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 - 死人比生人值錢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05月30日

誰會相信，富士康的一流客戶，要等到今天才猛然醒覺到代工廠中的四流人材一跳又一跳，是因為三流管理出了問題。不是說，這些從產品賺了七成利潤的良心企業，每年都有巡查賺取百分之三微利的代工廠，監控着有沒有血汗流出來，玷污了其品牌的人道光環？出事之後，才發出一片關注狀，那之前的監察，都是做給誰看的？

[Vic: That's just PR. It's not true concern. They simply assume away that problem, or you could say that they have outsourced it to the less fortunate. They assume that that's part of the system, part of process, even though the sytem where they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s doing vast violence to the world. They like to say: "The show must go on" or "You got to keep dancing as long as the music is on". They can do this because the world, the consumers and the media in particular, cares more about Apple's latest fad products than the life and death of workers who make them. Man, that's too heavy. Why so serious?]

富士康首次出事早於 07年，而直到今年才因為四個月內十二連跳，才令這成因眾多，牽涉廣泛的事件成為世界焦點。

在這個顛倒的世界，死人比生人值錢，這現象不限於從前的畫壇。如果富士康不以如此高效率鬧出人命，之前對廉價密集人力生產模式做過的深入研究，才不會重見天日，僱主才捨不得大開中門讓媒體走進現場，關注生人的死活。

如果這次事件，能把潛藏已久的隱患爆發出來，讓不能持續下去的生產模式，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得到改善，哪管就那麼一點點，活着的民工也要感激死去的人用生命去成全，讓他們以後活得更人模人樣，而不至物我兩忘。

據報導說，富士康的自殺撫恤金等於一個工人十年總收入，死人福利比生人優厚，這算是慈悲還是殘忍？

生人的價值，也往往靠死人抬舉。如果黃福榮在忘我中救人而沒有不幸喪生，然後繼續好端端地繼續做着一向在做的好事，他會在默默中偉大，還是照樣會成為今日另一種香港精神？一直有在內地做志願者的，又會不會開始受到廣泛注目與尊敬？

好人好事都要靠死人來彰顯，成為有價值的典範，難怪蟻民的生活，得賠上多幾條命來增值。

梁文道 - 這也叫一代不如一代？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05月30日

「一代不如一代」，這是句我們常常聽到的老話。做學問，一代不如一代，民國大師之後再無大師。寫文章，一代不如一代，周氏兄弟始終是白話文寫作的高峯。當官亦是一代不如一代，早輩的政治人物潔身自愛高瞻遠矚勤政愛民，別說去「天上人間」買醉了，他們根本忙得連廁所都沒功夫上。我最近發現，原來連打工階層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們老說以前出來打工的刻苦耐勞，你叫他怎麼幹，他就怎麼幹；如今可好，個個貪圖逸樂，有錢不存下來交首期，先拿去買新款手機再說；而且抗壓能力特別低，動不動就鬧事。

「一代不如一代」不是單純而孤立的一個判斷，它還會導出一整套有問題的思考框架，簡化了現象，模糊了背景。既然是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的比較，它很自然地就會把這所謂的「代」當成自在自足的一個單位，然後根據一些主觀且隨意的標準去直接比較兩組相對獨立的「代」。於是它忽略了一代人是不是真的都長成同一副模樣的根本問題，更忘了去問這兩代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下一代人的成長環境難道不是上一代人有份建造的嗎？），一來就直接探討新一代的「集體性格」究竟有何毛病。所以你看最近的熱門話題便是 80後 90後的「意志薄弱」了，似乎那千千萬萬的年青人都有同樣的人格，類似的弱點。

在我看來，要指出一大幫人的共性是很難的，要辨識他們共同的處境卻反而容易得多。與其動用一堆假心理學概念去強說「集體性格」，何不乾脆老老實實看一眼那種同時讓幾萬人做同一種動作的大工廠呢？當然你可以辯駁，上一代人也有幹過工廠的，也都吃過同樣的苦（甚至更多的苦），怎麼就不見上一代人又哭又鬧？

鄭小瓊如今已是廣東省人大代表了，可我還記得當年她以「打工妹詩人」的身份崛起詩壇的姿態。她一直都是工人（現在還是），誠實地書寫了她眼中的那種環境：「我不斷地試圖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寫出來/它的尖銳總是那樣的明亮/像燒灼著的鐵一樣/不斷地燒烤著肉體與靈魂」（《鐵》）。其中的壓抑是這樣的：「它巨大的暴力在我內心留下深陷/它似巨雷碾過，交談中/我感覺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從四周壓了過來/幽暗處的洪水/正擠壓著我肉體與靈魂/鳥的翅膀與魚的水域/花朵的香氣也被局限/在一張扭曲，變形的門/在它低垂的彎拱中/我們每天彎腰躬身活著」（《非自由》）。不用我多說，我想大家都能瞭解那種令人每天彎腰躬身活著的「巨大暴力」是什麼。

鄭小瓊還對記者說過自己被超聲波打掉拇指蓋的經驗：「有一段時間裏，我對機器充滿了恐懼，我常常會在夢中懷疑我的手會被機器軋掉半截，……如果你在東莞某個流水線做上一個月，如果你還會思考，你就會疼痛」。

我知道上一代也曾疼痛，甚至生產過更多的斷指。然而我以為問題永遠不該是「為什麼下一代不能忍受」，而是「為什麼上一代可以忍受」；我們不能把這種環境看作正常的環境，接著質疑下一代人不能吃苦的理由，反而該如實看見這種環境的苦，然後探問是什麼使得上一代人身在苦中不知苦。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希望，以及對希望的想像。流水線上機械化的動作確實難熬，但上一代人仍然盼望回家結婚蓋房子，每一個小時的工作都能換算成未來的磚瓦，每斷一根手指都意味著樓上的房間多了一扇窗子。所以這種苦是值得吃的，再多的犧牲也都是有意義的。有些工友說不定還能掌握機遇，在城裏拼出明亮的未來。你看張欣這位慈善女富豪，當年也只不過是香港深水埗的一個打工妹呀。

現在呢？你現在回到農村生活還能算是一個好生活嗎？替孩子付出和城裏人差不多的教育開支，帶父母到城裏看和城裏人一樣昂貴的病；還有哪一位工人會希望回村安家過日子？住在城裏吧，你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憑積蓄住得起一間自己的房子（更不用說戶口變遷的困難）。反正怎麼存都存不出體面的未來，我拿月薪去買一部新款山寨手機滿足一下短期慾望都不對嗎？回去是不行了，留下來也看不到往上流動的道路，眼前的勞動就真的只能是勞動了，猶如每日推石上山。

假如一代真的不如一代，那實在不是下一代的意志力的問題，你應該問他們要意志力來幹什麼。

李怡 - 富士康悲劇為中國經濟模式敲起喪鐘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5月28日

富士康連跳不絕，受到普遍關注。有人說富士康受到了魔咒，有人說是「維特效應」（ Werther Effect，指德國文豪歌德發表了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後，掀起社會的自殺模仿風氣），有人歸咎於富士康軍隊式的工廠管理。富士康總裁、台灣首富郭台銘連續兩次到深圳，就員工墮樓事件鞠躬道歉。但他道歉甚麼呢？他既否認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又否認跳樓者是工作壓力大，還說富士康深圳廠有 45萬人，「 11個人自殺，這自殺率還是低的」，他更表示 9個跳樓者是因感情問題，「父母都不能干涉，公司如何干涉？」照他的說法，他沒有甚麼需要道歉的，道歉只是公關手腕而已。

根據世衞組織的數據，全球每年每 10萬人約有 16人自殺，富士康的自殺率確實不高。其次，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富士康每天招工現場應聘者仍絡繹不絕，說明富士康相比鄰近工廠，仍有其吸引力，它的基本工資與社保福利，相對其他企業，還是具競爭力的。

富士康的悲劇，並非富士康所獨有，而是中國依靠外資，以廉價勞力、加工出口發展經濟的模式，所造成社會問題的悲劇縮影。在這些加工工廠中，工人的操作標準化，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乾淨利落而嚴密的管理，使人想起差利．卓別靈於 1936年拍的電影《摩登時代》。但那部電影反映的是一百年前資本主義工業狀況。當時工人是重複勞動的「機器人」。這以後，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工人組織起來成為強大的、有與資方議價能力甚至參政能力的勢力，工人從機器人變成「社會人」。工人福利、就業等保障，與社會其他階層無分別。然而近三十年，《摩登時代》卻在中國大陸野蠻重生。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無議價能力，無職業與福利保障。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把勞動者物化為機器的基礎上。外資包括港資、台資則紛紛在大陸發展這種無人性的物化工廠。

世界其他地區自殺的高發人群都是 65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身體越來越差，孤獨無助，容易產生不想再活的念頭。富士康跳樓的都是年輕人，他們大都是從全國各地農村來打工的。作為「一孩政策」下的獨生子女，他們背着獨力養育父母的沉重責任，在珠三角打工又舉目無親，遠離了家，也遠離了愛，在單調的工作中感到孤獨和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前景。正如叔本華所說，對生存的恐懼大於對死亡的恐懼時，就選擇了自殺。

悲劇發生在台資廠，恐怕也跟中共的對台政策有關。為了爭取台商，中共對台資實施過多的優惠政策，並放鬆對台資的監管，此其一；中共連年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打壓，加上在沿海部署針對台島的導彈，使台灣人普遍對大陸人反感。這兩個因素，造成台資及台灣來的各層管理人員，目的只求設廠賺錢，壓榨工人不擇手段，並動輒對工人打罵，不把大陸人當人。台灣人在台灣本土設廠並不如此。因而這是中共政策造成的。

另一因素是，汪洋主政廣東三年，一直說要讓企業從傳統型轉型為高新科技型，對富士康這個超級高科技企業自然青睞有加，不惜以種種政策配合。於是富士康也就成為工人全無自己生活空間的「加班帝國」了。

這不僅是富士康的悲劇，也不僅是台資企業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經濟發展模式的悲劇，更是中國由政治、政策統帥一切，而不是由法律去釐定經濟發展規劃的悲劇，是一黨專政之下，社會沒有多元文化也缺乏宗教關懷，人民尤其是年輕人無力感而產生的悲劇。

富士康事件未完，本田罷工又起。中國這種奴隸型工廠的經濟發展模式，敲起喪鐘了。

梁文道 - 他還有餓死的自由

梁文道 - 他還有餓死的自由（上）
2010-05-26

【am730-觀念】前兩天我在北京大學的「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看了一場電影，片名叫做《奇跡背後》，紀錄了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家電公司RCA (Radio Company of America)在台灣一座工廠的污染問題。「奇跡」指的當然是台灣在那個年代創下的「經濟奇跡」，「背後」則是工人與環境為此所付出的慘重代價。有指因為受到有毒化學物及被污染水源影響，很多員工在離職多年後，分別陸續患上肺癌、大腸癌、骨癌、乳癌等可怕的惡疾。

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了一段埋藏已久的記憶：原來那家害得許多工人患癌致死的工廠離我家並不太遠，而我家附近也有一些大型的美資工廠。我想起了一條小河，每天下午5點左右會漸漸變紅，河面還浮著一層淡淡的煙。我想起了那些女工上下班的時候會擠滿整條行人道，每個人的樣子都很相像，模糊不清。

我覺得奇怪的是自己怎麼忘了這些童年天天遭遇的景象，彷彿記憶被人置換了一樣。關於我親身經歷過的那段「奇跡」年代，我似乎只記得一堆和我沒有任何切身關係，但又非常宏大的字眼，比如說「十大建設」、「經濟起飛」和「亞洲四小龍」。我記得那個年頭，報紙上偶爾會誇耀台灣外匯儲備的數字又攀高峰，老師驕傲地告訴我們無論走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能見到「Made in Taiwan」的標識。到底是怎麼回事？為甚麼我會忘了自己曾經聞過的氣味，曾經目睹的景象，卻記得一堆數字名詞與觀念？是甚麼讓我對具體實在的「背後」視而不見，見而不存；卻留下了滿腦子抽象疏離的「奇跡」與「起飛」？

我當然是要說今天的大陸，這麼獨一無二的世界工廠，只不過現在的大陸與當年的台灣還是有點不一樣。在台灣，許多知識分子是在後來才取得了音量夠大的話筒，提醒大家奇跡背後是至今未愈的傷口；在大陸，同一批學者前幾年還在批判中國走市場經濟之後，帶來了許多問題(例如遍地開花的「血汗工廠」)，如今他們卻忽然告訴我們原來中國走對了。

原來我們不是世界工廠，我們這叫「中國模式」。

然後世界工廠的代表，世界第一大電子代工廠「富士康」連續發生了十一名員工跳樓身亡的事件。

如果說我的台灣工廠記憶是被抽象取代了具體，因而可怕；我現在擔心的則是個案被蒙蔽了一切，反而看不見更廣泛或者說更「結構」的問題。


梁文道 - 他還有餓死的自由（下）
2010-05-28

【am730-觀念】媒體同行全面而深入地調查了富士康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以及其中工友的處境，為我們理解那些神秘的連環自殺事件，引入了許多可靠的綫索。可是坦白說，看完這些報道和評論之後，我不覺得富士康有甚麼特別。並不是說它「不特別壞」，而是和其他工廠對待員工的方式比較，它的不算太突出。

人情的淡漠，工友之間的關係的疏離，高密度的勞動，機械化的動作，不加班就賺不到足夠的收入；這一切全是問題。可是我在很多關於廣東一工廠的研究報告裡，也都曾見過這些問題，難道這不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嗎？富士康深圳觀瀾廠區有四十萬員工，有沒有人調查過要是按照同樣的人數規模計算，全中國走上同一條絕路的工友又有多少呢？郭台銘日前親身探訪富士康，帶著三百記者四圍參觀，記者會上又連番鞠躬道歉，還要求傳媒不要再報道富士康的負面新聞，取而代之是正面的訊息。然而，就在這頭還說著要花2億新台幣建安全網，那頭再有一名員工墮樓身亡。

簡單地講，這十二連跳也許不「只」是富士康的問題，而是全中國工人處境的問題。

凡是富士康事件裡頭看起來很奇怪的事件，只要一放到更寬闊的層面，都會變得十分「正常」，例如工會的角色。本來我一直感到納悶，都已經死了八個、九個、十個員工了，怎麼等呀等，就是不見他們的工會出來公開說句話呢？換作其他國家和地區，說不定工會領袖早已發動罷工，或者至少要召開員工與資方的大談判大會。但是大老闆來了，深圳副市長也來了，富士康的工會領袖在哪裡呢？有人知道他是誰嗎？

我還聽說有人不值那些年輕工人的「短視」，說他們大可東家不打打西家，何必尋死。這也會令我相當吃驚，畢竟這個國家人人都唸過點馬克思，知道個體和結構的分別吧。不是個別工人，而是一整個階級。如果你把自由理解為個體的事，你甚至可以說工人還有選擇甚麼工都不幹然後餓死的自由呢。

富士康的工人當然有選擇去其他工廠打工的自由，但那是種甚麼樣的自由呢？其他的選擇又會有多大的不同？在今天的中國，竟然要辯析無產階級的自由問題，連我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韓寒 - 青春

2010年5月27日

我有一個朋友，畢業之前雖然也沒有什麼遠大的理想，但積極健康，畢業以後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給別人加工東西，一個月賺一千五百塊，時常加班，加班有時候有工資，有時候沒有工資，合起來一個月能賺兩千。他家在二十公里外，買了一個電瓶車，每天早出晚歸，剛剛結婚，買不起房子，好在農村當時蓋了三層樓，他們把一層和二層都租給了外地來打工的人，每間兩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間，一個月可以補貼一千五，這些外來打工的人往往一個家庭三個人住一間，每個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騎車，在附近的工廠裏上班，附近的工廠是比加工業污染更大的化工業，是當時我們鎮招商引資過來的，大部分都倒閉了，沒倒閉的略有盈餘，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虧損了，一虧損就沒辦法交稅和拉動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這些廠污染的河流穿過我家門前，我老家的村裏幾乎每個農民住宅都住了超過二十個外來務工者。這些農民住宅的房東一般都有一個孩子，幾乎所有的孩子都類似我文章開頭提到的那個朋友。我朋友覺得自己混的還算不錯，至少娶到了老婆，每個月的錢差不多都用於基本生存，什麼大件都買不了，如果想要換個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闖闖又不敢，一方面沒有社會保障，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一方面如果斷了一個月的收入，生活就沒有辦法繼續了。他們想去鎮上買房子，把自己的戶口變成城鎮戶口，這樣對以後的小孩子比較好，但是上海郊區鎮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萬，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還是毛坯房，要裝修好還得再餓5年。

他的隔壁鄰居，我的另外一個朋友，剛大學畢業，工資比我第一個朋友要高一點，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結婚，這套市區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兩百萬，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們家的房子出租給八戶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買得起市里的房子，於是他們唯一的期盼就是動遷，就算政府五十萬拆了他們的房子，五百萬把這塊地買出去都無所謂，至少五十萬可以付清市區裏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後的再說，老婆好歹可以娶進門。至於房子拆了以後父母住哪里，這的確是個問題，也許可以三百元租其他農宅的一間大一點的房間過渡幾年再說。我的第一個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廠太遠，身體出了問題，辭職才換了現在的工作，期盼著少加班和加薪，老闆表示明年可以每個月加一百塊，後年再加一百塊。他上個禮拜告訴我，他的父親可能要去海外給別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賺二十萬。我問他，那你怎麼打算，他說就這樣，還能怎麼樣。他的母親在給人擰電燈泡，八百一個月。這個上海郊區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見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親，還要去海外打工兩年，至於那些外地打工者，他們雖然覺得討厭，把周邊工廠的工作額度都擠了，而且還把工資擠壓到幾百塊一個月，整個村裏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過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們，因為他們租了他們的房子，一年也給他們帶來了一萬多收入。

這就是上海的郊區普通人的生活，也許還算是不錯的家庭。這就是為什麼富士康有這麼多人跳樓，機械的勞動，無望的未來，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別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價，除了吃得飽和穿得暖以外，別的什麼都做不了，而讓你吃飽飯還在被這個政府當作對世界人類天大的貢獻和政績宣傳，還恨不得拿出遠古時代的數據和冰川時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飽已經要感謝國家了，你說你能奢望什麼。我的那個朋友雖然生活壓力大，但是他還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遠的地方，絕大部分的年輕打工者，他們的家庭都在幾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溫暖，你賺了多少錢往往是中國家庭衡量一個小孩在這個世界上價值的唯一標準。

這是一個中國的大部分網民都未必熟悉的群體，你看很少有論壇上有現役的富士康員工向大家講述關於自己員工跳樓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為他們都沒有這個時間甚至能力。外面的燈紅酒綠和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連對愛情的憧憬都沒有，這個世界上沒有第三者，現實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許唯獨在跳樓的時候，他們的人生價值才有所體現，那就是被當作一個生命被提起和記起，可惜現在又變成數字了。

心理輔導是沒有用的，當我看見我們的女人摟著有錢人，有錢人摟著官員，官員摟著老闆，老闆摟著林志玲，你怎麼給我心理輔導？一打聽，同學們混的都更慘，有混的好的男同學，那是靠家裏，有混的好的女同學，那是嫁的好，別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會保障，按時發工資，安排住宿，加班還給錢，你說你像個機器，別人說自己像包屎，方圓幾百公里內，連個現實的勵志故事都沒有，這就是很多中國年輕人的生活。

如果將他們的薪水漲十倍，會不會沒有人跳樓？只要別通貨膨脹十倍，當然沒有人再跳樓。當然，老闆也不會這麼幹，就算老闆這麼幹，也會被政府勒令禁止。為什麼我們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臺上挺起了腰杆，還能來幾下政治博弈，耍幾下政治手腕，是因為你們，每一個廉價勞動力，你們是中國的籌碼，GDP的人質。無論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封建特色的資本主義，在未來的十年裏，這些年輕人都是無解的，多麼可悲的事情，本該在心中的熱血，它塗在地上。

馬嶽 - 原來民主只是條裙

2010年5月21日

【明報專訊】如果市民有多點政治覺醒，他們應該問：「政府什麼時候得到我的授權用公帑賣這麼爛的廣告？有通過立法會財委會嗎？為什麼政府霸佔大氣電波賣政治廣告不受管制？」

這個「少女畢業晚宴條裙」的廣告，比喻不倫到了極致。原來特區政府以為香港人要求民主和普選，就和一個少女嚮往一條漂亮的裙子一樣，難怪它覺得香港不一定需要普選了，因為媽媽會覺得沒有漂亮的新裙，穿回舊裙子赴宴不就得了？

民主普選是基本權利，是《基本法》保證的憲制目標，是國際人權公約載有的普世政治權利，不是時裝店的奢侈消費品，不是我們豔羡西方社會的奢侈夢想。如果用類似的比喻，民主普選應該是女生每天上課所必須穿的一套整齊校服裙，不是高貴晚裝。本來媽媽說開學便給女兒買套校服裙，但開學幾個月了，每天女生還只能穿便服或者衣不稱身的舊校服裙回校。女生不斷問媽媽什麼時候給他買校服，媽媽只是說快了快了，但一直不付鈔，又說女兒太小，不可以自己做衣服。

其他同學（國際大都會）都有套整齊校服，女生仍然穿不倫不類的衣服回校，日子久了，惹同學訕笑、難以對外代表學校，逐漸造成自信心問題，在學校怕被人針對，畏首畏尾的上課不敢答問題，下課不敢參加課外活動，影響了她解決問題的能力。這種「管治危機」，全因沒有一套整齊的校服而起。

灌輸錯誤政治觀念

如果中央政府像廣告中的媽媽般，只要女兒問一句，便不作聲的趕夜把裙子做好，我們當然很感激母愛，當然我們很有「信心」。但是香港人爭取民主廿多年，前後遊行超過100萬人次，用過無數次選舉投票表態，但我們仍然還沒有一套完整的校服，要女生信任母親，以為無端端母親有一天會把校服放在房內，「信任讓夢想成真」，不是很奇怪嗎？

作為一個納稅人，看完這種廣告不禁問：誰出這樣的餿廣告主意？不單惹人訕笑、還要灌輸錯誤的政治觀念，和教育局搞的通識教育對着幹。審計署真的應該認真查究一下，誰人負責這樣浪費公帑的事，然後由立法會帳目委員會跟進。

媽媽，幾時為我買校服？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馬嶽 - 寫在五一七

2010年5月17日

五月十六日連十七日凌晨，我至少被記者問了十多次：「公投是成功還是失敗？」有些問得更直接：「公投是否失敗？」

對不起，我實在沒有辦法說這是成功或者「小勝」。我也不能接受把五十萬人投票和七一時五十萬人遊行等同，這對七一時那五十萬人（你我很多大家都有份）汗流浹背的走了幾個鐘，不怎麼公平。正如五一六前很多網上宣傳所言：投一票，有那麼難嗎？要動員人遊行是難很多的。

而且有些東西是有「國際標準」的。以西方開放社會的標準，有五十萬人或十份一人口上街抗議是很大規模的運動，是會上國際新聞的（就像香港的七一）。但一個選舉只得十份之一成年人口投票，是會被視為完全不獲支持的，遑論一個「公投」了。投票，是現代社會最簡單最容易最基本的政治參與。如果我們說17%的人參與已經很滿意，那麼我們對香港人的民主素養和民主參與熱誠未免要求太低了。如果我們對人民參與的要求這麼低，我懷疑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建構有效的民主社會。

如果有政黨發起一個全民公投，叫所有人投個票表決有關未來政制的問題(或任何問題)，然後你這社會只得17%出來投票，在西方大部份民主社會都會覺得這社會根本不關心這問題。我在想：甚麼時候香港人才會憤怒？４月１４日，我以為市民會很憤怒。普選聯其實很多人很憤怒，雖然對外要扮EQ 高。五月二日的遊行得3,000人，我以為不少人也許不認同普選聯路線，或者覺得遊行無用，那麼你公投吧。你又不投票，你想點？搞來搞去，民意調查仲有 48%支持通過方案，我們愈搞愈多人支持政府。真的有部份民調有三成多四成贊成保持功能組別，廿多年了，天啊!!

但當然我不想對記者說公投是失敗。我知道我對傳媒輕輕鬆鬆的丟下一句「失敗」，可以很方便的給各報章用來做標題，他們可以很高興收工。要寫「失敗」麻煩你自己在社論寫(by the way, 我覺得今天東方＝太陽的社論蠻有娛樂性的，可能我平時很少看。)如果我們用一個運動的角度，運動愈多人參與當然愈好，但少人不一定代表運動失敗。這正如我大約04年七一後我已經寫過「遊行的迷思和反思」，我覺得不可以說五萬人遊行就是成功，一萬人就是失敗，多人遊行政府必須正視，少人遊行就不是民意，政府可嗤之以鼻。

於是我一路扭一路扭一路扭，扭得自己不似人型。每逢遇到這個問題，我要用一些很複雜的答案，首先說這不能被理解為市民不支持民主或普選，接著說如果（最後出不出到街我其實不知道，我通常不會聽番或睇番）用運動的角度怎樣怎樣，但是中央和建制派有既定立場，當然會詮釋為失敗啦（講得多很多時用語沒有這麼精準，美化了）。特別是對著像亞洲電視或者星島那種，他們有時重複要問到他們心中答案，真係扭到「翹埋一舊」。有時索性講到一 pat 他們出唔到的樣子，不用就最好。

我在點票中心腦空空的時候想到，這是我潛意識很害怕的一個場景。我反對公投可能是潛意識地害怕這一個場景，即是不知道公投輸了(我想像的狀態本來是打正 2012 雙普選旗號，建制派全面出擊、當然會砌你浪費公帑和背棄選民承諾，傳媒全面歸邊、萬馬齊瘖、最後兩星期民主派有不少醜聞，然後輸掉起碼一兩件－－那時我想像的標準是比較高的，我覺得這樣才有意思嘛），傳媒努力要詮釋為香港人已經接受現實了，不要雙普選了，那時我可以怎樣回應。做了選舉當晚的評論十多年，像 2003年區議會選舉那種民主派大勝或者像1998/2008 立法會選舉那種小勝，當然比較容易(有時可能要掩飾喜悅)，但像2007區議會或者2004立法會那種場景，要和嗜血的傳媒鬥智鬥力打論述戰，我其實是很怕的。我也怕看其後一兩天的報章社論和各取所需的分析。廿多年了，我們積累了一些東西，可能不夠多，又像玩飛行棋那樣以為快要到終點被打回頭，好鬼傷。

我整個晚上在點票中心都很失落。別以為普選聯的人就希望公投失敗，我其實只是很想知道What will work。作為其中一個最早走出來反對公投的人，我完全不介意我看錯。我讀的民主化理論也許是會令到我不相信這個方法的。最後發覺可能普選聯的人比較老又比較保守，但可能接觸一般普羅群眾比較多，對群眾的保守性和不動員性拿得比較準，於是理性選擇是「唔博」。我三點半回到家，沖完涼瞓上牀，輾轉反側無法入睡可能達一個鐘，不斷在想what will work what will work what will work…. 不覺淚已滿枕。

但搞運動的人不可能指摘群眾，我們只能檢討自己。群眾保守可能是我們不能令他們覺醒（這個說法非常精英主義，我承認）。我昨日在街頭見到很多人「掂行掂過」，我以前有不少這些經驗，我知道這非常難受。集體的冷漠很可怕。你要不覺得自己是儍子、要不覺得自己是超人，搞不好像尼采或南海十三郎般瘋掉。

我第一次覺得有這種失落，是1991年第一次直選。從爭取88直選失敗走過來，我以為這麼辛苦香港人才爭到18席直選，以前80年代區議會選舉都只得三成多投票率，一直被保守派說香港人公民意識低不適合普選，到了可以選立法局，我以為總有近五成人出來投票吧，結果又得三成幾，咁辛苦fight 番嚟你都唔投。第二次是96年底，中央宣布會成立臨時立法會，將92萬人選出來的議會趕下車。這件事的不公義程度難以想像。我剛從美國回來，參加反對臨立會的遊行，發覺只得300人，其中倒有一半是我認識的。我那時問：香港人，你會怒嗎？

廿多年來，我看著潮起潮落。曾經多少次我們以為人民覺醒了，像零三七一，倏忽他們又沉睡了。雖然我確實知道公民意識是進步了，公民社會是發達了，但far away yet so close, 我們總和重大改革擦身而過。量變量變變來變去不知出現甚麼質變，有時彷彿變番轉頭。我看見網上有些言論說「這才是開始!」真的多謝善意的鼓勵了，原來我們搞了廿幾年這才是開始，難道我們在迷宮內兜圈? 其實我相信廿多年來，我們超過一次是以為某個位是新的一頁的開始的，我希望那不是只是我們自己安慰自己的說話。

前些時晶瑩在fb上放了一份有關遇羅克遇害４０年的東西，引發我到書架找回本《民主中華》看。我唸大學的時候很喜歡念劉青的《獄中手記》的結語：

「我內心有一絲酸痛的冷嘲：歷史是前進了，英雄們的血沒有白流……
當我瞻望未來，我看見民族背著歷史的重負，受著各種利害關係組成的羅網的纏糾，保守力量拼死向後拖 ，感到歷史還需要遇羅克、張志新他們。我的心很沉重。我知道，推動歷史前進的燃料就是生命和鮮血。然而，我仍感到沮喪、沮喪……」

＋＋＋＋＋＋＋＋＋＋＋

我看見有些人在網上已經說移民，我相信這是說笑而已。千祈不要說移民，「咁樣益班仆街?」除非你甘心這土地繼續永遠讓張宇人、劉夢熊、林瑞麟之流管治下去。

我永遠記著六四後內地的一句順口溜：「你們說不過我們，我們打不過你們，你們活不過我們。」不經不覺，我去六四集會也去了廿年了。4月14日後我們不少朋友 (我的朋友不少比較老)互相贈言「保重身體」，看來要和他們鬥命長，唔好咁快死。

廿多年來我見過很多人，不少人仍在堅持，大多人已經離開。今年初時有一次開DDN,立叔馮可立說其實他覺得香港過往三十年的社會運動，八成都是失敗的。立叔作為ＳＯＣＯ創辦人，一直是社運界的老前輩，他是這樣看，但他仍然繼續不捨，我們實在沒有理由離場。

還記得應該是８５年的某個晚上，（已故的）吳明欽入來新亞講講座後在學生會資料室和我們傾到１２點。我記得他說：「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也許因為悲觀才要做。如果我很樂觀，相信很多事情都自己會變好，我就不會做了。我爭取民主，不是因為我相信民主必定會勝利，否則我變成機會主義者了。」爭取民主和公義，不是因為我們覺得「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我們不是這個意義下的機會主義者，而是因為我們真誠地相信這是美好的東西。不經不覺，吳明欽去世也近廿年了。

我們也許仍然不知道what will work, 不過我們會繼續找, at least we tried.

共勉。

吳靄儀 - 致葉文希：516 不是終點

明報 法政隨筆 2010-05-17

親愛的葉文希：我看了你和鄭啟明攝製的兩條公投短片，十分佩服你們的才華，終於，在5.14 的公投造勢大會上見到你們，你在台上的發言，激發了我寫這封公開信的意念。

你說，拍這兩條片並不難，當權者的不悅，也從未使你恐懼，但最令你難過的，是香港人對民主的漠不關心。你又說，5.16 的公投對於我們來說是個終點，但對你們這一代來說，卻只是起點，你們的目標，是平反六四，是結束一黨專政。你這幾句樸實而出自內心的話，令台下的我深深感動。

我想說的話，其實也是十分簡單，就是5.16 不是我們的終點，爭取民主和公義的旅程，是沒有終點的。我最疲倦的時候，曾經對自己說：讓我看到普選吧！踢走了功能組別，我就可以正正式式卸下從政的擔子，做我真正想做的事了。但是，我知道這是沒有可能的。在我們這個強權壓抑公義的世界上，我們的抗爭，維護被欺凌者的權利和尊嚴的行動，為公義而發聲，永遠都不能休止。同時，只要有這樣無休止的堅持，只要有人不計成敗地繼續發出呼聲，強權與邪惡，就永遠不能宣布勝利。

我不知道六四何時會得到平反，但我知道，六四的燭光一天不熄滅，遺忘的黑暗就不能降臨我們的神州大地。希臘神話裏有一名叫Hestia 的女神，她的職務是看守灶火，不讓它熄滅。這是一項卑微的家務，然而灶火熄滅，我們就會走回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

5.16 不是一個終點；此文見報之日已是5.17，公投的結果已經揭曉。但無論結果被演繹為「成」或是「敗」，有一點我們可以確定：我們的火沒有被熄滅，剛相反，「公投」這兩個字，已在當權者不遺餘力的打壓之下，深入民間，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次實質公投（不再是「變相」公投），已成為我們民族歷史上光榮的一頁。歷史未必會保留你和我這些細節，但歷史會因為這些無數的細節，繼續走向光明，將來，你會指著歷史的圖片，向你膝上的孫子說道：看！人叢中有我！文希，請容許我這樣稱呼你，不要為香港人對民主冷漠而難過；五十萬人上街，香港人並不冷漠。我這一代的肩頭老了，聲音弱了，你們的力量卻如日上中天，只要信念不死，民主有後，熊熊之火，終會燒透整個天空！

馬國明 - 516投票﹕踢走功能組別

2010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今天五月十六日是變相公投，踢走功能組別的大日子，在建制派杯葛和打壓，政府冷淡對待，曾蔭權和一眾高官更以各種藉口不投票，個別泛民團體態度曖昧等因素影響下，投票率或許不會理想。但五位辭職後再參加補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和個別參與競選人士的口號只是簡單一句「踢走功能組別」，把香港民主發展的障礙聚焦在功能團體選舉這種源自殖民統治的選舉安排，可以說為功能團體選舉「照肺」。

功能團體選舉的弊端其實毋須累贅，大部分功能組別選舉的投票方式是採取團體投票，亦即老闆話事；這些組別的議員取得老闆們的信任後便會在全無對手下自動當選。鄉議局這個組別雖然由個人投票，但登記選民卻只有155名。一些組別的構成既古怪又隨意，個別功能組別議員在議會裏的懶散表現，早已街知巷聞、遠近馳名；既有三點不露的議員，又有從未向政府提問的。恰巧在舉行變相公投之前，功能組別的飲食界議員發表了最低工資應訂定為二十元或更少的言論。這種罔顧低薪工人利益的言論清楚說明功能組別僅僅代表該業界老闆們的狹隘利益，完全是一種維護特權的制度。功能組別的存在根本連自圓其說或姑且一聽的理據也無法提出來。正是在這種被趕入窮巷的情况下才會出現梁燕城博士這位在基督教界算得上是個人物的「偉論」，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的梁博士異想天開地以近代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舉世聞名的著作《正義論》來替功能組別開脫。

借《正義論》為功能組別特權護航

《正義論》不是一部容易讀的書，或許梁博士誤以為他因而可以順手牽羊般拿來唬住對政治哲學一無所知的讀者。但梁博士這種「出位」的做法按照常理應是寫政論的上乘材料，但出奇的是連一些經常在報章上發表言論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者仍是按兵不動，未有發表任何以正視聽的言論。

這種奇怪的現象留待下文討論，首先要解決羅爾斯的見解是否可以成為梁燕城反對廢除功能組別的理據。羅爾斯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正義論》的論證方式依足霍布士（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的論證方式。這種論證方式的主旨是為了探討什麼社會體制才是理性的人應接受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的最大分別是後者追求一種理想宏大的目標，如一個不再有階級分野的公平社會（classless society）或一個不再有鎮壓人民國家機器的社會。相比之下，自由主義的主張十分卑微，所有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的出發點都不過是人是理性的。自由主義所說的理性跟香港報章上經常見到的那句「和平理性非暴力」所說的理性不盡相同，自由主義政治學家說的理性是指每個人都能清楚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毋須他人或任何權威人士指指點點。

認定人是理性之後，霍布士和洛克二人繼而設想一種還未有形成任何社會組織和社會體制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然後論證在這種「自然狀態」底下，一個理性的人會認同什麼社會制度。霍布士、洛克以至羅爾斯等自由主義政治學家都是試圖論證什麼社會制度才算得是合理的制度，是懂得判斷自己利益的人認為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 

不過霍布士和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論證被後人批評為站不住腳，因為二人所假設的「自然狀態」裏其實已布滿某種社會體制的痕迹，並非什麼「自然狀態」。針對這方面的批評，羅爾斯繼承前人的論證方式之餘卻別出心裁，另闢途徑。他不再設想某種「自然狀態」，改而設想一種「初始狀况」（original position），在這種「初始狀况」底下，任何人都有如帶着一塊「無知的面紗」（veil of ignorance），對自己在社會裏的處境一無所知。羅爾斯設想身處這種「初始狀况」的人一起制訂社會體制時，這些理性的人會認為什麼社會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的利益。羅爾斯認為理性的人處身於他設想的「初始狀况」時，由於對自己的具體處境一無所知，必定會以策安全（play safe），萬一自己處於社會裏的低下階層，而不是上層，必定會認定社會福利這種制度才符合自己最大利益。 

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於1971年，甘迺廸遇刺後繼任為美國第三十六任總統的詹森（L.B. Johnson）卸任不久。詹森出任總統時推行多項社會福利政策，是美國歷史上其中一位開明進步（progressive）的總統。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時普遍被認為是替詹森政策提供理論基礎，想不到在香港踢走功能組別的變相公投前夕，卻被梁燕城順手拈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護航。

香港「核心價值」倡議者沒有表態

香港那些高呼「和平理性非暴力」或「核心價值」的有識之士按理應立即發表文章，指出梁燕城的謬誤。從理論基礎的層次而言，香港的「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羅爾斯的《正義論》是自由主義最新和最開明進步的版本。自由主義其實是一套十分奇怪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的政治學者除了認為人是理性和採取一套相同的論證方式外，彼此的見解其實南轅北轍。霍布士的主張最宜於替中國大陸的獨裁統治護航；要替功能組別說項，可以借用洛克的理論，但像梁燕城那樣企圖以羅爾斯的《正義論》來為功能組別的特權開脫卻是天大的笑話，不過這是笑完之後令人流出眼淚的笑話。

梁燕城的謬論發表至今已兩個多星期，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卻仍毫無反應。如果以呂大樂在反高鐵運動包圍立法會、鄭汝樺和保皇黨議員胆怯偷偷出走坐地鐵不久，便急不及待發表〈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的文章為基準，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倡議者對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卻仍視若無睹、無動於中，似乎完全不當一回事。

這一現象不但奇怪，更令人擔憂。在理論層次上，香港「核心價值」接近自由主義的主張，嶺大教授羅永生認為香港奉行的不過是「虛擬自由主義」，但稱之為「虛浮自由主義」或許更貼切。標榜自由、理性之餘卻其實對相關的理念無甚認識，頂多只是一知半解而已。梁燕城的謬論和歪理其實是香港的病徵，只有在香港才可以有人面也不紅便把一部嚴肅和不易讀的經典著作扭曲，把贊同社會福利，重新分配財富的主張說成是維護特權的理據。
資料匣：

自由主義信奉自由和平等，是啟蒙時期推翻早期如世襲、國教神權及君主專制等管治理念的一股重要力量。流派甚多，視乎對有關原則的演繹與詮釋，大部分自由主義信徒都支持憲法、自由民主、自由平等的選舉、自由貿易、政教分離和市場經濟。古典自由主義是其中一個主要學派，盛行於十八世紀，社會自由主義則流行於二十世紀。洛克（John Locke）公認是最早開創自由主義為一哲學傳統的學者，他引用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概念，辯稱應以法治取代專制政體。

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都是自由主義影響下推翻暴政的結果，亞洲則起步很遲。踏入二十世紀西方自由民主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戰勝法西斯及共產主義不倒至今，保守主義及原教旨主義是最大敵對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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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燕城 - 從羅爾斯正義論看功能組別 信報 2010年4月26日

香港政改方案出台，可惜對功能組別問題未提方向。本人支持香港民主化，但反對廢除功能組別，因為這是保護少數群體，維持正義原則的體制，然而功能組別須擺脫小圈子，經由普選去選出代表組別的議員。

當代哲學家羅爾斯（Rawls）在 其名著《正義論》批判功利主義，指出公正的社會，不是只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卻是要兼顧少數群體的要求，正義的民主體制不能為了多數而犧牲少數的權利。

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原則須假設人人平等的「原初狀態」（original position），正義建立要在「無知之臉紗」（veil of ignorance）背後，對一個人的背景、權力、社會地位、知識能力等必須無知，所有人要一律公平對待。

正義的第一原則是任何人公平地擁有與人人一致的基本自由。正義的第二原則，在社會與經濟資源分配上，一須人人有公平的機會爭取應得的位置，二是使社會佔少數的弱勢群體得到優先幫助。

正義論保障每一個個人，由之引申，亦要保障由少數個人組成的群體，正義的體制須讓每一少數群體有平等的權利和表達的機會，不論其背景與地位如何，均應在政制中有發言權。
若用羅爾斯的「正義論」看香港政改問題，依據「無知之臉紗」及第一原則，維持功能團體在議會是符合正義的，因為民主體制必須保障少數群體的權利，不論其屬什麼背景。一個地產巨富群體及一群低薪勞工是有同等地位和權利，社會中不同少數群體均須在議會有代表權。

香港政制設立功能組別存在，其原意是為了平衡各方的利益，保護社會有特殊和重大貢獻的少數精英，不會被多數人的意志壓抑其權益，這是按正義的原則。但過去卻忽略了另一少數群體，就是貧困的階層，因此其正義原則未完成。故香港政改須考慮羅爾斯所提的正義第二原則，貧困的弱勢群體應有平等機會，且應優先得到幫助，故此功能組別須增加弱勢者的組別。

作為民主的平衡原則，重視佔少數而影響大的精英是合理的，但必須同等重視弱勢群 體，讓其在議會有代表，才能達致真正的平衡與正義。故此，英國的政制既保留君主，議會又分上、下議院，兩院制成功平衡和保護了精英與平民兩大階層，使英國政治十分穩定，沒有流血衝突。

如今有些政治勢力推動廢除功能組別，等如廢除現代大部分民主國家所實行的兩院制，只有單一眾議院的全民普選， 其後果將使少數群體永遠陷於弱勢，而議會中將失去代表精英和窮人的聲音。這種政制不能平衡多數與少數，將是缺乏正義的制度，很易引發少數者的抗爭，因而失去安定。

維持功能組別是保障少數者的利益，也能平衡多元的要求，但須避免走向另一極端，變成小圈子選舉，故功能組別須由普選決定，每一界別可推舉兩位以上的候選人，交全民投票，則可同時兼顧正義與民主的原則。

郭梓祺 - 《一九八四》以外

開卷看世界   星期日生活    2010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上月波蘭政要空難離世之後，找了波蘭導演華依達（Andrzej Wajda）的《卡廷》（Katyn）來看。歷史總有教人不敢正視的時候，所以戰後掌控波蘭的蘇聯，不得不將卡廷屠殺諉過納粹德國，努力否認，努力遺忘 ——如此看來，最近關於林彬之死的爭辯，便半點不難明白，雖然看見還是令人難堪。我想起了《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今年是他離世六十周年，可值着這個特別關心真實與歷史的作家而拉雜，也是好的。

一九四八年，奧威爾在肺病的糾纏中寫成了原先名為The Last Man in Europe的小說。他後來改換了書名，四八對調，就成了八四。《一九八四》在四九年面世，奧威爾則在半年之後溘然而逝，只活了四十六年。他晚年的《動物農莊》與《一九八四》立意同樣在反專制反獨裁，反共黨反史大林。這跟他在散文「Why I Write」自言的「to make political writing into art」遙相對應。《動物農莊》家傳戶曉，連從前的保安局長訓斥本地傳媒時也特意以豬為喻，雖然我總不肯定是那些動物善忘，還是香港人善忘；她本來差點就要立大功了。而且我也不太明白，她怎能夠看見傳媒中的Napoleon，而看不見官場中比比皆是的Squealer（s）？

「這兩本著作的造詣或不至太高」

以小說論小說，奧威爾這兩本著作的造詣或不至太高。董橋先生在〈時代的留影〉說得中肯﹕「他的小說也許也夠清白了，卻喪失了小說的韻致﹕《動物莊園》和《一九八四》只是寓言故事不是小說。」但我想對很多七十年代打後翻閱《一九八四》的中國讀者來說，那都不是小說，不是寓言故事，而只能是歷史。

一般認為，奧威爾的最大成就，在散文與紀實的寫作而不在小說，詩更不要提了。他的散文寫得好，似乎是他對簡單的迷戀與散文的文類要求兩者交叠的結果。在他心目中，真善美似乎都不複雜，所以他鄙棄理論，與「真實」唇齒相依的散文也最方便他用簡單的方法說真話。一直覺得，由姓氏而成為形容詞的 Orwellian，深義除了在「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的高度壓制、以及「Doubleplusungood」的Newspeak等等，還在他這種行文「透明如玻璃窗」的苦心孤詣。當然，誰都不會相信他脫口便是澄明如水的句子，正如誰都不會相信玻璃窗其實是空氣，打磨拂拭自然不在話下。

「一個誠懇的人，說他相信的話」

隨便翻看奧威爾的散文集如Shooting An Elephant，很快便看得順心，因為我們不難看出面容﹕一個誠懇的人，說他相信的話。例如他晚年的佳構「Reflections on Gandhi」，走筆月旦甘地生平，雖然不無保留，中間卻有這樣一句﹕「... and I believe that even Gandhi's worst enemies would admit that he was an interesting and unusual man who enriched the world simply by being alive.」這就是簡潔。只有明白他律己以嚴的文字要求，我們才能更仔細把握《一九八四》中語言的荒謬程度。

奧威爾一生的轉捩點可算是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六年，戰事爆發沒多久，他便棄筆從戎，跑到西班牙打仗對抗法西斯。這還不止，因他還給子彈射中，需在醫院療傷。《向加泰羅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即是奧威爾在此戰爭中見聞的總結。戰事對他的最大打擊不在皮肉之苦，也不在等待的無聊，而在他發現了謊言壓倒性的威力，所以字裏行間，都見他對真理行將消失的恐懼。這次實戰經歷徹底動搖了奧威爾對未來世界的希望，理應是援兵的蘇聯不單沒有派兵攻打佛朗哥，還不斷造謠誣害，輾轉讓法西斯取勝。英國導演簡盧治（Ken Loach）拍攝的《土地與自由》（Land and Freedom）便向此書借鑑，拍攝休戰時的無所事事與眾人的爭辯尤其出色。兩個投入了敵對陣營的英國人，深宵在一街之隔的天台上站崗時隔空對駡的一幕，更是畫龍點睛。

順勢讀下去，我們便更能明白語言在《一九八四》何以會佔有這樣重要的位置，同時也更能體會主角Winston Smith見證語言的扭曲與失效時的困苦。一方面，操控語文，就能操控真實與謊言的分際，所以那個負責政治宣傳的部門，才會叫做Ministry of Truth；如同那個逼供審訊的刑部，名字竟是Minsitry of Love。另一方面，防民之口結果不是長治久安之法，遠不如讓百姓徹底失去語言：失去思考的語言，所以2+2=5；失去反抗的語言，所以War is Peace。

不少關於奧威爾的書，索性用他那張誠懇認真的臉作封面。那好像早就成了追求真理、說實話、反抗專裁強權的象徵。這都是《一九八四》的最大關懷。「Reflections on Gandhi」結尾一句說得好，借來為這篇不知可否算是Reflections on Orwell的文章收結也好﹕「how clean a smell he has managed to leave behind!」

郭儀芬 - 一人一票是「多數人的暴政」？

2010年5月12日

【明報專訊】5月4日多份報章報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出席一個青年論壇時表達對民主政治的意見。報道指有學生問曾主席功能組別是否要永久保留，主席沒有正面回應，但認為香港實現民主時，要尊重和維護少數人的權利，否則一人一票制度，會出現「多數人暴政」的情况。

每當香港論及功能組別的存廢時，掌權者和既得利益階層就會說功能組別的設計是要確保「均衡參與」，以兼顧不同階層和界別的利益。但功能選舉制度真有兼顧不同階層利益嗎？如果功能組別背後確切是有關公平的思慮，那它跟民主政治中政治平等的原則為何那麼格格不入？

在任何群體，出現意見不同和利益衝突是可以預期的。當這情况出現時，社會該如何處理呢？民主理論主張先辯論，後投票；而在兩個步驟中，都堅持人人平等的原則。辯論研討（deliberation）的過程，必須讓不同意見「發聲」，讓每個思慮、論據都受到同等看待 （equal consideration），以便人們從不同角度審視、改變、提升、確立自己的立場。透過辯論研討， 用意是希望人們對自身和別人的信念、利益、意見有更清晰的思考和理解，從而縮窄分歧，甚或達至共識。民主政治這個容納並平等看待不同意見的辯論過程，相對於不民主的政體，遠遠更能保障每個人的利益和立場。

重大事項會用「超絕對多數」機制

經過不同意見的鋪陳和辯論研討的梳理，如果分歧仍然存在，那只好透過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程序，投票尋求決定。既然每個人都擁有跟其他人平等的決定結果的影響力，那麼最有說服力的決定機制，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其他的決定機制，像「超絕對多數」（supermajority，即要求三分二或更多的同意），或「一致決」（unanimity，即要求全部人同意），其實都是「多數服從少數」 的機制。如果大部分人支持一個決定，但因需達到「超絕對多數」或「一致決」而讓一小撮人的反對便可阻撓這決定，那不就是變成「多數服從少數」的局面？保護大多數的利益，免其受一小撮只顧自身利益、罔顧社會整體福祉的利益集團的窒礙，不是同等重要嗎？

但省察到少數意見和個人利益在多數決定下未必事事受到照顧，因此，民主社會在一些重大事項如修改憲法、處理種族關係上，都會應用「超絕對多數」的機制，以保護和尊重少數意見。同時，為進一步保障個人利益，大部分先進民主政體都立有人權法，讓個人的政治和公民權利受法律保障。

功能組別確保「均衡參與」？

曾主席擔憂民主選舉演變成「多數人的暴政」，但特區功能組別所保護的是全港最具政治資源如財力、資訊、和社會關係網絡的工商專業界別。這些財雄勢大的界別單是對香港經濟命脈所掌控的影響力，便足以令特區官員對他們的意見重視有加，何來受冷待壓迫之患？事實上，近年政府對工商界傾斜，例如對新建樓宇售賣手法、屏風樓、電訊及互聯網服務的不良營商手法，以至不公平競爭等多方面問題，長期視若無睹，無怪「官商勾結」、「利益輸送」之說，甚囂塵上。而功能議員在議會內倚仗「分組點票」的優勢，少辯論、只投票，否決代表300多萬選民的地區直選議員支持的議案的現象，文獻亦着墨不少，在此毋須多贅。

一些海外國家確有法例，甚至憲法規定，透過選舉制度的設計，保障一些弱勢社群的「均衡參與」權，以確保這些社群的聲音，可以在社會和議會的層面表達。舉例說，菲律賓1987年的憲法規定，國會內兩成議席，須以比例代表制和名單制選出，以增加少數和弱勢社群贏取議席的機會。而且這兩成議席中的一半，必須由來自一些被社會邊緣化的社群代表出任，例如農民、婦女、貧窮階層、青年、勞工等。另外一些國家則規定政黨參選名單必須包括一定成數的女性候選人，如比利時、法國、阿根廷等。這些措施背後的精神，是要讓社會中弱勢、易受忽視的社群，在政治和決策過程中，能有機會「均衡參與」。

特區管治階層擔憂遭受「暴政」的，竟然不是社會中的少數和弱勢社群，而是資源豐厚的財團巨賈和專業界別！對「均衡參與」的詮釋顛倒扭曲至此，無視港式均衡參與「假均衡、真特權」的真面貌，能不令人搖頭？！

作者曾任教大學政治系

韓寒 - 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

【大紀元5月3日訊】泰興幼兒園中的小孩也被人砍了，32人受傷，死亡情況不明。這個新聞因為離開上一次南平幼兒園襲擊的新聞太近，我甚至一度誤以為是同一個幼兒園。
　　
在最近的變態兇手殺人事件中，他們都選擇了幼兒園和小學，相信在很多想報復社會的人心中，去幼兒園小學殺人成為了一種時尚，因為在殺人過程中，你將遇到最少的抵抗，殺掉最多的人，造成民間最大的痛苦的恐慌，是最有效的報復社會手段。除了楊佳以外，幾乎所有殺手都挑選了向弱者下手。這個社會沒有出口，殺害更弱者成了他們唯一的出口。我建議把全國地方政府門衛間裡的保安們抽調去保護幼兒園，孩子都保護不了的政府不需要那麼多人保護。
　　
這些殺人事件的產生很大原因是這個社會不公正，不公平。是的，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但太陽不是每天都出。我們的陰天和黑夜是否稍微太多了一些？所以，提出讓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並不偉大，做到讓太陽分分鐘都掛在你頭頂上才偉大。
　　
在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中，新聞被控制了，這些孩子們生不逢時，死更不逢時。在相關部門的認識裡，在這喜慶的氣氛裡，這事當屬雜音。我們只知道，泰州幼兒園殺人事件中，受傷32人，政府和醫院一再強調，無一死亡，但是坊間又傳說，死了多個孩子。你說我應該相信誰呢？相信政府吧，那為什麼他們禁止家長見到孩子呢？至今還封鎖著醫院和新聞，沒有孩子的照片和視頻，況且一個殺人用刀劈了32個人，結果一個沒死，那他到底是在殺人還是在做手術呢，也太小心了。相信傳聞吧，畢竟傳聞都是喜歡往誇張了傳的，我們無圖無真相，也不能相信。於是我一搜索泰州，出現的新聞居然是——《泰州近日三喜臨門》。
　　
我只是非常的詫異，泰州政府通過了封鎖消息，封鎖醫院，控制媒體，禁止探望，轉移視線，等手段，居然成功的將人們對於殺手的憤怒轉移到了自己身上，這是何苦。你以為他有什麼目的，其實不是的，除了要配合世博會《和諧歡歌》以外，這只是慣性，是政府處理類似事件的習慣，是七步曲：吃飯喝酒到一半，出事了——隱瞞，隔離，撤媒體，發禁令，發通稿，賠錢，火化——繼續吃飯喝酒。他們處理問題的手段不比兇手高尚多少，也難怪在網上看到有幼兒園掛出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左轉是政府。
　　
短短的一個多月內，五起校園兇殺案件，短短的一週以內，就發生了兩起，4月29日，泰州，4月30日，濰坊。我不想去探討其中的社會原因，只想告訴大家，也就在這裡，一個人衝進幼兒園砍了32個小孩是不能上社會新聞的，32個加起來才超過一百歲的孩子，你們被砍了，連個報紙都不給你上，因為在幾百公里以外，召開了一個盛會，那裏光煙花就放了上億，同時在你們的家鄉泰州，要召開國際旅遊節，經貿洽談會和華僑城開業典禮，正三喜臨門。
　　
也許在那些爺爺們眼裡，你們，是掃興的。
　　
但是，我們可憐的孩子們，奶粉毒害的是你們，疫苗傷害的是你們，地震壓死的是你們，被火燒死的是你們。就算是成人們的規則出了問題，被成人用刀報復的也是你們。我願望真的像泰州政府說的一樣，你們全部都只是受傷，無一死亡。年長者失職了，願你們長大以後，不光要庇護你們自己的孩子，還要讓這個社會庇護所有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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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緣 - 爺爺豈容難童靈童掃興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5月10日

「難童」，是泰州浴血垂死的幼稚園學童；「靈童」，乃上海網絡作家「魯迅轉世靈童」韓寒。

四月二十九日，江蘇泰州轄下泰興市中心幼稚園小二班闖入失常兇徒，利用一街之隔警局「賜予」的二十七分鐘，揮刀從容斬殺，全班稚童肢斷血噴。

當局首務趕盡記者，然後「封鎖消息，封鎖醫院，控制媒體，禁止探望，轉移視線」，聲稱一個也沒有死，哪怕是心急如焚的父母，也嚴禁探視！

於是，四月三十日晚，相隔二百公里，長江兩岸迎來了兩個不眠之夜。

江之南，上海灘上歡聲雷動，曠世博覽璀璨開幕，泰州籍爺爺胡錦濤笑逐顏開，志滿意得。江之北，泰興街頭哭聲震天，萬人包圍醫院示威，泰州媽媽們哀號「寶寶回家」！「我們要真相」！肝腸寸斷。

問責博客文章蒸發
五月一日，滬上韓寒聞聽哀音，翻遍江蘇省黨報《新華日報》、小報《揚子晚報》，無一字相關，打開電腦搜索四月三十日的泰州媒體，頭條新聞是：〈泰州近日三喜臨門〉！

走慣禁忌鋼絲的靈童失控了，憤然擊鍵，頃刻成篇─〈孩子們，你們掃了爺爺的興〉。文前用了一張網絡相，相中幼園懸掛一條橫幅，上書「寃有頭債有主前面右轉是政府」。文中嚴責兇手變態以及釀成慘劇的「社會不公」；質疑當局掩蓋真相：近半小時刀劈三十餘三歲幼童，如果無一死，「到底是在殺人還是做手術呢？」；建議抽走政府部門保安員保護幼園，因為「孩子都保護不了的政府不需（不值）要多人保護」。

文末，痛心的韓寒對難童們說：你們被砍了連報紙都不給你上，因為幾百公里外，召開一個盛會，光煙花就放了上億。也許在那些爺爺們眼裏，你們，是掃興的。

博文一出，點擊直衝七位數，晚十時許，文、相突然齊齊蒸發，代之以幾個陰森森的藍字：「很抱歉，該文章已經被加密！」小韓二日上午十一點二十睡醒，慨然補上一條八個字的博文：「爺爺們，你們請盡興。」

是的，爺爺們要盡興，難童的血，掩蓋密實，靈童的怒，刪除乾淨，「好胡哥」豈容你們掃興。盡興吧，盡興吧，泰州胡爺爺要盡興顯擺，香港的爺爺要盡興湊趣，建制派的固然與有榮焉，民主派的豈無充足理由？李華明說，我是上海人，當然要去。多麼雄辯，擲地有聲！肥仔明，你好嘢。

兇案至今封鎖報道
兇案至今多日，新聞仍封鎖，醫院仍戒嚴，不眠不食的父母仍不知愛兒死活，當局仍稱一個也沒有死，但街巷傳言或曰八死，或曰五死十三失蹤。

據泰興網民〈難以平伏的心情〉文，該幼園「家長多為醫生、教師、中層幹部」，有份專業，認真工作，埋頭經營個人生活，「國家的事我們管不了」，對身邊的不公不義冷漠超然。今天大禍臨頭，網民稱：「爸媽開始罵政府了。」發人深省，更顯靈童韓寒的不凡。

凝緣
傳媒人

馬嶽 - 走出「恐懼政治」的幽谷

2010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商台政治廣告事件，討論至今天，焦點和標準愈來愈模糊。本來是很好的全面檢討香港廣播政策的契機，變成簡單的黨派之爭。

現時針對商台的批評，大多針對商台「見錢開眼」，和所謂傳媒道德問題，但鮮有從現行廣播政策的合理性出發。核心問題是﹕所有人都不需假設現時的廣播條例，是必然地合理的。現時的廣播條例，大多建基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殖民地年代的條例，是以「非政治化」甚至是箝制政治思想為目標的。那個年代，教師在學校裏講政治可以被解僱，遊行穿一樣服飾可以被指為「有政治色彩」而被檢控，「政治」自然要在電子傳媒絕迹。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要問﹕香港是否真的要繼續這樣？

現時的廣播條例，包括了不容許「政治廣告」和「政黨廣告」兩部分。單以內容判斷，劉慧卿呼籲市民參與五二遊行，是政治廣告。民建聯贊助節目時段，是政黨廣告和宣傳。商台在沒有廣管局事先批准下接受這些政治廣告，是違反現行廣播條例，不容爭議。不少批評者只針對民建聯買時段，不抗議劉慧卿賣廣告，並不公平。不應該因為大家不喜歡民建聯，便認為他們做所有事情都不對，但又雙重標準地覺得民主派中人做類似的事卻沒有問題，這是開放社會的基本處事原則。

責任不在民建聯劉慧卿身上

事件的責任，從來都不在民建聯和劉慧卿身上。從政者會用盡所有方法宣傳，商台願意賣時間，我有錢便可以買，我又沒犯法，犯例的是商台。如果商台辯解現行規例不合理，覺得讓人宣傳遊行或宣傳政黨沒有問題，我對這機構還有多點敬意。現時負責人狡辯說不知民建聯是政黨，不認為劉慧卿賣的是政治廣告，不單連傳媒人基本的尊嚴都盡失，還要侮辱自己的「金主」﹕民建聯不是政黨難道是慈善團體？我參加爭取普選的遊行不是政治活動，難道是康樂活動？

問題是﹕我們是否如此恐懼政治？政治乃眾人之事，今天市民政治意識提高，所有公共事務和政策的討論都是政治，宣揚政策及政治價值的信息都是政治信息。簡單的說，政府賣廣告宣傳二○一二政制方案，是「政治廣告」；政府宣傳高鐵的經濟效益，是政治廣告。現時廣播條例只准政府用公帑，以及依法佔用大氣電波播放政治廣告，但民間團體和政黨如果要在電子傳媒賣廣告反對二○一二政改方案，或是反對建高鐵，要廣管局的預先批准，即政府可以禁止。只准政府賣政治廣告，而民間不能以付款的方法宣揚政治信息抗衡，根本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安排，並不合理。

這裏的迷思是﹕政府代表「公眾利益」，於是其信息可以在大氣電波出現；但其他民間和政黨的政治資訊則代表「私利」，於是要絕迹大氣電波。但今天市民不覺得政府真正利益中立，只許政府賣廣告，民間無法抗衡，不符合今天市民認為言論應該多元的標準。

投訴令傳媒「淨化」政治

現時一窩蜂的投訴商台，只會有一個結果﹕廣管局對商台警誡及/或罰款，於是以後商營電子傳媒為怕影響發牌，敬政治與政黨信息而遠之，電子傳媒進一步「淨化」了政治。這對於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政治資訊的多元化、打破建制對傳媒的主導，都毫無幫助。

政界和公民社會應該推動的，是走出恐懼「政治」的幽谷，全面檢討現行廣播條例中有關政治和政黨信息與宣傳的規定，從而推動電子傳媒環境的多元化和公共化，而不是加深市民對「政治」的恐懼和排拒，自行妖魔化「政治」和「政黨」。

針對政治廣告，我看不到全面撤銷有關「政治廣告」的限制，有什麼問題。民主派可以賣廣告宣傳五區公投、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可以賣廣告呼籲市民支持政府方案，反高鐵的可以夾錢買電台時段讓菜園村的人陳情，宗教團體也可以籌款在球賽期間加插廣告「賭波危害健康」。現時登報章廣告動輒也要數萬元，電台買時段或廣告有時可能更合算一點，抗爭者和公民社會起碼有多一個選擇。如果怕太多政治廣告大家覺得煩厭，在條例內加一個每天「政治廣告」的時間上限便可以了。一些現有的簡單政策原則﹕例如不能鼓吹偏見、歧視和仇恨等，則應該是廣告內容的底線，例如應該不可以付錢購買時段，不斷播「民建聯最無恥」。

政黨廣告的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牽涉選舉公平的問題。選舉期間的政黨廣告比較好辦﹕因為現時香港選舉有不高的選舉經費上限，選舉期間可賣電子傳媒的時間有限，如果政黨或候選人用大量經費買電子傳媒時間，必然要減少其他選舉宣傳開支，不一定最有利。

反對者很快會提出公平問題﹕即有錢的政團會不會因此影響力大增？全面的檢討，必定要包括開放大氣電波的檢討，和設立議之多年的公眾頻道。台灣的電視很多政治資訊，不少電視台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但由於頻道眾多，不會做成「有錢大晒」。現實上，現時香港電子傳媒數目大增，個別傳媒的影響力已逐漸下降，問題是免費傳媒的數目不夠。世界盃轉播權的爭議充分反映﹕數碼廣播雖然理論上令電子傳媒多元化，但由於器材不普及，現時起不了真正多元化的效果。民間應該推動的，是多發免費電視牌和收費牌、政府多花資源資助更多市民可接收數碼廣播，以及重新安排電台頻譜，令媒介環境多元化，加上互聯網等免費媒介，要壟斷宣傳資訊大不容易。

提供公共頻道是應有之義

我覺得在商業機構差不多壟斷電子傳媒的香港，公營廣播機構提供公共頻道（public access channel）是應有之義，令民間不同團體都可以自行製作節目，放上電台或電視，即在開放商業政治廣告時，同時提供不需購買的選擇。隨着各種電子傳媒的頻道愈來愈多，在各收費電視和數碼頻道安設類似時段，成本不高。最後達成的傳媒環境，應該是所有電子傳媒都可以有政治政黨廣告和宣傳出現，但總時間有限制，令廣告不致泛濫，而普羅市民都可以免費享有達十多條電台和電視頻道。民間和政治團體可有不同的渠道、付費或不付費地發聲，但由於渠道眾多，沒人多錢得可以壟斷電子傳媒的宣傳渠道，但公眾可從電子傳媒獲得的政治資訊將大大增加。

對真正關心言論自由和公平民主的人，商台事件指向的不應是將政治及政黨資訊封殺，令民間的政治聲音絕迹於大氣電波，而是推動傳媒環境的多元化，令市民有機會接收更多政治和公共事務資訊，而且民間和政治團體可有更多出現在大氣電波的機會。盲目擁抱現行法例，只會令建制對政治資訊操控的能力更強，對走向開放社會沒有幫助。

陳雲 - 受用不盡的中國制度史——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2010年5月9日

【明報專訊】學問要用到身上，然則用到身上的學問，便少了動力，要著書立說，傳以後世。錢穆先生解說中國有政治之術而無政治之學，是由於唐代之後，文人考取功名便直接出仕，隨官而學，一世都是當官，自然知道治術與官規，猶如能工巧匠不會著書立說，流傳學問。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史家閒話一句，茅塞頓開。這叫講學，孔子說的「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聖人是擔憂不能開壇講學的。學問要講得出來，才是真學問，著書立說的學問，與當眾宣講的很不同。大學士沒有稿本，之前想一下，登台便講的，往往有驚人之說。

正經的帝王書

錢穆這本書，原是往昔高中生讀國史的必備參考，然則為了應考而讀的書，與閒來讀的書，或是求經世致用而讀的書，收穫不同。我參與政治之後，讀此書，所得更豐。我就是在民政局任職的時候讀的，之前一直擱在書櫃，二〇〇二年，聽黃毓民在電台節目久不久提醒讀者看錢穆這部書，某夜，按捺不住，取出來讀。這是一部資政之書，經略天下之書，簡潔而實用，是錢穆當年應國府戰略委員會之請，赴台灣講中國制度史，五講，每講兩小時。錢穆返港之後，國府的總政治部再請著述一本總攬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書，於是整理演講記錄成書。這是正經的帝王術，經天緯地之史學，不是歪風邪氣的法家之流的小道。黃毓民介紹此書，我也在此一再介紹此書，至於曾蔭權的謀臣介紹的那些政治化妝術的書，是不堪入目的小人書。

我在大學修的是文學，也兼讀史學之書。在中文大學迎新營的時候，同組的有一位讀歷史系的新生，博學多聞，出語驚人，往後我晚上便在新亞圖書館讀史書。爬梳史料的專論史書要讀，這是根本，講史更是中國的寶貴傳統，可以活學活用。當代講史的，唐德剛有鈎沉與談趣，但眼界不寬，也有武斷之預測，如說中國走出「歷史三峽」之後，可開出民主共和之類。黃仁宇的大歷史其實眼界很短，只是挪前挪後一百幾十年來看一個斷代。胡蘭成的講史，如《山河歲月》，不易明，但細讀有深意。胡也參政，是謀略家，其書也有資政之功，只是一般人當他是汪精衛的心腹，評為漢奸，他正經的書也不理了。

民主制度奠基於傳統

中國制度由漢代開始，直至清末及民國，一脈相承。穩健的制度，必須有精神傳統，所謂道統來維繫，不能橫空出世，自己發明或由外國搬移，太平天國和共產黨都是憑空發明或照搬外國的制度，結果都是失敗。中國政治傳統不是帝王專權，也不是貴族封建的，而是講求文人的平等參與，皇權受到相權也就是士權的制衡，帝王很多時只是虛君。然而中國傳統解決不了的是中央集權與地方政治之間的平衡，以及世族的民間權力與政府的中央權力的平衡。地方政治是藩鎮的傳統，宋代中央集權之後削弱了。世族是諸侯封建的傳統，唐代之後沒落了，沒了世族傳統，一旦政府崩潰，全國便一盤散沙，不能好像五代十國的慢慢支撐，恢復元氣。中國幅員廣大，地方沒了自治是無法穩健統治的，連省自治或聯邦自治，都是出路。

錢穆論清朝的統治，說是私心深重，滿洲皇族凌駕漢人士權，滿人是正官，漢人是副制，滿清恩寵蒙、藏，卻歧視漢人。共產中國的統治也是黨委系統凌駕人民政府的系統，例如市委書記是正官，市長是副官。制度不正，人心也不正。這些歷史智慧，錢穆這部書俯拾皆是，讀之可以觸類旁通，鑑古知今。

西方有城市自治和貴族世家的傳統，可以順利過渡到聯邦政府和政黨政治，中國則困難重重，但不往這方向走，中國則只能卡在中央集權及一黨專政的死穴之中，可以苟安一時，甚至可以稱霸一時，但終不是長治久安之王道。中國安邦定國之道，仍在於民主共和。此路難行，但不得不行。香港若能開其端，是中國之福。

李怡 - 即使面對失敗，也不可輕言放棄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5月1日

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以及中共政權的本質，就知道實現真普選是相當渺茫的事。然而，任何一個獨立個體，任何有尊嚴的個人，做事是不能只問成敗得失，而不問是非對錯的，尤其後者涉及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肯定。

中國傳統儒家有「義命分立」的人生觀。「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人生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天命」，天命也指人一時不可逆轉的現實政治。但作為一個在天地間生存的人，不能只由成敗得失去支配自己的言行。所謂當仁不讓，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意思是明知「道之不行」，但君子仍要「行其義」，也就是要把是非對錯放在行事的前面考慮，不能一味只考慮成敗得失。「行其義」，更不應着眼於成敗，人生中「義」之所當的事情，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從現實政治又或者「命」的角度來看，無論參加明日的遊行還是 5.16公投，都難以使真普選成功實現。但港人 20多年爭民主，豈能輕言放棄？公投、遊行、爭取真普選，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主尊嚴，自應義不容辭。奇迹有時就往往是在「盡人事」中創出來的。

民主之為貴，在於它體現每一個個人都應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故能使人們縱使失敗也要前赴後繼地去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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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日前接受訪問時說，毋須看五區公投投票率，「已經可以斷定呢個公投已經失敗」，原因是根據「我們自己的內部研究，大部分香港人認定它已經失敗了」。劉教授犯了邏輯學上結論與前提「循環論證」的謬誤：為甚麼失敗？因為我們內部研究認定它失敗。──犯這種謬誤說明他學術上不及格。

公投本身無所謂成功或失敗。只有成功舉行或無法舉行的區分。有些公投規定必須達到合資格選民百分之多少（比如 50%）的投票率才算有效，那是指公投結果的有效性，而不是公投本身的失敗。公投只有在強權或政黨爭執中無法舉行，才可以說是失敗。

如果以公投的結果會不會被接受，來判斷它是否失敗，那麼這次五區公投肯定是失敗了。因為中央與特區政府已非常明確地表示，不會接受公投的結果。如果公投人數偏低，中央和特區政府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證明大多數市民不關心甚至不贊成真普選和廢功組；如果公投人數夠高，比如超過 50%，而且絕大多數選票都投向支持真普選和廢功組的議員，中央也可以振振有辭地說這反映了「港獨」傾向，於是更理所當然地要通過釋法來保留有功組的所謂「普選」了。

因此，無論五區公投的結果如何，以公投要求中央接受真普選和廢功組的結果，都注定是失敗的。

普選聯以明天的遊行和威脅否決 2012政改方案，想要達到讓中央和特府接受真普選和廢功組，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明天遊行不論只有 2、 3萬人，還是有 50萬人，中央和特府仍然可以說，支持廢功組的只是選民中的少數，而保留功組就是真普選啦。如在立會有三分二議席支持 2012政改方案，那麼中央和特府自然會按部就班地推動它的假普選方案。倘若 2012方案被泛民否決了，那也會成為中央乾脆取消 2017與 2020實現雙普選的理由，因為泛民的否決使政制原地踏步，而原地踏步中央和特府可說這是無法踏入「普選」的。於是，取消普選的罪魁就落在泛民頭上也。

因此，爭取香港民主的人士，無論遊行也罷，爭取與中央或建制派溝通也罷，發動全港選民參加公投也罷，都是改變不了中央要搞假普選的心腸的。了解中國大陸的情況以及中共政權的本質，就知道實現真普選是相當渺茫的事。

然而，任何一個獨立個體，任何有尊嚴的個人，做事是不能只問成敗得失，而不問是非對錯的，尤其後者涉及對個人存在價值的肯定。

中國傳統儒家有「義命分立」的人生觀。「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人生有人力所不能支配的「天命」，天命也指人一時不可逆轉的現實政治。但作為一個在天地間生存的人，不能只由成敗得失去支配自己的言行。所謂當仁不讓，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意思是明知「道之不行」，但君子仍要「行其義」，也就是要把是非對錯放在行事的前面考慮，不能一味只考慮成敗得失。「行其義」，更不應着眼於成敗，人生中「義」之所當的事情，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情。

因此，從現實政治又或者「命」的角度來看，無論參加明日的遊行還是 5.16公投，都難以使真普選成功實現。但港人 20多年爭民主，豈能輕言放棄？公投、遊行、爭取真普選，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自主尊嚴，自應義不容辭。《中庸》說，「盡人事，聽天命」，台語歌《愛拼才會贏》中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都表達出即使面對失敗，義之所在也須努力以赴的人生態度。奇迹有時就往往是在「盡人事」中創出來的。

民主之為貴，在於它體現每一個個人都應有自主的政治權利，故能使人們縱使失敗也要前赴後繼地去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