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文 - 二二八補選

夾心人   2016年2月24日

立法會新界東席位，星期日補選。結果對特區未來可能有深遠影響。

先說一些背景。由於只是補選，任期只得數月，再加上席位之前是公民黨所有，所以新年前，政治分析認為大狀黨重奪議席無甚懸念。不過旺角警民衝突後，形勢完全改觀。對於警察被襲，很多沉默大多數表示不滿，可能將選票投給建制人士。另一方面，一名本土派參選者，本來無人睇好。誰料因涉嫌參與騷動被捕，反而得到大量網民支持。原是大熱門的律師，同時失去中間及激進選票，選情變得悲觀。民主派看見情勢緊急，呼籲選民大局為重，集中投票給黨員。因若分散投票，建制贏面大增。不特喪失議席，連議事規則亦可能被修改，到時拉布王牌也都褫奪，立法會變成真正橡皮圖章。

筆者認為今次選舉重要性，在於反映民意，是變相小型「公投」。雖然今次只是一區補選，但有一定代表性。若建制派取得壓倒性勝利，可證明大多數市民對旺角騷動反感，對本土勇武派是一個警號。相反，若本土派候選人取得不少選票，亦反證他們行動得到市民同情。面對這個情況，政府無可能繼續掩耳盜鈴，一定要改變施政方針。兩個（??）結果長遠對港更加有利。

我認為選民要按自己想法投票。若鼓勵選票集中投給某人，結果可能贏得議席，不過卻失去重要政治資訊，即選民對本土派態度。就算因此失去議席，甚至議事規則改變，亦是一個可承受損失。若建制派真的冒大不韙，也會受到理性選民唾棄，在年底前選舉將會付出代價。橫豎任期只得數月，從選舉博弈看，亦可看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值得一試。

陳文敏 - 誹謗的言論

明報   2016年2月24日

言論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可貴的地方亦正是百花齊放，不同的政見和主張均可充分表達，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與此同時，言論自由亦須要負上責任，批評可以是主觀的，但必須要有客觀的事實基礎，不然批評便會構成誹謗。

1月26日港大校委會開會後，主席拒絕在會後向學生解釋校委會的決定，最終釀成衝突。1月28日，《大公報》的社論對衝突發表批評，文章指衝擊「是年前違法『佔中』的變相延續，在台前衝擊叫囂的是學生，在背後密謀策劃的則是『佔中』頭子戴耀廷、陳文敏一夥。」 對是次衝擊事件《大公報》絕對可以有其立場，無論我同意與否，我也會尊重它的意見，但文章指我是「在背後密謀策劃」的一夥，敢問有何證據？文章沒有提出絲毫證據，我自己從來沒有和學生或任何人討論任何衝擊校委會的事情，事發當天我整天要教書，直至晚上九時半才下課，衝擊之事也只是從傳媒的新聞報道獲知，不知密謀策劃的指控從何而來？自己亦從沒參與佔中，佔中期間更身在海外教學，這種不負責任的指控在法律上已構成誹謗。作為負責任的傳媒機構，希望《大公報》能公開澄清。

日前更有示威人士質疑法院在審理衝擊行為時，因為有些法官可能和我稔熟而會偏私，這種無稽的言論只反映說話者對法治的無知，司法獨立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我絕對相信法官在處理有關案件時只會考慮相關的證據和案情。况且佔中或衝擊均與我無關，如果示威者又以為我是幕後黑手，恐怕只是受人誤導。

任命副校長一事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對這我是很感激的，但自己從沒有和任何人討論任何的支持行動，2015年12月在一個公開場合我才第一次和葉建源交談，上一次和梁麗幗見面已經是2014年11月的事，所謂幕後策劃或恐嚇校委，恐怕只是小人之心，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控是要負上法律責任的。

趙崇基 - 《卡露的情人》

明報   2016年2月24日

坐在電影院的最後一排，隔了幾個座位的男人，從影片開始不久就睡着了。睡着了不打緊，最要命是他的鼻鼾聲，一直呼嚕呼嚕的叫個不停，讓那滿了大半個戲院的觀眾都不時回過頭來看他，然後神奇地，直到那唯一的性愛場面出現，他的鼻鼾聲停了。

雖然偶然還夾雜旁邊的女觀眾，不時拿出她的手機，打開熒幕，翻看信息，在呼嚕聲與熒幕光夾擊之下，我還是覺得《卡露的情人》很好看，細膩動人的感情，娓娓道來的故事，戰勝了戲院裡擾人的光與聲。

也許很多香港人不太習慣像《卡露的情人》這種電影節奏，電影沒有太多大起大落的情節，如果衝着同性愛、三級片的名堂來看，可能會非常失望。事實上，搞不清為什麼電影被定為三級，只是因為那場拍得其實相對含蓄的床上戲？還是因為是同性之愛？

電影最好看的地方，就是將一段年齡有別、階級有別，兩個女人的同性之愛，拍得真摯動人。電影改篇自Patricia Highsmith的小說The Price of Salt，故事背景是五十年代的紐約市。年輕的百貨公司售貨員，邂逅中年瀕臨離婚貴婦，一見鍾情。從相識、相愛、熱戀、分手到重遇，沒有煽情的畫面，有的只是相知的喜悅，互訴的衷情，與經常流露的一顰一笑，一切都在細節。

她喜歡她用的香水，那種氣味讓她迷醉。她喜歡她選擇的歌，買了她喜歡的唱片送給她。她喜歡攝影，從喜歡拍死物到喜歡拍她，於是，她買了一部相機給她。

沒有賣弄性愛，沒有刻意去討論五十年代的同性戀，沒有強調社會階級，就好像這份愛，其實與性別無關，與階級無關，只是碰巧愛情故事的主角，是兩個各具魅力的女人而已。

derekee@gmail.com

安娜 - 皮裘其外 柔情其中

紙上聲色   2016年2月24日

我愛煞了《卡露的情人》！——這點我是毋庸置疑的。但冷靜後，我不得不問自己：在同性戀以至同性婚姻獲愈來愈多人/國家接受的今天，再去講一個五十年代美國的女同志故事，有何意義？戲裏的紐約與今天的紐約相比，敢情是換了人間。故事中丈夫Harge利用同性戀證據迫使妻子Carol（姬蒂白蘭芝飾）喪失女兒撫養權的事，今天的大都會已不能發生；同性之愛已從小心收藏的禁色變成在大白天下絢爛招展的彩虹。到最後我找到一個很個人的解答：《卡露的情人》讓我重新記起了人的動靜舉止可蘊藏最細心思；電影讓我重新看到最簡單直接的人際交流（手勢、撫摸、對望）有無窮力量。

這是一部很世俗的電影。除了因為電影講的是種種由情而生的煩惱，也因為電影將不少焦點放在身體上。身體，以及對身體的運用、對身體的裝飾，是我們了解Carol的一大關鍵。她其中一個最令人難忘的特質是一身打扮，由甫出場戴淺粉紅half-hat配同色頸巾外披皮裘，到結尾穿圓領麻色套裝輔以兩支黃金葡萄胸針，Carol的上流貴婦形象幾乎沒有失禮過——永遠的典雅、莊重、華麗而自持，她的外表已象徵了一個優越階級及精神。同時間，我也想用人工化（artificial）去形容Carol這方面的特質。她不只衣着帶有「人工化的優雅」，這特質也延伸到她的行為舉止上。特別是片首Carol與售貨員Therese（郎妮瑪娜飾）初相識的幾場戲，她的舉止猶如一場對Therese的表演。

以她帶Therese到高級餐廳用午膳為例，她時而以試探的口吻向Therese探詢，時而來一句溢美言辭教對方心甜；Carol完全掌握了整場對話的氣氛，她的說話有緩有急，有雋語有調侃，每句都要令聽者入迷。Carol的眼神更是不得了。她每隔一陣就向Therese射出銳利眼光，在那眼光背後是一股無堅不摧的自信，自信憑此可以收服對方。總體而言，Carol非常自覺於自己的魅力，她也懂得透過言語及身體去散發她的魅力。Carol那種妙到毫巔的美態與魅力雖然無人能擋，但裏面其實也有一種刻意的造作。她的華衣美服同時也是她的枷鎖；她的衣服和階級，決定了她要用怎樣的身份和形象示人。故事往後發展，我們慢慢看到她表裏不一。

釋放真我

Carol與Therese分手後，我們漸次發覺Carol竟比Therese傷得更深。她甚至展露了脆弱、絕望的一面。回頭再看，Carol優雅高貴的裝束與舉措在某程度上可能是一種虛飾、一副盔甲。電影前半部的Carol最富魅力，但那是源於一種壓抑；後半部的Carol有迷亂躊躇的時候，但卻更接近本心。電影後段有一場戲很重要，就是Carol與律師會面時主動放棄撫養權那場。她坦言不能背叛自己，不能因要爭撫養權而否認自己的性向和與Therese的關係；此時Carol的聲線與手不再像以往般閒適篤定，但她卻成功把自己最真、最深一面忠實披露。這刻她接受了自己的好與不好，為自己鬆綁了。沒有這一場戲，後面Carol與Therese相約再聚時，Carol也說不出那句憂怨而情深的「我愛你」。

一個始於眼神接觸的故事，最後亦終於二人四目交投。電影結尾一場，Therese在繁忙的餐廳找到Carol，便向她徐徐走去，直至Carol察覺並回應她的視線，互相對望……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人際溝通，也沒有任何言語能替代她倆目光的強度。而一切最深刻強烈的溝通方式，不就是愛嗎？

李怡 - 新東投票的唯一建議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24日

網友YauYau給我的fb一個短訊，附上一張據說在網絡流傳的海報，上寫「李怡投7號楊岳橋」，並向我求證：「上述海報是否閣下立場？」

我的回答是：「我對新東的選情，以我的文章為依據。此外未有表述投票立場。我也不是新東選民。」YauYau對此海報流傳「深表遺憾」！我也感到遺憾。

我不是新東選民，因此沒有票投何人的問題。在過去幾篇文章中，我基本上支持選民應該自主投票，贊同林日曦提出而余若薇也認同的不要含淚投票，不要只為大局，而是如林所言：「自己的票自己投，投6投7都值得被尊重。」不錯，我認為眾候選人中，楊岳橋無疑最優秀，若他以個人特質去爭取選票應有機會當選。但我沒有表明「撐」他，因為除了個人特質之外，選民還會有其他考慮，比如他與梁天琦最大不同的抗爭方式。

我不介意被利用，但心裏有點不舒服，因為那做法並不光明。希望這海報能收回。

我的投票建議只有一項，就是「一個絕對不能選的候選人：周浩鼎」。

前天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上，市民關穎怡的三分鐘發言，語震香江，網絡瘋傳，畢明推介說是「有火post，香港近代衰敗史懶人包，字字鏗鏘，句句有恨，有情有理」。我重複聽了多次，對689的劣績真是概括得極好。最後這位市民說：「我想remind一下打份工打到連自己條底線都唔知去咗邊嘅梁振英（不過可能其實一路都冇），同埋一眾高官議員同埋香港警察，呢個世界有一樣嘢叫『報應』，呢一刻我可能吹你唔脹，但世世代代嘅香港人都會放長雙眼睇住你哋點折墮囉。」



聽了這段激情講話，我想任何對香港命運稍有關切的人，都知道不能讓「一個只有689票由中央揀剩嘅爛貨來做行政長官」的人再連任。昨天刊出的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接受訪問時說，梁振英強硬管治，政府「同泛民開晒片」，令社會怨氣大增，終致旺角爆發騷動，「全部梁振英一個搞出嚟」。若他連任，「香港真係被佢累死」。

不能讓梁振英連任，相信已是香港大部份市民，包括相當部份的建制派選民（比如自由黨選民）的共識。在昨天商台節目中，周浩鼎被陳志雲問及會否支持梁振英連任，周浩鼎繼續迴避問題，只表示要等梁振英任期完結，其他候選人參選，再比拼各人政綱才作決定，陳志雲連番追問後亦投降，表示放棄。

周浩鼎當然知道梁振英民望低處未見低，他迴避會否支持梁連任，很明顯就是要等北京的意向。他同民建聯其他人一樣，絕非一個具自由意志的人。選民投票給他等同投票給梁振英，或投票給中共中央。此外，周亦就若當選會否修改議事規則封殺拉布表明，他會「迎難而上」、「積極嘗試」、「盡能力說服所有人支持」，包括要曾鈺成辭去主席職位，投下關鍵一票。

新東選民要關注周的選情。曾經投票給田北俊的選民，就應該知道在這次補選中的取捨。

施安娜 - 普通話是誰的母語？

2016年2月22日

【明報專訊】廣東人的母語是廣東話，福建人的母語是福建話，究竟普通話是誰的母語？有人寫文章提及普通話「是我們的社會母語」，引起了一些討論。誠然，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但社會不等同於人。人有母親，社會沒有。人與母親，那是血緣上、自然的關係，訴諸的是情感。人與社會不是， 所謂「社會母語」， 強把普通話當母語，那是一種矯情，也偷換概念。

「社會母語」 偷換概念

關於教學語言，教育改革以來，一直強調母語教學，在2001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推廣「兩文三語」是既定政策。早在1982年國際顧問團提出以「心中的語言」學習，1997年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指出世界各地及本港的研究結果顯示，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以母語學習，成效最佳，大多數學生較喜歡以母語學習，用母語教學，為學生消除學習大部分科目時的語言障礙，學生因而較容易吸收知識、分析問題、表達意見、發展探究精神及培養敏銳的思考能力。

2015年課程發展議會的《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文件中指出「中文是香港大多數學生的母語」，「中國語文教育除了要均衡兼顧書面語（包括語體和文言）及口語（包括粵語和普通話）的學習外，亦要關注學生︰運用規範書面語的能力，以避免學生的表達受口語或網絡語言的影響」。當中仍然提出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的人才，可是仍「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雖然「普教中」的成效仍然成疑，雖然有些學校已由「普教中」轉回「粵教中」。

香港環境「普教中」窒礙高階思維

當局提倡母語教學，並非憑空而來，而是經過研究才有的政策。如果我們認同母語教學的成效更高，如果我們明白普通話並非大部分香港學生的母語，如果我們了解普通話和廣東話也是一種口語，學習中文不等同是學習口語。在香港的語言環境，在一般教與學的情境裏，師生用廣東話較能表達高階思維，用普通話則會窒礙高階思維，勉強用普通話教與學，則要付出影響高階思維的代價。普通話教學時所謂的減少方言干擾的得益，與「普教中」窒礙高階思維的損失相比，可謂得不償失。

何况採用「普教中」能否做到所謂的減少方言干擾？文件中強調的「規範書面語」，也不是採用「普教中」可以解決的。如果學生寫文章時用「吹水」，你會說是用了口語方言；可是若他換上「侃大山」，你可能摸不着頭腦，或者是覺得很有隔膜。我們可以在普通話課本裏找到的用詞，其實也是方言。要是有人說你「長時間沒完沒了地說一些瑣碎、不恰當或無效的話」，說話如斯累贅，可就沒有了「吹水」的簡潔傳神。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吹水」二字，之所以傳神，因那是屬於香港人的詞彙，雖然現在還未編入詞典。現在流通中港台的「牛仔褲」，本來是香港人的詞彙，筆者手上那本1988年版本的《現代漢語詞典》還杳無影蹤，2004年版本的《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卻已現身說法了。引用這些例子只想說明，俚語並不可怕，普通話也有俚語，我們現在用的不少詞彙、諺語，本來就是俚語方言。若採用「普教中」成效在於減少俚語方言、強調規範，忽略了高階思維的訓練，層次也未免太低了吧！

當局一意孤行地把普通話教中文作為遠程目標，實是昧於香港中文學習的現實。

作者是中學教師

馬嶽 - 一個人的聯盟

2016年2月22日 

【明報專訊】比較政治學和民主化研究近年的一個潮流，是研究威權政治 （authoritarian politics）。原因之一是民主化的個案已逐漸減少，而混雜型政權和威權政治帶來的一個研究疑惑（research puzzle）：冷戰結束後，自由民主已成為很多地區的普遍價值，並且差不多沒有另一套政制模式在全球的意識形態層面可以跟民主模式抗衡（與冷戰時代蘇聯模式可以抗衡不一樣）。專制政體在沒有民主自由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下，究竟是如何維繫其權力的呢？

獨裁者持續統治的最佳策略

這方面的著作近年不少，其中一部頗受談論和引述的，是麥士達和史密夫的《獨裁者手冊》，副題為〈為什麼惡行總是好政治〉（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主旨是：獨裁者總希望永遠保持大權在握，什麼才是持續統治最佳的策略？

作者的理論框架很簡單：對所有當權者來說，有3類可能的支持者——名義上的選民（nominal selectorate）、真正的選民（real selectorate），和足以勝出的聯盟（winning coalition）。無論民主政體或專制政權，都要得到關鍵的聯盟支持，才可以繼續掌權。

如果在民主政制，「名義上的選民」包括所有可以投票的選民，但其實每個選民的影響有限；「真正的選民」是令當權者足以獲勝的選民數，最多是僅過半數的投票選民（在各種選舉制度下，其實往往不需要有一半票）。「足勝聯盟」其實範圍更小，可能是指某些政黨及主要團體或社會力量的支持。

專制政權不需要面對民主選舉，因而「足勝聯盟」狹窄得多。當權者並非真的「一個人的武林」，而是必須倚賴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精英支持才能延續權力，可能包括地主、財閥、武裝力量等。麥士達等的理論是在專制政權下，當權者透過分發利益給各盟友以維繫支持，於是希望維持的聯盟愈小愈好，最好是「僅僅夠贏」（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因為這樣聯盟內的每個單位可分得的利益就最多，也較容易維持盟友的忠誠。獨裁政府往往苛捐雜稅橫徵暴斂，而會減少公共投資於教育醫療等項目，因為沒有權投票的人民都不在「足勝聯盟」範圍內。相反民主政體由於「真正選民」眾多，會多作公共投資以收買人心。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中，教育和醫療等大眾受益的範圍的資源和水平通常較高。作者就用這框架解釋了現世中不同國家很多不同的社會和外交政策。

「地產霸權」論述解釋不到現狀

這個框架，用來解釋香港一直的政治經濟狀况都很有效。選舉委員會制度，香港700萬人都不是選民（無論是「名義」或「真正」選民），理論上只需要組成一個601人的聯盟，就可以穩操勝券。在現有選委會組成下，只要得到香港最主要的幾個大財閥和中央的支持，親北京政團歸隊，這個「足勝聯盟」就可組成了，民主派和各社會團體或專業界別的利益代表，都可以被摒在「足勝聯盟」之外。這是我們一直用的「地產霸權」論述。

但以近年的政治發展來說，或者說面向2017年特首「選舉」來說吧，這個「地產霸權」論述似乎不大有效，因為城中頂級富豪不支持梁振英，傳統商界如自由黨跟他關係惡劣，皆眾所周知，最近連「藍血貴族」鄧永鏘也出言嘲諷。鄉事派說不滿要組黨，工聯會3年多來「被走數」的政策不在少數。執政者沒有大灑金錢令大量市民受惠以建立支持和公信力，但又令大資本家很不高興。3年多來，電視觀眾、小學家長、領展租戶、魚蛋小販、港大師生校友，都不斷的被趕往反對政府的道路上。雖然理論上說執政者情願「足勝聯盟」愈小愈好，但總不可能不斷的為自己製造敵人吧。

「地產霸權」的論述解釋不到現狀，現况更接近像劉細良等的論述，梁振英一直的策略是挑動社會矛盾分化，把社會推向動亂邊緣，以此合理化自己用強硬手段鎮壓，以及令中央信任其以強硬路線連任。

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國兩制」制度下，原來香港的執政者甚至不需要拿得香港的政治精英支持，而是只需中央領導人支持便可連任，「足勝聯盟」只是最高領導一個人，或者只是政治局常委（7人），或政治局常委的過半數（4人）。

差不多沒有港人是受益者

如果這邏輯成立的話，獨裁者延續權力，施政方針可以完全違反香港所有人的利益，甚至不用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支持。問題是：這種方略差不多沒有香港人是受益者。商界不會獲得額外利益，而社會不安一定對其營商不利。特區政府長期民望低下，縱使是親梁政團也要在選舉中「硬食」。新東補選，民建聯周浩鼎被問了多次都不敢答是否支持梁振英，可思過半了。

就以最近的「一帶一路報告書」（亦有人把這叫作「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標示的路線來說吧，究竟將香港大量的公共資源，「配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是否真正符合香港大眾或甚至香港商界的利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一帶一路」的經濟成效很多人懷疑，不少投資者都抱觀望態度。香港從來沒有充分討論如何「配合」「一帶一路」，突然變成施政主要方針。香港的公共資源運用，竟然完全不是本地的考慮，究竟誰是得益者？

施政方針差不多沒有本地的得益者而可以延續統治，這已經違反所有政治學的邏輯了。只是，香港10多年來算是離開了國際的政治視野，但自雨傘運動到李波事件，被英國史無前例狠批違反聯合聲明，在國際形象和外交上不斷製造麻煩和困難，這樣管治下去，最高領導人也不見得是得益者了。

延伸閱讀：Bruce Mesquita and Alastair Smith, The Dictator's Handbook: Why Bad Behavior is Almost Always Goo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1）

（編者按：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還有劉志成、黃成智、梁思豪、方國珊、梁天琦及楊岳橋）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星期日現場：幾個「激烈」抗爭的初哥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長發街市罷市前的星期六，到那裏買煎釀三寶，在堆滿炸豆腐、炸茄子的桌上，有一張縐巴巴的紙，解釋街市罷市的原因，請街坊聯署。

有街坊看了看，拿起旁邊有點油膩的筆簽了名。忙着找錢的看檔阿姐靦覥一笑，謝謝支持啊！

當時只知道街市要換管理公司，可能大幅加租，於是商戶罷市抗議。不料數日後，有來歷不明的人到罷市的街市擺賣，劍拔弩張，釀成軒然大波。

於是，年初九的早上，我以記者的身分登上了旅遊巴，隨商戶到觀塘，採訪他們在領展辦公室樓下抗議。

百多人，坐滿了三輛旅遊巴，有人趿着水鞋、挽着起了毛邊的環保袋，像隨時準備去開檔；也有人穿一身拜年的衣服，盤扣邊繡着花。

車上好不熱鬧，有人擔心違反了領展的規矩：「哎呀，貼在水牌的標語做乜被人撕走咗？現在這張是我再貼的，貼唔貼得㗎？」也有人全家出動，年紀較長的暈車，小輩遞過樽裝水：「姑丈，你要唔要飲水呀？」坐在我旁邊的大叔接過別人看完的馬經——那天是星期二，星期三是賽馬日。

下了車，分發好抗議標語，各就各位。大部分人都站到了後排，有人被擠到鏡頭前，迫不得已只好拿標語遮面。想起出發前，商會主席李錦源因病失聲，以走調的聲線帶領眾人喊口號，大家都叫得有點害羞。罷市期間，他們守在街市，有市民經過，就帶着歉意說：「今日罷市呀，無嘢賣！唔好意思！」對於他們來說，罷市或許已是最激烈的抗爭方式，是什麼逼得他們要走到鏡頭前？

凍肉店養活兩代人 加租只好結業

回程的車上，坐在我旁邊的是已在長發街市擺檔六年的黃女士。「賣魚要請專人畫則（舖面的圖則）續牌，加一條電線都要畫，每次要五萬元！而且水缸、氣泵都要投資。如果轉了管理公司加租，好難找地方搬，我們做不下去。」

百多檔小販，有近年搬來的，也有在這裏做了廿多年的，靠着一雙手，養活了兩代人。

近街市入口的「妹記凍肉」，老闆妹姐已七十歲，仍中氣十足，說到激動處，夾雜一兩句粗話，有種不拘小節的豪爽。「我是拆黃大仙（下邨）十六座時搬過來的，在黃大仙做了廿幾年，呢度又做咗廿幾年，我啲青春都劈晒喺呢度㗎喇！」當年她在黃大仙下邨開店，1989年清拆後，房署編派長發街市的舖位給她，「當時連42C（黃大仙直達青衣的巴士）都無，要在荃灣轉車，搭的士要46元呀！我便找區長調遷來青衣囉！」一家人從此在青衣落戶，五個兒子，由幾歲到十多歲，大的幫忙看店，在枱面上做買賣，小的便在枱底玩耍。

一做近三十年，五個兒子都步入中年，有三個都在肉檔工作。「在這裏有得做又有份人工，現在全部冇得撈，真係臨老唔得過世！」有小西灣的小販說，建華入主後，租金由一萬加到六萬，外加數萬元入場費，妹姐坦言若加租，難以另找地方營業，只好關門大吉。當天有人推來雪櫃，在吉舖插電擺賣冷凍食品，妹姐激動道：「凍肉牌一年都要萬幾銀，呢啲人商業牌都冇，打去食環投訴又冇人理！」後來食環署派員到場，檢走了雪藏食品，但對方依舊擺賣其他食品。

當年規劃 有意讓居民自給自足

青衣長發邨於1989年入伙，當年青衣島屬荃灣範圍，是全港第一代開發的新市鎮，街市旁的牙鷹洲街一帶就是用填海方式，連接了青衣島跟牙鷹洲得來的土地。新市鎮的規劃有意讓居民自給自足，街市也為婦女提供了養家餬口的就業機會。

吳太由長發邨入伙便搬來青衣，十多年前開始在街市賣鞋，養大了三個子女。「有地方畀你做咪試下囉，當時小朋友細，可以接返學放學，帶番佢去舖頭度。當時房署好平，才二千蚊，領匯（領展）收番幾年間，已經加咗幾個開。」她說，領展接手前，房署已為街市加裝冷氣，領展只是重鋪街市地板，生意額並無太大分別，因加租利潤反而少了。「做咗咁多年，上上落落冇分別，（賺少咗？）係，但揼咗幾十萬落盤貨到，你冇得唔做，唔係話你想清就清走。」

百來呎的鞋檔跟衣服店，堆滿了貨物，僅餘一人走動的空間，吳太每天八點開店，要收拾到十一點才能把所有貨物陳列出來，一日工作十三小時，一年365日，只有年初一至五休息。「因為個檔口細，啲嘢塞晒入去，你唔開返出來，拎不到裏面的嘢。（罷市）日日喺度企，你為乜嘢呢，都係為頭家，你又唔係唔使交租。」

她憶述，一月尾接到管理外判的通告，職員說「簽完名畀我容易交差」，她順從的簽了名，「租人哋個場不嬲都係咁」，後來才由其他小販口中得知，外判的公司建華之前曾於其他街市大幅加租。吳太雙眼通紅，拿出紙巾擦淚：「我都唔知點算，唔知佢想點搞我哋，唔識講，好徬徨。希望仲有得做番，（若做不下去？）會唔捨得，呢度個個（店面附近的小販）都住咗廿幾年，日日都見住，同埋我哋自己都住呢度，如果佢咁收番貴租，都係在我哋身上拎返出來，買任何一樣嘢都係貴。」

當天有數名染了金髮的黑衣人打開了丟空數個月的菜檔大閘，進駐賣菜，更高呼「小販自私，罔顧居民買餸需要」，引來群情激奮。有小販大叫：「現在是誰逼我哋罷市？！」

「我想靠自己生活，唔想靠仔女養！」

有不願透露身分的菜販激動道：「無地方搬就大家等退休，食福利，等香港政府養！有咩計？我想靠自己生活，唔想靠仔女養！唔係我一個無得做，係個個都冇得做，你明唔明呀！」

這天的街市上演着被打斷了的日常，有罷市的小販、有不同傳媒的記者、有穿制服的領展職員，更有很多來歷不明的黑衣人，除了「客串」小販擺賣，也在街市巡邏，用手機拍攝小販、記者，不時以手機通訊軟件通消息。有小販苦笑，說罷市後恐怕未能續約：「現在都被人影晒樣，唔知會唔會秋後算帳。」

記者在青衣長大，訪問的小販，大概全都光顧過。當天在街市守了一天，從未覺得曾經熟悉的街市如此陌生。不時無聲無息背後出現黑衣人，身分不明，舉起手機在拍攝，讓我忽然想起法國哲學家傅柯的全景監獄比喻，有種被不知名「老大哥」監視、「敵暗我明」的毛骨悚然。然後，本來有正規牌照管理的買賣卻進駐來路不明的「小販」，公然無牌擺賣，也無懼政府部門執法，肆無忌憚，視法例如無物。

不要以為只有「煮婦」才關心街市，黑衣人外，現場還有三兩拿着相機拍攝的年輕人，原來是獨立電影製作人，有來自藝術機構，有普通市民，「長發街市關注組」的發起人也在其中。讀中六的陳同學則站在遠處轉角觀看近一小時，「我在facebook看到（罷市），（有跟同學談嗎？）快要考DSE，大家都很忙，但我想來看看」。街坊Ruby下班後由下午三點在街市站到六點多，「我有看新聞，但住在這裏，想親眼看看發生什麼事」。

領展接手 街坊改到荃灣買菜

由屯門良景邨流動小販的衝突，到長發街市罷市事件，都與小販謀生的空間有關。這個「空間」也是市民社區生活的空間。在房署管理的年代，街市的舖位招標有規定貨物種類，以確保為居民提供所需的服務。自領展接手長發街市及商場，除了小店消失，連鎖店進駐，街市菜價上漲，不少街坊都到青衣其他街市，甚至坐巴士到荃灣買菜。街市是基層小販謀生的空間，也是市民購買生活所需的地方。公屋居民消費力不高，在商業的考量下，如何平衡市民的需要？

小時候，常於年初一到長發商場的空地「趁墟」，除了賣熟食的「走鬼檔」，也有各種生活用品的小販。長發邨的消夜小販曾經遠近馳名，後來被領展收編，成為現在長發商場對面的美食城，因價錢高昂，吸引力不再。空談「空間政治」太抽象，但今次長發街市的罷市，有不少街坊自發來記錄、了解、關注。也許公民意識的覺醒，可以由關心你的社區如何規劃開始。

文、圖：黃熙麗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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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的街市暫時人去樓空，新年前貼的揮春仍在，只是事與願違，未能「開工大吉」。（圖﹕黃熙麗）

妹姐大半生都在街市打滾，養活兩代人，但坦言若加租必定關門大吉，大嘆無奈。（圖﹕黃熙麗）

從小販墟市走到商場街市：無底線的消費壟斷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 在新春旺角發生因為街頭小販觸發的暴力騷亂之後，反對聲音表明：不能接受示威人士無底線的暴力行為。但同時間，遠在屯門良景邨的一角其實亦發生着一場涉及領展、建華（街市）及疑似黑幫人士，跟無牌小販的衝突事件；背後反映了更值得我們關注的無底線消費壟斷。

根據傳統左翼理論的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積累主要依賴生產過程中，勞力價值的剝削。但晚近的理論已指出，除了是在工資及工時的剝削之外，現今的資本家其實更在消費環節進行二輪的消費剝削；而依靠的主要是消費市場（當然也包括土地）的壟斷。最普遍的例子是，資本家其實一直在人們平日衣、食、住、行的消費過程中，試圖謀取最大化的利潤。在香港的在地處境來說，住及行基本上還有政府較大程度的提供（如公營房屋及公共交通）或干預（如公營租金／售價控制及利潤加價干預）。但在衣與食（泛指日常購物及餐飲消費）的部分，卻主要是任由私人市場運作。而這種市場運作亦已由小規模及小資本的小販墟市，發展到連鎖的店舖、超市、商場、甚至是近來引起關注的集團街市。如果以時代發展的順序說明，我城消費設施的發展，或者可以依次分為小販墟市，連鎖超市及商場集團街市三個階段。

消費壟斷 衣食層面擴展

在最歷史悠久的小販墟市階段，城市居民主要都是選擇光顧街上，因着人流通道而自然形成的小販墟市。為了規範流動擺賣，殖民政府在建立其政權不久已向小販發出流動牌照，後期又發出固定牌照，設立公眾街市，試圖將流動小販安置納入室內。即使在公營房屋區域，亦有考慮一如私人大廈，在基座開設地舖小店，在邨內設立冬菇亭，也有小型商場及街坊街市，服務鄰近居民。但在自70年代開始，政府停止向小販發牌，連鎖超市漸次出現，更廣佈至所有區域。在部分發展商持有的私人屋苑，更出現同一集團全面壟斷所有零售設施的局面。在90年代，天水圍更爆出政府保證區內單一發展商，可以壟斷區內零售設施，避開商業競爭的醜聞。而壟斷範圍則全方位地擴及電訊、餐飲、藥品及娛樂設施等等，也擴展到全港每一個角落。

公共街市十室九空 購物「被選擇」

踏入2005年，領匯（現稱領展）上市更啟動了公營零售設施完全私營化的局面。作為最大的零售設施業主，房委會一下子將所有屬公眾資產的商場及停車場全數賣出。除了少數本港散戶之外，最大的股票持有者其實都是國際基金投資者，操控着租金水平及日常管理的實權。投資者看重的不再是必需的服務種類及居民的消費能力，而是租金收益及投資回報。除了大肆裝修加租，改變租戶組合以迎向高消費群之外，更妄顧社會責任，索性出售對居民十分重要的商場設施。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領展除了外判街市以外，最近更改變策略，與街市營運商合作，重新發展高檔街市；連剩下出售日常物品貨品的零售小店也悉數趕走；引起一如天水圍天耀邨居民及青衣長發街市商販的抗爭。雖然新的集團街市貌看似仍是以小店形式經營，但背後的老闆原來已屬同一集團所持有，前店店員原來只是集團的售貨員。在這種瘋狂的全面壟斷形勢之下，某些勢力人士當然不能再接受無牌小販的競爭存在，以至又發生良景邨的「管理員」無牌執法事件。或者，我們的社會已經由「買罐可樂都要去超市」，發展到「買隻鹹蛋都要去集團街市」的局面。事實上，隨着食環署經營的公共街市十室九空而面臨倒閉，市民可以選擇的零售設施買少見少；「被選擇」購物的困局已經形成。

生於亂世，除了要體察看不到的制度暴力之外，更要意識到無底線消費壟斷的形成及其可怕之處。說到底，行動最激烈的從來不是義憤不平的示威者，而是貌似激進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實為超級壟斷集團的領展、街市營運商及一眾背後的既得利益者。

（作者為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

文：梁志遠

編輯：屈曉彤

掘史達人：不認識歷史 定性暴亂太危險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在人們爭論年初一的旺角是否能與六七暴動相提並論之時，我找到四年前張家偉研究六七暴動的第四本書，看到的，是一幕幕的似曾相識：「防暴隊當然不予放行，並揮舞警棍毆打示威群眾」、「記者採訪示威，適值防暴隊鎮壓群眾，遂舉起相機拍照，被防暴隊員以警棍毆打」、「參與這場抗爭的群眾，不少人只涉及非暴力的抗爭行動，結果卻被捕入獄」。只是，四十九年過去，衝突事件易角了，「左派」變成「本土」，「港英政府」變成「特區政府」。「沒錯，時空錯置了。」張家偉幾次說，歷史很諷刺。在不同時空，人其實在做同樣的事。

千禧年，張家偉出版香港第一本關於六七的中文書，本來只想為歷史填補這作為香港發展分水嶺但居然沒人研究的空白，沒想到十六年後的今天，人們關心這課題，竟是因為香港陷入亂局。作為這段歷史的研究者，他認為以六七比喻旺角並不恰當，「暴亂」是有點言過其實。不過，最讓他不安的是，人們從歷史裏各取所需，不惜剪裁、扭曲歷史。而如果歷史可以讓人借古鑑今，不論是政府抑或民間，看來也並未曾好好汲取當年的教訓。探究暴動近二十年，或許未夠為當年歷史下定論，不過張家偉自己的結論是：「我反對暴力。」

相比六七暴動 把旺角定為暴亂不太對稱

旺角警民暴力衝突約九小時後，事件結束，特首沒多久就公開說「這是一場暴亂」。人們隨後開始拿六七暴動比較，一星期後，政府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發出的新聞稿中，稱六○年代的衝突為「騷動」。為此，張家偉在《南華早報》的報道裏整理了六六年騷動、六七年暴動、倫敦二○一○年暴動、美國警察殺黑人暴亂的數據，作為今次事件的參考。「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示威，最後釀成一人死亡，二十六人傷，千多人被捕，港英政府把事件稱為『九龍騷亂』。」據他第一本著作《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中所描述，當時騷亂維持了五天，防暴隊在旺角、油麻地與民衝突，投放催淚彈後，示威者逃走時沿途向警員擲石、搗毁垃圾桶、交通標誌、商店招牌、焚燒巴士、擊碎商店櫥窗。「如果當年的是騷亂，如今特區政府把旺角定為暴亂，我覺得不太對稱。」至於一年後的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一個月後廠外發生衝突，事件觸發左派陣營發起長期投爭，成立「鬥爭委員會」，遊行至港督府，後來再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事件升溫，內地《人民日報》社論呼籲繼續鬥爭，左派發起罷工罷巿，經過港府大規模搜捕後，再升溫至暴徒四處放炸彈、林彬被燒死。「抗爭長達大半年，造成共五十一人死亡。當時社會主流大多稱之為『暴動』，左派則說這是『反英抗暴』，但其實政府後來出了一份機密報告，封面寫的是『Hong Kong Disturbances 1967』，同樣是『騷動』，不過沒多少人知道。」他說，論傷亡數字、暴力程度，旺角衝突其實都不及六六年。

認識歷史 不剪裁不扭曲

政府如何界定一場衝突的性質，相當敏感，「當年八九民運，北京政府稱之為『反革命暴亂』，後來或許為淡化事件，改稱『六四風波』」。這次旺角大衝突定性為「暴亂」，我們後人今天重看當年六七暴動的情景，覺得時空錯置，把相類似的地方比較討論，有譴責暴力的人認為，警方當天爭議性的兩槍並沒問題，說當年六七暴動時警方都有用霰彈槍；也有同情小販的人說，當年暴動並非單純勞工糾紛或境外政治風波，港英政府只歸咎於暴徒而無視社會問題也是錯誤的做法。但張家偉認為，兩者相提並論其實並不恰當「他們或許因為不認識歷史，或許歷史為我所用，有意無意剪裁、扭曲歷史，是讓我不安的」。他認為，要論性質的話，六六年反而與旺角比較相近，「六七年社會問題並非主因，我會說，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延伸」。張家偉說，當年北京以中國全國總工會名義撥款兩千萬港元予鬥委會支援罷工罷巿，都是公開進行的，而後來他在寫書時訪問不少左派參與者，也承認當時的新華社策動的角色，官方的前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說：「新華社發動六萬人參與聯合大罷工，其中不少是港英政府或英資財團職工，但所謂聯合大罷工僅限於左派，不能發揮很大威力，反而很多人丟了工作，丟了工作陣地，一直要由港澳工委出錢維持他們的生活，變成沉重的經濟包袱。」

挖掘資料 還原歷史真相

張家偉第一次聽到這種面向的六七暴動，非常訝異，才知道自己一直認知的歷史只是冰山一角。他生於六七暴動之後，沒有親身經歷六七暴動，自小與一般香港人無異，對它的印象只有土製菠蘿和林彬被燒死兩件事，「還有的畫面是，九十年代《我和春天有個約會》裏，主角在土製菠蘿爆炸後劫後餘生」。大學時代，他讀政治，常聽說六七年後，香港政府改革，才有了後來的德政如勞工法例改革、設立民政署收集民意、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免費教育。他知道，這事件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但直至畢業後、在《亞洲週刊》做記者時，才有機會直視這段歷史。那是一九九六年五月，文革三十周年，《亞洲週刊》為此做專題特刊，其中兩版談文革對香港的影響，「那一定是六七暴動了」。為寫報道，張家偉才發現，雖然三十年過去，但香港對這段歷史並沒有什麼資料。

兩版怎夠記錄？

「關於這事的政府檔案都被封存，當時只有一本英文書Colony in Conflict，由一個定居香港的英國記者所寫，但資料來源都是《南華早報》、《虎報》，所以不免是傾向港英政府的版本。」回歸前，左派對暴動不願多提，他因為認識時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訪問了幾個老左派。但一段爭議性極大卻沒人好好梳理的歷史，兩版怎夠記錄？他的使命感一觸即發，「在香港跑新聞，不外乎扑咪，寫的都是『你說我說他說』，都很浮淺，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專注在一個課題，深入探究」。於是，他在往後兩年，公餘時間都去挖掘資料，也運用自己記者的身分，四出尋訪仍然健在的參與者，嘗試還原歷史的真相，千禧年，寫成《香港六七暴動內情》。他說，回歸前後，內地有過一段時間掀起研究香港的熱潮，但他說那些都是偏頗的觀點，覺得假若香港人不寫自己的歷史，往後恐怕只剩下內地版本。「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沒政治背景，不是來自左派家庭，希望能用相對中立的角度，為香港寫下較中立的紀錄。」

極大爭議 如何中立地記錄？

要在極具爭議但資料極少的事件上中立地記錄，一點不容易，第一本著作，他訪問的大部分是左派參與者，包括羅孚、左派電影界元老廖一原、曾鈺成、前新華社副社長梁上苑，難免讓人覺得還是側重一方。「的確，當時我也覺得，這本還未夠全面，未有足夠的英方版本。雖然我有訪問當時負責處理騷亂的港督私人助理兼副布政司，當時他的說法也持平，曾承認警察有些行為是無理的。但除此以外，我無法接觸牽涉的前港英官員，不少都已離港。」他說當時幾管齊下，一方面做訪問，另方面量對照不同資料，曾經幾天躲在圖書館看當年的報紙，「逐日睇，睇至少四份，《文匯》、《大公》、《明報》、《南早》，同一件事，不同報紙或許有不同報道，從中再推敲事情可能的真相，睇到眼癱癱。但其實過程很有趣，例如看到《大公》《文匯》當時的暴動新聞花絮，說魚販肉販為了民族大義，生意都唔做，都要為鬥爭作出貢獻；也看到當時左派在報紙上登聲明，字眼很文革：『港九愛國同胞們，進一步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勇猛地向著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展開鬥爭吧﹗』我很吃驚，香港地，竟然出現過這種文革語言」。當時《人民日報》也有一篇社論，公開談匯款二千萬元到香港支援罷工，甚至有意收回香港，「這我才知道，原來當時香港有可能一個唔覺意就提早三十年回歸了」。

掘出鮮為人知的事

因為資料不多，無從入手，他唯有順藤摸瓜，從與不同人的訪談中，找到不少沒什麼人提起的環境。「例如當時政府逮捕不少左派組織的頭目，送到摩星嶺的集中營，都是未經審訊就坐牢的。這種濫權的做法，早前批評民主派濫用司法覆核的列顯倫，當時他其實大力反對，認為是侵犯人權，甚至寫信給英國國會議員投訴。」

政府檔案解封 增補英方角度

第一本書出版後幾年，英國關於六七的政府檔案逐步解封，張家偉終於有更多材料，還原歷史面貌。除了在香港的歷史檔案處找資料，他從英國國家檔案館買來十多個檔案夾，疊起來足有半米厚，花了上萬元。於是，他着手寫第二本書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為六七暴動增補英方的角度，包括當時對左派的策略，和緊急撤離香港的方案。後來再出版中文版本《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以及主要訪問暴動中小人物故事的《傷城記》。至今，他在工作時遇到相關的人，也會把握機會多問兩句關於當年的事，「不過這種人愈來愈少了，我○九年到北京工作時，訪問魯平，最後也請他說了些六七的事，談到沙頭角槍戰。他去年也過身了」。

歷史都是諷刺的原則立場隨時變

十六年的追尋，逐步揭開歷史的原貌，張家偉說，他對於六七的認識，也是一直隨着知道更多而改變。他一直以為，沒有六七暴動，就沒有後來殖民地政府的改革，但在政府檔案解封後，他看到原來早在六十年代中期、騷亂發生前，政府逐漸認同推動社會改革的需要，而在六七暴動前，政府也發表了社會保障問題報告，建議設立公積金、失業保障、最低工資，只不過來不及勸服商界，就爆發暴動了。而觀照歷史的長河，總看到人的原則立場會隨時間而一百八十度改變，就如當年左派至今仍然堅稱當年是為正義而抗爭，雖然激進但不能說成暴力，如今旺角的年輕人同樣認為是為正義而抗爭，但左派斬釘截鐵稱之為暴徒。「歷史都是諷刺的，像我們常說要香港繁榮安定，六六年騷動，左派報紙支持港府立場，強調社會安定的重要，但到了六七年，它們拒絕刊登港府維持安定繁榮的廣告，宣揚鬥爭到底。而到了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北京又重提香港要繁榮安定，立刻又把繁榮安定搬過來，哈哈。」

處理社會衝突矛盾 政府學到嗎？

我問張家偉，如果研究歷史是可以借古鑑今，暴動至今快半個世紀，我們有學到什麼嗎？「當年新蒲崗勞資糾紛，現在看來，其實本來是小事，但當年政府如臨大敵，很快便出動防暴隊鎮壓捉人，才有了後來的反彈，示威者遊行到港督府，再惹來另一場衝突，然後抗爭再升溫，搜捕再升級。如何處理社會衝突矛盾，政府有沒有學到？」他說，暴動初期，示威者其實獲得社會上部分人同情，但當事情發展至放炸彈，便慢慢失去主流社會支持。「我想說的是，當社會運動一旦暴力化，就很可能導致運動失敗，達不到初衷。」張家偉看過這次旺角衝突被捕者的背景資料，有廚師、售貨員、無業者、年輕人、男性，亦不是社會最底層，「這與六六年的情况，其實有點相似，社會應該正視，政府在法律層面處理後，值得看看這些人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我覺得，政府該做獨立調查」。

因為兩頁紙的報道，所以最後寫下四本書，但歷史仍未可以下定論，張家偉說當中仍有空白的地方好想要填補。「始終未有中方的政府檔案，但，沒什麼可能會公開吧，中國外交部有些檔案室，早年也曾經公開過部分，當中有提及香港的，但是關於什麼呢？某某政府高層簽署同意把東江水賣給香港，這一類。如果能找到這些檔案，就發達了。」

文：陳嘉文
圖：馮凱鍵、資料圖片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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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史達人張家偉（圖﹕馮凱鍵）

張家偉（圖﹕馮凱鍵）

六七暴動（資料圖片）

六七暴動時北角防暴警（資料圖片）

兩星期前，旺角警民衝突場面混亂，衝突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有示威者被警棍擊中，血流披面。（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六七年，暴力抗爭持續了大半年，當年示威者向警員掟石、擲垃圾桶，最後暴力更升級至在街頭放炸彈。（資料圖片）

相距半世紀，暴力抗爭過後的旺角街頭，同樣滿目瘡痍。不過今年衝突後兩天，旺角巿面又迅速回復人來人往。（資料圖片）

相距半世紀，暴力抗爭過後的旺角街頭，同樣滿目瘡痍。不過今年衝突後兩天，旺角巿面又迅速回復人來人往。（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安徒 - 「再見暴動」與「轉型正義」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今年是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發生的五十周年，如果香港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地方，這場對戰後我城發展如斯重要的事件必定會有各種紀念活動舉行，可是筆者卻從未有所聽聞。不過在大年初一，當年九龍騷動發生的相若地點，又再發生一次嚴重騷動，遙遙向50年前的事情致意，可謂天意弄人。

一九六六年的騷動為香港發出了警告，顯示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陷入嚴重的危機，當時政府雖然立即進行了調查，也撰寫了報告。但還未來得及調整施政方針應付危局，六七年就發生嚴重百倍的左派暴動，成為香港近代歷史上一個關鍵轉捩點。沒有六六、六七的騷亂和暴動，今時今日我們看見的香港，好可能不會是同一個面貌。但萬萬想不到的是，自六七之後走了近五十年太平日子的香港，卻爆發出一場和半個世紀前大同小異的警民大衝突。歷史輪迴得如此詭異，令人難以置信。

解殖之路已經坍塌

如果五十年前那場衝突是可以歸咎於「千瘡百孔」的殖民體制，天星小輪為了五仙的加價引發了連串的抗議示威，但沒有民意授權的殖民政府照樣一意孤行，於是觸發了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騷動的話，那今天香港的政治經濟困局，青年人的憤怒和不滿，社會廣泛存在的無力感和躁動感，又豈不明明白白地說明了，五十年來的香港，其實並沒有真正脫離那個遲早要把騷動孕育出來的舊體制。它的與民眾疏離，它的剛愎自用，它的為權勢階層及壟斷資本服務的本質，與五十年前的殖民政府並無本質分別。

如果說五十年前的九龍騷動是迫使香港開展了解殖的進程，社會在跌跌碰碰當中產生了追求改革和自主的動力，漸次試圖擺脫殖民地的腐敗，那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統治集團的構成和社會的殖民體質並無改變。以至這幾年來在梁振英政府底下，昔日體制僅有的善治傳統更日漸崩壞，令人有今不如昔，舊殖民主比新殖民主還要優勝的感覺。50年九龍騷動輪迴的警號，正是指出香港解殖之路已經坍塌，香港還是一個未完成解殖的社會。

做更大的收買操縱滲透

當然，要今日特區政府當權的權貴公開承認騷動已經敲響了極為危險的警鐘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認定了，「解決」香港「失敗的解殖」與人們期望產生巨大落差的方法，就是去鞏固威權政體的強硬手腕，在社會各環節做更龐大的收買、操縱和滲透，以及訴諸恐懼而激發出來的保守主義，以期最大地發揮愚昧忠誠的動員力，壓止追求改革的聲音。

因為他們認為，「亂世」並不可怕，反而有利他們樹立威權主義。回顧五十年前，六六騷動最初的性質是挑戰殖民地政府威信，帶有本土自主反殖的性質，但六七暴動卻最終由於暴力恐怖主義蔓延，無辜者死傷甚眾，所以民眾反過來擁護殖民政府。暴動後，社會瀰漫「恐左」、「防左」及非政治化的氣氛，殖民政府因此得到喘息空間，把香港人暴動後的非政治化保守主義收納為支持自己的力量，安然渡過了殖民地政權在戰後的最大挑戰。

梁振英的鷹派政府，認定了香港人並無走出六七陰霾，所以放肆製造鬥爭和矛盾，孤注一擲，只怕你勇武抗爭不來，以期在民意反彈的浪潮中圖利。所以騷亂之後，他面不改容，還要誇大破壞程度，忘不迭地欽定那場一晚就結束了，第二天還立即繼續放煙花的「騷亂」為「暴動」級別，即時否決獨立調查的訴求，以掩人耳目。

不過，香港畢竟已不是五十年前的難民社會，只求安穩，不問是非。在這套掩耳盜鈴的保守主義反動大動員當中，「反暴力」的聲音固然震天價響，但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的民意也相當突出（自詡為中間溫和派的「新思維」所做的最新民調顯示有達四成二的受訪者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可見不少香港人並不因為反對訴諸暴力而盲目聽從「反暴大合唱」。

「暴動分子」高牆上譴責暴力

不過，誇大對「暴動」恐慌並未能騙取更大支持政府力量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建制陣營當中原來就有那一批「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他們個人及他們所屬的親中左派團體，不單投身並且積極策劃四十九年前的那場暴動，造成廣泛得多的破壞，嚴重得多的死傷。論其規模和對市民當時生活帶來的震盪，年初一那場衝突，簡直望其背項。今天，這些「暴動分子」坐在建制高牆之上，嚴辭譴責暴力，卻對四十九年前那場城市恐怖主義災難顧左右而言他，聲聲不能相提並論。這又如何服眾？

有人說，歷史就如一部大書，充滿睿智和哲理。筆者卻認為，歷史猶如一隻唱片，充滿各種旋律和音調。而香港歷史，則是一隻「刮花」了不斷「跳線」的唱片，旋律不斷錯配，卻又不斷輪迴。當年的恐怖分子，今日是權力建制，在街頭是一套街頭道理，在廟堂則滿口官腔。這一批沒有了自己「上半生」的建制派，其實最為忌諱的正是香港五十年暴動的輪迴不可避免地揭出自己身上的歷史瘡疤。

在六七年暴動真相究竟如何的問題上，近年已有不少研究，可是歷史資料來源總是欠缺了左派內部的文獻。所以，對於當年左派「鬥委會」是否要對商台播音員林彬之死負責，一直是「你有你講，佢有佢講」。而左派也滿口寃屈，認為「香港左派亦都付出咗好多，香港左派亦都死好多」，於是一口拒絕要為當年引起的暴力傷亡事件道歉。

下一代可從楊光身上學到什麼？

究其實，林彬之死只是冰山一角。在主權移交前後，整個親中左派當年在六七暴動的角色和責任，有關方面都是避而不談。可是，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卻獲董建華授大紫荊勳章，死後又得林鄭月娥等高官嘉許讚揚，但對於他主持「鬥委會」的一段往績卻諱莫如深。究竟他是否香港的反殖英雄、反英抗暴的功臣？香港的下一代又可以從他身上學習什麼，並引為榜樣？……這一切，都涉及香港可否建立自己道德規範的傳統，以垂後世，凝聚社群的大問題。

可是，特區權貴建制在它最需要樹立道德權威，以重建保守主義來防治民心思變，青年激進化的時候，它卻只乞靈於成王敗寇，既往不究的霸道邏輯。他日起訴年初一騷動的「暴徒」時，他們大可聲稱自己效法五十年前工聯會、「鬥委會」的鬥爭精神，追隨楊光先生的榜樣。到時候，今天強烈譴責暴力的建制中的左派，又能準備哪一個道德故事來教育下一代呢？

六七暴動如台灣二二八

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來說，六七暴動猶如台灣的二二八。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把台灣人從日本殖民結束後「回歸祖國」的高度期盼無情地粉碎了，但它並沒因為四十年的禁談二二八而退出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反而，它被反覆地演譯和理解為台灣族群撕裂的一個歷史根源。那麼，香港六七暴動作為一個歷史的創傷，也絕不會因為在位者的主觀意願而會被遺忘，相反地，六七暴動箇中的糊塗情節，會不斷地成為香港社會不可癒合的瘡疤。九七主權移交不單沒有清理這個創傷，反更扭曲了原來被扭曲的歷史，中間所欠缺的正是所謂「轉型正義」，還原歷史真相，道歉賠償，實現正義。

二○一六年香港魚蛋騷動後，香港急切需要的是正視問題，是在危機當前重新整合高度分化、對抗和撕裂的社會。可是，香港並無道德力量或社會基礎去實現真正的「和解」，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正是因為香港的主權移交，並沒有真正實現由英國殖民轉向香港自治所必需的「轉型正義」，使社會重新出發邁向後殖民。而六六騷動和六七暴動長期的被延擱清理，理清所有涉事者們各自的歷史功罪，都只不過是殖民治術的翻版，以為「向前看」、「向錢看」，淡忘是非，莫論功過就可以大步向前。

歷史糊塗帳會回來復仇

然而，今年魚蛋騷亂所給香港的教訓正好說明，在新瓶舊酒的新舊殖民並存的體制底下，香港並沒有社會和政治基礎去維護一個堅實道德權威去實現反暴力的公民文化，因為只要我們還沒有對六七暴動、對楊光、對林彬等事與人有一套公允和符合正義和事實的說法，香港去殖歷史是是非非的糊塗帳就會回來復仇。無法撫平的傷口，又再淌血流膿，怨恨又再糾結，被掩埋的記憶又會再被翻開，無論你是否贊同暴力。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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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睎乾 - 批判葉劉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9日

我去年撰文說，葉劉「匯賢智庫」的洋名Savantas貽笑大方，因為savantas本是十七世紀法語，解作「學究」或「偽博學者」。近日翻閱《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諮詢簡介》，見教育局採納葉劉的高見，將critical thinking中譯由「批判性思考」和諧為「明辨性思考」，又令我忍俊不禁。

早在2008年，葉劉已呈交立法會文件提議修改：她依據學者說法，指出critical thinking「並非什麼東西都批評，而是懂得分辨事物的邏輯、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從而作出理性客觀的分析」，由是批評「批判性思考」譯法不妥，「令不少學生只按字面解釋，誤以為批評即等同思考，未作深入的分析，便妄下定論」，最後建議譯作「明辨性思考」。其實「誤以為批評即等同思考」者，正是葉劉本人。她先一廂情願假設，學者是依照critical的古希臘文字源krinein為critical thinking命名；再斬釘截鐵斷言，krinein「即分開或分辨，絲毫沒有負面批判或批評的意思」；最後推論「批判性」是誤譯。我將冷笑着分四方面回應。

一，沒證據顯示「批判性思考」一詞誤導學生，也沒證據顯示學者刻意按照古希臘文來命名。葉太提希臘文，似乎只為裝博學，非基於「理性客觀的分析」。

二，古希臘文krinein的確解作「分開或分辨」，但只是芸芸意思之一；它尚解「判斷」、「審判」、「決定」，甚至絕對負面的「控告」，決非如葉太所言，「絲毫沒有負面批評意思」。再舉一著名例子：在《馬太福音》，耶穌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古希臘語原文是「Me krinete, hina me krithete」，當中「論斷krinete」和「被論斷krithete」是krinein的變位，可見krinein實含「負面批評」義，否則耶穌也不必勸止。Critical thinking偏重的古義是「判斷」，而判斷不免褒貶，葉劉知其一不知其二，又何曾「衡量正反兩面的因素」呢？

三，中文「批判」並非只解「挑錯」。查詞典可知：官吏批判案件，即「批示判斷」；古書有云「批判未了公案」，則是中性的「評斷」。Critical thinking強調培養「判斷力」，而「批判」本具「判斷」義，並沒有大問題。

四，critical thinking的特質，按其提倡者杜威所言，就是要審慎地考慮某見解的理據和涵義。葉劉大概沒考慮過自己的修訂有何涵義：若critical這裏譯「批判性」是錯，按同一邏輯，literary criticism譯「文學批評」也是錯，因為literary criticism主要是分類、分析、詮釋、評價文學作品，而不是專挑錯處的批評。但無論「批判性思考」和「文學批評」多不完美，畢竟在各地通行既久，足以達意，即使真有歧義，稍加解釋即可，何必改譯？玫瑰叫別的名字也同樣芳香。況且「明辨性思考」也不見得無懈可擊，標新立異徒增溝通障礙，得不償失。

葉劉貌似嚴謹，其實論據千瘡百孔，何來critical thinking？她是偽博學，吳克儉是真博學，他們最怕的就是被批判，崩口人忌崩口碗，我諒解，但還是忍不住笑。 

相關文章：
曾瑞明：甚麼是批判思考？（上篇、下篇）

劉彥方：如何翻譯「critical-thinking」？

趙崇基 - 天才實驗所

明報   2016年2月18日
 

一間本地小學辦入學講座，名為「怎樣裝備幼稚園有小學三年級的英語水平？」，教人聽幾十次拼音歌，同一本書看很多次，就可以如該校學生，一年級可寫55字英文文章，三年級可寫110字。

這位副校長還說：「如K2、K3看很多英文書，可提升英文至什麼程度？一年級、二年級，甚至超過中學！」「唱多少次歌，投放多少，如何溫習，自己（家長）決定，甚至可達大學水平。」

真想問問這些教育家們，為什麼要一個幼稚園學生擁有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水平？是否以後教小學的，都要將學生提升至中學水平，教中學的，要將學生當大學生教？還是，教育家認為，幼稚園應該是培育天才的地方？

那些可憐的小孩，被迫提早結束童年，就是拜這些怪獸校長與家長所賜。孩子成為他們的實驗品，成功催谷早熟，成功揠苗助長，就是實驗成功，滿足虛榮。

小孩出世，就被大人「量化」。一歲識講ABC，兩歲識串字，三歲識句子，四歲寫55字，五歲110……餘此類推，最好進化到小學畢業，識得寫幾萬字博士論文。至於孩子是否真的有興趣，是否真的懂那幾十字，都不比「量化」為本的目標重要。

人的一生，從嬰兒、小孩、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至生老病死，自有不同階段，每一個人，只要好好享受那不同階段，不就已經不枉此生，何必如家禽般打針催谷？

很多天才兒童，長大之後，回首半生，最遺憾的就是沒有經歷一個普通人的快樂童年。就讓我們的孩子按部就班，還他們一個正常童年，可以嗎？

derekee@gmail.com

李純恩 - 資訊偏差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7日

到了墨爾本，朋友們來看我，說起香港情況，不論香港移民還是大陸移民，對於香港發生的事情都很關心，關心自然要了解，如今的了解途徑自然就是上網。

於是就發現一個有趣現象，香港移民的信息來源多數是香港媒體，大陸移民看的則是大陸媒體。得到信息的來源不同，對事情的認知和看法也不同。比如年初一旺角街頭事件，大陸移民朋友的疑惑就大得多，偏見很大，陰謀論很多，一問，他們看的都是大陸媒體報道。

我跟他們說，你們來自大陸，對大陸媒體的報道傾向和手法應該清楚，許多「報道」，也都不知道是第幾手資料，等你讀到，離真相已經很遠。既然你們關心香港，想知道香港發生的事情的真相，就應該直接看香港媒體的報道，左中右媒體的報道都看齊，然後再用自己的識見和智慧去理一理頭緒，這樣離事實即使不全中，亦不遠了。至於對這件事的看法和態度，那就自便了，但是，起碼不會上當受騙瞎起哄。

為了使他們比較準確了解香港情況，我把近三年多來香港發生的事情跟他們略講一下，他們聽完，發覺跟自己的認知有很大的距離，從中可以看出習慣勢力的強大，像這些中國大陸移民朋友，雖然已經身處資訊自由環境，但因為習慣勢力，一上網，選看的依然是那幾個在中國防火牆之內的媒體，那堵牆，好像都砌在腦子裏一樣，勢力強大，很難扭轉。

李怡 - 真相的「浮瓜」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2月17日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和建制派議員指責「暴徒」戴口罩肇事，是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示威者不戴口罩當然更能表示堂堂正正，但暴力肇事者若不想以真面目示人，何以本土民主前線的召集人黃台仰又在衝突次日即承認曾號召20多人上街支持小販呢？而且，據稱在街頭施暴者有700多人，而本民前只召喚了20多人，其他人又是哪裏來的？為得到真相，學者聯署要求成立由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是應有之義。何以政府又一口拒絕呢？

添馬男和孔捷生在周一文章中都提到電影《十年》的「浮瓜」，故事講的是中共官員利用黑社會製造一樁槍擊案，為「國安法」在香港立法製造輿論。二位作者都以「浮瓜」來想像旺角衝突。事實上這種想像在網絡已很多，並非二人獨創。過去幾年大陸一些拆遷事件常有黑人物擔任政府的「分隊」。銅鑼灣五子案的官方說辭的編造，也令人了解專制政權的可信度。因此，倘若不是「謊言治港」，為還特區政府一個清白，當局也沒有理由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旺角事件。除非當局怕把自己的老底給查出來。

政府把旺角衝突說成是暴亂，但對於遍地菠蘿、枉死11警員和十數平民，造成全城驚恐而且商人紛紛走資的六七暴動卻說成是騷動。那一次「騷動」，港府成立了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這一次旺角「暴亂」反而認為毋須調查。特府的理由是現在香港比以前進步了，如資訊開放，言論自由，市民可以遊行、示威、集會等等。但《人民日報》不是說，這次事件是「本土分離主義勢力」有預謀地策動的嗎？張曉明不是說「越來越暴力化甚至帶有恐怖傾向」嗎？這些定性很嚴重啊，是六七年時沒有的啊，何以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把這些帶有恐怖傾向的本土分離主義查清楚呢？一方面把事件說成很嚴重，另方面又不去調查事件的社會背景和幕後原因，如何說得過去？除非旺角衝突確實是現實版的「浮瓜」。

特區政府現在表示會成立警隊內部檢討委員會，檢討警方在旺角騷亂的裝備、武器、戰術、指揮及通訊等。這些只是對運用警力的檢討，而不是對整個事件的檢討。既然689年初二就說「旺角暴亂」是嚴重的暴力事件，《人民日報》說是本土分離主義暴力事件，張曉明說是「帶有恐怖傾向」的事件，那就不能不由公正的法官領導小組去查清楚，否則豈不是讓本土暴力恐怖事件繼續發酵？又或者是任由網上對旺角衝突的「浮瓜」想像繼續蔓延，政府的公信力豈非雪上加霜？

也許特府拒絕成立調查委員會，正正透露出旺角衝突的真相。

陳漢森 - 勞仰厚室

明報   2016年2月16日

四妹夫前年心臟病發猝逝，至今仍思念他。自他去後，再無法嘗到他下廚煮的巧手美食，也不再收到他送來自己栽種的蘭花。農曆年前四妹來電，說妹夫生前工作的上水東莞小學教學樓開幕，其中一個室，用妹夫的名字命名，邀請她出席當天的開幕儀式。話還未說清楚，她哭着要收線，着我代她出席。

妹夫年輕時做過餅店，後來轉型做園藝，曾在新界幾間小學當校工，專責樹木花圃管理。他工作過的學校，都有很吸引人的綠色地帶。除了遍佈四周，不同種類色彩繽紛的鮮花之外，還有草藥、瓜果、蔬菜、本地常見植物、只用水栽種的藻菇類……植物旁都附以名稱和簡介。他管理的農圃，就是微型的自然教育徑。他曾邀請我參觀，每次去到他的王國，都讚歎和羨慕不已。東莞小學的網頁中說：「本校在2000年申請優質基金建立『田園小學』，成為本地最早建立農場及生態園之學校，爾後擴建水池、果園，引入更多植物，吸引種類繁多的昆蟲及雀鳥探訪棲息。」相信其中很多是妹夫勞動的結晶。

受四妹之託出席東莞小學教學樓的開幕禮，看到幾乎每個房間都有了人名或組織的命名，命名的條件是捐款到指定的金額。在地下教員室鄰近的醫療室，立了「勞仰厚室」的匾牌。校長說：「學校的教職員懷念『仰哥』，所以籌款合資，把醫療室以他的名字命名。」人走茶涼是常態，妹夫離開已近兩年，想不到與他共事十多年的同事對他的感情仍是暖暖的。

陳漢森 chs55255@hotmail.com

吳靄儀 - 暴政不會帶來安寧秩序

明報   2016年2月15日

旺角騷亂，震動全港市民，連日此起彼落，譴責「暴徒」、譴責「暴力」、譴責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等等，但大家的強烈共識是，警兆已高張，不能讓情况惡化。對此，特區政府有什麼對策？至今我看不到政府有任何認真反省的意圖，除了加強力道打壓「暴徒」之外，看不到這個政府有什麼政策去避免事件重演甚至暴力升級。

打從英治時代，香港總督的一切權力，都須用以履行達到the peace,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of Hong Kong的責任：香港的社會安寧、秩序及良好管治——不是只講「維穩」、只講以「法」「治」民，而是要推行良好的政策和施政，令社會享有安寧和秩序。特首及特區政府的責任和目標本應一樣。就算旺角騷亂是一小撮「暴徒」的「暴行」，政府也有責任客觀分析、認真了解事件的成因，從而探討化解和疏導的方針政策。

但是，任何客觀分析，都會暴露梁振英的個人態度和管治手法，是將社會推向更尖銳的矛盾對立破壞社會安寧的一大成因。其實記者問梁振英事件是否源於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已問得非常客氣。

客觀事實是，在過去幾年，在每個領域都出現了暴力升級：在議會，由只有幾名「激進」議員拉布、抗爭，已發展到所有泛民議員全力抗爭，委員會主席不斷暴力剪布、命令保安武力對付議員的場面；根源是政府有恃無恐，拒絕一切談判妥協；在港大，由靜坐集會，發展到罷課、圍堵，大批警員進入校園行動的場面；根源是特首選擇委任著名好勇鬥狠的人當校委主席；和平議會談判路阻、和平校園抗議路阻，終於只剩下街頭抗爭，和平手段無效，「法治」被顛覆為打壓工具，暴力爆發，遲早必然會發生。問題是梁振英政府不但無悔，還藉機提高武力，加重罪名，要將管治推到暴政邊沿。暴政決不會帶來和平，勢與香港人意願背道而馳。梁振英聲言評論不應「姑息」「暴亂行為」；同一理由，市民亦不應姑息政府以對付「暴亂行為」之名施行暴政。不然眼前看來就是一場驚震國際的大禍。

李達寧 - 從雨革到魚革，公民社會的範式轉移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14日
 

【明報專訊】大年初一的香港，竟然發生騷亂。不到幾小時，網上已有維基條目，稱之為「魚蛋革命」。幾乎所有論者都譴責暴力行為。大部分建制陣營以外的，則同時強調要關注騷亂的源頭是政府的倒行逆施。亦有一些人苦口婆心，勸告騷動者顧及整體社會反應，恐防適得其反。這些人或被視為「左膠」，而筆者則將之稱為「自由派」。自由派是2014年雨傘革命的中堅，卻很難接受魚蛋革命中的暴力。從雨傘革命，走到魚蛋革命，究竟經歷了什麼？這期間發生了極大的範式轉移，由一個公民社會的想像，走向暴力爆發的境地。要了解今日的處境，或許要先從過去公民社會的範式說起。

到雨傘革命為止，香港主流社會都處在一種公民社會的規範中。這套規範是港英政府自66、67暴動以後，慢慢建立起來的。那是一套有價值取向的道德規則，同時也是一套範式，行之有效。這套範式是香港變成現代社會的基礎，比醫療、教育、房屋等公共服務更根本。例如廉潔就是透過廉政公署的成立，慢慢轉化政府部門的作風，由貪污腐敗變成有效清廉的體系。政府對社會民情和輿論亦有所尊重，偶有回應。到了八十年代，三級議會（區議會、市政局、立法局）已建立起政治社會，用不完整的政黨政治，把民意有制度地納入政府管治。到九十年代，香港社會已習慣了由公民社會至政治社會，再到政府管治的互動。對比今日的香港政府，更覺得當時是難得的善治（good governance）。

公民社會中有許多普遍價值。首先是法治。要留意香港人所認同的法治與西方民主社會所理解的不盡相同。法治在西方不單是守法，更重要的是保護公民權利，令人民生活不受政府干預。但香港人之重視法治，往往與社會秩序相混。另一個公民社會的價值是理性溝通。雖然沒有民主的議會，但一般人還是相信進入議會參與政治是改變社會政策的方法，也有效改善社會問題。媒體對社會問題的揭發可以上升到輿論，報紙、電台上的政治評論也足以影響政府施政。由以上兩種價值，自然可以推出非暴力的認同。因為守法和維護秩序當然不容許暴力，而講求理性溝通亦與暴力行為相左。

這些價值與規範皆以社會現實為條件。這些規範都是確實有效的，令社會走上了善治。所以我們尊重議會，重視新聞自由，信服政府施政，想也沒想過要訴諸暴力。回歸以後，這套公民社會運作卻開始失效。議會不再議政，而是既得利益階層阻礙民意的地方，造成政治死局。政府對社會輿論愈來愈不重視，新聞自由、編輯自主受打壓，報紙、電台被收編或整治。

佔中運動之出現正是要挽救公民社會。他們認識到以往公民社會與政治制度的問題，希望貫徹那些公民社會的價值，實現民主化，目標正是建立更好的政治與公民社會。這次的理想再不是單純的善治，而是更崇高的民主與自由。他們是真正西方意義下的自由派。觀察佔中運動早期的部署，可以更了解這些公民價值是什麼。他們要求參加者先參與兩次商討日，由這個群體提出明確的普選訴求。這表示，他們非常認同理性討論，同時有明確的方案讓政府回應。這是傳統公民團體的套路：先有一群苦主，再有明確的訴求。然後是公民抗命的論述。由於香港社會長期誤解法治，公民抗命作為公然犯法，就是對社會秩序的衝擊。自由派要貫徹法治的精神，則認為公民抗命才能以法達義。因為由公民社會到政府管治是有機的整體。進行公民抗命，是訴諸社會大眾及輿論，構成更高的正當性去逼使威權政府讓步，服從民主體系。所以雨革的邏輯始終是要爭取主流民意，向政府以至中共施壓。希望政府依循公民社會的機制，回復善治。

中共不退讓公民社會邏輯失效

可惜中共完全沒有退讓。自由派沒有辦法運用公民社會的邏輯去處理問題。至此，公民社會的價值與規範也失去了現實條件。愈來愈多人對這套模式失去信心，也對這些公民價值不耐煩。

這其實在雨傘運動期間已有端倪。有好些人會以派系之爭去理解旺角佔領者與雙學之間的分歧。那未必是錯，但也忽視了理念上的差異。於雨傘期間崛起的本土派，經常自許勇武，對所有佔領期間的商討表示厭惡。有時會抗拒爭取主流民意，認為大部分香港人不過是「港豬」，根本不會投入抗爭。他們相信只要有關鍵少數勇武的抗爭者，就足以開創新的局面。偶然會敵視主流媒體，認為網媒已足以號召所需人馬。如果不以派系或人事去理解，其實就是公民社會的規範對他們無效。

公民社會規範的失效會有什麼後果？又是否有別的規範？首先，正如許多論者所言，騷亂是社會問題的結果，是政府倒行逆施的反應。一個生活美好的社會，不可能有人暴亂。香港以往透過現代化的管治，活用公民社會的機制和價值，擺脫六十年代隨時暴亂的社會。今日既然公民社會瓦解，社會矛盾無法處理，生活條件每況愈下，自然暴亂就要回來。但暴亂不是沒有邏輯的。它暴力，卻不等如非理性。

社會輿論現時幾乎一致譴責暴動，連參與雨革的自由派都不例外。但那是因為大家還在用公民社會的規範去理解魚革。無可否認，騷動者當下沒有提出很完整的論述去解釋自己的行為，也沒有辦法回應許多指控和批評。但也有論者沒有強力譴責，而是開始研究有什麼論述可以支持暴力抗爭。社會行動，往往不是在完整論述出現後才發生；而是相反，先有社會行動，慢慢再產生論述。論述可以與行動相輔相成。政府可以打壓個別的社會行動或參與者，但當論述成熟，就會有後繼者接替，令行動持續。所以才能說「Ideas are bullet proof.」當論述還未成熟時，某些社會科學家會因為習慣舊有的規範，以為新的行動只是盲動和失秩，快將瓦解。從而勸諫行動者重回故有的規範。但事實是當一個意念成熟了，比瘟疫還傳染得快。想想2003年七一遊行前，多少社會科學家斷定香港人是經濟動物而不會大規模上街？

騎劫小販？所有矛盾皆抗爭燃料

魚蛋革命正正標示着好多新的，卻又不成形的論述與規範。其中一個對本土民主前線的批評，是他們自始至終沒有真的關注小販問題，只是借新年小販與食環的衝突起事，所以是在騎劫議題。但「騎劫」是一個公民社會下的概念，指抗爭者沒有尊重苦主的意願。因為公民社會中，沒有總體社會的問題，而是不同群體的議題，輪流向政府申訴，要求處理。以小販為主體，把新年小販看成他們的「議題」，就是這種運作。但於騷動者而言，公民社會的運作已失效，有的不是個別的群體和議題，而是無處不在的社會矛盾。所有矛盾都是抗爭的燃料，引發一次又一次的總體抗爭。抗爭不再是就群體和議題去發生。在暴動的當下，所有抗爭者都是一體的被壓迫者，可以一體地向政府和警政系統挑戰。

一個由雨革延續至魚革的規範，是行動中的共同時刻（communistic moment）。許多人都記雨革時的佔領現場有無數自發無私的行為，例如洗廁所、分享物資。對抗警察防線時更是萬眾一心。有人搬鐵馬，就會自動一湧而上幫忙；要向前衝，自然有人數一、二、三。今次的魚革，掘磚、拔路牌時，也是一樣，原本不相識的人會自覺互相配合。遇有抗爭者被警察拉走，就必定一湧而上要將他救回。這種「義氣」正正是自雨革一直延續下來的價值與規範。

面對魚革的暴力，及許多指責，論者當如何自處？你當然可以堅守公民社會的價值去批評。但那可能已不合時宜，因為過去附於這些價值的效力已隨社會環境的轉變而消散。另一個可能是，我們在新的行動和社會條件中理出新的規範。事實是，暴動當下沒有完整的規範。例如打記者，在許多支持暴力抗爭的人的眼中都不可接受，那可能慢慢就會變成規範。下次有抗爭者想打記者，或許就會被身邊的人制止。又例如，暴力抗爭的效力在哪？「寧為玉碎，不作瓦存」是否就足夠？

不要以為會暴動的人就沒有邏輯和規範，他們還是會在網路甚至主流媒體吸收不同的論述。至少他們接收了「三十年民主運動作廢」、「和理非毫無作為」這些論述，然後才打開了暴力抗爭的缺口。

逃老師 - 旺角黑夜，我站在魚蛋與高牆之間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14日
 

【明報專訊】按照香港「傳統慣例」，農曆新年首三天，食環署及警方等執法部門會特別「鬆手」，容忍包括熟食小販擺賣及有點過分的違例泊車，讓巿民在新春期間鬆一鬆。但近幾年開始，「熟食小販零容忍」及「新年照派牛肉乾」已成我城政策，新年流流的「和氣生財」變成「相拗唔好口」。但是，對於年初二的旺角騷動，如果單純解讀為本土組織借小販擺賣這等「民生小事」，結集「暴徒」去鬧事泄渲不滿，那無疑是目光短淺，看不到令香港年輕人躁動的深層次矛盾。

旺角騷動的那一夜，我站在魚蛋與高牆之間，目睹這場「魚蛋革命」的形成與轉化，警察開槍、磚頭亂飛、火頭處處的激烈場面將是香港示威者新標桿，可以肯定地說，黑夜過後香港從此不一樣，it's just the beginning，未來只會更激進。

那夜凌晨，我陪朋友到旺角「掃街」尋美食，凌晨一時許到了港鐵旺角E1出口，通向朗豪坊的通道盡頭升起裊裊輕煙，魚蛋魷魚臭豆腐串燒的香氣糾纏在一起，每個小檔都有捧場客。那一刻，我還以為這裏是被放生的樂土。詎料躋身到砵蘭街交界，近山東街的路口有大批人聚集，一個藍衣男子站在車頂，手持大聲公在嗌咪，氣氛緊張。

走近一看，站在人群最前方的是本土民主陣線成員，一批年輕人戴上頭盔口罩眼罩，排成一列舉起裹上保鮮紙的自製盾牌，與另一邊穿上防暴裝備的警員對峙。雙方互發警告，否則會進行清場。

劍拔弩張的場面在朗豪坊戲院對開上演，而二三十米外是大批「掃街」巿民與繼續營業的小販檔，一步一世界，割裂的空間形成強烈對比。於是，逾百個購了小販食物的巿民，就站在戲院門口的梯階上享受小食，等待觀看比銀幕更緊張的激戰上演。

在示威者的盾牌與穿上防暴裝備的警察之間留有數米空間，我大膽地從中間走過，邊行邊發現滿地是玻璃碎和雜物，頭頂不時有玻璃樽、啤酒罐、花盆和木棍等雜物飛擲向警員。狹狹的「楚河漢界」猶如有炮彈亂飛的戰場，我沒有任何安全裝備，卻僥倖地沒有被擲中，但亦知道不宜久留，便與大多數旁觀的巿民一樣，站到朗豪坊路邊「食住花生等睇戲」。

「呢度係朗豪坊唔係天安門」

那時候雖說氣氛緊張，但大家都沒意識到會上演激烈場面。到大約一時四十五分，示威者率先衝擊警方防線，霎時間雜物亂飛，胡椒噴霧與催淚水四射，空氣瀰漫了攻鼻氣味。警察迅速佔了上風，盾牌與警棍不斷推進，同時驅趕路旁巿民。在警棍交錯間，我和其他看熱鬧的巿民都被推撞，身旁有人中警棍或被雜物擊中，剛才吃着臭豆腐的少女頭部受傷，就在我身旁倒下，現場盡是恐慌與混亂。

不論巿民與示威者，全部都被警方推向亞皆老街方向，示威者節節敗退，旁邊的小販也要收檔離開。朋友說按照去年經驗，當示威者被推到亞皆老街路口時，衝擊就差不多會完結，應該不會進一步激化下去。

大約二時六分，我與朋友隨人潮走到砵蘭街與亞皆老街路口，還以為衝突要完了，但上海街路口卻有人群起哄，然後傳來兩響槍聲。最初我還以為是發射催淚彈，但卻不見白煙，許多人大叫：「開槍！警察開槍射人呀！」我見到路邊有交通警倒地，而剛開槍的警員則被推上警車。兩響槍聲激化了人潮情緒，不斷圍着警員質問「點解對香港人開槍？係咪想殺人」、「呢度係朗豪坊唔係天安門」、「警察用實彈開槍，會死人㗎」。其後證實當時是有警員遇襲，另一名趕到現場的警員向天開兩槍示警，槍口曾對着人群，雖沒擦槍走火，但群眾激動怒罵。

槍聲中掀開另一階段

「警察開槍」的消息迅速在社交網站瘋傳，但身旁的年輕人則開始「吹雞」，通知其他朋友來旺角「食花生」（湊熱鬧），原本應該完結的警民衝突，在槍聲中到了另一階段。許多旨在掃街的巿民後怕危險，在開槍事件後紛紛離開現場，約十多分鐘後，上海街現場的人潮漸散，現場所見，衝突前的砵蘭街多數是普通巿民，少數是本土派示威者；而槍聲過後，本土派示威者冲散了，卻有巿民就地變成示威者，還有更多是從區外趕來的另一群人。於是，漫長的旺角騷動所需的條件逐漸形成。

警方事後把亞皆老街的彌敦道至上海街一段封鎖，途人都要繞道而行。我走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界，發現聚集的人逐漸多起來，很多是剛到場的年輕人，他們從路邊拾起雜物亂擲，又企圖把垃圾桶拖出路中，又不時齊聲向警察大叫「開槍、開槍」，當中夾雜大量粗口。每逢有人起哄，現場警員就執着警棍衝入人群就打，有數個人被打到倒地流血，也有人只是站在路邊就被警員拉走。其中一名穿衛衣、紮辮子的青年倒地，頭部大量流血，當時 大家還以為他是女子，一度沒有知覺，其後能抬起頭來，才發現是男的。事後網上曾謠傳該名「少女」傷重死亡，最後證實這位男子沒有生命危險。

在警棍亂舞中，在場人士多沒持武器，許多人開始散到橫街小巷，那時候我和朋友決定離開，大家都慶幸沒有受傷。回家後仍留意着電視和社交網站信息，開始有人在西洋菜街放火，到凌晨四時許出現示威者擲磚，騷動擾攘至早上，迎來的是陽光普照的年二初，原本應該是靜好的新年，全城卻躁動不安。

和平抗爭苦無路之下

年初二的旺角黑夜，事態以每秒鐘的速度去變化，最初衝擊警方防線的本土派，與後來在旺角放火掟磚似乎不盡相同。

縱火後果嚴重、磚塊可以殺人，沒有人會接受這種行為，警方接下來不斷採取拘捕行動，各界亦齊聲譴責暴力行為。但在最嚴厲的譴責過後，暴力並不會因此而完結。需知道，示威者並非從第一天開始就成為特首梁振英口中的「暴徒」，在回歸以來十多年，遊行簽名民間公投佔中，所有「和理非非」去表達訴求的手段都試盡了，但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回應，卻徹徹底底說明「此路不通」；而過於落力地推動中港融合，結果是令捍衛本土文化的意識提高。為什麼本土派會壯大？為什麼部分年輕人的示威手段趨向激烈更暴力？找出當中原因再對症下藥，其實比追究騷動參與者更迫切。

騷動過後，政府與當權者都忙於「打大佬」，特首把事件定性為「暴動」，警方則指現場有車輛運送物品給暴徒使用，不排除是有組織及預謀的暴力行動。事實上，如果說旺角騷動是有人編寫了劇本去策動，一切應該要比盡是散兵游勇更容易處理，因為處理了牽頭者，其手下與信徒就自然消散。但是，綜合個人觀察以至一些社運界與警界的朋友的分析，目前香港沒有任何一個組織，能有預謀地策動這種規模的騷動，因為只找一兩個「爛頭卒」容易，但要找一百幾十個死士則很難，故此個人傾向相信是連串偶發事件導致旺角騷動。

「有權用盡」vs.「獨立思考」

近年社會運動多了一張張年輕面孔上場，當權者、建制派以至大部分泛民人士都一直相信，那些年輕人是被某些人和組織煽動，從不相信青少年也有「獨立思考」和「個人意志」。但是，那種沒有大佬的文化其實就是新一代的信念，拆大台、不信權威已令傳統的泛民吃盡苦頭，當權者首先要承認這種新觀點，才能開始去明瞭年輕人的想法。旺角騷動原本是進一步了解激進人士心聲的契機，可惜的是，在強烈的譴責聲之中，政府官員與權威人士的觀點，似乎離那些「激進小眾」愈來愈遠，「有權用盡」仍是現屆政府的主調。當和平抗爭苦無路，只恐怕支持暴力抗爭者會逐漸增加，縱使不會變成大眾，但社會將更動盪不安，魚蛋不是雞蛋，不會摔破且成分複雜，如果仍以舊思維去對付新問題，相信距離刀光劍影汽油彈的真暴動又走近了一步，這是香港的悲哀。

文：逃老師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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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6年2月14日
 

【明報專訊】農曆年假期，照例可看的戲不多。有港導的電影，在IMDB的評分奇低，只有1.1分，投票的有2145人，基本上可稱為爛片之王，注意這是IMDB，是普羅觀眾的意向，已經不是高端影評人的評分了。

能夠以這種程度打破紀錄，也算是一種成就吧。幾時，香港也來辦一個「金草莓分獎典禮」。

這種電影居然還可以在強國人的地頭賣座，真是無奇不有，再奇的是，竟然有戲院出公告，為影片拍得太爛，要向觀眾道歉。當然，戲院的沙發座椅是無辜的。

製作人大抵以為，觀眾購票進場是去簽名會，有明星有卡士就可以了，人物、劇情等皆不重要。強國觀眾的水平，也可見一斑，對外片有配額管制是一個問題，中央集權、封閉式的教育亦是另外一個問題，民智未開，造就了一大堆唔deserve賣座的爛片，也是強國獨有的荒謬處境。

本地的名導拿三十年前的伎倆循環再用，在中原大地發大財，為富不仁，一個地方的賣座電影多多少少反映了國格，究竟是誰在侮辱誰，怎也算不清。

總有一天，大陸觀眾的水平與時並進，這樣的貨色不再在市場上奏效，必然會受淘汰，可我們的淘金者才不管，有一水賺一水，徹頭徹尾的香港精神。

為什麼我們的電影還這麼離地？

社會經已被迫出旺角黑夜、屯門黑夜的境地，社會亦進入經濟衰退期，為什麼我們的電影還這麼離地？人物不實在，處景不實在，已經是死罪，怎樣包裝，也只是得一個華麗的外衣，補不了虛空的內涵。

電影創作，有實在的人物為改編的依歸，已經是成功了一半。看到人家有水準的電影，常問道，為什麼我們寫不出這樣的人物、拍不出這樣的影片來？

以最近公映的《沽注一擲》為例。

《現代啟示錄》有一句出色的獨白：「Only the Americans could build a place like this in middle of the jungle」。

作為全球的金融中心，只有美國人才可以拍出這樣的影片。

電影的海報有四個要角，Christian Bale、Brad Pitt、Ryan Gosling和Steve Carell。四個人物有三條線，除了Ryan Gosling的德銀經紀和Steve Carell的基金經理外，他們跟其餘兩條線的人物，互不相識，這樣一來，在戲劇處理的層面上，更添上難度。貫穿這四個人物，只有一件事，就是美國的次按金融海嘯。

就是因為人物好看耐看，全片出奇地流順，戲劇張力，由頭至尾，130分鐘，很快便過去，走出戲院，還真不捨得戲中的人物。

《沽注一擲》人物好看

Christian Bale是個獨眼的醫生，轉行做基金紀理，表面上神神化化，在辦公室赤腳而行、拋網球、聽Heavy Metal、拷鼓棍，他說，通過他假眼的水晶球，可以看得更清楚。這個會不會是剛仙遊的David Bowie寫照？

是他第一個研究到房地產有泡沫，他想沽空房地產，他找投行做莊，券商憑Law of Large No.賺錢，而且他們以為房地產如日中天，贏面又那麼大，何樂而不為？

由他落注一刻，到CDO真的潰敗，差不多兩年間光景，其間老闆、合伙人不斷施壓，他不准客戶提取資金，電郵一發，回郵、電話響爆，一天一天過去，基金虧損到一到兩成，在家裏聽Heavy Metal打鼓，壓力大得不得了。有一天，他跟手下說，他們可能真的會輸。智者如他，也會有動搖的一刻，多麼人性的描寫。

Brad Pitt是華爾街退役的Trader，為防FBI監聽，有十多個電話號碼，每個都有特別的用途，有兩個年輕人投資者，因要借他的戶口去沽空，所以聯繫起來，當年輕人為可以加注而興奮時，Brad嚴正批評他們，他們正在對賭美國的經濟前途，如果他們贏，美國社會將會輸得很慘。他們問，為什麼Brad要幫他們，Brad說：「You want to be rich, and now you're rich」。言語無用，體驗才最實際，這兩個連大行的洗手間也未去過的小伙子，在人去樓空的雷曼兄弟總部辦公室「參觀」，心不禁慽然。

Ryan Gosling是德銀的經紀，因一次電話拾錯線，把他跟基金經理Steve Carell連線起來，一般來說，推銷員會為產品極力包裝，用另一角度去抑醜揚善，避免說出真話，這次有趣且諷刺的是，Ryan是說出了事實的真相去sell，可是卻沒有人相信，幾經波折，才把沽空屋房地產的產品賣出，為Steve賺錢之餘，自己亦得到豐厚的佣金。有冇見過這樣反斗倒老細米的人物？我見過，我真係見過。

Steve Carell真是一絕，看此片時，跟本不能想像他跟在《獵狐捕手》（Foxcatcher）裏演摔角隊班主是同一人。他演的基金經理，出場時十分狂躁，觀眾還以為他有病（他也真的要去治療群組），不過後來當人物的原型逐漸呈現，急躁的背後有他因科網股爆破而跳樓自盡的弟弟。

Ryan來sell沽空，他沒有立刻否定這可能性，以他尋根究柢的猶太人性格，他跟手下去實地考查房地產的泡沫。最後他的助手一通電話着他要在高位沽貨，他最後說「Sell them all」時，位處大廈天台的花園。他最放不下的，仍然是他的兄弟。一仗功成萬骨枯，從高處凝望眾生，這一次，又不知有多少人要跳下去了。

蒼生故事眾生貪念

三個故事多個人物，真正要說的、要關懷的，還不是蒼生的故事？要反思的是，倒是什麼令泡沫滾大，還不是眾生的貪念？你看看那個想從評級機構跳槽到高盛的女孩子就知道。英文名片The Big Short也蠻有意思，沽空是short selling，而人生的缺失／差價（Short），又是什麼？

導演和編劇是多拍電視節目且名不見經傳的Adam McKay，未必人人受得了Mockumentary 的拍法和風格，可人物寫得紮實也夠看了。如果今年美國影藝學院，能夠選出這部奧斯卡最佳電影，也真夠意思。

故事是以Michael Lewis非小說類的同名暢銷報告文學改編，能夠改成這一個精彩的電影故事，Adam跟編劇Charles Randolph功不可沒。一個社會要有追求真相的文化，才會有人把事無大小都紀錄，寫成書本，再而成為改編的藍圖基石。

什麼我們寫不出這樣的人物？

只因我們站得不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