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李祖喬 - 香港管治的過去與未來

2012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香港十分流行一套說法：社會爭論太多，蹉跎歲月，令發展停滯。例如不少人把新加坡想像成仍然充滿李光耀色彩的強勢管治，期望香港效法。此崇拜強勢管治、貶低社會問政的心理，既漠視香港過去的管治經驗，亦忽視鄰近區域的民主化趨勢。

港英時代的自由社會與殖民管治

綜觀歷史，雖然港英管治十分出色，但香港過去的成功與強勢政府沒有必然關係。六七十年代，相比鄰近威權政府主導的地區，香港政府算不上強勢，比較倚重與社會溝通合作，香港因而相對自由。1966年，英國殖民地部殖民地政務次官懷特夫人訪港後，已認為社會大眾要求參與更多本地事務的訴求比政府估計更強烈。同年，青年蘇守忠的絕食行動被視為本土社會意識的萌發點。六七暴動後的1970年代，社會運動逐漸為當時管治者帶來壓力。1973年，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為平民憤，港督麥理浩成立調查委員會，檢討反貪污工作，翌年成立廉政公署。面對冒起的社會問政意識，管治者着重增強溝通、而非嚴厲操控社會。香港引以為傲的廉政，其實是民眾在相對自由的氛圍下參與政治、同時政府願意回應民眾訴求的結果。

從1950年代尾到1980年代初，幾位港督的管治思路幾近一脈相承——以建立市民信心為首要目標，擴大市民問政渠道，積極回應訴求。接任港督前，柏立基曾任新加坡總督3年，任內遇上新加坡自治運動高潮，更曾積極配合推動自治進程。也許新加坡自治運動對他有所啟示，他出任港督時推動公務員本地化，華人高級公務員倍增。所謂「麥里浩仁政」，其實是蕭規曹隨，把柏立基後的戴麟趾政策擴充，包括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令市民有更大參與權，打擊貪污，推行免費教育，興建沙田新市鎮等。港英管治者並非本地人，管治基礎並不穩固，因此處理社會意見時相當小心，不會傲慢地視10萬人上街為「社會上的少數」或「小撮人阻礙施政」。

香港人今天視為學習榜樣的星洲強勢政府，實源起自極為不同的歷史背景。二戰後東南亞掀起反殖浪潮。1965年，新加坡獨立，本地人當家作主，社會跟管治者之間的對立大減。在馬來西亞及印尼包圍下，本地精英領導的政府以團結為口號、強勢主導發展，某程度上是順理成章。因為歷史軌迹不同，現時香港在政體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和政治文化兩方面已跟新加坡有極大差異；况且，香港是中國特區，獨立性遠比主權國家低，因此動輒認為「香港應學習新加坡的強勢管治」，是對兩地歷史認識片面的一種表現。

區域發展：民主化的歷史大方向

假如認為過去的管治經驗已經不合時宜，那是對香港現况與亞洲威權管治民主化趨勢視而不見。

一，有論者以「香港經濟落後於新加坡」為由，認為必須強勢管治。這種說法並非毫無爭議。星洲論政網站the Online Citizen今年3月時曾比較雙城過去5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發現走勢幾乎一模一樣；《南華早報》專欄作者Jake van der Kamp於6月時發表評論〈Memo to CY: Singapore isn't better off〉，指香港僱員在2003至2012期間的平均消費能力都比星洲的高。瑞銀去年一份報告亦有類似結論。今年，香港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連續第2年被評為世界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位列新加坡之上。星港不同的管治模式，只是因應過去各自形勢的不同應對。星洲部分政策值得參考，不等如香港需要強勢管治。

二，支持強政府的論者，亦沒有注意鄰近地區的新趨勢——教育普及、資訊流通愈趨便捷、國民世界遊歷增多，各地社會問政意識愈來愈強，政府施政愈來愈難繞過民眾。這裏不提早已由威權政體過渡成民主政體的韓國與台灣；越南共產黨早於2006年推行政治改革，電視直播國會辯論，最近國會更否決政府修建高鐵的計劃；緬甸獨裁軍政府的急促民主化令人目眩；2008年大選後，馬來西亞執政黨巫統長期壟斷國會局面被反對黨打破，首相納吉破天荒地廢除類似23條的內部安全法來爭取支持。公開政治辯論文化開始興起，被視為學習榜樣的新加坡也不例外。去年國會大選，縱使大選前經濟錄得雙位數字增長，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支持度卻下跌，反對黨取得歷來最多國會議席。《紐約時報》指，新加坡政府開始放鬆對社會的控制，容許更多社會聲音與監察。

過去，社會自由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與成功基石，現在，於香港身處的亞洲裏，各地社會也開始有更多自由問政。仍然把威權政治視作「亞洲價值」的，大概只剩下中國與朝鮮。筆者身在星洲，每天讀港聞，完全可感受到兩地自由風氣逐漸逆轉，不免憂心：香港真能承受失去自由的代價？

急功近利才是問題所在

單看近半年，不少評論都不約而同指出政府應該首重溝通與合作——例如新力量網絡的「聯盟政府」方案、盧子健的〈「大和解」第一步：特首真普選〉和黃偉豪的〈「拉布」對市民的好處——速度和效率絕非民主政府最重要的價值〉。香港管治的核心問題，並非不夠強勢，而是過分急功近利，迷信強政府可帶來速度與效率，也愈趨欠缺世界視野，漠視香港獨特的歷史以及比鄰近地區有利的制度。香港不僅是中國一部分，也必須是跟中國大陸不一樣、緊貼國際潮流的特別行政區。假使港人繼續對自身過去與世界未來不聞不問，香港未來的管治只會削足適履、倒行逆施。

作者鄺健銘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李祖喬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