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抗爭精神凝聚記念六四最大公約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31日

名作家阿城1988年給《九十年代》寫了篇文章，記念他剛去世的父親鍾惦棐。他父親原是共產黨文藝幹部，1957年奉命大鳴大放卻被打成右派，於是全家陷入賤民的生活22年之久。阿城在文章開頭寫1979年「春節之前的某日，回到父親家裏，……母親說，組織部來人了，準備在春節前把全國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實，這當中有你父親，你怎麼看？」阿城寫道：「我只想到，鍾惦棐這三個字前將要沒有形容詞了，但是，我沒有這樣說，我知道這件事對母親是非常重要的。」他想起十八歲那年，父親對他說：咱們現在是朋友了，於是「在這個晚上，我想以一個朋友的立場，說出一個兒子的看法。我說：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你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裏，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

因這篇文章，筆者對中共的「平反」這件事有了覺悟。平反在中國，是掌絕對權力者出於政治權衡的政策取態，對個別人的處境有幫助，但不表示權力的絕對化結構有改變。如果判斷對與錯的權力不是在人民手裏，那麼今天肯定的明天仍然可以否定。

阿城這段論述，也說明在長期的東方專制主義浸淫下，一個人必須擺脫依附權勢的意識，才能有自己的獨立意志。否則，對自己的判斷都會被掌權者操控。

「平反六四」的含義就是要求中共掌權者去判斷對錯，而不是由人民去判斷。

對六四的另一個意識形態誤導就是「愛國」。中共起家的宣傳主軸是「愛國」，說「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當社會主義破產後，仍抓緊愛國不放，並獨攬愛國解釋權。儘管許多人說愛國不等於愛黨。但實際上，今天講誰愛國誰不愛國，不就等於愛黨的同義詞嗎？

香港走不出民主的困境，除了中共要牢牢掌握權力不肯還政於民之外，也是由於香港人在「愛國」「平反六四」的錯誤引導下，沒有走出依附權力的意識怪圈。

但越來越多人醒來了，在中共國政經社的侵凌下，知道要愛港就不能愛國，知道要求中共國平反六四沒有意義。但並不等於對六四冷漠。無論對那一段日夜流淚的日子的記憶，從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去感受，為凸顯香港與大陸不同而記念，香港人放不下六四情結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這不等於我們永遠被依附權力的意識所綁架。

如果保不住香港本土利益和價值，香港根本不可能每年悼念六四。在香港不斷淪落的情境下，今年連大陸的掌權者都不敢提的「天安門沒有死人」「解放軍也有犧牲」這種鬼話，居然在香港也有團體公開提出來了。這根本就是在挑戰香港人的良知。如果我們還不力保香港，香港很可能會比大陸還要墮落，至少，大陸還沒有人說出愛港之聲這種混賬話吧。

儘管六四有不同的聲音和情懷，但仍然可以找到最大公約數，就是繼續揭露中共政權的殘暴，和八九民運的抗爭精神。

昨天讀友Catherine Lam在留言中有概括的描述：大陸人民當日為了反貪腐，反官倒抗爭，卻落得流血鎮壓收場。25年來，政府腐敗更具規模和結構性，更肆無忌憚，一黨專政的形勢比當日惡劣得多。當年有150萬香港人不分左中右出來聲討，回歸後卻紛紛假裝看不到其獨裁殘暴本質，並擁抱這政權，藉口經濟發展，鼓吹融合，令香港淪落崩壞。這些年，不論香港或澳門，大舉不明的資金進出使經濟數據粉飾了社會的真正問題，施政不公、失誤，民生質素下降，民憤上升。只靠賭業的澳門，按世銀資料，人均GDP位列世界三甲，政府卻直趨專制獨裁，最近離補法案事件及其民憤爆發，已見一斑。

抗爭就在眼前。6.22公投，是全民向假普選說「不」的檢測。不要藉口說沒有溫和方案，於是不去投票。三個包含公提的方案，最能體現香港市民的政治權利。中共是否接受絕不應該在自主意識的香港人考慮之內。佔中運動現在又加了一個問題：「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應否否決。」也就是說，你的一票將構成給議員的壓力，增加對他們「爭取不到，不如拉倒」的授權。

至於六四燭光，不要擔心「力量分散」。六四維園燭光如海的影像，固然是對中共的控訴，但若燭光在全城各區燃起，那豈非更有力的控訴？最重要的，還是要堅持獨立自主的抗爭精神。（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洪忠閣 - 吃飯也算尋釁滋事 只要你是知識分子

世紀．六四25周年   明報   2014年5月30日

六四25周年前夕，內地官方抓捕大批知識分子、維權人士：徐友漁、浦志強、郝建、高瑜……表面上，他們被捕的主要原因是參與民間六四研究會等活動。他們被捕後，在海內外引起巨大反響，尤其是圍繞徐友漁和浦志強二人之受關注，內地民間與業內掀起熱烈討論。在六四25周年之際，中國會往何處去？

浦志強何許人也？在微博上，他是身經百戰的「轉世靈童」。數年來，帳號不斷被註銷，又不斷重新註冊，樂此不疲。而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與六四有不解之緣，曾是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之一。1997年，浦志強成為律師。江湖上言，浦律師打抱不平，專門替人打吃力不討好的官司。例如，2011年重慶市大學生村官任建宇，因在網上發表敏感信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逮捕。浦志強隨後代理此案，直到2012年任建宇被釋放。又如，2000年作者蕭夏林發表〈文化中的文化〉一文，指散文家余秋雨在擔任深圳市文化顧問期間，不當地吹捧深圳文化。隨後，余秋雨起訴蕭夏林侵犯其名譽權，浦志強為肖夏林辯護並勝訴。

中國是「法治國家」？

浦志強有勇氣、講義氣，不求名利，所以在律師界、文化界好友眾多。2011年，他甚至實名舉報現已落馬的中央政治局前委員周永康，指其維穩方式破壞國家法律。更因為他對六四的念念不忘，始終堅持平反原則，精神為人欽佩。浦志強曾說：「1989年6月3日我在廣場，算是許個願吧，如果可以活着出去，以後每年都要回來看看。」不知他今年是否依舊能如願？此次被捕，著名律師張思之自願擔任浦志強的律師。5月8日二人會面後，浦志強請張思之帶出他的5條意見：（一）我有「六．四」情結，或者說「心結」，而今25年過去，我應付出代價。完全應該，無怨無悔；（二）我不會因這次事件而改變初衷；（三）我在討論上的發言，也僅止於一些想法；（四）我的觀點不一定都對，但我堅持有表達這些觀點的權利，談不上「尋釁滋事」；（五）我不會因此而忌恨任何人；不會走極端。

張思之老先生亦是仗義之人。1927年出生的他，已經87歲高齡。1979年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張思之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小組負責人，德高望重，被譽為「中國律師界的良心」，出山代理浦志強案，張思之已經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他對外表示，即便被「連坐」也在所不惜。

張思之是受國際矚目的律師，「連坐」言論一出，美國政府立刻表示關注。而中國方面也馬上回擊，外交部美女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中國人在中國觸犯了中國的法律，都會依法受到懲罰。我想問美國的發言人，她有什麼資格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觸犯了中國法律法規的中國人？我們希望美方停止這種無理的干涉中國內政和司法主權的言行。」

在「法治國家」中國，近日在微博上搜索浦志強、徐友漁等人的名字，均無任何內容顯示，他們好像人間蒸發了一般。惟郝建的微博，因為有認證尚存。北京萬聖書園經理張煥萍稱：「見了郝建老師的女兒，90後的孩子優雅大方，只是那一臉無助的堅強和無奈令我這成年人非常不安，六四一代的後人要面對六四了！大家都想想辦法幫幫他們吧。」作家慕容雪村引頸而言：「我因為身在國外，未能與會，但也寫了書面發言稿。浦志強的尋釁滋事我也有份。現在我在悉尼大學的工作還未做完，請當局寬限兩個月，七月初我一定回國自首。好男兒逢如此世道，不坐牢更待何為？」《新京報》等報紙，搶在官方禁令下達之前，就對浦志強被捕的消息發放出去，立了一功。

知識分子揭竿而起

徐友漁、浦志強等知識分子被捕，外界親友最為關注的，還是他們的身體。據內地專欄作家賈葭表示：「給徐友漁太太楊師母、郝建太太鄧師母分別打了電話問候。她們比較從容，只是說在意料之外，明日會見律師簽約，人選已定。惟徐老師糖尿病，臨行前只帶了一日藥量，讓人擔心。」

徐友漁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翹楚，賈葭與其私交甚篤。兩年前賈葭結婚時，便是徐友漁做的證婚人。徐友漁等人被捕後，賈葭憂心忡忡，不斷聯絡各方並將消息放到網上。他又說：「杜斌（北京藝術家）剛才來電，他去北京一看（第一看守所）給老浦等人存錢，被告知只有直系親屬可以存錢。他委託我告訴大家，若有心不必直接去看守所，錢物給家屬就好。望大家相互轉告。」

但在中國，正如魯迅小說《藥》中所描寫的，即便你為這個國家的人送上性命，他們也不會感激，可能還會用你的血蘸饅頭吃。徐友漁的律師帶出消息稱，徐友漁拒絕認罪。而在微博上，賈葭不斷被網民圍攻，氣得他大罵：「真你媽羞恥，在這個傻逼國家，你做一個真實的人，說幾句真實的話，過真實的生活，討論真實的問題，要麼就進號子蹲着，要麼就在微博上被一幫五毛傻逼羞辱。」

六四研討會風波

面對此情此景，所有知識分子也各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北京青年學者黎學文在微博說：「我在參加有關六四研討會前找周世鋒主任律師簽署的委託書，儘管我做了最壞的打算，幾個老師的被拘，還是超出我想像，他們昨天對我的態度，證明這是一盤很大的棋，專班人馬對付每個與會者，且有統一指揮，刑拘是老帳新帳一起算，斬首行動。重點打擊。」

雜文作者李承鵬則在微博發出「通知」表示：「（一）這兩天找我聚餐的朋友就算了，因為忽然，衆人一起吃飯也變成高危事情；（二）今晚小區球場的比賽已取消，20多人喊打喊冲賽後還比劃V合影，看上去就很違法；（三）原定我家舉行的血戰到底麻將大賽已被我取消，原因很簡單：家庭，已是尋釁滋事重要場所。各位酒友球友麻將友請自重，加強學習紅頭文件。」

或許，抓捕浦志強、徐友漁等人的寒蟬效應正在發酵。或許，他們被抓捕會激發更多的人奮起反抗。這是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兩條路，他們會怎麼選？

文．洪忠閣   編輯：袁兆昌

吳世寧 - 關於六四，要看的書－－以閱讀對抗遺忘

2014年5月30日

【明報專訊】廿五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件在我們身上留下一道無法磨滅的傷口。然而當廣場上的亡魂仍未得到安息，當權者篡改歷史，見證人逐一逝世或封口不提，我們可如何重新梳理歷史脈絡，審視當下及寄望未來？書本，以個人經驗記錄，以眾人之口鐵證關鍵時刻，或以文學手法虛構重塑，或可以不同稜鏡折射出歷史原形。於是我們請來八個關注六四的愛書人，各自推介一本六四書本。我們也聯絡過傳統左派元老及建制派代表人物，皆被婉拒，或截稿前未作回覆。在當權者刻意塗抹記憶的年代，我們相信，閱讀是一種抗爭的姿勢。

◆漫畫勾勒血染的歷史

張文光（支聯會常委）
推介書籍：《八九民運：血染的歷史》
作者： 馬龍
出版：世紀文化有限公司（1999年）

張文光推介漫畫家馬龍的漫畫《八九民運：血染的歷史 》，並稱這本薄薄的漫畫，比起厚重的歷史書更適合給從未經歷過六四的新一代看。「馬龍根據六四的歷史圖片，以白描手法呈現出來，書頁間也穿插了當時的民運歌曲歌詞、報章聲明、橫額等史料。」此書於六四十周年後出版，亦因此表現出一種沉澱的冷靜：「六四後一兩年，關於六四的書、民運領袖的自傳等如雨後春筍，但當時跟六四事件的距離不遠，這些書本始終局限於作者的情緒和自身經驗。」雖然馬龍畫的是漫畫，但他勾勒此歷史慘劇，所以書頁依然沉重如鉛。

◆兩代學運先鋒 書頁中相遇

黃之鋒（學民思潮召集人）
推介書籍：《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
作者：王丹
出版：時報出版（2012年）

十七歲的黃之鋒選來王丹的回憶錄，約兩年前，學民思潮帶領的反國教運動告一段落後，黃之鋒開始讀這本書，並反思自身行動——九十後的學運先鋒從六十後學運領袖身上，看到的是信念與堅持：「年輕學生搞遊行和集會，其實對他們來說是風險很低的行動。所以，我最欣賞王丹的是他的一份堅持，六四後，他多次被捕入獄，但仍能夠堅持追求民主的信念，這是很難得的。」

黃之鋒又說，一般人對六四的了解就是絕食和暴力清場：「但是從王丹的自傳中，我們讀到王丹如何在獄中面對低谷逆境，同時如何從容面對，我們可看到六四後續十幾年對中國及個人造成的影響。」

◆48人的目擊報告

周耀輝
（填詞人、浸大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
推介書籍：《六四見證》
編著：「六四見證」編輯委員會
出版：Grassy Plan（1990年）

接受訪問時，周耀輝首先想到《六四見證》這本書，此書於一九九○年出版，以中英雙語記錄了48人的目擊報告，包括15個學生、24個記者和9個其他人士，每段最後都寫着「見證人簽署」。周耀輝說：「讀着他們的見證，恍如重看當時的種種，但與視頻不同的是文字，集成650頁，一本書，放在我的書架上，實實在在，偶然望過去，就看到斗大的四個字：六四見證，而書的英文名叫The eyes have it，至今，依然震撼我。」

趙紫陽填補遺漏歷史
張灼祥（資深教育工作者）
推介書籍：《改革歷程》
作者：趙紫陽
出版：時報出版（2009年）

張灼祥八九年五月曾到訪天安門，他形容當時廣場上大家都懷抱希望。二十多年後，他讀到當年因同情學生而被打倒並軟禁的趙紫陽的《改革歷程》，更感歷史的荒謬可笑：「趙紫陽當年到廣場上跟學生們發表講話時，他其實已失勢，而且預知戒嚴結果。但廣場上的學生不理解他。當時當局者迷，誰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往往是隔了好些年，回想歷史才真正理解當時的狀况。」書中令他深刻的一幕是一向喜愛打高爾夫球的趙紫陽獲准出外打球，但是沒有對手，只有自己一個： 「這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實對一個地位曾經崇高的國家領導人來說，是很落寞悲涼的。」

◆中大學生熱血見證

莊耀洸（律師）
推介書籍：《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
作者：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一九八九年，為參與學運，當年一腔熱血的中大學生不顧危險跑上北京，希望以一己之力協助絕食的學生。後來，這班親眼目睹六四屠城的學生回港後，隱去名字，以文字親述所見所聞。

作者之一、當時在港負責與北京的中大學生聯繫的莊耀洸說，今年此書重新編輯當年文章，加入新的圖文內容，並決定重新公開作者姓名，以加強其歷史作用。

有趣的是，當他回顧以前的文章，更能見到時代的劇變：「以前我們覺得自己跟中國同胞無分彼此、骨肉相連，對中國感到強烈的認同，相對現在香港人高舉本土、認為內地人是他者，真是差天共地。」

◆欠天安門母親一個公道

周子恩（通識科教師）
推介書籍：
《制止政府逃責──從阿根廷白頭巾運動到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
編者：天安門母親運動
出版：天安門母親運動（2002年）

周子恩認為大家雖熟悉「天安門母親」，但未必看過由她們主編的《制止政府逃責——從阿根廷白頭巾運動到中國天安門母親運動》。「這本書最值得我們細味的是它探討我們可如何透過各種渠道制止政府逃責。儘管我們每年口中也高呼『追究責任』，但事實上我們當中可能有不少人對何謂追究或如何追究根本不甚了了。這本書，透過實例，清楚說明大家可以或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與此同時，阿根廷、智利、韓國和泰國的故事亦有助我們緩解這個廿五年未解的心結——只要肯堅持，公義還是會在人間出現的。」

◆流亡者的瘋狂與無力
周澄（學聯前秘書長）
推介書籍：《瘋狂》（The crazed）
作者：哈金
出版：時報出版（2004年）

周澄中學時接觸哈金的長篇小說，《瘋狂》使她感受非常深刻。「讀完後，我會明白為什麼作者在六四後出走美國，改用英語寫作十多年後才得以成書，直書這場歷史悲劇的底蘊。作者透過年輕學生萬堅的迷失、覺醒和見證，刻劃個人與民族的瘋狂──掌權的人為了一己私慾無惡不作泯絕人性，知識分子被體制迫害而失去獨立意志，底層生活艱苦難當不見天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是這樣逐點崩坍。」周澄也認為小說的隱晦開放式結局令人難以釋懷：「千萬個流亡者如萬堅大多命運悲涼，少數活過來的幸運兒如哈金提筆深思，終究是無力。」

◆盛世中被遺忘那一個月
莊梅岩（舞台劇編劇）
推介書籍：《盛世》
作者：陳冠中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

陳冠中的小說《盛世》講述中國人身處千年一遇的盛世之中，但鮮有人記起有一個月已經從歷史和記憶裏憑空消失。莊梅岩說：「我認為那『一個月』指的就是六四事件。陳冠中曲線的諷刺中國人甘心沉浸自己的幸福，而放棄對歷史責任的承擔，這很可能就是中國的未來……」她認為比起有關六四的硬性史料，陳冠中的小說更能讓她見到一個遺忘六四的中國的未來圖景。「這本書警醒了我：雖然我們過着看似幸福的生活，但若我們不認識過去，這幸福是虛假的。」她接說：「我不需要做一個幸福的人，我想做一個真實、可以跟我的子女親身講述這段歷史的人。」

■六四新書

多角度理解六四責任

《六四小渡海》
詞條撰寫人：崔少明、黎則奮、盧敬華、江瓊珠、郭達俊、胡偉忠、鄭依依、譚靄君、陳景輝、石懷謙
文稿編輯：許迪鏘
出版：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大渡海」是日本電影《字裡人間》主角經年累月埋頭編纂的辭典名字，因為辭典猶如一葉輕舟，幫助人們渡過語言之河，促進溝通。由許迪鏘編輯，江瓊珠、陳景輝、盧敬華等人所寫的《六四小渡海》也肩負幫助讀者從不同角度理解六四的責任，書中羅列了98條關鍵詞條如「坦克」、「鄧麗君」、「義賣」、「民主台」等字詞，以集合眾人記憶，細說種種與六四相關的大小故事，彌補我們認識歷史的缺口。

◆抵抗記憶重塑工程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作者：Louisa Lim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歷史的最大敵人是遺忘。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駐北京記者Louisa Lim跨越三大洲，四出訪問六四親歷者、當時在場外國記者、受害者母親等，著成此書。作者驚訝於中國的記憶重塑工程的「成功」，以致新一代幾乎完全忘卻六四事件，於是她銳意發掘更多早已被遺忘的六四故事，例如兒子在六四事件過身的高級政府官員，被派往清場的年輕士兵，以及在歷史上鮮被提及，但同樣造成傷亡慘重的「成都暴亂」事件等，盼望梳理中國在六四之後社會上的種種變化。

編輯：林韻兒
美術：SIUKI
文：吳世寧
圖：陳淑安丶受訪者提供

黎廣德 - 欺公滅祖 情何以堪

2014年5月30日

【明報專訊】沙中線土瓜灣站的聖山古蹟愈掘愈多，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北大教授秦大樹上周接受《AM730》訪問時形容，香港今次發現的遺蹟規模相當罕見，「從目前的發現可以明顯看出，這是一個很大的民居遺址，出土的文物也包括很多南宋時代的瓷器，藝術已經很成熟。香港同類的發現並不多，對香港歷史認知非常重要，相當值得保護」。可惜政府和港鐵不但沒有加強保護古蹟的工作，過去幾天更以「搶救發掘」的名義移走古文物，破壞原址保育的機會。

梁振英政府從一開始便沒有向公眾坦白交代的誠意，身兼古物事務監督的發展局長陳茂波在4月20日的網誌上聲稱「發現了（宋元時期）方井，由於保存狀况良好，遂建議政府將之原址保留」。但港鐵考古隊以英文撰寫的中期報告在結論中清楚表示：「鑑於該古井位置不屬於施工範圍，所以建議原址保留。」這段文字不但揭破了陳茂波欺瞞公眾，更間接證實了為何其餘238個古蹟遺址被移走，並非全因它們「狀况不合格」，而是有人早已下令，凡屬施工範圍內的遺址必須在公眾知悉前移走。

上述結論並非推測，因為過去幾天港鐵又再次「先剷後奏」，把第二期考古範圍內的一口古坑（港鐵堅稱不是井，但是井是坑並非重點）在上周末移走，才於昨天向古諮會交代。有古諮會委員替政府保駕護航，聲稱這是「適當的破壞」。破壞千年古蹟竟然有「適當」之說，實屬千古奇談。

「搶救發掘」的緊箍咒

港鐵考古隊辯稱因古坑有木結構，所以移走化驗是最適當的做法。其實罪魁禍首是政府早已下達了所謂「搶救發掘」的緊箍咒：「在工程動工之前，或因動工而發現遺址之時，為避免遺址被全面破壞，考古學家對遺址進行範圍和重要性的評估及文物搶救。」若非如此，以現代科技而言，要原址保育木結構的方法很多；再退一步說，應用「謹慎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先把古坑以沙土掩埋再從長計議，是保存古蹟最穩妥的做法。考古隊對第一口方井也是用同樣方法保存，為何偏偏對這口古坑大開殺戒？說穿了，只是因古坑處於港鐵要開挖豎井施工的地盤內，所以不能留有活口。

政府容許港鐵在第一、二期考古範圍復工，不但摧毁古蹟，更破壞了有科學研究價值的土層。環保專家溫石麟博士在今年初到考古現場視察，當時在宋元期土層內發現了古珊瑚，即場提醒發展局官員要注意保護。事實上，在港鐵移走的238個遺蹟中，包含了一個佔地7800平方呎的陶磚工場，其中兩幅古牆正是由珊瑚石砌成。

古珊瑚有助研究上千年前的本地生態環境，為建立環境基線提供重要參考數據；對土壤標本作詳盡分析，可能會有更多發現，更有利當今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港鐵的中期報告對此隻字未提，足證他們完全忽略了不同文化土層的生態科學研究價值。政府官員早經專家提點卻袖手旁觀，縱容港鐵把古土層一併剷走，他們豈非變成幫兇？

香港人可以容忍政府官員一時之間判斷失誤，但今天的證據是一次又一次存心欺瞞公眾，對先祖留下的千年遺蹟心狠手辣。他們究竟急什麼？怕什麼？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政策召集人 

區家麟 - 「客觀」的迷思與反思

2014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新聞，確實要解碼。平常一齣電影、一篇小說，評論人逐字逐句落力解構，每一場景每段鋪陳，鉅細無遺分析，卻甚少人解構新聞，而新聞卻是我們幾乎每天都會接觸的東西，獲取時事資訊的主要來源。

Alain de Botton新作The News, A User's Manual（譯《新聞的騷動》） 開宗明義，新聞需要「使用手冊」，絕大部分商品，都有「使用手冊」，但奇怪，新聞沒有。然而，新聞媒體塑造意識形態、影響輿情、滲透社會價值觀的作用，卻是彰彰明甚，亟需關注。看看泰國軍人政變，第一時間就是出兵控制電視台；香港殖民地時代，廣播機構全設「五台山」，出入唯一道路，設軍營駐守，緊握廣播道重地之咽喉。共產黨管治，半世紀不變的，是緊抓筆桿子，收買、籠絡與統戰傳媒高層。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早前高規格接待香港傳媒高層代表團，特別提到希望香港傳媒，「以客觀、公正、持平、理性的聲音，引導香港社會抓住國家改革發展新機遇……」，傳媒要「客觀公正」之說，由公眾、記者、傳媒老闆、官員至國家領導人都掛在口邊，猶如真理，恍若共識。然而，所謂「客觀」，充滿歧義，各自解讀；今天香港，多少無形巧妙的操控，正是假「客觀中立」之名而行。

哲學作家De Botton的新書談新聞，多個人觀察感言；傳播學者Steven Maras新作《新聞客觀性》（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綜合學界對新聞理念中「客觀」之分析與批判，在這個人人都說傳媒要「客觀」的香港，值得一讀。

不自覺滿足於「程序客觀」

所謂「客觀」，在新聞行業中，有多重涵義，一般包括中立、平衡、公道、不偏不倚、依據事實追尋真相、事實與評論要分開等。「客觀」當然有價值，鋪陳各方意見、追尋事實，是理性討論與決策的基礎，相信無人會反對。但是，當抽象的「客觀」，落實到時間緊迫的日常新聞運作，新聞從業員往往不自覺轉而滿足於「程序上的客觀」。

例如，鋪陳意見，稿件上一正一反就謂之「平衡」，卻往往忽略理據是否有理有節；記者亦習慣用「客觀化」（objectify） 的手法，放下求真的責任。如日前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云，本港就業人口在過去兩年多了10多萬人，上班人口增加，才令交通擠迫，非自由行所致。張志剛後來承認說法有誤，但當天不少傳媒卻照樣引述。某人說了「X」，「X」未必為真，但「某某說X」，這件事卻是真的，記者有時出於爭分奪秒的出街壓力，縱使有懷疑，達官貴人說話少求證，就直接出街。報道有錯嗎？只是某人說錯了！記者遂能以這樣「客觀化」的表達方式，不自覺地卸下求真的天職。

Maras綜合學者對「客觀」的反思：深度詮釋、追尋真相，對新聞機構而言，屬昂貴投資。尋求程序上做到平衡中立，較為廉價。再者，大眾直覺，視「客觀」如圖騰，傳媒可高舉「客觀」的金漆招牌而逃避求真的責任。客觀有時是一種保護色，堅持中立，甚至是市場策略的一部分。

看看演員杜汶澤的遭遇就明白，你有態度、敢言，就要付出代價，票房失利、遭抵制，間接令投資者蒙受損失。商業化的傳媒與眾多商業機構或電影公司無異，千方百計「佔中」，即「佔領中立地帶」，務求不得罪人，取悅大眾，廣告財源滾滾來。

世情複雜多變，本來新聞從業員應肩負去蕪存菁、選取重點、詮釋要旨的角色，但當權者深知，現代政治宣傳，不需要主動審查新聞。正如De Botton所言：只要傳媒把世界描繪得雜亂無章、分崩細碎，令大部分受眾，不能把握要旨，無力留心關注，就能令大眾覺得混淆、沉悶，繼而覺得政治煩厭。

新聞行業，不可能完全客觀，選材角度、篇幅大小、頭條二條、選擇相片，每個小節都包含主觀判斷。當記者，主動觀察、主觀聯想，往往是追蹤新聞的開始；過程裏，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報道要公平公道，基於無誤的事實與確當的推論，才是我們珍重的「客觀」。

「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無偏無私地追尋真相，是記者天職。只是，香港不少傳媒，礙於權貴與資本的壓力，常以資源緊絀為由，重用官方消息，減少主動偵查；又以「客觀」為由，自封於空洞而偽善的中立，客觀效果，是營造了虛假的平衡，製造眾說紛紜、沒有原則、沒有普世價值的氛圍。

Maras引述一位戰地記者的採訪感言，值得深思：「所謂客觀，是要公平地聆聽各方處境，但不代表要平等處理……在被害者與施暴者之間，若我們選擇道德中立，我們距離淪為萬惡的幫兇，只餘一步之遙。」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書目

1. De Botton, Alain, The News, A User's Manual, 2014.

2. Maras, Steven,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2013

相關文章：區家麟 - 客觀中立光環下

黎德怡 - 中大的Wheeler事件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8日

近月，中文大學揭發大陸研究生以假英文考試（CET-6）成績報讀，經證實後開除該學生，表面上做對了。不過，鑑於偽造假文書在香港為嚴重刑事罪行，中大如果無就此事報警，是不能杜絕此學生報讀其他香港大學的可能性，亦即令造假歪風不斷侵蝕香港。

有網民借此事嘲諷大陸甚麼都假，然而學歷造假從來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美國哈佛大學於2010年便揭發轟動一時的學歷造假案：犯案人Adam Wheeler原本在鄰近一家小型的人文學院就讀，後來以偽造的學歷、公開試成績與老師推薦信，成為哈佛大學的插班生。在哈佛讀書時，Adam Wheeler更從網上不斷抄襲別人的文章和研究結果，成功取得大學數個競爭很激烈的獎項，包括Hoopes Prize、Sargent Prize和Rockefeller研究基金。

哈佛大學處理此單造假案的手法，可以作為香港所有大學的借鏡：其不僅公開犯案人姓名與事件細節，還讓官方學生報The Harvard Crimson大肆報道事件始末與進展，最重要的是肯報警，而法庭亦於2011年將Wheeler判監一年。

不少美國讀者很質疑哈佛做法和法院判決，認為Wheeler即使不誠實，但偽造文書跟嚴重罪行（例如傷人案）不能相提並論。然而有評論人認為哈佛此舉目的是要捍衞校譽──它不單勇於承認在收生過程上犯了大疏忽，更因為這個過錯剝奪了其他申請人的機會，於是嚴懲犯案者以求達到公平。此後，哈佛亦認真檢討其收生程序，務求令其更嚴謹。

相比起來，中大沒就此事報警，令造假學生得到應有懲罰，則是變相包容其劣行——當然，中大亦不是第一次如此寬容對待造假的大陸學生。

記得七、八年前，筆者以客席形式在中大任教英文系一個碩士課程，得到很大的「文化震撼」——尤其於學期末發現有位大陸學生遞交的功課，超過9成抄自一篇於網上刊登的論文：是搬字過紙式抄襲，亦無列明出處。鑑於那是研究院而非本科課程，筆者預算學校會開除這個學生，然而學系得知後，反而給她提供額外協助，並強調此做法是要讓她能夠如期畢業，不致影響該課程的畢業率，嚇怕將來想報讀的人。

多得學校「護航」，聽聞該大陸學生順利於香港一間中學取得教師職位，現在該已名正言順地成為「香港人」。至於其他大陸學生知道同學抄襲，不知是否太團結還是暗地裏認同這個做法，並無表示反感，反而埋怨筆者沒有假裝不知情，是太「執着」和「小題大做」，套用現在流行用語，叫「厚多士（好多事）」。

中大的名聲是四十多年辛苦建立的。於大是大非情況下，以協助代替開除，用放生取代報警，非但不能有效阻止造假風氣，更只會令校譽繼續受損。與其用盡方法提升在所謂世界排名榜上的位置，倒不如捍衞原則和堅守道德教育：排位不過是虛名，品德才最實在。

黎德怡
美國執業律師、專欄作家


黃世澤 - 豈有不報警之理！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8日

在今年四月三日，中大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作出決議，對一名偽造中國全國大學英語考試（College English Test）成績申請入學的中國研究生作出紀律處分，將這名研究生踢出中大。

中大教務會學生紀律委員會當然有責任開除行使偽造學歷申請入學的學生，但偽造學歷的案情遠比一般抄襲嚴重，因為偽造學歷已經是行使偽造文書，屬於刑事罪行，中大有責任將這名行使偽造文件入學的中國學生交予警方處理。

香港受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一向對學生行使偽造文件採取不寬貸的態度，理工大學去年就一名高級文憑學生行使偽造病假紙請假向警方舉報，而觀塘裁判法院亦判了這名愚蠢的學生守行為。現時未有任何中國學生看來因這件事被拘捕，或交付法院審訊，中大的處理手法相當不尋常，令人懷疑中國學生是否有行使偽造文件的特權。而有關學位可能有公帑資助，亦構成騙取公家財產的問題，這肯定比偽造病假紙嚴重得多。

不論這名偽造學歷學生是否已經回到中國，中大校方都必須報案，警方亦應向中國方面要求引渡這名學生回港受審，明示香港人對偽造文件的行為絕不寬貸，這才真的做到以儆效尤的作用。這次行使偽造文件的碩士生不用承擔任何法律後果，這又有甚麼警告的作用？這又能阻止其他中國學生採用同等手法騙取學位嗎？

長遠而言，香港所有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取錄碩士生時，不應再採納任何中國的學歷，皆因中國貪腐情況嚴重，行使偽造文件已經是相對愚蠢的做法。中國學生可以利用作弊取得資歷得到香港學位，香港學生千辛萬苦也搶不到一個學位，這叫公平嗎？

為確保申請香港學位的中國學生是憑真材實料入學，應考慮要求中國學生提交在香港或指定西方國家所考取的IELTS或TOEFL的成績入學，並在必要時抽樣進行英文面試，以確保申請者的水平足以應付未來在大學就讀的要求。在中國學界的貪腐問題未能杜絕前，這種專為中國學生度身訂做的措施都得維持一段時間。

無論以維護校譽的角度，還是維護香港人利益的角度，這宗行使偽造學歷事件並不能這樣不了了之。

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客席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校友評議會選任常委，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代表會成員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相關文章：又曦 - 在中大，偽造文書虛報學歷不報警也只是冰山一角

內文摘錄：蘋果一篇專欄提到，作者幾年前在中大做老師時，捉到一個抄襲的學生。結果，系方沒處罰，反而還幫助那學生完成學位。我很想說，這至今仍是中大的作風。我就見過好幾個，學生被抓到抄襲，只會令他該科的成績不合格。只要他補回那一科成績，照樣畢業，照樣拿證書。離譜？未算！

我工作了沒幾個月，接觸的學生不算多，在這裡面，居然有兩個大陸生不約而同申請休學一學期，原因是懷孕，還提供醫生證明書！但事實上，我們的課程只讀一年，開學沒兩個月就懷孕，也未必太巧。她們已經拿了香港的student visa，也就是說，她們可以安心地留在香港待產，不用闖關。她們到底來香港幹什麼？香港的雙非孕婦為什麼禁不止？哪裡有漏洞？這裡給了一個很好的答案。

陳文敏 - 吃飯的權利

明報   2014年5月28日

這陣子常遇到一些朋友提出的這個觀點：《基本法》是國家賦予香港的，所以《基本法》沒有清楚說明的事情或權利，香港便不擁有。按此推論，《基本法》好像沒有提到吃飯的權利，那香港人是否不擁有吃飯的權利？

很明顯，作為一部憲法性文件，《基本法》不可能鉅細無遺的將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均羅列出來，有些事情是明確列出的，有些是隱含的，有些是合理推斷或伸延出來的，也有些是從文字解釋推敲出來的。就等於吃飯的權利，中國人認為民以食為天，舉凡節日喜慶，總要大吃一頓，而不少重大事情、商業談判以至國際交易，也往往是在飯桌上達成共識，但這麼重要的一環，怎麼在《基本法》內遍尋不獲？當然，《基本法》保障不受非法剝奪生命的權利，但這和吃得溫飽似乎仍有一段距離。也可以說吃飯的權利包含於人身自由的權利，那人身自由又包括甚麼？又或這屬於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但似乎有點牽強。那麼，不如歸納於其他受法律保障的權利和自由這一項？根據普通法，沒被禁止的行為便屬合法，這便包括吃飯的權利了。噢，《基本法》還有提到《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公約便有提到生存和吃飯溫飽的權利，這不就很清楚了嗎？這個例子只想說明，如果吃飯的權利也要這樣迂迴曲折，那《基本法》沒明文規定便不享有這論點便是過分簡單的論述。

有些中國學者認為《基本法》是國家法律，國家法律自然是由國家賦予的。持這種觀點的人可能忘掉了《基本法》是用以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的協議，換言之，在草擬《基本法》時，國家並非完全可以自由決定《基本法》的內容與規定。而且，《基本法》草擬歷時五載，當中有佔不少港人的草委會和完全由港人組成的諮委會負責草擬和諮詢，整個過程是相等於一個制憲的過程，當中亦有不少地方是經過充分討論和相互讓步的結果，就如陳兆愷法官指出，《基本法》是具備國家法、憲法和國際法三個層面，不能單一從中國國內立法的角度來理解或詮釋。

李怡 - 毋忘六四須要增長政治思維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8日

今年六四要不要去維園？還是去本土派的尖沙咀？又或者兩處都不去？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強調平反六四要集合力量，不可讓維園燭光減弱，本土派要反共，支聯會促結束一黨專政，理應集合力量一起爭取。

藝評人Felita給筆者留言說：二十五年來的形式一模一樣，只是喊下口號和點燭光，香港人沒有在政治思維上有所增長，年復一年去六四晚會，影響力有限，讓香港人因此而維持自我感覺良好，自以為一國兩制仍然存在，這是中共樂見的。

她提出一個值得重視的意見，就是「在政治思維上的增長」。

六四的政治思維，不能永遠一成不變。25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檢討一下，因應國事港事的變化，可以增長甚麼政治思維。

首先，許多人強調每年要延續維園燭光，是因為香港是中國領土內唯一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而這是殺人者最忌憚的。既如此，我們至少應該知道，六四政治思維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住香港，使這地方維持中國領土內的這個「唯一」。

「保住香港」不只是口頭上說說，而是要付諸行動，面對中共從政經社三方面侵蝕香港，要奮起抗爭。包括力拒自由行、水貨客對香港人原有生活品質的踐踏；包括要維護香港固有的自由、法治、人權的核心價值；維護香港人原有的守法、公正、願為正義發聲的整體質素；包括維護香港永久居民的權益，力爭沒辦法作背景審查的大陸移民的審批權，和無法作資產審查的新移民享有社會福利的權利(??)。我們也應該看到，大陸新移民就其多數而言，是建制派的票倉。無法知道其背景的新移民大量湧入，香港人的整體質素起了變化，香港的核心價值就保不住了。

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夕，《南方週末》刊出一篇報道《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描述了香港的法治精神、言論自由、政治包容等等領域中一些與大陸形成鮮明對比的畫面，其中提到一出紅磡火車站，就看見一大堆大陸鮮見的異議人士的標語，使大陸人印象深刻。所指的應是法輪功。而近年法輪功在香港受到的愛字堆的阻攔攻擊，和去年林慧思老師見義勇為所遭到的對待，我們知道香港令大陸人欣羨的表達自由已漸漸保不住了。

任何政治人物，如果在「保住香港」的種種課題中缺席，甚而去做一些破壞「保住香港」的事，他們有資格去紀念六四嗎？香港保不住了，六四就成為一國兩制的粉飾。

其次，六四的政治思維不應只是空喊口號，而應結合具體而現實的政治狀況，推動對香港原有價值的維護。這樣的事不是沒有做過。2003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就因應當時的23條立法，提出「反對23，毋忘六四」作為集會的新主題。這新主題無疑推動了隨後的7.1五十萬人大遊行，並使23條立法擱置。這個經驗告訴我們，每一年的六四，實在都應該提出當年「保住香港」的新課題，並作群眾動員。今年面臨政改諮詢，結合甚麼新課題不用說了。

其三，六四的政治思維，應是通過對六四的回憶，結合大陸的新形勢，不斷增進對一個專制政權及其本質的認識。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瘋狂發展，對人民的高壓手段變本加厲，80%以上的既得利益階層把財產家屬轉移國外顯示對大陸政治氣候不信任。這種情勢，顯示實現中國民主幾近絕望。寄望中國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也只不過是自欺欺人。此情此景，香港人的六四政治思維就應該是拋棄依附更高權力的心態，不去乞求民主而要立足本土去爭取民主。

其四，八九民運雖然在鎮壓下失敗了，但傳承的具體意義是當年民運所進行的公民抗命運動。現實的失敗不能掩蓋它道德上對施暴者的譴責力，和它精神上的感召力。六四政治思維在今天，要求我們繼承和重振六四公民抗命的道德力量。公民抗命，也就是非暴力抗爭。甘地認為，「非暴力」的鬥爭絕不是弱者的行為。非暴力代表的是強大，而缺乏正義的政權暴力在本質上才是虛弱的表現。非暴力抗爭正如海明威所寫：可以被毀滅，但不會被打敗。

愛因斯坦說過：「精神錯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做同一件事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六四需要有新政治思維。推動公提、6.22電子公投、佔中，不以人民權益與專制殘暴的政權作交易，是筆者想到的六四新政治思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沈舟 - 當憲法遭遇王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6日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解釋為何港府拒絕將「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三軌提名」方案納入下階段諮詢的範圍——「不容許有人藉民意做違法的事」，政府不會提出違憲方案，假使在法律上提出挑戰，政府會尊重、亦無法禁止，但強調《基本法》最終解釋權在人大常委會。袁司長話中有話：方案本身是否正當、是否有利於香港未來政治發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合法還是違憲」的「最終的解釋權」在中央，這是典型的「朕即法律」。

人們為何要遵守法律？兩千多年前的《秦律》是中國最早的法律，其中《焚書令》規定：兩人交談《詩經》、《尚書》就要斬首市曹，稱引古書古事以非議時政的要全家殺頭等，導致了「焚書坑儒」千古慘案。嚴酷的《秦律》旨在維護專制中央集權，「天下苦秦久矣」，終於逼出了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不是因為有法不依，而是由於濫施惡法。

現代法哲學解釋人們守法的理由，有不同的代表學說。一為「暴力威懾論」，強調「法律就是主權者發佈的命令」，為了避免來自主權者的暴力制裁或經濟損失，人們不得不守法；二是「社會契約論」，主張統治正當性來源於社會成員的同意，「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的」，法律是建立在共同體合意基礎上的契約，政府執法和公民守法都是在履行契約；三是「法律正當論」，認為人們守法是因為法律具有形式正當和內容正當的要件，其制訂過程遵循了法定程序，且與社會認同的價值或道德相符不悖。

制裁和懲罰是法律的必然手段，但如果缺乏「社會契約論」和「法律正當論」這樣的憲法內涵，僅僅依靠暴力威懾來實施統治，這樣的法律，不過是前現代社會的專制王法而已。中國教科書中至今仍然宣稱「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習近平最近重申「黨領導人民制訂憲法法律」，可見不同階級之間的平等對話，政府與公民的契約關係這樣的現代法律基礎並不存在。

專制王法的特點就是「朕即法律」，「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既無保護人民權利的內容正當性，更無法律要求的公開、一致和可預期等形式正當性。例如中國《刑法》293條規定的「尋釁滋事罪」，原來是「流氓罪」的一種，即指「肆意挑釁，隨意毆打、騷擾他人或任意損毀、佔用公共財物，或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官方居然以此罪名將在私人住宅談話的浦志強、徐友漁等律師、學者拘捕，讓世界再次看到真正「尋釁滋事」的中共之政治流氓嘴臉。

《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將如何面對如此披着「中國憲法」之外衣的中共王法？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經說：「在《基本法》第158條規定下，香港法院必定要跟從人大對《基本法》條文作出的解釋，即使其解釋是如何荒謬或不公平。」他亦表示：「人大在解釋條文時不一定會提供理據」，所以奉行普通法的香港在應用人大的解釋時將有難度，司法有難度，管制將如何？

香港目前或未來可能加劇的民主亂象，其亂源不是建制派學者王卓祺所描述的來自所謂港人的「私利激情」，因為「激情使人不接納理性意見」，而是來自中共王法對《基本法》和香港政治「荒謬或不公平」的干預。一個不提供理據、將中共《黨章》作為「隱秘之憲法」的法律，談何理性意見？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法律秩序只能從「自決」（self-determination）中獲得其合法性：公民應該時刻能夠將自己理解成既是法律的創制者，且作為承受者服從這個法律。若有人問「為甚麽我要受這個法律約束？正確的答覆則是：「那是你自己參與制訂的法律」。政改不僅是一個「選人」的過程，還是一個公民「創制」過程，創建和保護公平正義的政治制度，比爭取一個泛民或者建制派人士出閘更加重要，積極參與6.22對「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三軌提名」方案的投票，意義就在於此。

沈舟
獨立評論員 

丘亦生 - 香港二次空洞化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6日

財政部上周發佈了一份諮詢文件，建議在海外上市的中資股，即使委託國際會計師行核數，具體審計工作也必須交由內地會計師行進行，而現行國際會計師行以「臨時牌照」派遣職員到大陸工作的做法，將被禁止。他們日後的角色，是為內地夥伴的審計背書，並承擔責任。

會計人手大挪移　業界嘩然

消息令本港的會計界一片風聲鶴唳，因為一旦實施，意味即使接了生意，也一定要外判大部份工作予內地的會計師行，不但整個行業即時人手過剩，而且無法確保核數工作的質素，卻又要背上出事的責任。

目前仍未知影響是否僅限於H股及民企，因為建議涵蓋註冊地在境外，但經營實體在中國的公司，故此從字面看，連主要業務在內地的香港公司也不能倖免，都要交由內地會計師行負責。

過去廿年，中資上市公司是本港會計師行的重要生意來源，為這個行業帶來了多年的榮景，我不少同學，當年讀畢工管，便是加入Big Four，繼而得到不少北上工作的機會，長期駐守內地的亦不少。這在當時，是被視為晉升的青雲路。他們升上管理層後，協助訓練一班內地同事，漸漸不少工作由他們接手。當年這班北上精英，不少亦已回流。

今次針對會計業的規定，如同再為服務業敲響了警鐘，原來當內地的同業羽翼已豐時，不單止能夠用市場力量來蠶食你，還可以行政手段來排擠你。所謂內地的商機，可以是鏡中花水中月，轉眼間變成「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的」。

整個場景是否似曾相識，內地改革開放初期，不少港商乘內地人工廉宜，把製造業北移，初時還會帶一大班香港員工上去打江山，但訓練了當地員工後，僅保留小量中高層管理人才，不過同一時間，香港的製造業卻不斷萎縮，直至完全空洞化。

還好，製造業北移後，內地經濟剛好騰飛，衍生大量服務業需求，香港的專業服務、金融業、物流業、旅遊業，可以吸納這些被製造業擠出的勞工，但當中的經濟轉型，也令不少打工仔折騰不已。

內地行政手段　一招KO香港

港府這幾年不斷同內地政府探討甚麼粵港澳自貿區、前海、橫琴特區，大講加強經貿關係，可人家着眼的是香港服務業，念念不忘的是前店後舖的概念，客觀來說就是把香港的服務業都空洞化，把會計業、金融業、專業服務的後勤，全部搬到內地，難得高官還前仆後繼地配合，有沒有考慮到香港若再一次出現產業空洞化，可以如何走位？產業真的能升級嗎？有衡量過當中的風險嗎？搞大個餅就一定代表香港那一份不會因加得減嗎？

唔怕，只要香港能提升競爭力，明天必會更好。這是高官的百搭演詞，但看看他們的施政能力，你能不為香港的未來抹一把汗嗎？

吳靄儀 - 警察成了公安

明報   2014年5月26日

梁振英說，政府不會向佔中者發不反對通知書。一句無知之言，撕毀了警方執法獨立的顏面。學者陳文敏忍不住罵這位特首，不識法律就不要亂講，因為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法定權力是在警務處長，不是由特首指令。其實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警隊獨立執法，不受政治指令，是維持治安和社會秩序的基石。警方憑藉的不是武力強大，而是倚賴良好市民的信任和合作。一旦警察淪為政治工具，這份信任便會煙消雲散，人民鄙視為當權者爪牙的警隊，將來執法就要憑傾倒性的武力，香港社會再無和平秩序可言。過往，無論在遊行示威之中維持秩序，抑或在執法拘捕過程中，警方極力維持嚴格遵從專業目標和守則的形象，但在梁振英心目中，警隊不過是政府的屬下，警務處長曾偉雄須唯命是從。他以為耀武揚威，事實上是徹底破壞香港良好管治的制度。

難怪警務處長地位愈來愈低，再這樣下去，很快就會淪為披上制服的暴徒，變成公安武警，佔中變成六四，法治當場犧牲。

梁振英這等人知識太淺，黨性太重，以為黨指揮槍，特首指揮警力，理所當然。他根本不明白，香港的管治素來不是依恃這種單元領導，而是倚賴各個獨立機關守法運作，互相制衡。司法獨立的重要，人所共知；公務員的中立，香港市民皆知，只不過某類政治人物不服；廉署的獨立，金管局、證監會的獨立，無不是基於這個道理。或者市民會擔心這些機構能不能真正不畏「上頭」權勢而獨立自主，憑專業按照法律判斷。正因如此，當特首的人，一如過去當港督的人一樣，要處處突顯及尊重這些機構的獨立性。但當今政府和西環都不懂這套，以為最重要是突顯誰最大，入議會罵議員，一塌糊塗，不知將香港社會推到亂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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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今日「氣短集」題為〈筆者「失蹤」．越南反華．疆獨反中〉，最後數段很有意思：

中原政權在西域實施穩定統治，是由清乾隆開始的。乾隆因為成功用兵十次擴張版圖，得意之餘，自稱「十全老人」，並親自撰寫《十全武功記》，其中排第一的武功，就是兩次「平定」準噶爾（北疆），當時對準噶爾人的殺戮，完全稱得上民族滅絕；排第二的武功，就是「平定」回部（主要是南疆）。之後，乾隆把準噶爾盤地和塔里木盤地合起來統稱「新疆」，給中華帝國主義行為留下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證據。

我們一般讀的中華史，有兩個特點常常給忽略了。其一就是古、近代中華帝國主義的擴張、侵略行徑，都隱藏在「文治武功」這個粉飾了的正面詞藻後面，成為國人自傲的文化基因。其二就是近代史的分期，一般以鴉片戰爭劃線。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是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的受害者；這個事實一點沒錯，卻巧妙地遮蓋了鴉片戰爭之前的中華帝國擴張侵略史。那部分歷史裏，中華民族施於其他周邊民族的手段之野蠻，一點不亞於西方帝國主義後來施於中國的。然而，我們都習慣以為中國人是一貫的受害者，祖先強大的時候，都是「以德威服人」的。

我們今天大力反對新疆少數民族中的一些極端恐怖主義行徑，當然應該，但與此同時，能不深切反省自己民族過去對其他民族犯下的深重罪行嗎？

〔致讀者：本blog因遭投訴侵犯版權，無法再全文轉貼某報文章，想看練乙錚先生文章的讀者，請自行設法從他處閱讀。〕

陳Damon - 挪威角度反思台灣捷運斬人案

星期日生活   2014年5月25日

【明報專訊】台灣捷運的持刀殺人事件，鄭捷瘋狂斬殺車廂內的乘客，乘客驚慌跳跑，疑犯當場被捕，身分即時被公開。事件震驚社會，疑犯鄭捷的事迹被傳閱分析，各種不同的討論展開：「宅男」、「他玩的暴力遊戲使他暴力」，又或是「他一定是黐線的」，不盡不實的報道與武斷的評論此起彼落。整個事故與流程似曾相識，與2011年挪威的恐怖襲擊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不過，最大的分別應是在挪威社會的主流聲音上絕少聽到「殺人填命」的死刑論述。

挪威的Anders Breivik殺害77人，近百人受傷。然而，死刑卻不是挪威的主流想法。事件發生後，挪威第三大報章Dagbladet做讀者調查，結果顯示國民對死刑的支持沒有因恐怖襲擊而上升，當中68％受訪者反對死刑，支持及沒有意見者各佔16％。同時，在facebook上要求對Anders Breivik執行死刑的頁面雖然存在，但直至今時今日，專頁只有1124人讚好，與已有近5.5萬人讚好的台灣「無限期支持鄭捷死刑」專頁有明顯的差距。

  

坦白說，當年身在挪威的我，亦多少對挪威人的心態感到困惑。那時候，我的立場是「我不支持死刑，但他殺害這麼多人實是死有餘辜」。不過，在挪威，我從沒得到任何知音，所有與我討論的挪威人都有類似的意見：「要他死，還不是對他更慷慨？他應得到應有的裁決，他需要明白他所犯的罪的嚴重性，對他的罪行感到罪疚、悔過，甚至改過，這才是他需要的懲罰。自由，比生命更寶貴。以他的罪行來說，他應不會再有機會重獲自由，那才是最大的懲罰。」在挪威的價值來說，活於悔疚，是最大的折磨；失去自由，原來才是最大的懲罰。

挪威已廢死刑 台灣未決

兩地最大的分別是台灣還有死刑法，而挪威則早在1979年取消死刑法。除了二戰的處決外，挪威最後的執法已是在1876年。沒有死刑，對這宗死亡恐怖襲擊，挪威最終用了兩個月時間，經歷43天的聆審來達成最後裁決，犯人Breivik被判最長的刑期21年，並可無限期延長。就當地法律來說，這裁決已是最嚴厲的，挪威人亦普遍滿意裁決結果。

台灣的情况則不同，台灣仍有死刑，這次慘劇便再激發台灣對死刑的爭論。台灣的死刑法一直受到巨大爭議，死刑是否合憲是以往爭議的重點，近年的討論則關乎死刑是否有效阻止犯人犯案及道德人道上的問題。雖然現行台灣法律其實已沒有「絕對死刑」、「唯一死刑」，即是沒有任何罪行是必須要以死刑來處決，然而，面對像鄭捷的兇徒，部分台灣人似乎認定死刑是對鄭捷最適當合理的處決，在網絡上紛紛表達死刑的必要性。

中國執行最多死刑

死刑的執行在台灣一直在減少。民進黨自2000年執政（陳水扁當總統），不支持死刑，結果2000到2008年，死刑人數逐年減少，由1999年的24人，減至2000年的17人，到2002年開始更減到個位數字，2006到2010年間更沒有執行任何死刑。死刑法爭議的轉捩點是2010年國民黨吳育昇在立法院質詢裏，質疑行政院4年從未執行死刑，要求行政院長吳敦義表態；最後時任法務部長王清峰公開表態主張廢除死刑，拒絕執行死刑，結果她請辭。自2011年以來，台灣每年有個位數字的死刑處決。

究竟死刑法在廿一世紀是否仍應存在？不加入任何文化、情理或法政上的討論，單看數據，原來二戰後亞太區是死刑最普遍，處決最多人的地方。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自2012年，全球僅有21個國家及地區仍然執行死刑，除了美國、日本及台灣外，其餘十八個國家均是發展中國家，其中中國是每年執行最多死刑的地方，不計沒公布的數字（中國沒有公開官方的死刑數字），處決人數是平均每年數千人。以2012年來說，中國處決多於4000多人，比第二名的伊朗314人以上多達十倍以上，亦比中國以外全世界死刑的總和多9倍。

歸咎精神病是掩耳盜鈴

每當社會上有一些我們無法理解的罪案，華人社會最快最直接的反應都會認定犯人一定是「黐線」或「變態」，然後各小報一定會將某群組的人列入「高危分子」，藉此引起輿論。首先，精神病亦有其成因的，就算犯人是魔鬼，這個魔鬼亦是在某個特定條件與及環境下才能誕生的。以「黐線」來解釋其罪行，不過是將事物過度簡單化，並沒有阻礙同類事件發生的作用。就以挪威犯人Breivik的審訊作例，用了最多時間討論的其實就是他究竟是「清醒」還是「不清醒insane」。因為若然他是被精神科醫生判斷為「不清醒」，那他的判決便要根據精神障礙辯護，他最終可能不用服刑，只會送往精神隔離中心進行服康治療。

這結果是Breivik與挪威民眾都不願發生的，因為這便會把他的極右政治理念及犯案動機的重要性減低，將重心放在他的精神狀態身上，這做法有如掩耳盜鈴，沒有從悲劇認清究竟是在哪裏出錯。鄭捷的情况亦一樣，將所有罪行歸咎於他的精神狀况，那地球確實會變得很危險，因為任何人都有機會是「變態」，是「黐線」，會作出同類型事件吧？有什麼意思呢。

兩慘劇共通點：犯人求死

鄭捷與Breivik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二人自己都希望被判死刑。如果報章報道確實，鄭捷犯案是因為厭世，希望藉死刑來結束生命；極右反伊斯蘭教的Breivik亦希望可被處決，更幻想在往審訊途中會遭暗殺，那他便可以為其極右組織「殉教」，激發更多人認同。如果給他們死刑，那不就代表我們認同他們以「殺人」作解決方法的邏輯及價值觀嗎？那不就代表我們正正是給他們所想要得到的嗎？

殺人是否需要賠命，確是沒有方法可辨明的。或者，悲劇的受害人才是真正有資格表態的人，他們的創傷才是悲劇真正的後遺。奪去犯人的生命，或可給受害者家屬一種最直接的心靈「慰藉」，然而，死者已逝，這是不變的事實。對親屬的創傷，就算是一個公正的裁決，亦可能永遠沒法彌補失去至親的傷害。畢竟，我們不是活在Quentin Tarantino如《黑殺令》等的復仇電影世界裏頭，人生亦不是僅有一兩小時的電影長度，最後，報復的滋味再痛快亦無法彌補失去至親的事實。如何幫助受害者親屬走過難關，更容易承受這幾乎不能承受的痛楚；如何可以防止同類悲劇發生，對於社會來說，才是真正的關鍵。法律與理性，才能照亮我們應走的路吧。

文 陳Damon

編輯 馮少榮

鍾家寶 - 為香港老人，做黐纏老人－－前社工陳炳麟退而不休

2014年5月24日

陳炳麟於聖雅各福群會服務30多年，致力於長者服務。早年他到美國進修，

探訪老人時看到平安鐘，便將這概念帶回香港，造福不少長者。（圖：陳淑安）

【明報專訊】陳炳麟，前聖雅各福群會企業拓展經理，入行卅多年，專注老人服務，去年中正式退休。

「有件事想睇吓你哋幫唔幫到手。」訪問甫開始，記者未及發問，陳炳麟已搶先開口，原來是想我們協助宣傳最新的長者藥物管理計劃。他稱自己是退休社工，其實更像一個金牌公關。

過去，他落力替社福、健康版記者找老人個案做跟進，旨在讓香港關注老人問題；今天退下來，熱誠半分未減，憑藉人脈經驗開展新服務。他強調不愛「人做佢又做」，能成功在傳媒爭取版位，帶動話題，全靠他「夠黐纏」。

善用人脈 炒熱遺體捐贈

陳炳麟的「黐纏」之作，絕對不能不提香港大學的遺體捐贈計劃。

他退休不久後，與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陳麗雲教授閒聊間，得悉當時港大解剖學系不夠遺體作教學用途，他便參與策劃捐贈計劃，並拍心口承諾：「我寫包單，5年內夠用。」

憑什麼這樣自信十足，他說：「其實香港人很有善心，無論賑災或是器官捐贈，都是一呼百應。不是無人捐遺體，只是無人知道而已。」後來香港電台想拍攝關於預前醫療指示的節目，找陳炳麟幫手，他反建議對方探討香港的遺體捐贈，最後攝製隊甚至飛到台灣，拍攝當地的「大體老師計劃」；他又找來名人車淑梅呼籲，甚至主動替雜誌穿針引線，專訪相關人士，一下子，捐贈遺體由無人問津變得炙手可熱。我們讚他懂得傳媒需要什麼，也能利用自己的人脈，他謙虛地說：「當然不是靠我一人之力，傳媒力量龐大，我要找你們幫手宣傳，我好黐纏架！」他口中的「黐纏」是代表面皮夠厚，「我又不是為自己，又不是拿着數，我做這些，自己都要出車馬費吖！」

陳炳麟半生為社會服務，對同事的請求同樣義不容辭。聖雅各福群會於2011年的春茗
中送他一面旗幟，繡有「義氣仔女之父」，他的確當之無愧。（圖：陳淑安）

on call 24小時 諗計拓新服務

陳炳麟大半生服務香港老人，到今天自己終於成為服務使用者，但他不甘只享用，還希望繼續為自己和其他長者出力，經常想出新點子，以改善長者的生活質素。他的最新大計，是與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合作的「長者藥物管理及包裝服務」計劃，「很多老人家不止一種疾病，他們分不清藥物種類，容易吃錯，藥效甚至相冲。我希望透過藥劑師協調，為他們包裝藥物，每月送到他們家中，方便服用。我相信能在本年內開展」。這個大計就是他訪問甫開始就急不及待向記者提及「想睇吓你哋幫唔幫到手」的那件事，他更不下五次着記者，刊登他24小時on call手機號碼：5115 9954，說無論是捐款、做義工，甚至是頭暈身㷫，都歡迎各位來電。

記者跟他說很多退休人士都會做義工，端午節到社區中心派糉，或是為獨居老人打掃房子，輕輕鬆鬆，何解要辛苦自己？他以三個字來組合解釋——路、難、行，「路難行，難行路，行路難，社會要不斷有人開拓，人的生活質素才會upgrade，我在享受社會人士努力的成果，為什麼自己不成為其中一分子？做咗先，成唔成功我唔care」。

確診鼻咽癌 「哦」一聲面對

長年累月服務長者，對生死，他自有一套看法。 「係人都會死㗎啦！幾有權、幾有錢，避也避不了，倒不如想想死前如何提升生活質素。」生死，他經歷過，所以他有資格談。當時正值52歲當打之年，對老人服務仍有無盡承擔，兒子正在美國求學，還未出身；陳炳麟因淚管腫脹閉塞求醫，以為只是傷風感冒，最終確診鼻咽癌。

「我當時『哦』了一聲，驚都無用，看看如何面對囉！」慣見生死，沒有戲劇性的悲天憫人，陳炳麟只在電話中吩咐兒子無論如何要完成學業，不用回港，「我跟他說，我死咗你都唔使返來」，表面冷酷無情，但父子倆心中的翻騰，只有他們最清楚，「我兒子在電話中說無事，但我知他有哭」。電療令喉嚨灼傷，吞咽困難，太太每天給他弄好流質食物，然後回房去，陳炳麟獨自坐在飯廳慢慢吃，一邊吃，一邊流淚，太太就是忍受不了丈夫的痛，唯有躲回房去。「真的很痛，痛到喊，但我跟自己說，不吃就沒命。」

逃出生天 體會社會服務真諦

不求死，就要求生。

經過52次的電療，頑疾終告投降。陳炳麟說從小至大，他對人生都有全盤計劃，幾歲結婚幾歲生仔幾時退休，「我有晒planning，不會靠仔，80歲前的生活質素應該還可享有，但若果80歲後，有病，可能就要拿綜援」。他笑說人生的上半場都能按部就班完成，只是想不到中途一個巨浪，差點打得他人仰馬翻，但那次的經歷，卻讓他真正體驗到社會服務的意義，「感受和身受是兩回事，我無信教，但我很感恩」。

兩個多小時的訪問裏，陳炳麟風趣幽默，偶爾來幾句金句，逗得我們哈哈大笑，但問及對晚景、生死的看法，總覺他帶一種冷冷的淡然，甚至有點化，縱然訪問那天有一陣雨後陽光，陳炳麟總不如眾人看他那麼樂觀。

「小時候想，為什麼人會死，不可以一直生存下去；但如果長生不老，到處也是人，還會有你的存在嗎？後來明白，有始就有終，秦始皇也要死，世界是大家輪着來玩的。你說我化？現實就是這樣啦！」

「那你是在消極中積極生活嗎？」記者問。

陳炳麟沒有給我們一個確切的答案，但觀乎他每天早上從上環荷李活道的家步行到金鐘健身三小時，再努力籌備新的老人服務，不斷推廣自己的新理念，晚上仍然寫稿做聯絡工作，像他一樣，今天活出了生命的意義，何須懼怕他日的終結？

相中是陳炳麟（左三）當社工時組織的三行師傅義工隊，

他說師傅們外表豪邁，骨子裏充滿愛心，犧牲每周僅有一天的星期日休息時間，

為長者修理房子；他也不敢躲懶，同樣放棄假期，跟他們一起服務。（圖：陳淑安）

與太太相處一樣黐纏

陳炳麟說自己不但工作「黐纏」，跟老婆相處一樣很黐纏。「我上年歐遊兩次，是被老婆逼去的。她很怕坐飛機，但又知道我愛旅行，便替我報團，可是我又不想丟下她自己去玩，結果差點吵架呢！」

兩公婆都緊張為對方着想。「兒子長大了，有自己生活，現在她的注意力全放在我身上，想到家裏剩她一人，真的很沒義氣，所以我會推卻晚上的聚會，一定回家跟她吃飯。」

然而，他們又不是24小時都「糖黐豆」：「雖然我現在沒工作，但我仍是一大早就出門，做運動也好，到處逛逛也好，總之不能每分每秒也對着太太，否則會發現對方很多缺點。夫妻間要保持空間，各有自由的時間。」

採訪：鍾家寶、陳詠詩
文：鍾家寶
圖：陳淑安
編輯：林韻兒

相關文章：陳嘉文訪問陳炳麟 - 守護長者 這社工很前衛

蘇菲 - I don't think so囉！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4日

乍聽樹根那句「I don't think so囉」，有點親切，還以為是在WhatsApp裏的調侃對話，你一句「Please la」我一句「I don't think so lor」，然而大家都知道這類不中不英的句子只能私下鬧着玩，絕不能登大雅之堂，最起碼，在回上司的電郵裏斗膽寫上「Thank you la」，你將被恥笑最少一星期。

「嚴謹」這個字是重要的，也是我們每一天在每一個崗位都致力去做好的事。立法會是莊嚴之地，樹根不是在玩facebook，他在港鐵外籍高層面前輕佻地拋下一句「I don't think so囉」，他自信滿滿，我們卻感到羞愧。

先不說樹根英文到底是「Chinglish」抑或「Chung-lish」，他事後的回應絕對「Chung style」。「有邊個人話自己講英文百分之一百準？……最緊要係溝通得到」那種自我保護機制強到呢！想起2012年他上任之初，堂堂立法會議員的卡片，竟將「Legislative」串成「Legistrative」、「Administrative」變成「Adminstrative」，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寫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Hong Kong」，他事後怎回應？他說，因為助理屬新丁，工作又繁多，「唔小心串錯字都冇辦法」。

先有「the People's Republic of Hong Kong」，後說「I don't think so囉」，一言以蔽之：求求其其。最不堪的是他身兼我們港大的校董，一等一的香港大學，校訓是「明德格物」。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別告訴我「I don't think so囉」是在親民，在明大學之道；至於自滿欠謙遜的態度，就更肯定不是明德了。講到格物，就是格物致知，就是用嚴謹的治學態度去追求知識。樹根呀，嚴謹，哪裏去了？

港大和中大部份校董是由立法會議員互選出任，所以「try our breast」的陳克勤才能成為中大校董。樹根也這樣當上港大校董，他的履歷表因而增添亮點，一流學府的校董銜頭，對他未來的政治前途肯定大有幫功，簡單說，就是抽了港大的水。但他做校董已一年多，到底他讀懂了港大校訓沒有？

Well...I don't think so囉！

Vic：樹根其人，問題不在於英文不好。英文不好其實也可以在香港做個decent的好議員。在立法會質詢鬼佬，講廣東話即可，因為有即時傳譯。樹根乞人憎，在於無料又不自量，因此經常囂張地自暴其醜。

民建聯阿貓阿狗都是尊貴的立法會議員，鍾樹根當上港大校董，陳克勤當上中大校董，李慧琼更是尊貴的行政立法雙料議員，香港之淪落可見一番。

李怡 - 「保住香港」是六四最重要的教訓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4日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連續25年，香港每年堅持的記念六四活動，體現了記憶對抗強權的鬥爭。不想回憶，未能忘記。帶領着香港一代一代人關注中國社會與政治，表達香港人與專制政權截然不同的對自由人權的價值觀，並讓下一代承傳。記念六四活動也在一定範圍內影響少數來香港的大陸客，或多或少會影響大陸一些民心。我們不能否定25年來記念六四活動的一些正面意義。

97回歸後，六四燭光成為能否落實一國兩制的象徵。國際社會多認為，只要六四燭光仍在，那麼一國兩制仍存。然而，正是在這個象徵一國兩制的燭光繼續點燃的17年，一國兩制卻不斷受到踐踏。由不公平的功能組別和蛇齋餅糭、種票等手段構成的立法會建制派多數暴力，已廢掉立法會監督政府大半功能；梁振英出席答問會擺出戰鬥格批評議員拉布，顯示這個民望超低的無能特首，不把數萬市民投票選出的立會議員看在眼裏。香港維持一國兩制的唯一指望是司法獨立，前天中共操控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批評香港法院對黃毓民、陳偉業判刑過輕，中共要插手香港司法獨立，將使一國兩制徹底崩解。

中共全面動員並幾乎用盡吃奶的力度去反對還沒有成事的佔中，反對公民提名，但25年來卻沒有反對過六四燭光集會。有市民問：若沒有了六四維園集會，誰最開心？他的答案應該是中共吧。但也有人認為，若六四維園集會的人數大減，也許最擔心的會是中共，因為這意味着香港人的中國情懷已大大淡薄了。

近年港大民調顯示的香港市民身份認同，2008年選擇「中國人」的有39%，而選擇「香港人」的則有18%。自2009年起，市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下降，認同是「香港人」的比率持續上升。2013年6月的民調顯示，無論是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香港人」（包括「香港人」或「中國的香港人」），都比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高，大約有28至38個百分比的差距。年齡未及三十歲的受訪者，差距則達到60至72個百分比之間。香港市民尤其年輕一代的認同感大改變，也影響了對六四活動的投入感。去年，支聯會起先以「愛國愛民」作六四口號，受到批評之後收回，但已有本土派在尖沙嘴另搞記念六四活動。今年本土派也在文化中心另搞重新定位的六四集會，針對的是支聯會在網址貼出的今年廣告字句「我們堅決繼續支援愛國民主運動」。愛國如故，反愛國更往前推進了。

如果許多原來參加維園集會的市民，因為不支持支聯會的「愛國民主運動」而選擇去文化中心或乾脆不參加所有的六四活動，當然使維園燭光有所失色。但這恐怕是沒有辦法的事。

筆者在周三的「蘋論」中，寫過六四當年，台灣人和香港人的不同反應。對台灣人來說，六四最大的意義是與中國劃清界線，認識中共政權的本質，覺得中國是否民主再也跟台灣無關，台灣要走自己的民主道路。台灣有這個條件，因為有台灣海峽，有美國的非明言的「保護」。而香港，一方面沒有這條件，另方面也是因為香港人缺乏獨立的意志，未能擺脫依附強權的心態，因此對六四的反應是要促進中國民主，並望因此而獲得對香港民主的賜予。

但是，真正的民主思維應該是反向的，也就是說，不是中國實現民主而帶來香港民主，而是保住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的核心價值才能促進中國民主。假如有促進中國民主意願的話，就應該循毛澤東當年提倡的「先建設許多小中國而後成就一個大中國」，先保住香港的核心價值，發展香港的民主，而後希望能影響和促進中國民主。

毛孟靜在前天刊出的訪問中，回顧六四時她在北京採訪和目睹事件，她說，「我第一個念頭就是保住香港」。她認為要保住香港核心價值，不應奢求改變大陸，「如果我們連最後一個堡壘都守不住的話，對不起下一代」。回顧25年歷程，這應該是最重要的六四教訓。

近年中國大陸的政經社的變化，真是很難再期望中國在可見將來會有民主，甚或會有輕微的政改了。頂住中共干預去發展香港本土民主的確困難重重，實現的機會渺茫；但期望中國大陸「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更渺茫，而且從六四屠殺和這些年權貴資本主義發展來看，「建設民主中國」簡直可以說是開玩笑了。兩個渺茫相比，還是立足本土的道路較值得追尋。（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賈荃 - 再陽剛的太監也是太監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2日

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歸來》在中港兩地上映，大陸票房極高。但是，大陸年輕人未必看得出電影背後的種種。紅色恐怖歷史下的人物悲劇，成為觀眾有說有笑的談資。對這點，張藝謀是要負責的。《歸來》幾乎只拍了嚴歌苓原著小說《陸犯焉識》的最後20頁，完全改變了故事的重點，淡化中共造成的歷史創傷。

《陸犯焉識》，字面的意思是「名叫陸焉識的犯人」。嚴歌苓的整部小說，其實是通過一個人的故事，寫出整個悲歡離合的中國近代史。

民國年代，少年陸焉識被迫成婚。為了自由，他擺脫婚姻，赴美留學。後來回到中國，噩夢才開始。中共建政後，與知識分子的蜜月期沒有維持多久，隨之而來的便是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陸焉識就是上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當，講了真話，結果被判刑20年，送到西北農場勞改，生死各由天命。

原著小說的精髓其實是陸焉識在西北的20年，其間經歷了慘絕人寰的生活，那裏的官員個個讓人咬牙切齒。陸焉識為了看有自己女兒出演的電影，竟然要用唯一的名牌手錶去行賄。當然，小說中也有人性的光輝，例如弒母的人犯梁葫蘆，反正被判死刑，豁出去了，在勞改農場為所欲為。但是梁葫蘆惟獨尊敬陸焉識，因為他有學問。有次陸焉識的手錶被另一個犯人偷走，是梁葫蘆幫他偷回來，並且受酷刑也不招供。遺憾的是，梁葫蘆被槍斃後，手錶還是去了官員的口袋。

《陸犯焉識》延續了嚴歌苓一貫的風格，她善於寫這種表現紅色恐怖時代小人物苦難的故事。例如她的另一部作品《天浴》，講少女秀秀下鄉到藏區，為了獲得回城的批准，被當地大小官員輪番姦污。後來秀秀不知懷了誰的孩子，做完墮胎的當天晚上，甚至還有人去強暴她。最後，秀秀仍是沒有拿到回城的批准。無力反抗中共暴政的藏人老金終於看不下去，舉槍殺了秀秀然後自殺。

但是，嚴歌苓的故事被張藝謀嚴重閹割。電影《歸來》，只講文革「結束」後，陸焉識回家，發現妻子馮婉瑜失憶不記得他，然後陸焉識千方百計呼喚她的記憶。他們的愛情確實也很動人，但再陽剛的太監也是太監，騙不了人。張藝謀的怯懦，表現在甚至不敢解釋馮婉瑜失憶的原因，只能讓觀眾自己猜。張藝謀的墮落，在在反映了中國電影的倒退。同樣是講述紅色恐怖下的個人悲劇，從當年的《活着》到今天的《歸來》，張藝謀像被打斷了一條腿的喪家之犬。

《歸來》中最出色的，是男主角陳道明的演出。嚴歌苓盛讚陳道明有貴族氣質，像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此話不假。陳道明確實有種難以言說的魅力，沒有多餘過度的誇張表演。能夠演出這種「精神貴族」氣質的人，現在的中國大陸不多了。而在中國娛樂圈中，陳道明向來是低調的一個。

或許有人忘記了，陳道明的妻子，正是因同情六四事件被CCTV秋後算賬的女主播杜憲。1989年6月4日的《新聞聯播》中，一身黑衣的杜憲以極為肅穆、低沉、哀婉的聲音，播報了解放軍清場的新聞，面帶同情。隨後，她立即被停止了CCTV的播音工作。

以陳道明的名望，一定是CCTV春晚以及各類訪談節目的座上賓。但是，他卻從來不上這間國家最高級別的電視台。坊間一直傳說，陳道明在其後20多年間堅持不在CCTV節目中露面，就是以這種方式默默撐妻子當年的勇敢之舉。

不知道嚴歌苓為甚麽會同意《陸犯焉識》改編成《歸來》，一齣完全偏離小說原著，令人產生誤解的作品。當電影散場之後，男觀眾幫女觀眾擦乾眼淚。在這個影像時代，幾乎不敢奢望有多少人看過電影之後，會去找小說原著來讀。所以，他們對中國的歷史仍是一無所知，就好像他們不知道陳道明和六四的關係一樣。每每聽到「文革結束」這樣的話都覺得可笑──難道十年文革是十月懷胎，有終結的確切時間？文革的怪胎在脫離母體後，仍在成長。

《陸犯焉識》是部有眾多隱喻的小說，有人說，書名就蘊含着「大陸犯的錯誤該如何認識」之意，卻被張藝謀簡化成一個愛情故事──只能說是可惜。

賈荃
傳媒人 

陳沛敏 - 他們才是超級聯繫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2日

除了精於「語言偽術」，梁振英還愛用一些香港人少用的詞彙和比喻，例如「方方面面」、例如形容香港是「萬能插蘇」，還有多次公開主張香港要做「超級聯繫人」。上月他見美國議員，就說香港可擔當美國與內地之間的超級聯繫人。

大部份香港人都沒有深究，梁振英口中的「超級聯繫人」，究竟實際是怎樣擔當。但當昨日內地媒體傳來消息，指香港廉署已拘捕摩根大通前中國投行業務行政總裁方方時，我開始認真思考，中國「國情」下，甚麼是「超級聯繫人」。

方方是中港金融界「海歸派」人物。2011年成立華菁會，邀得梁振英做榮譽贊助人，又曾為梁振英助選，是梁粉一員，去年獲委公職出任策發會委員。

《紐約時報》去年底報道，摩通香港分部2010年聘用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的兒子唐曉寧，是唐雙寧主動接觸摩通促成。報道指摩通聘用唐曉寧，涉嫌換取生意利益，引起美國監管當局調查。據報道，美國證監會同時在調查，摩通聘請中國原鐵道部運輸局前局長張曙光之女一事。

去年12月20日，光大銀行在香港上市，融資196億人民幣，成為最大IPO之一。但在上市前一個月，主承銷商之一的摩通退出光大H股上市計劃。

方方今年3月突然請辭，離開任職逾十年的摩根大通。《華爾街日報》當時引述消息，指他捲入摩通聘請中國官二代換取生意的調查；摩通向美國監管當局提供了方方的電子郵件，郵件討論了聘用唐曉寧一事。但至今，美國監管當局或香港執法部門，都沒有公開指控方方涉及違法行為。

美國調查摩通，只是冰山一角。這個冰山，包含美國企業等外資，為搶奪龐大的中國市場，不惜「入鄉隨俗」，迎合內地的潛規則，大玩裙帶、貪瀆的勾當。沒事時，大家如魚得水，但當外國當局刮起嚴打之風、中國政治出現權力變化，情況就會逆轉，涉事的都一身蟻。

在香港，早年曾有劉金寶案，近期有宋林案。他們明明在香港商界鑽營，後者更獲廉署委為道德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但都是返回內地時才伏法。至於今次廉署拘捕方方，是否由美國當局的調查引發、究竟有否進一步行動，值得關注。

特區政府經常將「把握內地機遇」掛在口邊，但究竟我們靠的是本身市場的創新技術、完善制度、公平競爭，去發揮所謂聯繫角色，抑或「中港融合」下把內地那套潛規則帶來香港，大家圍威喂大茶飯，才是問題的關鍵。

陳沛敏
記者 

蔡子強 - 辦媒體作為一盤維穩生意

2014年5月22日

【明報專訊】在政府維穩開支超越國防開支的今天，維穩已經儼然成了中國一大產業，無數生意，以至就業和生計，都寄生於這筆巨額公帑之上，各地的維穩辦、城管、網絡監控、五毛 ……，養活了一大棚人，維穩成了他們的衣食父母。

維穩已經成了中國一大產業

有本地網上評論便曾經揶揄，維穩開支超越國防開支，這等於說：「劉曉波加盲人陳光誠加眼盲耳失聰的李旺陽，比美國航母加台灣二手F15加北韓核彈還危險。」但恥笑歸恥笑，大家有沒有想過，維穩這個產業，一樣是好些港人的衣食父母？

坊間有很多傳聞，說這個組織，那個媒體，都有收中央錢，任務是要幫助中央爭奪輿論陣地、抗衡泛民、打擊佔中等等。我沒有任何內幕，真真假假不得而知，但談到有否真憑實據，證明中央真的有向香港一些有關單位「泵水」，我想起一件往事。

最近重新翻看由已故傳奇「愛國紅人」羅德丞其心腹助手高繼標所著的《羅德承政海浮沉錄》一書，讀到一些章節，與今天的時局對照，覺得頗有感悟。

一份香港雜誌敗了國家過億元

話說1980年代尾、90年代初，當時羅德丞這位原本港英政權裏的紅人，投奔敵營，掉轉槍頭，反而幫北京出謀獻策對付故主。當時中英矛盾白熱化，羅德丞在「一會兩局」（即今天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前身）、新機場、人權法等政治鬥爭中，親自披甲上陣，剿敵建功，先後訪京獲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李鵬親自接見，並待之以上賓，羨煞不少親中陣營的人，一時間政治行情急速看漲，甚至被視為未來第一屆特首的熱門人選。但後來政治形勢卻急轉直下，最終由董建華當上真命天子。

是什麼原因令羅德丞慘遭「滑鐵盧」呢？當然，相信原因有很多，但高繼標在《羅德丞政海浮沉錄》這本書中，卻特別指出一點，那就是羅德丞拿了國家一筆錢去經營媒體，原本以為為國家在香港爭奪輿論陣地，結果眼高手低，大花筒兩三下把錢花光，但卻一事無成，結果讓江澤民都「頗有意見」，最終功虧一簣。

話說，1992年，北京透過中國銀行向羅德丞貸款800萬美元作為經費（即6000多萬港元，當時幾十萬已經可以在太古城買個600呎單位），讓他籌辦一份雜誌，這就是《Window》（不要誤會，與Microsoft無關）。但拿了這筆巨款之後，羅德丞卻經營不善，尤其是用人不當，例如高薪聘請了很多過氣、名大於實的「deadwood」，更僱用了老友的親朋戚友，又把自己所屬政團新香港聯盟的員工，調過去雜誌上班，出番份糧（但卻仍然要他們實際上為聯盟工作），更甚的是，在短短時間內，羅更為雜誌三度易帥（總編輯），每次都得賠上大筆錢送人走。（我不想開名寫，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翻閱此書，了解哪些是當事人）

不斷燒銀紙的結果，便是前後不到3年，800萬美金便花光花盡。結果，羅還厚着臉皮，去函背後靠山——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攤大手板，再次要求北京撥款支持。結果，國家又再次當了一次冤大頭，再「貸」款600萬美元來「填氹」。錢當然最後也泡了湯。高繼標在書中透露，江澤民對李鵬第二次批款「頗有意見」。

中央成了「冤大頭」

《Window》雜誌結果連見證九七回歸也捱不到，還差7個月，便得結束了這本訂戶低至2000，發行雖有兩萬冊，但多半要靠花錢請速遞公司四處贈閱的窩囊雜誌。而國家的資源，兩筆合共1400萬美元，人民的血汗錢，就是如此這般，像倒水般倒去。

雖然金錢上，羅德丞不必為此負債，付出一分一毫，但卻得在政治上問責，付上沉重代價，其政治行情從此急轉直下，本來只差一步之遙的特首寶座，從此成了鏡花水月。試問一個連一本雜誌也搞不好的人，看在北京眼裏，又如何能夠放心交託上整個香港呢﹖

但無論如何，過億元！是90年代的過億元！就是如此被人「洗腳唔抹腳」的花去，當時仍沒有「維穩」這個叫法，但就是以幫助國家爭奪輿論陣地為名，結果，春夢了無痕，輿論陣地當然佔不到，我相信沒有幾個讀者會看過《Window》，中央就是如此這般成了「冤大頭」。

愈渲染政治形勢，愈易分到一杯羹

從高繼標這本書中所紀述的這段往事中，我可以領略至少兩點：

一）出於政治理由，中央是真的有向香港一些有關單位「泵水」的，小小一份《Window》都過億元（再提醒大家一次，是90年代的過億元），其他更重要的單位，不言而喻；

二）中共是搞意識形態起家，對佔領輿論陣地特別重視。這便往往成了別有用心的人，要「撈油水」、支取維穩費的話，一個上佳藉口。

所以，諷刺的是，政治形勢愈嚴峻，維穩、佔據媒體陣地等政治需要，只會更加突出，於是，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其實是樂於見到政治形勢嚴峻，甚至會作出渲染，激化矛盾，火上加油，因為只有這樣，才會為他們在維穩產業中分一杯羹、「撈取油水」，提供更多機會。

梁振英的核心幕僚、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便在梁班子上任之初，在電視訪問中直言，政府絕對有必要參與輿論戰，否則只會坐着「捱打」。那些有心透過辦媒體以在維穩產業中分一杯羹的人見狀，還不會趕快「打蛇隨棍上」嗎﹖

不過，經過《Window》一役，中央不會不多了戒心，於是，今天，別有用心的人，不得不多開拓財路，除了國家的維穩經費外，也會向富豪打主意，要他們攤分國家的維穩任務，為國家盡一點綿力，當中有沒有假傳聖旨，上下其手，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或許，一些如今炮火隆隆、殺聲震天的人，應該多謝「佔中三子」，就是「佔中」，為他們帶來不少「商機」。愈是渲染「佔中」的危險和威脅，那麼「反佔中」便變得更加刻不容緩，要說服富豪報效祖國，攤分國家的維穩任務，也就更容易，更師出有名了。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Vic - 捷運殺人事件筆記

2014年5月22日

一、這確實是恐怖的事

至少短期內，大家都會相當不安，因為在捷運上閉目養神或滑手機都已變成危險的事了。台灣蘋果日報的報導：

鄭嫌先對3名正在閉目養神乘客，直接朝他們胸部猛刺，被害人還來不及呼救時就被刺倒，其他乘客大多在低頭滑手機，未察覺殺機逼近，鄭嫌逐一朝正在滑手機乘客刺殺，等有人發覺旁邊乘客倒下，被血濺到，才大喊：「殺人了！」

二、台灣不乏熱血人士

所以我們不時會看到民眾追打罪犯的場面。台灣蘋果的報導：

今天凌晨零時45分警方押解鄭捷步出江翠派出所，準備帶往海山分局採指紋補正程序，數十名民眾情緒激動追打鄭嫌，警方花了6分鐘才順利突圍。

在追打已被制伏的犯人之外，當然也有真正見義勇為的人，例如在車廂中持雨傘與鄭捷對峙的大叔，以及合力制伏鄭捷的數名路人，台灣蘋果的報導：

一名參與圍捕鄭嫌的男子說，鄭嫌後來從月台跑到一樓，他和4、5名男子忙著拿清潔員用的拖把、垃圾桶、傘架等物品將出口堵住，然後一群人合力將鄭嫌逼到牆角，鄭嫌見逃不掉，將手上的水果刀丟棄，另一把摺疊刀也從口袋掉出來，阿伯陳風（62歲）見機不可失，一個箭步衝上前將鄭嫌壓制在地，眾人也紛紛上前痛毆鄭嫌。

三、台灣很多人相信治亂世用重典

張鐵志的文章提到：

我在香港家中不安地打開電視，看到東森的「關鍵時刻」，主持人劉寶傑與所有來賓彷彿被附身般，用高八度音調講話，不斷地說這事情多可怕，歹徒多壞，彷彿我們還不夠畏懼不夠緊張。

其中一個來賓說自己是駐北京記者，用誇獎般的語氣說北京地鐵有多麼嚴格的安檢，地鐵站有多少公安，彷彿希望台灣也成為那樣處處戒備森嚴的警察國家。

然後，主持人寶傑說，一定要處以「極刑」。這的確也是許多人的態度：此人最大惡極，一定要處以死刑。

所以更多死刑，更多警察，更多安檢儀器，台灣就會更安全了。

這就是我們對於重大悲劇的反應嗎？

「關鍵時刻」這種節目能在台灣受歡迎，某程度上反映了台灣人的想法和偏好。這種媒體，當然很糟。

台灣人普遍支持死刑，例如2010年中時的民調顯示，84%的人支持死刑，且有過半（58%）民眾不支持以無假釋之終身監禁代替死刑。在台灣，討論死刑問題，可能導致家人反目。如果台灣蘋果以下報導正確無誤（蘋果新聞確實喜歡加油添醋），死刑的作用無疑值得深思：

鄭捷（21歲）昨晚在接受警方偵訊時說：「因為我生活壓力大，我不想活了，但是我又不敢自殺，想要被判處死刑求死，要多殺幾個人才會被判死刑。」

四、台灣當然也有冷靜、理性的有心人

可惜他們的影響力遠遠不如煽情、嗜血的大眾媒體。以下是一些難得的冷靜分析：

吳易澄 - 撕下標籤，才能阻止暴力

林瑋豐 - 犯罪者的標籤 跟你一樣嗎？

楊鎮宇 - 冷靜的筆

五、台灣媒體請加油

台灣電視的即時報導通常非常不值得看，往往內容貧乏，充滿無益的激昂情緒、無根據的揣測和錯誤的訊息。可悲的是，正常的電視新聞也往往如此。

少數優質內容，幾乎總是備受大眾冷落，例如有關挪威2011年恐怖攻擊的公視系列報導。

六、挪威的經驗

2011年7月22日，挪威發生恐怖襲擊。32歲右翼極端分子Anders Behring Breivik先以汽車炸彈攻擊奧斯陸的首相辦公大樓，造成8人死亡，至少209人受傷。不到兩小時後，Breivik穿著自製警察制服前往Utøya島，攻擊挪威執政黨工黨在此舉行的夏令營，槍殺69人（死者多數為20歲以下少年），另外至少造成110人受傷，當中55人重傷。

這是挪威二戰之後最血腥的襲擊事件。一項調查顯示，每四名挪威人就有一人「認識受此次襲擊影響的人」。挪威人如何面對如此恐怖、慘痛的襲擊，值得眼下的台灣參考。（想像一下：倘若台灣行政院或總統府發生炸彈襲擊，執政黨的活動隨即遭槍手闖入殺人，造成嚴重傷亡，台灣社會將是怎樣的景況？）

台灣公視兩篇方潔撰寫的相關報道：

他奪走我們最美的玫瑰，可是帶不走一整個春天

內文摘錄：2011年7月22日以後，挪威人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也許就是：他們是否恨爆炸案和屠殺案兇手，奪走77條生命和數百名年輕人未來的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

挪威沒有死刑也沒有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最嚴重的刑罰是21年徒刑，以及若受刑人仍有對社會安全威脅之虞的，能夠實質上達到關押受刑人一輩子的預防性拘留（preventative detention）。面對布雷維克，挪威沒有因此修正原來的刑法，也沒有因此對這件達到違反人道程度的罪行設立特別法庭。布雷維克受審時，法庭內，他有律師團隊，承審法官給予其一刑事被告應享有的權利；法庭外，沒有任何的憤怒的民眾叫嚷著吊死兇手。此外，挪威於事件以來沒有出現任何有規模恢復死刑的呼聲。

這是否意味著挪威人不傷心，也不憤怒？或是他們恨得不夠多？

史維勒的母親，畢爾卡維格夫人的答案與許多被害者家屬如出一轍，也與挪威首相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的再三承諾不謀而合：

「憤怒是兇手帶給我們的，我相信，我們所失去的這些充滿理想的年輕孩子留給我們的，是別的東西。

讓挪威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是這些孩子們的遺願。」

挪威屠殺案審判觀察：緊守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

內文摘錄：首先，Breivik的審判，完全適用既有挪威刑事訴訟法。

2011年7月21日的爆炸案和攻擊事件發生後，挪威總理Jens Stoltenberg鄭重承諾，挪威不會因此有任何增加警察權力和安全戒備，刑法典中關於反恐法律不會調整，亦不會有為了處理本次事件設立的特別法案或特別法庭。警察仍然需要經過申請才可以持有槍械。除此之外，位於奧斯陸市中心的挪威國會大門仍然敞開，並未因此增加安全戒備。

Stoltenberg總理認為，正因為Breivik的作案動機是否定現有的挪威價值觀，此刻更要堅守。為了破壞國民珍惜的價值，Breivik奪去了許多性命，不能連他最想摧毀的自由民主也一同失守。

因此，這場挪威全體人民關切，甚至世界矚目的審判，仍完全適用一般的挪威刑事程序。

其次，審判保障被告權利，同時防止偏激言行的負面影響。

被國家控訴犯罪的被告，受武器平等、公平審判程序的保障，這些原則，在社會高矚目的案件尤其不能失守。

然而被告Breivik的動機就是為了打擊挪威執政黨的多元文化主義，他企圖利用審判程序作為達到宣揚其偏激政治主張的舞台。且因本案採用了同步轉播，因此是否應完全肯定被告在審判程序上的一切權利，便有討論空間。

法院的處理方式是讓Breivik能夠其陳述犯罪動機，但藉著禁止該部分公開播送，以保護被害者們的觀感，但是基本的言論自由仍需維持，所以審判內容也藉著非即時的媒體事後以文字形式發表。Breivik一共花了5天時間解釋其政治思想和犯罪動機。

吳易澄 - 撕下標籤，才能阻止暴力

台灣蘋果日報   2014年5月21日
作者為精神科醫師、台灣人權促進會執委

上禮拜某記者也打來問，有男子跑到殯儀館對著屍體自慰，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的社會新聞現在都走這樣的公式，請精神科醫師在社會新聞後加個眉批，援引了「專業意見」，然後就截稿。這些被視為不正常的行為，當然有其原因，可是我實在不願意妄下診斷，或是三言兩語說他心理不正常需要看醫生。

捷運殺人事件自然引發了許多討論。傍晚接到記者電話，記者當然給了很多揣測，問我他是不可能因為這樣那樣，我說我沒有實際的接觸了解，不能妄下定論。然而我所擔心的是，媒體會開始又會開始以無限上綱的妖魔化、病態化來討論。

其實這個社會的多數人，包括你我，若沒有足夠的自省，我們散佈恐懼、製造仇恨的方式，跟犯案者其實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的不同在於我們擁有較多的內在與外在的資源，來遏止我們做出不理性的事。

我們要謹慎的事情包括，避免第一時間對犯案者與精神病患過度的連結。一來我們不確定他是不是有病的，也許心理學當然可以解釋其動機，可是這與心理疾病是有所距離。將個人病態化、妖魔化，其實是解釋一個社會現象最不負責任的方式。這樣不但加深了對所有的精神病人的歧視，同時也縮限了社會進一步理解社會問題的空間。

第二個令人擔心的是，將一個人的惡給無限上綱，並且又將解決方式導向一種對個人的處決，那其實無助於社會對問題的理解。犯案者自白說，他知道自己會被判死刑，這點，就足以讓我們好好想想死刑究竟是不是真的能遏止犯罪。把惡者除之為快視為正義的實踐之道，反而讓我們放過了人為什麼會變成那樣的故事。

當我們凝視暴力，我們必須停止與施暴者的邏輯來回應暴力。冷靜下來，把多餘的標籤撕下，才能阻止任何人成為不在乎一死而施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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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2011年7月22日，挪威發生恐怖襲擊。32歲右翼極端分子Anders Behring Breivik先以汽車炸彈攻擊奧斯陸的首相辦公大樓，造成8人死亡，至少209人受傷。不到兩小時後，Breivik穿著自製警察制服前往Utøya島，攻擊挪威執政黨工黨在此舉行的夏令營，槍殺69人（死者多數為20歲以下少年），另外至少造成110人受傷，當中55人重傷。

這是挪威二戰之後最血腥的襲擊事件。一項調查顯示，每四名挪威人就有一人「認識受此次襲擊影響的人」。挪威人如何面對如此恐怖、慘痛的襲擊，值得眼下的台灣參考。（想像一下：倘若台灣行政院或總統府發生炸彈襲擊，執政黨的活動隨即遭槍手闖入殺人，造成嚴重傷亡，台灣社會將是怎樣的景況？）

台灣公視兩篇方潔撰寫的相關報道：

他奪走我們最美的玫瑰，可是帶不走一整個春天

內文摘錄：2011年7月22日以後，挪威人最常被問到的問題，也許就是：他們是否恨爆炸案和屠殺案兇手，奪走77條生命和數百名年輕人未來的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

挪威沒有死刑也沒有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最嚴重的刑罰是21年徒刑，以及若受刑人仍有對社會安全威脅之虞的，能夠實質上達到關押受刑人一輩子的預防性拘留（preventative detention）。面對布雷維克，挪威沒有因此修正原來的刑法，也沒有因此對這件達到違反人道程度的罪行設立特別法庭。布雷維克受審時，法庭內，他有律師團隊，承審法官給予其一刑事被告應享有的權利；法庭外，沒有任何的憤怒的民眾叫嚷著吊死兇手。此外，挪威於事件以來沒有出現任何有規模恢復死刑的呼聲。

這是否意味著挪威人不傷心，也不憤怒？或是他們恨得不夠多？

史維勒的母親，畢爾卡維格夫人的答案與許多被害者家屬如出一轍，也與挪威首相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的再三承諾不謀而合：

「憤怒是兇手帶給我們的，我相信，我們所失去的這些充滿理想的年輕孩子留給我們的，是別的東西。

讓挪威成為一個更好的國家，是這些孩子們的遺願。」

挪威屠殺案審判觀察：緊守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

內文摘錄：首先，Breivik的審判，完全適用既有挪威刑事訴訟法。

2011年7月21日的爆炸案和攻擊事件發生後，挪威總理Jens Stoltenberg鄭重承諾，挪威不會因此有任何增加警察權力和安全戒備，刑法典中關於反恐法律不會調整，亦不會有為了處理本次事件設立的特別法案或特別法庭。警察仍然需要經過申請才可以持有槍械。除此之外，位於奧斯陸市中心的挪威國會大門仍然敞開，並未因此增加安全戒備。

Stoltenberg總理認為，正因為Breivik的作案動機是否定現有的挪威價值觀，此刻更要堅守。為了破壞國民珍惜的價值，Breivik奪去了許多性命，不能連他最想摧毀的自由民主也一同失守。

因此，這場挪威全體人民關切，甚至世界矚目的審判，仍完全適用一般的挪威刑事程序。

其次，審判保障被告權利，同時防止偏激言行的負面影響。

被國家控訴犯罪的被告，受武器平等、公平審判程序的保障，這些原則，在社會高矚目的案件尤其不能失守。

然而被告Breivik的動機就是為了打擊挪威執政黨的多元文化主義，他企圖利用審判程序作為達到宣揚其偏激政治主張的舞台。且因本案採用了同步轉播，因此是否應完全肯定被告在審判程序上的一切權利，便有討論空間。

法院的處理方式是讓Breivik能夠其陳述犯罪動機，但藉著禁止該部分公開播送，以保護被害者們的觀感，但是基本的言論自由仍需維持，所以審判內容也藉著非即時的媒體事後以文字形式發表。Breivik一共花了5天時間解釋其政治思想和犯罪動機。

蘇賡哲 - 強大不等於愛民

都市風雲   太陽報   2014年5月22日

中國大陸在越南撤僑，有人認為這是消極應對措施，希望北京更強硬，給越南一些教訓，才符合大國聲威。相對實力遠遜於大陸的台灣，要求越南由部長級官員出來道歉並賠償損失，已經是過得去的表現了。

事實上，從古至今，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遭受迫害，態度都是非常冷漠的。國力相對比較強大的明朝，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屠殺了萬計華人，以為明廷會出兵報復，不料明廷對那些「自棄王化」的同胞視如棄屣。當代如赤柬肆虐，殺害華人更以十萬計，而中國政府是赤柬米飯班主，柬埔寨華人向中共求援，中共亦不理會。一九九八年，有香港記者在柬埔寨偶遇一位去自潮州的女士，劫後餘生的她和丈夫開了家餐廳，很感性地說：「中國去了哪裏？當年我們這群華人在呼叫母親，但還是被遺棄了。我們只是二奶所生的兒女。祖國 、祖國，我們已不再認識你。」其實很多父親對二奶所生的兒女，比對正室嫡出更寵愛，老闆娘的比喻不太貼切，但憤怒和怨恨是很明顯的。

不少人有個錯誤觀念，以為中國強大，海外華人的地位就會水漲船高好起來，但從歷史、從今日所見，海外華人地位提高，是華人自身奮鬥有成，又是國際社會比昔日開明，和中國強大無關。正如奧巴馬能夠當上美國總統，也不是他在非洲的祖國強大了所致。

蘇賡哲 評論員

劉霞傳真．詩選：劉霞不沉默

明報   世紀版   2014年5月21日

編按：劉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之妻，她有兩個家人被囚禁，一個是丈夫，一個是弟弟劉暉。而正受軟禁的劉霞，最近寫了一些詩給家人，寫了一些詩自勉。朋友把她最近的作品傳給廖偉棠，轉交本版發表，告訴大家她的最近的心情，告訴劉曉波與劉暉，自己有多想念他們。隨文配以劉霞藝術作品《孤獨星球》照片，並有她寫給劉曉波的《黑暗之路》。她把詩歌重抄一遍以表達掛念。

文／劉霞  編輯／袁兆昌

大雪——給劉暉44歲生日

弟弟，今天是你的生日

農曆大雪

我打開一瓶紅酒

想着送什麼禮物給你

好像抱抱你

…………………………

給你也擺上個酒杯

我們倆喝喝酒，聊聊天

你曾經給我過生日的照片

就在眼前

那天的我們大笑着

…………………………

沒有你的家裏

一切都變得扭曲

老爸一天比一天沉默

把你的兒子當成了你

老媽哭壞了眼睛

你的兒子遠走異國他鄉

老哥忙得腳不黏地

你的姐夫每個月都會問起你

而我時常夢到你

夢中的你一直在和我吵架

做我的弟弟很辛苦吧

…………………………

還記得一九七六年的夏天

唐山大地震後

我們一起坐綠皮火車去長沙

火車開動時

不敢告訴你

第一次離開家

我心裏有多害怕

…………………………

如果有可能，弟弟

現在請你以小時候的心態

無條件信任我

一切都會過去

火車總會到達終點

二○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喝酒

去跟老哥喝酒之前

我會拔掉電話

以前喝多了回來

總是忍不住給朋友打電話

不能說話的日子太久了

…………………………

酒後的我可能很難看

聲音也刺耳

電話裏朋友的聲音

有時溫暖

有時陌生又疏遠

…………………………

醒來以後

才意識到

沒有人願意

聽一個酒鬼的胡言亂語

…………………………

在這樣的酒後夜晚

我愛雷蒙德．卡佛

兩個酒鬼

面對面寫那沒用的詩

不用說話

沒有羞愧和尷尬

…………………………

我會一直一直提醒自己

喝醉之前

拔掉電話

二○一三年十二月

抄經

沒日沒夜

我抄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我要趕在冬天之前

趕在樹葉落光之前

用心抄下每一個字

送給溫暖我的朋友

…………………………

沒日沒夜

我抄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可冬天還是來得太快了

大風颳走了樹木的衣服

不知道因為什麼

朋友們悄無聲息地遠去了

…………………………

沒日沒夜

我抄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字迹愈來愈端正

證明我還沒有徹底瘋掉

我畫中的樹

長不出一片葉子

二○一三年十二月

站立

這是棵樹嗎

這是我，一個人

…………………………

這是冬天的樹嗎

它一年四季都是這個樣子

…………………………

葉子呢

隨風遠去了

…………………………

為什麼畫樹

喜歡它站立的姿式

…………………………

做樹活着很累吧

累也要站着

…………………………

沒人來陪伴你嗎

有馬兒啊

…………………………

看不到馬兒呀

聽那翅膀飛舞的聲音

…………………………

在樹上畫馬兒會很好看吧

我又老又瞎看不到了

…………………………

你根本不會畫馬

我不會

…………………………

你是棵又老又笨的樹

我是

二○一三年十二月

廖偉棠 - 把你交到光手裏

這已經不是詩了，是「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的執著；是「安能促席，說彼平生」的懇切；是「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的無援。這樣從孤絕而不肯熄滅的心直接遞向虛空的，不是詩，是一片綿延又綿延的閃電。

然而這又是極好的詩，你可以從中讀出里爾克《沉重的時刻》「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哭無緣無故在世上哭在哭我」這種在存在的絕境裏義無反顧的穎悟，方想起詩者切切實實在這大地上受難，不只是想像中的受難。詩窮而後工，於窮途絕路中仍偏執於手藝的完美，豈不是書寫者最有力的反抗？天以百兇成就一詩人，這殘酷的餽贈，劉霞承當下來了。

這裏數篇劉霞詩的手稿，是她通過一位女性摯友，輾轉交到我手上託我發表的。接到手稿照片的時候，我不可避免想到了娜傑日達，俄羅斯最偉大詩人奧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遺孀，當年是怎樣如火穴中的螞蟻通過土地的裂縫向地面傳遞地火的消息；也想到另一位史達林時代受盡迫害的詩人阿赫瑪托娃，她在兒子的監獄前排隊，另一個排隊的母親問她：你能寫下了這一切嗎？她說：我能。

劉霞，以及許許多多不願意忘記的，從六四走過來的詩人，她們是曼德施塔姆也是娜傑日達，也是阿赫瑪托娃。她們以不沉默，反抗了那個如鐵板一樣叫人噤聲的時代。即便她們的詩歌，僅僅是喘息，是耳語，卻比震耳欲聾的口號更加接近人心的起搏聲。

「孩子，我以耳語

把你交到光手裏。」

曼德施塔姆於一九三七年寫的詩，今天依然有效。劉霞把她和劉曉波的靈魂消息交到光的手裏，也是把我們交到光的手裏。當年我們從廣場撤離，留下了光，這光依舊把我們收擁在懷裏。

後記：劉霞除了寫詩，也一直在被軟禁的家中拍攝靜物的實驗攝影，從最初那些吶喊的娃娃、強光中的書籍，最近這些她用錫紙捏造的《孤獨星球》──這錫紙常常把她的手劃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