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廿三年祭：孔捷生 - 「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已逾期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5月31日

六四忌日又近，與往年不同，就是中共剛經歷薄王案震撼，而民間又受陳光誠事件鼓舞，地火湧動，人心思變。二線城市貴陽民眾聚集紀念六四，套用官方對薄案定語，那是「孤立事件」，然而卻是一個訊號，提醒官民雙方：「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的鎮國咒語已經逾期。

後六四二十三年來，中國確實大變，變成何等模樣？歷史學家黃仁宇把中國衰落的起點劃定在明朝萬曆十五年（公元一五八七年），其中重要原因是國家意識形態的腐朽以及官僚集團的同步腐朽，換言之，仁義道德之國家學說和泛社會的實際行為相去甚遠，官民皆然，他們內心都不信國家標榜的那套話語和規範，卻假裝相信。於是社會開始風化剝落和傾圮，這正是今日「盛世中國」的寫照。

全國人大代表最富的七十人，財產是美國兩院全體議員加總統、大法官、全體政府閣員財產的十二倍；中共中央委員九成都有直系親屬移居海外；中國民眾的消費從過去佔 GDP比重的百分之五十，跌至未足百分之三十五；薄熙來案更抖落出國家話語和政權本質的巨大反差，現實已荒誕到整治薄案已不能從貪腐角度着手，否則大家都受不了，於是只好以「孤立事件」名之。

不難推算，這輪政治震撼決不可能成為政改和重評六四的契機。倒有江湖傳聞，薄熙來篡權早有謀算，其中六四就是可能的政治資源之一，他曾擬篡位之後把六四定為「反腐愛國運動」，以攏天下民心。「反腐愛國」而非民主愛國運動，由此可見薄熙來與民主憲政絕緣，如說他有何貢獻，那就是加劇了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危機。

縱觀大歷史，任何集權王朝均有自我毀滅的歸宿，試看世界上諸多顯赫帝國，莫不灰飛煙滅。中國歷代王朝都先是德不修，政不通，人不和，而後滑向自我毀滅的不歸路，外族入侵只是給其陵墓添上最後一抔土。中共「盛世」當前，袞袞諸公卻抱着末世情懷，紛紛轉移寶眷和財產，他們全力維繫這個體制，無非是對踞金字塔頂端的人最有利，而無關人民和社稷福祉。

然而六四這場記憶和遺忘的長期抗戰，人心終須戰勝強權，這是天道。如果薄熙來都念及六四是政治資源，習近平怎會想不到，他想到也不會去做，除非人民逼着他去做。六四香港維園的燭海，已經燃燒了二十二年，中國人已守望了二十二年，猶記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戰，亦八年而已，六四碧血沉埋的光陰卻三倍於此。天日昭昭！

吳志森 - 文化界選民

明報   2012年5月30日

粵劇泰斗阮兆輝被拒當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組別立法會選民，引起傳媒廣泛報道。這位享譽粵劇界的一代大老倌，接受訪問時沒有大發脾氣，表現不慍不火，但每句說話，都掩不住內心的憤怒。尤其用他的大戲腔，一字一句鏗鏘有聲的說出來，指控特別有力。

「一個文化藝術人，要自己捐窿捐罅去證明自己身份，係侮辱嚟嘅。」

「我好有錢去搞活動，搞戲嘅，使乜你資助啫！係咪呀！」

「唔受你資助就不被承認，你覺得咁樣叫做公平？咁叫做公開？咁叫做公正呀？」

「咁荒謬嘅嘢，大家都可以若無其事咁行落去，我真係唔知點解？唔知點解？」

要當上演藝文化界功能組別選民，其中一項條件，是過去若干年內接受過諸如藝術發展局，或早已被槍斃的兩個市政局等的資助。整份演藝文化界的選民名單，放眼望去，盡是業餘藝術團體。而像阮兆輝這些專業的，在業界數一數二的大老倌，絕無僅有。

例如傳媒訪問的其中一檔，在通州街公園的「唱生晒樂團」，經常來客串的一位長者，因為她的曲藝社受過資助，有資格成為選民，但當記者問她有關功能界別選民投票時，這位玉姐卻不知所云，根本無法明白記者的提問。

記者向選舉事務處查詢，官員回應說：「正處理阮兆輝的春暉製作公司登記為功能界別選民的事宜，以確定其主要目標是否促進藝術……。」如果阮兆輝說要一個文化演藝人「捐窿捐罅」證明自己身份是一種侮辱，那麼，選舉事務處說要確定阮兆輝的春暉公司主要目標是否「促進藝術」，就是對這位粵劇泰斗的第二次侮辱。阮兆輝本身就是藝術呀，難道選舉事務處的人都有眼無珠，還需要查甚麼確定甚麼？

「無佢哋咁好氣，做唔做到選民無所謂，講出嚟，係想大家知道個制度幾咁有問題。」

阮兆輝說得對，如此荒謬的制度，如此荒謬的現象，大家為何能若無其事的行落去，而且行了這麼多年，沒多少人提出異議。而那位不知演藝、文化、出版為何物的體育界人士，又可以一次又一次連任立法會議員，問題出在哪裡？除了制度有重大缺失，文化藝術人，難道一點責任也沒有？

馬嶽 - 「先通過、後檢討」的謬誤

2012年5月30日

【明報專訊】候任政府推銷架構重組，愈來愈像去年替補機制的發展。政府用牽強的理由堅拒作公眾諮詢，原因應該很簡單：政府沒有很強的理據說服公眾，與其給時間反對力量凝聚，不如「快刀斬亂麻」了。殊不知這種不講決策理性的態度，正最惹公眾反感，令更多人反對政府建議。

候任政府最近主打的論據，叫做「先通過、後檢討」，或者「先通過、後監察」，並且有主要親梁報章為其鳴鑼開道。這反映了候任政府已經放棄了用理性說服議員和公眾，只會說「畀個機會吖」，「買咗玩具畀我先啦，我會乖㗎啦」，到了反智的地步。

坦白說，如果這樣的邏輯都可以成立，那麼以後政府所有的政策諮議都不用做了。政府推出任何政策，面對公眾和議員質疑，政府有起碼的責任說服公眾和議員新政策建議是好的，或者至少是「利多於弊」，如果做不到這步，政策便不應通過。面對公眾和議員各項的質疑和批評，無力說服反對聲音時，說「你先讓我通過嘛，然後再檢討和監察嘛」，完全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大家擔心23條立法侵犯人權自由，可以先通過，然後再檢討有沒有侵犯人權自由嘛。大家擔心銷售稅影響民生，可以先通過徵收幾年，然後再檢討嘛。

很多政府措施，錯誤推出了要「撥亂反正」非常困難，特別現在立法會面對的是「增設職位」的建議。官僚總有自我膨脹的傾向，最擅長合理化自身的存在，增加了編制後要再削減非常困難。2008年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以來，公眾評價不高，但我們見不到政府會建議削減有關職位，今次反而建議增加。現在通過增加編制，兩三年後再檢討，要重新削減多餘職位的機會近乎零。

正因為公共開支易加難減，香港自殖民年代開始，在行政主導體制下賦予立法機關較大的財政監察權，包括增加人事編制時的逐項審批權。香港憲制設計原則並不賦予立法機關很大政策影響力，但財政監察一直是其重點功能之一，用以落實《基本法》中強調的「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原則。立法會議員謹慎使用有關權力，其實符合《基本法》的重要精神。

把政策的理性基礎全都搞掉

當然，如果特區政府以後都採用這個決策邏輯，也可能不是壞事，甚至對推動社會改革有極大幫助。民間團體有任何政策倡議，政府和建制團體有任何懷疑，都可以叫他們「先通過、後監察」呀！大家擔心全民退休保障會造成沉重經濟負擔，不要怕，「先通過、後檢討」嘛！最低工資35元絕對不是問題，政府和商界如果擔心，可以「先通過、後檢討」。這個原則發揚光大後，我相信政府和立法會以後都不會找到任何充分的理據，去反對任何政策通過。中央和商界為什麼反對全面普選和取消功能組別？應該先全面普選，再檢討監察嘛！！

候任政府現在的做法和去年林瑞麟硬銷替補機制一樣，方案通過是一項政治任務，如果主要的支持論據被反對者駁斥，便「信手拈來」的堆砌另一些理由，結果把政策的理性基礎全都搞掉。就像傳聞中的文化局長。候任政府最初推銷新分拆出來的兩個局時，說要找業界的人當局長，可以「專事專辦」，但當因各種政治原因要用許曉暉當局長，被文化界質疑她沒有業界背景、不熟文化政策時，羅范椒芬便說「其實任何人當局長，都要團隊互補」。這個說法，說穿了是「阿茂阿壽都可以當局長」，因為有「團隊互補」嘛。

2002年政府推行問責制時，其中一項理據是可以從政府外找界別專才任高官。到了曾蔭權年代，不大找外間專才任問責高官，多以政務官背景的出任。到了現在倒退至沒有業界專業知識、也沒有政務官的行政經驗也可以出任局長。這個制度難道有這麼神，任何人出任高官都可以勝任？

當政治動機凌駕政策理性後，大家再用政策理性的標準來分析政府的某些「理據」，便會覺得非常反智。在不能以理性說服公眾後，政府便只能繼續透過中介組織或公司找各種各樣的臨時演員來支持通過方案（這其實可不可以也算是扶助了文化事業呢？），置持份者真正的意見於不顧，回到董建華年代的老路上。未來5年的管治手法，可思過半矣。

陳雲 - Hello Kitty 出任文化局長更好

明報    2012年5月30日    （此網誌包括文章註腳）

聽說候任特首要設立文化局，令我笑了出來。我一直無講文化局的事，也無傳媒訪問，因為他們大概知道，我一旦發言，新政府的馬騮戲就演不下去，沒戲看了。

從職能來看，文化局不包括影視廣播，也不包括文物保育，其功能就如將康樂文化署長升格為局長，兼管藝術發展局及演藝學院等文化機構及基金的撥款而已。原本是在民政局的文化職系，原封不動地割出去，成為文化局。如果沒有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撥款，這是毫無必要的舉動。指定民政局副局長專管文化事務，更為省事和省錢。

九七之前的文康廣播科（一九八九—一九九七）或九七稍後的文康廣播局（一九九七—一九九八），職能仍未恢復過來。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文康廣播局解散，文化事務轉遞民政事務局負責，廣播事務轉遞新成立的「科技資訊及廣播局」，從此香港的文化管理，脫離世界潮流。世上的文化局或文化部，一般合管文化藝術、康樂與資訊廣播，有些更兼管教育或旅遊。詳細討論，請閱拙作《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

梁振英政府的文化局，功能萎縮，名義上是一個文化局（Culture Bureau），實質上只是一個藝術局（Arts Bureau或Arts Council）。不包括影視廣播和文化保育的文化局，世上少見，能做什麼事？如果真的要做到Arts Council，不如將現時藝術發展局改革及升格為藝術局，將各文化場館公司化，變成藝術局可以管轄康樂文化署等機或成為這些機構的法定撥款諮詢就可以了。

香港設立藝術局的建議，英殖政府在一九九〇年已經提出[1]，不過當時由於有民選的市政局管理文化藝術，而香港當年亟須實踐民主，故此不宜由專業管理代替民主政治。一九九〇年提出的藝術局，要二〇一二年才實現，而且命名為文化局，欺世盜名，不是很好笑嗎？

文化局長不一定要是藝術家或文化人，但必須要有文化論辯能力，有能力為國家或地方的文化辯護，有能力將文化爭議的事務提升到文化價值觀的辯論，令議會和輿論可以切入文化論題，增加社會的文化論述能力。文化局長要講得出一番道理，不能只懂得講資源公平分配、節目多姿多彩、在保育和發展之間取得平衡、要聆聽市民意見、廣泛諮詢業界之類的行政廢話。在這方面，據傳獲聘出任文化局長的許曉暉女士，從未見她發表政見，是一個缺了嘴巴的Hello Kitty。

台灣的文化部長龍應台，之所以令香港文化界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她在香港的大學出任訪問學者期間（二〇〇三—〇五），撰文探討香港文化，公開演講，挑戰中環價值，在理念價值層面與香港社會對話，而非背誦官僚套語。龍應台牙尖嘴利，極難招架，當年她的文章（「香港，你往哪裡去？」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九日於明報）批評香港殖民地文化和政府行政，香港文化界除了附和之外，噤若寒蟬。我認為她的脫殖思想，不合香港實情，於是奮起應戰。我的回應文章「香港，你哪裡都不用去！」刊於《信報》（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成了當年唯一應戰的本地文化人。文章透露了香港城邦自治思想。

當時我在民政局出任研究總監，負責文化政策等研究，以筆名發表回應，算是盡了文化官員為香港文化辯護的職責。如果一個官員認為識得去看話劇或當眾演唱走音的《獅子山下》[2]，就是懂得文化，則擺一個Hello Kitty在局長之位，也許更好，起碼令我們耳根清淨。

[1]文康科於1989年9月委任英國藝術行政專家布凌信博士（Peter Brinson）研究香港藝術政策。至今仍是歷來最為坦誠與精到的香港官方藝術政策諮詢報告。Peter Brinson, Dance and the Arts in Hong Kong, A Consultancy Report 1990, ch.1&2; p.41.

[2]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身為公益金高層的黎明出席無線電視籌款節目《萬眾同心公益金》，與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及公益金董事黃永光合唱羅文的經典金曲《獅子山下》籌款。許的演出，簡直虐待聽眾，見李怡：〈走音王做文化局長〉，《爽報》，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按：作者陳雲，香港少數研究文化政策的學者，有十年的公共文化行政資歷，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任教文化政策，著有相關書籍《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二〇〇八），乃中文出版界唯一文化政策學術專著。  

古德明 - 他們的道德高地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5月30日

二零一一年七月，中共重慶市書記薄熙來宣布：「重慶不僅要建設開放高地，還要建設道德高地。」據中共今天披露，薄熙來的道德在於玩女人、斂金銀、濫刑獄等等，這當然不奇怪：所有中共幹部權鬥失利，這些日常消遣都會遭揭發。但「道德高地」四字卻必須談談，因為那又是英文的化身。

英文high ground一詞，直譯是「高地」，意思則是「(競賽中佔)上風」，例如：The British lost the moral high ground to Gandhi(英國道義上被甘地佔了上風)。中共愛說的「道德高地」，就是直譯moral high ground，只是往往沒有了「競賽中佔上風」的意思。臺灣、香港那些現代漢語人，處處以中共為師，於是整個新中國都是「道德高地」。

請看看香港立法局議員林健鋒二零一一年十月三日怎樣在《文匯報》痛斥民主派：「他們時常站於道德高地，標榜捍衛香港核心價值外表下的不良用心。」這位立法會議員大概想說民主派「標榜捍衛核心價值」，寫出來的意思卻是「標榜不良用心」，文章獻世，此之謂也。

又請看臺灣總統馬英九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發表的外交策略：「臺灣要採取與國際標準規範相契合的援外政策，使得臺灣有一個國際政治上的道德高地。」中國歷代講政德的名言無數，但現代中國政客談政治道德，卻要向英美學舌，真不知是甚麼心理。

孔子認為：「政者，正也。」所以主張「直道而行」，「為政以德」。孟子給梁惠王的勸告則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正、直、仁、義，就是現代漢語所謂「道德高地」。例如《三國演義》第三十八回劉備談抱負：「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論匡扶宇宙之才：「守正惡邪，務使澤及當時，名留後世。」諸葛亮不會「守道德高地」，劉備也不會「欲佔天下政治上的道德高地」。

薄熙來、林健鋒，馬英九等假如有半點中華民族自尊，有一些中文基本修養，就應該說中國人話。薄熙來可以說：「重慶不僅要力行開放政策，還要為政以德。」林健鋒可以說：「他們時常以正道自居，以香港紀綱捍衛者自命，卻用心不良。」馬英九則可以說：「臺灣的援外政策，須符合世界標準，務求堂堂正正，廁身國際政壇。」但我對他們的要求也許不切實際。新中國大陸、臺灣、香港三地政客，無論言語還是品行，不爭相下流，就不能出人頭地。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平反「六四」，不是問題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5月29日

聽說大陸可以公開講六四民運，六四的網上貼文可以保存一陣子才被刪去，北京中南海又傳出政治改革的呼聲，連太子黨也響應的。有些人聽到傳聞好興奮，奔走呼告，我倒是冷淡待之。不是因為我不相信，而是太有可能了，共黨的舉動太正常了。中國的化公為私把戲差不多唱完了，向小民奪地再向銀行融資的金錢遊戲，都快賺到頭了，用貨幣膨脹的方法來催谷經濟增長的戲，要唱完了吧？黨官將自己的家眷和財產轉移到美國的自保工程，快完工了吧？

財富和家眷可以轉移海外，但前提必須是中共繼續執政，或者起碼有一個維護前朝黨官利益的中國政府在，否則中共一旦倒台，中國一旦解體，這些外逃的人失去原先的國家保護，身家性命恐怕不保。外逃在國外的資金，是國際強國虎視眈眈的目標，一旦中國政權不保，這些浮財、冤枉錢都要打個折扣，要輸送給外國政府買平安。新興的民主政府若與外國裡應外合，來個紐倫堡大審判，聲討以前的罪行，全世界通緝，就無路可逃了。

保住權力吧，繼續用共產黨專制的方法統治中國吧，可以麼？可惜，這個黨已經像中國的發水經濟一樣，大得不能再大了，只能用分配利益的方法來維繫。官商勾結，只講經濟利益而不講正義、不講政治，已令政治思想與意識形態無法統領大局，任何一種大災難——核電廠爆炸、沿岸城市大地震、經濟衰退引起大規模失業、攻打政府的民亂，都可以令政府崩潰。用目前的方式掌權，如坐在火山口。

掌權不是，不掌權也不是。因為共產黨專制的國家，政治上缺了脫殼之策。金蟬脫殼之策，叫民主。共產黨只須要很快建立民選制度，共產黨員保留核心成員，其餘自由退出，改名社會黨、共和黨之類，用官商勾結的方式把持輿論和競選機器，依然可以繼續執政。再召開人民最高法院，審理冤案，平反六四之類，動用國庫的錢，一次過賠償損失，用終審的方式結案，往後的政府，即使換了政黨執政，也很難翻案和追究。共產黨改名了，民眾欲罵無從。這才是真正的大奸大惡。俄羅斯的普京，就走了這條路。經濟上不宜用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但政治上用震盪療法，卻可以令民眾無從制衡，貪官污吏可以脫身，用安全的方法繼續掌權。

法國前總統戴高樂講過，民主制度在最壞的時候，就是有期限的暴君制度。總統成了暴君，制度也保證他們退任之後不會遭到太壞的刑罰，一般得到特赦。在公民社會、自由輿論與道德水準仍未在民間建立起來，就推行民主改革，容易供養有期限的暴君，而且這些暴君還可以用拍檔互選的方式循環上台。六四平反，中國政改，當如是觀之。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香港也有壞人論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5月29日

左翼為了袒護他們的中國同胞，講完中國也有好人論，當然要講香港也有壞人論。

例如大陸遊客用手腳碰撞途人、測試自己的可用空間，在車廂或其他公眾地方喧鬧之類，左翼便說香港也有這些人，香港人自己都沒有做好自己，自己也有貧乏和不足之處，我們憑什麼去指責大陸同胞呢？

這又不盡是大陸人慣用的臭蟲論。臭蟲論出自魯迅。他批評當時的中國人賴皮，遇到人家批評，不會反省，反而辯駁，說其他國家也有同樣錯誤，以此掩飾自己的短處：「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外國也有〉，一九三三年）」。臭蟲論是抹黑對方，香港左翼則是反求諸己，自己也有缺點，就不要批評人家了。

於道德修養而言，這是可敬的。與保土護鄉而言，這是怯懦的。自己族群裡面有不良分子是一回事，外邊來了不良分子，是另一回事。即使是自己不好，我也有權抗拒不良分子進來，將自己的家園弄得更糟。從教化的目標來看，香港有不良分子，更要排斥外來的不良分子進入香港，否則大家近墨者黑，衰埋一堆，劣幣驅逐良幣，香港無法提升自己的。

左翼也有人說，大陸來的不良分子，可以在香港學到禮貌，大家要有耐性，香港是會影響中國的，改變中國的。但實情是很多大陸人依傍中共淫威，不放香港人在眼內，根本無心學好。

要教化大陸人，要拯救中國同胞的靈魂，左翼朋友可以自己去做，但不要拖累其他香港人。香港不是帝國主義時期的白人，身負教化「蠻夷」的重任。今日西方已經無人夠膽講「白人的負擔」（White men's burden），左翼要救中國，悉隨尊便，但不要以「香港人的負擔」這個名義。

周保松 - 為民主辯

2012年5月28日    《南風窗》(2012年第11期)

一、

在種種有關中國應否走向民主的論爭中，有兩類頗為流行的質疑。第一類是素質論，認為在現階段，中國人的民主素質不夠，所以民主應該緩行。這類觀點並不反對民主本身值得追求，只是認為好的民主實踐需要一些條件，否則會弄巧反拙。

對於這類質疑，可有三個回應。一、要有效實踐民主，公民的確需要一定的民主素養，包括基本的政治判斷能力，能夠理解和遵守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規範等。但要擁有這些能力，並不需要特別技能或特殊訓練。在正常環境下，大部份人都可通過教育和公共生活，逐步發展出這些能力。

二、即使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那麼合理的推論，也不應是維持現狀不變，而應是加速制度改革，提升人民的民主素質。這包括積極推動民主教育，容許言論結社自由，鼓勵不同層面的政治參與等。民主的能力只能在民主的生活中孕育和發展。

三、持這種論調的，往往錯誤地將人的素質視為靜態和本質的東西，卻沒有意識到人的信念和行為，其實很受外在制度環境影響。也就是說，今天社會上出現的對個人權利的不尊重，對程序公正的踐踏，對異見的不寬容，對規則的漠視，並非什麼中國人的劣質國民性所致，而是直接和制度相關。如果一個社會變得日趨公正民主，活在其中的人，自然會傾向培養出相應的正義感和民主意識。以不民主社會導致的「不良素質」為由來反對民主，是倒果為因。

二、

第二類質疑，可稱為精英論。這種觀點認為，政治權力應該掌握在一小部份精英手中，因為只有精英，才有能力有遠見有情操為人民謀福祉，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善和公正，才能掌握歷史進步的秘訣和承擔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等。精英論有不同形式，它可以是柏拉圖式的哲學王，儒家式的聖君賢相，也可以是按血統來定的貴族制或據階級來定的一黨專政。儘管有著種種不同，精英制的共同敵人，是民主政治，因為民主主張所有公民都應享有參與政治的平等權利──無論他們在其他方面有多大差異。而對精英論來說，在一個本質上不平等的世界強求平等，是非理性的，因為大眾總是無知短視和易受操縱，常會由於自利而做出違反共同利益之事。

我們可從不同角度反駁精英論。例如我們可以問：即使精英論是對的，但在沒有經過選舉洗禮下，我們怎麼知道擁有權力的，就是真正的精英？這些精英從哪裡培養出來？退一步，即使這些真是精英，我們怎麼保證他們不會因為擁有絕對權力而導致絕對腐敗？畢竟有能力和有德行，是兩回事。我們也可以問：在一個利益分殊價值多元的社會，不同個體不同族群不同階層對於什麼是政治社群的共同利益，必有不同看法，一小撮統治精英的個人判斷真的較一人一票的集體選擇，更能知道什麼是共同利益嗎？

這些都是精英論必須面對且必須誠實回答的真問題。自由民主制在世界取得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並得到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的廣泛支持，不可能是偶然的事。這些事實最少說明，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不僅不是非理性的，而且較精英制更能保障個人權利，更能反映人民意願和向人民負責，更能有效爭取社會財富合理分配，也更能約束權力被濫用，因此具有更高的正當性和穩定性。所以，即使單從後果看，精英論的斷言也經不起事實檢驗。

儘管如此，不少人依然認為，在理念上，精英制並沒有問題，只是在實踐上，由於較難找到制約精英濫用權力的有效方法，所以才迫不得已選擇民主制這個次佳方案。民主制最大的作用，是防止專制暴政，卻不是為了實現什麼最高的善。為什麼呢？因為由大多數人决定的政治，必然是庸人政治。民主或許不壞，但極平庸。對於政治抱有極大期望同時視自身為精英的人，不喜歡民主，自然不難理解。這背後隱含了這樣的態度：政治很複雜，政治是一門技藝，要實現政治社群的最高利益，就必須由才德兼備的專家來治理。真正好的政治，絕不應是「眾人」之事。

這種觀點十分流行，卻不見得成立。首先，今天在大部份國家推行的代議民主制，其實並不否認治理國家需要專門知識，也不像古代雅典城邦那樣用抽籤方式决定誰擁有權力。民主制選擇政治人才的方式，是通過公開公平的多黨競爭。它相信，在一個制度健全的社會，通過發表政綱，公開辯論，媒體監督，黨內初選複選，最後經全民投票選出來的代議士，有較大機會是合適的治國之才。嚴格來說，代議民主並不反對精英治國，它反對的，是未經人民通過一人一票授權的精英治國。

當然，精英論者可能會繼續說，一群無知之民，怎麼可能選出有識之士？但我們絕對不應該，將民主政體的公民視為無知之民。在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良好的公民教育，自由多元的公共文化，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社會參與，都能使公民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責任，並對公共事務作出合理判斷。那些藐視公民的人，往往是出於傲慢或者無知。當然，儘管如此，我們仍有機會選出能力不好和德性不彰的人。但我們也知道，即使這樣，全體公民仍然可以用手上的選票重新選過。

三、

討論至此，我們見到無論是素質論還是精英論，都是擔憂民主選舉會導致不好的政治後果。我在上面已指出，這些擔憂要麼不成立，要麼可以在實踐中得到解决。接著下來，我將討論推深一層，指出相較於民主制，素質論和精英論有個極大缺陷，就是只著重後果，卻忽略了政治參與本身對權力正當性及對個體生命的重要性。忽略這兩點，就難以充份理解，為何民主制在現代政治取得那麼大的支持。

先談第一點。我們知道，政治問題的根本，不在於如何將權力交到有能者手中，而在於交到有能者手中的權力如何才具正當性。我們必須問：為什麼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擁有行使龐大政治權力的權利，並要求我們無條件服從。沒有人天生就有權統治他人。政治權力要有權威，就必須提出理由，說服被統治的人。但精英論者不能說，僅僅因為這些人的政治能力卓越，所以就有權統治他人；他也不能說，由於這些能力卓越的人可以為所有人謀幸福，所以我們就有義務服從。為什麼這些理由不足夠？因為我們理解自身是自由人。我們理解人為有自由意志，有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作選擇，同時可以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的個體。我們的自由意識愈強，就愈重視選擇，愈不願意別人強加其意志於我們身上，愈希望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因為所有人都有能力成為自由人，故在這一點上，我們彼此平等。

自由意識的覺醒，是現代政治的一件大事。這個覺醒，是現代性的根本特徵，也是推動現代政治的根本力量。在自由人面前，一切舊有的訴諸於上帝、天命、血緣、種姓、精英等來證成權力正當性的方式，都變得軟弱無力。自由人要求，政治權力的行使，必須尊重他們的意志。這正是民主選舉的重要精神。一人一票之所以重要，並非在於它是實現某個政治結果的最好手段，而在於這個過程實踐和體現了人是自由平等的個體。精英制最大的缺陷，是它不容許人民選擇。但這絕不表示，好的政治人才和好的政府管治不重要。民主政治同樣重視這些，但它在此加上一重限制：國家權力來自全體人民，因此權力的正當行使，必須得到平等公民的投票同意。

精英論的盲點，是沒有看到，經過數百年發展，自由意識早已植根於現代人的自我理解之中，並構成評估社會政治制度的基點。事實上，民主只是體現自由的一個環節。在社會其他領域，人們同樣要求自由，包括言論思想出版和信息自由，信仰和結社自由，以及活出自己人生的自由。如果有人說，今天的中國人依然未有足夠的自由意識，依然樂於做臣民，依然甘於被一群得不到他們授權的所謂精英來統治，那我只能說，這不是事實。退一步，即使有部份人事實是這樣，也不表示應該是這樣。

四、

精英論的第二個盲點，是沒有看到政治參與的過程本身，對個體有重大意義，卻以為它最多只有工具性價值，目的是為了實現某些獨立的政治目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實現這些目標，民主參與就沒有價值了。他們很少想過，民主參與本身，其實十分重要。

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我們一出生，就活在國家之中。國家設立制度，制定法律，擁有武力，並要求我們無條件服從。我們享有多少自由，擁有什麼權利，承擔何種義務，都由國家規定。國家的制度和政策，深遠地影響每個人。既然如此，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對於活在其中的政治世界，如果完全沒有參與權，完全被排斥在外，我們將強烈感受到屈辱和疏離。這個世界明明屬於我們，我們明明在世界之中，卻被迫活在世界之外。我們，遂成為政治的異鄉人。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的自由意識和平等意識愈強，就愈感受到被排斥的耻辱和憤怒。

就此而言，政治參與的重要，並不在於我的投入客觀地令世界變得更好，而在於我因此有一份「在家」的感覺。「在家」之意，是說這個世界我也有份，我可以和其他人在平等權利下，一起改變和塑造屬於我們的政治共同體。在這意義上，一國如家。但此家沒有高高在上不可挑戰的家長，不會將家中成員分等級定貴賤，而是所有成員均可參與家中大事，共同作出决定。在這過程中，我們不僅體會到平等參與的可貴，同時也在發展人之為人的種種能力，感受公共生活的美好。民主制度有分和爭的一面，但在分爭背後，公民之間同時有很強的道德和政治紐帶，這些紐帶的基礎，是對自由公民的平等尊重，以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政治共同體。

我相信，渴望在家和渴望平等尊重，是現代人最深的精神需要。這種需要得不到滿足，人就很難活得有尊嚴。精英制只看到人的差異，並將政治建立在差異之上，卻看不到這種政治對人帶來的傷害，看不到民主背後有著更深更廣的對自由平等的堅持。

張彧暋 - 「德治民主主義」的千年詛咒

2012年5月26日

【明報專訊】民主有很多種，最危險的是以民主之名，行極權之實的獨裁民主主義。最近看很多政治人物與輿論，都高舉所謂的「民意」來合理化自己的言行。這些民意是什麼呢？民意調查、報章社論、落區巡視，不斷被用作是一種證明自己天命所歸、道德化身的政治本錢。我們先不說這些民意調查是因何弄出來，又如何被政府與政客利用。無論調查方法多嚴謹，從根本而言，「民意」不過是一種主觀感覺、意見，是需要詮釋、議論的。

民意很重要，因為你知道社會上的喜惡。問題是不能單靠民意替政府決定具體的政策吧？在西方民主代議制的國家，民意是一種約束權力，而不是一種用來號召群眾、打倒政敵的力量。最近事無大小，皆以「民意」之命來合理化，譬如「民意不能等！（等什麼？）」、「我區街坊（誰？）告訴我，他們不同意拉布（理由何在？）」。這些說法，如果不是政治無知，就是極其惡質的獨裁手段與口術，意圖架空本來合法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推倒代議民主政制，集中行政權力，實行更大的獨裁。

中國德治民主主義
與西方分權政治的不同

為什麼媒體竟然可以容許這類以「民意」之名的歪論出現，而不加以口誅筆伐？我們忘記了無論過去法西斯、共產政權，無不是人民民主專政。獨裁政權出現的理由，就是由這些「我其實不知道」的「民意」所支持。

日本歷史學者與那霸潤，就以「德治民主主義」看待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政治模式，並以此來比較日本與西方的不同。他的《中國化日本：日中「文明衝突」一千年史》（文藝春秋2011年）認為，「德治民主主義」是「巧用民意，煽動人的道德和感情。中國和西歐在政治方面的區別體現在如何控制權力暴走上。西歐依靠法治，由議會制定法律約束王權。中國則標榜德治，依靠道德倫理來約束，即對於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期待他實行符合儒家道德的仁政來治國」。

中國雖然與西方類似，都強調「市場秩序流動化」與「人間關係網絡化」，但中國卻注重「權威權力一致」及「政治道德一體化」，後兩者跟西方相反。千年來中國習慣了這種以道德之名搞的集權模式，在這種掛着「光明正大」牌匾下做生意，與西方習慣了政治分權與法律的環境下所搞的資本主義相當不同。

與那霸潤認為，「德治建立在執政者的道德觀絕對正確的前提之上。這樣的社會不承認價值觀的多元化。因此，德治的危險性在於國家有可能變成對其他價值觀冷漠的國家」。一切利益、權力，都是以道德之名而行，而通往獨裁之路，從來是民意鋪成。他或者說得對，「國家朝着強化共同體的方向發展，但最後又都回到了原狀」，今天見到的，只是千年詛咒的再現，而「這是沒有進步只有重複的世界」。

參考：文中引用與翻譯，來自朝日新聞（中文版）的訪問稿「日本正在中國化──歷史學家與那霸潤」http://asahichinese.com/article

古德明 - 可持續發展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5月23日

香港有一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宗旨據說是「就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優先範疇，向政府提供意見」。看見這樣的文字，我有時真以為香港還是在英國殖民政府治下，可惜卻不是。

「可持續發展」五字，字字直譯英文：「可」者，able也；「持續」者，sustain也；「發展」者，development也。「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即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每一個字都照足英漢字典翻譯，半點都沒有錯，但這不是中國人話。

《易經‧繫辭上》談到「易」的意思：「生生之謂易。」孔穎達解釋說：「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變轉，後生次于前生，是萬物恒生，謂之易也。」中文「生生不息」、「生生不已」等，就是英文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或現代漢語「可持續發展」的意思。

《孟子‧梁惠王上》講到漁業、木材業「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數罟不入洿池(編織細密的魚網，不許到深淵大澤捕魚)，魚鼈不可勝食也(魚鼈就吃之不盡)；斧斤以時入山林(按時令禁止或容許伐木)，林木不可勝用也。」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不是英美特有的觀念。中國人早就明白：「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呂氏春秋‧義賞》)

蘇軾《前赤壁賦》談到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中文不會說甚麼「取之可持續，用之可持續」、「魚鼈可持續也，林木可持續也」等等。

但請看今年一月十四日臺灣總統馬英九獲選連任後的宣言：「我們將致力於青年就業、生態保護、農漁業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四月二十五日新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瑞典說：「推動可持續發展，是當今世界潮流。」他們說的每一句話，骨子裡都是英文。

中國人會說「我們將致力於農漁業生生無竭問題」、「力求生生不息，是當今世界潮流」等。但是，中國人今天連簡簡單單的「長用長有」幾乎都不會說。大家只會「可持續發展」。

最近，新中國湖北作家協會會員劉聞雯上江蘇電視臺問答節目，回答節目主持問題，說「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的下一句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以李煜的《虞美人》詞當作李白的《將進酒》詩。劉聞雯身為新中國「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學竟然之無不識，然則馬英九、溫家寶等政客，所用詞語不出英漢詞典的範圍，也許並不奇怪。

本文第一段末句「可惜」兩字，我不應該用，假如新中國統治者不是一面熱中做外國人奴才，一面視中國人為奴隸。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董晉之 - 大逃港50周年祭

世紀．惶恐年代：大逃港50周年祭

2012年5月22日

半個世紀前的5月，本港陷入了大規模的拯救難民行動。當時人口320萬的香港，每日有盈千盈萬的內地飢民湧入。不堪政治迫害與飢荒的內地同胞，想方設法，由水陸兩路偷渡，投奔在港親友，或希冀憑雙手拼出一條生路……

1962年3月29日，香港漁民在坪洲海邊救起了六兄妹。他們從廣東海豐乘小木船，四晝夜漂浮至英界，在破船將沉時獲救。熱心的漁民聯繫到他們在香港的大伯黃嘉興，黃先生興冲冲趕去團聚，孰料才過一天，六人便被警察查獲拘捕。黃大伯當天再去詢問保釋，得知子侄們已經被送往羅湖解回大陸。

黃嘉興在警局門口，哭得死去活來：「那些漁民見我窮，連茶錢也不肯要一個。遠道由平州救他們回來，給他們吃了兩餐，真使我感激，但當局為什麽這麽忍心把他們送回虎口？」

「六逃亡者不獲人道待遇竟被解回大陸」經《星島日報》4月7日大篇幅報道，引起港人强烈的同情和爭議。一場如何對待大陸偷渡客的爭論在社會上鋪開。

英界有飯開

人們此時尚未意識到，1949年以來絡繹不絕的偷渡暗流將在這一年洶湧成狂潮。

依既有法規，截捕到偷渡者，警方可直接解送出港或遣回原籍，而毋須法庭判決處理。但經過三年大飢荒，中國農村餓殍遍野，飢民不走無異於等死。在香港有親友的人家，有時收到郵來的糧包。能吃飽飯的英界，成為飢民心中的天堂。

為了緩解糧荒，廣東省的開明官員在中央默許下，放寬邊境管制──既是放百姓保命，也為節糧。數以萬計的飢民申領到了內地政府頒發的合法通行證，潛伏在邊境，伺機逃港。其中，從深圳羅芳村攀梧桐山抵港的人數最多。為趕赴邊境，廣州到深圳火車票的「預購票」要排隊三天才能買到，而此票十天後方可使用。

香港記者從落馬洲的山頭瞭望，河兩岸人影蠕蠕而動。逃難的人三五成群，自寶安縣福田村邊境越過深圳河，攀過標識國境的鐵絲網。過河之後，消失在田野中。

據陳秉安先生在《大逃港》書中對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的採訪，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曾帶人到邊境的山上觀察。兩三千外逃群衆衝過邊防線、靠近邊境線時，被鐵絲網阻住。有人喊：「倒掉它！」於是山搖地動的一片高呼聲：「倒掉它──」

「轟──」幾十米長的鐵絲網被推倒在地，邊境線就像決了口的河堤。

「衝啊──」喊聲驚天動地，滾滾人流湧過邊界。

趙紫陽放下望遠鏡，搖搖頭說，簡直就是淮海戰役了！

金庸憶述當年的激動

當年定位於消遣性小報的《明報》，起初不願多惹是非，創辦人金庸亦不想得罪左派的朋友。金庸回憶，「飢民愈來愈多了，我們不能視若無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過得幾天，《明報》的採訪課整個沸騰了。記者們從邊境帶回來的眼淚，灑在編輯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們激動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語，使每個人的良心不能平靜。港聞版的編輯不斷地問：『登不登這消息？』每個都在不滿：『這樣的大消息也不登？』」

《明報》終於開始大篇幅報道逃港潮。5月12日報載：躲藏在梧桐山、伺機入境者達兩萬之巨。他們在原籍派出所獲得出境證之後，本身糧票及所有配給沒收。在港如遭逮捕，也沒有退路，決心堅定。很多人行山過境時已沒有食物，在梧桐山上餓了三四個晝夜。5月15日，《明報》鮮明地提出：「火速！救人！請立刻組織搶救隊上梧桐山」，呼籲社會關注為躲避巡捕躲在山坳裏的難胞，並接受讀者捐款捐物。

邊境的山區，漫山矮松，遮避視線。尋親的市民剛上山坡，就大聲呼喊親人的名字：「淡水葉阿福，你響邊處？」「石龍袁九，阿媽來搵你呀！」呼兒喚母的叫聲震耳，響成一片。

五月的天氣，酷熱和陰雨交替。飢民藏在山中，過起原始人的穴居生活，忍耐雨淋日曬，至夜深才敢爬出來喝溪水。有新界村民插着白旗，抬粥到野山深處接濟。難民狼吞虎咽，「據桶猛嚼」，粥水瞬間全吃光。一個五十多歲的難民餓得頭昏，撲向粥桶時跌倒，摔得頭破血流，癱在路邊。

臨時難民營爆瀉

美國LIFE雜誌攝影師拉里．伯羅斯（LarryBurrows）在越南戰場採訪期間，短暫來港休整。聽說難民潮，立刻奔向梧桐山。他用鏡頭記錄下，男童蹲在草叢裏，膝蓋上有一大塊別人給的吐司麵包，但落着十多隻蒼蠅。他的身上、臉上也落着蒼蠅。年長些的難民，神情既是驚恐，又是悲苦。頭髮黏成一縷一縷，貼在頭皮上。

記者們的採訪車上載滿麵包、開水和藥物，每每先作救濟，後作採訪。見很多難民腳板赤裸，傷痕纍纍，記者問起攀山的情况。有人脫下膠鞋，鞋底穿了幾個大洞，腳底受傷結痂，磨得比鞋底還厚。為什麼來港？難胞異口同聲說，鄉間糧食不足啊。

羅通海原來是惠陽石屋公社的農民，他叫住記者：「先生，請幫個忙。」妻子因熬不住飢餓，去年和他離婚。三個兒子也先後隨同村的人逃難而去。他聽老鄉說，妻子可能也逃到了附近。他企盼通過消息見報，和家人重聚，說着從破銀包裏掏出一張全家福，五口人正望着前面不可知的命運。

有老人在山中病重，不敢報警求救，和兩個侄兒在荊棘中哭起來；有母親已經去世，嬰兒在她懷裏嗷嗷待哺，啼哭不止。

港府遣返難民的原則不改，並加派軍警巡邏。白天，士兵牽着警犬，搜查截捕；夜晚，天空時時亮起照明彈，逼月色中翻山越嶺的流亡者現形。但這幅連綿不絕的流亡圖，讓軍警也動容。執法者一邊拉人、一邊放人，還有些私下塞錢給偷渡者。有警察押解體弱的老嫗，一手攙扶她，一手幫忙提麵包。還有警員端起打火機，擋着風，給難胞點煙。

儘管警方執勤的態度友善，難民還是為逃過搜捕、留在香港不遺餘力。有人為逃避身後追捕的警察，一路狂跑，加之心裏驚恐、身體虛弱，跑了幾百米後轟然倒地，氣絕而亡；還有人在押解途中發現親人，跳車、攀鐵絲網逃亡。一飢民在軍車高速飛馳中飛身躍下，立刻重傷身亡。

記者目睹此間種種，常泫然淚下，向讀者感慨：你看到，會哭吧！

粉嶺警察訓練營臨時改造成了非法入境者集中營，當天來不及遣返的被捕者在此集合。難民多次偷渡，營內飯堂也有了熟面孔，和警員打招呼致意。港府供應難民飽餐，每餐成本六毫半──那時的一份日報賣兩毫子。菜餸雖只是些黃瓜鹹魚，但白飯夠飽。一天送去難民營的食物只麵包就有三卡車，食客的個人最高紀錄是一餐飯吃六大盅。

難民營房間住滿時便在院中搭帳篷，直至所有地皮用盡，帳篷搭無可搭。難胞入營須登記，登記人員常要通宵達旦地工作。遣人上車時，軍警以竹竿分批，趕鴨子般引導人流。

難民集中營外，上水公路兩旁，一群群帶着大包小裹的市民在等候──他們的親人可能就在運難胞的卡車上。每逢車經過，市民便往車裏拋食物、衣服和藥。市民攔路涕泣相送，哭聲驚天震地。

遣送途中騷亂時有發生，遣解車便裝上了嚴密的防逃措施，車兩側架起鐵絲網或帆布。5月22日起，解送改用火車，門窗封閉，每日可送走五千人。原想當日守在公路旁的尋親者撲了個空。

震懾當年中共

小小香港無法消受驟增的人潮，呼籲國際援助。美國有議員提出，應提高中國人的美國移民配額，並多容納難民；也有人提議在澳洲等地廣人稀的英聯邦國家安置難民。

國民黨政府的救援姍姍來遲。台北22日合衆社電：國府已循外交途徑告知香港政府，願接納一切願意由香港來的中共大陸難民，人數不加限制。次日，合衆社報道：台灣南部已設立起救濟站和臨時收容所，難民將由此登陸。國府決定將他們安置在台灣東部和中部。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也料到，一旦他們收容這些難民，中共將為了維持國際聲譽而抑止難民湧入香港。

5月24日，記者在邊境重又見到共軍巡邏，當日起，逃抵香港的大陸人銳减。

除了潛藏在山村裏的難民，「穴居部落」悉數被香港軍警拘捕，遣回大陸。大陸不再允許被遣返者在深圳停留，而是直接轉解上火車，送回廣州等地。

5月底，非法入境者接連三天顯著減少，設在粉嶺警察訓練營的臨時收容所隨之關閉。港府在九龍亞皆老街設立了專門接待新由大陸來港者的人事登記處，為其辦理香港身分證，准許他們合法留在香港。為了避免得罪大陸當局，港英政府沒有轉送難民去台灣。支持國民黨的《自由報》稱：大陸逃亡潮暫被閘住，政府明智決策震懾中共。

時間快進50年，網絡詞典裏的「梧桐山」，成為深圳市城區東部的旅遊勝地，森林茂密，空氣清新，國務院公布其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內地百姓對中國史無前例的大飢荒的認識，常局限在「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香港人信息暢通，卻不甚熱中於家庭和城市的歷史。慘絕人寰的飢荒與逃亡，正像退去的潮汐，從人們視野中淡出。港深邊界線上建起了多個通關口岸，兩地海關嚴格執勤，偷渡罕有發生。但是，導致大飢荒和大逃港的制度性原因，至今仍難破除。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文／董晉之 編輯／袁兆昌]

世紀．More．逃難辭典

【大逃港】即從內地偷渡到香港。1949年以來，大規模的逃港潮發生過4次，分別在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以1962年最為嚴重。據《大逃港》一書的作者陳秉安先生查證，這4次逃港的總人數達56萬。逃港的原因主要有饑荒、貧困、政治迫害等。

【大饑荒】1958至1962年，在發動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運動和「大躍進」後，中國陷入普遍的糧食短缺危機，在農村尤其嚴重。據著有《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的原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先生推算，「大饑荒」導致中國3600萬人口非正常死亡；香港大學教授馮客（FrankDikotter）推算，非正常死亡人數約4500萬。2011年最新出版的中共黨史第二卷承認，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萬。

[整理／董晉之]

相關文章：練乙錚 - 《墓碑》及「三年自然災害」

鄭家富 - 拉布背後的論據

2012年5月22日

Vic：本文並非直接解釋本次拉布行動，但說出了立法會扭曲的設計，荒謬的分組點票，少數挾持多數的事實。功能組別與分組點票之罪惡，都要算在中共港共頭上。

【明報專訊】拉布後的立法會來到今天，泛民議員被指浪費公帑，曾鈺成及建制派議員被指箝制言論，導致社會大眾對立法會的印象愈變愈差，大眾經常刻意讀錯音，讀成為「垃圾會」。為什麼呢？正是市民覺得立法會不能發揮作用，不能為市民做出成績。筆者認為，這些現象並不是始於今天，亦不是始於上星期的拉布。而是始於回歸後立法會以地區直選及功能界別所組成，雙方在民生及民主議案上南轅北轍，在「分組點票」的不公平機制下，民生及民主議案不斷被否決，巿民只覺立法會一事無成。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 由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則需要採取「分組點票機制」，即必須獲得在出席的地方選區及功能團體兩個組別分別各過半數議員支持，方能通過。
事實上，回歸以來的立法會，在關乎民生課題的議案上，過去曾經討論過的如：標準工時、要求港鐵增設洗手間及排污系統、檢討強積金、回購領匯股份等議案，在「分組點票機制」下，代表少數利益的功能組別議員（共229,861選民），隨便舉一舉手反對，便否決了代表大多數巿民利益的地區直選議員（共3,372,007選民）所提出的議案，造成「少數否決多數」的不公平情況。（請看附表）

例如2007年鄭家富提出的「要求港鐵增設洗手間及排污系統」修訂案，在地區直選獲通過（16票贊成，7票反對），但在功能組別被否決（15票反對，7票贊成），修訂案被否決。但單從贊成票對反對票的數目為 23對22，議案應獲通過，建設廁所就成為港鐵的法律責任。

功能界別騎劫議會，致使議會不能表達市民的意願。議會功能被廢，這才是真正的議會暴力！面對這種騎劫暴力，那種無奈，那種壓抑，多年來日積月累在民主派的議員心中。現時只能訴諸於陳偉業和黃毓民發起的議會拉布，這是一種對議會被長久騎劫而反彈的動力！

我們的立法會真的有病了！

請建制派的議員想一想，我們的議會是不是有病？23萬選民基礎選的功能界別議員，竟然凌駕超過300多萬選民基礎的直選議員，造成由大多數人選出來，卻不獲少數人尊重，我們的立法會真的有病了！

分組點票機制使議會充滿著荒謬，使大多數市民一次又一次失望。地區直選議員在議會的工作上，已經沒有出路。唯有透過拉布去喚起市民大眾的注意，讓公眾知道這些功能團體的議員，平日坐在立法會，盲目支持政府，置公眾利益於不顧。隨便舉一舉手，笑一笑，就能使議案被否決。

任何一個議員，如果他有一個理念，不論是支持政府或反對政府，都應該出席會議，做好自己的角色。現在反對政府的議員，就用拉布去拖延你這個議會和機制，希望議案透過流會不能通過，因為這是分組點票下唯一能反對政府的方法，這個就是我們的責任及我們的目標。

建制派認為拉布浪費公帑，但從上文所言，功能界別及分組點票制度的存在令議會裹足不前，民生議題處處被代表財團的功能界別議員一一否決，更遑論那些民主政制的議案了。因此，公帑的最大浪費，似乎是在回歸後的立法會，支付了數以億計的功能界別議員的薪酬，相比之下，幾天拉布會議所動用的公帑，只是小巫見大巫罷了。

我們希望，由一個真正普選，一人一票地區直選，不再有功能界別的議會。然而，現時的議會是有怨無路訴，唯有運用拉布這個方法，讓社會看清荒謬的議會。

但可惜的是，荒謬的議會，面對拉布的策略，為免政府要收回草案，原屬建制派的曾鈺成打破多年刻意中立的光環，濫用議事規則中給予主席的剩餘權力，強行終止拉布，令荒謬的議會更荒謬，令有病的立法會染上人大政協舉手機器的民主絕症。

在未來的歲月，在這個有病及荒謬的議會中，打拉布可能會陸續出現。往後，如果23條立法嚴重剝奪巿民的言論及集會自由、如果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門檻過高而造成不民主的選舉、如果議事規則委員會想針對拉布這類問題而修改規則，凡此種種，到時泛民的議員如要反對，唯有再使用拉布策略，去訴諸荒謬的議會，迫使政府收回不民主的草案。

議會有怨無路訴

因此，筆者期盼，面對政府的行政霸權、建制派的少數欺凌多數及主席的偏頗裁決，泛民議員要拋開相互之間過往的恩恩怨怨，團結一致，結合議會內外，讓廣大巿民發揮影響力，再配合議會內拉布的策略，這樣，才能在這荒謬的立法會中，爭取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為港人爭取民主的進步！

陳雲 - 大陸也有好人論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5月22日

每當香港人抨擊大陸人粗野不文、貪婪自私的時候，香港好多左翼便出來維護他們的同胞，其中一個說辭，就是高舉劉曉波、高智晟、譚作人、陳光誠……然後說，大陸人不盡是壞人，大陸也有好的，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之後，就說抨擊大陸人野蠻的香港人是不講理性、破壞香港核心價值，是民粹主義、法西斯。

大陸還有好人，這還用說嗎？我們罵大陸人是壞蛋、是蝗蟲的時候，當然是針對那些來香港討福利、搞亂檔的大陸人，然而意氣所至，便會說大陸人是蝗蟲、大陸人是壞蛋之類，不會在前面加上大部分、一般、多數之類的限定語。大家都知道，這是泛指一般在香港見到的惡劣大陸人，不是全部大陸人，更不包括那些捨命抗共的大陸義士。這是語言常識，是日常語言交流的原理。尤其當香港是弱勢而弱勢發出憤怒聲音的時候，是容許誇張的，而大家也知道這是修辭上的誇張，不會去抬槓、挑剔人家用詞不精確。

例如我說大陸全民皆匪的時候，是指大陸人普遍道德腐敗，猶如匪類，而不是說所有人都做賊了。所有人都做賊，還有誰被人偷呢？當有人出來反駁，說大陸也有好人的時候，我會同意的，脾氣好的時候，也會回過來說，剛才我的意氣之言，其實是指很多大陸人而已，不是指全部，然而大陸人道德腐敗之普遍，足以說全民皆匪、全民作假、全民腐敗之類，他們自己也這樣罵的。我不會說，你指出的那些好人，都是壞人，我斷不會這麼荒唐的。

香港的左翼，是一群好奇怪的團體。我抨擊他們的時候，他們說要注意共同的敵人是中共專制和地產霸權。然而，我抨擊親共社團領袖及共青團員陳冉進入梁振英的特首辦的時候，他們卻說我患了恐共症，說共青團員好普遍，要我包容共產黨人，不要打壓共產黨人。我抨擊地產商場霸權使用簡體字，說商場破壞香港的文化環境，左翼卻說商店也有言論自由、表達自由。

我反雙非人的時候，雙非家長、中共、私立醫院、土共，都不敢出來反對，出來反對的只有左翼。我反地產霸權使用簡體字告示的時候，中共、土共、地產霸權都不敢出來反對，出來反對的，也是左翼。左翼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思想阻燃劑和位置隔火牆，充當中共的維穩打手。各位，你們看清楚這群人的真面目了吧？

（按：這裡說的左翼，當然不是指全部左翼都是這樣，都是共產黨的維穩部隊，這不用我再說明吧？）

六四廿三年祭：陳雲 - 紀念「六四」，要本土化

2012年5月20日   陳雲Facebook網誌

Vic：我是支持中國民主化的，但我也支持一國兩制，中港區隔，反對「全國一盤棋，攔住一齊死」，反對「中國無民主，香港不可能有民主」。香港的民主進程，是寫進基本法的，中共想食言，香港人必須堅持抗爭。以中共之腐敗墮落，中港融合，是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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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頭的欄杆很多，阻人前進，然而欄杆也成為政黨掛街板的地方。在屯門出入，見到的街板，大概就是三類：民建聯的是成功爭取的民生功績，通宵巴士加密一班，紅綠燈加長五秒之類；自由黨是反對給予雙非嬰居留權；民主黨就是模糊的民主口號，臨近六四就是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之類。

在共產黨的號令之下，三類政黨都好有默契，分工得好妥當。沒有一個政黨是統合三個議程，並且將民主訴求本土化的，否則就是香港的執政黨了。

網上有人借題發揮，以為我提倡本土政治和香港族群意識，就對六四慘案，無知無覺。在二〇〇九年我出席過六四讀書會，講了四個小時，是我至今最長的公開講談，當年寫過兩篇長文紀念六四。今年方勵之先生病逝，我也撰文哀悼。

六四之後，香港人要遠離中國

我的立場一向清晰：六四責任必須追究，連帶中共過往的罪狀，必須經由紐倫堡式的大審判，然而這是大陸人自己的事。六四是中國開放改革進程之大挫折，也是中國國運之大轉折。正因為六四之挫折，令中共不再講立國原則和政治道德，全面向錢看，乃至政黨被技術官僚及貪官劣吏把持，無人關顧中國全局，國家在貨幣膨脹和經濟總量膨脹之中，失去可持續發展的根基，官僚貪婪賣國、人民道德卑劣、水土生態敗壞。黨官裡扒外偷，向外轉移家眷及財產，假貨毒貨充斥，中國成了不可安居之地。

也由於六四之後，中國政治思想淪落、人民道德敗壞，故此中國之民主進程十分凶險，香港人務必要謹慎，切莫將自己命運連接上去。即使中共為了自身利益而平反六四，港人也毋須過分歡欣。

香港人務必認識六四，更要知道香港本土如何受到六四拖累，香港要如何面對六四之後的腐敗中國——由上到下，徹底腐敗的中國。這正是我提倡香港城邦自治思想之來由。香港紀念六四，應思考六四在香港的影響，而不要一心將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捆綁，香港要一國兩制，中港之間，不要全國一盤棋，攔住一齊死。

六四從三方面挫傷香港

六四對香港的影響，大到不得了。首先，是港人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文革！貌似開放進步的中共，露出猙獰本相，將香港人的故土中國、神州古國、文化中國之類的幻覺打破，面對政治中國，真實的中國。然而，此種心靈創傷，卻無文人或政黨去撫平，民主黨更繼續在六四紀念晚會灌輸民主中國的鴉片，鼓吹香港與中國命運捆綁的山埃劇毒。

其次，六四令《基本法》收緊，拖慢香港民主進程，令特區政府無法授權執政，香港政治癱瘓，被地產財閥騎劫，形成更為牢固的地產霸權及金融霸權。

其三，是六四挫傷港人信心，加劇移民潮，戰後形成的優秀香港中產階級在十幾年之間流失，帶走的是香港成長記憶及優秀公民品質。騰空的人口位置，由中共主導的大陸惡劣移民填充，致令香港文化衰變。

六四令人哀傷，但香港人紀念六四，更要本土化，要有新的本土形式。民主黨騎劫六四這麼多年，消耗香港民氣這麼多年，在議會傷害香港人這麼多年，大家厭倦了吧？要醒覺了吧？  

古德明 - 蔣介石錯了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5月19日

陳光誠逃出山東，除了使人看清楚「溫家寶愛民」、「大國崛起」等是怎麼一回事，還為現代中國的政情民情，作了一簡明注腳。

首先，陳光誠擺脫中共監視網之後，滯留山東三天，其間四處拍門求助，不少人家雖然不敢收留，但都沒有報警。而一個無家可歸摔斷了腿的盲人，能夠整整三天躲過中共公安星羅棋布的耳目，仗的當然不是運氣。給他援手的，至少有六人，包括和他素不相識的男女。他們還幫陳光誠打電話，找到籌劃救援的何培蓉。

何培蓉於是驅車到山東，接送陳光誠到全中國唯一可以保護中國人安全的地方：北京美國大使館。

陳光誠呼籲溫家寶秉公治國，懲處違法虐待他一家的共幹；但是，我們只見中共赫然而怒，懲處依法援助陳光誠的百姓：何培蓉、曾金燕遭軟禁，起居都受監視；胡佳被迫離家，一時銷聲匿迹；江天勇、劉懿往醫院探望陳光誠，先後被飽以老拳；律師陳武權、劉衞國襄助陳光誠家人，或遭沒收執業證件，或遭剝奪僅有的行動自由。還有一位懷胎兩月的女郎，因陳光誠事被公安抓去審問幾小時，疲憊恐懼之餘，回家之後就流產，賠了一條小生命，悲慟不已。陳光誠說：「幫助我的朋友，有些已經失去音信。」

晉朝永嘉年間，中原大亂，北海郡少年劉敏元逃難，見同縣一位老人孤苦無依，就和他同行，盡力照顧。他們路經滎陽，遇上一群匪徒，劉敏元逃脫，那老人卻落在匪徒手上。劉敏元不忍，走回去跟群匪說，願以自己交換那老人：「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匪徒問：「此公於君何親？」劉敏元說：「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但因為他來投靠我），乞以身代，」群匪動容，相顧說：「義士也，害之犯義！」把兩人都放了（《晉書》卷八十九）。這是古代匪徒的故事。

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不同。陳光誠窮窶失明，更因熱中民權而遭長期囚禁、毒打，「神祇尚當哀矜之」。所以何培蓉、胡佳、劉衞國等，和他親非骨肉，義非師友，都不惜為他冒險犯難，可見晉朝劉敏元至今未死。但是，他們遇上的，卻是中國共產黨。各人自然不能得免。劉衞國說：「當局習慣秋後算帳。對付我們，將來恐怕還有手段。」

從前，蔣介石叫中國共產黨做「共匪」。蔣介石錯了。中共絕對不是匪。晉朝滎陽那群匪徒可以作證。

古德明
專欄作家  

吳靄儀 - 立下極壞先例的立法會主席裁決

2012年5月19日

【明報專訊】5月17日凌晨4時30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行使主席權力，結束黃毓民、陳偉業兩位議員發動的「拉布戰」──即《2012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修正案的合併辯論。這項史無前例的舉措，立下了極壞的先例，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憂慮。

《議事規則》第92條

曾鈺成在會議上表示，由於《議事規則》第38條容許議員在全體委員會階段的辯論作多次發言，但沒有規定如何終止辯論，而辯論不可能無休止，他認為《議事規則》第92條賦予主席結束辯論的權力。

第92條條文如下：

「對於本議事規則內未有作出規定的事宜，立法會所須遵循的方式及程序由立法會主席決定；如立法會主席認為適合，可參照其他立法機關的慣例及程序處理。」

主席顯然已成竹在胸，有意即場作出決定，但我則認為茲事體大，要求他在決定之前先退席聽取議員的意見。主席於是暫停會議，在他的會客室會見建制派及泛民多名議員。可惜，我和其他泛民議員力勸無效，主席還是決定了在正午12時結束這項辯論。

這個做法，損害了立法會主席的中立地位，在政治上極其不智，在憲制上極其不當，在法定權限上也備受質疑。

將第92條理解為「只要議事規則沒有規定，立法會主席就有權為所欲為」顯然不妥；因為如果《議事規則》有規定的主席有權做、沒有規定的他也有權做，那麼主席的權力便漫無邊際，這是違反常理的。其實細看條文，由主席決定的只是「立法會所遵循的方式及程序」，不是一些本來所無的重大實質權力。

按照現時立法會的運作，要修改《議事規則》，須先在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和討論，取得共識，然後在大會上通過。假如得不到委員會大多數成員支持，當然就不會成為《議事規則》的一部分了。照曾鈺成主席的說法，豈不是任何得不到議員支持的建議，都自動成為他可以按第92條行使的權力？這顯然是荒謬的。

事實上，議事規則委員會正是在5月8日的會議上，初步討論了外國議會的終止辯論議案的一些資料，現時仍未有決定。主席怎能藉第92條，凌駕委員會的正常程序？更何况，外國議會的終止辯論的規則，都經磋商妥協訂立，都須投票通過，例如英國下議院的終止議案須由100名議員聯署、美國參議院的Cloture motion須由16名參議員聯署、五分三參議員通過。沒有一個像曾鈺成主席根據第92條那樣，無經預告，以命令形式結束辯論。

撇開第92條的權限不說，就算立法會主席有權命令辯論結束，這項權力的行使，也必須遵從公平程序及立法會的慣例原則，包括事先知會及徵詢各黨派議員，取得最大的共識，然後才付諸實行。這次，在這麼重要的事情上，史無前例地終止辯論，卻用了一個出其不意的「斬立決」的手法，完全違反常規，也破壞了主席和議員之間的互信和互相尊重。

曾鈺成主席解釋，他這樣行使這項權力的理由，是他有責任保障議會能夠運作，處理事務。這點沒有人會有異議，但目前情况，並非會議常規沒有方法解決。議會並不會因拉布而「癱瘓」，拉布是一場在議事規則的範圍內進行的強弱懸殊的角力。如果主席只是嚴格執行規則而不是介入，結果不是拉布的議員放棄或建制派敵不過而流會，就是政府讓步，押後辯論這項草案，或者雙方妥協。主席的介入，不論原因是否受到政治壓力或政治合謀，實際效果就是偏幫了政府，政府毋須付出代價就解決了難題，不甘長時間留在會議廳的建制派可以解困鬆綁，但付出的代價卻是立法會主席的中立和公信力。曾鈺成主席過去多年建立起公平公正的聲望，付諸東流。

主席公平公正聲望 付諸東流

然而，最嚴重的後果是，曾鈺成主席在第92條之下的裁決，可能已立下了一個很壞先例：以後立法會主席可以以命令形式終止任何他認為太冗長的辯論，制衡政府的民主聲音必然大受遏抑；更甚者，若92條可作無限擴大權力的理解，我們根本無法預見將來立法會主席會如何發難。

現時，有議員已提出了司法程序，但在議會中更激烈地討論。我們必須採取急切行動，防止這次事件立下的先例，徹底破壞立法會的言論空間。

相關文章：灰記 - 一國兩制的崩解，「三權合作」的開始

Vic - 拉布與三權合作

－－讀李怡〈慎密部署幕後指揮的閹割立會大行動〉有感

2012年5月19日

反對拉布者可能會說：如果動輒拉布，議會豈不是完全癱瘓。這是將假設推至極端，我同樣可以說，如果立法會主席可以動輒終止辯論，多數派動輒大石砸死蟹，那麼還談什麼理性辯論？何況今天立法會裡的多數派實則只代表少數民意，是靠中共港共挖空心思扭曲議會設計才得以竊據多數議席，如果代表多數選民的議員連充分發言的權利都被無理剝奪，那是想香港暴動麼？

事實是，拉布這種非常手段不可能動輒使用，因為無理拉布會惹來激烈民意反彈。同樣道理，立法會主席也不可能動輒終止辯論，因為當權派同樣承受不起後果。這次拉布，是有理有節的，是希望以激烈手段逼政府撤回無理剝奪民權的惡法。曾鈺成終止辯論，是濫用主席權力，因為議事規則有規定的事（議員有權就每一項法案修訂發言、辯論），他是不能隨意更改的。

但可惜，在今天的香港，曾主席的裁決相信是受到略微多數民意支持的，因為香港實在太多壽頭，不清楚拉布是什麼回事也會跑去反對拉布。

話說回來，中共的「三權合作」是假的，其真正意思係一權獨大，唯我獨尊。專制獨裁，顧名思義，就是權力不受任何制衡。無制衡的權力最終必定產生無底線的腐敗，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但中共就是不相信真理，死不悔改的。權力分立，互相制衡，才是真正的三權合作。中共什麼都是假的，行政（國務院）、立法（人大）、司法（法院）的權力，全都牢牢掌握在控制軍隊的共產黨手上，而中共各派儘管暗地裡鬥得天昏地暗，開黨大會時，仍是團結和諧的，不會有實質辯論（權鬥未分勝負時例外）。

中共的「三權合作」似乎很有效率，但那是直通地府的效率。中共就像中國的高鐵，速度驚人，但遲早車毀人亡，就地掩埋。

李怡 - 慎密部署幕後指揮的閹割立會大行動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5月19日

昨天各電視台播放了17日凌晨曾鈺成叫停拉布前的有關片段，清楚聽到他對立會秘書吳文華說「返嚟就郁啦」，接着吳兩次叫傳遞員交紙條給黃宜弘。曾回應他忘記說的是甚麼。黃和吳回應紙條寫的是總計開會時數，但其後黃提出終止辯論時是照着紙條讀的。

即使沒有這些片段，從選人：黃宜弘這中共信得過又不是民建聯工聯會這些人多口雜的組織中人；選時間：凌晨4時許，除參加拉布的和湊人數的建制派議員外，其他都已離去，記者收工，報紙也過了截稿時間，加上曾鈺成胸有成竹的回應，種種迹象顯示，這次事件決不是一個「忍無可忍」、另一個臨時回應的行動，而是處心積慮、經慎密計算安排，肯定有幕後指揮的一次閹割立法會的行動，目的是使立法會淪為習近平所囑咐的「三權合作」中為行政機關當橡皮圖章的舉手機器。

說有多少項議案被延誤，說拉布使立法會不能正常運作，都不是理由。因為只要政府願意把這個有損市民基本政治權利的法案押後，其他法案就不會被拖延，立法會也就能正常運作。對政府來說，這法案沒有急迫性。為甚麼不能押後？為甚麼建制派議員要否決中止待續的議案？答案只有一個，就是政府和建制派聽了阿爺的命令：不能讓拉布得逞，也就是不能讓拉布成為少數派議員制衡政府惡法的有效手段。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38條列明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沒有限制議員發言次數，而且提出動議的議員，更應有權就每一個動議發言。曾鈺成不可能不知道這規則。那麼，他為甚麼要硬作此不符規則的決定？

每日一謊言的梁振英，他的最新謊言是說他組織新班子的人選，都沒有政治考慮。即使硬拗用陳冉、用袁國強、用許曉暉都沒有政治考慮吧，那麼主要官員最後都要中央任命，莫非中共中央也沒有政治考慮？梁振英又怎麼可能不在揀人時想到中央的政治考慮呢？

本周二，梁振英拜訪中聯辦，密談兩小時，他說是談 CEPA的緊密經貿關係。在緊密組班時刻，又未從原政府負責官員那裏接手，怎麼會是去談 CEPA呢？而之前之後，他念念不忘的是甚麼？就是立法會拉布，一時說會影響他的建居屋公屋計劃，一時說會癱瘓政府，一時說「任何嘢去到立法會，我哋控制唔到幾時拉布、幾時唔拉布、幾時審議」。他如此着緊的拉布，去中聯辦不是談這事，而是去談他幾乎已不大提的 CEPA，是不是怪事？

有理由相信，這兩小時是為兩天後的事寫下劇本，包括派錢搞反拉布的假示威，安排誰去提終止辯論，包括誰去找曾鈺成配合，包括甚麼時間發難，恐怕也包括叫梁振英出言不點名批曾鈺成姑息拉布議員，而梁振英曾向曾鈺成表示過手上有他的黑材料，這些都會是中聯辦幕後打這場仗的籌謀。

三國盡歸司馬懿。中共的三權合一，則是盡歸中共中央。習近平要求香港「三權合作」，也是三權盡歸中央。現在梁振英當特首，行政已歸中央了。立法會本已佔多數，可恨出了個拉布戰，使少數制衡多數的機率大增，所以一定要把這拉布戰殺掉，才能使立法也歸中央。再下來是委任一個政協背景的律政司，加上未來兩年終院兩位常任法官屆退休年齡，梁振英有權任命新人。司法歸中央看來也在中共日程表上了。

甚麼是港人治港？它體現在《基本法》26條中：香港人「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儘管這個政治權利沒有完全實現，但這個《基本法》定下的權利若削弱了，或被扭曲了，港人治港就不存在了，它會變色成京人治港，甚而擺明中共治港。因此這次的拉布戰實在是一場護法（《基本法》）運動。中共當局，香港建制派，泛民諸派，所有香港市民，你們有想過自己在護法運動中當甚麼角色嗎？

Vic讀後感：拉布與三權合作

黎廣德 - 兩電霸權 能源政策空白的惡果

2012年5月18日

【明報專訊】中電主席米高嘉道理爵士上周向政府發炮，是罕有的高調發言，但很多傳媒和議員不明所指，只因他表示未來電費需大幅增加而嘩然。嘉道理及其管理班子維護中電利益不遺餘力，當然不會無故發難，但其實他們真正點出了香港能源政策的缺失，更揭示了現今失誤延續下去的諸種風險。正因如此，若果下任政府繼承無心無力的低水平管治，恐怕真會如候任特首梁振英所言，「蹉跎歲月」，自吃苦果。

嘉道理發言的核心，是政府「應做唔做，唔應做又做」。他明白民主社會的運作，並不抗拒政府監管，因此說「無論社會的最終選擇為何，中電均有能力以有效和負責任的態度，在最短的時間落實這些選擇」。當然，這種說法的前提是中電會從它的觀點和利益出發，游說政府官員，影響社會輿論。

那麼，究竟特區政府替市民作出了什麼選擇，令本港日走下坡？

嚴格來說，曾蔭權政府過去7年的能源政策是一片空白。只消看看最關鍵的能源組合目標，自從環境局兩年前提出一個令大眾嘩然的諮詢方案後（在2020年用五成核電和四成天然氣發電），便一直沒有定案。這是「應做唔做」的最佳示範。

政治干預 市場失效

儘管目標不明，政府卻採取了兩項措施，使未來道路愈走愈窄。其一是否決在本港境內興建天然氣轉運站。由於本港周邊有不少已建及在建的轉運站，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視野來解決這些基建需求，更能保護生態和提高成本效益，本是無可厚非的決策。問題卻出在第二項措施：2008年特區政府越俎代庖，直接與國家能源局簽訂備忘錄，指定由內地供應天然氣給香港發電。

嘉道理今天憤憤不平，正是因為被迫「打死狗講價」：由於香港向內地買氣變成政治任務，壟斷了「西氣東輸」項目的中石油要價多少，中電便得支付多少。若果政府當初容許電力公司在自由市場採購天然氣，中電有更多談判籌碼（例如租用或合建轉運站以進口天然氣），市民將來也不用「捱貴氣」。政府「唔應做又做」的例子，又多一項。

雖然嘉道理有不滿的理由，但並不表示中電不會按照管制計劃協議「賺到盡」。事實上，兩電的股東資金回報率多年來高企在20%左右〈註〉，比政府拿來向公眾解說的資產回報率高出一倍，令全球同行側目。

歸根究柢，催生兩電霸權的罪魁禍首，是主事官員的狹隘視野和縱容商界騎劫政策的政治體制。要了解能源政策為何對本土發展如此重要，最好是對比一個成功例子：被公認為廢核先行者和可再生能源科技領導者的德國。

德國能源轉型 化解社會矛盾

去年福島核災爆發後，德國馬上宣布廢核，決定把原來佔18%發電量的核電廠在2022年前全部關閉。外間以為這是德國人在恐慌面前的非理性抉擇，其實這是德國社會自從20年前推行新能源政策後，利用福島核災順水推舟、深思熟慮的國策。

這一套德國政府稱之為「能源轉型」的策略，源於1991年推行的一項電力條例，首創利用優先上網和優惠上網電價的方式，鼓勵可再生能源，此後不斷改良和增加配套政策，使今天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比重上升至兩成，創造了40萬個新職位，相關企業去年的銷售額達400億歐元。德國成功地以法例推動市場的模式已引來50多個國家仿效，令他們滿懷信心地制訂了2050年總耗能量減低一半，和可再生能源佔發電比重八成的目標。

德國的「能源轉型」並非沒有風險，例如最近當地一些太陽能企業倒閉，原因是近年中國急起直追，導致全球太陽能設備產量過剩，使德國以技術帶動出口的盤算遭遇挫折。但德國的策略從大處着眼：國家能源安全（減少入口倚賴），應對氣候變化（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推動地區和平（避免因爭奪能源引起衝突），無懼一時的市場起伏。

香港的條件與德國大不相同，但有一個共通教訓：能源沒有「自然」市場，什麼「大市場、小政府」只是廢話。前瞻性政策足以催生高效率市場；放任不管或斬件式干預，均會誤國殃民。

香港的能源前景正處於轉折的關口：國務院剛決定繼續凍結新建及在建的核電站，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將於明年進行中期檢討，但社會各界還未有深入討論。新政府能否參考德國的成功例子，制訂前瞻性方案，作為與兩電談判和改革市場的基礎？

法例推動市場 剷除霸權土壤

利用協議監管兩電的模式已經過時，只要香港有決心與全球大勢接軌，改用法例推動市場，訂立具體目標，很多現屆政府不敢想像的願景都會變成可能。參照國際經驗，改革的方向很清晰：本地電網獨立營運但與內地聯網、電廠由多家公司分散擁有，發展智能電網，不論本地或內地電廠均可競價上網，可再生能源享有上網優先權，利用優惠上網電價鼓勵可再生能源投資，設立綠色基金資助節能計劃，放寬城規限制以鼓勵陸上太陽能和離岸風能，推動電動車作為智能電網的儲電緩衝系統等等。

改革市場後兩電霸權的土壤不復存在，回報過高的爭論將成為過去。德國發電企業的股東資金回報率在10%左右，電網企業只有5%至7%，但投資者絡繹不絕。這正是一個為民請命的政府所應致力達至的社會平衡。

令人憂慮的消息傳來：擁有六成青山發電有限公司（中電發電資產的真正擁有方）股權的埃克森美孚準備向中國南方電網出售股權，政府打算放任不干預。但主事官員是否想清楚，這項收購會否造成更大壟斷，令廠網分家、本地獨立成網的改革更困難？南方電網在內地不准投資於發電企業，為何到香港可以破壞規矩？

能源策略的成敗，不僅影響全港電費價格水平和城市競爭力，更關乎香港在國際社會中能否抬起頭來。德國家庭的電費單上分列出可再生能源的補貼金額，但絕少人斤斤計較，因為他們相信，廢核是道德的抉擇，減排是對子孫後代的投資。梁振英和他的班子，能有如此識見嗎？

〈註〉公共專業聯盟：「兩電加價初步分析報告」，2011年12月22日，www.procommons.org.hk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研究委員會召集人  

陳雲 - 我們的課本怎麼了？

明報   2012年5月17日

註：明報刊出的為簡短版，下為完整版，出自陳雲Facebook網誌。

香港的教科書貴價，古已有之，但其質素之低，卻是於今為烈。網友貼來一段解釋何謂法治的香港通識課程讀本，令好多人徹夜難眠。題為「什麼是法治」的通識讀物，如此開始：

法治是一個涵義深奧的觀念，「法」指法律，即國家訂立不同規條來限制人們的行為，「治」指管治。「法治」的基本涵義便是依照法律來管治國家，使社會得以正常地運作。社會上任何人的行為均須以法律為依歸，法律亦會清晰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保障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與此同時，政府的權力也源於法律，其行為受到法律的制約。

根據香港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於《談法治，釋人權》一書的界定，法治的核心包含了對憲法的尊重、司法獨立、政府受到法律的約束、法律必須公平地、前後一致地應用、法律應具有透明度、任何人都可以明白和引用、以及人權的保障等概念。它們均是法治的基礎，也是法治社會的必備條件。（《高中新世紀通識(教師專用課本)》「單元2．今日香港」1.1節《甚麼是法治？》齡記：二〇〇九，頁八十七。）

第一段，幾乎句句皆錯，從概念、語文，甚至標點符號，都用錯。有些更是大錯特錯，寫常識的書，要寫成這個錯樣，毫不簡單。假設著述者讀過大學，假設出版社有編審人員，試問要幾多胡混的大學教育，幾多疏懶的編審人員，才可以釀成這種大錯？

第一句，「法治是一個涵義深奧的觀念」。思想可以深奧，但概念不可能深奧。既然是概念，無論幾複雜，都可以條分縷析，講個明白。更何況，法治是可以輕易講個明白的概念，否則，怎會有這麼多現代國家實踐法治？第二句，「國家訂立不同規條來限制人們的行為」，法律不是規條，寫「國家訂立法律來限制國民的行為」即可，不必寫「不同」、「各種」之類的形容詞，否則就好像政府用法律管制人民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中文的法治，雖然有「法」和「治」的構詞元素，但法是憲法加法律，治是治理的治、天下大治的治，不是管治的治。略述了「法治」的構詞之後，語言解釋完結了，就不可再在法治加以括號，令法治繼續成為語言學談論的語詞，而不是日常使用的詞彙。行文的標點符號用錯了。

法治的目的是維持公義，不是要令社會正常地運作，更不是要任何人的行為均須以法律為依歸，法律更不會清晰地界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樣解釋的，其實是惡法統治，所謂法制主義（legalism），rule by law，而不是法治（rule of law）。人的行為是用信念、道德和倫理風俗為依歸的，法律只是最低標準的保障（雖然一國之立法多數會遵從其倫理道德），在發生衝突的時候的補償和救濟，是社會規範（social norm）的最後防線，並非最高的行事典範。此外，課文用詞不精確。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的，政府權力的來源，源於憲法，而不是源於法律。

要解釋法治概念，用憲法（立憲）與憲政（行憲）、司法獨立、尊重判決、遵從既定條文及形式邏輯、修改憲法及法律等概念來解釋就可以，普通法國家的法治觀念，歐陸法國家的法治國（德文的Rechtsstaat）觀念，也可一提。

課文一開始就講法治是深奧的，卻不能講深奧在何？之後就掉落到膚淺的依法治國的法制觀念，而不是治國以法的法治。

課文第二段徵引湯家驊的著作，即使內容符合法治，也是不合適的，應該徵引權威的、經典的法治觀念的書，如維基百科介紹的阿爾伯特．戴西（Albert Venn Dicey 1835-1922）的經典著作《憲法法律研究介紹》(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5)。該書開放版權，網上可讀，列出的法治三大元素，簡單易明。第一個元素，沒有人會因為違反尚不存在的法律而受到懲罰，或是在肉體上或財物上有損失。亦即是說當權者不能擁有肆意的權力（arbitrary power)，也不能在有人作出某行為後作出有回溯性（retrospective) 的修訂法律而懲罰某人。第二個元素，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上，包括所有男女，不論其社會地位或其他情況。第三個元素，是法庭的決定是維護個人權益的最後防線。

這三條，就將政府的權力、人民的權利、法律規限與行事自由，界定得一清二楚，概念毫不深奧。再追溯羅馬法、英國的光榮革命與君主立憲，法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民約論）及聯合國人權公約，就從歷史發展上講解了何謂法治。我並非法學家，憑常識就可以講出上面的概念。原因是我讀的是中學的舊學制，有可靠的史學知識、科學邏輯和文學教育。中學的新學制不是不好，而是要做到開放思想的教學，必須維繫高質素的課文、參考書和師資。否則靠這類胡混課文，學生囫圇吞棗，以訛傳訛，就誤將馮京當馬良，以為法治就是中共講的依法治國，以為法治社會就是警察國家（德文的Polizeistaat）。

通識科並無指定課本，是「允許開放取材教學」,教育局審批課本之後,納入名單。通識科並無指定課本，「允許開放取材教學」, 想做到「無標準讀本，無標準答案」，然而課本水平之低，卻造就了言論紛紜而莫衷一是的討論，結果就是令社會失去理性共識，任由專權政府統治。這不就是政府取消基本科目，另立通識科的目的嗎？

延伸閱讀：

戴耀廷 - 法治的四個層次

戴耀廷 - 兩種法治觀的交戰

戴耀廷 - 法治文化系列

世紀．胡恩威．問香港：建築就是政治

明報   2012年5月16日

香港回歸前後，政府已經啓動了一系列消滅香港街道架構的政策，由舊區重建、新市鎮，以至新型公共屋邨的規劃，都有將街道消滅或者邊緣化的意味。舊區重建政策尤其嚴重，近十五年來的舊區重建發展成果，都把原有的小街小路市集，改為大型的巨型太空船式發展計劃，把小區的風味和風情都消滅了，利東街（囍帖街）就是經典例子。

其實，在過去二十年，香港的土地規劃政策有一個最大的目標，就是把土地業權集中在港鐵和超巨型地產發展上；而舊區重建，就是收回小業主小商戶的業權，重新分配給大型地產商，推行的活化工廈及強拍也是以收回業權為目標。

小商戶為什麼會消失

香港應是世界唯一一個自稱國際城市的政府，作出這種不符合國際城市多元城市空間發展的土地政策。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等等國際大都會，都是非常重視街道的保育，以及中小型業主業權的保護，居者有其屋，商者有其舖，香港也應是唯一一個沒有保護中小企業權政策的城市；租管沒有，小業主業權原區安置也沒有。這些不合理政策，早在九七前已經啓動，只是九七後沒有好好的更正和修訂。香港原有的多元都市空間被破壞得特別厲害，近年自由行所產生的問題，商業區商舖類型單一化，大集團獨大的情况，完全是政府缺乏規劃政策所致，美其名為市場主導，實際上是大財團主導，小商戶根本沒有能力在這種市場生存下來，而小商戶和小街小路，正正是香港風格之所在。

天星皇后引起的保育問題被異化為單一的建築物保育，而不是香港城市空間和多元文化之保育，香港現在最需要保育的，是舊區的小街架構，以及多元的小商戶文化，但香港政府並沒有進行任何有系統和具深度的研究，一切都是以大型商場地產發展為本。紐約和倫敦的市政府，近年均大力推動街道保育，並進行系統性的街道生態研究，街道作為公共空間和社區空間的各種可能，設步行街和單車徑等環保交通觀念的系統發展，香港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十分欠缺的，運輸署只把單車當作運動休閒活動，而不是一種交通工具的可能。

所以我們今天要保衛的，是香港的街道，是香港的小業主業權，是香港人多元生活空間，小販、排擋、小店、民居，香港人不需要豪華會所，香港人需要的是更有人味的生活空間、居住空間。可以漫步的街道空間，可以讓大家呼吸的生活休閒空間，小小的茶室咖啡書店士多。大型發展和小商戶是可以共榮共存的，東京就是好例子，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問題的核心是負責香港規劃政策的官員沒有人文精神，沒有規劃知識的深度培育，一切一切只從大型地產發展出發，而大型地產發展也可以容許小規模的發展，其實旺角的朗豪坊便是很好的一個實驗，但這種大中有小的實驗，好像沒有被進一步發展下去，香港舊區最寶貴的就是那些小街，把小街拿走，就是把香港的精神消滅。

「以人為本」是政治迷藥

香港建築師在香港缺乏影響力，也缺乏發言權，構成這個原因，一方面是香港建築師學會過分封閉和自我保護，另一方面是香港建築師在大型發展項目下面，根本沒有什麼重要角色可言。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為什麼其他國際大城市均十分重視建築師，香港是愈來愈不重視。香港只有的公司是Norman Foster，只可以是Norman Foster，香港沒有去好好培育自身的建築師，香港建築師也沒有團結起來去爭取，香港的精英階層對建築師也沒有什麼要求，香港最後一幢世界級建築已是八十年代的匯豐銀行和中國銀行大廈了。建築不重視創新與實用，空間只是一種投資的資產，而是作為生活和創新的空間，這是香港目前面對的困局，也是建築的困局。

建築與城市規劃的模式和價值，反映了當權者的文化水平，民主不一定是有文化，獨裁也不一定是沒文化，新加坡李光耀在七十年代，已經在規劃上從文化歷史角度，保留新加坡舊區的小街架構，以及傳統建築群，馬拉區、唐人街、印度區均被保留和活化，新加坡的小商戶也有足夠的生存空間，人民也是在合理的空間下生活成家立業。

香港自稱是自由之城，但在空間上香港人是愈來愈失去自由發展的空間，香港人可以批評任何人，但香港人沒有規劃自身空間的自由，政府官僚系統沒文化沒知識，只有程序和冷血的所謂公平公開制度，「以人為本」已經變成沒有任何意義的四字詞了。

政治是虛的，政策是實的，以人為本是政治術語的虛，未見實現的以人為本政策，就好像「為人民服務」一樣，是虛幻的政治迷藥。所以有文化有學識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才是真正的自由。香港現在的自由，只是建立在虛幻的世界裏面。

日本建築師的成就所在

唯有出現真正的空間和規劃政策的改變，香港人才可以有真正的自由。規劃署的官員要變要更有學問，政府高官要更有學術文化知識和方法，香港人要有上進和學習之心，要學會更多建築的知識以及更有文明的爭取方法。建築和規劃是政治遊戲的產物，也說明了政治質素的高低，香港是一個富有但沒有文化的社會？香港是一個財政上富有但精神文化貧乏的社會？日本近二十年經濟沒有快速發展，但在空間建築是走向更樸實和多元的模式，年輕一代的建築師不是追求「豪華」和所謂日式，而以環保和社會角度，發展不同類型的建築空間美學。日本的簡約美學也不是只有一種簡約美學，而是更多元的，像中村好文的住宅設計，Bowwow、SANAA和TOYO ITO的空間美學，更是具備人文情懷與文化實質的作品。香港精英追求的豪，是物料上的豪，價錢上的貴，而不是文化上的樸實和品味的追求。香港風格原來存在的多元美學和品味，近二十年來被單一化、被低俗化了，豪宅就是一種非常今天香港的類型和風格。假西方高貴的宣傳廣告、偽水晶西方假豪宅樣式、大量的名貴雲石和高級廚房用具、豪華會所等等假大空，說明了香港這個時代的下流。財富是有了，但品味和品德都沒有了，一百年後的香港會是怎樣的呢，五百年後的香港又會變成怎樣呢，那些石屎高樓那些雲石，那些亮光，會成為怎樣的一種風景？香港遲早有天會變成了一個廢墟？五百年後一千年後一萬年後？也許人類也不再存在了，這樣的一種沒有品德和品味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變成了一種只有慾望的動物，建築也是變得毫無空間可言，香港就是變成了這樣的一種都市，一個沒有人情沒有思想沒有文化沒有深度的低俗消費性城市了。

目前香港政府的規劃政策和架構，只是單從金錢和經濟效益和行政效率處理規劃問題，建築在這種意識形態的規劃觀之下，也只可以紙上談式的規劃，而不是以更多樣性的社會和文化價值規劃。香港沒有一個全面而具體深度的規劃研究和規劃決策系統，城規會那種委員會式的規劃決策，只可以是決策過程的其中一個部分，而不應該是全部，運輸和規劃兩頭馬車，各自規劃也是十分奇怪。運輸署和規劃署的對等形式，也形成了香港一種只講交通效率，而沒有社區交通規劃的模式。單車，本來是十分有效的社區交通網絡，但在香港只被定位為消閒活動，原因是負責交通的運輸署只把車當作運輸工具。

只講交通效率的結果

除了單車之外，小販和排擋也是香港政府除之而後快的香港傳統。這個殖民地設計出來的香港政府，本身就是要把香港消滅，把香港風格消滅，單車小販排擋小店民居，都是香港這個政府的消滅對象，所以香港的規劃政策模式都是以大商場，中央控制式的太空船堡壘架構為本的規劃，新區都沒有街沒有社區沒有生活空間，只有更大型的會所更大型的中央冷氣商場，更大型的控制和更多的控制，香港已經愈來愈沒有都會的特色和自身的生活了，所以每逢假日，大量香港人尤其中產均逃離到其他城市旅遊，台北上海東京首爾，為的都是尋找香港沒有的一些生活感。香港已經失去了太多的生活空間，街邊小販、大電影院、小店小舖、百貨公司、士多、文具店、玩具店；街頭叫賣、前舖後居，香港愈來愈細，沒有社區空間，政客和官員只會口中說以人為本，實質是以自身利益為本。

香港建築師也十分墮落，一切都是向錢看，沒有以建築知識積極參與香港規劃的時論和研究，墮落下去，是因為香港人殖民地移民心態的犬儒本質嗎？

文．胡恩威   編輯 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

林博文專欄 - 白崇禧曾投稿自我辯護

中國時報   2012年5月16日

日前收到時報出版社總編輯林馨琴寄來白先勇編著的《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連夜翻閱，深覺這本書的內容和編排俱屬上乘，難怪林馨琴在電話中很興奮地說：「書賣得很好，馬上要再版！」書銷路好，也許跟白先勇大有關係，中年以下知道白崇禧的人可能沒有幾個！

在閱讀《父親與民國》之際，馬上想到現寓居紐約的《中央日報》老記者龔選舞常向我提起的一件往事。這件事在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和《父親與民國》中都沒有述及。五○年代中，台灣的政治氣候突然對四星上將白崇禧頗為不利，首先是湖北籍國大代表但衡今在一九五四年春召開的國民大會中提案彈劾白崇禧在一九四八年擔任華中剿匪總司令時吞沒軍費及漢口中央銀行庫存銀圓、對徐蚌會戰按兵不動，拒援徐州，導致國軍潰敗。素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除了書面答覆之外，並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上親自以口頭反駁但衡今的指控。當時譴責白崇禧的不只是但衡今一個人。

就在白崇禧飽受各方圍剿時，有一天，他身著四星上將戎裝出現在台北火車站附近的《中央日報》裡。其時央報尚未改建，是一棟三層樓建築。中飯後，央報二樓編輯部空蕩蕩，只有採訪組副主任龔選舞在辦公室。龔老突然聽到有人敲採訪組的門，門並未關上，敲門的人也許想讓裡面的人知道有人找。龔老一看，是位軍人；再看一眼，竟是白崇禧！龔老在南京《中央日報》曾採訪過漢奸受審，亦曾到國防部跑過新聞，當時白崇禧是無實權的國防部長，陳誠為掌大權的參謀總長。因此，龔老認得白崇禧。龔老馬上以「白長官」稱呼白崇禧，請他就座，並問何事可以效勞？白說，他寫了一篇文章（即答覆但衡今等人的詰難，文章內容偏重軍事），不知貴報是否能登？

白崇禧把文章交給龔老先。在龔老閱看文章時，白氏不時發出急促的呼吸聲，顯得有點焦慮。龔老慎重看完後，向白崇禧表示文章沒有問題，應該可以登，旦他無權作主，必須向上級請示，今天一定會給白長官回覆。白氏即囑龔老和他的楊姓參謀（即楊受瓊）聯絡，並把電話號碼交給龔老。

龔老按《中央日報》處理重要稿件的規定，把白崇禧的文章交給主筆室轉呈總主筆陶希聖。主持黨報言論並能「通天」的陶希聖，把白氏的文章再轉呈老總統蔣介石審閱一過。當天晚上，龔老接到主筆室電話說：「白崇禧的文章明天見報」。龔老在晚上九點多鐘打電話給楊參謀，告以白長官的文章明日可以見報。第二天《中央日報》在第一報以大篇幅刊白崇禧為自己辯護的文章（可惜龔老忘了確切日期），隻字未改。這很明顯地表示中央支持白崇禧。

筆者問親睹親歷國共內戰的龔老，徐蚌會戰（中共稱為淮海戰役）國軍慘敗是造成大陸淪陷的關鍵嗎？龔老迅速而又明確地說：「不是！東北丟了，才是關鍵！」龔老的看法和白崇禧的說法，不謀而合！白崇禧在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歷史中強調，大陸之失，軍事失敗乃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說「軍事逆轉，經濟亦逆轉，大陸才崩潰下來。三十五年，關外有五個美械軍，四平街一戰把林彪打垮了，旋克長春，如果我們一直打，打到哈爾濱、滿洲里、佳木斯，把他們打完了，把東北民眾組織起來，把頭一等的軍隊調回關內打聶榮臻，這是完全不同的剿匪戰爭，戰事好轉，其他一切也不至於崩潰下去，可能就獲得勝利。」然而，千古遺憾的是，在東北四平街把林彪打垮的杜聿明（黃埔一期，物理學家楊振寧的岳父），未聽從白崇禧所提出的乘勝追擊的主張，而要向南京請示。蔣介石礙於美國五星上將馬歇爾的調停，不敢得罪華府，沒有同意白氏的建議，錯過了解決東北共軍的大好機會。白先勇說：「這件事，父親直到晚年提起來都憾恨不已。」

白崇禧是選擇到台灣的最著名桂系將領，儘管他在寶島有點落寞，且有國民黨特務跟蹤，但在蔣介石一人獨大的台灣，沒有一個老將領不是投閒置散的。何應欽、顧祝同（與白崇禧結成兒女親家）和薛岳等忠於老蔣的老將領終日無所事事，更遑論曾和老蔣作對的雜牌軍將領。白崇禧是桂系領導人中被視為「最親蔣」的，近史所口述歷史訪問者亦曾以「一般人常說健公（白崇禧字健生）是廣西將領最親蔣的，共匪也是這樣講。」白崇禧隨國府撤退到台灣，可說是一項最明智抉擇。白氏和李宗仁、黃紹竑並稱「新桂系三大巨頭」，李宗仁赴美後再回大陸，抑鬱以終。做過廣西、浙江和湖北省主席的黃紹竑（紹雄、季寬），一九四九年投共前夕寫過：「北國正花開，已是江南花落」的媚詩，結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時自殺而死。

白崇禧如果留在大陸，他能逃過毛澤東和紅衛兵的毒手嗎？白先勇有機會辦《現代文學》嗎？能寫出《遊園驚夢》嗎？白崇禧在台灣住了十七年，一九六六年辭世。白先勇說他埋骨於中華民國土地上，乃是「求仁得仁」。

古德明 - 透明論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5月16日

五月四日，《明報》論壇版發表了一篇《遴選政協委員應更透明》。言下之意，就是遴選程序目前已經很「透明」，只是可以做得「更」好而已：這是不是事實，大家心裡有數。現代漢語經常以「更」取代中文的「較」字，其用心拙欄早已說過，不值得再說。

值得一談的，是「透明」。

這個「透明」的意思，不查英文辭典，不可能找到。請看《韋氏高階英文辭典》(Merriam-Webster's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 Dictionary)transparent條下注釋：(1)able to be seen through(透明、可以看透)。(2)honest and open: not secretive(誠實、公開：不詭詭秘秘)。現代漢語的「透明」，就是英文transparent的化身。

中文「透明」一詞，指「透徹明白」、「清清楚楚」，例如《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說，賈成之對妻子娘家有多少貲財，「透明知道」。這個「透明」，用來翻譯上述transparent的第一義，當然貼切。但中文要不要學英文，把「透明」引伸解作「誠實、公開」？

《三國志》卷三十五論蜀漢諸葛亮政績：「諸葛亮之為相國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宋史》卷四零六載：崔與之治蜀，「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安撫)將士，人心悅服」。這「開誠布公」，就是上述transparent的第二義。

宋朝初年，汴京新宮殿建成，太祖趙匡胤端坐正殿，下令洞開諸門，對左右說：「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這是「開誠布公」的另一說法(《宋史》卷三)。但新中國兩岸統治者卻會怎麼說？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臺灣總統馬英九談到國共兩黨交往引起民眾憂慮，信誓旦旦說：「我們會每步驟都盡量做到透明化，讓大家知道沒有黑箱作業。」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溫家寶在溫州列車相撞事故現場會見記者，一字三頓說：「大事故發生之後，我們的政府必須做到公開、透明，這一點非常重要。」馬、溫口裡，都不可能長出中文的象牙。

「我們會每個步驟都盡量開誠布公，務求大家洞察。」「大事故之後，政府處理必須開誠布公，這一點十分重要。」這樣的中國人話，今天已經沒有幾個中國人懂得說，原因很簡單：「上行之，下效之。」

西方帝國主義沒有滅亡中國，中國文化卻遭現代中國人徹底滅亡了。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吳志森 - 不「持平」有甚麼後果？

明報  2012年5月15日

「德育及國民教育課」，討論所謂「爭議性議題」時，要求老師既要「持平」，又要「中立」，「投入」的同時又「抽離」，其嚴格程度，比香港電台烽煙節目主持人「有立場但要保持中立」「有觀點但不要太過顯露」的要求還要高。

但這會否淪為口號？具體如何落實？即使資深教師，都可能會給考起。

國民教育科爭議性的題目多的是，隨手拈來，舉一個最「中性」的例子：廢棄皮革工業化學品作為原材料的藥用性膠囊，鉻含量超出規定幾十倍，會引起各種人體病變，嚴重損害健康。有毒膠囊在內地遍地開花，並已出口海外，香港已經有這類危害生命健康的超標製品，不知何時會查出氾濫全球。

這個問題有很多角度討論，可以非常個人化：為了賺錢而毒害同胞，嘆一聲「人性的貪婪，良心的泯滅」。也可以非常政治性：監管制度出現致命的漏洞，買通官員逃過質量檢查。更可以從整個體制的角度批判：媒體沒有自由，執法司法制度不彰，權力不受制衡……內地近年發生延續不斷的食物衛生事故，都可以用這個角度分析。

在這裡問一聲教育當局、「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制訂課程的負責官員：這類黑白分明的課題，如何才可以既「持平」又「中立」，又「投入」又「抽離」呢？難道又是那一套：「國家大，人口多，法例不完善，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很難避免，與三四十年前比較，國家已經很大進步了……」就可以推搪過去嗎？聽得耳朵都起繭了。

還有，盲人律師陳光誠事件，是非清楚，忠奸分明。一個殘障赤腳律師，究竟如何大奸大惡，犯上甚麼彌天大罪，要動用幾百國保人員，花上6000萬人民幣維穩經費，廿四小時全天候軟禁監視，更在幾歲小孩面前，動輒對陳光誠和他的太太，即孩子的媽媽連續不停毆打幾小時，打傷了又不讓醫治。這些令人髮指的罪行，一個稍有良心的普通人，聞之肯定怒髮衝冠，氣憤難平。

除非對這類課題採取全部迴避的態度，否則國民教育老師，又如何能埋沒良心地「持平」、「中立」和「抽離」呢？如果老師不按「指引」教國民教育科，會有甚麼嚴重的後果？

吳志森 - 建制派好鬥害了梁振英

2012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慘烈的立法會拉布戰已經開打，建制派聲言嚴防死守，還編訂更表，定出建制議員的出席時間，但不幸地，已經先後兩次流會收場。立法會遞補機制草案，在泛民拉布和杯葛下，建制派完全缺乏戰鬥到底的意志，希望速戰速決的如意算盤，根本無法打響。

連每天開十多個鐘頭會議都叫苦連天，如果真的要「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廿四小時馬拉松，業餘玩票、三點不露、半日安的建制議員，究竟有多少個能捱得住？不流會，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立法會一再流會，建制派惡人先告狀，一指黃毓民陳偉業的拉布戰，無聊瑣碎浪費時間，二批泛民杯葛會議導致流會。總之是別人的錯，責任不在我方。

拉布不是香港黃陳兩位議員的發明，幾十年來在民主國家相當盛行。這種議會策略，既文明又合法，更完全符合遊戲規則。若然違反立法會議事規則，建制出身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不會批准。泛民議員在立法會是少數派，無法阻止條例草案通過而集體杯葛會議，是不少國家的反對派都會採取的策略，有何值得大驚小怪？若然佔多數的建制議員齊心一致出席會議，縱使經歷千辛萬苦，草案最後都會成功通過，泛民拖垮法案的圖謀也不會得逞。

但不少特別來自功能組別的建制議員，尸位素餐，只視立法會為交際應酬的俱樂部。官員吹雞召集，要他們做舉手機器，才匆匆趕回，東南西北都未搞清楚就按掣投票。要長期坐在立法會維持開會人數，比上刀山下地獄還要痛苦。流會，建制議員是始作俑者，遲早出現，也必然發生。建制議員將流會責任推到泛民身上，不是賊喊捉賊又是什麼！

兩敗俱傷 對誰都沒有好處

官員開始訴諸民意：不少民生法案正排隊上會，要趕及7月18日現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通過，若然繼續拉布流會，就會蹉跎歲月，影響香港市民的福祉。

這個說法也不是全無道理，但不是完全沒有解決的辦法。公民黨的余若薇，早前提出「中止待續」的動議，暫停討論遞補機制，讓路給其他更緊急的法案，是令雙方都可以有下台階的最好方案。况且，政府將遞補機制一改再改，早已面目全非，效用全無，也無急切性，留待下屆立法會討論也於大局無損。無奈建制議員好鬥成性，殺紅了眼，政府官員也毫無大局觀念，不願配合收回，建制派和政府官員，聯手否決了這個最佳方案，剩下來的就是，建制派的策略，是要與民主派「攬住一齊死」，兩敗俱傷，對誰都沒有好處。

建制派議員企硬，傷害最大的是梁振英，他對政府5司14局政府改組方案，在7月1日前完成，顯得非常着緊，但按照目前的拉布進度，波及新一屆政府改組的可能性，只有一步之遙，究竟建制派這樣意氣用事，是幫了還是害了梁特首，不是更值得自我檢討嗎？

samngx123@gmail.com  

陳雲 - 洋樓不能養豬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5月15日

童年時隱約記得，父親認了個義子，抽屜裡一張鑲了花邊的照片，那青年長得高大，白衫灰褲，唇厚眼小，笑而露齒，表情近乎癡傻。說是白衫灰褲，只是猜想，照片是黑白照，有些黃霉痕跡，然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長大的人，可以在黑白照片上，憑顏色的層次而想到原來的色彩。方法很簡單，沒甚麼竅門。以前生活艱難，衣服昂貴，父母和親友的光鮮衣裳有限，都是三兩件。喜慶場合的黑白照片拍了出來，就可以按圖索驥，紅色是深灰，黃色藍色變成兩種淺灰，衣服的摺痕也看得見，黑衫的摺痕就難看見了。

當年的人隻身偷渡來港，孤苦無依，喜歡結拜兄弟，收義子、義女，廣東人所謂上契。父親的結拜兄弟有兩個，感情都很好，早結拜的一個義弟早夭，義嫂是台灣姑娘，帶着孩子，與我們長久往來。另一位義弟是盲人，叫阿雲，家住獅頭嶺，近沙頭角邊境，他母親領他來探望我們，後來他母親病歿，雲叔娶了泰國老婆，少了往來。每次說起家鄉，雲叔總是說龜頭嶺村，村後有金龜出水的風水局，因廣東人忌諱龜頭而改名獅頭嶺村，他總不以為然。

近日與母親閒話家常，才想到話中之人，應是父親的義子。父親因為工於書法，行楷優美，鄉民都請他寫柬帖。即使鄉民略識之無，也希望送出的請柬，收到的請柬，有一手好字，可以放在家中欣賞。像今日那些印上Q嘜公仔和歪斜美術字的請柬，是禮崩樂壞了。父親為叔婆寫過壽宴的請柬，下款有叔婆的名字，她養子福聯仔以「繼承子」的名分，列在後面。叔婆晚年要安排田產繼承，本來想將房產給了親生子，而福聯仔因為戇直，不討她歡心，就不想給。但父親指出，當年擺壽宴，福聯仔是以繼承子的名義列名，不給他家產，宗族兄弟會拿柬帖來過問的。

叔婆想起，內心悔疚，當初無子息，才招來養子繼承家業，自己有親生子之後，又忘了養子了。於是便將聯和墟最好的樓給了福聯仔，豈料福聯仔拒絕了，他說：「洋樓不能養豬，要來何用？」叔婆說可以收租，福聯仔說：「我種菜養豬，也能賺錢。」最後，叔婆將崇謙堂村的田地盡給了他種菜養豬。叔婆身故，福聯仔隨鄉親移民南美洲的蘇里南，沒了音訊。「洋樓不能養豬，要來何用」，成了往昔聯和墟的佳話，也是村夫純真之寫照。由軒轅黃帝直至清末民初，中國鄉下滿是這種淳樸之民，古語稱之為上古天真。英國異族統治，即使令香港經歷西化，但鄉下淳樸之風不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依然可以在聯和墟茶樓議論宗族之事，知書識禮的文人用毛筆字寫下的壽宴請柬，字字如真，可昭大信。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種族歧視，不可亂套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5月15日

香港左翼有五種理論，合稱左翼五論：文化包容論、文化差異論、反種族歧視論、大陸也有好人論、香港也有壞人論。這些是香港左翼人士（某些文化人、社運界、社福界、宗教界、民主派）袒護大陸人而用的理論。

五論之三，是反種族歧視論，認為大陸人在香港的怪異行為只是民族文化特色，或受到社會發展階段之限制，港人不可歧視。他們攻擊蝗蟲論，認為持蝗蟲論者，乃種族歧視或族群歧視，甚至散播仇恨言論，所謂hate speech，在美國是可以用法律制裁的行為。

法律上的歧視，定義準確，是因為某人在膚色、種族、國籍、性別、年齡、家庭崗位、性取向（如同性戀）等有所區別而受到不公平對待。道德上的歧視，也類似法律上的歧視，然而由於並無歧視行為，故無法檢控，例如向某類族群的人投以鄙夷眼光或冷淡對待。

大陸人不是另一個民族，但由於受到中共暴政統治而心靈挫傷，彼此猜忌，遇事幸災樂禍，在行為及心理上與香港人有所區別，可以視之為另一個族群。故此，如果因為大陸人的來源地有別而受到廣泛歧視，也可以說是族群歧視。

然而，香港人普遍厭惡大陸人，並非族群歧視。我們並不是因為大陸人外觀有別而厭惡他們，而是因為他們道德敗壞，損人利己。很多大陸人的外觀光鮮，甚至奢華，但舉止粗野不文，例如在公共場所喧嘩鬧事、在寧靜車廂高聲打網絡遊戲、在地鐵奪門而入、不守公共秩序（例如插隊）、在通道拉行李車橫衝直撞，旁若無人，乃至隨地吐痰、亂丟垃圾。香港人厭惡大陸人這些行為，並非歧視，而是由於此等行為隨處可見，查有實據，用蝗蟲來比喻這種人，屬於道德譴責，並非歧視。

這些惡劣行為也不是民族行為或社會發展階段的行為，而是由於道德敗壞。例如農民入城一般是戰戰兢兢的，不敢亂來的，怕在城市人面前丟家鄉的臉的，故此大陸人在香港那種肆無忌憚的囂張行為，例如隨街大小便，甚至在快餐店放縱小童用食具來小便，並非農民行為，而是道德敗壞。

其他潔身自愛的大陸人，見同胞如此舉動，即使也內心羞愧，也因為大多數大陸人有惡劣行為而遭到連累，實屬不幸。中港之間，一國兩制，香港人對此無能為力，也沒有責任。

鄭家富清楚解釋拉布的意義

為鄭家富議員鼓掌！

世紀．母親節．文學誌：白先勇念母親

明報  2012年5月13日

編按：著名作家白先勇，曾在名篇〈驀然回首〉提到母親二三事。今天是母親節，本版為大家精選白先勇新著《父親與國民》詳寫母親的部分，向這位「冇有怕」的中國新女性致意。

母親馬佩璋女士，生長於官宦之家，外祖父馬維琪出身科甲，任興安縣令。母親是長女，有一位親弟弟，還有兩位庶出的弟妹。外公獨寵母親，是他的掌上明珠。據說母親未出閣時，馬大小姐的襟上便掛了一串鑰匙開始掌家，外婆坐在牌桌上是不管事的。母親很年輕時就展現了她獨當一面、拿得起放得下、巾幗不讓鬚眉的氣魄。

小時候，母親的祖母要纏她的足，母親腳痛，便去踢祖母的房門，鬧得全家人依她為止。從小母親就是一個不甘受拘、絕不屈服的人。她讀過幾年私塾，可是舅舅說她不愛背書，不喜歡私塾那一套老規矩。後來母親又進了新式學堂──桂林女子師範，還去參加學生遊行，她的奶娘提了水壺跟着她一起走，怕大小姐中暑。

白崇禧口中的女英雄

母親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她接受新思想，但遵從舊道德。母親絕不守舊，但她教導我們的，還是中國人那一套基本做人的法則。是母親這種樂觀進取、勇敢無畏的個性，才經得起日後跟隨父親經歷驚天動地、一波又一波的歷史考驗。我們一家幾十口，母親是家中擎天一柱。

民國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母親下嫁父親。母親二十二，父親三十二。馬家大小姐出嫁，當年是轟動桂林城的一件大事。按習俗，新娘上花轎前，照例要痛哭幾聲表示捨不得娘家，母親的四姑趕在後面掐了母親幾下，她還是哭不出來。母親一生不耐虛禮，從不做作，完全是個真情真性的人，到了老年，還是保持一顆赤子之心。這是母親最可愛可貴的地方，她是個「真人」。

母親自從嫁給父親後，就沒有過幾天太平日子。婚後才八日，父親便赴柳州迎戰入侵的雲南軍，而廣西老派軍閥沈鴻英卻乘隙進入桂林城，把外公一家捉去當人質，母親躲在德國醫院的地窖裏才躲過一劫。

婚後第二年，北伐開始了，母親跟隨父親由南打到北。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孫傳芳軍隊反撲，父親指揮北伐著名的「龍潭之役」，擊潰孫部。母親在上海聽到父親在南京陣亡的錯誤消息，與表哥海競強開車趕往南京。路上遭遇亂兵圍車，母親下令表哥：「開槍！」兩人還要爬戰壕才衝過封鎖線，頭上的流彈滿天在飛。到南京見到父親，父親大吃一驚，說：「你怎麼到這裏來了？」多年後，表哥提起這段往事，還豎起拇指稱讚母親：女英雄！

軍人之妻的流亡歲月

兩三年間，母親從一位金枝玉葉的千金小姐，經過戰火的鍛煉，已經轉變成一位經得起風浪的軍人之妻了。民國十八年，北伐剛完成，「蔣桂戰爭」爆發，父親倉皇乘船從天津離走，來不及攜同母親。母親聞知後，連夜僱車，懷中抱着在武漢出生的大姐先智，在大雪紛飛中趕到塘沽，乘船逃到香港。同年中央軍攻打廣西，父親與母親流亡海外，到安南河內避難去了。

母親性情果敢、氣度大方，並非一般女流，對外，跟隨父親患難與共，對內，養育十個兒女，還要照顧七親八戚，龐大家族一手撐起。父親對這樣一位相夫教子的賢內助，多少也存有幾分敬畏。父親在外統領百萬大軍叱咤風雲，回到家裏，那就是母親發號司令的領域了。

母親識大體，明大義，她甘於做個家庭主婦，十個兒女就是她的人生目的。對於父親公務，她謹守本分從來不去碰觸。有幾次，廣西各界要她出來擔任國大代表、婦女代表，母親拒絕。她知道這些公職加到她身上是因為父親的關係，並非由於她本身的資格贏得，她不要。這就是馬佩璋女士，她是個很有骨氣的人。這也是父親尊敬她的地方。

北伐後，母親回到桂林，此後十多年間，一直留在廣西，這是她一生中比較安穩順遂的時期。

母親在桂林風洞山的腳下，東正路上，經營了一個家，一幢兩層樓的洋房，一大片花園，園中百花齊放，屋後有風洞山作屏障，景致甚佳。

被黨特務監視的歲月

好景不常，日軍攻進桂林城，全城火海一片，家園也毁於一炬。父親在前線打仗，母親率領白馬兩家八十餘口，祖母九十，外婆七十，小弟先敬還在襁褓中，搭上最後一班火車，離開桂林，加入那浩浩蕩蕩抗戰史上有名的「湘桂大撤退」。火車擠滿了難民，頂上也坐滿了人，因為過載，火車行動緩慢，日軍緊追在後，大家膽戰心驚。火車過山洞，有的難民竟被洞頂突兀的岩石刮下車來，身首異處。外婆的妹妹光亞姨婆，火車停站時領着孫子下車去買食物，哪知回來竟擠不上車，火車一開，祖孫兩人竟被撂下，不知所終。火車走走停停，開了一個月，才抵達貴陽。最後到重慶時，很多人頭上都爬滿了蝨子，因為很久沒有洗澡了。

八年艱苦的歲月終於熬過去了。抗戰勝利來臨，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這是全國人民最歡欣鼓舞的一刻。我們全家也跟隨政府回到南京。打仗的時候，我們全家十二口人很少能聚攏在一處，趁着勝利，父親把一部分在上海念書的兄姐召喚到南京，合拍了一張全家福的照片。當日，父母親亦合影，於南京大方巷家中，父親時任國防部長，這是兩人最嚴肅的一張合照，大概兩人都感到這辛苦得來的勝利，其沉重的意義。

國家的命運變了，國民黨的命運變了，當然，父親、母親的命運也跟着有所起伏。母親在台十三年，父親十七年，是他們所處的最長的一段逆境。他們兩人在大陸閱歷過不少大場面：北洋軍閥、日本人、共產黨，都是一些排山倒海而來的大風大浪，他們都頂住了。

到台灣之後，表面上過的是承平日子，禮數也還顧到，但是暗地裏卻有一組特務人員，如影隨形，二十四小時到處跟蹤。這是件極可悲的事情。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軍，曾經打倒北洋軍閥，打敗日本軍隊，即使敗給共產黨，也算磊落，怎麼到了台灣反而變得如此小器起來，要用特務去監控一位身經百戰、功在黨國的老將軍。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難為父親、母親兩位強人，在台灣歲月裏，始終都保持着一份不卑不亢，雍容大度的尊嚴。

家在松江路

民國四十年代，松江路還是台北市的邊陲地帶，路中央是碎石子，只有兩旁鋪有柏油。那一帶都是一排排木造屋，好像是臨時蓋起來的公務宿舍。我們家松江路一二七號是兩幢房子打通合成的。因為人多，單棟不夠住。依我們家當時的經濟情况，大概可以住進一幢比較像樣的房屋的，那時台北的房價還很低。但父母親一向不很講究擺場面，國難當前，大家一起克難，也就無所謂了。在這間木造屋裏，父母親在台灣度過了他們的晚年。

這棟木造屋，給我們留下許多記憶，克難歲月，也有溫馨的時刻。有一年強烈颱風過境，傾盆大雨，一早我去母親房中探視她，發覺她端坐在牀上，地上擺滿面盆、鉛桶，原來我們那間木造屋，抵擋不住颱風的侵襲，開始漏水了。母親看我進來，指了一下屋漏，放聲哈哈笑起來。我看見這個場景，也忍不住跟着笑了。是母親的朗笑聲，把在逆境中遭受的一些不愉快，驅逐得一乾二淨。

廣西人有一句話：「冇有怕」，不要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廣西兵會打仗，喊一聲：「冇有怕！」就衝鋒上陣了。父母親就憑着「冇有怕！」這股廣西精神，渡過一生大大小小的難關。在台灣，雖然四周時有無形的壓力，但兩人仍舊抬頭昂首，「冇有怕」！

一二七號家中的小園子裏，父母親種植了許多盆栽，有不少人家送的素心蘭，但也種了一些多刺的仙人掌。

母親養育十個兒女，一生操勞，又經過許多顛簸離亂，晚年健康受損，患了高血壓症。母親一向不喜官場酬酢，到了台灣，環境改變，台灣官場中的虛情假意，她更加不耐了。除了每年一次蔣夫人宋美齡的宴請外，其他官方應酬，她都托病一概推辭。母親甘於淡泊，她是冬日裏的「傲霜枝」。

母親有時很有幽默感。公家派給父親的座車，是一部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開起來搖搖晃晃，父親就是坐這部老道奇搖到總統府去上班的。後來各個單位換車了，偏偏父親這輛老道奇遲遲沒有換，連我們的司機陳義方都開始咕嚕了，他認為開這部老道奇夾在總統府其他新車裏挺沒面子。後來終於換了一部美軍留下的雪弗蘭，是新款式，座盤低，車門矮。有一次父母親坐這輛雪弗蘭出去，母親俯首鑽進車門後，回頭向父親笑道：「老太爺，我還是喜歡我們那部老爺車，進車門不必低頭！」說完兩人相視呵呵大笑。

患難夫妻說別離

民國四十四年，父親母親結婚三十周年紀念。對他們來說，這是他們兩人結伴一同度過三十年一個里程碑的日子。父親六十二，母親五十二，兩人互相扶持，已經走到他們人生最後一個階段。這天父母親都着實打扮了一番，父親衣襟上別着一大朵紅色緞子花，母親髮上也簪了大朵紅花，兩人最登樣的行頭都上了身，全身喜氣洋洋。那天親友、舊屬該到的都到了。晚宴時刻，母親先致辭：「我和白先生結婚三十年，我們也算得上『患難夫妻』了？」母親說到「患難夫妻」，不禁哽咽落下淚來。她那天晚上講了一番真性情的話，親友們都為之動容。三十年當然不算短，但對父母親來說，三十年恐怕特別長，因為這三十年間，兩人共同經歷過太多憂患、太多動亂，父親處在如此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走錯一步即可能身敗名裂。做為軍人之妻、將軍夫人，母親需要過人的勇氣、毅力、智慧、見識，才能應付各種挑戰，協助父親，使他無後顧之憂──這一點母親很稱職，都做到了。父親心中明白，對母親他是心存感激的。父親忘情地伸過手去，摟住母親的肩，母親的感觸，他了解，而且感動。

那晚父母親緊緊靠在一起的那一幕，是一幅極為動人的「患難夫妻」圖。

這是父親七十歲生日與母親合照，可是母親就在那一年年底，十二月四日逝世了。其實母親最後幾年身體健康一直不佳，高血壓是她的老毛病，可是後來愈來愈難控制，有時波動起來，須住進醫院治療，病情緊張時，一夕數驚。過完父親七十大壽，沒有多久，母親就病倒了，住進中心診所有半年之久。那個期間，父親天天跑醫院，辛苦而又焦慮，而母親經過幾位名醫診治，卻一直沒有起色，母親的身體是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了。母親過世前兩天，我去醫院探病，母親若有所思的對我說道：「老五，昨天晚上我夢見外公了。」接着她交代我去取一筆錢交給亦婆過活。亦婆是外公娶的姨娘，幾十年來一直是由母親奉養。母親病危，還有許多牽掛放不下。她肩上的擔子實在太重，強人也有不支的一天。母親的病，醫生束手無策，會診的結果，決定開刀，開腎臟。十二月四日那天清晨，天氣陰寒天色灰濛，父親領着我和先剛、先敬，還有三姐先明，在客廳中一起跪下祈禱，乞求真主保佑母親平安。不幸母親開刀手術失敗，流血不止。母親身亡在手術台上。噩耗從手術房傳出來時，父親一時張皇失措，一臉茫然，這是他一生中所受最重的一擊，一下子竟回不過神來。父親經過無數驚濤駭浪，他臨危不亂、處變不驚的功夫是出了名的。可是母親遽然辭世，那突來的劇痛，即使百戰將軍也難擔當。護士替父親量血壓，一下子飈到兩百多。

文 白先勇   編輯 袁兆昌  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