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靄儀 - 「提委會必須確認公民提名」違反了《基本法》哪一條

2014年1月30日

【明報專訊】律政司長袁國強在《明報》發表文章，認為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所提理據不堪一擊，假如早幾天在法律界選委諮詢會上提出，相信一定會遭到當面反駁。其實本年度法律年開啟禮上，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已預先警告，不要托詞不符法律條文，否決政治上不願接受的方案，袁國強就正是這樣做。

《基本法》第45條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是一項原則性的條文，特區應該體現民意，爭取法律條文給予我們最大的民主空間。「提委會必須確認公民提名」不否定提委會的成立，而確認公民提名，亦顯然符合「民主程序」，是在這個法律空間之內可以推行的辦法。

特區政府基於什麼政治理由反對公民提名，大可光明正大提出，而不是找律政司長強辭奪理，用法律語言企圖窒礙討論。法律上，他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

引述演講 自打嘴巴

袁國強的理據一，是解釋憲法一般原則不適用於第45條。一般原則，即是「purposive approach」（「透過詮釋相關條文確定其立法目的」，令立法目的能夠達到），及要視《基本法》為「living instrument」（「活的文件」——有生命力、隨時代社會轉變而發展）。他認為，由於第45條的條文十分清晰，所以就沒有空間推敲目的，而是要按字面意義，狹義解釋了。袁司長唯恐自己不夠說服力，故此引用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一篇演講稿。但首席法官這段文字所指的，是例如《莊豐源》案之中，法庭要解釋第24條「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這項條文，而這也正正是袁國強企圖要終院不顧文字清晰而尋求人大釋法的條文！此時此地引述這段演講，無異自打嘴巴！

第45條的文字清晰，任何人都看到是原則性的條文，如何落實推行，是政治決定；從法律角度審視的準則是，所提的方案，有沒有違反這個原則和目標。主張公民提名的66%市民，認為第45條的核心目的是落實普選承諾，而公民提名是體現第45條憲制目的的一個可行方案。袁國強在其文章中則顯然側重提委會的至高無上控制權，認為要確認公民提名就是削弱了提委會的實質權力。然而行使法律賦予的權限，須受法律的約束，律政司長本應明白這個基本原則。如果照他所說，那麼是否任何實質上約制提委會如何行使其提名權力的方法都是違反第45條？限制提委會提名候選人的數目、條件、資格，又是否削弱了提委會的「實質提名權」？

其實，《基本法》賦予行政機關以至行政長官、立法機關、司法機關等等權限，無一不受法律限制，這是法治的根本，從來沒有人質疑，提委會為何是例外？

袁國強理據二，是藉反駁「基本法沒有禁止公民提名因此公民提名不違基本法」之說而辯稱公民提名違憲。他引用了一個拉丁文的普通法術語「expressio unius」，簡言之，就是條文沒有提述某些物體就應視作排除了這等物體。袁司長其實不必搬這項不適當應用的原則出來（有興趣知道他如何亂丟書包，可以自行翻閱權威著作Bennion的《Statutory Interpretation》），他不外說，既然第45條說了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就等於說其他人士或組織無權提名，因此任何由提委會以外人士或組織提名的做法皆屬違憲。

其他人士或組織無權提名？

他舉例，《基本法》訂明特區政府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 雖然沒有說明立法會不能行使行政權，其實就已排除了立法會有這個權力。姑且稱這為「不提及等於排除」論。如果此論當真，為何行政長官當年自認為有權向人大請求釋法？《基本法》第158條不是說明在說明了的情况下，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釋法嗎？不是沒有提述行政長官、在其他情况之下有權請求人大釋法嗎？當年，行政長官堅稱，他在第48條之下的權力，隱含了必要時向人大請求釋法。這不又是律政司長自打嘴巴嗎？同樣論點為何不可用於公民提名？為何第25、26條與45條一起審視，不能說是「隱含」了公民提名的路徑？為何不可說在有提委會的情况之下實行普選，有必要容許公民提名、提委會必須確認？

其實，在第45條之下，公民提名的理據遠比行政長官請求人大釋法的理由更直接而有力，因為理據是在於「民主程序」；提委會的提名程序絕對可以包括公民提名，而有公民提名基礎，提委會沒有理由否決而必須確認，絕對有理。袁國強說，如果提委會無法拒絕提名，其提名權會變得有等於無，真是太誇張了，最多只不過是「提委會的絕對篩選權有等於無」、「提委會的篩選權稍為削弱」罷了。

愈想愈覺得「提委會必須確認公民提名」是一個最溫和的落實第45條之下普選行政長官的折衷辦法，特區政府應該向中央推薦。

陳仲明 - 普通話教中文所為何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30日

十年母語教學，令香港英語水平全線下滑，最後以孫明揚一句「不得不承認，現時本港學生的英語水平，與令人滿意仍有大段距離，且仍有大量改善空間」而「微調」作結；但整整一代香港學生，卻無從選擇，只能淪為教改的白老鼠。如今，母語教學「微調」尚在進行中，成果未明。但一波未完，另一場教學語言戰爭已經悄悄打響了，就是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科）。

事緣2000年，課程發展議會把普教中列為長遠目標，然後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協助推行。儘管沒有正式頒佈政策文件，但其實普教中已暗中「變相推行」。現行做法是把決定權交給學校，由學校自己決定是否改用普通話教中文科。2005年語常會做過調查，發現用普通話教中文的中小學共有208間，且有166間準備5年內改為普教中。2008年，語常會推出計劃，幫助中小學推行普教中，在2008至2014年間共有160間中小學參加。如此一來，假設當年的166間中小學有一半參加了語常會計劃，以現在全港中小學共有1,088間（不計國際學校）計算，全港普教中學校的比例已達34%，實際數字當然更高。可見，不待政府正式頒佈政策，許多學校已紛紛轉為普教中。

有此現象，家長的態度是關鍵。家長想下一代學好普通話，多一技之長，於是把子女都送進普教中的學校，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知道，中文科的根本目的是學好中文，要學普通話，已經另有普通話科。香港向來是用廣東話教中文的，轉用普通話教，對學生真的比較好嗎？普教中的政策源自2003年語常會的《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但細看文件，就會發現制訂政策時論據是相當混亂的。語常會共做了三個研究報告以「論證」普教中是對的，但在文件中，自己卻又說「研究的樣本很少，因只有少數本港學校採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以及，各項研究均採用不同方法評估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科的進度，以致較難就研究結果作出比較。」

既然如此，正常做法是否應該做更多研究，然後再推行政策呢？但事實卻不是。儘管自認論證不足，語常會卻直接得出結論：「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科的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有所進步，他們在中文寫作方面的能力，亦較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為佳。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可見當初決定推行普教中時，根本不是基於理論支持，而是「先實行後檢討」，把學生當作實驗品。

當年政府推行母語教學，好歹也引用了不少海內外研究報告，「證明」母語教學有助學生學習，才正式推行。儘管實施效果差強人意，但起碼功課「做到足」。如今改用普通話教中文，亦屬於教學語言變更，茲事體大，豈能如此兒戲為之？還是政治掛帥，事在必行？

再說，雖然母語教學需要「微調」，但「母語教學有助學生學習，因大多數學生較喜歡以母語學習」依然是政府的定論，香港學生的母語是廣東話，不是普通話，現在要學生以非母語學習中文科，是否自相矛盾？普通話教中文事實上是否壓縮了廣東話的使用空間？還是說，大家都不介意呢？

廣東話不但是香港的語言，更是香港文化的核心。幾十年來，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各種流行文化，如電視劇、電影、音樂、舞台劇等，無不以廣東話為載體。隨着中港繼續融合，有朝一日，如果要說香港跟大陸還有甚麼不同，強勢的廣東話文化將是港人的最後依託。在課堂上用廣東話學習自己的語文，是香港人的基本尊嚴，也是廣東話地位的象徵。如今，港人竟主動自毀長城，想來簡直匪夷所思。

在教育局網頁「語文學習支援」一欄下有這麼一段話：「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原來在教育局眼中，97%港人每天在說的廣東話，連成為法定語言的資格都沒有。普教中真的不是要排擠廣東話嗎？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陳仲明
自由撰稿人  

丘亦生 - 鬼鎮出口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30日

「街上渺無人煙，晚上更加烏燈黑火，這裏只是一處又黑又孤獨的地方，奈何已成為趨勢。」不要弄錯，這裏不是形容內蒙有名的鬼鎮鄂爾多斯，而是倫敦。

倫敦樓市近年也成為中資港資亞資圍炒的對象，大量新樓被一掃而空，他們多為投資客，鮮有用作自住，又不出租，情願丟空，於是一些豪宅區十室九空，晚上鬼影不見，在冷夜裏路過，絕對會令人心下發毛。中國因過度建設而盛產的「鬼鎮」，竟然出口到英倫來。

倫敦大建住宅　僅兩成入住

倫敦城的首席規劃師（chief planner）Peter Rees，最近向《金融時報》透露，對於城內眾多的鬼鎮感到憤怒，認為這些越起越高的新型豪宅是垃圾。

當地2011年後起了近千幢住宅樓宇，但實際入住的只有兩成。未來還會有200幢20層以上的新樓在建中，其中四分之三是住宅。Rees擔心，倫敦的天際線，日後將會大為改觀，一些地標建築將因為附近太多高樓而變得不再地標。換言之，屏風樓不再是香港獨有的景致。

這場城市「改造」，本地財閥也有參與其中，和黃（013）便計劃在倫敦東部興建3幢40層高的住宅，新世界（017）掌舵人鄭家純去年11月剛入股倫敦南部一個項目，涉及新建一萬個單位。中國的綠地（337），剛剛也收購了一個倫敦西南部的樓盤，可建逾600個單位。

雖然供應不絕，但與鄂爾多斯不同，倫敦的新樓只是沒有用家，但不乏買家，尤其是中國已成為移民英國最多的國家，2012/13年度單單投資移民的數字已急升25%，拋離俄羅斯。

因為香港雙辣招而手痕難耐的港人，也是捧場客，港人與新加坡人去年共掃入超過1,300個單位，貢獻交易額10億英鎊。仲量行估計，倫敦的平均樓價將由現時約44萬鎊，升至明年逾50萬鎊（644萬港元）。

鬼鎮的興建，雖然有助帶旺經濟，但亦有其副作用，除了有礙城容外，亦令土地資源被外來人口空佔，不租不住，土地得不到有效使用，而本地人則面對被擠出市中心，要到邊陲或市郊地帶，才有負擔得起的住房供應。

同時，樓價暴漲，配合QE退市及內地收緊銀根的背景，其潛在風險不能漠視，看看新興市場，只是因為聯儲局每月減買債100億美元，便已經五癆七傷。當地樓市日後碰上加息及內地經濟形勢的變化，安全着陸不是必然。

炒起悉尼　買家多是中國人

這問題也不是倫敦獨有，昨日彭博社便大篇幅報道，中國人如何炒起悉尼樓市，部份市郊物業的樓價去年上升27%，比全國平均快3倍。外地人到當地買樓的比例，亦由2011年的5%，急升至去年第三季的12.5%。當地拍賣物業的買家，已變成清一色亞洲人，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入市作投資之用。

當然，這種港人熟口熟面的掃奶粉式買樓趨勢，還會上演好一陣子。去年5月發表的一份顧問報告便估計，約六成內地千萬富戶，不是已離開中國，就是正考慮移民。新聞組織「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早前洩露的一堆離岸公司密件，更踢爆中國權貴如何持有大量離岸公司作海外投資。

當權貴洗腦式宣傳中國夢時，他們實際發的夢，卻統統是美加澳紐英國夢，向外國輸出一個又一個鬼鎮特產，你說諷不諷刺？

添馬男 - 許志永揭穿「中國模式」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29日

許志永的判囚，令「中國模式」論述在香港正式破產。

中國模式本質係乜嘢？利用強力中央集權達至快速工業化，代價是剝削農民，將農民變成農民工，將鄉鎮工業化，將中國變成世界工廠。每年農曆新年前後春運達30多億人次，就是一年回鄉一次嘅民工。

共產黨一直聲稱要消滅城鄉差距、沿海與內陸發展差距，但口號越響亮，差距就越大。廉價農民工在沿海大城市當建築工人，在北京起鳥巢水立方、在富士康工廠造蘋果iPhone、在東莞為香港玩具大王做出口、在深圳幹髒活，而共產黨就是用國家機器去維持呢個剝削機制有效且暢順地運作，大量積累財富，到了各級官吏、中央領導親屬離岸公司名義之下，壓在最底層就是農民工。

因為戶籍制度，佢哋即使在工作地做十幾廿年，成家立室，一樣無法享受平等教育、福利、醫療機會。

共產黨最怕農民工

今時今日，農民進城打工已到了第二代，但佢哋嘅子女在城市冇戶口，冇受到教育的機會，三十多年來敢怒不敢言，呢個就係鐵一般的「中國模式」真相。

中國剝削農民工所創造之中國模式，究竟同許志永有乜關係？許志永的維權活動包括為幾億農民工爭取平等機會、為農民工子女爭取平等教育權，以及打擊腐敗官員。

官方媒體唔係不斷吹噓習近平反腐敗決心？又吹噓要維護社會公義嗎？原來共產黨最怕農民工、最怕剝削機制不能順利運作、怕官員公開財產、怕親朋戚友BVI公司資產被揭發！

他將中國憲法當真，認為講得出就要做得到，憲法中規定的公民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要得到保障。

許志永在看守所內拍了一段片，說：「倡導大家做公民，堂堂正正做公民，踐行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履行公民責任，推動教育平權……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在這荒誕的時代，這就是我的三大罪狀。」（許志永的陳詞：為了自由、公義、愛）

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唔係要香港新一代了解中國憲法、政治制度及發展模式嗎？許志永被判囚，正是中學老師在課室內解說「中國模式」的最佳註腳。當同學問為何民工子女冇書讀，點解爭取平等教育權利要坐監？一直問落去，肯定會加深各位特區好孩子對祖國的理解！

張慧敏 - 崔箏給丈夫許志永的信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29日

一個男人，不管成功失敗或怎樣，都得看他背後的，是個怎麼樣的女人！前半生的那個女人，一定是母親。後半生那個是個甚麼樣的女人，就要看造化。許志永的背脊之所以能夠如此地堅挺，骨頭之所以能夠非比尋常的硬，許老太的功，肯定不可沒。但沒有賢妻若崔箏，一樣成不了事！

節錄信件內容和各位分享：「庭審和宣判來的這麼快，也有些應接不暇，我們的一切僥倖和幻想都破滅了，雖然知道結果的時候很平靜。我最終想通了，每個人都有各自堅守的東西，一條不為取悅或是顧及他人而改變的底線。我也有一些無論你怎樣請求，都不會改變的東西。所以，今天的結果我並不怪你，也坦然接受，但並不是因為你所堅持的東西在我看來有多麼高尚，而是因為命運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選擇堅持而放棄其他一切的這一步。二審的細節你趁着過年前和張律師好好商量，我也無力再摻合了，但還是希望你走到程式的最後一步，哪怕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我也不希望你放棄。如果說你的現在，我的現在都是我們主觀選擇的結果，是自己作的，那麼這個十四天大的孩子，真的是這個世界上最無辜的人了。既然要換個地方長期生活，還是要有個生活的樣子，衣食住都要盡量舒服一些才能保障健康，不要怕麻煩。另外還是要堅持鍛煉，庭審時覺得你精神還不錯，好像瘦弱了些，希望你多吃點，通過鍛煉變結實些。我生產雖然順利，但還是覺得異常痛苦，真是人生一大劫難。審判日我最終決定不去。再有就是無論結果如何，和你見面的日子都不會太遠了，算賬的事情，當面再說。」

今日稿費，撥充善舉。

吳志森 - 戀童癖教幼稚園

明報   2014年1月29日

名牌幼稚園聘請首席英文老師，千揀萬揀，終於從外國請了一位學歷超高經驗豐富、又有幼兒教育學位的洋人。正當校董會和校長都深慶得人之際，有家長在互聯網人肉搜尋，發現這名洋人身份可疑，再追查下去，原來此君有戀童前科，已經入了黑名單，被禁再做與兒童有關的工作，在當地無法立足，遠渡重洋，尋找機會。

消息傳出，老師家長登時嘩然。尤其一眾家長，憂心忡忡，豈會親手送自己的寶貝兒女進入狼虎之口，紛紛向校長提出交涉，希望學校收回成命。

校方與該老師早已簽妥合約，毁約要大額賠償，更可能被告上法庭索償精神損失。鑑於群情洶湧，校長與家長老師關注組開會，極力安撫，說此君雖有戀童前科，但罪行不算嚴重，並且已經受到懲罰，為何不再給他一次機會改過自新？

校長更說，况且，這位首席老師還未上任，還未有任何表現，你怎知他的作風能力如何？馬上判定他會再犯戀童罪行，是否過於武斷？屬於未犯先判，完全違反法治常識。

家長老師關注組無法接受校長的歪理，發起抗議行動，訴諸輿論，集體穿上黑衣，在學校前舉行靜默集會，打出「守護兒童」的橫幅，要求確保學校是兒童快樂安全成長的淨土。畢業同學亦組成舊生會，聲援老師和家長。

學校高層與關注組再開緊急會議，席間，有校董指摘老師這樣做影響學校形象，聯同外人做出傷害學校聲譽的行為，絕對不能接受。亦有校董表示，我們是一間私人機構，由股東出資營運，做得有聲有色，成為區內首屈一指的名幼稚園，證明我們的辦學理念深受家長歡迎，現在連請一位老師都沒有權力，都不能自主，還成甚麼世界？此君雖有戀童前科，但家長和老師根本不用擔心，有校長、副校長和其他老師看着他，眾目睽睽，應該不敢再犯。校長再強調，這位老師請定了。

也有家長力排眾議，在校門貼出小字報，寫道：你們這些人有沒有胸襟？為甚麼不給人家先做做，看看會不會再犯，才下定論？人家未上任，你們就這樣做，與集體凌遲有甚麼分別？……

以上情節，相當離譜，全部虛構，如有雷同，實屬悲劇。

古德明 - 強降雨

中華正聲   am730   2014年01月29日

清朝文士鄭板橋據說曾出席一個陶員外的壽宴，當時恰逢雨天，鄭板橋應邀題詩祝壽，先寫「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雨滂沱」兩句，大家都覺得有欠吉祥，而且文字平庸，卻見鄭板橋筆走龍蛇，繼續寫道：「滂沱雨祝陶公壽，壽比滂沱雨更多。」然後一座稱美。

當然，這首奈何詩今天必須改寫如下：「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雨強降。強降雨祝陶公壽，壽比強降雨更多。」這「強降雨」，當然又是中共的方塊字寫英文傑作。

英國著名作家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的太平洋遊記In the South Seas第一卷第十五章有以下一句：A strong fall of rain drove them for shelter(大雨滂沱而下，他們連忙躲避)。查字典，你可以見到strong、fall、rain三字的中文注釋就是：「強」、「降」、「雨」。

要說a strong fall of rain，中文有多個詞語。請看晉朝陸機《贈尚書郎顧彥先》詩：「豐注溢修霤(大雨令屋檐下接水的長槽滿溢)，潢潦浸階除(地上積水淹沒臺階)。」唐朝杜甫《大雨》詩：「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篙(大雨淋荒野)。」北宋蘇軾《介亭餞楊傑次公》詩：「前朝欲上已蠟屐(已塗蠟的木屐)，黑雲白雨如傾盆。」南宋陸游《十月二十八日夜風雨大作》詩：「風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豐注、大雨、霈澤、白雨、傾盆雨、暴雨等等，現在大概一律要改為「強降雨」。

這「強降雨」下遍香港、臺灣、大陸。香港天文臺網站有《雨大如天上降貓狗》一文說：「一個較不穩定和持水量較高的大氣會為強降雨事件發生提供有利的條件。」翻譯成中文，這應該是說：「大氣不穩定，含水量多，都是暴雨的成因。」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臺灣《自由時報》有報道說：「專家認為海平面上升、強降雨機會增加，未來臺灣發生災難機率提高。」翻譯成中文，這應該是說：「專家認為，海面上升，暴雨轉多，會增加臺灣發生災難的危險。」

又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大陸人民網報道：「十二月十四日晚開始，海南萬寧出現有氣象記錄以來冬季最強降雨。」翻譯成中文，這應該是說：「海南萬寧十二月十四日晚開始，經歷有氣象記錄以來最大的冬季暴雨。」

英文叫「濃茶」、「濃咖啡」等做strong tea和strong coffee，看來現代漢語不久也就會有「強茶」、「強咖啡」，否則怎能百尺竿頭，更下流一步。

李怡 - 抓住爭取真普選問題的癥結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29日

自去年1月，戴耀廷提出以佔領中環行動爭取真普選以來，已整一年了。從開始時的「一鼓作氣」，到今天似呈「再而衰」之勢，雖未必會「三而竭」，但支持度有向下趨勢。佔中催生了真普聯和泛民幾乎全體響應，卻因冒出公民提名並獲60%支持而引起真普聯中泛民主派和進步民主派的分裂。加上在綜援問題上泛民的角色，導致元旦遊行人數大減，佔中公投亦只有六萬人投票。這期間，當然有中共勢力加特區政府竭力打壓的因素，但通常是中共越打壓市民的支持度越高，然而從有關佔中文章的點擊率和留言的網民反應來看卻並非如此。

希望有心推動民主的佔中派、民主派和真普聯不要諉過於客觀因素，不要對未來爭取真普選心存僥倖，而去認真面對現實，尋找問題的癥結。

佔中的目標是爭取真民主，但真民主的定義不是只用「普及而平等」，或由市民商討再由國際專家去判斷就可以喚起市民熱情的。市民所需要的是更加具體和清晰的對應物。反國教和反電視發牌黑箱作業能喚起12萬市民聚集政總，是因為對應物具體而清晰。現在你說真普選，中共和特府可不承認他們設想的普選是假的，你說國際專家，人們也會想到國際專家也有可能會錯估（或故意錯估）情況。因此，我們需要的是依據常識和具體問題去提出爭取真普選的障礙。

根據常識，真普選的意義就是市民按自由意願去選擇特定時間的執政者，任何把普選變成讓行使政治權利的市民當橡皮圖章，這種設計都是假普選。

中共和在香港的代行者，為普選行政長官設立一個履行中共意旨的橡皮圖章，就是提名委員會。李飛訪港時表明，提名委員會「可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組成，是「八九不離十」。梁愛詩說，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委會「可參照」現有選委會的組成辦法，意思不是「可做可不做」，而是「應該參照」。又說喬曉陽說的提委會以「機構提名」，雖然《基本法》並無這詞，但列明由提委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其實已體現了「機構意志」。而提委會選取特首候選人的標準，就是中央強調的特首要「愛國愛港」。

換句話說，按黨意組成的提委會，須像過去選委會似的體現中央的「愛國愛港」實際上是「愛黨」的意旨。前年選特首時，中央原要眾選委選唐英年，誰料中央臨時變卦，看梁振英在民意中騙到領先地位，於是提前推行港共治港，下令改投梁，以至挾390提名參選的唐英年到正式投票時只獲285票，這一國際大笑話也就使選委會成為中共橡皮圖章之名坐實了。「參照」選委會組成的提委會豈能不是中共的橡皮圖章乎？

由中共橡皮圖章以「機構提名」的方式提出的特首候選人，交給別無選擇的市民投票，市民也就成了另一個橡皮圖章。

越過提委會這橡皮圖章並讓市民真正行使政治權利的唯一辦法就是公民提名。有人提出「公民推薦」的辦法以示尊重提委會，的確，如有10萬名市民聯署，提委會也很難不予確認，但「很難」，不見得就不做，如果10萬人推薦長毛，估計中共操控的提委會是不惜撕破臉不予確認的。因此，當今最需要爭取真普選的具體目標，就是提委會對於公民提名的人選必須確認，而這就是提委會的真正「民主程序」。而不是提委會之內多數決這種人民民主專政的民主程序。

有泛民政黨認為，只要選舉符合國際標準、沒有篩選、有競爭性、有不同政見者參選，這種政改方案就值得支持。但國際標準和篩選都是很空泛的，中共和特府也可以說，有提名委員會的普選符合國際標準，提委會按「民主程序」產生候選人不是篩選。競爭性嘛，2012年唐梁惡鬥沒有競爭性嗎？有不同政見者參選，則左派元老吳康民已提出了，由提委會恩准林鄭月娥、葉劉淑儀、劉慧卿三人參選。這樣，有競爭性、有不同政見者這些準則都有了。問題是劉慧卿幾乎可以說毫無勝算。若換了有勝算的余若薇，提委會可能讓她過關嗎？而且，這次恩准讓沒有勝算的泛民過關，下次也會這樣嗎？

當務之急，是佔中運動、泛民主派、真普聯須聚焦在「提委會必須確認公民提名」這個命題上，只有提出這樣的具體目標，才能重新凝聚所有民主派，爭取市民最大限度的熱情參與。

很難成功嗎？只要全體民主派議員本着李柱銘曾提過的「民主行先，黨第二」的原則，拋棄一黨一人的私心，不惜「爭取不到，不如拉倒」，就不會完全沒有機會。更重要的，難道我們要讓一個比過去小圈子120人提名就可參選更倒退的假普選千古留名嗎？ 

馬嶽 - 選舉威權還是民主政體？

2014年1月27日

【明報專訊】近20年有關民主化的研究，一個重點是有關混雜型政體（hybrid regimes）的研究。八、九十年代是全球民主化的高峰期，大量政體由獨裁走向民主。對很多國家而言，以普選產生政府相對快速容易（這說法對香港來說很諷刺，但在全球經驗而言卻是真事），但要建立符合現代自由民主政體標準的各項制度和民主素質（quality of democracy），卻是需時較長和相對困難的。於是有不少國家只停留於「半桶水」的民主政體，例如政府由普選產生，但貪污嚴重、法治不彰、人權經常受侵犯、沒有新聞自由，或者選舉不公、常有操控等等。這種半桶水民主政體，不能算是完全威權，但跟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cy）又有相當距離，於是名稱繁多，例如semi-democracy、pseudo-democracy、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electoral democracy等，不一而足。

混雜政體往何處去？

研究民主化的學者近10多年的一項持續爭論，就是「混雜型政體往何處去」的問題。學者當然有不同意見，但大多都會認為這種混雜政體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因為制度有其整套的邏輯。民主政制下容許人民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各項監察政府的機制，而多黨選舉可以提供權力更替的機會，制度環環相扣，有其一套邏輯，有秩序地處理社會矛盾，運作良好是自在的穩定體系。專制政府不容許自由批評和權力競爭，並且鎮壓反對聲音，也有其自在的「穩定」邏輯。反之混雜政體容許部分的選舉競爭或自由，必然有很大的張力。享有部分自由民主的群體，會要求將制度推向真正自由民主的政體，社會長期處於制度變遷的鬥爭中。

香港自1980年代開始局部民主化以來，以及《基本法》內規定的體制，其實都指向一種混雜政體。香港的新聞自由、經濟自由、公民權利、法治水平，都接近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的水平，但卻沒有最基本的政治權利——以普選產生政府，以至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分中，近年香港都只是被評為「部分自由」。所以有人把香港視為一種自由專權政體（liberal autocracy）。

本質上不穩定

這種混雜政體本身是不穩定的。

首先是充分的民間自由和沒有民選政府是矛盾的。香港的情况是傳媒和民間有充分的自由批評政府施政、暴露政府或官員醜聞、突顯各種施政問題，但充分掌握資訊的市民卻沒有辦法以選票撤換他們很不滿的政府和醜聞纏身的官員，自然對建制充滿怨懟。反之專制體制施政縱使不善，往往沒有方法揭露，而人民也未能自由批評，傳媒「隱惡揚善」，政府的面子得以維持，至少表面上衝突比較少。

第二，混雜政體本質上有其認受性危機，因為這些政體往往按照憲法都是自由民主的政體。O'Donnell & Schmitter在分析第三波民主化時便指出，當年很多威權國家出現認受性危機，正因為國家憲法本來是民主自由的憲法，但當權者可能以政治不穩、經濟危機或者存在其他敵對勢力為藉口奪權，可能暫緩實行憲法或取消選舉而行專制高壓統治，但當經濟或政治危機過去後，人民便會開始問：何時還我們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

香港的狀况和很多混雜政體一樣，憲法保障了各項基本自由，而《基本法》承諾了「最終」給香港民主。這和殖民地年代不同。正如呂大樂所言，港英年代很多人是不會問政權認受性的問題的，因為殖民地的本質是掠奪和強制，沒有人會期望殖民地給你民主，但「港人治港」的特區便不同了。《基本法》保證了香港最終全面普選，中央總有一天要兌現承諾。

政改諮詢開始以來，多了不少建制派人物的言論，內容不外乎「民主不是好東西」或者「民主不一定是好東西」。後者的類似邏輯已經駁斥過，不贅。但其實建制派諸君：你們是不可以這樣說的。因為《基本法》保證了香港最終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全面普選產生，故此民主是《基本法》規定的憲制目標。如果說「民主不是好東西」，邏輯上只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中央廿多年前訂下的憲制目標其實是不利香港的，一是其實中央打算給的和《基本法》寫下的「普選」並不是真正的民主（所以反而是好東西？）。對不起，我想你們的身分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走向選舉威權？

兩星期前出席某個政改研討會，席上研究民主化多年的知名學者William Case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隨着香港可能步向普選，中央一方面要認受性但又要保持權力，香港很可能會走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選舉威權）的路線。不少混雜政體的特性是當權者既希望有選舉的認受性（同時可以令西方國家閉嘴），又希望保住權力，於是便嘗試用盡手段操控選舉、控制傳媒、壓迫公民社會和打壓反對派等，務求令自己可持續在選舉中勝出而繼續掌控權力。他覺得最近傳媒逐漸收緊，可能反映中央已在逐漸收緊各類空間，以便（一旦）有普選時其屬意的候選人可以贏出。

近代的選舉威權政體，也不是沒有持續長時間的，但研究的分析是長期維持這種狀態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長期的社會操控的「維穩」成本是很高的，而這些政權往往要求神拜佛經濟不要下滑，並且要長期維持有效的利益分配，來令各既得利益者繼續支持政權。

混雜型政體由於制度內在邏輯的矛盾，會出現持續的不穩定和鬥爭，並且可以隨時因為某些突變而倒台或出現危機（例如領導更替、國際環境轉變或經濟危機等）。五六年前我閱讀不少有關混雜政權的文獻，有不少學者常會舉出一些長期穩定鞏固的混雜政體的例子，而學者當年最喜歡舉的例子便是：穆巴拉克的埃及！

當然，有人會說如果混雜政體是不穩定，不實行普選而加強控制以走向威權，也可以達至穩定的。這邏輯上可以成立，但這當然代表了「一國兩制」的終結。香港整個憲制設計以至社會條件，距離全面的自由民主政體，其實大概只欠政府和立法會普選這一步，落實真正普選，是香港長治久安的不二法門。

■延伸閱讀：

William Case, "Can the 'Halfway' House Stand? Semidemocracy and Elite Theory in Thre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mparative Politics 28, 4 (July 1996), pp.437-464.

Marina Ottaway, Democracy Challenged: The Rise of Semi-Authoritarianis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陳沛敏 - 當溫和的被抓光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27日

如此沉淪的國度，竟有這樣的靈魂。我想不通，這是我們時代的幸運還是不幸？

許志永一點也不激進，甚至溫和得有點過份。他可以選擇做社會精英，但決定與社會最底層的民眾站在一起。自2003年孫志剛案起，十多年來致力維權，一再遭受國家機器打壓拘捕，卻依然相信和平理性，盼望國家一點一點的改變。

這次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許志永和幾個成員不過是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要求當局保障農民工子女平等教育權利，法院卻判他入獄四年。許志永無法親眼看着女兒出生，也將可能無法親耳聽到女兒的第一聲「爸爸」。

昨日的判決，不但是「中國法治尊嚴的破壞殆盡」，更盡顯習近平「中國夢」的虛假，說甚麼「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一方面大張旗鼓反貪腐，一方面卻容不下只是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許志永。所有口號、舉措，不過是用來維持統治的把戲。而就在許志永受審期間，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就發佈了中共高層家族離岸公司的資料。

許志永說得清楚：「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假，而最大的假是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假。」他的最後陳詞，以《為了自由．公義．愛》為題，卻諷刺地被法院禁止他在庭上讀出。

他對政權說：「你們把公民群體的存在和成長當成異端心懷恐懼，你們說我們有政治目的。是的，我們的政治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民主、法治、自由、公義、愛的美好中國……我們的使命不是為了獲得權力，而是為了約束權力。」

「今天，我們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在輪迴一個多世紀以前清末改良主義者的悲劇，我為中華民族的未來依然充滿的深切的憂慮。當改良的希望破滅，人民會起來革命。權貴們早已把財富和子女轉移到國外，他們不在乎弱者遭遇的不幸和苦難，不在乎中國的未來，可我們在乎，必須有人在乎。」

許志永多年來提出的，都是內地社會矛盾的癥結所在，政權無法不去面對，否則經濟放緩，權貴利益網絡與百姓之間矛盾，只會不斷加劇。許志永案的判決，預示了這個災難性的後果。

有前輩在面書留言「我自橫刀向天笑」。2014年還需要譚嗣同，不見慷慨激昂，只覺無限悲涼。

吳靄儀 - 昭然若揭

明報   2014年1月27日

什麼是「篩選」？原來最好的解釋來自親京者。羅范椒芬1月20日在本報觀點版刊登的文章，清楚說明提名委員會要負責篩走「與中央對抗的人」。她用的字眼是「排除」；理由真是老實可嘉。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對香港不利，她固然相信香港人不會愚蠢得投票給一個這樣的人，可是：「全民的選舉不可能預知結果，每一位候選人都有可能勝出……因此，提名委員會需要把關，先排除『與中央對抗的人』」。

藉提名程序排除某些政治立場的人有當選的可能，就是一種篩選。誰是「與中央對抗的人」，由提名委員會決定。提名委員會的功能便是排除、篩走在現時特首選舉法例之下合資格的候選人。這顯然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最基本的平等原則。難得羅范椒芬直認不諱。

王振民法律教授就更坦白。他力撐保留功能界別，因為這是維護香港特區的「精英政治」、資本主義社會所必需。世上的資本主義社會遠多於社會主義社會，不見得他們都需要功能組別維持任何形式的「精英政治」。「資本主義社會」也好，自由開放社會也好，精英應來自公平競爭。依賴政治上給予某些群體特權庇護的「精英」，往往是最無能而自以為是之輩：看看咱們特區「精英政治」之下「選出」或委任的「精英」就知道。保住他們「精英」地位的唯一「好處」，就是可以放心他們一定會積極排除任何威脅他們地位的人。

梁愛詩女士集羅太與王教授之大成，將「篩選」命名為「精選」：藉提名程序排除所有人，僅餘「精英」，就是篩選。為達到篩選目標，第一，提名委員會當然要確保「精英」佔絕大多數；第二就要以集體決定選出確保中央可預知結果的指定候選人。問題是，這怎好叫做「按民主程序」？怎算「普選」？

陳雲 - 古文教育，歷久常新

am730   轉角   2014年1月27日

教育局終於決定在明年重設範文課程。所謂範文，就是古文，不可能是白話文。白話寫得成文，就要有古文骨架。清末黃遵憲一句「我手寫我口」，誤盡蒼生。我手寫我口，原意是擺脫辭章枷鎖，直抒胸臆，不是將口語寫出來。口語與書面語是兩個不同的語文系統，口語流利靠聆聽和談話，文書流利靠閱讀和書寫。

此中，由於中文在漢代之後，變成單音節而有語調的語言，文句的辨義，要靠有意義的詞組鋪排出來，否則書寫的文字就難以閱讀，或帶有歧義。古文，特別是唐宋兩代講究聲韻和辭采的古文，就帶有中文章句的典型格式，即使不去背誦，平日閱讀多了，課堂朗讀多了，潛移默化，就懂得中文章法。

明清兩朝的白話文學、小說唱本，都是秉承古文的格式的，白話裡面也雜有古文和詩詞，如此才可雅俗共賞，白話的《水滸》、文言的《三國》，流傳至今，略作註解，學童仍是讀得明白。

除了語文的原因，學習古文仍有文化修養的原因，智力鍛煉的原因。文化的原因是古文傳承了士大夫的志氣和感性，有懷抱古今、擔負天下的氣魄，卻不礙欣賞良辰美景，暢懷人倫交際。王羲之《蘭亭集序》的主旨在此。古今中外，皆同一理。學到兩三成，你就成人長進。中國王朝可以沒落，士族精神不可失傳。尤其是香港，過去有賴英國培養的殖民地士族(所謂「官學生」)支撐，英國撤出，香港就要培養自己的子弟成為士族。

學習古文，是延續歷史對話。華夏好多懸而未決之大問題(pending questions)，都在古文隔代討論。例如秦朝革除周朝的封建，王國諸侯制度，一統為郡縣士官制度。唐代柳宗元《封建論》贊同郡縣制度，以此抨擊當時的藩鎮割據。然而，到了清代，袁枚「書柳子《封建論》後」一文(《小倉山房文集》)，就反省中央集權制度之弊。袁枚說，封建制度之下，如果天子不仁，「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即使天子暴虐無道，百姓也有其他君王來選擇效忠，有其他王國來避難。文人也可周遊列國，不必困於朝廷。即使在唐代，「安史之亂不旋踵而敗者有三鎮以平之」，唐中葉之後，唐朝不被吐蕃(西藏人)吞併，未遭黃巢消滅，也全賴藩鎮保存的軍事精銳和文化實力。

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立分治？是華夏的大問題。換了在香港，九七主權移交之後，取消了兩個區域行政的市政局，統一了屋邨商場為領匯集團，衍生的高壓統治，這些都是古人經歷過的、思考過的。讀古文，是繼承這些知識，否則一切由零開始，你就變成蠢人。

周日話題：許志永老師，加油！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26日

【明報專訊】許博士：

許老師，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一名叫鄭詠欣的香港學生呢？2009年4月，我和我的同學參加國情考察團，曾到先生有份創辦的公盟參觀。當時先生向我們講了一席話，內容大概是雖然中國有很多人權問題，但是你相信能夠透過一步一步的向執政當局爭取，終有一天中國社會會更公平，自由、人權和民主能得到保障。當時老師你叫我們對政府多些忍讓，多些諒解，要給予空間時間當局改善。先生，老實說，你的主張對於我這個在香港長大的公民來說是有點過於溫和。

只是沒想到，數個月後，在我眼中十分溫和的你竟也被執政當局拘捕。我和同學決定在香港報章聲援老師，望當局依法依理釋放先生，當時《明報》亦刊登了拙文〈請用法理來說服我──為許志永老師給溫家寶總理的公開信〉。後來在張思之、江平、茅於軾、章詒和、錢理群和許醫農等多名學者呼籲下，老師終於獲釋。老師獲釋，我們當然十分高興，萬萬想不到老師居然會公開回信給我們，並強調無論經歷多少挫折和磨難，你和你的盟友仍舊會堅守溫和理性建設性的立場，盡力捍衛法治和人權，甚至表明你們對任何人都沒有敵意和仇恨，願和所有人一起促進國家的進步和自由。老師，你的情操確令人拜服、令人汗顏。

老師，這次你在扣留多月後被當局控告「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今天的中國政治環境較當年更加嚴峻。在中國大國崛起的背後，很多維權人士受到打壓，劉霞被非法軟禁，其弟弟被審、李旺陽被自殺、趙連海被關押。我對於中國在政治改革的信心，被一次又一次的荒唐事件點滴磨蝕，已將近感到無力。是故，從你被捕至今，一直逃避，沒有以任何行動嘗試支持你，請你原諒！

只是沒有想到為了打擊你，當局迫使你的朋友認罪，進而再發動輿論機器去分化你的同行者。在法院，案件被極速審理，又不准你方傳召任何證人，連你的最後陳述都被打斷。這些小人行為實屬可恥！尚幸，透過媒體的報道，你的遭遇已經傳遍國內外，亦會被紀錄在歷史上。不知你知不知道呢，在你庭審當天，有大批訪民及維權人士到場聲援你，支持你推動「民主、法治、文明、仁愛的中國」之主張。可惜，他們和多名國內外的記者卻被驅趕，有的更被拘捕。

即使對未來並不感到樂觀，我還是決定要再提起無奈的筆桿寫這封信，為你和所有努力改進中國的朋友加油打氣：願彼此能堅持理想，終有一天能見證民主、法治、文明、仁愛的中國夢成真。我個人的力量雖然卑微，惟多一分力量就是多了一分力量。我願意付出我的一分力支持老師你，相信你未來定能集結更多人的力量，共同努力幫助受壓迫的人民。老師，我很難想像你這條路會有多少荊棘，希望你能通通斬去它們，繼續走你想走的路！！

支持你的公民

鄭詠欣上

2014年1月

P.S.最後多謝《明報》能刊登這封信，永遠支持《明報》員工享有編採自由。本文稿費本人將轉交至支持新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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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釋放許志永！

那是二○○九年的一個下午，我帶着學生探訪公盟，即是許志永先生，你所參與籌辦的民間團體，那時候你關注的是留在北京的上訪人士，遇到具代表性的案件，就替他們申訴。枱面上是厚厚實實的文件，你面對的不是橫放不一的紙張，而是一宗宗的血淚史：不是非法徵地，就是判案不公，要千里迢迢來到首都，以微弱的力量奢求敲響公義的晨鐘。

身為北大的畢業生，本是國家精英，前途無限，但他竟選擇站在無權無勢的一邊。記得當天的下午，你坐在我們中間，以堅定而包容的語氣向我們道出對國家的期許，就是希望落實民主監督，防止公權被濫用，又重申司法判案不受干預對國家的重要性。你更向中國政府提出實質的建議，就是同級政府不可「領導」司法機關，改由上級政府領導，已是司法制度一大改良。

在那燈光暗晦的室子裏，你目光如炬，照亮了整個房子，聽着你說話，你堅信愛和理性倡議能點滴改良社會，無不敬佩你對國家、對人民的愛。這些年來，我一再回想着你的說話，雙目淚水再欺瞞不了。

及後公盟被拆了，學生鄭詠欣給你寫了一封公開信，向時任總理溫家寶發聲，要求釋放；現在你辦的新公民運動，只不過是實踐世界人權宣言裏、國家憲法裏容許的言論自由、示威集會自由，可是十八大後寒風凜冽，那怕是「快閃式」的拉橫額活動，急劇左轉的意識形態竟容不下「許志永」，非要在公民裏除掉你不可，相信這三個字將成為內地搜尋網上的禁查詞，目的就是叫人遺忘，把人民豢養，繼續以經濟發展麻痺人心。

相反，香港人享有全中國最自由的生活，公民自由唾手可得，試問誰曾為自己的土地如此付出過，香港人面對強大的政權，固然可以割席自封，但公義究竟存於人人心裏，難道香港人不可以發聲？我就是不服氣，仍要疾呼：立即釋放許志永！不要倒退，落實國家憲制！

方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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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許志永

最近得悉中國內地維權人士許志永律師再度被捕，並於本月內受審，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和憤怒！

去年於北京，我與同學們和許律師有一次小聚會，我對是次的見面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許律師是一位愛思考的人，說話很有深度，文理清晰。他沒有什麼大架子，與同學們同桌用膳，有問必答。雖然他說自己是機緣巧合下才讀上法律，但我深刻感受到他對法治公正的執著，他當時亦正在運作民間組織，透過學術研究就國家的法制改革提出意見和建議，推動國家實現民主法治，同時希望以現有的司法制度爭取公義。有了解過國情的人都會知道維權之路並不好走，隨時因爭取公義而付上了生命。因此，當時我很佩服他的勇氣及志氣，亦默默祝福他在維權之路會安全。

如今不斷有報道刊出許律師被捕的消息，並將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檢控。

我此刻卻不解為何中央政府能狠心將一位為自由、為公義、為愛的維權律師作出軟禁，再至今將被定罪的地步。許律師的陳詞中表明着「我衷心希望改革順利進行，實現美好中國的夢想」，他沒有放棄過對中國的抱負，把自由成為信仰，為同胞發聲，為中國美好的未來打拚，何罪之有？他在公眾高呼爭取公義的事，事實沒有故意擾亂公共秩序，是在實踐言論自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提倡反貪腐，而許律師要求官員財產公示，不是更切實的方法去打擊貪腐、減少裸官嗎？

我此刻在深思中央政府認為怎樣才是真正的法治社會，用現有的「法律」打壓以法治守護公義的律師？以制裁所有良心律師來換取所有腐敗官員的狂妄？我相信不少內地高官也是才高學厚之人，只要心存一點良知都會感覺到事情的無理。若不再以公民社會作為核心、尊重人權及自由，法治在極權的社會下只會不斷萎縮。

雖然我只是個高中生，但我尚懂得法治社會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及「以法達義」。中國貴為強國，會談公義嗎？會尊重社會上的公民嗎？此時此刻得悉許律師被捕，答案顯然易見，再多的國民教育也沒有效用！

最後，我亦為許律師送上一份祝福，希望他身體健康，能夠帶領民間組織宣揚自由的公民社會。同時亦促請內地政府重拾良知，立即釋放許志永律師。

中六學生

陳寶悅

余若薇 - 公民與臣民之別

明報   2014年1月26日

「香港人優先」成員上月手持龍獅旗擅自進入駐港解放軍中環軍營，被警方拘捕。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王振民在香港一個座談會說，要避免類似事情再發生，應盡快立法落實《基本法》第23條。

自從十一年前23條立法功敗垂成，不時有京官重提立法，特區政府高層眾口一詞，小心翼翼回應：擅闖軍營事件可依現行法例處理，特區政府憲制上有責任為23條立法，但目前無計劃或時間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當年以保安局長身分硬銷23條而下台，心有不忿地提醒港人：23條若不立法，怕中央失望，怕影響中央對香港人的信任。

《基本法》除了有第23條，還有第22、25、26、39、45、68條，承諾中央不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權、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等，貨不對辦，中央遲遲不兌現普選承諾，這次政改諮詢又硬銷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精選」不是「篩選」論，未知葉太有沒有同樣擔心香港人失望？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長期被單獨軟禁，導致嚴重抑鬱。維權律師許志永因推動「教育平權」及「官員財產公示」而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面臨監禁，類似打壓公民權利的事情持續發生，葉太又有沒有擔心減低香港人對中央的信任？

許志永近萬字的陳詞，細訴自由公義信念，法官不准他在庭上讀出。借用萬言書當中幾句話送給那些終日惶恐、怕龍顏不悅的香港人：「我們是公民，不是臣民、順民、草民、暴民」，「我們的使命不是為了獲得權力，而是為了約束權力」。

庫斯克訪問徐承恩：香港本土：從何而來？要往哪處去？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26日

【明報專訊】這幾年「本土」、「城邦」、「港中矛盾」、「族群身分」、「左翼 vs 本土」「包容」等討論之激烈程度，是幾年前難以想像的。最初這討論是在網上和社運圈子出現的，後來討論蔓延到主流媒體、政壇，成了社會議題。「香港本土」這個議題，討論很激烈，但參考資料不算多，如果要定一個閱讀清單，也許不易（我知，一定要有《城邦論》嘛）。

「香港是個城邦」這個說法源自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香港作為城邦，含意是香港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政治地位，有其獨特性和歷史傳承。城邦論一出，彷彿為當時剛萌芽的本土思潮打了一支強心針，大家發現原來香港本土思潮可以有論述基礎的。雖然陳雲的見解不是人人都讚同，但不得不否認，「城邦」的說法打入了很多人的心坎中。

《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下稱《城》）作者徐承恩自稱是第三代香港人、中華帝國邊緣的海洋族群的後代。他上一本著作《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以權力網絡分析的研究方法，道出了香港統治階層的變化，書出版於梁氏奪權成功之時，其後的統治階層網絡換班的情况，與書中的分析不謀而合。

庫：為什麼會寫《城》？

徐：寫完《精英惡鬥》之後，發覺很多寫香港歷史的書都不是從香港本位出發，有的是從中國角度出發，有的是從西方角度出發，那些比較值得看的，都是英文書。我想寫一本大家都容易看的香港本位出發的香港史書，我念碩士的時候上過呂大樂的課，覺得他的上課模式可以用來寫書，就是每課選取一本有代表性的書來講某個課題，於是我選了十二本有代表的書籍，分十二個章節來講由開埠至今的香港史。

庫：你寫《城》的時候，想帶出什麼信息？

徐：其實香港人這個族群有其淵源和獨特的發展歷程，與中國大陸有明顯不同的命運歷程。

香港社會＝海洋族群＋難民遺民

庫：這個不同的命運歷程，是個歷史的偶然？英國人要求的不是香港的話，就沒有了？

徐：其實不是。在開埠之前，其實香港已經存在着一個「海洋族群」，英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前已經跟這個海洋族群合作走私，香港本來是個走私基地，要求割讓香港是有其實際考慮的因素。

庫：海洋族群這個概念有趣。這個族群就是香港本土意識的原型？

徐：應該這樣說，如果不是英治，香港以至廣東也只是中華帝國的邊緣，在文化和政治上沒有任何角色。香港開埠之後，在政治上脫離了中國，英國人帶來了教育和新思想，使這個中華帝國的邊緣族群得以發展，香港的買辦階級甚至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帶來了不少貢獻。香港族群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轉站，加上不斷接收來自中國的難民和遺民（例如太平天國、清末革命、軍閥混戰），便有了其獨特的角色和身分認同。香港社會其實就是個海洋族群加上難民和遺民的社會。

庫：似乎真的要多謝英國人？

徐：其實開埠初期香港還是十分混亂的，英國人和本地勢力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動才出現後來的殖民地制度。可以這樣說，因為香港變成了殖民地，多了一度與中國政治分隔的牆，讓她可以有空間發展，形成自己的一套文化。所謂英國人的貢獻這問題，就好像《天與地》裏面林保怡所講那樣，一個政客，你滿足到他的利益，他便順便幫你。

庫：雖然香港得以與中國政治上分隔，但香港與中國政治有沒有關連？

徐：不少四邑歸僑十分支持革命，不少華商支持立憲派和袁世凱。當時香港上層華人社會甚至希望能夠影響中國（至少是廣東）的政治，不過後來孫中山採取聯俄容共政策，才正式與支持他的歸僑族群割裂。

土生土長一代形成身分認同

庫：既然那時候的上層華人社會還是以廣東或中國作為認同對象，那麼最早的香港族群想像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徐：可以這樣說，其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是省港大罷工。當時香港的華商認為那是廣州政府侵入香港政治的陰謀，所以他們轉為支持港英政府。

庫：香港族群想像是在什麼時候成氣候的？

徐：這種想像最初在華人精英階層出現，到真正出現包括平民的整體族群意識，是在中國赤化之後，很多民國遺民和難民湧入香港，當中國不斷出現政治和社會改造運動的時候，他們在香港慢慢建立族群想像，但很多人還是當香港是暫時的居住地，香港社會尋找自己身分的過程也是搖擺不定的。

香港的本土意識真正壯大，其實是1970年代，那時候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長大了，人口結構(demographic)上，他們成了社會的主流，而他們的身分認同也成了社會主流。

庫：我們常常講的六七暴動、粵語流行文化普及、香港節等東西有多大影響。

徐：六七暴動是導致民意轉向的事件。有一個說法叫巴士司機論，那就是香港像一輛巴士，港英是司機，這個司機駕駛態度雖然很不好，但當車上有人發狂威脅司機和整車人安全的話，大家還是會幫助司機的。1967年的時候，香港人還是在食花生，看那些左派如何對付英國人，但後來暴徒的所作所為，令當時的香港人轉向了港英。至於流行文化普及，則是土生土長一代的人口壯大的結果，而不是本土意識建立的原因。另外，香港節的作用其實很有限。

當時的港英沒有進行意識形態灌輸，1970年代開始的經濟起飛、社會福利改善，加上行政吸納政治政策，令香港新生代產生了很強的香港人的意識。

庫：接着就是主權問題和六四事件了。幹嗎會有「民主回歸」這東西出現？

徐：那是大量游說和統戰的結果，目的是要製造有利收回主權的輿論。六四事件，令香港人覺得自己被世界遺棄了，那時候本土的主流想法是要以民主抗共，當然還有大中華的想法，覺得應該爭取民主中國。那時候香港人普遍有倖存者的罪疚感。

難解中港矛盾本土派「膠化」

庫：「大中華」這個字現在成了貶義，一些本土派說他們是大中華__。

徐：現在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當時的民主派正正是這種意識的源頭。他們有民主抗共的本土意識，也有建設民主中國的想像，情感上與中國是藕斷絲連的。

庫：這十多年間興起的那種香港本土意識，其發展過程是怎樣的？

徐：香港的大中華意識和與中國切割的本土意識，如果用台灣的統獨作比喻的話，我們可以說香港社會的「統獨」比例一直都是統大於獨的。就好像以前的台灣一樣，那是直至千島湖事件刺破了台灣人的中國想像，才出現獨大於統的情况。

庫：香港有沒有千島湖事件？

徐：沒那麼明顯。那是個比較長的過程，由2003年開始，自由行政策、中國對香港干預升級，才開始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情感上對中國不滿。從民調數字看2008年奧運的時候，是香港人最愛中國的時候，不同之後中國政府高壓對付地震和毒奶維權者、愈來愈多財大氣粗、人權狀况愈來愈差，才令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民意逆轉，愈來愈討厭中國。

庫：近兩年出現的本土思潮，「左膠」、「右膠」、「本土」、「自治」、「大中華膠」、「港獨」等帽子四處飛，不同派別的壁壘分明，你有什麼看法？

徐：先前說的民主派，他們的本土論述開了頭之後便無以為繼。本土身分問題變成了香港式的統獨問題，新一代的本土派興起，相對而言，上一代的本土意識便失去了光環。在泛民主派之後興起的本土派其實是天星、皇后、菜園村的保育運動，到了現在他們也變成了舊的本土派了。

庫：原來的社運界被現在的本土派說成是「左膠」了。可是，他們講的是香港本位的保育，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况呢？

徐：那是因為他們回應不到香港的千島湖問題，即是日益嚴重的中港矛盾，例如自由行、水貨、雙非、移民政策問題。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有好的籬笆才有好的鄰居)，上述的問題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劃界，才能減輕中港矛盾，但對於左翼的社運界來說，劃界等於階級，大家對於什麼才是好的籬笆有不同的想法。他們愈是迴避這個問題，討論就愈激化，甚至出現「膠化」。

認識歷史擺脫中國

庫：你自稱支持香港本土，在你心目中，香港本土族群的路應如何走？

徐：我會用摩西出埃及的故事作比喻。其實出埃及也是個建立國族的過程，以色列人先是對抗高壓統治，他們出埃及之後，死了一整代人才能進入迦南地。一個地方要自立，要花多長時間才能走上軌道？假如香港能夠在政治上擺脫中國的控制，之後香港人還要花很長時間才可以建立自己的族群意識和質素，才能令擺脫中國後的香港在世界舞台上立足。

庫：這可以如何做到？

徐：這沒有什麼獨門偏方。不過我認為香港人先要認識歷史，香港人欠缺歷史感。歷史發展從來都需正反辯證，香港要建立一套更完整的本土論述，也需要更多辯證。這方面左翼未能有效回應，而廣義的本土派其實也應該有多幾套論述作辯證。

剛才說過劃界問題，其實我們誰也不能迴避這問題——如何劃界才能令香港社會安心，又可以吸引不同地方的移民，移民不應只來自中國，還應該有更多來自其他地區的移民。

庫：這兩年政改問題又到了。香港的民主化由楊慕琦計劃流產到現在，似乎還是「得個桔」，而且在可見將來還是做不到。

徐：如果不是中英談判，香港在1970至8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本土意識和爭取社會公義的社會運動。從其他地區的經驗看，如果沒有主權問題，十多二十年之後，香港便會出現爭取民主運動。可以這樣說，香港不能真正做到自主，是時間不對。所謂民主回歸、普選、港人治港，都是騙局。

香港和中國有不同的「生命歷程」，有不同的文化，差異大得像兩個族群。中國對香港的統治，其實只是另一種殖民統治。

庫：最後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兩者皆是呢？

徐：香港人。

庫：我也是。

問：庫斯克（庫）

教師、博客，《通識我主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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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徐承恩（徐），第三代香港人。祖先分別為廣東香山移民、四邑移民及祖籍廣東澄海的新加坡歸僑，都是來自處於中華帝國邊緣的海洋中華族群。於中文大學研究院修讀社會學，研究香港權力精英，並根據其研究撰寫《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一書。

文 庫斯克

編輯 王芷倫

何雪瑩 - 特拉維夫——活在當下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月26日

【明報專訊】以色列特拉維夫天朗氣清得沒話說。高大有型的工程師Shay領着我沿海灘散步。「為什麼你會寒冬天來特拉維夫？遊客都是夏天來特拉維夫游水曬太陽。」其實，冬天的地中海陽光一樣明媚，而且我這個港女在耶路撒冷和希伯倫看過那麼多沉重的歷史和政治後，的確需要放肆享樂一番。由耶路撒冷到特拉維夫不過一個小時車程，卻恍如兩個國度。

和西岸恍如兩個國度

耶路撒冷地理上還屬於約旦河西岸，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住在一起卻沒有共處。阿拉伯區和猶太人區域有一條不成文的楚河漢界，我頂多只在猶太區的街市看見包頭巾的伊斯蘭婦女，卻甚少見到猶太人在喧鬧的阿拉伯區穿梭。遊人到耶路撒冷都是為了古城，為了追隨耶穌的腳步，或參觀伊斯蘭和猶太勝地，聆聽超過三千年的宗教衝突，卻甚少留意舊城圍牆以外的耶路撒冷。

如果耶路撒冷讓我們得知過去，那特拉維夫必然是關於活在當下。特拉維夫1909年才由一片沙地發展起來。今天高樓大廈林立，到處都是露天茶座和精緻餐廳，特色小店叫銀包血流成河，走在街上男女打扮入時。我開始明白，一個住在特拉維夫的猶太人，對巴勒斯坦的情况毫不關心也不出奇。

Shay知道我到過拉姆安拉和希伯倫等西岸城市，非常驚訝。「除了當兵那幾年外，我完全沒有去過西岸，對我們而言那邊太危險。」其實那不過兩小時車程。

「不是每個以色列人都喜歡談政治，不過我OK。」我稍稍鬆了一口氣。我告訴他其實我覺得西岸並不危險。

Haredim——奉教旨不上班領福利

他想了想。「其實我覺得以色列最大的敵人，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伊朗，而是自己。」此話怎說？「你走在耶路撒冷街上，是否經常見到那些帶高帽，穿西裝，留長長落腮鬍的男人？」我點點頭，來到特拉維夫，這些人幾乎絕迹。「他們是非常保守的猶太教徒（Ultra Orthodox Jews，希伯來語為Haredim），他們不上班，領社會福利，生六、七個是閒事！這對我們納稅人太不公平。」想不到這裏竟然也有「蝗蟲」。

在經常感到「生存危機」的以色列，無論男女，18歲都要服兵役，男的3年，女的短1年。只有Haredim不用。「你知道原因嗎？他們說服兵役妨礙他們24小時讀經！而且軍隊裏男女混在一起，又有女性教官，不符合教義。」猶太教讀的是Torah（譯作《摩西五經》或《托拉》）。「男性Haredim失業率很高。」那是找不到工作，還是不願找？「兩樣也對。他們讀的是宗教學校（yeshiva），課程絕大部分時間都是鑽研Torah，不教數學和科學，更別說電腦。哪個僱主會請他們？即使他們搵工，求職信和履歷表是手寫在傳真紙上，僱主想要他們的電郵地址，他們才不知道什麼是電郵！而且他們也不願工作，因為工作也會妨礙讀經，在職場會被世俗不符教義的生活同化。」Haredim有他們的獨特手機Kosherphone，只能打電話不能發信息。早前有猶太教拉比（Rabbi）就將科技和互聯網的壞處比作武器，讓人容易接收世俗信息，睇鹹網。近來有機構推出Kosher智能手機，它的Kosher之處在於不能任意上網瀏覽，但起碼能收發信息和電郵。Kosher智能手機只能瀏覽拉比許可的程式和網頁，如約睇醫生或讀經程式。

「在Haredim家庭，男性沒有現代職場需要的常識和技能，整天躲在家裏讀經；老婆出外工作掙錢，回家還要做家務。根據Torah他們不避孕，生十個八個是閒事。於是這些家庭靠着老婆的微薄收入，領社會津貼，你說對我們這些每天工作12小時的中產是否很不公平？」

拿破崙帶來了什麼？

冬日地中海的陽光照得人特別溫暖。我們來到三千年歷史的港口雅法（Jaffa），今天港口已不復當年，古城卻仍優雅。眼前是個跟我差不多高的人形公仔。Shay說：「這就是拿破崙，他曾登陸雅法，帶來的除了軍隊還有黑死病。」

拿破崙為猶太人曾做過一點好事。當時歐洲普遍有反猶情緒，猶太人因為信奉猶太教被基督教主導的歐洲國家壓迫，他們聚居在猶太貧民居內，求職和生活都受限制。據說拿破崙認為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友愛」的理想不能把猶太人排拒在外，1791年國家議會宣布給予猶太人平等公民權利，自由不再受限。可是這種「解放」卻引起了部分猶太教徒反抗，他們擔心一旦進入世俗化社會就會被同化，這種堅持不問世事、與社會保持距離、以讀經為生活中心的Haredim群體慢慢形成。

消滅反猶情緒反危及立國之本

直至1948年以色列立國，開國首相Ben Gurion考慮到數以萬計猶太教學者在二戰期間的大屠殺幾乎被消滅淨盡，為了保存猶太教的血脈，Ben Gurion決定給予僅餘的400名18歲以上的Haredim特權免於服兵役，條件是他們必須全職讀書，不能工作。今天Haredim佔以色列750萬人口近一成，以他們早婚、一個最少生五個的效率，有研究報告估計到2040年，Haredim和阿拉伯兒童將會佔適齡小學生多達78％，2050年Haredim將會佔以色列總人口多達兩成。Shay說：「我們以色列人都視Ben Gurion為國父，可是他萬萬想不到，當初他給予Haredim這些特權，今天將會傷害他自己親手定立的以色列立國之本。」

我們走進Rothschild大道上一家小屋。猶太人生意頭腦好是眾所周知的事，在歐洲富可敵國的猶太Rothschild家族不少成員都是猶太復興主義者（Zionist）。小屋門口插着兩支以色列大衛星國旗，要不是Shay提醒我，我也不會發現這就是Independence Hall。就在英國管治以色列期限屆滿前一天，1948年5月14日，Ben Gurion及臨時議會成員在特拉維夫美術館宣讀《以色列立國宣言》。無論說是美術館抑或今天改建成Independence Hall，這小屋說好聽一點是低調樸素，說白一點就是不起眼或者寒酸，尤其是在以色列這個民族主義從未缺席的新興國家。

年輕一代對故鄉的莫名情感

旅遊巴把一群衣著入時的年輕人送進Independence Hall，不過80人左右便擠滿整個大堂，原來他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青年，參加免費猶太復興主義考察團到以色列遊覽。我沾上他們的光擠在其中，聽着Ben Gurion1948年的獨立宣言和以色列國歌，青年們喃喃跟着唱起來，叫我這個對民族主義無甚好感的冷感香港青年直發抖。他們今天在美加英澳過着優渥的生活，歷史上對猶太人根深柢固的歧視在這些英語國家已不復再，是什麼讓他們對這個遙遠的國度有着莫名其妙的情感連結？他們有否想過以色列憲法寫明以色列是個猶太國家（Jewishstate），究竟是指血緣抑或宗教？

Shay繼續說：「這些Haredim近年正提倡男女各用一條行人路，巴士分男女車廂，反對女性出現在商品廣告上。因為他們人口愈來愈多，一些大公司真的妥協，在Haredim社區不再掛上以女人為主角的廣告。連一些泳池也開始禁止男女白天一起游水。你看他們想把以色列變成另類塔利班嗎？」

人多好辦事，這句話在以色列政治也尤其合適。以色列行類似英國的議會制，政黨林立，國會120席往往有10個以上政黨瓜分，大多情况下沒有任何政黨獲得過半數議席，為了組成聯合政府，歷屆政府都愛求助於Haredim政黨。由1977年起只有兩屆聯合政府沒有向Haredim政黨伸出援手，Haredim政黨國會議員不時佔據重要政府部門的副部長職位。Haredim政黨也是執政黨比較好合作的對象，他們需要的只是給予Haredim更多失業、房屋和教育補貼，好讓他們繼續專注讀經，於是在聯合政府有求之下，Haredim繼續享受各種特權。

這樣的情况下，Shay這些世俗化的專業人士豈能袖手旁觀？我們走到Shenkin Street一家裝修前衛的咖啡店。「特拉維夫人有句諺語。如果有人終日只顧購物喝咖啡買衫扮靚不理世事，我們就會說他住在Shenkin Street。」這條街就是如此小資。可是以色列中產終於開始搬離Shenkin Street。

「世俗中產」政黨影響力抬頭

現屆聯合政府內沒有任何Haredim政黨，去年1月以色列大選，2012年才成立的政黨Yesh Atid平地一聲雷，首次參選便獲得19席，成為第二大黨，他們打着「世俗中產」政黨的旗號，爭取Shay的支持。「黨主席Yair Lapid本身是電視節目名嘴，常被選為以色列最性感男性。去年更多次被選為最有影響力的猶太人。」Shay以色誘法鼓勵我多讀YeshAtid黨的資料。以色列國會終於開始一步步討論讓Haredi重新融入社會，去年正式討論要求他們服兵役。Yair Lapid堅持他的根本原則是每人需共同承擔國家包袱，不能讓中產太辛苦，他堅持在兵役一事不會退讓，若不能達成協議立法強制全民服兵役，Yesh Atid黨將會不惜退出聯合政府，令現屆倒台。目前立法已進入最後階段，以軍亦準備逐步迎接更多Haredim服兵役，為他們度身訂做兵役計劃。

我跟Shay說得最多的一句是：「天呀，這裏跟耶路撒冷真是兩個世界。」特拉維夫又名The Bubble，除了間中哈馬斯或真主黨的飛彈瞄準特拉維夫，在這恍如天堂般的派對城市，我願忘卻政治和民族衝突。Shay搖搖頭。「巴勒斯坦、哈馬斯、真主黨抑或伊朗的威脅我未必感受到，可是這些Haredim正威脅以色列自由、世俗化、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的立國基本和民族身分。」想起以色列在已發展國家名列前矛的堅尼系數、打工仔瘋狂加班、精打細算而且轉數高的生意頭腦，突然眼前現代化玻璃幕牆摩天大廈，叫我恍如回到香港的金鐘。

文、圖 何雪瑩

編輯 胡可欣

宋偉杰、王曉珏 - 瑣憶夏公

明報  世紀版   2014年1月26日

  

新年伊始，寒流暴雪、極地渦漩不期而至，突襲紐約、波士頓和費城。隨後大雨滂沱，天氣又驟然由寒回暖，彷彿冰火兩重天。夏公志清溘然長逝，對不少人來說，不啻一場心靈的風雨。這種天氣，夏老師會說，真是發瘋了，神經病啊；但如果聽到天地有情、顯靈托夢，夏老師會說，這是迷信，迷信不好啊。在費城郊區的陋室，我們搜尋、翻檢夏公親贈的書籍，以及昔日與夏老師夏師母同聚的影像文字，往事浮現，悲欣交集。

1999年秋，我們從麻省劍橋市搬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追隨王德威老師攻讀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王曉珏同時在比較文學與社會中心，與Andreas Huyssen教授研讀德國文學與思想。到哥大不久，我們便認識了夏公。按照北大的習慣，學生會將德高望重的老師尊稱為先生，我們一開始叫他「夏先生」，但他更願意被稱為「夏老師」。

從上海滬江大學到北平北京大學，夏老師可謂南人北居；而後跨洲越洋，負笈耶魯大學，再定居紐約哥大，他仍是南人北居，兼採兩地之長。對我們來說，夏老師是「老頑童」，也是「大宗師」。他自稱「平易不近人」，政治不正確，但他任情率性，學養深不可測。夏老師講過，他英文比中文好，手下寫的比嘴上說的要認真負責。夏老師平日交談可謂快人快語，口無禁忌；他那些著名的口頭語，如發瘋、神經病、不得了、真偉大、真糟糕、聰明、一塌糊塗、好人、壞人等等，簡潔明瞭，妙趣橫生，使人快樂，也使人不安。可是他一旦伏案寫作，那些文字，無論中文英文，散文論文，卻從容不迫，章法謹嚴，旁徵博引，氣勢雄渾。

夏志清的紐約生活

夏老師身居象牙塔，但也見識過大世面，從熱戰到冷戰，從上海、台北、北平到紐約，都曾親身歷練。2001年9月11日早上8點50分左右，夏老師收到香港打來的越洋電話，告知他恐怖襲擊事件，因為電話線路嘈雜不清，夏老師還以為說的是1993年世貿中心的爆炸案，就掛上電話，催促夏師母趕快按時早走，去紐約下城上班，結果夏師母在34街地鐵站就被紐約警察攔下，還不告訴緣由。中午開始，哥大附近的雜貨舖大排長龍，人們紛紛搶購日常必備物品，夏老師卻鎮定如常，全然不以為意，畢竟他是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冷戰、後冷戰時代一路風雨的過來人。

記得有一天在他家裏聊得開心，夏老師忍不住要給我們看一看他珍藏的寶貝──周作人《希臘女詩人薩波》譯作的手稿，以及張愛玲給他的親筆書信。我們曾見過夏老師洗練的字迹，這時又親眼目睹張愛玲的手書，周作人的親筆，不禁痴想他們的學養、風度、寫作、人生。艱難時世，顛沛流離，他們的字迹卻彷彿不沾人間煙火，透出冷靜和淡定。

錢鍾書稱讚《中國現代小說史》「文筆之雅，識力之定……足以開拓心胸，澡雪精神」，真是慧眼識人。這種「識力之定」，既體現在他膽識過人、擲地有聲的學術文章，也落實在他吃藥（維生素）、吃飯、散步、清談的日常生活。以九十高齡，夏老師臉上甚少皺紋，他笑稱訣竅在於定時吃維生素。他傍晚散步雷打不動，在紐約曼哈頓百老匯大道，在河濱公園與晨邊高地之間，時常可見他的身影。想當年夏老師「一戰成名」，1946年在北大脫穎而出，其論述詩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文章，深得燕卜遜（William Empson）賞識。談到個中訣竅，夏老師說，他是通讀布雷克的全集不止一遍，才從容落筆，當然立論篤定，舉重若輕。燕卜遜以《曖昧七型》馳名文壇，但夏老師的論斷卻毫不「曖昧」，他一生治學的風格更接近利維斯（F.R. Leavis）在《偉大的傳統》中展現出來的氣勢、眼光與「定力」。

夏老師西洋文學出身，非常重視外語修養，並敬佩那些精通多種語言的大語文學家。他激賞錢鍾書，關注大陸文學史上一度銷聲匿迹的林語堂、梁實秋等作家學者，便有這種考量；他點評周氏兄弟，認為知堂老人比「大先生」魯迅的外文、學養更好更高明，也是例證。幸得王德威老師推薦，夏老師慷慨出任王曉珏博士資格筆試、口試以及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之一，親自指點張愛玲、沈從文、冷戰與文學現代性想像等論題。夏老師也批閱了宋偉杰《測繪現代北京》博士論文的若干章節。他不顧年邁，親炙親為，連論文中的標點符號與拼寫錯誤，都一一指出更正。除了縱論中國文學，至今印象頗深的話題當數歌德的《浮士德》。

夏志清為什麼不讀金庸

王曉珏曾先後求學於北大、哈佛德文系，第一次拜訪夏老師時，談到德國文學，夏老師回想自己當年在耶魯念書時修習德語，特別是借助字典下苦功閱讀《浮士德》的經歷，談得眉飛色舞，相隔數十載，依然為自己當年付出的努力而自得。

治中國現代小說史，夏老師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取捨分明，即便在學界引發廣泛持久的爭議和論辯，他仍舊特立獨行。他推崇的錢鍾書、沈從文，堪稱「學院派」與「鄉土文學」之兩極。其實他對學院鄉土之分，左翼右翼之別，並不看重。他關注的是對人性的觀照，對優美作品的發掘，決不人云亦云，而是力排眾議，將他法眼中的偉大作品放入文學史的譜系。回頭望，這已是「重寫文學史」思潮的濫觴。他批評老舍的《四世同堂》、《龍鬚溝》，而讚賞《駱駝祥子》和《茶館》。他談到林徽因的絕代風華，認為她是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但可惜作品不多。他對魯迅的散文詩評價甚高，可是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論述框架中放不進去。他拯救張愛玲於「鴛鴦蝴蝶派」的水火，但是對張愛玲喜歡、夏濟安力薦的張恨水，以及陳世驤等欣賞的金庸，卻不讀不論。這一方面是出於他對「偉大傳統」的執著：他對雅俗之辯、高下之分，念念不忘；另一方面，他告訴我們，他是poetry person，講細讀，重細察，畢竟張恨水、金庸等人作品部頭太大，讀不完，而且俗文學的源流，牽涉深廣，不易梳理。當然，以夏老師定力之高，心臟之強大，他不需要借助逃避式的白日夢，或千古文人不滅的俠客想像，來尋找心靈的慰藉，或暫時安頓漂泊離散的身心。其實張愛玲和張恨水的作品不無共通之處，一種可以稱作「快照」與「世情」的辯證互動：一方面是面對應接不暇的現代經驗，作家的敘事安排和文學觀照；另一方面是經過世易時移、戰亂遷徙，那仍舊延綿不絕的中國式離合悲歡、世態人情。在這裏，夏老師對「感時憂國」（obsession with China）的反思，與夏濟安借俗文學對「中國心靈」（the mind of China）的診斷，或有呼應共鳴。

夏志清看什麼武俠片？

有趣的是，夏老師不看武俠小說，卻喜歡看武俠片，更不用提他對劉別謙（Ernst Lubitsch）作品的情有獨鍾，對荷李活電影的廣泛涉獵。一部電影幾個小時的長度，夏老師可以從頭到尾全部看完，既可怡情娛樂，也可細察全貌。對我們來說，最驚心動魄的一次體驗，是跟夏老師夏師母一起去林肯中心，看數碼修復版的默片《紅俠》（1920年代在上海拍攝）殘存的片段。當時電影院裏面靜悄悄的，夏老師看到異常迅速的武打動作，或任何可疑之處，沉吟片晌，便突然大叫一聲：「哎呀」！而且他的「哎呀」時斷時續，出人意表。在場的觀眾聽到夏老師的第一聲斷喝，不由震驚側目，後來再聽到「哎呀」，不禁笑出聲來。夏老師的「哎呀」與魯迅的「吶喊」不同，他這是有聲的拍案驚奇，但也是擊節卻不讚賞：他不會受武打、動作等通俗娛樂因素的蠱惑，不過看到有趣或有問題之處，便旁若無人地「哎呀」感嘆，直抒胸臆。

夏老師的「哎呀」，也讓我們想起另一樁趣聞軼事。記得我們曾在曼哈頓「道」餐館（TAO Restaurant）吃飯，他一進門就問，為什麼這個餐館名字叫「道」，供奉的卻是佛像。他看到餐館的裝飾有一處淺池，摹仿花港觀魚，不禁大為好奇，突然用皮鞋測試一下水的深淺，我們差一點「哎呀」出聲，幸虧夏師母一把拉住夏老師。他率性的「哎呀」，他頑皮好奇、童心未泯的言行舉止，常常讓新朋舊雨樂不可支。

不過「老頑童」也是「大宗師」。這「大宗師」固然可以讓我們想起《莊子‧大宗師》中「其寢不夢」的「真人」：夏老師曾說，夏濟安壯年去世，他從不曾夢見過濟安哥。更重要的是，夏老師畢竟以一己之力在西方學術界攻城掠地，為中國現代小說研究篳路藍縷，開疆拓域，確立學科的地位，而成「一代宗師」。除了文學研究，他對現實政治也並非閉目塞聽。他喜歡美食，不論在哥大附近的蜀湘園、中央公園內的綠苑酒廊（Tavern on the Green），曼哈頓下城的Bouley，或是中城的山王、Brasserie，每次聚餐時，在談論文學之外，夏老師也會評點各種社會現象與政治問題。2007年夏天，我們到哥大參加博士畢業典禮，夏老師夏師母全程在場，隨後我們到AIX吃飯。剛剛坐定，夏老師便說，你們已經博士畢業，除了文學，對現實政治、中西文化也要有大關懷。於是他開始東西南北，古今中外，嬉笑怒罵，臧否天下人物。他對民主黨總統肯尼迪頗有微詞，他暢談政黨選舉，種族族裔，生態環境，為人為文，學品道德，以及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真是口無遮攔，愛憎分明，喜怒形之於色。那一天，我們又看到了「老頑童」金剛怒目、「感時憂國」的一面。

夏志清的道賀

博士畢業之後，我們每次回紐約看望夏老師夏師母，都會彙報自己的學術進展和生活景况，也要聽聽夏老師的機智談鋒。有一段時間，他心臟不好，臉色發紅，但後來逐漸好轉，繼續享受中西美食。2013年10月底，我們本來要去紐約看望夏老師。夏師母說，夏老師近來身體變弱，心跳變緩，剛從醫院回家，且有幾個訪談要做，於是約好寒假時再聚，未曾料想，竟是時已不待。11月初，我們收到夏老師囑託夏師母寄來的《張愛玲給我的信》，但這一次與以往不同，我們一下收到3本：夏老師分別簽贈給我們一人一本，還簽名贈送一本給曉珏的父親。沒想到12月底，夏老師便在睡夢中安然離去。這特殊的題贈，是告別的信號嗎？

以前夏老師贈書給我們，都題辭二人「同閱」。2006年送我們《談文藝憶師友》一書（劉紹銘主編，天地圖書版），除了用藍筆題寫贈詞，還特意用紅筆寫上congratulations，祝賀二人通過博士論文口試。2004年，他在113街的夏宅送給我們英文新著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夏志清論中國文學》），親蓋印章時，一角有殘。那一天夏老師持贈之際，還特意道歉，說，哎呀，沒有印好。我們珍藏笑納，很喜歡這一處不圓滿的留白。豐子愷的畫作中，有一幅《人散後，一鈎新月天如水》。如今夏老師駕鶴西歸，那殘缺的印章一角，恰如一鈎新月。睹物思人，眼前又重現夏老師的音容笑貌。

瑣屑文字，點滴記憶，薄奠夏公。

作者簡介：宋偉杰，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助理教授，著有《從娛樂行為到烏托邦衝動》，《中國．文學．美國》，現正修訂Mapping Modern Beijing。王曉珏，賓夕法尼亞大學助理教授，著有Modernity with a Cold War Face。

文．宋偉杰、王曉珏  編輯 袁兆昌

李怡 - 有誰可以保護「香港人優先」？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24日

「香港人優先」4名成員，去年12月26日手持「港英旗」闖入駐港解放軍總部，駐軍即時報警及驅趕，有7名成員先後被捕，獲保釋。大陸官方《環球時報》報道，北京日前舉行一個題為「一國兩制和《駐軍法》」的研討會，引述「全國港澳研究會了解的情况」，指「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由2012年3月成立時有300多人，到去年11月已「有2.4萬人」，指其成員闖入駐港軍營是挑戰國家主權。研討會上，曾參與《駐軍法》起草工作的王新建大校，認為本港警方不應讓擅闖軍營者保釋。與會大陸學者說，「衝擊軍營不能歸為言論自由」，又指香港「一國不足，兩制有餘」，不能只講《基本法》，也要多講《憲法》。

《環球時報》報道在大陸微博和論壇不斷轉載，但「香港人優先」表示，組織的真正核心人物只得30多人，說有2.4萬人「發水」了近800倍，而身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的劉兆佳則表示，沒聽說過「研究會」有做港獨研究，亦不應將facebook群組的「like」數目視為組織人數。這個副會長是不是傀儡或花瓶？

香港大概很少人知道有這個「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或「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這類facebook群組的名字倒是聽過，但是否「港獨」呢？即使是「港獨」也要看只是宣傳「港獨」的理念，還是有發展「港獨」組織和實現「港獨」的力量。王新建大校引述「香港人優先」成員在網上揚言「此仇必千倍奉還」，就指有繼續犯罪意圖，這不是法治國家的觀念。在法治國家，就算是宣稱要「武裝推翻政府」，也會看說這話的人有沒有行動配合，是否有可觀的力量。如果連起碼的武裝都缺乏，就只會把這種話語當作自由言論。

其次，衝擊軍營是否言論自由？如果帶着武器去衝擊，那當然就不是言論而是行動了。沒有帶武器而且還展示旗幟，那就絕對屬於表達自由的範圍。其三，擅闖軍營者應否獲保釋？這應該由香港執法者決定，而不是由駐港軍營決定。按《駐軍法》及《公安條例》，港人擅闖軍營應由香港執法，而香港執法就須確保程序公平。

整件事更重要的是，主張「港獨」是否就是原罪？在英國，主張蘇格蘭獨立；在加國，主張魁北克獨立，都不是罪，可以公開議之，甚至以組織促成之。為甚麼在香港提一下「香港人優先」就被當作「港獨」？而何以提到「港獨」就有罪？

主張「香港人優先」不僅不是原罪，而且是理所當然。世界上任何人移居到任何國家，所享的福利和保障都是當地公民或永久居民優先。香港人移居北京，是北京人優先；外地人到深圳，是深圳人優先。在中國大陸，一直實行嚴厲的戶口制度，農民工到各城市，連醫療和子女教育都得不到，只能過二等公民的生活。以人道、普世價值為理由反對香港人優先的政客，應該到大陸去參選而不應該在香港當議員。

中共藉市民到軍營示威這件事，對香港提出警告：香港「一國不足，兩制有餘」，不能只講《基本法》，也要多講《憲法》。

香港是不是「一國不足」？日本311地震發生後，大批港人滯留當地，特區政府一直拒絕派包機，港人找中國領事館援助，完全無效，但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人則可以乘英國政府包機回港。中國不是只把BNO當旅行證件嗎？「一國」在國民有難時在哪裏？前年哥詩達郵輪沉沒，受難的香港人到中國領事館求助，領館人員開口就要財物盡失的受難者先交錢補領護照。可是，持BNO護照就很快得到英國救助。前天報道一個香港人在埃及涉拐帶案被扣留，中國領事館介紹一個當地僑領，幫不到忙反而敲了一筆錢，最後還是因為她持BNO，獲英國領事館協助回港。這些例子說明香港人的真切感受：「一國」的確是太「不足」了。

「兩制」是否「有餘」？香港是否日後要多講《中國憲法》、少講《基本法》？《中國憲法》上的人民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是否要凌駕《基本法》上的香港人有自願生育的權利？香港人是否以後要服兵役？是否要交國家稅？是否要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制訂《基本法》的目的，就是要實行與大陸不同的制度，要保障這種制度的實施。《基本法》種種規定，都是要區隔大陸與香港，要貫徹在香港實行「香港人優先」體制。這一切，怎麼在政治強勢加經濟暴發戶的嘴臉下，都可以拋諸腦後呢？

今天，有誰可以保護《基本法》之下的「香港人優先」？中央政府？特區政府？立會議員？泛民議員？還是靠「香港人優先」群組喚起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的覺醒？（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許志永的陳詞：為了自由、公義、愛

主場新聞   2014月1月23日

中國維權法律學者許志永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一罪，昨日一天內審結，法院擇日再宣判。許志永在答辯期間沒有參與發言，原本計劃在最後發言講自由公義，但法官以與案件無關為由，不准他發言。許志永參與的「新公民運動」，發佈許志永發言稿，全文如下：

為了自由．公義．愛——我的法庭陳詞

你們指控我在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和呼籲官員財產公示的行動中擾亂公共秩序，表面看這是一個公民言論自由與公共場所秩序的邊界問題，實際上，這是你們是否把公民的憲法權利當真的問題。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你們心中深深的恐懼。恐懼公開審理，公民自由旁聽，恐懼我的名字出現在互聯網上，恐懼一個正在到來的自由社會。你們試圖打壓新公民運動，阻礙中國和平改良的民主憲政之路。雖然你們在庭審中沒有提及新公民運動，但是，案件材料中大量涉及，我想，沒有必要迴避這個問題，敞開來談，對中國社會進步是有意義的。

新公民運動宣導每個中國人堂堂正正做公民，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我們是公民，是國家的主人，不是臣民，順民，草民，暴民；把公民的權利當真，那些寫在《世界人權宣言》和中國憲法裡的選舉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神聖的權利不能永遠是一張白條；把公民的責任當真，中國是我們每個人的中國，良心正義的底線在我們每個人的腳下，需要我們每個人去堅守；新公民運動宣導自由、公義、愛的新公民精神。個人自由，無拘無束真實快樂的自我是國家和社會的永恆目的；公義是個人自由的邊界，是此世間的公平正義，是恒久的道義良心；愛，是友善，是寬容，是同情，是奉獻，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情感，是幸福的源泉。

自由，公義，愛是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的行動指南。新公民運動宣導每個公民從自身做起，從身邊做起，從小事做起，從改變具體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做起，理性建設性推動國家民主法治進程，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中國人在共同的公民身份下團結起來，在自由民主的規則之上形成公民的共同體，成長為公民社會健康理性的力量。公民群體有共同的公民身份，共同的民主憲政理念，共同的自由，公義，愛的信仰。但公民群體不是專制意義上的組織，沒有領導，沒有層級，沒有命令與服從，沒有紀律與懲罰，而是完全基於自願的自由公民的聯合。各地公民群體在推動具體的制度變革行動中自發的自主成長。公民群體作為公權力的監督者，政治改革的推動者，民主法治的建設者，在推動社會進步的行動中健康成長。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和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就是在這一理念下的公民行動。

推動教育平權，實現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是我們2009年底開始的一項為期三年的行動。在那之前，我們陸續接到一些家長的求助，注意到這樣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兩億多新移民在城市工作，生活，作為納稅人卻不能平等地享有市民待遇，而其中尤為嚴重的問題是，他們的孩子不能在他們身邊學習和參加高考，不得不被送到數千里之外的戶籍地讀書，由此製造了中國數千萬的留守兒童。很多人關心留守兒童的命運，卻未曾想過，對他們最好的幫助是打破戶籍隔離的高牆，讓他們回到父母身邊。

我們的行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10年初到當年6月，到北京市教委和海澱教委請願，協商推動了北京中學升初中不分戶籍的平等入學。第二階段，2010年7月到2012年8月，到教育部請願，推動教育部出台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第三階段，2012年9月至年底，敦促北京市教委落實教育部的新政策，我們通過徵集簽名，擴大家長志願者團隊，每月最後一個週四到教育部門請願，提交建議，召集專家研討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可行性方案，給數以千計的人大代表寫信、打電話和見面，懇請他們在兩會期間提出議案。2011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長接受採訪時說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方案正在制定中，2012年兩會期間，教育部長在媒體面前公開承諾，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將在上半年內出台，並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具體實施辦法。

2012年6月28日，和以往一樣，是家長志願者的例行請願日，和以往一樣他們沒有得到教育部門的任何答覆，大家在現場約定，如果教育部不能按承諾在月底前出台新政策，他們在下週四還來，這就是7.5請願的由來。2012年8月，教育部終於公佈了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政策，並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具體實施方案。到2012年年底，全國共29個省市陸續出台了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方案，但是北京卻成了例外。一位家長苦笑著說，我們奮鬥了三年，解放了全中國，卻唯獨剩下了自己。

我知道這背後是眼淚，他們的孩子即將遠離父母，到陌生的地方去讀書，也許命運會從此改變。作為理想主義者，我們推動全國大部分地區實現了隨遷子女就地高考，但是，作為這個新政策的主要推動者，北京的非京籍家長卻沒有給他們的孩子們爭取到公平的機會。我覺得很對不起大家，而這時很多人已經開始心灰意冷，我不得不去地鐵口發放卡片，號召大家2.28請假一天，到北京市教委門口請願，作最後努力，這就是2.28請願的由來。7.5和2.228請願，我們去的是教育部門，是公民到國家機關表達訴求，我們去的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公共場所。刑法對公共場所界定得很清楚，是除國家機關、社會單位、公共道路之外的公共空間，所以我們的行為不構成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三年來，我們的行為一直溫和理性，7.5的時候，確實有個別家長情緒激動，那是因為教育部沒有兌現自己的公開承諾，也沒有給予任何的解釋。但是即使這樣，他們的所謂激動也就是喊幾句口號，他們要求與教育部長對話，也是合理的，因為他們拿著十萬人的簽名，背後是兩億新移民的權利，然而他們卻遭到了什麼呢？看看現場的照片吧，那個網名叫跳舞的家長，被警方拎著頭髮抬走。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把她帶走嗎？她做了什麼過激的行為嗎？三年來她有任何的過激行為嗎？沒有，從來沒有！每當我想起這一幕就痛心不已，三年來我們的目標如此單純，我們的行為如此溫和，卻遭到如此惡毒的對待。有員警拿著事先擬定好的名單，惡意地毆打他們。但是即使如此，我還是一再告誡他們，要理性，要理性，一定要理性。我們不能和他們一樣，這個社會需要新的希望，我們不能和他們一樣。

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符合新公民運動的理念，從具體的公共政策和制度改變做起，為遷徙自由，為公義，為愛。1958年中國確立了戶籍隔離制度，從此城鄉分隔為兩個世界。1961年，中國確立了收容遣送制度，從此，一個農村人，如果想自主到城市尋找工作和新生活的希望，他隨時會被抓捕遣返。2012年一年時間，北京抓捕遣返22萬人次。

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廢除了，但新移民融入城市的道路依然漫長。2006年，我們在北京調研時發現，針對非戶籍常住居民的歧視政策多達19種，而其中最不人道的，就是孩子不能在父母身邊上學。我們為了推動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整整努力了三年。三年間，我見證了教育公平志願者們嚴寒酷暑中在地鐵口、在路旁、在商場，徵集簽名支援，直到有聯繫方式的簽名支持者超過十萬人。我見證了幾百位家長在教育部信訪室的後院集體朗誦《教育平權宣言》，我見證了數百位家長和孩子到青龍湖公園植樹，那是2012年清明節，大家的帽子上有統一的標識―在北京，愛北京。我見證了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錄製現場，一位小女孩失聲痛哭，因為她不想離開在北京工作的爸爸媽媽，到陌生的戶籍地讀書。我見證了地安門外的一個胡同裡，國子監中學初三的學生章旭東，這個班級前十名的學生，因為沒有北京戶籍，被迫到初中畢業後不得不到張家口一個完全陌生的縣中學讀書，一年後因為語言、環境、教材不適應等原因失學了。這個愛說愛笑的孩子從此變得沉默寡言。他的父母在北京工作了近三十年，而他們卻永遠是外地人，是這個城市的賤民。

想到千千萬萬被萬惡的戶籍隔離制度永遠改變命運的孩子，想到一代又一代被萬惡的戶籍隔離制度傷害的中國人，想到那些無以計數的死在收容遣送路上的中國人，為消除中國特色的身份隔離制度，為中國數千萬留守兒童爭取在父母身邊上學的權利，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何止是無怨無悔，我是多麼的驕傲啊。

呼籲官員財產公示，是我們推動國家反腐敗制度建設的努力。全世界超過137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為什麼中國就不能？「人民公僕」到底害怕什麼呢？不要太貪婪，不義的財富帶給自己的不只是奢華的生活，同時還是深深的恐懼不安，以及來自民眾的憤怒與仇視。我們用徵集簽名上網，發放宣傳品，以及上街打條幅等方式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同時也是踐行憲法規定的公民言論自由權，我們的行為沒有侵害任何他人的正當權利，沒有任何的社會危害性，即便西單演講個別言詞有激烈之處，但是，作為針對公共政策的言論表達，也沒有超出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言論自由界限。

公民在公共場所以打條幅、演講等方式公開表達政治觀點，在現代文明社會，完全屬於正常的社會現象。執法機關可以在現場監督和防範，但不應該濫用權利，不當干預。事實上，我們在清華西門，中關村廣場等地打條幅，在沒有員警在場的情況下，也沒有出現任何的秩序混亂，沒有妨礙其他任何人的權利，大家打完條幅就離開了。這符合我們一貫「快閃」的理念，我們沒有用如今多人聚集的方式進行公共表達，採取少數人快閃方式表達，就是考慮到了中國國情，考慮到了中國社會的承受能力。我們當然希望憲法中規定的那些神聖權力都變成現實，但是，改革需要穩定，社會進步需要漸進地進行，作為負責任的公民，我們要採取點滴方式踐行憲法規定的權利，推動國家民主法治進程。

十年來，為自由，為公義，為愛，為我們一直以來的夢想，我們一貫用和平改良的方式來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我們通過介入公共事件來改變具體的制度和公共政策。2003年，孫志剛以他生命的代價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在此過程中，作為法律人，我們盡了自己的努力，以公民的名義對收容遣送制度提出違憲審查的建議。最近十年我們繼續努力，爭取新移民融入所在城市獲得平等的權利，一直到2012年推動隨遷子女實現就地高考政策的出台。我們為遭受極端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這其中有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動車事故受害者等等。

2008年，三鹿事件爆發後，我們組建律師團，根據媒體報導，計算受害者數量。根據法律提出公正的賠償方案，聯合受害者共同推動了政府主導的賠償方案的出台。但政府賠償方案遠不能彌補很多孩子受到的傷害，比如，一個孩子的手術費用花了將近十萬，而賠償只有三萬元。接下來我們繼續為委託我們的四百多個孩子尋求公正，起訴到最高法院，起訴到一百多個地方法院，起訴到香港法院。2009年7月，當我被以公盟偷稅的名義投入監所，社會各界為公盟捐款繳納罰款的時刻，我們的志願者在南方，正在把其中一筆一百萬元送到受害的結石寶寶家中。我永遠為那個時刻感到驕傲，我們不會因為自己身陷困境就放棄對弱者的承諾。

很多個冬天，我們給貧窮的露宿街頭的上訪者送去棉衣、棉被、饅頭，以儘量避免他們在這個繁華的都市里悄無聲息地凍死、餓死。上訪中國特色的維權，這是一個關係社會，關係背後是特權、腐敗、不公正，只有少數性格倔強的人才敢站出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和尊嚴，但就是這少數人，聚焦到國家的首都就是成千上萬。他們在北京被驅逐，被非法拘禁，被毆打。我們核實過的，非法拘禁他們的黑監獄，北京就有四十多處。我們去現場圍觀，拿著法律條文舉報正在進行的犯罪，遭到看守的辱駡毆打，一次又一次，我為能夠分擔他們的一點點痛苦而感到驕傲。

十年了，因為選擇站在無權無勢者一邊，我們見證了太多的不公不義，太多的苦難不幸，可我們依然懷著一顆光明的心，理性建設性推動國家進步。在對收容遣送制度提出違憲審查建議後，我們調研起草新的流浪乞討人員管理辦法，推動教育平權，我們起草的隨遷子女就地高考方案，被大部分省市所接受。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就在2013年3月我們還曾經討論起草陽光法案。提出問題就要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反對，是為了建設，因為我們是新時代的公民，對國家負責任的公民，我們愛中國。

然而遺憾的是，你們把公民群體的存在和成長當成異端心懷恐懼，你們說我們有政治目的，是的，我們的政治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民主、法治、自由、公義、愛的美好中國。我們追求的，不是為打江山坐江山，為權力不擇手段的野蠻政治，而是美好政治，是為公眾謀取福利的美好事業，是全體公民共同治理國家的事業，我們的使命不是為了獲得權力，而是為了約束權力，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的公平正義自由幸福建設民主法治健全的現代文明制度，奠基高貴的政治文明傳統。美好政治離不開真正的民主法治，各級政府與議會必須由人民選舉產生，政權出自選票而不是槍桿子。真正的民主法治，政治在法治秩序中運行，政黨公平競爭，只有在自由公正的選舉中勝出，才有資格執政。真正的民主法治，國家權力科學分立相互制衡，司法獨立，法官忠於法律和良心。真正的民主法治，軍隊、員警是國家公器，不可淪為任何政黨和利益集團的私產。真正的民主法治，媒體是社會公器，不可為任何政黨和利益集團壟斷為喉舌。真正的民主法治，憲法規定的選舉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公民神聖的權利必須兌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承諾決不是一句謊言。這些現代民主的價值和尺度根植於普遍的人性，不是東方或者西方的，不是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的，而是普適全人類，只要是人的社會，無一例外。民主制度是解決人類問題的知識，我們的祖先沒有發現這種知識，我們就應該謙卑，向別人學習。三十多年來，中國引進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帶來了經濟繁榮，同樣，必須引進自由競爭的民主憲政制度，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社會不公問題。

當下的中國，社會不公問題激化，而政治權利的不公既是最大的社會不公，同時也是其他不公正的根源。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一個特權利益集團壟斷了全部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命脈，中國的根本問題就是民主憲政問題。年年反腐敗，可是六十多年來，腐敗愈演愈烈，沒有民主選舉，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司法獨立，絕對的權力不可能打造一個清廉的政府。年年喊民生，可至今仍有數以億計的人口生活在國際公認的貧困線以下。偏遠山區，甚至每月一百元的低保也常常成為貪官污吏們侵吞的對象。權貴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人民仇官仇富，根本上是仇視高高在上的壟斷特權。就連教育，基礎教育，千千萬萬個家庭也要為孩子上學而奔波愁苦，到處托關係送錢，甚至連上幼稚園都要行賄。這個社會為什麼會潰爛至此？

人，是政治的動物，不僅要吃飽穿暖，還要自由，要公正，要參與國家治理。你們說，全國人大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可又說這個最高權力機關要聽黨領導。連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都是這樣一個公開謊言，靠什麼建設誠信社會？你們說，司法公正，法院公開審理，然後安排不相干的人佔據法庭的旁聽席位，連法院都這樣的不擇手段，人民到哪裡去尋找正義的底線？於是，人與人之間到處是冰冷的面具，連老人摔倒要不要扶居然都成為一個持續的熱門話題，毒奶粉、黑磚窯，各種惡劣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他們對此毫不愧疚，他們覺得這社會就這樣。中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假，而最大的假是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假，什麼是社會主義，你們說得清楚嗎？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嗎？政治的謊言無底線，十三億國民都深受其害，猜疑、失望、困惑、憤怒、無奈、抱怨，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態。是的，政治和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我們不可能遠離政治，我們只有努力去改變它。權力必須被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必須改變家天下黨天下的專制政治。我真誠地希望，執政者能夠順應人類文明潮流，主動推動政治改革，建設民主憲政的文明政治，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百年中國夢。

一個多世紀以前，中國錯過了和平改良通往民主憲政的道路，二十世紀，中華民族在革命、動盪與苦難中掙扎，民國曾有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希望曇花一現，極權政治迴光返照，在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文革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走上了一條增量改革的模式，在不觸動舊體制及利益的前提下放鬆社會管制，又通過市場中成長的力量反作用於舊體制，推動改革前進。同樣，中國的政治改革也可以沿用此模式，在不觸動舊體制利益的前提下，放鬆社會管制，容忍體制外民主力量健康成長，這才是有價值的中國道路。我們建設公民共同體，理性邁出一小步，對國家是負責任的。你們不用恐懼新公民運動，我們是新時代的公民，理念上，徹底告別了敵人、江山、推翻、打倒的專制意識，堅守自由、公義、愛的信仰，行為上徹底告別陰謀、暴力等野蠻模式，以和平改良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在陽光下健康成長。公民群體的使命不是作為反對黨存在，雖然建立憲政民主，是未來中國實現政治文明的必然趨勢。我們的使命，是和中國所有進步人士一道，共同推動中國實現政治文明轉型。

新公民運動是民主法治進步的政治革新運動，也是一場政治文化傳統重生的文化運動，民主憲政運行需要良好的政治文明土壤，而這土壤就是我們的集體預期和信仰。美好政治必須成為國民的信仰，無底線的野蠻政治必須在每個人的心靈深處永遠成為過去。這需要一群優秀的公民勇敢地擔當責任，犧牲自我，成為公民的楷模，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這是我的責任。生在這片土地上，對這個國家的愛是不需要理由的，愛中國，就要讓她更美好。我選擇作為一個和平的改良主義者，繼續一個世紀來先輩們未曾完成的使命，宣導絕對非暴力，宣導自由、公義、愛，宣導和平改良的民主憲政之路。我有能力在這個體制中過上優越的生活，但是，任何的特權都會讓我感到羞恥。我選擇站在無權無勢者一邊，一起感受北京的冬天街頭地下通道的寒冷，一起承受黑監獄的野蠻暴力。上天創造了貧窮富裕、地位差別，不是為了讓我們彼此厭棄甚至仇恨，而是為了讓我們彼此相愛，我很榮幸有機會和他們一起走在漫長的上訪路上。我選擇了擔當，在我孩子剛出生，家人最需要我的時候，我渴望守候在她們身邊，可是很多年來，面對無辜弱者的苦難，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悲哀，甚至無法保持沉默，我終於相信，審判和煉獄都是命中註定，為自由、公義、愛，為眾生幸福，為主的榮耀，這一切苦，我願意。

這是我們公民群體的責任。在一個遍地屈膝的臣民社會，總要有人率先站起來，總要有人為社會進步面對風險承受代價。我們是率先站起來的中國人，我們更關心祖國的前途和命運，關心民主法治，關心公平正義，關心弱勢群體的尊嚴的幸福。我們更加純真善良，厭惡陰謀詭計，嚮往自由簡單幸福的生活。我們努力服務社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推動社會進步。我們勇敢擔當責任，為理想放棄特權、放棄很多世俗利益，甚至失去自由，我們努力放下自我，不計較個人得失，尊重別人的權利邊界，謙卑面對眾生。

這是你們法官、檢察官的責任。你們有責任忠於法律和良心，堅持社會正義的底線，不要淪為這個官僚體制中卑微的一員，不要踐踏法治的尊嚴。不要說這是顧大局，中國最大的大局不是領導的命令，而是法治的底線，不要說你們是在按照法律的邏輯在給我定罪，不要忘記憲法規定的那些神聖的權利。不要說這只是個飯碗，你們是無辜的，任何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何時候都要忠於自己的良心。在一個延綿千年的人治社會，中國法律人肩負著特殊的使命。我無論作為辯護人，作為陪審員，作為憲法學老師，都努力堅持良心正義的底線，希望你們也是如此。我一直希望中國司法界會有一場良心覺醒運動，希望你們法官能和國外的同行一樣受到人們的普遍尊重，希望良心覺醒能從你們開始。

那些躲在幕後觀看這次庭審，或者在等待請示彙報的人，這也是你們的責任。不要因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就努力維護舊體制，一個不公正的體制下沒有人是安全的。你們心中有太多的恐懼，以為政治永遠就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可是我要告訴你們，時代已經改變，新文明時代，人類社會最偉大的力量，不是暴力，而是愛。不要恐懼民主，不要恐懼失去特權，不要恐懼公平競爭，不要恐懼一人正在到來的自由社會。也許你們覺得我的理想太過遙遠，太不切實際，但是我相信信仰的力量，相信人類靈魂深處真善美的力量，相信人類文明進步的浩浩蕩蕩的進步潮流。

這是我們十三億中國人共同的責任。王朝、政黨，都會成為過眼雲煙，而中國依然是中國，我們都是中國人，有責任鑄就中國美好的未來，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有著最發達的科技，最繁榮的經濟，最強大的全球範圍內捍衛公平正義的能力，最燦爛的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文化。但那不可能是專制的中國，那一定是憲政文明實現之後的中國，那一定是民主的中國，法治的中國，自由的中國。請讓我們一起思考我們能夠為國家做什麼，才能實現這個國家美好的未來。這個國家缺少自由，自由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去爭取，這個社會缺少公義，公義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去捍衛，這個社會缺少愛，愛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用真情去點燃。讓我們一起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把公民的權利當真，把公民的責任當真，把公民社會的夢想當真，讓我們一起堅守良心正義的底線，任何時候都不要因為上級的命令去作惡，不要因為後面有人推你你就推前面的人。底線，就在你的腳下，底線，在我們每個人的腳下。讓我們一起用愛喚醒沉睡的良知，用愛消除心與心的藩籬，用愛建立中華民族高貴的政治文明傳統。

推動教育平權，隨遷子女就地高考，呼籲官員財產公示，宣導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在這荒誕的後極權社會，成了我的三大罪狀。如果執政者有一點點誠意把公民的憲法權利當真，我們當然無罪。我們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故意，我們是為了推動國家的民主法治。我們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我們不過是在踐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我們沒有擾亂公共秩序的後果，沒有人的正當權利受到損害。當然，我清楚社會進步總要有人付出代價。我願意為自由、公義、愛的信仰，為了中國美好的未來承擔一切代價。如果你們執意迫害一個民族的良心，我將坦然接受命運的安排，從容接受這份榮耀。但是，你們不要以為把我投入監獄，就能扼殺新公民運動。置身於現代文明浩浩蕩蕩的潮流之中，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把公民的身份當真，把公民的權利當真，把公民的責任當真。總有一天，我十三億中華同胞將從跪倒的臣民成長為堂堂正正的公民，這一天一定會到來的，這將是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一個自由、公義、愛的幸福社會。得救贖的不僅是那些無權無勢者，也包括你們，這些高高在上，但內心陰暗恐懼的人們。

今天，中國依然高揚改革的旗幟，我衷心希望改革順利進行，實現美好中國的夢想。但是改革必須有清晰的正確的方向。繼續摸石頭過河是不負責任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不負責任的，項層設計迴避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不負責任的。中國向何處去，一個世紀之後，這依然是我們民族面臨的根本問題。利益集團固化，經濟趨於衰退，社會不公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中國再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順歷史潮流以實現民主憲政為目標，改革就會成功，逆歷史潮流以維護一黨專政為目標，改革必然失敗。缺乏清晰的民主憲政的方向，改革即使全面深化，也很難走出清末中體西用的老路。今天，我們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在輪迴一個多世紀以前清末改良主義者的悲劇，我為中華民族的未來依然充滿的深切的憂慮。當改良的希望破滅，人民會起來革命。權貴們早已把財富和子女轉移到國外，他們不在乎弱者遭遇的不幸和苦難，不在乎中國的未來，可我們在乎，必須有人在乎。和平改良的民主憲政之路是中華民族唯一通往美好未來的道路。一個世紀以前我們錯過了，今天我們不能再錯過。我們中國人民必須決定中國前進的方向。

同胞們，任何時候，不論中國發生了什麼。我懇請大家一定要堅守自由、公義、愛的信仰。堅守自由的信仰，活在真實之中，追求一個世紀以來仁人志士們浴血奮鬥所追求的那些普世的自由權利；堅牢公義的信仰，任何時候都懷有一顆公義的心，絕不為目標不擇手段；追求一個民主法治健全、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強有制約、弱有保障的正義社會，一個道義良心基石上的社會；堅守愛的信仰，這個民族有太多陰暗苦毒的靈魂需要救贖，人與人之間有太多的戒備、恐懼和敵意，這些埋藏於靈魂深處的魔鬼必須被驅除，但這驅除的過程不是仇恨，而是救贖。我們是救贖者。自由、公義、愛，這就是我們的新公民精神，它必將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而這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的奮鬥、犧牲和擔當。建設一個民主、法治、自由、公義、愛的美好中國，這是我們堅定不移的信仰。只要我們相信愛，相信光明希望的力量，相信人類靈魂深處對真善美的渴望，我們一定能把這個信仰變成現實。公民們，就讓我們從現在開始吧，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你身處何種職業，無論貧窮還是富裕，讓我們在內心深處，在現實生活中，在互聯網上，在中華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堅定而自豪地說出本來屬於我們的身份——我是公民，我們是公民。

公民許志永

2014年1月22日

李怡 - 幕後政治勢力決心要港人做奴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22日

黎智英接受電台訪問時認為，《明報》沒有必要換總編輯，「劉進圖都好配合㗎啦，你換過個好得過佢㗎咩？真係睇唔通。」

他這句話也許漫不經意，但實際上掀出了香港目前甚大的危機。作為一個傳媒老闆，看《明報》自挺梁上台到報道梁振英這一年多來的表現，會認為已經很配合，相信連《明報》大老闆也會認為很配合，但問題是背後政治勢力認為它仍不夠配合。儘管在許多人眼中，《明報》是一份保皇報紙，對施政者採取小罵大幫忙的扮中立的評論態度。從客觀效果看，這種做法對掌權者是最有利的。但從掌權者的角度來看，因為仍然挖掘出一些政府和官員的醜聞，他們只看到「小罵」而看不到「大幫忙」，甚至認為「大幫忙」是應得的，因此總想把「小罵」廢掉，只剩下大幫忙最好。

中資企業向《AM 730》抽廣告，也是同一思路。與此相關的一連串事端，近來還有向商業機構施壓要它們向壹傳媒抽廣告，和TVB封殺壹傳媒採訪。這些事情都指向幕後政治黑手的操控，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沒有不同聲音的輿論一律的城市。《人民日報》海外版昨天發表文章，認為「香港必須借鏡澳門的發展經驗，排除泛政治化干擾，放下爭拗共謀發展」。而所謂澳門經驗、所謂排除政治化，具體而言，不就是沒有異議的輿論、只有金錢價值的發展嗎？

幕後的政治黑手，就是港共政權和干預已從暗到明的中共專權政治。專權政治從來看不到言論自由的正面功能，甚至看不到「小罵大幫忙」對執政當局的實在幫助。掌權者總認為只有全面配合當局施政，一味頌揚才是報刊宣傳工作應有之義。六十多年前中共掌權後，即整頓所有報紙，包括過去對中共「小罵大幫忙」的《大公報》，讓它們成為歌德派；現在中共認為香港已經是「大地在我腳下」，於是也就開始他們的老招式了。

言論自由的社會正面功能，世界上早有定評。首先，它有安全活門的作用，社會怨氣如果得不到發洩，往往會化怨氣為破壞性行動。其次，言論自由可以讓政府和社會知道民怨之所在，因而及早採取糾正和補救措施。其三，言論自由是人民監督政府的工具，即使政府自己有一套自我監察系統，但必有顧及不到的地方，筆者不止一次引用美國前大法官Hugo Black 的名言：「新聞自由的最大責任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其四，言論自由是個人充份發展潛在能力和創意的條件。這些正面功能是所有專制政權看不到或為了自慰而故意忽略的。

扼殺言論自由對掌權者也並非有利。首先，長期輿論一律導致的社會效果是人民再也不相信政府，去年初，大陸網站流行一段「駱家輝對中國人的幾點評論」，第一條是：「非常聰明，但非常相信傳言」。大陸有人對這條作回應是：非常聰明也就非常懷疑非傳言，在中國還是傳言可靠，非傳言往往都是謊言。「非傳言」就是官方語言，傳言就是官方力斥的所謂「謠言」。人民不再相信官員的話，甚至會從反面去理解官方語言，這實在是對輿論一律的懲罰。

其次，這次幕後黑手向私人企業施壓，對壹傳媒抽廣告，實際上是干預了自由經濟，使它們放棄從商業效果去決定在哪裏刊登廣告。這件事告訴我們，言論自由是與其他自由相聯繫的，甚至是各項自由的根本。在干預言論自由的同時，實際上是破壞了營商的自由。

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是英國人帶來的，對香港人來說，這是沒有經過奮鬥和爭取的現成東西，就像陽光和空氣一樣，平白得來就不覺得珍貴。因此，TVB 封殺壹傳媒採訪，只接到幾十樁投訴。近來的抽廣告和《明報》事件，電視媒體極少報道，社會缺乏應有重視。許多人沒有想到，當失去言論自由，當一個人失去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這不就變成奴隸和工具了嗎？

已經「好配合」的總編輯都要撤換，扮公允的、小罵大幫忙的傳媒都要淪陷，幕後政治勢力似乎已決心要香港人當奴隸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林昊燊 - 守護明報 守護香港

香港蘋果日報   網上論壇   2014年1月20日

首先聲明，本人不是傳媒中人，也不是《明報》員工，也沒有親人是《明報》員工，本人跟不少香港人也有相同看法，就是《明報》是一份保皇的報章，也很討厭他們那種「左右各打五十大板」而不表立場扮中立的評論。

然而，《明報》近年偶有佳作，例如率先揭發特首候選人唐梁僭建、前廉政專員以權謀私、退休警隊高層做機場保安涉貪、國教教材洗腦、區選種票、統計處造假、權貴霸官地，以及獨家訪問李旺陽之妹李旺玲等等，都令市民知道更多權貴的醜惡及制度的腐敗。

現時本地報章有偵查組的不多，而夠膽調查權貴的就更少，有很多本地報章新聞的獎項，大部份都是由《蘋果日報》及《明報》瓜分的，有些暢銷報章也許每天都用了近半的港聞篇幅鬧政府，但只是集中指摘低級前線偷懶之類，對比起調查權貴及制度，對社會的貢獻便相對地少得多。現今世道腐敗及不公義的事處處皆是，越多人參與揭發真相才能增加彰顯公義的機會，令社會減慢腐敗的步伐。

香港現存的收費中文報章只有十多份，當中銷量較低的就有兩份立場極之親中的報章，他們銷量較低的原因，一定與其慣性對政府歌功頌德、缺乏批判思考及監察社會功能有關，香港人普遍教育程度頗高，閱報除了為獲取資訊外，更希望通過閱報去了解身邊的人與事，特別是對自己有影響的政策及社會發展。當一份報章為了保皇便自我閹割其監察社會的功能，一定會為廣大讀者所唾棄。

有人認為《明報》是「梁粉報」，今次如果真是空降一名不熟悉香港事務的海外親中老總上場，一定拖垮整份《明報》，令《明報》變成其中一份銷量很低的保皇報章，那麼便可消滅一份令人生厭的報章。不過，如果上述事件成真，對香港的禍害當然不是令區區數百名《明報》員工失業這麼簡單，因為香港將會少了一份監察社會的力量。大陸記者為了報導地溝油令自己慘死於亂刀之下，但大陸仍有不少記者繼續努力地調查及報導真相，為的只是希望有關當局把問題撥亂反正，令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得到保障。由此可知傳媒監察社會的功用其實對每個人都很重要。

此外，本地學校要求學生訂閱中文報章，一般學生只有兩個選擇，而《明報》是比較多人選擇的，雖然兩份報章都是親建制，但至少《明報》仍會「左右各打五十大板」作好與壞的評論，而另外一份報章在這方面便遠遠不及明報。另外一份報章所屬集團同時出版了一份免費中文報章，兩份報章的評論有時比傳統「左報」更親政府及權貴。萬一《明報》因為一名不熟悉香港事務的海外親中老總掌舵而變成一份「只打右邊一百大板」的報章，情況一定與每天要學生閱讀洗腦的國教教材無異，香港沒有人想下一代只懂對權貴盲目讚好及缺乏創意，因為這樣只會削弱下一代的競爭力。

還有，報章是公器，並不是一般的企業，更何況《明報》是一間歷史悠久的知名傳媒機構，如果真是空降一名不熟悉香港事務的非本地老總上場，就意味着其他的企業也可以有樣學樣的輸入外勞，《明報》及本地傳媒人才不少，《明報》根本沒有需要找一個海外華人做老總，直接晉升現有職員便成，而總編輯一職在報館是一個高薪厚職，《明報》應該至少找一個本地人去做總編輯。每個國家及地區的普羅大眾都不喜歡資本家輸入外勞，因為此舉會奪去大量的就業機會，就算沒有奪去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會因為勞動市場多了人手供應而拉低工資水平。本地的職位數目因為之前大陸改革開放、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工作自動化及互聯網的普及而大減，如今連晉升的機會也被剝奪，香港人是不能不反抗的！此風一長，以後香港人如何努力奮鬥也不會有晉升的機會。再加上近三百名《明報》前線員工曾經聯署作出反抗要求老闆不要找個不熟悉香港的人做老總，萬一真是傳聞中的海外親中華人出任老總，他們極有機會遭到秋後算帳。把一眾不聽話的員工解僱後再聘用自己海外馬房的心腹，到時便會進一步蠶食本地的職位數目。

《明報》的管理層指摘前線員工對其中一個馬來西亞籍華人熱門人選未審先判，說甚麼應該讓他先做下來，他做得不好才作另外打算。如果此人已有大量轉載親中報導的前科，又有讓執政黨收購報章令報章變成官方喉舌的「豐功偉蹟」，《明報》員工及香港市民對此熱門人選沒有信心甚至反感是絕對可以理解的，就正如大陸奶粉廠說自己已經如何如何整改，奶粉是絕對安全，但是，尊貴如港澳辦的領導人也不會以寶貝孫女的生命作為賭注，還是寧願來香港撲奶粉也不會嘗試一口由內地奶粉沖出來的奶水一樣。

儘管如何不喜歡《明報》，全港市民也不可讓《明報》再度失守，如果沒有傳媒監察社會對你不重要、重推洗腦國民教育對你又不重要，那麼，保住現有飯碗及升職加薪的機會對普羅市民來說一定是件頭號重要的大事。因此全港市民一定要向《明報》表態，《明報》找個海外親中老總上場的選擇已經踐踏了一眾香港人的底線，事件只會令香港人對政府意圖操控傳媒不再監察社會、重推國民教育及打開輸入外勞的缺口加深懷疑，《明報》到時必定會很快遭到香港人的唾棄。

丘亦生 - 一小時生活圈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月21日

你可以想像，尖沙嘴、旺角、銅鑼灣、迪士尼樂園，能承受多一倍旅客嗎？我完全想像不到，但我對這些地點已經避之則吉，可免則免，一來怕逼，二來空氣混濁，呆一、兩小時已經頭痛眼澀。

早前在網上看到崇光百貨大減價下開門營業一刻的恐怖視頻，只覺得這個地方不再屬於港人。

偏偏旅遊事務署上周公佈的本港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結論是認為香港的設施，只要擴建的擴建，加班次的加班次，便能承受旅客激增。

這個激增，是指2017年時，一年會超過7,000萬人次旅客訪港，而十年後的2023年，則上升至1億人次，較去年激增近一倍。

旅客評估報告　有廠佬feel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解畫時更稱，香港屬外向型經濟體系，故不該亦不能就旅客人數設上限，市民或會感到不便，坐地鐵要等多一班，但要看整體，要看旅遊業對經濟的好處。換言之，是叫市民抵得諗，食得鹹魚要抵得渴。

老實說，報告在探討本港接待旅客的能力時，主要集中看基建設施及運輸能力，例如迪士尼及海洋公園會擴建，到時便可以容納更多人，港鐵可以加開班次，邊境可以增加人手。整體的應對態度甚有廠佬feel：多咗定單呀，加班囉，多啲嚟密啲手，開行機器，24乘7流水作業做掂佢。

報告內提及去迪士尼或山頂纜車，繁忙時段等候時間不過一小時，投訴微不足道，故此容量足夠。

可惜這不是做廠，這是生活，不能這裏一小時、那裏一小時地虛耗光陰，上班下班各等多一班車，小數怕長計，一年下來失去了多少社交生活休息時間，這還未計伴隨沙甸魚式逼車帶來的精神緊張及厭惡感。

在旅遊學上，有所謂Doxey煩擾指數（Doxey's Irritation Index）的說法，指當地居民對旅客的態度，往往歷經四個階段：

一）興奮期（Euphoria）：指的是旅遊業開發初期，設施及基建不足，居民普遍歡迎旅客的到來，促進經濟及就業。

二）冷漠（Apathy）：旅遊業發展成熟，居民對遊客熱情冷卻，在商言商地接受。

三）厭煩（Irritation）：旅遊業發展至接近飽和水平，當地設施已不足以應付旅客數目，居民開始產生煩厭情緒，大量旅客打擾居民日常生活。

四）對立（Antagonism）：居民視旅客為所有問題如通脹、設施損毀、公德墮落的元凶，出現排斥情緒。

港人對旅客　乍現排斥情緒

不用我多說，現時香港市民的普遍感覺，已徘徊在階段三或四，而這並非單單加班擴容可以解決的，人多車多帶來的空氣變差、病菌橫行、噪音污染對公共衞生及醫療系統的影響，擠迫環境引發的資源衝突及治安問題，會令一向生活緊張的港人更加神經繃緊。通脹及貴租亦會影響生活質素及小商戶的生計。

這些可見或不可見的成本，有沒有反映在GDP上，港人承受了這些必要之惡，又會否得不償失？在報告中我找不到這些段落。

我也知道，要為接待旅客訂一個鐵板一塊的數目上限，並不容易，但不代表不可以更全面檢視種種成本，動態地分析會否存在某一時段，這道門可能要收窄一點，讓港人唞唞氣，再鬆一鬆樽頸位，才再考慮放寬。連世界旅遊組織也同意，一個地方是有一個旅遊承載能力的限制的，否則便會為一地社會帶來物質上、經濟上及社會文化上的損害。

觀乎官員的等多班車心態，做廠味太濃，恐怕香港很快便會淪為「一小時生活圈」，過着做甚麼事都要等一小時的生活。 

吳靄儀 - 三種總編輯

明報   2014年1月20日

總編輯「老總」主要任務是把關，決定什麼報道和評論見報，及以什麼處理方式見報。所以老總一方面要能統領編輯室大小編輯、記者，另方面要能代表整個編輯室向報社的老闆交代、與外界周旋。老總需要得到編採員工、老闆和外界三方面的信任。但三方面的利益、立場、信念、目標往往不一致，老總經常要作出判斷在整體方針、個別事件上採取什麼態度。

於是有三種老總。第一種，老闆信任至上。平日不大管編輯記者交了什麼料、刊登了什麼東西，總之老闆不希望見到的一律不能見報，幾時老闆吩咐要有什麼東西見報，就馬上、加零一做到。這種老總，為編輯室同人鄙視，公眾就只知這張報紙冇格。只有愚蠢的老闆才會器重這種老總，也只有全無專業自尊只為財的行家才甘願做這種老總。絕不愚蠢的老闆，為勢所迫之下，也會用這種老總，但不會用得長，因為長遠對自己不利。

第二種老總，有條件服務，本身「有料」（有才幹有資歷有學養有原則有公信力），是以得到編輯室同人信服，得到老闆器重，每日報紙就是他的成績表，有口皆碑，精明老闆信任，平日絕少過問。但是，老闆永遠關注：在關鍵時刻，我能否信得過他會聽話？老總不聽話，不可見報的見了報，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怎麼辦？

最佳可能是，信任建立在平日溝通和互相尊重之上，老闆、老總、員工，老總負責做樞紐，擋住風雨，尋求不損原則報格的出路。但老總作出的最後決定，未必是所有人都認同。

於是，第三種老總，在關鍵時刻最終會站到編輯室的一面：與之同進退、共存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問我，我只認得這種老總。但我會希望這樣的關鍵時刻不會出現，因為第二種老總已是十分難得，變成第三種，走一個，少一個，還有剩嗎？

不是生出的，第二種老總，可以變成第一種。「時窮節乃見」還是時窮節乃「變」，有時員工、社會的聲音能發揮力量。

馬家輝 - 香港不是養雞場

明報   2014年1月20日

當高官談論來港旅客的未來人數時，不斷強調此城擁有足夠的「容納能力」，能夠滿足遊客需求。

這個所謂「容納能力」，大抵以酒店房間、運輸載客量、主題樂園面積大小之「物理」指標作為計算基礎，而我相信，應該全沒考量抽象卻又現實的「心理」指標，即香港人的情緒、生活的質素、人際之關係等等，而我也相信，這些重要的意義因素絕不為高官所關心，因為，高官曾是加拿大籍，其後儘管為了做官而毅然脫籍，但既有背棄香港的前科，難保到時候會重拾舊籍，逃回他的「前祖國」，對港人痛苦完全不負責任，置諸不理。

換個說法吧：當高官談論「容納能力」，等於只把香港視為「養雞場」，測量雞籠面積和「雞隻增長預估數量」，看看，嗯，可以了，仍有空間，仍可以塞，還未爆棚嘛，盡力把籠子塞滿，讓雞隻再擠一擠，再擠出一點點空間，再塞再塞，那便好了。

請放心，讓雞隻擠在一起，雞貼雞，雞迫雞，沒事的，雞隻肯定承受得了，而且承受不了也要承受，因為雞隻愈多，愈能帶動農場經濟旺盛，農夫有了錢，雞隻便可多活幾天，否則，農夫虧本，農場關門，雞隻全要一口氣賣光殺光，誰都活不了。有籠子住總比沒籠子強，擠一點，沒關係。

只論「物理」，不論「心理」，說好聽是官僚工具思維的呆板想法，說不好聽呢，則是涼薄與傲慢、麻木與黑心，罔顧港人的生活快樂感受。活在一個城市，賺錢生存固然重要，但不管多賺小賺，都會在生存中找尋意義，箇中意義，包括對城市的認同和尊重、對己身與城市關係的認定和承擔、對尋常日子的自在安排，諸如此類。管治一個城市，不管身處哪個崗位，如果眼睛只往「物理」層面去看，計來計去只是人數比例的「容納能力」等等，注定永遠沒法滿足百姓民眾的精神需求，甚至，倒過來，是在羞辱百姓民眾，因為你把他們看成農場裡的雞隻，只想讓牠們擠住在籠子裡，給吃給喝給拉給睡，便夠了，在你眼中，牠們根本不是「人」而只是動物家禽。當你如此，奢望百姓民眾尊重你、支持你，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把你趕回你的「前祖國」已算你走運。

香港不是養雞場。香港更不止是前加拿大籍高官的香港。我們有生存的權利，也有生活快樂的權利。髮油滿頭、肥油滿臉的這個高官，請聽好：我們不要再被欺負了。

我們為劉霞呼籲

明報   世紀版   2014年1月18日

編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囚禁逾5年，其妻劉霞自劉曉波於2010年獲獎後即被當局軟禁，至今逾3年。全球各地有多名政要、公共知識分子、作家等均表關注；近日劉霞一段錄影在美國紐約首次播放，片中劉霞朗誦自己新寫的兩首詩，關於他對丈夫的思念、對自由的期許等，再引起討論。據悉，劉霞連每天外出散步的要求都被拒絕。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彼特．英格隆德（Peter Englund）、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Per Wastberg）、流亡作家貝嶺一同撰文並聯署，呼籲大家關注事件。

劉霞的噩運來自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博士嗎？2010年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公布之日當晚，她失去了自由。迄今，她被軟禁在家已逾3年。劉霞最後一次公開露面的畫面幾可定格，那是她的友人清晰描述的情景：2013年10月初的某個下午，當她們在劉霞那門禁森嚴、便衣警察不時巡邏的（公寓社區）海淀區玉淵潭南路9號院樓下呼喚劉霞時，她或許因聽到而打開寓所窗戶，站在窗前，遙望。友人向她招手並大聲地問她：「曉波怎麼樣？」

她在哭，她回答：「曉波是我們家情况最好的了。」然後，她望着被擋在住宅大門外無法上樓的友人們啜泣。

劉霞寫信給丈夫，結果……

這簡潔卻令人心碎的回答，其中飽含太多的信息。作為當今世界最著名的政治犯劉曉波妻子的劉霞，自2010年5月26日，劉曉波從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被移送至遼寧省錦州監獄服刑後，每月一次，劉霞再度開始從北京至錦州監獄500公里的往返之行。每月下旬，劉霞由警車「護送」、偶爾以火車包廂式「看管」，在警方的「陪同」下完成這月復一月的探夫之旅。每次，只能與丈夫相聚半個小時。

就我們所知，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前的近兩年囚禁中，劉霞和劉曉波在會面開始時還能相互擁抱，甚至可以隔着桌子拉着手在獄警監視中對話。可在這3年間，劉霞雖仍能每月探監一次，但過程受到警方嚴密的監控，獄警愈發頻繁地中斷他們的對話。除了問候及詢問劉曉波的身體狀况外，夫妻間已不能說更多，多數時間，他們只能彼此凝視對方。

兩年多來，劉霞一直無法當面交她寫給丈夫的信，之後，她轉託律師代交亦遭獄方拒絕。近3個月以來，甚至連律師申請會見劉曉波也遭攔阻。一年前的一次探監中，當劉霞想告知曾是文學批評家的丈夫，莫言獲得了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時，她剛說出「莫言」兩個字，獄警就切斷了他們的談話。所以，在獄中的劉曉波，既不知道莫言獲獎，也不知一直供予劉霞生活開銷並負責傳遞劉霞及劉曉波有限獄中信息的妻弟劉暉，已於2013年8月16日，被加之以商業「詐騙罪」，判處了和自己一樣長的11年刑期。

而劉霞被「國家」特許的每周一次由警車接送與父母及兄弟的聚餐，亦因弟弟入獄而變得殘缺。近半年來，她除了要面對年邁的父母，還要安慰跟自己一樣受到丈夫入獄11年遽變打擊的弟媳。

劉霞想看醫生，結果……

劉霞患上了冠心病，且心絞痛不斷發作，但她不能自由就醫，無法得知自己的病况，更談不上必要的治療。令人堪憂的是，她失去了進食的願望，不單是食慾消退，而是厭食，她僅能依靠書籍、香煙和紅酒，聊以打發孤獨無盡的時光。

2013年6月，北京警方正式通知劉霞，她不能在中國舉辦任何個人攝影和繪畫展覽。作為一個藝術家，她畫的20多幅油畫，只能秘密地擱置在友人處。她家中的電話及她的手機早已被切斷，她也不能上網收發電郵。她目前能做的，或許僅僅是一次次地站在春、夏、秋、冬的寓所窗前，盼着再一次看到朋友在樓下和她招手。

劉曉波博士迄今已3次入獄，另有一次被國家以「監視居住」名義羈押8個月。最近的一次自2008年12月8日始，他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再剝奪政治權利2年。

早在1998年，劉霞就曾以痛徹骨髓的詩句，隱喻着前往東北大連探望再次入獄的劉曉波的經歷：

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

嗚咽地輾過我的身體

我卻拉不住你的手

2013年4月23日，劉霞因獲准旁聽她弟弟被起訴的法庭審訊而獲數小時短暫的自由，那天，她昭告世人：「如果別人說我自由了，告訴他們，我沒有自由。」

自2013年6月迄今，因為被長期軟禁在家，劉霞的精神和身體漸至可承受的極限；她正在失去描述自己狀况的能力。

還劉霞自由！

我們迄今唯一可以看到的劉霞影像，來自一段她為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成立50周年而製作的錄影講話。2010年9月29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舉辦的「為劉曉波自由而呼籲」活動中，這一錄影講話曾向逾千名聽眾播放。當時，射光燈聚焦在劉霞那面無表情的蒼白面容上，她的聲音低沉、緩慢，會場上靜得令人窒息，與會者緘默。劉霞最後的一段話令人潸然淚下：

在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8日曉波被勞教3年期間，我給他寫了300多封信，他給我寫了二三百萬字，幾經抄家，他的文字基本消失。

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劉霞的處境令人極度擔憂。但她的不幸很容易被只關注着她身陷囹圄丈夫的國際社會所忽略。而由於患上了重度憂鬱症，她開始漸失生活下去的意志。這一切，讓我們懷疑她能否等到劉曉波出獄的那一天。

她需要這個世界伸出手來搭救她。

我們鄭重呼籲中國政府，立即無條件還劉霞以自由。這些自由包括：接聽電話的自由，接發傳真、上網及收發電郵的自由，外出購物的自由，去餐館吃飯的自由，隨時探訪父母及會見友人的自由，選擇醫生就醫的自由，與丈夫相互閱讀對方信件的自由，以及，在中國及世界各地舉辦攝影展及畫展的自由。

劉霞不是政治犯，她只是政治犯的妻子。所以，我們在這裏向國際社會發出呼籲，請不懈地在每一個可能和中國政府會談、見面、互訪的場合，籲請中國政府立刻還給劉霞基本的公民權利。

我們也籲求世人，盡一切可能關注她，為她呼籲，直到她自由！

文：彼特．英格隆、德佩爾．韋斯特伯格、貝嶺

整理：貝嶺

編輯：袁兆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