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彤 - 人權為目標，和平為道路

——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和《劉曉波文集》而作

2010年12月6日

劉曉波先生起草08憲章，基礎是博愛；目標是伸張人權；道路是和平抗爭。以人權為目標，以和平為道路——這就是08憲章的宗旨。我們認為，這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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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革命的目的是結束帝制建立共和。革命的結果，先後產生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的合法性都來自「共和」，因為只有共和，才是中國人普遍接受的國家體制。

早期的老革命，曾經誤入暴力的歧途。暴力革命被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抬到了絕對真理的高度：「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這個最高指示改變了中國的命運，可惜不是真理。

憤怒的群眾往往不由自主地拿起槍桿子。「逼上梁山」是值得同情的，甚至能夠譜出可歌可泣的史詩。但槍桿子只能發洩憤怒的火焰，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所謂「一怒而安天下」，是沒有佐證的無稽之談。陳勝，吳廣，赤眉，黃巾，五斗米道，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名目繁多的門、幫、會、黨，其中包括做成了皇帝的朱元璋，沒有做成皇帝的李自成和袁世凱、搞暗殺的汪精衛，打土豪的毛澤東，兩千年浴血混戰，我殺你，你殺我，多數為寇，少數為王，到底證明了什麼真理？證明槍桿子雖然出得了政權，出得了真命天子，出得了大大小小的獨裁者，偏偏出不了共和制度，保障不了老百姓的民權，從而不可能按照老百姓自己的意志——按照各種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協商、爭論、讓步、妥協和合作，——來解決民生發展和民族和睦的問題。

作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臣民，我作證：同1949年「解放」以前相比，我們現在離共和制度，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遙遠了。那時的國民黨的統治，沒有橫掃一切，既不深入，更不嚴密。現在共產黨的統治，幾乎到了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程度：選舉是等額的，行政、立法、司法是必須絕對服從共產黨統一領導的。全國各種官辦團體，都是黨管轄人民群眾的機構。一切媒體必須統一於主旋律。憲法用白紙黑字承諾了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在實際生活中，處處存在着思想犯、言論犯和政治犯，幾乎使一切酷愛自由呼吸和獨立思考的公民為之窒息。不管是科學家、藝術家、作家、律師、實業家、政治家、軍人，還是老百姓，一旦被黨劃為「敵對分子」或者「嫌疑分子」，他們的全部活動就勢必受到黨和政府的監控。

正是在這種全方位的監控之下,劉曉波先生和我相識了。劉氏伉儷曾兩度光臨寒舍，都被「依法治國」的警方攔截在門外。第一次大概在十年前；第二次是2007年秋天。當局禁止公民們來我家作客，我們只能進茶館，這就好了，開明的警方逗留在近處或遠處實施監控。此後一年多，喝茶成了我們的慣例，每月一兩次。2008年劉曉波被「依法」抓走，無法親自喝茶，只好由劉霞代他喝。今年10月8日，劉曉波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我和劉霞就被「依法」禁止喝茶——我們又一次被善於「提高執政藝術」的政府，依據從來不向民眾公佈的「規定」，剝奪了人身自由。但我實在很不情願嘮叨這些瑣屑，因為同餓死三千萬到四千萬公民的歷史紀錄相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畢竟處在自己的人權最好時期，儘管她至今仍然沒有民選政府，沒有共和制度。

歷史和現實，教訓了08憲章的思想者：以暴易暴是屢見不鮮的，用暴力建立現代文明則難如登天。要使基本人權在中國落地生根，只能靠理性，靠和平，捨此無可由之道。我們之所以不敢附和「槍桿子面裏出政權」這個被毛澤東冊封的普遍真理，所以甘願以「和平、合法、非暴力」來約束自己，道理很簡單：用不文明的手段，不可能達到文明的目的。

劉曉波先生起草08憲章，基礎是博愛；目標是伸張人權；道路是和平抗爭。以人權為目標，以和平為道路——這就是08憲章的宗旨。我們認為，這是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必經之路。感謝諾貝爾委員會。把今年的和平獎授予劉曉波先生，是對人權，對和平，對佔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的最遙遠但又最溫暖的祝福。

我們的信念和某些人的信念確實有一些不同。有人口頭上可以反對一切特權，實際上無時無刻不在維護「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的特權。我們主張，既在口頭上，也在實際上，取消一切人的特權，也就是立即無條件兌現憲法第三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們維護全體中國人的基本人權：窮人的和富人的，漢族的和非漢族的，民眾的和官員的，原告、被告和律師的基本人權。社會不是由單細胞組成的，客觀上存在着不同的群體。無論「特殊材料製成」的強者，還是非特殊材料製成的弱者，人人都應該有基本人權。毛澤東定下了六條標準，鄧小平確立了四個堅持，他們的繼承者又宣佈了三個代表，由這些六、四、三構成的意識形態，也許是真理，也許不是，因此必然有贊成、不贊成和反對的，因此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中永遠存在着各種派別。大家都是人，就都應該有基本人權。——沒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應該有基本人權。被欺淩的弱勢群體應該有基本人權。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失去住宅的居民應該有基本人權。冤假錯案的受害者應該有基本人權。被警察法外執行的「勞改犯」應該有基本人權。「涉黃涉黑」的對象應該有基本人權。正在被黨進行「雙規」的嫌疑犯應該有基本人權。刑事犯也應該有基本人權，他們不應該坐黑牢，被虐待，受株連。即使是「四人幫」，同樣應該有權開口，他們有權拿出毛澤東的公開的或者秘密的最高指示來洗刷責任，法官和檢察官無權以維護光輝形象為理由，禁止任何人為自己辯護。

有人因此說我們在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國不是別的，共和國是人權高於一切的國家。憲法第二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這也正是08憲章的宗旨。08憲章的提出，是為了通過保衛民權來保衛我們的共和國，不願意也不可能顛覆她！這就是真相。正是根據這一真相，在中國，公民劉曉波被「依法」判決為罪犯；根據同一真相，國際社會授予他以應得的尊崇。

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確實是有過的。至少有兩位名揚天下的顛覆者。第一個是以「無法無天」而自傲的毛澤東。他規定的制度是「大權獨攬」，「黨領導一切」。在憲法規定「屬於人民」的「一切權力」之中，領導一切的權力已經被黨拿走了，剩下來能夠被人民享有的，只有服從，除了服從，一無所有。另一個是發動和主持天安門鎮壓的鄧小平。他實行的制度是，毛在，毛說了算，我（鄧小平）在，「我說了算」，將來，由我的接班人說了算。人民說話算什麼？什麼也不算。一個人說了算，十幾億公民說了不算，這就是中國的模式，中國的制度。如果這也算共和，肯定不是普世共識的共和，而是中國特色的「共和」。任何神志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門屠殺視為「共和」的產物。由此足以証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被毛澤東和鄧小平顛覆掉了，任何人不可能再顛覆她了。劉曉波之所以被「依法」判為「罪犯」，無非是努力挽救這個實質內涵已經被顛覆殆盡的共和國，如此而已。

有人因此把我們挽救共和國說成是「顛覆中國共產黨」。但是中共黨章總綱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是什麽？這是對黨權的限制。為了確保共和，為了實施憲法，也為了避免共產黨的腐化和墮落，必須限制黨權——這本來是共產黨用以自律的目標。要求共產黨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實行黨章，怎麼成了「顛覆」？用這種語言指責08憲章的人，肯定是一些既不懂共和也不懂《黨章》的小孩子。對這種人，應該理解，應該憐憫，不值得當真。

人權為目標，和平為道路，這就決定了我們没有把，也不可能把任何人視為敵人。我們眼中沒有敵人，心中沒有敵人。憲法不允許分裂人民，不允許對任何人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們認定自己無權踐踏任何人的基本人權，連提出「誰是我們的敵人」這種問題都是不可思議的，當然更沒有權力去「區分敵我」。

劉曉波被定性為國家的敵人後，在法庭上宣告：「我沒有敵人。」這是一個宣言，是博愛的宣言，是要求摒棄繼毛、鄧以後沿用的用「區分敵我」分裂國家和統治國家的舊思維的宣言；是要求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取而代之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言。

劉曉波所代表的，不是仇恨，而是博愛,是善意和期待,是在和平道路上實現基本人權的真誠殷切的希望。《劉曉波文集》是一顆理性的種子，和平的種子。儘管處在敵意的烏雲的籠罩下，我仍然堅信，苦難深重的中國人，全體中國人，遲早會綻出人權與和平的微笑。

惟有人人普遍享有基本人權的國家，才能夠擔當維護普世和平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