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少功 - 「扁平」代多數為王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7月18日

這個時代當然還有文化，有文化運動與文化衝突，也不乏輪番登台的文化偶像。不過，與傳統意義上的聖人、先知、導師不同，很多現代文化偶像形式大於內容，迎合多於獨行，公關造勢優於埋頭苦幹，成功獲利重於大道擔當。這些人不過是營構一種虛假的方向，在無方向時代滿足一種偶像消費，其中既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拜，也包括對偶像的適時狂毀。在這裏，狂拜或狂毀只在一念，無須深思熟慮和身體力行，因此所需偶像不必經久耐用，隔數月或隔幾天就更換一個，實為攤檔上的尋常。正因為如此，很多偶像不得不焦灼難安，不得不到處奔走，拚命保持公眾能見度成了他們的殊死搏鬥，也成了他們與以往大師的明顯區別之一。一個個豪華大片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驚世的主義就這樣火了，又冷了；一個個讓人開心的狂生或浪女就這樣火了，又冷了──到後來，很多人參與圍觀純粹是為了有權開罵，爭相點擊只是為了自秀高明和比拼刻薄，於是火就是為了冷，或者說火本身就是冷，感官的火在另一面就是心靈的冷。每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其實就是自己。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2008年的統計報告顯示，高達 47%左右的公眾已經不信任或不太信任網絡。美國佩尤研究中心 2004年的調查統計顯示，媒體公信力一直下滑，比如對 CNN信任值已跌至 32%，即大多數人持懷疑態度。有意思的是，這一類文化產業不正是公眾用高點擊率、高收視率、高票房額等熱心餵養起來的麼？不都是文化市場上的成功典範麼？

美國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 Thomas L.Friedman）幾年前推出《世界是平的》一書，認為互聯網的廉價推廣，促成了技術、資本、信息三個「民主化」同時到來，深刻改變着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式和格局。他是一個敏銳的觀察家，但談得不夠多和不夠深的是文化，其中包括文學。「民主化」的文學是否可能？如果說「民主化」意味着一個有核心、有級差、有組織的塔狀結構，讓位於一個無核心、無級差、無組織的面狀結構，那麼這一前景是否值得萬眾歡呼？或者是否僅僅值得歡呼？

這當然是更為複雜的一個問題。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眾聲喧沸。從原則上說，由編輯、審查、批准一類關卡所組成的文化權力體系幾近瓦解，每一個 IP地址自由發聲，都可能成為強大的文化媒體。英才慘遭埋沒的可能，偽學與贗品一手遮天的可能，在傳統意義上都會減少。全民批評權的運用，也是一種有益的破壞性檢驗。不過問題的另一面，是胡說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產，優秀者至少沒有數量上的優勢。一旦優劣平權成了優劣俱放，文化產量中庸質與惡質的佔比肯定大大攀升，低端文化產能不僅無法淘汰，還可能日益滾大和坐大。一些優秀作品即使生產出來，也可能在過量的文化淹沒中，在受眾們暴飲暴食式的閱讀之後，在食欲不振的這些快餐者們那裏，出現影響力的嚴重折扣。一旦腸胃已經吃壞了，再多的良藥也都無濟於事。

一個「扁平」的世界裏多數為王。在一般的情況下，有些潮流可以修復民眾良知，是真理的脫穎而出；有些潮流泯滅民眾良知，是泡沫和垃圾的霸道橫行。但不管是哪種情況，多數人的理解力構成潮流的邊界，那麼大眾型和通俗化的真理尚有機會，而冷門的、偏僻的、艱險的、高難的──又常常是重要的文化探索，則可能缺氧。進一步說，市場總是嗅覺靈敏地跟蹤多數，跟蹤購買力的所在，以實現利潤最大化。它們必然就低不就高，隨眾不隨寡，視高深、高難、高雅為營銷毒藥，並有足夠的本領使輿論、獎項、教育、權力等資源向低端集中，打造出泡沫霸權和垃圾霸權。一種品質趨下的文化誘導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幾乎難以避免。

一個「扁平」的世界還有易破難立的特點。特別是自 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敬畏感隨着上帝一同消失。叛逆比服從更流行，權利比責任更動心，無論左右翼都造反成癖，在獲得解構主義一類學術裝備後更是見立必破，逢正必反，打倒一切。這一過程削弱了上帝與王權，清算了教條與偽善，其功績不可低估；但無政府式的激進狂飆若無解藥，其結局必是相對性等同虛無性，民主化等同民粹化，任何共識難以搭成，真理永遠缺位。真理也許還是有的，但在很多時候只剩下每個人那裏「我」的真理，即自戀、自閉、自利的各種強詞，甚至是專職扒糞的哄客四起──這不過是社會淪入一片「原子化」散沙的文化表徵。聖人、先知、導師一類從此不再，文化成了一地碎片和自由落體。一個個公權政府在這樣的逐利時代也更像個總務處，無心也無力充當精神旗幟，無心也無力實施有效的社會調控。避罵自保的公關活動已夠他們忙的了，討好票源和收買民意已夠他們累的了，他們哪還有建構民族與人類精神的遠大抱負和堅定行動？

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失去文化的約束和引導機制，一個扁平的世界就是沒有方向的世界，是無深度和無高度的世界。即使有成打的托翁和莎翁再世，他們通常也形同刺猬而不是獅子，是暗燃而不是火炬，常常隱在主流受眾的視野之外──在生態、經濟、政治等重大危機逼近之前，在民眾的真理渴求大增之前，情況大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