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鈴遺言：對他們而言，我們是「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

作者臉書   2016年7月15日

在經歷過幾次文章、文字乃至主持電視節目時的「遭遇」後，我深深明白了一個道理，在中國沒有一件事與政治無關。以下是本人經歷。

你可能無心的開了個玩笑，但被玩笑的人或許會認為你是敵對勢力派來鬥爭他的。

我還曾經因為大陸某媒體人在我面前很囂張的說台灣不好（這個不好有關官商勾結），於是請了個民意代表在質詢時提出台灣是否有某某問題，結果這位仁兄知道茲事體大，於是將我妖魔化成為民進黨份子對他的攻擊。

還有一次上節目，年底回想過去一年，最能代表台灣/大陸的事，我選了個人物，對方（大陸）選了個負面的事（當年大陸的確有許多不好的事，好事幾乎沒有），結果這段要求重錄，我也得選個壞的，否則這集節目過不了審查。

還有一次節目談兩岸宜居城市，大陸這邊有香港進榜之外，其他全無，台灣則有台北，結果錄這一集時，製作人非要我想一個跟台灣城市有關的惡名榜單，因為中國大陸都沒有好的，所以談台灣也要舉壞的例子。我問製作人，香港不是中國香港嗎？他們好也應該是個好例子？不說過程，總而言之，大陸全都不是宜居城市，而台北市是全世界頂樓最醜的城市（真的曾有一項調查如此，而我也覺得台北市的屋頂有夠醜）。

後來我漸漸瞭解一件事，在中國最好沈默，但在關鍵時刻，一定要強烈、搶先表態。這沈默與表態之間的智慧，很抱歉，我沒有。

而且批評時政時絕不能指名道姓，或是很明顯的讓人知道你說的是誰，越模糊越好，最好大家都有責任，最後就是大家都沒有責任。

我就是因為以前在台灣跑立法院時養成的快人快語的個性，後來到了大陸也「不思悔改」，而又由於我在大陸的網路上掀起過幾個不大不小的風波，南方人物週刊說我是在中國互聯網走的最遠的台灣人。於是為防未來有一天我可能會把事搞大，以及我具有搞大事情的能量，就這樣，為了防患未來，我也就沒地方可以寫文章了，包括在台灣某些聽話的媒體。

今天有感而發是因為戴立忍。我不認識他，更沒看過他電影，但是換角一事，我很清楚不會以他的意志為轉移，跟趙薇也沒多大關係，甚至連戴立忍是不是台獨關係也不大，他必然犧牲，為了南海、為了蔡英文，他就是再發多少聲明都得要為了與他無關的事犧牲，因為他已經被選作祭品。

我因為許多莫須有的標籤，承受了不少壓力，甚至在精神上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回到台灣將近一年最近才又到北京待一陣子。我很難說整個五、六年我在大陸發生的事完全沒有責任，但我非常清楚，我完全沒有「智慧」在這裡生存。

至少我知道，對他們而言，我們是「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我相信，未來四年還會有許多的戴立忍，簡單粗暴，就是他們的策略。當他們說，美國是在利用台灣，他們何嘗不是，兩大之間難為小，我只能祝福中華民國繼續撐下去、國運昌隆。

張文光 - 聆聽的溫柔

2016年7月17日

【明報文章】民進黨全面執政，助長了台獨的氣焰。

自稱公民記者的洪素珠，侮辱八十歲的老榮民，罵他「不要臉，啃台灣人的骨」，應該「回你們的祖國，不要留在台灣」。

「榮民」即榮譽國民，是中華民國的退伍軍人，經歷了抗日與內戰，隨國民黨戰敗來台，懷抱「反攻大陸」的希望。但歲月流逝，被迫留在台灣終老。

榮民只是美麗的名字，每人背後都有流離的故事，不少更是當年國民黨軍隊，強迫或誘騙到台灣的不幸者，他們離鄉背井，還沒有告別家人便走上戰場，視台灣為過客之地，卻變成永遠的望鄉。

當中最悲慘的是「澎湖案」：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尾聲，山東煙台聯中校長張敏之，帶領八千流亡學生，一面逃避戰火，一面南下讀書，顛沛流離來到廣州，幾經交涉登上澎湖的船，以為那是一個遠離戰爭的外島。

校長更與澎湖司令李振清約定：十六歲以下孩子繼續讀書，十七歲以上接受文武合一的教育，有事投入戰場，無事繼續升學。

誰料學生抵達澎湖，李振清見人多而心喜，強迫所有年滿十六歲的學生，或身高達十六歲標準的少年，全部當兵，若有不從，當場槍斃。

校長擔負了萬千家長的托付，怎願意送少年走上戰場？

他用盡辦法奔走陳情，維護學生的教育與平安，卻被羅織為煽動學生的「匪諜」，連同百多名抗議的師生被槍決。

往後，那些可憐的少年兵被迫充軍，女學生有不少被官兵強暴，剩下虎口餘生的少年，像其他來台的兵士一樣，付出了一生的青春，等待反攻大陸渺茫的夢。

初期，國民政府還規定，士兵沒有戶籍，退役前不能結婚。有些人老了、退役了，仍是孑然一身，老兵變成了榮民，家山萬里，鄉關何處，只能在台灣孤獨終老。

榮民原是時代的受害者，各有自己深埋的傷痛，但分隔的人心如一道拒絕的高牆，讓人間的苦痛永不相通，才滋長如洪素珠的、侮辱榮民的鬧劇。

活在撕裂的時代，社會戾氣太多，將受害者視為仇寇。

然而，人們為甚麼不能靜心聆聽？聆聽使人溫柔，打開記憶的閘門，才能走進人性的深巷，體味亂世漂泊的人生；才能放下族群的偏見，用諒解與慈悲擁抱眾生。

張文光 cheungmankwong@ymail.com

Vic：張文光此文頗可玩味。他講「諒解與慈悲」，呼籲要「放下族群的偏見」，但在他眼中，台獨就是罪惡，所以對支持台獨的人，大概不必諒解也不需要慈悲，否則只會「助長了台獨的氣焰」。這就是擁抱大中華、自以為正義的香港資深民主派。

畢明 - 《寒戰2》真係咁好睇？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17日

（慎：內含劇透）

郭富城，死力啤；梁家輝，死力啤；彭于晏，死力啤；連周潤發，都死力啤啦！很平霸。《寒戰2》不過是豪華版平霸。有很多製作費的平霸，即是冇藉口。

不是生力啤廣告的戲謔，「死力睥」是《寒戰2》所有演員和導演表達「風格」的客觀陳述，所有主配角，全片一律不停凝重mode出死力牛咁眼，不是睥着鏡頭，就是互睥盯着同場對手，不同人每15分鐘睥一次每次至少3秒，分「硬睥」、「chok睥」和「45度下而上膠睥」三種，想像便秘、交贖款、夾親手指三種很用力的眼神就可以了，總之「好大件事咁啦」，然後次次有理冇理慢zoom in、慢pull wide，稍不留神，會以為自己在看powerpoint式短片，千篇一律，刻板造作，老土平庸。卻像任何你我見得太多的powerpoint一樣，又冇power又冇point。

已經chok，還要廉價。《寒戰》第一集我沒有寫，新導演，留一線，我都想支持港產片。但再加上《赤道》之後，這對編劇/導演不再新，有很多資源得到很多經驗，有責任對得起觀眾。這類荷里活片，我從來視為成功爛片，本片，祇不過好一點。

簡略地，一套電影好不好看，看style 和substance，任何藝術創作，「匠」者可分析其技巧、風格；「師」者則論創作者對生命、世界、社會的價值觀、對天地萬物的胸襟氣度（如果有）和自己的人格（都係如果有）。再進一步，從創意、深度、視野看一部作品的水平。

《寒戰2》，以演技和運鏡手法論，非常單調，甚至技窮，有理冇理close-up擠些微表情出來當演技，唔好咁啦。浪費了大好演員如梁家輝（非常出色的梁家輝是香港五個最好的男演員之一），浪費了發哥，他差不多auto-pilot就可以把角色演好。

說到佈局劇情，千瘡百孔，當犯罪片或警匪片genre，沒有懸疑，沒有張力，沒有任何鬥智鬥力的拳來拳往，片首，賊一面倒完勝，兵無還擊力當街成功走犯；片末，到兵忽然神武，一面倒反敗為勝，10比0然後0比10，雙方交換低智，好神奇的。如果我們要笑CCTVB的劇情膠又不濟，這些扮勁的口水電影，什麼都靠對白一五一十說出來，角色建構又膚淺典型，更不能姑息。如果CCTVB編劇獨沽偷聽，《寒戰2》破案就一味跟蹤。Janice Man花瓶演技不評也罷，但破案關鍵的相片，是她跟蹤跟回來的，不過是大律師的徒弟，一開始跟人就被梁家輝拆穿的跟蹤技巧，她又不是任達華（《跟蹤》主角）。找回上集失蹤的衝鋒車，又係跟蹤跟出來的。那班疑似高科技的罪犯，好易跟又不會察覺的。

可以當Political Drama（政治戲劇）或Social Satire（社會諷刺）看嗎？又太廉價，亦太低級。政治裏面有馬房有幕後操盤有外國勢力播弄，阿媽係女人only，沒有《Prison Break》劇中“The Company”的陰謀陰深，無孔不入。如果郭富城代表執法公義，他明明拖馬去機場拘捕大反派，卻原來高調給壞人「特赦」叫佢stop and out？我笑了出來。如果周潤發代表法治公義，他有那一場戲是不遺餘力維護法治精神的？或許，他代表上一代的港式精英貴族，潔癖精刮，但掌握了關鍵證據，會私人交給郭富城？公事私辦是法治精神？說郭富城疑似貪污5千萬（湊巧的面熟銀碼），什麼派系鬥爭搶奪特首之位，一哥權限不能獨大，都是Beating around the bushes沒批判又沒反省的虛招，以一齣政治噱頭電影，把香港的政治氣氛和現實悲哀盡情消費。官與官鬥，公安與公安打的粗糙佈局，不過讓某國觀影智商比較低的觀眾入場獵奇。說真的，誰打生打死爭官位誰在背後捉棋，《投名狀》玩得更透。

幾十蚊，淨係睇明星都抵。同意。但如此水平都說好看，香港便養不出有水準的觀眾，也磨練不出有水準的編和導。梁家輝上集可以為公義滅親，今集忽然可以權欲攻心，編劇為了扭橋plot twists完全不顧一切。敢講一句，為了續集，第三集隨時又可以把郭富城扭成大奸人，梁家輝其實忍辱負重，為了查出躲在今集造王者背後的大魔頭是誰、為香港迎難而上only，都得。除非事先說明，電影是一篇過的故事，把電影當成電視劇拍，硬生下集出來彈弓手任寫任噏無限創作，是老屈。

如果要找一個亮點，有：楊祐寧，大配角，為大佬忠義至死，短短絕路一場，與梁家輝對峙，沒有死力睥，眼神有悲壯的兄弟豪情和困獸的顫抖，是唯一沒有爛chok劇味的一幕。

簡單說，《十年》或有技巧粗糙，但前瞻性和創意高九班，政治寄喻光明磊落真心為時代說話；《寒戰2》屬於「我知你想點，但你做唔到囉」的抽政治水矯情話題作。片中說過什麼「最成功的失敗」，可以自況。

只准有一顆中國心？戴立忍遭撤換男主角

新頭殼newtalk   黃韋銓   綜合報導

2016年7月15日

  

中國電影《沒有別的愛》還未上映便遭抵制，中國網友直指擔綱男主角的台灣演員戴立忍「曾參與台獨活動」，並稱導演趙薇用人不當，「傷害民族感情。」雖然該片早已殺青，但劇組15日卻發出聲明表示，「由於戴立忍政治立場表態模糊，導演趙薇及全體資方決定，撤換電影男主角戴立忍。」

趙薇執導的第2部電影《沒有別的愛》找來台灣演員戴立忍擔任男主角，6月27日殺青，趙薇在微博貼出和戴立忍在殺青宴上的合照，卻遭中國網友指戴立忍是「台獨人士」，以及片中演員日本明星水原希子曾「辱華」，對中國藝術家艾未未指著天安門豎起中指的作品按「讚」，因此砲轟趙薇「傷害民族感情。」

對此，戴立忍6月30日在微博上聲明，「我一向秉承著大眾言論自由，並且問心無愧，因此未曾回應此類流言。」他也說，「無論作為電影人還是社會人，對於現時總有多一分關注，強拆門房、工業區搶農民用水、同性平權的困境、支持環境保護審查、保護青年避免憾事等等。」

戴立忍強調，「我反對壓迫，也尊重他人理念，從未加入任何政黨，更別說曾與任何政治團體有利益交換、思想交換，所以我絕不接受將根本不存在的台獨帽子扣我頭上」。

然而，中國共青團又在7月6日透過官方微博發文，再度指戴立忍是「曾參與台獨相關活動」，逼得趙薇11日趕緊出來滅火，她在微博上表示，網路上有些戴立忍的傳言，是她和劇組始料未及的，也說戴立忍參與過非常多兩岸三地的電影工作，劇組在這些輿論發生之後，就跟戴立忍先生進行過溝通，「他明確表達不是台獨」。

趙薇也說，「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給我最多掌聲和感動的是同胞，給我最多殊榮和愛的是中國，我充滿感恩。無論內地還是台灣，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人。我們以這個名字而自豪，堅決反對任何分離祖國的想法和做法。」

  

雖然該片已在6月27日殺青，不料，劇組卻在15日發出聲明指出，「因為沒有對片中台灣演員戴立忍政治背景做全面深入調查，因此引起廣大網民憤慨與譴責，為此我們要求戴立忍先生就自己的政治立場作一個明確的表態。」

劇組表示，「不管導演還是整個團隊，完全只有一顆中國心。我們為自己的祖國自豪，不想要任何人質疑和誤解，但多次溝通後，戴立忍直到昨晚表態依舊模糊，為此，導演和全部投資方集體決定，撤換本部電影的男主角戴立忍。」

最後，聲明強調，「我們都是中國人，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大局。」藝術家無邊際，但藝術家要有情感和態度，尤其在國家和民族大義上不得半點虛假，也不容許任何模稜兩可。

相關資料：

戴立忍3046字全文

日女星水原希子為個like 拍片用中文道歉

相關評論：

Albert Tzeng：這篇自白看似是對自己人生的「清算」；確實是。更有人說，這整篇自白「沒有重點」；我都同意。

但其實，我覺得這「沒有重點」的輕飄瑣碎，正是整篇重點。正是這連串小事鉅細靡遺的交代，反襯出戴立忍經歷的上綱上線，如此荒謬。

「站住！口令！」

當過兵的就知道，戰爭時的遲疑，換來的就是開槍。

在中國演藝圈的邊防上，口令有三種：「我是中國人」、「台灣屬於中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戴立忍遲疑了，就中槍，如此而已。

所以戴的換角，至多只是凸顯出，兩岸熱鬧的演藝產業底下，從未停止的戰爭與「敵我識別」。而戰爭總是荒謬。

陳嘉宏：看戴立忍用力地澄清自己不是台獨實在令人難過，這跟當年許文龍為了保住奇美的身家性命去支持反分裂法一模一樣，一樣地令人不舒服。

十多年過去了，台灣人背的包袱好像還越來越重。

張鐵志：看了趙薇電影公司的聲明，真是無比的憤怒。

看了戴立忍的聲明，真是無比的哀傷。

是什麼樣的邪惡，可以如此扭曲與壓迫人。

馬家輝 - 虛擬怪獸不虛擬

2016年7月15日

【明報文章】有幸見過倪匡先生數面，每回離開，腦海例必充斥着三種影像和聲音，一是他的哈哈笑聲（所以江迅寫倪匡傳，取書名為《哈哈哈哈》，寫作期間心臟病發作，死裡逃生，我對江迅兄笑道，你並非過勞死，而是被倪匡的妙語連珠逗死！），二是他的眼睛的笑意，三呢，是他說的金句妙句豪句。

例子太多了，隨手舉個。有人問倪匡如何看待所謂網絡欺凌，倪匡照例以不屑為回應，哈哈朗聲道：「什麼網絡欺凌？你關掉電腦不就沒事了嗎？」

霸氣。亦是志氣。年輕人即使將之視為戲言，亦有可供記受領悟之理。

可惜現實世界是現實世界，畢竟並非人人有倪匡老者之志，就算有，有時候虛擬世界裡的欺凌惡獸會在現實世界現身，你不理它，它來搞你，把你搞到沒完沒了。兩年多以前，一位名叫 Justine Sacco的英國女子從英國前赴南非，登機後，手痕發了一則 tweet：「我要去非洲了！希望不會染上愛滋病！開玩笑的啦，我是個白人耶！」

不消說，這些句子冒犯了南非的種族平等主義者，Justine的 Twitter只有幾百個跟隨者，但當飛機只飛到一半航程，她的信息已被轉了又轉，再轉再轉，如瘋狂病毒，引爆了瘋狂仇恨。人肉搜索她是最低消費了，粗言辱罵當然亦是，還有，是把她家人的照片都貼出來，她的侄女被打電話騷擾，說要強姦她們、殺死她們。有人輕輕貼了一句，「Justine父親有幾十億美元財產」，彷彿這亦是強姦和追殺她的充實理由。Twitter上更出現了「HasJustineLandedYet」（姝絲汀降落了嗎）的主題標籤，有人動員到約翰尼斯堡機場守候她、狩獵她。

沒參與咒罵的人，卻喜做花生友。有人說：「管他的！我得趕快把工作做完，準備啤酒和辣雞，趕到機場看好戲。」

難怪有人如此形容當時的狂亂狀態：「這就像是有兩百萬人關了燈埋伏着，等着看她發現地球爆炸之後的表情。」

也有人這樣描述圍攻和旁觀之間的互動狀態：「這就像是在暴民開始丟石頭的時候，有人站着圍觀，受害者期盼圍觀者能講講道理，他們開口說的卻是，嘩，你看這些石頭！超酷的！超炫的！」

一天之內，有六千二百萬人看過「HasJustineLandedYet」。我們可以想像姝絲汀步下機艙，啟動手機，登入 Twitter，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的模樣是何等驚慌失控。我們也可想像當天的機場混亂，以及她事後的憂鬱創傷，以及她因此事而失去工作後的窘境（因她父親確實不是什麼富豪！）。

虛擬怪獸不虛擬。虛擬暴力是真暴力。再霸氣，亦有可能遭殃。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

李怡 - 哀哉，廉政公署！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15日

行李門毀掉香港的國際航空和國際城市的聲譽，現在的廉署門也把香港數十年好不容易建立的廉潔城市美譽毀於一旦。昨天在特首答問會上，楊岳橋希望689不要「搞死香港」。不錯，廉政被搞死，香港看來也會被他搞死也。

一位從學校畢業後即在廉署工作32年的神探幹員，獲獎無數，又被派往美國接受FBI訓練，居然被一個空降的廉署專員指她工作不達標，將這個署理執行處首長「搣柴」，而導致她憤而辭職。接着，一位被譽為廉署明日之星的40歲首席調查主任高迪龍也遞信請辭。據聞，白韞六在會見20名首席中高層主管人員，交代取消李寶蘭署任執行首長的理由時，遭在場人員質疑違規，因為即使李寶蘭工作不達標也應該先向她發出警告，給予改善機會，而不是斷然「搣柴」。有消息指廉署上下士氣低落，原定今天舉行的員工周年晚宴，因超過七成半人表示不會出席，而罕有決定晚宴延期。七成半人杯葛，無疑是一次集體抗議行動。

這不僅是一個機構的士氣問題，而是涉及香港一個重要價值觀念的崩解。廉署自1974年成立以來，一直是香港的驕傲。成立初期在警廉風暴後，廉署穩定和確立起來，歷年開展的只要有舉報就可能採取反貪反賄行動，為香港樹立良好的清廉風氣，有人說香港連如何行賄的方法都失傳了，以至有香港人到大陸投資竟然不知怎麼開口輸送利益。香港在華人社會中，一掃千年貪腐傳統，展現新風。幾十年來，香港拍了許多有關廉政的電影和電視劇。香港的廉潔風氣被所有華人社會交口稱譽。有一個時期，中共主政的開明派曾經談過要效法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當然，隨着內部權鬥、胡趙先後失勢和中共日趨腐敗，這一提議也就無疾而終了。

由於成立以來在香港以至在全世界受到肯定與尊重，而廉署的舉報、立案、認真查辦的機制也較難動搖，投入廉署工作的人會有一份自豪感，對自己擔負的責任會覺得有意義、有價值、有理想，比較其他職業有更多認同和歸屬感。有認識李寶蘭的朋友說，她純樸，誠懇，低調，踏實。32年的廉署生涯，自然很清楚怎樣嚴格按機制行事，也知道要「達」的是甚麼「標」。七成半廉署人的不滿，中高層當面質疑白韞六的決定，在在說明他們和李寶蘭一樣，要守護廉署的傳承和價值系統。那麼，由梁振英委任的白韞六，是執行梁的意向，還是迎合梁的意向，都已經沒有分別。如果是李寶蘭鍥而不捨地按機制去查某事件，而這樣查又造成大人物的困擾，那就是「達」不到白醞六護主的「標」。事情就是這麼清楚，要「達」廉署幾十年的「標」，就無法「達」以權謀私的「標」。最終，就是人凌駕制度，而制度也就毀壞了。

有人對我說，李寶蘭哭了好幾次，相信她不是為自己失去職位而哭，而是為她一生心血、一生信仰、一生堅持卻毀於一個垃圾狗之手而哭。

哀哉，廉政公署﹗

黎蝸藤 - 南海仲裁案給中國的慘重教訓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13日

歷時三年的南海仲裁案終於在7月12日結束。菲律賓獲得空前的勝利：中國的九段線被裁定無效；位於菲律賓經濟專屬區內的南沙群島和黃岩島的島礁均被裁定沒有獲得專屬經濟區的效力；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包括阻止菲律賓捕魚和和探測石油、建造人工島、以及妨礙菲律賓海警執法，均屬違法；菲律賓漁民在黃岩島有傳統捕魚權利。中國唯一的勝利大概只有亦被承認在黃岩島有傳統捕魚權。

毫無疑問，在這個仲裁案中，中國得到意料之中幾乎最壞的慘敗結果。儘管中國一直堅持不承認、不參與、不接受、不執行的「四不」政策，甚至形容仲裁結果為「一張廢紙」，但無可否認，仲裁庭的判決不但合法，而且這個判例還對以後的裁決具有法律效力。它不僅對南海局勢產生深遠的直接影響，更會影響以後海洋法在其他場合的應用。

中國不應訴是慘敗的主要原因。中國首先錯過了最佳的狙擊時刻──有關管轄權的審判。近幾個月，越來越多的中國（和華裔）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學者意識到，從一開始，中國堅持不參與就是一個錯誤。如果中國參與了管轄權的審理程序，那麼中國可做的事就很多。比如，中國可以有機會挑選自己滿意的法官，以及自己滿意的代表自己的仲裁員。比如，中國能通過技術手段拖延審判的進程，如果能把仲裁案拖到杜特爾特上任之後才審判，那麼就可能游說他撤訴。中國甚至有一定機會說服法官，阻止仲裁進入正式審理程序。

無視國際法程序　顏面盡失

可惜，中國強調不承認不參與，僅僅出台了立場文件。這份文件運用國際法而非政治語言進行闡述，與以前中國的同類文件相比是一個進步，仲裁庭也接納它為中國方面的材料，但面對同樣甚至更有說服力的菲律賓訴訟文件，沒有庭上的答辯，也就不出意料地無法阻止進入正式審理階段，也無法阻止其最終的失利。可笑的是，前兩天，中國又反過來指摘仲裁庭接收立場文件為中國方面的材料「居心可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合中國的心意。

直到去年年底審判程序結束後，中國海南漁業協會、台灣和香港的學者才以法庭之友的身份投遞意見書。台灣意見書焦點集中在太平島是島不是礁的問題上，還比較有力。香港意見書的焦點還停留在仲裁庭沒有管轄權之上，在法庭早已宣佈擁有管轄權並已經完成審判的情況下，它幾乎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在場外，中國除了沿用報紙社論和專家發文「文攻武衞」外，還利用智庫在各國搞民間外交。它們不可能影響法庭的判決。令人遺憾的是，民間外交本來是近年中國的進步，惟在最近鷹派路線支配之下，只帶來戴秉國的「一張廢紙」論。原本應該走柔性親善路線的民間外交，變成「外交部發言人在海外」，完全失去了民間外交的意義，令人加倍懷念剛剛車禍去世的吳建民。

平心而論，即便在實體審判中，中國在至少幾個問題上仍有機會贏。但在庭審階段，菲律賓方面準備充份，發揮精采。在「獨角戲」之下，現場四張空凳的中國的失利也就不可避免了。

中國為無視國際法程序付出慘痛的代價，以後的訴訟可能還會接踵而來。可是，這個判決幾乎剝去了中國的一切顏面，勢必加劇中國與國際法的對抗，為通過國際法解決南海問題帶來更悲觀的前景。

黎蝸藤
旅美歷史學者

陳文敏 - 通報機制

2016年7月13日

【明報文章】港府近日與內地達成協議，改善中港兩地的通報機制，對拘留兩地居民明確訂下十四天的通報時限及內容，這是值得歡迎的。通報以後還有很多問題如家人的探訪、律師代表的權利、拘留的地方、偵查和研訊的進度等問題需要跟進，雖然內地的法律對於部分程序問題已有規限，但內地法制至今的一大弊端是有法不依，或實際執行時與法律條文相距甚遠。若能進一步作定期通報，讓雙方皆可掌握最新的實際情況，將可增強港人對內地制度的信心，亦可助內地加強各級人員更嚴謹執法。

在磋商過程中，寧波公安局一度強硬表示林榮基違反內地取保候審的規定，敦促林返回內地接受調查，並指出「若拒絕，將依法對其變更刑事強制措施」。《環球時報》更指出：「若林泄露了案件的偵查秘密，辦案部門可以提請啟動與香港警方的相關工作機制，對他進行處理。」這種說話，除了令港人對內地制度更沒信心外，也反映了國內對法治的認知的貧乏。

按內地的說法，林已承認控罪，那為何仍要拘留他？若只是候審，為何又說要林返回內地接受調查？調查什麼？這不是和林說要他回港取資料不謀而合？若然如此又涉及越境執法了！

林在內地被拘禁近八個月，這是否已違反內地的刑事程序已經是一大疑問。內地稱林因長期與妻兒不和，加上其他個人原因，不願意將涉嫌犯罪事件告知家屬。這種說法難以令人置信，林在內地被長期拘禁，他寧願在人間消失也不願與香港家人聯絡，指他被公安拘禁後會自願放棄律師代表的權利，放棄與外界接觸的權利，稍有常識的人都難相信這是出於自願。內地司法制度習慣以被告的招認入罪，卻鮮有對供詞的自願性作深入探究，如果內地執法和司法機關不改變處理招供詞的態度，逼供和冤案仍會無日無之。

《環球時報》的說法，則更顯示對中港兩地制度的無知，中港兩地並沒有移交疑犯協議，更沒有香港警方可應內地相關部門要求對港人「進行處理」。這種大有你不回來我便來抓你的心態，不正好解釋李波為何會「被自願離境」？

馬家輝 - 小鎮的視野

2016年7月13日 

【明報文章】臉書上的追求公道，往往是一面之詞，若再加上花生友的推波助瀾，一面之詞變了人多口雜，鬧劇則易淪為悲劇，沒完沒了，跟最初之所謂公道距離愈來愈遠。香港電視新聞相對於台灣，專業得多了，極少把臉書上的瑣碎叨唸轉為「新聞」以擴大渲染，此乃香港之幸，守住了最起碼的底線。

台灣電視新聞頻道幾乎變成臉書和YouTube的轉播台了，十有七條新聞皆源自於社交平台，記者像老鼠般守候於電腦屏幕面前，不斷搜索芝麻綠豆的訴苦議題，然後跟進，然後炒作，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未審先判和小事化大，彷彿這便是「公共利益」，說穿了，其實只像鄉村小鎮的紛爭風波和家長里短。有台灣人經常自詡為「國家」，但電視傳媒所展示出來的氣度卻是「國家的身分，小鎮的視野」，可笑復可哀。

隨手舉個例吧。前陣子某台竟有這樣的新聞：先報道一位十八九歲年輕人在臉書控訴，因請病假而被快餐店僱主責罵和炒魷，年輕人當然回敬毒罵，哭哭啼啼地指控僱主無良，遂贏得臉友們同情兼幫口。記者二話不說，依據臉書資料往訪店主，劈門即問「你為什麼這樣對待年輕員工？」僱主一邊忙着看店，一邊臭着臉地解釋原委。記者小姐，那年輕人才上班數天，工作態度欠佳，昨天竟然曠工失蹤，我到中午才找到他，他就說自己病了，要請病假。請問他臨時請假，又不主動請假，彷彿一切理所當然，毫無責任感，害我在這裡獨力忙到焦頭爛額。如果你是我，會不會炒他魷魚？

電視新聞雖然把店主的回應播出了，但新聞的開始標題和結論取向仍把店主描述為「無良僱主」，只不過輕輕地加了兩句，對錯自有公論，年輕人亦應有責任感之類，任誰看完，皆仍易覺得店主不近人情、軟欺少年，就算是給他們打個三七開、五五開的同情分，各打幾板，亦有可能對店主構成實際傷害，因為少年可以很快破涕為笑，閉門在家打他的魔獸聯盟電玩，店主則仍要打開門做生意，在客人和家人面前形象受損，須花很大力氣始足彌補。

不知道是因為懶惰抑或無知，這類新聞充斥着台灣電視頻道，一段一段的許多所謂新聞只是「消費投訴報道」，新聞頻道淪為八卦小報的投訴版面，不知所謂，不忍卒睹。台灣困局，絕非僅限於經濟低迷和兩岸緊張，更不止於藍綠惡鬥，而更是，專業淪喪，新聞就是表徵。

安娜 - 在漆黑裏

紙上聲色   2016年7月13日

第一次聽到《雪馨》（Shirin, 2008）的梗概時， 真的很難想像那會是一部好看的電影。拍《雪馨》的是伊朗著名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是他令我隱隱相信，這戲背後應有什麼不太一樣、不太簡單的東西。電影長近90分鐘，只拍一樣東西──人的臉龐。再準確一點說，是女性的臉龐，數十個年紀不一的伊朗女性的臉龐。

《雪馨》的處境是這群女性在戲院裏看一齣愛情悲劇《雪馨與庫薩和》，然後電影就逐個拍下這些女觀眾的臉部特寫。我們會在聲軌上不斷聽到《雪馨與庫薩和》的對白、音樂、聲效，但我們對這套「戲中戲」所知的僅此而已；畫面上我們從頭到尾只會看見觀眾們聚精會神地觀看。這樣的一齣電影，你聽上去，會想像到是如何嗎？

世界上好看、精采，甚或是傑出的電影不少， 但若論及《雪馨》，我覺得最適合的一個詞是奧妙。而我覺得能稱得上奧妙的電影沒幾部。要理解這部戲的奧妙，大概可從幾個電影蘊含的弔詭之處入手。這部戲表面上好像很簡單，甚至簡單到可能會令人覺得單調，以為無甚足觀。但《雪馨》真正有趣的地方是在表象之下，是在畫面之外。

臉容說故事

《雪馨》重新提醒了我人的臉容表情本身已充滿故事和戲劇性；沒有堆砌，也沒有傳統的人物個性描寫，清清淨淨的一張純粹的臉，你又可以看出幾多她眸子底下的生命氣息？每張臉都是獨一無二，沒有一道皺紋是一樣的，她們臉上的種種小細節都各有歲月、各有味道。某程度上來說，《雪馨》是用極節約、簡練的手法，去勾探出人最核心的獨特質地。另外，我們看《雪馨》時，其實自然地會隨着它的聲響想像《雪馨與庫薩和》是何等模樣。

《雪馨與庫薩和》是一個膾炙人口的波斯故事，講阿美尼亞公主雪馨與波斯王子庫薩和一見鍾情，經歷幾番阻礙雖能結成夫妻，但兩人最後仍不得善終（庫薩和為親子所弒，雪馨隨夫自殺而亡）。

這裏的《雪馨與庫薩和》當然是一部不存在的戲，我們在《雪馨》中聽見的聲音，都是經阿巴斯精心安排，引領我們去想像一部只存在於我們腦海裏的電影。大概沒有什麼電影能像《雪馨》一樣激發觀眾的想像力──這個詞語所包含的趣味、自由、好奇心、創作精神一一都在電影裏體現了。

BFI推出的《雪馨》DVD，裏面有一個製作特輯，收集了一些阿巴斯拍這部片的片段。其實整部電影都是在一個比普通客廳稍大的空間拍完，器材、工具、攝製人手都相當簡單；然而他的指示相當準確，完全清楚他需要拍下什麼及在演員身上能得到什麼。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這是阿巴斯一貫的命題；《雪馨》貌似簡單實則是由無數調控構成，層層虛構之下卻指向某些極為真實的人情面貌。

一周多之前，阿巴斯辭世了。他留下了許多堪稱偉大的電影，還有一連串無法完全理清的藝術/人生大哉問。幾天前偶爾讀到一句他的話，好想記下：「在絕對的漆黑裏，仍有詩在，且是為你而存在。」有光有暗，就有電影；而我相信在仍有電影的一天，阿巴斯的詩篇仍會流傳，在黑暗裏。

陳漢森 - 讀名校如入名門

2016年7月11日 

【明報文章】好友兒子得入某傳統名校中一，孩子喜極而泣，爸爸說勝過中六合彩，媽媽說比新婚還開心。我不好潑冷水，只禮貌地恭喜他們，但心知道，名校如名門，雖然很多人趨之若鶩，但不一定能令入去的人幸福快樂。

有老朋友名校畢業，後到外國升學，以母校為榮，但那年兒子得升讀自己的母校時，他訓示兒子：「入學後，讀書只能夠靠自己，不要奢望老師，多數老師都很懶惰。」據我在多間名校的觀察，名校老師跟其他學校分別不大，有懶惰的，有勤力的，有優秀的，有平庸的。名校與其他學校的分別，不在師資，而在百年老店的傳統校風，和收生的質素。

雖然不少名校標榜學業成績以外的成就，包括體育、音樂、藝術、科技等，但那些只是少數尖子學生參與的玩意，絕大多數教師、學生、家長最關心的，仍然是考試成績，尤其是公開試成績。名校是競逐成績的鬥獸場，爭排名先後形成超強的壓力，名列前茅和叨陪末座的學生，心情經常處於不安狀態，精神健康需要倍加注意。弱校有欺凌行為，名校中也有，但以精神欺凌為主，對弱者傷得更深。大塘中的小魚，不少需要看精神科。

名校也分階級，有些名校生源主要是中產家庭，而有些是貴族學校。基層或中產家庭的學生錯入貴族名校，與大多數富貴同學會格格不入，很難結伴，畢業後能夠延續友誼的機會都很低。很多名校的師生關係相當疏離，想推動班級經營十分困難，成績為上，其他無閒兼顧云。

悼．Eulogy：電影詩人——阿巴斯與世長辭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最不忍聽見的導演訃聞，伊朗的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走了，享年七十六歲（一九四○——二○一六），跟安哲羅普洛斯同齡。

一）以人為本

一直聽聞阿巴斯籌備到中國拍戲，初步命名《與風同行》（跟他的詩集同名）。主角是酒店清潔服務員，一個人負責打理很多房間。驟聽很合符當今中國人多的「國情」，從小人物出發，亦是很典型的阿巴斯故事。片中將大量說普通話麼？看過《似是有緣人》（Certified Copy）及《東京出租少女》（Like Someone in Love）後，阿巴斯的「世界性」已經不用懷疑。本來極期待一部充滿阿巴斯味的中國電影，惟昔人已乘黃鶴去，影迷的盼望只能永遠落空了。

對阿巴斯而言，語言從來不是問題。他七十年代開始拍電影，最早的短片不依靠對白敘事，短小精悍，角色「無聲勝有聲」。處女作《麵包與小巷》幾乎像部默片，小孩加上狗隻，一頭一尾的對峙，便造就了妙趣橫生處境。第二部《小息》及第三部《經驗》，小孩子都不講對白。當年開始接觸阿巴斯，他的電影打開了我們的伊朗電影視野。他其實有點半途出家，最初是畫畫、搞設計的，六十年代拍了不少廣告片，後來才從事電影。似乎，視覺藝術與廣告的圖像背景，令他一開始拍片已深懂「影像敘事」竅門。

好的電影沒有語言或文化隔閡。他說過這故事，卅年前看到一部法文字幕的西班牙片，片長三小時。他不諳法語，卻津津有味看完，而且急不及待要看第二遍。後來，他讀到翻譯劇本，才發現劇情跟自己理解有出入，但他還是覺得自己的「版本」比較好。他還有另一個類似的半自嘲故事：拍《似是有緣人》時，演員說法語。後來影片在伊朗公映，翻譯成波斯語，他說看後終於知道演員說什麼了。三年前阿巴斯首度來港（看來也是他唯一一次了），在電影學院的座談上，他說拍《似是》及《東京》時，語言全交給翻譯，他只留意演員的眼睛。

因為，阿巴斯「以人為本」，作品最核心的是「人」與「靈魂」。他關心人物及他的處境，《東京出租少女》的老教授與援交少女的關係，並非日本獨有，而是放諸四海皆準。說起來，真是英雄所見，早陣子讀黑澤明的材料，提及他到前蘇聯拍《德爾蘇烏札拉》往事。蘇聯演員說錯了對白，黑澤明立即指出，演員感到驚訝。黑澤明當然不會俄語，他留意的是演員表情變化。在語言不通的背後，人性還有很多共通的東西。

二）電影詩人

阿巴斯對電影的態度非常開明，對觀眾非常信任。他揚言不介意觀眾看他的影片睡覺，也強調電影不一定要「明白」（詩歌及音樂又如何「明白」之有？）。電影出來後還是未完成的，有待觀眾的想像力把它完成。「曖昧」是電影藝術的精神，像上文說對西班牙片的詮釋，充滿無限可能。阿巴斯的電影，是一首首優美的影像詩。

想不出那個導演像他一樣雅俗共賞。要淺白，他的電影橋段全不複雜，適合任何年紀觀眾。《踏破鐵鞋無覓處》（Where’s the Friend’s Home?）是小學生設法把功課本交還同學，翻山涉水，以免第二天他被老師懲罰。《春風吹又生》（And Life Goes On…）是伊朗大地震後，一對父子開車尋找小演員的故事。赤子情深的阿巴斯，把小孩的喜怒哀懼拍得出神入化，惹人憐憫。伊朗的丘壑景致，蜿蜒的「Z」字山路，不僅怡人，還突顯了萬物生生不息——《春風》一點呼天搶地都沒有，災民重建之際，最關心是看不看到世界杯直播。

但要耐讀，阿巴斯同樣可以滿足影迷、認真的觀眾。他堪稱是個電影實驗家，不只故事感人，對形式亦非常自覺，幾十年來不斷拓展電影的可能性。高達說，「電影由格雷菲夫開始，直至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完結。」（Cinema begins with D.W.Griffith and ends with Abbas Kiarostami.）

阿巴斯的實驗焦點，一是「聲音」。看看1982年的短片《合唱團》，撞聾的爺爺在小巷遊走，聽見煩躁聲音，把助聽器拔掉即耳根清靜。卻因此聽不見孫女下課後按門鈴，既有生活味又充滿懸念。二是「剪接」，阿巴斯深明剪接關鍵，活用蒙太奇的「庫勒雪夫」理論。他愛拍車廂內角色對話，對此他有一套見解（參見他的紀錄片《10重拾》）。車內對話是「正反拍」，為了不讓機器穿幫，兩角色的對話往往分開拍，然後再剪在一起。電影中本來很常見，但阿巴斯不厭其煩的嘗試，而且鏡頭組合得天衣無縫，於是變成獨創的簡約風格。他拿康城大獎、挑戰伊朗禁忌的《櫻桃的滋味》，即屬此例。

三）虛則實之

說電影實驗，當然還包括阿巴斯的虛實辯證。

跟larger than life的荷李活截然不同，阿巴斯的電影世界，「真實」已經夠有趣了，不用加油添醋。關鍵只是，如何把真實捕捉在銀幕呈現，於是他發明了各種方法。上文說的車內對話，很多時候，司機位的就是阿巴斯本人，他把攝影機對準飾演乘客的演員，誘他聊天。阿巴斯深信，只要場景、服裝及對白適宜，所有非職業演員都可勝任。多少年來看阿巴斯電影，內心提問最多是「他到底如何做到」？看上去明明是素人，竟又如此真實。當你以為「紀錄」及「劇情」涇渭分明？看看《大寫特寫》（Close-Up）那部「案件重演」吧。

很多老影人眷戀菲林質感，但阿巴斯擁抱數碼科技，因為數碼突破了菲林限制。他2002年的《10》，把兩台數碼攝影機放進車廂，導演及工作人員無從干預（電影人的無上權威被去掉），拍到了真情的母子對話。影像質素在此無關宏旨（阿巴斯絕對可以拍出詩意影像），更重要是，嶄新工具令他前所未見成果。阿巴斯第一次拍數碼，是《櫻桃的滋味》最後段落，第二次是《10》，第三次是《10重拾》，都是普通不過的DV影像。《10重拾》甚至只是一人製作，他把攝影鏡架在車上，開車經過前作《櫻桃》的山路，對鏡頭講他十個電影慨念，是電影學生的必修課。

當然，論阿巴斯的實驗、虛實相應，沒有比《雪馨》（Shirin）更厲害了。源自2007年《給康城的情書》一則短片，一年後《雪馨》發展成長片。恐怕是電影史上的第一次，「長片」的重點不在幕前而在觀眾席上。而當你知道阿巴斯的拍攝手法，他如何把「虛構」的演出、「真實」的情感，投射在一部「疑幻疑真」的故事片中，準會對他欽佩不已。

衷心感謝您，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先生！願您一路走好。

後記：

1）還得感謝電影節，四十年來拓闊香港觀眾目光，阿巴斯即是一例。阿巴斯八十年代憑《踏破鐵鞋無覓處》開始受國際關注，電影節同步引進。沒有互聯網年代，不透過電影節，我們不容易知道阿巴斯。影節的譯名也好（邁克的妙筆？），「踏破鐵鞋無覓處」、「春風吹又生」各有諺語典故，配上電影後一語多義，比直譯優勝。《家家家課》初看有些莫名，至今亦根深蒂固了。

2）阿巴斯離世消息發布當天，網台新聞有報道。然網台新聞提及《櫻桃的滋味》，說「一個想自殺的人因為遇上不同的人，而漸漸體會生命的意義」，顯然捉錯用神。阿巴斯電影的敘事，從不談這種淺薄的因果與教化。《櫻桃的滋味》難憑三言兩語總結「意義」。不過回想正好，媒體的急就章訃聞有誤，不多不少說明他的作品別樹一格，難以歸類。

3）2013年阿巴斯來學院出席座談會，師生如沐春風，至今歷歷在目。我們在台上主持，同學傳上紙條問題。最後一問是：「至今你有沒有什麼遺憾？」阿巴斯謙厚，說沒有滿意作品。他絕少重看自己電影，唯一例外是《櫻桃》及《雪馨》，不是因為自己，而是角色很有力量。座談會趣事一則，坐在導演旁邊的四維出世努力翻閱問題紙；阿巴斯回答時，輕輕的挖苦他一下：嘿，這個人問問題又不聽答案。全場捧腹大笑。會後我們說，不是人人有機會被阿巴斯嘲笑過的，這下可說是成就了。

文：家明
編輯：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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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出世 - Too Soon for Goodbye

論語電影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敬愛的基阿魯斯達米先生：

記得首次見面時，你着我們不要這樣稱呼你，叫你阿巴斯就可以了，真沒想過，平日在照片上總是架着黑眼鏡，表現冷峻而酷氣的你，會是那麼平易近人。

沒法子相信，幾天前看報得知你離世的消息是真實的。2013年的夏天你隨着硬照攝影展首次來到香港，電影節也為你特事特辦了座談會，且還應邀來到演藝的電影電視學院給學生們上了彌足珍貴的一課。早前在網上得知因你腸道有事昏迷入院，本以為你能熬得過來的。來自伊斯蘭的國度，百無禁忌，吃飯第一口就是燒肉，這口燒肉多多少少跟胃腸癌有點關係。那次有緣有幸能與先生近距離對談，沒想到三年前的初遇，卻成永訣。

那天見到先生你，雖已七十多歲，可精神煥發，健步如飛，甚至可說有點精靈鬼馬，怎樣說也不能跟死亡兩字拉上任何關係，當時想，以你的樂觀與精神狀態，少說也可拍多十來廿年的電影到八、九十歲。萬萬的沒想到，那年上映的《東京出租少女》，已是你的最後遺作。

先生離去後，在當今世上可稱得上是電影大師的人，真的是一隻手掌五隻手指數得晒。相對於高達（Godard）的詩化影像和對電影語言格新的追求、荷索（Herzog）的影像意志、艾里斯（Erice）的含蓄內斂、塔爾（Tarr）如影若舞的長鏡頭和馬力克（Malick）意識流水行雲般的敘事，先生的電影，永遠來得平易近人，好像每一鏡頭都沒啥特別，可是加起上來的調度和蒙太奇，想像和引申，可謂次次有驚喜。

人選擇電影，電影選擇人，對於先生，後者應更為真確。因為工作的關係，你需要拍一些以兒童為主題的短片，相信你拍第一部短片The Bread and Alley（1970）的時候，你並沒有想得太多，只是把小孩子在後巷對一頭看門犬的恐懼拍出來。事情往往是，當你在工作時，你便知道你擁有某些別人沒有的才華，如構圖擺鏡頭的能力、捕捉現實的能力、重組故事的能力、調度的能力、觀察自然的能力、控制節奏的能力、給故事的困局找出最自然解決辦法的能力等等，這些自知之明，能令你一步一步的走過來。

你的電影，活像電影的教材，你教曉我們，電影可以是什麼。尤其在今天，有電腦合成的技術，有什麼鏡頭、場面不能做？可電影非關這些，不單只是單一鏡頭帶來的震撼，電影是所有元素相加、整個歷程所帶來的衝擊。你的電影，製作上看上去很容易，可是創作上是絕對的困難。怎樣從現實中取材、重組、延伸，才是最困難的。再者看似簡單的影像捕捉，也不是每個人也可擺到這些機位捉到那些構圖，看過你的攝影展，便明白對自然有所感通的人，才能夠捕捉這些鏡頭。

要說你的電影，不得不提《大寫特寫》（Close-Up，1990）。電影的偉大之處，非單只擷取現實，而且是介入現實，改變現實。影片是一件真人真事的新聞誘發，故事的主人翁Sabzian有天乘公車時在看電影導演麥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的劇本，與鄰座的女士搭訕時冒認是該導演，然後應邀到她的家庭探訪、暫住，更說可以給他的兒子拍戲，後來東窗事發，被拉了進差館。先生你看見新聞，立刻拉了攝影隊到現場，說要採訪拍攝紀錄片，就這樣，你把各人的訪問、法庭的審訊、Sabzian的自辯，一一記錄下來，再安排麥馬巴夫接Sabzian出獄，到事主的家庭請罪，然後將所有的片段記錄整理，竟然可以剪輯成為一部經典作。

於苦主家庭而言，Sabzian可說是白撞，存心欺騙；於Sabzian而言，他只是想跟人認真嚴肅地談論電影藝術，且事主家庭亦沒有經濟損失。可是先生的介入，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變成知名的電影，各家庭成員變成電影演員，把Sabzian所說的空話，紛紛兌現成現實的一部分，從涉嫌詐騙變為沒有欺騙的成分，電影之乎社會，你教懂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大寫特寫》是你唯一非直線線性時間的電影，你說本來倒敘非你的原意，事緣有一次在影展放映時，放映員把菲林的本數放錯了（DCP年代可沒有這個美麗的誤會），把故事由記者伴隨警員到事主的一家開始，可是你發覺故事這樣起始更迷人。永遠持開放的態度，是創作者必備的條件。

記得你說過，你很少重看自己的電影，惟二之一是《大寫特寫》，其二是《雪馨》（Shirin，2008），因為你說這其實不是你導着演員去演的。你說，看人的表情真耐看。對人永遠留有好奇、謙卑及關愛之情，是我輩永遠要學習的地方。

你說過，《雪馨》當屆得不到評審的青睞，是你走得太前，相信你離去以後，歷史會證明，此話非虛。

你最後的兩部作品《似是有緣人》（Certified Copy，2010）和《東京出租少女》（2012），都是拍攝伊朗境外的故事，這是安東尼奧尼以降，能在自己的國土以外，仍然能夠交出傑作的作者。可以洞悉世情，人情練達，能夠從人的生活中，觀察到最宇宙性的東西，且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尊重，這種能耐，學一輩子也學不完。

沒有機會看到你在中國拍攝關於清潔女工不可能的愛之故事片Walking With The Wind了。如果能夠拍成，應該是「中國電影」的里程碑。你原計劃共長24小時1分鐘的短片集成24 Frames Before and After Lumiere，不知有沒有機會看到一鱗半爪？

生命無常，相聚相知的時間永遠太少，要這樣說聲別矣，也真是來得太早。

謝謝留下這麼多傳世的作品，讓我們在孤獨的長夜中，給我們生存的信念，知道電影是什麼，人生是什麼。

It's Too Soon For Goodbye.

一路好走。

一位影迷

2016的炎夏

文：四維出世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Abbas Kiarostami (1940-2016)

法式考卷：法國高考哲學科演繹課五 法律即正義？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簡介：

哲學是每年6月法國高考開考的第一個科目。哲學是必修科，每年約有60多萬名考生參加哲學科考試，4小時內，考生須從3條題目中選擇一題作答，撰寫一篇數千字的論文。本系列會挑選一些練習試題或昔日試題，參考法國學者的答題建議，引入香港讀者熟悉的例子來演繹，希望藉此說明，哲學科不是純粹法國人的專利，而是訓練人們思維的普遍方法，可以增進對人生和世界的了解，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成就民主社會的公民性格。

在1845年的7月4日，著名的美國哲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選擇移居到瓦爾登湖（Walden）靜思，過了兩年多簡樸的生活。那一天，正好是美國獨立日，梭羅選擇當日離群索居，並非如他所說的「偶然」，而是不滿足於表面上美國掙脫英國殖民統治，但實質上人們未獲得心靈的獨立。六年來，他拒絕向政府納稅，以示反對美國對墨西哥發動戰爭及當時仍然存在的奴隸制，結果被捕入獄。在著名的〈論公民的不服從〉中他說過：「一個人應當怎樣對待當今的美國政府呢？我的答案是，與其交往難免有辱人格。我絕對不能承認我的政府這種政治組織，同時是允許奴隸制的政府。」為什麼好端端一個哈佛畢業生和知識分子，甘心反對政府直至下獄？因為梭羅認為，遵守不公義的法律等如背棄良心而行，所以他說「我認為我們首先要成為人，再作一國之臣民（subject）。對正當權利的尊重優先於對法律的尊重。」換言之，法律和公義不必然是一致的，要成就公義，就不能遵守不公義的法律。因為「有法必依」就等如盲目服從一切法律，人就成了臣服於政府之下的臣民，而不是有獨立判斷力和有良知的人。值得追問下去，法律和公義的分別是什麼？為何法律不必然和公義一致？

題目：遵守法律是否足以達至公義？

法律建基於人權

很多人都會覺得，良好的法律和守法的公民，構成了法治社會，這就已經足夠了，公義並不是時刻需要關注的事。這種想法不無道理，而且植根於現代政治哲學。一般來說，法律的特點是有強制性的和普遍性。強制性是指限制人的自由，假如人們違反法律，原則上可以受到法院懲罰。普遍性是指對所有人平等地有效，任何人違法都會受到同樣的懲罰。換言之，法律平等地限制每個人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沒有一個人比另一個人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這還不足夠界定法律。設想有一條法律禁止人民出版讚揚政府的書籍，這條法律對所有人都有強制性，但我們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人們有權批評政府，卻沒有權讚揚政府呢？大概沒有一個國家會訂立如此奇怪的法律而不受到非議。須知道並不是任何內容都可以寫入法律，法律的內容必須保障人們行使其基本權利。如果有些人認為社會上太多人虛偽地讚揚政府，因而提議立例禁止人們讚揚政府，這就很明顯剝奪了人民自由表達言論的權利。反之，如果有人認為社會上批評政府的聲音過多，建議立例禁止出版批評政府的書籍，同樣限制了人權。現代政治哲學有別於古代，正在於今天我們認為法律必須建基於不可剝奪的人權，因而必須限制任何妨礙行使人權的行為，如謀殺（剝奪他人的生存權）、強姦（剝奪他人自由行動的權利）、偷盜（剝奪他人的財產權）以至賄賂或政府貪污（剝奪平等就業的權利或踰越政府的權限）。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律建基於權利，可以體現平等，當每個人的權利都受到保障，就是公義的社會。

有限度的公義

這樣看來，法律好像跟道德無關，因為法律帶有強制性，但道德並無強制性，法律建基於人的權利，道德則來自人的自主，屬於個人的事。讓我們想一下，如果社會上有些人做了不道德的事，但沒有被法院裁定犯法，這仍然是個公義的社會嗎？英國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詹姆絲（P. D. James）在《有限度的公義》（A Certain Justice）裏，講述一個非常幹練的律師Venetia Aldridge，經常為殺人犯辯護，洗脫罪名。她有精密的頭腦和過人的口才，為了攀上事業的高峰，創造不敗訴的紀錄，不惜漠視兇手有否真正犯過罪的證據。可以說她不把法院審判視為達至公義的程序，而是律師的才技表演，她希望每場官司都成為精彩和招人羡慕的演出，因而備受同行鄙視。有一天，她成功地令客戶Garry Ashe洗脫殺人罪名，但是旋即被人報復，命喪於自己的辦公桌上。警方探員Adam Dalgliesh着手調查其死因，最終發現了兇手的行兇動機，卻苦無證據起訴，殺害律師Venetia Aldridge的兇手逍遙法外，如同她辯護過的疑犯一樣。作家詹姆絲因而寫道：「人類的公義必然是不完美的。」書名《有限度的公義》帶有兩重相反的意思，一方面公義不能完全體現，只能某程度達至，另一方面公義是確定不移的。

審判不能排除疑點

詹姆絲的小說純屬虛構，讀者好像比法官和探員看得更清楚，但現實往往未必那麼容易真相大白，公義是確定不移抑或難以體現，卻是個不能逃避的問題。近年台灣引起重大爭議的鄭性澤案，就帶出了法律能否帶來公義的難題。在2002年，鄭性澤被控謀殺警察，被判死刑。他多次在庭上宣稱無辜，被關押十四年後，法庭宣布需要再考慮新證據和疑點，被告暫時釋放。十四年來也無法百分百斷定鄭性澤是否殺人兇手，如果最初依法處決了他，萬一後來發現錯判冤案，就說不上是公正的審判了。這件案件說明了法律和公義之間的難題，法律條文雖然是公正的（普遍強制和保障人權），但是人們執行法律的過程，卻可以出於種種原因，未能彰顯公義。這就帶出了公義的另一種含義，嚴格執行法律不必然完全體現公義，因為看似普遍的法律在應用時跟個別情况有關。

社會公義和公正人格

談到法院判決不必然彰顯公義，許多人就會覺得，法官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來判決，怎會不公正呢，如果我們不接受法院的裁決，這會否變成墨子所講「一人一義，十人十義」，公正彷彿失去了客觀的準則？這種想法其實隱含了法官可以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判斷事情是否公允，跟古希臘的卡利克勒（Calliclès）的主張有若干相似之處。

在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對話錄裏，卡利克勒認為，社會應由強者統治弱者，「當強者統治弱者，且擁有更多，這才是正義的特徵」。如果是這樣的話，強者是否可以為所欲為呢？強者決定的事情，是否必然是公正的？用今天的話來說，為什麼法官或社會精英可以完全決定一件事是否合乎公義？他們是否沒有錯判的可能？他們是否不會帶有任何偏見或徇私枉法？蘇格拉底反駁卡利克勒的看法，主張公義最根本的意義，既不在於一般人以為的法律層面，也不在於卡利克勒所講強者統治弱者的社會裏，而在於人的靈魂，在於人格修養。一個人應當培養節制（tempérance），讓靈魂中的理性駕馭不理性的欲望，不至毫無節制的追求權力、財富和榮譽的滿足。不論強者或弱者，貴族或平民，每個人都應鍛煉其理性，不讓其欲望橫衝直撞。只有當公民培養出公正的人格，才能構成公義的社會。換言之，公義並不是純粹屬於法官或專業人士的才能，也不是制度層面的法律，而落在每個人的品格。當人們僅僅做一個守法的公民，而不注重自身的靈魂，也不對其他公民做出公正的事，就不能造就公義的社會。

承受不公正無可避免

蘇格拉底甚至認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們即使承受不公正的事情，也不應做出不公正的行為，因為即使承受不公正，起碼沒有縱容自己的欲望，違反自己的理性，但是做出不公正的行為，不僅有可能傷害他人，更重要的是損害了自己的人格，這是終身難以擺脫的陰影。在詹姆絲的《有限度的公義》裏，探員Adam Dalgliesh最終查出了殺害律師Venetia Aldridge的兇手，但是控方無足夠證據檢控，法院自然無法宣判兇手有罪，他雖然承受着社會不公正對他作為執法人員的諷刺，但是他並沒有做出不公正的行為，例如捏造證據控告兇手，或者威迫兇手認罪。反而，律師Venetia Aldridge為了個人的名譽，歪曲真相來幫助兇手脫罪，不僅令死者含不白之冤，得不到公正的裁決，更為自己造就不公正的人格，任由欲望牽引生命。

公義不可以個人化

按蘇格拉底的想法，公正並非沒有客觀準則，關鍵之處是人們是否活得公正，不對他人做出不公正的事，追求真理而非滿足於人云亦云。現代的法律制度雖然行之有效，但似乎不能撇除公正的人格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為了追求公義的社會，卻對他人做出不公正的事，例如歪曲真相來抹黑他人，甚至不惜傷害他人來達成目標，我們還會認為這是一個公正的人嗎？很多人會因此回答，要造就一個公義的社會，首先要做一個公正的人，在修養好自己的人格之前，不應去管社會的事務。如果是這樣的話，就等如把公義的概念完全個人化，變成個人的財富那樣來管理。然而，不論古今哲人，公義是不可以個人化的，追求公義甚至要冒着不確定的風險。一方面，孟子就說過：「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造成暴政之人不配享有君主之名，而是阻礙仁義實現於天下的暴徒，天下的仁義凌駕個人的職位和權力，去除暴君不是為了自己掌權，而是盼望令社會變得更加公正。從現代法治的角度看，大概應用法律處罰取代弒君或復仇的做法，以保障他人的生存權。另一方面，蘇格拉底並不是說，我已經活了公正的一生，你們好自為之，雅典變得怎樣與我無關。與之相反，他用理性的辯論來反駁卡利克勒所代表貴族社會的主張，指出任何人也無法脫離社會而獨自過公正的人生。當社會變得不公義時，人們就得承受不公正的對待。

反抗不公義的法律

在這個意義下，梭羅退隱瓦爾登湖，並不是為了追求個人享樂，以為可以完全擺脫社會不公正對他的影響，反而是在離群索居期間，從日日如是的生活裏抽離出來，暫時擺脫人際關係和社會經濟對人的羈絆，培養出自信自持的態度（self-reliance），信任自己的判斷，堅拒迎合（non-conformity）社會既定的看法。梭羅的退隱行動活現了個人和社會之間的不可須臾離的關係，追求公正的人生和公義的社會是一趟異常艱辛和不確定目的地的旅程。他採取了公民不服從的行動來追求社會公義，並沒有像某些人說「破壞法治」，令世人從此不再遵守法律，反而把法律和公義的相異之處帶到人們的視野裏，遵守法律不是理所當然的，人民有義務反抗不公義的法律。正如他所說：「政府的權威，即使是我所願意屈從的……也依然是不純粹的：要嚴格地體現公義，政府的權威必須得到被治者的制裁與同意。」

註：為簡便起見，本文把法文和英文 justice，按流行用法譯為公義、公正或正義，三者意義等同。

（系列完）

文：劉況

編輯：劉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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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死在家，可以嗎？ 重新審視臨終護理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我們常忘了，自己會死。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死？電視劇中，癌病主角在戀人懷中安詳去世，淒美的音樂同時安撫着觀眾，但現實是，戀人之後應該會好麻煩，首先要報警，程序上要解剖，以調查有否他殺或其他過失可能；又譬如，若然想以在自己的牀上一直睡下去的方式離開人世？現今法例下，想要在家離世，必須有醫生在兩周前探視，去世時為你簽發死亡證明，否則就得報警進行刑事調查，並解剖屍體。事實上，香港九成人都是在醫院過世，臨終前可能還聽到儀器響個不停，鄰牀病友的呻吟，醫生緊張急救，往往寫下戛然而暴烈的句號，且讓香港落得「死亡質素指數」排名落後的景况。

《經濟學人》去年公布的「死亡質素指數」，分析全球八十個地方的善終質素：英國排第一，台灣排第六，新加坡排十二，香港排第二十二。不過，政府與醫療界正在積極思變，計劃推動在家去世作為臨終病人的一個選擇，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正進行研究，審視香港的醫護體系，臨終照顧是重點之一。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該院院長楊永強接受專訪時說，即將呈交的第二期報告將研究國際及香港的臨終護理，並提供在院舍及在家離世的法律、運作模式建議。

世界各地的人死在什麼地方？

在討論香港的情况前，先看看外國情况。

英國：着重臨終享受 聽音樂嗅香薰

英國的院舍機構指出，不少現時在醫院的病人，其實希望在家或院舍離世。因此，政府為這些末期病人提供大量支援，派紓緩治療護士上門護理，助病者減輕症狀、痛楚，亦提供心理輔導。在英國修讀腦退化症碩士的崔志文說，醫生會向家人解釋病者未來的身體轉變，作為「mental rehearsal」。「他們有清晰指引，如儀器上顯示什麼數字，要怎麼辦，香港沒有指引，家人第一件事就是報警。」此外，英國的National Health Service（衛生局）有指引，定立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時必須醫生在場，醫生亦需要遵守AD，由法定機構監管執行，而且英國中小學將生死教育納入課程，着重人的選擇權及臨終享受（pleasure moment）的權利：「就算臨終，也不是什麼都不做，他們還讓病人聽音樂，嗅香薰。」

台灣：醫護上門紓緩不適

台灣推行全民健康保險制，紓緩治療的費用也包括在保險內。醫護團隊會上門助病者減少痛楚、不適，護士會為病者更換人工管道、洗傷口、灌食、洗澡、採集化驗樣本等，並指導家人日常照顧、提供輔導、善終準備。台灣提倡市民定立「預立醫療自主計劃」，更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鼓勵末期病人立意願書選擇紓緩治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並將之註記在健保資料系統，方便醫生得悉及執行。此外，台灣於二○○○年將生死教育列入中小學課程，有教授設計教材，推動巿民及早籌劃死亡。

香港呢？拒去醫院

報警、調查、申請剖屍豁免

其實，香港起步比台灣早，是首個將紓緩治療列為專科的地區，但要做到容許更多病人選擇在家中過世，不論法例、醫院資源都要改變。如上所述，現行規定要有醫生在兩周前看過病人，上門簽死亡證明，但現時家庭醫生或公立醫院醫生都沒有上門應診的習慣。所以，現時如病人拒絕去醫院寧願在家過世得要報警，在社署旗下的安老院過世亦然，警方按程序需進行刑事調查，家人需申請豁免剖屍。

今年七十歲的楊永強笑言自己也是長者，他說醫院不是理想的離世地方，稍後提交給政府的報告，將包括在家及院舍去世的可行模式，例如是否需要修訂法例，如何提供社區支援，如何增強人才培訓等。他舉例，末期癌病人一個好重要的治療是紓緩痛楚，新加坡的醫院會給病人一個藥盒，內有貼在皮膚的嗎啡貼止痛，於是在最後的日子不用返醫院。

暫時香港並無大規模研究了解市民對在家去世的意願，稍後會進行電話調查；楊永強表示知悉香港的文化忌諱死亡。他在馬來西亞出生，他的父母去世後，會將遺體帶回家，在家做喪禮儀式。「當然在馬來西亞地方較大，在花園擺，人們來坐夜，所以是很不同的文化。日本以前也很多人在家去世，本來有八成，最近雖然跌到約百分之二十五，但仍比香港高，香港直情不會考慮。」他相信有關文化可以漸漸改變，強調是要給病人一個選擇。

危急關頭 做不做治療？

訂立預設醫療指示

要計劃好，就要及早開始。就算身體健康的巿民，在變成「病人」前，也可透過預設醫療指示（AD）及「預立醫療自主計劃」（Advance Care Planning），及早安排危急關頭的治療意向。「當你去到末期，好危急時，你根本不會有時間思考。在危機前，我會否想將來如何？想不想有好多不必要的治療？例如插喉、吊鹽水、心臟停了要去『搓』心肺復蘇是很傷害性（traumatic）的，我們做醫生時，好多時『搓』到斷晒骨。當我知道時候差不多了（When I really know that my time has come），這些治療你還要不要做呢？」

不過，他也坦言，醫護人員對AD有不少疑慮，例如醫生會擔心按指示不施救會負上法律責任。那麼，要不要像外國般立法，進一步保障醫生？他則說，立法只是其中一步，「以前很多香港人都在家過世，但要讓巿民可選擇在家過世，還需法例及社區資源配合」。有研究指出，香港人去世前六個月平均要入院三次，約住院二十八日，因安老院舍缺乏醫療支援，長者若有發燒、氣促等病痛，便會送院。「在醫院過身的，有近四成是由院舍來，因長者在院舍有什麼病痛，他們處理不到。」

現存問題：浪費醫療資源

《經濟學人》報告中提及，香港的不足之處在於公共醫療的開支、透過研究進行的政策評估及提供紓緩治療。楊永強說，紓緩治療不只是減少痛楚及不適，更是心理、社交、靈性支援。「其實好多人入院，醫生的維生治療根本作用不大，因我們都知道，只是時間的問題。」他說，現時不單是浪費了資源，更是對病人不必要的干預（interventions），「病人都好痛苦，如何計劃得更好？（how to plan better?）」另外，楊永強相信，公共醫療資源雖然緊絀，透過精簡架構與服務重組可改善服務。

資訊不知何處尋

支援在家療養的資源其實不差，巿民可向社福機構申請，有護士、物理或職業治療師家訪，減少痛楚及不適，並減用有副作用的藥物。此外，社工亦為病者與家屬輔導，為離去作準備。陳曉蕾說，外國有的，香港全都有，質素不差，還比外國便宜，基層也負擔得來，只是大家沒留意。「但去到實際操作時，你住邊區，不同的（醫管局）聯網，也有不同的服務。」她形容現在的紓緩治療資源有如「大筲箕」，「有好多個洞，不知道去哪裏找，例如醫院有房可讓人臨終去世，但可能護士都唔知。」巿民通常由醫院取得資訊，但現在是連醫護人員都不重視。

如果有得揀……

楊永強：「如我將來過身，我都想在家過身，it' s a much better place。在醫院好foreign environment，在醫院，你知道擠迫到什麼地步嘛，所以好難在醫院有quality of death。」

楊永強自從離開政府，同時亦遠離公眾視線，濶別多時，今天見他依然一派風度翩翩，談笑風生，充滿幹勁。這天的話題是死亡，他說，退休後，突然有天發現甲狀腺分泌過多，讓他開始想到人的脆弱，自己生命也有完結的一天。「但你怎麼知道自己幾時死？死亡是生命的歷程之一，是你要活出最好的生命（living your life to the fullest）。就算死亡，也要講生活質素（quality of life）。在你死之前，其實你還活着。」

崔志文：「我當然想在家終老，我想，我會在臨終前已佈置好地方，講給家人知我想有什麼形式，例如播一些我喜歡的音樂，選一些我喜歡的衣服離去，因身邊的一切都是有情感記憶的，這樣可以陪着我行最後一段路，無憾。」

曾於大專任教老年學課程，註冊社工崔志文說，「很多老人家說，聽到醫院的儀器響聲好驚，好困擾，在家照顧有個好處，無得預先同人比較。假如你有大腸癌，其實情况未必咁差，但見到對面牀都有大腸癌，又插喉又『搓』，心情都會好差。」

大眾負面看死亡 仍需教育

他說，不少國際研究都指出，病者希望在熟悉的環境中離開，但不一定在家，可以是院舍。要鼓勵大家在家終老，有數個問題要處理。第一是老人家覺得「唔老嚟」。「老人家連骨灰都不想放在家裏，覺得對家人不好。有人講，若死在家中，會變凶宅。在香港社會，暫時仍覺得死亡不是太正面的事，要教育大家，死亡不是正面，但也不是負面，是中性的，是人要經歷的階段。」

此外，紓緩治療涉及預設醫療指示，他認為要清晰定義「末期」、「維持生命」等關鍵詞，例如家人會認為末期是身體完全不能運作，但醫生說的末期是病理診斷，病人或許仍活動自如，故宜由專業人士定義，再教育公眾。現時預設醫療指示沒法律效力，有不少個案，是家人推翻病者的指示，因此他建議增加心理支援，訂立指示時，有社工或護士與病人商討如何邀請家人參與。

陳曉蕾：「我要看是什麼病，就算是癌症，也要看是什麼情况？我是否有自理能力處理？如果病症的症狀自己無得處理，就要專業處理。但如果照顧可以應付，當然是在熟悉地方（去世），同我喜歡的人一起，可以好warm（溫暖），而非好醫療化、冷冰冰的醫院。」

陳曉蕾在寫的新書，正是講病重臨終安排。「未來十年要推（在家善終）的話，我都幾樂觀。」她說，無論政策、學術、社福資源、未來長者的教育程度及經濟能力，都在改變。「香港其實法律上可行，現實中也有人做。」聯合醫院有先導計劃，由醫護人員上門，讓病者在家去世，當中不乏公屋住戶。

倡引入新工種 照顧臨終者

「最大的問題是誰來照顧。不是很多人留意到，最後的時間很短，癌症都是一兩星期。」對政府而言，推動紓緩治療的財政負擔也較輕，「在醫院過身其實非常貴，若將資源轉為支持醫生、護士上門，請護理員照顧最後一個月，若是癌症，以星期計，其實花得不多。現時只得普通家務助理或註冊護士，當然貴。」她建議引入半專業的新工種，概念有如陪月員，但需接受相關訓練。

區結成：「如果我唔想我最後那幾星期、幾日在醫院一個嘈吵、擠迫的病房，每日只准探四小時，這樣的情况下，有幾嘈吵或幾孤獨地走，我可能會prefer（選擇）有其他方式，這應該係有好多選擇。」

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區結成醫生認為，引進在家離世是「應該做的方向」，「當然香港有好多限制，屋企這麼狹窄，好難在屋企照顧病重的人，有些屋企更不想（病人）死在屋企，然後層樓唔值錢，法律上也有好多嘢限住。香港不能照搬外國，但我相信我們應該有選擇。」

他說，在家或院舍離世，也能讓醫院沒那麼擠迫，西班牙有教授請醫生評估數個病房內的病人什麼時候離世，證明醫生的估計頗準確。「一個病房，你以為是急症、救傷扶危的病房，裏面原來有三四成的病人，半年一年內會去世，若是這樣，為什麼醫療模式不是幫他們面對最後半年的生活、最需要的care（照顧）？為什麼不是問他想要什麼？」後來這位教授說服一些醫生，在急症環境中做紓緩治療。

「這在全世界也是一個趨勢。我們這時代，意識上好過以前。美國在最近十年，法例上准許做善終照顧的中心，醫療保險可以cover（承保）。短時間內，善終中心就去到一個新階段，好多人選擇到這些地方度過最後的日子。如果健康保險包的話，就可以處理到這問題。」他認為社會在轉變，「所以楊教授的報告出來能得到迴響，政府和出面服務團體積極回應，香港是有可能去到另一個階段。這令香港醫療平衡一點。」

文：黃熙麗

圖：林俊源、資料圖片

編輯：屈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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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道達人區結成：重提初衷 醫療以人為本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在立法會恢復改革醫委會的條例草案二讀那天，任職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的區結成醫生在總部辦公室，跟我們由白天談至黑夜。

不過，對於議會內外的爭拗，區醫生其實沒評論太多，只道如果我們追溯這草案提出之始，大概會看出如今的局面其實是信任的問題。

二○一六年，他說是特別的一年。

這不是因為醫學界在時代洪流裏冲出了撕裂，而是因為這是區醫生退休之年，也是他用十年時間醞釀的新書《時代與人》面世之年。

尚有幾個月才退下崗位的他避談身處的體制，但興致勃勃地分享寫書時看到的醫院故事——從中世紀修道院模式的收容所，說起現代醫院的根源，其間穿插推進歷史發展的醫學先鋒，如此聽來，難免讓人像他弟弟區樂民般疑惑，區醫生是否在說沉悶的歷史？

這倒未必，在一個個歷史故事背後，聽出的是他處處對現今醫院發展的思考，盼望在醫院談論先進的同時，要設法保存醫療的初衷。

「雖然我有點懷疑，提醒人莫忘初衷有沒有用。這個時代，哪有人會聽你說關於道德的提醒？」

科技愈進步 臨牀關懷愈忽略

重提醫療的初衷，區醫生沒抱太大期望，是因為他知道早在二十世紀開始甚至更早，不少學者與醫護已先後論說過，「一直以來，不少人推動『以病人為本』的治療，期望補救『以科技為先』的現代醫療不足，只是這些努力跟科技的力量差距很大，有時甚至淪為口號與點綴」。他拿起一本舊書《醫療的目標》（The Goals of Medicine），出版年份是一九九九年，「我想告訴你，這說法有多老，這作者提出的時候，已不是新題目」。每一個年代，都不乏提出批判的人，嘗試把醫療人文、醫療倫理帶進醫學界討論，九九年的美國，醫療發展圍繞維持生命的科技研發，用機器延續壽命、體外血液循環系統、器官移植，「他逆着社會潮流，提醒要小心科技變成一種狹義的進步」——醫療科技沒錯是不斷進步，但這種進步是否真能幫助病人？「人生最後階段，應該得到好好的照顧，所謂的好，是什麼意思？當時實際的情况是，垂危的人一旦出事，就用科技延續壽命，再出事，再用更多科技。這是不是對人最好？」

人文醫學 提倡關懷

思考醫學倫理、着重醫生與病人的關係、追溯醫療的關懷基礎，我以為是由於區醫生出身老人科，耐性、溝通、安撫，讓他體會親自接觸病人的重要。不過，他回想自己的路，認為自己在選擇老人科以前，早已模模糊糊地走上關心人多於科技的路。

到牀邊聽肺 是一門技藝

七○年代，區結成在喇沙中學畢業，到美國布朗大學讀醫學院。選擇科研先進的美國，是一個偶然，但布朗大學卻是他的意願，「我的中學同學，不少早就談論到外國升學，說外國的liberal education是很好的人文、自由思想教育，當時我很想接觸。布朗大學的人文學科，在美國最有名，當時新成立了醫學院，我就申請入學了」。他一邊讀醫，一邊讀哲學文學，不過美國的醫學，還是無可避免地傾向研究多於接觸病人。他記得，他很早就開始讀研究文獻，跟教授討論的都是研究上的事。後來回香港考執照試、接觸英國的醫學傳統，才重新去學在牀邊如何摸病人的內臟，用手去感覺腎的大小，雖然那時已經有了超聲波、X光。「美國不是不教，而是教得很少，病人來到，很快就讓他們去照晒所有嘢，怎會讓你仍然在聽來聽去、摸來摸去？但英國那一套不這樣認為，在牀邊花點時間去聽肺，那技藝是重要的。」

照顧模式先進 在於看見老人需要

八二年，回港後，他第一份工作，是在啟德附近的難民營做醫生；兩年後，取得香港牌，便在瑪嘉烈醫院的老人科做實習，遇上師承蘇格蘭愛丁堡的老人科醫生，算是他的啟蒙老師，其後區醫生也到了蘇格蘭愛丁堡皇家病院受訓。雖然曾經逗留過，但在閱讀歷史的過程中，區醫生重新認識這所病院，故事卻從荷蘭說起——十八世紀初，荷蘭萊頓大學譽滿世界，後世歸功於一直堅持牀邊教學的醫學教授波哈維（Herman Boerhaave）。他的影響力遍及歐陸，大量外國學生慕名而來，當中三分之一來自蘇格蘭。「那些學生回國後，要在愛丁堡建立最好的醫院和醫學院，特點是兼容並包，不完全立足於教會、宗教理想，帶點世俗化色彩，是少有收生不問社會階層，這在當時極講求階級的英國社會是很破格的。牛津劍橋？你若不屬於上流階層，根本無法入讀」。區醫生說，蘇格蘭的醫學傳統，着重人文與關懷，這反映在老人科尤為突出，照顧模式非常先進。「蘇格蘭先於其他地方說如何評估老人的需要，單是身體檢查並不足夠，而是全面評估他身體的功能；它也是最先為老人發展日間醫院、討論讓老人科與骨科醫生合作治療老人骨折的問題，這些現在香港也開始做、變成了常識，但在當時來說是很先進，先進不是在於科技尖端與否，而是他們看到老人的需要，想方法幫助他們。」他說，尤其他做的是老人科，體會到牀邊接觸其實對病人有一種意義。「即使只是把聽筒放在他胸膛、請他吸氣呼氣，如此簡單的過程，也是一種關係。」

追溯歷史 反思醫院變革

因為想要尋找醫療初衷，區醫生翻開跨越幾百年的歷史、閱讀了上百個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醫院故事，想要知道現代醫院的起源究竟從何而來、怎樣演變、過程中人類有過什麼反思。他的書，從中世紀開始寫至近代，追溯現代醫院的雛形其實是中世紀附設在修道院、宗教情懷濃烈的收容所、醫療所，當開始步入現代社會，醫療的出發點逐漸脫離宗教、世俗化，法國大革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經過極崇尚客觀科學的革命年代，然後是追逐科研突破。只不過，與此同時，中世紀照顧貧病者的精神似乎被撥到邊緣位置。「這不是必然的趨勢，但回看歷史，很多時候的確是這樣發生：科技愈來愈先進，牀邊的關懷工夫，就愈來愈被忽略。」他一直用不同醫院說故事，有時在發掘過程中，會出現像愛丁堡醫學院的故事，讓他在歷史中找到自己在人生歷程裏有過的信念其實從何而來；而在歷史的長河裏，他看到的是現代醫學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得來不易，「有些時代會令人興致勃勃去革新，但大多數時代其實是顛三倒四、不利於建設，但即使要逆流而行，仍是有不失初衷的人，在測不準的時代變化中，堅持信念，甚至開拓，現代醫學，就是這樣走過來」。

法國醫院 改革之路

這種人物，在他的書裏出現不少，例如在法國大革命前、修道院醫療所當道時，嘗試建立現代醫院雛形的Madame Suzanne Necker。她改建古老修道院而成的Necker Hospital，把本來來者不拒、擠迫不堪、衛生環境惡劣的病房，革新成着重護理、建有清潔廁所、嚴控病人人數。但在秩序井然的醫院概念開始成形之時，法國大革命來臨，這個醫院實驗做了十年便終結，負責護理的修女被逐、Necker避走瑞士，本應流芳百世的醫院重回沉寂，但在法國的醫院改革之路上，它發揮了很大的示範作用。而它的影響，並不止於法國本土，區醫生說，醫院走向現代化，「整個關鍵在法國，那是整個概念的轉變。而法國大革命是個很怪的時代，一邊革命一邊流血，但有人繼續為建立更好的醫院制度堅持，沒有失掉方向」。

南丁格爾 醫護革命航手

另一個帶領醫療在歷史中逆流而上的，是區醫生在訪問中說得最多的南丁格爾。他說，南丁格爾沒錯是現代護士之母，但她其實不是電影中的那種白衣天使，到戰地照顧傷兵並不是她自發去的，那本來是政治任務。但在那裏，她看到傷兵的真實情况，才引起她後來推動的一輪醫護革命。「南丁格爾在她的時代裏，是一直打破固有框框的女性。」她出身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家庭，本應留在家裏做待嫁的淑女，但她不理家人反對，一個人到歐洲學護理，回國後遇上克里米亞戰爭，當時歐洲剛出現電報，英軍在土耳其的戰地醫院破爛惡劣，傳回英國後激起輿論，才讓政府迫不得已委派當時嶄露頭角的南丁格爾帶領護士到戰地。女性到戰地，在當時是前所未有，南丁格爾面對軍隊留難，最後除了完成使命，還更進一步地提出革新，建立護士學校。「她發現好多死於戰地的英兵，不是戰死，而是死於缺乏護理」。她數學了得，發明了後來非常有名的玫瑰統計圖，清晰簡潔地報告她的觀察，最後引發政府重組戰爭辦公室的行政管理部門，後來一直用統計分析推動醫院衛生改革。

提升護士專業與話事權

區醫生說，他寫書本意不是整理出醫院發展史，有人認為他在關於醫療制度要如何走下去的問題上好像沒怎樣討論，他說是意料之事，「就像南丁格爾的改革後，護士地位提高了，醫生憂慮地位受威脅，於是開始爭取醫院裏的話事權，這些問題，其實沒有離開過。現在香港討論護士角色，是否可以幫醫生看部分病人、做簡單檢查，這在美國和澳洲已很平常，我們只不過在繼續嘗試外國已經試了的護士專業走向。若我們沒有前進的意識，就會一直留在那個層次討論再討論，但若你想像在一個比較開放、前進的社會，為什麼護士不能多做一點？時代要走向現代，首先我們要思考的是什麼叫現代。買最先進最尖端的機器，抄晒外國的協議、條例，就是現代醫院？」

忽略牀邊醫學 因為我們時間太少

那麼，香港醫療，是被科技主導了？區醫生坦言，這問題不好答，因為香港連討論的基礎都沒有。「在香港，一方面，我們未有條件學美國、全面地追逐科技，原因是我們資源有限，香港是用GDP的2.6%來處理整個公營醫院的開支，這在新加坡、澳洲、英國的人聽來也會感到奇怪，外國一般有4至5%。我們往往是用比較輕微、保守的方式引進新科技，即是當那種新科技已搞清楚真的有效，我們引進，對於應用醫療科技，我們是中間偏慢的。但另一方面，因為資源緊絀，醫生護士與病人的接觸，時間是極短，門診看病五分鐘，巡房十分鐘，這方面我們或許是世界第一，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們很有效率。所以，若說我們忽略了牀邊醫學，那不是因為我們追逐科技，而是我們沒有時間。」

非討厭科技 關顧與醫術並行

他說，自己並不是討厭科技，也認為一個體制裏如有七千個醫生的醫管局，的確需要有些醫生醉心科技、對新事物好學不倦，這樣才能帶領醫療前進。「單是擁有多高明的醫術是不夠的，若你仍在用十年前的技術，也是不行」，但同時也需要有人提醒關顧病人的重要，「到最後，當然希望整體服務可以比較平衡，但如剛才所說，困難是我們時間太少」。

辦公室裏的區醫生，尚未退下崗位，解釋體制內的事點到即止。耳猶未盡，我們說很期待他退休後的下一本書是寫《白色巨塔》。區醫生笑了，搖頭說自己不喜歡爆料「我不會成為另一個王永平，這不是貶義，只是我不是想走那條路」。那麼，會是哪條路？「下一本書，或許是寫詩。」請不要過於驚訝，追源溯本，一直以筆名區聞海寫專欄的區醫生，大學時代寫的詩其實拿過青年文學獎。

醫道達人區結成（圖：劉焌陶）


區結成用十年醞釀的新書《時代與人》。（圖：劉焌陶）

文：陳嘉文

圖：劉焌陶

編輯：蔡曉彤

sundayworkshop@mingpao.com

讀書／開卷看天下：異見與沉默之間

星期日生活   2016年7月10日

【明報專訊】最近有兩個香港人成為「異見者」：一個是歌手何韻詩，一個是書店店長林榮基。他們各有因由，但帳還應算在中共領導的國家機器頭上。從兩人身上，可以看到這副無遠弗屆的國家機器無意之間，正在打造一種異見文化。

所謂異見者，從來不只關乎思想，也涉及位置、姿態及身影。昔日，一般人的印象中，異見者多是知識分子，雖然現實並不都是如此，但「知識分子」的巨大身影總佔據着大眾目光。例如，1989年北京學運領袖是英雄式的知識分子，2014年雨傘佔領運動裏，有戴耀廷般的學者，雖然遭部分群眾質疑，但公眾目光也離不開「雙學」的幾名學生。異見知識分子的形象是：弱小的書生，提出猶如天理律法的原則（港人反而有時喜歡自貶之為「底線」），面對強權。

何韻詩與林榮基則有點不同，在雨傘運動期間，何由歌手變成明星級社會活躍分子，接着成為被中國官方全面封殺及打壓事業的藝人代表，一下子成為香港「有種」人物。林榮基只是書店店長，卻因「中央專案組」成為「銅鑼灣書店事件」這件大案中唯一的異見者，喊出港人不向強權低頭之聲。兩人在公眾面前展現了勇氣，作出了犧牲，現出了「知識分子」的身影，成為強權的對立面，但原因不是他們本來有着所謂「知識分子」的職業、思想及社會位置，把他們推到那個位置的，是無法無天的國家機器。

簡言之，愈來愈多的「知識分子」不是書生，不是縱論天下之士，任何人似乎都有機會被送上那個位置；當然，這還在乎於個人那一刻的道德決定，妥協還是不屈。

知識分子責任的爭論

差不多同一時間，在中國大陸因為楊絳去世，引發了有關知識分子責任的爭論。有人指摘楊絳及錢鍾書雖然名滿天下，但除了在文革後留下《洗澡》及《幹校六記》等外，在反右文革期間，還是毛以後的時期，從來沒有為社會政治不公仗義執言，他倆不是知識分子的表率。相反，有人以自由主義的原則，認為任何人也有沉默的權利，誰也無權指摘錢楊二人。不久，徐賁發表了頗受注目的〈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一文，指知識分子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雖然是公民權利，但畢竟沒有盡自己的社會道德責任，即康德所說的「不完全義務」（有別於屬道德底線的「完全義務」）。換言之，仗義執言你可做可不做，但若做了就能表明你盡了公共知識分子的特別責任。而著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張鳴則回應徐賁，指他說得實在太輕巧了，在嚴苛的環境裏，保持沉默是情有可原；張還暗示，徐身在海外，只是展現一種「看客式的勇敢」，令爭議火上加油。

用香港例子對照這場爭論，我們也許可以得出一種頗為後現代的回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只是某時某刻專權把人推至某種絕境的結果，是媒體及公眾渴求及想像的景觀，根本不存在一個叫「知識分子」的群體，那麼，還談什麼「知識分子的」責任呢？社會學家鮑曼說過，「知識分子」只是一種戰鬥召喚，而在如今的中國，徐賁要召喚一場怎樣的戰鬥？似乎這場爭論裏的人也說不清。

我其實並不那麼後現代，畢竟，一般人大部分時候都不是活於兩極。只有少數人以異議作為終身職業，以至生活的主軸（例如劉曉波）；至於完全保持沉默者，在最壓抑的專制極權時期也許常見，但終究並非常態，否則如今的監控審查者也不用那麼忙碌了。在這兩端之間及之外，那些擁有文化資源與地位，被視為最典型的知識分子，到底在做什麼，他們行為的道德意義是什麼，我以為更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在這個背景下，我介紹大家讀一下《沈從文的家國》。作者李揚是搞文學的，但他在撰寫這本有點像傳記的書時，心中必定想着許多政治問題，否則，他不會從沈從文文學創作末期，即1940年代，作為起點。

沈從文的沉默後半生

全書的起點，正是解放前夕。在中共政治運動還沒有全面開展（雖然郭沫若等已撰文批判他，指他為「反動作家」）時，他已停止文學創作，他大概預感到，自己強調「人性」的文學觀，並不容於中共工農兵革命文學，他甚至在1949年自殺過。可是，他一生幾乎沒有公開發表過批評中共當局的文章，私人書信提及的也極少而零星，相反，李揚從他1952年至文革前的書信中，找到不少接受「改造」的證據，他還寫過歌頌新社會的詩文！文革時他當然也逃不過被批鬥，但1980年時文革已過，他受邀到美國講學，他還把自己的經歷輕描淡寫，甚至否認當局限制他寫作。用徐賁等的看法，他不是勇者，更不是時下香港的異見者。若有人要用「沉默」來形容沈從文的後半生，甚至不再視他為知識分子，亦無不可，他不像文革時犧牲的遇羅克、張志新及林昭等這樣的烈士。

可是，作者在書中卻微微透露着對沈的敬意。在中共掌權後，沈雖然偶然心癢要重新創作，但總是無疾而終。他的下半生光陰，都花在文物研究上，寫下了行內人讚歎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然而行外人，特別是搞文學的，可能真不知他在搞什麼玩意。最寬容的讀者，大概只能欣賞他的毅力。雖然物質條件匱乏，得不到領導歡心，但他卻在歷史博物館裏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義。在政治運動高峰期，跟所有知識分子一樣要被改造、被批鬥，甚至要下放到農村幹校，即使後來可以回北京工作，卻要躲在自己殘破的斗室中做研究寫書，他還是無怨無悔，甘之如飴。

「堅持工作 留下一些東西」

有評論說，沈從文小說的人物故事，大多並不關於出走或對抗，而是「留下來」的結局。他自己人生最後的幾十年，在政治上最艱難的歲月，恍如走進了自己的小說裏，盡是「留下來」的故事，甚至可說是「投進去」，投進一個無力改變的體制裏，但他卻能在當中找到自己小小的天地。他在家人、同事及朋友眼中，是個忠誠的「鄉下人」，同時，他大概為歷史博物館及社科院歷史研究留下專業及敬業的模範。但是，他沒有為自己的事業及人生轉折，作多少文化與道德的詮釋，他最後只是淡淡地說：「許多人在運動中都犧牲後，就更需要有人頑強堅持工作，才能留下一些東西。」

我還在琢磨他留下了什麼「東西」，我不知道，在這個年頭，還是否有人有我這種興趣，閱讀及思考這種卑微的故事，審視那些算不上是勇敢的人生抉擇。然而，我真的更有興趣知道，何韻詩今後會如何做她的歌手，林榮基留在香港會如何過他的生活，我想，那絕不是幾天的媒體頭條及網上洗版可以告訴我的。

文：葉蔭聰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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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港官與公安磋商甚麼東東

世道人生   香港蘋果日報   2016年7月8日

林榮基記者會後，梁振英煞有介事地去信「中央」說是反映港人對這件事的關注；然後煞有介事地由律政司長、保安局長等到北京與公安部討論事件；回港後又煞有介事地由689與袁國強等人會見傳媒，說取得了成果。

取得甚麼成果呢？就是雙方就通報機制循時限等四方面作檢討。另外就林榮基案中共在港官面前播出林被監視居住和認罪片段，689接着說：「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是有不同法律的，每一個社會的居民，他去到外地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

香港人對銅鑼灣書店的關注，是關注通報機制嗎？是認為香港人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須遵守當地法律嗎？

通報機制再怎麼「完善」，如果在強權脅迫下要被拘留者簽名同意不通知家人，中共執法部門也有大條道理而不通知香港警方，就4個方面去檢討通報機制有甚麼意義？至於「每一個社會的居民，他去到外地都要遵守當地的法律。」還用的着689說嗎？香港人到世界各地，怎麼會不知道要遵守當地法律？問題是：林榮基在大陸，究竟犯了麼法？在大陸寄書犯法嗎？大陸憲法寫明有出版自由，沒有任何法律講有禁書，也沒有法律講不得寄所謂「禁書」，更沒有法律列明任何人不得在境外向大陸寄「禁書」。寧波市公安局竟然說，發現有人向寧波銷售境外書籍，而「書籍是從香港銅鑼灣書店購買」，於是銅鑼灣書店出售書籍也成為罪名。香港人關注的就是在大陸隨時會觸犯沒有法律列明而被指為違法的事，更關注在香港做合法之事到了大陸卻被指在香港從事對大陸非法之事。

對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人最關注的是中共的「跨境執法」，今年一月《環球時報》社論說，「強力部門通常都有規避法律讓一個被調查者進行配合的辦法」，對「跨境執法」實際上已自我承認。袁國強等人到大陸商談銅鑼灣書店之事，若真正表達香港人對事件的關注，又怎能不講這個最重要的關注？怎能不當面問清楚《環時》講的「強力部門」是怎麼回事？

不提「強力部門」，不提銅鑼灣五子究竟觸犯了大陸哪一條法律，而講無關痛癢的通報機制，看林榮基剪髮影片，還好意思說取得甚麼成果？

而正在689和袁某等大晒通報機制的時候，寧波公安局就為文說林榮基「違反取保候審規定」，促他回內地受查，否則將對其「變更刑事強制措施」。《人民日報》對這次公安部與港府有關部門的磋商更有與港官截然不同的表述，這份中共中央機關報表示，經磋商後，「內地各省市公安機關與港警執法合作必將更加緊密」，「犯罪嫌疑人以為逃到香港就可以逃脫法律制裁的圖謀難以得逞了。」

林榮基躲起來不是沒有理由的，經689派高官到北京磋商後，香港人在大陸以至在香港的法律權利是多了些保障還是更無保障？確是使香港人疑慮重重。

李立峯 - 從不滿政治到不滿社會：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差異

2016年7月7日

【明報文章】本土派在今年初正式成為一股大家不能忽視的、有能力左右選舉的力量，但我們對廣大市民當中的本土派支持者的特徵所知其實仍然不多。一般認為，本土派支持者相對於民主派支持者更不滿特區及中央政府、更傾向接受武力抗爭，以及更有可能支持如港獨等激進的政治目標。但除了說本土派在一個單一維度的政治光譜上比泛民處身於一個更極端的位置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了解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別？

筆者在今年5月剛進行了一個香港社會與文化轉變調查研究。該研究計劃並不集中於市民的政治態度上，較接近社會指標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的傳統，問卷主要涉及香港市民的一些基本社會價值觀和對社會的一些認知，如人際間的信任、社會包容、後物質傾向、對移民政策的態度等。其中一組題目涉及被訪者認為香港社會是否公平、平等和開放，將會在以下分析。今年的調查亦加入了被訪者認為自己屬於哪個政治派別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政治取向的市民在一些社會態度和認知上的差異。

兩個調查的分析結果

表1總結了相關的分析結果。由於本文集中談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被訪者只被分為3組。本土派自成一組（佔整個樣本的7.5%）。民主派支持者包括「溫和民主派」支持者和小量「激進民主派」支持者（分別佔整個樣本的27.6%和1.7%）。建制派支持者、自稱中間派的市民，以及無政治取向的市民則被歸納為其他市民。

表面上看，表1的數據很「正常」：本土派支持者的認知比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更具批判性，而民主派支持者的認知則較其他市民更具批判性，例如只有兩成左右的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社會中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及其他市民分別有三成多及四成多。

但如果仔細一點看，在頭4個問題上，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遠小於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這在第3和第4個問題上最明顯。超過六成其他市民認為個人努力和能力是決定一個人能否在香港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也接近六成；但同意這句話的本土派支持者低至三成以下。同樣地，不足兩成本土派支持者同意香港的社會制度普遍而言是公平的；同意這句話的民主派支持者超過四成，甚至稍高於其他市民中同意這句話的比例。

相反，在第5和第6個問題上，民主派和本土派支持者之間的距離，就較民主派支持者和其他市民之間的距離小很多。本土派支持者和民主派支持者中，都有約六成認同很多香港人未能分享到香港的繁榮；認同這說法的其他市民只有三成半。

在討論這些結果前，先再補充多一點數據。由於5月的調查重點在社會價值和認知上，沒有問到被訪者對政府的評價。所以，筆者回到今年3月中大新傳學院進行的另一個調查，其中有兩條題目跟政治科學中的外在效能感有關，即人們認為現有的政治系統能否回應民意。

表2顯示，在兩個相關問題上，情况跟表1的第5和第6個題目相似：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之間的差異，遠較民主派和其他市民之間的差異小。尤其是在「香港特區政府是否樂意接納民意」這點上，本土派和民主派支持者的態度，基本上沒有分別。

民主派支持者不滿 集中政府大財團

將表1和表2結合起來，我們可以作以下的概括性描述。民主派支持者非常不滿現時的香港政府和政治制度，亦同意社會上有強烈而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但他們的不滿仍主要是集中在政府和大財團這兩個最主要的政治和經濟權力擁有者之上，他們對「社會」本身，並沒有比其他市民負面很多的想法。而且，近六成民主派支持者仍然相信，個人努力和能力仍然是決定人的成就的最重要因素。他們相信，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算改變不了社會，至少可以為自己的生活爭取到一些東西。

本土派對「社會」有非常負面觀感

相比之下，本土派支持者的不滿情緒，已經不限於政府和大財團這些權力擁有者身上。他們對籠統意義下的社會制度以至「社會」本身有非常負面的觀感。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相信努力和能力決定成就的，只剩下四分之一；相信社會制度整體上是公平的，不足兩成。

有這種社會認知為背景，本土派對激進行動的支持就容易理解。筆者最近也在做一些跟香港社會和文化轉變研究計劃相關的焦點小組訪談。兩星期前一個小組內一名青年參加者就說，既然社會已經壞到一個程度，不如推倒它從頭來過。這名青年人沒有自稱本土派（焦點小組的重點亦不在參與者的政治態度），但他的說法很可能代表着一些本土派青年的想法。

本土派似成絕望情緒集結點

電影《十年》能夠引起那麼大的迴響，多多少少反映了「悲觀」是當下香港社會情感結構中的主調。但從民調數字看，悲觀還是有程度之分的。對政治、社會，以至個人能否掌握自己的將來的徹底失望，也許目前仍然只存在於一小部分香港人當中。而本土派除了建基於一種跟身分認同相關的論述外，似乎也成為了這種絕望情緒的集結點。筆者懷疑，這種強烈和全面的悲觀情緒，就算對本土思潮的發展，都不一定是件好事。只不過，悲觀和絕望不一定是不合理的反應。如果衝擊各種現有社會制度和文化的荒謬事情繼續發生，悲觀和絕望只會成為更多人的回應。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