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2014歲末漫筆：保持人性是值得的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31日

2014在今晚畫上句號。就全世界來說，這一年真是多災多難。連同亞航客機墜毀，今年航機失事就有五大宗，可以稱之為空難年。西非伊波拉疫情大爆發，並開始向其他地區蔓延，成為威脅人類生命的可怕病毒。今年又出現恐怖主義國家伊斯蘭國，給現代文明帶來挑戰與不安。

在這麼多世界大事中，香港這個在地球儀中要用放大鏡才看到的小地方，今年卻廣受全球注目，美國《時代》雜誌兩次用香港作封面，黃之鋒獲美國《時代》讀者投票選出的「時代風雲人物」排第三位，年底前又被英國《泰晤士報》選為「年度青年」。今年《牛津字典》網上版公佈最新詞彙修訂，新加入「Hongkonger」，顯示國際社會認同了香港人的身份，至少有別於大陸中國人。

在行騙長官主政下，香港2014是走向徹底淪落的一年。許多被查身份證的人或記者近日被澳門拒絕入境，說明港人資料已在「老大哥」手中，體現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正注視你」。另一場景是行騙長官最近上京述職，與李克強會見時被李搶着講話，一來表現出李把他視為「自己人」的不顧禮數，二來兩人猛讚滬港通在香港「很受歡迎」，彷彿中共又給香港送大禮，而無視大陸買港股只佔額度4.2%，反而香港資金投資上海股市用了額度24%。這段對話使筆者想起奧威爾另一段話，極權政治的語言就是「使謊言聽起來像真理，謀殺聽起來值得尊敬，同時給完全虛無飄渺之物以實實在在之感」。

香港在這一年廣受國際注目，是由於整年掀起和持續為擺脫中共的政經社侵凌，為追求真正民主而進行力量懸殊的抗爭。香港的抗爭比大衛對歌利亞更難有勝算，可以說是以卵擊石。但香港人的奮起，向世人揭露的香港現實，激發了台灣對「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警覺，3月台灣掀起太陽花運動，並由此影響11月的九合一選舉，使中共對台灣「以經濟促政治」的政策受到實在的挫折。一個香港人去台灣，身掛紙板，上寫：「我是香港人，請台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發出既是警惕台灣也是警告中共的呼聲。然後，太陽花運動的精神傳回香港，於是在9月底，爆發出持續79天的佔領街頭運動。

在雨傘運動中，我們看到香港人的最大改變有二，一是不再乞求恩賜的民主而決心進行縱使力量懸殊也要作命運自主的抗爭，二是對香港這個地方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大大增加。

自三十多年前爆發香港前途問題的爭議以來，筆者經歷和關注整個歷程。香港人對於維護自身權益的反應，一是選擇移民國外，二是先向英國繼而向中國政權尋求保障，包括早期要求英國以主權換治權，後來向中共要求在香港實現民主，以及六四後想促進中國民主從而給香港帶來民主。這兩種反應都沒有立足於自主抗爭，或基於感力量懸殊，或出自中國人的習性本就是崇拜權力。

2014年闖出了雨傘運動新局面。在運動中，年輕人儘管有犯錯，但若不是他們奮不顧身毫無顧慮地要重奪公民廣場，不是他們被拘捕引動市民奮起，就不會帶來佔領三區的局面。三區佔領時期公民自治的場景，不能不使所有參與者或到訪者感動。一位退休高級公務員，面對香港價值系統日漸淪落，很自然想到移民，但在催淚彈刺激下開始在佔領區躺下來，她最近這樣寫：「雨傘廣場之美不下於我見過世界上任何漂亮的地方。不管他方如何出色，都不是家，這兒是。之前我曾沮喪，思量過移民，可是雨傘運動讓我更清晰感受到自己對香港原來是這樣難以捨棄。與不同階層的市民為真理在雨傘下一起走過，是我的榮幸。有他們，香港更加捨不得。」

踏入2015年，香港人的抗爭會隨着清場而歸於沉寂嗎？雨傘運動以失敗收場了嗎？獅子山上又見直幡，「鳩嗚」此伏彼起，種種不同形式的抗爭延續，新的民主力量興起……。香港人的自主信念已打開，不會走回頭路了。

面對極權，奧威爾說：「如果你感到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這不能有任何結果，你也已經打敗了他們。」因此，失敗的不會是保持人性的香港人。

有一本書，記載一年的每一天，值得錄下的世界事件。12月31日的事件是：微軟砸下巨資和無數人力的網上百科計劃，努力了16年，卻在2009年除夕宣佈全部關閉。代之而起的是維基百科，它號召全世界網友來一起做夢，一起實現，所有參與者都是義務，不拿一分錢。維基百科成功了。它說明，世上的事，不是財大勢大就所向無敵。人心和人性，才是制勝關鍵。（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毛來由 - 舊時香港成功，源於敢頂撞宗主國

──以1940-60年代的香港金融經濟史為例

輔仁媒體   2014年12月29日

九七後，北京之所以反對香港有真普選，是害怕香港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另外，近月有些人發起佔領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行動，以要求英國支持香港的民主抗爭，可是此舉卻引起一些「歸英派」網民反對，他們認為英國是香港人的盟友，再者港人現在有求於英國，所以不能以如此對抗的態度對待英國駐港人員。

可是，回顧歷史，戰後香港政府，固然不會對中國卑躬屈膝，但它對於自己的老闆──倫敦，也不會絕對服從（就算對美國，港府也有自己一套的方針，此點日後另文再談），更經常頂撞倫敦，雖然有時都要屈服於「祖家」的指令下，可是這種敢於抵抗英國指令的態度，卻是戰後香港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本文除特別註明外，將根據英國的經濟史學者Catherine Schenk的兩份著作──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New York: Routledge, 2001)一書及’The empire strike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VII, 3, 2004, pp.551-580) 一文，分別說明1940-60年代港府如何頂住英國財政部（The Treasury）的壓力，不惜動搖英鎊區（Sterling Area）的金融秩序，都要捍衛香港的自由貨幣兌換市場；以及1967年英鎊貶值導致香港的英鎊儲備有所損失後，港府如何與倫敦討價還價，最終爭取到香港的英鎊儲備價值受到保障。

香港是英鎊區「缺口」，倫敦想堵塞但港府反對

在戰後至1972年，港幣與英鎊掛勾，香港屬「英鎊區」的成員。二次大戰後，英國藉著與英聯邦成員（包括英國屬土、已獨立的英聯邦國家）組成的「英鎊區」，限制英鎊的自由兌換。英鎊區成員國與英國之間，貨幣交易及資金流動不受限制，可是對英鎊區外國家，所有成員須與英國採取統一的外匯管制措施。香港雖然在英鎊區，但卻是英鎊區共同外匯管制體系的缺口（另一個為科威特），這是源於當時香港除了有官定的外匯市場外，同時還有一個自由兌換的外匯市場（以美元為大宗，但亦可兌換各種歐亞貨幣）。在官定的兌換市場，港元與英鎊掛勾，按此兌換率而換成的外匯，亦只可用作特定用途，而在自由兌換市場，港幣匯價由供求決定，兌換數額及所作的用途亦不受限制。這樣，香港就成為英鎊區民眾用來規避外匯管制的缺口，英國本土的居民，可以先將英鎊匯至香港的戶口換成港元，然後再利用香港的自由市場，隨意將之兌換成美金，結果，在1940至50年代，英國財政部多次建議取締香港的外匯自由市場交易，但遭到當時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結果未有成事，當然這除了由於港府反對外，也因為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及英國殖民地部（即港督的直屬上級部門）在權衡有關的政治風險，並評估政策可行性後，反對財政部的建議。

葛量洪總督
（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港府為保自由市場，不顧英鎊區死活

既然不能取締香港的自由外匯市場，就只能控制英國居民將資金匯至香港以避開外匯管制。1950年英國政府限制香港與英鎊區其他成員之間的活期戶口往來，及至1957年，不再容許英國居民從其他英鎊區國家或地區，買入美元及其他外幣證券，以防止他們從香港購入美元證劵，然後出售套現美金。

即使如此，仍有很多英鎊從英國流入香港銀行的戶口，這些非法交易規模越來越大，全因為港府根本從來沒有認真執行有關法令。1966年5月英倫銀行的M.F. Culhane訪港，發現此等非法交易的規模，比當初估計的更為嚴重，Culhane更在其訪港報告中指出，當時香港財政司郭伯偉（John Cowperthwaite）說（雖然並非很正式地宣稱）：

「我寧願讓香港離開英鎊區，也不願放棄自由市場」¹
（he would rather leave the sterling area rather than abolish the free market）

同時，港督在私下，是大力支持港府盡量不執行英鎊區外匯管制法規²。最後，因倫敦施壓，港府才設立獨立的外匯管制專員，由英倫銀行借調人手擔任，以有效執行相關法規，可是此時，港府與本地華洋銀行界及商界，早已長期串通以規避英國要求的外匯管制，單憑一名來自倫敦的專員，已不能改變這種情況。由此可見，在捍衛英鎊區和英鎊一事上，港府對倫敦連最低度的合作也沒有³。但就是因為港府不惜犧牲英國利益而捍衛自由貨幣市場，令香港發展成亞洲以至全球的金融中心，而自由市場吸引資金大量流入，使本地工商業很容易籌集資金，令戰後香港得以急速工業化，同時使第三產業日趨蓬勃。

1955年的中環（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在英鎊貶值後港府對倫敦的討價還價

由於當時香港屬於英鎊區，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差不多全部都兌換成英鎊，而本地的銀行亦有大量英鎊存款。若英鎊貶值，香港官方儲備及銀行存款都會蒙受損失，可是二戰後，英鎊持續有貶值壓力，就在1967年11月18日格林威治標準時間（GMT）早上九點半，英鎊區中的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及新西蘭四國，率先收到英鎊貶值消息，而香港政府要在六小時後，才收到倫敦通知，結果引起港府官員及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強烈不滿。當時，英鎊對美元貶值了約14%，結果使港府和香港的銀行，合共損失了五千六百萬英鎊（56 million），以當時的幣值及港府財政狀況而言，此損失甚大。

事後，當時的總督戴麟趾向倫敦表達強烈不滿，指出英國沒有盡宗主國的責任保護香港利益，他更聯同財政司郭伯偉，要求倫敦賠償是次貶值為香港所帶來的損失，並容許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遭到英國財政部嚴詞拒絕。一些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可見及此，便以辭去兩局議員職位為要脅，迫使倫敦答應港府要求。之後，英國財政部官員認為，鑑於有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威脅辭職，若完全忽視其要求，可能有損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即使只從英鎊的穩定來考量，若倫敦寸步不讓，香港一眾銀行會質疑港府在英鎊再次貶值時，有沒有財力賠償其英鎊存款的匯率損失，結果只會令這些銀行趕快將手中的英鎊兌成美元，對英鎊造成更難應付的衝擊。最後，雖然倫敦仍堅拒讓港府將儲備貨幣多元化，但決定用一種方法為香港的英鎊儲備提供兌換保證，即是若日後英鎊再次貶值而造成香港損失，英國會賠償，香港成為英鎊區中第一個取得這種保證的成員，即使是英鎊區的獨立國家，也要在隨後才得到同類保證。郭伯偉退休後回憶，在英鎊貶值的善後安排上，他和其下屬，是「盲目的愛港者」⁴。

財政司郭伯偉（中文維基百科照片）

「香港共和國」──戰後香港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

最早自1950年代起，倫敦殖民地部的官員，就為港府起了一個綽號──「香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g Kong）⁵。雖然當時香港既非獨立國家，又不是由當地民選自治政府負責內務的自治領，但由於香港政府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使英屬香港在事實上，越來越似一個獨立國家，這主要體現在香港財政及對外經貿關係上。1958年，倫敦不再審批港府年度財政預算案，正式確立香港的財政自主權。到了196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派遣自己的代表，與各國進行商貿談判。自1960年代中期起，香港開始在世界各國設立自己的經貿代表處。直至九七前夕，香港的外貿談判團，雖然都由英人領導，但他們通常並非以其祖國──英國的利益為優先，而是將香港利益放在首位，結果有時倫敦與港府代表團之間，猶如兩個貿易對手國家，香港對外商貿的自主，保障了香港的經濟利益，並使日後中國同意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承諾確保香港在對外經濟關係上的自主權⁶。

今日香港特區政府駐倫敦的經濟貿易辦事處
（英文版維基百科圖片）

結語：香港要爭取最大的自主，不能向任何地方卑躬屈膝

上述歷史給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啟示，就是以前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戰後香港的成功，不在於它向香港以外的強權卑躬屈膝、祈求恩賜，而在於它能夠堅強地向這些強權爭取最大的自主權和利益，當然香港要善用本身的籌碼，才能夠與強權討價還價，從而擴展香港生存及發展的空間。九七後的香港，之所以日益衰敗，很可能由於特區政府及本地權貴，已不再持守這種力爭自主的傳統，更視這種傳統為「大逆不道」的「港獨心態」。即使如此，只要香港民間能夠透徹了解及認同這種傳統，香港的未來，還是有希望。人類歷史已話俾大家知，衰世中撥亂反正的希望，往往來自民間的不屈精神。

1.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p. 92
2. 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著，馬山等譯，《官商同謀》（香港：天窗出版，2011年），頁120
3. 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0
4. 曾銳生著，陳淑禎等譯，《管治香港》（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85
5. Dick Wilson, Hong Kong! Hong Kong!,(London: Unwin Hyman, 1990), p.119。筆者數年前研讀戰後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及一些學術著作時，亦有見過這個稱呼。
6. 曾銳生，《管治香港》，頁108-111；顧汝德，《官商同謀》，頁123-124

丘亦生 - 陌生的香港公司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9日

尼加拉瓜政府上周宣佈，耗資500億美元（約3,900億港元）的尼加拉瓜大運河正式動工，我想起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專欄提過的一件事。沈旭暉曾跟一名美國智庫主管談到，李柱銘、陳方安生早前訪美，但該主管只記得「a man and a woman」，反而，他對香港的唯一興趣，是接下尼加拉瓜運河工程的香港公司——「香港尼加拉瓜大運河開發公司」。

大運河公司　香港冇人識

「香港尼加拉瓜大運河開發公司」（大運河公司）是香港大多數人聽都未聽過的陌生公司，2012年8月下旬在香港註冊成立，一個月後，就與尼加拉瓜政府就運河達成合作備忘錄，獲委託興建運河，擁有運河100年獨家營運及管理權。

公司背後老闆王靖，為內地商人，自稱出身平凡家庭，發迹過程神秘，外界對他如何取得尼加拉瓜政府信任，為何有財力承接連本港財閥都感到吃力的千億元工程，全無頭緒，只知道他於90年代向國企收購了一家中型通訊設備公司，公司近年接待過習近平、李克強等多名國家領導人。

「大運河公司」並非唯一與大陸關係密切、食大茶飯的香港公司。中國近十年大舉進軍非洲，背後其中一間牽頭、多次為國企扯線的財團，外媒統稱為「金鐘道集團」，指的是數家地址設於金鐘道88號的香港註冊私人公司。

金鐘道集團過去十年於非洲從事的石油、採礦及鑽石生意總額，高達數百億美元，公司先後在安哥拉投資油田資產，又承接當地數十億美元計的基建工程，近幾年涉足幾內亞基建，以及莫桑比克礦產。

《金融時報》曾引述在非洲情報部門打交道的人士指，「金鐘道集團」背後老闆徐京華，在80年代任職中國情報部門，曾經在非洲軍火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國際反腐敗監察組織「全球見證」兩年前發表報告指，徐京華捐了一億美元予津巴布韋中央情報組，幫助津巴布韋獨裁者打壓異見者。

王靖、徐京華兩名商人，共通處是背景神秘，財力驚人，兩人投資項目皆有戰略價值，背後又與中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卻選擇在港開設公司，利用香港作跳板，當中會否借香港註冊公司掩護，利用香港的金融體系之便利，進行其他操作？

隱形老闆趨增　恐添亂子

一直以來，在港人的印象中，有能力在外地叱咤風雲的香港公司，不外乎和黃（013）、利豐（494）等家傳戶曉的藍籌，不過，原來在很多外國人（特別是中美洲或非洲人）心目中，這名單卻可能是香港尼加拉瓜大運河開發公司或金鐘道集團這些低調神秘得近乎隱形的「私人」公司，這些公司一項投資，已足以撼動當地的GDP，但對港人來說，卻陌生得可以。

我相信，在中港融合的過程中，會有越來越多這類神秘而霸氣的香港公司出現，我擔心的不單是香港公司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日益「大陸化」，更因為無法了解這些公司枱底下究竟有甚麼隱蔽的操作，其牽連有多深有多廣，一旦出了岔子，會否把其他金融機構拖落水。

江尚書 - 房地產稅改作為一種政治問題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28日

【明報專訊】香港的房產稅制雖與台灣有根本差異，但在改革的路上，我們所面對的是類似的地產霸權。參照彼此的經驗，也許有助於在地激盪出更有效的改革推動策略。

近年房價飈漲為台灣民怨的主要來源，社會各界有愈來愈多的討論，將根本原因指向不公平的房地產稅制。此稅制導致囤積炒作的成本低廉，也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及地方財政困難。因此，透過稅制改革來抑制房價飈漲，達到「居住正義」，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的主流呼籲。但稅改面對的最大阻力是政商合組之房地產權力集團，因此涉及的不止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房價高漲卻課不到稅的弔詭稅制

台灣的房地產稅可概分為「持有稅」與「移轉稅」兩大類，並被區隔為「土地」與「房屋」兩大系統，各有其稅率級距及稅基評定方式（詳見表）。

根本的問題在於，不論是何種房地產稅，「稅基」均嚴重偏離真實價格，直接導致房地產稅負遠低於國際水準，亦使房地產交易有極大獲利空間。就土地稅的稅基，「公告地價」約僅佔土地市價的一成，「公告土地現值」則佔市價兩成至八成不等，平均約四至五成。而房屋稅的稅基，其所依據的「房屋標準單價」自1984年以來已30年未調整，因此目前僅約為造價的20％至25％，若與市價相比則僅約10％。如此一來，即使台灣房地產稅制的「名目稅率」不低，但因各項稅基實在太低，導致可課得的「實質稅率」僅約一般國際水準的一至兩成。

舉個例子。位於台北市大安區的指標豪宅「帝寶」，2010年的一戶房屋拍賣，以2.82億元賣出，扣掉購入價格後，共計賺得1.7億元。其課稅的稅基（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合計僅佔市價之13.6%。因此依據現行稅制，該戶房屋交易僅需繳稅158萬元，有效稅率為0.93%。若不以前述稅基而改以實際交易價格來計算稅額，則需繳納2,441萬元，兩者差距15.4倍！

為何會如此？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過去無法掌握房地產的實際交易價格，直到2012年「實價登錄 」施行後，政府才有第一手的房地產價格資訊可供參考。更結構性的問題則是，稅基的評定是由各縣市政府召集的「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或「地價評議委員會」所決定。委員會的組成，除了政府官員，還有地方議員、建築開發商、不動產經紀業者等「相關勢力」；即使有估價師或其他專業人士願客觀評定，也難以在委員會裏發揮影響力。加上地方政府鄉願，不願提高評定價格來得罪地主，長年累積下來，房屋、土地的評定價格均與市價產生巨大脫鈎。

近年的「片面」「溫和」改革

近年在民意的驅使下，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些改革。最先發動的是俗稱「奢侈稅」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類似香港的額外印花稅），於2011年推出，規定房地產持有期間在1年內的買賣，須以實際交易價格額外課徵15％的稅，2年內則須課徵10％。由於具有打擊短期交易的道德正當性，獲得大眾輿論的支持，此法案從行政院提案到立法院三讀通過僅歷時1個月，且難得少有立法委員表達反對。

到了2012年，台北市開徵「豪宅稅」。符合特定標準的住宅，「房屋標準單價」（房屋稅的稅基）將以3倍計算，因此年繳房屋稅將增加為3倍 。台北市共有3,257戶住宅符合「豪宅」標準 ，受影響者僅佔住宅總數的0.35%。今年4月，台北市副市長與財政部長會面，研擬將個人名下「第4戶」以上房屋認定為「非自住」，調高房屋稅稅率（俗稱「囤房稅」）。第4戶才認定為「非自住」的標準可說極為寬鬆，但在台北市議會都差點無法通過。目前財政部也正研擬「房地合一、實價課稅」，但討論僅集中在「交易所得稅」的實價課稅，「持有稅」遭刻意避談；實際改革的進程也仍曖昧不明。

作為一種政治問題

前述改革多是在民怨壓力下所提出的「片面式」改革。其模式是揪出「代罪羔羊」（如：短期買賣投機客、豪宅），讓輿論大力撻伐，並沒有針對房地產稅制提出全面檢討。「實價課稅」也始終受到一股「暗黑勢力」的保護，任何政策至今難以觸及。

實價課稅在台灣並不是第一次被討論。早在1992年，當時的財政部長王建煊要推動「土地增值稅依實價課徵」，但在「最高當局」 壓力下，及部分媒體連續多日以頭版全力抨擊下，黯然下台。

掌控制度修訂權力者，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多名立委、地方首長持有多筆房地產，建設開發公司對政治獻金的貢獻也不成比例地高，因此地產商的意見對於法案修訂具有十足影響力。筆者有次與立委辦公室成員討論住宅相關法案，對方語重心長地說，在此同時，恐怕地產商正有好幾組人在游說其他立委。當法案進入實質審查階段，反對勢力便會一個個浮出枱面阻撓，或是扭曲條文以降低殺傷力。

最後，當前各界對稅改的共識，是以不影響自住者為原則。僅持有一戶的自住家戶並非高房價的受益者，但有可能錯誤地相信地產霸權所設的迷障，而加入反對稅改的陣營。支持稅改的一方，必須透過媒體輿論及其他方法，凝聚多數人的支持；並且就稅改的技術原則事先與相關專業界達成共識，來對抗強大的既得利益結構，避免因技術細節而讓原本該是同陣營的先打成一片。

當前社會大眾對居住問題極度不滿，又適逢總統、立委選舉，今年至明年無疑是台灣健全房地產稅制最重要的一次機會。

文：江尚書（台灣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政策組長）

周保松 - 抗命者言（中）——我的自辯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28日

上篇：周保松 - 抗命者言（上）

【明報專訊】2014年12月11日下午四時許，金鐘清場時刻終於來臨。先是擠在我們前面的記者起了一陣騷動，然後中間空出一道缺口，警察遂從缺口湧入。我們一排排坐下來，手緊拖着手，身體向後傾，抬頭仰視天空，時不時高喊「公民抗命，無畏無懼」，「我要真普選」，「人大不代表我」等口號。數不清的攝影機和錄影機，數不清的人頭。很嘈吵，也很寂靜。我們好像在世界中心，卻又好像在世界之外。

良民淪罪犯 誰有權定論？

我很平靜，思緒卻不受控。我想起了蓮生，鍾玲玲的小說《愛蓮說》中的女主角，1971年因為參加維園保釣運動被捕。我的大學時代，曾反覆讀過此書且深迷其中。我在想，從1971到2014，從維園到金鐘，從保釣到普選，到底存在什麼我不知道的秘密。我又想起上星期最後一課時，我曾和同學一字一句細念《正義論》那段論愛與正義的話：「傷得最少的愛，不是最好的愛。當我們愛，就須承受傷害和失去之險。」（The loves that may hurt the least are not the best loves. When we love, we accept the dangers of injury and loss.）我的思緒，甚至回到9月22日，整場運動開始的第一天，我在新亞書院圓形廣場和來自不同院校的同學談「民主實踐與人的尊嚴」（右圖）。那天陽光燦爛，同學清一色素白，金色光線灑在一張張年輕人的臉上，眼中滿是希冀和純潔。還記得當時我和同學說，我們活在世界之中，我們改變，世界就跟着改變。

我的思緒很快被打斷。第一名被捕的，是中大學生會的石姵妍同學；第二名，是學聯的鍾耀華同學；第三及第四名，是學民思潮的周可愛和吳文謙同學，第五名是學聯的黎彩燕同學。被捕過程是這樣：先由負責警司走到抗命者跟前，宣讀拘捕令，然後問抗命者是否願意自行站起來。如果答否或保持沉默，幾名警察就會過來，捉緊抗命者的手腳，再將整個人抬起來往外搬。女的由女警抬，男的由男警搬，然後押往停在數十米外的旅遊巴。

我坐在第二排，近距離看着前面的人一個一個被拘捕帶走，第一次如此真實感受到，良民和罪犯，也就是瞬間之事。一秒前，你還是自由身；一秒後，你便成階下囚。諷刺的是，到底誰有權擁有這些權力，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從哪裏來，卻正是當下我們這些坐着等被捕的人所奮力抗爭的。

很快到我這一排，我轉身和背後的韓連山、李柱銘、黎智英等先生握手，謝謝他們一直以來的努力。我抬頭，見到「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的橫額仍在隊伍中間。去到何韻詩，人群起了一陣哄動，但與他人無異，她很快也被帶走；接着是何芝君老師。再接着，就到我旁邊的年輕學聯義工Mena。我鬆開她的手，輕輕說了句，別怕，待會見。輪到我時，我向警司表明，我會自己站起來走出去，兩名警察遂將我押出人群。離開前，我喊了句「公民抗命，堂堂正正」。那一刻，是下午五時，在209人中，我排第23。

真正敵人非黃絲藍絲

我和其他208名被捕的公民，和早前伴隨佔中三子向警方自首的六十多人，再聯同7月2日凌晨在中環被捕的511人，都清楚表明是在實踐公民抗命，目的是要中央兌現承諾，容許香港在2017年實現真普選。故我稱這些人為抗命者。這場雨傘運動，從9月28日警察發射催淚彈並觸發逾十萬示威者佔領金鐘開始，到12月15日銅鑼灣清場為止，歷時79天，無數市民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一整代年輕人政治覺醒，是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民抗命運動。「一切都回不去了」，是許多抗命者的共同體會。

但我同時知道，並非所有市民都認同這次運動，部分甚至極為反感，認為佔領者知法犯法，破壞法治，影響市民生計，幹着一件明知徒勞且嚴重傷害香港利益的事。公民抗命作為一種公開的政治抗爭，必然會對其他公民及政治社群帶來影響，我們這些行動者，遂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去解釋一己行動的正當性。故我想在這裏，為我的信念做點辯護。

更重要的是，香港是我們每個人的家。如果自由民主法治公正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真正的敵人，不是黃絲帶或藍絲帶，而是剝奪我們政治權利的體制和在現有體制下享受各種特權的人。要改變這種景况，我們不可能無止境地逆來順受，然後寄望特權者有一天突然良心發現。我們知道，這不可能。我們的權利，只能由我們一點一滴地去爭；要爭，我們就必須團結；只有團結，我們才有力量。這是我們必須認清的現實。故此運動過後，我們實在不應再糾纏於藍黃之爭，而應盡可能尋求理解，共同面對前面更為艱難的挑戰。

守法社會 為不義政府違法

公民抗命的核心理念，是指公民有意地公開地不服從法律。為什麼要不服從？因為要做最嚴正的政治抗議。為什麼要抗議？因為政府做了極不正義的事。為什麼非要用這種方式不可？因為之前已試過其他法律容許的方式（例如遊行靜坐或簽名運動），政府卻不為所動。如何確保這種方式能令政府改變？沒法確保。因為公民抗命是一種弱者的抗爭，同時是在公然挑戰政府的統治權威，因此為了維持其統治，政府有很強的理由去依法拘捕抗命者，甚至給予嚴懲。更為弔詭的是，抗命者為了顯示對既有法律體制的忠誠，更會自願接受刑責，而非主動逃避又或作出武力反抗。

既然如此，公民抗命的力量從哪裏來？從不抗命者那裏來。公民抗命的本質，是抗命者希望通過自我犧牲，激發大多數人（包括政府人員）的良知和義憤，從而形成更大規模的社會抗爭，最後促成社會及法律改革。如果沒有大多數公民的支持，僅憑極小部分抗命者的血肉之軀，不可能對政府產生壓力。

就此而言，公民抗命不僅是政治抗爭，同時也是道德教育。這場運動，有人認為我們不僅要佔領街頭，還要佔領人心，爭取大多數市民的支持。這個說法，對公民抗命來說，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得不到人心，抗命者所付出的犧牲便可能得不償失。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們才能較易理解公民抗命理論為何特別強調「公開」（public）和「非暴力」（non-violent）這兩項原則。唯有公開，公民才有機會知道抗命者行動背後的理據以及了解抗議之法的不公正性，從而增強對抗命運動的信任和認同；唯有非暴力，才能避免政府轉移焦點，甚至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由強力鎮壓運動。

正因以上特點，所以我們很難要求它畢其功於一役，僅憑一次行動便能達到目標，因為它不是武裝暴動或顏色革命，而是相當漫長的和平抗爭。故意違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如果我們可以通過不違法來進行更有效的抗爭，我們便沒有理由違法，甚至有義務去守法。

由此可見，公民抗命是處於合法抗議和全面革命之間的抗爭方式：它雖然違法，但它無意否定整個法律制度的權威。或者更準確點說，它的終極目的，是用違法的手段去促使整個制度變得更加公正。這裏面有個基本假設：我們當前的制度，雖然某些法律和政策極不公正，但整體而言仍然具有政治正當性，因而值得我們對其忠誠。但我們須留意，在一個不民主政體中，因為其整體政治正當性較弱，公民的忠誠度自然跟着降低，一旦當權者對抗命行動暴力鎮壓，激起民憤，公民很可能便認為再沒有守法義務，抗命行動遂很易演變成暴動甚至革命。以史鑑今，要避免這個局面，唯一之途，是積極回應人民訴求，推行民主改革，從根本處讓人民覺得沒有公民抗命的必要。

贏得不同階層支持 舉世關注

如果從上述框架出發，我們可以見到，雨傘運動實在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公民抗命運動。雖然運動最後以清場告終，且暫時無法迫使政府作出任何讓步，但卻已取得很了不起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到市民的廣泛支持。雖然政府及不少主流媒體一直將運動標籤定性為一場不得民心且受外國勢力操控的違法活動，但根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從九月起所做的四次追蹤式調查顯示，「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分別為31.1%、37.8%、33.9%和33.9%」。這意味着，每三個香港人，就有一個支持「非常激進十分危險」的抗命理念。調查進一步告訴我們，「共有兩成（約130萬人）在不同時間曾到佔領現場參與支持。雖然佔領運動由學生主導，支持者卻遍及不同人口群組及社會階層」。

數字說明一切！一個長期崇尚守法且被視為政治現實保守的社會，竟有如此多公民，冒着被催淚被打被捕的風險，承受着和家人和學校和教會分裂的壓力，為着爭取自己的基本權利，自發地參與一場為時三個月的公民抗命行動，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政治文化，更有無數個體在其中經歷深刻的政治啟蒙，成為獨立理性負責任的積極公民，並贏得舉世的關注尊重，我們有任何理由說，這是一場失敗的運動嗎？我們身為香港人，能不引以為榮嗎？中共罔顧民情，一意孤行，香港權貴指鹿為馬，見利忘義，他們雖然暫時擁有權力，卻從此不會得到港人的信任和尊重。2014，絕對是香港的分水嶺。

佔領行動十惡不赦？

政府代補償 共同承擔商戶損失

最後，讓我回應幾點常見批評。第一，佔領者長期佔有道路，影響交通，並令到附近商舖蒙受損失，無論動機多高尚，都是犧牲了無辜者的利益。這個問題不難處理，只要由政府去補償市民的經濟損失即可，例如寬減受影響商戶的稅項。道理很簡單。這次運動的目的，是為所有市民爭取最基本的政治權利，這些權利對我們每個人皆極為重要。由於佔領行動不得已導致某些人利益受損，那理應由所有人共同承擔。政府代表人民，政府稅收來自全體納稅人，由政府代為補償這些損失，既簡單，也是應有之義。

第二，佔領就是違法，違法就是違反法治，而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故佔領行動十惡不赦。對於這個批評，我們可以追問一句，我們真的在所有情况下，都有無條件守法的義務嗎？馬丁．路德．金在著名的《伯明翰監獄來鴻》中告訴我們，法律有正義之法和不義之法之別，並引用聖．奧古斯丁的觀點：「不義之法根本不是法。」我們有守法的義務，因為法律能夠有效保障我們的生命、安全和權利，並使得我們能夠合理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有某些法律嚴重侵犯我們的基本權利，我們就沒有必然守法的道德義務。相反，盡己所能去矯正不義之法，才應是我們的責任。

犯罪者難恃「抗命」違法

第三，公民抗命就像潘朵拉的盒子，只要打開，就會後患無窮，因為任何人都可用公民抗命為藉口做違法之事。這是過慮。任何基於道德良知和公共利益的抗命行動，抗命者都有責任公開提出道德理由來為自己辯護。更重要的是，抗命者並沒打算逃避自己的法律責任，而法官亦應有能力分辨什麼是具道德正當性的公民抗命。不加區分地將公民抗命等同一般犯罪行為，是混淆視聽。我也認同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即使在一個接近正義的民主社會，公民抗命仍應被視為穩定憲政體制的工具，法官在處理相關案件時亦應審慎考慮背後的理由。

第四，有人認為這次佔領行動是間接式的公民抗命，而非直接違反所要抗議之法，因此很難得到市民支持。這並非事實。從前述民調可見，由始至終都有逾三成市民支持佔領行動，而他們當然知道，佔領本身和爭取真普選，沒有直接因果關係。有人或會問，為什麼不選擇直接公民抗命？原因很簡單，做不到。我們無法違反一條直接和人大8.31決議案相關的法律。事實上，首次提出「公民抗命」的美國作家梭羅，當年便是基於反對美國對墨西哥戰爭及奴隸制而拒交人頭稅，最後因此而入獄一天。這是典型的間接公民抗命。

篇幅所限，我的自辯只能在此結束。我在這裏唯一沒交代的，是民主為什麼如此重要，以及人大決議為何如此不義。但我早前在這裏發表的《個人自主與民主實踐》一文，已就此有詳細討論，讀者可自行參考。

告別夏愨村，不傘不散

最後，讓我回到現場。那天被捕後，由於第一輛旅遊巴已坐滿人，我必須在警察監看下，一個人，站在夏愨道，等候另一輛車。我不許向後望，只能直望中環。直到那一刻，我才清楚意識到，我要永遠告別夏愨村了——這個香港人用心搭建了三個月的城市桃花源。我甚至有點覺得，我選擇坐下來，原來有另一重意義，就是站在村口，守護到最後。

其後，我再沒有回去過。我幾乎忘了。12月20日晚上，我從中環碼頭坐的士過海，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下，我驀然發覺，竟又置身金鐘。從車窗外望，連儂牆上又有了許多新的許願，一張一張，不傘不散。

文 周保松

編輯 王芷倫

李怡 - 聖誕假期讀到的兩個中國故事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7日

聖誕假期，讀到一個舊日中國的故事。

那是一九三八年，二次大戰前夕，德國納粹已經崛起，並開始迫害猶太人了。那年三月德國吞併了奧地利，十一月九日晚上，納粹突擊維也納的猶太人商店，打碎櫥窗玻璃，七千五百間商店被搶劫一空，二百間猶太教堂被毀。猶太人紛紛尋求到外國的簽證。但那年七月在法國Evian召開的國際難民會議，與會的三十二個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都不敢招惹納粹，全部拒絕接收猶太移民。維也納的猶太人因拿不到簽證，想逃也逃不出去。這時，一個猶太青年艾瑞克帶着全家二十張申請書，跑遍維也納外國領事館，都被拒絕後，他抱着最後希望，來到中華民國領事館。

當時中國駐維也納領事館的總領事，名叫何鳳山。他毫不猶豫，甚麼都沒有問，就直接發給艾瑞克全家去上海的簽證。這消息一夜間傳遍維也納，天未亮領事館就排滿了申請簽證的人龍。接下來，每天如是。何鳳山和領事館人員，每天工作到深夜。無數猶太家庭，搭上輪船，逃難到上海。

何鳳山很快成為納粹的眼中釘，他們向中國駐柏林大使館施壓，駐德大使陳介打電話給何鳳山，要他不要再給猶太人發簽證，何鳳山不為所動，他知道一張簽證代表一個生命，因此不顧警告，繼續發簽證。接着納粹德國宣稱中國領館的房子是猶太人物業，要沒收。其時中日開戰，中國政府無錢支援，何鳳山於是自掏腰包，租下一個小房間，掛起國旗，繼續為猶太人辦簽證。直到一九四〇年五月何鳳山奉調回國，他在兩年間共簽發多少張「生命簽證」？根據已找到的半年簽發的號碼近二千個統計，他在兩年內大約共發出七千張簽證。他出於人道及公義，在其他國家綏靖之中，獨抗強權。

此後，何鳳山又先後擔任中華民國駐外大使，他退休後於一九七三年移居美國。一九九七年以九十六歲高齡在三藩市去世。生前他幫助猶太人的事迹並不為世人知曉，他去世後家人在《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刊登了一則訃告，提及他為猶太人頒發簽證之事，這則訃告被美國一個猶太歷史學家注意到，於是開始搜集何鳳山的資料，並聯繫曾經被何鳳山救助過的倖存者或其後裔。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舉行儀式，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稱號。之後何鳳山的事迹為世所知，並被譽為「中國的舒特拉」。

聖誕假期又讀到今日中國官場的熱門故事，就是中共統戰部長令計劃落馬的醜聞。令計劃家人親屬貪腐的數額，與之前揭發的周永康同樣驚人，光是他收受賄賂藏在山西的黃金、字畫、古董，就被起出六卡車之多，他老婆在日本的房產市值五億（人民幣）。能夠與這些駭人聽聞大貪官共事或在他之下工作的，會是些怎麼樣的人，還需要分析探討嗎？反貪反腐，就像毛澤東時代的反走資派、反修正主義一樣，都是權力鬥爭的藉口而已。令計劃和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結盟奪權的情節，比任何電影都詭異精采。我們可以想像，如果他們奪權成功，今天抖出來的就是另一些人的故事。

令計劃擔任一人之下的中共中央辦公室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大內總管多年，他又是港澳協調小組副組長，他弟弟令完成更向當局供出一些官員通過令計劃買官的細節，而他執掌買官人事大權時代，正是香港二〇一二年選特首並指令要選委會從支持唐英年轉軚支持梁振英的時候。

中華民國時代當然也有腐敗的官員，但因為社會仍然有個人發揚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空間，因此會產生何鳳山這種有良心的、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國際義士」外交官，也有陳寅恪、王國維這類學者和知識分子；中共國今天讓我們看到的外交官，是或以利害取捨說《中英聯合聲明》失效，或以「中國反腐敗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來印證中國是「清廉國家」的這類人，而中共國的學者就是孔慶東或掛上北大清華教授招牌的「護法」們。中國現在有一個半個何鳳山或陳寅恪嗎？

當社會使人人的思想受集體主義愛國主義麻醉，當人們的行為受權錢色主導，所形成的權貴資本主義「共和國」當然盛產令計劃、周永康、梁振英，而不會有何鳳山。

二〇一四是香港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應使我們相信：何去何從是由自主命運所決定的。（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台灣深藍思想誤區

溫哥華星島   2014年12月23日

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日前在第四屆港台影響力論壇演講。被人注意的是他總結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敗，他認為這顯示台灣會失去合作統一的機會，以後只會被動統一。如果台獨人士以為獨派人馬愈來愈多而搞起台獨，更只會被武力統一。

這顯示在台灣深藍人士意識中，台灣是一定會被中共吞併的。郁慕明認為九合一選舉不是綠營的勝利，而是因為國民黨失去了根本的精神、失去了黨魂。

國民黨的黨魂是甚麼？他認為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國。馬英九所謂「不統、不獨、不武」，他覺得已經是廣義上的台獨了。也就是說，郁慕明的想法，其實和大部分台灣民眾背道而馳。

九合一選舉，很多台灣選民之唾棄國民黨，就是它和自己表面標榜的不統立場愈走愈遠，未能走出一條自主健康的道路。在經濟上不斷向大陸傾斜，掏空了台灣，加深對大陸的倚賴，終於會身不由己，被大陸吞併。郁慕明當然也不否認這種情況，但他根本就主張台灣接受一國兩制，與中共「合作地統一」，在這個前提下，台灣再怎樣倚賴大陸都不是問題，因為大家都同屬一國。

國民黨的黨魂可以說是一個中國，但決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其名、專制統治其實的中國，而台灣是它的一個省。

如果說這就是國民黨的黨魂，相信起孫中山和蔣氏父子於地下，都是絕對不會同意的。郁慕明似乎是忠於國民黨的「原教旨」，其實是徹頭徹尾的背叛。他根本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理念拋諸腦後。這才是國民黨的黨魂，雖然在現實上似乎沒有可能實現，但不能因為現實的困難，就用南轅北轍的專制主義取而代之。

所以，很多人誤以為郁慕明這類台灣所謂「深藍」人士，就是最堅定的三民主義者，其實從他們主張接受中共的一國兩制開始，他們就是三民主義的叛徒了。為甚麼深藍人士會有這樣的蛻變？我認為根源仍在於「寧給敵人，不給家奴」的思維。

國民黨人當年之所以激發「二二八」事變，就在於視台灣人為低自己一級的殖民地順民，沒有施行平等愛民的仁政。事變被鎮壓下去後，更長期實施白色恐怖，以防諜為名殘害台灣社會中的精英階層，以期打斷本土的主心骨，令他們可以放心統治。在這目的下，台灣本土文化、本土意識當然也在壓制之列。

但自從兩蔣去世後，威權統治崩潰，政治生態起了翻天覆地變化，數十年來高高在上的藍營既得利益者產生嚴重危機感，不願接受本土台灣人從自己腳下爬上來，要求當家作主的現實。

這種危機感是李登輝掌權後開始的，他們的應對之方是「聯共制獨」。但從李登輝下台迄今，情況又起了很大變化，尤其到九合一選舉這個階段，台灣新生代崛興，他們已脫離了父祖輩以省籍分別主奴關係的意識，而代之以台灣拒共自主思潮；馬英九拒共不力，就被他們揚棄，柯文哲標榜超越藍綠，就為他們所接受。他們即使是外省人的後代，並沒有繼承先輩的主奴思維，而是平視省籍，只求自主。

這就是說，郁慕明之輩仍然活在李登輝剛登場的年代，看不到歲月流逝，他們自己的下一代已經沒有「被家奴趕落海」的恐懼，而是和本省人一起走向獨立自主之途。這才是九合一選舉國民黨的敗因。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蘇賡哲 - 西洋菜街與自由行

多倫多明報   2014年12月15日

逗留香港時，辦事處在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一座大廈的高層，樓下即是「鳩嗚革命」聚集處。 據說是布殊家族政治顧問的陳先生從美國來訪。陳先生雖說以前曾在港府當官，但移民美國已久，只懂得坐的士到附近下車，站在西洋菜街用手提電話問怎樣才走得到我所在的大廈。我當然必須先問清楚他身在何處，才能叫他走南向北。答案是他在周大福金舖門口。我說：西洋菜街有無數周大福，你不如再說另一家商店吧。接著，他答，看到對面是百老滙影音公司，還有一家甚麼手機店，一家甚麼化粧品店。我當然只能連聲說不，這些店舖在西洋菜街都為爭奪大陸自由行的客路，不惜工本開設了多家分店，和同業競爭，也和自己競爭。所以陳先生說出其中一家，都不能夠說明他在哪裡，只好請陳先生挑一家小店來報告他的位置。然而他再報出的，依舊是聯鎖店。

忽然，電話中隱隱傳來一陣歌聲。我忙問：「你身邊是不是有個老人彈著結它，坐在輪椅上唱〈奇妙恩典〉？」。這才解決定位問題。

這段街道已經沒有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小店。我不會每隔一兩天跑去買一個鑽石戒指、買一個手機或平板電腦，連鎖店充斥的得益者可能就是那十來個老板，和百來個因店租狂升的業主。他們甚至沒有提高就業率，因為沒有連鎖店，店舖不會丟空，依然要僱用員工。一家茶餐廳用人可能比金飾店多出數倍。店舖租金狂升，帶動物業升值，也不利升斗市民。自由行令人討厭，因為它益少數害多數。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李怡 - 新地案和香港的墮落趨向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4日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一滴水照見整片藍天。

法官認為許仕仁是史上最好的政務司司長；郭炳江毫無疑問是好人，行善而不求報答；陳鉅源是任職四十年忠誠可靠的員工；關雄生家人的求情信令法官感動。很少見法官對被判刑者這樣稱道。至於新鴻基地產，必須承認在市民心中，這公司過去的紀錄良好。為甚麼這樣的人，這樣的公司，會出現這麼嚴重的貪污案？

許仕仁判刑七年半，法官下令許需交還關雄生轉給他的1,118萬元給政府，惟郭炳江給他的850萬元卻毋須交還。

這1,118萬，正是照見藍天的一滴水。許仕仁自辯時說，這錢是時任港澳辦主任兼政協副主席的廖暉給他的。許仕仁曾對廖暉說薪酬不夠花，廖暉就說「看看怎麼幫你」，錢到手廖又當面跟許說「我已經幫了你，你不要這麼大花費了」。因此，要許交還這1,118萬，是交給香港政府還是中共政府，或由港府轉交北京，有待澄清。

法官表示，儘管郭炳江給850萬許仕仁並沒有協議及附帶條件，但他不會天真地相信無協議就是沒有優待新地。同樣，廖暉給許仕仁1,118萬時，也沒有協議及附帶條件，但我們又豈能天真地認為無協議就意味特區政府高官對中共不會更加言聽計從呢？中國有句老話：「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中共太了解這一套了。

一千多萬若來自一般私人饋贈，以許仕仁之聰明，斷不敢收，但來自主管香港的北京高官，會有甚麼問題？這錢不但可以收，而且必須收，因為收了就表示你接受這個靠山，不收就意味拒絕。

中共「錢進香港」，對香港親共政權和建制派的支持，採取的就是類似廖暉給錢許仕仁這種方式，不是按《基本法》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規定行事，而是用橫手，使暗錢，無協議無條件地暗中支持，一方面成為你的靠山，另方面在必要時又可以讓你陷法網。種票，種人，蛇齋餅糭，發展愛字頭部隊，金毛仔派錢反示威，一脈相承都是這類黑社會主義手法。

香港很多人不關心政治，或藉口說不懂，或搵食旅遊玩樂大過天。但香港貪污跟市民無關嗎？幾乎是逼出來的官商勾結而把成本轉嫁到市民身上，與我們無關嗎？

回歸初期，廉署還調查過中旅社主席的貪腐，其後十多年大陸貪腐越趨嚴重反而在香港上市的國企似乎貪腐絕迹了，先前的劉金寶、去年的宋林都是中共自己揭發的。湯顯明酬酢吃喝送禮，都是與中共官員交往，怎麼他的應酬範圍就沒有其他國家的機構？

旅居美國的大陸經濟學者何清漣曾指出，近年來，大陸在香港的洗錢活動越來越猖狂，但被裁定洗錢罪名成立的人數卻在減少：二○一○年有三六○宗，二○一一年跌至二四六宗，二○一二年再度減少至一六六宗，這兩年手頭無資料，估計更低。何以致之？

在倒退中的廉政，行騙長官仍然不合意，於是委任譚惠珠接替施祖祥，出任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譚早年出任交諮會主席時曾爆出利益衝突醜聞，有誠信的壞紀錄，加上親共色彩極濃，由她替代處事公正的施祖祥，廉署不但不可能再查中共和它屬意的官員，更會成為梁振英打壓異見者的東廠。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回歸後市民政治權利的變化：區議會從全部直選摻進了委任議席，臨時立法會廢除勞工集體談判權，恢復多條公安惡法，殺了民選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由三司統領各局改為各局向特首負責的問責制，功能組別選民從回歸前的一一五萬下降至二十四萬，立會分組點票等於讓議員提案功能作廢……推廿三條，推國教，意圖廢除查冊，抑制港視，拆天星皇后，加緊與大陸融合搞無實際用途的超支高鐵和新界東北發展，財委會吳亮星事件……

在政治權利不斷被侵凌和自由法治流失之下，必然引致香港人特別年輕一代的本土化和激進化的抗爭。中共的回應是對港政策更趨強硬。最近就以澳門的馴服教訓香港，要學澳門：維護中央權力，廿三條立法，消除所有獨立輿論的聲音，最後連最高級的政務官都由大陸出身和受教育的根正苗紅人士出任。

如果命運自主的自由意志可以這樣被壓服，如果正直的人可以這樣被扭曲，如果文明可以如此被淹沒，那麼香港人將愧對我們的百年法治自由的歷史培育。（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林夕 - 比條蕉更粗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3日

前不久，街工梁耀忠跟工聯會某某在電視節目上由討論變爭論。梁耀忠說，既然各自做的民調與簽名都不能作準，那麼由政府搞個公投又如何？某某臉色一沉，香港沒有公投法，這是非法的，不可能，不可以。梁耀忠再問：我想問的，是你個人立場，你個人贊不贊成用公投方式去看清楚民意，公投是否有效的方法而已。某某臉色更黑：不合法的事情，我反對。

看，某某、某些人，當然也包括工聯會頭目掛在嘴邊懸在心裏的法治。他們之守法守到失去了自己的想法，人家問你個人立場，即是姑勿論有沒有這條法，你想不想用這方法。沒有，他們彷彿沒有私人腦袋、沒獨立判斷力，沒個人立場。唯一立場，就是無常，一切由政府說了算，是為建制的建設力量。

不久前，男士三天侍產假草案在立會通過，要求七天有薪假修正案遭否決。三天抑或七天另議，重點在某某類人的行徑。曾經在不太久之前，立法會選舉要吸勞工票時，工聯會把要求立法推行七天男士有薪侍產假，白紙草綠色字寫在候選政綱上，你不主動提出修正案也就罷了，你好歹也表態投票支一支持啊，不支持工人福利，也支持你承諾過的謊言，你自己的顏面，做個姿態啊。但是不，工聯會竟然代表工人棄權，全體投棄權票，即是不表態，沒立場，由政府說了算。事後，工聯會票后陳婉嫻還發砲，好介意被人說出賣工人；工人或者更介意你連姿態都不擺，反正在這合法而不合理的制度下，這議案在分組點票時，必然如常通過，有功能組別在，你怕什麼？工人，即是絕大部分香港人，又有什麼好希冀的可指望的？

據說運動以暴力開始以和平終結，又據說這只是新開始，但議會如常阻礙市民過正常合理生活，卻像輪迴永劫。立法會被砸爛一塊玻璃，當然是毫無意義的暴力，不過，像前高官代表律師求情所說，並沒有對大眾構成實質影響。張建宗恐嚇再要求七日，連三天都不給你們，再加上像工聯會這類幫兇，這暴力難道不比一條蕉更粗？在這場辯論中，張宇人其實有更多精彩又粗暴的表演，搶去了嫻姐風頭，大家別顧着忍受或享受這種娛樂性折磨，要踢走的，遠遠不止那些敢於獻世的活寶，要多留意無聲無息按投票鍵的手指。

難為工聯會吳秋北手指指要放棄過激青年，你們立場如此溫吞，老中青工人首先就要放棄你。 

陳雲 - 香港社會一直譯錯 Common Sense

三文治   2014年12月23日

香港社會的大問題，是缺乏common sense（常理、公道），甚至連這個英文詞也一直錯誤翻譯為「常識」。一個族群的common sense，是代代相傳的處事之道，一旦傳承斷裂，或上一代的人思想中毒，社會的common sense就會消失。例如老一輩香港人中了民國與中共的「中國情花毒」（中國的國家主義）、中年香港人中了泛民和教會的「和理非非」毒。在英國殖民官走了之後，香港的老年華人和中年華人掌握了社會權力，年輕一代就被犧牲了。

英文common sense源自拉丁文sensus communis，德文用語較為嚴謹或冗贅，是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通達的人情事理。華夏在漢代以來，有兩千年大帝國歷史，非常之有common sense，故此中文的common sense是「人之常情」，簡稱「常理」、「公道」，或民間口語的「講一下道理」、「評一下道理」的「道理」，都是指common sense。香港社會一直翻譯英文的common sense做「常識」，是誤導的翻譯，常識是common knowledge，不是common sense！中文的情、理有別，卻是互通的，日常用語有所謂人情道理、道理人情，情中有理，理中有情。Common sense的sense是道、理、情，但不是知識或意識！

勤力讀書，研究院進修，並不能增加你的common sense；讀書不得其法，反而遠離common sense，好似某些泛民、左膠、耶穌教會狂徒。常理也不一定是源自公義判斷或社會正義，公義需要道德推斷的，常理只是人之常情。例如一個國家或地區，接收外來移民或旅客，總有一個限度，這不需要公義的推斷，只是人之常情。學者用公義去推斷常理，例如考慮移民政策的時候，過分用包容弱勢、救助共產暴政的犧牲者為正義推斷，反而容易令社會遠離常理。

判別正義與常理，需要一個哲學家。《呂氏春秋．察微篇》有一段記述孔子與弟子的社會正義辯論。魯國有一條法律，如果魯國人在外國見到同胞遭遇不幸，淪落為奴隸，只要能夠把這些人贖回來，令國人恢復自由身，就可以從國庫獲得金錢補償和獎勵。孔子的學生子貢，把魯國人從外國贖回來，但認為是義之所在，自己也不缺錢用，於是不向國庫領取金錢。孔子教訓子貢「賜（端木賜，即子貢），你錯了！聖人做的事，可用來改變民風世俗，教導可以傳授給百姓，不僅僅是有利於自己的行為。現在魯國富的人少，窮的多，向國家領取補償金，對你沒有任何損失；但不領取補償金，魯國往後就沒有人再去贖回自己遇難的國人了。」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謝他送了一頭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興地說：「魯國人從此一定會勇於救落水者了。」這是講理的一方面。

孔子另一個著名故事，是講情的一方面。《論語．子路》說：「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攘是輕微的盜竊。「直躬者」，「直」是「行為正直的人」的意思，「躬」是「躬行」的意思。（一說「直躬者」是「正直的，名叫躬的人」）。葉公認為，正直的人是守法的，父親偷羊，兒子會依照國法，指證父親。孔子認為自己家鄉（鄉黨）的正直很不同，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為父親隱瞞，這樣才是正直的人。孔子不是說國人不該服從國法，而是說人倫的自然理性高於國家的正義理性。孔子想講的是人的情理，如果某個社會高舉父子的人倫不及國法，那麼國家就超越家庭，社會遭受政治獨裁，個人失去家族庇蔭，社會以理殺人。當然，現代法律的做法是不鼓吹父子互相舉報，法庭也不輕易接受家庭成員之間的舉證，避過法理與人倫的鬥爭。

英文的Common sense源自英國社會的理性與人情，可惜這樣重要的翻譯都一直弄錯了！說來真令人感慨。我和同事正在編輯的《經典啟蒙讀本（二集）》，裡面有民間智慧格言集，例如《增廣賢文》，我會寫一段序言介紹，目的就是補回香港社會的常理與人情。


Vic：非常有意思的觀點。

英文字典一般如何解釋common sense，可看：http://www.onelook.com/?w=common+sense&ls=a

維基百科的英文解釋：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on_sense

沈舟 - 狼如何給羊「再啓蒙」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2日

佔領運動告一段落，評判其功過得失的言論蜂起，其中尤以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的「再啓蒙」觀點為人關注。在上周結束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年會上，張榮順聲稱，港澳回歸十幾年以來，不少人仍然「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所以要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啓蒙」，以加強港澳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對中央政府的認同和對國家發展道路的認同」。

張榮順對佔領運動的來由判斷是準確的，很多人或許並不了解「爭取真普選」的確切內容是甚麽，但抗拒中共、不認同中央的逆反心態讓大家走到了一起，並堅持到最後。香港是自由多元社會，難有內地訊息封鎖、輿論控制和洗腦問題，人民的價值偏好多為自發選擇的結果，為何中央對香港社會進行「認同」的宣傳教育，這麼多年來竟不成功，需要借佔領運動進行「一而再」的啓蒙？

抗共始於避共、恐共，有如佔領者中的九旬老人黃家彭所說「我們是被共產黨逼到這裏來的」。不少港人從內地來港，都是為了逃避昔日中國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民不聊生的計劃經濟。文革期間五花大綁的浮屍順珠江漂到香港，六四天安門廣場反腐敗、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遭到血腥鎮壓，一次又一次加劇了港人的恐共心理，中共治國劣迹如此，治港前途堪憂，於是才有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權宜性承諾和港人「民主回歸」的天真響應。

當年民主回歸的理念中，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回歸中國不等於歸順中共專制。如今民主受挫，確需對回歸進行「再啓蒙」。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上個月在深圳的一個研討會上指出：「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是兩回事」，「政治認同是對權力的正當性認同，而國家認同是對民族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認同」，權力的正當性就是主權在民，「人民通過階段化的、儀式性的授權來表徵公民化身為選民，從而行使自己的、授權的主體功能」。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恰恰是通過授權而獲得正當性的外在表徵，而「用政治認同掩蓋國家認同，以國家認同代替政治認同是一個障眼法」。

張榮順副主任玩的就是這種「障眼法」，將港人不認同非人民授權的中央政府，不認同中央企圖阻止港人行使真普選權利而進行的抗爭，視為對國家的不認同。實際上，對國家作為民族和文化共同體的認同，並非僅僅靠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輸就可以實現，而是通過歷史傳統的薰陶，自下而上、修身齊家而後才能達到認識國家、歸順國家。

1901年，香港包括新界在內的總人口只有28.1萬人，至中共在內地奪權執政的50年代，人口激增至220萬。隨後逃離大陸來港的移民超過200萬，至1980年香港人口已達510萬，港人的中國血統不證自明。作家陳冠中指出：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既沒有被殖民政府有系統的改造，也沒有經歷與大陸同程度的新文化運動以及由中共官方帶動的批孔批儒的文化清洗，「香港至今是很西化也同時很傳統中國化的城市」，何須再來一番「國家認同」的再啓蒙？

國家認同的廣而告之下，推銷的是對中共政權的認同，掛愛國的羊頭而賣愛黨的狗肉。黨的意志高於法律，黨領導立法，主管司法，掌控行政，但黨大還是法大，中共並沒有作出明確的正當性說明。1985年兩會期間，有記者採訪人大委員長彭真，問及「在中國，執政黨和法律，到底哪個大呀？」憨厚的彭真笑笑說：「這個不好說」，引起全場哄堂大笑。1988年，同樣的問題問及人大副委員長周谷城，周從黨章和《憲法》中引經據典，然後說：「我最後的看法是：黨大，法也大」，又一次笑翻中外記者。

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中國最高立法機關的首腦都說不清楚，如何對香港進行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再啓蒙」？根據美國世界公義項目組織（World Justice Project）有關全球法治指數的排名，今年中國在99個國家和地區中的「政府權力制約」項目得分排名第92，而總分在76位，遠遠落後於總分排名第16的香港。由中共對香港進行法治啓蒙，無疑會越啓越蒙，貽笑世界。

一黨專制政治上的高壓維穩，經濟上的權貴壟斷，時下被人吹噓為突破西方民主僵局，創造更高效率的制度優勢。但代價是必須扭曲法治、滋生腐敗、壓制自由、取消異議，讓人性的公民退化為羊性的臣民，這種極權主義的狼性「再啓蒙」，港人可以接受嗎？

沈舟
獨立評論員

周保松 - 抗命者言（上）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我是2014年12月11日下午五時零一分，在金鐘夏愨道被香港警察正式拘捕，罪名是「非法集結」和「阻差辦公」，於我則是選擇公民抗命，並承受刑責。在我的人生規劃中，從來沒想過會行到這一步。而這一步跨出後，對我日後人生有多大影響，此刻也無從預計。但趁記憶和感受仍在，我希望將經歷和反思如實記下來，為歷史留點紀錄。

我決定響應學聯號召，在警方清場時和平靜坐直至被捕，是12月10日晚上八時多的事。當時我一個人，在干諾道中人來人往的天橋石壆上，看着泛紅的天空，靜靜躺了大半小時，覺得已想清楚，心裏踏實，竟然沉睡了一會。醒來，見到有個女孩子蹲在馬路上，一筆一筆畫着一個叫「天下太平」的大圖案，裏面有一把一把的黃雨傘。我一時有感，也在地上拾起兩枝粉筆，走到無人之處，寫下「我們沒理由悲觀，我們非如此不可」兩行字。站在高處，看着下面燈火依然通明的自修室，以及四處留影不捨的人群，我知道，這是最後一夜。

回到家，已是深夜，我告訴妻子我的決定。經過好幾回討論，我最後總是說，我沒法不這樣做。妻知我心意已決，不得已地說，但願你明早起不了牀，而到你醒來時，一切已經過去。早上八時半，我起來，三歲女兒正要出門上學。我抱着她，說爸爸今晚不能回來吃飯，很對不起。我特別叮囑妻子，不要告訴女兒爸爸的事，免得留下童年陰影。最近這個月，她在電視上見到警察，就會大叫「警察拉人」，聲音中帶着恐懼。

回到金鐘，已近十時。步出地鐵站，陽光普照，世界卻已不再一樣。夏愨村一片狼藉，連儂牆上萬千的心願已經不見，只剩下「We are Dreamers」三個字，孤零零掛在牆上。原來寫着「就算失望，不能絕望」的外牆，現在只餘「初衷是愛」四個大字。字是白色的，紙是黑色的，牆是灰色的。9月28日，我就在這道牆數步之外，撐着傘，與無數市民一起，親嘗第一枚催淚彈的滋味。當時，我不曾意識到，那是香港歷史轉捩的一刻。我更不可能料到，七十五天後，我會穿上政政系系衣，和無數市民一起，擠着地鐵回到金鐘——他們去上班，我去等被捕。

我在牆前默站良久，在陽光中，見到Johnson（楊政賢）和Eason（鍾耀華）從遠處聯袂走來。兩人都是政政系學生，中大學生會前會長。Johnson是民間人權陣線前召集人，Eason是學聯常務秘書，與政府談判的五名學生代表之一。在接着下來的清場當中，Eason是第一批被捕，Johnson是最後一批。我們沒有多說什麼，只在一張「We will be Back」的條幅前留下一張合照，便一起向着夏愨道和添美道方向走去。在那裏，一眾抗命者早已坐在地上，等待最後時刻。

港府從「權威」墮落到「權力」

去到現場，我才發覺人數很少，坐着的也就二百來人，遠較圍在外面的記者和旁觀者少。我更料不到的，是泛民派很多立法會議員也來了，李柱銘、黎智英、余若薇、楊森等也在。這和我昨夜的想像很不一樣。我本來以為，會有許多年輕人留下來的。但我對此並不失望，甚至隱隱覺得慶幸。年輕人的付出已經夠多，實在不必再有更多磨難。但真要深究原因，我估計，經過這兩個多月，年輕一代對於公民抗命的理解，已經有了根本轉變。如果將盧梭在《社會契約》中的話倒過來說，就是香港政府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從「權威」（authority）墮落到「權力」（power）的過程。沒有正當性的權力，最多只會使人恐懼屈從，但卻無法產生政治義務。而當公民不再覺得有服從的義務，公民抗命中最核心的「忠於法律」的道德約束力便會大大減弱。

就此而言，港府管治的正當性危機，經過這次運動，已經發生根本轉變。之前的危機，源於權力沒有得到人民的投票授權，但人們仍然願意有條件地接受，因為權力機構在相當程度上仍然能夠自我約束並符合一些基本要求，例如謹守程序公正和專業倫理。現在的危機，是當局以不受約束的姿態恣意濫用公權力，遂導致權力正當性的進一步喪失，結果必然是更為廣泛的政治不服從。

我最初坐在後面，但後來覺得既然是要陪伴學生，和他們在一起會好點，遂移到第二行最右邊。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名叫Mena的年輕女孩。我以為她是學生，問起才知道已在職，從十月起便已在學聯幫忙，是眾多義工中唯一選擇坐下的一人。我問她，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她說因為這樣做是對的。我再問，你父母知道嗎？她笑了笑，說早上用了一個小時說服媽媽。和我同排的，還有周博賢、何芝君、何韻詩、羅冠聰等，再遠一點有我以前的學生黃永志和中大同期同學蒙兆達和譚駿賢；而坐在我後面的，有韓連山、毛孟靜、李柱銘、李永達等。然後我發覺，今天坐下來的，不少都有政黨和NGO背景，像我這樣的「獨立人士」好像並不多。

為什麼我們「非如此不可」？

因為警方清理障礙物進度緩慢，所以中間有好幾小時，我們是坐在原地等待，聽着警方一次又一次用廣播警告留守者必須盡快離開，並逐步封鎖佔領區。但現場氣氛並不緊張，大家好像在等待一件必然會發生且知道會怎樣發生的事，遂沒有過多的焦慮和恐懼。我雖然內心平靜，但在某些時刻，當我坐得累了，站起來看着密密麻麻的記者，看着不遠處嚴陣以待的警察，看着天橋上俯視下來的旁觀者，再低頭看看身邊一臉疲憊的學生時，總難免浮起幾分迷惘傷痛﹕為什麼我們在這裏？為什麼其他人不在這裏？為什麼我們的「非如此不可」，在別人眼中卻是如此毫無所謂？香港這個城市，真的值得我們為她這樣付出嗎？

我必須老實承認，在警方開始拘捕行動時，我腦裏真的想過，只要我站起來，走出去，我就不再是「他們」，我就可以坐地鐵回到校園，重回我的安穩生活。眼前需要承受的一切，本來並不屬於我的世界，我也沒有對人做過任何承諾，為什麼非要坐下來不可？我問自己。

這其實是我這兩個月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我想了解，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那麼多年輕人站出來，走上抗爭之路，甚至願意為此付出極大的個人代價。那當然不是受人唆擺，或為得到什麼個人利益。根據鄭煒和袁瑋熙早前做的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佔領者調查，參與運動且堅持留守中佔最大比例的，是教育水平高且收入不錯的年輕白領和專業人士（超過55%）。按道理，他們已是既有遊戲規則的得益者，如果只為個人着想，他們實在沒有理由這麼做。他們站出來的主要原因，是「要求真普選」（87%），即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夠行使他們應有的政治權利。

最深的政治覺醒：權利與尊嚴

但民主對他們為何如此重要？不少人馬上會說，那是因為民主能為他們帶來其他好處，例如更好的經濟生活或向上流動的機會。就此而言，民主只有工具性價值。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沒有太大說服力。我相信抗爭者會更願意說，他們如此在乎，是因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給人平等尊重，才能讓人活得有尊嚴。但這並不是說，尊重和尊嚴是一些抽象的理想的中產的「後物質主義」追求。絕非如此。人們正是在具體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真實感受到制度加諸其身的不公正不自由，才慢慢體會平等尊嚴的政治可貴。

我因此認為，這些價值之所以能成為人們行動的理由，必然是因為，這些價值早已以某種方式走進他們的生命，並成為他們理解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唯其如此，他們才不願意別人用經濟利益換走他們的政治權利；也唯其如此，當他們視為應得的政治權利被粗暴剝奪時，他們才如此深切感受到尊嚴受損。也許這個才是這次雨傘運動中，青年人最深的政治覺醒。對於統治者和許多成年人來說，也許這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他們無法理解，人除了是經濟人，還是道德人；人除了要麵包，還要權利和尊嚴。新的一代，不再願意用舊的價值範式去理解自身和理解這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城市。當觀念改變，行動就跟着改變，新的主體就會形成。任何不能有效回應這種政治自我的表達和實踐的制度，都會受到極大挑戰。這個過程要經歷多少苦痛和承受多大代價，是我們所有人——尤其是當權者——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

向自己內心的信念交代

正是受這些問題困惑，在我當天的背包裏，除了衣服和水，我還帶了一本Christine Korsgaard的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規範性的起源》）。當時《倫敦書評》一名記者好奇，走來問我讀什麼書，我們遂在一片嘈吵中聊了一會道德和身分的問題。《獨立媒體》的記者也過來問我為何要坐下來，我想了好一會，說這是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我覺得，如果在某些重要時刻，如果你經過深思熟慮後仍然願意堅持某些價值，那必然是因為這些價值對你極為重要，甚至構成你人格的一部分。為了這些價值你可能要付出很大代價，但的確是在成全自我。這種成全，不是向別人交代，而是向自己交代，向自己內心的信念交代。

我相信，在這場運動中，每一名認真的參與者，都經歷過這樣的覺醒和反思，並在最後做出自己認為對的道德選擇。所以，在廣角鏡下，我們很容易只見到波瀾壯闊，卻見不到一個一個真實個體如何在其中真實踏實地活出他們的信念。清場前夕，我多次站起來，細細凝視每一張臉。有三張臉，我印象特別深刻。

區龍宇，退休教師，一生關心工人權益，兩袖清風，好讀書，為人爽朗正直。十九年前，我們在英國初遇，曾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激辯兩天兩夜。這場運動一開始，他便全情投入，在面書和年輕人自由討論交鋒，在各佔領區踏實做事，完全不像一個「六十後」。當天他握着我的手，說，我老了，無所謂。你還年輕，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應好好考慮是否值得留下來。

周豁然，中大人類學系學生，人如其名，豁達安然，喜歡耕田，關心環保，是中大農業發展組核心成員，更積極投身土地正義聯盟的各種行動。6月20日反東北發展集會後，她首次被捕。7月2日清晨，我在遮打道，親眼看着她再次被警察抬走。9月28日，她在示威現場最前線。她後來告訴我，她當時選擇了不戴眼罩不撐雨傘，直面警方的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當天她和朱凱迪、葉寶琳等坐在最後面。我走近她，細聲說，你已被捕兩次，這次就不要了吧。她笑了笑，什麼也沒說。

朝雲，公民記者，人瘦削，臉蒼白，眼中常有憂鬱。佔中運動開始後，他辭去工作，全程委身，無役不與。將來人們回望，或許會見到，如果沒有朝雲的攝影和文字，我們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將會很不一樣。但朝雲不僅僅是紀錄者。預演佔中，他被捕；旺角清場，他被捕；金鐘清場，他留到最後，按下最後的快門，將相機交給朋友，被捕；銅鑼灣清場，再次被捕。當天，我們沒有機會交談。我們隔着人群，遙望對方，彼此相視而笑，然後道別。

能夠和這些朋友一起，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氣。謝謝你們。（上篇。待續。）

「將來人們回望，或許會見到，如果沒有朝雲的攝影和文字，我們對這場運動的認識，將會很不一樣。」（圖中為朝雲鏡頭下的周保松）

文 周保松

編輯 王芷倫

姚松炎 - 買樓發達夢

星期日生活   2014年12月21日

【明報專訊】香港長遠房屋政策終於出台，10年建屋48萬成為目標，然而，有關私人租務市場的管制，文件幾乎一片空白，就減少空置房屋的累進稅，也是杳無音訊。房屋政策綱領仍是老調重彈，鼓勵置業階梯成為不二之法，三層樓市全力推動「上車」，全城延續上幾代人的買樓發達夢。

過去大半個世紀，隨着香港經濟起飛，人口增長，樓宇價格基本向上，雖然亦曾出現幾次樓價大幅下挫，但整體而言，樓價升幅仍遠高於通脹。（圖一）清楚顯示過去40年，當甲類物價指數（CPIA）上升了6倍，樓價綜合指數（CHPI）卻已經上升43倍。事實上，過去幾代人憑着買樓發達的家庭比比皆是，歷史數據好像說明，長遠而言投資住房不但有效對冲通脹，更可以透過高槓桿、低利息、長還款期的按揭借貸資金，以小博大；為數不少的城中富豪，均以投資房產發迹，甚至富可敵國。

但眾所周知，過去的投資回報並不一定代表未來；為什麼市民仍然對樓宇投資充滿信心？這可要歸咎於香港特殊的高地價政策。事實上，政府的每年收益有大約三成來自與土地和房屋有關的收入，高地價對政府本身有利；况且，經歷幾次大跌市後，市民清楚見到政府的救市行動，停賣地、停建屋、回購等安排，排山倒海；市場經已形成預期，即所謂「道德風險」，有政府這座大靠山，大樹好遮蔭。况且，政府亦樂於推高置業率，一方面除了可令庫房收入增加外，另一方面亦可令更多市民支持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和維穩政策。

所謂高地價政策，嚴格而言，應是少土地供應政策。政府作為全港土地的最終業權人，壟斷土地供應，而且政府在土地的調撥上是完全不受任何民意監管；因此，政府只要限制土地的供應量，基本上是完全控制土地價格。美國兩位著名房產研究學者：Peng and Wheaton（1994）就曾分析過香港樓市，發現回歸前因為中英土地委員會限制每年賣地不多於50公頃，因而導致九七年的樓價大幅上升。但回歸後，每年的賣地面積仍然處於非常低的水平，2013／2014年度只有25.8公頃，而樓宇供應量因着連續的少土地供應政策而出現急速萎縮，從回歸前平均落成26,000間房屋，下跌至2013／2014年度的8750間，打破歷年最低紀錄。

供地少推高樓價政策

透過少土地供應推高樓價的政策至今未改，亦難以更改，因為一旦大幅增加土地供應，意味着現有樓宇價格必須下調，勢必影響到現有的既得利益者，起碼有一半的香港家庭因而受損。這點正是八萬五政策失敗的原因，亦解釋了為什麼市民普遍認為樓價基本只會向上的現象。

然而，這種世代相傳的買樓發達夢終究不能永續，邏輯分析清楚說明，樓價升幅不可能長期跑贏市民的收入增長，因為最終還得要有市民買得起樓，樓價才是市價。換言之，樓價最終必須靠實體經濟支持，不可能遠遠拋離市民的負擔能力，而成為只供炒賣獲利的商品。

但現時香港樓價之貴，已經連續第三年成為世界上最不能負擔房價的城市，2014年的樓價與收入比更加升至14.9，而國際指標把5.5以上定為極度不能負擔。這個14.9的樓價與收入比是指一個達到入息中位數的家庭，要在15年內不吃不喝不買不穿，把總收入完全用去供一層樓價位於中位數的樓宇，還未計15年內的利息，才可以把房屋貸款供完。這個驚人數字，遠遠拋離第二名差不多50%，而且只有香港能夠長期超越其他城市，並節節攀升。

樓價拋離實體經濟

所謂一個時代的終結，從前的買樓發達方程式開始失效，因為實體經濟已經無法支撐樓市。戰後初期，香港樓價上升主要來自市民收入增加，實體經濟的快速成長，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圖二）顯示1984年以前，樓價年度平均升幅（14%），較生產總值的年度平均增長規模（19%）為低。但自從1985年實施聯繫匯率以後，至回歸前，樓價的平均升幅（20%）反而高於經濟產值的平均升幅（14%），樓價升幅開始拋離實體經濟和市民收入的增加；但畢竟當時的經濟增長率仍有不錯的雙位數字。隨着亞洲金融風暴，1998至2007年間，經濟增長率只能維持在平均2%的低水平，但同期的樓價卻出現-3%的平均下滑幅度。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美國瘋狂印銀紙，長期實施超低息，香港的樓價急升，至2014年第三季這7年間，樓價的平均升幅竟高達15%，但同期的經濟平均增長率只有微弱的4%，樓價變化明顯與實體經濟失衡，房產價格上升顯然非因經濟帶動，更與市民收入無關(Yiu 2010)。換言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樓價上升是建築在實體經濟效益增長之上，而本世紀2010年代的樓價上升則是建築在浮沙上的海市蜃樓。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樓價開始拋離實體經濟，樓價本已不能負擔。然而，銀行透過拖長按揭還款期，成功讓樓價與收入比進一步拉開；本來用10年收入便可負擔的住房，現在用30年的收入來負擔，即是樓價上升了3倍，而收入卻毋須增加，表面上好似負擔得起。可惜，這場靠延長還款期的按揭遊戲明顯不能持續，且快將終結，樓價與收入比繼續上升的買樓發達夢，行將幻滅。

所謂業主 一世樓奴

記得在七十年代，買樓可以借九成貸款，還款期為10年。但隨着樓價不斷上升，但薪水卻沒有多少升幅，所以到了八十年代，還款期就變成15年，九十年代變成是20年，到現在最長的還款期已是25年，甚至30年。樓價一直升，薪水追不上，理論上應該買不起樓，但還款期不停加長，令每月供款佔入息比例保持差不多一樣的水平，至今仍是35%左右，但過去的業主供斷樓按後，能享受真正完全屬於自己的物業，但現今的所謂業主，要做一世樓奴，供斷按揭的時候，要不然就是已經西歸，或者土地契約經已到期，又要由頭再供。

按揭還款期其實有上限，最長不過40年，因為就算一畢業25歲即刻買樓，40年後65歲剛好要退休，樓按必須終結。因此，愈來愈多的置業者皆須依靠祖蔭，靠父母借錢付首期才能置業。這一趨勢隱含未來必將出現跨代貧窮，沒有祖蔭的年輕人，便沒法置業安居，長期被高租金壓迫，只有子憑父貴，富爸爸才有富孩子的現象，勢必進一步加劇。回想過去40年的香港按揭遊戲，本質上是一場「上一代付出一生積蓄，賺取下一代血汗」的代際蠶食。

香港樓市，何去何從？前面似乎只剩下三條出路，一曰泡沫爆破，推倒重來。二曰實體經濟有效益突破，收入追上樓房。三曰換入大量收入更高的家庭，或者改玩另類按揭遊戲，再賭一回。

蘇賡哲 - 「後佔領」的分析

溫哥華星島   2014年12月16日

香港的雨傘佔領行動因警方在金鐘清場而結束。事實上不會有永遠的佔領，堅持了七十多天，已經很不容易。 佔領者身心俱疲之外，也因為看不到成功的機會，回家休息，伺機再另找更有效的爭取方式，是合乎情理的決定。佔領行動終結和「六四」不一樣。「六四」之後是徹底的秋後算賬，民運生機被連根拔起，二十多年來沒有死灰復燃。香港佔領運動只是被清場，專上學聯、學民思潮、城邦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等組織和互聯網依然存在，大量參與者也熱情不減，即使有司法上的秋後算賬，也不可能令有生力量銷聲匿跡，而將會是改變鬥爭的方式而已。

這次雨傘運動的抗爭陣營和保守陣營的表現，都在人們意料之外。雨傘運動脫胎於「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一開始就脫了佔中領導人的韁，由學生衝鋒在前，廣大無組織市民自發在後，形成沒有領導指揮、沒有組織權威的佔領行動。大量佔領者在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扑頭的惡劣形勢下不稍退卻，寧願被拘捕、被黑警虐待、被告上法庭留下刑事案底而視以為榮；唯一動機是他們認為「生於亂世有一種責任」，責任就是為自己和後代爭取公平公義的政治制度。

在今天極端功利的香港社會出現如此一批人，事前連佔中的領導人也意料不到。他們本來的計劃，只是坐在馬路上任由警察捉走而已。

另一個意料之外是保守陣營的動員力量也相當龐大。八九民運以來，香港大規模群眾運動，大多是民主陣營發起的。這些運動在進行過程中，曾經多多少少和保守陣營發生過摩擦，但只有這一次圍繞政改而起的衝突，保守陣營發動大型反制行動，包括示威遊行、簽名運動、到佔領區拆路障、罵陣等，出動人數之多前所未見。當然其中相信有不少人是貪圖小利參加的，面對記者採訪時甚至說不出參加的原因。周融等發起的撐警察反佔領簽名，宣稱簽名人數達一百八十萬，其中無疑有相當水份，但以我觀察所見，確實有不少街坊鄰里跑去簽名。

這顯示不少香港人即使不反對民主政制，也不願意為民主政制有任何付出。這也反映在非常明顯的社會撕裂中。我家一位至親是反佔領的，原因是佔領令他搭不到一條小巴線。有人願意為民主政制付出沉重代價，有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這是香港人的現實寫照，亦預示了未來鬥爭將會十分激烈，因為特區政府已摸清民意，知道站在他們那邊的人為數甚多，沒有必要向抗爭者退讓。

佔領行動結束後，恢復佔領的可能性不高，抗爭者既然實力猶在，就會採取其他抗爭方式。沿街集結人群高呼「鳩嗚」（購物）是其中一種方式，但在警方圍捕下，可能不會持久。

有幾位活躍人士暗示，未來抗爭可能會擺脫非暴力原則，但這有兩大制約：一是武力對比極為懸殊；二是如上所述，有相當民意連交通上的不便都可以是反對抗爭理由，何況暴力？

還是在清場以後，被捕獲釋的紅歌星何韻詩提出組織新世代的政黨參加選舉，是一個可行辦法。有人因為對泛民政黨極端失望而反對，是不曾考慮到新世代政黨已經不是傳統的泛民政黨。

這次佔領運動冒出不少「明星」，他們有了極高知名度，形象正面（我那位搭不到小巴的至親並不認為他們是壞人），而且能言善道，在政壇上打一條出路，開一番新風尚，佔領議席比佔領街道更實際。

蘇賡哲文章見懷鄉書訊

李怡 - 財聚人散和財散人聚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20日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要港人反思佔中，訪客引述他說：「香港是一個高度法治的社會，為甚麼會發生接近80天的違法佔領的事情呢？」問題問到點子上，一向有守法傳統的香港人，不但違法佔領，而且有三四成市民支持佔領，這是港人應反思，還是推行一國兩制的中共港共要反思？

一位長期關注香港問題的老友對筆者說：從台灣選舉和香港佔領運動來看，台港兩地多數人對於中國大陸的「輸出繁榮」似乎不大受落，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還是對中國式繁榮敬謝不敏，看來是台港兩地深層次的社會根本矛盾。

上月底在台灣一個選後座談會上，講者之一的吳彥宏提出了一個觀念，就是「財聚人散還是財散人聚」。這本來是經營企業的名言，意思是：如果利潤都由老闆或主管佔去，那就留不住人尤其人才了；而如果能把較多紅利或配股分給夥計，財散去就能把人留住。他用這句話來形容台灣的選舉，意思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若財富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多數人得不到好處甚或日子過得更艱難，那麼人心就會散掉，不會支持採取這種政策的政黨；若經濟發展導致均富，或至少多數人覺得受到公平對待，那麼人心就會凝聚。

馬英九執政幾年，中共以砸錢、讓利、觀光客這三招向台灣統戰，並威脅台灣若不配合就收回「恩惠」。台灣選戰時，藍營頻打「經濟牌」，強調國民黨對大陸的開放政策「帶來興旺」，首富郭台銘更承諾加大投資2,000億新台幣，協助產業轉型力挺藍軍。但「經濟牌」在台灣選戰中全部失靈。原因是，年輕一代未能分享經濟成果。百萬台商進軍大陸，賺取利潤或高薪的都是老闆或中高級管理人員，台灣青年在大陸沒有競爭力；台商和高階人員的富還帶動台灣物價上升，樓價高企，貧富懸殊年年加劇。還有人擔心政策向富商傾斜可能加深商人干政，年輕選民對權貴壟斷尤其反感。這是台灣主政者這些年「財聚」而導致在選舉中「人散」的因果。

中國大陸這十來年在香港砸錢更多了，每年數千萬人自由行，在香港置業、投資、國企民企上市，還有數之不盡的大陸客在港設公司洗錢，推高了香港的GDP，大量陸企交了洗錢成本最低的所得稅，使香港庫房進賬豐厚。但這是高度「財聚」而非「財散」。2013年初統計，自1998年GDP的13,000億15年增至2012年的21,000億，增加了60%；但家庭入息中位數15年只由18,300元增至20,000元，即增加了9%；住宅價格指數則增加了90%，奶粉價格增加100%，牛肉價格增加了233%，貧窮人口從850,000增至1,187,000，增加40%。錢到哪裏去了？回歸前，香港人從來不仇富，問題是這些年大陸的繁榮輸出益了地產霸權和少數特權階層，而香港中下層人的日子更難過，別說向上流動，甚至連住房、拍拖、結婚和日常生活的空間都匱乏。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說過：「沒有社會進步的經濟發展，只能使大多數人繼續貧困而讓少數特權者牟取暴利。」

社會進步，指的是法治趨完整，人民的自由趨擴大，對弱勢族群的福利不斷增加，社會的不公平現象逐漸減少……等等。所有這些，雖沒有完美境界，但應該隨着經濟發展而走向完善。如果社會朝着反方向倒退，那麼原因一定是經濟發展通過少數特權者牟取暴利而取得，並使多數人更趨貧困，社會不公平擴大。中國大陸這二三十年正是沿着這個經濟發展、社會退步、特權暴升、貧富趨兩極的軌迹運行。只要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持續，它對香港、台灣乃至世界的繁榮輸出，也是順着這樣的軌迹。

世界其他國家，因有民主制度制衡，面對中國的暴發戶式繁榮輸出，仍可以欲迎還拒。台灣也有民主選舉，所以在馬政府不斷迎向中國的繁榮輸出中，從太陽花運動到九合一選舉，正在對「財聚人散」作出修正。至於香港，不僅完全沒有抵禦中共繁榮輸出的機制，甚而港府配合中共要求而加緊融合。最近挨年近晚，上水再成為水貨客的集中地，由火車站附近到舊墟開滿水貨店，到處在分貨，港鐵內水洩不通，有網上報道指已有商戶架設路障阻止馬路被水貨客佔領。但這種現象，政府港鐵自然不理，多數媒體也視而不見，或已習以為常，或覺得這是市民要付出的繁榮代價。

一向守法的香港人，為甚麼鬧出持續近80天的違法佔領運動？其實答案就在中共身上，是十多年中國的繁榮輸出，造就了香港的財聚人散，財產高度集中在地產富豪和大陸來港的特權人士手中，於是人心就散了，也就是與中共港共對立的情緒與日俱增。爭取香港人政治權利的自主抗爭，就是這樣發生的，並會以不同方式繼續綿延下去。（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蘇賡哲 - 沉重代價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2月19日

英國國會議員糾纏於對香港的道義責任，前高幹陳佐洱先生憤而斥責說：二戰時期英軍守土有責，港督楊慕琦及英軍貪生怕死，到九龍向日軍投降，這裏面對香港有甚麼道義，有甚麼責任？他們還有資格現在來說這些嗎？

陳先生忠黨愛國，人所共知，但如果以楊慕琦及英軍在香港保衞戰中的表現，來定奪今日有沒有資格講道義責任，則恐怕對黨國略為不利。以前我擔任已故杜學魁先生主持的「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義務秘書時，和會中一些親歷保衞戰人士有所過從，對保衞戰算是有點認識，一般認為港英當局在外援無望的局面下，為免繼續犧牲無辜，才向日軍投降。

其實當年的鴿派是港督羅富國，他建議宣告香港為「不設防城市」，即日軍要來就來，不會遭受抵抗。這也並不等於貪生怕死，而是實力懸殊下避免平白犧牲。

楊慕琦上任後則屬鷹派，備戰甚力，但是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太突然，很多戰備未及到位。當時的英軍組成複雜，包括英國本土部隊、印度軍、加拿大援軍及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才成立的華人軍團，在日軍三倍兵力優勢下前仆後繼，付出逾千人陣亡、逾千人失蹤（估計大多被俘後遭殺害）的沉重代價方降。

相關文章：顏純鈎 - 砌一部香港歷史拼圖——讀《孤獨前哨》

蘇鑰機、李立峯、李少南、梁永熾：政改民調的9點總結

2014年12月19日

【明報專訊】佔領行動已經結束，普選與政改仍未有定案，有關的民意在近月也有起伏。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下面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小組，在9、10、11及12月的上旬，分別進行了4次追蹤式的民意調查。第1次調查在大學生罷課之前，第2次在施放催淚彈及佔領3地之後，第3次在學聯與政府對話之後，第4次在金鐘清場前後。民意的變化，反映了眾多事件發生後市民的反應。下面我們就數次調查作了回顧，總結出9點供大家參考。

一、支持佔領運動的比例堅固，「基本盤」佔三成多

從9到12月，4次調查中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都在三成以上。當支持度在10至11月有所下跌，不少人把數據解說為「民情逆轉」。但12月的數據說明，佔領運動的基本支持度頗為「硬淨」。縱使11和12月的調查之間發生了衝擊立法會、行動升級失敗、旺角及金鐘先後清場等事件，支持及反對佔領運動的比例都沒有再變動，而且共有兩成（約130萬人）在不同時間曾到佔領現場參與支持。雖然佔領運動由學生主導，支持者卻遍及不同人口群組及社會階層。

二、爭取理念雖不變，採取策略要調整

11月的調查顯示，67.4%受訪者認為應該全面撤離佔領地點，12月的比例更升至76.2%。縱使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在11和12月之間沒有變化，認為應該撤離的市民比例卻持續上升。「運動支持度」反映民眾對佔領運動的理念和目標，而「應否撤離」則反映市民對運動策略。隨着形勢轉變，不少本身支持運動的人也認為撤離是在某時刻適當的策略。其他組別的市民在較早時段已大幅度傾向撤離，而泛民支持者和年輕人則在最後1個月才開始較大幅度傾向撤離。

三、15至17歲年輕人更為支持，但對整體調查結果沒影響

佔領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是主要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我們的研究於是將受訪者年齡下限降至15歲（而非一般的18歲）。但這年齡下調不會對整體民調結果有很大影響。以佔領運動支持度為例，4次調查中市民對佔領運動的支持度分別為31.1%、37.8%、33.9%和33.9%，如果只計算18歲或以上的市民，相應的支持度變為30.6%、36.8%、33.1%和33.4%，即只有約1%的差異，也改變不了上述三成基本盤支持度的說法。而15至17歲群組的支持度相應是45%、58.1%、57.5%和46.3%，可見他們人數雖只佔整體被訪者約4%，但其想法和年紀較大者明顯不同。

四、市民對警隊的信心，和其使用的武力程度有關

自9月底佔領運動開始，到10月中有警察涉嫌在暗角毆打示威者後，市民對警隊的信心是3次調查中最低，只得5.49分（10分為滿分）。之後在11月初調查中，警隊與佔領人士並無衝突，市民對警隊的信任度便大幅回升至6.25分。但在12月旺角及金鐘清場期間，又發生了學聯包圍政府總部的升級行動，11月底警察與示威者出現大規模衝突，警察使用警棍驅趕示威者。這些衝突場景令市民對警隊的信任程度下跌回5.64分。

五、特區政府表現有待改進，要有行動化解僵局

12月的調查顯示，50.7%的受訪者不滿意特區政府處理佔領運動的整體表現，其中「非常不滿」的佔34%，遠比「幾不滿」的（16.7%）為多。表示滿意者只有21.3%。認為政府要作出具體讓步以解決當前局面的人佔52.8%，認為不需要的有36.7%。不滿者和認為要讓步者均較多為年輕、高學歷及泛民主派人士。從數字比例及人口群組特徵來看，雖然政府能夠成功清場，但接下來要採取什麼行動去化解不少市民心中的不滿，是個迫切的議題。

六、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相若，並同步變化

在整個佔領運動期間，市民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都不高。特區政府在12月調查最高的得分只是4.76，而中央政府的也只有4.62，兩者都不超過「一般」（5分）信任水平。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極之接近，3次調查結果的差距均不足0.2分。這可能是香港市民覺得中央政府定下對香港的政策，由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兩者互為表裏。

七、支持通過人大普選方案的比例上升，但否決比例仍較高

9月份支持方案的人數比例為29.3%，接下兩個月升至36.1%，到12月再稍升至38.3%。否決者的比例也由9月的53.7%降至12月的43.1%。9月時雙方的差距是24.4%，到12月時收窄至4.8%，但仍以否決者較多。轉向支持的人口群組中，以25至39歲人士最明顯，中四或以上包括大專學歷者亦然，他們較多自稱為「中間派」或「無任何政治傾向」人士。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各自的基本盤無大變化，關鍵在於中間派及無任何政治傾向者的取態和走向。

八、落實一國兩制的評分只屬一般，市民看法各走極端

在12月的調查中，我們詢問市民是否滿意中央政府現時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做法。市民給的平均分是4.99，即是位於中間的「一般」，滿意和不滿意的比例各半。給0分者有14.2%，5分者有23.4%，10分者有11.5%。即共有25.7%人給予對立的最極端分數。這種分佈情况罕有，顯示市民的看法極為分化。

九、市民對香港前景表示悲觀，最近略有改善

受訪者較多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表示悲觀，4輪調查的分數分別是4.22、4.57、4.8和4.62。分數走勢有些微改進，特別是40歲以上、中間派及建制派人士較明顯。而年輕、有專上教育及傾向泛民主派的市民在第二次調查時（即施放催淚彈及佔領之後）曾顯得較前樂觀，但之後又轉回悲觀。整體而言分數仍低於中位數，而且香港人現時有兩成考慮移民，高教育、高收入及泛民主派人士當中的比例更逾三成，這些都是香港的隱憂。

作者均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及「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專題研究小組成員

賈荃 - 奴才之間競爭才最可怕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8日

香港之所以是文明社會，有賴過去英國人在這裏留下的一整套文官制度。在雨傘運動中，很多人說香港警察成了「公安」。這不是一句玩笑，而值得我們深刻反思：到底甚麼是「公安」，怎樣的制度產生「公安」？

最近，大陸雜誌《炎黃春秋》刊登了一篇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的文章《毛澤東與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以下簡稱「會議」）。這次會議於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開，目的是替甫建國就展開的捕殺「反革命」運動擴大化「煞車」。這場運動擴大化到甚麼程度呢？尹曙生寫道：「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就已經逮捕了200多萬人，殺了50多萬人。」連毛澤東都看不下去，指示道：「殺人不能太多，殺得太多了，喪失社會同情，喪失了勞動力。」

那麼，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國家，一場政治運動是怎樣失控的呢？

要知道，中央集權即意味着，一切權力歸於中央，地方政府接到中央政令，相當於接到任務，無權說不。1951年，僅湖北就處決了數千名「匪首」、「惡霸」、「特務」。毛澤東獲悉後，電告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3,700多，這很好，再殺3、4千人」，「今年可以殺8、9千人為目標。」公安部在報告中向毛表示：「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恐慌和思想波動。」據說毛看了批評公安部道：「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潑冷水。」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政令出了中南海，最終獲得多少效果，對毛來說無非是一些冷冰冰的數字。同年2月，毛澤東又指示上海和南京的負責人：「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一年之內至少應當殺掉罪惡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道）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殺掉1,500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否妥當，請你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0人，這個數目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0餘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而這時，對地方政府的官員來說，有政令，就等於「皇上」下了新的政績考核指標──上頭說做七分，下頭就要做十分，不能輸給同級官僚。所以，很快不少地方便把原來應由專署一級審核的殺人權下放到縣一級。這種奴才之間的「競爭」關係才是最可怕的。以廣東為例，僅4月一個月就處決了10,488人。

但你又不要以為，會議所謂的「煞車」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看會議之後作出的決議便知：「殺反革命分子的數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內，即佔總人口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將捕人批准權由縣一級，收歸到地委、專署一級；將殺人批准權由地委、專署一級收回到省、自治區、直轄市一級；並且規定，今後捕人、殺人要遵照以下原則：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錯誤；凡是界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殺反革命的原則是：對於有血債或有其他嚴重的罪行（如強姦婦女等）非殺不足以平民憤者和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者，必須堅決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沒有血債、民憤不大和雖然嚴重地損害國家利益但尚未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又罪該處死者，應當採取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後效的政策。」──「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的殺人比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挽回，專制機器一旦啟動，根本是煞不住車的──這就是大陸公安之所以是「公安」的真正原因，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最後，讓我們從歷史回看香港警察正朝「公安」步步淪陷，其背後真正的邏輯，還是中國人無藥可救的奴才劣根性──上有令，則執行；上有小令，則以大令執行；上無令，則揣度之而執行；得上寵，則爭功；犯上怒，則推卸責任。你看，事到如今，梁振英或曾偉雄，沒有一個人來為警方的違例行為負責。香港警察不是公安，又是甚麼？

賈荃
傳媒人

周保松 - 個人自主與民主實踐

評台轉載   星期日生活   明報   2014年12月14日

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那篇被人譽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哲學論文〈兩種自由的概念〉中指出，自由和民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不應將兩者混淆。自由在這裏所指的，是一個人能否免於外在干預而行動的自由，民主則是指人們能否在政治上實行自治。伯林稱前者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後者則屬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範疇。他繼而指出，一個開明專制君主，完全可以給予臣民相當大程度的個人自由，同時一個民主政體亦有可能剝奪公民的行動自由。換言之，自由與民主之間，在概念上沒有任何必然聯繫。

伯林這個觀點，符合不少人對香港的判斷，就是香港是個「有自由，沒民主」的社會。倘若真的如此，那麼香港當下的雨傘運動，背後主要的道德理據是什麼？我想許多人會說，我們追求真正的普選，或學聯同學所稱的命運自決，但普選自決和自由之間，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我認為不是。我希望指出，自由和民主其實有極為密切關係。今天的年輕人站出來爭取民主，背後有着對個人自主的追求，而個人自主則是自由的基礎。

自由的概念

談下去之前，讓我們對「自由」這個概念做些分析。什麼是自由呢？當一個人在某個特定處境，能夠免於束縛和強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時，他就是自由的。這些束縛和強制，往往通過制度和法律加諸我們身上。如果我們不服從，就會受到國家權力的干預。故此當我們談及思想言論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政府限制而去公開表達自己的觀點；談及遊行集會自由時，即表示我們能夠免受警察干涉而去參與各種政治活動。

第二點需要留意的是，自由是個複數而非單數的概念。當我們談自由時，總是在談免於某種特定限制而去做某事的特定自由，而不是在談自由本身（freedom as such）。所以，當我們形容香港是個自由城市時，我們其實在描述一張自由的清單，裏面包括人身自由、言論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新聞和資訊自由、擁有私人財產和選擇職業的自由、遊行集會結社自由等等。但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也會設下不少限制，例如在公共場所不許吸煙，不容許購買盜版唱片或隨便過馬路等。

由此可見，自由不是說人們可以為所欲為，更不是說所有自由同樣重要。自由社會最重要的，是保障我們的基本自由。這一系列自由，構成一個自由體系，這個體系定義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所以，權利和基本自由息息相關。當我們視某些自由為基本權利時，即意味着這些自由具有很重的道德分量，政府有責任去保障這些權利。

民主的理解

現在讓我們轉去討論民主。我們一般對民主的理解，就是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定期選出國家元首和國會議員。廣義一點說，民主其實是個集體決策的過程，由平等的公民就重要的公共事務作出共同決定。和君主制及貴族制不同，民主制體現了一種平等公民集體自治的理念。

那麼，民主和自由之間，到底有何關係？我們會直接見到兩重關係。第一，完善而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基本自由的支持。我們平時所談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或憲政民主制（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其實包括兩個部分：一方面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另一方面是憲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好的民主實踐，不應只着眼於投票，同時要看民主的價值能否得到充分實現。例如我們必須要有組黨結社的自由，否則便不可能有多黨競爭；我們也必須要有新聞及出版自由，否則選民便無從了解不同的政治觀點；我們更需要良好的法治制度，包括司法獨立，確保法律不會成為壓迫異見人士的工具。

第二，民主選舉是保障公民權利很重要的制度。道理不難理解。正如伯林所說，如果專制者夠開明，的確可以給予人民較多自由，例如較大的言論空間。但這個權力，完全掌控在專制者手上。只要專制者變得不那麼開明，或者換了另一個統治者，這些自由就可能隨時被取消。但如果統治者是我們選出來的，他就必須向我們問責，不能為所欲為。我們手上的選票，實際上是最好的權力制衡工具。民主之於自由，絕非可有可無。沒有民主，自由將變得十分脆弱。我們只要看看香港近年的情况，尤其是新聞出版自由及法治方面的倒退，對此應該體會甚深。日後政府如果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本地立法，公民自由恐怕會受到更多限制。

核心是選擇

討論至此，相信大家不會有太多爭議。但伯林很可能會說，這不正正印證了他的觀點，即自由還自由，民主還民主，兩者雖然互補但在概念上卻涇渭分明嗎？不見得。民主最核心的精神是什麼？是選擇。我們今天坐在這裏，無非是要爭取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特首和立法會議員的權利，從而打破政治權力被小圈子利益集團壟斷的困局。這種選擇並非可有可無，更不是喝咖啡或奶茶的小問題，而是政治選擇：我們共同決定誰有權利統治我們。

這種選擇如此重要，因為握有權力的人，會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影響我們的生活。大家可以想想，坐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裏面的人，他們所做的每個決定，包括政改方案、社會福利、房屋及醫療政策、教育與環境保育的作為等等，都在不同層面影響我們的生活。既然影響如此巨大，我們作為社會一分子，作為自由的公民，自然有正當的理由問：「梁振英，如果你從來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憑什麼可以有權統治我們？」作為獨立平等的公民，這是自然不過的質問。當我們提出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觸及自法國大革命以降整個現代政治的核心精神：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權。

香港回歸十多年以來，從董建華、曾蔭權再到梁振英，政府管治的認受性危機愈來愈嚴峻，問題的癥結，不一定在於這幾位特首無能，而在於他們的統治沒有得到香港市民授權。當市民的不滿得不到回應，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抗議，使得政府施政寸步難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建制派人物，但他也曾多次公開聲稱，2017年香港如果沒有真普選，不管誰做特首，香港都將難以管治。為什麼？因為他也清楚看到，時代變了，市民對民主的訴求愈來愈強烈，如果繼續維持現狀，危機只會加劇。

但我們也經常聽到有人嘲諷說，殖民地時期又不見香港人如此熱中民主，回歸後卻有這麼多不滿，骨子裏還是殖民地心態作祟。這種說法沒有道理。第一，事實上早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香港人已開始一波又一波的民主運動，中間不知經過多少困頓挫折；第二，退一步，即使當時不爭取，不代表今天的爭取便不合理，否則我們就不用談什麼社會改革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回歸以後，香港不再是殖民地，而是可以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的特別行政區。所以，港人努力爭取普選，正正說明港人在告別殖民地心態，並視自己為這個地方的主人。那些嘲諷者，或許認為特區政府和殖民地根本沒有本質區別。但這種想法，不僅在政治上極度不正確，而且忽略一個重要事實，就是回歸以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已出現根本轉變。

主體意識轉變

所謂主體意識，就是自覺自己是這個政治社群平等的一員，有權利參與社群的公共事務，而不只是局外人或過客。就此而言，主體意識是一種自主意識。它包含兩個層面。第一，我們理解自身為自己的主人，而非他人的附庸或奴隸。我們渴望掌握自己的生命，同時願意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第二，既然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有份的，同時政府的決定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福祉，我們因此希望有權參與屬於我們的政治。換言之，民主政治的背後，有着對個人自主的肯定和堅持。

我認為，這是理解今天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個關鍵。但為什麼我們在這個時代，如此重視自主精神？這是好問題。要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這種想法沒有任何位置。對當時的人來說，可以做什麼及應該做什麼，主要由家長、家族或傳統來決定，作為個體的「我」幾乎沒有發言權。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西學東漸，尤其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個體的「我」才開始出現並受到重視。去到今天，如果我們稍稍留意自己的生活，當發覺我們早已活在一個重視個人自主的時代：從相信什麼宗教，讀什麼專業，從事什麼工作，到和什麼人結婚以及過怎樣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我們如此在乎選擇自由，因為我們視自己為選擇的主體，希望可以主宰自己的人生。我們的選擇當然有可能出錯，也未必得到其他人認同，但我們不願意將選擇權交給別人，因為這是我的生命。尊重個體的自主性，不是抽象的哲學理念，而是現代自由社會的基石，並在最深的意義上界定和構成我們的自我。

一旦明白這個道理，人們自然會問，既然我們在生活的每個環節皆如此重視自我作主，為什麼在政治上，我們卻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喜歡的特首？問題一旦被提出，我們馬上見到，我們的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斷裂：在經濟、文化和社會諸領域，我們享有相當高度的自由，但在政治領域，我們的自由卻受到嚴重壓制。這種斷裂，日積月累，將會對人帶來極大傷害，因為我們無法在社會生活中體驗和實現作為自主個體的道德完整性。

「道德完整性」的說法看似抽象，其實不難理解。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個整體，一旦我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個自由人同時極為看重這個身分，我們必然渴望我們的道德自我能夠在不同領域得到全面實現。我們不僅希望在經濟領域可以有擇業和消費的自由，社會領域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同時也希望在政治領域有平等參與的自由。如果這種自由被強行剝奪，我們不僅是政治權利受損，同時也是道德自我受損，因為我們將無法在公共生活中活出自主的一面，而公共生活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實踐完整自我不可或缺的場域。也許正是在這樣的道德背景下，我們才能較好地理解，為什麼活在一個沒有政治參與的社會，人們會感受到強烈的屈辱和被排斥，並自覺一己尊嚴沒有受到基本尊重。

有了這種理解，回過頭來看香港人的生存處境，我們即可清楚見到，我們其實長期活在這樣的割裂狀態。我們所理解的自由生活，根本沒有政治參與這一塊。我們有吃喝玩樂的自由，有投資炒樓的自由，但卻極為缺乏政治參與的自由。然後我們自小被反覆教導，香港本質上是個經濟城市，人本質上是個經濟動物，所以沒有民主，影響的只是那些玩政黨政治的人，但對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沒有任何影響，更加不會損害我們的自由。故此，政治最好遠離，民主大可緩行。

但從以上討論可見，民主和自由，絕對不是在概念上互不相關，因為民主的實踐，本身就是政治自由的實踐。換言之，伯林那個著名的命題是錯的。在民主政治中，每個公民都在行使選擇的權利，共同決定我們的政治命運。這體現了個人自主和集體自治的理念。這個理念，是我們的時代精神，也是個人自由和尊嚴政治的基礎所在。我相信，自主的主體意識一旦成熟，威權制精英論和形形色色的務實主義，終將無法阻擋年輕一代對自由民主的追求。

雨傘運動發生以來，引起社會許多爭論，甚至有所謂的黃絲帶藍絲帶之爭。但無論我們對這次運動有什麼想法，都值得認真細想：如果香港是我們所有人的家，自由民主是我們共同追求的價值，那麼如何努力將這些價值實踐於制度，落實於生活，就理應是我們共同的關懷。金鐘被清場後，生活重回「日常」，但這份關懷不會遠去，也不應遠去，而應該是我們所有香港公民共同承擔的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辜負我們的年青人——一整代年青人用淚水用鮮血用勇氣用青春用愛為香港付出的一切。

文 周保松

編輯 方曉盈

古德明 - 七十九天的民意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2月18日

香港學生九月二十八日發起的黃雨傘民主運動，歷時七十九天，旺角、金鐘、銅鑼灣三個黃傘佔領區，相繼遭共家警察夷平。且不說中共翼下團體，就是路上行人，不少早已對佔領行動嘖有煩言，或說阻塞交通，或說妨礙做生意，或說擾亂日常生活。據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調查，民意不過幾十天就漸次逆轉，反對佔領者由少數變成多數。

於是梁振英政府以至中共扶立的「中立」報刊更加振振有詞，紛紛譴責佔領運動與民為敵。請不要問當局為甚麼素來無視民情，現在卻忽然「重視民意」。不是有那許多反佔領的民眾，梁振英政府怎可能穩如磐石，那些所謂中立報刊，又怎可能仍然暢銷。

這次香港民變，使人想起明朝一場宮掖之變。

明世宗乾綱獨運，刻薄寡恩，為求長生，專事道術，廣採少女入宮，也不知怎樣折磨，激起她們滿腔仇恨。嘉靖二十一年，楊金英等宮女合謀送這昏君歸西：「咱們下了手罷，強如死在（他）手裏！」一天晚上，她們趁世宗熟睡，「以組（絲帶）縊帝項」，卻「誤為死結」，一時勒他不死。一宮女喊道：「掐着脖子，不要放鬆！」不料另一宮女張金蓮見事不好，跑去告訴方皇后。方皇后帶人趕來救駕，宮女姚叔皋「打了娘娘一拳」，只是姚、楊等寡不敵眾，被捕之後，凌遲處死。值得一提的，是那只圖苟活的張金蓮也逃不過凌遲命運。至於方皇后，乘機誅殺了情敵曹端妃，最後也不得好死：嘉靖二十六年，宮中失火，太監請派人救方皇后，「帝不應」，一心為端妃報仇，方皇后於是化為焦屍（《明史‧方皇后傳》、《宙載》、《古今圖書集成‧宮闈典‧世宗方皇后傳》）。

今天，依照當局和那些「中立」報刊的和平理性標準，楊金英等宮女無疑是「使用暴力，破壞法治」；但是，對舊中國人來說，楊金英等雖死猶生，更和方皇后、張金蓮等不同香臭。

中共愛將梁愛詩、范椒芬之流，最近不約而同說，未來的香港，由佔領運動之中那些「講理想而不講道理」的年輕人掌管，後果將不堪設想。那兩位老婆婆其實大可不必擔心。周永康、岑敖暉、黃之鋒這些年輕人，在中共治下，將來連謀生大概都成問題，遑論管治香港。為了理想，他們不惜把六十年前程泰山一擲。而梁、范為了日薄西山的安樂餘光，則致力把年輕人的理想重重枷鎖。她們還批評那些年輕人「自私、不顧公益」等等。

城市大學學生郭星顯說，有中共手下着他加入專上學生聯會，只要聽命行事，「錢途無限」。周永康、郭星顯等年輕人的犧牲，算來不比楊金英等宮女少，只是香港太多張金蓮了。

德國駐港總領事蘭布斯多夫談到黃雨傘運動，說「相信香港人能為年輕一代自豪」。他錯了。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的民意調查，可以說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