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富士康悲劇為中國經濟模式敲起喪鐘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5月28日

富士康連跳不絕，受到普遍關注。有人說富士康受到了魔咒，有人說是「維特效應」（ Werther Effect，指德國文豪歌德發表了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後，掀起社會的自殺模仿風氣），有人歸咎於富士康軍隊式的工廠管理。富士康總裁、台灣首富郭台銘連續兩次到深圳，就員工墮樓事件鞠躬道歉。但他道歉甚麼呢？他既否認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又否認跳樓者是工作壓力大，還說富士康深圳廠有 45萬人，「 11個人自殺，這自殺率還是低的」，他更表示 9個跳樓者是因感情問題，「父母都不能干涉，公司如何干涉？」照他的說法，他沒有甚麼需要道歉的，道歉只是公關手腕而已。

根據世衞組織的數據，全球每年每 10萬人約有 16人自殺，富士康的自殺率確實不高。其次，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富士康每天招工現場應聘者仍絡繹不絕，說明富士康相比鄰近工廠，仍有其吸引力，它的基本工資與社保福利，相對其他企業，還是具競爭力的。

富士康的悲劇，並非富士康所獨有，而是中國依靠外資，以廉價勞力、加工出口發展經濟的模式，所造成社會問題的悲劇縮影。在這些加工工廠中，工人的操作標準化，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乾淨利落而嚴密的管理，使人想起差利．卓別靈於 1936年拍的電影《摩登時代》。但那部電影反映的是一百年前資本主義工業狀況。當時工人是重複勞動的「機器人」。這以後，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工人組織起來成為強大的、有與資方議價能力甚至參政能力的勢力，工人從機器人變成「社會人」。工人福利、就業等保障，與社會其他階層無分別。然而近三十年，《摩登時代》卻在中國大陸野蠻重生。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無議價能力，無職業與福利保障。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把勞動者物化為機器的基礎上。外資包括港資、台資則紛紛在大陸發展這種無人性的物化工廠。

世界其他地區自殺的高發人群都是 65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身體越來越差，孤獨無助，容易產生不想再活的念頭。富士康跳樓的都是年輕人，他們大都是從全國各地農村來打工的。作為「一孩政策」下的獨生子女，他們背着獨力養育父母的沉重責任，在珠三角打工又舉目無親，遠離了家，也遠離了愛，在單調的工作中感到孤獨和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前景。正如叔本華所說，對生存的恐懼大於對死亡的恐懼時，就選擇了自殺。

悲劇發生在台資廠，恐怕也跟中共的對台政策有關。為了爭取台商，中共對台資實施過多的優惠政策，並放鬆對台資的監管，此其一；中共連年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打壓，加上在沿海部署針對台島的導彈，使台灣人普遍對大陸人反感。這兩個因素，造成台資及台灣來的各層管理人員，目的只求設廠賺錢，壓榨工人不擇手段，並動輒對工人打罵，不把大陸人當人。台灣人在台灣本土設廠並不如此。因而這是中共政策造成的。

另一因素是，汪洋主政廣東三年，一直說要讓企業從傳統型轉型為高新科技型，對富士康這個超級高科技企業自然青睞有加，不惜以種種政策配合。於是富士康也就成為工人全無自己生活空間的「加班帝國」了。

這不僅是富士康的悲劇，也不僅是台資企業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經濟發展模式的悲劇，更是中國由政治、政策統帥一切，而不是由法律去釐定經濟發展規劃的悲劇，是一黨專政之下，社會沒有多元文化也缺乏宗教關懷，人民尤其是年輕人無力感而產生的悲劇。

富士康事件未完，本田罷工又起。中國這種奴隸型工廠的經濟發展模式，敲起喪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