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1日 星期五

陳惜姿 - 不合作運動

明報   2012831

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會議,一向神奇。一個仍在放產假的媽媽,總會帶著女兒來,在會議期間餵哺母乳,我們已習以為常。開會悶了,我們會輪流拿BB女去玩,一塊粉團在手,我們能量又增加不少。她有時在母親懷裡睡得甜甜的,被我們無心大笑聲吵醒,可憐得很。無論是她的笑聲或哭聲,總會令我們的會議變得非一般。

而上一次會議,更神奇了,有人提到甘地,和他的不合作運動。

1930年,甘地徒步241英里到海邊,做了一次驚人的壯舉。他的行為很簡單,他走到海邊取海水做鹽。但原來他這個舉動,已經觸犯了英國人定下有關鹽的法例,他以公民抗命的手段,反對不合理的法律。甘地做出這驚世駭俗的行為後,一個月內,國人紛紛跟隨,超過十萬人被判罪入獄。

英軍殖民統治印度,民怨沸騰。在1920年代曾屠殺四百個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對這個殘忍的政權,印度人已忍無可忍。甘地反英,用的是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手法包括呼籲國民杯葛英國製貨品,不替英國僱主工作,不送子女到英國學校,不服務英國人,甚至不交稅,以不合作運動抵制英國,當中一點暴力也沒有,他更相信靈魂的力量。甘地統領的不合作運動,最後竟把英國人逐出印度,印度最終得到獨立。

我沒想過一個尋常會議竟令我重溫甘地這段悲壯的歷史,都說這是一班神奇的家長。

甘地的教訓,對今天反國教科有沒有啟示?若家長、老師,甚至校長、辦學團體要搞不合作運動,潛能有多大?

快要開學了,或者有人會以為我們要偃旗息鼓。我的答案是,我們會以另一種力量出現。

吳志森 - 動輒文革


明報   2012831

有專欄作家把香港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運動,形容為文革,並引述大學教授之言,說「有人發動了文革式的鬥爭,不反對國民教育的,就被人鬥臭」。又引述名校校長的抱怨,說校友在社交網絡上「對校長展開文革式的鬥爭」。再引述專欄作家的叫苦連天:「香港已經沒有言論自由了,香港只能發表反對政府的言論,要是有一點點持平的心態,就會被抗爭者臭罵」。

動輒文革,聽得耳朵都起繭了。說的人,只看表面現象,人云亦云,故意忽視或根本不明白文革的本質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一些文人,也因為種種原因,點頭附和,幫閒傳播。與前特首曾蔭權說:「文革就是極端的民主」,其荒謬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文革是毛澤東發動,一場自上而下,非理性宗教式的奪權運動。老毛把自己神化,發動群眾運動,紅衛兵到處破壞,武鬥,大民主,這些都只是幌子,背後是奉毛主席的旨意,指到哪裡打到哪裡,目的是鬥倒當權派。

請問教授校長專欄作家,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是一場自上而下的奪權運動嗎?有人要破壞,要搞武鬥嗎?充其量是幾萬家長帶著他們如珠如寶的子女,在33度酷暑的天氣下,推著嬰兒車,出動一切降溫設備,由維園遊行到政府總部,和平理性地顯露他們的不安,溫柔地叫幾句反對洗腦教育的口號,僅此而已,哪裡有丁點文革的影子?

都甚麼年代了,大教授名校長專欄作家要與時並進了。公開立論也好,私下抱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也好,都需要點社會理論分析了,不然與目不識丁的市井之徒,又或即使飽讀詩書,但卻落後形勢的老八股有甚麼分別?

香港已進入公民社會的年代,任何政策都講究透明度,講究公眾參與,不是由當權的官員說了算。當民眾提出疑問,要作適當回應,當反對聲音強烈,說服不了,政策就要修改,暫停,甚至撤回。這是公民社會最基本的常識,稍為有現代知識的都應該明白。

國民教育,從動機到形式到內容,當官的沒有開誠布公,解釋又欠說服力,卻一意孤行,搏了老命都要硬推,家長由疑問變成恐慌再而憤怒,完全是當官的一手造成。

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

曾榮光 - 香港國民教育課程的偏差與扭曲(二之二)

2012年8月31日

二之一

【明報專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稱《課程指引》)內容的另一個錯失,就是對國民身分認同的兩種根本制度脈絡的混淆、誤配和不加識別。它們分別是「國家」(the state)與「民族」(the nation)(見昨文中國憲法的用語),在《諮詢稿》中,專責委員會竟張冠李戴地把「國家」誤配為nation,及至《課程指引》中,就只簡單地把「國家」的對譯改成為country。我個人認為,這是一種不負責任、虛應故事的做法,因為把「國家」與「民族」這兩個香港特區國民身分認同至關根本的制度,模糊化為「祖國」這個語意廣泛的日常用語,根本就對香港特區國民身分認同必須認識、處理以至調協的兩個制度加以虛幻化。

「國家」(the state)與「民族」(the nation)

在社會科學著述中,「國家」是普遍被界定為一種對既定地域及居民行使主權的統一權力機器,而「民族」則被界定為一種建立在「團結感情上的社群」(a community of sentiment of solidarity)(註1)。香港以一國兩制形式回歸中國就正好體現了這兩種相關但本質上不相同的制度脈絡的融合以至磨合。一方面,在一國兩制下,國家作為行使主權的統一權力機器,就依《基本法》劃分為特區內部的管治與特區對外主權的行使這兩種權力制度,但另一方面,在民族作為一建基在團結感情的社群的前提下,又期望香港所有華裔公民與國內「同胞」孕育出團結感情。在這3種制度脈絡的運作及銜接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產生種種的摩擦、衝突以至對抗。國民教育作為培養「香港人」的「中國人」及「中華民族」的國民身分認同的課程,定命地就是處於這些矛盾與衝突的焦點當中。據此,當《諮詢稿》把「國家」與「民族」錯誤地配對,及《課程指引》避重就輕地把二者模糊化及不加識別,對照於上述的種種制度脈絡的矛盾,這種偏差與缺失,自然是必須糾正。

除國民身分的認同基礎及制度基礎上的錯失與偏差外,《課程指引》內另一個必須予以批判的內容,就是在教與學模式的設計。在《諮詢稿》中就學習模式的設計,是採取一種所謂「以『情』為本」及「以『情』引發」的國情學習。其中所謂「情」的英譯是passion(見《諮詢稿》及《課程指引》的英語版;本人會譯作「激情」);當時本人就已對這種「以『激情』引發」及「以『激情』為本」的國民教育模式提出異議及批判。但在《課程指引》中,專責委員會就只偷天換日地幾乎原封不動地把有關學習模式從《諮詢稿》正文第4章教與學,搬遷到《課程指引》〈附錄六〉。

強調國仇家恨的愛國教育




要理解這種「以『激情』引發」的教學模式的具體運作,我們只要參考以「國情教育」名義舉辦多年的國內交流團中,其中以下一項指定的活動:在圓明園(或盧溝橋)現場,引領香港學生集體宣誓(附圖)。據此,我們就不難明白所謂「以『情』引發」的學習,就是把學生放置在「國仇家恨」的「激情」現場,對他們的「情緒」(emotion)下工夫的一種學習模式。但本人必須指出,這種「以『激情』引發」的學習模式是明顯與道德及公民教育主流視域所強調的,道德理性思考(moral reasoning)及事實為本的公民決策(evidence-based decision-making)的教學理念(註1)相違背!更嚴重的,對照於近年全球化脈絡下,種種由宗教原教旨主義、族裔民族主義,以至政治分離主義所驅使,而湧現的狂熱分子及激進政治運動,我就必須質問,這樣一種強調國仇家恨,以激發年輕人的愛國情緒以至激情的愛國教育,又是否負責任的教育工作者應有的取態?

就本人理解,造成整個國民教育課程政策制訂上的種種偏差,其根源的主導思想,就是受着在身分認同政治取態(politics of identity)研究中(註1),所謂的一種「一統的政治取態」(politics of unity)的支配。這種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就是追求「同質的」(homogeneous)、「一統的」身分認同的基礎,例如「同種同文」、「同根同心」、「祖國同胞」,以至「統一政治思想」等;這種「一統的政治取態」的身分認同當不加節制地擴張,就可能造成:如上世紀中葉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及對異見人士的鎮壓,及1990年代在巴爾幹半島地區,因「一統政治取態」而引發的族裔、宗教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族裔戰爭的悲劇。對照於香港特區近年有關國民身分認同的議論,我個人就察覺到一些「一統政治取態」的身分認同的議論的迹象。例如,年初中央駐港官員批評港大民調給予港人在身分認同上的多項「政治不正確」的選擇,其含意明顯地就是一種大一統的中國人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

我個人相信,在有關身分認同的不同政治取向的理論視域討論中,更值得香港人認同的一種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就是所謂「認許的政治取態」(politics of recognition)。多位近代的著名學者(註1),均就他們所處的多元文化社會的歷史經驗,提出一種以「認許」為本的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即提倡超越個別原生族裔、宗教信仰、血緣或地緣紐帶的特殊性質,並在平等、自由、民主及法治的基礎上,透過政治、經濟、社會的參與和實踐,而孕育並累積起來的一種「同舟共濟」的團結感情。事實上,回顧香港社會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實踐,很大程度上就是這種超越族裔、宗教、地緣等差異,並在互相認許、互相尊重、互相包容的團結感情的體現與實踐。我個人深信這種國民身分認同的政治取態,才是香港特區國民教育課程應採取者。

註1. 有關分析及參考書目見:曾榮光(2011)〈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教育學報》,第39卷第1-2期,頁1-24。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批判.之二.完〕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 

二十三年





1989年,北京大學生絕食爭取民主自由。
2012年,香港中學生絕食爭取思想自由,反對洗腦教育。
誰令學子別無選擇,必須絕食抗爭?
23年了,大家看清楚誰是敵人了嗎?

2012年8月30日 星期四

學民思潮絕食宣言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
我只想做一個人。」

北島的《宣告》正正說出了我們只想做一個人,我們想做回一個普通的中學生,在暑假的日子裡和家人旅行,與友人嬉戲,但我們的心好痛,我們無法丟下心痛不顧一切,來到八月的最後兩天,我們知道僅餘的日子不多,但不甘心,我們仍心存希望,我們深深相信國民教育科會被撤回。

的長路,我們走得很累,但我們從不輕言放棄過。我們相信堅持就能看到希望,我們走過一個年頭,這些日子不管是風雨交加的八號風球,還是三十多度的炎夏,我們撐著傘,我們任由大汗疊小汗地走在街頭上,走在人群中,為了的是我們的下一代,為了的是香港的下一代。

我們很愛惜我們還能看到的是非黑白,我們很喜歡我們還能聽到的真確事實,我們很喜愛我們還能嗅到的民主氣息,我們很愛護我們還能觸到的自由自主,我們很珍惜我們還能說到的敏感議題。但我們怕,我們很怕,怕下一代不再如此。

曾經我們以為九萬人的遊行能感動政府,在我們的一片吶喊下政府居然漠視我們訴求,我們哭了,家長抱著孩子哭了,香港的明天也哭了。但我們年輕,我們瘋狂,我們相信,所以我們勇敢。我們哭泣過後,拭乾淚水再次站起來。

我們絕食絕不是用生命威脅政府,更不是為了成為英雄,所謂「民以食為天」,我們放棄人最基本也是最需要的食物,為的是告訴政府我們的專注,我們的堅定,我們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國民教育科。亦希望我們放下慾望的同時,大家能夠和我們一同關注,甚至專注。

我們清楚知道生命有多可貴,但我們更清楚我們的下一代不可成為傀儡,我們渴望他們能夠有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情感。如今我們放下最基本也是最需要的,不是愚昧,是我們已無計可施了。包圍中聯辦、追擊吳克儉、九萬名市民遊行、擺設街站收集十萬個簽名、追擊候選人、長征……一切一切我們都嘗試了,但政府仍然充耳不聞,「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政府的卑鄙我們看到了,但我們絕不可允許他的通行,我們絕不可低頭,我們堅持信念,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

為了思想自由,情感自由,為了下一代,為了香港的明天,我們自願絕食,堅決不已。撤回洗腦國民教育課事不宜遲,梁振英政府必須站出來回應訴求,面對民意,你責無旁貸。

我們相信明天的陽光,也相信我們能夠每天看到晨曦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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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面對這種無賴政府,我實在無話可說。我為學民思潮這幫年輕人的正氣與熱血感動,希望大家盡可能支持他們。


香港人該醒醒了,認清楚我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邪惡勢力。就算當局被迫撤回國民教育科,香港人的抗爭仍然長路漫漫。不服輸,不認命,才可能有真正自主的一天。


王丹facebook留言:學民思潮的兩位同學開始絕食抗議港府的洗腦教育了。這一份熱血與決心,希望可以感動所有港人。因為他們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香港。


我呼籲港人能夠去聲援他們,給他們打氣。也希望他們注意多喝水,少說話,保持體力。實在堅持不住的時候也不要硬撐,畢竟,身體是你們未來保衛香港的本錢。

最後,請接受我這個絕食前輩,對你們的敬意。

吳靄儀 - 危機四伏

小鮮集   2012年8月28日

今屆立法會選舉,感到危機四伏,不到最後關頭不露出來,街上的反應和民調都不足信賴,到最後點票時才會知道真相。

果然,早上有線電視新聞報道:今屆的選民名冊,突然多了13萬60歲以上的選民,這個年齡的選民傾向投票給建制派。同時,18歲至50歲的選民卻突然少了18萬人,其中正包括了泛民的傳統「票倉」。此消彼長,即是未投票已損失了一大截。

選舉期已過了一大半,抹黑、醜聞、互相攻擊照例滿天飛,但最厲害的一定會留在最後,讓被攻擊的人沒有還擊的機會,這點大家都很清楚,誰也不敢掉以輕心,防不勝防,總之有心理準備就是。

民調不可信,因為很多人不會說真話,甚至故意誤導,令再專業的調查,也難從一堆真真假假的資料中,得出甚麼可靠的事實!

偏偏今屆的立法會選舉關鍵得不得了,最簡單一個例子就是2017的特首選舉會不會有普選、會是怎樣的「普選」。有關的政制改革,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動過。廿三條立法,過半數贊成就能動過;修改議事規則賦權大多數議員或立法會主席隨時「剪布」,需要功能組別及分區直選都有大多數贊成……一切都由數字決定。

怎麼辦?只有一個答案:每個支持民主的人都要投票,不管流言或民調,總之就要投給自己真正支持的候選人,其餘就交給上天。

曾榮光 - 香港國民教育課程的偏差與扭曲

2012年8月30日

【明報專訊】7月28日教育局長吳克儉公開聲稱,「看不見有任何理由需要撤回國民教育科」。對於吳局長這個向「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的代表以至全港市民提出的質詢,作為香港教育工作者的一員,本人實覺得責無旁貸,要從學理上回應吳局長的質詢,以下就是本人看見,但吳局長似乎看不見,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簡稱《課程指引》)中出現的偏差與錯失,我更會指出這些在教育理念與教學取向的偏差,更可能對香港特區下一代身心及未來香港社會的制度脈絡,造成嚴重的扭曲與矛盾。

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基礎作了錯誤界定

《課程指引》的首要教育目標就當然是培養香港公民的「國民身分認同」,然而《課程指引》的最根本的偏差,本人認為,就是對國民身分的認同基礎作了錯誤的界定。《課程指引》把香港國民身分認同建基在一種「同根同心」的所謂原生(primordial)、本質(essential)的基礎上(註1)。雖然今年4月公布的《課程指引》較諸去年5月公布的《諮詢稿》已刪減了一些如「血濃於水」、「祖國同胞」等強調原生、族裔性的詞藻,但本質上強調「同根同心」、以地緣及血緣為本的族裔本位的基礎,卻始終沒有改變。當然,讀者可能追問,這樣的一種本是同根生的國民身分認同,有何偏差之處?我的回應就是,它與香港特區所處的時、空、制度脈絡不單止格格不入,而且更可能導致制度上的矛盾與扭曲。

首先,當我們把上述的一種「同根同心」的族裔本位的身分認同,放置在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國家」的制度脈絡內,我們就會明白《課程指引》在這方面的偏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開宗明義就界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unitary multi-national state)」。緊接這個界定,就更強調:「在維護民族團結的鬥爭中,要反對大民族主義,主要是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由此可見,《課程指引》鼓吹的一種以地緣及血緣為本的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的認同基礎,根本上就是「政治不正確」。事實上,「多元民族」與「統一主權國家」這兩個制度,就是中國人的國民身分認同的兩個基本的制度基礎。國內所有小學生均會知悉,中國是由56個民族所組成,其中除漢族外,55個均屬少數民族。因此,我們只需要想像一下,若把特區國民教育科這種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認同課程拿到中國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去推行,例如新疆或西藏,並設想一下可能產生的「教學果效」,我們就自然明白這種建基在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認同理念,是完全不符合今天的中國國情。

若把特區國民教育科課程拿到少數民族自治區推行?

其次,若我們把這種族裔為本的國民身分認同的教學理念,放置在更廣闊的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脈絡內,我們就更容易明白《課程指引》在這方面的偏差與錯失。事實上,近代多位中國歷史大師(同註1)均一致地指出中華民族是由多個族裔群(ethnic groups)經過幾千年的交往與衝突而漸漸形成的一個——費孝通教授稱之為——「多元一體的格局」;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的格局的整合與團結的基礎,就是透過長年累月的經濟、文化、社會、政治的互動以至互利的交往而累積起來的,而不是一些狹隘的地緣、血緣、族裔本位的原生因素所造成。據此,我們就更不理解為何《課程指引》會把香港特區國民的身分認同,建基在現時的一種族裔化的基礎上,這根本就與歷史事實不符,更只會對「多元一體格局」的中華民族的維繫與延續造成障礙與扭曲。

香港的多元文化主義

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就是,當我們把這種狹隘的國民身分認同,放置在今天香港這個號稱是國際大都會的經濟、文化、社會脈絡內,我們就更不可能不察覺《課程指引》的偏差與缺失。依我個人的意見,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社會的運作及團結的基礎,一直是一種互相包融、同舟共濟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換言之,不分族裔、不分宗教信仰、不分語言文化,均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各自追求理想,這樣一種多元文化的社群主義才是香港公民身分的認同基礎。事實上,本人在對《諮詢稿》的回應中已指出(同註1),《課程指引》所指的一種族裔本位的國民身分認同,極可能對本港現時在學的2萬多個非華裔的兒童,造成一種疏離及被邊緣化的感覺。很明顯,這樣的一種國民教育的果效,是絕對不利於香港社會的內部整合與團結。

此外,吳克儉局長與教育局官員曾一再強調,《諮詢稿》是「經過2011年5月至8月4個月的公開諮詢,考慮了各界的意見和千多份意見書」(註2),在這樣廣泛而充分的諮詢下,是沒有撤回的理由。但以上為期4個月的充分諮詢的理據,只適用於懂漢語的香港公民,因為英文版的《諮詢稿》其實是遲至2011年7月29日才上載上網(註3),換言之,對不懂漢語的香港公民來說,他們被諮詢的時間就只及懂漢語的香港公民的不到三分之一(5周與17周之比)。至此,我不禁要追問,那些不懂漢語的香港公民是否因為不符合「同種同文」的族裔化的國民身分,而獲得如斯不平等的待遇?

註:
1. 有關分析及參考書目見:曾榮光(2011)〈香港特區國民教育的議論批判〉,《教育學報》,第39卷第1-2期,頁1-24
2. 見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9033&langno=2
3. 見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397&langno=1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批判,之一】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客座教授 

2012年8月29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前者復後者

am730  中華正聲   2012年08月29日

去年十一月十日,香港中共派政論家吳康民發表長文,談臺灣總統選舉:「宋楚瑜說,他要當選,就必須拉下兩個人,一個讓人民不放心,一個人民不滿意。這話也頗中肯。前者指蔡英文,後者指馬英九。」這「前者」和「後者」,當然又是洋奴話,還原做英文,就是the former和the latter。吳康民那段話的最後一句,等於英文The former refers to Tsai Ing-wen, and the latter to Ma Ying-yeou。

我不知道吳康民為甚麼非模仿英文不可,但the former、the latter這說法,在英語國家,其實常遭詬病。《韋氏英文用法詞典》(Webster's Dictionary of English Usage)指出:「有些英文用法專書還會說,最好完全不用『前者』、『後者』的寫法,因為這寫法妨礙閱讀和理解,使你不得不重讀前文,才知道兩者各指甚麼(Some usage books will also tell you that it is a good idea to avoid “former” and “latter” altogether, because these words interfere with smooth reading and rapid comprehension by forcing the reader to look back and reread in order to see what is being referred to )。」

中文從來沒有這樣累贅的寫法。例如《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東吳文武官員,談到儒生:「儒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之儒,忠君愛國,守正惡邪;若夫小人之儒,惟務雕蟲,專工翰墨。」《說岳全傳》第四十二回宋將張憲和金邦二殿下完顏金彈子交鋒:「(金彈子)把鎚一舉打來,張憲挺槍來迎。那張憲的槍,十分利害;這殿下的鎚,蓋世無雙。」這就是中文,寫得清楚利落,讀者絕對不必回頭再讀,才知道「前者」是甚麼,「後者」是甚麼。中國人不會說「後者的槍,十分利害;前者的鎚,蓋世無雙」等等。

「前者」、「後者」的寫法,大陸、臺灣同樣常見。例如大陸鳳凰網三月二十八日有娛樂新聞說:「王菲、管彤是中學同窗,前者身材好,後者是校花。」臺灣《中央日報》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一日有政論談李登輝、陳水扁的臺獨主張:「有人說,陳總統的『一邊一國』論,與李前總統當年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論』相同。其實不然,因為前者比後者更為嚴重。」現代漢語人不會說「因為陳比李更為激烈」、「王菲身材好,管彤是校花」、「人民不放心者,是蔡英文;不滿意者,是馬英九」等。

現代漢語可以用四個字形容:其穢在骨。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8月28日 星期二

李柱銘 - 今天中國 明天香港

明報   2012828

眾所周知,內地社會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造假,假貨、假食物、假新聞、假古蹟、假英雄……難以盡錄。有指就連劉翔在倫敦奧運預賽中「一跨即仆」,並且其後單腿跳、親吻欄架,乃是早已編訂的戲碼、全屬造假,相信許多人都不會感到意外。

無奈,這股造假歪風正不斷地吹襲特區,不少政府官員都受到影響。在特首梁振英,前任、現任發展局長麥齊光及陳茂波等官員,都被證實假話連篇以後,警務處長曾偉雄亦被揭鬼祟訪京,出發翌日才補發新聞稿。豈料他回港後竟惡人先告狀,聲稱向來都是「活動有實質成果才發新聞稿」,但卻再被傳媒揭穿去年三月他同樣訪京,而警察公共關係科在前一天已發新聞稿公布詳情。

最叫人氣憤的是,官員不僅自己沾染內地陋習,還打算牽累香港學童。特區政府至今仍無視民意,一意孤行強推國民教育科,務求將由中共造假製造出來的「美好」和「偉大」的祖國形象,勉強灌輸給香港學童,把他們洗腦成盲目愛國、膜拜中共的順民。

早前,報章訪問了學民思潮年紀最小、僅十二歲的成員劉焌朗,他不理會部分家人的反對和禁止外出,堅持上街,他說這是因為「我唔想扮感動,做戲扮身分認同」。這叫筆者憶起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李鵬宣布戒嚴後,港人不理香港正在颳八號颱風而堅持遊行。遊行前,一名女大學生致電給我,說她被家人鎖在家中,無法參加遊行,故希望我能代她讀出她已準備的橫額上的字句:「今天中國,明天香港」。

如果我們不希望香港變成如內地般造假、腐敗,那就一定要起來爭取擱置國民教育科。

李純恩 - 金牌表演嘩嘩嘩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8日

香港真是個好地方,奧運金牌運動員四年一度又光臨。

這天是星期六,銅鑼灣塞車塞得嚇死人,大球場附近都是警察,原來又大滙演了。香港背靠祖國,滙演特別多,太空人上太空,運動員拿金牌,不管多辛苦多累,最後少不得還要來香港做一場「大滙演」。全中國,哪個城市有這樣的福氣?

金牌運動員是不是自願來為香港同胞表演,真的不得而知,不知他們收不收「出場費」。收「出場費」是應該的,他們千辛萬苦得了金牌,憑什麼要免費為一大群只會「嘩!嘩!嘩!」的香港人作表演?如果他們的出場費由香港政府支付,全香港的納稅人憑什麼去請那一大群「嘩!嘩!嘩!」的香港人看表演?要是金牌運動員們一文不收,那就是在完成政治任務,做政治義工,那香港的記者失驚無神問他們對香港「國民教育」的「尖銳問題」,也真的難為他們了,香港記者也真是的,你叫人家怎麼說?香港的狗屁國民教育,關這批運動員什麼事。

還是到九龍公園泳池看跳水表演吧,伏明霞和她的孩子們都去了,看得興高采烈。我看電視轉播也興高采烈,看着一排運動員站在池邊一個個翻觔斗跳進水裏,感覺就像在海洋公園看海豚表演。海洋公園的海豚據說罷工了,但中國金牌運動員來了,你說香港人多幸福。電視台記者在池邊一群「嘩!嘩!嘩!」的香港觀眾裏找了個師奶做訪問,師奶對着鏡頭結結巴巴說:「佢地好犀利呀,好辛苦呀,好艱辛─」好艱辛?哦,這話說到點子上了。

施安娜 - 活在真誠磊落中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8日 

看到吳克儉對於九萬人上街反國民教育科的看法,認為贊成的人其實更多,「若你看看香港的學生數目,單是小學生便有四十萬名,加上家長數目更是過一百萬」,認為沉默大多數支持國民教育,這讓我想起了哈維爾說的活在磊落真誠中(living in truth)。

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哈維爾談及在還是極權統治年代的捷克,一位賣菜大叔在櫥窗中掛起了「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標語,表示自己對於現存制度的忠誠,雖然他不會理會標語的內容,不過是「上頭分發」的;張貼,也不過是「多年來都這樣做,人人都這樣做」。「如果他不做,就會有麻煩。」「他會被指摘」,「甚至會有人說他不忠於人民和國家。」哈維爾指出這標語的意義是:「我某某賣菜大叔,住在這裏,我懂得我應做的事,我已按照人們期待我的去做。我是老實人,我是好人一個,我聽話,所以我有權平平靜靜的在這裏過活。」雖然他們不用接受謊言,但他們接受了以謊瞞騙隱來生活,鞏固了這種制度。有人說,香港人沒那麼容易被洗腦,甚至說教師是專業等等,我們沒那麼容易受騙,我們是專業的,可是,我們樂意見到我們的學生、教師,共同鞏固一個謊瞞騙隱的制度嗎?哈維爾認為只有由那謊言的世界中走出來,拒絕那掛標語等的儀式,違反遊戲規則,才能重新發現人們那被壓抑了的人性和尊嚴,這種反叛就是試圖過磊落真誠的生活。然而在這個追求自由民主的香港社會,我們的沉默,不也在締造一種謊瞞騙隱的意識形態嗎?

如果你是七月廿九日沒有上街頭抗議的其中一個,對於吳克儉的話,你認同嗎?可是,你一日沒有表達你的意見,你就「被代表」了,吳克儉已代你表達了立場。皇帝的新衣與指鹿為馬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用這來教導小孩。這豈止是給小孩子的教訓,遊行隊伍中,純真的小孩不是拉着「媽媽說:『逼小孩說謊的人是大壞蛋!』」的橫額嗎?我們容讓這個洗腦式的國民教育荼毒我們的下一代,逼小孩說謊嗎?別無他法,我們只能戳破謊言,別讓當局蒙混過關。

有人質疑「教師良心約章」簽署運動,認為「教學本來就是良心事業,為何要簽署證明?」質疑聯署的意義何在?用公開聯署方式向社會顯示自己有教育良心,易讓人誤會,以為不參與聯署的教師沒有良心,這就對教師造成沉重壓力。這其實是曲解了運動的意義,迎合了當局利用沉默者的意圖。「教育良心」不必證明,簽署,是一種公開表態,向當局說,你不能代表我。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別讓沉默,成為當局推行洗腦國民教育的力量。 

陳雲 - 共黨五論

三文治     2012年8月28日

中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放經濟,乘美元貸款寬鬆及年青勞動力釋放之利,經濟總量不斷增長,然而中共緊握一黨專政及國家控制經濟的制度,理論則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進展到「中國模式」的發展,詆毀西方民主制度、三權分立並不能助長經濟發展。他們發展出的一套說辭,大陸學生到美國經常使用,今年港共政府推出國民教育,好多遊說者都用這一套說辭。我總結之,稱之為共黨五論。

今用問答方式,分條展示,再一一拆解。共黨的五套說辭:多元論、平衡論、包容論、懷疑論、知識論,是左翼五論的威力加強版。

1. 多元論:既然文明社會重視多元性,為何不容許共產主義在香港學校傳播?
2. 平衡論:香港報紙傳媒及網絡世界充斥反共思想,為何不使學生認識共產黨,平衡一下?
3. 包容論:多元社會,為何不能包容共產黨?政府為何要在課本審查共黨思想?
4. 懷疑論:民主制度不一定正確,為何不容許學生有懷疑民主制度的教育?
5. 知識論:我們人類的理性認識能力有限,不能預設立場,禁制其他知識例如共產黨之傳播。

破解多元論共產主義統治主張工人階級領導其他階級,國家一黨專政,黨政軍三結合,本身就是排斥多元的,破壞多元的,故此多元社會不能容許共產主義執政,只能容許思想傳播與理論研究。然而,由於香港受到中共統治,思想傳播也有引致香港的一國兩制受損之虞,故此中小學不宜傳播共產主義,大學可列為研究課堂。

破解平衡論:大陸已有鋪天蓋地的共黨思想,香港的親共傳媒也有散播,毋須另外保護。至於報紙及網絡充斥反共思想,是民眾的自由選擇,喜歡傳播共黨思想的,可以參與競爭,毋須由政府在學校強行推出。

破解包容論:多元社會可以容許共產黨,但共產黨必須放棄專政之思想及武裝鬥爭的行動。何況共黨思想的基礎在於馬列主義,唯物論、辨證論、主觀能動性等觀念,有頗多語義含糊而違背語理邏輯之處,並非穩當思想,故此不宜在中小學教育。

破解懷疑論:懷疑民主制度是可以的,但也更需要懷疑共黨專政的制度。

破解知識論:民主制度不一定正確,但民主制度容許修正,是至今最為穩當的政治制度,但當然可以容許討論。當今民主制度出現的危機,是代議政制、職業遊說團、官商勾結的後果,如金融詐騙、關塔納摩監獄、機場搜身侵犯人權,這些也備受批評,反省之後可以改正過來。但共產黨的專政統治,在共產國家證實是災難,無一例外,毋庸置疑,故此必須放棄。


禁止共黨專政制度及黨國崇拜在中小學校傳播,是由於要拆解這些謬論,需要堅強的歷史知識和邏輯訓練,一般學校不一定具備。何況香港學校在中共壓力之下,共黨思想之傳播必會輔以升旗禮、唱共黨國歌、紅色之旅、心理壓迫、人際監視、打小報告等妨礙自由選擇的方法,這並非文明的教育方法。

陳雲 - 中門大開,猛嘢自由來


am730   轉角   2012年08月28日


近年香港有一個好恐怖的故事,猛過七月十四鬼門關大開,看到香港人發惡夢。故事有上下兩集,上集在二〇〇三年開始,下集在二〇一二年開始,上下集同時日日播出,令香港日日變成盂蘭節。上下集播出之後,大結局的劇本,已經不必構思,只有一個字——完,或者兩個字——劇終。

自由行在香港經歷沙士之後推出第一波。日前,大陸單方面公布 ,擴大自由行範圍,多千萬大陸客可來港,深圳增四百一十萬的非常住戶口的人,可以不必返回原居地申請來香港,在深圳就可以申請「一簽多行」,方便他們一次簽證、多次往返香港。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及廣州五個城市打工或讀書的非戶籍人士,亦可不必回鄉申請來港簽證,估計受惠人數逾一千萬人。即使是支持中港融合的商家,也認為香港的公共交通及旅客接待設施臨近崩潰,入境處職員擔憂邊境人手無法應付,警察擔憂跨境罪案增加,走私、水貨、賣淫、黑工,樣樣齊全,數量龐大,無從應付。

香港的地鐵已是全日屬於繁忙時間,九龍塘、太子、金鐘的中轉站要等兩三班車才可以逼上車。自由行改變店舖服務對象,本地人購買民生物品要走遠幾條街,奶粉要跨區搜羅,損失的時間和浪費的生產力,無可估計。港府再不取回大陸移民的審批權及大陸遊客的配額權,就會被中共肆意用人海戰術攻擊,佔領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將香港人排擠出去。這不是法西斯,也不是族群歧視,而是好現實的香港人利益維護問題、香港人的維權問題。

自由行旅客,踏平香港;雙非童湧入新界,拖垮學校。為甚麼在本屆立法會選舉,竟然無一個政黨全力維護本土利益的?為甚麼會搞到無票可投,欲哭無淚!二〇一一年底至二〇一二年初,香港爆發抨擊雙非人禍港、反自由行泛濫的反蝗蟲運動,在這關鍵的幾個月,香港的左翼(社運界、社福界、社民連政黨等政客)誣衊那些呼籲港府限制雙非人和大陸客的人做種族歧視者。我抨擊大陸人搞壞香港公共秩序,竟被誣衊為法西斯、希特拉、反蝗教主,令到香港政黨不敢碰觸保護本土利益的議題,於是在政黨部署競選政綱的成型期間(conceptual stage),這些保護本土利益的議程,成為政治禁忌,無法寫入競選政綱。香港那群左翼,一味擁抱「同胞」,政黨忙於登陸釣魚台,中了「中國情花毒」,無視香港危機。

民主派難以擺脫中國情懷,無法面對雙非人、自由行乃至新界東北變成雙非殖民區的本土危機,雖然明知可以贏得選民支持,也不敢高舉本土政治、香港維權,給選民一個投票選擇。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2年8月27日 星期一

鄭志文 - 樓價

明報   2012827

連不談樓價的我,也加入談樓價,可以想像樓價真的是一個問題。七十多歲婆婆來看醫生,本來堅強的她,告訴我最近為住屋問題頗為煩惱。他們兩夫婦早已(被迫)退休,有一個不太懂得照顧自己的女兒。一切生活費都由多年前少量積蓄和政府福利支持。她常自怨計數不好,以為兩老只有七十歲命,卻不料好像命運設計了他們要活到九十多歲。錢,最傷腦筋。他們並沒有住在公屋,住屋開支成為他們主要消費。最近業主大幅加租,而附近的單位已不用考慮了。因為三百呎小單位也要萬多元月租。而那些所謂套房,大約就是劏房吧,一百呎地方,也要七千元月租。感覺上,實在與現實生活脫節。

樓價飈升,附近新樓叫價萬多元一呎,已是「賣大包價」,於是四百多呎樓,賣六百多萬,是「好抵買」。近年的特點,是租金並沒有和樓價脫節,代表有可能真的是供求問題,而不單是炒賣。一直以為,這樣的樓價,絕對是和負擔能力不符啦,又有誰千幾萬買入一個普通屋苑單位?

可是,忽然有點擔心。因為想到手提電話。廿年前,又有誰會相信人人一部(包括小學生)六千元智能電話?而且每個月付四百元電話費?

吳志森 - 照妖鏡

明報   2012827

Vic:其實,不知道五星旗那四顆小星代表什麼,不知道「三面紅旗」是甚麼意思,不代表不能做一名合格的立法會議員。禮義廉最大的問題是無恥,甘心做中共的走狗。做走狗,是不必熟讀歷史的;對主人的事,一知半解最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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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談到立法會選舉的競選論壇,說得好像一無是處,讀者當然未必完全同意,否則一些精彩片段,不會在網上瘋傳,點擊率奇高,可見論壇的某些片段,對網民來說有極大吸引力。

平情而論,競選論壇雖然乏善足陳,但如果準備充足,提問得宜,有時也會像照妖鏡,使牛鬼蛇神的真面目無所遁形。

被網民津津樂道的,是九龍某區名嘴對愛國政黨的論壇。簡單的幾個問題,就使這位建制第一大黨的副主席出盡洋相。


網民對這個片段一定看過很多次,對內容甚至可以倒背如流。論壇發問環節,名嘴質詢的對手,就是這位愛國政黨副主席。名嘴的國學歷史常識豐富,經常滔滔不絕,立法會辯論引經據典,以為他會提出甚麼深奧難解的問題,來難倒對方。

觀眾有很高的期待,怎料,只是一個小學雞問題。我說是小學雞,一點都沒有誇張。小學常識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的五顆星,代表甚麼?小一,女兒問過我一次,小二和小三,她要做工作紙,又走來問我。可見,對小學生來說,國旗的星星代表甚麼,確實難以入腦。

小學國民教育最基本的常識,愛國政黨副主席顯然不懂,顧左右言他,答不上來。但她又不是完全不知道,只記得中間最大的那顆星,是她的大老闆中國共產黨,但圍著共產黨的其他星星呢?聽人家說過,有印象,卻又記不起來。

名嘴步步進逼:不要講其他了,中間的大星是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代表甚麼?避無可避,硬著頭皮,想起自己出身的階級,豁出去了:工農兵商。唉!旁人都替她肉緊,「錯」聲此起彼落。

開口埋口愛國,對國民教育推崇備至的本地左派,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際上,對中共的國旗、政體、歷史,即使沒有深入研究,也應有基本的認識。但可憐兼可怕的是,愛國第一大黨的領導人物,原來愛國基礎是那麼的薄弱,是如此的不堪一擊,連一個小學雞的國民教育問題,都答不上來。

名嘴還是不放過她,再追問中共的歷史常識:1958年的「三面紅旗」是甚麼意思?很難形容愛國政黨副主席此時此刻的表情:是羞愧?是無奈?是惶恐?找個地洞鑽進去好了。


孔捷生 - 國家公器變成殺人機器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7日

司法、執法系統為國家公器,而在中共一朝卻是黨器,這當無疑問。但谷開來案實質是國家公器淪為家天下的私器,這才是此案要害。薄谷氏的A計劃並非親自出手下毒,而是夥同王立軍殺人,由她把英人召來重慶,王立軍以藏毒拒捕之名當場將海伍德擊斃。王局本已答應,卻臨陣變卦。不管王出於何種考慮而變卦,A計劃都令人毛骨悚然。國家公器變成私家殺器,何其恐怖!薄谷氏B計劃所調動的資源,同樣來自國家公器,連氰化物「三步倒」毒藥,她動動嘴皮子就有官員送到。殺人之後吩咐王局將之抹過去,正受中紀委調查的王立軍卻悄悄錄了音,回頭找薄熙來要價不遂,他手下的人開始被抓、被隔離、被自殺,始有王立軍「闖館」一幕。

然而王立軍不幹自有人幹,重慶公安局副局長郭維國指示手下隱匿、偽造、毀滅證據,並誘導死者家屬不要求解剖屍體。這三名辦案警官分別是重慶公安局刑警總隊總隊長李陽、公安局技術偵查總隊總隊長兼渝北分局局長王鵬飛、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副局長王智。他們都奉命照辦,只是多存了個心眼,沒按命令徹底銷毀罪證。其中王鵬飛私留了海伍德的心血樣本,他也是唯一不肯在死因鑑定書(稱海伍德吸毒過量致死)上簽字的警官。

不過公器變私器的戲碼未演完,直至王立軍已被朝廷錦衣衞大檔頭從美領館提走,薄熙來的心腹私黨、從遼寧帶過來的重慶市委辦公廳主任吳文康,加上王立軍出事後緊急調來的重慶公安局黨委書記,還要求王鵬飛在鑑定書上簽字,威脅他要掂量自己的利益與前途,更要考慮政治影響,否則不利黨和國家形象,不利社會穩定,二人代表組織要他和叛國的王立軍劃清界線。殊不知王鵬飛不從,於是被關押起來足足三十多天,直到谷開來被捕,他才恢復了一陣自由,旋即又被抓。這次他作為從犯被判五年,卻是四個涉案警官中唯一不認罪的人。

羅列上述案情脈絡,已顯現國家公器變成私家殺人機器之駭人程度,而實情遠不止於此,此案庭審全程都小心翼翼避提薄熙來的名字,薄捲入的細節必須遮蔽掩埋。王立軍案馬上開審,這是個難纏角色,谷開來一口咬死指他「陰險」,這二字倒沒說錯。但王再陰險也沒有爆料餘地,律師都由黨指派,能說甚麼不得說甚麼早有腹稿,薄熙來的命運已由黨來安排,不容旁人置喙。

《紐約時報》評論,薄熙來挑戰既定的權力交接秩序,卻因自身肌肉的潰爛腐敗而輸掉決鬥。但究深一層,整個體制都是如此腐爛,它同樣無力去徹底收拾薄熙來。倒是這種腐爛模式仍在擴展,眼看就要蔓延到香港,真令人不寒而慄!

黃偉豪 - 1比99的不公義:自由市場的迷思

2012年8月27日

【明報專訊】今日是香港的「佔領中環」行動在法院的頒令下要撤離匯豐總行地下廣場的日子。與此同時,在世界其他國家,包括行動發源地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美國,其運動的聲勢、規模和受公眾及媒體關注的程度均有下降趨勢。這是否表示困擾着全球的經濟危機和金融海嘯的威脅已逐漸解除,一切快要雨過天晴?

對於以上問題,答案絕對是否定的!

全球金融危機的威脅根本並未解除,歐美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財赤及國債是天文數字,實體經濟復蘇仍是遙遙無期。而隨着全球唯一餘下來的經濟火車頭中國的經濟也開始放緩,亞洲區的資產泡沫揮之不去,新一輪和更嚴重的危機爆發風險反而在不斷增加。不過,自由市場今次面臨的真正和最致命的危機,是在理論和價值之上,甚至是一場學術上的危機(intellectual crisis)。一度聲稱可以解釋現實及給人類帶來幸福生活的自由市場模式,似乎一夜之間失去法力。它不但不能有效解釋如今所出現的問題,更把人類帶入了一個黑暗深淵。

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上,一句主要的口號是「我們是99%」,反映在一個完全跟從自由放任市場的模式下,所出現的只是由社會上最有權力的1%的人,壟斷了大部分的資源,其餘99%的人只能面對貧困和受苦。不少學者,當中不乏經濟學家,已不斷走出來,指出由始至終自由市場只是一個從不存在的迷思,甚至是1%的人為了鞏固和合理化有利自己的社會秩序,而建立的論述或謊言。

要了解有關自由市場的失敗、局限和不足的討論,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年的多本著作,均極具參考價值和啟發性。他和一般對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批評者不同,他的言論更有權威性,因此對盲目和無條件地接受自由市場的教條主義就更具破壞力,突顯其如何缺乏說服力及脫離現實。

政府與市場互補不足

斯蒂格利茨的權威,主要來自他本身也是一位經濟學家,並且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更難得的是,他絕非像不少現今的經濟學家一般,只躲在大學象牙塔內閉門造車,沉迷於一些自我想像出來的數理化模型,相反,他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真正達到經世致用的境界。

自由市場可有效運作假設

根本不存在現實世界

早在他著有的公共財務教科書中(註一),已指出沒有政府參與及有效監管的自由市場只存在於理論的層面,而非現實之中,絕大部分有效運作和健康增長的經濟體系,也是奉行政府與市場互補不足的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

在2009年出版,分析2008年金融海嘯成因的《Freefall》(直墮)一書中(註二),斯蒂格利茨指出金融海嘯之所以出現,正正源於把本來只出現在理論和虛構層面的自由市場,毫無保留地推至現實當中。由於很多自由市場可以有效運作的假設,根本不存在於現實世界,對99%的人來說,結果出現的不是更多競爭所帶來的更多選擇和更美好的生活,而是企業的壟斷和暴利,社會變得更不公義、貧富懸殊及缺乏上流的機會。

他的最新著作《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不公平的代價)更可以被視為向硬推自由市場這迷思與騙局而自肥的1%所下的戰書。書中揭示了很多駭人的數據,顯示不平等的問題已到了水深火熱的程度。在美國,貧富懸殊的嚴重程度是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差的水平。在2007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居然擁有全國超過三分之一財富,而Wal-Mart(沃爾瑪)6個承繼人的財富,竟然是全國最底下三成人的財富的總和。更諷刺的是,不平等的現象並未有因2008年的危機而轉勢,反而使引致危機的1%的人變得更富有。在2010年,這1%的人佔去了新增收入的93%。

不平等源於不公義制度

不平等源於一個不公義、沒有平等機會的制度。1%的人利用自由市場的迷思,建立一個由他們操控和壟斷的制度。正如斯蒂格利茨在書中指出,最令人不安的是,這不公義的制度把經濟和政治的權力結合,製造種種有利1%的政策和遊戲規則,並且滲透至傳媒和教育之上,使99%的人相信自由市場的迷思,甘心接受他們面前的最差,已是在現實世界中可以做到的最好,對不公義麻木。

有評論者把斯蒂格利茨和另一位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樣經常把自由市場批評至體無完膚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Paul Krugman(克魯明),視為主張政府干預的左派和凱恩斯主義學者。這一種分類是有誤導和危險的,因為它把現時有關自由市場的爭論和反思,淪為難分對錯的意識形態之爭,忽略了整個學術討論的真正意義,是要找出誰的理論與模型最能有效解釋現實和改善世界。

亦有評論認為他保守,因為他仍主要着重加強政府在經濟上的監管和責任,並未完全放棄市場的角色。這一評論所忽視的是斯蒂格利茨在這時代背景下的貢獻。在自由市場的迷思作為共同的敵人下,打破缺口,釋放想像空間,似乎是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用回斯蒂格利茨自己的語言,他主要是想證明自由市場外的另一個世界的可行性(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非否定有比自己所提出的建議更理想的世界的存在的可能性。

在美國一個如此成熟的民主體制,也可以讓1%的人高高在上,如此壟斷社會上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力和資源,在沒有民主體制的香港,其前景更顯得不樂觀。要避免比現時更極端和更荒謬的分配不均的情况在香港發生,除了要加快香港的政治改革外,同等需要的是思維上的更新,思想空間的擴闊,走出自由經濟的迷思,對於其他自由市場外同樣可行和更公義的模式,有更多的討論和想像。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參考資料:
1. Stiglitz, Joseph.(2000)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 3rd ed. New York: Norton.
2. Stiglitz, Joseph. (2009)Freefall: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NY: Penguin.
3. Stiglitz, Joseph. (2012)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 NY: Norton.  

陳雲 - 暴政之下,中產豈能溫和——支持激進政黨進入議會是理性的選擇

2012年8月27日   facebook網誌

香港人反對國民教育、自由行旅客氾濫、新界東北邊境失守,但政府置若罔聞,愛理不理,連諮詢民意和回應示威訴求都懶得做,龜縮不出。民主派無計可施,左翼社運繼續在關注弱勢大陸同胞,老牌激進政黨社民連忙於登陸釣魚台,揮舞五星旗及唱中共國歌。

民主派的「走入建制,又傾又砌」的溫和政治路線已證明失敗,主張民主中國統一論的「中國情花毒」更加癱瘓中港政策,在雙非人、自由行的問題上,即使民怨沸騰,民主派也毫無能力回應香港危機。

巨大的政治意識轉變,需要一個溫和的過渡時期。政治生態要改變,並非要殺滅舊政黨,而是要催生新政黨,完成健康的政治光譜,可以靈活回應民意的政黨組合。我雖然口罵民主黨,但如果你們在選區無其他選擇,投票給民主黨,我會心領神會。我罵民主黨的目的,不是要摧毀他們,而是要催生新的本土政黨或政客,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民主黨大抵也是反共的,但反得來有點傻,有時適得其反,自討苦吃,火燒後欄,但民主黨始終是反共的,可以穩住大後方。故此,在投票的時候,如果覺得新興政黨或候選人可以支持,就放棄民主黨吧,不必支持他們,反正他們會保住基本盤,不會大敗。我們逼切需要催生的,是維護本土利益的反共政黨,令他們成為衝鋒陷陣的民主前鋒。

如果激進政黨如人民力量取得議席夠多,就可以改變香港政治生態,不必一兩個激烈議員在議會吼叫,而可以連成陣線,提出建議,逼政府妥協或改變。這是香港的中產必須認識的,由激烈鬥爭到建設性的政治路線改變。激進政黨如人民力量看起來爛躂躂,但做起事來一樣可以用拉布戰術,癱瘓政府提出的不公義的議案。激進政黨能否演進成為穩健政黨,在乎是否在議會取得關鍵少數(critical minority),在乎中產是否加入支持,令到支持者不再集中於青年的、基層的選民。一旦激進政黨取得關鍵少數,民主黨便不能再採取排擠的方法來對付,必須採取融合政策(accommodation),那麼民主黨的立場便要改變,與激進政黨形成一個有力的反政府的同盟(coalition)。香港政黨的生態,就這樣微妙地改變了!

以港共政權之麻木不仁,霸王硬上弓,街頭鬥爭是免不了的,然而香港的公共秩序十分脆弱,我們也不願意見到街頭鬥爭頻密或異常強烈,癱瘓公共秩序。假若激進政黨取得關鍵少數的議席,街頭鬥爭便可以接通議會抗爭,舒緩街頭鬥爭的壓力。故此,如果你是中產,甚至商人,我呼籲你認真動用你的理性頭腦,考慮投票給維護本土利益的激烈政黨或個別候選人。這是理性而務實的選擇。

2012年8月26日 星期日

戴耀廷 - 在公義的制度下包容才有意義

明報   2012826

Vic:今天的香港,不時有人說,反對派在搞文革,肆意攻擊侮辱異見者,產生寒蟬效應;又有人說,反對派非要別人順從他們不可,毫無民主質素;還有人說,今天在香港,最沒有言論自由的是官員,官不僚生。這種言論令人啼笑皆非,頗能反映某些人思想錯亂或心術不正。

香港有些基督教派,動不動就引述羅馬書第13章「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要人順從當權者。近日甚至有人在報紙登廣告,擺明為中共控制的民建聯立法會候選人祈禱。我一直覺得,果真有天堂與地獄,這種教徒死後必定下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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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兩極分化的現象愈益激烈,支持及反對意見壁壘分明。在公共空間包括電子及文字傳播媒體,持反對意見者的言詞變得愈來愈激烈和尖銳,有時候更可能是尖酸刻薄,甚或是人身攻擊,尤其是針對特首和眾高官。

這種現象引出另一種觀點,指這種「刻薄煽情和凌辱別人的語句和文字」壟斷了媒體,令那些「誠實地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變得噤若寒蟬以明哲保身」。

我也同意理想的公共討論,是持不同意見者能抱開放態度,真誠地把自己的觀點提出,也誠心地聆聽不同意見者的觀點,並願意因應其他人合理的意見而修正自己的觀點以能達到共識。但這種真誠的對話與商討,是必須建基在一個已是公義的體制之上,香港的問題正在於現在的體制並不公義。

特首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故人們先入為主地對新管治班子有各樣質疑,也是可理解。尖銳言論的作用在於集結社會的輿論和公民社會,對那些透過不公義制度取得管治權的官員施壓,迫使他們改變現行不公義的制度。在不公義制度下的官員,不能單說市民要給他們機會和時間,和要信任他們不會以權謀私,而是要用實質行動修正現行制度不公義之處,並有具體計劃建立起真正公義的制度,那才有望取信於民。

在不公義的制度下,政府官員手上有著建制和法律所賦予的龐大力量,包括合法的武力、大量的公帑和寬闊的行政酌情權。而在弱勢一方的市民所擁有的力量只有他們一張嘴(批評)和一雙腿(上街)。力量不對等而掌權者又寸步不讓,除了提升言論的刻薄度外,市民手上還有甚麼呢?

雖然我自己很少會用這種表達方法,但我們也得明白人們變得激進的原因。若說刻薄言論不能正確「引導年輕人的思想方向」,那麼促使這種言論出現,仍是支持維持不公義制度的人不也是有責任嗎?

如果抽離地說要包容不同意見,那必然是正確的。但若身處不公義的制度下,無條件地包容不同意見,有可能也包容了不公義。

林茵 - 發展香港 香港變小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政府聲稱籌備及諮詢經年的新界東北三合一(古洞北、粉嶺北、坪輋/打鼓嶺)新發展區計劃,近半月來出現關鍵轉變。

過去無論受影響居民和媒體,都將之理解為一般增加土地供應、解決房屋問題而建造的新市鎮,關注點主要圍繞地產霸權囤地趕絕本土農戶的議題。

直至本月壓力團體仔細分析規劃細節、翻查親中研究機構和內地媒體的說法,才發現這是個為內地人發展的「特區中的特區」,牽涉邊界後撤、雙非湧港、強推「中港融合」等全港性議題。一時間群情洶湧,政府本想鬼祟進行的諮詢會上周末被逾千名市民迫爆,官員落荒而逃。

「究竟因乜事要搞到咁唔想我哋知?」坪輋居民譚志傑說,受影響的十多條村估計達萬人、在諮詢期完結前的最後一個月,仍是連規劃簡介文件都難以取得,甚至不知道家園將被強拆。「開頭我以為可能有些既得利益者唔想我哋知,原來政府都唔想,村裏的鄉委會、上水粉嶺的民政署都拿不到諮詢文件,我們奔走沙田、北角才蒐集到二百份,完全不夠派。

跟住大家查資料先發現,原來官員早就同大陸媒體做訪問,一切盡在掌握中,只有我哋蒙在鼓裏。其實而家唔止係我哋,佢啲政策就是要犧牲香港七百萬人去成全中國十三億人的發展,其實是政府自己搞到個社會咁唔融洽。」

本周初梁振英智囊組織「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助理總研究主任方舟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未來兩年將逐步開放面積二千四百公頃的邊境禁區,發展高科技產業及零售設施,讓大陸人免簽證進入和居住,三合一新發展區的「坪輋/打鼓嶺」區域亦將併入此「邊境特區」,然後在此特區連接香港其餘地區的邊界再設二線關卡;至於古洞北、粉嶺北兩片新發展區則為「邊境特區」的附庸區,提供商業、住宅和消閒配套。

毁人家園和農地,原來不是為香港人生活得更好,居民與知情市民強烈反對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發聲明稱是《大公報》錯誤引述,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均指不是免簽證,而是「落地簽證」,但其實兩者的實際效果又有多大差別?特首梁振英事隔數天回應,指這是個別研究員的提議,但其本人明明自二○○八年至今年六月屢次受訪談及免簽證邊境特區計劃。

面對居民怒轟假諮詢,周四政府公布將諮詢期延後一個月至九月底,並在九月二十二日於聯和墟補辦一場公眾諮詢會。然而,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盟的召集人李葆恆認為遠不足夠,「既說是公眾諮詢,為何不跟全港市民溝通?香港這大片地要怎樣使用,不只是我們這裏村民的事」。

「要拆咗搬我去公屋,不如畀副棺材我啦」

李葆恆是坪輋昇平村居民,該村由一九六○年代成立的昇平小學教職員宿舍發展而成,她的父親李膺是創校教師,現已九十二歲,說起被逼遷便氣惱,「要拆咗搬我去公屋,不如畀副棺材我啦,佢所謂安置,好似個火柴盒一樣,人根本無法子住得落。」老父鼓勵李葆恆組織居民關注組抗爭,李葆恆第一件事就是四出蒐集足夠的諮詢文件供村民參考,好難才找到約二百份。有別於其他政府諮詢文件的「悶樣」,這份的尺寸和釘裝像免費報一樣、圖文並茂,李葆恆笑中帶譏諷,稱之為「售樓書」,「又低密度住宅、又綠化、又河畔公園,十足碧桂園廣告雜誌!」

或許的確沒必要派給居民,全份二十大版的內容,只有尾二那頁的三行小字跟居民有關,表示會按政府政策安置合資格居民至古洞北的公屋;其餘種種天花龍鳳的設施和預想圖,都是把村民趕走後、與他們全然無關的另一種生活了。在坪輋耕作了一輩子、五十來歲的珍姐無奈說,「我睇完這份簡介就覺得好無希望囉,佢都無安排到地方畀我哋留在這裏種嘢,鏟走晒變高尚住宅區。」

珍姐

居住元下村的珍姐說,從前她家和附近鄰舍都有養豬、附近又有牛房,後來政府打擊養豬業,「一個政策落嚟要整化糞池,無資助又無講解」,她家負擔不起唯有放棄;村裏近年不少農戶轉型有機耕作,珍姐夫婦十多年來每有盈餘都投放在田裏增添設備,逐點經營出近十萬呎的有機農場,若要發展,夫婦倆到這年紀都難再有足夠金錢和心力搬到別處耕作,深感政府是漠視農民生計。

二○○六年從電訊工程業轉行耕作的Victor,先後經兩次收地打擊,開始時透過漁護署的「農地復耕計劃」在馬屎埔租地,二○○八年因恒基收購被迫遷至坪輋元下村,兩年前聽聞這處也有發展計劃,預早再到漁護署排隊,至今仍未有音信,「個計劃的輪候名單成幾百人,係好多人有心從事耕種,亦有個市場在,我們和附近的農友都說供不應求。但政府所有規劃都將農業剔除在外,佢唔會考慮農業發展,只覺得係可以一路縮小嘅嘢。搵地愈來愈難,一個農夫無田,可以點走落去呢?」

Victor聽到官員誇誇其談的深港融合,不禁問,「既然講同深圳大陸傾各種合作,點解又唔問深圳可否在那邊劃番個『農業特區』畀我哋?或者你禁區邊境畀番塊地我都可以,我哋唔係真係咁挑剔,有個空間就可以,但佢畀唔到囉。

從美國來港二十一年、經營影像製作公司的James Crain,兩年前在坪輋置業,原因好簡單,「這裏的人講how are you?佢哋真係想你答,在城市裏的人說how are you?之後見你無錢,佢就走咗去。」James說這間小屋是他的完美居所,找了很多年才找到,若因發展被迫遷,實在不知道要怎樣做,「我沒想賠償問題,這是我的家,就算佢畀1000萬我,我都寧願繼續住這裏。」

我以為這種強拆只會發生在中國,但原來香港也會,政府覺得,可以從任何人手上收佢的地,就為了之後賺大錢。這樣的事情究竟幾時會完?今日佢收我的,聽日也會收其他人的。如果你相信佢話發展係為大家好,所以有權咁做,所以不支援我們,將來佢收到你的地時誰來幫你?我在香港買樓因為相信這裏是自由市場,原來政府可以隨時收咗你的。這些年深圳愈來愈似香港,香港愈來愈似深圳,我相信這對香港來說是壞事,似乎有個計劃要拎走香港人獨有的身分認同、自由和獨特個性,今次發展計劃若成功,會是令香港喪失佢identity的又一大步。」

郭梓祺 - 驚睡覺,笑呵呵——林語堂與蘇東坡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話說一個叫郭功甫的詩人,有次帶著自己的詩歌探訪蘇東坡,大聲朗讀之後,便請東坡打分。「十分」,東坡說。詩人自然高興,但東坡轉瞬補充:「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古書沒記載郭功甫的反應,大概是笑在一起掩飾尷尬吧,暗暗也可能從東坡之風趣,滑移到詩不合格只得三分之自嘲。

幸好人還懂得笑,否則世界一定艱難許多。蘇東坡固然是才高屢黜,林語堂臨離開中國擲下的〈贈別左派仁兄〉,也顯得傷感而無可奈何。但讀林語堂的《蘇東坡傳》,卻真有一種樂在其中,分別寄居在東坡的豁達一生,和林語堂的活潑文字。林語堂在前言說,赴美時帶了許多東坡著述,因為一直希望為他寫書:「and even if I could not do so, I wanted him to be with me while I was living abroad」。此句用的是him而非his books,見書如見人,一往情深。這樣的民國人寫這樣的北宋人,也是難得的契合。東坡知道應會微笑點頭。

王安石與希特拉

政見與東坡相左的王安石,自然是書中的大反派。林語堂既借北宋反映時局,諷刺共產黨,寫起來,王安石可能比實際還要剛愎自用。這位拗相公不單希望革新政治經濟,就連經書注疏和文字學都有創見。跟東坡一樣,林語堂沒放過訕笑他的機會,譬如形容,王安石那種「波為水之皮」的文字學,「would make any philologist weep」。但偶爾也懷疑,林語堂心中是否真有王安石。例如寫到他的性格,一跳就扯到希特拉:「Like Hitler, he exploded in fits of temper when he encountered opposition; modern psychiatrists might classify him as a paranoiac.」語氣這樣重,莫非林語堂在這段國共內戰的時期,早就預見獨夫助大,國運微茫?

王安石還算好,因當權派不乏卑鄙小人,排斥與攻訐不在話下,最壞的時候,真想過要了東坡的命。東坡被誣告、收監,據云一度想過自殺。後來一直被愈貶愈南,最後竟到了儋州,即海南島。境況如此淒苦,東坡自不免有消沉的時候,但他的和樂與才情,卻顯得愈明亮可貴。林語堂的書名The Gay Genius可算得其精神,唐人韋莊在〈天仙子〉的「驚睡覺,笑呵呵,長道人生能幾何」幾句,用來描述他也貼切不過。

黃州惠州儋州

東坡死前不久,曾寫〈自題金山畫像〉,末句以三個貶謫之地歸結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在黃州,東坡四處遊歷散心,寫下〈前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及〈記承天寺夜遊〉等名篇。林語堂說:「These alone more than justify sending the poet into imprisonment」,貶得好。在惠州,當東坡知道自己不在朝廷特赦之列,便寫信給親戚:「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退一萬步,一下把自己想像成惠州的庸才,考來考去考不到科舉,還不是如他一樣,滯留惠州?東坡在另一封信則說,算吧,離開官場是解脫,做惠人也悠然自得:「某既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被貶本非樂事,難得東坡有閒情稱讚兒子,忍不住也信手讚讚自己,最終還要送人一個笑哈哈!看見最後那「呵呵」,幾乎能遙見他掩嘴的得意。

在儋州,年老的東坡自然想過會客死異鄉。他倒先吩咐先子:「死即葬於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人總有一死,不必多事,這是豪邁。但孤絕的境況不免教人沮喪,他曾在日記抱怨:「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也?』」。他渴望逃脫,但過了一會,又想到「有生孰不在島者」的道理。人總是在島上生活,不過島有大有小,他棲居的島小一點而已。

想像,幽默與自嘲

看蘇東坡如何安頓自己,發現想像力和幽默感同樣重要。能把所有道理收在三十字內的王爾德說:「Imagination is a quality given a man to compensate him for what he is not, and a sense of humour was provided to console him for what he is.」庸才偶然都會想像自己其實是天才,待失敗了,幻想破滅,又會嘲笑自己果然不是天才。但就算真是天才又如何?人都如此有限,而自己又總比別人好笑。

林語堂深明此理,《蘇東坡傳》有段專寫自嘲,借希臘諸神與基督教的上帝之比較,說明人的特質,以及自嘲為何是種美德:「If philosophy has any value, it teaches man to laugh at himself … … I do not know whether we can call this laughter of the gods or not. If it were the Olympian gods who were full of human mistakes and foibles, they would have frequent occasions to laugh at themselves; but a Christian God or angels could not possibly do this because they are so perfect.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er compliment to call this quality of self-laughter the unique saving virtue of degenerate Man.」這簡單幾句,可算後來艾柯寫《玫瑰的名字》的起點。何況除了自嘲,笑的顛覆力量畢竟太大,有權力的人當然希望多加制約,阿里士多德《詩學》論喜劇的半部才因此失傳,只剩下悲劇。《玫瑰的名字》書成時林語堂已經過身,要是讀到,一定也會微笑點頭。

林語堂多用英文寫專著,中文則留給散文。他散文走的是明末性靈派一路,〈序《人間世》及小品文筆調〉多少是自況,離魯迅說的匕首投槍頗遠。譬如他寫那種一則一則集腋成裘的文章便很有趣,例如在〈有不為齋解〉,列舉自己有何不做:「我不請人提字。我始終背不來總理遺囑,在三分鐘靜默的時候也制不住東想西想」等等。最後一則說得老實:「我從不泰然自若;我在鏡子裏照自己的臉時,不能不有一種逐漸而來的慚愧。」他為自己創辦的《論語》半月刊寫的〈論語社同仁戒條〉,也字字珠璣,盡見雜誌的格調與態度,寫在括號入面的話尤其精彩。最後三條很有意思。第八,是「不主張公道,只談老實的私見」。第九,是「不戒癖好(如吸骽,啜茗,看梅,讀書等)。並不勸人戒煙」。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壓軸的第十條:「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

陳劍青 - 回歸十五年「東北之亂」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史書裏常以「亂」來形容歷朝歷代一些為禍無窮的政治風波,如黃巾之亂之於東漢、永嘉之亂之於西晉、安史之亂之於大唐,想不到大時代變遷將要發生在香港——回歸十五年,一場發生於新界北的「東北之亂」即將上演。

這場亂局先是由說要「急市民所急」的政府突然將市民的願望拋到谷底而開始。新界東北這個香港市民以為是一個解決本地居住需要的「新市鎮計劃」,若參照此計劃諮詢文件內描繪的圖像與規劃概念,可以看到計劃試圖不斷植入一種仿照沙田新市鎮裏中產家庭的「理想生活」, 一套幾乎沒有香港人置疑的「核心價值」:區內被命名為「河畔市鎮」、承諾要建低碳建築、打造交通便利、綠化與休閒的生活空間、功能化的規劃等。如此市鎮規劃,充滿對城市文明、理性、服務與美好生活的承諾。

近因

但近日各民間團體與報章傳媒所指,發展的真相,竟然是一場有關深港一體化、可容讓內地人更簡便入境的「特區中的特區」、各種配合內地需求的產業、服務與住宅區的計劃。美夢泡湯。本以為是「港人港地」為基礎的新市鎮何時變了叫做服務自由行的「新發展區」?新界東北一片鄉土,為何會變成「割讓」給深圳成為滿足內地需求的衛星城市?香港特區中要再打造一個「深港特區」,是否意味着港人到自己城市的地方也需要出入境?香港是否已經被中央十二五完全地規劃,配合「東進東出」的粵港融合戰略,定義了我們未來的生活方式、經濟功能及政治邊界?這恰恰由一種期待美好生活的城市烏托邦(utopia),掉進一種被中港權貴操縱我們的土地、一國兩制即將要提早死亡的絕望死域(dytopia)。加上規劃諮詢過程黑箱,這種落差的張力讓憤怒不脛而走,怒火不再受林鄭月娥的「人口增長」、「居住問題」、「土地供應不足」等一紙空文所能包裝。

發展經過

新界東北一直由政府與既有地產霸權把玩之鄉郊地方,民憤其實已經在此醞釀多時。回歸後,政府旋即訂立全面開發新界北的戰略,作為商人治港管治團隊的大地產商開始在新界東北各村割據綠化土地,以期政府可透過大型的新市鎮計劃,協助他們賤價買入的農地興建天價豪宅。在一九九八年,政府以「人口增長」的名義,配合地推出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計劃」,開始着手向非原居民開刀。

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數千戶非原居民從此不得安寧,北區原居民開始逐步連租約將他們生活數十載的農田與家園賣給地產商,讓非原居民每天都暴露於收地勢力的騷擾與壓迫。十年間,農民與村民家園逼遷數以千計,單是馬屎埔村,原有七百戶村民現只剩下不足一百戶。但由於新界地權星羅棋布及受金融風暴所影響,新界東北計劃其後擱置。

二○○七年曾蔭權履行競選承諾,新界東北再度包裝成十大基建之一推出市面,始以「深港融合」之名重推這個地產為主及配合廣東省服務業轉營的計劃,並配之以「公私營合作」的發展模式,提出政府只負責提供基建規劃、地產商直接將土地建豪宅的發展方法。查冊顯示,長實、恒基、新世界、另一新字輩及一眾香港地產商進行的「分區式割據」已經基本完成,每間一村,其中恒基地產不僅在馬屎埔村積存了八成之農地(近三百萬呎),年報更顯示該公司在坪輋及古洞各村已經積存約二百五十萬呎土地,獨佔整個新界東北計劃內私人土地的多過十分之一。每多一吋積存的土地,就會累積多一點的不公義之痛恨。

這種只懂以地產利益主導的劣質城市發展,令區內近萬個以東北為家的非原居民憤怒不已,感到為何要無故為沒有港人共識的融合及地產利益而白白犧性,這裏勢將爆發一個比不足千人的菜園村社區更大的鄉郊抗爭。

三大戰役

在感到被蒙騙的港人及被欺壓已久的新界東北非原居民,未來預計將會出現三場影響深遠的重要戰役:

一、城市位置之戰:新界東北的抗爭將會是香港城市整體佈局之爭,一種由梁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提議,香港未來應發展為「雙核心」城市——一個以中環為中心,另一個則以新界北「邊境特區」為中心,這與既往北京一直以新界北作未來城市中心一脈相承(如一九九○年代中方建議在后海灣旁興建新機場);另一種則是有城有鄉的民間發展想像,除了市區之外還要好好經營我們的鄉郊,有城有鄉的城市格局。同時,未來的香港究竟會以香港本位出發,還是從內地規劃的角度主導未來的城市發展,亦會牽起一場持久的城市論述戰。

二、綠帶農地之戰:發展計劃將會摧毁近一千萬呎優質農地,雖然不少被地產商與原居民囤積,仍是以傳統技術耕作的農民及不少新興有機農場賴以為生的空間。現時粉嶺北居民聯席及一眾環保團體,都要求地產商及政府「還地於農」,反對新界東北計劃,倡議發展本土農業及社區經濟,提出這些綠化土地及本土經濟根據不值得因深港融合及自由行經濟而被犧牲。而政府亦不乏在計劃中試圖爭奪環保之工作,與既得利益的環保專家(如做環保地產的黃錦星也是新界東北專家)共同協作,說要「建設可持續發展社區」、「低碳建築」、起有梯度性的屏風樓減少屏風效應等,可預視未來將有一場揭破「環保」的真偽辨識過招。

三、新界主體之戰:是次計劃將會摧毁十條非原居民近萬個村民的家園,粉嶺、坪輋居民普遍定居六十至七十年,古洞村更是百年老村,他們沒有地權及特權、默默在新界生活了數十載,常常導致普遍香港人誤以為新界只有原居民及地產商,但今次事件已令他們團結成捍衛新界原有社區生活及鄉郊環境的抗爭主體。從主權移交前港英視新界土地作為戰略用地(包括水塘、軍事與食物安全考慮),直到回歸後新界迅速掉進另一個宗主國推動深港一體化的深淵,新界一直沒有正式確立它自身的主體與價值,不是要成為市區附庸,就是要成為殖民者的試驗場。新界非原居民起來的反抗,將是由下而上的新界主體自強運動與由上而下的殖民/市區邏輯之爭。

結果

誰勝誰負現無人知曉,但可見未來兩三年將會是關鍵時刻。無論是關心香港未來的城鄉發展、土地分配、深港一體化、融合經濟、農地保存與村民居住權,這也是關乎未來香港會變成什麼模樣的爭論,影響深遠。別以為這場大混戰來得太早,其實很可能是我們知得太遲。

/ 陳劍青
編輯 梁詠璋

朱凱迪 -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文明」暴力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26日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包括古洞、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這個講了十多年的開發計劃,到了所謂第三階段「諮詢」的尾聲,終於藉着成為中港矛盾的最新戰場而略受關注(承接反國民教育運動)。網民急不及待在
facebook流傳「梁振英割地賣港」的改圖,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也紛紛出席論壇表態:在這個從來不會質疑發展的地方,竟然也開始因為「抗共」的政治議程而對發展提出質疑。「發展主義」被捅出個缺口後,成千上萬被「規劃」二字踩在頭上的東北三區村民,終於有人願意聽聽他們的呼喊。我覺得,這當中的意義,同樣深遠。

單講發展規模,實在難以明白「東北新發展區」計劃為何一直無人關注。三區的發展規模超過七百公頃,十多條村落要清拆、數以千戶上萬名居民將被逼遷——那是過去三十年來新界最大規模的逼遷啊!相較之下,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在石崗菜園村收地廿七公頃,逼遷約一百五十戶共五百人,已經激起了持續的反抗運動。

要解釋這個現象,就要了解特區政府如何利用「規劃」和「諮詢」這些貌似正面的過程,在新界特有的政治結構下把篤定要被逼遷的「非原居民社群」逐步圍困與瓦解。

所謂新界特有政治結構,是指新界原居民與非原居民之間的「主從關係」。新界鄉郊地區自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於大陸建政後,接收了大量南來的農民。他們向新界原居民氏族租用田地耕種建屋,逐漸在原居民村落周邊形成眾多「非原居民農村」,並在六○至八○年代成為新界農業發展的主力。由於「非原居民」大部分屬佃農,雖然已落戶新界五、六十年,但在地區政治上一直從屬於由新界原居民控制的「村代表→鄉事委員會→鄉議局」三級結構。

封鎖資訊 掩飾真相

自八○年代起,處於後過渡期的殖民政府對本地農業發展放軟手腳,一方面以污染為理由取締本地禽畜養殖業,另一方面又縱容地主將菜田改為高污染的露天貨倉及劏車場等臨時用途。「非原居民農村」的農產業逐步被殺死,由新界原居民地主、地產商金主和政府組成的「土地開發同盟」開始千方百計逼遷「非原居民農村」,以騰出土地作開發之用。「規劃制度」就成了達至此目標的系統工具。古洞、粉嶺北和打鼓嶺/坪輋三區是最新一批被規劃和出賣的「非原居民農村」,之後排着隊的還有屯門的洪水橋、新田的牛潭尾、元朗唐人新村以及八鄉錦上路西鐵站一帶。

香港戰後的大規模開發,沿用「先剷平後發展」模式,蔑視在地居民的意願,無論是新界的新市鎮還是市區的重建項目,城市規劃師都是自上而下擬定發展策略,以數據模型計算人口、交通、產業、基礎設施等因素。完成規劃後,政府以公權力驅逐土地上的居民和舊產業,然後透過拍賣土地或自行發展落實計劃。三四十年前,香港社會對發展主義比現在更迷信,推土機遇神殺神,殖民政府也省得弄什麼假諮詢,直接就按既定的安置或賠償程序驅逐土地上的居民和產業。近年因為流行「講民主」,雖然骨子裏土地開發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先剷平後發展」,但在推土機進場拆屋前當局已習慣請顧問公司安排很多諮詢會和參與工作坊等等,幻想着居民會溫文爾雅地理性討論,令方案更「完美」。

然而,當局愈「真誠地」花數百萬元請顧問公司就一個由上而下的「先剷平後發展」諮詢居民,事情就顯得愈荒謬。「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明明專挑「非原居民農村」開刀,而且目中全無村民(見第二階段諮詢文件的封面),直到第三階段的諮詢文件,均沒有報告三區目前的人口、居住模式、土地使用模式和生產模式,偏偏政府就不斷要求將被逼遷的居民就新發展區該做什麼產業或公私營樓宇比例發表意見。情况就如劊子手行刑前「真誠地」諮詢死囚該如何處置其屍首。居民每在講一句話,都會被理解為「參與了」諮詢,令逼遷計劃變得更合法合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從二○○八年到今天,政府「真誠」了足足四年,直到八月十八日於粉嶺祥華村舉行的居民會,「真誠」終於爆煲,居民一聲聲怒罵,撕開了對立的真相。

最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話說新界東北新發展區中的「打鼓嶺/坪輋」,由原居民控制的鄉事委員會七月在鄉委會大樓前舉行了一次盆菜宴,「慶祝」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即將落實。由於鄉委會一直壟斷了發展資訊,當區將被逼遷的「非原居民」一直對計劃內容不知情,還欣然赴會,結果在起筷前的鄉紳發言中才知道委員會自己的家園已經「被犧牲」了。此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盆菜宴被迫腰斬(莫非天有眼?),非原居民知道大禍臨頭,迅速召集各非原居民成立「打鼓嶺/坪輋保衛家園聯盟」,反對計劃。

政府外判「逼遷」

除了封鎖資訊以掩飾真相,另一區粉嶺北還出現更狠毒的「外判逼遷」招數。過去幾年,粉嶺北馬屎埔不時傳出地產商逼遷「非原居民農戶」的新聞。追本溯源,原來地產商在政府於九○年代尾放出發展消息後,陸續向原居民地主購入「非原居民農村」的土地囤積,等候計劃落實,仍居於農地上的「非原居民」遂成了地產商和政府角力的籌碼。政府過去幾年一路進行規劃諮詢,地產商就一路逼遷;直到最近,政府宣布東北發展改由政府先收購所有土地再拍賣,打爛了地產商囤積農地的如意算盤,地產商接連出口術抗議,還繼續逼遷馬屎埔村民。從九○年代尾至今,大半馬屎埔村村民已被逼走,餘下的也被地產商以律師信折磨至五癆七傷,進退維谷,擔心反對計劃會激怒地產商。不管最後政府會否屈服,回到「公私合營」模式,政府這套諮詢諮詢再諮詢的玩法,實質效果就是把安置/賠償居民的責任,外判予發展商和地主,自己待到最後才進場收拾殘局。

在現今的反共社會氣氛下,「梁振英割地賣港」的新聞標題一點即明。市民不明白的反而是八月十八日在粉嶺舉行的新界東北發展區居民大會,村民為何這樣憤怒。有人問:為何不能慢慢的說,和官員「理性對話」?上面寫了這麼多,就是解釋。新界非原居民農村面對的是持續經年的多重宰制:政府以規劃之名行殺村之實、原居民群體隨時出賣、地產商代政府以法律逼遷,更要命的是市民的不理解,主流輿論的「發展就是硬道理」等等。

批判理論指出,規劃是國家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空間條件。一個國家及地區的規劃制度,可說是掌握地區發展方向的關鍵,在香港,從殖民地時代至今,官方的城市規劃委員會一直由發展商和從屬的專業界壟斷席位。反過來說,在香港推動民主運動,也應該包括對城市規劃制度的民主化鬥爭。觀乎北京的治港策略,當然有理由相信新界東北發展以及開放禁區計劃,背後包含了北京希望進一步在空間上控制香港,以及為中港兩地的資本家謀求資本出路的盤算。但是,民主鬥爭要突破的不單是「北京——特區政府」之於香港人這一重宰制,如今勇敢地站出來的東北三區「非原居民」,以血淚告訴大家,推倒「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也是為了掙脫囤積土地的地產商/資本家之於香港市民、新界原居民之於非原居民的多重宰制。

不要令村民的呼喊再次被淹沒。香港要邁向民主,反民主的規劃,我們要學會撕破其「民主偽裝」,一個也不能讓它通過!這就是從灣仔利東街到石崗菜園村的抗爭中學到的功課。

溫曉連 - 中港融合的陷阱

星期日生活    2012年8月26日

Vic:為國為港,為己為人,香港人必須抗拒大陸化。

【明報專訊】內地改革開放已三十多年,從電視畫面上,看到領導人大部分時間都穿起了西服,政府建築物都相當現代化了,但很無奈的告訴大家,整個官僚架構的核心思維模式,仍然停留在半世紀前的東西方冷戰時代,他們在處理香港問題時,推行政策時笑面迎人,但背後的動機,無可避免服膺於這套冷戰思維。

逐步把香港大陸化

簡單地說,中央領導層一直認為,東西方陣營,骨子裏仍然水火不容,大家都想毁滅對方制度。中南海極高層對香港事務的定調,固然視之為中國內政,但同時也放在這套全球政治權力格局中來考量。說到底,香港問題,其實跟台灣,甚至是新疆、西藏問題同一個脈絡,都是中國政府和西方已發展國家進行政治較量的前沿陣地。香港人必須要徹底了解這套所謂戰略思維,才能理解中央對港政策背後最根本的動機。

既然中央把香港問題放在新疆與西藏政策的同樣高度,那中央跟這地採取過的措施,大致應該如出一徹。

回歸初期,北京滿以為香港只是一個商業城市,七百萬人都是經濟動物,只要滿足上層財團,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就可以使香港人完全歸順,但到○三年,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向中央說不,那時候北京才恍然大悟,要讓香港人徹底回歸,跟內地順民一樣聽從黨的指揮,談何容易。

往後幾年,中央唯有起用前朝高官穩定人心,但暗地裏,對港政策已醞釀巨大改變。

中共要降服人民,最常用方法是利誘,○三年後開放自由行,開動國家機器,滿足香港人經濟上的需求,但九年過去,民心反而愈走愈遠,利誘方法宣告失效。

回歸之前,曾經聽過立場保守的親共派說過,萬一香港形勢失控,中央不外乎採取兩種極端措施,一是實行軍管,但這方法太過拙劣,長遠影響極壞,中央絕不會輕易採用,另一種方法,就是仿效處理新疆跟西藏問題一樣,用無窮無盡的人口優勢,去同化不肯歸順中央的族群,對新疆及西藏人來說,這就是漢化政策,大批漢人移居到新疆及西藏,先是控制經濟命脈,之後在人口比例上超越當地人,最後原住民變成少數。對香港人來說,這就是大陸化。

澳門早在回歸前,已成功大陸化,到今日,新移民可以說是澳門的主流群體,絕大部分地方社團組織,都已在親共派的掌管之下,這就是中央官員經常掛在嘴邊的「由愛國愛澳人士管理澳門」,就算現在推行雙普選,北京都大可以放心。

最近幾年,中央與香港特區政府打着香港經濟長遠發展這個旗號,大談中港融合這個概念,深圳方面早已準備了前海這個地方,讓兩地專業人才可以自由做生意,到梁振英上台後,更計劃正式落實開放邊境禁區,讓內地人自由往來。

筆者未敢斷言,這些政策就是為了把香港大陸化。但客觀上,只要香港這道大閘開啓,內地人的實用主義,勢必冲淡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大陸化的效應就會隨即展開。

港人核心價值勢遭衝擊

以往內地人來港,大部分都對港英政府建立起來的制度趨之若鶩,但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成就,令很多人都以為,中國模式才最適合中國發展需要,如果這時候讓大量內地人自由進出香港,短時間內必會衝擊香港原有的制度與文化,政府既有的運作機制,必然會為了跟內地接軌,逐步作出妥協,全面大陸化是必然的結果。

事實上,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民間發現大量來歷不明選民,已令部分香港人警覺起來。過去兩三年,新聞自由不繼萎縮,公務員體系到了盡失民心邊緣,香港人唯一可仰望的,就是手中的選票,如果連公平的選舉制度亦都崩潰,香港前途絕對不堪設想。

香港人絕對沒有脫離母體的任何企圖,亦完全沒有這樣的條件。我們只是希望,香港這個細小的地方,可以繼續對中國的進步起到一點推動作用,如果在中國政府的改革事業還未成功之前,就急於把內地與香港同質化,這絕不是這個民族的福祉。  

梁文道 - 愛到你怕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6日

民族主義一向是把雙刃劍,既是政府合法性的資源,卻也可以打擊政府的威信。尤其遇上釣魚島爭議這種事,有時候執政者會覺得民氣可用,不妨放它一放,再以街頭憤怒的群眾當槓桿,謀求外交上的好處;有時則會發現民氣這種事易放難收,人群的情緒看不見尺度,一不小心反而砸到自己的腳。

站在人民的角度上看,愛國既是當前中國政治環境的最高德性,為了表達愛國熱情而幹點事,政府恐怕很難再說三道四了吧。所以網路上的愛國言論才能如此奔放如此暢通,甚至通着通着就把矛頭統統指向政府身上。比如近日,最常見的說法就是在歌頌「保釣勇士」之餘順便攻擊政府無能,微博裏頭跟進的網友還要補充:「有錢不拿去整治軍備,全都給那些貪官黑了,這和慈禧修圓明園有什麼分別」?「天朝真是丟人丟到家了,對付自己百姓又狠又準,對着小日本就講大局!我講你媽個B呀」!「怎麼不派城管去保衛釣魚島?平常打攤販大媽打得這麼牛,還不趕快游去揍皇軍」……

看着這樣的言論層出不窮,真讓人懷疑這些網民到底是真的激憤過頭;還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明明是愛國言說,逼得平常效率奇高的刪貼機制也無奈地慢上了幾拍;暗地裏則句句見血,全都招呼到了天朝死穴。面對如是境況,儘管無法忍受其中那股雄性荷爾蒙滿溢的騰騰殺氣,也不能不考慮這會不會是種庶民的反抗。類似大家對中國男子足球的狠批,全是藉着合法正當的口徑,宣洩平日不易宣洩的怒意。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愛國主義便成了一種中性的修辭武器,可以拿來打着紅旗反紅旗了。

事實上政府又能怎樣呢?就像那天深圳市民激動起來掀翻了日本品牌的警車,難道警察敢當街拔槍?這群人不是反政府暴徒,他們可是愛國群眾呀。

2012年8月25日 星期六

梁恩榮、盧恩臨 - 抽離理性反思的情感教育 是灌輸的溫牀

2012年8月25日

所謂「尊重教師」
Source: KurskHK.net時事台

【明報專訊】近期特區政府不斷努力,希望擺脫國民教育科是灌輸的指控,但《明報》的報道指出吳局長曾說「通識教思維、中史教史實、國教科則教感覺和價值觀」,此種抽離史實、理性反思的感覺教育,很容易淪為灌輸的溫牀,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其中一敗筆就是附錄六有關「情感模式」的討論。

作為公民教育的一個環節,國民教育必須定位在公民教育的框架內。在相關的文獻中,「情感模式」的爭議較大。支持的觀點指出縱然學生有公民知識,都不一定會轉化為行動,而兩者之間的橋樑往往是「情」,是「情」使他們付諸行動。保守的觀點則指出長期且過激的情是理性、批判思考的致命傷,加上藉着「情感模式」來培育具排他性的國民身分認同,特別容易出現灌輸。因此老師應藉着「批判性反思」,平衡過激的情所引起的負面影響,鞏固及深化情及相關理念。以下筆者將用兩個例子來說明「情感模式」的不同層次的應用。

例子一:升國旗時「澎湃激昂的感覺」

第一個例子是羅范椒芬女士在任職教統局常秘時撰寫的〈談愛國:國民身分認同〉一文,分享她在天安門廣場看升國旗時有「澎湃激昂的感覺、油然而生的民族情懷」,而文章的反思問題則建議學生思考曾否在唱國歌的過程中「感受到愛國的情懷和作為中國人的驕傲」和作為中國人「可以如何為國家將來的發展作出貢獻」。這例子引導學生在沒有深入分析的情况下盲目認同國家,這種強調感情、行動,但不重視深入分析和反思的做法容易出現灌輸。

例子二:內地城市與農村學校的分別

另一例子如下:一位香港教師帶學生探訪內地的農村學校,香港學生看見農村的校舍殘破簡陋,對農村孩子的境况甚表同情,紛紛表示願意為中國作出貢獻。之後,教師帶學生探訪內地一些大城市的學校,美輪美奐的校舍,令香港學生感到疑惑,城鄉學校的資金從何而來?何以城鄉的分別如斯大,地方及中央政府都置若罔聞?此例的教師雖同樣以情感開始,但他懂得運用批判性思考將引發的情感加以鞏固及深化,從個人的情感層面轉化至更深層次的政策層面,思考事件背後的制度、權力、政治、意識形態及文化的議題,訓練學生的分析及批判思考能力,有助學生成為「批判性愛國者」。當然,也有觀點認為國民教育只應處理客觀資料,不應引入情感,但是,一般的公民教育都會培育同學的知識、價值/態度和能力,而價值則一定蘊含着情感,故此,只處理客觀事實的公民教育,是不完整的。

若以上述的討論來分析《指引》的附錄六,則可見其不足之處。附錄六建議教師在國家範疇的教學以「情」出發,注重「情感」和「情懷」,首先讓學生了解國情,再以人物、場景、事件和時間四個思考的切入點,探討國家發展在政治、社會、人文及科技四方面的影響。雖然附錄六並沒有建議教師只教授國家的光明面,但亦沒有提醒教師國家發展的爭議性、國民身分認同的排他性和「情感模式」的危險性,更沒有指出在引發學生的情感後必須引導學生作出批判性反思來深化學習。雖然在附錄四有詳細說明爭議性課題的教與學,若教師懂得將附錄四的要點配合附錄六的建議使用則可能達到深化學習的目的,但短期而言,這只是奢望。筆者認為,當這些困難尚未有解決良方,局方堅持匆匆上馬,實在是下下策。

作者梁恩榮是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盧恩臨是香港教育學院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高級研究助理

李怡 - 他們是香港社會未來的希望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8月25日

天主教教區正式向轄下全港197間中小學發信,表明「不贊成以獨立成科模式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對於個別天主教小學考慮9月推行國教科,教區更一律叫停,要求全部屬校回復「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指「如某校已率先更改科目名稱,請即恢復採舊名稱」。天主教教區屬校數目佔全港兩成,是最大辦學團體,共有逾15萬名中小學生就讀。這是由學民思潮帶起的反國教運動的初步成果。

年紀輕輕的學民思潮成員,帶起了洶湧的反洗腦教育運動。朋友間談起黃之鋒等小朋友的表現,無論他們的思維、邏輯、詞鋒和努力堅持,都令人嘖嘖稱奇。而他們的學業成績均優秀,證明關懷社會、參與社運不但不會妨礙學習,反而會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本身的身體力行,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

作為一個成年人,尤其是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面對這些小朋友的參與社運,我們毋寧應該感到慚愧。國教之議早在幾年前就提出了,但筆者和媒體都沒有予以重視。去年教育局在5至8月設下四個月諮詢期,四個月裏兩個月考試、兩個月放暑假,設這樣的諮詢期動機詭詐,但我們當時並沒有發覺及提出質疑。唸中三中四的小朋友本與他們無關,因為實施期他們差不多已完成中學階段了。但為了他們的弟妹、為了下一代、也為了整個香港不致淪落成大陸那樣的社會,他們奮起了。這些孩子們不是應該留在他們的書桌前嗎?但成年人的政團都不顧香港的淪落,於是小朋友起來捍衞香港核心價值。筆者真是十分慚愧。

然而當局尤其是負有教育下一代責任的教育局毫不慚愧,面對學民思潮這些小朋友對教育惡法的關注,他們仍然硬推國民教育。教育局長吳克儉有一天看到一個顛倒是非的國教教材,說了一句心裏話「偏頗」,隨即被秘密召到北京,然後北京官報連續發表評論,不顧《基本法》規定,強調香港要推國民教育,香港教育局也就奉命行事。梁振英雖說了一句「不是本屆政府」的規劃,但也隨即要本屆政府硬啃這骨頭了。

設計中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雖有「德育」放前作包裝,日前成立的國教委員會主席胡紅玉表示委員會向教育局建議,若有學校未能做好國民教育,可先將其剔出暫時不做,只做德育科,待檢視過教育局的教材後再作決定。

但從天主教教區堅持要恢復原有名稱「公民教育」而不接受「國民教育」來看,正如筆者早前講過的,公民教育與國民教育基本上屬於截然相反的概念,公民教育催生公民社會並應公民社會而存在,國民教育則是催生中國大陸那樣的國民社會。德育屬公民教育範疇,而與國民教育相牴觸,換句話說,要學生虛情假意說愛國並要相互評比,這種教育就是灌輸虛偽和不道德。


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中最基本也最常被引用的一句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單看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高官,他們的子孫都讀國際學校或去西方國家就學,並不在香港接受他們所推動的國民教育,就違反了這基本的道德信條。再看教育局新成立的國教委員會,把幾個聲言不會加入的反對團體列名、並稱之為「邀請中」,就足見其故作公正的虛偽,而且那幾個被「邀請中」人士更表示根本沒有接到邀請。至於梁特大話連篇、謬波言辭閃爍、吳克儉龜縮迴避、建制派立會候選人對學民小朋友避之唯恐不及,特區政府掌權者和建制派大都誠信破產,他們還哪裏配談德育?他們厚顏推的德育,必與中國國民社會中的種種假象相似,也同屬假貨。

誠信是道德之本。在中共謊言治國之下,中國的國民社會已誠信盡失。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說:「誠則是人,偽則是禽獸」。禽獸巨爪伸向香港,正要藉愛國教育把香港改造成國民社會,儘管生活在大陸國民社會中的人民已開始有了公民覺醒。

有讀者來信說:保釣是一班儍人做儍事,管治班子是以偽術愚弄市民,在烏煙瘴氣中,學民思潮這班孩子才是勇士,他們是香港社會未來的希望。

所有真正愛港人士,請愛護他們,善待他們,扶持他們,不要對他們冷言冷語。

古德明 - 「保釣勇士」衞什麼國?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5日

八月十五日,香港漁船啟豐二號闖過日本軍艦攔截,到達釣魚臺,船員登島「宣示中國主權」,轉眼都被日軍拘捕,手戴鋼銬,腰繫粗繩,押解離島,兩天之後獲釋,七人搭飛機回港,手執五星紅旗走出機場;其餘七人則乘啟豐二號回航,船上主桅五星紅旗飄飄。

那些「保釣勇士」顯然把中共之國奉為中國,但日艦縱橫釣魚臺海揚威耀武的時候,中共三軍不知哪裏去了。我們只見中共一艘海監船,待日艦盡去之後,趁着夜闌人靜,悄悄開到釣魚臺附近「執行正當任務」。

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孔子門生冉求力勸執政的季康子出兵迎敵:「背城而戰,不屬者(不參戰者),非魯人也。」這時,魯國百姓已經紛紛持仗衞國,前國君的兒子公叔務人見了,慨然自勉說:「(強敵犯境),上(朝廷)不能謀,士(將士)不能死,何以治民?」於是和童子汪錡同赴沙場,力戰至死。由於朝野一心,魯國終於擊退齊師。孔子稱讚說:「能執干戈,以衞社稷……義也。」(《左傳》卷十二)

「背城而戰,不屬者,非國人也。」這條簡單道理,今天似乎沒有幾人明白。所以,中共向俄國、印度割地萬里,見日軍即退避三舍,無數新中國人還是奉中共五星紅旗為「國旗」。

日本犯境,五星旗國「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這問題的答案,隨便翻開報紙都可以看到。例如七月二十二日有一段新聞:河南光山縣文殊鄉民盛興元七月中旬赴浙江寧波,和另外十九名志願者會合,準備駕船往釣魚臺,却遭寧波市政府阻撓,無法成行。盛興元回鄉後,更遭公安囚禁了幾天,飽以老拳,原因是:「釣魚臺的事,要你管麼?」拳頭就是中共治民的正道。

中國人總有一天要光復國土,但釣魚臺落在中共或日本手上,有什麼分別,我不知道。唯一可以說的,是日本抓到登島的中國人,會肆意侮辱;中共抓到準備登島的國民,輕則毆打,重則以「尋釁滋事」罪名判處監禁十年。

同時,在中共之國,少女拒絕共幹非禮,可以被斬三十四刀,還得忍氣吞聲,像八月十日江蘇靖江市一位小姑娘那樣;百姓有田地獲共幹垂青,即使午夜夢中,也可以突然被擡到戶外,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推土機夷平,像七月六日深圳黃貝嶺唐氏一家那樣。中國人今天僑居日本,大概都不會有這樣的奇遇。

高舉五星紅旗「衞國」的「保釣勇士」,不可能明白什麼叫做「國家」,一如他們不可能明白孔子的話:「惡紫之奪朱也(可恨把邪色當作正色)。」詩云:「奉紫為朱古所悲,而今誰解孔宣尼?卧看叱咤風雲輩,爭認喪旗作國旗。」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梁文道 - 最自由的言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5日

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如此激烈,一遇上什麼事,網上立刻就會蹦出「炸平××」、「血洗××」之類的狠話。至於那個「××」,你可以任意填入東京、首爾、台北,甚至華盛頓,全看是誰又惹毛了中國老百姓。每一次碰上讓人情緒激動的外交衝突,每一次網民怒火洗版,都總有人要說這全是腦殘做怪,而腦殘的由來必是共產黨的愚民教育。

可是換個角度來看,民間這種情緒的澎湃,可能正是因為它是唯一一種能夠自由表達的情緒。

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民族主義就成了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意識型態。由於它是政府合法性的源泉,政府自然不能禁止人民公開表達自己的民族主義熱情。這個不准,那個不許,難道連愛國都不行嗎?對不對?可如此一來,它也就成了政府輿論箝制網的缺口。要知道中國有許多領域的政事是不容輿論輕易置詞的,尤其外交與軍事,所以常見媒體中人為了外交事務的言論下崗,而倡言軍隊國家化的更是沒有一個不完蛋。但你要是站穩民族主義的立場,事事出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那個口子就可以開得很大了。

另一方面,儘管今天中國的言論環境比起數十年前寬鬆許多,很多東西也都能讓大家議論了,但始終要有個尺度。你可以批評房地產政策,可以對醫保制度提些意見,甚至能夠抽象地討論政治改革;可千萬不要過火。唯獨出以民族主義立場的意見,幾乎怎麼談都行,看來應該是監控輿論的官員自己心中沒譜,不敢輕易否定。

於是就出現了著名軍事評論家在暢銷書中狂言「不打仗不行,反正遲早要打,早打好過晚打,再拖下去會影響軍隊士氣」的怪現象。以這麼激烈的方式來談敏感的軍事話題,這真是種奇異的自由言論。

2012年8月24日 星期五

膠文共賞 - 新晚報社論:母愛的力量


2012821


薄谷開來是一位母親,當她的生命受到威脅時,作為出色律師的她,選擇以最背離法律的方式,保護兒子的生命。


看到她在庭上平靜的接受判決,平靜地以死亡之心面對一切,特別是感受到波瀾不驚的平靜背後,是一種靜水流深,是對家、對丈夫對兒子無畏的大愛深情。

不禁令人動容,一位母親,除了無爭地付出自己,除了用生命去捍衛生命,除了彌漫天地的親情,她還有甚麼,她還能做甚麼……

母愛的力量,無私、無畏,超越一切!

這就是人類的本性或者天性;在今天,當社會倫理和人性被急速奔馳的利益洪流沖擊得光怪陸離的時候,顯得彌足珍貴和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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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這是以免費報章形式,在香港復刊的《新晚報》週二的社論。共產黨出錢的報紙,講不出人話是正常的事。但看了這篇歌頌偉大母愛的社論,我仍然嚇得目瞪口呆。人要墮落扭曲到什麼程度,才能寫出這種喪心病狂的妖文?

不禁想起蘇賡哲提到:「央視名嘴白岩松對中共在國際上大灑金錢卻交不到朋友有所解釋:他去美國參觀新聞博物館,看到裏面陳列著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二日那天世界各地的報紙頭版,全部都是刊載九一一恐怖襲擊的新聞,只有中國報紙的頭版是領導在接見什麼人。站在這展板前面,他覺得中國必須和世界有共同的價值判斷。由於中國和其他國家沒有共同價值觀,中國的普世價值和世界脫節,所以沒有朋友。」

中共膠到無朋友,中國人陪中共一齊癲,當然也會膠到無朋友。《新晚報》這種報紙,可以拿來包狗大便。

李平 - 政治有需要 甚麼都能假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8月24日

「劉翔知道、央視知道、領導知道,只有群眾在儍等見證奇蹟的時刻。」南京《東方衞報》昨日公開的不只是中國欄王劉翔在倫敦奧運退賽的內幕,還有中港兩地的政治內幕:只要當局有需要,還有甚麼不能造假?可以類推的是,保釣船甚麼時候可以出海,梁振英知道,西環知道,北京知道,只有港人在儍等創造奇蹟的時刻;吳克儉、曾偉雄秘密訪京所為何事,吳曾知道,梁振英知道,西環知道,只有傳媒在儍等真相公開的時刻。

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劉翔,早已被當局捧為愛國青年。中央電視台作為中共的喉舌,致力維護劉翔的政治形象,並不令人意外。內地民眾早在聽到央視為劉翔退賽所作的哽咽解說時就譏諷:「高鐵事故,他們沒哭;大火,他們沒哭;大水,他們沒哭;強姦幼女、逼幼女賣淫案頻發,他們沒哭;強拆頻現,百姓露宿大街,他們沒哭;空巢老人、留守兒童數量逐年攀升,他們依然沒哭……但,有個人不小心摔倒,他們卻哭了……

劉翔在賽場的惺惺作態,不只是維護商業廣告形象的需要,更是維護政治形象的需要。他退賽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立即致電中國體育代表團和劉翔,充份肯定劉翔的「頑強作風和剛毅品質」,更指「這是體育精神和奧林匹克精神的最好體現,為發展體育事業和奧林匹克運動作出了貢獻」。如此溢美之詞,真不知道劉翔要有多厚的臉皮才能承受得住?

能與劉翔鬥臉皮厚的,當然是中港兩地的高官。且不論梁振英、陳茂波在僭建、劏房問題上如何厚顏戀棧,只看吳克儉、曾偉雄對秘密訪京的狡辯,前者說無發新聞稿是內部溝通有誤會,後者說有實質成果才發新聞稿,就可知港府高官的臉皮有多厚。教育、治安,本來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幾時需要教育局長、警務處長秘密到北京,向中國教育部長、港澳辦主任彙報、請示?

再看看香港保釣船「啟豐二號」的出海和回航,看看內地20多個城市的反日示威。梁振英頻頻抽水,但為甚麼既敢召見日本駐港總領事交涉,又不敢迎接「啟豐二號」凱旋,內裏乾坤,他知道,西環知道,港人不知道。而內地的反日示威,雖有撐保釣之意,但更多的是市民藉機發洩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因此才有深圳的暴力行為,才有多個城市加插反貪污、反城管的口號。當局何時准許這些遊行舉行,公安知道,領導知道,市民不知道。

在獨裁政權之下,民眾並沒有愛國的自由。甚麼時候讓你愛國,甚麼時候讓你保釣,甚麼時候讓你遊行反日,端看當權者的需要。只要當權者需要,一個運動員也可以被捧成愛國英雄、民族英雄,中央電視台等官方喉舌只能配合演出,甚至運動員也只能配合演出。那些膽敢視感謝父母高於感謝黨和政府的運動員,哪能逃得過官方輿論的撻伐?

梁振英上台後,一意加快中港兩地的融合,官場作風越來越內地化。吳克儉、曾偉雄之類高官,顯然深諳如今為官之道,只聽北京指示,懶理香港的行政程序、輿論監督。如果北京要求保密,港府自然有千般說詞;至於被《中國教育報》之類的官方報章或被市民踢爆行程,自然另有一番說詞。只要有需要,還有甚麼謊言說不出?

梁文道 - 越是保釣越要國教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4日

當年大陸忙着文革內鬥,無暇顧及釣魚島這塊「神聖領土」,全靠港台人士及海外留學生站在第一線上「捍衛國土」。數十年後,只有香港人陳毓祥為此意外犧牲,也只有香港人曾健成等人成功登島。這幾十年的不懈奮鬥,幾十年的薪火相傳,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港人愛國心切?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國民教育科」之無聊無用嗎?

在我看來,情況恰恰相反,保釣義士這趟壯舉正好證明了香港人幾乎全是一群缺乏國民教育的草莽勇夫,他們不只搞不懂什麼叫做國家利益,甚至搞不懂什麼叫做國家。我們香港人的「愛國」,並不是真正現代民族國家機器想要的那種愛國;我們的愛,是一種先於國家又外於國家的原始民族主義熱情。好比李小龍一腳踢開洋人惡漢,又好比葉問寸勁打癱日本軍官,出的是一口華人也能進公園的惡氣,非常江湖非常野,遠非任何國家機器所能馴服。

你看北京政府,他們真想看見民間人士成功登島嗎?當然不。他們希望我們能收能放,有需要的時候就像當年大學生抗議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樣,乘搭事先準備好的大巴出門逛逛,喊完口號再乖乖回家洗澡睡覺。他們心目中的好國民,是一種很懂「大局」很看重現實利益的良民,一方面懂得為神九登天等「國家取得的成就」驕傲自豪;另一方面又深明大義,很克制地不為國家添煩添亂。他們寧願國民精英一邊把全家人送到海外移民,一邊回頭高唱祖國形勢一片大好;也不願大家熱血上腦,跑到日本實際控制的海島上製造戰略危機。

更不必說那面叫人尷尬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有那一國的國民會舉着兩種國旗去捍衛國家領土?記不記得那些在運動會和影展上面抗議主辦方懸掛中華民國國旗的中國代表團,他們或者退賽退展,要不乾脆動手撕掉那面礙眼的旗幟。那才是國民教育想要製造的好國民。

2012年8月23日 星期四

孔捷生 - 薄谷開來的免死金牌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3日

谷開來殺人案快刀斬亂麻地一錘定音,誥命夫人接過了免死金牌。她領罪後讚曰:「體現了對生命的尊重。」且不說她自己如何看待老情人和生意夥伴海伍德的生命,也不說在黑牢中「被自殺」和虐待致死的眾多生命,更不去和被槍決的林昭、張志新相比,試想坊間一賤命婦人如此害人性命,按紅朝律例必判斬立決。再看壯族人成克傑,雖則官賜人大副委員長,血統並非天潢貴冑,其生命便得不到尊重。按理成克傑誅得,謀劃兼灌毒殺人的薄谷氏更是難饒。然而薄谷兩口子的爹係本朝開國元勳,有丹書鐵券在,就是不能和庶民同罪,豈止免死,出庭也免穿囚衣和帶手銬,為怕顯得突兀,連家臣張曉軍也沾光不用剃光頭,委實令人嗟訝。

筆者並非樂見薄谷氏就戮,美國大多數州都沒有死刑,英國更無極刑。殺了谷開來,天朝人權並不能加分。筆者只納悶谷何以留得下活口,按說當朝權貴和分封食邑的金枝玉葉都不願見到這個蛇蠍命婦活着,她是所有權貴的醜陋鏡像,毀了它最安全。孰料筆者算漏了一層,薄谷氏殺人,護犢是假,滅口為真,如今此案塵埃落定,經濟貪腐、政治陰謀和涉及其他人命等問題統統被蒸發。原來這個政權認定,滅掉海伍德就夠了,不必再對谷開來滅口。畢竟開了此例,以後權力更替,真要整某甲治某乙,個個都不乾淨,還是得饒人處且饒人為上。

薄谷兩門貴冑,就算非要扳倒野心勃勃的薄熙來不可,也只治其人而不究其罪。英人命案因王立軍闖館,怎也捂不住了,但其他中國人的生死下落以及幾十億美元的贓銀卻要捂住,這事關黨國命脈,至於天下悠悠眾口捂不捂得住,那無關宏旨。鄧小平在作六四決斷時早就有話撂下:不要怕影響壞,政權都沒有了,還要影響做甚麼?薄案對黨國形象影響固然極壞,但影響再壞,也不比失掉政權更壞。只要政權在手,甚麼影響都可以遮掩過去,遮不住的就讓時間去洗滌漂白,老百姓總會遺忘的。

說來「老百姓」是皇權社會傳下來的稱謂,它和公民完全不同。魯迅筆下的阿Q、祥林嫂、閏土、華老栓等人物群像,即為老百姓。魯迅寫道:「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他們喜歡看戲卻又善忘。若是公民的話,就不會輕忘,而且會追根究柢,所以天朝這片冷土不容公民生根發芽,連香港人也要通過洗腦教育使之「國民」化。

薄谷開來這齣戲就此落幕,接下來還有點餘興節目,就是王立軍案開審,「老百姓」又有戲看了,看完又很快忘掉了。

2012年8月22日 星期三

李純恩 - 他們才是勇士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22日

在這個報紙上滿篇幅「勇士」「勇闖」的「激情時代」,香港被感動的人卻越來越少了。

這就好,成熟的社會理應如此。

跟五音不全唱着國歌,扛着五星紅旗在釣魚島「激情插旗」的阿牛相比,「學民思潮」那些小朋友令我感動得多,在我心目中,這些小朋友才是勇士。他們對抗着一個冥頑不靈的制度,思路清晰,詞鋒犀利,每一次出擊,都命中壞人壞事的要害,揭穿虛偽「國民教育」的真面目,逼得一些王八蛋教材變成廢物。

在他們稚氣未消的面容後面,令人感覺到縝密的思維和邏輯,不會胡亂高歌,不會激情地揮舞什麼旗幟,不受政黨擺佈,但他們真正在戰鬥,成熟得可喜,結合與他們的勃勃朝氣,就是未來的希望。

這些小朋友,在他們奮鬥的路上或許會有閃失,他們的理想或許會受到挫折,他們中有些人或許會在成長的路上變質,但這些都不會影響他們的出現帶給香港的欣喜。因為他們作出的貢獻,是真正關係到香港將來的大事。所以,我一定要讚一讚他們的智慧和勇氣,他們是今日香港的勇士。

至於釣魚島,老實說,真的不關我什麼事。

古德明 - 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am730  中華正聲   2012年08月22日

八月十五日,香港漁船啓豐二號衝破日本防線,開到釣魚臺,船員登陸,迎風招展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和五星旗。《廈門商報》刊登新聞照片,卻用紅色掩卻青天白日,引起四方非議,最後不得不認錯:「本報傷害了讀者的感情,在此特向廣大讀者致歉。」中國人不懂英文,不可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

「傷害某某的感情」,是hurt one's feelings的硬譯。韋氏英文詞典Merriam 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有hurt his feelings的解釋:「=hurt him; make him sad or upset」。換言之,to hurt one's feelings或to hurt one是「令某人傷心或惱怒」。

宋朝陸游七十五歲重遊沈園,看見橋下春水,想起當年春水曾照出他心上人唐琬的倩影,慨然寫下《沈園》絕句:「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這「傷心橋下春波綠」,英文可譯做It hurts me to see the clear water under the bridge,現代漢語則可譯做「橋下的春水,令我感情受傷」。

清朝末年,孫文和同志在香港成立興中會。《香港興中會章程》談到中國遭列強憑陵:「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這「有志之士,能不痛心」,英文可譯做Can anyone with any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not feel hurt?現代漢語則當然是「傷害了有志之士的感情」。

中文從來沒有「傷害某某的感情」這種洋奴說法,但這說法今天卻大行其道。維基百科甚至有「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一條,說這是「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官腔,表示不同意外國所言或所為」。而這新中國官腔,臺灣馬英九政府也說得琅琅上口。上月倫敦舉辦奧運會,攝政街掛起各國國旗,包括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但是,在中共壓力之下,這面旗不久就遭卸下。臺灣總統府發言人范姜泰基轉述馬英九的話:「撤旗事件,已經傷害臺灣民眾的感情。」兩岸達官貴人動輒就說「民族感情」、「民眾感情」,但他們真有一點民族情懷麼?他們連傳統中文都不屑使用,一味以「學得胡兒語」為榮。

香港有一首流行歌,叫《容易受傷的女人》,那「受傷」當然也是hurt的化身。中文所謂「受傷」,從來是指肉體之傷。中國人可以「傷感」、「傷情」、「傷懷」、「傷心」等等,但這些都不叫做「受傷」。

中文死了,只會「感情受傷」的現代漢語人,絕對不會感到痛心。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逢周三刊登) 

施永青 - 應讓釣魚島的糾紛升溫嗎?

am730   C觀點   2012年08月22日

Vic:此文乃清醒之言。對於保釣,我沒有半點熱情;對於揮舞五星旗的反日民族情緒,我只覺可悲可笑。


倘若某地「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則斷無「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回事。對中共來說,領土一點也不神聖:為保政權,中共可以毫不猶豫地將領土送給外國。江澤民任內便簽署了中俄邊界條約,承認由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的邊界,導致沙俄掠奪的中國國土約160萬平方公里(不包括外蒙),相當於40個台灣,永遠喪失。

中國倘有真愛國,真勇敢之人民,首先要做的,不是去爭釣魚台,而是從中共手上奪回中國。中國淪陷在中共手上,中共若在領土爭端中打敗外國,則中國人的處境必將更加悲慘。

施永青說:「若是今天真的有外敵侵佔中國領土,奴役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資源,我會義不容辭地加入抗戰。」今天中共這個利益集團,不正是侵佔了中國領土,正在奴役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資源嗎?施生是否要加入反共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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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傳媒實在不可思議;一個星期前還在一窩蜂的反對國民教育,認為香港人只需做世界公民,不一定要學做國民;這個星期搖身一變,成了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在報道保釣分子以磚頭、電池、掃把等擲向日本自衛隊時,自己也情不自禁;有些甚至鼓吹中國應出動海軍,不惜一戰,也要支持香港的保釣人士重上釣魚島宣示主權。

他們在作出這些主張時,憑的只是一時的民族情緒,既沒有考慮廣大中國人民的意願,亦沒有考慮世上其他國家的反應,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現實是釣魚島在1972年5月15日,已由美國連同琉球群島一併移交日本。中國作出強烈反應的最佳時間應是在這日子之前,這樣才有機會影響美國的決定。

這些島嶼,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已為美國有效控制。美國第七艦隊的實力,令美國對這些島嶼的主權掌有完全的支配權。而美國的選擇,已成為日本擁有釣魚島主權的主要法理依據。至於歷史上誰最先發現釣魚島,誰最先在地圖上有釣魚島的紀錄,以及誰在釣魚島附近捕魚較多,都不足以推翻美國已把釣魚島的主權交給日本的現實。

我們不能因為自己是中國人,就罔顧這種現實。這個世界還有其他國家的人民,他們看問題的角度會不一樣,我們不可以不顧他們的反應。

現時中國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印尼、印度等國家都有領土糾紛。涉及的土地面積、戰略位置,以至潛藏資源,都不下於釣魚島。他們都會密切地關注著中國將如何處理與日本的領土糾紛,以制定他們的對華政策。

作為一個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我是不贊成簡單化地以寸土必爭作原則,動不動就以軍事力量去處理與鄰國的領土糾紛。這只會把中國拖向無休止的戰爭,害中國人民難有好日子過。只有中國的敵人,才想中國陷入這種境地。

我認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應讓時間去慢慢演變,待時機成熟時才去解決。現階段,中國宜盡量與鄰國和平共處,共同合作開發資源。不應以一時之氣而四處樹敵。


我主和,不主戰,並非因為我貪生怕死,不想承擔國民對國家的應有的責任;而是認為政治人物不應動不動就以人民的性命作賭注,輕率主張國家動武。

若是今天真的有外敵侵佔中國領土,奴役中國人民,掠奪中國資源,我會義不容辭地加入抗戰,但釣魚島已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島上亦沒有中國人居住,而實際的控制權已長期落在日本的手裡;現在中國要重新奪回,勢必令紛爭升級,令其他鄰國不安,對中國與中國人民都沒有好處。

2012年8月21日 星期二

吳志森 - 反洗腦式國民教育 就是「去中國化」嗎?

2012年8月21日

【明報專訊】《亞洲週刊》前兩期的封面專題是「香港去中國化危機——國民教育爭議的背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份嚴肅雜誌,竟然以嘩眾取寵的標題,來總結一場影響深遠的反洗腦教育運動,令我這位長期讀者感到非常失望。

《亞洲週刊》總編輯是我非常尊敬的資深傳媒人邱立本先生,曾在台灣留學,兩岸人脈關係充沛。專題重點文章的作者,是也曾長期在台灣媒體工作的資深新聞工作者陳競新先生。他們對台灣的政經情勢相當了解,當然明白「去中國化」這頂帽子非同小可,與民進黨執政後長期推行的台獨政策等量齊觀。把港人對國民教育的爭議與「去中國化」作出類比,對特區政府,對中央政府來說,簡直是天掉下來的彈藥,可以盡情把反對者抹黑妖魔化,把反對洗腦教育的家長學生和老師,打為反華搞港獨勾結外國勢力的亂港分子。

所謂「去中國化」最重要的證據,是文章看見「七一」遊行隊伍中,有相當數量的英國殖民地旗幟,作者再三引述「香港自治運動」成員的說法:「我是香港人,或許我是華人,但我不會叫自己做中國人,『中國』兩個字已被中共騎劫了,現在還要推行國民教育科?我們為什麼還要替中共歌功頌德?」

近年冒起的「香港自治運動」,並非香港公民社會的主流,影響力非常有限,不少社運團體都不認同他們的主張。香港是個多元化社會,不同旗幟不同主張出現在遊行伍中,是常態,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更重要的是,反洗腦教育運動,無論是家長學生或老師,沒有受到香港自治運動的影響。

扣「去中國化」帽子 是千古奇冤

《亞洲週刊》分析反國民教育運動是「去中國化」,這根本與事實不符。恰恰相反,運動主張廢除現時「黨國不分」的國民教育,主張重回訓練學生批判精神、獨立思考、權利義務的公民教育,主張中學生必修中國歷史,把被政權顛倒的歷史事實再顛倒過來。如果要說這是去什麼化,只能說,這不是「去中國化」,而是「去中共化」,撇除對「黨」的崇拜,把「國」的真象呈現出來。

把港人反對洗腦式國民教育扣上「去中國化」的帽子,是一宗千古奇冤。剛登上釣魚台宣示主權凱旋歸來的勇士,有社民連成員,有抬棺材的社運分子,他們都反對洗腦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學民思潮的核心成員,他們都有參加聲援李旺陽的遊行,每年風雨不改出席「六四」燭光晚會。電影人岑建勳在一個文化界反對國民教育記者會上說:內地風災水災,血濃於水,港人義不容辭踴躍捐輸。

難道,這些人都在「去中國化」嗎?

套用邱立本先生在該期《亞洲週刊》封面筆記的說法,反對黨國不分洗腦式國民教育,不是「去中國化」。請分清嬰兒與髒水,不要一起倒掉。

環保露台不准晾衫 地產商:可用乾衣機


Vic:香港的地產商,巧取豪奪,麻木不仁,賣發水樓不特止,還要藉荒謬的大廈公契,連住戶在露台晾衫的權利都要剝奪,美其名為避免破壞樓宇外觀,滋擾其他住戶,其實是怕影響樓價。借環保之名建露台斂財,卻不準住戶晾衫,要人使用乾衣機,機關算盡,傷天害理,捐再多錢,也贖不了你們的罪!

6盤環保露台限制晾衫
3戶收律師信 天宇海:可用乾衣機
2012821

【明報專訊】環保露台政策原意是提倡環保,地產發展商建樓時加入環保露台獲豁免樓面面積,但本報抽樣檢視6個樓盤的公契,屋苑卻不准業主在露台自由晾衫,其中爆出平台單位貼地面的馬鞍山天宇海,在大廈公契訂明禁止露台天花裝「晾衫通」及懸掛衣物,最少3名業主因此收律師信,並被勸告使用隨樓附送的乾衣機。斥逾千萬元購買天宇海的業主不滿出錢買露台,卻無權高掛衣物,促發展商釋放露台晾衫權;有立法會議員亦直斥「離譜」,指環保露台不應設晾衫限制。

公契禁露台掛晾衫通

本報檢視3個地產商的6個屋苑大廈公契,並向各屋苑管理公司查詢,當中包括長實的天宇海及名城、信和的「銀湖.天峰」及海典灣,以及新鴻基地產的峻弦及「譽.港灣」,結果全部露台都設有晾衫限制,分別不可在天花裝「晾衫通」、不可懸掛衣物,或不可在高於露台圍欄的空間晾衫,以免影響外觀,及避免滋擾其他住戶。

當中去年底入伙的天宇海,在大廈公契列明「非圍封範圍須按設計圖維持原來設計」,並「不可在露台懸掛或展示衣物」,雖另有工作平台可供晾衫,但衣物與地面距離不得高於1.1米。據天宇海上月的屋苑專訊,平台或露台安裝晾衣架的個案,已由78宗減至33宗,並向3宗個案發律師信警告。

住戶:用乾衣機不環保

接獲律師信的天宇海業主陳小姐表示,當初因見工作平台細小,且與廚房相連,不宜晾衫,故在露台天花裝「晾衫通」,結果於6月接到律師信,被要求拆除,管理公司更建議使用隨樓附送的乾衣機。「叫我用乾衣機,那不是不環保嗎?」(見另稿)

另一名天宇海業主黃先生,耗資1100萬元購買兩個合共約2000方呎的相連單位,同樣因在露台裝「晾衫通」被警告。「坦白說,我們確違反公契,但為何發展商要這樣寫?個露台和平台是我們真金白銀買的,只要無違反建築物條例及消防條例,我們都應有自由決定怎去用。」

長實管理公司:可於工作平台晾衫

黃先生曾向屋宇署查詢,結果確認露台「晾衫通」不是僭建物,故不會拆除。「如果管理處要告,就告啦!我火滾上來,真想搬,買層村屋便可任意晾衫。」他指這令部分住戶要在客廳晾衫,以致一屋霉味,直斥大廈公契本末倒置。

本報向發展商長實集團查詢天宇海露台限制晾衫的原因,並反映有住戶對此感到不公平,長實未有回應有關問題,只透過旗下的天宇海物業管理公司高衞物業回覆﹕「業戶可於單位附設的工作平台內晾衫,惟晾曬的衣物與地面的距離不得超過1.1米。」

議員斥離譜「露台難道起來欣賞?」

立法會議員李華明質疑﹕「露台掛衫好正常,難道起個露台來欣賞?」他批評發展商借環保露台豁免面積來「發水」,卻限制住戶掛衫,實屬「離譜」,對業主不公平,政府和消委會應呼籲發展商不應為露台晾衫設限。

消委會總幹事劉燕卿不評論個別個案,但她稱若住戶沒有適當地方晾衫,而在露台晾衫又違反公契,管理公司應考慮需否執行有關的「苛刻條款」。她說﹕「使用乾衣機十分浪費能源,應讓人善用天然資源,無地方晾衫確是很無奈!」

明報記者冼韻姬

買樓為晾衫住戶﹕環保露台真環保?
  
【明報專訊】「大大個露台又有陽光,卻不讓人曬衫,管理公司反而出通告叫人用乾衣機,環保露台真的環保嗎?」花450萬元買入馬鞍山天宇海一個966方呎單位的陳小姐,眼見燦爛陽光曬露台,卻不可晾衫,直指太浪費,盼可重奪晾衫的自由。

陳小姐一家四口去年底遷入天宇海,即在露台天花裝兩條晾衫「不鏽鋼通」,並讓衣物在露台飄揚,豈料至今年6月接獲管理公司高衞物業管理的律師信,警告她加建支架晾衫是未獲授權行為,違反大廈公契,促她修正,否則會採取法律行動,另向她追討所有事件引發的開支,包括該律師信所需的500元。

「這令人很不安,為何其他屋苑可以晾衫,我就不可以?」陳小姐住過兩個設有露台的單位,全部都可加裝「晾衫通」,今次買樓都是為了有露台可晾衫,沒料事與願違。

「露台可以晾衫,這是理所當然!我一直認為政府加建環保露台,就是方便市民晾衫!」陳小姐承認買樓前沒查看大廈公契,坦言買樓主要關心樓價、坐向,沒想過要查詢露台可否晾衫。

供晾衫工作平台近廚面積細

雖然單位設有可供晾衫的工作平台,但陳小姐指工作平台細小,闊度不足40吋,且工作平台的門向外開,實際可用範圍極有限,平台又與廚房連接,常有油煙,不適宜晾衫。陳小姐至今沒拆除露台「晾衫通」,但亦避免高掛衣物,只在露台設矮身活動晾衫架,因為不通風,要曬乾衣物的時間當然長了。

雖然不少天宇海業主盼可在露台晾衫,但亦有業主反對,擔心在露台曬衫有礙觀瞻,影響樓價。陳小姐說﹕「有人怕影響屋苑形象,認為在露台天花晾衫會貶低身分,自以為天宇海是豪宅。對小市民來說,我們需要的不是豪宅,只是要晾衫!」

改公契須所有業主同意難成事 

【明報專訊】天宇海部分業主盼可修改公契重奪露台晾衫權,但有物業設施管理測量師指大廈公契用以保障所有業主利益,限制露台晾衫是要避免衣物外露如「萬國旗」,以致影響樓價,修改公契條文必須要獲得全數業主同意,個別業主爭取改公契以容許露台晾衫,料難以成事。

政府﹕露台晾衫沒設限

不少屋苑限制露台晾衫,但政府表明環保露台政策從無設限。發展局發言人表示,為推動建造環保及創新的樓宇,政府於2001年及02年起,開始把露台及工作平台面積豁免計算入發展項目總樓面面積,但沒就住宅樓宇露台及工作平台用作晾曬衣物訂明任何規定或限制。

現時發展商透過大廈公契訂明晾衫安排,資深物業設施管理測量師楊文佳表示,公契由發展商草擬,經地政總署審批,再由發展商、管理公司及第一手業主共同簽署,屬私人合約,除首名業主受約束,往後每個業主所簽樓契,都會列明受該公契約束,如要修改任何條文,均須獲所有業主同意,故難改動。

楊舉例,最常見改大廈公契討論是禁止養狗,熱愛動物人士會要求修改公契,但公契用以保障所有業主,部分業主可能對動物敏感,故只要有少數人反對,都不可修改。

楊稱,法例無指定露台可否晾衫,一般都是在大廈公契列明不可影響大廈外觀,業主只是買入單位平面空間,外牆甚至露台可以是屋苑公眾地方,業主不可無限制地使用。他說﹕「掛到好似萬國旗,有人會擔心影響樓價,尤其是豪宅。」

違公契或遭索償申禁令

若有人違反大廈公契,楊文佳指如同違反私人合約,管理公司可循民事入稟向業主追討賠償,或申請禁制令,以往曾有人因此被發禁制令不可養狗,或不可在大廈外牆加建分體式冷氣機。

有從事物業管理者指出,大廈公契禁露台晾衫非新興條文,只是以往只限於貴價豪宅,現在不少新盤都豪宅化,物業管理隨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