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1989，在人類精神文明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年份。是善與惡，戰爭與和平對立／對抗，各自掙扎的一年。或者簡單地說，是正邪對決，一場轟天動地的革命。
當要回顧1989年，對於中國人、德國人、波蘭人，甚至捷克人，都是整代難以忘懷、悲喜交集的歲月。不用說，其中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是最為慘烈的一幕，一個民族拚命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被一黨專政的炮火鎮壓下來，不過，如果把眼光放大一點，這事件正催生了11月9日的柏林圍牆倒塌，以及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等國家一連串的獨裁政權的崩潰，呀，還有智利，12月14日舉行了16年來第一次自由投票選舉；時間拉長些，連蘇聯也受影響變天了。我們也知道，同一年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還有，同一年的7月14日，正是法國革命200周年紀念日，還有還有，宣揚嬉皮士精神的胡士托音樂節，驟看來，世界的確改變了，是嗎？是嗎？
可是時間再拉長一下，只帶來了一個殘酷的答案。世局就是這樣的戲劇性。何以見得？6月1日起共10天，教宗保祿二世訪問挪威、冰島、芬蘭、瑞典等北歐國家，宣揚和平理念。在他的行程第4天，便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了。這還不是戲劇性的歹角出場嗎？
2月14日是情人節，普世同歡，偏偏在這一天，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頒布全球追殺令，煽動狂熱的回教人士取下印裔英籍作家魯西迪的人頭。為了一本書《魔鬼詩篇》，為了書中一個狂人角色的一個夢，就被判死刑？對終生投身藝術創作的人們，這個事件之發生，不正是一齣荒誕無稽的戲劇嗎？
1989年被追殺為自由奮戰
當年另一位著名作家馬田艾米斯（Martin Amis，英國憤怒一代著名作家Kingsley Amis之子）公開預言，說「追殺令過後，魯西迪便會銷聲匿迹的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魯氏不但沒有像他的名字那樣Rushdie（Rush-to-die，趕着去死），23年後，反而存活下來，還可以繼續創作。今年的半自傳式的回憶錄《約瑟安頓》（Joseph Anton），更加成為1989年這場人類精神文明轟烈奮鬥中的鮮活證物。
這部回憶錄，全書共650頁，看罷（筆者看的是電子書，所以引述的內容無法列出頁數，只能指出是第幾章）令人想起貝婁（Saul Bellow）的Herzog風格，雖然不是全面書信形式，但全書不停找對象申訴，作家啦，名人啦，保護他的人員啦，他的家人啦，甚至上帝啦，無一倖免，從而反映一個被追殺陰影下的人，是如何度過他的孤獨（但不算無援），那種誠惶誠恐的孤獨生活。或者還想起一部電影，奇連伊士活主演的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大家可以看到魯氏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TheGood, theBad，好的一面是指他的坦率與勇氣，例如他對4名妻子承擔他的不忠，例如畢竟他是一名凡人，在逃避追殺令的日子，他以書為伴，寫作，與兒子Zafar在一起之外，杯弓蛇影，連一個前來修理水喉或清潔的人都懷疑，把自己躲起來。他變得不修邊幅，令身體發胖，煙酒度日，然後與前任現任妻子鬧意見，同時與另些女子發生關係，這些都是需要勇氣寫下來的。他對藝術自由之信念，堅持到最後勝利，的確是一件不容易之經歷。每一章的字行間，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作家的風骨。
盡訴文壇恩怨
壞的方面，他以第三身撰寫，筆者認為，不會是因為寫作技巧之需要，不如說是刻意把真我隱藏，比較接近真實。沒錯，他與她們的關係，在書中一一交代，但十分仔細，到關鍵的一點，就輕輕帶過。可以肯定，作為他的妻子，看到這本傳記，會覺得不是味兒。魯西迪雖然口口聲聲需要愛情，但他的每一個妻子都覺得與他一起生活，總難逃出他的陰影。一句話，相處時光並不愉快。作者顯然有仇不報非君子，趁這個機會，魯氏對於過去與他過意不去的人，都一一不放過。其中表表者，其一是Roald Dahl（寫鬼故事著名的英國作家，1990年逝世）形容他是一個長期令人不快，一雙要勒死人的手的人，這有點接近人身攻擊了（遠因是Dahl曾在報章撰文說魯氏是個危險的機會主義者）；其二是James Wood（文學評論家），因為他為了取悅老細，曾刪改過對他作品的評論文字。其實，被他冷言冷語鞭撻的行家，可列出十多位的名單。後半部的內容，不少更是與書人獎有關，討論哪屆誰應得獎或誰應落選，還有引述一大段一大段演說，隱藏着大大小小的文壇恩怨。
全書的敘述，鉅細無遺，資料性（正確與否有待有關人等鑑證）的東西不少，老實說，若只為了八卦魯氏本人的生平而感到興趣，肯定會滿足這樣的讀者，否則，比較之下，還是他的小說好看得多。魯氏從來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天才作家，所以，這本回憶錄所引起的大大小小迴響，給大眾說三道四的機會，是無可避免，但對於魯氏迷來說，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反覺得是理所當然之事。
如果嫌全書太長，或有點囉嗦，不妨向大家推薦第四章Year Zero，此章內作者有提及六四，提及柏林圍牆，有向有關方面寫了一封辯護《魔鬼詩篇》的信，更包括一個頗為有趣的小插曲，因避難，臨時無法回家，那一晚，他與訪問他的女出版家、警探，3人在一張大牀共宿一宵。全書不時都出現幽默風趣的警句或章節，這正是魯氏一貫的文風。
至於Ugly醜惡部分，固然是指凶險的世情了。1989年，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這部煌煌巨著其中的一頁，不過，可能正是近代史上最精彩的一章。正邪交戰之中，魯氏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象徵藝術自由的箭靶，一個命運的奇妙擺佈也。1989年，當然不是一個好時年，對於筆者私人的感受來說，六四事件固然是一個至今仍淌血的傷口，正是這一年內，逝世的名單中，包括不少心愛的偶像，如畫家達利、Elainede Kooning、詩人Robert Penn Warren、女星比提戴維絲（Bette Davis），以及小說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
命運如戲
重複本文前面所提，把時間拉長一些，讓我們回顧，反思，的確感慨萬千。把時間拉長一些，柏林圍牆倒塌兩年之後，東西德統一了。呀，還有，1989年7月20日，緬甸政府正式下令軟禁昂山素姬的，把時間拉長一點，拉長一點，21年後，昂山素姬被釋放了，她贏得了爭取自由和平最清脆玲瓏的一仗。時間再拉長一點，23年後，魯西迪也終於可以繼續自由寫作出版，還寫了部大作，還他清白。貼身保護他的警探Stan，在他筆下也有不少深刻的描寫，幾乎成為第二主角。這位警探還說了一句話，代表了對追殺的野蠻行為的一個率直、簡單之合理抗議，他說：「不能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威脅一名英國公民，不能容許啊……（It can't be allowed…threatening a British citizen. It's
not.）」可是，拉長了的時間，對於這一代的中國人，似乎仍停留在1989年的6月，停留在這個6月之4日，停留在這個4日之凌晨……
最後不如再從魯氏這部回憶錄第二章（不會燒的手稿）中摘取一則小插曲，來一個輕鬆的作結。Liz Calder是位女出版家，因為她缺乏勇氣接手出版《魔鬼詩篇》，避過了炸彈投擲、經濟拮据之險，以後出版社才可以生存，發掘了J. K. Rowling。若不是如此，我們這個世界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哈利波特》。命運的擺佈就是這樣戲劇性。
文 崑南
編輯 黃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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