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林慧思老師是香港人的榜樣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31日

小學老師林慧思事件，在這個時刻出現，對香港市民帶來相當重要的啟示，它向我們展示了甚麼是愛憎分明，甚麼是香港核心價值，甚麼是我們該維護和該奮力反對的，面對不公義的事是挺身而出還是明哲保身，以及最適時的是：我們為甚麼要公民抗命？

前兩天在電視播出的港台節目《卓越教室 2013》，介紹了寶血會培靈學校積極推行「生命教育」，其中以相當多篇幅，敍述了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林慧思，如何在教學以外，關心學生成長。她表現的對學生的關懷愛護，與家長的聯繫，親送父母不在香港的學生回家，她的言行展現了愛心。

這一集精采動人的報道，早前卻一度因為林慧思與警察在街頭對罵的視頻，而據說考慮擱置。不過最終還是如期播出。

林慧思與警察對罵，發生在本月14日旺角街頭。一段以「香港警察忍功一流」為題的5分鐘視頻，7月22日開始流傳，片中一位女士罵警察「八婆、賤人、八公、What the f××k!」。其後網民把當事人的真名、學校、校址和電話公開，呼籲向教師、校方投訴「為警隊爭番口氣」。女教師林慧思任教的學校收到很多投訴，左報加入對林慧思口誅筆伐。最不尋常的是：警察員佐級協會和警務督察協會都發聲明，譴責林慧思「粗言穢語，非理性辱罵執法警務人員」。在種種壓力下，寶血會培靈學校被迫發聲明道歉。

但接下來許多完整的視頻出現了。原來當天是法輪功在街頭展示中共摘取死囚器官販賣的惡行，親共團體青年關愛協會闖過去用大型橫幅遮擋法輪功攤位，警察不但對青關會坐視不理，而且把附近路面用封鎖線圍起來不准路人進入。林慧思路見不平，走進封鎖線內與警察理論，問何以縱容青關會干預表達自由。警察說要抓她，她氣不過就說；「我一定站在這裏，跟你們鬥企，你們不是第一次這樣對法輪功，我不是法輪功的人，我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我看不順眼你們青年關愛協會，這樣叫關愛？這樣是侮辱我們香港市民。你羞不羞恥？警察還幫他們？人家有言論自由，如果共產黨做得對，幹嘛做這種缺德事？令人更加憎中國共產黨，邪惡到不得了。」她又罵警察是「公安」，然後講了上引的惡言和英文粗話。

街上爆粗的林慧思，與《卓越教室 2013》中對學生溫柔愛護備至的林慧思是同一人嗎？是的。正是對孩子有這樣深切的愛，才會有對於戕殺我們核心價值的青關會的疾惡如仇，以及對維護青關會的警務人員的厲聲譴責。不該說粗話嗎？筆者至今記得中共建政初期的一部改編自老舍小說的電影《我這一輩子》，影片中那個一輩子盡忠職守的警察，竟因為沒有照國民黨政府的上級命令殘暴鎮壓學生而被關進監牢，一輩子善良的老頭子在牢中氣得大罵：「我操你媽的祖奶奶」。這句粗話你不會去思考它的含義，不會覺得難以接受，反而覺得解恨。林慧思的粗話也可作如是觀。

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夕，大陸媒體《南方周末》發表一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文章開頭說：「……從2003年『自由行』開始，也確實有越來越多的內地居民來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我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的內地人，仍然會不時有文化休克的感覺。一出紅磡火車站，就會看見一大堆標語，看得初到香港的內地人膽戰心驚。在天星碼頭，也會有人向你散發海報、小冊子。在香港隨處可以看到這樣的一些在內地鮮見的異議人士。這證明香港是享有言論自由的，你只發表政治意見，不搞行動顛覆，香港是可以無視你的存在的。」文章所指的令內地人膽戰心驚的標語，就是法輪功的橫幅。文章講了許多關於香港的自由法治的具體表現，包括「駐港部隊的軍車也許是中國最遵守交通規則的軍車」，但列為第一項，就是言論自由。筆者也同林慧思老師一樣，絕不支持法輪功，但也為了體現香港仍有言論自由這個核心價值，堅決維護法輪功有表達自由的權利，而且這權利正是大陸人所羨慕並希望取得的。一如林慧思說，青關會正在侮辱我們香港人。

現在香港處於甚麼時刻呢？是梁振英的港共政權聯同它幕後支撐的「愛」字頭團體，向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全面進攻的時刻。在街頭看到那一幕，你可以走開，可以明哲保身，但愛憎分明的林慧思不畏權勢發出怒吼，在香港享有自由的人都無權責備她，而只有敬重她。林慧思老師毋須道歉。你是香港人的榜樣，你的作為是我們參與公民抗命的思想意識的起點。

陳雲 - 深水埗藝評家

轉角   2013年07月29日

【am730專欄】在深水埗逛街，錯過了午飯時間，不欲飽餐，便去了粥麵舖坐下，隨便食一碗麵。我叫了碗魚蛋粉。午間忙亂之後，員工難得閒散，只一老漢掌廚，兩個婆子侍客。我的魚蛋粉等了良久，隔籬座位的兩位大叔，桌上也是空空的，也是在等飯菜吧。

他們閒聊起來，話題是藝術。他們也許已談了一會，我聽到的，是激烈的表白。灰色圓領襯衫的一位，說他不喜歡現代藝術，尤其是畢加索，白恤衫的說「稍等一下」，便上了廁所。三分鐘之後回來，我還以為他不喜歡這嚴肅話題，原來他一坐下來就繼續。「剛才你談到畢加索，現代藝術過了梵谷之後，太散亂，有些簡直是亂來。」他去年在文化博物館，人頭湧湧，以為有好東西看，自己又有博物館年票，便去趁熱鬧。一看才知是畢加索的手稿展覽。這些只是藝術抗議的東西，沒甚麼好看的啦。又有一些人，見到安迪華荷的金寶湯招紙，口裡便輕輕發出讚歎之聲，也是可笑。

灰衣的說，他前年去了四川旅行，看到地攤有十元一張的水彩畫，畫工精美，就買下了。十元啊，多便宜，卻是好畫，只是畫家不成名。有個地攤畫家，一手拿四枝畫筆在布上畫，各筆蘸的顏色不同，有藍有紅，要一心四用。「我見了一張畫好想買，可惜太大幅，難帶，至今還惦念着。」

我的魚蛋粉來了。他們桌上還是空的，才知道他們已食完，在閒聊。橫街的老麵舖，下午人少，不介意客人多留一會。「我也在大陸看過一幅畫，不識得欣賞藝術的，一定說是色情。那畫是怎麼樣的呢？所有人物都是裸體。中心的女子是平胸的，好像有些疲累，下面有個男的用手托起她。她手上捧着一塊大石，下面的小人兒都是裸體的。」

「你猜一下，是甚麼主題？女媧補青天啊！女媧是創造神，造人的，人剛造出來，一定是裸體的嘛。如果為了避忌而穿上衣服，就是失真。」

我偷眼看這位大叔，穿的是粗棉布，高跟皮靴，皮膚黝黑，舉止有點像裝修工人，卻穿出風格來。「喂，我要走了，要開工啦。」

另一位只聽不說，臨別才開腔：「你等一下，我講完畢加索先。我認為畢加索早年的風格還是可以看，成名之後，有點亂來，好像要捉弄那些慕名來買畫的人。」之後他們起身，出門了。

兩人話題連貫，彼此奉陪到底，這種談話禮儀，談藝術的興味，儘管受到他們知識支離破碎的限制，總算頭頭是道。他們是香港的原生一代，六十年代的電台文化節目、七十年代的電視藝評、報章副刊、街上的書報攤、市政局(一九三六—一九九九)文化節目培養出來的自學的庶民階級，那是香港的輝煌歲月。

周一刊登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林茵 - 誰侵佔了屯門？

街知巷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屯門西鐵站上蓋商場V City本周開幕，毫無懸念，商戶名單中都是熟口熟面的大品牌。

叫人咋舌的是，發展商新地透露，商場開幕後來往廣東省及屯門的穿梭巴士，將由現時每日二百班增至五百班，網民嘩然，屯門市廣場原已淪陷，新建一個倒模商場，看來不但無法起分流作用，還招來倍增的大陸旅客，雪上加霜。

屯門市廣場變臉之始，跟數年前來往深圳灣和屯門市中心的B3系列巴士線通車，時間上恰好相近。愈來愈龐大的旅客人流，帶來對連鎖大品牌和金舖、鐘表店、奢侈品的消費需求，原本平易近人的個體戶時裝店、精品小店、中低檔餐廳逐間消失，今天走在裏頭，由裝修風格到店舖組合，都跟沙田新城市廣場、旺角新世紀廣場大同小異。

另一個將屯門與中國大陸加強連接的基建則較少人知道，那是興建中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以海底隧道接通屯門與赤鱲角機場、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預計於二○一八年全面通車。昔日偏安一隅的屯門，屆時便將是這個貫通香港、澳門、深圳、珠海四地的交通網絡裏一個重要中途站。西鐵站上蓋樓盤「瓏門」能夠賣上萬元一呎，未必無因。

「屯兵之門」 唐朝設軍鎮

翻看歷史，原來屯門由古時起就是作為中國對外交通物流網的一部分而發展起來。屯門位於珠江口東岸，與大嶼山相對而成一道海門，閩粵沿海航道由佛堂門、鯉魚門、汲水門、屯門而入珠江、直達廣州。屯門灣（也稱「青山灣」）有山勢屏障，是入珠江口前一個便利的避風港，自唐代起就成為中外船舶停駐之地。為保商旅安全和徵收稅款，唐朝及其後歷代政府都在此設立軍鎮。由於這道海門有軍隊屯駐，故稱為屯門。明朝時葡萄牙人看中這裏的戰略價值，圖佔領屯門，引發中葡戰爭，葡方戰敗後轉移至澳門建立根據地。後來屯門連同整個新界被收歸為英國殖民地，這裏的航海和軍事重要性日漸減低。

被納入「內地租界」？

屯門今日的風貌，自七十年代港英政府發展新市鎮而起。屯門灣被填成屯門河，河道兩岸幢幢公屋、私人樓宇相繼落成，安置數十萬居民。遠觀建築佈局，屯門其實跟將沙田海填為城門河的沙田新市鎮相差不遠，空間甚至更為開揚，不少屋邨和私人屋苑都享有山景海景，惟因沒有鐵路接駁，一直不像沙田般備受置業者歡迎。早期屯門公路經常塞車，又屢次發生致命交通意外；新落成的屋邨多受童黨、黑社會等治安問題困擾，九十年代的「屯門色魔」更增添區外人對這裏的負面印象。然而，幾個香港人熱愛的品牌像維他奶、維記牛奶、福字麵、拉鏈製造商YKK等，都曾以屯門工廠區作為生產基地。可惜隨着工業式微，現在大部分屯門人都要每日往返市區工作了。

新的經濟活力，由深港西部通道打開。屯門經歷百年殖民時期的偏遠和邊緣，忽然因為這條公路的興建，重新接上珠江口大城市的人流物流網絡。不同的是，從新市鎮時期成長起來的屯門人，對此地有了自己的回憶和歸屬感，已不再視大陸旅客為同族，更抗拒這種由交通發展帶來的聯繫。土生土長的屯門街坊阿寶，說起深圳人「搭巴士二十分鐘就到屯門市中心喇」，語氣裏是一種面臨大軍壓境、家園被外來者湧入的無奈；曾住屯門市中心的Cindy眼看萬元一呎的樓盤拔地而起、過度密集的金舖鐘表店，明顯不是為區內人而設，由從前熱愛屯門、日漸變成「唔想再留喺度」。向錢看的地產商推波助瀾，商場特設服務跨境旅客的櫃位，店員對本地人愛理不理，這原本屬於屯門的核心地段，現在屯門人卻感覺如進入內地租界，種種來自日常生活的矛盾衝突，要解決殊不容易。

瓏門 隔斷好風景

屯門首個公共屋邨新發邨，因興建西鐵而在2001年拆卸，後再發展成大型樓盤「瓏門」和購物商場V City。曾經住在屯門市中心的Cindy，看着瓏門一路起，「起初說呎價5000元，這在屯門也還算合理，現在竟然變成過萬元，完全諗唔到區內邊啲人有能力買」。而且瓏門高達37層、加上巨型基座，大大破壞區內景觀。從前由新墟可看見市鎮公園、屯門河道、再遙望青山，今天卻被瓏門隔斷，只有買得起這樓盤的住戶才能獨享。

屯門市廣場 回憶絕迹

多年來被視為貧窮區的屯門，今天市區有的連鎖店，由Starbucks、Muji、Zara、各大護膚品牌，屯門市廣場都有齊了，卻是屯門人開始厭棄這裏之時。阿寶最不忿的是冒險樂園被米芝蓮食肆新斗記取代，至今仍拒絕光顧；從前主要是旅行社的區域全換成嬰兒用品店，「賣細路仔衫咋喎，使唔使突然間多成6、7間？」開業多年的砌圖店、精品店紛紛絕迹，同一集團的金舖，在商場內不同分翼都各開一家分店，換走本來廉價的食肆和服務居民的銀行。Cindy認為，雖然被取代的店舖可能都很平凡，但對居民來說卻是充滿回憶，「以前市區的朋友問我『屯門係咪有牛？』我會同佢講返屯門其實係點，但現在我已經無興趣再講，因為屯門已經同旺角無分別。在屯門市廣場裏行，我可以好清楚話畀你知這個位置之前是什麼、有咩賣，我有咩回憶喺度，但講得愈充實，心裏卻愈空虛。」現在她要逛街購物，寧願到滿佈小店的葵涌廣場尋寶了。

紅橋 寧靜小社區

新墟往北的屯門河東岸、井財街一帶，是屯門人通稱為「紅橋」的住宅區，被譽為屯門最後一片淨土。這裏以單幢私樓為主，業權分散，免受大型連鎖店入侵，沿街地舖都是服務居民的街坊生意，氣氛寧靜。

地道美食貨真價實

這裏被稱為紅橋，是因橫跨屯門河有一條紅色的天橋而來，河西如澤豐花園、兆康苑、大興邨居民以紅橋橫過河岸，就會見到昔日的地標「虹橋酒家」，酒樓面積甚大，因是店家自置物業，食物一直大件夾抵食，很多屯門人曾經光顧，本年初酒家結業前都專程來回味。

現時紅橋一帶仍保存很多價廉物美的食肆，雲貴風是其中一家，經常大排長龍。雲南米線店近年雖已隨處可見，雲貴風的特別之處是他的湯底非常香濃，但感覺上不多味精，更非那些很人工的疑似「一滴香」味道，分量又足，單餸米線24元，之後每款加餸4元。Cindy說，「從前屯門人好enjoy留在屯門吃飯，因為真的又平又好食，仲有好多區外人都專登來食，像喜喜中國廚房的荔枝柴燒鵝，好多人話仲好食過深井，可惜都已執咗。」現在屯門要找地道和價廉物美的餐廳，井財街一帶是好選擇；從前新墟也有不少，但鄰近市中心，近年都漸漸換上味如嚼蠟的連鎖店了。

兆康苑商場 原貌稀有

屯門變臉的危機，除了來自大陸旅客，領匯亦是元兇，多個屋邨商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例如良景邨，絕非屯門核心地段，居民也不富裕，但因也是往深圳灣的巴士沿線，領匯同樣引入很多連鎖店，像大型藥房和莎莎，方便旅客購買日常用品。沒有出售給領匯的兆康苑商場，雖然極近西鐵站，卻奇蹟地保存原貌，幾間士多、辦館、糧油雜貨店、文具店、髮型屋、餐廳，開業二三十年，不但尚在，連位置都無變過，這些從前在屯門很平常的屋邨商場風景，今已成稀有動物。

巴倫紐/嶺大 人文氣息

從市中心出發，愈往北走，愈像是返回一個「人住的地方」，行程最後來到嶺南大學，綠樹青山環抱，貓群聚集，大自然氣息令人非常放鬆。鄭政恆自小在九龍長大，從前對屯門的印象都是聽聞它治安差，感覺上很偏遠，2007年起他在嶺南大學工作，反而覺得這裏的人都很樸素，空間又充足，很舒服好住，美中不足只是輕鐵甚為不便。從事文藝評論的他，最喜歡到新墟看電影，小小一個墟，有兩家舊式戲院，凱都和巴倫紐，內裏的座椅和裝修都已翻新，跟市中心的UA相比更易買到戲票，至今仍是很多屯門人愛去的消遣之地。

文 林茵
圖 林俊源
編輯 沈可媛 

陳偉信人訪問Dr William Vlcek：離岸註冊為了什麼？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最近因為發展局長陳茂波先生引起的爭議，令公眾關心到官員申報利益的相關問題。在已公開的文件中，揭示了局長「太太及家人」及「太太及其家人」，分別透過不同的海外公司持有在香港資產，例如擁有古洞地皮的「國萬實業」，就是由三間公司持有，它們的註冊地都是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包括原來發展局長夫人、兒子持有的「Orient Express」，此外與其家族業務有關的其他公司，亦多屬離岸註冊。我並非研究經濟，但任教「香港涉外關係」課程時，有一課談及香港和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等離岸金融中心的雙邊關係，因為這是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重要一環，就相關題目，經常向研究這方面的朋友William Vlcek博士請教，並在去年請了他為這一課擔任客席講者。雖然美國將維爾京、百慕達、開曼、香港等地同時列入「避稅天堂」，這些地方也曾同屬英聯邦一分子，但香港對這些地方的了解極少。為了讓公眾通過這案例，明白香港涉外關係的另一面，筆者請了一位關心相關爭議、並將於明年協助我任教這課程的國際關係同事，訪問了Vlcek博士。

隱藏資產擁有人身分

問：首先多謝Bill你接受我們的訪問，和閱讀我們發展局長相關爭議的背景資料。不少跨國公司或個人公司均到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達、開曼群島等註冊，究竟有什麼誘因驅使他們到哪些地方註冊？

答：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這些地方，很容易就可以創立並註冊一間新的公司，同時相對於其他已發展國家，註冊公司的費用亦相對便宜。從你向我提到的事件可以發現，另一個到這些地方註冊的好處，就是可以透過提名海外公司，以「法人董事」的方式，隱藏資產最終擁有人的真正身分，不讓公眾發覺。

問：你是否可以講解一下這些離岸公司如何控制在海外的資產？我們知道在其他國家，有些人會用這方式避稅，所以美國將之列為「避稅天堂」，例如讓離岸公司以天價聘請自己擔任高薪顧問，而相關收入卻可以算作「源於」境外的利潤。此外，這樣做還有甚麼好處及壞處？

答：一般而言，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將資產的擁有權，直接轉到這些離岸公司的名下。這些資產可以是物質形式的如土地、汽車、貨船，甚至是藝術品也可以，或是一些金融資產如公司股份、銀行戶口、借貸協議等等。假如以隱藏資產最終受益人的真正身分為目的的話，更可以選擇在另一個地方註冊新一間離岸公司，以信託及基金形式，來「擁有」這間持有資產的離岸公司，透過多個地方的公司註冊，來進一步隱藏資產最終擁有人。這類的離岸管理結構一方面透過離岸公司作為屏障，有助保持資產實質持有人身分的私隱；另一方面也可以讓這些資產受到離岸公司註冊地的法律系統所保障。然而，這道屏障正是這些離岸資產管理的問題所在。正因為這些離岸公司成功隱藏資產最終擁有人，因此它亦會隱藏其他不利公司管治的行為，如個別人士或離岸信託的瀆職或刑事行為，也不利將離婚的配偶追討資產的擁有權，或其他受到離岸公司所影響的人，或公司對資產最終擁有人興訟。

問：相對於在香港直接註冊，究竟在這些離岸公司天堂成立公司並持有本土業務有什麼好處？以怡和集團為例，它在香港回歸前轉到百慕達註冊，但同時維持在香港的業務。為什麼有這些策略性的舉動？

答：正如我剛才所指，透過以離岸註冊公司並持有其他地方的資產，能令這些資產的產權受到註冊地方的法律的延伸保障。以你剛才提出怡和集團的例子，將其註冊轉到百慕達的其中一個原因，某程度上是建基於對回歸後香港法制的考慮，希望在回歸前先令集團的本地業務直接受英聯邦法律所保障。與其類似的是，一些跨國集團常以離岸註冊公司來處理在中國的投資及業務，背後的原因亦是相信成立離岸公司，對比直接在中國法律下成立在地公司，對集團在中國投資的產權更有保障。

問：以你所知，這些離岸公司在處理資產管理上有什麼問題？

答：常見的問題在於由於以離岸公司操作事務，因此在商業交易時的透明度極低，很難找到涉及交易的資產最終擁有人，或是誰人在交易中作欺詐行為。即使在交易中出現任何的欺詐行為，例如拖欠貸款，被拖欠者亦很難在交易中找到離岸公司的最終負責人還清貸款。

披露股東資料 或須政府提出

問：回到早前討論發展局長的事件，公眾其中一個疑慮在於不知道陳氏夫婦及其家人或家人的家人，有沒有以另外兩間海外公司繼續持有在古洞的土地。究竟公眾有沒有辦法得知這兩間公司的股東的資料？

答：假如兩地有簽署任何司法互助協議、避免雙重徵稅協議，或是稅務信息協議等國際條約，當中有條文可以要求披露該離岸公司的資料及最終擁有人。然而，要執行這些國際法下的條文，一方面必須是由一地政府的相關部門向另一方政府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往來文書耗時甚鉅。因此，就着這個問題，最近八國集團、二十國集團及經合組織均希望這些離岸中心，在既定的法律框架前提下盡量與其他國家合作。以英屬維爾京群島為例，去年五月已在香港設立辦公室，作為專門處理及協調與亞太地區相關的監管部門的對口單位。

解離岸中心問題 須全球共識

問：早前英揆卡梅倫表示，英國或會與這些海外屬地簽訂新的稅務協定及經濟合作協議，從而減少漏稅瞞稅的情况。你認為這會否影響這些離岸中心的吸引力？

答：由於英國本土與這些海外屬地的關係錯綜複雜，因此一時之間很難改變既有的稅務安排及相關法規。此外，假如英國政府真的大幅收緊這些海外屬地現時的公司註冊及稅務安排，這些離岸公司大不了便走到其他地方註冊。事實上，要有效解決離岸中心所引起的問題，需要透過全球治理體系中提出一個各國都願意執行的解決方案，否則當一個國家加強監管的同時，另一個國家不願意跟隨，這些離岸公司自然亦會走到那些較寬鬆的國家註冊。

問：既然如此，公眾如何有效監察上述的事件不會再次發生？在今年4月，互聯網忽然出現了「BVI解密」，揭露了關於維爾京群島帳戶的龐大資訊，發現諸如菲律賓前總統馬克斯家族等的隱形資產。香港人也可以找到陳局長的相關資料嗎？

答：事實上，香港在公司註冊政策方面算是一個特例。香港政府透過龐大的公司註冊處，讓公眾可以查閱公司註冊的資訊。不止是提到的加勒比海地區，甚至是美國特拉華州及內華達州這些極多離岸公司運作的地區，它們均不會向公眾披露公司註冊的內容。假如公眾想知道更多有關於這兩間離岸公司的資訊，可以嘗試到國際新聞調查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他們的網上資料庫（www.icij.org）有一些在泄密者身上得到的離岸公司資料，你所說的「BVI解密」正是其中內容。我亦曾就你提供的兩個公司名字搜查，但沒有找到相關資料，但假如其他人有更多的資訊下，或者可以在他們的資料庫中，找到這兩間公司的幕後持有人。

William Vlcek替美國軍方的電腦系統工作多年後，重返校園鑽研國際關係，2006年在倫敦經濟和政治科學學院博士畢業。多年來一直專注於離岸公司、洗黑錢和恐怖分子融資的題目，當中包括世界各地的商人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公司的情況。

策劃：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訪問研究學人）

問：陳偉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答：Dr William Vlcek （蘇格蘭St Andrews大學國際關係講師，著有《Offshore Finance and Small States: Sovereignty, Size and Money》）

編輯 方曉盈

阿離訪問葉龍：珍重珍重，錢穆的新亞精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發展局長陳茂波在劏房、醉駕、囤地後，於會議廳臉不紅氣不喘以新亞校歌回應學妹質詢，口中吐出「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以「明志」。絕俗的精神，超世的價值，皆不能言說，必須委身實踐。空口陳詞，以先賢精神往己身貼金，不免讓人聞而撫掌，見而陋之，更污衊了先賢昔日的奮進經歷。

新亞精神，不可言說，只能身現。

手空無一物 餓我體膚勞我精

新亞生於憂患時。一九四九年，中國風雲色變，內地儒士紛紛四散，逃難來港。當年遷教廣州華僑大學的錢穆與唐君毅，還有經濟學家張丕介，三名學人在港應張其昀之邀，在佐敦道偉晴街華南中學三樓成立亞洲文商專科夜校，由錢穆出任校長。次年得商人王岳峰資助，改組易名為新亞書院，並遷至深水埗桂林街六十一至六十五號三、四樓。自此，在這兩個樓層中發生的點滴辛酸逸事，時而偶露，多半沉積，在歲月的波瀾下，默默銘刻着一個時代的精神遺思。

在一九五四至五六年間的桂林街校舍，若以今人的標準，也可算是劏房；然而劏房不為斂財，卻因生活清苦。校舍四樓安設四個課室以作講課之用，而約一千呎的三樓則間隔成六個部分，錢穆、唐君毅夫婦、張丕介夫婦和數十學生便同吃同睡。當時新亞全校學生不到百人，這些學子多屬由內地投奔香港的難民，孑然孤身舉目無親，當中不少人寄居調景嶺難民營，一個月六元的飯票，早上幹採礦修路的苦活，傍晚趕回學校聽課，夜裏便臥睡在天台上、樓梯間。這些學子，從沒想到四年大學後要飛黃騰達往上爬，他們只渴望讀書增長學問，探求真理。人生路遙，運道難測，當日的莘莘學子離校後各自奔程，有些成為名震知識界的學術泰斗，更多的散落世途各處，與生活周旋，默默把當年的新亞歲月，安藏心底。

葉龍是後者。在那個洶湧翻騰的年代，高中畢業的他往南京工作，怎料共產黨令國家變色；被白耗一年後，他來港就讀教會學校，以飯票為生，一九五三年入讀新亞書院當工讀生，後再進讀新亞研究院，自此追隨錢穆學習；現年八十有餘的他，仍未敢忘先師教誨。

艱苦奮進 困乏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

「不是錢穆，新亞書院是辦不成的。」葉龍說，經年以來記憶細節已淡，但賓四老師從不自滿居功的品性形象，入骨入血。錢穆是江蘇無錫人，與「還看今朝風流人物」的毛澤東實屬同代。辛亥革命年間輟學後刻苦自修，一九三○年以《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震動學術界，因而成名。一九四九年離鄉來港，以延續中國傳統人文思想為任。新亞的創立，發動自一種理想：「中國民族當時的處境，無論多黑暗艱苦，在不久將來必然有復興之前途。」然而這一前途，好不容易。

葉龍憶述，在辦學初期，時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漢學家林仰山（Frederick Sequier Drake）曾力邀錢穆到港大任教。原來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身在集中營的林仰山讀了錢師的《先秦諸子繫年》而極為拜服，故特邀錢師擔任教授，月薪達數百元，遠高於任職新亞的一、二百元。然而，錢穆拒絕「跳槽」向上攀，以「新亞在艱困，不能離去」為由推辭。後林仰山又請他兼課，又以「不容在校外兼課分心」推拒，「他自己不去，要專心在新亞教學，苦撐着新亞，卻先後推薦劉百閔和羅香林教授到港大任教。」葉龍說。

錢穆在課堂上曾引孔子所言：所謂「士」，乃有理想而能肩負道義之人，不以惡衣惡食為恥，他自是奉行不二。新亞幾年中，盡是苦日。在「老師拿不到薪水，學生繳不出學費」的日子，錢穆把私蓄奉獻，張丕介妻子更要拿首飾典當，以繳付房租和水電費，「真是窮得連天花板光管的電費也交不出來！」葉龍笑道。即便貧極，但新亞開校以來，從沒有學生因為欠付學費而被退學。昔日，每年學費為四百八十元，獲免學費的學生竟達八成。

由於書院內盡是孤苦無依的學生，因此老師們不單要培育學生的學問，更要為他們的生活張羅。錢穆從沒請假或遲到，早於課堂前已為講課準備妥當；課餘時又會與學生圍聚縱談，還會與學生們分食。「錢老師經常去台灣講學，講學的錢就拿回來新亞幫忙。」一九五二年，錢穆到淡江文理學院驚聲堂演講，天花板跌了下來，一個聽他演說的立法委員被屋頂跌下來的泥塊壓死，錢穆則被擊中頭部壓至重傷，在台灣養病三個月。

北宋哲學家張載有言，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生長於動盪，錢穆背負一身憂患，精神重壓壓得他在夢裏呼號，囈語總會吵醒學生。然而也是在這艱苦數年，他寫成巨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國史新論》及《人生十論》。新亞精神不單是喫苦奮鬥，更是一種實踐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理想，最超絕的追求與意志。

一九五四年，錢穆接受耶魯大學雅禮基金資助，兩年後遷往土瓜灣農圃道，而新亞研究所亦於同期成立，一九六三年更與崇基、聯合合併成中文大學，錢唐張曾為合併而掙扎，怕新亞精神無以為繼，但為了令學生得到更好發展，遂贊成加入。然而，在一切漸上軌道之際，錢穆卻於一九六四年離開親兒新亞。捨校原因眾說紛紜，一謂錢穆不屑殖民地行政模式的干預，一謂院內的人事糾紛不和；然而，能確認的尤有一事：當年年過六十的錢穆為存氣節，堅決辭職離校，拒絕申請多達十萬元的退休金；葉龍笑言，此筆款項在當年足已買房囤地，「錢先生不是為錢為名譽為地位，什麼都沒有。」孔子謂：「士須尚志，所志亦決不為己。」錢穆則說，學問所以為公，若無此心，便不可做學問，須將自己丟在一旁。他從沒為自己置產，年過六十都無物業無土地，就是在台北久居的素書樓也不屬己有，晚年更被陳水扁逼遷，搬到市區一個月後不幸去世，終年九十六歲。

五千載今來古往 以史為鑑

大儒的心志，必須歷經厄困淬礪，於赤地寒土打磨鍍煉，才能俊亮如景星慶雲，燭照時代，養澤他人的心靈。時日傾流，葉龍依然翻念着先師的話，默默憶念師徒相交的日子，靠的是一頁頁發黃帶香的手寫筆記。自一九五三至五八年間，葉龍修讀了錢穆任教的八門課，包括「中國通史」、「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經濟史」及「中國文化史」等，每堂都會仔細抄錄筆記。身為江浙人的他，能完全聽懂錢穆的無錫國語，而自小其父已促他練習毛筆，故抄寫極快，「他講一句，我便寫一句。讀書都跟他讀了這麼多年，寫的字也跟他一樣的了！」數十年來，他把抄下的筆記細細保存，不遺不棄，每每重翻細閱，後來自筆記中一條一條把粹語抽出，再加以整理，寄給錢穆批改，輯錄成《錢穆講中國經濟史》及《錢穆講學粹語錄》等書。

錢穆講經濟歷史，有考據有詞章，更具義理，要評論功過。問葉龍，錢師如何評功論過？「經濟制度，（為政者）要對人民寬大，令人民生活富足。若不顧人民生活，只顧自己，不去回看以往的歷史，只會衰亡。」翻開講詞，洋灑而談的盡是政經制度，但見士人之心懷總與民生相繫。漢文帝時，太常掌故晁錯見農民辛勞卻日窮，商賈安逸而日富，洞悉商人兼併之奢靡現象絕非國家之福，故主張重農，不為國家富強，乃為體恤民眾；武帝時任博士的董仲舒，見豪強兼併土地之風盛，「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尤感不平；他反對官吏經商貨殖，認為身居高位食厚祿的人，仰仗權力之勢與民爭利，實屬不當。魏晉南北朝的孔覬，見其兄弟孔道存與孔徵為官而兼商，在相見時把他們以一千多艘船載來的綿、絹、紙、蓆等貨品悉數燒燬，並直斥其非：既然做了官，何以又要經商？錢穆以南北朝為例，雖然該朝富裕而有生活情趣，但在中國經濟史的眼光看來，卻依舊是黑暗年代，全因為貧富不均，人民生活困苦，鮮麗笙歌蓋不過百姓哀號。人類歷史的鴻河中，今人所作所為皆為中途之物，但舉頭能見後人之筆，還有先師的眼。今日的香港以至中國，可曾以史為鏡？還是只在人民困苦中空描中國夢？

人之尊，心之靈

據小思盧瑋鑾所述，錢穆在離校前最後一個畢業典禮中說：「人生有兩個世界，一是現實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兩世界該同等重視。我們該在這現實俗世界中，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真世界。我們都是現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須同時成為一理想世界中之真人。」真人之靈，不可言說，惟有刻苦臻至。

錢穆於一九六四年離開新亞後，再沒回來任教。葉龍憶道，新亞三十五周年院慶，錢師帶着朽壞的軀體，辛苦自台北回港出席。席上時任院長林聰標教授邀請他出席四十周年院慶，哲人慨然嘆謂：「如果人死後有靈魂的話，我是會回來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處於青山之巔，極目吐露深港，地博厚，天高明。蘇軾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前人淬礪涓滴的珍罕精神，後來者必須萬千珍重，不可偏廢或虛擲。

葉龍自一九五○年代起，一直隨錢穆學習，及至錢穆離港赴台，兩人一直有書信往來。每逢暑假，葉龍皆會到台北素書樓探望恩師，其手中相片便是二人在素書樓錢穆家中的合照。（陳淑安攝）

答

葉龍，錢穆學生，一九五○年代新亞書院哲學教育系及新亞研究所畢業生。香港能仁書院前院長、能仁哲學研究所及中國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長，並歷任中學及大專文史科教師，專授中國歷史、哲學及文學。多年來不間斷地整理當年在錢穆堂上抄錄的筆記，並在一九九○年代及近年輯錄成《錢穆講中國經濟史》及《錢穆講學粹語錄》兩書。

問

阿離，中大畢業生。雖不是新亞人，但大學生涯於新亞人文館度過。總在錢穆圖書館流連，愛坐天人合一亭池邊，看騰雲映水，月影如鏡，一若見前人精神猶存心湖中。

文 阿離
圖 陳淑安
編輯 梁詠璋 

馬嶽 - 特區政府的誠信懸崖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8日

【明報專訊】陳茂波的問題，已不光是他個人的誠信問題。如果他這樣也可以一直拖延希望事件淡化而不下台，整個特區政府都會掉下誠信的懸崖，萬劫不復。

整件事情起碼可分三個層次：陳茂波個人的誠信問題、利益申報制度問題、和整個政府的公信力問題。

真相只有一個

陳茂波沒有公信力，已經很清楚。你問問街上的人，他們信不信陳局長說的是真話？一件事的「真相」只有一個版本，局長如果說真話，是不需要分開這麼多天每天說一點還沒有說清楚的。左支右絀、含糊其詞、兒子只是親人、農地用作休憩、行公義的人開會後躲在房間45分鐘不敢見傳媒……心虛的人作了什麼，是人是鬼，路人皆見。

隨着政治公關學愈來愈普及，很多人都知道，應付危機最佳的方法是說真相。那為什麼仍然有這麼多人像唐英年和梁振英一樣，用「擠牙膏」式的方法回應，然後被揭發前言不對後語？正常推論，這是因為這些人知道真相和盤托出「好大鑊」，公眾一定不能接受，因而心存僥倖，希望「瞞得一時得一時」，結果故事愈編漏洞愈多，弄個誠信破產。

有申報就沒有利益衝突？

香港傳媒討論利益申報問題一直有一盲點，就是以為「申報」了便沒有利益衝突問題。問題焦點其實往往不在「申報」此一行為，而是（一）公眾能否監察；（二）能否不讓有利益關係的人參與決定公共政策。

為什麼公職人員要公開利益申報？因為要讓公眾和傳媒可以監察有否公私利衝突的問題。現在陳茂波所說的「已作申報」，一是向特首申報，真正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公眾無從知悉。一是在行政會議作口頭申報，而行政會議內容保密，公眾同樣不可能知情，根本不能監察有否利益衝突。

在各公營機構，有利益衝突的人在討論相關項目時要避席，不參與議事以及決策，是常有的做法。現時立法會和很多政府委員會可以容許有利益關係的人隨便作個申報，然後繼續發言以及投票，並不能確保制度的廉潔和公正。

從政者的起碼decency

陳茂波事件糾纏一周後，不少評論提起當年辭職的梁錦松和楊永強。梁錦松當年的誠信問題輕很多（應該只講了一兩次大話），實際獲益亦少很多，但國際金融城市不容許掌櫃大人以權尋好處。楊永強覺得不能接受市民認為他留任是「厚顏無耻」。兩人覺得無面目繼續當官員而呈辭，是從政者的起碼decency 。

美國不少政客接受政治捐獻，其實總有利益衝突，但公開申報利益關係而經由民主選舉產生主要公職，其認受性得以維持。香港並非民主政制，要確保制度廉潔和具公信力，可能需要從政者有更高的操守標準。現在特區政府用的彷彿是普通法下的刑事檢控定罪標準，即如果犯事不嚴重至可以告得入坐牢，官員仍然可以留任。但公眾的期望要求不是低至主要官員「不是罪犯」，而是要有更高的道德水平以守持公共利益和確保施政公正。

曾蔭權的「慳電膽」事件中，按例當然申報範圍不及岳父，但如果他的岳父真的從政策獲益，公眾觀感必然覺得他有利益衝突。簡單的一問大家：一位官員的決策可以直接影響他小舅數以百萬計的利潤，是不是嚴重利益衝突？特區政府如果明知仍然讓他參與決策，是不是縱容以權謀私？

一個人厚顏？還是整個政府厚顏？

邏輯上，整件事只應該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陳茂波沒有作利益申報或者沒有如實申報，特首和行政會議一直被蒙在鼓裏，梁振英日前說的陳有申報只是替他圓謊。如果是這樣，陳茂波對公眾和政府說謊以隱瞞其利益衝突，自然應該下台。梁振英的大話嘛，他自然會說「陳茂波沒有說他沒有如實申報」或者其他一百種說法，大家不必替他費心了。

第二個可能性是陳茂波一直有申報，特首、行政會議和特區政府一直全面知情。這其實更為嚴重，因為這代表梁振英、行政會議和政府在明知發展局長的家屬可以從其主理的政策有甚大的直接經濟得益的情况下，仍然讓其主理政策，並且沒有向公眾公布，變成協助陳茂波瞞騙公眾。如果傳媒沒有揭發，他們甚至打算一直瞞下去，讓其主導新界東北收地，家屬賺個肚滿腸肥。這變成集團性質的縱容以權謀私了。如果是陳茂波一個人以權謀私厚顏無耻事情還好辦，但這次如果陳茂波也可以繼續挺下去，公眾覺得政府整體容許官員以權謀私，整個特區政府的道德水平比十年前急降，公信力將蕩然無存。我把這叫做墮下「誠信懸崖」。

特區政府的誠信懸崖

梁振英喜歡用懸崖來作比喻，財政預算可能遲點通過便說會出現「財政懸崖」。坐擁萬億儲備而面臨「財政懸崖」，為「懸崖」二字帶來嶄新意象。我們這些看黑白粵語長片長大的香港人，對懸崖的想像往往是崖底有個絕世高手（可能是檸檬飾演），男主角跌下去不單毫髮未傷，還會有高手授以絕世神功，然後劇情亦從來不會交代主角如何回到懸崖上。

對不起，特區政府諸君，你這次掉下誠信懸崖，下面沒有高手幫你，你也是不能爬上來的。全香港市民，都會從此非常鄙視你們。

自此以後，麻煩各位記者行家不要在什麼事情發生後，再打來問「xxx這件事會不會破壞特區政府管治威信？」我的指定答案會是：「一定不會，因為特區政府毫無管治威信，不能再破壞了。你不能破壞一些不存在的東西的。」  

Vic：我一直不想講陳茂波事件，只希望他早日下台，但如今看來不但他無意辭職，政府也不打算炒他魷魚。馬嶽提到當年梁錦松與楊永強辭官展現了「從政者的起碼decency 」，看今天蛇鼠一窩的港共政權，連起碼的decency也不顧了，委實令人難過。

陳家利用無從追查的離岸公司，以複雜的安排持有香港資產，如何能做到陳局長自己曾說的「比白更白」，委實考起香港人。前兩日林忌就說得好：

『波叔，你做「發展局局長」，定係「洗黑錢發展局局長」呀？乜控來控去咁複雜，搞乜鬼呀？搞到控上控咁複雜，擺迷魂大陣，為咗搞亂邊個的視線先？乜唔係買幾塊農地用來渡假畀小朋友玩的嗎？你玩種田定係玩洗黑錢呀？』 

人不自量，累人累己。陳茂波做他的會計師便好了，何必做官獻世？香港人什麼地方對你不起，要受你如此侮辱？

林夕 - 有這樣對手何需要盟友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27日

波叔啊波叔，這樣叫你，是從「凡人也是母親的兒子、兒子的爸爸」出發，若跟大隊叫你劏房波囤地波，個人口爽過發洩過後也於事情世道無益，卻叫你兒女弟兄姊妹難堪，有違和理非非之道。因為我也常提醒自己存謙卑之心，要廣大出胸襟，要從人的角度說人事。

波叔，你的確不再適合處理新界東北發展，這艱險工程須要你奮進，要拆好多彈、討好很多有樓有地的不廢之徒。但你看你，越拆子彈越引爆更多核彈。人家送你聖經警惕你，你順勢以基督徒身份做擋箭牌，你可知當下民情，最惹反感的就是挾宗教之名當道德保證。不提「好憐憫」還好，一提就翻起你劏房舊帳，從你宗教角度看，沒犯法不等於沒犯罪；投資雖天經地義，但背上劏房業主惡名，卻只憐憫了自己早已不困乏的生活。你看你，才一席話，就一舉得罪了全港中大校友以及真基督徒。不服軟，連歉都不肯敷衍敷衍道一個，你如此擅於挑起民怨，最想你下台的恐怕只是你陣營中人，以及普通市民，那些「勾結外國勢力別有用心」以搞事為業的「泛民」，可能正慶幸：有你這樣的對手，又何需要盟友？

你的盟友可能就剩你家人，陳太，不，身為大學畢業生專業人士獨立女性，該喚聲許女士，她的確跟你是同路人，所發聲明，好憐憫自家所受困擾與不安，你與她切割，她卻撐你要撐下去做這千斤擔子兩肩挑的苦差，你如今精神困乏她卻多情，誇你真心為港。是咁的，人性點看，此言未必誇大，某無眠半夜，你可能為高爾夫球場那塊地在反覆念叨，收還是不收，以至當眾前言不對後語。

跟你說人話的，還有你中學老師我敬重的練乙錚先生，說你憑意志堅定努力不懈，建立了出色的個人事業，是典型香港晚殖民時期獅子山下的故事。既然一路走來不易，這故事合該有個回饋香港的好結局。當高官或者大概萬一即使竟然真為行公義，但服務社會有許多途徑，當初你身在「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時，不是為申報制度發過公義之聲嗎？就聽你老師話，用許女士說你的韌力，走得和以前一樣亮麗瀟灑吧。

李怡 - 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27日

陳茂波看來是很難賴下去了。即使他有一萬條道理說他自己沒有以權謀私，沒有說謊，沒有做錯任何事，都沒有用，因為公眾已不相信他。電視台的觀眾意見調查，百分之八九十的觀眾不相信他。沒有公信力，再有本事，甚而再有誠意，也不能在公職上做任何事。

昨天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通過無約束力議案，要求陳茂波下台。發展委員會建制派佔多數，但許多人沒有出席，不出席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找不到為茅波辯護的說辭啦，而且為他辯護等於賠上自己的民望。何必呢？

政府高官也沒有人公開撐茅波了。現在大家都要與他保持距離，不禁想到大陸音樂劇《劉三姐》形容歹毒之人的一句話：河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

勉強為茅波辯護的人，也只是說，現在廉署和律政司都說會跟進調查，所以立法會就不要管了。這說辭就同去年梁振英以司法程序為由拖延交代僭建一樣，想把事情拖到傳媒和市民不再感興趣，就脫身了。但陳茂波正處理新界東北發展事務，他怎麼脫身？

有一個童話叫《蒼蠅是怎樣變成大象的》，說掩飾一個小的謊言或錯誤，可以讓蒼蠅一樣小的錯誤變成大象錯誤。

茅波之錯，當然不是蒼蠅般小，而且不應該稱為錯誤，是反映人格的墮落。如果他一開始，即在他接任發展局長的時候，就公開向公眾表明他在新界東北有地，會立即把地賣掉。那麼即使他因賣地而賺一大筆錢，公眾與傳媒也不會追究。退而求其次，若他在本周一傳媒揭發他囤地時，他立即召開記者會，老老實實把他和家人擁有土地的情況，原原本本說清楚，坦白回答記者問題，並表示即時處理。只要他態度誠懇，又願意放棄利益，相信仍會得到公眾原諒。再退而求其三，若他在周三被揭發「兒子也囤地」之後，立即開記者會，承認過失，把所有妻子兒子的責任都挑起來，誠意向公眾道歉，表示會向特首提出辭職，也未必在梁特挽留下過不了關。但他不道歉，表示絕不辭職，對隱瞞兒子是股東之事又「無補充」，傳媒爆一點他就「補鑊」一點，卻不肯爽爽快快把事情交代清楚。不僅顯示他是擠牙膏式被擠一點就講一點，更在講時用一個大話掩蓋另一個大話，又被發現漏洞百出。而且至今不肯交出涉事的幾家公司的股東名單，並讓有關股東提供沒有替他做信託的證明。於是，蒼蠅變大象了，他講任何話都不會被大眾取信了，他再做下去也沒有意思了。

這種蒼蠅變大象的事情，歷史上已發生過多次。比如尼克遜的水門事件，如果他一開始就承認過錯，向美國公眾道歉，他是不會下台的。最後整個社會認為他必須下台，不是因為他參與了水門竊聽事件，而是他被揭發後，不斷掩蓋，又掩蓋不住而被拆穿，讓社會普遍認為這個總統不能信任，他自己把蒼蠅搞成了大象。茅波只顧斂財，豈知歷史教訓？

台灣作家郝廣才寫了本書，講的是人與錢的關係，其中講到許多人買股票，遇到跌的時候，如果要用錢，幾隻股票在手，他們通常會把跌得少的出掉，留着跌得多的，等以後漲上來。如果按這種順序，就會死得更慘，因為跌得少的，表示它體質好，所以比較抗跌。將來要漲，它才會先漲、多漲。跌得多的，體質差，搞不好就在這一波跌勢中淘汰，永遠漲不回來。

茅波目前的權位，就是他跌到谷底的股票，死抱着這股票的結果，是權位、名聲、以後在社會任事的本錢，全部完蛋。而茅波本人，則是梁振英手上跌到谷底的股票，現在公眾要知道去年茅波向梁振英申報利益的具體內容，以及何以行會成員無人得知，行騙長官越是撐他，越會攬住一齊死。他兩人和梁班子，則是香港跌到谷底的股票，香港人若不全力把他們甩掉，香港也會被他們拉去陪葬。

前港督彭定康年前說：「一如某些政治領袖的警告：香港的自由正逐漸流走，只因香港人沒有站起來強硬地反抗。」自由流走，意味香港死亡。不想被梁陳拉去陪葬，就要在可能範圍內發聲，包括明天上街。 

古德明 - 「們」和「被」

中華正聲   2013年07月24日

【am730專欄】大陸文學城網站發表了一篇《香港怪胎中文泛濫》，批評「港式中文甘受英文文法約束」，例如複數名詞加「們」字，是學英文加s，「於是『同學們』、『朋友們』之聲不絕」；又如學英文被動語態，濫用「被」字，「於是『錢被花光』、『某某被裁定有罪』等，令人頭昏腦脹」。

這篇評論，不無見地，但向英美學舌，是中共國策，香港、臺灣只是受其影響；現在獨責香港，殊欠公允。而「們」、「被」兩字用法，中文古已有之，也不能完全視為英文法則。

「們」字古時或作「懣」，或作「每」。清朝《通俗編》卷三十三說：「北宋時，先借『懣』字用之，南宋別借為『們』，而元時則又借為『每』。《元典章》詔令中云『他每』甚多，餘如省官每、官人每、令史每、秀才每、伴當(僕役)每、軍人每、百姓每。凡其『每』字，悉『們』音之轉也。」

《通俗編》舉了很多「每」的例子，「懣」、「們」兩字，這裡不妨也各舉一例。宋朝趙長卿《念奴嬌》詞寫不與他人奪利爭名：「對酒當歌渾冷淡，一任他懣嗔惡。」《西遊記》第七十二回盤絲洞七女嬌叫七個乾兒子去抵擋豬八戒：「孩子們何在？」

中文原有「孩子們」、「百姓每」等說法，今天說「同學們」、「朋友們」等，自然不能算是英式中文。當然，中文複數名詞往往不必用「們」字表達，例如盤絲洞那七女妖，《西遊記》時而稱為「眾女子」，時而稱為「那些女子」，時而稱為「七個美人兒」，都不用「們」。

至於「被」字的用法，《史記》卷八十四對屈原的評語，是個典型的例子：「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三國演義》第六十二回泠苞獲劉備釋放，回到雒城，卻向同袍誇口：「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清朝《堅瓠六集》卷一所記僧俗對答，也用了「被」字：宋朝進士張九成一天早上拜訪喜禪師，自稱「打死心頭火，特來參喜禪」。禪師出言相試：「緣何起得早，妻被別人眠？」張九成馬上發火，駡道：「無明真秃子，焉敢發此言？」禪師笑笑，指出他心頭火未滅：「輕輕撲一扇，爐火便起煙。」張九成大慚。這都是中文被動語態的例子，而那「被」字帶出的，一般都不是甚麼美事。

當然，中文被動語態，不一定要用「被」字，例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五親軍指揮使尤滑稽受賕枉法，「拿送法司究問」，不必說「被拿送」。這「被」字和「們」字一樣，用法沒有固定準則。

周三刊登/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Vic：寫中文時「受英文文法約束」，濫用「們」與「被」，大陸至為嚴重，嘲笑香港未免可笑。

馬傑偉 - 刪改歷史

明報   2013年7月23日

前輩斬釘截鐵的說，大陸學術審查如此嚴厲，人文社會科學很難搞得好。今次中資出版社，借用大陸那套板斧，把敏感詞刪改了，鬼鬼祟祟的，以為可以瞞天過海，如今東窗事發，醜事曝光，不知如何收科。

在大陸呢，閹割文章根本不用遮掩。令人悲哀的是，學者們都自我設限，刪你的文字、改你的語氣、整整一個篇章被消失，都是眾所周知的「行規」。你不接受就不要在大陸出版。腦袋裏藏了十把刀，如何創新學術？如何觀測社會？

話說回來，自古至今，社會分析、歷史著述，都與政權共舞；審查之事見怪不怪。所以才有先賢的抗爭，取得思想、學術、言論自由的保障，成為文明社會所肯定的普世價值。今次的審查刪改，以大陸的刀法，引割香港歷史，大家不能視之為平常。不高調批評，時日久了，潛規則化作學術出版之生存之道，那是禍及港人腦袋智商的大毒瘤，非得萬二分警醒，否則後果嚴重。

其實，行內人都不出奇，香港中資出版社，對出版物必作審查。你要暢所欲言，又何必把自己的手伸進狗牙鍘。但今次有點不同，中譯的改動，作者懵然不知。這又是大陸慣例，卻是粗暴踐踏作者尊嚴。香港是否一步一步的走入大陸的審查陣？

英語出版寬鬆，中文出版緊張。國內英文書可以買得到，但價錢高、讀通的人少，所以中譯本流行，不過敏感著作往往被河蟹得面目全非，而老外作者多不知情。

香港學術出版若走這條死路，必定加速這個城市的衰亡。

相關文章：紀曉風 - 香港書展變香港書「剪」 名著《香港簡史》中文版「被河蟹」

呂秉權 - 書生許志永有多可怕？

2013年7月23日

【明報專訊】2009年維權法律學者許志永因涉嫌「逃稅」被刑事拘留時，有警官開宗明義對他說：「這就是政治，任何個人在政治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許志永並不認命，十年來一直用理想和行動以卵擊石，令社會進步。他曾推動廢除經常搞出人命的收容遣送制度、當選地方人大在體制內為弱者維權、為調查上訪問題而不惜捱打住上訪村兩個月、到黑監獄營救訪民、為毒奶粉受害家庭討公道、爭取非本地戶籍學生教育平等、以及研究2008年西藏3‧14事件的成因等等（相信此為當年斷正的原因）。當年面對預審，他單純地自言是「為受苦而來」，一直做良心事業，真心原諒拘捕他的人和愛每一個人，令辦案人員哭笑不得。

面對黑道的拳打腳踢，他打不還手，還報以同情的目光，說自己並不是來打架，而是來受苦的，軟化了舉在半空的拳頭。

十年間，許志永認為自己沒有變得更激進，只是現行體制跟社會愈行愈遠。十年前還能廢除收容惡法，十年後只能讓人廢除希望，因他說連爭取教育平等都被當局大力打壓。

許志永和中國社會都不耐煩了，為此他發起了「新公民運動」，因而再次被捕。

「新公民運動」是要喚醒大眾的公民角色，通過同城聚餐交流、法律援助、推動官員財產公開，令中國走向民主憲政。

中國官方一直認為，公民社會是西方國家加諸中國的陷阱，所以它是「7個不要講」之一。中國政治和經濟一直有家天下的傳統，講求血緣和群帶關係，官上民下。要改變這種懸殊的關係，確實是一大禁忌。因為中共清楚知道，自己當年起家全靠發動農民打倒地主、財閥和特權，才能坐上江山。今天，中共已成了最大的特權階級和利益集團，什麼杯弓都是蛇影。

周保松 - 要求正義的權利

《南風窗》2013年第15期，完整修訂版

「既然制度無可避免地影響我們的生命，那麼我們就完全有正當的權利問：『這個制度是公正的嗎？這個制度憑什麼可以這樣統治我？』這個正義之問，是人的基本權利，也是自由主義精髓所在。這個權利意味著，國家必須以公平公正地對待每個公民為最高準則。」

要求正義的權利

羅爾斯的《正義論》被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影響了整個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在書的開首，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德性，一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最高價值。因此，當我們評價制度時，最重要的，是看它是否合乎公正。如果不公正，我們便有責任改變甚至推翻它。正義是個道德概念，關心的不是世界事實如何，而是世界理應如何。所以，羅爾斯實際上是在說，我們應以道德規範政治，使我們的政治社群成為道德社群，並盡最大努力確保每個人受到公正對待。換言之，我們須從正義的觀點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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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正義呢？羅爾斯認為，一個正義的社會，必須體現出一種自由平等的公民公平合作的精神。但怎樣才叫公平？羅爾斯說，讓我們來做個思想實驗，設想我們進入一個被稱為「原初狀態」的處境，並被一層厚厚的「無知之幕」遮走所有關於我們個人的資料，包括天賦能力、家庭出身、社會背景，以及自己的人生計劃等，然後我們走在一起商量，應該選擇怎樣的原則來界定每個人的權利義務及社會有限資源的合理分配。通過這個契約程序得出的原則，就是社會最高的正義原則。

羅爾斯認為，經過理性考慮，人們最後會一致同意他的兩條原則。一，每個公民有權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思想和信仰自由、組黨結社和廣泛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等。二，在教育和工作競爭上，每個人應享有公平的平等機會，並盡可能將家庭和社會背景等任意因素的影響減到最低。與此同時，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要令所有人得益，財富的不平等分配須在對社會中最弱勢群體最有利的前提下才可被接受。這是一種自由主義式的對公正社會的想像，一方面強調個人權利優先，另一方面重視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和機會平等。

讀者或會馬上問，為什麼非要將人置放在無知之幕下來進行理性商討？公平！羅爾斯認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處於一個公平的商議環境去作共同決策，因為它確保了所有人享有相同的決定權，沒有人可以由於先天能力和後天社會地位的差異而享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優勢，同時由於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立約者遂不得不將自己放在所有人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只考慮個人利益。羅爾斯在這裏實際上主張，社會正義的前提，是每個合作者都須享有平等的地位，每個人的利益都須受到公平考慮，以及最後得出來的原則是可以向每個人合理交代的。它不是一個真實的契約，故其約束力不是來自人們的真實同意，而是來自羅爾斯對自由和平等的堅持和對道德證成的要求，而這定義了他心目中的正義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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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或會質疑，既然我一開始已知道無知之幕有這些道德約束，為什麼我還要選擇進去？羅爾斯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他的整個理論的起點。如果提問者是個純粹的自利主義者，唯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那麼他期望的答案自然是：除非正義對我有利，否則我不會考慮。但這似乎不可能，因為正義的要求經常會和自利的追求有衝突，而當衝突出現時，自利主義者並沒有原則性的理由給予正義優先權。不過，羅爾斯並不打算說服這一類人，因為他一開始便假定，每個願意參與社會合作的人，都具有足夠的正義感，因而有能力進行道德思考並有意願服從正義。對他來說，政治哲學最重要的任務，是運用我們的實踐理性建構出合理的正義理論，並寄望這套理論一方面能充份解釋與契合我們許多深思熟慮的道德判斷和情感，另一方面可藉這套理論逐步建設起一個良序的公正社會，以使活在其中的人有充分理由去踐行正義。

但問題是在我們活著的現實世界，雖然絕大部份人不是徹底的自利主義者，且都會有相當程度的正義感，但正義感畢竟只是人的眾多動機之一，人們還有許多關乎一己利益的追求，這些追求往往和正義的要求有張力。而我們在具體處境中如何行動，往往受制於制度以及制度中其他人的所作所為。如果社會存在巨大不公，同時身邊其他人也早已慣於漠視甚至違反正義，那麼對任何個體來說，如何能夠一以貫之地踐行正義都是極不容易的事。

所以，當羅爾斯邀請我們進入無知之幕時，他不能假定人們會自然而然接受他對平等和公平的理解，然後自然而然進入他所想像的那種理想的契約狀態，而需要提出理由，說服我們為什麼應該站在正義的觀點看政治。這裏的「說服」，不是要將一個自利者轉化成道德人，而是通過對政治道德更深入的理解，幫助我們認識到正義為什麼對我們如此重要。也就是說，這是一種道德人的後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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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羅爾斯告訴我們，當我們思考正義問題時，必須將焦點放在社會的基本結構，即界定和規範一個政治社群的基本制度，例如政治上的議會制、民主選舉和人權保障，法律上的司法獨立和司法覆核，經濟上的市場機制和私有財產制，社會上的機會平等和婚姻制度等。

社會基本結構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我們一出生便活在國家制度之中，同時被要求無條件地服從它的指令。我們既沒有不活在制度的自由，也沒有不服從制度的自由。制度的無可逃逸和強制性，是我們生而作為社會存有必須意識到的現實。正如盧梭所言，我們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制度的約束當中。但約束本身並不必然為惡，只要這些約束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

第二，制度對每個人生命的影響極為深遠。我們享有多少自由，擁有什麼權利，接受怎樣的教育，應得多少收入，能否受到法律公平對待，很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結果，並直接影響我們活得好不好。如果信仰是生命安頓的基礎，一個沒有信仰自由的社會，我們的生命遂難以安頓；如果良好教育是發展人的理性能力與道德能力的必要條件，那麼一個缺乏教育機會且同時缺乏思想學術自由的制度，人們的潛能將難以健全發展；如果健康對每個人皆極為重要，醫療完全商品化將令那些沒能力支付昂貴費用的人活在極度痛苦之中。由此可見，制度和個人福祉直接相關。

既然制度無可避免且必然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我們的生命，那麼我們這些活在其中的人，就完全有正當的權利問：「這個制度是公正的嗎？這個制度憑什麼可以這樣統治我？」這個正義之問，是人的基本權利，也是自由主義的精髓所在，我姑且稱其為「要求正義的權利」（right to demand justice）。這個權利意味著，任何國家強制性權力的正當行使，均須公開提出理由，回答自由平等的公民提出的種種正義之問。這些理由未必合理，也未必令所有人滿意，但國家有責任向公民作出這樣的承諾：所有的制度及其執行，必須以公平公正地對待每個公民為最高準則。如果受到質疑，國家有責任提出理由為自己辯護。

我認為，這個要求正義的權利，是一個正義社會之所以正義的必要條件。這個權利有重大的道德意涵。第一，國家權力的主體，是人民，是實實在在獨立的公民。我們不是臣民，只能被動地受人統治支配，而是享有政治發言權和參與權，並且可以要求政府問責的道德主體。第二，充份尊重這個權利的社會，將是相當公開透明且具高度正當性的社會，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公共說理和公平程序來解決爭端及進行集體決定。第三，一個重視正義之問的國家，我們會感受到國家對人的尊重，因為它不是不問理由地強加其意志於我們身上，也不能動不動便以集體利益之名犧牲個人權利，而是需要認真回答每個公民提出的合理質疑。在說理過程中，公民會覺得自己是目的自身，而不僅僅是他人的手段。

由此可見，羅爾斯邀請所有人走進無知之幕去共商正義原則，本身就是肯定我們每個人都享有要求正義的權利：不管我們的家庭出身，不管我們的階級背景，也不管我們的能力高低樣貌美醜，我們作為道德人，就應平等地享有站在正義的觀點去要求政治的權利。這當然是個政治理想。但這個理想是不是不可實現的烏托邦，關鍵之處，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如此理解自己，並對政治有這樣的道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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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許會說，如果我在目前的不公制度中享有各種好處，但進入無知之幕卻意味著我要和他人在平等基礎上重新商量新的遊戲規則，而這對我極為不利，那我為何還要在乎這個要求正義之權？回答這類質疑，可有幾種方法。第一種是直接了當地說，既然你已承認現時制度是不義的，那麼根本就沒有任何正當理由去為之辯護。第二種會回應說，雖然你目前享有不少好處，難保他日你也有機會成為受到不公對待，所以為了長遠自保計，我們應該放下短暫利益而考慮正義。

這裏我嘗試提出第三種回應：不錯，活在現有的不公體制，既得利益者的確會得到許多別人沒法得到的好處，但他們卻沒有意識到，只有活在一個公正或接近公正的社會，我們才有機會享有一些重要的好處。基本思路是這樣：這個世界有許多重要的好，是你必須進入某種道德關係才能得到的；但你要進入這種關係，卻必須先成為一個道德人；而要完整地發展成那樣的人，我們需要一個公正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環境。也就是說，長期活在一個不公正的制度，那些既得利益者看似沒有任何損失，那只是因為他們誤以為他們已見到世間所有的好同時已經得到那些好，卻沒想到在一個不公正社會中活著一個不公正的人生，其實是生命的一種缺陷。

讓我舉個很平常的例子：愛。我想所有人都會同意，愛是極重要的好。沒有愛的人生，難言美好。愛是一種人與人的關係。我們珍惜這種關係，因為在愛之中我們體會到一些重要價值，例如付出、信任、關懷、尊重、忠誠、犧牲與互相扶持。這種關係，是一種道德關係。我們要進入這種關係並充份實現這些價值，我們必須先令自己成為有能力去愛的道德人。一個自利主義者是很難進入這種關係的，因為在他眼中，別人都只是滿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有時或許為了得到其所欲而表現出假意的愛，但他卻永遠不會有毫無保留的對他人的付出、信任和關懷。但人要有這樣的情感和發展出這樣的關係，卻和我們活在怎樣的制度息息相關。試想象，在一個叢林法則主導的沒有公正可言的社會，每個人都視他人為潛在敵人，每個人都活在惶恐不安當中，人與人之間便難以建立真正的愛的關係。

同樣道理，在貧富極度懸殊，階級極度對立的社會，受苦的不僅僅是窮人，富人同樣身受其害，因為窮人會對富人充滿厭恨憤怒，富人則恒常感到不安恐懼。人們開始不再信賴規則和權威，並發起各種形式的抵制，社群也變得撕裂和不穩定，難言和諧和團結。如果富人仍然有一定的正義感，他也難以心安理得地面對朝夕相處的同胞，因為他無法向自己和他人交代自己的所得都是道德上正當的，因而良心上有所虧欠。在屬於自己的社群活得堂堂正正和心安理得，是人極深的道德心理需要。所以，在這種處境，沒有人可以真正活得好。

最後，讓我們來思考一下「平等」這個教人又愛又恨的價值。有人認為，平等骨子裏是出於弱者對強者的妒忌，強者是不會追求平等的。有人更認為，人的自然能力一生下來就不一樣，而由這些不一樣導致的政治權利、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的不平等，是自然的，因而是合理的。如果有人以正義之名強行矯正這些不平等，那便對強者不公平。按此思路，強者是沒有理由進入無知之幕的，因為無知之幕正是要求將人的這些自然差異暫時擱置起來。

自然能力的不平等當然是事實，但這一事實本身導致的種種政經不平等是否公正，卻需要道德論證來支持，否則我們就等於接受「有權就有理」的邏輯了。不過，這不是本文關心所在。我在這裏要問的是：活在一個每個人的人格和權利受到平等尊重的社會，對強者來說，必然利益受損嗎？我認為並非如此，因為平等尊重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好。在這樣的道德關係中，我們尊重他人同時得到他人相同的尊重。這份對等的尊重，不是建基於權力和金錢，不是建基於種種外在競爭，而是建基於我們共享的道德人格和公民身份。

在這種平等尊重下建立起來的社會，我們會感受到一份踏實的不假外求的做人的尊嚴。這份尊嚴感，對我們每個人都無比重要，同時讓我們深切體會到，在最深的道德意義上，我們是「活在一起」。活在一起，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抹平所有差異，也不意味著我們喪失各自的獨立性，而意味著我們是活在同一個道德社群，願意肯定彼此的道德人格，並願意以一種平等相待的方式一起生活，並分擔彼此的命運。我相信這樣的公共生活，對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好。

在我們今天活著的世界，對於什麼是生命中的好，許多人往往將其理解為個人欲望的滿足，而這些欲望往往又被認為可完全獨立於道德來界定，因而必然和道德產生割裂和對立。但從以上的例子，大家或許可看到，一個真正美好的人生，往往需要在一個公正的社會，實現人的潛能，找到自己的理想，建立起種種道德關係，並在這些關係中真實體會和實踐內在於這些關係的好。一旦我們具備這種視野，正義的觀點便不再是可有可無，更不是外力強加於己身的負擔，而是和我們活得好不好密不可分的構成要素。

梁文道 - 中國人成熟嗎

梁文道 - 應該打一仗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19日

在大陸做電視，最容易保證收視率的方法之一就是開一個軍事節目，就像每個星期發佈一回的「詹氏年鑑」，介紹一下各國最新軍火科技；又像人類戰爭史的個案分析，每週講述一場經典戰役。不知道為什麼，就有這麼一群軍事迷，他們的數量和熱衷程度足以撐起所有電視台的所有軍事節目，讓它們成為那些電視頻道收視率最高的頭幾位節目之一。

大部份小男孩都曾有過軍事發燒的階段，喜歡組合坦克，飛機和戰艦的模型，愛玩模擬戰事的電腦遊戲，假想自己擁師百萬，乃開疆拓土的不世名將。長大之後，這些玩具和遊戲就成了封塵的記憶，好比水痘，種過就不怕再犯。然而，大陸卻有如此一群似乎永遠長不大的軍事發燒友，以成年人來算，數量大抵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他們迷戀戰爭，想像戰爭，並把戰爭想成一種解決國際問題的簡單法門。就像我的朋友邱震海在他的新著《中國人成熟嗎》裏頭所舉的那個例子：

「2012年年初，我到毗鄰東南亞的中國某省演講，聽眾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全國著名大企業的企業家，談的不是中國的周邊安全，而是中國的內部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面對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巨大的問題，中國下一步到底應該怎麼做？一位在全國頗有名氣的企業家表示：『下一步，中國應該打一仗了。』此言一出，先是語驚四座，然後很快就贏得了掌聲和認同。」

震海兄的這個小故事，我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我遇過太多太多類似的狀況了。不管是公開活動，還是朋友聚會，打仗那麼輕易地到達大家的唇邊。它不只是什麼局勢會引發戰爭的問題，也不只是該不該發動戰爭的問題，居然就是何時應該打一仗的問題；沒有理由，不需要太多解釋，自然而然。這種不忌憚戰爭甚至渴盼戰爭的心態，就像震海兄所言，是今日中國民間和精英階層的常見情緒；也如他的分析所述，乃當年德國和日本在走向戰爭前夕的社會騷動之翻版。（「中國人成熟嗎？」三之一）


梁文道：不打就不行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20日

前陣子恰巧遇到全中國名氣最大的一位軍事評論家，他還是個解放軍的現役將軍，專門研究戰略問題，當然也十分了解今天中國軍事迷的心態。我開玩笑地問他：「如果現在微博上頭的東西全部都有外文翻譯，你猜外國人看了之後會有什麼反應呢？」他馬上回答：「那他們肯定嚇壞了。」當時我們正在討論中國民間的國際認識，那微博正好反映了中國不少百姓的對外心態。遇到釣魚島問題，當然有人力主打一場硬仗；遇到菲律賓的黃岩島糾紛，他們也是想打一仗再說；就算遇到越南的海洋劃界爭議，答案仍然還是趕快打一仗。這些言論只要外國人看得懂，那麼官方就算再多「中國人自古以來愛好和平」之類的說詞，也就一點效用都沒有了。

明明國際局勢如此複雜，明明認知這些局勢的框架如此多樣，明明在打仗和不打仗之間還有如此之多的選項；為什麼竟有這麼多中國人幾乎連想都不想，便把這一切考慮成「打還是不打好」的簡單問題呢？

邱震海在《中國人成熟嗎？》裏頭把這種現像總結為「戰略思維的貧乏」，並且將它看成是整體性的「國民不成熟」。的確，在所有有點歷史，有點影響的國家之中，恐怕只有中國的老百姓全把戰爭看得這麼簡單，甚至這麼必要。不單是在發生外交爭論的時候，動不動就喊打喊殺；即使沒有任何麻煩，竟然也有不少人把戰爭看做是國家強大與否的試金石。好比練過功夫渾身發燒的小伙子，總想找個藉口試試自己的本事。

幾年前我還在一本暢銷書上看到另一位著名軍事評論家談到他訪問東南前線基地的心得。他很讚賞那些基地的士兵的士氣，也很佩服他們演練的表現。然後，他得出了一個我完全看不懂其中邏輯的結論：但是這個狀態不能拖得太久，軍隊不可以太久不打仗。再拖下去，就會拖散士氣，還會鬆懈掉了他們備戰的緊張情緒。所以短期之內，我們實在需要一場戰爭。

一個自詡擁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一個在過去兩百年間受過多少戰事毒害的國度，它的知識份子卻在擔心仗打得不夠頻密。這能夠算是成熟的國家嗎？（「中國人成熟嗎？」三之二）


梁文道 - 富國強兵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7月20日

為什麼在部份中國人的眼裏，戰爭變得這麼容易，甚至如此必要呢？或許可以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官方推出的種種「中國夢」論述裏頭讀出一點綫索。看了這麼多正面宣傳「中國夢」的文字攻勢，我覺得它和以前所謂的「強國夢」，實在沒有多大的區別，重點始終就在「強國」而已。似乎中國人最大的夢想就是國家強盛；即便談到幸福，那也不單是個人的福祉，而是全部國民集體的幸福。

據說「中國夢」的提出，是對着「美國夢」而來的；是為了解決今天的中國沒有一個總體發展方向，也沒有什麼特別令人信服的基本價值觀的問題。可是，就像我的朋友邱震海所言，國家強大只不過是個狀態，是個方法；它根本不是價值，也不是方向。你強大之後想做什麼？又為了什麼目的而追求強大？這才是關乎價值與方向的課題。

問題恰恰就在這裏，從一系列的神舟航天計劃，到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籌辦不完的盛事，這一切都被當成強國的指標，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藉着它們宣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是我始終不曉得這麼強大又是為了什麼，好像「強國」本身就是一個自足的目標似的。

難道不是嗎？一定有人會這麼反問。的確，自從鴉片戰爭以降，「救國」和「強國」就成了中國主流情緒的核心部份。中共建政至今，這股情緒只有變得更加沉重，絲毫沒受社會主義批判意識的影響，反而成了愛國教育的主旋律。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一種悲情，充滿了雪恥去辱復仇心態。大家好像都不覺得「強國」還需要理由，也不懷疑「富國強兵」這四個字是否就是強國的唯一標準。

為什麼要「強兵」？套句每一個大陸人都非常熟悉的老話：「落後就要挨打」，強兵自是國家不再落後也不必再怕挨打的指標和本錢。「落後就要挨打」，反過來說，是否表示不落後就能自由地打人呢？這裏頭埋藏的是種非常粗糙也非常可怕的社會進化史觀，完全把國際局勢看成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在這樣的觀念底下，戰爭不僅正常，而且正當。說打就打，不必理由；打仗甚至還是愛國的表現。就像當年日本，大部份好人家都不置疑戰爭的原因，只覺得它既愛國又光榮，是國家強大之後最該走的道路。（「中國人成熟嗎？」三之三）

林茵訪問朱凱迪：辦區報建設鄉郊

生活達人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新界東北村民和藝術家到屯門市廣場辦展覽，商場說「我愛我家」是敏感詞、「城鄉共生」也是敏感詞，參展人一再退讓，最終在原定展覽開幕那天，小克筆下的聾貓一句呼籲「強烈要求城鄉和諧共存」，被敏感得可以的商場職員擅自拆下禁展，藝術家忍無可忍，拉隊離去，展覽告吹。

城鄉共生原是夢？選擇在城市化的極致——地產商經營的大商場裏講述關於鄉郊的故事，是否太過一廂情願？

朱凱迪卻說，自「反高鐵、保菜園」開始，鄉郊故事，就是由城市人發明出來去幫鄉郊村民講的，而講述的對象，同樣也是城市人，另一班尚未覺醒的城市人。

由城市保育運動走入八鄉菜園新村，朱凱迪埋首於城鄉角力，已踏入第五個年頭。

近來他好像靜了，較少在運動的前線相見。這次終於坐下來仔細談，感覺他比從前更深思。

他的說法總比時下口號式的、二元對立的宣傳多幾分猶豫，猶豫來自不斷自省。

他所戒慎恐懼的，不只是反中反蝗的情緒，就算「農村人情很美好」、「原居民就是貪財霸道」這些論調，他亦不鼓吹，「城鄉對話裏是有好多誤解的，這些誤解能夠製造一些張力和動力，但我唔鍾意咁講，唔想去擴大一種誤解，好似有一個美好的新界或者鄉郊等緊城市人去發掘咁，我覺得事情並不是這樣」。

「無乜人理的地方有較大包容」

拒絕把問題簡化，結果就是聽眾會少，他自嘲「呢個就可能係我嘅失敗囉」。然而即使置身於如此不容易的八鄉裏，他仍在竭力摸索一條正確的道路，並持續前行。他認為目前香港最需要的，便是重建人與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連繫，而這在城市裏，由於社區網絡的嚴重瓦解，已很難入手了；鄉郊卻仍比較有潛質，「始終是個無乜人理的地方，會有較大的包容，有條件去營造和維繫這些關係」。辦八鄉錦田地區報、跟進村民個案、張羅耕地、協調鄉裏的有心人多搞一些活動，重建居民的社區認同，他笑言自己正在用一種好「民建聯式建設香港」的進路在建設八鄉，為的是相信，社區認同若能建立，將會是迎戰鄉事勢力、資本主義城市開發、以至中港融合的基礎力量。

一片鄉郊地養三類人

朱凱迪認為，所謂城鄉關係，並非一直存在，「我們成日以為有城鄉兩種價值在互相角力，其實根本就無，在香港只有一種價值，就是城的價值，城的價值是同時滲透那些鄉郊居民的心裏面的」。我們所說的鄉郊，很大程度上只是地理上的鄉郊，而這裏住着三類人，一類是與城裏的有錢人勾結、希望搭上城市開發便車發財的鄉事派；另一類是近三十年來逐漸成為鄉郊主要人口的、為追求更寬敞空間而遷入的城市人，他們只將這裏視為市郊住宅，由思想至生活模式都仍依隨城市價值；第三類就是農村裏的非原居民，「他們是弱勢社群，但對於鄉郊整體的衰落，過往他們雖算不上是樂見其成、但都是幾麻木的」。直至城市發展真的踩上門，在拆村逼遷的危機面前，非原居民才開始在社運青年、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協助下，整理出一套屬於鄉郊的論述，作為捍衛家園的理由和憑據，「如果要令城鄉關係成為一種真正的議題，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令到鄉裏的人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他們的存在、他們在這地區裏的存在，當中有無一啲可以拎得出來講、能夠跟其他人有關的一種力量、或一些條件呢？因為你需要一個除了『我住喺度』之外更大的理由，如果你無的話，城市化是有無限個理由的，要賺錢、好多人要住、要有新產業，要中港融合，有一萬個理由。」為與之抗衡，村民開始尋索自身的歷史，提出本土農業對都市人的重要性、鄉郊作為另一種的、更加可持續的生活模式等。

鄉郊的好不合比例地放大

在這過程中，參與運動的村民和城市青年，均刻意強調鄉郊的美好一面，以說服主流城市人，鄉郊值得保留，「就好似你寫本書介紹香港畀一個外國人睇咁」。當中的農村社區人情味、耕住合一、合家同住老有所依、人與自然共融等等，並不是假，只是被不合比例地放大。「當你去到真正的鄉郊就會發覺，其實它只是好少部分，在新界鄉郊裏這種諗法是邊緣得很嚴重的。就像我們在舊菜園村帶導賞團時，睇親都係好核突的露天貨倉呀、荒廢農地呀，其實是一個關於鄉郊衰落的故事。」放大鄉郊的好，有其宣傳上的正面作用，「但我們不能停留在這些美好想像裏，因為佢雖然有點唔成比例地得到討論同關注，但對於現實，比如說那些把持權力的人，並未造成好大的挑戰。我覺得關鍵是佢要能夠激起人在現實裏投入角力，現在其實好缺乏真正走入去這種角力的人」。

新界亂七八糟不只是新界的事

過分簡化的城鄉對照，有時更會令我們無法對症下藥、在政策上作出較為公平合理的決定。朱凱迪感到，現時的城鄉討論當中誤會重重，太多面譜化的指控：「例如覺得原居民就是壞人，他們都是一出世就好多錢。其實現在的丁屋根本已不是一般新界原居民可以起到。因為是要在村界範圍內起的，而可以起丁屋的土地已經比原居民裏面的大財團買晒，普通一個男丁，如無背景、老豆唔係好勁的話，根本是起不到的。」只能將丁權以三數十萬的價錢賣給地產商，當一個傀儡式的申請人，自己則住不起丁屋。而市區人恨得牙痕痕的新界僭建，其實很多都是由城市遷入、將丁屋當作市郊住宅的居民做的，「人們好自然就會話，市區都拆了，點解你新界唔洗拆呢？然後就去捉鬼啦。覺得丁屋等於鄉事、鄉事等於貪心、無王管無法例。但如果我們真的去睇實際的居住環境，一個天台，整個篷去遮太陽，其實是好有需要、亦是幫助節能的構築物，咁你唔畀佢，或者好似鄉議局建議話特赦之前的人，之後就唔可以再起，這兩種諗法都是並無理解現實狀况下去諗的。」

另一種心態就是，有些人會因為對原居民已有刻板的定形和印象，就會對他們的問題習以為常，「例如區議會選舉，我們會比較嚴格地對待一些規矩，但如果在村代表選舉、鄉委會選舉、鄉議局選舉就會覺得，『哦，佢哋賄選咩？佢哋係賄選架啦。』或者，『有黑社會同地產商勾結咩？新界咪就係咁架囉。』因為發生在新界，就好似變成是可以容忍的。」朱凱迪指出，不能以為我們有個文明的市區，新界亂七八糟就只是新界的事，「你諗下特首選舉，漁農界和鄉議局界別加埋已有90票，梁振英得689咋喎，差不多100票是新界相關人士畀佢的，這已不是局部區域的問題。」

試行方式：參與鄉郊政治

「經常有一種講法是，撤銷晒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香港就會好好喇。這些所謂答案，就像話徹底同中國切割就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一樣，都是好唔仔細，亦唔係真的，但又有煽動力和傳播力的講法。」他認為農村的衰落、或農業是否能夠持續，跟農民對土地的控制程度有幾高是很大關係的；如果農地繼續被視為投機炒賣的工具，即使取消原居民特權、取消鄉議局，「那個空出來的位置好可能係畀地產商佔了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力量，總之唔係我哋囉。所以本身從字面去睇，香港有個鄉議局是重要的，只不過它的發展跟殖民勾結息息相關，變成不務正業。鄉議局、鄉委會，都有農業主任的職位，不過啲人無做事而已。」既然城市價值已深入地理上屬於鄉郊的居民心中，那從事城鄉角力的另一種方式、朱凱迪在試行的方式，就是去參與鄉郊日常的政治裏面，「你不能永遠停留在一兩個case、實驗式的地方，比如菜園新村、馬寶寶，就拎住這兩樣嘢講，講到口水都乾埋咁。因為你的對手會反撲㗎嘛，到時你個區入面，到底有幾多人真係支持你的想法？咁就見真章了。政府發展新界東北，都需要一層層咁去擺平鄉事委員會、北區區議會、或者地區裡面的學校呀、社福機構呀、業主立案法團呀，這些公民社會內不同的參與者，政府都需要他們的力量，就算唔支持，起碼唔好出聲反對。咁我們這一邊可以有咩呢？農業團體有幾多呢？香港最大的農業團體是『菜聯社』（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有限責任聯合總社），有幾十個合作分社，他們有無出來呢？未有啦。要去搵到突破囉，無論在政策上、或者去改變一些組織的權力，去令到你的影響力發揮得更大。」

建立共同想法

從保衛菜園村至競選八鄉區議員，朱凱迪嘗試由一個點擴展至一個小區，從鄉的層面重建一種「鄉本位」的政治意識，鄉民才能在城市價值的入侵下守護自己，「要重新令到這裏住緊的人當自己是鄉郊的主人翁。我的願望就是先在八鄉這個層面上有得立足，而唔係畀人掃走，然後慢慢去經營並發揮影響力。我們現在成立了『八鄉綠色生活社』，出版地區報啦、有舞團和藝術家搞活動、有耕田班等，都凝聚到一些非原居民的第二代，同埋一班從市區搬入來、原本對鄉郊政治灰心的朋友，大家互相支援，嘗試令多些事情在鄉郊發生。」《八鄉錦田地區報》去年初創刊，每月一期，每期印五千份，在錦上路西鐵站和大欖隧道轉車站派發，內容由西鐵站上蓋屏風樓、丁權爭議、巴士鄉郊線路改組、蚊患，到比較軟性的像新春劍蘭豐收、非裔居民辦球賽融入社區等，都有觸及，「辦報紙是居民組織的第一個階段，其實也是一種論述的生產工作。我覺得我不可以自絕於任何一個群體，希望做到原居民、非原居民村民、城市遷入來的人，三類人都會覺得這份區報係好睇的，能夠建立一種諗法，就係我們都住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要為這個地方的未來一齊去諗的。如果策略一點去講，原居民都要諗點樣同城市人去對話的，如果要不斷去利用自己那個全世界都好憎的權利，去在鄉郊起滿晒丁屋，令到鄉不再是鄉、只是市郊，咁原居民仲點能夠去講到自己的位置呢？那些宗族呀、傳統節慶呀，已經是好脆弱的了。」

滅掉農鄉 製造依賴？

鄉郊面對的威脅，除了是心裏只有城市價值的鄉事勢力壟斷，也有中港融合的力量。朱凱迪較少在中港融合的議題上發聲，其實他亦了解，中共正試圖以城市發展來加強對香港的宰制，「農業通常對經濟的貢獻唔會好大，執政當局要維持鄉郊，通常是出於經濟以外的戰略考慮。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較為需要獨善其身，現在北京的就是一種反轉的操作，佢嘅諗法係香港唔應該再有鄉郊的」。消滅鄉郊和農業，一方面製造香港對中國的依賴，另一方面城市建設本身因為花了錢，也有提高GDP增長的作用。然而，朱凱迪不願意輕易為事件定性。「譬如話我唔支持新界東北因為我反中，或者香港要農業因為香港要獨立，這些其實是一些好快的、短路式的答案，我盡量唔希望行這條短路，因為這些短路係隨時電死自己的，政府亦都可以有好多答案回應，如果佢講港人港地、或者建多些公屋，咁會否導致更合理的暴力去拆你條村？『排外反中』的宣傳可以凝聚一時的力量，但那都是沒有承擔的情緒，隨時聚合、隨時消散。當推土機來的時候，這些顧着排外反中的人會站在弱勢者身邊嗎？」在紛亂的社會情緒下，朱凱迪始終相信應從社區認同出發，讓原本一直被制度排擠而喪失自信的非原居民，能檢視由殖民時期開始的體制，重新肯定自己的歷史和貢獻，再透過抗爭改變不公義的制度。

文 林茵

圖 李澤彤

編輯 沈可媛

林茵 - 90年前工運 工人佔中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早前貨櫃碼頭工潮搞得有聲有色，令工運一度成為社會熱話。

其實香港工運的歷史悠久，只是甚少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角，遺蹟也沒被好好保存。

一九二二年初的海員大罷工，由開始時有數千名海員參加，逐漸升溫為逾十二萬人聲援的全港罷工運動，約四分之一的香港人口參與其中，經濟運作癱瘓，歷時五十六天，最終以資方答應勞方全數要求而勝利告終。

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指出，海員大罷工堪稱香港工人主體意識覺醒的里程碑。在此之前的罷工，往往只是響應中國國內的政治運動，甚至是由商人發起，例如美國排華影響華人生意，華商就煽動工人罷工以對美方還以顏色；然而海員大罷工是首次由工人發起，以爭取加薪、華洋海員平等待遇、反對包工制剝削為主題，由工人清晰地提出自己訴求並進行談判。

重要本土史 教科書從不提

可惜的是，無論在殖民時期還是回歸後，出於政治穩定的考慮，如此重要的本土歷史事件從不出現在教科書內，以至大眾對此一無所知。實現會社下周日（二十八日）將舉辦工運導賞團，由梁寶龍與參加者一同游走中上環和金鐘，今天這片屬於白領和金融才俊之地，九十年前卻是工運爆發的起點。儘管街道與建築物已面目全非，但聽着往事，回想昔日工人的生存處境，原已熟口熟面的摩天巨廈看起來令人別有一番感受。

1. 通脹求加薪 勞動中堅發起罷工

當年：卜公碼頭以西

今日：干諾道中

干諾道於一九○三年開通，當時是沿海大路，卜公碼頭以西起，是倉庫和貨運碼頭的集中地，以支援中環核心商業區的運作。除了海員外，還有大批搬運工人、挑夫、人力車夫等在此工作，他們被稱為「咕喱」，原來是英文Coolie的音譯；一九四○年代以前港英官方聘用的雜工，工作證上都寫上Coolie一詞，指在碼頭、貨倉、煤站及其他以肩挑背扛的體力勞動謀生的工人，帶有貶意，後來才以Labourer和Workman代替。這些在海傍工作的苦力，主要來自潮州、東莞和惠州，服務外資的洋行及華商經營的南北行，是維繫這個海港城市物流運作的勞動中堅。

工人遭軍警槍殺 激起民憤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香港連年受高通脹困擾，工人生活困苦。一九二一年海員成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決心爭取公平待遇，多次向資方包括渣甸、太古船務公司爭取加薪被拒，工會遂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發起罷工，每名罷工海員獲發每日四毫半至一元的生活津貼，也有獲安排返廣州生活，當海員罷工開始後，貨船滯留，搬運工人亦隨之無工可做，索性一起罷工，商店亦無貨可賣，令市面癱瘓。這些其他行業的罷工工人都有不少選擇回廣東鄉下，港英政府眼見局勢失控，逐在二月底下令九廣鐵路停駛，但工人持續步行返廣州，終於在三月三日，約二千人的工人隊伍途經沙田時被軍警開槍阻止，造成三死八傷，稱為「沙田慘案」，激起更大的民憤。

2. 海員罷工勝利 孫中山船上民主「洗腦」

當年：海員工會創會會址 

今日：中環華懋廣場二期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是香港海員工會的前身，其創會會址在德輔道中一三七號，是一幢廣式唐樓建築，早已拆掉，重建成華懋廣場二期大樓。

原來辛亥革命前後，孫中山經常坐船奔走各地，常向香港海員傳播民主思想，海員既組織活動募捐革命經費，又會為孫中山運送軍火、傳遞秘密文件和掩護革命分子，出錢出力。後來海員工會的成立亦是由國民黨支持，領導層都是國民黨員，故海員罷工開始後，港督司徒拔認定「海員罷工不單純是一場經濟運動，而是一場政治運動。」為免對殖民統治構成威脅，政府決意採取強硬手段應對，一度封閉海員工會，並把工會招牌拆走，後來釀成「沙田慘案」，令全港大罷工一發不可收拾，要由英國領事協調勞資兩方及港府談判，才達成加薪十五至三十巴仙的協議，港府則解封工會、歸還招牌，釋放被捕人員，並發放撫恤金予沙田慘案的受害者。

首次「萬人佔中」 上街慶祝

當年民眾聽說海員罷工勝利，非常高興，都湧到海員工會的會址、德輔道中及附近數條街道上慶祝，更燒炮竹助興，聚集群眾上萬人，當時全港人口才約六十多萬人而已，梁寶龍笑稱，此場面正好是香港首次的「萬人佔中」。受到海員罷工啟發，及後一段日子，工會數目以每年逾百間的速度增長，工會之間更重視連結和合作，為三年後的省港大罷工奠定基礎。

1922年3月6日，罷工勝利終結時，萬人空巷慶祝，港英政府並歸還海員工會的招牌，重新掛上（見紅圈）。（海員工會提供）

3. 政經心臟地帶 爆工運最暴烈一幕

當年：工運最暴烈一幕

今日：皇后像廣場

作為香港政經心臟地帶的中環，皇后像廣場是豎立殖民者和資本家銅像的地點，宣示着他們的地位和權威；全盛時期，廣場內共有九個銅像，包括英國皇室成員、港督梅含理和匯豐銀行總經理昃臣爵士等。然而工運最暴烈的一幕，亦是在這裏發生。

買辦商人被海員轟斃

海員大罷工期間，買辦梁玉棠於上海招聘數百人來港頂替罷工的海員，欲消解罷工影響力，有份參與罷工的海員梁和於是持槍來到皇后像廣場，趁梁玉棠乘人力車經過時上前截停，並開槍將其轟斃。結果梁和被捕遭判刑，海員工會則向他發出三千元「安家費」，一九二○年代大部分香港工人的日薪仍不足一元，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此外，罷工期間開工者，一概被視為「工賊」，有罷工海員索性潛上船刺死來自外地的替工，及後遠至上海、寧波的海員都聽聞到香港工作會有生命危險，紛紛拒絕前來開工。

廣場內現只剩下昃臣像。（林茵攝）

4. 帶起金融發展 華工匯款寄貨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在列強入侵、戰亂和革命下經濟崩潰，大量華人出外謀生，除了四海為家的海員，每年都有多達十幾萬人經香港、澳門和廈門三個港口出國，洋人稱為「苦力貿易」，其實更像販賣人口。華工出國後，常要使用匯款服務將薪金寄回家鄉，是一筆龐大而定期出現的資金流動，相比起其他業務，匯款對銀行來說是穩賺服務費的，故華工出國直接帶起香港的金融發展，其時的大銀行如匯豐、渣打、東方匯理都受益不淺。此外，在外的華工也需要買中國的食物和日用品，故南北行和其他貿易公司亦有受惠，甚至永安、先施等，買賣寄送貨物給外國華工之餘，也兼替華工匯款。大眾眼中卑微的「苦力」工人，其實對香港銀行業和經濟成長起過很大作用。到了今天時移世易，香港繁榮起來，不少港人家庭向更窮困的東南亞國家聘用家務工，梁寶龍認為，當年的華工就像今天的外傭一樣，離鄉別井、艱苦工作，還處處遭受歧視；港人應念及祖輩華人出外打工的辛勞，讓外籍家務工都能有尊嚴地生活，同享香港的法治和自由民主。

5. 英縮減海軍船 船塢工人怠工

當年：英軍船塢 

今日：金鐘廊

行程最後一站將來到金鐘廊，這裏與金鐘港鐵站一帶，昔日是英國海軍船塢；金鐘道以南的山坡則是陸軍的兵房。十九世紀中後期，香港是英國駐遠東的第二大海軍基地，僅次於新加坡，金鐘的海軍船塢曾僱用工人近萬，成為當時香港最大僱主，而一九二○年及一九四七年的機器工人罷工，海軍船塢工人也是主力之一。

罷工舞照跳

到了二戰後，英國國力衰退，駐遠東艦隻數目大減，國防部遂於一九五○年代決定縮減海軍船塢規模，其時尚有三四千名工人，由於面臨失業，工會決定怠工抗議。五十年代的罷工文化較海員大罷工時大為溫和，這次由工聯會發動各左派工會支援船塢工人，並在罷工現場舉辦歌舞文娛節目，形式就像早前的碼頭工潮。是次抗爭歷時十個月，大部分工人都經由勞工處和工會介紹獲得就業安置，算是和平解決。

導賞團info

「工運行大運！——海員大罷工至五十年代工運史蹟」

日期：7月28日（周日）

時間：下午2時半

集合：上環實現會社，皇后大道中222號啟煌商業大廈L4（樓梯上一層）

名額：20人

導賞員：香港工運研究者梁寶龍

報名：thecomingsociety.wordpress.com/strike

文、圖 林茵

編輯 蔡曉彤

徐承恩 - 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在香港書展期間，傳出高馬可教授（Jonh M. Carroll）的《香港簡史》遭中資背景的出版社刪改，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相關報道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不過論敏感，《香港簡史》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編的Edge of Empires。此書雖然只記錄至香港淪陷前夕，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

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not)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

蜑家人水上人受歧視

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一直都住着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穆黛安（Dian Murray）及安樂博（Robert Antony）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閩粵沿海住着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他們有獨特的文化，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於是，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據陳偉群博士考據，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

勾結英人得名譽金錢地位

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我們不要忘記，與非洲及印度的情况不同，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而中國這個帝國，當中也是充滿着暴力與壓迫。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他們憑着與英國人勾結合謀，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

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這種香港經驗，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與此同時，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編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

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分，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而港府亦投桃報李，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代替的管治伙伴。

殖民主義可促本土興起解放

本書顛覆之處，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可是，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得到自己的生命力。

作者簡介：

徐承恩，《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作者。自覺為本土派，卻比較喜歡與左膠交往。

文 徐承恩

編輯 顏澤蓉

譚蕙芸訪問莊安宜及徐佩瑩：從淚眼，瞥見主播的靈魂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2010年8月23日傍晚，時任有線電視新聞部總主播莊安宜，準備坐上主播台。這天，她中午已回到公司，和全港市民一樣關注當日的重點新聞：二十多名港人參加一個菲律賓旅行團，在馬尼拉遇上槍手，被挾持在旅遊巴上。事件從早到晚擾攘近十小時，天已漸黑，隱隱令人不安。

晚上七時的報道，由莊安宜獨自負責。畫面傳來菲律賓電視台的鏡頭，一架康泰旅遊巴停在黎剎公園，直至那一刻，仍有十五港人未獲自由。忽然，一個男子從車上奔走出來，身分不明，不久，莊安宜聽到耳機裏傳來控制室的指示：「莊安宜你鎮定一點，你看看菲律賓電視台左下角，紅色字，寫着Driver: All Hostages Killed，你現在可以講了」。此時，她才瞥見一直忽略的字幕，當她意識到句子意思後，腦海裏一片空白：「嘩，那一刻我講唔到呀，我無諗過吖嘛。」事件過了三年，今日回憶起來，莊安宜眼眶仍然濕潤。

她記得，當時嘗試開口，但沒法說完整句：「大家現在睇到菲律賓電視台畫面，根據菲律賓電視台講，旅遊巴的司機話，All Hostages Killed，即係旅遊巴上所有人質全部都……」說到這裏，莊安宜沒法說下去，腦海裏閃過一幕幕：她娘家是菲律賓華僑，自小和家人到當地探親，見識過菲律賓人民性格樂天，不是生性兇殘的民族，還以為事情會平安了結，怎會想到流血告終？但很快，她想到旅遊巴上有數名孩子，白天曾經從窗口探頭外望，他們若遇險，最後的光景會是如何？

「那時我忘了自己身在主播台上，只是覺得很難過，我也是一個母親，想到小孩在最後時刻的惶恐，最後的情景會如何，覺得很恐怖，我忘了自己在工作。」淚水缺堤而出，但又擔心哭聲會傳到咪高鋒裏，唯有強忍，但數分鐘沒法說話。幸好當時鏡頭沒有向着她，而是直播着菲律賓電視台畫面。莊安宜記得，畫面黑漆漆，正中有一架白色的巴士，偶爾傳來毛骨悚然的槍聲，和當地電視台錄下了現場的喧囂。她從沒想過，時間可以如此漫長。

不久，直播室的門打開，另一位主播王春媚靜靜走進來，遞上紙巾，接棒說話。兩人的耳機傳來上司打氣的說話：「你們做得好好，鎮定點，不要難過，慢慢講。」大伙兒抖擻精神，繼續工作，並強調全數人質被殺的消息仍未被證實。王春媚說，當時她的心情一樣激動，「但看到隔離同事已在喊，自己更加要堅持下去。」後來才知道，旅遊巴上仍有生還者，事件共造成八名人質死亡，二人重傷，當晚王春媚回到家裏，看到親人，淚腺也終於失守了。

近日，主播的眼淚成為城中熱話。年輕女主播報道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病危新聞，眼眶紅了，眨眼後一滴淚更在鏡頭前掉下來，畫面被網民和傳媒炒作，挖出了疑似主播爭上位的八卦消息，相關視頻一條動輒吸引數十萬點擊。然而，香港新聞史上主播哽咽事件，何止這樁，還有更多值得記下。

抹掉眼淚後，莊安宜繼續報道了三個小時新聞，至晚上十時，待馬尼拉人質事件告一段落才走下主播台。當晚她沒有立即離開辦公室，而是留在休息室發呆了半小時，還為自己的表現失準向上司道歉：「我覺得自己好核突，有點不好意思，在鏡頭前流淚是失儀，不夠專業。」結果沒人責備她。

「你不要把我當主播」

莊安宜有18年主播經驗，流淚事件發生在第15個年頭，亦是她整個主播生涯裏唯一一次，此後卻令她對主播工作改觀：「我一直以為自己知道主播工作是什麼，以為做好資料蒐集，流暢把新聞講述，就是一個好主播。我還以為自己做了這麼多年，技巧已經很純熟，恰到火位，拿揑得好好，但原來主播這件事不是講『拿揑』。」

「有人說，主播只有軀殼沒有靈魂，意思是她們只有美貌，我一直不同意，我以為有足夠準備工夫，主播便有了『靈魂』。但原來『靈魂』不只是講你對新聞有沒有足夠資料，原來所謂的『靈魂』，還有主播作為一個人，有人性在裏面。」

莊安宜說，事件令她衝破了一些心理關口，以前很關注化妝髮型，又要留意說話是否鏗鏘：「這次之後，我不再拘泥於『外殼』，不再着眼於說話哪裏要停頓，是否抑揚頓挫。主播的工作，應該和觀眾一同呼吸，像進入了新聞裏面。我覺得做回了自己，你不要把我當作主播，是莊安宜說話給你聽，隨着自己自然感覺而去。」

自然流露不是做作

莊安宜笑說，「喊也試過，有什麼不可以做？」所以從此「報道新聞感覺輕省了」。一次一位同事穿着雨衣，在滂沱大雨中狼狽地為一個節慶日子進行直播，半小時後再到直播環節，天氣放晴，記者換上了一套粉藍色西裝，莊忍不住在鏡頭前跟他說笑：「乜靚仔咗咁多？」男同事會心微笑，兩人的對話也活潑起來。「我以前不敢說這些話，擔心會被批評太粗俗，帶着好多包袱，好多框框，覺得幕前很多東西不可以被人見到，怎知令自己失去了人性。」

但莊安宜強調，容許自己隨新聞而自然流露，不等於「做作」。大家想起北韓報道方式，或一些地區的主播在鏡頭前誇張飲泣，還是難於接受。她說：「觀眾也是人，會分得清主播是真情還是假意，是做作還是自然。」

事實上，一些被譽為專業典範的主播，均曾在鏡頭前流露情緒。已故美國主播華特·克朗凱（Walter Cronkite）1963年報道甘迺廸總統遇刺身亡，數度摘下眼鏡又戴上，以擦鼻等小動作掩飾濕潤的眼眶，事後仍被選為「美國最可信任的人」；九一一後，丹拉瑟（Dan Rather）接受David Letterman訪問，當場流淚，數千觀眾寄上支持信。克朗凱當時仍然在生，這樣評論丹拉瑟流淚：「I don't blame anybody for showing emotion on the air. I don't think I would trust a reporter, male or female, who didn't show any emotion.」（我不怪責任何人在鏡頭前顯露情緒。無論記者是男還是女，若他完全沒流露情感，我不會相信他。）

六四年代的撲克臉

1989年的六四事件，奠定香港一代記者的公信力。徐佩瑩當時在亞洲電視擔任主播已有兩年。六月四日凌晨開槍後，她通宵進行報道，現在回看舊片段，可見她穿着黑衣，以接近機械式語調，冷靜讀稿：「那時是很悲慟的感覺，要壓抑自己情緒，於是變了沒有表情。我告訴自己，你好唔開心，但要好機械咁完成任務。」直至放工後坐的士回家，她終於在車廂裏嘩啦嘩啦地流淚。她想起十日前，自己還在北京採訪，訪問過學運領袖吾爾開希，還有無數擦肩而過的老百姓，表現文明有秩序，屠城之後，這些人生死未明：「放工後做回自己，可以哭個夠，但還是不敢哭到眼腫，以免影響翌日出鏡。」

六月四日傍晚六時，徐佩瑩回到主播台，耳邊傳來身在北京同事陳潤芝的長途電話報道。陳描述，當日早上她在北京飯店陽台，看到老百姓踩着單車走向軍隊，有點試探防線的意味。軍人衝出來開槍，一個早上共開了五次槍，每次二十發子彈，每次槍聲後，遠處有數人應聲倒地，說到這裏，陳潤芝在話筒裏哽咽，她原計劃說「今日是南京大屠殺後中國歷史最悲傷的一日」，卻因為情緒激動而沒法說完，只能簡化為「我們目擊的……是令人難過的鏡頭」。陳潤芝回憶，當時自己承受巨大的身心壓力，想到藏身在酒店以外的同事安危，亦知道家人擔心自己，一時失控，過後還自責不夠專業，未能按捺情緒。

聽到陳潤芝在話筒裏抽泣，徐佩瑩在主播枱上再也忍不住，熱淚盈眶，眼濕濕的一剎，在鏡頭前出現了。幸好鏡頭立刻轉向拍檔伍國任，她趕緊仰起頭止住快要滴下的淚，咬緊牙關，繼續工作。事後回顧，徐始終覺得流淚不妥當，怪責自己未能冷靜，她相信，主播應該嚴肅才能取信於觀眾，情緒表達要減少，那年代主播甚至會拉起一張「撲克臉」（Poker Face），以免影響報道的客觀中立。

流淚的標準？

然而，徐佩瑩慶幸，沒有觀眾記得她曾經含淚：「那時，新聞部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喊過，分別是鏡頭前還是鏡頭後。當全港六百萬人有五百幾萬人都喊，我那一眶淚又好正常，怎會有人注意？」莊安宜也有類似感覺，菲律賓人質事件，掀動全港市民情緒，她在主播台上哽咽，除了討論區有幾個留言，沒有被廣泛談論：「當大家都被個新聞『攝咗入去』，誰還會有空談論我流淚呢？沒有人提起我流淚，才是對的，才是正常，因為大家關注新聞」，莊說。

兩人都同意，「主播有淚不輕彈」，但主播流淚會否損害專業形象，未必是定案。筆者認為，關鍵是，當一件新聞的重量，大得掀動全民情緒，主播盡力克制到最後仍然流下了眼淚，觀眾也不會苛責。似乎，主播流淚要看一個標準，究竟會分散了觀眾的注意力，還是令大家更關注那樁新聞？徐佩瑩說：「主播的最大功能是讓新聞入到觀眾的腦海裏，而你作為主播，做的事究竟會令人更關注新聞，還是更關注你自己？」

不搶新聞風頭

「主播不是代表自己一個人，她代表整個編輯室，你傳遞的訊息，糅合了新聞團隊全日工作的心血結晶。最好的主播應該是『隱形』的，觀眾不是看主播個人表演，若你喜歡個人表演，可以去投考節目主持，像鄭裕玲做電台清談節目，便可以很有個人風格。」徐佩瑩如今已退下新聞火線，但早年她仍服務於亞視新聞部時，曾於1994年因管理層禁播六四紀錄片，與另外五名記者集體請辭，被譽為「亞視六君子事件」。今日她談及新聞原則，仍然值得後輩參考。但徐笑說，自己「Old School」，奉行「老派理論」，在今日新聞娛樂化的趨勢下，可能不合時宜。

然而，兩年前才退下主播台，現為全職主婦專心湊女的莊安宜也認為，無論時代如何改變，主播也不應該搶了新聞的風頭：「新聞報道的重點不是主播，我常常覺得，若我報完新聞，大家去評頭品足，說主播的髮型衣服如何，是一種失敗，相反，沒人記得我穿什麼衣服，才是我的成功。」

回看六月尾小花流淚事件後，有傳媒推出12輯相關短片，炒作背後的「爭上位」傳聞，合共吸引300多萬次點擊；相反，同一平台推出的曼德拉病危消息，只吸引1.5萬次點擊。沒人知道，小花流淚的真正原因，或許是一時身體不適，或許是辦公室政治，但客觀事實是，她的一滴淚，沒有令人更關注曼德拉。

現在，徐佩瑩已轉到公共機構擔任傳訊工作。她以專業公關角度分析，認為300萬個點擊，追看小花流淚消息的市民，不出兩種動機，一，是去猜想事件是否如傳聞中那樣涉及辦公室政治；二，就是看看主播是否如大家所說般漂亮，但對新聞機構未必有增值效果：「娛樂圈的價值是，情願被人罵也是一種宣傳，但新聞部要有信譽、有誠信，和娛樂節目尺度不同。負面新聞或許有助短時間收視上升，長遠來說，（這個新聞部）在人們心中留下的印象，未必有賺。」

譚蕙芸（問）

為大學新聞系講師，曾在有線電視擔任記者，與莊安宜、王春媚、徐佩瑩、陳潤芝（答）曾共事數年

文 譚蕙芸

圖 鄧宗弘

編輯 沈可媛

阿離 - 環保不浪漫

星期日生活   2013年7月21日

【明報專訊】霪雨霏霏的初晨，駱克道街中傳來一回回「乒鈴」之聲，4、5個雨衣人頂着滲面風雨，在大街熙攘喧囂之前，把一筐筐玻璃樽倒放到垃圾箱之中；車滿，又恍如螻蟻般把垃圾箱死命推回盧押道垃圾站，不斷往回。每星期的周四五六由上午6時半至11時，都有他們的身影。黎梅貞（April）穿著那件逾年未棄的膠雨衣，兩手各夾着幾瓶猶有餘酒的玻璃樽，匆匆步至，「很多時人們開了一瓶酒，只喝一點點，就丟掉」。她揚手一放，把玻璃樽卸下竹筐，再閃身後巷中。

垃圾紛陳的黑巷中，靜靜擺放着她們要尋找的未得之物，「玻璃樽放在後巷是犯法的，每逢洗巷就要推走，又或者官員來巡巷也要清走。工友有時會提醒我們來拿，甚至試過打電話來叫我們推走，似足走鬼，我就立即吹雞叫人去推。有時候，推開了垃圾桶，自己還要幫忙掃垃圾」。雨水與地下的廚餘餿水攪混成一灘，她想也不想就踩進去，俯身、蹲彎，翻檢一袋袋濕脹腥臭的垃圾，為的，是一個個別人在Happy Friday尋歡一晚後棄之如屣的玻璃樽，「玻璃是不應該被亂掉的，應該還給它們一個價值」。發起「玻璃再生璀璨」計劃的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和項目統籌April，3年來成功回收玻璃1300噸，屢屢被傳媒歌頌為「感動香港」的環保鬥士。然而感人背後，實踐環保工作的苦處卻沒多少人體會；而痛處的根，不少是源自政府部門整體的各自為政，以及對環保意識的欠缺。

闖入官僚大觀園

這3年裏激起一片「乒鈴」玻璃回收之聲，令那窒息在「垃圾」名下的價值重新出土的，並非傳統環團，更非環保署，竟是一個扯不上關係的工會——泥頭車司機協會，而工會「sister」April，竟披甲上陣成了回收大將。

在92年成立的泥車會，一直主理改善業界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日復日在堆填區和填土區載貨穿梭，捱得金睛火眼的泥車司機，卻發掘出廢墟中沉澱着各種可用之物，「（司機）大佬們說，如果泥石可以循環再做就好了」，April說。然而回收泥石藍圖宏大，工會根本無力構想，「但在看泥石時也看到一種東西，我們年輕時是不會亂掉的，那就是玻璃樽」。憑藉小時候「按樽按回幾毫子」的簡單想法，工會上下堅持玻璃有價，一個不能少，更大着膽子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ECF）遞上「玻璃再生璀璨」計劃書，倡議玻璃樽回收再造成環保磚。

一份計劃書，開啟了荊棘滿途的回收路。首先，April需要向ECF解釋「工會是什麼」，「我們是第一個工會踩進去拿資助的，我們不是綠色團體，他們都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09年遞上的計劃書，擾攘一年獲批，並要兼做回收工作。想法幾近天真的她們，自以為在酒吧區設幾個回收桶，請一個兼職回收員一星期當值三天，便能處理盧押道與駱克道30多間地舖酒吧的玻璃樽。然而，單是擺放回收桶的位置，「地政署立即給我們刮一巴！他們首先問我們：香港有沒有回收玻璃政策？」環保署回覆她說，沒有。

沒有回收玻璃政策，卻批准玻璃回收計劃，實在匪夷所思；而各部門相互隔閡、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習性，也叫一腔熱忱的她好生氣餒。計劃之初，為了一個一星期佔用3個上午的回收位置，April也要與環保署和食環署周旋兩、三個月，「食環署首先say no，說沒有地方，又不是他們的業務云云。幸好有個義工是食環署職員，他很好，好肯行多一步，不會框住自己，覺得因為自己是公務員就要在框架下做事，幫我拆了很多招」。義工說，有人收樽，能減少食環署的工作量，給官員一下打動；然而署方仍堅持反對，乃因惶恐市民投訴，「官員說，如果有市民投訴聲音嘈吵，哪個負責？那是聲音污染，負責的是環保署。污糟呢？因為是清潔的問題，環保署說與它無關，但食環署又覺得，本來沒有投訴，因為我們（回收）才有人投訴，怎可以要他們負責？我聽到這裏就說，我負責啦！」一介草民怎能負責？「食環署不與NGO協商，它要對口的是署，署同署、官同官，不是官同民。」在萬念俱灰之際，她乾脆撥電話給食環署官員，又罵又求，最終得對方肯首一試。

爭取半年 放一個回收桶

官僚系統對本子的極致執著，令April吃盡苦頭。例如買手套，計劃書預算兩對防𠝹手套，稍稍為義工添一兩雙勞工手套也被質疑，「交單時他們說，『你（計劃書）沒有勞工手套這一欄』，就是跟本子辦事」。一分一毫，署方都計個清清楚楚，若這份超卓謹慎用於計算回收率和棄置在香港的洋垃圾數量，廢物處理政策必定更臻完備。

最經典的，是一個放在盧押道垃圾站的回收桶。April的「成功爭取」，花費半年；那小小空間，還不到垃圾站面積的二十分之一。為了這個讓有心人不至失望的小小可能，她出盡九牛之力，呼籲支持者電郵聯署爭取盧押站設置玻璃樽回收桶，「情人節我們更送花給環保署長和食環署長，對他們說好欣賞他們讓我們回收玻璃，但如果能多做一步，回收就能更暢快」。堅持半年，環保署把站內原本用作回收廚餘的空間轉交April回收玻璃，但食環署卻要求她們另聘人手看管回收桶以防製造「混亂」，「我們沒有錢，而計劃書也沒有。我們知道有（回收桶）對大家都好，就應該做」。由於掣肘多多，回收桶每天只能開放4個小時，令有心人錯失回收機會。政府在環保政策中，經年呼籲市民要合力把環保文化融入生活，惜物減廢，力求市民合作，然而實際操作卻處處留難有心人。事實上，政府的每位高官要員自身有否堅忍持行着環保信念，不自困在框架下匍匐，以同樣的誠摯回應市民的決心？

環保工作 要自己踩進去

決心滿滿的April坦言，「搞呢壇嘢我老了5年！」一星期3天要坐23蚊通宵小巴由大埔到灣仔，準時六時半開工收樽，風雨不改。為了收樽，還要翻檢一袋袋垃圾，又不敢把垃圾放地，怕收告票；在路上推車，車重難動絲毫，推着玻璃跌在路中心，狼狽又危險；為了回收更多玻璃，她每每要逐家逐戶游說酒吧，希望他們「賜樽」；又要揹着一塊環保磚到處宣傳玻璃回收再造的好處；由於資助是公帑，因此不想行政支出過大，她自己的人工也減了。但這一切也沒令她退場，「我們撤退怎算？沒人會承接，那兒落雨又被雨淋、太陽又曬到正一正，我都曬黑了！車又多廢氣又多，但如果不讓它繼續存在，是一個損失，第一是因為得來不易，第二是因為這是一個很symbolic的事，市民一想起，就是到灣仔回收玻璃」。

「老實講，環保工作一點都不浪漫。當我們很浪漫地想如何搞一個綠色社區，其中那些工作是分了給工友去做，如果自己踩進去，才看到那個挑戰。為什麼工友會如此？為什麼東西放不好？因為我們未埋位。所以我一直都叫黃錦星過來執下樽。」April笑說。

回收精神 不靠錢 靠身教

黃錦星沒有執樽，卻在今年2月發表諮詢，建議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推動玻璃樽回收，向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費，並由政府委聘承辦商負責收集及循環再造，「他們首先說徵費，第一就是要處理錢，但我們第一是想，怎樣叫那些酒吧佬乖點，肯源頭分類」，「酒吧覺得，只要付錢就會有人執，但我們的目標是要他們去做」。April說，最重要是令到人們了解，自己有一個社會責任。

要人體悟到自身的社會責任，談何容易？April卻說：「人會影響人，（見到別人拾樽）心入面不安樂，自己要改變一下。」收樽3年，她遇到的反應都很正面。一些死不回收的酒吧經理，見她們日復日的在門前辛苦執拾，最後竟自動獻樽，「有人在美孚拿過來，又有次有個市民打電話跟我說他在香港仔隧道塞車，出了隧道就飛的過來」。一班住在南區的美國人，特地來找她，希望她在該區新設回收點，最終爭設了赤柱公眾回收站，還有一個設在九龍佑寧堂，「公眾回收桶有好大挑戰，因為人們什麼垃圾也會放進來，我們也控制不了。但我們到今日也認同有公眾回收，因為這是一個過程，有一個實體東西存在，市民就會去回收，慢慢改善和分類，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出現的」。

一個個可能性在滿腔決心的土壤下漸漸開花，甚至在泥車司機的心，「對工會是很大突破，他們一直只關注自己的地盤，自己的事就責無旁貸，但再看遠一點就很少。這次他們真的覺得自己是和社區有關係的，是密切的，被社區認受」。有些司機大佬理事甚至落區執樽，跨出環保一步，「（他們的）視野是闊了，覺得自己在推動綠色運動，有點成就，在環保（工作中）他們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把「一個都不能少」的感覺再生回來

「如果政府真的去做，是要有決心，但她沒有這個決心。」筆者記得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3年前曾就廢物處理問題批評當屆政府：「我哋睇唔到政府佢要做個將軍，佢要帶領我哋去打仗，佢係有計劃嘅，有好多資訊畀我哋，有好多例子可以睇到，我哋係可以打贏呢場仗。」

言猶在耳，現屆政府今日已在堆填區、廢物回收率碰灰失守，怎能讓市民相信其「打贏呢場仗」的決心？April說，把玻璃樽交給她的人都充滿信心，因為他們知道樽收回後能循環再造至環保磚；相比起來，市民一直勤懇收集的廢紙鋁罐膠樽，若非傳媒揭秘，也不知道原來99%回收物也是轉送大陸，真正在港回收的只有幾稀。

環境問題不會選擇出現在個別一屆政府的施政年度，它處於一種持續運行發展的狀態，無法真正「解決」，必須持續應對；而環境問題也是環環相扣的，不能切割出只有一個部門處理，應把環保觀點主流化。以回收玻璃為例，不但要有回收商，也需要循環再造的技術和工業，更要有市場支撐環保產品銷售。在這個串聯的系統中，政府各部門都要有一種環保意識，April說：「不是我自己顧自己的地盤，視野跨越不到，就做不到，政府其實可以想多點。」

計劃資助本在今年6月暫停，但April依然照樣出車收樽，「拒絕人是不容易的事 ，我們唔收唔安樂」。邊收邊等待延長計劃和新一期撥款結果，「我們整天說，當回收玻璃政策推出，我們就收手了。我們不一定只commit在一個地方，要做的事做到了，就已經很好」。April整天說自己是「不務正業」，但那種專心致志，卻敲響了不少人的心，「我們是零利益，又無（創造）appointment，但最重要是創造了一個經驗，告訴別人，這是可能的」。

傳統環保團體普遍不從事回收玻璃，嫌它數量不夠多，運費也貴，「宏觀角度（玻璃）是小，但我們覺得一個也不能漏。如果可以回收到的，為何不做呢？」，「從無到有，大家才會珍惜，但一直有就沒這麼珍惜了。要讓市民覺得，可以回收的，一樣都不能放棄，這才有挑戰性」。

文/圖 阿離
編輯 鍾家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