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8日 星期日

安裕周記 - 教科書上的搏鬥

201278  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兩項工作,第一是教育改革,第二是政黨的扶植。目前美區已有二百萬學童入了學,也即是學童總額的百分之九十。這是很出人意外的成就,因為經納粹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資是不易覓的。有的學校,職員四分之三都得重換新人。校址和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派人專司檢查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資。」

這是中國記者蕭乾一九四六年四月從歐洲發回來的長篇報道〈南德的暮秋〉的其中一段。蕭乾作為當時《大公報》駐歐洲戰場記者,隨美軍來到戰後的殘敗德國。一路上他看到歐洲的復興,也看到了復興過程裏的細節。當中最令蕭乾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德國如何洗去納粹遺毒的重新辦教育過程;已經老去死去的不必再教育,茁壯成長的一群才是接受新教育的目標,以蕭乾的說法,教師和教材最是關鍵。

近七十年前關係到二百多萬德國學童的教育,造成今天的德國,納粹根本無法在這塊土地上再度成長。一九七○年,西德總理勃蘭特在華沙跪下懺悔,這是戰後德國最令人感念的一幕,德國在勃蘭特雙膝下跪的一刻重生。充滿道德勇氣的勃蘭特未加入政壇前,是一個教師。

教育無小事。當看見國民教育服務中心黃均瑜說要為負面的教材提供正面元素,把中共形容為一個「進步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我想到的是德國戰後的教科書和教師重塑,這不僅是幾節課的事,是關係到子孫後代的搏鬥。下筆之時是七月七日,我不知道掌管愛國學校的黃均瑜和教聯會楊耀忠想到了什麼,是盧溝橋事變是南京大屠殺是重慶轟炸是武漢會戰是全國人民顛沛流離轉徙西南天地間的痛失家園?黃楊都是教師,當然知道這段中國人民八年抗戰史,如果要二人接受一個現實﹕日本文部省說為了補充國際對日本太平洋戰爭的負面歷史,提供了「正面」歷史,以教科書不得出現殘酷內容圖片為名,禁止述說這段歷史,卻又在書本裏說,「日本為了打破ABCD的封鎖,不得不發動突襲,突破封鎖」。我絕無胡謅,這是七十年代日本小學教科書內容,課文裏說的ABCDA是美國(America),B是英國(Britain),C是中國(China),D是當時的荷屬印尼(Dutch),黃楊二位不知會作何感想。

無聲手槍 你死我活

香港回歸人心未歸,有人以為這是港人眷戀英國,也有說人心難歸是因為教育不徹底,於是提出大搞國民教育,灌輸一套新的觀念給學生。這些伎倆很差勁,因為不懂裝懂,一眼就讓人看出破綻。回歸以來,教育一直是一場場搏鬥,而且都是一場場無聲手槍你死我活的生死之戰。前幾年已經有新時代成長的學生,談到六四事件時說「多角度思考」,這種拙劣手法騙不了誰,三招兩式便給轟下台。可是,主持《城巿論壇》的謝志峰總有退下來的一天,到時「多角度思考」再上場也不愁給轟下來,靠的便是苦讀「中共是進步無私的執政集團」的新一代。教科書,尤其在香港這龍門主義至上的地方,是學生生涯以後四分三人生的歸宿。只要說一句公開試syllabus沒有這幾課,哪怕內容是教你如何稱喚父母也沒有人讀;倒過來,若是把中共「進步無私」貼為必考題目,就是如何不服氣,也得乖乖把答案寫在答題紙上。

教育變政治調整室

這手屎棋香港不少人都能看得到,可是能怎麼辦,要麼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要麼便硬吃這一套。回歸十五年,我覺得特區政府最成功是把教育變成政治調整室,是暗中慢慢一步一步調整,是潛移默化一點一點把我們這一代親眼看着親耳聽到的都一一改變、洗去、粉飾。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到底有沒有這種想法,我不打算去問他們,只是想起官至中共中央委員、重慶巿委書記都涉及重案,始終無法接受這種「正面教材」。當然,更加無法接受覺得這種教材是合理、並且質疑要撤回是政治審查的教師。

不要以為唯獨香港這些知識分子才這樣,只不過是古已有之,於今尤烈。這樣慨嘆,是由於這幾天讀完白先勇兩巨冊的《父親與民國》,說的是他父親白崇禧將軍。白將軍是國民政府名將,是國民黨罕見的將才,有小諸葛之稱,抗日戰爭國軍最大勝仗台兒莊戰役白崇禧是指揮官,重創磯谷和板垣兩大王牌兵團,為中國人民在風雨飄搖的歲月找到國破山河仍在的鼓舞。內戰年代,白崇禧在東北曾對中共戰神林彪施以痛擊,林彪在四平街一戰吃盡白崇禧苦頭,若非蔣介石在美國插手後下令停戰,今天中國到底誰家天下仍未可知。中共正統戰史對林彪四平街慘敗六十年來絕口不提,倒是十年前有一些關於林彪麾下四野的戰史提過一些——林彪由東北而華中追擊國軍,在湖南一帶欲夾殺白崇禧報一敗之仇,結果白崇禧虛晃一招,林彪撲空。

六七十年前的歷史今天也許沒有哪些人會感興趣,在即食文化氾濫、國民教育只講好不講壞的今天,這些國民黨正面歷史早已不談也罷,遑論重見天日。作為一介讀者,我們對白先勇耄耋之年把第一手圖片及真實歷史公諸於世致敬;客觀上,也可把近六十年中共為主體的中國近代史推翻——抗日是國軍為主,林彪不是長勝軍。對於前者,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到了前幾年才願意承認,二○○五年九月三日,北京舉行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活動,胡錦濤在講話中首次指出抗日戰爭主要戰場是國民黨軍隊打出來的,「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一系列的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民族割裂造成難以挽回的悲哀,中共與國民黨都在刻意編造及扭曲歷史。張靚蓓在訪問著名導演李安的《十年一覺電影夢》中引述八十年代初甫到美國留學的李安說,他到伊利諾州大學後讀到在台灣列為禁書的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後,驚訝說「原來我們是壞人」。

類似的扭橫折曲,在關係到國民黨或共產黨統治合法性的更是從不留手。白崇禧功過的敍說,在中共、國民黨和白先勇筆下有三個不同版本。中共筆下的白崇禧,近年因統戰需要而淡化,但絕口不提白將軍的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更少提他在東北幾乎滅了林彪的歷史。反而與白崇禧同屬桂系的李宗仁卻着墨頗多,無他,李宗仁在國民黨彌留大陸最後日子是代總統,六十年代回到北京,成了一副很好的統戰工具,自然美言多幾句。在台灣蔣介石獨裁年代,白崇禧因是桂系主將,蔣對他避忌甚多,以至派出特務跟蹤,一九五六年,白崇禧光火了,寫了一封長信給蔣,指出三點被特務跟蹤的證據,婉轉而稱「敬懇鈞座詳察,以明是非」。這個時期的白崇禧隱沒民間,蔣卻下令嘍囉擾人,指白崇禧在大陸時私吞軍費,要在國民大會追究。

白先勇如今近八十,筆下兩巨冊足以揭開白崇禧真像,上冊講大陸歲月,內容早已口耳相傳,下冊台灣歲月珍貴得多了。白先勇早年赴美留學,之後教書到退休,都在風光如畫的加州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生活,家人俱已老去,人到暮年,還能圖個什麼,本書的動機沒有個人利益而是給回一個民族英雄應得的榮光。然而真正令人傷感的是,堂堂中華民國一級上將白崇禧在東海一隅渡過人生最後時刻而未能正其名,兒子白先勇勾勒出晚年的白崇禧竟是如此落泊孤寂,人們才感念廣義上的中國實在虧待了這位抗日名將。

政客背書 知識分子失人格

不幸的是,中國不在少數的知識分子便是如此為政客背書而失去一己道德人格,為的是對當權者的迎合與諂媚,真相往往在這些政治交易中遭到背叛。政客失腳不是怪事,因為當他們出走的那天,他們就得期待這天的來臨。悲哀的是知識分子,把白崇禧搞臭又如何,蔣介石兩腳一伸便萬事轉頭空,賠上了的是真相。這次香港的國民教育事件也應作如是觀,今天說中共統治集團「進步無私」,我在now電視新聞裏看到黃均瑜的回應是「黨綱也是這樣寫的」,我老覺得這隱約之間有某種奇異卻說不出來。然而,當毛頭小子讀這些教材時卻是另一種效果,考試要考這些,儘管走出學校便是李旺陽趙連海譚作人,現實世界和書本教材完全背道而馳,學生活在一個分裂的世界。我們不能怪今天的年輕人如何如何,因為連課本和老師也如斯人格分裂,還能怪誰?

教科書是中性介體,關鍵是印上的內容。日本右翼要對歷史上下其手在課文上動刀;星馬的課本把山下奉文在馬來半島的屠殺清晰如實記錄出來;菲律賓課本中日軍在巴丹的殺戮一段都沒少;緬甸課本有四張圖片紀載日寇殺人的實錄。至於香港,看着那薄薄的三十四頁國民教育教材,除了嘆息,是長長的嘆息。

安裕
編輯 曾祥泰

阿離 - 毋須國民教育 只需要好老師

2012年7月8日   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她孤軍作戰,十年了。

前年,時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到官校庇利羅士女子中學推銷政改方案,教師吳美蘭質問他與高官何以在五區公投不投票,更當面向他高舉「我要有權選特首」紙牌。

吳美蘭老師

自此她被稱為「良心教師」,校外她參與遊行、悼念,身體力行;校內她跟學生談六四、維權、民生問題。

一直以來的師道是孤獨難走的,「以一間Band 1學校來說,我是失望的。我們的同學將來可以在政府做高層職位,何以要我以一個英文老師的身分討論這些課題?」因為怕,怕合約不保,怕被調職、怕影響仕途;避忌的,是大多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如果是因為這些因素而不肯去講多點給學生知道,是可悲的。」

她從不為公務員的身分忌諱,「我只在說一個老師的意見。」

海納百川的教學方法

本科原本是教英文的她,在接手教中一級通識科前,早已在英文堂讓學生讀時事文章,播外國紀錄片和新聞;政府回應公眾對國民教育提出的五大原則﹕「培育國民意識、讓學生認識普世價值、培養多角度思考、讓教師開放教學、毋須迴避任何議題」,她早早就全部達標;說民生民主議題,她毫不猶豫,「我很詫異,由中一到中七,中史或中文老師也沒有跟學生談論過這些事,因此我覺得要做點事」。

她嘗試讓學生在海洋裏游出自己的路。第一手資料如新聞報道,或是紀錄片、不同人士的評論文章,都在她的備課匣中;英美德法中港台、官媒商媒獨媒、紅藍綠、左中右的新聞或文章,都是她的教材,「同一件事,寫的人都有不同的觀點與角度,我叫學生去比較,思考認同哪些人多點?為什麼?」讓學生自由地發表意見,互相提問,再總結意見,「我不會左右他們對事情的看法,但我會表達自己的意見,因為我也是一個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我會說明這是個人意見,他們不需要認同,因為我覺得我也不應洗學生腦」。

如果學生的意見與她堅守的價值互相牴觸呢?面對六四事件,學生若認同中共的做法,她又會如何處理?「我會給他多些資料,例如是當時的報紙、影像,讓他自己分析。」若最後學生仍堅持己見?「我也無話可說,我當然會擔心,但我不會說那個同學不對,因為大家成長的背景與時代不同。我只能為他提供更多資料,同學是讀書人,有自己的看法。」

中國模式的國家自豪

對於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吳美蘭坦言詫異。她早早收到《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見到『中國模式』就丟掉了」,為了好好答覆記者提問,老師立即備課,更做了筆記,「書中有些是好的,例如講述中國政治架構、專有用詞的解釋等,我也認識多了。」圖表精美,「多謝他們整得咁靚。」吳美蘭說,國家做的好事要說,然而書中95%都是揚善隱惡。第27頁提及毒奶粉、我爸是李剛和動車追撞等事件時,「它的字體特別細,其他圖表的字體也沒多大分別,唯獨這些字是超細的,到底是否真的想學生延伸閱讀?」23頁談到汶川地震,死亡悲痛都是未觸之傷,「人民的傷痛是避走了的,只着重救災成果」。第1頁的「中國模式」下,「充分的平等權益」最令人啼笑皆非,「艾未未、趙連海這些事如此多,沒經公平審訊也可以逮捕,我看不到平等權益」。吳美蘭說,書中談及民生社會問題如此不足,如果老師要用來參考,將要花很多時間找大量補充資料才能平衡,「事實上,其他科目也不得不讓路」。多了一科,就是多了一個範疇,多用了老師的力氣。

老師們還得花氣力理解國民教育的評核方法。至今,政府對評核方式並未有切實可行而客觀的指標給老師參考,只列出幾項含混空泛的條件,例如學生對國家的自豪感,「學生對一個國家的態度,怎樣評估?如果他是很批評性的,是不是就不夠好?我很懷疑怎樣做到客觀」。目前,學校老師對評核方法依然如瞎子摸象。

關於教育,一切都只是「說好的」

老師的氣力,還有多少呢?以通識科為例,每年要更新教材,已做到「死死下」;大量文書行政填表工作,還有關愛學生的時間,老師們還剩下多少時間心力預備教材?「不太勤力的老師,很可能把出版社、教育局或課程發展處出版的東西拿來就教」。另一方面,學校裏會在日常生活中討論社會、國家或國際問題的老師絕對是少數,「如果只有少數老師平日會討論這些議題,又如何帶動學生呢?如果教這科的老師平時涉獵的範疇如此少,他的批判思考從何而來?他怎樣帶領學生朝着這個方向呢?」如非學民思潮、教協等組織發聲反對,加上媒體報道,老師很可能拿着小冊子依書直說,「裏面有建議的教學流程,即是不用花心思思考整個教學模式,不排除真有老師會跟着教」。即便教育局長吳克儉也同意小書有偏頗,又怎能達致國民教育那些開放多元的目標?

教改十多年,說好的「愉快學習」和「求學不是求分數」在哪裏呢?2009年引入通識科以改變填鴨式教育,培養學生思考世界的能力,會否也只是又一個「說好的」?吳美蘭批評﹕「你教他批判思考、多角度分析,又說要有國際視野,何以利比亞、敘利亞這些事也不去涉獵?就是國家名,同學也不知道。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不是只看得到經濟繁榮的」。

知識分子的榜樣是文盲

七一,她跟舊生去遊行,忽地思量到,「十多年後,完成中學教育、正規地接受國民教育的年輕一代會是怎樣的?那時香港會變成怎樣?他們如何去理解香港和國家的問題?還會不會批評、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七一前後,目擊政府對待傳媒和示威者的手段,她哭了,「流淚是因為我擔心,我們的青少年十多年後會變成怎樣? 那時我已是老人家了,我可以做得多少呢?」她雖然沒有孩子,但也看到同事很擔心,自己的小朋友是不是要去外國讀書了?

母親是吳美蘭的榜樣。吳媽媽是地主的女兒,小時候從內地逃難到港,她的家人在大陸身受慘痛經歷,「即使她不能走動,她每年都會擔張櫈仔到維園悼念六四;23條那年的七一,她拿着拐杖,由起點走到終點。母親是文盲,她也如此堅持,而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我不可以為了自己的仕途,別人覺得不應該說的就不說,我不會」。

文 阿離
編輯 梁詠璋 

馬嶽 - 當不說真話成為習慣

2012年7月8日   星期日生活

【明報專訊】最近一星期,我發覺香港最厲害的傳染病叫「不說真話」,迅速傳播,好人好姐一當上高官,立即染上,毫無免疫力。

由梁振英僭建風波到新政府就任這幾天,面對傳媒和反對派的各項詰難,整個政府主要官員的本能是「不講真話」,由梁振英到助理警務處長,上行下效,貫徹始終的用某種語言技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梁振英大話精 僭建多到數唔清
這種混合了港英政府政務官line to take技術,和共產黨官員的套話的說話方法,特點第一是永遠不會直接回答你問題,你問她三米她答你五米;特點第二是出發點是保護自己「你咬我唔入」,而不是真正回應問題;特點第三是充滿了技術語言、空泛話語和唬人的名詞(例如「專業人士」),但其實缺乏具體內容;特點第四是由於很多話語都空泛和缺乏具體內容,所以你很難說他們說的是大話(沒有內容的東西是沒有真假的)﹕於是他們可以繼續認為自己沒有講大話沒有誠信問題,繼續人肉錄音機的講下去。

我——不——相——信!!

你彷彿看見這些懷疑犯錯或甚至犯法的官員,在窮盡心力左閃右避保護自己之餘,心底裏在暗笑﹕「你吹我唔脹!你吹我唔脹!」這種話語技術愈是純熟的人,可能愈在官場平步青雲。對的,「我吹你唔脹」,人民可能不能把沒有誠信的官員趕下台,不能把知法犯法的官員繩之於法,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這種話語技術,雖然彷彿是一種刀槍不入的鐵布衫,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為官者沒有說真話。你問他們一個問題,他們一定不會給你事實的全部,一定不會誠懇的直接答你自己的想法,而是在盤算一套他們覺得最安全的辭令。為什麼梁振英及其班子這麼少朋友?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沒有說真話。不說真話的人是很難有朋友的,只會有利益關係。
在這問題上,我覺得《蘋果日報》引述黎智英評論梁振英的說法最傳神﹕「有種人便是這樣﹕他明明上街買麵包,他也會跟你說買豉油。」有些人的本能是不說真話,因為可能他們長期活在一種可能被迫害的恐懼中,自我保護機制極強,覺得講真話是極不安全的。但這種辭令技術只是官僚自我保護的法寶,目的是令大家很難證明他們犯錯,「篤佢唔死」,但現代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是建立信任,民主理論便認為現代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基礎是social trust。這種話語方法,是很難令人相信你們這群人的。

3月25日以來,梁振英班子一直在燃燒公眾的信任。像僭建風波,梁振英和高永文都左支右絀,講一大堆辭令什麼玻璃棚花棚葡萄架,有沒有找專業人士之類,都是不重要的。現在不是要在法庭定你有沒有罪,很多小市民「邊個係人,邊個係鬼,一眼就知道。」他們就知道你們不是在說真話。

沒人信的話為什麼要講?

林鄭月娥說﹕「中聯辦是出於關心香港……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好了,我知道你升了官你要搵食,但能不能不要侮辱七百萬香港人智慧?在「西環治港」這個問題上,我唯一可以接受的否定答案是這樣﹕「沒有西環治港這回事!因為發哥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那是西營盤和石塘嘴交界!

做過幾年民主黨副主席的人當上局長後,突然說要多了解六四的事實。〔Vic:講你啊,張炳良!〕23年來大家還了解不夠?好了,這樣說,你是否贊成要求中央徹查六四真相?

教育局長說不應該迴避六四問題,但你問他應不應該平反他又不回答,又講什麼一生人喊過四次什麼的。這不就是迴避了?

警方說七一有55,000人從維園出發,高峰期有63,000人,因為很多人插隊所以走得很慢。原來8000人插隊就可以令幾萬人塞在維園幾小時?助理處長說不同體積的胡椒噴霧是「同等武力」。不同口徑的手槍是不是「同等武力」?是同等武力為什麼要用這麼大支?貪重?準備噴很多?

多年來我常常疑惑﹕明知沒有人相信的大話,政府為什麼還要講?

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像屯門那種落區騷,明明是找了一大堆民建聯工聯會鄉事的支持者出席的選舉造勢活動和執政聯盟內部諮詢,要包裝成民意過程,但一見到反對聲音便要大量警察保護離場。這算是哪門子的聽民意?落區聽民意如果只聽支持者意見,只會得到錯誤的印象,誤導決策過程。明知沒人信為什麼要做?

前捷克總統哈維爾寫給捷克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中,曾這樣形容後極權的捷克﹕「因為政權本身也受自己的謊言所困,所以它一定要偽造一切。它偽造過去、偽造現在、偽造未來。它假裝沒擁有無孔不入、胡作非為的軍警力量,假裝尊重人權,假裝沒有迫害任何人,假裝不怕一切。它也假裝從來沒有假裝任何東西。」

政府官員活在一堆虛假的辭令建構出來的秩序當中。他們只能活在這個comfort zone當中,假裝一切都沒事,結果與人民距離愈來愈遠。

蘋果日報記者高聲提問平反六四的問題,絕對是破壞「秩序」。他破壞了那個煞有介事、虛與委蛇、冠冕堂皇、假裝沒有假裝任何東西的「秩序」,令政府的代理非常不安,覺得要把記者帶走才能恢復他們的秩序。


這種說話方法繼續下去,我有理由相信香港真的會到「臨界點」,因為很多誠實正直的人會被這種說話方法逼到發瘋。

哈維爾給我們的答案,是living in truth,面對這個虛假辭令織成的秩序,人民更要真誠地生活,真誠地思考和說話,大聲地說出自己所相信的東西,並且要繼續說下去。 

2012年7月7日 星期六

中共在港的偽專業團體與國民教育


Vic:編寫洗腦「教材」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是中共在港組織教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在香港政府資助下營運的機構。中共的組織編出這種愚民教育材料,一點也不稀奇。


吳靄儀日前文章〈靠左專業治港〉稱:「回歸前後,最憂慮中共會改變香港人習慣的生活方式的一群,是香港的專業人士。因此,中共也特別著意在專業界做統戰和滲透、分化的工作。一個方式,就是『另起爐灶』,在各個界別行業中成立親中的專業團體。
例如,在新聞界很早就有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去『平衡』捍衛新聞自由的香港記協。在法律界,就組成了香港青年法律工作者協會,企圖吸引大部分的年輕律師和大律師。同時,在兩個法律界的專業團體裡,也盡量建立親中代言人,以抗衡強硬而深得公眾信任的大律師公會。」

由此觀之,教聯便是中共在港成立,用來抗衡民主派組織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的團體。只是
,中共在香港各領域的統戰與滲透,遠在香港政權移交前就已開始:教聯1975年成立,比教協晚兩年。

受中共控制的所謂專業團體,因為沒有獨立的意志,事實上只是偽專業,沒有專業道德可言
。這種團體一旦壯大,只會毀滅其目標專業,情況就如工聯會出賣工運,民主建港聯盟(俗稱「禮義廉」)出賣香港的民主建設事業。教聯一旦掌控香港教育專業,則香港教育亡矣。

中共在港倡導「國民教育」,其用心不言而喻。練乙錚先生年多前
在信報論國民教育,便已明白指出:「若由控制國家政權的機關或集團主導公民教育,首先犯的便是嚴重利益衝突,變質成為愚民教育,或多或少不可免。」

說得更明白的當數陳雲:

「愛國教育不是叫你愛國,而是要你在愛國之中面對強權而屈從,受到挫折和傷害,蒙受委屈,自我欺騙,如同將你強姦之後要你宣之於口:你愛你的強姦者。你當然可以口是心非,政府也樂意見你口是心非。強姦犯被受害人以愛的名義終生糾纏住,也是件麻煩事情。」〈愛國教育戕害性靈

「愛國教育的手段極為滑稽和誇張,它的目的,根本不是要學生愛上政府,它的目的其實是要令學生覺得政治很虛偽、很奸詐、很煩厭,於是學生畢業之後專心搵錢,遠離政治,對政府逆來順受,頂多是茶餘飯後冷嘲熱諷一番。如此,愛國教育便成功了。」〈溫水煮蛙與思想植入

「世上真有『失敗教育學』這回事,只要用的是公帑,只要教育界和學生不斷應付它,與它打打殺殺,它就長命百歲,永葆青春。中共的愛國教育是預設失敗的,失敗了幾十年了,甚至將失敗推廣至香港,正是因為愛國教育預設了失敗者的反應:令人民厭惡國家或憎恨國家,卻要花時間去應付它。
中共的愛國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冷漠國民,只顧私利、不理公益的廢民,卻也同時培養了一大批爭名奪利的愛國辯護士、一批將智力用於反智活動的教師和學生。」〈要將惡魔拒諸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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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 - 有識之士結合家長 為下一代編製國民教材

2012年7月7日

【明報專訊】政府要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一直被指為政治洗腦工程,目的要使香港新一代「人心回歸」,當局一直努力想說服市民,並無此意。但是,教育局資助國民教育服務中心(下稱國教中心)出版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下稱手冊),說它內容偏頗已經是客氣之詞,其美化內地黨政體制,根本就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洗腦文件。基於手冊出版涉及公帑,當局必須清楚交代,並公開要求各中小學校勿以手冊為教材,否則,教育局就會坐實參與政治洗腦之名;另外,當局要檢討與國教中心的關係,確保公共資源不會再用作出版荼毒學生心智的所謂「教材」。


洗腦教材塗脂抹粉
教局應飭令勿用作教學

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西方經濟陷入泥淖,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當時,確有人提出過「北京共識」是否勝過「華盛頓共識」的議題,但是有關討論只屬曇花一現,在國際間並未引發認真探討,因為北京共識能否持續發展存在疑問。手冊所提到中國模式,借中國和西方在金融海嘯的處境,引導學生探討哪一種體制較優越,即使手冊並未提供結論,但是斧鑿痕迹極為明顯,行文之間突顯「中國模式優越」,昭然若揭。中國模式尚停留在概念階段,僅屬探討議題,已經暴露的問題極具自我顛覆性,以之作為論斷基礎,絕不科學,而手冊的表述和編排,也不符合知識傳遞和授業解惑的要求。

另外,手冊在中國政治體制單元,以「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為標題,形容中共政權用人唯賢、有定期官員更替以防止貪污及瀆職。這些描繪和形容,與港人的實際認知和感受,有巨大落差,或許熟悉國情的人對於手冊給予中共政權如此高度評價和肯定,兩頰也會發熱。最突兀是在這個單元加插「政黨惡鬥、人民當災」一欄,指美國民主制度下,民主、共和兩黨常為意氣之爭,投票否決對方提出的議案而影響民生云云。

這些內容,教育局長吳克儉指為偏頗也不足以形容,手冊實際在為共產黨和一黨專政塗脂抹粉,類似內地宣傳黨政美好一面的文件,明顯有政治洗腦作用,不適合作為教材之用。有國教中心成員辯稱,手冊只是提供一個正面角度,供教師參考,又說要求撤回手冊是政治審查云云。此言差矣。若國教中心並未享有公帑資助,靠其他資金來源出版政治洗腦教材,市民無權置喙,但是國教中心每年獲政府撥款800萬元以上,則它的一舉一動,就要接受香港標準的檢驗。

手冊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製,國教中心出版,今年3月印製,6月起向全港中小學分發,不過,中心主席楊耀忠說未看過手冊,不清楚詳細內容。外界不知道國教中心的分工和運作,作為主席而竟然未看過手冊,有點不可思議,但是,無論如何,楊耀忠既為國教中心主席,有責任解釋和交代此事。至於教育局,則要正視撥款給國教中心出版政治洗腦教材的質疑,檢視雙方關係,確保同類事件不再發生。

這本手冊,使國民教育被指為政治洗腦工程,又多一證據,不過,以洗腦來加速人心回歸進程,乃下下之策;香港社會開放和自由程度之高,認為洗腦可以奏效的人,根本與實際民情脫節,說不定會撩動港人情緒有更大牴觸和反彈。另外,國教中心出版洗腦手冊,涉及教育局,則政府箇中擔當了什麼角色,使人困惑。加速人心回歸是一項政治工程,若教育局承接這個政治任務,官員不問是非對錯,以「同意固然執行,不同意也執行」的態度對應,則是特區政府官員配合國家政策,在香港製造「順民」。這種狀况是否已經出現,乃洗腦手冊揭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和發展。

學者應挺身而出發揮作用
家長捐資寫教材免走歪路

雖然洗腦手冊使人對國民教育加深疑慮,但是全港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已是不可逆轉,由洗腦手冊,使人驚覺國民教育必須在正常軌道進行的重要性,而編製適當教材,讓香港的下一代認識真象,是國民教育正常進行前提。鑑於社會泛政治化,由政治立場中立的學者編製教材,較容易得到廣泛接受,使中小學生能夠正確地認識國家。

因此,我們作出兩項呼籲:

(1)請有識之士挺身而出,編製國民教育教材;我們相信香港幾間大學必定有專家學者知道編製這類教材的準則,此際應該是他們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為下一代做好事。

(2)由於編製和出版國民教育教材,需要財政支持,政府出面組織,並撥出資源玉成此事,固然最好;若政府漠視學生利益和下一代的質素,則一個具公信力團體、例如大學等,發起全港學生家長每人捐款100元運動,給專家和學者編製及出版教材之用。若有富豪響應盛舉,以配對基金方式增加編製出版工作資源,就更為理想了。

國民教育對於香港日後發展,影響深遠,因為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社會;我們這一代有責任培養莘莘學子加深對自己國家的認識,但不會接受他們成為政治洗腦的受害者。



明報同日報導:
教聯楊耀忠反擊:不是局長說了算

【明報專訊】教育局長吳克儉公開點評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出版的教學手冊內容偏頗,中心主席楊耀忠昨傍晚在電台節目反擊。他認為教學手冊內容客觀,教師不採用是「浪費」、「自己封閉自己」,他又指「我不認同(吳克儉),局長不是『官說了算數』」。他又批評主持人以吳克儉的言論質疑他,等同「用局長壓我」。


身兼教聯會會長和國民教育服務中心主席的楊耀忠,昨接受商台《左右大局》訪問,多次強調不認同新任教育局長吳克儉說法。楊解釋,出版教學手冊目的是要介紹內地過去30年的發展,並為此提供合理解釋,不是為了回應六四或毒奶粉事件。而教學手冊形容內地執政集團是「無私、進步」,楊指公眾可不認同此觀點,但不可否認它(執政集團)獲得支持。


指手冊內容客觀 教師不用是浪費


楊耀忠認為,教學冊內容全面、客觀,並非如吳所言「有所偏頗」,加上它並非市面上唯一國情教材,教師有自由選擇是否參考,指若學界不用此教學冊是「浪費」,是「自己封閉自己」。楊說﹕「我不認同(吳克儉),局長不是『官說了算數』」,但他說,不會「咁霸道」譴責教育局或吳克儉,中心亦會公開解釋事件。


記者及後再致電楊耀忠查詢,他不願評論吳克儉上任數天即公開批評中心教材是否恰當,認為應由吳自行檢討。楊重申,他雖不認同吳克儉說法,但每人都有發表想法的權利,他只期望公眾開放接受不同觀點,而非由局長的一家之言就「一錘定音」。


黃均瑜:政府「按計劃撥款」模式資助


至於有意見質疑中心獲資助是「私相授受」,教聯會主席黃均瑜回應時說,現時政府是以「按計劃撥款」模式提供資助,中心角色被動,撥款亦不穩定。以今次製作教材為例,原本提出今年製作3份教材,政府終削減至2份,中心要靠申請其他機構撥款才能確保團隊穩定。

教聯會尚未與政府簽訂新一年營辦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的合約,被問及會否擔心事件影響續約事宜,黃均瑜直言:「這些事我沒法控制。」

古德明 - 國民教育第一章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7月7日

七月一日,梁振英向中共首領胡錦濤宣誓,就任香港行政長官。就任之前,他還和胡錦濤攜手,為香港樹立新中國誠信榜樣。香港當局新辦的國民教育科,大可編為教材,育彼青衿。

請看胡錦濤來港,說的是什麼:「我要多走走,多看看,多點了解香港。」

這番話,見諸事實,是他下榻之處,鐵路障之外,還架起銅牆一般的所謂水馬,務求把港人隔絕。他出席官方晚宴,四十多名保安員環席護衞,民選立法會議員更遭二十多名保安員包圍,唯恐民情不壅蔽。他來港三天,連稍稍走近一點市民都沒有,卻走到石崗中共兵營,檢閱三軍,證明手執兵權等於了解民意。

胡錦濤又說:「過去十五年,香港民主大有進步,自由也遠勝從前。」

這番話,見諸事實,是前年政制改革,鞏固了特權選舉,民主選舉從此完全絕望。香港記者協會最近調查還發現,新聞業者百分之八十七認為,新聞自由空前斲喪。此外,我們記得,英治時代,英女王訪港,從來沒有出動水馬防範民眾,如防寇讎;而今天不斷用來對付市民的胡椒噴霧,十五年前,香港人幾乎聽都沒有聽過。

至於梁振英,他的話也和胡錦濤一樣美麗動人:「我們必須多聆聽,多包容,使香港成為七百萬人安居樂業的理想家園。」

這聆聽,這包容,形於行動,就是《蘋果日報》記者韓耀庭十公尺之外高聲問胡錦濤「有沒有聽到港人呼籲平反六四」,馬上遭警察拖走;公民黨員曾健超在梁振英就職禮上喊一聲「結束一黨專政」,馬上也遭警察掩口,逐出會場;追蹤胡錦濤的六四專車,途中更遭路旁汽車突然開出猛撞,保管不能再走。

六四號被撞
總之,新中國國民教育第一章,就是「言必悅耳,行必盡背其言」。

從前,中國人以「言必信,行必果」為修身治國的準則。《呂氏春秋》卷十五有一段記載:商朝紂王「言而不信」,百姓離心離德,周武王於是興兵,吊民伐罪。周師走到鮪水,紂王特使膠鬲到來,問武王要去哪裏:「西伯將何之?無欺(騙)我也。」武王直言是要伐紂。膠鬲又問行軍速度,武王說:「將以甲子至殷郊(甲子之日,周師就入商朝邊境)。」膠鬲告辭後不久,連日大雨不停,軍師都主張暫緩車馬,武王卻說不可失信:「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周師於是冒雨疾行,如期而至,紂王早已列陣相迎,但雙方一接戰,商軍就棄甲曳兵,商朝遂告覆亡。這是我國政權「無信不立」的故事。

新中國政權則不然。所以,梁振英今天被揭發競選期間謊話連篇,香港四十萬人遊行要他下台,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卻說:「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梁振英。」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2年7月6日 星期五

共匪的洗腦教育來了!

Vic:這本所謂國民教育教學手冊的一些照片近日在Facebook上流傳,引起很多人的憤怒。這個所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每年接受香港政府近千萬元資助,拿香港人的錢,去編寫這種惡毒教材,卑鄙之極。

近年我們一直在說,要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如今在共匪施壓下,當局開始對香港下一代洗腦,冀以蠱惑人心的政治宣傳,取代普世價值觀念,
正是對香港核心價值的最大挑戰。

這份所謂「中國模式」教材,將共匪宣傳當成真理,自私貪婪、惡鬥不斷的中共,成了「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在打壓民權、貪污自肥方面,中共確係十分團結),而美國則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慘得過你幫共匪,男女老少都想成為美國人,將貪污得來的髒錢移往海外,希望今生就不做中國人。在民主憲政下,政黨再怎麼惡鬥,總好過你冚家剷共產黨一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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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教材被轟洗腦
公帑資助 稱執政集團「進步無私」
2012年7月6日  頭版頭條


【明報專訊】教育局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強調多角度討論,以洗脫「洗腦」之嫌,但言猶在耳,局方每年資助近千萬元營運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近日出版《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向全港中小學派發作教學參考,內容大篇幅唱好中國政制,形容執政集團「進步、無私與團結」,是社會科學所言的「理想型」;對美國的政黨制則批評為「惡鬥」,令人民當災。學者和教師均批評,手冊一面倒唱好內地,屬政治洗腦,不應用於教學。


教育局新任局長吳克儉上任6天來,一直被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追擊,要求擱置國民教育。教育局發言人昨就手冊接受查詢時表示,「對於公眾認為手冊部分內容偏頗,未能達到從多角度討論問題的效果,教育局同意並認為有改善空間」。

教局:同意手冊內容偏頗

發言人說,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接受局方贊助各種有關國民教育活動及項目,教育局未有審閱手冊內容細節,又稱局方一直認為教師應鼓勵學生參與討論,從多角度思考議題。國民教育服務中心主席楊耀忠表示,未看過該手冊,不清楚詳細內容,會將記者查詢向中心總監轉達。

全港小學及中學將於今、明兩年推行國民教育,每年接受近千萬元公帑贊助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近年陸續編製教學手冊向中小學派發,以供參考(另見稿)。今次出版的手冊於去年底構思,由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編製,所長為前港區人大代表薛鳳旋。
未提一黨專政弊端

該手冊今年3月印製,據悉,中心6月起向全港多所中小學各派發30本手冊及20張大型海報。本報翻閱這本共34頁的手冊,其中22頁是講解中國政治體制,參考內地書籍及論文,指中國模式內涵是「民本」,推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表現和考核為本設立官員遴選制,形成「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手冊又說中國政府用人唯賢,有定期官員更替防止貪污及瀆職等,稱這些內涵是「社會科學所言的理想型(Ideal Type)」。

香港國民教育:中共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
34頁僅2頁提爭議

手冊中有「知多D!」小欄目,其中一個題為「政黨惡鬥,人民當災」,內容指美國民主制度下,民主、共和兩黨常為意氣之爭投票否決對方提出的議案以影響民生。不過,內容無提及一黨專政弊端以及民主的優勢,只稱「中國尊重其他國家主權,卻常被批評」等引導性問題。34頁的手冊,只有2頁以短文交代毒奶粉、動車追撞等爭議事件反思。

香港國民教育:知多D!美國政黨惡鬥,人民當災。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批評,手冊猶如將黨的宣傳章節輯錄,只提及政權理念,迴避當今社會現况與歷史,其內描述黨政府「任人唯賢」,但忽略立國至今的權力鬥爭、重慶的薄熙來及王立軍事件。他指,「中國模式」此類在學術上仍受爭議的詞彙,屬典型政治洗腦,不應作教學之用。

教師﹕缺批判易誤導學生

資深通識科教師張銳輝認為,過往也曾收過國民教育服務中心的教學資源,以介紹中國政治架構為主,不含任何立場。然而,今次該手冊卻傾向肯定現有一黨專政、社會主義模式,缺乏批判,易誤導學生思考方向,直言教師只可以此作為「洗腦教材」的範例向學生解說,應另行蒐集不同資源、報道作教學之用。立法會教育界議員張文光斥責政府資助機構出版的教材,講及西方文明時採取抹黑手法,令人反感,要求局方交代。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批評,手冊內容十分偏頗,政府撥款資助有親中背景的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容許「紅色學者」撰寫偏頗的教材,令人質疑該中心是「欽定機構」,而教材內容反映政府立場,表示反對政府強制中小學必須修讀國民教育科。

明報記者 錢瑋琪 蕭輝浩 周婷

年獲近千萬資助 百萬製教材
2012年7月6日

【明報專訊】國民教育服務中心(中心)由教育工作者聯會營辦,獲教育局資助於2007年成立。根據公司註冊處資料,中心在2008至2010年,每年分獲850萬、1000萬及883萬元公帑資助。中心每年約撥500萬元舉辦交流團,薪酬開支逾200萬元,出版類似《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國情教材,年花60萬至100萬元不等。

辦內地交流團 年花500萬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成立時,主要工作是支援中小學教師推展國民教育,獲教育局撥出青衣長青邨一所空置校舍為會址。根據中心在08、09及10年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財務報表,中心最大部分開支,用於舉辦內地交流團,包括到開平考察古蹟保育,以及安排老師到內地接受國情培訓,平均每年花500萬元。

中心網頁內的「網上資源中心」現有1590項影音、書籍、教學手冊等教材,用戶需先登記電郵及電話號碼才可下載。至於與這次手冊同類型的專題教學手冊,中心去年5月曾出版《十二五規劃》教學手冊,談到內地住屋、貧窮及教育問題,並參考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評論,以及援引數據分析國家規劃問題。


吳靄儀 - 只顧利益不管衝突

2012年7月6日

【明報專訊】6月20日,特區政府為了要立法會提早處理「5司14局」決議案,無預告而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18條,但以一票之差,動議被否決。缺席投票其中一人是盛傳會出任財政司副司長的陳茂波。他向傳媒解釋,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利益衝突。7月4日,「聞風筆動」專欄表示,陳茂波「政治判斷錯誤」,要為此而付出政治代價。這個觀點,並非該專欄獨有。

然而陳茂波並無選擇。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84條,議員不得就其有直接金錢利益的任何議題表決,並須在表決時退席。假若該議員不按規則退席,則任何議員皆可在主席提出待決議題後,提出一項無經預告的議案着其退席。又或在投票後,但在正式宣布表決結果之前提出動議將該議員的投票作廢。

政府的動議,作用是使「5司14局」決議案得到提前處理。陳茂波若是已定的月薪30多萬副司長人選,那麼他就有直接金錢利益,不自動退席,恐怕其他議員也不能不動議他退席,結果令他公信力受損,難再委以這麼重要的公職。陳茂波退席不是判斷錯誤,若留下投票才是錯誤。這麼顯淺的道理,但這麼多人認為他應以照顧政府的利益為先而不論實在或潛在衝突,真正令人憂慮。

西九調查報告,顯示梁振英對利益衝突觀念模糊,意識薄弱,這比隱瞞利益問題更大,讓這樣的人看管、支配公共資源,危險之極,而他賞識什麼人任公職,也教人不得不提高警覺。

陳茂波不是壞人,新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林煥光,更加不是利慾熏心之輩,但他竟然以平機會主席的身分,同時出任行政會議成員,還要擔任召集人,實在令人感到意外。平機會是負責執行反歧視法例的法定機構,必須獨立公正,而政府部門受反歧視條例約束,市民受到當局歧視,有權向平機會投訴。若平機會主席身兼行政會議召集人,公眾如何能有信心投訴會得到公正不阿的處理?試想,若申訴專員兼任行政會議召集人,這對申訴專員公署的公信力有何影響?專員應以公署的公信力為重,還是以侍奉梁振英為重?

不可兼任,必須作一抉擇

另方面,按照《基本法》第54及55條,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其「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構的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平機會主席是公帑支薪的公職人員,既非主要官員亦非議員,也不是「社會人士」,他以什麼身分接受委任?

行政會議要以「社會人士」為重要成員,歷史上,行政局代表社會主要利益階層,殖民地總督施政,必須徵詢他們的意見。特區成立,行政會議沿襲的意念是,政府最高決策,不能由政府官員閉門包辦。

所以行政局首席議員過去一直是「非官守」成員,行政會議亦如是,梁振英自己就是測量行合伙人、鍾士元是企業家,林煥光既打破傳統,亦不符《基本法》要求。

林煥光是位有心有力的平機會主席,我十分敬重他。我相信他絕對有能力做一位出色的行政會議召集人。然而兩者之間有利益衝突,不可兼任,必須作一抉擇。

2012年7月5日 星期四

盧克曼 - 負彩盛世中的執念者

明報   2012年7月5日

曾經採訪一位家境寬裕,卻隻身在外漂泊多年的上海姑娘時,忍不住問她為何不回內地發展?她說了以下的話:生活在內地,如果沒有事情發生在你頭上,一切都沒有問題;但一旦事情真正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一切就會變得很可怕、很糟糕。

這樣的表述,讓人不禁聯想到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裏描述的那個有着紫紅色天空、人走在路上一不小心就「中負彩」(行衰運)的瘋狂年代。不可思議的是,我們這個看似歌舞昇平、一片和諧的盛世,事實上,正用另一種方式延續着歷史的荒誕。

在這個年代,中負彩的方式很難一一枚舉:故土被侵佔、祖墳被掘起;中年下崗無保障、工傷致殘沒安置;至親死因不明,密友人間蒸發;良民一夜之間變成叛國賊,不得不亡命天涯……在眾多不幸身中負彩的人們之中,一大部分人選擇了自此沉默,一小部分人則選擇了螳臂擋車式的奮起抗爭,從此戴上維權人士的荊棘冠,比如陳光誠、比如李旺陽。

執念一起,轉眼間便押上幾年、十幾年甚至是一生的時間和心力。他們在內地普羅大眾的眼中是非主流、邊緣化、不可理喻且需要諱忌莫深、避而遠之的。假若所有人從此便放下執念,放下對是非黑白善惡對錯的劃分的一切堅持,讓社會從此陷入一個詭辯的漩渦:要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看問題,永遠不要覺得你看到的就是事物的全部和真相。你看,從這個角度看,一頭鹿不就是一匹馬麼?

思至此,不寒而慄,冷汗淋漓。突然感激那些執念,和那些勇敢緊握着它們的執念者們。

陳惜姿 - 遊行之後……


明報   2012年7月5日

我記得九年前,○三七一上街後翌日,我開心得走路時跳了起來。那種充滿能量的感覺,太棒了。那是第一次大規模七一遊行,人數至少有五十萬。遊行過後,廿三條擱置,幾個問責高官下台,最後連阿董也腳痛了。我老媽直說,那次她出來了,她有份拉梁錦松下台的。

九年之後,老媽又再一次七一上街,每經過一條天橋都問,有沒有警察在數人?有沒有數我?

我感到由衷的悲哀,今時今日,我們還是卑微地希望警方數算自己,希望警方別把遊行人數報得太少,希望他們公布的數字還我們公道——證明我們曾出現過。我忽然想,就是警方說有四十萬,那又如何?事到如今,四萬和四十萬在中央的眼中,有沒有分別?

九年後,我站在人群中,心裡卻沒有那種興奮感覺了。我知道,敵人更明目張膽了,他們的力量更大,手段愈發過分了,是真真正正挑戰港人核心價值了,那又如何?

為了自由,西藏有人自焚,新疆有人放炸彈,內地省市反政府暴亂,時有所聞。同是這國家的人,他們流血,甚至付出生命了,能得到多一點的自由嗎?沒有。香港人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大聲地告訴中央的執政者,我們要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我們要真正的普選,不要欽點的特首,不要執行政治任務的警察,不要共產黨員寫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

香港人要思索,當敵人張牙舞爪時,我們如何應戰。敵人就是想我們沮喪,那是正中下懷。港人愈受壓,反抗應愈大。我看見學民思潮的中學生,看見香港的希望,他們確令人感到鼓舞。

回歸十五年,是一個起點。

馬家輝 - 父與子

明報   2012年7月5日

〔續7月4日文章〈最快樂的男人〉〕

《我的單身爸爸》裡的羅拔迪尼路是個從沒出書的「作家」,拋妻棄子,窮途潦倒,沒飯吃,沒屋住,卻仍每天到圖書館讀書寫作;所以他的前妻在自殺前警告兒子,做啥都行,千萬別做作家。

兒子卻偏偏成為作家。出了書,還把書送到父親手上,父親瞄了一眼,終於忍不住把自己的小說手稿找出來,塞給他,讓他閱讀。父親本來一直不肯讓作品現身,只是一味堅稱自己在寫,疑幻似真,難免令人覺得寫作只是他用來逃避生命的藉口,殊不知,真有,真有這樣的一份稿子,他的理想原來真實地存在過。

在接過手稿的剎那,兒子如釋重負,眼神裡,隱隱然有著一陣「和解」的溫柔,彷彿昔日的遺棄都可以不再計較,只因撒謊成癮的父親總算說了實話,他選擇並堅持了理想,或許因為這,在同樣是寫作者的兒子心中,一切值得原諒。

文人未必相輕,寫作者與寫作者亦能相惜相知,海明威於二十年代的巴黎遇見費茲傑羅,初時討厭他的糜爛浮誇,但讀完他的《大亨小傳》,折服其才,暗暗立誓要好好做他的朋友,好好保護這位文學天才,「不管他做過什麼和說過什麼,因為這本書,我們都應該原諒他」。

而當寫作之業涉及兩代傳承,感情當然更為濃烈,父親之筆與兒子之筆各有成就,但真正能把他們串連起來的,並非成就的高低一致而只是,他們都在寫,也正因他們都在寫,才會彼此明白,有了徹底的溝通。200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穆克的領獎演講不就叫做〈父親的手提箱〉嗎?其父年輕時立志寫作,後來經商,去世前兩年突然把一個手提箱遞到他面前,暗示待其逝後,他可以打開「瞧瞧」裡面的創作底稿。帕穆克一直沒看,因為擔心讀完稿子,發現父親寫得蹩腳,在其心底,形象受損;可是,也極矛盾,擔心發現父親原來寫出了偉大的文學作品,只不過因為家累,沒有堅持,浪費了才華。

其後帕穆克終究打開了箱子,但把好與不好的概念全然拋開,純粹想像和感受父親昔年在巴黎把自己關在酒店房間裡的寫作歷程,他的世界,他的宇宙,他的專注。當父親到他家,發現箱子移了位,猜到他已讀了底稿,沒說半句話,兩人互望數秒,「我明白他已明白,如同他明白了我已明白他已明白」;父與子,在作家的立場上,再無隔閡。

2012年7月4日 星期三

馬家輝 - 最快樂的男人

明報   201274

《我的單身爸爸》(Being Flynn;台譯:《衰城爛夜》)裡的羅拔迪尼路既可敬復可恨當然更是可哀可憐。

一個五六十歲的糟老頭,拋妻棄子,浪蕩潦倒,性格暴烈,以歧視的目光看待黑人女人以及同志,終而跟兒子相遇於流浪者失容所,簡直不知所謂,罪有應得。他不對妻子負責,不對家人負責,彷彿站在世界的對立面,拒絕外界任何羈絆干擾,踽踽獨走,只願在自己選擇的軌跡上運行,不可謂不自私,恨之哀之憐之,都是應該的。

然而在他心裡的一個自私理由卻足讓某些人——主要是執筆寫作的人——隱隱感受到可愛甚至可敬。

是的,他是為了寫作,他把寫作視為終生大業,其他的一切榮與辱,儘管在現實的層面上令他吃盡苦頭,但這些苦頭都不算數,因為欠缺意義,因為意義之於他只存在於紙張上的字裡行間,唯有寫作才是終極的唯一。此之所以於重遇之後他訓示兒子,寫作沒有「業餘」,要嘛就寫,要不就不寫,要寫就須隨時隨地顧察世界,然後,「用文字轉化世界」,也就等於,用文字創造屬於你的另一個世界。

電影起始時的一句對白讓所有執迷於寫作的人豎起了耳朵:羅拔迪尼路在落寞的街頭邊走邊說,「美國只有三個偉大的經典作家,馬克吐溫,塞林格,以及我」。他的一生路向正是建立在這份自信自大之上,執著這個信念,實踐這個期許,把寫作志業進行到底,顛簸猶如是,貧寒猶如是,無家可歸亦猶如是,從未抱怨半句。

是的,從未。電影裡的男主角是個不折不扣的硬漢,挺住,守護著一個遙遠虛無的夢想,可以失去現實裡的所有,卻絕對不肯被擊倒於夢想面前。或許僅有的挫敗是,在流浪者收容所內的鏡子面前,他站著,臉貼著鏡子,嚎啕大哭,拍打自己的腮頰,狂號「這張臉怎麼會變成這樣子?怎麼會?怎麼會?」,那是唯一的失控,然而很快便把眼淚止住,回到他的常軌,繼續相信,唉,自己是偉大的經典作家。

路終究由自己選擇,誰都是,選了就是選了,承擔所有快樂與悲哀,這便叫做負責任。所以羅拔迪尼路到底是負責任的,他把生命貫注到筆墨之上,世界之於他,盡屬虛空,堅持到最後一秒,他便是勝利者。自殺的妻子不懂,同樣寫作的兒子也不一定懂,但他無所謂,他是球員亦是裁判,這樣的男子,其實才是最快樂的男人。

陳文敏 - 風雨飄搖的開始

明報   201274

印象中今年是十五年來首次在七月一日左右有颱風襲港,無獨有偶,這也是第一次新任特首未上任已是風雨纏身,新班子也給人一點風雨飄搖的感覺,但願這不是香港未來五年的寫照!

十五年來,香港在維持一國兩制方面是否在倒退?我想這是難以用「是」或「否」這籠統的答案概括之。大體而言,香港仍能維持一個不同的制度,而香港能夠對中國的發展作出貢獻,就正因為香港能維持一個不同的制度,如果香港只是成為另一個上海、廣州或深圳,不論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的發展,香港對中國的價值便會大大削弱,唯有維持不同的價值和體制,香港才有它的存在空間和價值。

另一方面,「一國兩制」本身便存在不少意識形態的衝突,香港的體制基本上是以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為藍本,崇尚個人自由與價值。國內則基本上仍是社會主義集體領導的模式,全國人大是獲人民授權行使立法、行政與司法權的最高機構,沒有三權分立,不同國家機關皆服膺於國家領導這種由上而下的領導模式,基於這種模式,法院只是其中一個政府部門,這自然出現習近平所說的三權合作,行政、立法、司法要互相體諒、互相合作的思想。〔Vic:陳教授,人大何時獲得人民授權啊?事實是,中國根本沒有什麼三權合作,只有共產黨壟斷一切權力。〕

這種三權合作論乃基於內地的特定政治環境和思想形態,香港並不實行這一套。三權分立並不是指三權要對着幹,而是三權各自對公眾利益和人權自由這些核心價值作出獨立的判斷,在司法獨立方面這是尤其重要,法院應政府的要求縮短某案件的排期令訴訟能盡快進行,理由並不是法院要和政府合作,而是法院認為在平衡各方利益後這是最符合公眾利益的處理方法,如果法院只關注如何與政府合作,司法獨立很快便會蕩然無存。

在面對這些制度上的衝突時,解釋我們的制度的重任便落在律政司長身上,這是律政司長的憲法責任,也是我們對律政司長的期望。

馬傑偉、黎佩芬記七一遊行:Remember Our Dreams


馬傑偉 - Remember Our Dreams

明報   201274


七一那天,人頭湧湧,銅鑼灣擠滿了人,呼喊聲、哨子聲,一波一波的聲浪,人心激昂,但都不再單純,大家都是過來人,幾年過去,見過世面,老練了,仍記得夢想,爭取又失落、失落再爭取。

黃耀明在人群裡,爭普選。張學友站在領導人旁邊,慶回歸。不少學者朋友走上街,烈日當空,滿頭是汗。也有幾位學者朋友當局長去,西裝筆挺,宣誓就職。那夜,維港上空的煙花,令人百感交集。遊行的終站,政府新總部,那「門常開」的宏偉大門,映照璀璨花火,身處繁華進步的大都會,港人為何仍是怨氣冲天?會展裏,官商雲集,觀賞維港萬紫千紅。另一邊廂,群眾在同一片天空下,握着拳頭喊口號。在電視機看新聞的市民,心情起伏,怎好適應?十五周年的大日子,看見文藝匯展,汪明荃與領導人齊唱愛國民謠;又看見了強力胡椒噴霧,七月飛霜,噴射在扭曲的臉上;高空拍下來的照片,V字形的三岔街口,黑壓壓的滿是人;看見了梁振英的宣誓,莊嚴誠懇,誓要堅守法治,尊重自由,尤其強調誠信;又看見了示威者高聲批判梁振英誠信破產。

今年七一之後,相信港人的集體心理變得更複雜、更曲折。擺在眼前是如此對立荒誕的畫面:一個被指沒有誠信的特首大談誠信,一個不講法治的政權大談依法治國,一個不准記者提六四的警隊說尊重新聞自由。這些完全接不上的鏡頭拼在一起,比起黑色電影還要黑色。深夜西環,示威在外,大閘關上,磨砂玻璃隱隱然看見人影重重,裡面的人監察着外邊的示威者。那魅影,頗陰森。


黎佩芬 - 遊行門檻
明報   201274

我是三時半過後才從銅鑼灣港鐵站出口走往維園,走到球場開始見人多,主辦台在大聲指示幾號場區要怎麼往出口挪動,但身在其中,不會知道自己腳踏幾號場區,只覺前前後後擠滿人,移動好慢好慢。

突然,主辦台幾把年輕人的聲音開始在呼叫糾察,說有人暈倒,要求支援;然後接二連三的,不支暈倒的人一個接一個,恍如骨牌效應;台上年輕人的呼救聲有點尖燥,烈日當空,等候出發多時而寸步難移,身後有人抵不住說,明知遊行就應該先鍛煉好身體。

也許是吧。好像近來參加遊行的門檻比以前提高了,首要捱得,先可以應付被擠塞在數以萬計的樽頸人流中而不倒,不會幽閉恐懼症發作,當出不去、入不來的時候。

未幾,人群對警方安排不耐煩終於到達沸點,大聲呼喊開路,有政黨帶頭衝擊警察的封鎖線,警方最終讓步封鎖更多行車線。現場所見,警察好狼狽,但奇怪是這類場面一而再的發生,警方的指揮行動卻沒有去完善一下,從一開始就封鎖更多行車線疏導,讓人潮快快出發。是判斷有失抑或什麼?警察執法除了行使權力,到底有沒有專業水準可言?隨便帶走向胡錦濤發問的記者,如果又是判斷失準的話,香港警察似乎好迷失。

拐彎轉入內街,突然嘩啦一聲,人群四散,原來有一身形纖巧的女孩,吐了一地。然後人群又將空心圓填補回去,繼續魚貫前行。好辛苦走到灣仔,已經三個多小時過去。

香港最多人遊行是八九年,最多有一百五十萬人,記憶中,路線是調轉頭走,感覺並不像今天辛苦。

年輕共產黨員參加香港七一遊行的自述

世紀.黨員自白:80後共產黨員:我參與了七一遊行
明報   201274

編按:香港的遊行示威,已成為內地人自由行的「景點」,更造就內地一群知識分子,來港親身體會遊行的滋味,感受一下什麼是自由意志。今年七一遊行,人數是歷年第三高,當中不乏內地人,他們隨着數小時的人潮洗禮,改變了不少想法,甚至被感動了、哭了,始知不少香港人遊行,是為了整個民族與良知。本版邀請一名內地80後共產黨員,描述他第一次參與遊行的經歷,分享一次真真正正的「自由行」。

七月一日,晚上七點左右,日月同輝,傳說毛澤東去世那天也有這樣的景色。

金鐘政府總部外人聲鼎沸,各種口號響徹雲霄,幾乎打倒什麼的都有。作為一名中國的公務員且是「黨的人」,我想,我是不應該出現在這裏的。但我來了,我參加了,我沸騰了,我振奮了,我感動了……七一大遊行,原來香港人的奮不顧身,不像外界傳言的那樣是出於「自私」,而是為了全中國……〔Vic:六四維園集會是為了悼念八九民運死難者,七一遊行基本上是為了爭取香港人的民主權利。說香港人為自己爭取民主、捍衛自由是自私,是無稽之談。

六月四日前後,有個香港朋友在微博上發了好幾條關於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的消息。因為這幾條微博,他的帳號被封了。我就打電話給他,問他什麼情况。他告訴我,今年到維園參加六四集會的人特別多,有十八萬。他的聲音很振奮,並高亢地對我說:「你相信嗎?今年七一遊行的人數也一定會破紀錄!」他還略帶「煽動」地對我說:「怎麼樣,七一來香港吧?」

我向來對香港人的遊行不太感冒,所以不太想去。在內地的網站上,有不少嘲笑香港人的話語。比如說,香港人整天就知道跟中央要權要錢,生活已經那麼好了,還貪得無厭。〔Vic:跟中央要權要錢?香港人最想要的,是take your dirty hands off, leave us alone!香港不欠中共任何東西!〕有的憤青甚至還說,香港人拿雞蛋碰石頭,遲早「我們」要把香港幹掉,叫他們再囂張。更何况,我是公務員,又是「黨的人」,怎麼能去參加那麼「反動」的活動呢?但是朋友繼續慫恿:「來吧,你只要買機票,吃住我全包,就當來香港玩玩也好,今年七一正好是周日。」

終於,我被說動了,花了三周才辦好通行證。出發前幾天,我還擔心會不會受颱風影響而來不成,但看見胡錦濤總書記順利抵港,我就放心了。

而我不知道李旺陽是誰

我是六月三十日星期六晚上到香港的,這是我第一次來香港。朋友到機場接我,一路上跟我說當天下午發生的新聞。他說當天早上,有個記者問胡總書記關於六四的問題,胡總書記沒有回答,那個記者還被幾名警察帶走了。他還說,在灣仔,示威者不准靠近胡總書記舉行晚宴的地方。示威者和警察發生衝突,警察用胡椒噴霧攻擊示威者。朋友說得很起勁。但我只問了他一句:「香港人為什麼要對胡錦濤示威?難道內地對香港還不夠好嗎?」這是我多年的疑問。如果不是內地,香港經濟早就不行了,香港人為什麼還要對內地這麼反感?〔Vic:中晒共黨宣傳之毒。〕

朋友說:「你不懂,香港人對胡錦濤示威,不僅因為共產黨干預香港,還因為共產黨對內地同胞,也就是你們不好。比如,共產黨到現在還沒有給出李旺陽去世的合理解釋。」我問:「李旺陽是誰?」朋友顯得有些吃驚,然後跟我說了很久李旺陽的事情。我也很吃驚,我竟然完全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第二天在七一遊行的隊伍中,我果然看見有不少人舉着李旺陽的遺像,還有很多人喊要為李旺陽平反的口號。一個湖南人,照理說跟香港人一點關係都沒有。但是那麼多香港人為他上街,真的讓我很感動。我真的很想說一句:「香港人,謝謝你們!」在內地,我想,在我生活的城市死了人,我們也不會為他伸冤。為什麼?不為什麼,因為害怕──在內地做好事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可能也正因為這樣,我們身邊的壞人壞事才會愈來愈多。

「維持秩序的警察根本沒必要存在」

七一遊行從維園出發,我們走在隊伍比較靠前的位置。很快我就發現,怎麼遊行隊伍中抱着什麼樣目的的人都有。有的為了李旺陽而伸冤,有的為了平反六四,有的為了中央不要干預香港,有的為了不要洗腦的教育,甚至有的為了減少自由行的──香港人不是最喜歡內地遊客來香港消費的嗎?而且,隊伍中舉着什麼旗子的人都有,就是沒有五星紅旗(有的旗子我都不認識,比如「藏獨」,朋友告訴我後,我嚇了一跳,這怎麼也能光天化日亮出來?!)。

但是無論有多少訴求,我發現,香港的遊行真的如傳說中的一樣有秩序。所有人都按照事先規劃好的路線緩緩前進,沒有發生任何衝撞。偶爾有身後的人不小心踩到了我的腳後跟,沒等我反應過來,他馬上跟我說sorry。有一段時間,我都覺得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根本沒必要存在:這麼守秩序的市民,根本不需要警察來疏導。他們只會愈來愈麻煩,比如在一段路上,示威的人群站了足足一個多小時都沒有前進,所以只好衝破警察的防護線,一路縱隊變兩路縱隊。如果沒有警察,這個動作很快就可以完成,但因為警察的阻撓,差點發生衝突。

我們就這樣浩浩蕩蕩,花了大概三個多小時,走到了金鐘政府總部。

第一次在倒彩聲中看煙花

在金鐘政府總部休息了一會兒,朋友說遊行結束了,叫我去吃晚飯。可是,這時我的興致正濃,堅持要等到晚上再遊行去中聯辦。朋友笑話我,說我這趟沒有白來,多虧了他。

我必須承認,真的是多虧了他,否則我不可能看到這輩子難忘的「奇景」。

晚上八點正,當時我們站在路邊,遊行的人群還在有秩序地前進。突然,「轟」的一聲響。我還沒反應過來,聽見人群中頓時發出整齊的倒彩聲。我抬頭一看,原來是遠處的天空中開始放慶回歸的煙花了。

我以前看過慶回歸煙花的,不過只是在電視裏,我們單位還專門組織過我們看。這是第一次親身在香港看慶回歸煙花,沒想到畫面中的「旁白」不再是「祝願香港繁榮昌盛」,而是「梁振英下台」。煙花的爆炸聲固然響亮,可是在我身邊人民的倒彩聲更加響亮。而且,煙花聲愈響,人們的倒彩聲就愈響。站在我身邊的一位大叔,他的聲音就跟他的身材一樣弱小,但他也跟着喝倒彩。

那一刻,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我必須承認,我流淚其實是想到了小時候的課本裏,那些為新中國犧牲的烈士。我想到那麼多的小人物,在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奮鬥,今天的香港人,不也一樣嗎?慚愧的是,我這樣的黨員,入黨誓詞裏的話全是假話,我真的感到慚愧。

這一夜,我是香港人

看完煙花,我的心情稍微平靜。然後我看見了在網上大名鼎鼎的黃之鋒──他的那段回答記者提問的視頻,在微博上被轉了好幾萬次。我看見他一個人舉着「學民思潮」的旗子,號召大家排隊遊行去中聯辦,我們也跟着去了。

又走了大約一個多小時,到了中聯辦。我本來不知道中聯辦是個什麼東西,朋友不停地耐心跟我解釋。我才知道,原來這是新華社駐香港的機構。而令我吃驚的是,共產黨在香港竟然沒有正式的對外窗口。朋友還跟我說了中聯辦門口的花壇的故事,令我哭笑不得──我黨果然是很有手腕的。

在中聯辦外也站了很久。黃之鋒出來說,他們把請願信交給中聯辦,但中聯辦卻把信踢了出來。這個時候,我都忍不住跟着人群一起發出噓聲。再後來,天上下起了狂風驟雨。我和朋友都沒有傘,被淋成了落湯雞。朋友說:「香港的天很靈的,經常會在看不過眼的時候哭泣。」蒼天有眼,這一夜,我是香港人。

回到住處,已經深夜一點多。但除了腳很痛外,我一點都沒有感到疲倦。朋友在洗澡的時候,我打開電視看了看新聞。新聞裏,在重播白天梁振英宣誓就職。我看了好不舒服,因為梁振英說的是普通話──在香港,為什麼要說普通話?朋友更氣不過說:「就為了一個胡錦濤,要七百萬人都遷就他,是什麼道理?」

我想起我小時候看的一個連續劇,片尾曲中有一句歌詞叫:「能不能告訴我,這究竟是為什麼?」我跟朋友說:「我黨是不會跟你講什麼道理的。」

寫完這篇文章,天也亮了。我收拾行囊,準備搭一早的飛機,回到單位上班。然後,要把在香港看到的「道理」,講給同事聽。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香港人,中國幸虧還有你們」)

內地80後共產黨員,現職公務員。

文/七七  編輯/袁兆昌

古德明 - 真情假意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7月04日

六月二十九日,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訪香港,其黨《文匯報》頭版報道,說「國家領導人多番垂注香港深層次矛盾」云云。那「垂注」兩字,可以朱墨圈點。

中文向來用「垂」字帶出尊對卑的言行,平輩之間也常用「垂」表示尊敬對方,例如《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對有意提拔他的世叔李巡撫說:「大人垂愛,小姪豈不知?」《秋水軒尺牘》一零六函勸朋友暫緩還鄉:「恃愛直陳,伏惟垂諒(請不要怪我直言)。」《藝風堂友朋書札》王先謙致友人書:「舍姪尚未得事(還未有工作),辱承垂注,倘便中以數字託李君,或有可望,不盡感禱。」現在,中共黨報對百姓可豪不客氣,說其領袖「垂注」港人,高高在上之情可掬。

從前,春秋霸主齊恒公明白:「王者以百姓為天。」(《韓詩外傳》卷四)戰國孟子更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共產黨則不然,事事要「百姓以中共為天」,處處顯示「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他們硬把所謂「國家主席譯做president,教外國人以為新中國主席和歐美的president(總統)相同。但歐美的president是公僕,中共的president則以公眾為僕。那翻譯簡直是褻瀆英文。

「垂注」透露了中共治國的真情,但中共現代漢語最多的是假意,其一在心,其一在肺。請看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新華網《從毛澤東到胡錦濤》一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滾燙的心,始終與人民群眾的脈搏一起跳動。」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溫家寶在澳門說:「澳門同胞始終與祖國內地同呼吸。」他們這些心肺之言,說的究竟是甚麼?

當年日本侵略中國,中國人奮起抗戰,其間雙方難道就不「同呼吸」?日軍呼吸時,中國人決不會因此而閉氣。又一九八九年中共揮軍撲殺中國百姓,百姓死前一刻,心臟、脈搏難道就不和共軍「一起跳動」?為了表示和百姓同甘共苦,中共沒有事實可說,就只能堆砌浮詞,指心說肺。也許,他們還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偉大的母親,始終與廣大人民廣大群眾廣大百姓偉大的母親一樣,都是頂起半邊天的女人。」

中國人為文,有《文心雕龍、鎔裁》所謂「剪截(刪除)浮詞」原則。浮詞裁去,事實才易見。現代漢語卻專以「心肺」之類假意浮詞是尚,加上偶然一見的「垂注」真情,令人讀後作三日嘔。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7月3日 星期二

馬家輝評中國官場小說《二號首長》

馬家輝 - 二號首長
201272

【明報專訊】飛行員在返回地球以前對著電視鏡頭說:「首長同志們明兒見!」

完成任務,歡天喜地之餘,不忘向長官效忠致意,確是為黨為國,上天下地,海枯石爛,矢志不渝。

「首長」是內地官場的近年流行語,尤其當《二號首長》長踞暢銷書排行榜後,更普遍至民間社會,即連商場企業亦廣而用之。你首長我,我首長你,既是恭維,亦暗含調侃,足堪收入廿一世紀的潮語字典。

《二號首長》是所謂「官場小說」,去年出版,馬上火紅,官場中的男人尤喜閱讀,只因能夠在裡面窺見自己的扭曲影子,更可看見中國社會的悲憐樣態,而且讀來輕鬆,四五百頁,兩個晚上已可解決。作者黃曉陽,在湖北某報業集團擔任高職,曾任記者與編輯,跑遍黨政軍以至商界的新聞採訪,故對官商之間的黑幕內幕知之甚詳,故事寫來幾乎像現實反映,人物角色亦是如每天所見的你我他,甚是吸引。

小說主人公唐小舟正是一位報社記者。受盡上司欺壓,這個不能報,那個不能訪,委屈難堪;妻子瞧不起他,給他戴綠帽;他欲勾引女下屬,對方當然示之以冷臉,沒興趣……但這一切因為一通電話改變。他身處的江南省新來了一位書記,跟省長鬥爭,積極籌組班子,破格把他拉拔調任為秘書,從此,他有權了,因為所有人都想透過他來接近省書記,遂稱他為「二號首長」,但他亦被捲入無窮無盡的政治惡鬥,不知今夕何夕……

剛開始做官時,唐小舟連如何稱呼上司亦感困難,後經朋友提醒,須看語境,「若叫書記,太工作化;若名字加上同志,把自己的位置擺得太高,最好的方法,是叫老闆,因為那是頭兒、主子、做主的人,其實和古時候的主子奴才,是一個意思。但如果在公開場合,你叫他老闆,他可能反感,覺得太流俗;如果是私人場合,你叫他書記,太公事公務,叫他首長,顯得太隔膜,叫老闆,就親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場時,又是私密場合,把所有領導全部叫首長,肯定好過別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級領導在場,而他和老闆的關係又不是非常親密,肯定叫官職比較好」……稱謂多變,一旦叫錯,搞不好惹禍上身。

《二號首長》這書對香港人其實具有很高的「國情教育」價值,絕對不僅是娛樂性豐富。明兒再談此書的三個閱讀層面。()

馬家輝 - 成功與失敗
201273

【明報專訊】如果我是中學老師,當被迫在學校講授「國民教育」時,當談及中國社會的官場規矩,我必要求學生選讀《二號首長》並撰寫報告。

小說情節昨天已簡述,不贅,今天想談的是它的三層意義。

第一層當然是「官場國情」的資訊惡補。內地官場,規矩多多,別說是香港人,即連是內地居民亦不一定了解掌握。作者黃曉陽很明顯把這部分考量放進他的寫作策略,幾乎每一章都有一個分枝故事,並藉著故事情節解釋某個具體現象,例如昨天所說的上司稱謂,又如省委辦公室的內部分工,再如民眾上書投訴的處理流程,甚至細緻到企業界送禮行賄的慣用伎倆,大大小小,裡裡外外,皆有觸及,如果把情節敘述統統刪走,剩下的,彷彿是長長短短的《中國官場狀況字典》之類工具書裡的解說條目,對於不諳國情的你我他來說,頗具實用價值。

第二層呢,則是權謀鬥爭的領悟學習,如讀《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眾多英雄好漢固然各有熱血,但亦各有策略思維,你鬥我我鬥他,成王敗寇,得失自知,讀來除了感到過癮,亦足借引為現代版本的辦公室政治實戰指南。

最後一層意義,不在了解,也不在實用,而在於心理感覺上的悲涼。小說裡的人物都不算本質上的壞人,但都在一個扭曲的權力制度下生存,或被誘惑,或被縱容,或被驅迫,總之都成不堪,午夜夢迴,都後悔,都不甘,卻又停不下來,停下便無死所。

小說裡有個美女叫做孔思勤,受盡欺凌,最後決定找個有權勢的人依靠,因為她看清楚「權力場由結構件組成,每個結構件,就是一個勢力團體,相互支撐相互依存,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誰如果不想成為結構件的分子,誰就無法在這個權力場生存。不管這種規則存在多少弊端,它畢竟是規則,任何人都只有兩條路可走,改造它既已不可能,所以只剩一條路,便是適應它」。

堂堂中國,堂堂中國人,只因存在一個腐敗扭曲的權力結構體,導致人人受害,沒有人是好人,因為沒有好人能夠成為勝利者。在一個壞透的結構下,你沒法做對一件事,甚至,你沒法把自己做對,連獨善其身的代價都高到無人能付,遑論做個積極的好人。

《二號首長》是成功的官場小說,但它的成功,其實反映了中國社會的集體失敗。(下)

陳雲 - 示威與示弱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7月3日

七月一日的大遊行,警方說高峰期有六萬三千人遊行,主辦者民陣說有四十萬人。年年的官方報數和民間報數都有很大差異,主辦者卻叫人到指定地方集合出發,沿途經過幾個統計點,以便官方和大學研究機構計數。警方將數目報細,而且限制參與示威的市民進入會場或依時出發,往往用收緊布袋口的方法,令人群鼓譟、暈倒,製造一點緊湊氣氛,也報銷幾十瓶胡椒噴霧。中共和大財閥見到,會心微笑——九七之後,統治香港的意識形態,是上層的吞噬式資本主義(predatory capitallism),中層和下層的官僚理性主義(bureaucratic rationalism)。這是互相依存的牢固關係。

不滿警察限制遊行,卻偏偏仍要向警察報數,按照警方的指示行動。等如不滿中共逼死李旺陽,卻偏偏要向共產黨請求調查。 同理,警察封路,大家就央求他們開路,卻不會留在原地,靜坐不走。為何求他們開路?大家靜坐,警察開路也來不及。這叫做不合作主義。你與暴政的執行者合作,還搞什麼示威遊行?

慢慢大家就會明白,為何即使五十萬人上街,威懾力也極有限,甚至弄巧反拙,引來中共更為嚴密的箝制。

大家想一想,這種警民合作的示威遊行方式,是誰搞出來的?他們三十年都不改變,又是為了什麼?我去年也隨便提議過同樣的事,叫遊行的人坐到天光,癱瘓中環,不要在黑夜坐馬路,要在白天坐馬路。我甚至教過大家窮人,集體在中環行乞,羞辱那些有錢人。大家以為我在講笑。香港的左翼要佔領中環,就要坐爆皇后大道,不是坐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無人地帶,幾個月來,就等銀行清場。香港為什麼失敗?就是抗爭者預設了失敗。無人設想成功、願意成功。

帶定紙皮,幾十萬人坐在街上不動,坐到天光,坐到天黑。警察夠不夠膽拘捕幾十萬人呢?大家不設想成功,就是大家仍未覺得絕望,仍留戀現時的制度安排和公共秩序。

由於缺乏行動後續,我認為七一示威遊行依然要和平與溫文,但態度要堅決。目前用武力抗爭是不可行的,因為武力抗爭必須要有行動提升的民眾願望和政治部署來做後盾的,盲目的武力抗爭只是宣洩憤恨、破壞團結而已。行動升級的準備條件,是民眾知道自己身處的境況而感到絕望,另一方面,有替代性的理論和行動組織出現。One door closes, the other door opens. 目前民眾並未意識到自己被困鎖住,等待大財閥的煎熬。至於民主黨、左翼、社運組織,都是上世紀的產物遺留,阻礙前進。

大家連剷除民主黨派都不能下決心的。因為大家依然眷戀這種曖昧的示威,這種極為有限公民責任的安全地帶。這個安全地帶,有其階段性的必要,然而,長此以往,人數起起落落,有什麼意義?股市的起落,還可以炒賣獲利,七一遊行的人數起落,大家有何獲利?

幾十萬人遊行,就是一個流動的國家在遊行啊!在外國,人民隨時可以宣布,人民制定憲法和推翻政府的。膽怯的組織者,如果認識到這點,就會怕得要死,到達終點就要解散了。人群多留一會,也不過是等記者拍攝或自己拍照留念而已。

示威之前,請問一下自己,你對這個制度有多留戀?想改變多少,付出多少?憑人數嚇一下政府,等他們自己搞掂?這樣逃避思考和責任的人民,全體走出來也沒有用,因為他們都依賴現行制度的領導。

為何東歐、埃及的廣場聚集人群,會革命成功?而六四民運就不成功?香港就年年七一都失敗一次?大家想一想,就會悲從中來。

陳雲 - 香港走失了整固期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07月03日

上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英國用很短的時間將香港從工業城市提升為商業服務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意圖奠定香港的經濟制高點,恆久影響中國。然而,同時間香港工業北移,新界水土破壞,漁農業凋敝,香港一下子拔高,需要很長的整固期的。高端經濟(金融)沒有中層(工業)與底層(本土經濟)承托,豈能穩固?經濟金字塔的頂部輝煌,中層軟弱,下層掏空,形同浮沙之上的珍珠塔。

九七之後,中央給予香港的經濟合作機會,只不過是金融合作、財富轉移、服務業北上(CEPA)和零售業南下(自由行),大部分裨益的是香港經濟的上層,中層繼續北移,下層萎縮。香港只是表面繁榮,結構上毫無改善,北京的「大禮」,反而令香港的經濟結構更加殘缺,刺激香港經濟畸形發展,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地租高昂,民不聊生。

九七之後,政府毫無警覺,並未意識到英國人推動的香港經濟轉型,需要長久的整固期。香港失去休養生息的機會,城市經濟結構走向高端化,中小企的鍛煉機會、新進企業家的創意卻被工業空洞化和高昂地價排擠掉了,另一方面,公共服務、人權維護的社會成本高昂。

香港這輛高速列車必須必須分拆車卡,配上不同的火車頭,化整為零,重新安排班次和速度,適應長住本地而不會遷移的低下層。目前香港只是一輛被金融霸權和財富增值霸權的火車頭牽引的高速列車,後面是跨國商貿人員、高級專業人員(律師、會計師之類)和低級都市服務員(接待、飲食、個人護理、物業管理之類)。低下層在月台紮營,無法上車,政府只能派發福利安撫。這個香港是無法統治下去的。政府沒有向前推進的視野,官員也失去統治的信心和動力,社會就向下沉。香港有三萬億外匯儲備,可以做很多公共投資,特別在軟體上的投資。可惜翻看曾蔭權任內的財政預算案,每年的公共預算,都是混日子,沒有新的策略投資,連公立醫院都沒興建一家,扶貧政策懶惰到直接派錢,大家都在蹉跎歲月。

董建華出任特首之初,在產業多元化、調整地價和強化本土經濟方面都有嘗試去做。可是政策受到地產財閥的綁架,財閥不支持新政,甚至用種種方法扭曲政府的經濟轉型計劃,例如將數碼港轉成地產開發項目獲取暴利。而奇怪的是政府換屆之後,對此「惡果」竟然甘之如飴,甚至慶幸地價升值。

曾蔭權時代完全是放任自流,不做產業轉型。香港經濟在九七之前急速升階之前所需要的整固期,擱置至今,足足十五年。這個工作愈遲做,難度愈大,代價愈高。最終會令香港暴亂,使中共丟失香港。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項小凱 - 為什麼今天還要「去毛」

201272   陽光時務

至今筆者仍然認為,中國要前進,就必須去除毛澤東的有害遺留影響。當下的情況是「帶毒運轉」,此毒不去,中國難以踏上現代文明的正軌。本文就毛澤東以及其歷史現象,作一個簡略的考察,闡述一些看法。

首先需要澄清政治革命與起義的概念。政治革命創建出新的制度體系,而起義只是舊體系的自我複製。中國歷史上多次改朝換代只是起義,而非政治革命。新舊與否,關鍵在於個體以及社會自由的擴大和提高程度。

就政治制度而言,發生於近代中國的辛亥革命,已經完成從帝制到共和的制度大轉變,故是名符其實的政治革命。當時所謂共和,概念與憲政民主並無本質區別。就世界歷史來看,憲政民主是目前保障個體與社會自由的最佳制度,故辛亥革命業已完成中國近代政治革命的主體任務。

辛亥之後的「國民革命」與「共產革命」,並非完全現代意義上的政治革命,因為它們並沒有帶來更多的政治自由。它們是漸從革命異化為起義的典型歷史片段,實際上是用武力統一中國國土,結束分裂局勢的軍事鬥爭過程。

政治革命的目的,在於擴大自由;而其底線,則應該是保障自由。在缺乏底線共識的大環境下,革命無疑將發生異化,逐漸成為惡幣逐良幣的權力鬥爭。殘酷血腥的一幕幕,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曾多次上演。

在根據地時期,毛澤東、張國燾等草莽型政治運動家發現,動員農村民眾、加強紀律性、提高忠誠度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恐怖主義,殺人以立威。誰動員能力強、誰就能贏——誰殺人多、誰就能贏。在根據地多次發生的「肅反」運動中,成千上萬人慘死於內部鬥爭。

1936年的西安事變,改變了共產黨的長期非法地位。而在複雜的戰爭大背景下,通過一系列黨內鬥爭,毛澤東逐漸鞏固了自身的領袖地位,並獲得國際共產領袖斯大林的默認。各項條件具備,毛澤東邁向通往極權的關鍵一站——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審幹」、「反奸」、「搶救」,對人身使用暴力折磨,對精神威逼利誘,並採用嚴密情報網監控,鼓動相互告密揭發,使人人自危。在這種政治運動下,人從肉體到思想,都被塑造成奴隸。

對於何為極權主義,當下學者的認知大致相同。極權即「全部權力」,不但驅動人們的惡劣習性,也調動人們的向善之心,並佐以現代嚴密的政黨組織加以控制。現代的通信技術,廣播、報紙,提供了絕佳的宣傳手段。極權不但在政治領域通吃,而且掌控經濟,塑造文化,將權力的觸角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身體到思想支配每一個人。

「反右」之後,中國知識階層再也無心、無力、無膽對政治置喙。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下土地被公有化,私產被剝奪。大煉鋼鐵產出大量廢鐵。這種違反經濟規律的做法,導致糧食供給的嚴重不足。1959年到1961年中國發生大饑荒,數千萬人因饑餓而死

經濟極度困難與大饑荒慘禍,使執政黨不得不直面問題。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等高層對毛澤東產生質疑情緒。毛澤東不能容忍權威受損。蘇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導致斯大林在死後身敗名裂,似乎也產生某種暗示。在勉強應付過關之後,毛澤東開始醞釀下一輪政治大洗牌的鬥爭。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個人極高威望,先動員以學生為主社會力量,衝擊學校、政府等階層。史料表明,為發動文革,毛澤東在事前精心策劃,包括部署軍隊,以作不時之後援。

「文革」迅速波及全國,鬥爭升級。在城市,學生衝擊學校,工人衝擊工廠,民眾衝擊政府,教師、幹部被批鬥。在農村,某些地方農民組織武裝,衝擊城市。1949年以來積壓的各種社會矛盾,形成了火山大爆發。據估計,僅在最激烈的「文革」初期,就有數百萬國民非正常死亡。混亂一直持續到毛澤東死去。在「文革」中發生了大量的對人倫、道德、法律、自由的嚴重踐踏和破壞事件,某些惡劣影響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該如何評價毛澤東?筆者認為,首先需要澄清共產黨的歷史身份。辛亥革命,背負著從專制皇權,走向憲政共和的歷史任務,是真正的政治革命。而國共兩黨,只是在中國當時的大背景下,為實現武力統一全國,而相互爭鬥的政治競爭對手,因此各方並不存在先天正統性(而國民黨的歷史,顯然還要更長)。

因此,毛澤東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所起到的各種影響作用,只是對於其所在政黨的功利性評價,與中國以及國民福祉無干,不應作為正面評價毛澤東的歷史依據。

其次,1949年以後共產黨成為執政黨,本身就擔負有發展經濟、管理社會、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職能。在這段時期所取得一些成就,是其他共產黨人和中國國民的共同努力成果,而並非是毛澤東本人的貢獻。而且,越來越多的史料表明,毛澤東對重大歷史錯誤及罪行,如反右、大躍進、文革等,負有第一責任。

毛澤東的負面影響,則非常明顯。毛澤東所建立的極權制度,奴役本黨、本國人民的精神,破壞傳統文化,殘酷打擊異見分子,扼殺各種思想,破壞社會正常秩序,阻止法制化建設,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專制的頂點,與世界文明發展的趨勢背道而馳。毛澤東的這種極權體系,必須被徹底否定。

在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中,利用社會差別調動群體仇恨,利用虛幻圖景激發狂熱情緒,發動民眾以達到個人目的。這既侵犯個人自由,又違反法治精神,是野蠻的鬥爭手段。為了達到宣傳和神話目的,長期以來歷史被篡改、捏造,毛澤東被塑造為政治偶像。在毛澤東仍被盲目崇拜的情況下,這套鬥爭哲學,猶如隱藏於社會的定時炸彈,仿佛為某些野心家準備的現成工具,隨時有被引爆的可能。毛澤東對於當下最大危險,莫過於此。

必須認識到,產生毛澤東體制的專制文化因素,至今依然存在。對他人權益的漠視,對權力的崇拜,都可能產生不受限制的權力漩渦,而難以建立起公平正義的社會規則。關注並捍衛自身權益,關注並尊重他人權益,關注並合理質疑權力,才是逐步走向公民社會的起點。

(作者係旅日學者)

2012年7月2日 星期一

吳靄儀 - 靠左專業治港

明報   201272

回歸前後,最憂慮中共會改變香港人習慣的生活方式的一群,是香港的專業人士。因此,中共也特別著意在專業界做統戰和滲透、分化的工作。一個方式,就是「另起爐灶」,在各個界別行業中成立親中的專業團體。

例如,在新聞界很早就有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去「平衡」捍衛新聞自由的香港記協。在法律界,就組成了香港青年法律工作者協會,企圖吸引大部分的年輕律師和大律師。同時,在兩個法律界的專業團體裡,也盡量建立親中代言人,以抗衡強硬而深得公眾信任的大律師公會。

此外,回歸後不久,更在二○○○年十一月組成了以十大專業團體為成員的香港專業聯盟,一開始就是由測量界的梁振英擔任主席。

這些團體,大致上都是以於內地單位交流、聯繫為主調,以「北上尋找商機」為旗號及活動。CEPA的發展和實施,提供了一個理所當然的平台。九七後,香港經濟大受打擊,專業界內不少成員陷入經濟困難,誰也不能輕易放棄探討內地市場的機會,結合上功能界別的選舉,這些組織也變得重要。以我個人經驗來說,九七後的每次功能組別選舉,永遠是「對業務發展有利」與「捍衛民主人權法治」之爭。十多年下來,今天梁振英終於得任特首,他倚仗的班底顯然是他耕耘已久的親中專業界別。

但是,過去,專業人士在香港有地位和公信力,主要是基於三項特質:專業知識、專業操守,以及專業獨立。其中獨立是先決條件,操守品格緊貼之,最後才是專業知識和專長。道理顯淺不過,不講原則而利用專業專長為客戶不法圖謀,從中取利,這些人有甚麼值得尊重信任之處?我關注的是梁振英立壞榜樣,作為專業人士,重利益而薄誠信,不利管治。


Vic:事實是,現今的所謂專業人士,大多重利益而薄誠信,此所以有美國人說:「我們現在的國家,醫生毀壞健康,律師毀壞正義,大學毀壞知識,政府毀壞自由,媒體毀壞資訊,宗教毀壞道德,銀行毀壞經濟。」此乃激憤之言,但多少道出了現今世界職業倫理崩壞的事實。專業人士通常非常懂得利用專業知識保護自己,非法勾當是低手所為,高手莫不是一切合法,但手段卑鄙齷齪,不堪聞問。但他們又懂得公關操作,會替自己經營美好形象,騙倒一大群人。

說回香港,甘當中共走狗的專業人士數不勝數。梁振英是測量師(但不懂分辨僭建),梁美芬是執業大律師,李慧琼是會計師,這些專業人士,值得尊重信任嗎?

2012年7月1日 星期日

吳靄儀 - 僭建的故事

香港雅虎   小鮮集   2012年6月26日

Vic:梁振英僭建事件,練乙錚先生的文章〈從梁振英的「一力承擔」談起〉已講得相當透徹,梁的謊言也已逐漸暴露在世人眼前。僭建事件是否涉及梁振英的誠信問題,大家心裡有數。今天看到吳靄儀議員這篇短文,覺得很妙,忍不住要貼出來給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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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和妹妹加三隻貓要找一個合住的居所,終於找到港大附近一幢半新不舊的大廈,十三、四樓有個一梯一伙的單位,因從這一層起縮入,所以有個頗大的平台。原業主布置的格局相當精巧,兩房一廳,一個不算小的廚房,客廳開向平台,平台上種植了大小盆栽,我想我們的貓會有牠們需要的活動空間。

於是與業主洽商議價,同時向銀行申請供樓貸款,並委聘律師查契。豈料一查之下,與原來的圖則相比,現時的單位有很大面積是在平台上加建的,而且未經屋宇署批准。換句話說,即是僭建物。法律意見是,假如屋宇署要我們清拆,我們就得清拆。我們是否要冒這個險?

原圖則其實只有一廳一房,拆掉僭建物,根本不夠住。但其時我們對這小小樓房一見鍾情,戀戀不捨,差點就要說服自己賭一賭運氣的了,幸好那時銀行指出,按原圖則估值,八成按揭,只及售價不足五成,我們要付的現金數目也因此而遠遠超出預算,於是不必再考量,放棄了再另覓。後來就找了現在所住的舊樓,一住二十多年,人貓相安無事,直至貓們相繼終老。

但不時仍想起那個小單位。要是當時心存僥倖買了,今日不知是何光景!那個年代,僭建沒有今天那麼要「嚴打」,但即使小市民買樓,也看得出什麼是僭建,律師,銀行也不會不指出後果。

譚蕙芸 - (傳媒篇) 陳婉雯:記者坐埋一條船

201271

【明報專訊】回歸紀念日前,香港新聞自由受壓事件「鑊鑊新鮮鑊鑊金」;先有《南華早報》縮水處理李旺陽新聞,繼而有電視台低調處理昂山素姬講話;再有《明報》被指為親梁營報章,即使揭露梁家大宅僭建依然被質疑公信力;然後《壹週刊》記者電郵被黑客盜用作攻擊民主派人士工具;日前梁振英班子記者會,與梁關係不佳的《蘋果日報》和《星島》,連舉手問問題的機會也被剝奪;新鮮滾熱辣則數向胡錦濤大喊六四提問的記者,也被警員帶走問話。

在香港英文傳媒打滾逾十年的陳婉雯,近年轉到大學任教,一直關注香港傳媒的自由空間,她形容「六四發問被問話」事件「好過分」,她說,新聞自由的底線是記者有權發問任何問題,尤其是關於公眾利益範疇,而被訪者是公務人員的情况下,別人萬萬不能告訴記者應該問什麼問題。她揚言,事件甚具挑釁性,是當權者對香港新聞自由發出的惡劣警號。

外國傳媒「唔得閒關心香港」

雖然梁振英特首登上了《時代雜誌》亞洲版封面,但若只寄望外國傳媒多點「關注香港」,陳形容是不切實際的。她說,國際傳媒對「香港故事」早已在九七年失去了興趣:「外國傳媒以為九七的轉變是很戲劇化的,像有人按掣一樣把香港赤化,事實是,新聞空間被蠶食是慢慢的,不是一夜之間變天。」她進一步分析,外國傳媒在九一一後根本更「唔得閒關心香港」。她說,英國廣播公司國際廣播電台BBC World Service Radio在九一一前,還有專門報道遠東聞的節目East Asia Today,但九一一之後一段時間節目暫停,因為中東和回教國家轉而成為歐美媒體新關注點。她說,在國際媒體眼中,中國新聞已把香港的新聞淹沒,香港的消息根本not on the radar(唔入流)。

在香港出生的陳婉雯,卻不願放棄香港。雖然她曾經在駐內地期間,以自由記者身分替國際傳媒如澳洲的ABC、加拿大CBC和美國CNN擔任特約記者和主播,然而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及看懂中文字的她,雖然自小移民英國多年,依然偏愛在香港英文傳媒工作。她先後在亞洲電視英文新聞部和港台英文台工作逾十年:「我的信念是,香港的故事應該由香港人去講。」

「《南早》新聞空間已萎縮多年」

對於百年老店《南華早報》的「淪落」,曾經在《南早》工作過的陳婉雯比一般人更敏感。李旺陽被自殺新聞刊出當天,她一早上網搜查,竟只找到一篇簡訊,她留意到簡訊含有兩名記者的by-line(署名),已覺事有蹺蹊,因為一般慣例是詳盡新聞才會刊出記者姓名。之後,便爆出南早「縮水處理」的醜聞。陳婉雯形容,許多人以為《南早》一夜墮落,實情是內行人都知道《南早》裏面的新聞空間已萎縮多年,不少資深記者在過去一段時間陸續求去。「今次事件唯一的好處是,令大家關注了香港英文傳媒的景况。」

陳婉雯特別指出,外界有一誤會,指《南早》把外籍記者更換為本地或內地記者,是報章「赤化」的證據。她認為,這講法有偏差:「不是西人記者就一定是好記者,本地或內地記者就不是出色記者。」她指出,部分外籍記者來亞洲採訪卻不懂得本地語言和文化,因而被戲稱為「遊客記者」。相反,不少本地或內地記者,卻屢屢在英文傳媒爆出優秀報道。但陳特別補充,今次《南早》不獲續約的Paul Mooney是很好的記者,並不是「遊客記者」。

梁振英幾秒鐘回答一條英文問題

陳婉雯在港台英文部工作時,曾經和候任特首梁振英有「交過手」。據《壹週刊》早前報道,陳婉雯於200087日在英文《虎報》其專欄內,批評公眾人物接受本地英文媒體採訪時的態度。文中提到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只用了幾秒鐘回答一條英文問題,記者要求他說多些時,他又轉用廣東話了」。行政會議辦公室的新聞官即日發信給陳婉雯澄清,強調「梁振英並沒有不尊重英文媒體」。陳婉雯當時向《壹週刊》表示,梁振英對傳媒的說話很緊張,尤其對有可能對自己負面的消息特別留意。

團結一心捍衛新聞自由

眼看梁振英快要上台,陳婉雯又看到去年李克強來港對記者的打壓,加上警務處長曾偉雄的「黑影論」,和這陣子本地傳媒的自我審查和被外界干預的連串事件,她更覺得未來香港的整體新聞自由大環境令人擔憂。陳婉雯認為,記者可以多一點交換在工作上遇到阻撓的經驗,讓大家透過集體力量提升業界的整體工作氣氛:「前線記者一定要多一點分享自己遇到的事,對各種關於新聞自由的威脅必須保持警覺性,而且更要有種團結心。記者雖然是互相競爭的對手,但大家其實坐埋一條船。若果新聞自由受損害,對整個行業也不會好過」她說。

譚蕙芸
編輯 蔡曉彤

奉勸中共頭目,不要自取其恥

Vic:近日共匪頭目到港,全城再度風聲鶴唳,水馬怪獸圍起示威者,記者提問六四竟然被警察帶走盤問,胡椒噴霧對著示威者狂噴,連宴會都要派人近身監視嘉賓,不禁令我覺得自己日前說「香港的法治、廉政及基本的自由(新聞、言論、學術、結社、集會等等),近十多年來雖然備受考驗,但至今仍大致完好」,是太樂觀了。

奉勸中共領導人,不要再踏足香港,以免一再出醜。既然你們來港,一不打算面對示威請願,二不許記者自由提問,三不准自己邀請的嘉賓自由活動,何必多此一舉,徒令世人恥笑?人貴自知,香港自由之城,不是過街老鼠應到之處。只敢在軍營閱兵,不敢面對記者提問和平民示威,如此色厲內荏,何必獻世?
 

灣仔中環廣場門外示威區
明報頭版頭條
警扣查記者 損一國兩制
向胡提問六四遭指高喊違規
2012年7月1日

【明報專訊】「胡主席,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到嗎?」《蘋果日報》記者韓耀庭昨日在啟德郵輪碼頭工地向國家主席胡錦濤發問後,竟因「高聲叫喊」、「擾亂秩序」等理由,被3至4名警員帶走,困於後巷15分鐘後始放行,其他發問關於香港經濟問題的記者安然無恙,事件令人憂慮一國兩制受到衝擊。香港記者協會斥事件令人憤慨,要求警方停止執法「大陸化」,記協今日將參與七一遊行,高呼「記者提問有理,警察打壓無恥」。

《蘋果》研控警非法禁錮

《蘋果日報》網站昨晚報道,該報總編輯張劍虹稱研究循法律途徑,控告警務處長曾偉雄非法禁錮及非法妨礙傳媒採訪。警方發言人表示,帶走韓耀庭的原因,是當時聽到有人高聲叫喊,「便衣警務人員恐防發生擾亂秩序的情况,遂邀請該名人士離開現場,經人員確認記者身分及了解事件後,已讓其離開」,又指是個別事件,對引起媒體不安表示遺憾,並會跟進調查,如證實有人違規,會公正處理。保安局、政府新聞處發言人均表示沒有補充。據悉,警方內部認為,相關前線警員的處理手法不恰當,因此在聲明中罕有使用「遺憾」字眼,並即時表示會調查。

警遺憾﹕倘違規 公正處理

國家主席胡錦濤昨日展開訪港之旅第二日,參觀興建中的啟德郵輪碼頭,上午約10時半,他與一行20多名中港官員抵達。特首曾蔭權、發展局長林鄭月娥,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陪同胡錦濤參觀工地內的展板,其間林太向胡錦濤介紹九龍東發展,蘇負責郵輪碼頭部分,曾蔭權陪伴在則。

聞六四提問 胡沒停步

聽畢官員介紹,胡錦濤走近採訪區,《蘋果日報》記者韓耀庭在採訪區內喊出「胡主席,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到嗎」,胡錦濤聞言沒有停步,亦沒有望向韓,繼續邊走邊揮手,後來有記者喊出「香港的發展速度,你覺得怎樣」,胡錦濤微笑望向該名記者,但沒停步回答。一眾官員眺望鯉魚門一帶景色後與地盤工人握手,臨走前有記者喊出「這次訪港跟上一次有什麼不同」,胡錦濤走近採訪區,並稱再度來港很高興,但訪港時間尚短,想「更多的走一走、看一看」。

官員離開後,有攝影記者稱韓耀庭發問後即被警員帶到後巷,15分鐘後才准離開,韓及該名攝記質問現場新聞處官員,但不獲正面回應。

韓耀庭表示,他發問後,被3至4人帶到後巷,記錄個人資料,指他「大聲嗌係影響秩序同違規」,不准外出至「清場」為止,其間只有一人出示警員委任證。他斥責警方行動荒謬,當時只想在國家主席訪港的難得機會,發問港人想問的問題,要求保安局和警方交代禁制他採訪的原因。

記協批政治考量 議員斥淪公安

記協主席麥燕庭批評警方執法有政治考量,因有記者以相若聲量發問不敏感的問題,卻不受阻撓。她稱,採訪是記者天職,不論什麼問題、以何聲量發問都不應受限制,「一開先例,以後仲邊有新聞自由?」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涂謹申直斥領導人訪港,「香港警察便變成公安」,是次事件,警方做法涉非法禁錮、濫權。

去年8月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身穿六四上衣被警方抬走的黃健批評一年來警方執法毫無改善,只會將異見消音,這次如上次般,沒有解釋便帶走記者,「咁做同黑社會、惡霸有咩分別」。

明報記者

明報社評:警察淪為打壓言論工具

【明報專訊】昨日早上,國家主席胡錦濤探訪啟德郵輪碼頭時,持有效證件進入指定採訪區的一名香港記者隔着幾丈距離大聲向胡總提問﹕「香港人希望平反六四,你聽到嗎?」胡主席沒有回答,在一眾官員和隨員擁護下離開了,但一名穿便服駐守現場的警察把提問記者帶到後巷,指他大聲提問破壞秩序和不守規矩,要到清場後才讓他返回採訪區。我們認為警員的行為是無理扣查,是不尊重新聞自由、不珍惜「一國兩制」的愚蠢行為,較去年8月李克強副總理訪港時警員用手遮擋記者攝錄鏡頭更加嚴重,各界應予以譴責,警方須正式道歉。

香港記者採訪國家領導人,不論是在香港或是在海外,由於有保安界線,不能近距離發問,往往要高聲喊出問題,這情况屢見不鮮,沒有任何不當,絕非破壞秩序或不守規矩。昨天高聲提問的記者其實不止一人,但警員只把提問平反六四的《蘋果日報》記者帶到後巷查問,很明顯是針對提問的內容作出反應,這正是最令港人反感、違背港人核心價值的行為。

在內地,人民不能夠向官員提出平反六四的問題,這是內地的政治制度使然。在香港,這個問題是完全可以提出的。事實上,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數以萬計的香港人以和平集會的方式重申這個訴求,這份表達自由受《基本法》保障,也是「一國兩制」成功落實的一個標誌。如今,香港的警察帶頭來審查和阻撓記者提問平反六四,這跟內地的公安還有什麼區別?這樣做豈不是自毀長城?香港是法治社會,警察的職責是維護市民依法享有的權利,不是限制記者提問、為領導人消除雜音,監警會應就事件展開獨立調查,追究相關人士責任,警方也必須就事件向公眾認錯道歉。

大專15教師聯署抗議

【明報專訊】記者發問六四問題被帶走,激起高教界反彈,15名大專院校教師聯署聲明,抗議警方粗暴干預新聞自由,聯署人之一、浸大新聞系助理教授杜耀明表示,事件反映本港新聞自由大倒退,是梁振英年代開始的敗筆。

聯署者包括杜耀明、浸大新聞系黃天賜、樹仁新聞與傳播系岑倚蘭、城大媒體與傳播系楊嘉欣、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林靜潔、么惠玲,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陳清華、陳惜姿、陳婉雯、朱順慈、李立峯、馬傑偉、柯惠心、翁愛明、譚蕙芸。聯署表示,事件中警方粗暴干預新聞自由,不合理和不能接受,要求警方解釋發問時太大聲違反了什麼規則。

攝影記者協會亦發表聲明,表示極度憤慨及關注,認為記者發問是履行職責,質疑警方唯獨帶走發問六四的記者。對於警方解釋隔離記者是要確認身分,攝記協會稱,記者需數天前向政府登記,到場後再核對身分和搜身等,採訪時亦需掛上採訪證,警方不知記者身分的說法莫名其妙。

監警會極驚訝﹕警不合理 鼓勵記者投訴

【明報專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去年8月訪港,有前線警員曾經伸手阻擋電視台鏡頭,警監會裁定做法不當,事隔不足一年,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發生警員扣留提問記者問話。監警會成員認為警方舉動不合理,鼓勵有關記者向警方投訴,令監警會可以跟進事件。

沒越保安區 警行動無必要

監警會副主席李國麟對昨日的事件表示非常驚訝,但稱暫不清楚警方指引。他說,若警方事先與傳媒協定發問音量不能太大,事件才尚算合理。他提醒傳媒,若警方提出不合理的採訪限制,傳媒不應為採訪而同意,應拒絕接受,再向警方投訴。

另一名監警會委員黃碧雲認為事件不合理,指該名記者並無越過保安區,警方行動無必要。她表示記者有表達和採訪自由,警方職責只是保障領導人安全,無必要擔當消音角色,為領導人訪港粉飾太平。她說,警方今次處理示威手法已有改善,接納了監警會意見,派員接收請願信,但仍希望警方多聽意見。

前線﹕按上級指示 慘成磨心

有指前線警員稱是按上級指示行動,慘成「磨心」。警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指未清楚事件,暫不評論,但認為大多數前線警員與市民的衝突都是由誤會造成,他稱,很多時候前線警員都是「奉命行事」,相信是次領導人訪港執法與平日無異。

掉隊警長陷記者陣 黑面冷笑求救上峰

【明報專訊】記者韓耀庭因高聲發問六四問題,遭警員帶走及禁止採訪,引起在場逾30名記者不滿。一眾高官離開後,記者就執法原因和依據詢問現場新聞官,卻不獲正面回應,記者遂轉向站在後面的警員稱要找出涉事者,此時,逾10名警員迅速走進後巷離開,記者尾隨追上,事件半小時才結束。

虛晃警員證 推開記者突圍

走最後的警長麥君浩被同僚甩下,被記者包圍,要求交代禁止採訪原因,並問「是否收到上級指示」、「是否政治打壓」、「根據什麼指引執法」等,他一直不作聲;有人質疑帶走記者原因時,麥更以冷笑回應。被包圍期間,麥曾透過電話向上司求助,「我要求過佢哋畀我離開,但佢哋要我回答一啲我唔清楚嘅問題」。

麥君浩被記者多番要求出示警察委任證,仍無動於中,直至後來聽從其他警員建議拿出委任證,晃一下便收回,記者更為不滿,擾攘數分鐘,在記者多番催迫後才掏出證件展示約10秒。其他警員則以「警員已出示委任證」為由,要求記者讓麥離開,但沒交代執法原因。

麥君浩一直爭取離開,其間與記者有肢體衝突,出手抓住並推開記者,場面一度混亂。其後,在外圍的保安員保護下,麥離開現場,走上停泊附近的小巴。

歐美外媒報道事件

帶走記者的醜事傳千里,《華盛頓郵報》世界新聞網上版也有報道事件,指胡錦濤沒有回應《蘋果日報》記者有關六四的提問,也不清楚胡是否聽到提問,《法新社》及半島電視台亦有報道事件。

明報記者 林耀華

警大支裝噴霧四放胡椒
示威者不滿「被困」推水馬


【明報專訊】支聯會及學聯等多個團體昨發起遊行,欲向國家主席胡錦濤遞交港人關注李旺陽事件的請願信,被要求進入只有約2米乘40米的長窄示威區集會。其間有示威者不滿示威區太窄及距離會展太遠,企圖推倒水馬及鐵馬。警方不足半小時內至少四輪密集式噴射胡椒噴霧,更使用曾經在2005年用來對付韓農示威者的滅火筒式胡椒噴霧,噴射力更強大。

除了示威者,大批記者與攝影師都全身中「椒」。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批評警方使用不必要武力。遊行隊伍昨下午從灣仔修頓球場外出發,起行時正值滂沱大雨,逾百名參加者撐着傘,冒着雨沿途高喊「立即交出殺人兇手」、「旺陽烈士永垂不朽」。隊伍4時許抵達港灣道消防局外,菲林明道及港灣道圍滿鐵馬及2米高的水馬,遊行隊伍抵達後進入中環廣場外的示威區集會。

聞「六四號」被撞起哄

示威區被水馬陣包圍,僅約2米乘40米闊,示威者最初相對平靜,但當大會宣布,支聯會的貨車「六四號」離奇被私家車撞上(見另稿),大鼓無法運到現場,示威者大為憤怒,以水樽及雨傘敲打水馬,其後約10名示威者嘗試推水馬,警方在另一端不斷增加人手,警員在附近橋上發出警告,不久即發射首輪胡椒噴霧,約5至6名示威者被射中。


數分鐘後警員再次噴射胡椒噴霧,此次並出動曾用於05年世貿示威時對付韓農的小型滅火筒式胡椒噴霧,該款噴霧體積較警員隨身配備的大,噴射力亦更強。警員噴射時更輪流噴向水馬上每一個洞,持續約10秒,連遠至數米之外,站在第五排的示威者及傳媒亦不能倖免。未幾示威者嘗試衝擊旁邊的鐵馬陣,警員再次出動胡椒噴霧,示威者後退,鐵馬向示威者一邊倒下,警員此時再次發射噴霧,大批記者、攝影師被噴中,頭髮、衣物、攝影器材沾滿胡椒噴霧。


示威者中「椒」 公廁突停水

大批人頭部、身、袋沾滿胡椒噴霧,不停以清水及牛奶冲洗眼睛,但此時中環廣場花園附近的公廁卻停水,並無貼出告示,有示威者指剛目睹管理員關掉水喉

剛與丈夫及女兒從溫哥華回流返港的遊行人士陳太,知道李旺陽事件後甚痛心,今晨從報章得悉遊行後即全家到場,離港約8年的她狠批香港言論自由不斷倒退,但她無悔回港,「就由現在開始一起爭取!」但她坦言未料會遇上胡椒噴霧。

內地維權人士:遲早放催淚彈

內地維權人士北風亦中「椒」,他批評警方發射噴霧次數既密且多,「再這樣下去,施放催淚彈是遲早的事」。他認為港人對今天上任的特首梁振英、李旺陽事件等,充滿疑慮和憤怒,政府若只強控而不疏導釋放,對立將愈來愈嚴重。

警方發射噴霧時,支聯會主席李卓人一度站於警方與示威者間企圖調停。他批評警方將示威者困於狹窄示威區企圖「消音」,即使示威者因此表現憤怒,警方在水馬外已有數百警力,足夠阻擋示威者,沒必要發射胡椒噴霧。

他又指,支聯會的要求卑微,只是想將10萬個市民簽名交給中央政府代表,但即使港澳辦表明願派代表接收,警方卻一度阻撓,至約7時才讓他們遞交信件,「胡錦濤現時看到的香港是假的,我們希望他看到的是自由的香港」。

明報記者

晚宴排人牆隔離泛民
梁振英四出祝酒 被指喧賓奪主


【明報專訊】政府昨為國家主席胡錦濤設歡迎晚宴,今日宣誓成為特首的梁振英四出祝酒,表現風騷,泛民立法會議員則全程被至少20名中港保安監視下用膳,不得離座,有議員形容猶如「被禁錮」。原獲邀出席的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換上一身西裝赴會,但被大會以他遲到為由拒諸門外。

逾300名本港社會各界人士及官員昨傍晚在灣仔君悅酒店歡迎胡錦濤,主家席有3任特首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伉儷,還有澳門特首崔世安等,泛民共有8名議員出席,被安排坐在大廳右側角落。

梁國雄遲10分鐘被拒入場

匆匆換上全套西裝、由會展外示威現場趕至的梁國雄稱,因被警方噴胡椒噴霧,要清洗故遲到10分鐘而被拒進場,他指有官員私下對他說,胡錦濤在港餘下的活動他都不能出席。梁認為,被拒原因是胡錦濤來港只看想看的東西,聽想聽的話,認為當局害怕他像《蘋果日報》記者一樣向胡錦濤大聲問問題。他認為獲邀出席的議員,不應臨時被取消資格,他估計自己不能出席今天的升旗禮,但會盡力嘗試。

禁離座禁祝酒「如禁錮」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和甘乃威透露,晚宴規矩多多,先要在晚宴開始前45分鐘接受金屬探測安檢,女士手袋亦遭徹底搜查;每張枱上標示請勿離座或祝酒的提示牌,泛民議員更被安排坐在右側角落,晚宴期間全程遭至少20名保安包圍緊盯,主家席兩旁更站滿至少40名保安。甘乃威形容猶如「坐在山頂位看演唱會,全程沒機會和胡錦濤碰面和接觸」,似被迫在角落遭禁錮。

甘乃威透露,梁振英尚未上任已猶如主人家,四出到鄰席祝酒,表現風騷,「連國家主席、現任特首也沒起身祝酒」,質疑他喧賓奪主,「借歡迎國家領導人的晚宴為自己攞彩」。

同枱多國領事同遭監視

涂謹申表示,美國、英國、荷蘭等駐港領事和泛民同枱,亦間接被保安監視。公民黨梁家傑認為,嘉賓均由港府邀請,沒必要處處提防。

民主黨最終無法向胡錦濤遞交請願信,以表達平反六四、真普選和交代李旺陽死亡真相的訴求,港澳辦則派出聯絡司副司長劉文達接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稱,他們亦被拒祝酒或離開座位,也沒有機會和胡錦濤作任何交流;另外,他認為大會既邀請梁國雄出席,沒理由以遲到為由拒絕他參加晚宴。

明報記者


人肉屏風 胡總歡迎晚宴期間,公民黨梁家傑(前排左五)、民主黨黃成智(前排左六)與多名駐港領事被安排坐在角落,包括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前排左一),全程遭至少20名保安包圍緊盯。(余若薇提供)

阿離 - (民生篇) 愛,作為抗爭之法

明報  201271

三號風球下,碎雨颳面,一群中學生聚集深水埗街頭,稍後到天橋底向無家者送飯。不為OLE(其他學習經歷)、也非受社區祖織主導,十多個年齡各異的中學生,學期完了,就想到要探訪無家者,經社工小慧與有關人士穿針引線,約定今晚出行,完全自發。

記者問中五男生徐仔,三號風球不怕嗎?「怕咩呀?」年紀輕輕,爽直豪邁。

良心遍地開

「窮人飯堂」北河燒臘飯店,依然堅持賣它的低價飯。10元單拼燒味、16元盅飯、22元三A飯。面對成本的無情茘升,老闆明哥說,守得住,不加價,要對得起社會人士,「最困難時,社會人士支持我們。」年前「窮人飯堂」的新聞曝光後,不少主動向他捐款,移民澳洲的馬太每月贊助2000元買飯盒,也有青年把生日禮物6000元捐出買飯票。

良心店舖近年來在社會紛紛出現:一元麵包茶餐廳、免費為清貧學童配鏡的眼鏡店等。不是人變好了,是日子難過了。幫忙的,是「社會人士」,而非為人民服務的父母官。十五年來,經濟發展的財富從未滴漏到基層、居屋遲遲不建、六大產業假大空、扶貧關愛救不了水深火熱。面對四十年新高的堅尼系數,市民也是得到一個「計算方法」的狡辯。「曾蔭權不合格,他每個步驟都是想著自己的後路。」明哥批評。

愛,無堅不摧,攻無不克

「新政府對低下層好一點,找到實際做事的人,但都要做落才知。」明哥寄望梁振英組成的扶貧委員會能做實事,「多點扶持低下層,不要只偏向大商家。生意人要抽一部分錢去幫助弱勢社群。我們生活穩定,就滿足了。」說畢,他趕忘進廚房準備四十個飯盒,門外一個男人匆忙步至,狼狽地大口吞咬飯菜,點好物資,出發。

這是社會人士Benson。沒機構、沒背景、沒系統,他在一年多前組織了一個沒組織性的、靠facebook口耳相傳的平等分享行動,為深水埗無家者每月送一次飯盒、乾糧,「我們不是施捨、不是慈善、在這些無家者、被標籤歧視的人身上,我們學習怎樣去做一個香港人」。貨物,規定參與者要分開在小店買,「同一件貨,我們向那些保衛自己家園的小店買,還是那些欺壓小店的連鎖店買?你想想就會知道」。資本主義教導我們的王道是平、靚、快;他要人們貴、「娘」、慢。

他叫自己做逆勢社群——不認同主流價值,倒行逆施,「我們以愛心和關懷作為抗爭方式,這種抗爭方式政府控制不了、阻止不了。我們做的事是沒界限,政府不能叫警察拉我們、用鐵馬封我們、搵胡椒噴我們」。

餚饌既盡,青年與無家者各自傾談,再走到Benson前分享,女生說,有無家者身體多天不適,能否幫幫他?「我們做的有限,做得幾多得幾多。你瞓身也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但我想你們知道,社會是屬於你們。」他說,也許已答了無數次。

貧富懸殊:政府政策是罪魁禍首

社會是誰的?誰能述說社會?曾蔭權剛上載的《離任在職,百感交集》短片,對貧窮問題只有一句:「全球化帶來貧富懸殊的問題,始終沒辦法解決,積累了社會怨氣」,把貧富懸殊賴到全球化頭上,不少學者也已指出,十五年的貧窮與分化問題,罪魁禍首是政府政策。民生與政治密不可分,然而卻不是人人也能理出當中的勾連。勞苦階層營營役役,一天做十多小時,睡眠時間也欠奉,遑言論政:「窮人因為害怕社會不穩令他們的生活更差,因此被欺壓都不敢出聲;中產生活安定,但若把資源分給窮人,就覺得自己福利全無。政府就是以中國人的心態去管治中國人,令階級分化嚴重。」最好個個忙碌得瞎了眼,無知覺,政治冷感,「政府樂見這個現像,對基層就用愚民,對中產就把他們變成共犯」。

Benson就是中產,「社會愈瘋狂,貧富愈嚴重,我的利益愈大。但生活不是這樣的,生活和生存是兩回事。香港人在生存,不是生活。生活不只為錢為工作,不只為自己的利益。」與無家者為友,是因為他們能幫助港人,了解貧富懸殊的嚴重,「當你開了眼,以後看世界會完全不同」。

未上任,先甩轆

梁振英未上場,便大打基層牌,有論者預言,若梁君能安撫基層中產,改善民生問題,便能收賣民心,五年後向香港的民主自由開刀,「我覺得他解決不到,他不能一刀切搞好民生,現在看他如此甩轆,我覺得他好渣」。僭建不認、西九被遺憾、帶著殘班上任,好不威風;未坐正,說好的港人港地已朧縮,是否落實增加生果金也是後話;萬眾期待的扶貧委員會,七一上場,委員之一鄭家純接受訪問時稱,「不知道」貧窮者定義是否指綜援戶,並說會考慮在不需要額外「拎錢」的情下,在手下的公共事業如新巴,提供點點優惠。

不用拎錢的扶貧,令人失笑。台灣的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年前轉型為公益企業,在保證消費者以相同低價消費同等商品時,捐出獲利的20%,予弱勢兒童的課後輔導與生活照顧服務。三年下來,捐出超過一億台幣。優惠,像皇恩浩蕩。

誰是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互相關心的人。」Benson說。他記得小時候,人與人,好親近。煲糖水、湊仔女,義不容辭,然而香港在二世祖政府手下,政策、道德,也淪落了。「我是畀八九十後的後生仔叫醒了。他們不是為自己,是為下一代。他們是香港的唯一希望。」話雖如此,「我不敢有小朋友,社會太敗壞了。我看不到有什麼希望,只是希望淪落得慢一點。」

他對眼前的少年笑說自己是傻佬,向他們展示友人捐贈給他轉交無家者的餅卡和購物券,告訴他們做這些事不難,可以走到社區,自己做。社工小慧說,少年都是第一次來,這次是要讓他們認識多點,「選取自己的價值觀,不是用一個政治取向來出發,而是一個人基本的素質」。能連結基層中產、各式被強權分化的人的,是愛;面對狼君,抗爭的方法是,用愛把四分正裂的社會重新黏好。

狂風暴颳的晚上,在一雙雙清澄的眼睛裏,有著香港人最原初的輪廓。

文 阿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