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瑞瑜 - 年輕人與六四切割，與溫和妥協切割？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年輕學生要與支聯會及六四晚會切割，引來極大迴響，不少人心痛欲絕，經歷六四的一代更是十萬個不理解，年輕人是否想壞腦了，高呼這樣只會令「中共最開心」。要理解部分年輕人在想什麼、為何做出看似如此難以理解的決定之前，或許應先細心冷靜分析，六四為香港民主運動帶來了什麼。

我估計，年輕人對六四事件中是非黑白的判斷，其實與「大中華膠」們分別不大，不會是非不分，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六四事件後確立的那套抗爭思維──爭取民主應見好就收、應與當權者溫和派建立互動、重視妥協、重視退場。這套思維，其實一直纏繞着香港的主流民主派。

對部分年輕人來說，他們不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以香港人自居，因此六四只是一宗別國事件，港人只需站在「普世價值」的標準上評價六四，而沒有了「血濃於水」的感情。這想法你未必認同，「大中華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這是本土意識的發展趨勢，要擋也擋不了。本文要討論的不是這點，而是六四事件對香港民主運動意識形態的影響。

對親身經歷六四時代的那些人來說，六四的是非黑白太分明，香港人與學生站在一線，對抗強權，這個「抗爭者」的身分與道德高地，不容質疑，但這只是事情的其中一面。

香港的雨傘運動結束後，運動的策略、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引來連串討論，其實當年八九民運後也是一樣。大眾除了聲討中共政權外，民運策略的檢討，同樣放到社運及民主運動人士的議程之上。26年前，激進vs.溫和、衝vs.不衝，同樣是討論焦點。

民運圈子中的「六四退場論」

前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民運反思》一書指出，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作者強調只是策略失敗，道德上學生沒有錯，錯只在中共），就是不能「見好就收」。胡平說，李鵬願意與學生對話，本身就代表了學生的勝利，當時根本不可能要求中央及李鵬公開承認失敗，而學生未能及時察覺溫和派（即趙紫陽）曾經佔上風，結果運動愈來愈激烈，最終被鎮壓。胡平認為運動領袖應與當權溫和派建立「良性互動」，若學生在戒嚴之前撤退，中共溫和派就毋須下台，中國的民主運動必定在東歐巨變後捲土重來。

已故北京大學及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中表示，「從獨裁政治制度轉變成民主制度」的最佳策略，就是「統治集團中的改革派，與社會上溫和改革派成立聯盟，戰勝統治集團內力量強大的保守派」。鄒讜指出，學生未有察覺，政府與學生自治組織對話，其實代表中共已間接承認其合法性，做出重大讓步，並意味着國家與社會關係根本改變的開端。

當年六四之後，在民運圈子就出現了上述的討論，討論學生在策略上是否過於激進，不懂把握政府中溫和派釋出的善意，不懂見好就收，不懂退場，結果運動流血收場。不少人心中認同，中共當然要負上最大的道德責任，但如果運動再來，投身運動者決不可以重蹈覆轍，社會運動不單要思量何時進攻，更要思量如何退場——這大概可稱之為「六四退場論」。

當然，這只是眾多討論的其中一部分，各路民運與社運團體的結論未必一致，當年的學生領袖封從德就曾嚴詞反駁，指摘「見好就收」根本無法操作，何時是好何時是壞根本無法判斷，學生即使退場也可能換來秋後算帳。無論如何，學生應否適時退場的討論，確實曾經出現。

香港民主運動的「退場論」身影

說到這裏，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見好就收」、「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退場保勝果」，是否有點熟悉？

不少人都說，六四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分水嶺，自此香港民主派正式冒起，支聯會成為了抗爭的象徵，六四效應亦令民主派一度在選舉戰無不勝，六四時香港的社運要員，繼後都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最積極參與者，投身政界。八九民運當然是一場激烈的抗爭，香港的民主運動當然也是一場面向中共的抗爭，但也可以想像，六四事件後上述這個「六四退場論」，可能也同時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潛藏的發展方向，主宰着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無獨有偶，近年香港民主運動其中一些重要的場合，就有着濃烈的「六四退場論」身影。搞辭職公投，被視為過於激進，挑戰中央底線，支聯會領導反而選擇走進中聯辦，跟北京的「溫和派」妥協，當時主張溝通的人，就是抱着「與建制溫和派互動」這信念。雨傘運動早期，部分人曾力勸衝擊者要留有一手，不要過分衝擊政府總部，並盡快與政府中的溫和派（林鄭？）建立對話，部分人曾經聲淚俱下的說情况極度危急，又傳聞警察要開槍，甚至解放軍要出動實施緊急狀態，勸告學生要盡快退場。遇上政府聲言絕不退讓甚至可能會下重手時，不是高聲譴責政府，不是集合力量抗爭要求政府退讓，反而要求民眾「退場保勝果」，以達「階段性勝利」，這就是「六四退場論」的現代雨傘版。

六四感受愈深者 愈反對衝擊

在六四事件後的20多年，出現了一個極為古怪的現象——當年六四參與愈深或感受愈深者，今天在民主運動雨傘運動中卻愈溫和，愈支持妥協，愈反對衝擊，愈支持退場，正正是因為他們不希望民主運動與雨傘運動重蹈六四事件的覆轍，因為他們經歷過六四後學生逃難的苦况，不忍悲劇再次發生，也因為他們都相信，拒絕退場，不單無法爭取民眾的支持，更只會釀成悲劇。

說到這裏大家也許就能明白，為何跟中共對抗多年的支聯會領導，當年反而認同走進中聯辦，跟北京妥協。他們從六四事件得出結論，想爭取民主，就要知所進退，學懂妥協。說到這裏也就可以理解，新一代要與六四切割，要與支聯會切割，其實並非要與六四事件中的是非黑白切割，而是要與「六四退場論」切割，與「見好就收」、「退場保勝果」這條溫和保守的抗爭路線切割。

年輕人要切割的是溫和路線

年輕人不認命，相信抗爭，拒絕遵循上一代留下來的社運老路，反國教時學生突然絕食，雨傘運動時衝進公民廣場以及後來群眾衝向政總而觸發催淚彈，統統都是不按傳統泛民牌理出牌的行為，當然，後來再衝政總的成敗已有公論，但總的而言，年輕人要切割的，其實是那套承襲自六四的溫和妥協路線。

各方論爭誰對誰錯，我沒有能力在此判斷，我只想嘗試釐清彼此到底在爭論些什麼。支聯會的領導也許覺得，自己為民主奉獻了大半生，竟然會換來如斯質疑，實在氣結，但還是那一句，把個別本土謬論抽出來鞭撻一番，不會有多難，但要了解年輕人到底在想什麼、切割什麼，並適時改變，運動才有可能走下去。

文 伍瑞瑜

編輯 葉雨舟

Vic：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基本上是虛的，甚至可質疑是假的。今年支聯會製作《六四答問》回應青年質疑，其中第九條問題是「為甚麼不回大陸建設民主中國」，而答案真係令人笑出來：「他日中國大陸進行政治改革，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我相信不少人會回內地協助建設民主。正如五、六十年代不少攜同家眷、財產回國建設社會主義中國一樣……」（全文見 http://goo.gl/zDJt1K）

司徒華其實老早就與中共有默契，支聯會基本上只是在香港擺出民主反共的姿態，不會真正投入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連中國的維權運動也不會涉足。這是司徒華2010年10月親口說的，見《明報》〈華叔的最後五課書〉第二課：

記者反問：是否中央心知支聯會起不到飛腳，所以你沒擔心中央會出手打壓？

「不是如此簡單，他們知道你起不到飛腳，他們不用怎防你，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它們就不敢打壓。第二，打壓亦很傷，你估對它很有益？假如禁止六四遊行，它都煩，不易應付。」〔Vic：「但假如經常搞大遊行」之後的停頓，真係意味深長。〕

坐在記者旁邊的立法會議張文光，即時問道：「你是覺得，支聯會的存在是一面旗幟，旗幟顯示平反六四的追求，但對國內民主運動、人權維權的支援，實際作用要由國內做起，香港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這就是你所謂：起不到飛腳。但你仍堅持支聯會，因為它象徵中國未來的價值，我們要守住這希望。而支聯會表達方式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故不用承受很大的壓力也可以存在。但其實，我們也沒有給中國很大的壓力。」

華叔點頭謂，「你基本上說得對，支聯會這面旗幟，是象徵香港國內海外，建立民主中國的象徵。至於我們對國內，只是精神支援，實際要靠國內的人。將來中國民主發展，也是靠和平理性而非起義。這是符合我們提倡的和平道路」。

記者問：那麼支聯會的工作，日後可會伸延至幫助國內維權人士？

這時，思路明快的華叔回應謂，「不會主動牽涉，假如他們提出，我們會看看。很多維權活動我們都不了解，如他們走出來，我們都會幫忙。」

記者追問：即是不會推動維權運動在中國的發展？

「不會，因中國民主是靠國內人，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會涉足。」

──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之二：論中國民主（http://hktext.blogspot.tw/2011/01/blog-post_873.html）

Tam Daniel - 貧窮，或特區敗政的一點背景——讀顧汝德《富中之貧》雜感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24日

【明報專訊】1900年4月15日，巴黎舉辦世界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在展出的嶄新宮殿裏，除了當時令人好奇的種種發明以外，近五千萬訪客還被逼觀看或直視一些描摹都會貧窮的油畫，窮人衰落的健康，憂鬱的街道。這些油畫多少被理解為當代歐洲他日慢慢發展成福利國家的歷史見證。

所以當過渡期的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在百多年後的今天以貧窮為題，發表其新作《富中之貧——香港社會矛盾的根源》之際，筆者無法理解，究竟應把這本書視作對現代主義理性的諷刺，對資本主義的修正與維護，抑或是香港人對疾病的強烈麻木。

「新舊」貧窮之區分

香港，貧窮一點不陌生。按照顧氏，所謂「新舊」，不止是時間上的區分，而是結構上的差異：舊的貧窮是指社會整體資源匱乏，新的貧窮則是資源嚴重傾斜的不義。當然，如今貧富不均已是老問題了，堅尼系數早就沒人關心。但顧汝德的新作還是十分可讀。此作詳細分析了回歸以來三朝特首的連番施政失誤，旁及醫療、教育、福利及房屋各範疇在政策上的嚴重失衡，以致造就今天的惡果。即使你未必同意其個別政經立場，但箇中的推進緊密，政治判斷也有獨具慧眼之處，最重要的是，顧氏的分析不靠「爆料」，而是大量引用公開的新舊政府文件作為佐證，註釋可供最有耐性的讀者進一步索引。相信對議會政治的公共政策研究員而言，這是本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

然而，順水推舟，筆者還是希望提出幾段粗糙思路，作為閱讀的註腳，如果不是質疑的話。第一，貧富懸殊，是地區問題還是全球問題呢？顧氏1962年來港，到他於政權交接時退任中策組之職務，歷三十餘年，他對香港固然有相當深刻的體會與分析。但事實上這種小政府、零福利、外判公共服務的管治文化自世紀末越見流行於世界各國：這純然是香港的問題嗎？直如顧氏自己指出，以商業模式運作政府，連今天聲譽甚佳的彭定康也是其中一員推手，因為彭氏實乃戴卓爾夫人麾下的保守黨前內閣大臣。而戴卓爾夫人、列根、鄧小平在八十年代的同時崛起，正是策動新自由主義浪潮橫掃全球的聯盟要員。換句話說：什麼香港主權回歸，其實不過是由資訊相對開放的極權新自由主義政府，變成資訊更封鎖、人事群帶更卑鄙的另一個極權新自由主義政府而已。筆者無意提倡香港沒有自主的宿命論，但也實在不能特別投入顧氏對三朝特首施政失效、董先生一再犯錯的唏噓——全球政經結構如是，沒有董先生，沒有孫九招，一樣會有別人，把香港帶往今天的貧富懸殊的地獄。

政治問題還是政策問題？

第二，貧富懸殊，是政治問題還是政策問題呢？這其實幾乎是上述第一個問題的微型版本。貧富懸殊，當然是政治問題，遠先於政策問題。顧氏一方面承認這點，卻仍舊是一個老練如禿鷹的英國人——所謂深諳政治智慧——在政治問題上他是既坦白，又如此曖昧，以致最後一章竟然出現「內地近年唯經濟增長為先的施政理念已經改變」、「內地當局可能將是迫使特區政府為社會提供更多福祉的最大動力」等幾近維穩的結論。任誰也知道，「北京」二字從來只是集體權力的借喻，並不等如習李二人，無論是「北京救港」的論調，或覺得香港的政治極權正正需要以福利來紓緩民眾不滿的想像，其實都不過空中樓閣，無法從現實的群黨勾結中找到任何令人樂觀的證據。直接點說，筆者還是傾向保守地認定：如果政治不能變，政策也無法改變。

低稅制造成貧富不均

第三，低稅制及其與地價政策的複雜關係，其實一直是香港備受資本全面操控、造成貧富不均的關鍵引擎。顧氏雖然對此採取開明及進步的立場，直言稅制一直保護富商，但着墨也算較少；因為怎說他也是大半個右派，而這個結構性問題，也是英國人的遺產或遺害。

明乎此，回到現實，見到這位介乎不左不右乃至中間偏右的英國前朝香港高官撰書，輕易登上不少港聞版，甚至被認為是良心，或者就明白，媒體或顧汝德的議程，其實也只是不幸成為推導反對特區政府（而非反資本）的其中一種資源。可顧汝德真正的洞見——政治問題，其實是要用來解決政策問題、福利問題、醫療問題、教育問題、安老問題——卻沒有太多人正視。

書中第二章引述2005年新鴻基郭炳聯接受《遠東經濟評論》訪問時，其實提出過觸目驚心、又語重心長的一句話：「世界是不公平的，而我們希望確保這項優勢變得更加不公平。這就是遊戲的本質」。——這難道不正正就是十九世紀以貧窮為題的油畫的caption嗎？香港的人對手其實不止北京，不止林鄭三人組，而同時是資本：香港的資本、北京的資本、全球流竄的資本。便宜的學費、可以呼吸的居住空間、有病可以順利看醫生（不用排三年專科不用借錢買標靶藥）、尊嚴的晚年——爭取真普選，其實不為抽空談論自由與民主，不為一個鄉愁得發黃的過去，而是為了資源分配正義的一線未來。

文 Tam Daniel
編輯 高卓怡

本地英媒戰幔揭開──集資籌辦網站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24日

傳播達人Tom Grundy、Evan Fowler（黃志東攝）

【明報專訊】在這個科網世代，資訊爆炸，講求的是效率和速度。

如果說一個計劃，在四十八小時之內，可籌得超過十五萬港元，即是每小時集資三千多元，相信沒人會否認這個資金湧入的驚人速度。

由居港的英國公民記者Tom Grundy和英文專欄作家Evan Fowler（方禮倫），他們所創辦的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就打破了集資網站FringeBacker的紀錄，成為最快達標的項目。

項目在五月十日開始，本來打算一個月籌得的款項，至截稿為止，已籌得接近三十萬，超越他們目標的一倍金額，資金繼續滾滾而來。

創辦人Tom表示，大部分的金額來自五百元以下獨立捐款。

在六月開站前已有此氣勢，實在不能小覷，同時，似乎也代表了大眾對英文新媒體的渴求。

免費英文網上媒體，打着香港的旗號，他們強調，他們不是外國媒體，是以英語為載體的香港本土媒體，旗下的記者也必須熟悉香港本土議題。

事實上，本地中文網媒的戰事早已爆發，而本地英文網媒的戰役，現在才冒出一點星火。

在集資這第一回合，他們算是贏得漂亮，但往後的戰事，仍不容鬆懈。

非硬碰SCMP 提供另一選擇

已居港十年的Tom，估計這些年來在本地發生的八成事件，也欠缺英文報道，即使有也是六小時、兩天之後的事，已經來得太遲。Tom點評：「看RTHK的英文新聞，稿量不足；SCMP的新聞資訊也很慢，因為沒有競爭者；而The Standard的網站則仍像停留在一九九○年代。」明顯地，他們是衝着《南華早報》而來，但最近有專欄作家指，《南華早報》擁有九成的英文媒體市場佔有率，就像TVB壟斷電視市場一樣，只籌得近三十萬創建網站的兩個年輕人，可以如何挑戰？Tom的回應是：「我想我們會讓SCMP變得更好。因為他們終於有一點競爭，可讓他們加快速度，並且創新，最少比以前快吧？但事實上，我不把HKFP當成是SCMP的直接競爭者，因為他們早已壟斷市場，並且有基礎設施、辦公室及資金。我們規模很小，僅能站在旁邊（be alongside），或者作為另一種選擇（alternative）。」Evan也認為：「我們由一隻小船開始，總比一隻大船卻滲水來得好。」或者，與其說這是兩個英文新聞媒體的競爭，不如說是，紙媒和網媒這兩種不同媒介的比併，紙媒版面有限制，而且涉及印刷成本，而網媒卻在網絡空間上享有優勢。

Tom認為：「我們現在閱讀新聞的方法改變了很多，幾乎所有人主要知悉新聞的來源，已不是死去的樹、不是印刷，而是上網。只要你上網，便可以看到即時新聞的進展，而不是等到明天。」的確，人們會在社交網站分享新聞報道或評論，下一秒就彈出新的資訊，可以緊貼事態發展，紙媒報道同樣也能在網上讀到。「現在每個人都電話隨身，我們可建立HKFP的現場即時新聞效果，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接觸到這些資訊，透過facebook、Flipboard、RSS feeds、twitter、所有社交網絡，可以自動組織起來，所有事情變得極之迅速。這些轉變不過是在十年之內，而且仍會繼續變化，特別是媒體的經營模式。」他還指網媒在形式上也沒有限制，可以播放影片、音訊，「資訊來源更豐富、更快速，這是我們現在接收新聞消息的方法」。

新聞自由倒退 需要獨立平台

「HKFP是一個對香港新聞自由的直接回應，我們看到不同的NGO、國際監察、新聞報告等，像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和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以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最近公布，都表明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降級，變成『部分自由』。」翻查資料，的確，據Freedom House評分，香港這五年的分數連續下跌，由二○一○年的三十二分惡化至去年的四十一分（評分愈高代表自由愈低）。Tom續說：「這是從未有過的景况，香港在這方面一直以來有良好紀錄，包括表達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但很戲劇性地，在連續幾年之後，出現了去年的傳媒人被襲擊事件、示威者受到多次攻擊、有傳媒人或因政治問題被免去職位、廣告被撤、自我審查增加、管理權問題等。」這些議題，都在Tom的Blog（Hong Wrong.com）裏探討過。「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完全獨立的平台。」他說得語氣堅定：「這個平台，屬非牟利，我們會將獲得的資金，投放回去，這裏沒有股東，也沒有商業壓力要牟取利益。這是為了填補中文和英文新聞之間的隙縫，因為這會是完全本土的香港新聞。」

堂堂正正港人創辦

Evan說，也許大眾會覺得，這是兩個「鬼佬」辦出來的英文網媒，但事實上，他們可說是堂堂正正的香港人。Evan解釋：「我指的『香港人』，不是政治上的概念」，而是，原來Evan本身就在香港土生土長，他擁有一半香港血統，由曾祖父至他四代都居於香港，他手上還有回鄉證，可自由出入內地。英語雖是他的母語，但他也能聽能講廣東話，可以理解一篇中文新聞的內容，也有中文寫作的能力。在一張外國臉孔之下，骨子裏他與一個地道香港人無異，而且一直做着香港社區調查等研究項目，並替China Daily、Asia Sentinel等媒體供稿，一直關心香港議題。

至於Tom，早在十年前移居香港，他說：「我現在覺得香港就是家了，以前沒想過會逗留這麼久，但我是一年又一年地留下來了。香港很舒服，氣候比英國溫暖，所以我選擇留在這裏。我幾乎去看過所有亞洲城市，最後還是定居於此，現在反而是回到英國時，會覺得自己像一個外國人。我希望我現在得到永久居留後，我會被接受是一個香港人，雖然我不懂說廣東話。」他在香港這十年裏，一直當英文教師，在英國時修讀New Media（新媒體），三年前開設Hong Wrong.com，在這個blog裏撰寫新聞、政治、文化及社會議題，成為公民記者，而且人氣急升，每月瀏覽人次高達30多萬。在去年夏天，他辭去教師職位，更在雨傘運動期間，替BBC、Global Post、Time Out等撰文報道。也是在一年前，Tom認識了Evan，在二人談到外傭事件時，漸漸萌生創辦網上媒體的念頭，直至去年聖誕節，Tom建立起「Hong Kong Free Press」網站。在今年初，Tom更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而且他快將修畢香港大學的新聞碩士課程，當中的媒體創業（media entrepreneurship）更對他創立HKFP有一定影響。事實上，他們只是說着另一種語言的香港人，卻是以香港為家。

不直接翻譯中文 與其他網媒協作

他們在眾籌（crowdfunging）上勝了一仗，可是戰線才剛剛開始。Tom說，最初的十五萬目標，只是為了讓這個媒體能維持最少三個月，每月五萬元，只能勉強支撐HKFP基本的營運開支，「免得我們會消失」。他們的團隊，包括他自己，至今暫時有五名記者、兩名實習記者，到底能不能處理一天之內如此數量龐大的資訊？Tom計劃，會在初期專注於新聞的速度和稿量，他提到他的報道經驗：「在佔領的時候，也有一些新聞沒有英文報道，我便將資料蒐集出來，寫進自己的Blog裏，每天大概可以有六段新聞故事」，如果聯同他的記者同事，他認為可以達到一天幾十條新聞資訊。「我們需要更現代化更敏銳的媒體。在網站的第一天，或者難以在新聞內容上勝出，但往後吸納更多資源、記者和資金之後，便可以做更深入的報道，如調查報道、地區故事，甚至有關中國的報道。」

開放多元平台 確保政治中立

至於他們的目標讀者群，除了香港的讀者外，也考慮到那些離開了中國及香港的海外華人，雖然他們身在異地，並以英語作為母語，但仍會有興趣知道香港現時所發生的事。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香港受中國的影響愈來愈大，加上去年的佔領運動，「這是一個關鍵時刻」，Tom說。而Evan也認為，將本地新聞以英文報道出來，可將香港發生的事傳播到世界各地，有助國際間對香港事務有更好的理解。

所以他們的記者，都有地道（native）的中英文聽講讀寫的能力，但Tom說他們不會直接翻譯中文內容，而是會與各種網上媒體合作，包括立場新聞、獨立媒體等，協議可使用相關內容，補充資訊。亦會從新聞稿、社交媒體等得到資料來源。而第二部分，則是一個開放平台，可容納多元的批判聲音，Tom透露，現時已聯絡得八十位客席作者，包括學者、公民記者、NGO等。Evan指，他們會確保政治立場中立，務求將不同政見呈現讀者眼前。另外還有「Whistle Blowing」頻道，鼓勵讀者報料，亦為網站進行加密等，確保網絡安全。

擬每月集資 多渠道獲經費

HKFP的眾籌項目仍在繼續，Tom期待：「我們尚有約兩星期，或者可以再多請一位記者。」他們還推出了宣傳影片，打算繼續推行每月集資，並嘗試從各種渠道取得資金來源，如活動贊助、廣告費等。在這個科網時代，網絡世界真的可以由零變萬，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他們期待這個英文新媒體能報道更新的本地新聞、更有公信力，Tom說：「也許大眾的期望很高，而我相信第一天會是很差的一天，但第二天會好很多，第三天會更好，我們會團結合作。」新媒體揭開新氣象，讓我們拭目以待，放眼六月，讓事實說話。

Hong Kong Free Press

www.hongkongfp.com

HKFP眾籌網站：https://www.fringebacker.com/en/projects

文 李寶瑜

圖 黃志東、資料圖片

編輯 何錦源

馮睎乾 - 劉鳴煒的成功之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4日

華人置業主席劉鳴煒日前接受訪問，直言今天的年青人買不起樓，因為不願「犧牲」，乃勸他們「睇少啲戲、去少啲日本」，結果惹來公憤。我留意他說話的神氣，覺得他大概是真心的，且真心得相當徹底，以至於能面不紅、耳不熱地進一步剖白：「我哋呢代同再上一代就願意犧牲好多。」如此肺腑之言出自他的金口，真令人百感交集。訪問中他又分享了當飛行教練的經驗，聲言「降落最危險」，「喺五千呎高空出錯，有大把時間去打救件事」──我聽着不禁會心微笑，對，劉先生還是活在雲端比較好，稍一着地，勢必險象環生。

劉鳴煒有甚麼特別的儲錢技巧，我不知道，但他爸爸肯定教曉他特別的吸金技巧。相信不少人還記得金匡（286）的故事──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那已經是上一個「大時代」了。當年華人置業旗下的子公司金匡，員工只有區區數名，長年累月是毫子股，乏人問津。二○○七年頭適逢股市暢旺，公司突賣掉所有物業，只持現金，搖身變成殼股，劉鳴煒則空降出任公司主席，市場憧憬有甚麼注資大搞作，金匡股價應聲炒上，暴升二十二倍。

劉鳴煒上任三個月後，突然宣佈辭職，理由是「須投入更多時間履行華人置業執行董事的職務」，股價隨即暴瀉，華置順勢配售一億二千萬股金匡，無數高追的小股民，就這樣統統做了大鱷點心。同年，劉鳴煒花二千一百萬購入大坑豪園一個二千七百呎單位，沒有按揭紀錄。他以大劉之子的尊貴身份到金匡轉一圈、坐一坐，叫市場想入非非，屁股未暖已經點石成金，財源滾滾。劉氏父子的吸金大法，是「廢青」一輩子學不來也想不出的，月入萬五，三個月賺一億，其實唔難。

劉鳴煒接任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後，與傳媒茶敘，有人質疑他「離地」，他當時回應說，自己有充分的empathy skill，能了解青年的訴求。但事實證明，他很可能對自己也不太了解。阿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說：「涉及個人利害時，也許大部分人都是惡劣的判斷者。」（schedon hoi pleistoi phauloi kritai peri ton oikeion）香港早就是財閥統治的（plutocratic）社會了，重大的社會議題都跟財閥利益有千絲萬縷關係，然則出生豪門的劉鳴煒，又怎可能正確理解、判斷和處理那些跟他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呢？例如劉在訪問中說「地產霸權」只是一個「情緒化的標籤」，顯然是錯得一塌糊塗的論斷。

據年初美國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樓價中位數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十七倍，已連續五年成為全球置業最困難的地區。去年三月，英國《經濟學人》推算各地富豪通過尋租行業──如地產、港口、金融、電訊、公用事業等被政府高度管制的行業──所賺的財富佔該區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率，從而制訂一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結果顯示本港富豪從尋租行業賺取的財富佔GDP的百分之六十，力壓俄羅斯、馬來西亞和烏克蘭，高踞全球榜首。這指數當然不能證明政府貪腐，但至少說明若沒有政府撐腰，我們的超級富豪根本不可能這麼富貴，也不可能自誇對社會「貢獻」有多大。數據這麼充足，「地產霸權」還只是「情緒化的標籤」？

前年巴黎經濟學院教授皮凱提（Thomas Piketty）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探討全球貧富不均問題，指出美國的情況尤其嚴重：頂尖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居然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皮凱提認為這現象可用「超級經理人」（即企業的高級管理層）的天價薪酬來解釋，因為那百分一中有七成都是所謂超級經理人，其收入跟工作表現幾乎完全脫鉤。有錢人都喜歡經濟學所謂「邊際生產力理論」，總自我感覺良好地相信自己收入豐厚，全因生產力高，對社會有貢獻──那怕事實證明往往只有負面貢獻。有時工作表現真差勁得無話可說，花碌碌的銀紙卻不能不賺，那就只好厚着臉皮，用語言偽術把performance bonus改稱為retention bonus了。這些高薪低能的人，不明白本身只是時代的副產品，總以人生勝利組自居，往往將一套表面義正詞嚴、實質殘民自肥的價值觀加諸別人──例如鼓勵你視買樓為人生目標的價值觀。可見富人之所以富有，跟自身的才幹和努力不一定有關，反而搞好裙帶關係，令制度向自己傾斜，才是真正致富之道。

有人認為努力讀書可以出人頭地，見學生抗爭，就說浪費納稅人金錢。這類人也許很多年沒有讀書了。據史丹福大學教育學系教授Sean Reardon的研究，貧富不均所引發的差異，會反映在子女的考試分數上：在八○年代，入息最高的一組家庭，其子女的SAT積分比最低的一組高約九十分，到現在那差距已拉闊至一百二十五分；百分之十五的高收入家庭子女成功升讀名牌大學，低收入家庭則只有百分之二。為甚麼呢？Reardon認為關鍵不在於富人子女能入讀較好的學校，而在於富人能運用較多資源培訓小孩，為其教育前途鋪路，如聘請家庭教師、參與夏令營等。在這種條件下，富人的子女大都越富，貧者則越貧，形成惡性循環。十九世紀經濟學家Émile de Laveleye說：「古代的哲人和立法者都從經驗中得知，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只有憑藉物質條件的平等才能存在。」

維持現狀，美其名是和諧，實際是令貧富懸殊一代比一代合理。但不必擔心，當城中巨富將你的財產合法挪移後，還是會善心地接濟你的子孫，就像劉鳴煒一樣熱心公職，助年青人發揮潛能、實現理想。

高慧然 - 醫管局的雙重標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4日

上篇：沒有收不到的數

過去多年，中國孕婦闖香港公立醫院急症室，享受完分娩及後續的醫療服務之後，施施然走數，早已成為常態。2012/2013年度醫管局報告證實，4900萬呆壞帳中，有2700萬涉及非本地居民。非本地孕婦來港產子而不付費的個案，達76%之多！

當比例達到76%的時候，可以視作有預謀生霸王仔。所謂「非本地孕婦」，當然是清一色中國孕婦。除了中國孕婦，還有別國孕婦所生的子女可以順利取得本港身份證嗎？

對以上呆壞帳，高永文表現無奈，他認為非本地孕婦在港產子後離港，醫管局要追討欠款有一定難度。這話本身沒有錯，可是，當一個美國籍孕婦在香港誕下嬰孩，醫管局不但展示了追數的決心，而且也最終證明了成功追數的能力。只有不想做，沒有做不到。產婦和嬰兒一旦離境，你當然無力追數。可是，若嬰兒沒有出生證明文件，無法辦理出世紙和護照，產婦和嬰兒如何離境？他們能夠順利離境，是香港政府允許並協助他們離境的。

而且，政府醫院急症室，是給有急切需要的病人使用的，為衝閘產子而使用急症室，影響真正有需要的病人，醫管局理應向這些產婦追究責任。醫管局盡了自己的能力和責任嗎？

中國孕婦產子走數，找數的是香港人。美籍孕婦產子，在網絡捐錢的同樣有香港人。同是出錢，後一筆錢香港人出得心甘命抵，屬個人選擇。

林夕 - 恥與為伍與對得住自己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4日

近來本市染上炒錯龍蝦拆錯蟹、跟錯大佬落錯注症候群，許多胡言亂語，在訊息混亂中都表錯心跡用錯字。

那位前議員，猛吹氣球要發動有條件支持方案聯署，因為眾多北大人其中一大人的一句話，才猛然發覺無條件可講，被黨凍結了黨籍並遭到痛心疾首一番後，接受訪問時喊冤，對得住自己，對得住香港人。如今落得兩面不是人，仍然對得起兩人，一個是自己，一個是香港人，那也是十分不賴了。

但什麼叫對得住自己？有太多解法。風聞到港交所有異動，看準時機，把滙豐賣掉，撈了一大把，是對得住自己的荷包。與伴侶分手是坦然我已不愛你了，是對得起自己感覺，也好算是忠於自我。指天誓日，我，我，我對得起自己，乍聽很轟烈，但人不為己會天誅地滅的，當然不能虧待自己。所以，要喊冤要為自己平反，最感人的應該說：我寧可對不住自己，也不會對不住香港人。簡稱：寧可天下人負我，我決不負天下人。這樣才夠悲涼壯烈。

另一位專欄作家，不寫就不寫，臨別竟然要跟讀者告白：恥與為伍，道不同不相為謀。

如果與朋友割席絕交，原因只是在你遭到圍攻時，沒有特別偏袒你，繼續就事論事，不賣人情給你，你再氣急敗壞，也只能臭罵：「你這賤貨，在這關頭扮什麼中立持平。我與你再見不是朋友！」這關有恥無恥什麼事呢？除非你老友走去欺負智障童，諸如此類，道德有虧，才大大聲「恥與為伍」吧。報館採訪幸運地只是蒙冤48小時的受害者家屬，是傳媒天職正道，沒必要為專欄作者言論保駕護航，如果這樣屬於不同道，哪類人會跟你一條道走到黑，心照不宣。再說，報館的作風立場，讀者作者都有眼見，會改變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在那地盤發表了那麼久的言論，早該知道是否同道中人，編輯沒特別酌情處理，為你做參謀打公關戰，你就在人家地盤上呼籲讀者罷看該報，不但遲鈍，恥與為伍，這重砲會不會發錯爛渣射錯人呢？萬一人家回一句大家咁話，都咪話唔羞羞地恥。

「我們都是屈穎妍」？真係好x型啊！

高慧然 - 沒有收不到的數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3日

一位美國孕婦本月初途經香港赴廈門時，提前作動，在瑪嘉烈醫院誕下早產嬰。早產兩個月的嬰兒，肺部發育仍未完成，需留醫嬰幼兒深切治療部治理。產婦及嬰兒共欠下香港公立醫院醫療費用逾10萬港幣。

產婦購買的旅遊保險不足以支付醫院費用，美國方面亦不肯支付公民在海外分娩及就醫的費用。因為病人無力找數，所以醫院拒絕發出出生證明。嬰兒沒有出生證明，就不能辦理出世紙和護照返回美國。

產婦與醫院拉鋸，陷入僵局。她轉而在網絡求助於網民，戲劇性地，在短時間內籌集到11萬元港幣，得以找數，終於可以為新生兒辦理出世紙及護照。

這件事證明了一點：香港政府醫院其實很厲害，如果有病人欠交醫療費用，而他們志在必收的話，那麼，政府醫院一定能夠收到。醫院拒絕向新生兒發出出生證明文件，那麼，新生兒就不能辦理出世紙，變成一個沒有身份的人。絕大多數情況下，為了讓孩子擁有身份，任何父母都會想盡方法找清醫院的欠款。所以，醫院不會有收不到的數，只有不想收的數。

本來打算讚一讚政府醫院的，他們很聰明，做到了人道與庫房兼顧。先醫後錢，把病人先醫好了，然後才要病人找數，而且，也確實把錢收到了。可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實在讚不出口。

Vic：我幫你講埋：香港的政府醫院被大陸產婦走咗好很多數……

林日曦 - 低能的毛記電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2日

2014尾，當大台質素持續膠企，當亞洲CNN重病瀕死，當政府繼續戲弄王維基，我和拍檔三個人在公司互相提出了些低能問題：

「開電視台一定要申請牌照嗎？」

「動輒幾十億投資，開台是否有錢人的專利？」

「沒法得到電視牌照，沒法得到大氣頻譜，是否就沒有人收看？」

「如果是，為何又那麼少人收看擁有牌照的亞洲亞洲？」

「網上電視是否必死無疑？」

「當電視被置於網上時，電視節目長度還需要依從舊有常規而維持在半小時至一小時嗎？」

「只做短片可以被稱為電視台嗎？」

還有那種通常一被問出來就會偷走全場氣氛的終極問題：「其實甚麼是電視？」

不，我不是期待得出那種像「連續動態的圖像和聲音轉換為電子訊號，並通過各種渠道傳輸電子訊號，後再將電子訊號還原為圖像和聲音的技術，就為之電視」之類的答案，我所好奇的是，人類在心靈層面上對電視的認知共識，亦即「電視的意義」。像「甚麼是人生」、「人生的意義」一樣，當被問出來後，連我自己都覺得好低能。可往往就是這類低能問題，才是混沌中最需要被解答的問題。

甚麼是電視？曾經我們都很清楚答案：那是一個有趣的屏幕，裏頭發出一些令辛勞工作一整天回來的人感到放鬆的光，我們可以從中得到笑聲、眼淚和各種小常識的增長；它能帶出一些流行於城中的小熱潮，為同學間、同事間、朋友間在沉悶的生活中帶來茶餘飯後共同話題。

還有最卑微的一個基準：曾經，我們不會羞於承認自己是其觀眾。那才是真正的電視。

想到這兒，上述那些牌照不牌照，頻譜不頻譜，全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而我們亦都開始坐言起行，着手籌備香港第一個無牌……呀唔係……係毛牌電視台──「毛記電視」。

世界從來都是這樣運行的，想要改變現況，就要不恥於問出一些低能問題。六年前我跟拍檔同問：甚麼是雜誌？雜誌一定要很厚嗎？一頁雜誌又如何？最後我們創辦了一張一蚊雞雜誌《黑紙》。

還有從前從前，唔記得牛頓定喬布斯定黎胖子，曾經坐在蘋果樹下問：為甚麼個蘋果要跌爆我個頭？最後「地心吸力」被發現了。

越是低能的問題，背後所隱藏的秘密就越多。

毛記電視才剛開台不久，每天只有兩檔長達三分幾鐘的劣質節目，距離成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慶幸我們又問出一些會被人恥笑的低能問題，然後一個蚊型電視台才有機會在今天誕生。

可能它還會比亞視更快執笠，誰知道呢，但或許有一天，它可以推動到某些電視行業的改變，看電視不再是老土娛樂，人們可以再次從電視中得到笑聲、眼淚和各種小常識的增長，亦不會羞於承認自己是電視觀眾，甚至是電視迷。

那樣的毛記電視，才是我們真正想辦到的。

在那一刻，當天那些被低估了的低能問題，才會正式換回來一個高能的答案。

毛記電視：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節目重溫

劉紹銘 - 課室內的張愛玲

明藝．隨筆   2015年5月23日

【明報專訊】舊事重提。二○○○年秋，嶺南大學主辦了一個張愛玲研討會。第一天晚飯開席前，公關部同事傳話，說有「好事者」問為什麼會議不請張愛玲參加。

當時忙着招呼客人，沒有打聽「好事者」是誰。事後也沒有「跟進」。何必讓人家難堪呢，到時自己總會發現的。憑常識看，「好事者」對「祖師奶奶」的興趣，不過是閒來無事茶餘酒後的一個「八卦」話題，不可能是奉張愛玲為「教母」的粉絲。說不定他僅從電影《色．戒》或《傾城之戀》認識張愛玲這個名字。

張愛玲熱

張愛玲成大名後，大大小小的作品陸續成為高等學府中碩士生博士生爭相研究的題目。但讓張愛玲小姐在普羅大眾日常生活中成為閒聊對象的，不因她是《金鎖記》或《秧歌》的作者，而是因她極不尋常的家族背景與個人經歷。在敵偽時期的上海，她一度是胡「逆」蘭成的夫人。在戰後上海小報文人的眼中，她更是勾搭美國大兵的「吉普女郎」。

後來祖師奶奶到了美國，下嫁一位年紀比她大一截家無恆產的舊時老美「左翼」作家。懷過孕但流了產。老美丈夫身故後，張小姐離群索居，在加州過着「拒人千里」的生活。至親好友（如夏志清先生）給她寫信，有時也要等一年半載才得到她一張明信片作回音。但張小姐畢竟曾經一度是「臨水照花人」，她的私生活愈神秘，愈引起好事者尋根究底的興趣。

台灣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吹起了「張愛玲熱」，大小報章都搶着刊登奶奶的起居注。戴文采女士受報館之託到美國訪問奶奶，始終不得其門而入，心生一計，租住奶奶公寓隔壁房間，方便窺其私隱。每次看到奶奶出來倒垃圾，等她離開後就倒出盛在黑膠袋子的東西細細端詳一番。經戴文采的報道，現在我們知道奶奶愛用什麼牌子的肥皂：Ivory和Coast。

張小虹對這個因張愛玲生前死後引起的「文化現象」用了兩個既殘忍又brutal的「學院派」名詞作界定：一是「嗜糞」（coprophilia），一是「戀屍」（necrophilia）。這兩個名詞聽來恐怖，所幸張小姐歸道山已二十年，當年有關她種種的流風餘韻，隨着白頭宮女一一老去，再也「熱」不起來了。

張愛玲留給現代中國文學最珍貴的遺產是她「瘦金體」敍事的書法。新文學時期的作家，巴金、茅盾、老舍，你說好了，內容不說，單以文字看，都像亨利‧詹姆斯說的「臃腫怪獸」（baggy monster），一身贅肉，有時非得先拿起筆來削其肥脂才能看得下去。

我在舊文《兀自燃燒的句子》中介紹過張愛玲的文字特色。開頭這麼說：「在中國近代作家中，錢鍾書和張愛玲均以意象慧盈、文字冷峭知名。」兩人相比，我還是覺得張愛玲的經營比較深入民心。錢鍾書博學，有資格目中無人，所用的譬喻和意象也因此刻薄成性。張愛玲眼中的眾生，包括自己在內。她在《我看蘇青》一文說：「我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

我說的「兀自燃燒」，說的是張愛玲有些句子，不必放在上下文的語境中也可見其「潛質之幽光」。且取《金鎖記》一段：

季澤把那交叉着的十指往下移了一移，兩隻拇指按在嘴唇上，兩隻食指緩緩撫摸着鼻梁，露出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來。那眼珠卻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沒有表情。

看過《封鎖》的人，不會忘記那位二十五歲猶是「雲英未嫁」的大學講師吳翠遠，因為她手臂白得「像擠出來的牙膏」。因為她的頭髮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樣，羞怯怯的，「唯恐喚起公眾的注意」。她不難看，可是她那種美是一種「模棱兩可的，彷彿怕得罪了誰的美」。

看《色‧戒》電影，我們的注意力當然都落在男女主角身上。可惜湯唯的「內心世界」，只能在文本窺探。且看佳芝等易先生出現時那種患得患失心情：「她又看了看表。一種失敗的預感，像絲襪上的一道裂痕，陰涼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教人過目難忘的文字魅力

不久前《印刻文學生活誌》出了特輯，以此作標題：「為自己預約一堂美好的文學課：初、高中國文課的文學注目」。我聽到前台灣師大附中同學李椒庭說，他在國文課遇上了張愛玲，深為《天才夢》中的彩句所震撼：「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活的歡悅。」

李椒庭同學是在課堂內認識張愛玲的。靠文本聆聽祖師奶奶的聲音、揣摩她「臨水照花」的風貌。《天才夢》是張愛玲初試啼聲的作品，竟令這位當年尚未識愁滋味的小朋友「兩隻手臂的疙瘩全彈出來，被瞬間加快的心跳震得跳起波浪舞。」

沈雙在《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的編者序言這麼說：「我在香港教書過程中經常有學生對我說張愛玲就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了。既是經典，就是美文的代表。但是我們這個集子裏有不少文章都特別提出了張愛玲不美及不雅的一面，她的污穢、她的俗氣、她的悲觀、她的『小』，以及她的艱難。」

這些有關祖師奶奶的評語，坦率得很，但也實情如此。也許因為我跟張小姐有過一面之緣，多次通過信，幫過她忙找差事，在這裏可以補充說一句，張小姐一旦離開了自己的文字空間跟別人交往，一點也不可愛。上述那位李椒庭同學初識《天才夢》感受到「加快的心跳」，這可說明張小姐文字本身有教人過目難忘的魅力。

張愛玲離開大陸經香港赴美定居，可真是兩袖清風，生活靠的是美國基金會和大學的研究經費。張小姐流落香港時，對她照顧得不遺餘力的是宋淇先生和夫人。在美國定居後，夏志清先生因知她除寫作外別無其他謀生能力，到處給她寫推薦信申請研究經費。除一封接一封的介紹信外，夏公還替她的英文著作找出版社，可惜Eileen Chang沒有張愛玲的名氣，她的英文作品，一直在歐美找不到市場。

祖師奶奶晚年住公寓，常常搬家，幸得一班晚輩幫忙。其中有我的同學莊信正和詩人張錯。他們先替她跑腿找房子，然後動手動腳替她「搬家」。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下午四時許，夏志清在紐約家居接到張信生教授從加州打來的電話告訴他張愛玲的死訊，當晚就寫了數千字長文《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念她。曾以各種形式對愛玲「淒涼」身世伸出援手的「粉絲」如莊信正、張錯、張信生等不會想到從她身上可以拿到什麼回報。這倒是個文人相惜的好例子。

（作者是嶺南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

夏志清 - 超人才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

1995年9月8日

一、

張愛玲終於與世長辭。

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許高張信生教授從南加州來電話報知噩耗，我震驚之餘，想想張愛玲二十多年來一向多病，兩三年來更顯得虛弱不堪，能夠安詳地躺在地板上，心臟突然停止跳動，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維持做人尊嚴、順乎自然的一種解脫方法。

張愛玲這幾年來校閱了皇冠叢書為她出版的「全集」，並新添了一本《對照記》，把所有要留傳後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說明，等於寫了一部簡明的家史。

去年底她更獲得了「中國時報」頒給的文學「特別成就獎」。

張愛玲雖然體弱不便親自返國領獎，同多少敬愛她的作家、讀者見面，但她已為他們和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學讀者留下一套校對精確的「全集」，可謂死無遺憾了。

大家都知道，張愛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於上海的紅作家，其小說集《傳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歡迎，且為內行叫好。

我自己初讀張愛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時我已有系統地讀了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等的作品，大為其天才、成就所驚奇，認為「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且謂「《秧歌》在中國小說史已經是本不朽之作。……《金鎖記》長達五十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這些判斷原見英文本《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

但先兄濟安特把書稿張愛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評《秧歌》〉兩文譯出，先後載於一九五七年「文學雜誌」二卷四期、六期。

上面所引三句皆見「短篇小說」那篇。二文顯然引發了有志創作的讀者研讀張愛玲的興趣。

因之張愛玲雖曾於六十年代初期來過一趟台灣而未受大眾注意，她對台灣小說界發展的影響卻是既深且遠。

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讀中國文學者，無人不知道張愛玲。

她在大陸也重新走紅起來，受到了學界、評者的重視。

我至今仍認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

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認定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點也沒有錯。

當時中共文學不值得一讀，台灣作家間，只有姜貴的《重陽》和《旋風》可同《秧歌》、《赤地之戀》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說他寫得極少，也無法同《傳奇》相比的。

但《赤地之戀》（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後，張愛玲的創作量大大減少，不免影響到我們對她終生成就的評價。

早在一九七三年，我為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寫序，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爐香》同亨利·詹姆斯長篇名著《仕女圖》（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裏繼續較量兩人之短長：

在我看來，張愛玲和詹姆斯當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

文體而言，我更歡喜張愛玲，詹姆斯娓語道來，文句實在太長（尤其是晚年的小說），紳士氣也太重。

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豔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

但就整個成就而言，當然張愛玲還遠比不上詹姆斯。

我想，這完全是氣魄和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詹姆斯一生寫了多少長短篇小說，而且據一般批評家的看法，越寫越好……，張愛玲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發表後的三四年，那時期差不多每篇小說都橫溢著她驚人的天才。

逃出大陸後不久，她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本小說。

至少《秧歌》已公認是部「經典」之作。

但她移居美國已十七年了，也僅寫了兩本：《怨女》是〈金鎖記〉故事的重寫，《半生緣》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編，她創作的靈感顯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

《怨女》、《半生緣》以及其後《張看》、《惘然記》、《餘韻》、《續集》四書裏所載的小說和散文當然我都細細品賞過，雖然尚未寫過評論。

連張愛玲不喜歡的早期小說（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寫的），讀起來都很有韻味，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總是不同凡響的。

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間寫的」小說，雖然初稿從未發表過。

「古物出土」愈多，我們對四五十年代的張愛玲愈加敬佩，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近三十年來她創作力之衰退。

為此，到了今天，我們公認她為名列前三四名的現代中國小說家就夠了，不必堅持她為「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

二、

一九五五年張愛玲移民到美國，翌年她在新英格蘭一個創作營（MacDowell Colony）寫作，碰到一位三十年代即從歐洲移民美國的老作家瑞額（Ferdinand Reyher），兩人相愛，同年八月結婚於紐約。

瑞額一九六七年十月去世。

想來《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出版前後，我已同愛玲開始通信了，可惜六十年代那束信一時找不到。

記得愛玲在信上曾嘲稱Ferd（她給丈夫的簡稱）為並無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實他早在三十年代即為好萊塢寫電影劇本）。

愛玲信上難得一露幽默，表示對其夫頗有感情。

愛玲那時期身體也好，畢竟年紀還輕。

一方面忙於為香港電影公司為劇本，一方面努力於英文寫作、翻譯。

張愛玲至死以瑞額為姓，不像一般嫁洋人的作家，保持原姓。

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一個滬江同學的聚會上，我見到過張愛玲，她是主講人。

她那時臉色紅潤，數了副厚玻璃的眼鏡，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樣。

記得她講起了她那篇少作〈牛〉（見《流言》「存稿」此文）。

我自己那時專心攻讀西洋文學，只看過「西風」上那篇〈天才夢〉，她的小說一篇也沒有看過，不便同她談話，她對我想來沒有印象。

一九六四年三月乘亞洲學會在華府開年會之便，高克毅作東，請陳世驤、吳魯芹、夏氏兄弟同張愛玲在一家館子相會。

有人打翻了一杯香檳，我以為不是先兄即是愛玲，因為兩人比較緊張。

昨天（九月九日）看了張愛玲翻閱拙著《雞窗集》後寫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提及此事：

悼吳魯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吳，我當時有點詫異，因為他不像是慌亂或是像我這樣粗手笨腳的人，所以記得。

由我推薦，張愛玲一九六七年九月抵達麻州劍橋，在賴氏女子學院所設立之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專心翻譯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

她離開華府後，先在紐約市住上一兩個月。

我首次去訪她，于梨華也跟著去，三人談得甚歡。

我說即在她公寓式旅館的附近，有家上海館子，週末備有小籠包子、蟹殼黃等點心，要不要去嘗嘗。

愛玲有些心動，但隔一兩天還是來電話邀我到她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酪餅乾紅酒。

顯然她對上海點心興趣不大，而且對我的洋太太、女兒長相如何，一無好奇心。

愛玲離開紐約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實在請不動她吃飯，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櫥窗。

隔一兩年，我去巴斯頓參與亞洲學會的年會，最後一次同愛玲相敘。

賴氏研究所任滿之後，張愛玲想必返華府住了一年，再赴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術語的。

此頂研究計畫向由陳世驤教授主持。

先兄去世後，即由莊信正接任，張愛玲名氣如此之大，我不寫推薦信，世驤自己也願意聘用的。

但世驤兄嫂喜歡熱鬧，偏偏愛玲難得到他家裏去請安，或者陪他們到三藩市中國城去吃飯。

她也不按時上班，黃昏時間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辦公室熬夜。

一九七○年開始，愛玲給我所有的信件昨天剛剛重溫了一遍，在中心那年向我訴苦的信特別多。

偏偏那年中共政府沒有倡用什麼新的術語、口號，世驤後來看到愛玲那份報告，所集詞語太少，極為失望。

更不幸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世驤心臟病猝發不救，愛玲在研究中心更無靠山，一年期滿解聘是必然之事。

愛玲到了柏克萊後，水土不服，老是感冒，決定搬居洛杉磯地區，氣候溫暖，身體或可轉好。

一九五五年來美後，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獎金，供愛玲寫作、翻譯、研究之用。

一九七一年秋季搬居洛杉磯後，她再也不去請一筆獎金，找一份工作。

身體一年一年轉壞，不說上班工作，能對付日常生活之需求──買菜、付賬、看醫生、打電話──就把她累壞了。

兩年前，她能寫出這一小本《對照記》，而且文字保持她特有的韻味，真要有極大的勇氣和毅力。

一九七六年七月廿八日給我的信上她寫道：

「我自己是寫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麼會怪人寫信不勤，而且實在能想像你忙的情形。」

讀此段好為感動，我自己有了心臟病，比較要慎重措辭的英文信，有時打一封就是一天的工作。

不像當年，中英文信寫個不停，而且不會覺得累。

在洛杉磯住了幾年之後，不僅感冒照舊，牙齒也永遠看不好。

骨頭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斷了。

最可怕的，愛玲添了一種皮膚病，而且覺得屋子裏到處是跳蚤，身上永遠發癢。

為了逃避「蟲患」（張語），她就不斷要搬家，每次遺失、丟掉些東西。

那兩年在賴氏研究所，愛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譯好了。

隔幾年信上不時討論到譯稿的問題。

她想找經紀人把它交大書局審閱。

我勸她把書稿當學術性的讀物看待，加一篇她自己寫的導論，我的前言，交哥大出版所處理較妥。她不接受我的建議，後來的信上也就不提這部《海上花》了。

有一天莊信正對我言，這部譯稿搬家時丟了，我聽了好不心痛。

除了首兩章已發表過外，張愛玲三四年的心血全付之流水。

全書譯稿早該「全錄」一份副本，交信正或我保管的。

七十年代身體好的時候，愛玲每年給我三四封信。

平常每年至少給我一封信，夾在賀卡內。

遷居洛杉磯後，有兩三年我給她的信，得不到回音，只好同莊信正在電話上、見面時對她互表關懷。

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終於收到她一封滿滿兩頁的信，告知生活近況：

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遠道上城（按：主要去看醫生），有時候回來已經過午夜了，最後一段公車停駛，要叫汽車──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來的信，相信你不會見怪。

去年劉紹銘同葛浩文正在合編一本中國現代文學讀本，由哥大出版。

紹銘托我去問愛玲，哥大有位學生已翻譯了她的〈封鎖〉，可否錄用在書內。

愛玲回信謂她自己早已譯了這篇小說，放在倉庫懶得去拿。她是比較歡喜自己的譯文的。

紹銘等了半年，尚未收到愛玲的譯稿，再囑我去問她一聲。

愛玲明知我信裏會提到此事，雖未加拆閱，也就在今年五月二日的兩頁來信裏告知我，此事以後「再詳談」。

信裏提到的炎櫻，大家都知道是愛玲當年最親的朋友，《對照記》裏載有她多幀照片。

來信夾在一張正反面黑色的卡片裏，正面圖案乃一個華麗的金色鏡框，有淡紫色的絲帶，五顆垂珠等物作裝飾。

卡片裏面有兩行字：「給志清王洞自珍　愛玲」。

她給我的每封信卡都不忘向我的妻女問好。

下面是張愛玲給我最後一封信的全文：

志清：

一直這些時想給你寫信沒寫，實在內疚得厲害。還是去年年前看到這張卡片，覺得它能代表我最喜歡的一切。想至少寄張賀年片給你，順便解釋一下我為什麼這樣莫名其妙，不乘目前此間出版界的中國女作家熱，振作一下，倒反而關起門來連信都不看。倘是病廢，倒又發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實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費時間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濟，做點事歇半天。過去有一年多接連感冒臥病，荒廢了這些日常功課，就都大壞。好了就只顧忙著補救，光是看牙齒就要不斷地去兩年多。迄今都還在緊急狀態中，收到信只看帳單與時限緊迫的業務信。你的信與久未通音訊的炎櫻的都沒拆開收了起來。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讓別人譯實在painful。我個人的經驗是太違心的事結果從來得不到任何好處。等看了你的信再詳談。信寫到這裏又擱下了，因為看醫生剛暫告一段落，正乘機做點不能再耽擱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來過！吃了補劑好久沒發，但是任何藥物一習慣了就漸漸失靈。無論如何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沒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許說過在超級市場看見洋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愛吃的。你只愛吃西瓜，都是你文內提起過的。

愛玲

五月二日

我在那封信上提到女兒愛吃洋芋沙拉，當然記不起來了。我童年愛吃西瓜，典出《雞窗集》〈讀、寫、研究三部曲〉此文。到了今天，怕拉肚子，西瓜也少吃了。愛玲在信裏把我的名字同炎櫻並列，要我感到高興。

可能到了今年春天，她就有意脫離塵世，所以連最好朋友寄給她的信劄，都怕事不想知道它們的內容。

愛玲同我一樣是不相信什麼上帝天堂的。

屍體焚化之後，留傳下去只有她的「全集」和尚未整理出版的遺稿、信件、照片。

她晚年的生活給我絕世淒涼的感覺，但她超人的才華文章，也一定是會流芳百世的。

李怡 - 香港政改入直路，形勢險峻存變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3日

香港政治踏入6月的敏感時刻，有如2003年6月23條立法迫在眉睫，現在比12年前形勢更為嚴峻。儘管至今為止，27名民主派議員尚未有轉軚表示，但無人敢說一定可以否決方案。回顧2010年，中共在最後關頭作出策略性「讓步」，接受民主黨的超級區議會方案，卻使民主黨放棄對2012年雙普選和取消功能組別的堅持，並導致民主派大分裂。中共釋放小小善意卻原來是一個要贏得主導政改權的大騙局。筆者當年曾認為政改是向普選邁出一小步，但隨即檢討並直指其謬。現在中共面臨「硬任務」，又是它故技重施的時候也。

中共轉向有迹可尋

眼看支持與反對政改的民意接近而且在滾動民調中相當穩定，於是中共御用學者、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忽然指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將公司票轉為個人票的建議有討論空間。他雖強調是個人意見，但在中共體制下，又擔任涉及香港政策的要職，怎麼可能是個人意見？儘管他的「討論空間」被人大法工委張榮順否定，但中共政策向來是隨政治需要「說變就變，其快如電」，所以張榮順作不得準。至於鄭耀棠就更不用說了，2010年的突變事前不是也一直被中共和親共人士否定嗎？

接下來是民主黨員黃成智和狄志遠呼籲中共接受公司票轉為個人票以及白票守尾門，與饒戈平遙相呼應。民主黨中委前天通過凍結黃成智黨籍的動議，但仍讓他留在黨內觀察6個月等紀律委員會報告。而更重要的是，該黨主席劉慧卿第一時間回應饒戈平，指饒的說法方向正確。另外，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昨天表示，公司票改為董事票或個人票，並不違法，是政治決定，傾向支持這個改變。

因此，在未來數星期，極有可能的轉變，是中共接受公司票轉董事票或個人票，以此贏得政改的較高民意支持度，而本就「有意獻身」的泛民也就有了下台階。至於是董事票還是個人票，就要看形勢而定，若董事票也能夠得到泛民認同，就不會改為採取個人票。

改變產生提委的辦法，明明違反8.31關於「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規定，如果這個規定也可以改，就只能證明按照8.31提出的政改方案不是甚麼「依法」的方案，也證明中共的「法」是玩弄於股掌之中的政治工具，中共人治不僅踐踏《基本法》，也踐踏他們自定之法。這樣純人治的改變可以讓它通過嗎？再說，如果早些時提出採用個人票，還可以說是正確方向，現在眼看會被否決才作改變，就毫無誠意，純粹是政治操作啦。

風雨飄搖誰會轉軚

在政改的風雨飄搖中，支持否決政改的市民，最大被懷疑轉軚的對象，除了個別功能組別議員，就是在立法會擁有6票的民主黨。基於選民對民主黨信心動搖的形勢，筆者曾提出兩個建議，一是請老一輩泛民宣佈下屆立法會退選，來表達不受民意牌影響堅定否決8.31政改的強烈意志，更由此完成世代交替，給自己留下退場的漂亮身影。筆者雖無點名，但真意其實是指民主黨的老泛民。另一建議是請老泛民何俊仁擔任主席的支聯會，在今年六四重拾2003年緊貼時局、緊貼本土的精神，再次以「保住香港」、「否決政改」作為集會的主題，盡可能容納年輕一代的本土派上台發言，哪怕是批評支聯會過去做法的言論，尤其是香港人優先的言論。

筆者這兩個建議被網民批評為對民主黨和支聯會太過一廂情願地姑息了。兩個建議都沒有回應。而支聯會印製名為「六四答問」的小冊子，仍然是老調重彈，沒有回答網民質疑：在目前香港危急存亡之秋，何以民主黨和支聯會的領導人，不把香港人的民主、福祉放在優先爭取的地位，反而熱心於「建設民主中國」，熱心幫助無法作資產審查的新移民搶奪綜援，明明政府施政歧視本地人卻去聯合國投訴香港人歧視大陸人和新移民？

香港本土思潮近年興起，尤其在年輕人中更是無法阻擋的趨勢，原因固然是中共國對香港的政經社全面侵凌，而並非太次要的原因則是香港主流民主派政黨沒有為香港人的利益出頭，立法會支持香港人優先的聲音太少，兼且還受到泛民批評打壓。

民調中，年輕人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對否決政改，比率都超高。如果我們不是埋首沙堆，而是承認年輕人才是未來，那麼老一輩有甚麼理由還要霸着茅坑不拉屎呢？如果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選民在泛民主派和建制派中，都找不到可以投票的對象，那麼香港就無可避免會淪亡，而香港人中哪些人的責任最大？希望不是我們曾經如此支持過他們的民主派。（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

陶傑 - 有趣小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1日

香港資深愛國記者程翔先生回憶中國官員魯平，其中記述魯平的「人情味」，頗為有趣：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這處見到我太太，立刻偏離原來前進的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所以，程先生說：「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

此段珍貴文字，由文化角度，有兩大看點。

第一，是「六四」後，作者的「左派朋友」對作者之「唯恐走避不及」。為什麼呢？因為程先生那時已被「定性」為反共反中人物，在中國人社會，一旦「定性」，你身邊本來跟你要好的人，當然「唯恐走避不及」。

大陸有追憶「大右派」章伯鈞的傳記：「反右運動之前，章伯鈞時常在家開會待客，史良、沈鈞儒、儲安平、羅隆基、吳晗、許廣平、柳亞子、齊白石、梅蘭芳、馬連良等人，均是座上客。章伯鈞先生被打成右派後，門庭冷落。」

為何「唯恐走避不及」、「門庭冷落」？因為要看主人的臉色，藝術家當有赤子之心，但中國連齊白石、梅蘭芳、馬連良這等藝術家，都深知圓滑活絡、趨吉避凶、「寧買當頭起，莫買當頭跌」的股價插水當即拋售的生存之道，何況在香港那些「左派的朋友」。

中國人做哪一行，由開飛機到打鐵，都要訓練，唯獨仰觀主人臉色的奴僕走位之道，皆與生俱來，基因齊備，不須人教，所以拜讀程先生大作，看到這一段，看過中國現代名人許多相同經歷，實在耳熟能詳，但我還是忍不住「噗嗤」一笑──魯平「偏離原來的前進方向」──這一句實在是文字描寫之典範──之後，主人有了新姿態，嘩，這個股票，止跌停牌了，程翔的左派中國「朋友」，有沒有跟隨在復牌之後恢復笑臉，電話問候，聚攏過來，紛紛大手再入貨？

至於魯平這一握手再「定性」，程先生覺得感激。他覺得魯平很「開明」，很「念舊情」，這一點，程先生比較老實，魯平是一名共產黨員，共產黨的「開明」，皆是為了「組織工作需要」。周恩來關懷文化人、藝術家，形象「開明」，但是形勢一轉變，「敬愛的周總理」可以簽署將自己做戲劇演員、天真爛漫的姪女孫維世投入監獄。程先生後來不幸坐牢，未知魯平有寫過求情信並來探望否？

了解中國，要明白「人性」與「黨性」。中國的人性，受到專政的黨性統治、規範、扭曲，彼此有如男上女下、陰陽交泰。人性願意捱，乃有黨性之樂意虐打。虐打你幾天，忽然呵護你一分鐘，看，你就感激他的「開明」了。懂得一點道家哲學，你會更了解中國人。

梁家傑 - 昨日高鐵、今日蓮塘、明日三跑

評台   2015年5月22日

嚴重超支87億的蓮塘口岸工程撥款議案，明天(5月22日)將硬闖財委會。又一大白象工程，幾乎肯定再會在建制派議員保駕護航下，粗暴通過。

蓮塘位於沙頭角與文錦渡之間，不單人迹罕至，本身更沒有公路網絡，加上近年深港之間過境車輛數量開始下跌，我們從來不認為有理由花近250億巨額公帑興建。

蓮塘口岸是香港被規劃的典型項目，為的可能是要便利深圳「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跨界口岸貨運整體格局而設，並非以香港為本位的利民規劃。

政府和建制派卻認定發展就是硬道理，指延遲興建會令香港失去優勢，撥款遲了會使造價上升、影響工人就業。提出合理質疑的民主派議員被指阻礙中港融合，十惡不赦，是拖香港後腿的罪人。

這種誣告與指摘都似曾相識。不是嗎？2009、2010年間，立法會審議高鐵撥款時，民主派議員於財委會提出質疑：為什麼政府寧願花669億挖掘地下隧道，把總站設在西九，都不願回應可節省逾300億，由民間專業人士倡議的錦上路方案？不解決「一地兩檢」問題，又如何確保高鐵能達至聲稱的高速？

當年政府和建制派為保高鐵，動員群眾做簽名運動，不斷大肆攻訐、抹黑，來阻止泛民議員為市民把關；我們提出的重要質詢，也在類似今日蓮塘香園圍口岸的境况下被抹煞，政府同樣瞞天過海。五年了，當年的質疑成了今日的夢魘：地道工程遇難而嚴重延期、超支；「一地兩檢」仍未解決，高鐵隨時慢過直通車。事實為我們平反了，但香港人卻要承受沉重的損失！當日支持撥款的建制派呢？彷彿患了失憶症，只知將責任推到政府與港鐵身上。

空域使用權還未解決，但政府卻要強推機場三跑。民主派的質疑，同樣被標籤為逢政府必反，與民為敵。

粗暴而粗疏地通過的工程，後患無窮。開始時低估造價、高估成效氹市民；工程開展後才開天索價，等於洗濕了頭，迫立法會和市民埋單，將百億又百億的公帑往無底洞中灌送。情何以堪！

昨日高鐵、今日蓮塘、明日三跑。政府缺乏民意及憲制的制衡，恐怕歷史會不斷重演。

原文載於明報副刊

徐子軒 - 克拉運河假新聞鬧劇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2日

幾天前以簡體字為主的新聞媒體，突然瘋傳起關於泰中合簽建造克拉運河（Kra Canal）備忘錄的報道。一開始，筆者是在大馬朋友的fb頁面上看到「中泰開鑿克拉運河 打通亞洲財路」這樣的帖文，轉載自溫家寶曾經造訪過的大馬《光華日報》，裏面特別提到消息來自「寧波海事局官方微博」：15號在廣州舉行了盛大的簽約儀式。其他如台灣、香港親中色彩鮮明的媒體，更引用新華社資料，言之鑿鑿的以圖文介紹：泰國三軍總司令、前總理兼國防部長察哇立榮齋育上將，還有針隆坤頌上將、革滴薩達瑪朋海軍上將、披塔雅習里拉嘎警察少將等代表，和中國亞洲聯合投資集團合簽了一些商業協議。一時間親共人士紛紛讚嘆，彷彿克拉地峽已被鑿穿、馬六甲困局已被突破，新馬優勢已遭瓦解。

面對這樣的消息，筆者當下便認為是假新聞。一來國際主要媒體均無相關報道，甚至當事者如《Bangkok Post》、《Strait Times》都不見蹤影，只有中國官方喉舌不斷宣傳，這就啟人疑竇；二來那些人事時地大多貨不對辦，像是照片內明顯是亞聯集團的記者會舊照，地點是在曼谷、亞聯集團是中泰合資公司怎有代表中方發言的可能，最有趣的是，現今的泰國國防部長名為Prawit Wongsuwan，實在不知道中國媒體所謂察哇立榮齋育上將是哪位？其他如革滴薩達瑪朋、披塔雅習里拉嘎，無論看起來聽起來都像是隨機繕打的文字結果。這類不經查證的假新聞，在中國引起共鳴就算了，但在台灣、大馬、香港等地，居然也會直接引用，足見亞洲不只新聞自由受到威脅，新聞倫理與素質更需要拯救。

經濟效益成疑

不過，消息雖假，可能性卻仍然存在，這條倡議百年、曾讓李光耀表示是獅城夢魘的克拉運河如果真的誕生，將可能會改變東南亞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面貌，而此端視泰國的決心。但如果運河對於泰國經濟有莫大助益，如果中國的資金與技術盡數到位，那麼泰國為何踟躕不前呢？首先便是經濟問題，比起巴拿馬（Panama）運河擴建案、新蘇伊士（Suez）運河案的造價（前者初估為50多億美元，後者為80多億）與節省的路程（少則六千公里，多則上萬公里）相比，克拉運河要價近三百億，但僅節省1,200公里根本不成比例，更遑論工程一旦開挖，都有延期加價的風險，如巴拿馬運河擴建案因為工程款可能爆增至170億而暫時停止。再考慮到泰中兩國均非政治穩定國家，為期至少十年的工程亦有可能因改朝換代，面臨不確定的變數，這些都足以抵銷泰國人民的經濟幻想。

再撇開環境評估或社會影響不談，建造克拉運河對泰國人民會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或抗拒感，那是因為運河將分割泰國南北兩端。無論是城市區域的黃衫軍、鄉村區域的紅衫軍，都會擔心南部省份的伊斯蘭分離主義者，將藉着運河的分離趁機擴大勢力。當然不是說一條運河就會切斷泰國政府的控制力量，而是會造成泰國人民心理上的距離，這點，相信千方百計要以科技工程將香港和廣東緊密連結起來的北京不會不懂，只有那些為了「重創美國戰略地位」的親共人士，才會選擇性忽略，而寧可沉醉於假新聞。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

吳靄儀 - 「一地兩檢」：提醒懶惰議員

立場新聞   2015年5月21日

「一地兩檢」的關鍵問題是，《基本法》第18條保障內地法律不能在香港特區實施。在香港進行「一地兩檢」，必然涉及在香港境內執行內地法律，所以與第18條有衝突。香港特區固然無權立法容許內地人員來港執法，但同樣亦不能自行執行內地法律，因為問題不在「誰執法」，而是在「執甚麼法」。

所謂「一地兩檢」有「先例」，並不正確。現時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是在中國內地實施香港法律，與第18條不相牴觸。在中國內地執行香港法律的法律問題，原是香港立法機關無權為中國內地立法，其法律管轄權（有境外效力者除外），一般只限於香港境內。所以當年解決辦法，就是藉《基本法》第20條，中央額外授權特區，在深圳灣口岸租賃一幅土地，視該土地為香港區域，在該土地範圍內實施香港法律。這個方法其實有很多問題，不過都被掃入地氈底。但重要的是，在內地實施香港法律可行，不等於反過來內地法律在香港實施法律上可行。在內地實施「一地兩檢」，並非「先例」。

另一個所謂「先例」，是借鑑外國的機場、車站、海關，例如美國與加拿大之間，或歐盟各國之間，在邊界實行「一地兩檢」是平常事。但這也不是可援的「先例」。主權國之間可以透過協議，容讓互相在對方境內有限度執法。但特區與內地之間，並非主權國與主權國之間的關係。特區與內地，同受《基本法》第18條約束。

上述問題，全部在立法會充分辯論過，並有逐字紀錄及當時參閱的資料及審議的文件全套存檔，可以隨時在電腦上查閱。今時今日，議員公開發表意見及報上撰文，聲稱「一地兩檢」有上述先例，為何不見他／她們稍為翻查一下資料？說甚麼泛民否決政改迫香港「原地踏步」？最令立法會「原地踏步」的其實正是頭腦懶惰，信口開河的建制派議員！

2007年初，立法會審議《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條例草案》。當時我們已警覺到不能讓它含混變成在香港實行一地兩檢的先例。所以在2007年4月26日通過法案的辯論上，我已清楚發言，紀錄在案。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基本上是在內地成立特區的「新租界」。「新租界」雖由國務院說明是由香港以禁區形式管理，但一切香港法律得以在區內生效。這個模式，其實會引起很多難以預計的法律問題，但若然將這個模式「回流」，反過來用於在香港實施，那就是眼前的一場大禍。所以還要清楚講明，內地劃地租給香港可以，但香港劃地「租」給內地，執行內地法律猶如是內地一部分則不可以，因為香港區域邊界早已由人大決定並通過為法律。

涉及重大憲制及法律問題，政府當年秘密諮詢過大律師公會。其中有一點，就是該次人大授權為何未經納入附件三就可以在特區實施。大律師公會認為那是內地的一次過性質的行政決定，並無一般的規範性，是故不是「法律」，不需納入附件三。政府則堅持人大決定是「法律」，但卻「同意」大律師公會不必納入附件三，成了極壞的先例。

當年費那麼大的勁，驚動人大常委會及國務院，當然志不在小小一個深圳灣口岸，其實志在為高鐡一地兩檢鋪路及試水溫。這正是我們當年已要致力死守防線的原因。

果然，法案通過後不久，黃定光議員在2008年5月7日就提出動議辯論，要盡快在高鐡和機場實施一地兩檢，而林健鋒提「修訂」，在跨境直昇機場也要一地兩檢，而且引用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及外國邊檢為先例，仿佛短短一年前的辯論沒有發生過。

正如我在明報專欄《一地兩檢點解唔得》提及，2009年12月18日財委會高鐡撥款辯論上，泛民如我，極力反對，因為一地兩檢違憲，不可行。政府不顧一切，建制派照撐，因為高鐡根本是政治項目。霸王硬上弓之後，今日「洗濕了頭」（「田北辰說全身盡濕」）就老調重彈，政府豈是失憶？其實早有預謀，深知建制派必然照撐，而香港市民就會像政改方案那樣認命。還有，純屬巧合，2007年的大律師公會主席，今天是律政司司長！

對有些人，一國一制等閒事，他們在內地也有特權，「一地兩檢」當然是叫政府快些解決的「技術問題」，但對廣大的香港人來說，「內地法律不能在香港實施」，附件三不濫用，卻是人權自由，港人治港的重大法律保障！

黃任匡 - 莫道鴉片毒 假普選更毒

2015年5月20日

【明報專訊】早前任建鋒撰文指，假普選有如清末流行的福壽膏，毒害百姓。今天有幸與任兄在《明報》共寫專欄，作為內科醫生，黃某斗膽，要從醫學角度為鴉片平反一下。因為比之假普選，鴉片之毒，實不足掛齒矣。

鴉片嗎啡 有用之毒

鴉片的主要藥用成分為嗎啡（Morphine）。嗎啡及其衍生物的用途多不勝數。嗎啡主要作鎮痛之用，其衍生物如可待因（Codeine）則為常用的止咳藥。所以鴉片既為毒藥，但如使用得當，亦可以是良藥。

反之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可謂百毒而無一利。

港府的政治宣傳廣告指，一人一票就是政制向前走。但事實上，8‧31框架之下，任何人想成為特首，最大的難關莫過於要得到提委二分之一以上提名票。候選人為求跨越超高的出閘門檻，無可避免地必然會優先考慮這1200人的利益，而並非500萬選民的福祉。

更甚者，方案規定出閘人數硬性規定為2至3人。因此，有志參選者不單要致力得到過半提名票，而且必定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爭取每一名提委的支持。因為即使你手握過半提名票，倘若另外有3人得到比你更多票數的話，閣下也必然出閘無望。結果是，在如此不堪的提名制度之下，無論何人當選，他都必然會將所有的政策和資源，盡力向這1200人的小圈子傾斜了。

試想想，我們過去幾屆的特首，皆是以八分之一的出閘門檻提名產生，尚且選了一個禍港殃民的梁振英出來。將來如果根據政府的方案，把提名門檻提高至4倍至二分之一，可以想像，小圈子的權力提高至4倍後，產生的特首將會比梁振英不堪至4倍。因為他會有至4倍的理由，繼續官商勾結，有至4倍的動機，繼續向權貴服務。

如此爛方案，絕非良藥，而是將香港推向末路的毒藥。

嗎啡之毒 有藥可解

嗎啡雖有藥效，但基於其毒性必須小心慎用。可幸的是，萬一不慎使用過量，醫生亦可處方解藥如納洛酮（Naloxone）。如及早解毒，加上護理得宜，病人當無大礙。

反之今日港人如若選擇袋住先，則恨錯難返，永不超生。

因為即使有明顯篩選，普選產生之特首將會戴上「一人一票」的光環，擁有無上權威。羅范椒芬亦不諱言，指特首若由普選產生，立法會就不應對其「縛手縛腳」。可想而知，屆時特首君臨天下，指點江山，23條立法，重推國民教育等等都指日可待了。

更為致命的是，一旦袋住先，基本法第45條關於落實普選的憲制責任即時大功告成。中央政府再無動機，將來再給予港人所謂「優化」。香港自此就正式與真普選永別，無藥可解，無藥可醫矣。

實證醫學 科學求真

現代醫學講求實證（Evidence based medicine），經過嚴謹科學驗證的治療方案，方可保障病人的健康。並非某某大國手說了算。這是科學的精神，也是專業的操守。

反觀政府一面厚着臉皮打民意牌，一面又見支持袋住先的民意江河日下，而不敢作公投，可謂自相矛盾。又正如早前兩次的醫學界大型民調，一再證明過半醫生反對袋住先，大家理應懷抱科學的精神，面對此真實民意。但香港醫學會居然輸打贏要，眼見兩次民調結果不合其胃口，現在又重新舉辦第三次業界民調了。

莫道鴉片毒，假普選更毒。可是政府這種摒棄科學精神，指鹿為馬的人心之毒，比之又更毒一層了。

作者是杏林覺醒成員

程翔 - 憶魯平，看香港「怎麽辦」？

2015年5月19-20日

【明報專訊】魯平先生是我認識的京官中，交往最多的其中一個。上世紀80年代我任《文匯報》駐京記者時，那時的重點新聞就是香港回歸和《基本法》的草擬，而主管這兩項工作的就是時任國務院港澳辦秘書長的魯平。我們彼此就在工作過程中認識、交往。

魯平先生對我的駐京工作幫助很大。從工作上看，每當中共領導人會見香港客人闡述對收回香港的立場、方針、政策時，他都會盡可能讓我列席旁聽，讓我多了解中共的想法，以便更好的「宣傳」中共的政策。當然，讓不讓我列席，全視乎他衡量會見的保密性大不大而定，例如，鄧小平會見黃麗松時，他就不讓我旁聽，因為那時中共尚未公布收回香港的决策。到了鄧小平會見包玉剛時，這决策已經公布了，所以就允許我旁聽。但即使是列席這些保密性不强的會見，對我來說還是很有幫助的。

從生活上看，魯平先生也很照顧我和太太。1981年開始駐京時，北京各方面的物質都非常短缺匱乏，更沒有恰當的辦公地點。我和太太兩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只能窩在華僑大厦一間只有70方呎左右的房間長達3年。魯平先生知道後，就在港澳辦位於三源里的宿舍中騰出一個「一居室」 給我夫婦居住，使駐京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

「六四」後，我和太太都離開了《文匯報》，跟魯平乃至整個香港左派的關係都斷了。有一天，魯平到訪香港科技大學，在遠處見到我太太（當時她在科大工作），立刻偏離原來的前進方向，特意走過來與我太太握手問好。相比之下，有些原來的左派的朋友，對我們避之唯恐不及，則魯平的風度及對朋友的真摯是令人難忘的。

所以，從私人的角度，我對魯平是很尊敬和感激的。至於他在香港問題上盡心盡力，為香港的平穩過渡而嘔心瀝血，竭盡所能，則是人所共知。不管人們是否贊成中共的對港政策，但對魯平個人的付出，則是多所肯定。

但是，從香港政策的角度看，我同魯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從魯平身上，我隱隱然看到中共對港政策會隨着香港回歸而漸漸偏離其「一國兩制」的初衷。這並不是說魯平或者中共有意欺騙香港人，而是說他們的習慣思維以及習慣行事等，在在都使人對中共的政策產生懷疑。

魯平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如果用劉賓雁先生的比喻，他是屬於「第一種忠誠」的人。這可從他的回憶錄《魯平口述香港回歸》看出。雖然他一家人歷盡文化大革命的摧殘，但他「從來沒有懷疑過黨的領導，對毛主席一直是非常崇拜」……「對黨，我始終沒有動搖過」（p.170-179）。作為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魯平的思維，就反映了整個共產黨的思維模式，而這些思維模式，我認為是不利於「一國兩制」的實踐的。我這裏舉幾個例子。

一，「港人治港」不科學

1986年初開始草擬《基本法》時，有位香港記者（已記不起哪一位）問魯平，「港人治港」如何治？記者這問題完全沒有機心，更不是要存心為難人，卻想不到魯平大發脾氣說：「港人治港」不科學！誰是「港人」啊？「港人」在哪裏啊？連珠炮發反問那個記者。

我想，天啊！「港人治港」的口號是1982年提出來的，在整個中英談判中，都一直用來吸引香港人接受回歸的一個口號。可是《中英聯合聲明》墨汁未乾，「港人治港」的口號就變得「不科學」。那麽這個「不科學」的提法為什麽在《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之前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來吸引香港人？這不是存心騙人嗎？

魯平當年的這句話沒有引起太多港人的注意。我卻非常反感，因為這句話反映了中共把香港拿到手以後，過去動聽的說話就不見了，而且連番反問「誰是港人、港人在哪裏」？說明原來在京官眼裏根本不存在「港人」。我雖然反感，但作為《文匯報》記者，不便反駁。但專欄作家林保華先生就不客氣，尖銳地批評了魯平。他認為，這並不是魯平衝口而出的話，而是反映其共產黨的思維。根據林保華先生的解讀：

「港人治港」不科學的根本原因在於那「治」字。中共收回香港主權治權，怎麼可以給港人「治」港呢？治權留在北京，是北京統「治」香港。港人只能有「管理」權，所以用「港人管港」才夠確切。（見林保華 《「港人治港」何以不科學》見《信報》1986.1.14）

這個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因為證諸後來通過的《基本法》第二條，寫的正是「行政管理權」而不是「治權」。所以自從魯平提出「港人治港不科學」後，我就看到，北京信誓旦旦的承諾是可以隨時更改的。

二，「新界」不能寫進《基本法》

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魯平是堅决反對在《基本法》內寫上「新界」這個地名。不得已需要寫時就必須加上括號（「」）。《基本法》第一稿提到香港的地理範圍時說：「香港，包括香港島和深圳河以南的九龍半島及附近島嶼……」，不提新界。1990年通過《基本法》時全國人大的决議也是這樣寫：「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所轄的島嶼和附近海域」，也是不提新界。但這樣的表述在提到新界原居民時就不可能再用了，所以《基本法》第122條表述新界原居民時就改為：「1898年在香港的原有鄉村居民」，總之就是要迴避「新界」兩字。到了實在不能迴避時，就在新界兩字前後加上括號，例如《基本法》第40條：「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括號表達了「我不承認」的思維。

這是一件小事，所以當年並沒有引起任何風波。但見微知著，從這件小事中我們卻清楚地看到中共的思維模式對香港長遠來說是不利的。

有一天我到魯平家作客，我說：「一國兩制」是一個很脫俗、很有創意、很富想像力的構思，這個政策若要成功，執行的人必須是同樣脫俗超凡、同樣有創意和富想像力的人才能勝任。如果執行的人囿於傳統觀念、歷史成見以及自己的習慣思維，則更脫俗的構思執行起來也會走樣。

魯平聽出我話裏有話，就問：你是什麽意思？我說，就是你要新界改名的問題。既然是「一國兩制」，既然是「一切不變」，為什麽一定要新界改名？魯平說，不行，這個名反映了英國對中國的侵略，是中國人的恥辱。我知道他一定會這樣回答，所以我就問，那麽新疆呢？新疆這個名是不是反映了漢族對維族的侵略，是維族的恥辱？新疆應否也改名？魯平為之語塞，非常不滿的盯着我。

我從魯平要新界改名一事看出，魯平作為制定香港回歸政策「十二條」的主導者，尚且不能排除傳統觀念的束綁，更何况比他低級的人或者是繼任人？

看香港問題，用中國大陸的傳統觀念看，她是中國的恥辱。但是為什麽不能把她看成中國的瑰寶呢？因為事實上香港自登上歷史舞台以來，在過去150多年來一直默默地在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這方面的貢獻是任何一個內地城市都不能望其項背的。囿於傳統觀念，則對香港政策必然停留在「洗脫歷史恥辱」，只有擺脫傳統觀念，才能繼續讓香港發揮其重要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念多的是啊，例如：中央高於地方、國家先於人民、英國撤退必然留下蘇州屎、殖民地人民必然缺乏國家觀念……等等，誰都可以舉出一大串。這些觀念或許有其道理，但它們卻會把執行者的思維和政策引導到「以管為主」、「以我為主」的行為模式，從而忽略了香港這個公民社會比較多元成熟、肌體和精神都鮮活蹦跳的特點。如果執行者都被這形形色色的傳統觀念困囿，則「一國兩制」最終只能變成毫無特色的「深圳式特區」。

所以，從新界改名一事，我就預感到隨着香港回歸，將會有京官不斷把他們的定見强加給香港，例如：「特首愛國愛港是天經地義的」等一類的論調。

三，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不能成為政治城市

（續昨）魯平在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一個反覆强調的觀點是：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不能成為政治城市。

所以有一次我又對他說：我認為制度是一個整體。每一個制度都具有你認為好的一面，同時也具有你認為不好的一面。好與壞，是同一個制度的一體兩面。既然中央希望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你就得準備包容它那些你認為不太好、甚至是壞的一面。如果排除了你認為不好的一面，就等於割裂了它的整體性，那麽它好的一面也就會慢慢式微了，我舉的例子就是思想言論自由（中共所不喜歡的）對維持金融中心（中共所喜歡的）地位的重要性。

魯平駁斥我說，一旦香港變成政治城市，對內而言就會紛爭不息，對外而言就會為外國勢力提供可乘之機。魯平這個觀點幾乎是所有共產黨人都共有的。

從魯平「只要資本主義的經濟，不要資本主義的政治」這種觀點，我當時就預感到，對中共來說，「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只適用於經濟領域，不適用於政治領域。在政治領域，中共的政策會慢慢令香港走向「一國」，當年的這種觀察，今天看來可謂不幸而言中。

四，民主回歸是假，民主拒共是真

在《基本法》草擬工作開展以後，多個民間團體在1986年11月2日，在紅磡高山劇場召開「高山大會」，要求在1988年就實行直選（所謂「八八直選」），當日大會，象徵1980年代港人民主意識的高峰。會後各參與團體組成「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以便落實「民主回歸」的理想。他們希望通過有組織的行動，爭取當時正在草擬的《基本法》給與香港更多民主空間。

我當時身在北京，沒有參加「高山大會」，但仍感覺到香港人對「民主回歸」的熱切期待，所以就把香港人在「高山大會」上所表現出來的對民主回歸的支持情况告訴魯平。想不到他冷冷的彈出一句話：「民主回歸是假，民主拒共是真」！我無言以對！

從魯平這一句話，我體會到中共不可能真的相信香港人，或者更準確一點，不可能真的相信香港的民主派。事實證明這個觀察完全正確。

五，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基地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從一開始就碰到一個尖銳的問題，魯平警告香港不能成為顛覆中央的基地。所以從第一稿開始就寫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應以法律禁止任何導致國家分裂和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活動」（見第一稿、第二章第12條，1987年4月13日，到第七稿時才演變成為現在的第23條）。我覺得，這反映了從一開始，中央對香港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是有很大障礙的。

我於是找機會對魯平說：你這樣寫，你就在默認現在的中央政府是走向人民的對立面。他問我何解？我說，從歷史看，香港從來就是一個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例如孫中山先生以香港為基地顛覆了滿清，國民黨同樣以香港為基地顛覆了北洋政府（我是指20年代的北伐），共產黨也是以香港為基地顛覆了國民黨。從歷史上看，每當中央政府走向人民的對立面時，自然就會有人從香港發出反對這個政府的聲音。所以如果你認為香港在顛覆中央政府，那麽就說明這個中央政府已經走向人民的對立面，它才會懼怕香港。他聽後默不作聲，只是笑我少不更事，看問題太簡單化。但無論如何，我看到這個顛覆罪持續保留到第六稿後，終於在第七稿被删掉。

可是好景不常，「六四」之後，這個反顛覆條款又捲土重來。

我最後一次見魯平是在1989年5月下旬，當時正值天安門學運高潮。中共已經舉行了「5‧19動員大會」，宣布首都戒嚴，但還未動手鎮壓。香港發生了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鎮壓的壯舉。整個《基本法》草擬工作被迫停頓下來，作為港澳辦的領導之一，魯平對香港局勢憂心忡忡。他對我說：「你們香港啊！不能成為顛覆中央的基地啊！」。可見，對共產黨人來說，香港成為顛覆基地的可能性是他們念茲在茲的魔影。他接着搖搖頭，無奈地嘆息：「看來《基本法》要訂得嚴一點了」。

我相信，這個「嚴一點」，就體現在《基本法》23條在「六四」前後兩個版本的不同。「六四」前的23條版本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針對的只有四種行為。「六四」後的版本除了上述內容外，還增加了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以及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共七宗罪。

值得指出的是，「六四」後在1990年通過的《基本法》第23條，嚴格來說比中共1993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即舊國安法）還來得嚴格，換言之，對香港人的設防比對大陸人的設防還要嚴厲。因為舊國安法只禁止5種行為，即：

（一）陰謀顛覆政府，分裂國家，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
（二）參加間諜組織或者接受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的任務的；
（三）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的；
（四）策動、勾引、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的；
（五）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其他破壞活動的。

但香港的23條則多了兩罪（涉及與外國的政治聯繫）。魯平口中的「要嚴一點」，就體現在比內地的國安法還要嚴。

通過同魯平這些坦率的交流，我在1980年代已經對「一國兩制」不敢樂觀。《基本法》頒布25年來，看看官方不斷地對它進行隨心所欲的解讀，以及官方對港人的不斷設防，這一切，可以說，從魯平的思維已經看出其端倪了。

借用魯平的名句：「怎麽辦？怎麽辦？怎麽辦？」，我也想問，從魯平身上看到中共的思維，而面對這種與香港格格不入的思維，香港今後「怎麽辦」？ 

李怡 - 以自由的勇氣回應社會生態改變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0日

因拒絕赴記協餐會並寫下〈鄙視〉一文，又就曾俊華的記協講話寫《蘋論》，想不到引起社會特別是新聞行業內的議論。日前收到一個不具名的短訊，說「你的傲慢黑（乞）人憎，千年道行一朝喪」，並附一段電台就此事訪問當時同桌的有線新聞執行董事趙應春的錄音。趙認為筆者文章過份了，不喜歡跟甚麼人同桌，不去就是了，不必高調寫出來踩邀請者以示清高。他又認為做新聞工作不能只取自己合意的人採訪，意見不同也應該接觸，才能夠兼聽。

趙兄關於做新聞的看法筆者完全認同，而且也是筆者過去依循的做法。採訪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不知凡幾，寫文章批評後又摸酒杯也不勝其數。但如果鄙視的是一個沒有個人意見一味幫689塗脂抹粉而且人格滿身污穢的人，尤其是這人據說在餐會到處找人拍照，出於自愛和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被利用作宣傳（儘管傳媒本不介意被利用），「傲慢和黑人憎」其實是不得已的。只須看看把與此人合拍的照片鋪上面書有何反應就知道了。何況筆者既沒有甚麼「千年道行」也不在乎「一朝喪」。

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香港傳媒的生態已與前不同了。記協餐會中政經界名人與掌第四權的記者握手言歡的時空已今非昔比。

冠蓋滿華堂過時且示弱

「輔仁網」有一篇筆名「竇蓉」寫的文章講到這個變化，文中說：「記協ball的意義，在於表示記者與大企業、政府、高官針鋒相對，只是各司其職，一年一度的記協ball，就讓大家放下立場，歡聚一堂。這種邏輯的大前提是，整個社會還遵守舊的遊戲規則，即是說，政府怎樣憎記者，也不會下令企業抽廣告、搵大陸流氓搞蘋果、縱容黑社會打前線記者、打記者的暴徒獲警察不合理地包庇，凡此種種，多不勝數，政權無所不用其極地消滅傳媒，以官媒、黨委取代，記協中人卻仍陶醉在港英年代，罵完督爺，跟着和新聞專員在外國記者俱樂部喝啤酒的美好時代？」因此，作者說：「記協ball在今日的環境下，是過時及示弱的做法……。當參加辯論比賽的中學生也懂得舉起黃傘，表達抗爭之心，記協在這個行業存亡之秋，還只懂搞這些冠蓋滿華堂，為主辦者、嘉賓貼金的活動，實在令人恨鐵不成鋼。」

筆者是記協幾十年的會員，參加過無數次記協ball，從來不覺得有甚麼問題。但這次的主禮嘉賓面對689政府要消滅獨立媒體的形勢，居然在發言中批評新聞工作有甚麼話語霸權。因此，儘管不去記協ball是基於對某人的鄙視，但設想若在場，是否就會與其他人一起為財爺談話鼓掌哄笑呢？

一位資深傳媒人在筆者刊出評財爺講話的文章後，傳來短訊說：「我們在前線的文章經常被和諧，記者還有甚麼權力？有權力的是中央，把香港媒體的老闆擺平了，天天來censor，把負面新聞的影響減到最低。曾俊華在記協場合不撐記者，至少也該鼓勵或感謝一下記者的辛勞，他卻用此場合來教訓記者，卻還有人笑。……那些笑的人，根本不會體會到現在做記者多麼沒有尊嚴，多麼沒權力。」

自由是十分重要的養份

行業生態的改變不只是新聞界。早前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其失禮、垃圾、低劣也慘不忍睹，《蘋果》刊登陳沛敏及時的批評文章獲30多萬點擊，網上對頒獎禮更罵聲四起。但有資深電影人對筆者說，香港金像獎頒獎禮從來都是這樣垃圾的，為甚麼這次引起這麼大反應呢？原因就是香港電影生態變了。香港電影界一窩蜂去大陸拍片，爭奪大陸比香港大幾十倍的市場、高製作費用，以致香港本土電影萎縮，成龍更說，沒有港產片，只有中國電影。地方小、資源少、市場小，沒有關係，但小也有小的尊嚴。至少創作自由是香港值得展示的力量呀？沒有創作自由之下的港產片，有成龍嗎？竇蓉早前有另一文章說：「黃秋生那段我不知大家為何一面倒讚好？香港其實還有點點言論自由，不需要打擦邊球，如果明知業界藍絲帶多，無謂夾硬講我要真普選，但卻可以說：『電影從來都是夢工場，創作人要有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視野和勇氣，雖然香港電影界資源現在不及大陸，但對創作來說，自由亦是十分重要的養份，只要我們擁抱夢想和自由，香港電影都不會死。』如果連擁抱夢想和自由都不講，一句『我要真係做司儀』這樣走精面的說話，為何值得大家興奮呢？」

新聞，電影的生態改變，是政治、經濟、社會、民生都已受到大陸侵凌的個別影像。面對這種改變趨勢，守護香港原有價值的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希望有關行業能夠挺起胸膛，維護新聞自由和創作自由，顯示勇氣，隨着生態的改變也要改變我們典禮與歡宴的形式。「自由的秘密就是勇氣。」這是德國總理默克爾的名言。（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余杰 - 誰是煽動種族仇恨的真兇？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9日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正式以涉嫌煽動民族仇恨及尋釁滋事兩項罪名，向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起訴人權律師浦志強。此時，浦志強已經被拘捕一年多的時間，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之間幾度公文往返，如今終於步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繼伊力哈木．土赫提、高瑜被判重刑以及郭玉閃、唐荊陵被拘押之後，浦志強的命運亦不容樂觀。習近平的笑容改變不了他「笑面虎」的本質。

網路控制日趨嚴密

「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最高可判刑十年。檢方指控浦「煽動民族仇恨」的主要證據是他所發的30多條微博。十年前，記者師濤因為通過雅虎信箱給海外媒體發送政論文章，被判刑八年，中國國安部需要向雅虎施加壓力索取有關資料；如今，微博本來就是中國自行研發的社交媒體，秘密警察蒐索微博訊息就如同進入自家的後花園一般。由此可見，中共的網路控制已日趨嚴密。

浦志強的獲罪言論有：「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別把它當殖民地，別當征服者和掠奪者，先發制人後發制人都為制人，都是把對方當敵人，都是荒謬的國策。」、「昆明事件太血腥，兇手罪孽深重。說疆獨製造恐怖，這回我信，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死傷極慘重，後果太不堪，你就給了我一句話，說疆獨兇殘你沒責任，我不滿意。」在民主國家，這些都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受到憲法保障的公民的言論自由；在中國，這種如同安徒生童話《國王的新衣》中孩子脫口而出的真話，卻成為統治者眼中大逆不道、反動透頂的「致命話語」，一定要將言說者打入天牢。

浦志強是一位從六四屠殺的血泊中一路走來的人權律師，他不僅關注受專制政權迫害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四川地震死難孩童的家長群體以及形形色色的、基本權益被侵犯的公民，而且對藏族、維族等在中國作為「二等公民」的少數族裔伸出救援之手。由此，他本人也成為中共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乃至被冠以「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

那麼，究竟誰才是「煽動民族仇恨」的罪名的罪魁禍首呢？中國歷代統治者從來都不是熱愛和平的天使，從秦始皇開始就癡迷於開拓疆土、東征西伐。隋唐兩代興師動眾遠征高麗，明朝大儒王陽明屠殺西南地區的苗族人，清代名臣左宗棠屠殺西北的回民，歷史上的斑斑血迹，不堪回首。

而中共建政之後，漢族中心主義更是變本加厲，階級迫害和民族迫害齊頭並進，不惜以飛機大炮對付帝國邊陲的反抗運動和分離運動。中共一方面在新聞媒體和教科書中渲染近代以來中國受西方列強凌逼之民族主義悲情，一邊卻選擇使用比西方列強更加殘暴的方式屠戮那些更為弱勢的族群。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和習近平才是民族屠殺的元凶，他們將與希特勒一起站在歷史的審判台上。

林夕 - 欲求尊重，必先自重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8日

一個人如果因為犯了錯，要鞠躬道歉，往後還可以抬起頭來做人，倘若堅持不肯低這個頭，那麼，就只能夠讓人看得見他的頭顱，就瞧不起他的臉，藐視他的嘴。犯下彌天大錯而鄭重道歉，善忘人、善良人，或許還會體諒，死不認錯，就只有致死不獲原諒。

一個人最錯，是做錯了而堅拒認錯，以為這個錯一認，就會丟臉。把道歉當成失去尊嚴的人，其實臉皮都厚像千層糕，不斷地丟啊丟，幾時才丟到剩下顴骨？他們不曉得，只有俯首，才能重拾丟掉了的臉。

除了在靈堂會向無知無覺的死人鞠躬，他們一般很怕對活生生的人彎腰，可是他們同時最怕沒機會彎腰，一旦逮住了當走卒的機遇，連下跪也是光榮，對有頭有臉的人，能賣掉膝下的黃金，就是他們的面子。

一個人會受人敬重，可能因為他是個道德完人、功蓋千秋、萬人景仰，而且，永不犯錯──這種人不是人，即使當初是人，最後不是入魔，就是被封神，被庸眾供養成禍胎。半人半魔的歷史人物，總是輪迴出沒，而歷史有時是人類重複犯錯的紀錄，我們大概也該代祖先道歉，自己保持謙卑，別以為不會步上一代的後塵。

有血有肉的凡胎，難免有錯，欲求尊重，必先自重。自重不等於把自己看得很比世界還重，是有自知之明，尊重自己有軟弱的時候，會失德、會失敗，能坦承擁有人性的弱點，也總算是個優點。懂得把自身看輕，自然有別人為你平反。

囂張地歷數自己功績的，我們會鄙視；檢視自己做得實在不夠好，我們反而敬重。所謂敬畏敬畏，你想人敬重你有道歉的勇氣，還是畏懼你誓不低頭的霸氣？

一間機構的員工若是把事情搞砸了，無論是無心還是有意，惹來千夫所指，無須吃藥的上司，絕不會以為只要姿態強硬，發表我們做得很對、我們一向正確的宣言，這公司就很有膽氣，員工很有士氣。你只靠兇悍去建立威權，客戶即使不是八國聯軍，也看得出這隻紙糊的老虎，不圍攻一下，實在對不住自己。員工若只贏得老闆護短，卻輸掉了全世界的尊重，請問以後還有何面目跳槽？ 

馬嶽 - 信任消失的未民主社會

2015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英國大選結果對英國的傳統政治是很大挑戰。自由民主黨議席大幅流失，蘇格蘭民族黨崛興，傳統「兩黨半」體制受挑戰，亦反映傳統政黨未能回應人民的價值轉變，這將成為推動英國政黨改革的一次重要選舉。

對民主體制信心的下滑

自上世紀60年代，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對民選領袖、政府、議會、政黨的信心（confidence）持續下降。人民信心下降的原因很複雜：首先，隨着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提升，對政府和公職人員的要求提高，不會盲目相信政治領袖。生活改善令「後物質主義者」增加，傳統政黨的綱領不能回應他們的訴求。而當傳媒和網絡發達，人民更清楚看到民選政府各種弊端，信心流失，加上不滿政黨層級化的參與，覺得政黨和議員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和民主的理想脫離愈遠，選擇用更直接的方式例如社會行動參與政治。

簡單點說，這是因為西方民主政體在社會進入後工業和高度發展階段後，人民意識提升，覺得民主體制的實踐和理想相差甚遠，令他們對正規的參與體制的信心下降。從民主角度這是正面現象，因為人民的民主要求提高，迫使政體提高民主素質以滿足他們。

未見其利先見其弊

香港是極少數有極發達的資訊、高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但未有民主政制的後工業城市。香港的困難之處是：人民未真正體驗過民主政制的運作，但已經對民主的一些核心制度如議會和政黨失去信心。
非民主體制的信心

香港自1990年代政黨開始發展，由於政制發展停滯和各種制度設計刻意窒礙政黨發展，令政黨不能成熟及發展正常功能，但20多年下來人民卻會看清政黨的各種問題；例如發覺政黨中人道德水平不會比常人為高、政黨會出賣選民、政黨不一定實踐競選承諾等。這些在西方國家已是「常識」了，但西方人民知道民主制度運作，政黨仍是不可或缺，因為需要專業政黨組織政府，只是民間要加把勁直接參與和監察其運作而已。香港人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弊」，看不到議會和政黨最重要的組織政府功能，缺點看得一清二楚，對這些體制的信心自然更低。

香港多年的民調反映，市民對議會和政黨信任甚低，但對警察、法院、廉政公署、公務員體系的信心則甚高。港人對政府的信心一直並非建基於民主程序，而是某種專業理性的決策和執行模式，但近年的發展進一步惡化，這些一直頗受信任的體制的形象都迅速破損。這些都是行使公權力的最重要機構，是人民直接感受政府管治質素的渠道。

Pharr和Putnam的跨國研究反映，在成熟民主體制下人民因不滿政府和政治領袖表現而喪失信心（confidence），但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卻沒有降低，對維繫民主社會非常重要。人民自由結社是公民社會重要的基礎，因為人民透過結社來集體參與政治和集結資源，而互信則是組織結社的基要條件。公民社會理論指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而人與人間的連繫倚賴社會信任。如果社會環境令人民互不信任，很難組織成熟的公民社會。

香港人對政黨信心下降，把希望寄託在公民社會，但令人擔心的是公民社會近年的發展趨勢，亦在不斷的破壞社會信任（social trust）。近年社會內不同立場的群體互相攻訐，不乏肢體和語言暴力、人身攻擊，有不少人還是自言支持民主普選者，而往往攻擊同一陣營中人的兇狠程度，比攻擊另一陣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整個社會彷彿充滿憎恨，而推動某些人作政治參與的，往往不是對某種理想社會的嚮往，而只是對某些群體或政治實體的憎恨。

公民社會的公民性

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告訴我們：專制時期的公民社會發展水平，對民主化後民主政體是否能鞏固有很大幫助，原因之一是較成熟強大的公民社會有助監察政府，防止民選政治領袖濫權，原因之二是成熟的公民社會較能孕育求同存異的文化，有利在民主化後用民主及和平的方法解決社會和政治矛盾。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除了是一個自行組織免受國家宰制的公共空間外，其概念還包括它應該是civil的，即以文明的方法共處和解決分歧。學者Whitehead便指出黑社會雖然本質上是民間自發，但由於用uncivil的方法解決問題，只能當成uncivil society。

台灣學者吳乃德在《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一書的序中說：「民主運動是齣道德劇。」很多民主運動是靠表現道德力量感召群眾，喪失了道德力量和civility便會流失支持。

專制帶來的憎恨

專制政府令人民憎恨政權及其追隨者，令不同政治傾向的人民互相憎恨（部分是因為沒有選舉機制去疏解矛盾）、令人民互相猜忌，猜測各人「是人是鬼」，以至令公民社會內出現嚴重分化，影響社會信任（social trust），對長遠建構民主社會相當不利。如果運動基礎不是某種良好社會的願景，而只是建基於憎恨，因而採用uncivil的方法，只會令社會信任處於低水平。縱使有一天憲制上建立了自由選舉制度，要重建社會信任不容易，也會損害民主的素質。

民主運動的弔詭是：你爭取民主時，是一併替反對民主的人爭取的，因為他們其實是人民的一部分，你不能把他們除掉。有一天香港有了真正民主政制，很多長年反對民主的人，還是要和支持民主而長年奮鬥的人一同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學習如何以民主方法調和各種矛盾。

最近的思考是：香港應該已錯過了全面民主化的最有利時機。香港如果跟台灣南韓般在1990年代走向全面民主，可能20多年後的今天，大家一樣會像台灣人般討厭主流政黨、擁抱素人政治，期望新力量挑戰傳統政黨。但香港的發展軌迹不同，未建立民主政體，對民主體制信心和社會信任便因各種因素被破壞，民主前路倍覺艱辛。

◆延伸閱讀
Susan Pharr and Robert Putnam eds.,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林夕 - 警察保姆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7日

警察「誤會」了自閉智障男事件，無論是哪一方忘了吃藥、那完美口供之生產法，有沒有經過更完美的引導加工，離奇得像天方夜譚，正常市民都會敲起鳴冤鼓。此事最天方夜譚之處，不是警方終於會抱歉，並對被「誤解」的受害人賦予祝福，而是居然有前新聞工作者在她專欄裏為警方鳴冤叫屈。誰委屈了警方那麼無良？竟然是公眾反應會打擊警察士氣。

市面近來湧現大量慈母，視警察如孫子，體貼之情，讓市民羨慕，讓親生子女嫉妒恨。為警隊打氣打得像低級打手的，反而打擊了警隊聲譽。表關懷順道表忠表過了頭的表表者，首推那個什麼議員，說好多警察只有中五程度，於是控制情緒程度也跟着偏低。低智商議員以為在議事廳講麻將經，牌品好人品自然好、學歷低者情商自然低？學吳亮星議員，講一下幾千年來中國古訓，慈母固然多敗兒，那專欄作家已經去到屈警察需要保姆去安撫呵護關懷的肉麻地步。

有這批保姆，紀律部隊的形象就更難翻身了。紀律部隊負責執行紀律，因此更要嚴守紀律。普通打工仔如果不守紀律，犯了凡是男女漢子都會犯的錯，受上司挑剔批評，誰不是靠自強不息挺過去？做上司的，受了客戶氣，再學吳亮星引述古訓，誰不是抱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我監察？誰？誰有膽誣衊守護我們的警察叔叔伯伯哥哥，像溫室裏的花花朵朵，催一催逼就會殘，沒心情沒士氣執行任務了。

因此，我也要為警隊鳴冤，無論大丈夫還是女漢子，這份工是很惡打的，沒有義務保姆們想像那麼輕鬆容易。正常情況，警民不必要是高牆與雞蛋的關係，就當大家都是鹹鴨蛋好了，受過嚴格體能訓練的鴨蛋，依某議員邏輯，體格好，品格自然高，品格高，抗壓力更高。他們暫時沒機會對付恐怖份子，但要對付廢青，怎可能聽幾句粗口，一受批評，就會因士氣低落而反應過激，連廢青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