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在香港似已成為一個貶義詞。什麼事情在社會展開討論，奧運、西九、古物、保育……必有人出來說不要「政治化」。社會上本來就少人關心政治了，「政治化」帽子更讓市民對政治謝不敏。
西方社會不是這樣。越是有影響力的人，越是不怕政治化，而且偏要干預政治。荷李活的大明星，大都有政治使命感。李察基爾追隨達賴喇嘛，有機會就譴責中國的西藏政策，米亞花露為抗議中國當局對達爾富爾的立場力主杯葛北京奧運，更呼籲史蒂芬．史匹堡不要當北京奧運的顧問。荷李活影星從政的不少，除著名的列根總統、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之外，奇連伊士活也當過鎮長。
終於看了《命運迷牆》，這是一部全片都是語言攻防的電影，光憑對白就引人入勝。它也是一部政治片。三個大明星中，湯告魯斯斥資拍這部片，羅拔烈福當導演，梅麗史翠普據悉只收極低的片酬。為什麼？不是為了賺錢，只是為了表達政治意見。羅拔烈福在接受《蘋果》專訪時說，「我希望影片可作出啟示，讓年輕的美國人對政治更加有意見，因為他們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
香港呢？政商界名人，大明星們，都要非政治化，本身固然盡量少沾政治，也不希望年輕人「對政治更加有意見」。因為他們自己都不想當主人翁，也不想年輕一代當未來社會的主人翁，只想人人追求安逸、享受、富裕的生活，當「主人翁」的奴才。
影片的英文原名《Lions for
Lambs》，繙譯成《命運迷牆》實不知所謂。獅，大概指在反恐戰場上的美國士兵；羊，是在後方操弄他們的政客與媒體。獅子為羔羊服務，真是很大的諷刺。
舒琪 - 《命運迷牆》
2007年11月17日
【明報專訊】《命運迷牆》（Lions
for Lambs）。天！這可是個什麼狗屁譯名？不獨跟影片內容風馬牛不相及，而且還陳腔濫調得要命──真要寬容一點的話，我勉強還可以理解「迷牆」指涉的，大概是多年前（1982）阿倫‧柏加（Alan
Parker）那部有關教育的電影《The
Wall》（又名《Pink
Floyd The Wall》），但即使如此，柏加的電影（或Pink Floyd的音樂）抨擊的是僵化式的教育制度，與《命》片嚮往及肯定教育的正面功能，也是兩碼子事。近年來本地電影票房萎縮的其中一個原因，跟這些蕭規曹隨、茍且馬虎的譯名，其實不無關係（近期另一個叫人氣憤的例子，是大衛‧哥連堡（David Cronenberg）的《Eastern Promises》，被譯作千篇一律的《黑幕謎情》）──道理很簡單：當連名字都說不上來的時候，你會想到去看那部電影嗎？
"So to me this film is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standing up and saying what you think. Standing up is very, very
difficult." ── 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時代》周刊，2007年11月2日。
「Standing up」該怎麼翻譯？挺身而出？當仁不讓？堅持己見？獨排眾議？無論如何，史翠普一語中的：《命》片正是這樣一部充滿了勇氣、逆流而上的作品。你可以不贊同它的結論（它當然有它的結論，而且論據清晰、紮實，而非如石琪在2007年11月9日的《明報》所言，「吞吞吐吐、麻麻煩煩地沒有結論」──事實上，它最好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沒有強迫觀眾接受它的觀點，而是把最後的決定權交回給你、我。有關這點容後再談），但如果因為它不符合你（或「一般觀眾」）心目中「電影必須要有娛樂性」的要求（「娛樂性」其實可以有很多種類和不同程度的，例如我便覺得影片有極其緊湊和一氣呵成的劇力，對我而言已很富娛樂性），而輕蔑地把它dismiss的話，那便是一件十分教人遺憾的事情了，特別是如果你是個評論人的時候（因為評論人應該有他/她discerning的能力，還有就是，如史翠普所言，敢於面對「Standing up」的困難）。
（當然，你還可以振振有詞地指出，影片在美國本土首周末的票房一敗塗地，輿論也幾乎一面倒地劣評。這是美國的可悲──並恰恰ironically地證明了片中對傳媒、年輕一代的悲觀看法其實是正確的──但卻無損影片的成就。容許我再次引述史翠普的睿智的說話："But I do think that five years, 10 years, 20 years from now,
you could look at this film and see it authentically as where we sat at
2007."這句話令我想起1986年，記者問中國導演田壯壯對其作品《盜馬賊》全國只賣出四個拷貝有何感想時的回答。田說：「我的電影是拍給21世紀的觀眾看的。」）（之一）
【明報專訊】有關《命運迷牆》的批評（不論是本地抑或英、美），針對的大都是它對白太多，得個講字（「口水多過茶」）、沒有故事性（或╱和戲劇性）、過分政治化、（所以）沉悶。但我最感激《命》片的，卻正正是上述眾因由：它們適時地提醒了幾乎長時期都浸淫在市面上放映的、大部分均屬劣品質和壞品味的電影的我──
i. 準確、精警且充滿（文字）華彩的對白，是一個好劇本的必要條件；
ii. 所謂故事或戲劇性，不一定來自曲折離奇的情節或橋段，而可以是人物的立場與動機；所謂衝突，也不一定來自動作，而可以是理念。概言之，均可以是cerebral的；
iii.除了提供慣常的感官刺激或樂趣外，電影也可以（並一度曾）是一場論述、一種探討的方法、一連串刺激觀眾思維的提問（你看，不一樣也是刺激嗎？）。概言之，電影可以是intellectual的；
iv. 同理，政治可以就是一部電影的subject。（梅麗‧史翠普的第三句金句："I think every movie is political. It's political in what it
doesn't say, what it chooses to ignore."）（又或曰，美國佬╱伊拉克的政治關我隱事？你夠膽話唔關？你阿嬸我阿買股票，日日睇住美國佬做人，你夠膽話唔關？）
說到底，《命》片不是《魔盜王》、《魔戰王》（它從沒假裝過是）。事實上，它一開章說的就已是政治（黑畫面畫外音電視新聞報道美、伊戰事，然後接上大學生托特注視電視的中特寫鏡頭）。這個開章用得十分巧妙，因為它其實是銜接著影片的結尾的（結尾時托特坐在學生休息室的沙發上看電視，熒光幕底端預告了美國公布襲擊伊拉克新策略的報道）。如是者，影片遂可被看成是托特（安德魯‧加菲Andrew Garfield飾）的回憶（flashback），甚或反思（contemplation──托特的神情這樣告訴了我們）──起碼就他與馬里教授（羅拔‧烈福Robert
Redford飾）的一場對話而言可以這樣說。這個鏡頭之後，影片用了三個幾乎同一構圖和運動的鏡頭，精煉地介紹了往後的三段式（triptych）劇本結構：從布殊總統民望持續下跌圖的特寫，
挑高（tilt up）至艾榮議員（湯‧告魯斯Tom Cruise飾）的特寫；從美軍對阿富汗的軍事侵略次數上升圖，挑高至Falco中校（彼得‧保Peter Berg飾）；從學生的出席圖示（托特一欄出現最多圈圈），挑高至馬里教授。下跌→上升→缺席，三者之間，已暗示出這將是場角力的比試。（之二）
【明報專訊】一般採用三段式結構的電影或戲劇，大都是開始時三段故事獨立／平衡發展，最後匯聚成一個高潮。《命運迷牆》大致上也跟隨這個格式，不同的是它的三組段落，與其說是故事，倒不如說是處境。嚴格來說，三者最後也沒真正的交織成一線（起碼在時空上如是）。這三者的結合，靠的其實是影片的主題（美、伊戰爭）和一項共通的母題（時間）。於前者，影片給觀眾呈現了多種不同觀點和立場：統治者的（湯‧告魯斯）、傳媒的（當中又分像梅麗‧史翠普般代表著個人理念者，和像她的上司般代表著已臣服於大財團政策下者）、上一代知識分子的（羅拔‧烈福
── 烈福的形像和他的牛仔布襯衣和褲子，都說明了人物的六十年代背景）、新一代年輕人的（當中有份有理想的，如兩名自動入伍的少數族裔學生
── 影片安排他們是對美國大夢神話仍有著無限憧憬的非洲裔黑人與墨西哥裔人，是更突出了最後他倆戰死沙場背後國家如何背叛他們的反諷
── 和沒有理想的）。於後者，影片的特色就更強了：它接近四分三的篇幅，描述的其實只是一個小時裏發生的事情
── 很有點真實時間電影（real time movie）的味道。最初，這一小時對三組人物來說都十分充裕（馬里向學生娓娓道來，士兵們在戰機上玩反應遊戲，資深記者珍蓮更覺得是意外的恩賜），但到了後來，卻發現時間愈來愈不夠用（多次時鐘的插入特寫）。這份對時間的強調，我覺得反映的是創作者製作本片的迫切心態 (urgency)， 一種出於對國家無視其一錯再錯、泥足深陷的戰爭策略（黑人士兵半身被埋在雪地裏的象徵意義不言而喻）、對傳媒硬銷軟性新聞和個人享樂主義當道等現象的焦慮（anxiety）。你大可不必同意它的論斷，但卻不能不尊重它這分難能可貴的憂患意識。說它難能可貴，是因為在今時今日，「群眾口味」幾乎已成了所向披靡的道理。電影是大眾娛樂消費，違背了這項規則就是觸犯了天條。有曰《命》片的三個「明星」論政是作狀與多餘。這樣的說法除了是對演員的歧視外（因為他們是「戲子」？），大概也是基於這種犬儒的觀念。（對作品和表演者如果僅有聲色上的要求，而不需要有intelligence層次上的追求，我們得到的遂只有是一些即食即棄的電影）。
我是在馬里教授把握著僅餘的一點點時間、半支撐著身體、俯前盡最後努力企圖說服托特時便動容。當珍蓮的計程車駛過越戰士兵們的墳場、想起無數年輕生命正再次被無辜犧牲時，我感到了悲哀，也為珍蓮痛恨自己無法堅持信念而唏噓，並自勉。（之三）
【明報專訊】又有說：《命運迷牆》「說的沒有不是別人都說過的話，」而且立論didactic。《命》片銳意要討論的是美、伊戰爭。嚴格而言，確實沒有太多新的觀點。但作為一部回應社會和時代、切中時弊的電影（環顧世界各地，會有幾多這樣肯承擔的創作？），它卻能有效地通過一個富戲劇性的形式，把相關的（正、反）論點簡潔有力地整理出來（卻又不失立場），使影片具有記錄和informed的意義，便殊不簡單了（again，有那部電影曾這樣做過？）。至於didactic，那其實是片中的艾榮議員、而不是影片本身的態度。事實上，影片不止一次地割切到他掛在口邊的戰場前線上，讓我們切切實實地「看到」跟他的滔滔雄辯並不一樣的境況。最諷刺的一刻，是當他以堅定不移的口吻、拋出所有窮兵黷武者最能叫對手無從反駁的理由——勝利——時，電話裏卻捎來了戰場上的挫敗消息。像頭蓄勢待發的雄獅似的他，突然啞口無言了那麼一陣子。然後雄獅被挑釁了，本來充滿自信的眼神閃爍著更兇猛的目光……
至於didactic，如果是的話，影片就不會安排這樣一節戲了：艾榮去了接財政部長的電話，珍蓮一個人在他辦公室裏瀏覽著掛在牆上、一幅幅像倒敘般回溯了他在政壇上的火速冒升的照片。珍蓮的注意力最後落在八年前（與布殊當選總統同期）刊在《時代周刊》上她力捧他的文章節錄。她如遭雷殛——這個好戰者的成功即使不是她一手促成的，她也起碼有推波助瀾的份兒。影片的信息明白不過：一個國家的罪行，人人有責。
如果是didactic，影片就不會有這樣的結尾了：托特被馬里教授焦急的目光動搖了。「你不要我立刻把答案告訴你嗎？」他問他。「我在堂上看到你就是答案，」馬里回答。思想受到了衝擊的托特坐在休憩室裏出神，旁邊的青年問他：「Is he failing you？」「Fail」這裏的意思，可以是「肥」（給不及格），但也可以是「失望」，意即：「馬里有負你嗎？」托特隔了半晌，說沒有。青年又問：「What do you get？」那你拿什麼分數？但同一句話也可解釋作：「你收到什麼？」托特一直沒答。Cut out。
你呢？你收到什麼？
（之四，完）
後記：兩個人坐在那裏得個講字的戲最難拍難剪。以為這是慳水慳力的，只是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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