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觀察：究竟誰在煽動民族仇恨？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5月16日

遭受一年之久的關押審查之後，人權律師浦志強被北京市第二檢察院提起公訴，涉嫌罪名是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據報道，起訴書中唯一的罪證來自浦志強發表的數條微博。

中國刑法中的尋釁滋事罪是指隨意毆打他人，追逐、攔截、辱駡他人，或者在公共場合起哄鬧事，情節惡劣的行為，曾經被稱作流氓罪。近年來，這個罪名被廣泛用於懲罰政治異議言論，顯得十分滑稽。如此濫用刑法，本身就是一種流氓作派。

煽動民族仇恨罪在漢人中並不多見。2014年，原中央民族大學教師伊力哈木·土赫提被判處無期徒刑，"罪行"包括散佈分裂思想，煽動民族仇恨。2013年，喀什地區莎車縣、英吉沙縣法院以"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等罪，判處9名維吾爾族人5至10年徒刑。

浦志強以參與公共事件推動人權和法治為人所知，針對民族問題僅僅發表了一些常識性的意見。警方和檢察院花了一年時間搜羅到的所有這類意見，加起來也不過三五條微博。這些微博意在批評中共民族歧視政策，譴責武警和軍隊在新疆和西藏的粗暴用武，呼籲民族權利，思索民族和解之道，"煽動民族仇恨"從何談起？

刑法中將煽動民族仇恨罪與民族歧視罪相提並論，這是十分恰當的，因為真正的仇恨來自歧視。對浦志強的指控，讓很多網民有機會思考，究竟誰在煽動民族仇恨，施行民族歧視？正如網民指出的那樣，在中國，中共控制了所有的輿論機器，掌握了制定民族政策的絕對權利，只有它可以做到煽動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視。

部分漢族異議人士被限制出境，正常的通行權利受侵。對於少數民族來說，往往是整片地區，甚至整個民族都很難取得護照，或者護照被收繳。藏人到拉薩還需要特別通行證，維吾爾人到內地旅遊不讓住旅店，不讓上網。漢人的大部分公共場所已經不用強制掛領袖像了，而藏人的寺廟裏還被要求掛上。漢人可以較為自由地穿衣打扮了，而維吾爾人卻不可以蓄須和穿長袍。

中國否認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殖民統治，但是卻完全按照殖民統治慣例，只讓漢人擔任少數民族地區一把手職務。有些漢人辯解說，這跟北京或上海的一把手必須由日本人或美國人擔任不同，漢人和少數民族同屬中華民族，不分彼此。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對等地規定在一些漢人地區必須讓少數民族人擔任要職呢？

大權在握的中共應該對目前新疆、西藏和內蒙等緊張的民族關係負全部責任，檢討並糾正民族歧視政策。中共宣傳總是把責任歸咎到境外勢力及受其影響的國人教唆。如果少數民族如此容易被洗腦，中共自身的宣傳教育和利益誘惑不是更直接、更廣泛和更充分嗎？

有人指出，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本身就是大漢族主義和仇恨教育。抗日宣傳片教人仇恨日本人，內戰宣傳片教人仇恨國民黨人，為了拒絕民主制度又教人仇恨西方人。依靠軍隊和武警鎮壓反對者，是仇恨和暴力最有力的宣揚。

需要強調的是，將呼籲少數民族平等權利的人治罪，這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民族歧視。不僅剝奪少數民族自身的言論自由，而且恐嚇和阻止一切揭露真相和說出常識的聲音，為了繼續維持專制統治下的歧視政策。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地牢裡的小孩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原文：The Child in the Basement
紐約時報   2015年1月12日

或許你熟悉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的短篇故事《離開奧美拉城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它講一個愜意、和平的城市，那裡有美麗的公園和愉悅的音樂。

奧美拉城的人由衷地感到幸福。他們熱愛當地漂亮的建築和「美妙的」農夫市集。

勒瑰恩描述奧美拉城的一個節日：大家喝著可口的啤酒，觀賞賽馬。「一個矮胖、笑容可掬的老婦人從籃子裡拿花送人，高大的年輕男子將她送的花插在他們閃亮的頭髮上。一名九或十歲的孩子一個人坐在人群的邊緣，吹著一根木笛。」

這是一個充滿田園氣息的迷人地方。

但是，勒瑰恩接著便描述奧美拉城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某間房子的地牢，有一個像清潔工具間那麼大的小房間，裡面沒有窗戶，門鎖了起來。有一個小孩被鎖在裡面。它看起來約六歲，但實際上接近十歲。「它是個智障兒。可能它出生時就是智障，也可能是因為恐懼、營養不良和無人照顧而變成智障。」

偶爾有人開門，看看裡面的情況。以前那小孩會大喊：「求求你們，放我走吧。我會乖乖的！」但是從來沒有人答話。現在這個小孩只會嗚咽。它瘦得嚇人，每天只能吃半碗麥片，就坐在自己的糞便上。

「他們全都知道這個小孩，奧美拉城所有人都知道，」勒瑰恩寫道。「有些人曾經去看它，其他人覺得知道它在那裡就夠了。他們全都知道這個小孩必須在那裡。有些人知道為什麼，有些人不知道，但他們全都明白，他們的幸福、奧美拉城之美、友情之溫煦、孩子的健康……全都有賴這個孩子承受可怕的苦難。」

這是奧美拉城的社會契約。某個孩子承受可怕的苦難，好讓其他人過幸福的生活。如果這個苦孩子得到自由或慰藉，奧美拉城將遭毀滅。多數人替這個孩子感到難過，有些家長因此更加看緊自己的小孩，然後他們繼續過著自己幸福的生活。

但有些人去看過這個孩子之後，一直走一直走。他們不想成為這種社會契約的一分子。「他們離開了奧美拉城；他們走進黑暗之中，不再回來。」

這故事可看作是一則有關剝削的寓言。根據這種解讀，我們許多人身處的社會，靠遠方地牢裡的某些孩子維持繁榮。我們購買一支手機或一件廉價的衣服時，背後有一些遭剝削的勞工，他們是地牢裡的孩子。我們容忍剝削，告訴彼此：他們的苦難是維持我們整體富裕的必要條件。但或許事實並非如此。

也有人認為，這故事是在質疑當代盛行的效益主義心態。

理論上，我們多數人認同一套價值觀，它們建基於一個觀念：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或手段。將人當成物件是說不過去的。奴役人是錯誤的，即使這種奴役可以產生很大的好處。殺人取其器官是錯誤的，即使這麼做可以救很多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並不奉行這個關鍵的道德法則。現實中充斥著各種悲慘的折中妥協。在許多不同情況下，少數人受苦受難被說成是正當的，因為我們要靠他們的犧牲來成就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企業成功，因為它們會炒人，即使被炒掉的人有整家人要養。有些學校變得非常尊貴，因為它們拒絕大量申請人，即使這些人為此畢生努力。領袖帶領我們打反恐戰爭，難免會殺死一些無辜的人。這些不幸的人是地牢裡的小孩，為了我們的生存和幸福而犧牲。

這故事迫使讀者問自己是否願意接受這種社會契約。有些人不願意。他們遠離繁榮，作出一些根本的承擔。他們寧願致力追求某種內在的純淨。

我們多數人則接受種種折中妥協。這故事使我們想到這種生活造成的精神麻木。留在奧美拉城的人不是那麼壞，他們只是愈來愈習慣自己的幸福建基於某個小孩的苦難。我發現，這故事吸引人是因為它迫使讀者面對現代生活中的種種慘痛妥協，面對所有地牢裡的小孩，而且它誘發我們的反抗慾望──反抗無動於衷地接受這一切。

還有一種解讀是：整個奧美拉城只是一個人的心理的各部分；這個人活在忙碌的現代社會，他的理想和道德感性是被囚在地牢的那個乾癟小孩。

Vic：我是看到網友在談《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這本書，提到Ursula Le Guin的故事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上網找到David Brooks這篇文章的。因為覺得很有意思，就把它譯出來。Le Guin原著篇幅不長，但要譯出來費勁得多，我就省一點力氣。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這個故事，使我不禁想到中國的眾多政治犯和良心犯，想到劉曉波、劉霞、許志永、浦志強等人。中共這個政權，以及很多支持它的人，似乎認為為了偉大的中國夢，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犧牲一些「地牢裡的小孩」算得了什麼。可是，我想所有良知未泯、神智正常的人，都難以接受這種迫害異見者的事，何況這種迫害是完全沒必要的。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是個意味深長的當代寓言，關心中國人權狀況和時代精神的人，如果文筆夠好，可以考慮仿作一篇。

相關文章：彭明輝為《犧牲的體系》所寫的導論

李怡 - 我們值得為曾司長拍手喝彩歡笑嗎？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6日

上周記協餐會後，收到一位曾是建制中名人發來短訊，對筆者為沒有赴會寫的〈鄙視〉一文的「傲節」表示「敬慕」，又說「當晚財爺妙語連珠，訴盡政壇趣事」，並附財爺當晚20分鐘的談話連結。筆者細聽了，也連帶聽了記協主席的講話。財爺輕鬆風趣，贏得滿場掌聲與笑聲。有關連結也有7、8萬點擊。但筆者卻笑不出來。

財爺自嘲若可以為記協做預算案必有盈餘，又說自己耍拳弄劍只能哄孫兒「呃細路」，不想講話太悶要大家開iPad「睇相提神」，唱歌又不能像「CY與老總唱朋友」，含沙射影半帶嘲諷引入政壇話題。大概近來聽煩了特首、高官「語言偽術」的廢話，財爺的妙語打點「擦邊球」，記協餐會的參與者和重聽連結者就拍晒手掌啦。

財爺賣的是甚麼膏藥

但在喜劇包裝下，財爺賣的是甚麼膏藥？正題有二，一是藉他被雞蛋誤中的事，講村上春樹的「雞蛋與高牆」論，他說這一論述被形容為政府與人民關係，等同將政府與人民放在對立面，當一個是「忠」，另一個就自然是「奸」，當一方被指是「真」的，另一方就無論如何都變成「假」。他又引述《愛麗絲夢遊仙境》中，愛麗絲和Humpty Dumpty的一段對話，認為當有人掌握話語權，就可以控制大家對事實的理解。

他說，人們輕易使用「雞蛋與高牆」，造成「二元對立」，無可避免將理性討論問題的空間收窄，要尋求共識自然亦更加困難。當控制語言的力量成為語言霸權，它的威力比社會其他霸權更加驚人。

財爺談話的另一正題是推銷政改。他並沒有提出新論述，主要是呼籲通過政改，讓有關多年糾纏不清的社會爭議可以放下，大家過平安日子。

在他講話之前，有記協主席岑倚蘭的講話，她講香港新聞自由的惡化，許多記者在採訪中受傷，粗暴對待記者的有執法人員；新聞自我審查嚴重，對示威者「拳打腳踢」的事實都不能報道；政府選擇性發佈新聞，更吹荒謬邪風，指鹿為馬，以篩選當普選；加上新聞界不景氣，新聞人員難保生計……。作為主禮嘉賓的曾俊華，對岑涉及政府的講話沒有一句回應，反而認為新聞界掌握話語權是甚麼驚人霸權。

曾俊華的記協發言兩天後，前年用雞蛋掟中他右額、被判囚3星期的陳德章，在獄中發出一封給曾俊華的 公開信，信中說從當天的行動到走進監獄的一天，他只想向社會大眾及特區政府表達清楚的訊息，就是「香港需要全民退休保障和全民普選」，他在獄中見證不少長者因貧窮犯下盜竊等罪行，「我不是要合理化這些犯罪行為，而是希望從現實的角度凸顯在香港這個繁華都市背後，長者貧窮問題已是如斯嚴重」。他說他不惜付出個人自由的代價，只想表達我們要公義，長者生活要有尊嚴，曾司長，「你能聽到嗎？」

沒有一句提及陳德章

曾俊華在記協講他被雞蛋扔中，沒有一句提及陳德章。即使陳德章的手段不可取，他的為公義的用心難道不值得慰問一下嗎？政府長年拒絕成立100億元的全民退休保障基金，卻亂花數千億元搞大白象工程，尤其那不切實際、只為了媚共的高鐵。曾司長顯然沒有從雞蛋中聽到市民的訴求。

陳德章就是雞蛋，而曾俊華維護的就是高牆。當然，雞蛋與高牆並非「二元對立」，正如村上春樹所說，「體制（即政府）本應是保護我們的，而它有時候卻自行其是地殺害我們和讓我們殺人，冷酷、高效，而且系統性」。香港近年談雞蛋與高牆，正是因為原來保護我們的政府，變成了冷酷地殺害我們。曾俊華又引用《蜘蛛俠》的一句話：權力越大責任越大。他講的是新聞界的話語權。但掌有實質公權力政府，對新聞界的話語權和市民的表達，根本不當回事，繼續我行我素。

曾俊華在抽水笑話中引出的立意，應讓我們想起陳德章、想起為了自食其力不惜假報年齡而被判囚4個月的施伯、想起老人退休基金和大白象工程。他作為一個擁有公權力的高官，在記協餐會推銷政改，也應該引起在座新聞界制止和即場抗議。

但大家笑了；影片的點擊率也高，許多市民都笑了。筆者不覺油然想起魯迅的故事。那是一百多年前他留日學醫的時候，課間放映日俄戰爭的片段，其中一段是有中國人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砍頭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他們都酒醉似的拍掌喝彩歡呼。魯迅於是悲涼地決定棄醫從文了，因為他「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也許聯想不倫不類，香港人當然沒有淪落到像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人，然而現場醉酒似的拍掌喝彩歡呼，豈能不使人警惕？豈能不為香港感到悲哀？（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吳靄儀 - 夠票，應要擋住先！

2015年5月15日

【明報專訊】8‧31框架的政改方案，是個共黨政治入屋操控特首選舉的策略，從上而下，香港全盤大陸化。特區政府無法不俯首聽命，死力推銷，但大部分市民眼睛雪亮。立法會還有三分之一是泛民，不用多言，夠票，應要擋住先！

高官推政改，不惜用低俗的不良推銷手法：有票，無理由唔要！可是，要的不止是一票，而是一定同時要了由中共揀香港特首候選人的機制。一經接受，永難擺脫！好比某些無良電訊服務商，「特惠價」送你「試用」一套服務，要不要？不拒絕已當你要，要了之後，麻煩在後頭，到時你要終止自動轉帳也不能！

全國人大常委陳永祺早前撰文講明，提委會愛國愛港力量佔絕對多數，任何搞對抗式政治的人都不能獲提名。提委會是哪些人、保障誰的利益，香港人太清楚了，如今要我們邀請這等人選拔特首候選人，然後再叫我們投票支持？

政改方案，真是免費午餐？給你好處，不是你最想要的，但起碼有着數落袋？這是真的嗎？公司欠你10個月糧，要你收1個月賠償算數你肯不肯要？買樓，間格面積建築材料全部貨不對辦，發展商送你免費裝修兼意大利櫥櫃全套，要你收樓，你肯不肯就此放棄一切權利，以後收聲？或者說，先簽了合約，以後可以補償多些就不排除優化方案的可能？

用完哄騙用恐嚇：唔要，就一世都冇！太厲害了！你相信嗎？只要對中央有利的，中央一定會再提！只要對香港有害的，議員也有責任要擋住！溝通，日後再講，但是政改方案，中央特區政府已講明沒有修改餘地！鐵板一塊的不是泛民！

我怎樣看民調

民選議員，要向自己的良心和對選民負責，不是視乎當天民調的百分比投票。要按百分比決定就公投！這個政府和建制派有膽量嗎？

但我很重視民調，因為公正獨立的民調，即使不完美，也是很有用的資料，幫助想改變社會的人思考。3間大學的滾動民調一直顯示，支持政改者在45%至49％間徘徊，反對者在35%至38％間徘徊。支持、反對的差距甚至曾一度收窄到2%！這種比率，不是推行任何重大政制改革的基礎，強制推行，兩邊不討好，必是亂局。別說市民大眾，這真是符合當權者的利益嗎？是以特區高官硬銷，不在成功通過方案，而在瓦解泛民。這個用心，路人皆見，只看泛民頂不頂得住。

我倒是看，人人都知道是「爛方案」，聰明的香港人，為何竟有近五成支持？當然，其中有一定數目是為了種種理由憎恨民主派的人，自然贊成禁止民主發展的機制，但這不會是全部。那麼其他人是為了什麼原因支持方案呢？是受不了「原地踏步」的心理壓力？還是覺得沒有其他出路？還是真的相信了政府的宣傳，這一票是沒有後着的免費午餐？任何一個原因，都值得泛民努力尋求改變。要爭取更多市民的信任，要市民相信民主有前途、泛民有力量。政治領袖的責任，是要為市民帶來希望，要市民有信心，泛民是撐得住的。

政府若以為藉着將政改失敗的責任推給民主派，就可以令民主派在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大敗，這如意算盤也打得太早了。大陸剛出爐的《國安法》審議稿提醒香港人，我們阻不了內地通過國安法波及香港，但要在特區通過23條立法，仍須看立法會有沒有足夠的泛民票數擋住！在這些大事上，香港人不會信任自由黨加民建聯！民調顯示，年輕人及學歷高的大比數反對政改方案，他們的力量會愈來愈強，香港人決不會坐以待斃！

Vic - 古德明論李怡．香港之崩壞

2015年5月13日

一、

香港近年的政治情勢變得太快了，我雖然每日關注，但仍不時有霧裡看花之感。

向來反共的古德明先生，寫文嚴厲抨擊李怡先生（見〈遁辭知其所窮〉），這種事如今也給我看到了。

李怡以「敵人吃飯，我們吃不吃？」反駁「共產黨最高興」之說，無疑是引喻失義。但是古文倒數第二段，說李怡1970年代辦雜誌鼓吹文革，後來變成民主派，2010年支持民主黨的政制改革方案，如今又變成「本土派」，對民主派老少槍挑劍劈，前後三件事，不變的是中共很高興，我看完不禁搖頭嘆息。

李怡曾說：「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的總和。」我深以為然。古德明提到的三件事，支持文革肯定是錯，李怡悔過了（見〈文革與我的心路〉）；第二件或者也錯了，李怡如果也悔過，那不是很好嗎？古德明心懷大中華，不屑香港本土派沒有關係，但是拿這些事來說李怡數十年來的重要作為無不令中共很高興，實在是極不厚道。古書有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這道理古先生不會不懂吧？

如果中共高不高興真的那麼重要，古德明重砲攻擊李怡，我相信中共是很高興的。那你為什麼還寫這種文章呢？說到底，中共是否高興不能用來判斷事情是否正確合理。

我看古德明和李怡兩位先生的文章也二十多年了，雖然對香港許多事情不敢下定論，但我相信李怡先生的人格。

二、

香港之崩壞，超乎多數人之想像。好多香港人不怎麼留意網上輿論（尤其是中老年人），看新聞只看無恥小人掌控的CCTVB或老闆早已歸順朝廷的主流報紙；即使去年爆發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民眾抗爭運動，也因為佔領者「阻住我搭車」而不屑這種「不理性的群眾暴力」，對於黑警暴打抗爭者無動於衷，甚至高呼「抵死」。

去年佔領運動期間，所謂建制派花錢請黑社會辱打抗爭者，警察故意縱容。七名黑警暗角打一名被捕男子，至今未被起訴，警務處長甚至說這些打人警察有權不配合調查。支持暴政的所謂藍絲在新聞鏡頭前打記者，人證物證俱在，認人時警察容許疑犯戴口罩和浴帽，最後以證據不足為由無罪釋放。

不了解香港情況的人，看到我寫這些事，會以為我是在胡說八道。也可能會有人認為，香港政府只是在對付政治異見者，一般人不會有事。但是近日我們又看到，香港警察竟然可以老屈一名智障者謀殺，難不成這名智障者也是政治異見者？

不久之前，新加坡男子梁錦華在法院門外掌摑「侮辱新加坡國父」的少年余澎杉，如今隨即被判囚三星期。法官表示這案件有許多加重刑罰因素，譬如被告想要自己教訓受害人，並選擇在國家法院和家事法庭的走道上這麼做，來加大事件的傳播度。法官表示，每位被告人有權經過法律程序和受到公正的對待，並由法官依照案情裁判，但被告卻選擇私自執法，這樣的做法不可容忍。

對比起香港的情況，我實在不敢再說香港有值得自豪的法治。我覺得香港的執法機構真係好羞家。

相關文章：
吳志森 - 政府沉淪 警隊墮落
立場新聞：智障漢錄口供 詳細真實對答

陶傑 - 都忘了吃藥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3日

警方盤問一個殺人嫌犯，哪知捕錯了一名智障人士。智障者本來應該服藥。警方聲稱，盤問時只知道這個人不斷像鸚鵡一樣重複警察的話，而且說話斷碎，要不要吃藥，是不是智障，警方辨別不出來。

平心而論，警方沒有錯。說話像鸚鵡般重複、沒有主題中心、缺乏邏輯常識，四周都是這樣的人。警方哪裏會覺得這種「溝通方式」有什麼不正常？

譬如：外國勢力操控香港反對派顛覆中國。這句話，十多年來，斷斷續續，不是有許多人像鸚鵡一樣重複嗎？如果警署裏那個智障要吃藥，香港要吃藥的智障太多了。

學舌重複、句子零碎、缺乏邏輯溝通能力，追問下即情緒出現五毛式暴烈，此等反應如果要服藥，我想做此藥的總代理。

外國勢力想亂港顛覆中國？現在英美外國勢力，都公開叫香港人接納梁班子的二０一七政改方案。那麼英美勢力、梁班子、親中愛國派，都在合力密謀亂港顛中，反而拒絕方案的泛民，疾風勁草，原來是對抗外國勢力的愛國愛港者。

毛主席說：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英美外國勢力忽然叫泛民「袋住先」，連美國國會議員也來拉票？其中必然有詐。如果你是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此刻偏偏要將什麼政改方案撕掉。

這樣一來，中國式思維又一次陷入了死胡同。英美外國勢力這次干預內政，卻奇兵突出，選擇了「叫你袋住先」，將中國小農的大腦，以古希臘蘇格拉底的「悖論」（Paradox）方式狎玩之，這就好看了。

加上董伯的「反共論」。邏輯是這樣的：1，反共的人不准參選特首。2，英美當然是外國反共勢力，想中共倒台。3，現在反共勢力想我們接受政改方案，一定別有用心，將來香港不論真假普選，一旦一人一票，奸詐惡毒的英美外國勢力一定能操控出一個反共份子勝選。4，為了挫敗其反共陰謀，先行將反共特首墮胎於尚未受精的狀態，愛國愛港，不如全港團結一起合力否決「政改方案」。

所以，我同情香港警方。他們以為抓了一個像董伯一樣說話正常的「疑犯」，這種口供風格，聽慣了，哪裏知道原來要吃抗抑智障藥？

李怡 - 政改「硬任務」的成敗及後果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3日

一周前文章〈高官落區有助推高否決政改的民意〉果然應驗，三大學最新民調是支持與反對政改袋住先的比率已不相上下矣。建制派自我安慰說：「民調有上有落係正常」，問題是在政府大力催谷和被投訴「違反電視不得賣政治廣告」的情勢下，而支持的民調卻不走高反走低，對政府來說就不能說正常了。

市民回應越來越精彩；高官和董伯支持政改的說辭荒誕且跡近白癡；高官落區不敢通知傳媒；特首更等同偷偷摸摸落區然後自慰說「受歡迎程度，超乎你想像」……種種表現說明「無理寸步難行」，有腦的市民看在眼裏，支持政改的民意豈會不走低？

支持袋住先的論述已不談政改是否符合《基本法》25、26、39條的規定，不提人權公約訂明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得有不合理的限制」了，而是主要講兩點，一是若否決政改方案，不可能期待會有改變，中央決不會取消對選舉有不合理限制的8.31決定；另一是若對「不理想」的方案袋住先，將來就可以期待有「優化」和改善。

袋住先邏輯極奇怪

說不通過，不會變；而通過，則反會變。這真是十分奇怪的邏輯。通過了，不是表示香港已接受8.31框架下的普選了嗎？既然普選已實現，為甚麼還會變？只有未通過，才可能促使改變。跑步已跑到終點何以還要努力向前跑？而未達終點反而說不能再向前？真是你不說我倒明白，你越說我越糊塗了。

市民要求改變的是甚麼？就是8.31框架所定的對被選舉權的不合理限制。若在這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過了，就等於接受這種違反人權公約的限制，還會怎麼「優化」？只有否決之後繼續抗爭，才有可能撤除這種不合理限制。

中共已公開揚言，力促通過政改方案是「硬任務」。甚麼叫「硬」？就像鄧小平曾說「發展是硬道理」一樣，表示這是非實現不可的任務。因此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管明不明白、講不講得出道理，都要出來死撐這個硬任務。香港普選何以是中共非實現不可的硬任務？沒有普選中共不是仍可以操控特首人選嗎？答案是「硬任務」關乎中共在香港以至在大陸的權威和權力。

梁振英昨天說，否決政改要考慮它的後果。那麼就讓我們看看對中共來說，是甚麼後果。

首先，如果政改方案被香港立法會否決，那就意味下一級的立法機關否決了上一級的決定。這不僅使中共操控的人大常委沒有面子，而且顯示人大常委的8.31決定根本就違反《基本法》，不應該在法治的香港實行，是中共體制的大缺失。

其次，方案被香港立法會否決，等於使中共處心積慮想要把人大常委的權力凌駕於《基本法》明文規定（等同廢棄法治）的做法破產，也就是使中共對通過政改後的種種部署泡湯。

政改通過後患無窮

其三，甚麼是政改通過後中共在香港的可能部署呢？一是實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500萬選民比1,200人難操控嗎？給你兩個爛人讓500萬選民投票不就操控了？有何難？梁振英與張志剛或馮煒光出閘給選民投票，相信梁振英篤定連任。接下來，立法會實現普選也會由人大常委決定沿用特首普選的方式，地區普選改由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功能組別就由原來的功能組別提名再給市民「普選」。於是兩個普選都在「民主集中制」之下實現了。當行政立法都在一黨的掌心中，這時23條立法、反港獨法，以至甚麼「五不搞」、「七不講」都可以用人大常委凌駕香港《基本法》的方式在香港實行也。因為一旦我們接受了《基本法》所賦予的香港特區政府權力以及香港人的權利是可以在人大決定之下不算數的，那麼香港就會從法律規定的人民權利最大化淪落為統治權力最大化。法治被毀，再下來實行三權合作，司法獨立也難存也。

中共的「硬任務」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後，香港會如何？當然也不會有太平日子。但至少守住香港核心價值的法治，守住堅決不吃「三手飯」（見昨日拙文；如下附）的香港人尊嚴，不使香港迅速向野蠻的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淪落。我們仍然可以繼續為真普選抗爭。為政改把關的立會議員，所有為政改揚聲的公眾人物，若支持政改通過，須知後果就是香港向人治體制淪落，對得起這一代和下一代香港人嗎？

我們爭取的普選不是甚麼高不可攀的理想，我們只要求最基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沒有不合理限制的選舉，若沒有，我們就繼續爭，但不可接受一黨提名即「集中指導下」的假普選。有網友留言說：吃三手飯還不如乞丐，乞丐有權選擇吃或不吃，假普選係要香港硬食喎！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  三手飯
小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2日

市民陳太路過「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收集簽名街站，問在那兒當值的港區人大代表蔡素玉提委會有何代表性：「你踏乜嘢前一步，你𠵱家1,200人食完嘅二手飯，又叫我哋再食，跟住你哋又唔解釋俾老人家聽……佢哋連選1,200人出嚟嗰票都冇呀！」蔡素玉無詞以對。

二手飯是指到快餐店吃別人剩下的飯餸。1,200人食二手飯，意思是中共掌權者選定了兩三個人，讓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當橡皮圖章投票選出特首候選人，1,200人等於食二手飯。然後這食完的二手飯，再給香港500萬選民再食，也就是再蓋一次橡皮圖章，這個中國特色的「普選」，就是讓香港市民食剩飯的剩飯，即三手飯。

這個形容實在太好，不能不佩服市民的智慧。高官落區，現又加上包括騙小孩和老人的簽名街站，已經不敢通知傳媒採訪了，偶而被傳媒碰上的市民反應都如此精采，而撐袋住先的高官和建制派的反應又如此笨拙。更讓全世界看到，香港人已淪落到食三手飯的可憐境地。

吳志森 - 政府沉淪 警隊墮落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3日

上月中，七旬老翁在沙田遛狗被毆，傷重斃命。兩星期後，警方拘捕一名乘小巴回家的男子，指與案有關，即場落口供，帶署調查，並如臨大敵回家取證，更高調向傳媒聲稱已經破案。

被警方視為兇手的男子姓歐，患自閉症及輕度智障，溝通困難，無法理解別人的提問，只會重複問題最後幾個字，例如問：「有冇推伯伯？」回應：「推伯伯。」問：「一隻手定兩隻手？」回應：「兩隻手。」引導作供之下，警方聲稱被捕者承認殺人。

事主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錄取口供時應有親人、監護者或社工在場，警方不作安排，已違反法律和規定。更離譜的是，案發時，有閉路電視錄影片段，顯示事主仍在屯門院舍，對確鑿的不在場證據，警方竟然置之不理，堅持控告事主誤殺，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介入下，才在提堂前夕獲准保釋，過兩天突然低調宣佈無條件釋放。

這宗拉錯人，幾乎告錯人事件，若然沒有張超雄議員的積極介入，恐怕已成冤案，即使最後還事主清白，其間的恐懼與折磨，即使平常人都難以承受，何況是一位智障者。

細聽事主家人訴說整個過程，警方辦案之兒戲、粗疏、鹵莽、不人道，不但違反警例和常規，更利用事主心智低於常人引導性錄取口供，這種為求破案不擇手段的行徑，簡直令人髮指：一、事主屬「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並無安排親屬或社工陪同作供；二、事主需服食精神科及抽筋藥物，拘留期間警方不准服藥；三、警方稱星期六、日無法聯絡院舍職員，未能確定事主不在案發現場。但院舍7天24小時均有職員當值，警方顯然是大話連篇；四、院舍職員向警方提供錄影片段，顯示事主的不在場證據，但警方堅持檢控，後來發現難以推翻，才不得不突然撤控。

警務處新一哥盧偉聰在履新記者會上，強調要修補警民關係，並稱做錯事應該道歉。如果不是公關伎倆，這是顯示誠意的時候。盧偉聰處長應當馬上向當事人鞠躬道歉，並深入調查，對犯錯違規、觸犯法紀的警員，追究到底，嚴厲處分，還事主一個公道。

雙重標準令人髮指

警方濫捕濫告，對付智障者如是，對付與梁振英政見不同的示威抗議者，更是變本加厲。暗角七警案，容許嫌疑警察合上眼低着頭，大大增加認人難度。藍絲打記者案，涉案疑犯更可穿浴帽戴口罩，事主無法辨認，以證據不足為由撤案。

對付示威抗議鳩嗚光復的黃絲，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雙重標準，無所不用其極，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由於錯漏百出，被判無罪、不提證供起訴、撤銷控罪等等，比例之高，令人咋舌。據網媒《立場新聞》統計，佔領運動被捕者約1,000人，被檢控上庭至今約佔一成，已有結果的超過50宗。當中罪名不成立、撤銷控罪的約佔一半，再加上警方申請兒童保護令被拒、不提證供起訴、自簽守行為等，佔總完成個案的七成。認罪和罪名成立的，只有三成左右。

這組顯淺易明的數字反映了甚麼呢？雨傘運動落幕，當時的禿鷹警務處長，聲言要在三個月內把嫌犯緝捕歸案，這顯然是個為梁振英立威的政治任務，總之是有殺錯冇放過，不論有沒有拉錯人，不理證據是否足夠，一律告上法庭。不但搜證粗疏，更有砌生豬肉之嫌，甚至毆打案連被襲對象還未找到就上庭，被官老爺嚴詞批評，證據不足，無法不撤銷控罪。

除暴安良，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原本是警隊的責任，現在卻變成消除異見，打壓弱勢，連智障者都不放過的鷹犬。一個政府的沉淪與墮落，由警隊的墮落與沉淪開始。

相關文章：區家麟 - 高調拉人，鬼祟致歉

蘇賡哲 - 承擔政治責任

多倫多明報   懷鄉書訊   2015年5月1日

「語言偽術」不是香港官場獨有，北京的要人一般都視之為必備基本功。現在港澳事務高級智囊強世功，就是其中高手。     中共在內戰中取得全面勝利後，南下大軍卻止步於深圳河北岸，讓香港人民繼續活在殖民地香港當洋奴、當英殖的二、三等百姓。香港明明仍在英國統治下，中共卻在聯合國施展語言偽術說香港已經不是殖民地了。即使在67左派暴動最激烈時刻，中共也沒有收回香港的意圖。英國人一知道北京的心意，自然就加大鎮壓力度。然則，自二戰後世界出現退殖大潮，中共怎樣解釋這種反普世潮流的做法？

強世功的解釋是：「中國共產黨支持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統治，這在正統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理論看來，似乎顯得離經叛道，然而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共產黨理論中的最核心要素不是階級、也不是民族，而是『國家』和『天下』這樣的概念。」共產黨而不講階級，支持殖民主義，還算是共產黨嗎？強世功承認，這不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是傳統儒家思想。然則共產黨應該改名儒家黨。

強世功的「語言偽術」登峰造極之作是他說：以前，「中國共產黨雖然對香港沒有直接的統治，但卻始終承擔著對全體香港人的政治責任。」所謂政治責任有二，一是不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二是賣東江水給香港。這種「語言偽術」，拆穿了是登峰造極之無頼。泰國政府也沒有在香港搞文革，而且一直賣米給香港，難道泰國也可以自稱他們雖然沒有直接統治香港，卻一直在承擔著對全體港人的政治責任？

王岸然 - 學聯結局 泛民縮影

作者網誌   2015年5月12日

學聯是學界的50年老店，去年發起罷課行動，更於結束之日突然衝入政總，因而引發一場史無前例的佔領運動，也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抗爭運動。按理，學聯作為領導機構、一眾領袖人物有如斯成就，應該得到學生很大稱頌，但正好相反，8間成員大學有4間以「公投」的直接民主方式退出這家老店，這不單是懲罰學聯，也是學界對整個泛民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最可怕的是，餘下4間大學還有可能退出，全不退出的也只餘全港大學生的三成半，已經失去代表性。在退聯的浪潮中，不單是學聯及所謂「學聯老鬼」盡全力力挽狂瀾，泛民甚至開動輿論機器，各方知名評論員紛紛披甲上馬（筆者從未評論），力陳學聯的重要性，但退聯潮一發不能收，4大院校如骨牌般倒下，學聯似足一個一夜間喪失政權的執政黨。筆者在這一刻要主觀地預言，明年立法會選舉，泛民的命運會與學聯一樣，要在一夜之間退出歷史舞台。

學聯的背後，有泛民影子，學生以選票向學聯說不，也就是向泛民說不。常說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學生政治也就是社會政治的縮影，學生對泛民說不，也就代表港人準備向泛民說不。中共在港的政治專利權是必然的，泛民的政治專利權只屬錯覺，選民完全有權在一夜之間收回。明白這個形勢，各方熱愛民主的朋友應有所準備，為港為民，應起而取代泛民這家30年老店。

學聯應對退聯學生的進迫，用的手法師承泛民，泛民也裏應外合在社會上造謠，不外是用一貫不道德但行之有效的抹紅手段，說中聯辦在背後支持動員、支持退聯中了中共的奸計、退聯成功中共最開心等等。

筆者沒有調查研究，只是對泛民這類永遠重複的手法也能耳熟能詳，抹紅的人從來就拿不出什麼證據。大家同是一校之內的同學，理應有自己的判斷能力。結果也清楚不過，最好笑的反駁是，中共高興與否與我何干？我不高興自然有權利用民主的機制去投票。代入一個普通學生的思維，對學生領袖在「雨傘革命」之中的表現自有公論，不是傳媒捧為明星就去崇拜，不少學生可是上過前線參與「革命」的，例如去年11月30日晚「雙學」號召行動升級包圍政總，卻沒有任何計劃，只由學生及參與者胡亂行動，失敗自是必然的。

過分的事有兩點：

一、學運明星皆躲在梁國雄的立法會辦公室吃杯麵，沒有在前線與群眾共同冒險；

二、更為過分的是，當夜筆者在場，見示威群眾連武器也沒有，佔領龍和道只是警察自行撤退。12月1日凌晨二時，警方一輪棍打已完全奪回龍和道。二時半到早上七時半，警方又撤回政總，不願走的群眾又再圍上來不走，自然也無力進攻。明知無法再有成功圍堵政總的力量和可能，學生領袖卻不肯宣告結束行動，等了5個小時，換來的是另一次更嚴重的流血。

為何這樣？周永康在一次訪問中間接承認是想令激進的佔領者死心，結果學生領袖與泛民如願以償，與政府有默契地結束金鐘的佔領。政府沒有人道歉下台，政制什麼也爭不到，學生不是坐在書房的評論者，是付出血汗時間參與事件，幾個月不是看電視旁觀而是到場參與，今天只是要求退出學聯而沒有公然追究學生領袖利用出賣他們，已是非常顧全大局了！

學生對學聯如是，市民對泛民在整個「雨傘革命」中的兩面三刀，進退無度，矯情造作，又焉會不感憤怒？特別是曾經到現場實質參與佔領的人，無不對泛民政客徹底失望。這些不滿在網上世界是很真實的，但在主流傳媒是不覺的，因為主流傳媒給泛民的惡勢力操控，只會歌頌吹噓泛民政客那類芝麻綠豆的抗爭行為。

今天的情勢，筆者本欄已經分析，中共自我感覺良好，無意在政制上讓步，泛民不斷放出謠言，說中共會設法令方案通過，實況只是港共與泛民在打輿論戰，泛民沒有任何抗爭計劃，連把七一遊行提早在政改前進行也不敢幹，泛民能交出最大的「成就」只是否決方案，中共的態度很清楚，是毫不在乎！

無論如何包裝，過去一年民主發展在泛民的領導下是成功還是失敗，市民都是很清楚的，本土路線在年輕一代迅速冒起，反映年輕一代求變之心。學生由於有直接民主的機制，可以馬上懲罰學聯，選民則要等年底與明年兩次選舉，用選票懲罰泛民是必然的，只是程度如何而已。

泛民政客躲在比例代表制度之後，容易心存僥幸，一心以為只要保持形象，不過不失，總有幾萬票可以混下去；這與學聯自以為歷史悠久、人才輩出、得到大量前輩老鬼出聲支持，結果慘敗，情境將會極為相似。泛民如何會大換血，本欄曾經分析，以後也會再討論，民心求變，世界自然會變，各方豪傑只要有基本知名度，都應該切實考慮起而代之，選舉工程可簡可繁，民心大勢才是決定要素。

長平觀察：自由是一隻會變的籠子

德國之聲   2015年5月2日

籠子裏的中國，與其說缺少自由，不如說缺少對籠子的反抗。籠子外面的世界，與其說自由的邊界受到威脅，不如說自由的意志正在減弱。——寫在2015年世界新聞自由日。

年輕的時候，我讀到卡夫卡的小說《饑餓藝術家》。在小說的最後，一隻年輕的豹子被關進籠子。卡夫卡寫道：“它似乎都沒有因失去自由而惆悵，它那高貴的身軀，應有盡有，不僅具備著利爪，好像連自由也隨身帶著。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齒中某個地方。”我被這段話深深打動，決定向豹子學習，把自由隨身帶著。

中國古人也有類似的修身養性智慧，謂之“境由心生”。就像晉代詩人陶淵明的名句所言：“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我也始終心嚮往之。但是，這種智慧也常常被矮化為“莫談國事”的市儈勸諭。例如正當毒霧籠罩北京之時，被稱為“維穩心靈雞湯大師”的于丹教授，在微博上抒懷：“關上門窗，儘量不讓霧霾進到家裏；打開空氣淨化器，儘量不讓霧霾進到肺裏；如果這都沒用了，就只有憑自己的精神防護，不讓霧霾進到心裏。”

不同的是，于丹大師們永遠不會用帶著利爪的豹子作比喻，也不會說自由藏在尖銳的牙齒裏。他們永遠也不會像卡夫卡那樣痛苦、孤獨和憂傷。

帶著豹子似的自由，我寫了一些詩歌和小說，然後不小心走進了新聞業這塊沼澤地。很快我就發現一個秘密：跟馬戲團囚禁豹子的籠子不一樣，現實生活中困住我們的是一個易變的籠子。它隨時都在偷襲我們，稍不留神就會縮小一圈。十年前，網絡的主要功能是反抗限制，今天它已經變成了維穩的利器；五年前，許志永可以開論壇講解陽光憲政，郭玉閃可以辦傳知行調研中國，今天他們都身陷囹圄；兩年前大家都可以在餐桌上講政治笑話，今天它會讓人失去工作。

很多人被它欺騙。其中有些人想，這個籠子已足夠大了，只要不去碰觸它的邊界，我們就可以在裏面安居樂業。另外一些人想，時代自然而然會進步，籠子每天都在變大，自由將越來越多。有些人發現了真相，但是他們選擇自欺欺人。還有一些人認為，這籠子或者說由籠子定義的自由，就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它變小是因為我們不肯順從。

這些想法都是籠子縮小的原因。可怕的是，這些想法本身來自籠子。籠子限制自由的辦法，不僅僅是囚禁身體，更重要的是改造思想。它讓人們相信，籠子裏的生活更加平安、富足和幸福。

不僅籠子裏面的人被洗腦，籠子外面的人也以為它固定不變。他們慶倖自己沒有被關在裏面，以為保住自由的方式，就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掉進籠子裏。殊不知籠子一邊在縮小，一邊也在擴大，把世界的更多部分關了進來。

籠子裏的中國，與其說缺少自由，不如說缺少對籠子的反抗。籠子外面的世界，與其說自由的邊界受到威脅，不如說自由的意志正在減弱。

我曾經說，時評與其說是一種寫作，不如說是一種行動，是在大街上呼號，在廣場上呐喊。我總是幻想著有一天，抗爭到自由之後，我就可以回到書齋裏去安靜地讀書和寫作，實現年輕時的文學夢想。現在我終於意識到，世界上並沒有那樣的自由，自由是一種永遠的抗爭。

這種醒悟讓我如此深懷絕望，又如此充滿力量。

長平觀察：主題出版逢「盛世」

德國之聲   2015年5月6日

習近平即將訪問俄國並出席“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中國官方媒體發表了一系列熱身文章，將重大歷史事件紀念轉化為現實地緣政治需求，將二戰勝利宣傳為中共的正確領導。這是中宣部佈置的“主題宣傳”工作的一部分。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需要“統一口徑”，這在中國新聞及出版行業並不是什麼秘密，但是仍然讓一些網民感到驚訝。

中宣部和廣電總局反復強調，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主題出版宣傳“一項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要著力宣傳中共“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全民族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功績”和中共“在全民族團結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涉及“重大事件、重要觀點、重要數據”時，必須“嚴格依照權威部門口徑”，並“徵求文獻、黨史、軍隊等部門意見”。

主題出版是中共宣傳的手段之一，即命令各出版機構圍繞著特定主題、按照特定模式和特定結論，重點推出大量出版物。同時，命令各宣傳媒體根據統一口徑、統一時間和統一步驟進行集中報道和評論。這些安排看上去刻板、平庸甚至愚蠢，經常遭到網民的嘲笑，但是宣傳效果仍十分顯著，每次都能按照宣傳部門的設想教育、感動或鼓動大量中國人。出版社配合行動不僅是服從命令，而且也有經濟回報，可以申請國家資助，還可以通過行政強制擴大發行。

這些主題出版和宣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1989年“六四”運動之後，愛國主義宣傳成為一個突出的主題，而且如今已經進入收割期。一方面，各級宣傳部門和網絡管理部門組織了大量“網絡閱評員”，讓他們帶薪冒充普通網民發表愛國愛黨評論；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普通網民“自帶乾糧”，主動而真誠地維護中共統治。

一位長期觀察中國時事的朋友對我說，他發現中共體系內的部門利益分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的若干年間，宣傳部門是一個無所作為的機構。有能力的官員，都到更有腐敗機會的“肥缺”部門去了，而且“銳意進取、大膽創新”，非常活躍。習近平上臺後大力反腐，他們也成為主要的目標，個個膽戰心驚。而以前被人看不起的宣傳部門，突然吃了興奮劑，鼓足幹勁，積極主動，甚至製造事端，爭取機會。

這個變化帶來的結果是，近三十年來，宣傳部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揚眉吐氣、精神抖擻地大踏步前進。他們再也不用為可笑的歷史結論感到害羞，再也不用為僵化的宣傳用語感到難堪，再也不用擔心同行罵他們是保守勢力，成為最有戰鬥力的機構了。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宣傳部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急不可耐地為一位剛剛登上權力寶座的領導人進行個人崇拜宣傳。

在中宣部及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佈的2015年主題出版工作通知中，宣傳習近平“四個全面”思想和社會主義特色“中國夢”，成為當仁不讓的重點主題。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即使在過去年代，宣傳部門也從來都是腐敗機構，而且擁有比別的部門更不受制約的權力。第二，無論宣傳部門如何利用新媒體創新，但是滑稽的宣傳仍然滑稽。為了讓皇帝的新衣秀不被笑場，當局就必須反復清場，大量屏蔽境外媒體和網站。

長平觀察：二十六年的沉默以後

德國之聲   2015年5月5日

2007年6月4日，“六四”鎮壓十八周年祭日，《成都晚報》刊登了一則廣告：“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朝野震動。當局急令封存報紙，迅即查處該報多名中高層管理者。

這一舉動可謂石破天驚，既是對長期受到壓制的“六四”死難者親人的支持，也是對掩蓋真相、歪曲歷史的中共當局的抗議、挑戰和嘲諷。廣告策劃者是陳雲飛，八九民運參與人士，一個矢志不渝尋求歷史正義的人。陳雲飛沒有組織，以一己之力，堅持不懈，達到了國內“六四”個人抗議的巔峰。

在當局對“六四”紀念嚴防死守的情況下，陳雲飛是怎樣把悼念廣告刊登上黨報的呢？他選擇了審查環節相對薄弱的分類廣告。據說負責審查分類廣告的人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她也感覺到這個廣告不同尋常，但是她從未聽說過“六四”，於是打電話詢問朋友。朋友認真想了想回答說，大概是一次礦難吧。就這樣，“六四”作為礦難慰問廣告刊出了。

這個故事反映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對於“六四”的矛盾處理：審查的漏洞正是審查（抹殺歷史）的結果。小心翼翼地讓人們保持沉默，是他們的主要訴求。因此，儘管《成都晚報》被整肅，此案並沒有高調處理。陳雲飛被警方拘押調查，但是很快就悄悄放人。

同樣的原因，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維權律師浦志強參加了一群知識分子朋友組織的“六四”研討會，並發佈消息，留影紀念，當局除了讓警察分別騷擾警告之外，也沒有更多的反應。

習近平上臺之前，大量輿論期待他將中共帶出“六四”陰影。人們似乎有足夠的理由：習近平是“六四”後第三代中共領導人，不是直接的嗜血者；他的父親給人留下中共歷史難得的清正官員的印象，而且在“文革”期間受到迫害；更重要的是，平反“六四”能夠給他帶來不可估量的政治資產。

血案後所有繼承者都是毒樹之果

然而，習近平不僅未能推進政治改革，反而大踏步向毛時代倒退。“六四”對於中共政權的意義，是通過對平民屠殺的手段得以“重生”。所有後來的繼承者，都是這棵毒樹上的惡果，習近平顯然對此心知肚明。

不僅如此，習近平政權還有了顯著的改變，他比前兩任更加具有進攻性，無所顧忌地鎮壓一切抗議活動。異議人士、民間組織及良知媒體幾乎沒有生存的空間。對於中共建政後最具反抗性的“六四”運動，習近平不再像前兩任那樣為血案遮遮掩掩，而是公然抓捕試圖揭開歷史黑幕的人。

2014年“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一群知識分子再次組織“六四”研討會之後，悉數遭到拘押審訊，其中浦志強被關押至今，面臨以別的罪名提起的刑事審判。在當年學生領袖熊焱探母被拒等事件上，《環球時報》也比以前更加高調地談論“六四”運動組織者“為撕裂和創傷中國社會犯下罪行”。

今年3月25日，陳雲飛與其他20多位人士前往四川新津縣“六四”死難學生肖傑和吳國峰掃墓，回程中被百餘名持槍特警攔截。新津縣公安局在4月30日發出的通知書顯示，陳雲飛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尋釁滋事”兩項罪名被逮捕。

二十六年的沉默終於打破。只是沒有想到，不甘沉默、主動“亮劍”者竟然是中共當局。這是“六四”鎮壓的繼續。

李怡 - 鄙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10日

幾乎年年都去記協餐會，今年缺席了。早前毛孟靜來邀，我說一年前答應去另一人的桌子。但一個星期前，隨口問同桌會有甚麼人，聽到有一個我十分鄙視的人，於是我立刻表示不會去了。邀請者忙說，先問清楚那廝會不會去。我說不必問了，他去不去我也不會去，因為你同時邀了我和他，而你認為我們可以同桌。

邀者說，是因為他寫文章罵過你？我說沒有看他寫甚麼，因為已知沒有水準。

大法官Hugo Black的話是我從事新聞工作的圭臬：新聞自由的主要功能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因此，借新聞之名去幫助政府欺騙人民者，就是新聞自由的天敵。更別說以民主為跳板的賣身投靠者是如何被我鄙視了。

不去吃飯是小事，不過卻讓我有點傷心，因為邀者是好朋友，而且我以為是有新聞良知並了解我的文章人格的朋友。結果發現我以為了解我的人其實並不了解。我仍然心存善意地發一短訊：「希望你想想自己：權勢利益？澄明人格？」

甚麼人讓我如此鄙視？就是偷偷摸摸陪行騙長官落區，然後在facebook上說「親眼所見，……受歡迎程度，超乎你想像」的自欺欺人超乎想像的卑鄙小人。

我是不是太固執？跟意見不同的人應酬而已。但我不想委屈自己，因為不是意見問題，而是去跟滿身污穢（人格）的人同桌。

最近讀到擔任巴菲特副手幾十年的Charles Munger的一句話：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樣東西，最可靠的辦法是讓你自己配得上它。

用種種手段、狡計攀附權勢，取得金錢地位，沒有問題，但你自問配得上它嗎？當我寫的文章或行為獲得一些讀者肯定的時候，我總會時常自我念叨：我配得上它嗎？ 

莊豐嘉 - 當遠見不遠見的時候

新頭殼   2015年5月9日

地方首長卸任後命運大不同，有的更上一層樓，進入內閣，或者企圖角逐大位，但更多的是官司纏身，甚至逃亡海外被通緝。不可諱言，後者以國民黨居大宗，這與他們和地方長期以來千絲萬縷的利益掛勾有關；議會淪為政商命運共同體，檢調看情況辦案，媒體自動失靈。

能當上縣市首長者，自然多非泛泛之輩，例如前雲林縣長廖泉裕畢業於台大電機系，在他那時代，可是多少理工科的第一志願，但卸任後因貪污治罪條例被雲林地方法院判刑兩年，廖泉裕卻在全案定讞前一天從桃園機場離境，雲林地檢署在同年9月30日發布通緝。

廖泉裕第二任縣長時，1995年12月號《遠見雜誌》 第114期（對，又是遠見）是怎麼報導他的？「曾是全國每人所得最後一名，廖泉裕要把雲林縣推向前三名，靠著大型工業區帶來的信心，廖泉裕早已抹去窮縣縣長淒苦的容顏，他相信，他會為雲林發展史留下一筆。」

結果是，陳定南不要的台塑六輕，就是廖泉裕為雲林縣爭取來的，猶記當時，廖泉裕及議長張榮味主動拜會王永在，甚至發動萬人遊行歡迎六輕在麥寮興建。這項政績，留給雲林縣民的資產，除了回饋金，還有空氣汙染、癌症村，抗爭悲憤至今不斷。

和苗栗縣劉政鴻一樣的命運，缺乏遠見的報導，是如何在地方政治中迷失？

高學歷、好條件的地方首長淪落至斯，地方議會又如何？筆者曾因為工作關係，拜訪中南部四個縣市議長，結果發現這四位議長都是大哥級的；議長之一的幕僚看過我們的拜會內容後，甚至淡淡的說，「我答應就算數，反正議長也看不懂」。

本來應該監督縣市長的縣市議員，在地方幾乎不分藍綠，一樣和樂融融。同黨的議員，宛如縣長的跑腿小弟，幫忙打點和接待。也因此，地方公務員根本不可能得罪這些議員，許多工程標案，議員公然介入之深，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更遑論什麼議會監督的代議政治。

國民黨來台後，扶植地方派系，使其互相牽制，為國民黨所用，因此而有所謂黑、紅、黃、白等派之稱；後來更有張派、廖派等等以姓氏為主的派系，各據一方。之所以如此，因為任何人選上縣市長後，大權一把抓，資源充沛，往往就是黑白通吃，統一天下。一旦下台，政亡人息，也就是被清算的開始。

劉政鴻卸任後，傳出監院及檢調要查他9年任內的預算浮濫的問題，但不管是大筆開銷毫不手軟以致負債648億，或者不當徵地、破壞古蹟和生態的事蹟班班可考，都非一朝一夕之事，為何卸任後才要來偵辦？難道是地方政商掛勾現象的最後宿命？而前仆後繼者，依舊絡繹不絕。檢調和地方首長的關係，更是耐人尋味。

台中金錢豹，以前附近就算有槍擊聲，通常不會上媒體，也看不到檢調介入偵辦的跡象。某位已經卸任的縣市首長，任內用一位由檢調系統轉任的親信機要，後來這位親信拿走了他10億元跑到海外，該首長卻連吭都不敢吭一聲。原因為何，不想可知。

國會殿堂上的立法委員都是由地方選出，但地方政治如此腐朽敗壞，如何想像從這種穢土中會產生優秀傑出的國會議員，為國家定出長遠發展的法案？而種種的問題，均由於整個地方政治是如此地不透明，即使在網路時代，依然停留在透過人脈網絡勾串利益的共生環境；光亮照不到的地方，如何能夠清除汙穢？曾經號稱田莊阿鴻的立委，後來會一路成為農地殺手的縣長，也就不意外。

坦白說，地方政治腐敗，無法清明，如果媒體失靈也該負責任的話，其實是最可哀憐的一環。因為，多少具有理想性格的地方記者，以前或還有監督政府、伸展抱負的機會，在置入性行銷大行其道之後，幾乎個個是戰敗的公雞，若不同流合汙，也只能黯然離開媒體；甘於從中大賺利頭的記者當然大有人在，他們成了政商檢調媒利益共同體的一環，但其角色，其實最卑微。

許多記者，無分地方或全國性媒體，他們即使不助紂為虐，卻也是幫忙誤導閱聽眾的共犯。五星級縣市長的頭銜，在劉政鴻之後，幾乎已成了另一種汙名，但其實從廖泉裕時代就已經發乎端、行之遠，只是如今才被發現如此狼狽不堪；不知以後的縣市長，還有多少人還想花錢買這頂發臭發酸的桂冠？

傳統主流媒體的經營者，對於地方新聞，不是棄守，就是無魚蝦也好，完全從商業方面考量，讓地方新聞成了點綴，不是凶殺命案就是連環車禍，這樣的媒體當然不可能監督地方的發展。台北雖然被稱為天龍國，但也因為媒體密度最高，一切都攤在陽光下，反而讓許多事情有了轉變的可能。

雖然媒體在整個地方利益共生的生物鏈中，最是卑微不堪，坦白說，在這幾個害蟲中，要翻轉地方，還是只能先從媒體做起，而且無法寄望傳統媒體，不是記者不行，而是媒體結構使然；反而必須由不受政商利益牽絆影響的地方公民或獨立媒體做起。

自己的新聞自己報，並非只是一個口號，而是阻止地方政客繼續殘害家園的一種迫切需要。在已往媒體壟斷的時代，這樣說，或許不切實際，但是公民奮起的年代，不僅可能，而且正在改變台灣的媒體和政治生態。  

顏純鈎 - 讀一點明代小品文

明藝．隨筆   2015年5月9日

【明報專訊】明代小品文的題材和寫法，都接近當代散文的路數，篇幅短小，文字已近現代口語，身邊瑣事可以隨處發揮，中學生如果想提高寫作水平，多讀一點明代小品會有好處。

據聞因為中學生中文程度低落，教育當局有意增加中學古典文學課程，更有意見要求學生背誦古典名篇。

讀點古典文學，當然對中文運用有幫助，但說到背誦，就變成苦差了，而詩詞一類的文體，今日早已過時，單為領略文字韻味和節奏感，養成一點閱讀的習慣也足夠了。

寫作無非是狀物、述事、抒情、析理，要寫好一篇文章，把這四種技巧好好掌握，也就不過不失，至於能否做出精采文章，那還得看才氣和閱歷。閱讀與寫作，貴在堅持，養成習慣，長期浸淫，好文章隨處都有，只怕無心，不怕無可學的對象。

古典文學中，最接近現代生活的，其實是小品文。明代性情文學盛行，小品文成了流行文類，文人不論做官的落魄的，習慣以短文表達個人情懷，與人交往，喜作短文記載，友朋間信札來往，也多講究文字別出心裁。江山傾圮之際，多有生死興歎，清風朗月之間，可抒天人感懷。寫人擅長捕捉神韻，遊山玩水也多有神來之筆。這種短文都從個人身邊事出發，即使事涉家國興亡，也往往不說空話，只談個人真實感受。

讀明代一些優秀小品文，或覺今人文章不如古人。當然，古人也多有平庸文章，只是能流傳下來的，都經過千錘百煉，淘汰又淘汰，剩下的盡是精品，今日再讀可省去不少挑揀的工夫。真要推薦給當下中學生，不如從中再精選少量不太深奧又容易領會的短文，略加必要的注釋，直接編入課本。

見人生百味

初讀歸有光《項脊軒志》，為之沉吟回味良久，一篇短文表面寫的是家中一間小屋子的滄桑，實際寫的是人生百味。屋子四歷火劫竟能倖存，破敗後又幾經修葺，「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此後叔伯分家，「東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雞棲於廳」，又一番沒落。

老傭人做乳娘時照顧姐姐，母親聽見孩子哭，以指叩門扉，問是冷了嗎、餓了嗎？老傭人隔牆回答。提起舊事，作者流淚，傭人也流淚。

老祖母怪他整日不說話，像女孩子，家中孩子讀書都沒出息，你這樣用功，可以期待吧？又將珍藏的祖傳象笏拿出來，說是先祖做官時的器物，來日你會用到它——望孫成龍的用心溢於言表。

項脊軒是歸有光未仕之前與家人日夕相處、讀書用功的地方，當其時如坎井之蛙，而精神狀態卻極佳，前塵往事，一一點滴在心頭。文末寫道：「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以枇杷樹煞尾，看似不經意，卻餘味無窮。

這篇短文似隨手拈來，散漫無拘，想到什麼寫什麼，但一種低徊悵惘的心緒貫穿其中，以至從頭到尾讀下來，只覺此起彼伏，互相呼應，有概括性的敍述，又不時輔以細節，人物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一座小屋的滄桑變遷，盡是人生況味。

歸有光的小品不少都涉及情感，最擅長以寥寥數語捕捉人物神韻，寫小婢女煮荸薺，作者回家見到欲取食，婢女抱走不給，又寫她在桌邊侍飯，「目眶冉冉動」，一個小可愛躍然紙上。寫女兒夭折，僕人報喪，想起她已能抱妹妹，作者離家時，「尚躍入余懷中」，而「吾生女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寫母親苦於生養太多，傭人讓她喝螺螄湯以絕經，「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母親去世後，家人請畫師畫母親肖像，「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姐，以二子肖母也。」如此文字，皆讀來令人鼻酸。

筆下盡是智慧和力量

李贄的小品是另一路，筆下盡是智慧和力量。李贄是封建道統的叛逆者，一生憎恨假道學，以嬉笑怒罵的文字，包藏清正赤誠的本心，在「萬馬齊瘖」的時代，一腔孤憤，雖千萬人吾往矣。他的文章直抒胸臆，善自嘲，譏諷更不留情面，讀他的文章，學會如何質疑世間事物，如何批判，如何擊其要害。往往數百字直搗核心，一句話把對手逼到牆角，足見他的敏銳和洞悉一切的澄明。

他形容道學先生：「高屣大履，長袖闊帶，『綱常』之冠，『人倫』之衣，拾紙墨之一二，竊脣吻之三四，自謂真仲尼之徒焉」，雖則派頭很大，但卻一肚子草。這種人說起道學，就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李贄駁道：「怪不得羲皇以上的聖人，每天都要燃紙燭而行了。」意思是說，如果沒有孔夫子，萬古都是長夜，那孔子之前的聖人，都要摸黑舉燭走路了。一句話把道學先生逼得落荒而逃。

明末江山傾圮，仁人志士奮起抗清，十七歲的夏完淳戰敗被捕，臨刑前寫了一封信給妻子，一封給母親，滿腔悲憤，字字泣血。國亡家破，一個青頭小子不能扭轉乾坤，只恨辜負了妻子，又不能盡孝於母親。「一門飄泊，生不能相依，死不能相問」，「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為生？」

這兩封信寫得情詞懇切，人之將死，肝腸寸斷，大志未酬，心事難了，少年人仍懷抱未來光復社稷的希望，「嗚呼！大造茫茫，總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為餒鬼而已哉！」言下之意，明朝還能捲土重來，到時他為國捐軀就成了功臣烈士，朝廷自然不會虧待烈士家屬，今日死別之痛，來日必有報償。

讀到這幾句話，更覺得作者之死是悲劇中的悲劇。為國犧牲義無反顧，但將性命奉獻給一個腐朽沒落的王朝，還指望朝廷有起死回生的一日，真是「我將此心託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不管如何，兩封信寄託一腔悲憤難了的心事，臨危之際尚能以飽滿真摯的文字傳達內心複雜的情感，對一個十七歲的少年，真是難能可貴了。可見當時的年輕人，不但道德上有追求，臨事有擔當，筆下也有功力，今日讀來，仍覺血脈賁張，掩卷內心澎湃。

近現代作家推崇明代小品

在讀袁宏道的《徐文長傳》之前，已知道徐渭。記得徐渭故居一對對聯：「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印象中徐渭就是這麼一個玩世不恭搗鬼捉狹的名士。《徐文長傳》寫的徐渭就豐富多了。一個才氣縱橫的奇人，偏偏屢試不中，到總督府中做幕客，又目空餘子，不得志就放浪形骸，寄情山水。做幕客參與軍事與文案，屢有奇功，書法與繪畫都出類拔萃，可惜因疑心殺了繼室，終陷囹圄，出獄後更狂傲，不給官府豪門面子，卻拿酒和窮苦人共飲。發狂時以斧頭自砍，頭骨揉之有聲，或搥自己的陰囊，以利錐刺兩耳，居然都不死。

才高而命蹇，狂傲便是對抗社會的方式，袁宏道寫徐渭，在同情之餘，也包含對社會不平的抗議。「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氣，百世而下，必有定論，胡為不遇哉！」

袁宏道的文字，在明代小品文中，如不是最好，也一定是最好之一。他的文字傳情達意，善比喻工渲染，想像力豐富，講究節奏音樂性，往往餘味無窮。他寫徐渭的詩：「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評論一個人的詩作，用這樣出格的文字，想像瑰奇，初讀愕然，細品味出，即使當今的文章好手，也要甘拜下風。

袁宏道寫很多遊記，短小有趣，往往寫景又寫人，人在景中，景隨意轉，意隨心態轉。遊山玩水又不忘寫四時天氣，寒食後下雨，他說：「此雨為西湖洗紅」，寒食已晚春，群花不堪風雨，滿西湖「落花積地寸餘」，是為「洗紅」；遊宋六陵，他說：「六陵蕭騷岑寂，春行如秋，晝行如夜。」寫盡六陵的荒涼鬼氣。他寫《孤山》卻不寫孤山，只寫孤山「梅妻鶴子」的典故，大發議論，說我輩只因為有了妻兒，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掛。」遊山玩水而到處留心思，文字每作驚人語，想像奇特又鮮明，於是四時山光水色都有了詩意人情。

近現代作家推崇明代小品的，有魯迅、周作人、林語堂等，當代作家汪曾祺、賈平凹的散文，也都有明代小品的影子，蔡瀾先生的隨筆也有明小品的韻味。因為明代小品文的題材和寫法，都接近當代散文的路數，篇幅短小，文字已近現代口語，身邊瑣事可以隨處發揮，中學生如果想提高寫作水平，多讀一點明代小品會有好處。

明代小品中唯一不那麼喜歡的，是《菜根譚》之類的所謂雋語格言，以對仗短句歸納生活中的巧思，有的像文字遊戲，有的只是世故鄉愿的口頭禪。現今網絡手機裏流傳最廣的，就是這種以人生智慧為標榜的套話，強求對仗未免呆板，貌似大智慧實乃小聰明，這種文章也就不必謬種流傳了。

（作者是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顧問。）

李怡 - 今年六四應承傳03年保香港的主題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9日

六四臨近。有多少人會參加今年的六四集會？如果支聯會仍然照過去的舉辦形式，哭腔，悼念，默哀，獻花，唱歌，點燭，相信參加的人會大減；但如果能學2003年那一次提出「反對23」的口號，這次面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也以「保住香港」為前提，並闖開思路容納各路保香港的論述者發言，則有可能開拓出一個新局面。

學聯退出支聯會的六四活動；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承認參觀「六四紀念館」的人數不理想；何本人正陷入辭職公投進退兩難的困境；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在本土派佔主流的網絡備受挑戰，而何俊仁與一些人士則極力維護。所有這些因素，使往年堅持到維園的市民產生困擾，不少人或會減低參加的意願。

關鍵是「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各大學的退聯，學聯退出支聯會活動，以及部份市民對六四感冷漠，都與這口號有關。反映的更是年輕人的普遍心態。就普世價值來說，「建設民主中國」就像「建設民主世界」一樣，當然不應反對，問題是這口號背後的意涵是「中國民主，才會帶來香港民主」，而中國民主不僅越來越渺茫，而且也不是香港人可以着力的，甚至不應該是香港人的責任。

當年聲援六四的主因

面對香港的大陸化和日漸淪落，香港人爭取本土優先、本土民主的聲音越來越強。實際上，全世界所有的民主運動，都是植根於本土的運動，人類史從來沒有過可以從乞求更高一級的權力恩賜而實現民主的。1919年毛澤東爭取湖南的民主全自治，他提出的口號是：「建設許多小中國才能成就大中國」，「中國各地先努力造邦才可以聯邦」。造邦就是建設地方民主全自治。

1989年香港人之所以如此積極聲援六四，主因是面對回歸，香港人想要保住原有的法治自由，希望推動中國民主，而由此帶來九七後的人權保障。去年六四前毛孟靜接受訪問時回顧當年她在北京目睹事件，她說，「我第一個念頭就是保住香港」。她認為要保住香港核心價值，不應奢求改變大陸，守住香港「這最後一個堡壘」，是最重要的六四教訓。回歸後的連連失守說明這論斷的意義。

因此，面對本土思潮興起和部份年輕一代要與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綱領切割，說甚麼道德力量、對不起歷史、對不起良知等等，都是不着邊際的廢話。香港支援六四的歷史出發點就是要保住香港，即使有人把目標設為推動中國民主，香港人能做的以及有實效的也是要在香港爭取本土民主，而不是虛無縹緲地去「建設民主中國」。

二十多年的六四集會，並非都是只顧空喊「毋忘六四、平反六四」，而是在2003年提出了「反對23」的口號，以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而首先要求維護香港本土利益。本來在歷年已較低沉的六四集會，03年破天荒有五萬人參加。接下來是五十萬人的7.1遊行，並成功推倒23條立法，更由此而開始了每年7.1舉行大型遊行表達市民訴求的慣例。很難說03年六四「反對23」的口號對以後的發展起了甚麼作用，但至少是六四集會的一個成功典範。

本土抗爭帶來的希望

03年7.1帶起了本土民主運動，讓當年的八十後看到香港人奮起抗爭帶來的希望，擺脫對「民主中國」的渺茫期盼，催生了香港人的主體意識，重建對香港的認同，接下來是皇后碼頭、反高鐵、菜園村、反雙非、反蝗、反無審批權的大陸移民，以及一連串港人優先的抗爭。抗爭規模也越來越大，以至有百萬人參與的去年的佔領運動。

老泛民中許多人仍然無法理解03年六四及以後香港社會的變化發展，他們仍然彈着「建設民主中國」的老調，眼看六四集會越來越脫離新一代的期望，仍要「歹戲拖棚」地把戲演下去。

不能再這麼演了。尤其是臨近立法會表決假普選政改的關鍵時刻，就如同03年面臨23條立法的時刻一樣嚴峻。六四一定要重拾03年緊貼時局、緊貼本土的精神，再次以「保住香港」、「否決政改」作為集會的主題。支聯會應該盡可能容納年輕一代的本土派上台發言，哪怕是批評支聯會過去做法的言論，反對「建設民主中國」的言論，香港人優先的言論，只要能發揚「保住香港」的精神，能具體發揮「否決政改」的效果，就應該有包容不同意見的胸襟。這也是為支聯會樹立新形象的機會。

接下來的立法會表決，據傳有團體發動十多萬人包圍立法會，給投支持票的議員壓力，給投反對票的議員支持。這個大型抗爭運動，能否如03年那樣，在六四號召之下發生？還是支聯會忘了六四要「保住香港」的初衷，繼續去呼喊「建設民主中國」？拭目以待。（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馮睎乾 - 比髒話更髒的何君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8日

上周日中午，偶一不慎扭開電視，竟看到一個所謂社工──或不知所謂的律師──恬不知耻地叫對面的女講者脫光衣服。我的家人屬香港最保守的一群，當場皺着眉從齒縫裏迸出一聲拖長的「Eeeeee！」鄙夷之聲此起彼落，「咩人嚟架？」「乜把口咁賤嘅！」我作為極保守的普通市民，像無數有品味的香港人般，對這場噁心的電視直播以及法律專業的墮落表示痛心疾首，不排除召開記者招待會，促請有關當局解散「城市論壇」，並呼籲執法者根據《公安條例》17B將這個「破壞社會安寧」的何君堯繩之於法。

而我不知道何君堯是誰。甚至在上周日前，也不知道嶺大音樂會原來有一支粗口歌。問家人都是一臉茫然。惡補新聞，才看到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回應：那首歌粗鄙低俗，「但警隊士氣不會受此影響」。連被辱的警隊也沒受影響，粗口歌又不在電視播放，社會安寧如何破壞了？反而何律師當眾叫一位女士脫衣，不論動機為何，言語之下流和對別人的傷害，都比樂隊用粗口唱歌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本越無文化的人，才越強調髒話沒有文化，因為他們只聽過低下階層炒蝦拆蟹，不知道原來「高尚文學」也有污言穢語。莎劇《亨利四世》下篇就有一句：“A foutre for the world and worldlings base”──A foutre for即a fuck for，若莎翁是香港人，這句話就會說成「我理鳩個世界同啲cheap友啦」。瞧，粗口有甚麼大不了？只是你沒辦法向維園阿伯解釋，而不學無術的何君堯也不會明白。他網誌有一篇奇文，題為〈哀莫大於心死〉，我讀後簡直笑到碌地。文中說：「這個學生會和粗鄙樂隊，不學無術，滿口歪理，有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難道以為《大學》的「大學」是university？否則這「金句」與事件何干？亂拋書包，可謂乞兒賣富，反露貧相。

何律師屢說辱警歌有「起底」字眼，「語帶恐嚇及侮辱性，牴觸法律」，不是理解力太低，就是刻意扭曲事實。歌詞其實說「好多人想起你底」──「好多人想」僅為陳述，不是煽動，何恐嚇之有？上月德國憲法法院裁定，對警察集體侮辱並不違法（Kollektivbeleidigung der Polizei ist nicht strafbar），因為人民有自由表達對某個權力架構的不滿；即使按中國標準，辱警也不是罪，除非用言語挑釁民警，煽動他人阻礙執法，才會因為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而遭受治安拘留。德國姑且不論，難道香港的言論空間比國內更狹？

年青人唱粗口歌固為洩忿，但「詩可以觀」，民間的歌也反映統治階級的優劣。我也反對粗口歌，但不因粗口而是反對導致年青人作這種歌的邪惡源頭：那些假仁假義的的法利賽人，「外面披着羊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像何君堯之流。

古德明 - 水砲治港，導彈攻臺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7日

四月十四日，美國之音報道，中共不惜三十億美元，向俄國購買S-400型地對空導彈，射程遍及全臺灣；同一天，中共《環球時報》發表中將王洪光大文，細說攻臺方略，即先在臺中攔腰一截，「臺軍南北勢難呼應，未戰先捱打」；再用導彈襲花蓮、志航兩大空軍山洞基地，「臺戰機還未出洞，已動彈不得」；此外，戰機、潛艇、導彈驅逐艦齊出，可以一舉摧毀基隆、高雄兩大軍港等等。字裏行間，手舞足蹈之情可掬。

二零零四年，中共在俄國熊威之下，簽署密約，割讓中國一百四十四萬平方公里土地；二零一二年，日本宣佈把中國釣魚臺收為官有，中共對日本吶喊搖旗大張聲勢兩年，釣魚臺上一抔之土未復，習近平今天已和日本首相親切握手，舉目言笑，相與為歡。中共念念不忘的，只是怎樣向臺灣動武。

《詩經．常棣》有一名句：「兄弟鬩（爭吵）於牆（門內），外禦其侮。」孔子最鄙視只懂內鬥的兄弟，見魯國權臣季孫要伐魯國附庸顓臾，就批評季孫治國衞民無方：「（今）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使歸附）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中共近年一擲千金，在外國建立一所又一所孔子學院。這些學院，假如名副其實，就應辦個研究，看看能夠「來遠人」的，是中共還是歐美；看看有國土而不能守也的中共，為甚麼只謀於邦內動干戈。

南宋初年，金人入寇，當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員大將，權勢相當，私下不和。侍御史魏矼奉命督軍，先向劉光世曉以外禦其侮之義：「賊眾我寡，合力猶懼不克，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當思為國雪恥，釋去私隙。」劉光世慨然同意，致書韓、張二將，二將也義不敢辭，「由此眾戰屢捷，軍聲大振」。但我國古人的事，中共哪裏懂得（《宋史》卷三七六）。

中共懂得的，是對國人無所不用其極。四月中，香港一個女嬰夭折，捐出肝臟救人，瑪麗醫院見香港病人無有合用者，準備轉贈臺灣，不料醫院管理局主事人冷冷問一句：「為甚麼不轉贈非洲？」肝臟於是不得輸臺，任從壞死。

香港梁振英政府，也大力發揚中共中央賄外鬥內的大精神，最近就決定動用二千七百萬元，向外國買三輛水砲車，對付不滿權貴橫行的市民，務求把他們轟得七損八傷，實踐中共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張德江三月四日的偉大號召：「香港特區政府，一定要堅定立場，堅守原則，和反對派堅決鬥爭！」

也許，對中共來說，俄國、日本才是「兄弟」，臺灣、香港則絕對不是。釣魚臺之類糾紛，無非「兄弟鬩於牆」；而當年日本皇軍助中共取中國江山，今天俄國導彈助中共懾服臺灣，則是盡了兄弟「外禦其侮」之義。中共人民代表史美倫說得好：中華民族，在中共眼中，就如從前美國的黑奴而已。

安娜 - 忘了名字就沒有回家的路

2015年5月6日

MCL院線乘《回憶中的瑪妮》上映，重映了幾齣吉卜力工作室的舊作，前一個星期天我就看了《千與千尋》。宮崎駿的作品之中，除了最新的《風起了》，我最喜歡的就是《幽靈公主》與《千與千尋》。我覺得這兩部比起《風》片和《天》片，皆有一種後兩者欠缺的宏闊感。宮崎駿電影基本上都各有一個完整的世界設定，它們部分參考歷史，又按此基礎發揮想像，然而，粗略比較，《風》片與《天》片的重點多落在主人公的冒險歷程及正邪雙方的對決角力，而《幽》片與《千》片則對主角以外的環境有更多細膩着墨。雖然《幽》片與《千》片都是以歷險旅程為主線，但兩片中的飛鳥、阿珊、千尋、白龍並不是故事唯一的焦點。

《幽》片寫及樹林裏異獸精靈、山中煉鐵的社群、原始部落、武裝軍閥，電影清楚的讓我們感覺到就算飛鳥與阿珊再了不起，他們也不過是大地上兩個不足以一力轉乾坤的生命。個人之外，還有他人，還有更廣更大的宇宙；《幽》片呈現了不同立場的人獸妖的觀點，拓展了故事格局，令觀眾的眼光不會囿於男女主角的命運。《千》片也是一幅浮世眾生相，涵蓋了不同階層的人物：有默默在底層燒水的鍋爐爺爺、世故的女工小玲、勢利的青蛙男、高人一等的白龍等。《幽》片與《千》片不只是自成體系的幻想故事，當中的諷喻指涉，有不少都是跟我們的現實世界密切相關。

虛與實結合

《千》片有一種概念上的魔幻，近於詩意，是我在較早的宮崎駿電影看不到的。我特別想談的是片中關於「名字」的部分。《千》片以前的宮崎駿電影的幻想部分基本上都是實在的，例如神獸、王蟲、飛行石、龍貓，就算《風》片中有關藍衣人的預言或《幽》片中豬神的詛咒，都是容易理解的(豬神身上的黑色蠕動物──牠的詛咒──其實就是牠的憤怒怨恨，或許這也是宮崎駿將抽象概念融混具體想像的先鞭)。但《千》片裏關乎「名字」的魔法就比較抽象：千尋與湯婆婆訂定契約後，湯婆婆奪去了她的姓氏(literally粉碎了「荻野」二字)，把她改喚作千；翌日白龍提醒她本名叫千尋，她才猛然記起──千尋幾乎以為自己就叫做千。白龍又說，忘記了名字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就是跟湯婆婆學魔法而喪失了真名，所以一直留在這裏。控制了人的名字/身份就能控制到人，這本身就是一個簡練妙絕的比喻，創作者再將名字與家、記憶等概念聯繫起來，使其喻意更深。

《千》片的魔幻想像在畫面上也在概念上，這是電影最引人入勝的地方；一虛一實的想像結合，造就了電影結尾那個千尋為白龍解咒的感人場面。千尋騎着白龍飛回湯屋，九霄雲上，千尋憑依靠在白龍身上的觸感聯想起兒時墮河獲救的經驗，她略帶猶豫，說出了那條河的名字──琥珀川。然後白龍全身都變了晶螢鱗片，像花瓣般一一散落飛舞；他以人的姿態，緊握千尋兩手，在月夜裏雙雙馭風自由起落。千尋的解咒看似輕鬆，不過是說出一個名字而已，但這個名字卻又包含了多少份量、多少恩情！這麼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只有千尋能做，只有當千尋記憶起琥珀川與她的因緣，她才可反過來為琥珀川脫困。在《千與千尋》裏，有原來姓名的人才有自由，才有歸路，才有真正的快樂。千尋將琥珀川的名字還給琥珀川，也報答了他往昔的救命之恩，在兩人互相感激的眼神之中，又似乎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浪漫。

李怡 - 高官落區有助推高否決政改的民意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6日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鏡頭前的種種遭遇，小市民的反應和高官之應對，都大大出人意表。由此而使筆者對香港社會「下愚而上詐」的認知有了改變。香港今天很可能是上愚而下智，盼高官今後多多落區，對於推動民意否定袋住先應有幫助。

高官落區，本來是會受市民歡迎的，因為小市民忙於生活，通常很少關注政治時事，他們見到常在媒體曝光的高官，就像見到明星一樣，會有遇到名人的喜悅。即使希特拉，落區也會受小市民簇擁。

其次，政改三人組不是一直說，民調顯示絕大部份市民支持普選特首的政府方案嗎？再加上落區又選在建制派的票倉，有保皇政團護衞，即使有反對聲音，不是應該遠遠敵不過支持政改的聲音嗎？

因此其三，高官落區絕對是宣傳政改的好機會，應讓傳媒廣為報道，何以又不事前通知傳媒採訪呢？

看了幾段片，我們終於知道答案了。

中央幫我們揀怎叫普選

被稱為「民望高」的高永文落區，向一個不到10歲的小朋友講政改（小朋友哪裏知道甚麼政改？），於是有個中年人上前說他「呃細路」，問他「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是怎麼產生的」，這可是碰到政改的死穴了，高永文無法回答，就說他叫小朋友要獨立思考，市民再問同一問題，他就一聲「講完」拂袖而去。他事後說自己控制不到情緒，但看影片那位市民沒有粗言穢語，高永文被激怒是被問的問題他無法招架。

陳智思落區在酒樓派傳單，說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女茶客張小姐笑問「係咪真架」，講到妥協，陳智思搬出「中央」作擋箭牌，張小姐說：「如果你太太係中央幫你娶嘅，你如何？」陳智思說：「其實即係等如阿媽幫我揀。」如果阿媽幫你揀那就不能叫自由戀愛了，同樣，如果中央幫我們選，那就不能叫普選。一個茶客的認知水平不是高於一個行政會議成員嗎？

陳茂波落區向一個老者派傳單，老者說，梁振英應該「炒咗佢啦」，囤地波說：「佢好努力啦。」答非所問。因為努力與是否稱職是兩回事，努力為香港市民還是努力為中共恐怕更是老者說要「炒咗佢」的要點所在。

袁國強到大家樂派傳單，坐着吃飯的員工沒有正眼看他，而且一臉不屑一顧的神色，更有店員出來對他說，「阿生，唔好意思啊，呢度做緊生意！」連司長都不稱呼一聲。

落區的高官都說，目前提出的方案儘管不理想，但走了這一步，就可以在這基礎上日後「優化」。但林鄭又說方案被否決後即使重啟五部曲，中央的決定也不會更符合泛民心目中的理想。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電視談話中問劉慧卿：「你認為先否決方案，之後待中央改變，問心呀，你覺得北京會變咩？」她們一方面說可以袋住先再優化，另方面又說中共不會變，既然不會變，還哪裏有優化空間？

另一個撐袋住先的語言偽術，是說普選沒有國際標準，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普選制度。然而，不同制度並不等於沒有共同標準，而標準就是《基本法》39條列明的任何香港制訂的法律都不能違背的人權公約。公約第25條規定，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必須普及而平等，公民的權利與機會不受不合理的限制。審視普選特首的政改，就應以此為標準，這既是國際標準也是《基本法》規定的標準。豈能以各國有不同選舉制度，就否定有共同的標準呢？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帶來以下的啟示：

一是他們連不大理政治的小市民都講不贏甚至無言以對，說明他們若非水平太低就是根本理虧。因此，也難怪高官不肯接受任何民主派議員的公開辯論了。所謂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港共政府要做的，就是自說自話地做騷，然後用些威逼利誘的手段硬闖立法會。

民調的問題與民意擺向

二是高官即使在建制派票倉，也受到市民的冷待與不屑，因此筆者有點懷疑目前進行的滾動民調的準確程度。有讀友表示，滾動民調只調查瀕臨絕種的固網電話持有者（退休人士及長者），而刻意忽略人人都有的手提電話的持有者（工作階層）！也有讀友說，民調有這樣的提問：「如今次2017普選不獲通過，你認為誰的責任最大？」這問題本身有「通不過是一種罪過」的意涵，帶有引導性。

三是即使民調可能有點問題，但有讀友認為，最新民調所顯示反對袋住先的38%已是一個十分積極的數字；反之，支持袋住先的47%是一個包含較消極意向的數字。也就是說，這兩個數字已顯示支持袋住先未能取得壓倒多數，即使按民意取向投票，民主派議員也必須予以否決。

民意仍在擺動，筆者希望高官繼續落區宣傳，其效果必定使民意更擺向對政改的否決。（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黎德怡 - 何君堯之雙重標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5日

在周日的《城市論壇》中，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何君堯在討論近期嶺大粗口歌風波時，指若歌詞內容涉及恐嚇和破壞社會安寧，便違反《公安條例》17B。何在討論期間更要求女嘉賓鄧小樺當眾脫衣以體現行為藝術，身為律師作出如此顛倒黑白與具侵犯性的言論，不禁叫人譁然。

根據筆者觀察，極度抗拒粗口並誇大其壞影響的，有兩種人士：要不是極保守、對道德觀念極執着者，就是偽善的假道學，其中以後者居多。廣東人說「爆粗」，美國人謂「Dropping the F-Bomb」。前者形容得具爆炸性，後者將粗口喻作放炸彈則意象更鮮明。

一個社會究竟有多文明，其對不同言論、次文化以至粗口的包容程度是一個重要指標。不過，別以為在西方社會甚麼都變得百無禁忌，美國都有大量保守怪和假道學，其中宗教狂熱分子尤甚，然而所有尊重法治的大小圈子都尊重講粗口的權利，並以認真態度看待之。以前念法律，發現法學院內講粗口是等閒事，很多教的和讀的都講。Con Law教授在堂上講解憲法，提到甚麼「f×ck the draft」的舊案例和一連串相關例子時，便大條道理爆粗了。接着上Criminal Procedure，另一位曾奪教學獎的教授講解警員濫用職權，扮演受害人時講了句：f×ck you！有時也不純是教學需要：就連「媽咪輩」教授向大家講起以前遇過很過份的學生，都「肉緊」對我們呻了句：WHAT—THE—F×CK！的而且確，美國大學，無論是私校抑或公校，在尊重言論自由大原則下，極少干預學生講粗口，而偶爾出現的極少數例外都會成為大新聞。

筆者在此不談粗口歌詞是否破壞社會安寧和違反《公安條例》，只針對何的雙重標準：要是以粗口辱罵某個職業人士作為表演藝術是破壞社會安寧，那麼公然針對個別女嘉賓並叫她當眾脫衣，又怎可能不是破壞社會安寧？很多網友已經反應快，指出何此舉不尊重女嘉賓之餘，更有性騷擾之嫌。筆者要補充，其實性騷擾指控，不論在美國還是香港，通常只適用於職場，例如上司利誘下屬以性去換取好處，又如同事常講涉及性的笑話令工作環境惡劣。何在此場合的言論，未必屬性騷擾，根據香港法律，卻一定是性別歧視（因為何沒有叫男嘉賓脫衣，只針對鄧小姐）。倘若在美國發生，更屬口頭性侵犯（verbal sexual assault），當事人有權去作刑事追究。

筆者認為香港律師公會有責任就何的知法犯法行徑作追究，甚至除去其律師資格，而何所有公職亦該被辭掉。如果包容嶺南學生爆粗是辜負納稅人期望，那麼讓何繼續當律師並繼續履行其公職，便如將納稅人血汗錢倒進大海，實是香港社會與其法律界的悲哀！

黎德怡
美國執業律師、專欄作家 

張銳輝 - 移植《一國兩制白皮書》的教材——評《活學趣論‧基本說法》

2015年5月5日

摘自：《活學趣論‧基本說法》單元三 第6頁

【明報專訊】4月30日下午，教育局發布新一輯的《基本法》教材套，請來了林鄭月娥司長主禮，調子之高超乎一般的教材的規格。因此，這套教材已不只是課室裏的事情，而是反映了政府期望香港市民對基本法如何理解。

其實，不過是3年多前的2011年，教育局已推出了一套共13個單元，名為「明法達義」的基本法教材。這套教材並未引來社會爭議，因老師們收到後大多認為專業合格，也就校本自決地選擇應用於適用的學科之中。

但是，新一輯的基本法視像教材套2015（以下簡稱「新教材」），內容及觀點隱瞞了歷史真相，也將基本法偏向中央如何在特區行使權力的詮釋。具體的問題，以下逐一分析。

一、扭曲歷史、抹去爭議

1. 美化基本法制訂過程，隱瞞當年港人的爭取

「新教材」單元一「緣來基本法」，內容是介紹由中英前途談判到基本法頒布的歷史。可惜，教材的內容完全沒有觸及前途談判時的中港差異，導致香港市民的憂慮。而基本法整個起草過程，皆曾引起廣泛爭議，當中各個政制發展模式固然爭論不休，就是1990年基本法正式頒布時，學聯及各大學學生會均激烈反對，香港大學更發動罷課抗議。但是，這一切在新教材中卻隻字不提，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過程，竟然都被「河蟹」掉！沒有當年對基本法和政制發展方案爭議的認識，年輕一代將無從傳承30年的民主發展經驗！

2. 刪去4次釋法的爭議

「新教材」單元四「法治與高度自治」第6頁列出了回歸後全國人大常委會4次釋法的結果，卻沒提及當時引發的廣泛爭議，尤其是第一次就居港權釋法，特區政府是繞過了法院的審決而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不少法律學者認為是有違基本法第158條的內容，數百名法律工作者更發起黑衣靜默遊行抗議。然而，教材卻將以上一切都隱瞞掉，令年輕一代無法了解當時引發的爭議。

二、矮化香港特區政府

在單元三「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教材套中，一幅中央與特區政府的權力關係圖，展示的內容令人咋舌（見圖）：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的國務院與香港特區政府之間，竟然還夾着一個港澳辦，令讀者感到港澳辦「領導」「直轄」着香港政府，但這個關係並沒有在基本法任何條文中出現。

基本法第12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根據中國憲法第8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而港澳辦只是國務院之下的一個辦事機構，負責國務院授權進行的中央與特區的行政統籌聯繫協調等工作。因此，在政府權力架構圖上，香港特區政府直轄中央人民政府，就應以直接於國務院之下作為象徵；如果將港澳辦這個代表國務院的工作機構置於權力架構圖之中，就變成了將工作關係與授權關係混淆，令人以為香港特區政府由港澳辦管理與授權，因而矮化了香港在中國政治架構中的位置。

不過這詮釋基本法的方式，卻出現於《一國兩制白皮書》之中，因此，「新教材」最令人憂慮的問題，乃其背後根本是移植了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強化中央操控的意識形態。

三、移植白皮書內容

「新教材」對基本法精神的演繹，偏重一國多於兩制，甚或更接近《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內容，就舉兩例說明：

「新教材」單元二「一國兩制與50年不滿」第4頁的討論要點，建議教師可參考以下要點帶領學生討論，例如：「地方無固有權力，它的權力來源於中央的授予」。對一國兩制如此理解，根本未有出現在基本法條文之中，但反而是「一國兩制白皮書」的論調：

……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一國兩制白皮書》第31頁）

「新教材」單元四「法治與高度自治」第19頁的教學小結指出，「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包括從屬關係，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以及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

這種高度簡化及矮化「兩制」獨特性的論述方式，似乎亦與《一國兩制白皮書》另一些內容如出一轍：

……國家領導人就貫徹落實基本法的重大事項對行政長官予以指導……

（《一國兩制白皮書》第8頁）

……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監督權……

（「一國兩制白皮書」第7頁）

既然局方引用了不少《一國兩制白皮書》對基本法的理解去編製這份教材，但不論是延伸閱讀還是參考資料的部分，都沒有提及《一國兩制白皮書》；究竟這是學術上的疏忽，還是刻意隱瞞，怕引來社會大眾的爭議呢？

一個健康開放的社會，面向年輕新一代的憲法教育和法律教育，首要目標應該是傳承社會的核心價值，培育法治精神；同時憲法教育必然是公民權利的教育，同時也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教育，因為憲法的內容，正是體現社會價值、保障公民不同的權利，以及規劃政府的組成方法和職權。但是，反觀「新教材」的內容，公民權利和政治參與的分析與討論不多，反而是不斷強調香港與中央的從屬關係，於是，不禁要問：政府是否要告訴帶給年輕人：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威權甚至是極權的社會？

作者是教協教育研究部主任

程翔 - 魯平先生欠香港一個公道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5日

驚聞魯平先生因病不治，於前日在北京醫院去世。魯平從上世紀70年代末就從事港澳工作，對中國收回香港、澳門立下汗馬功勞，所以成為港澳兩地人民最熟悉的京官。如今溘然去世，不少人感到惋惜，願他的家人節哀順變。

在今天香港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有關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8.31決定爭議不斷情況下，魯平的去世，是特別令人覺得遺憾的，因為他參與香港《基本法》制定的全過程，應該是最了解《基本法》原意的京官之一。現在，他帶着對《基本法》原來立法意圖的認知離開這個世界，使香港人在面對北京隨心所欲地修正對《基本法》的認知、肆意地增添《基本法》原來沒有的規定、意圖和論述等，無法作出有力的反駁。

當年承諾皆被扭曲

《基本法》在1990年頒佈後，由於香港市民乃至國際社會尚未完全放心，魯平曾經代表中央闡述對《基本法》有關香港民主發展的安排，也代表中央作出對港人的承諾。當年的這些理解和承諾，如今都將隨着他的逝世而灰飛煙滅。

1993年3月18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頭版發表魯平的長篇文章，對香港立法機關第三屆以後組成進行解說，他明確表示，2008年之後，「香港如何發展民主，完全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只要有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不必要中央同意」。

魯平這個表白亦獲得中國外交部認同。1994年2月28日外交部披露當時中英談判的信件，當中引述「英方問中方能否保證2007年後香港有普選」，中方回答說：「中央不用保證，因為這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會由特區作主。」（見《人民日報》1994年3月1日）。

為對國際社會宣傳，這個表述亦被繙譯、刊登在英文《中國日報》上：「With regard to election of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AR by universal suffrage after 2007, ......It is a question to be decided by the Hong Kong SAR itself and it needs no guarante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這番承諾雖然只涉及立法會而非行政長官選舉，但其精神（即立法原意）同去年人大8.31決定比，確是大異其趣。魯平這番話當然是有所本，因為這的確是當年《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當年他出任基本法草委會副秘書長，如此形容制定該法時的慎重性。

魯平曾說：「每一條文從草擬到成形，均經過小組會多次討論，獲得小組三分之二委員的通過，提交大會討論後也需獲得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才寫入草案。」（見《魯平——口述香港回歸》）

他在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又指，《基本法》的制定十分嚴格：「當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共有59名委員，其中內地委員36人，香港委員23人，為充份反映香港委員的意見，規定《基本法》必須獲得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整個《基本法》160項條款逐條列出，逐一通過，每條都要獲得三分之二的多數……經過反覆討論、修改、審議、數易其稿。」（見曹景行專訪：「魯平細述香港回歸前世今生」2007年7月12日）。

由此可見，《基本法》對香港普選的定義和實現普選的路徑，是很明確的，魯平對此應最有發言權。當年的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項淳一（負責《基本法》的正式立法工作）在《文匯報》出版的《基本法的誕生》一書中也說，《基本法》政制「只是比較具體地規定了頭十年的發展，將來就是香港人自己的事情……由香港人自己去完善」。

遺憾的是，這些莊嚴的承諾如今北京當局都不提了，而親口對香港人作出這些莊嚴承諾的人，包括項淳一和魯平，也相繼乘鶴西去。我們在哀悼魯平的同時，也忍不住想說一句：魯平先生欠香港、也欠歷史一個公道，他本應把《基本法》當年的立法原意原原本本說出，並以當年立法時的嚴謹態度，捍衞《基本法》免受權力的扭曲性解讀。

程翔
《文匯報》前駐京記者


李怡 - 魯平
小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5日

魯平去世，梁振英「致以最沉痛的哀悼」，說「我們永遠懷念您！」

習慣講大話的特首，這次的哀悼大概有點真，只不過不是「我們」而是他自己懷念而已。

周恩來時代，魯平不沾港澳工作，在英國提出九七年新界租約期滿的香港前途問題後，為開展中英談判，中共才把他從外文局調到港澳辦，因為他懂英文和在外文局對國外的事較有接觸。他任港澳辦副主任期間，把梁振英從一個商人提到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位置上，並培養梁逐漸成為中共卵翼下的未來治港者。我們要懷念他嗎？

空降港澳工作的魯平，在大陸封閉的體制生活久了，其實是不了解香港的。1991年，中英就香港建新機場的談判中，他就堅持香港機場要「低成本，高效益」，說千億投資會把香港儲備花光，沒錢留給回歸後的特區，連說「怎麼辦」？又拿深圳機場的建造費相比，實際上是無知和表露專權政治的專橫。

過去的港澳辦，對香港事務是謙卑的。魯平留下的，是一個專橫的港澳辦，還送給香港人一個梁振英。

馬嶽 - 政改的前景、制度和誠意

2015年5月5日

【明報專訊】不同研究機構的民調，反映數月來支持和反對政改通過的比例相當穩定，原因應該很簡單：事情沒有很大變化。

問題的本質

中央和泛民在2017年特首選舉上的分歧，一直是質性的分歧（qualitative difference）。中央政府要的是控制普選的過程和結果。自2013年底李飛講話已經表明，中央要確保所有特首候選人能為中央接受（或曰「愛國愛港」），而泛民要的是一個相對自由開放的提名制度，令有一定實力的人都可以參選。兩者沒有中間點。

在這前提下，任何所謂中間改良方案，要增加競爭性或減低可控性，都難為中央接受。你想「白票守尾門」嗎？這輪的方案把尾門也封掉。所有改良方案，底線都是中央可以控制過程及結果。

關於制度

政府說現方案已在8‧31框架下引入競爭，例如說提委可以投暗票、投2至N票、提名門檻降至120人可以容許10人入閘等，但這些都是無關痛癢的。

首先，只要中央仍然可以控制689票，無論其他511人如何投票，中央還是可以完全決定哪3個人進入普選階段的。這就是中央的底線。

提名門檻降低至十分之一是沒有用的，因為最終只會有3個候選人嘛。用回賽馬的比喻：10匹馬入閘然後3匹馬出閘，相對於5匹入閘3匹出閘，哪個馬迷會覺得公平一些呢？提委會投暗票當然作用不大。君不見2012年特首選舉也是投暗票？何曾把票投給泛民？

據說政府游說泛民，說當每名提委有2至N 票，以2012年為例，唐英年的支持者便可能把餘票投給何俊仁。這個推論很有問題：支持唐英年的會把票投給何俊仁，前提是他們覺得何俊仁不會贏。如果泛民參選人在民調中有三成支持，各建制派提委是不會放他／她出閘的。

縱使我們假設提委都有自由意志，當有N名參選人時，提委的理性選擇應是先把第一票投給自己最支持的人，然後把第二或第三票投給最弱的參選人，以增加自己支持的人普選中得勝機會。全用N票根本是不理性的，因為這和沒支持任何人沒有分別，還可能間接踢走自己支持的候選人。

我縱使不問為什麼這1200人有特權篩選這基本問題，這制度下提委的策略盤算只會扭曲民意，民望高者反而易在提名階段被擯出局，根本不是能合理反映民意的制度。

關於前景

有人問：否決後，泛民如何保證可重啟政改五部曲呢？答案當然是沒有保證，因為連中央保證現在大家都不會信，又有誰能保證呢？但林鄭在報告中清楚說明，今次通過了便滿足了基本法45條的憲制責任，承認這是「袋一世」，卻保證了今次通過了便很難再改。

無論政改通過與否，如果要2022年落實沒有篩選的普選制度，其實還是要在2019年至2020年重啟政改五部曲。至於中央會否容許，視乎當時的民意壓力和對港政策了，有很多「未知之數」。這是政治問題，不是憲制問題。

從憲制角度，中國憲法和基本法也可以修改，五部曲當然可以再啟動。要留意的是，憲制上，重新啟動的責任在中央和特區政府。中央和特區官員經常強調基本法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那麼落實基本法45條和68條也是憲制責任。這次政改通不過，中央和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繼續提出能拿到立法會三分之二支持的普選方案，跑不掉的。

關於態度和誠意

對長期關心香港政治發展的人來說，這次政改最「難頂」的，在於中央一直用一種天朝主義的丁蟹精神來跟你說話。中央一直堅持自己操控結果的需要，對民主陣營代表的民意一直置若罔聞，定出比民建聯還保守的8．31方案，然後對港人說「不要就沒有了」，不要是你的責任，根本沒準備拉近雙方的政治距離，是很難令港人服氣的。

馬傑偉1996年的《電視與文化認同》一書中的研究說，多達28%的被訪觀眾覺得丁蟹的行為像個共產黨員。丁蟹的特長是明明自己橫蠻無理，但有自以為是的一套邏輯解釋，而每次邏輯都可以不同。不聽別人說話之餘，永遠覺得自己偉大正確。就算打人或打死人，都是別人不對；方進新拿起摺櫈自衛變成是方先拿摺櫈打他，明明是官員害怕面對反對聲音，說成是反對派害怕官員接觸市民……

就像這次單是口號已令人「忍唔住笑」的「一定要得」宣傳，官員「離地On車」高高在上向人揮手、出席親政府團體集會當是落區、「非公開落區」然後靠官媒發相，完全顯現不到接觸市民和游說反對者的誠意，然後反過來叫人放棄理想。如何能說服港人？

人惡人怕天不怕。走着瞧吧。 

王岸然 - 六四晚會 交還學生

作者網誌   2015年5月5日

已出席25年、並年年寫文章呼籲港人務必出席的六四維園晚會，今年決定不去。不過，本文並非呼籲大家不去，只是想說出不去的理由，去不去還請各自決定。不去的主要理由是，當學生也醒覺不肯再受支聯會的政棍利用之時，個人再無任何應去六四晚會的理由了。

筆者不是今天才反支聯會的，25年來批評不斷還是呼籲大家去，希望學生傳承六四的精神〔Vic：六四是屠殺，此處應作「八九民運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原因。六四〔應作「八九民運」〕是學生運動，支聯會不是支援中國民運，司徒華與泛民從不關心中國的民運，在魏京生與港人劉山青為中國民主而要坐牢的整個八十年代，正義朋友屁也沒有放一個；何俊仁身為國際特赦組織香港會員曾經關心劉山青，應該是唯一的例外。

當年的泛民，除了沒有國際視野之外，也並不愛國，只想承接港英留下的政治遺產，自然也不願冒犯中共而關注中國的民運。

六四〔應作「八九民運」〕對中國以至全世界的學生，皆有特殊的意義，這意義只應由學生傳承，不應由支聯會的一群政客傳承。以司徒華為首的民主黨一群政客，當年不但包攬了一切六四活動，而且適時組成政黨「港同盟」，參加1991年的首屆立法局地區直選；大家知否當年的18席直選議席中，民主黨前身「港同盟」與「滙點」，還有當時仍是獨立身份的劉慧卿，一共佔去多少席？是15席；其餘3席由民協的馮檢基、穩港協的戴展華、獨立身份的黃宏發奪得。

借六四事件踏上政治舞台的泛民政客，到今天還是泛民主流，可見六四對他們的重要性，泛民控制的支聯會從不敢做真正具有危險性而會顛覆中共政權的支援活動（止於六四後的「黃雀行動」），而只搞悼念活動；悼念不具顛覆性，只是情緒宣洩，而追究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華……只是口號，只是選舉宣傳騙選票的最佳口號，不是行動。

慢慢中共也習慣了，心領神會了。張曉明去年很得意地告訴泛民，支聯會還在悼念六四，就顯示中央很包容香港人的自由了。這就是玄機之所在。泛民說沒有了六四晚會中共最高興，恐怕不是，沒有晚會，中共再無一塊遮擋着中共一直在收緊港人自由人權的遮羞布。

數周前，筆者出席了某大學一個討論尋找六四意義的研討會。筆者準備了一個希望同學深思的問題，說既然六四〔應作「八九民運」〕是學生運動，作為傳承六四〔應作「八九民運」〕最重要的活動的維園晚會，為何25年來皆不是由學生（學聯）主持而是由政客主持？學生為何從不爭取拿回主權？

對沒人回答，也沒人討論不感意外，因為想也沒人想過。革命政黨奪取政權之後，只應代人民保有政權一段過渡時期，然後還政於民；這就是「袋住先」危險之處，一袋下就不再放回給人民。六四晚會已成為泛民的政治資產，想也沒有想過要交還給學生主持。

何俊仁在回應學聯退出支持參與「六四」晚會及支聯會活動之時說得奇怪：「相信學聯缺席對晚會影響不大，『市民不是因學聯而去』，並預料集會人數不會因此跌到昔日低潮的5萬人。」

這說法不但對學聯傲慢，也是對當年天安門的學生傲慢、對死難者傲慢。何俊仁的心態，一如袋實政權的中共對人民要求民主時的傲慢。

就算學聯只餘半數院校，並不代表學界或是學生運動已經終結。學聯面對半數院校的退出，不等於就不能在政改與六四這些關乎全港學生利益的事情不能主動扮演角色。學生固然要重奪未來，市民追隨學生重奪未來還是抱有希望的，對泛民則只餘絕望了。

六四集會不應再是政客搞維園晚會為主，各大院校各自在校園搞些小集會為副，而應回到六四的根本，是以學生為主，其他社會團體為副。

學聯要逃過覆滅之災，馬上幹幾件有力領導學運之事是當務之急，以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自然，之後的改革還是必須的。要學生重奪未來困難，要重奪六四晚會的正統，還可以吧？學界要在六四晚上在維園搞集會，支聯會不肯、政府不肯、中共也不會高興，中共最高興自然是由支聯會搞下去。學聯可否在中大搞？支聯會不支援，也不能在六四晚打對台吧？只能早一晚或遲一晚。學生搞的六四晚會，筆者及已經醒覺的市民一定支持的，因為這才是回歸六四〔應作「八九民運」〕的真正意義。

學聯之所以退出六四支聯會集會，與本土思潮有關，起因是學生不滿意再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但學生也強調並非不支持平反六四及追究六四責任。六四晚會若然出現雙胞胎，支聯會說中共最高興，但筆者認為中共比支聯會更害怕。筆者也說過了，若然中共是高興，會因而放鬆對港人民主的打壓，港人沒有理由不讓中共高興一下；反正港人對建設民主中國從無貢獻，也幫不上忙，今天港人自顧不暇，又何必再精神上自慰呢？

學生要脫離中國，暫時很有爭議，先脫離支聯會，重奪由學生傳承的六四晚會，應該不難吧？

王慧麟 - 所謂溫和Part II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3日

【明報專訊】友人閒聊後，分域街角話別。友人謂：「溫和泛民這個標籤很厲害，它令到不少溫和派變成了激進派。」聽完之後，頗有感觸。

泛民內部的溫和聲音，不完全是某一兩個民主黨派成員的專利。它未必是媒體的寵兒，它未必是街頭行動的急先鋒，但肯定是一把重要的聲音。那麼，泛民的溫和聲音是支持抑或反對袋住先呢？上周3間大學民調機構的民調結果可見，在自稱泛民的受訪者之內，有11%支持袋住先；至於自稱是中立的市民，則有54%支持袋住先。

泛民內部的溫和聲音，究竟是代表哪一種聲音呢？假如只是某一兩個民主黨派的成員的話，相信他們是11%的其中一員。如果他們聲稱是代表社會的中間聲音的話，那麼就請媒體別再說，他們代表溫和泛民了，因為他們頂多是代表社會上一班無黨派及自稱中立的人。

為什麼要這麼嚴格地區分呢？因為泛民的溫和派，未必個個支持袋住先。即使是大狀黨的溫和大狀，也三番四次說過，假如是8．31原封不動拿上立法會的話，他會反對。另外，不少曾經在2010年政改方案討論以至今次政改討論作過多番努力的泛民溫和派學者及專業人士，經過兩次諮詢及折騰，也反對袋住先。所以，媒體一股腦兒將焦點放在一班泛民中所謂的溫和派，並將之與所有真正溫和派的人拼湊在一起，打成一堆支持「袋住先」的泛民人士，確實會出現友人剛才所說的印象。

所謂溫和派≠真正溫和派

終究泛民的真正溫和派，沒有統一的思路及面孔，很少上街抗爭扔東西，較多舞文弄墨低調行事，所以很容易給所謂的溫和派「被」代表。不過，要分辨真正的溫和派，從歷史脈胳來看，並不困難。因為真正的溫和派，對民主發展有想法，有底線，並非一味退縮忍讓，而是據理力爭，任憑激進派的批評而不怕，堅守底線盡力爭取。

九七前後，北京認為肥彭方案單方面拉倒直通車，於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先僭建一個籌委會，後來變本加厲，搞了一個臨時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絕大部分反對成立臨立會，並決定杯葛。當時，民主派內部無論是溫和或激進，咸認為臨立會成立理據不足，基本法亦無此規定，杯葛到底。這個說法，民主派即使山頭林立，大抵堅守到底：除了一個政黨（最後，此政黨在1998年立法會選舉大敗，此為後話）。但民主派的綑綁式立場，溫和派在論述及行動上身體力行，站在民意一邊，確實對臨立會施加強大壓力，在民意不支持下匆匆收爐。

真正溫和派企硬底線

2010年的政改方案爭論，社會的焦點在於立法會的議席，但是，特首選舉也是內容之一。囿於2007年的人大常委決定，2012年特首選舉應只是一個過渡安排，按道理應沒有什麼「蠱惑」招數，但現實往往暗藏殺機。因為政府提出了選委由800增加至1200人的同時，也維持入閘門檻，即是八分之一的選委提名門檻。如是，泛民若要入閘，就由過往100名選委支持，暴增至150人。問題是，假如政府要出陰招的話，可能會將四大界別的個別議席及選舉方式轉變，將泛民的支持者擠走，連入閘的機會也不保。當時主張談判的泛民朋友的底線，就是一定要有泛民入閘，否則拉倒。在泛民溫和路線的背書，加上當時曾蔭權政府的一定作為下，至少保住了泛民可以入閘的底線。當然，這個方案，非常不理想，但在當時場景，大家把特首選舉改革的終極對決，放在2017年的政改方案，這個中期過渡方案，也勉強接受。

從上述可見，泛民的真正溫和派，在政改議題上不是沒有底線的。越過這條底線，什麼也不要談。現屆特首選舉方案的底線，應是泛民可以出閘。這也是馬丁方案的初衷。這也是為什麼上屆政改主張溫和路線的朋友，今次紛紛不支持袋住先的理由。這不是什麼政改方案不應為某一個政黨度身訂做的歪論，而是一個政改方案不應該為排除某一個政治勢力度身訂做的正論。泛民的真正溫和派，在政改立場上，方向清楚，底線清晰，不容一些所謂的溫和派借機混水摸魚，披着一個在淘寶網買回來的人皮面具扮着溫和面對高牆無限妥協。

所謂溫和派面對高牆無限妥協

退一步說，假如一個真正的溫和派，忍辱負重，願意勉強接受8．31框架的話，他亦必然會尋求在此限制下，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至少會增加泛民出閘的機會。例如早前就有溫和派學者在諮詢期完結前後，向友儕提出符合8．31框架的方案，爭取支持。這是溫和派一貫以來的談判邏輯：在極為有限的空間內，盡量爭取最大的民主空間。然而，自上周三政改方案推出後，一些泛民的所謂溫和派有沒有向政府提出反建議呢？他們有沒有就十分之一的入閘門檻提出反對呢？提委的組成如果有微調的可能，他們提出了什麼可行及可接受的意見呢？政府提出以2至n票以出閘，他們有沒有提出反建議，例如名單制、排序制或可轉移制呢？又例如出閘後強制50%門檻方可當選呢？白票守尾門，也是不是應該再堅持到底呢？他們在沒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反建議之下，又憑什麼要求其他泛民人士，包括真正的溫和派，轉軚支持袋住先呢？假如只是以什麼「投票權可以行前一步」，又或者「民意支持袋住先」的言論要求其他泛民朋友支持，其見解恐怕與建制派也不相伯仲吧？泛民溫和派素來以論述力強見稱，為何在支持袋住先方面，卻降grade到與建制派的說法並駕齊驅呢？

今次政改，泛民的溫和聲音面對前所未有的內部分裂。有些堅持努力到最後一分鐘，仍然希望在8．31框架之下做到最有機會讓泛民出閘，不過，相信他們在上周三政改方案出爐之後，亦終於明白，面對8．31決定的銅牆鐵壁，任何努力可能只會徒勞無功。有些朋友，從頭到尾都反對8．31決定，但基於溫和派內，素來互不攻擊的傳統，不會站出來指斥溫和派的同路人，同時，亦肯定這班朋友之努力。只是，泛民的溫和派，做人做事素來是有底線的，那麼，現在所謂的溫和派，他們的底線在哪裏呢？

文 王慧麟

編輯 葉雨舟

何福仁 - 他拍了一齣自己不懂得的電影——對陳果拍《我城》的回應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3日

【明報專訊】陳果替目宿《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拍了西西的紀錄片，名曰《我城》，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率先推出，之前之後在訪問及映後座談陳果說了些極不恰當，也不符事實的話。朋友之間有強烈的反應，對影片也有意見，我如今稍作回應，因為善人可欺，結果愈欺愈甚，再啞忍即是失責。

拍攝之前西西和我並不認識陳果，拍完了再無聯絡，拍攝期間西西盡量配合。由陳果執導，是目宿的主意，拍攝前，西西囑我四處找來他的電影，《香港三部曲》、兩齣《妓女三部曲》、《細路祥》，等等，還有《人民公廁》。因此，是西西認識他多於他認識西西。

事前我有點憂慮，因為他的電影很市井、草根，這不單是口味，以至品味的問題，還有結構之類的毛病。他往往拿到好的材料、意象，到頭來糟蹋了。但西西對我表示，這也許可以撞擊出一些新東西，獨立製片，他未嘗不可以改進。我把資料給他，包括香港書展裏西西成為年度作家所有展出的材料、我拍下的短片、訪問對象的建議，等等，還提供小書房供他拍攝訪問。此外也提供一些西西朋友的聯絡電話，例如莫言。接受訪問的一些人，難道是因為他的原故嗎？台灣方面，目宿、洪範一定給他很大的幫忙。

我的角色是什麼呢？我是其中一個游說西西同意拍攝的人。西西年紀不輕，加上治療癌症的後遺症，近十年右手逐漸失靈，加上已不用電腦，要不是為了推廣毛熊、為正對瀕臨動物的視聽，她幾乎已息交絕遊，朋友都知道，基本上她對外聯絡都通過我這個老朋友。但她仍然讀書、寫作，也看電影；偶然也和談得來的朋友聚會。所以所有拍攝時間的安排，陳果都和我聯繫。後來，到了最後目宿寄給我們看第四剪，我才知道目宿「封」我一個「文學顧問」的銜頭。

他看了多少西西作品？

無論如何，既樂見其成，拍攝前我表示過歡迎陳果任何問題，儘管他從沒有問過。整個拍攝，沒有劇本，更從未與西西商量。材料他用了一些，不過，書必須他自己讀。西西的書差不多30本，當然很難要求都讀過，但拍攝人物紀錄片，尤其這人物是文學家，不認真看一些，怎說得過去？更重要的是態度問題。他在說話裏，一再主動帶出自己看了多少這人物的作品。多少？一本，另一次則說兩本，座談則說一本也沒有看過，理由是書太厚，很後現代，自己沒有時間（映後座談紀錄及其他各種訪問上網可見），前言不對後語，可知是順口開河。初聽是坦白，再說兩三遍就是自炫，是不尊重人，也不尊重這工作。難道以為拍一兩齣賣座的商業片的時間比其他寫作人的時間更寶貴？此片的投資者聽了又有什麼感想？就是看了兩本，也不過十五分一。電影人倘仍認為這種態度合情合理，並為之推波助瀾，我們的電影還有希望嗎？看他幾次解釋「我城」，就知道他甚至連《我城》的含意也不清楚。據吳世寧的採訪：

陳果在訪問說了好幾遍，「為什麼一定是『我城』，不可以是『我們的城』？」（西西《我城》也是我們的城──陳果拍西西，明報2015年3月27日）

不懂我城 不懂西西

近似的說話，還可見於其他的訪問，這可見是他頗為自得的想法。這好像要感謝他把我城的涵義延伸、拓闊。實則相反，這是收窄，更且誤導。通讀這書一遍，即知「我城」已包括「我們的城」，並不止於是「西西的城」，這個「我」，是小說裏的所有人，之所以用「我」，一如《我的喬治亞》，是對每個個體的肯定，對獨立人格的尊重，這是互為主體，並且，這又是在「我們」之前的謙遜。「我城」這詞已成典語，兩岸三地都有人用，不會變成我們的城。好作品總有超乎時間與空間的普通性。他其實拍了一齣他完全不明白卻又沒有虛心學習的電影。

陳果拍了一齣他不懂的電影，我再從片中及談話中各舉一例。其一，西西言談每喜自嘲，不認識她又不加深究當然不會了解。例如片中她談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她為電影公司編劇，電影公司只要她改編外國名劇，並不讓她創作，她於是說自己不適合寫劇本，因為不會寫對白，陳果於是自作聰明，據此論定她不會編劇才從此轉寫小說。他聽不懂那是指在「抄劇」的情况下她不會寫。她自己創作的後設小說《東城故事》不是寫成電影拍攝的分場？她同時寫的《寂寞之男》不是劇作？她不是參與早期實驗電影的浪潮，自己從新聞片拼貼出充滿創意的《銀河系》？她眾多的小說中不是有許多對白嗎？

說西西發脾氣 是中傷

其二，在映後座談中，導演輕佻地答觀眾的問題；紀錄片不必拍得深，土瓜灣又有多深？（香港電影節網頁：紀錄片可以有多深？2015年4月2日）西西固然大半生都在土瓜灣度過；長於斯，成於斯。她在土瓜灣寫作，還寫過許多與土瓜灣有關的作品。這裏並且是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創校授業的地方。余英時在這裏大學畢業。牟宗三曾長居於此，他的一家之言，大部分就是在這地方思考的成果。這些名字如果聽不懂，至少不應該忘記這裏還有一所從中央宰牛的屠房改成藝術家和藝術團體駐場的牛棚藝術村。地區雖舊，卻充滿一種我城深厚的人文精神。

我可以多舉例子，但也夠了。最近朋友給我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30號（2015年4月）的陳果訪問，談拍攝《我城》的過程，訪者問他拍攝時有什麼趣事。他答：「有呀，西西在拍攝過程試過大發脾氣，說以後都不拍，不講了。」在訪問裏還一再強調西西生氣。不尊重人，只暴露了自己的無知；但說西西曾經大發脾氣，說以後都不拍，卻是中傷。拍攝從2012年6月至10月，西西工作的部分14次，另外兩次到東莞和廣州方所展覽毛熊、猿猴，東莞由目宿拍攝。還有一次，助手和我約定，素葉的朋友為拍攝搞了一次聚餐，這是西西三十多年來的社交生活，我還得游說素友出席，因為並非人人都喜歡出鏡，在某大酒店包了一個房間，結果他只派一個助理和攝影師來。所有拍攝，只除了其中一次因事，由適然代勞照料，其他我都在場。我可以證明西西從沒發脾氣，適然的一次也說並無不愉快。

突如其來的南生圍

而且，陳果沒有說明西西何以生氣，在什麼的情况下發大脾氣。這很重要，不然這是一面之詞的中傷。說不定，她真應該大發脾氣；她絕對有大發脾氣，拒絕再拍的權利。他不說明，我唯有加以註解這背後的真相。事情是這樣的，拍攝的第三天（我保留了所有拍攝的日誌），下午一時，陳果接了西西，一路乘車，途中才知要去南生圍。路途遙遠，我已知不妙；西西從沒到過這地方。在南生圍的渡頭坐定，讀書，並且由助理發問，受訪者都知道，那是大學剛畢業的助理替代導演讀書之故。而問題，對不起，都是惡補回來，而且忽然而來，鏡頭之下也不容怎樣思考。最大問題是，拍攝至傍晚六時，這是西西每天固定吃藥的時間，藥不在身上，她本來也要吃一點什麼控制血糖，但零食早吃光，血糖降低，這事可大可小。我四處張羅，幸好渡頭已打烊的一家小店願意替她弄一個杯麵。她回到土瓜灣已八時多。第二天，我就約來導演，在座還有西西，以及許迪鏘。我聲明以後拍攝不能多於四個小時、西西不是演員，並不演。迪鏘補充：也不要連續兩天拍攝。這些必須說清楚，這不是「講數」，因為並非討價還價，這是事前和目宿說過的，後悔沒有白紙黑字存照。生氣的反而是陳果，他說我「詐型」（「耍無賴」、「耍賴皮」），這句話我是相當介意的，因為西西不是他的僱員，我們並不欠他什麼。在場的西西沒置一言。陳果在訪問中仍認為去南生圍值得，因為南生圍被地產商買去，快失去了。但這與西西沒有關係，更不能罔顧老作家的健康。陳果有個人的政治社會議題，大可另行發揮，不必利用西西的紀錄片。

一齣要「演」的紀錄片

事後拍攝，果爾沒有超時，一直和洽。但仍不乏要西西演的場面，例如在照相店，例如在布幕前作狀周遊列國（刪去了，當時目宿監製也在場），西西照演如儀。西西一直充分合作。還有要她演的一場，只有這一場，她拒絕了。

陳果要求西西穿上長頸女子的毛熊衣服，我心想這可不得了，當場問西西：如果你不願意，就說出來。西西於是說不穿。幸好拒絕，試想想，三十三、四度的八月炎夏，要一個七十四歲的病患長者穿上只餘小孔呼吸的毛衣毛頭在街上行走，簡直是謀殺。我替那位年輕演員苦。或者，這些就是他的所謂「大發脾氣」吧。大毛熊在這裏那裏行走，這是他在訪問中說的「魔幻」？但途人只覺錯愕，大多不看一眼。再提點一句：這和他開場時貌作實錄的指示：「按平常那樣，不用管我」，就不調協。這片子病在太多的這個「我」。如今想想，西西要接受十多次各種初級文學水平的提問，其實表現了過人的耐性與寬容；她久已拒絕眾多有關她的文學寫作的訪問。你以為她還需要借陳果出風頭？不過答應了朋友，就盡力完成它，單是這一點，我們就必須好好學習。

回應至此，且留有餘地。這片子還是看得的，因為西西，她長期深居簡出，家居生活從未公開；她的創作多元化，有豐富的內容，只取其中兩三點已有可觀。下面是我對西西的發問：

何：陳果接受一本刊物訪問，訪者問他拍攝時有什麼趣事，他答你在拍攝時試過大發脾氣，說以後不拍了。我想問你，在拍攝的過程你曾否大發脾氣，說以後不拍了？

西：答案是沒有，不單沒有發脾氣，更沒有大發，也沒有說過以後不拍的話。如果說以後不拍，我就真的不會再拍。他以為這是有趣的事麼？我如今是否應該發一下脾氣，以便證明他說的是實情？

文 何福仁

編輯 屈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