾近崩潰（溫和溝通路線固然被「8‧31人大決定」壓垮，激進抗爭路線也因佔領運動未見成效而泄氣），另一方面則是本土意識全面抬頭（令民主派傳統的中國想像和港陸關係論述備受挑戰），主流泛民（不論政黨還是社運組織）在雙重衝擊下，日漸失去帶領群眾的政治論述力、願景和氣魄。我們在書中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作為民主運動的短、中和長期綱領，目的正是要拋磚引玉、嘗試回應當前的「論述真空」。

承蒙〈明報星期日生活〉編輯的不棄，提供寶貴版位刊登《香港革新論》書評，我於是碌爆人情卡，找來了多位來自政治光譜不同位置的名家友好撰文。而我找各位友好寫書評時，特別囑咐毋須客氣盡情批判，目的是希望以《香港革新論》為引子，刺激大家思考和討論香港前途。只有讓更多不同的觀點互相碰撞激蕩，香港人才能盡快走出「論述真空」，重新團結起來「為香港前途而戰」。——文、策劃__方志恒（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

■《革新論》與香港主權論述爭議 ／文__孔誥烽

方志恒博士是現今香港研究領域中最傑出的年輕學者。他有關香港政商勾結的論文，早成經典。現在方博士聯合多位溫和泛民背景的年輕人共同出版《香港革新論》，看來是要建立一個溫和的本土論述。如果戰鬥格的陳雲「城邦論」與港大學苑的「民族論」是重口味的深焙咖啡，那麼與人為善的《革新論》便算是為大家提供一個淺焙口味新選擇的嘗試。

香港本土論述多樣化，可喜可賀。《革新論》提出的香港遠景，有的創新（如重新連接南洋世界、港式雙首長制）、有的來自其他論者（如2047年後的永續自治），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希望各路本土派和傳統泛民能重視和積極回應《革新論》，一同深化論述。

主權論述問題

深化論述，必須要坦誠的辯論。《革新論》十分謙厚，沒有正面批判各種香港論述。但現在很多有關香港前途的爭議，是革新論者們今後怎避也避不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爭論，便是方興未艾的香港主權論述問題。

《革新論》否定北京的天朝主義，要確保香港的永續自治，不會有人反對。但北京的天朝主義，不只是某派京官的隨機強硬措辭與手法，背後還有一套完整的法學理論。這套理論，具體體現在學者強世功著《中國香港》一書和他參與草擬、北京在2014年6月推出的香港白皮書之中。

強的香港論應用了不少納粹法學家斯密特（Carl Schmitt）的法西斯主權概念。這種觀點認為一國兩制的重點在一國而非兩制，香港的自治乃北京單方面的恩賜。北京對港主權，不限形式上的擁有，還包括對港的絕對控制和香港人的絕對效忠。中共直接操弄香港的各個領域、推行洗腦教育、時刻進行敵我鬥爭，乃是天經地義。

「主體」向法理本體提升

泛民長期被困於大中國意識之中，對於中共香港主權論述的法西斯化，毫無招架之力，除懇切呼籲中共尊重高度自治承諾之外，也無別的姿態了。近年有學者在自由主義和現實政治的框架下探索另途的香港主權論述，例如沈旭暉提出香港在中國主權下享有「次主權」論、陳雲提出香港享有「實然主權」論、《民族論》作者與練乙錚等提出的香港自決權問題，都有意無意地為雨傘革命前後的「重訂基本法」主張和「延續一國兩制到2047年之後」主張提供理論基礎，讓「香港主體」從虛浮的價值觀念向實在的法理本體提升。

這些有關香港主權的論述，對中共來說有如洪水猛獸，在宗主腳下顫顫驚驚的暮年泛民，當然不敢去碰。但《革新論》的年輕人在後續討論中，將避不開這個問題。他們怎樣回應有關爭議，將決定《革新論》在芸芸本土論述之中，終會是一杯香醇醒神的淺焙咖啡，抑或是一杯去掉了咖啡因的咖啡。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 ／文__梁繼平

去年八月，中共人大公布「八三一框架」，令舊世代抱持具大一統民族主義、期望與北京進行良性互動的「民主回歸」夢正式告吹。然而，雨傘運動未能如港人所願帶來普選，香港民主運動似乎隨即失去方向、目標與行動綱領。此時，方博士與一眾年輕學人及政界人士所編寫的《香港革新論》，正好為處於重整階段的公民社會帶來新一波的思辯。

《革新論》期望突破「民主回歸論」及「獨立建國論」兩種想像，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之綱領。筆者在此不詳述書中內容及其對2047年第二次前途談判的看法，集中分析《革新論》能對香港民主運動短期內帶來的啟示。

「普世價值vs.本土利益」

首先，此書吸納並重整近年興起的本土思潮，論證香港人以「在地核心價值」互相維繫、培養出「主體意識」，具有「自治共同體」的政治地位。此書一方面擺脫了部分本土論述中的原生論或排外色彩，另一方面則嘗試排解與社運左翼有關「普世價值vs.本土利益」的多年爭論，此兩舉均令大眾更易掌握到本土論述中高舉獨特公民價值的面向。筆者認為，在新一波民主運動下的參政及議政團，可積極吸收當中的溫和本土論述，將之融入自己的政治宣傳及議會修辭（parliamentary rhetoric），並轉化成實質的政策倡議，加速本土意識的傳播及保障香港的自治地位。

另外，此書提出「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的民間自治與民主運動的想像，激發不同領域的公民建立群眾組織及聯合陣線，在各類專業界別及地區層面對抗政權的政治操控。另外，作者更建議公民透過「群眾集資」或「群體外包」等創新方式促成社區行動。筆者認為這非因香港難以在短期內落實體制民主化，我們就消極地將群眾視線轉移至社區；反因我們了解到國家的主權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分散、多層次、甚至是可轉化的」，此才令公民有機會在不同層面去反制國家的權力延伸，創造自我管治的可能。筆者亦認為，由於未來兩三年內香港難以再爆發大型的街頭運動，公民應把握這段時間去組織群眾、建立網絡及宣傳理念，有助培養日後的動員基礎。

發揮「以小制大」的策略

最後，此書強調了香港需具備區域視野，發揮「以小制大」的策略。書中提及的第一種區域視野，是保持香港作為中國境內的國際金融中心之比較優勢，積極配合如「一帶一路」的國家發展策略，但香港如何能像新加坡或瑞士一樣，在國際關係上左右逢源，則是未知之數。第二種的區域視野，則是與台灣、馬來、新加坡及澳門等地區聯合的華南視野，除了書中提及透過影視輸出香港文化之外，筆者認為香港可更積極與華南地區的公民社會進行交流，建立抵抗威權中國的跨境公民網絡，例如筆者日前到訪同受「中國因素」影響的台灣時，發現台灣社會對香港的民主運動深感興趣，而台灣的民主化經驗或對中國「以商制政」的研究，又可以豐富香港公民社會的知識。

作為《香港民族論》作者之一的筆者，深信社會需要出現激進論述，例如敢於直接挑戰中國官方民族主義、提倡公投自決的「香港民族主義」，以顛覆傳統的政治秩序、擴闊論述光譜並增加弱勢一方的談判籌碼。但筆者同時認為，部分較溫和的主張亦有其策略性意義，有助爭取更廣泛群眾的支持，及增加談判桌上另一方去讓步的誘因，而《香港革新論》則是在溫和論述中，值得香港人留意和討論的作品。

■由自覺自主走向自決自治 ／文__戴耀廷

方志恒與一眾年輕學者在「8．31決定」之後，告別以前的「溫和」路線，痛定思痛，反思自省，最近提出了一套新的論述，為香港前途嘗試開闢一條新的道路。他們用「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12字來作為他們這套新論述的綱領。

也是在《白皮書》、「8．31決定」及「6．18立會否決政改方案」後，我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同樣進行了一次深度的思考，以另一條進路，就是國際法下香港人民享有自決權去實行自治，得出與他們相近的方向及策略。當中或有不盡相同，但應能互相補足。我也用8個字來總結我的想法：「自覺、自主、自決、自治」。

自覺

「自覺」就是香港人覺醒大家是同屬一個有別於其他人的群體，分享着相同的歷史傳統，使用共通的語言，擁抱共同的文化價值及意識。所構成的一種只屬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令我們對這群體產生了獨有及強烈的身分認同。我們自覺大家同屬一個可以稱為「香港人民」的群體。這就是方志恒他們所說的香港人的「主體意識」。

但從「香港人民」構成的歷史看，構成的最主要元素並非一些以與生俱來特質如種族或膚色，而是一套在香港社會經過多年形成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這想法與方志恒他們提出以「公民價值論」來建構香港人的「主體性」，是異典同工。因為居住在香港這地域上，無論他的種族、出生地、方言是什麼，只要願意分享那相同的歷史傳統，學習那共通的語言，及擁抱那共同的文化價值及意識，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成為這「香港人民」的成員，因此這身分認同是開放的。

自主

「自主」是指「香港人民」有了「自覺」後，還要有堅定的決心，以持續的行動在香港社會內鞏固、開拓及建構「香港人民」的意識。這些行動包括成立非官方的平衡管治機制（如民間商討、社會約章、民間全民投票、社區公民參與等）。這些行動一方面能強化「香港人民」的意識，另一方面可建立起「香港人民」的自治能力。這與方志恒他們所說的「革新保港」、「民間自治」和「在地抗爭」不謀而合。

自決

有了「自覺」和「自主」為基礎，「自決」就是要爭取國際社會承認「香港人民」具備享有國際法下「人民自決權」的資格。自決權有外部及內部兩方面。外部自決權是關乎「人民」決定自己與其他人類群體的外部關係，內部自決權是關乎「人民」如何做出這決定。

自決權也有兩個特點。首先，自決權是一項群體的權利，所以涉及群體未來的政治地位的決定（外部自決權），要由群體的所有成員透過一套民主的程序（如公投）來共同作出。另外，自決權是一項持續的權利，因此在選擇了什麼政治地位後，仍需要有民主的程序讓「人民」的所有成員，平等地參與決定如何發展群體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內部自決權）。這是自決權與民主管治的關係。

而國際法近年的發展，大部分「人民」在行使外部自決權時，都不是選擇成為獨立的國家，而是在一個與他們有關連的主權國內的一片地域上實行自治。這是因為地域自治較能同時平衡主權維護國領土完整，和讓「人民」能在最大程度上維持其獨特的身分認同的需要。一項新的權利也因而在國際法中逐漸形成中，就是自治的權利。

自治

「自治」就是「香港人民」在行使外部自決權時，可以決定成為一個在中國主權下的自治地區。但這按國際標準而設定的自治，與《白皮書》下的自治存在根本的分別，就是什麼才是自治權的源頭。按自決權和自治的權利而擁有的自治，是「香港人民」因其「自覺」、「自主」和「自決」而固有的權利，並非如《白皮書》上所說是由中央政府賦予才可以享有。

現有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只要能確認及體現得到「香港人民」真正的自治權利，尤其是「香港人民」的內部自決權（民主管治）能實際實踐得到，那也不需要再演繹或修改。但若「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際操作未能真正尊重「香港人民」的自治權利，那麼就必須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香港人民」與中國政府重新談判，建立一個能真正尊重「香港人民」自治權利的自治體制。

方志恒及一眾年輕學者以更長遠的目光去準備香港面對「2047二次前途問題」，提出重新制訂一個能充分體現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新憲法，並透過全民投票機制，來給予新憲法正當性，以「永續自治」。上述有關「香港人民」的自決權及自治的權利的論述，我相信能為他們提供另一理論基礎。

在「後雨傘時代」，我們需要新的思維去引領「自覺、自主」的「香港人民」走一條「自決、自治」的路。方志恒及一眾年輕學者，正正在最適當的時候，為香港注入一套能開闢出一條新道路的新論述。

■仍需把中港互動放上議程 ／文__呂大樂

「後佔領運動」的香港社會正處於一個政治悶局的狀態：行動遠遠超前於思想的準備，而當前者未能帶來預期的效果時，由組織者到參與者均不知如何面對後續的問題。繼續高呼「莫忘初衷」是可以的，可是如何將此轉化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這卻是令他們頭痛的問題。將整場運動理解為一次「人民覺醒」（因此未有取得具體的政治成果也沒有什麼所謂）亦未嘗不可，不過日後怎樣將思想上的覺醒轉化為政治及社會訴求，這並不容易處理。在目前這個「後佔領運動」的處境裏，跟很多社會運動的經驗一樣，激情過後，仍舊需要回到思考「怎麼辦？」的老問題。

《香港革新論》一書的二十四位年青作者，認真的進行反思，大膽拋出了二十二個課題（包括全書綱領和後記）供關心香港政治的讀者探討，如何在這個悶局之中尋找「革新保港，民主自治」的新的出路，這需要智慧的同時，亦需要勇氣。而他們要處理的（儘管並未有很清楚和直接的表明），是兩個大問題——何謂香港的主體？怎樣具體地操作這個主體的概念？坦白說，《香港革新論》一書並未有全面地回答上述兩大問題（而我們作為讀者或者也不應該有這樣的要求）；事實上，這兩個問題之大，實非一兩本書的篇幅之內可以全面處理的。但能夠將問題提出來，已經相當不簡單了。

未見深入討論面對北京之策

這二十四位作者的意見與分析，並非完全一致。但當中一個共通的問題是，對於如何在現實政治中面對北京，並未有深入的討論（袁彌昌和房吉祥的兩篇是例外）。我不認為在今天的政治環境裏，任何探討香港前景的討論，很難想像可以不將中港互動這個題目放到最為中心的位置。在迴避了中港互動這個重要因素的情况下，一切關於香港主體、自主、自治（意思應該是高度自主的自行治理）的討論，都變得只是一種主觀期望，而不是在思考很實在的、可以具體操作的政治運作模式。

主體自治議題 討論勢遇阻撓

這就是說，談香港主體性——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社會的方面——很難抽離於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的背景。這不是一個個人喜歡與否，又或者單純是民族主義與否的問題，而是兩者實實在在的存在各方面的關係，而且這些關係已不再只是雙方心照不宣的共識，而是正式的中央政府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單方面假設對方會「適可而止」、為了大家之間長遠和諧的關係而「留有餘地」，明顯地是一廂情願，甚至是脫離現實。今天，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太願意正視如何跟內地相處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並不會因為我們的主觀喜惡而自動消失。而更重要的是，在未來的日子裏，中國因素的影響力只會愈來愈大。我所指的中國因素跟國家的國際地位、經濟影響力沒有直接關係；九七回歸之後，整個生態環境已起了變化。中港兩地往來早已由以前單邊傾斜變為雙向流動，香港需要重新認識來自內地的規模效應。至於香港社會內部亦發生了轉變。抗衡反對派的團體、行動愈來愈有組織化的趨勢，除了受到物質激勵的刺激外，這還真的可以發展為一門取得和鞏固利益的事業。由於利益格局起了變化，一定會有更多人投身其中。所以，就算不主動出擊，但求「革新保港」，對手也會找上門來，不會讓主體、自治等題目可以隨隨便便的在社會上討論。這並不是我會想見到的情况，但中港互動必然出現。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處理中港互動呢？這是一個難題。香港整個社會從回歸之前到今天對此仍欠一套完整的論述，而要求作者們立即對此有一套看法，可能是有點兒不公平。但可以想像，到他們再深入討論之時，不能避免要將這個問題放上議程，並且要把它視為最核心的課題，而不可左右而言他，輕輕帶過便算。——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編輯/方曉盈、蔡曉彤、孫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