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日
【明報專訊】在去年底，留意到左派報章對自己點名攻擊，發現自己被指反中亂港，是政客學者，「褻瀆師德，誤人子弟」，甚至被臭罵為「惡犬」一條。更讓人震驚的是，其中兩篇文章是衝着科大校方而來，施壓要求科大開除我。要面對的不單是在兩個月內20篇左報的攻擊，更有人將兩篇批評我的左派文章，靜悄悄寄給我的學院院長。另外，早前有學生在科大校園民主牆貼了一篇支持我的文章，卻被人撕毁，而有幾篇批評我的左報文章則完好無缺，信息似乎清楚，有人要內外夾擊向校方施壓，把我解僱。
左報文章內容充滿不符事實的指控，例如其中一篇，作者港區政協劉夢熊說「成名是『法輪功』的兩大媒體《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的常客，令人搞不清他是科大副教授還是『法輪功』成員」，暗示本人可能為法輪功成員。本人在去年底，曾接受過該兩份在本港合法運作的媒體數次訪問，劉先生把我和法輪功成員扣上關係，是扣帽子行為。事實上，劉先生亦曾接受過「新唐人電視」的訪問，難道大家就可稱他為「法輪功」成員？
一直主張非暴力群眾參與
劉先生又說本人竭力鼓吹激進路線和政治暴力。實情是本人在所有公眾平台，一直主張用教育和非暴力的群眾參與、爭取在港落實真普選，以改善管治，又何來鼓吹政治暴力！
又有文章批評我為違法違憲的「五區公投」歌功頌德。事實上，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大學法律學者、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教授，指出用五區變相公投，無法律約束力，並無違反本地法律和《基本法》。倘若該活動違法違憲，又怎會在事先張揚下得以進行呢？
其次，所謂對「五區公投」歌功頌德，我是根據眾多全球和本港民主化的研究，指出統治者甚少在沒有公眾壓力下主動建立民主制度，相反，要落實真民主，一個強大和使用非暴力手法進行的民主運動，至為重要。而變相公投運動在公社兩黨主導下，配合多個民間團體，動員群眾，刺激市民反思功能組別及半專制政體對香港的害處，至最後的高峰項目余曾辯，正好是個非暴力、又合法的民主運動。不少證據顯示該運動推進了民主意識、民主發展：
1、藉主流媒體，余曾辯論把政改議題向市民曝光，令公眾更排斥特區政府所提出的不民主政改方案。辯論後即晚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更加反對／減少支持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有44.8%，亦有多達71%市民同意不遲於2016年取消所有傳統功能組別，反功能組別人數創下近年新高（註1）。
2、為避免政改再次原地踏步，影響特區政府的民望，在變相公投運動進逼，以及明知公社兩黨不會接受民主化上的微小讓步下，中央被迫透過中聯辦與普選聯進行了破天荒的談判，並在民主化上作出一項微小讓步：在2012年容許廣大市民，而不僅是區議員，選出五位超級區議員作為新增功能組別成員。
左報來論，硬指「五區變相公投」違法違憲，及硬指本人為其歌功頌德，容易令人聯想到在位者想藉抹黑推動民主以徹底改善香港管治的學者，來打壓本地民主進程。
《文匯報》來論又指控本人誣指中央推動的是一場「偽普選」。雖然中央曾承諾於2017年以真普選選出行政長官，於2020年選出立法會，但政制爭論至今，中央政府仍拒絕承諾於2017選舉行政長官時，不對候選人進行政治性篩選，及拒絕承諾不遲於2020年全面廢除功能組別。縱使功能組別選舉違反國際公認及《基本法》附件中的國際人權公約有關之普選的定義，港澳辦強調，傳統的功能組別與他們理解的普選沒有違背。另就2012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特區政府堅持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不單窒礙有效管治，更重要者，由於健康的政黨發展對實現真普選極為重要，而健康的政黨發展需時，上述種種決定強烈暗示中央缺乏誠意落實真普選。
有關學者的角色
有關學者的角色上，日前《大公報》社評點名批評蔡子強、鍾庭耀和本人3人，「假學術研究之名而行抗中亂港之實的真政客、假學者」。中聯辦郝鐵川部長認為學者只應該影響學術界，而不應該影響社會。他的觀點明顯忽略了很多學者，尤其是從事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已往往不易分割，亦根本不應硬性分割。郝部長亦在沒有提出任何證據下，明言「縱觀香港某些機構10多年來的民調活動，不難看出，其議題10多年來一以貫之地面向公眾進行，為特定政團利益服務，企圖影響公眾言行」。
事實上，3位學者都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學者的意見與部分政黨的政見相近，並不表示學者便是為政黨服務，更真實的是，政見相近只反映3位學者與某些政黨擁有一些共同的核心價值，而郝部長在無提出任何證據下，似乎在暗示鍾博士10多年來的民調活動為泛民服務，對他公道嗎？若鍾博士多年來為泛民服務，我們如何解釋，他每年計算在七一集會遊行人數，為何不少都遠低於泛民的估算？
此外，劉先生在來論中聲稱美國全美大學教授協會要求大學教授「不過問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並指摘本人「嚴重違背學術中立原則……過問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實情是按該大學教授協會（AAUP）去年發表的最新報告，指出該協會不單容許，亦鼓勵學者評論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這亦是該會幾十年前成立時已確立的原則：
「保護學者無拘無束的表達，包括提出極具爭議和不受大眾歡迎的見解，是大學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高等教育機構為落實重大社會公益而建，而學者追溯真理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是達至重大社會公益的基礎……以往的經驗，包括把觀點具爭議的教授解僱，及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對某些學術討論的箝制，教曉我們任何對學者表達自由的政治限制，都絕對不可支持。」（註2）
事實上，不少贏得諾貝爾獎的學者都學以致用，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就政治和社會敏感問題發言。劉的說法，不僅顛倒了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立場，加上其政協身分，又與其他左報攻擊我的十幾篇文章互相唱和，很易令人聯想他們是代表掌權者，希望令一些捍衛自由民主的學者自我審查，或甚至施壓予僱主把他們解僱，對本港的學術自由造成威脅。而學術自由一旦倒下，敢於講真話、批判時弊和權貴的學者一旦收聲，香港便更容易淪為一個充斥謊言、向權貴歌功頌德的社會，對新聞界的整體素質，新聞和言論自由將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哈維爾的名言
剛逝世不久，以捍衛人權、追求民主而獲世人景仰的前捷克總統哈維爾，一生鼓勵人民「生活在真實中」。他強調人民拒絕謊言，堅持真相，就是「無權力者的權力」。而拒絕製造謊言、及揭穿謊言，這是知識分子的基本責任。哈維爾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因獨立而引起異議，應該是體制和權力的主要質疑者，應該是謊言的見證人。」就讓我用以上哈維爾的名言與讀者共勉！
註1. 民調數據來自港大民意網站：http://hkupop.hku.hk/
2. Professor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Ensuring Academic Freedom in Politically Controversial Academic Personnel Decisions: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2011
作者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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