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達人：「飛」常談判韌力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工會達人黎玉嬋（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6月1日談判成功，迫使管理層接受三項員工訴求。

試問在香港這個打工城市，為生活奔馳的打工仔，日捱夜捱，有誰不羨慕？

工會主席黎玉嬋（Dora）領軍6年，一步步走來，結結實實贏了今次硬仗。

語調溫婉的她，謙虛說，榮耀應該歸於每一個團結合作的會員同事。

空中服務員，又稱空姐、空少（竟有人稱呼男空姐），穿上制服、full make-up、高跟鞋、行李篋，飛來飛去，寓工作於旅行，環遊世界，見多識廣，似乎是人人稱羨的夢幻筍工？

以Dora近30年的飛行服務經驗，她卻感慨，想當年，日常開支只要節省一點，可以有幾層樓在手，空姐也算是打工皇帝。

哪會像今時今日，月儲3000元，根本不可能買樓。

生於這個世代，或許真的要學Dora，遇上被剝削事不能再吞聲忍氣當鵪鶉，是時候站出來，爭取回應有的待遇。

想當年做空姐 買到幾層樓

已有近30年飛行服務經驗的Dora，讓數字說話：「我們1995年入職的同事，當時的起薪點是9413元，但20年後的今天，起薪點只有8350元，真的是時光倒流！是否只有我們時光倒流呢？又不是喎。你們記者20年前大學畢業出來，人工是萬一二，現在又是萬一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1986年入職，坦言因為空姐薪酬豐厚，可以儲錢買樓。聽她說說今昔對比：「以前就真是一個空姐。」想當年飛巴黎、倫敦等，逗留（layover）時間很長，連來回有7至9日。扣除頭尾工作時間、在酒店的standby兩天，很多時可逗留4至6日，可以到處玩，她更帶着丈夫一起去法國，飲飲食食，時間多到她大呼好悶。「現在是電視作出來就有囉。」空姐在外地逗留時間愈來愈短，別說旅行，連休息時間都不夠，她以飛波士頓為例，飛行時間約16小時，加上前後準備工夫便需20多小時，來回就是40幾小時。這中間只給他們24小時休息，但因時差不一定能入睡，未差叉電，又要踩20多小時回來。

外站津貼 每月盡做不到五千

還有，「那時的外站津貼很豐厚，因為停留時間很長。當時去9日倫敦，可拿到近5000港元津貼，相等於當時做工廠一個月的收入。但現在，即使同事做盡一個月的時薪，也不會有5000元。」其實津貼也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那時做空姐的確能儲錢，以前我們如果肯煲公仔麵、食餅乾過日子，已經買到幾層樓啦！但今時今日的同事，在酒店房煲公仔麵，是因為要交香港的房租。現在空姐的底薪那麼低，如果不儲起津貼，怎可能有公司所講的月入萬七八元？」原來今天空姐的行李篋裏，還要帶備煮公仔麵的煲。

最大工會 被壓榨要出聲

上月底掀起的國泰工潮，當然與現今的員工待遇息息相關，可是，總有輿論批評他們貪得無厭。她說得很肉緊：「我哋唔係要攞多一蚊，只不過係唔可以畀你在僅有的東西上再切，唔得！唔得！」「大財團壟斷，令所有打工仔被壓榨，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讓公眾知道。因為中國人太聽話了，聽話到一個地步，老闆給你多少人工就收多少，做唔到頂唔住咪轉工囉。」作為最大的工會，他們肩負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低估自己的價值，也不要讓人有機會低估你自己的價值。如僱主說你不值這個價錢，你也甘之如飴的認『係，我唔值』。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玩的。」

三項剝削

這次工潮，源自他們有會員提出，公司在今年2月檢討外站津貼時，在墨爾本將原來的60澳元大減至35澳元，變相削減收入。「在工會角度而言，除了是錢的問題外，我們更不能讓公司任意違反協議。」在他們極力爭取之下，津貼調整到55澳元，而且所有外站津貼，都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來計算。

法律保障條文被抽起

另一點是，在工會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前一天，有會員發現，有關員工法律保障的條文被抽起——條文寫明，所有員工包括空中服務員及地勤，如遇上客人滋擾，或影響飛機安全事情發生，面對法律訴訟時，公司會負責。Dora說這20年來，「乘客種類多了，城市人的情緒控制亦差了，公司沒可能保證事情不會發生。」她憶起在2012年，有同事在飛行途中蹲下收拾手推車，有伯伯用拐杖從後打他的後腦，拐杖當場斷裂，當時澳洲警方指，伯伯有精神病紀錄，很難追索，故同事也沒有追究。但假如沒有法律保障，如同事有需要時，便得不到支援。而這次經過勞資商討後，公司才答應把原文放回去。

同工不同酬

還有，國泰在1996年向新入職員工實行時薪制，而在2012年入職的一批空服員，3年後由合約轉為長工，卻發現，在4月2日前轉約的員工，時薪加幅高達22%，而在4月16日後轉約的員工，竟只加幅10%，變成同工不同酬。工會和公司談判後，得知公司想將時薪制轉約後的薪金加幅全部拉低，以後只加10%。最後，工會爭取得今年轉約的同事時薪加幅22%，而往後3年續約的同事，則可加16%時薪（跟歷來加幅相同）。

談判成功 有賴緊扣部署

這次勝仗，跟Dora過往六年的經驗不無關係，部署來得有條不紊。工會在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首次向公司施壓，有300多名會員出席，也給傳媒和大眾更多時間去消化事件。在5月19日開完緊急會員大會後，他們在機場，連同500多名員工進行兩天馬拉松靜坐，以及圍城。之後更和約200名員工到中環派發傳單，又在尖沙嘴設街站，跟市民面對面解釋這次工業行動。「我們很難一早就計劃好部署，要因應公司反應而作改變，這次的成功，是一環扣緊一環。」他們不即時罷工，而是提早宣布罷工，讓乘客可以調整計劃，將影響減至最低，亦是給公司最後通牒。Dora說：「這幾年我學到了很多，但直至今天問我，我仍然會說，工會有這樣的成績，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我有什麼魔法。是要靠自己的團隊，每一個都有同樣的心態，為公平和公義，團結起來。」工會透過臉書及whatsapp動員，也有賴會員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有更多時間研究策略。

當選主席初期 曾被不信任

原來Dora最初並沒打算競選工會，認識她的朋友都知道她鵪鶉，她卻無心插柳，捲入競選風波。2008年8月，兩隊人馬競選，會員投票選了她所屬那一隊。團隊內部再投票，在10人之中，選出她當主席。「那是最難過的兩年。」她說。原來理事其實想選回前一任主席，但因怕會員挑戰，便將她推上主席之位。「當你在那個位置，但又無認受性，真的很慘，兩面不是人，在外在內也不能做事。」那麼她如何化解？

面對魔鬼試探 思維開放取勝

直至2010年，她突然收到公司電話，說推出新措施，飛少於70小時者不准調更。她覺得勢色不對，但當晚正要坐夜機到荷蘭，於是致電時薪制同事：「公司頭先打電話給我，我嗅到裏面有陣『除』，有啲唔妥，我不知道你們時薪制的運作係點，你先幫我想想。一定有大危機在裏面。」原來這個措施，對月薪制而言當然高興，可以無限調更，但時薪制則難以調動，問題嚴重，「是一個魔鬼的試探」。如時薪制每人手上有80小時，A有紐約航班約22小時，B有台北航班，但A和B卻不能互換，因為一調更，A就不足70小時，變相限死了，誰人想做多點或做少點，都不可以。「如果那一次，公司做了改變，工會已經死了。原來做工會，思維開放很重要，若固步自封，以為自己那一套想法就是最好的，可能就是最不好的。這一次也令工會打響了第一炮，挽回了一些時薪制同事的支持。」

維護同事僅有的

當時10個理事中，只有一個時薪制員工，而月薪制的理事，怪她只幫時薪不幫月薪。那惹得本來脾氣溫和的Dora，忍不住拍枱大罵：「時薪制在待遇、福利、醫療、退休等範疇，全都比我們差。若我們不是去維護他們僅有的，其實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若公司不景氣，他們最想剁走哪些人？就是我們這班老弱殘。」她自此逐漸得人心。現在工會有7名時薪制理事、3名月薪制，6000多個會員，也有七成是時薪制。她沒有偏幫哪一制，如爭取回外站津貼和法律保障，其實月薪制也有所得。

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

Dora本來是個不問世事的人，當上工會主席六年，「也同時激發了我潛在不肯認輸的心態。因為既然你唔肯幫我，我就一定要努力學如何幫自己。」她汲取經驗，和工會一起成長，還說如會員有質疑，不要只聽傳言，可向他們查問，甚至上工會總部查數簿。她希望各界工會能聯合起來，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迫使資方埋枱傾，才有機會避免剝削。

機艙日夜 所見所聞

機艙內，很多奇難雜症，Dora記得一次長途機，有婆婆痔瘡脫肛，她先生處理不來，情急下問空服員：「你們可否幫幫手？」但Dora愛莫能助，只能在轉機時交代下班空服員拿水泡給婆婆坐。最奇怪的是，有內地人喜歡帶小孩和膠樽，明明洗手間就在後面，卻讓小孩用膠樽撒尿，還放在座位裏。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幾個內地人在座位吃瓜子，扔得滿地瓜子殼，那人忙賠罪：「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經幫你說了他們，吃瓜子別吃得到處都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ora笑說他們誠實得可愛。但最令她傷心的是，身為香港人，香港乘客的嘴臉卻可以很刻薄，有次飛北海道，航班因積雪滯留，機門打開，有男乘客要求取回大褸。於是她也好心問旁邊的年輕女士，想不到女士冷冷一句：「仲使問？」不過，也有時候讓Dora很有滿足感，曾有外籍女士有飛行恐懼症，航班開在馬航MH370客機失蹤之後，起飛時女人抖得像「鬼上身」。幸好Dora運用培訓所學，慢慢安撫她的情緒。

Dora寄望：「真的希望工會可以薪火相傳。」未來一屆主席，她有意退下火線，扶植新人。作為工會主席、艙務經理，Dora言語間卻透出孩子氣，她笑臉盈盈，完全沒有阿姐架子，身邊總是簇擁着一班年輕人。原來有一種戰鬥力，叫做「以柔制剛」。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 蔡曉彤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陳巧真拍片補縫家庭缺

紀錄短片《32+4》摘德國電影節獎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32+4》劇照

【明報專訊】中學時，我們叫陳巧真做「好魚」。因為這個走路粗野如蟹行的女孩子，做過很多好瘀又讓人捧腹大笑的事情。為逃避風紀捉她的裙短，她索性把連身校裙剪成兩截，把下截裙縫上橡筋，把它變成一條可隨時調校長短的「魔術裙」；校裙上的領帶掉了，她就用箱頭筆畫上一條領帶，而且是歪歪斜斜的、以模仿被風吹起的形態。現在，這個讓老師頭痛的頑劣學生，已長成一個影像工作者——她的紀錄短片《32+4》在德國奧伯豪森電影節裏，從一萬八千部影片中脫穎而出，奪得第二大獎。正如許多強顏歡笑的笑匠，內心卻柔軟抑鬱——她在《32+4》把鏡頭轉向自己及家庭，探頭回看自己及家人多年默默負上的苦難。在私密傷痛當前，言語無用也乏力。她嘗試貼近、也因此受盡良心詰問。「片拍完了，拎咗咩獎都好，啲人點講都好，最終你要面對的還是你自己。」她說。是故，電影尚未完成，若你相信電影與人生同是一種修行。

這次見面，陳巧真又告訴我一件「好瘀」的事情。當電影節主持宣布她得獎，呼叫她的名字後——從沒想過會得獎的她一臉茫然的上台，在咪前說：「I'm so surprised.」。然後靜了幾十秒，再說一次：「I'm really so surprised.」接着便無言了，引來哄堂大笑。她還不知要怎樣下台，傻乎乎的站到頒獎禮完結為止。對於得獎，從來真率單純的陳巧真或許覺得意外，但其實身邊人早就預料得到。《32+4》由利希慎基金贊助及采風電影監製，曾先後得到華語紀錄片節2014「香港組冠軍」及第四十屆IFVA「公開組金獎」。奧柏豪森的評審稱她為大有前途的年輕導演，這樣評價《32+4》：「一套迫視觀眾反覆審視影像的電影，對話之中的自我反思凌厲睿智，探索面對和超脫無言無象的傷痛的不同方法 。」

「32」「4」 她的父母

「32」和「4」其實分別是陳巧真父親和母親所住的樓層層數——已離婚的他們詭異地住在同一棟大廈裏。影片影像凌厲，自有一套美學風格。陳巧真以第一身角度手執鏡頭，分別拍攝父母親，向他們查問有關自己被分隔的童年、以及他們婚姻失敗的原因。有時雙方陷入對峙僵局，有時某方突然崩潰失控。這是一部親密的電影——我們彷彿同樣站在鏡頭後，聽得見陳巧真自身的呼吸和哽咽。「我起初拍攝的動機很簡單，就是想知道我一直不知道的答案。」她說。陳巧真在內地出生，2000年才搬到香港跟家人同住。在內地，她在不同寄養家庭之間轉來轉去，如同人球。一天，一個陌生的女人出現在她門前，別人說那是她媽媽，她好驚訝。到她終於來到香港跟家人團聚，不久後父母就分開，另外一個男人突然成為她新的爸爸。「我小時覺得自己被人遺棄，又無人跟我說過我為什麼要跟父母分開。多年來，我一直把自己的怨恨掩埋。但我心裏一直有很多問號。」陳巧真說。

瘦弱的媽媽

陳巧真的媽媽好瘦，眼睛如兩個深黑的洞。面對女兒「爸爸以前是不是對你很衰？」「你們為什麼要分開？」的問題，她忽然發難，顯得焦慮不安。「我知道我的拍攝刺激了她的情緒，對她造成很多困擾。那一刻，我既是個拍攝者，又是她的女兒。」所以，那一幕以後，陳巧真沒有再舉機拍攝媽媽。「我的拍攝對她來說是很暴力的行為，但當時我繼續去拍。後來我好掙扎，不斷推翻、質疑、責罵自己。但也因此，我更了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所以我決定選這一幕，是因為這段記錄了我自己當時的狀態。」她說。當她直面眼前這個瘦弱不安的女人時，以前對母親懷抱怨恨的陳巧真也同樣的焦慮不安：「我們以前常常怪責母親，但她自己的事情又有人願意為她分擔嗎？她自己又受了幾多苦？」

缺席的爸爸

而同樣在陳巧真的童年中缺席的爸爸，現今已是八十多歲的獨居老翁。他對陳巧真來說，一直是個帶疏離感的陌生人。他對陳巧真的拍攝表示歡迎，並視之為親人的陪伴。他在鏡頭中，首次向女兒訴說自己的成長故事、生活。其中一幕是爸爸跟陳巧真一起回鄉，爸爸很快就走到馬路彼岸，在他跟站在另一端、手執鏡頭的陳巧真之間，卻是一輛輛呼嘯而過的車子。字幕這樣寫道：「走向父親的路，從來都很艱難。」「我從來都不大感受到我跟爸爸的父女關係。以前我甚至不會承認他是我爸爸。但現在我成長了，想去了解他以前的生活。在這影片中他告訴了我很多以前的故事，他才突然好立體的出現於我面前。」陳巧真說。另一幕最具力量的畫面，是有關門上的一道裂痕——當年他爸爸曾揮舞着菜刀追砍媽媽，在門上一下下的砍鑿，後來陳巧真在裂痕上畫畫，畫出一個女子的背影。原來那女子的背影好像陳巧真中學時曾拍攝過的照片：當時得到焦慮症的媽媽瘦骨嶙峋的背影。當我們嘗試探尋傷痛的根源，浮現的卻是盤旋交錯的枝節，難以也無從理清。

看《32+4》，讓人確切感覺到拍攝者本身有強烈意識、以影像介入回憶及現實生活；同時間，她也保持一段距離，對影像這媒介作出質疑詰問。「影片第一次放映時，我一轉身走已經覺得好唔掂。回到家關上房門就立刻大哭。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要把母親的片段公開？為什麼要拍攝？有何動機？我可以這樣割裂一部分的現實、成為電影嗎？」陳巧真說。當時席間有位認識的觀眾，後來發了短訊聯絡她，叫她不要責怪自己：「她叫我要理解那時那刻的自己。她說影片雖然有種負能量、但亦可經轉化成正能量。」她憶述。陳巧真以影像剝開表皮，向人敞開自己及家人心裏最私密、最難以言說的傷痛；或許有人會質疑這種挖掘的必要，但陳巧真經過冷靜的審思後，這樣解釋她的感悟：「我一直有種訴說的欲望，這是我以前以寫日記或畫畫的方式都不能滿足的。」而通過影像訴說自己最個人的故事，卻意外的同樣撼動了不少觀眾。在柏林，觀眾中有印度男生，向她分享自己同樣糾結的家庭故事；亦有不認識的韓國女生走過來擁抱她好久好久。而陳巧真自己，也漸漸的感覺到拍攝過後的轉化：「我以前好執著對錯，好想得到答案，好想審判我的父母究竟作出了多大的傷害。但我從來沒有想過他們自己又是怎樣的人。現在答案是什麼都已不再重要。」

面對自己

電影受欣賞，獲得獎項，又揚威海外——但陳巧真認為歸根究底她還是要面對自己，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比如說是讓自己的家人看《32+4》。他們都知道她拍片、得獎，但從未看過影片。「這是我影片的一部分。」陳巧真說。許多人為她的得獎感興奮雀躍，但她對此不無憂慮。「我怕自此我會把影像看得太重要。我怕我會花太多心思在影像上，而不是怎樣去做一個人。」陳巧真說。有人開始為她打算，說可以利用這次得獎、去參加什麼影展云云，她好擔心會被這等考慮所羈絆。

是次得獎獎金有四千歐元，陳巧真打算買一部相機，其他的拿來交租，然後又再回到財政貧乏唔知點算好的狀態。那晚我們一起去吃飯，很「陳巧真」的事情又再發生——她吃雞被雞骨鯁喉，結果留院一晚，到早上醫生查過才說原來她早已把骨頭吞下去。這樣悲劇性但又帶灰諧的事情，總是在她身上發生。在陳巧真種種惹人發笑的行徑下，是一顆細膩柔軟且赤誠跳動的心。所以她同時可演繹悲劇及諧劇，也從兩者中汲取勇氣及力量。她在鏡頭前向我們坦誠，也提醒我們每一個也有各自的傷痛、鑿痕，尚待梳理。

問：吳世寧／陳巧真的中學同學

答：陳巧真／影像導演。畢業於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其他紀錄片作品包括《輝叔》及《其哥》。此外她亦是一名攝影師，曾參與香港國際攝影節的《300家》大型展覽

陳巧真《32+4》+鄭藹如《苦路》放映

日期：6月28日

時間： 2:45 pm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agnes b電影院

票價： $70 / $45（全日制學生、六十歲或以上高齡人士、殘疾人士及看護人）

節目查詢：2540 7859

註：導演將出席放映後座談

■最大型短片節之一

談電影到深宵 無包袱辯駁

奧伯豪森電影節為世界上最大型的短片節之一、而且歷史悠久。此電影節的選片以實驗影片為主，每年選映數百部入圍影片，在影院輪流上映。陳巧真來到德國參加影展，可謂大開眼界：「電影節會特地為映後談預訂一個房間，所以討論可以很久很深入，去到凌晨一、兩點也試過。」此外，在論壇或講座上，無論是電影導演或是觀眾，皆開心見誠的討論，甚至討論得面紅耳熱，「有個女導演毫不客氣的指另一位導演的影片有貶低女性之嫌，那位導演也即刻辯駁。大家都是無包袱的去討論。」陳巧真說。

文 吳世寧

編輯 蔡曉彤

陳電鋸 - 動員當民意——不存在的「主流民意」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上次〈不存在的「主流民意」〉一文於本版刊登後，傅景華博士和我決定持續關注政改民意的走勢，繼續收集政改民調數據。

四月尾一直更新至今的整整一個月，民意調查的數量有增無減。在〈不〉一文我們曾經指出絕大多數的民調結果都不完全透明，情况並沒有因為該文刊登後有改善，坊間民調機構依然我行我素，不認為透明度其實都是公信力的一種。那又難怪，正如誠實在香港不是從政者的要求，在香港經營民調機構也不一定需要公信力。

我們發現仍有組織發表具爭議的「民意調查」，其中有新民黨和公民力量合作進行的街頭訪問的真確性有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討論過。但事實上此類沒有民意參考價值的「民意調查」實在不止新民黨一家，其中一個最觸目驚心的例子是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在5月26日發布的「民調」，樣本數目有2801人，實在非常巨大。港區婦聯「民調」指出，有84％「民意」指出立法會要通過政改方案，是我們數據庫中有史以來最高的比率。但細看研究方法，其實那2801人是怎樣籌集回來的呢？當然不是通過隨機抽樣，而是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成員及衛星機構人員的人際網絡取樣。以如此方法取樣，我反而奇怪為何結果不是100%。如此調查如此結果，當然不應說成是民意，但我竟然也見到有報紙在報道此「民調」時，直寫袋住先「民意持續佔優」，令人汗顏。

社會上有一類意見認為，一般民意調查只包括千多人，何來代表性呢？「以數比數」地認為2801人的調查比千多人的調查可信，甚至有人指百幾萬人簽名，才是民意。統計學上的代表性，包括筆者在內已有不少人苦口婆心解釋過無限次，但公眾仍然是無法理解，令人扼腕。我本也不想再廢唇舌，只引統計學傳奇人物圖奇（John W Tukey）在駁斥金賽報告（Kinsey Reports）以一句話解釋何謂統計學上的代表性，就是「隨機抽3人也好過由金賽先生選出來的300人」（A random selection of three people would have been better than a group of 300 chosen by Mr Kinsey）。換成香港的情况，我想可以說成是「隨機抽3人也好過由港區婦聯及衛星機構人員選出來的2801人」。街頭調查、簽名運動和港區婦聯之類所報出來的結果，屬於動員多於民意。只要人是動員出來的，就已經違反了「隨機抽樣」的原則。

三大民調作為硬新聞

沒有幾人指出這些判準簡單的學術問題，但大學機構以學術標準進行民意調查，卻因結果不似預期，反而變成了爭議。我幾乎天天都在親建制媒體見批評文章，就連《澳門日報》也要參一腳，干預鄰埠事務，專文痛斥〈三大民調居心叵測〉。我想，這就是港澳兩個特區這個預設立場才羅織證據的社會悲劇。

三大民調天天都有公布，但並不是每次都會有傳媒報道。當然，news is about change，事情有轉變才算新聞，結果沒變報道都沒有意義。但到底不同傳媒是否以同一理念處理三大民調的新聞呢？我研究過幾份主流報章如何將三大民調選作港聞版硬新聞（hard news）的情况。我發現《蘋果日報》將此作為硬新聞的次數最高，這點並不意外。第一奇怪是兩份主流建制報章從沒有以此作為硬新聞。另一奇點是，傳統親建制媒體如《大公》、《文匯》、《商報》，雖然幾乎天天都有評論三大民調如何不濟及別有用心，竟也曾有用三大民調作為硬新聞。以《文匯》為例，在報道5月16日的三大民調結果，當天的報道相當正常，沒有將民調標籤成「鍾氏民調」大加批評，也許是因為當天的袋住先比率開始上揚。看來，輸打贏要的確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本來的「敵我矛盾」也可暫時下放成「人民內部矛盾」。

持平而論，各界對電話民調的質疑我覺得值得一談的，是固網電話是否仍是有效的抽樣框架（Sampling Frame）的問題。各國民調都面對固網電話不再盛行的問題。美國在去年已有超過四成家居沒有安裝固網電話，只用手機。外國民調機構如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認為只以固網電話網絡抽樣，是無法有效作出隨機取樣，故此已改用雙框調查（Dual-frame survey），即在固網及手機號碼都作隨機抽樣。但當然，作雙框調查成本較高，而最要命的，是固網和手機隨機抽樣抽出來的人，連背景和政治立場都有分別。從固網隨機抽出來的受訪者，立場偏向保守；手機受訪者，相反立場會較為開放。

質疑電話民調

我能夠找到與香港有關的雙框研究已是2005年香港大學社科系劉嘉寶和白景崇的研究。他們的結論與外國類似，就是手機和固網隨機也會抽出不同的人，手機受訪者失業者比率較高。香港的固網覆蓋率較美國為高，可能因此沒有迫切需要開展雙框調查，故此此方面的在地研究由2005年起停滯不前。我希望有人可以再次研究雙框調查，看看現在是否需要引入。

最後，既然我有一直收集政改民意調查結果，其實也有每天更新上次只到4月尾的統合分析。結果只發現更加沒有證據證明有過半數民意支持袋住先。由4月政改方案公布開始，我們見到下降的趨勢。原因未必是民意真的有下降，可能只是因為本年頭的民意調查由非大學團體主理，而三大在此時開始滾動民調，統合分析結果就傾向三大調查。統合分析的結果曾一度發現支持袋住先比率明顯低於一半，但在5月尾香港研究協會發表她們聲稱隨機抽樣並有過兩千人的「超級民調」有破紀錄的64%支持袋住先，統合分析結果被拉了起來。

我已將統合分析原始數據、分析軟件甚至結果都上了網，因為我相信透明度等於公信力。在這個政改最後直路，我會持續每天更新數據。網址：chainsawriot.github.io/pocket

李怡 - 正視「票債票償」的新形勢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6日

深圳之會令民主派對否決政改再也沒有懸念。梁振英所謂要盡力爭取也以他自己的離港外訪而又一次自我證明是胡謅，林鄭的游說也只是要交戲。昨天曾鈺成說，政改表決難有出人意料的變化，行政管理委員會會研究表決期間，立法會大樓的保安措施。他提出保安措施，顯示他擔心萬一有泛民議員轉軚而政改通過，將可能導致的立法會外群眾的激烈行動。

張曉明在深圳要香港人「票債票償」，和梁振英提出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說明中共港共的目標根本不是要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而是要藉這個選舉議題清洗立法會。這是香港所有支持民主的政團和市民必須警惕的政治新形勢。

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徵象，一個是看似小事的懷仔事件，另一是六四集會的啟示。

懷仔事件儘管最終自願遣返，但由中共嫡系組織工聯會的最有民望的議員出頭為三非人爭取居留權，又有政府高官力撐考慮給他入學，頗有為三非人來港測試水溫的味道。若港人基於憐憫心而對此事不聞不問，很難保證未來不會有不受限制的大陸人大量來港，並由此改變香港人口結構。若習慣被管的大陸移民漸居多數，香港民主的實施就更無望了。

六四集會的啟示

六四維園集會在雨傘運動的推動下，人數反比去年少了幾萬人，但仍然有十三萬人參與。支聯會在民意壓力下，集會滲入雨傘元素，取消唱《中國夢》，改為《撐起雨傘》。由於學聯退出，站台的換上四大學生會代表，他們在台上焚燒《基本法》，高呼「命運自主」，表達了年輕一代的心聲。這應該不是支聯會預料會發生的。在港大和尖沙嘴，另有數千不認同支聯會的民眾參加悼念活動。

民意希望支聯會今年結合當前的政改議題，以六四來推動香港民主。支聯會部份採納，但仍然繼續彈「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老調。

台灣《蘋果日報》在六四當天刊出一篇楊長鎮的文章《被「平反」顛覆的六四》。

文章說，八九民運引爆後已直指民主和人權的普世價值。「但中國人揮之不去的潛意識裏，國家、民族的巨靈不但降臨在廣場上空，甚至在大屠殺事件後，人民與受害者仍必須乞求於巨靈的救贖。在『平反』的話語空間裏，六四成為一種關於國家與人民的主奴哲學。」「紀念，乃成為一種膜拜……。等待誰來平反六四？誰能平反六四？關於『平反』的話語，無意間將『人』或『人民』去主體化。這樣文不對題的荒謬錯置，使『平反六四』的訴求變成對六四意義的終極顛覆。」

香港主權已回歸中國，而這個中國是一黨專政的中共國，客觀現實是中共國對香港操生殺大權，但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大陸有民主香港才可以有民主，因為按照《基本法》，香港是實行另一制而且寫明要實現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的。香港人據法力爭，確實毋須考慮中國是否實現民主。這是香港年輕一代的觀念，他們焚燒《基本法》，不是否定《基本法》而是抗議中共將《基本法》當廢紙；他們不會認為「中國無民主，香港怎麼爭取到民主？」也不會認為「爭取香港民主，不可忽略中國民主」。支聯會設定聯繫本土的六四討論主題是「建設民主中國的本土意義」，這不是立足《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應有議題。

我們不能再內耗

香港仍然有十多萬人參加六四集會，並不等於參加者對支教民的民主觀念都支持。有朋友到維園給筆者發來短訊：「我到維園了，因為這是一個在過去26年來我們同心控訴中共暴行的地方，我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起碼這是一個人類良心的標誌。……在有另一個更能凝聚力量的組織出現之前，我想我仍會出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我們不能內耗，我們輸不起。」

沒有錯，尤其在張曉明提出要香港人「票債票償」，而大陸人又等着來香港改變我們的核心價值的關頭，香港人真應該減少內耗。筆者曾經提議老泛民宣佈下屆退選，來顯示他們堅定否決政改的意志，但現在看來否決已無懸念，面對「票債票償」的鬥爭新形勢，筆者只寄望民主派，不論新老，都認清形勢，擺脫「關於國家與人民的主奴哲學」意識，立足本土，全力打好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這兩場硬仗，盡可能進行世代交替，盡可能支持青年一代參選。筆者也希望溫和派和本土派彼此多些寬容，老一輩的主奴意識不是一時三刻可以改變的，支聯會今年已稍有變化，民主黨也在政改中企硬，在中共港共揚言要「票債票償」的時刻，民主人士同心協力極為必要。（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長平觀察：讓母親走上廣場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6月3日

“就像爬一座高山，你用盡全身力氣，仍然覺得越來越艱難。然而，當你抬起頭來，卻發現萬千景象，盡在眼前。”5月29日，當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Madres de Plaza de Mayo）成員、87歲的維拉·亞拉赫（Vera Jarach）在巴西聖保羅第十四屆國際人權論壇上分享抗爭經驗時，她並不知道中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正在起草一份聲明，控訴中共當局愈演愈烈的政治迫害——她們幾乎走到了絕境，眼前仍是濃厚的霧霾。

亞拉赫的演講激情而又樸實，仿佛吟唱著一首抗爭者的生命之歌。我一邊聽著，一邊想到了仍然在黑暗中堅持抗爭的"天安門母親"。兩天以後，我讀到了她們發表的"六四"二十六周年紀念告示。正如她們所說，"六四"真相至今未能大白於天下，不僅是中國的恥辱，也是整個人類的恥辱。

不再悄然飲泣，而是現身抗爭

亞拉赫和其他"五月廣場母親"成員一樣，經歷了漫長的痛苦和恐懼。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軍人獨裁統治者魏地拉政府，同樣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同樣以"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讓大約3萬名左派知識分子、學生、記者和工人"失蹤"--也就是政治迫害和謀殺，被稱為"肮髒戰爭"。亞拉赫的女兒也遭到綁架和殺害。

1977年4月30日，一群女人出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政治活動中心五月廣場上。她們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但是有著同樣的悲痛：至少有一個孩子"被失蹤"。她們彼此聯繫，互相傾訴，產生了勇氣和力量，決定不再悄然飲泣，而是現身抗爭。從此以後，每週四她們都繞著五月廣場轉圈。她們的要求非常簡單：我們的孩子在哪里？讓他們活著回來！

隨即她們意識到，殺害她們孩子的不僅是那些卑鄙的便衣警察，更是獨裁者和他維持的制度，也是全世界對專制統治的麻木不仁。因此她們提出了全球性的人權主張，迅速吸引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二十多年以後，中國出現了"天安門母親"團體。她們是"六四"鎮壓死難者母親或者妻子，對中共政權提出"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佈死者名單和死者人數；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刑責。

"懲治所有反人類罪行的責任者"

獨裁者喪心病狂。 1977年12月10日，在刊登了一則寫滿失蹤者姓名的報紙廣告之後，五月廣場母親運動的始創者安祖森娜曃律幔ˋzucena Villaflor de De Vincenti）和另外兩位母親也被失蹤。直到2005年，她們的屍骨才在一個海灘被發現和確認。軍政府也採用精神辱駡，稱她們為"瘋女人"。

母親們沒有被嚇倒。她們發現了團結的力量，也發現了女人可以追尋公正、改變世界的機會。軍政府改變策略，承認有9000人"失蹤"，並願意繼續清查其餘人數。五月廣場母親要求政府對3萬失蹤者盡皆負責。1983年，軍政權走到它的末日。隨後的民選政府宣佈對獨裁政府的高官進行審判。

儘管五月廣場母親群體後來分化成意見不同的兩派，儘管她們在一些國際事件上發表了爭議觀點，但是她們的抗爭在人類人權歷史上功勳卓著。她們辦起了報紙、電臺和書店，後來還辦起了"民間大學"，鼓勵批判精神，弘揚抗爭文化，成為整個南美民權運動的先驅。

1981年，五月廣場母親和祖母團體發起"抵抗散步"，要求尊重普遍人權，懲治所有反人類罪行的責任者。1982年，阿根廷政府與英國開戰，爭奪馬爾維納斯群島主權，五月廣場母親喊出了"馬島是阿根廷的，失蹤者也是"的反戰口號。

"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空殼"

而在中國，天安門母親受到日益嚴酷的打壓。她們在告示中說，自"六四"十周年開始，每逢五、十周年之際，在北京的難屬都要舉行"六四"受難者集體祭奠儀式。此前雖然屢遭騷擾，但是都能完成祭奠。去年二十五周年之際，她們遭到空前阻撓，卻未能祭奠，而且嚴密監督成為"新常態"。

天安門母親回顧歷史說，自中共統治以來，"土改、鎮反"、"大躍進"（"大饑荒"）、"文革"，一直到 "六四"，血案不斷，冤魂遍野。她們引用總理李克強要求日本領導人為前人罪行承擔歷史責任的說法，要求中共領導人也能反躬自省。

在告示中，天安門母親看見中國政府自從"六四"以後的隱瞞和欺騙，"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個空殼，社會的每個角落被一種到處彌漫著的晦暗、冷漠、絕望、墮落所籠罩，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沒有誠信，沒有羞恥，沒有敬畏，沒有懺悔，沒有寬容，沒有責任，沒有同情，沒有愛……"

尊嚴、自由和未來

2011年9月1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2010年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頒發給五月廣場母親和祖母團體，表彰她們三十餘年為人權、為正義、為和平做出的持續努力。

今年3月26日，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宣佈發行新的百元比索紙幣，紙幣採用新的圖案，一面是五月廣場母親標誌性的頭像及頭巾，另一面是她們的兒女，那些專制政權的異議人士的“遺傳密碼標識”。

阿根廷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稱頌道：“五月廣場母親們為我們樹立了令人尊敬的榜樣，這個立在那裏的榜樣就是人們所說的尊嚴、自由，尤其是——未來。”

亞拉赫的演講贏得了熱烈而持久的掌聲。一位來自中國的與會朋友拍下這個場景，並與亞拉赫合影留念。後來她對我說，當時她也想到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和中國的未來。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安娜 - 情深深藏

2015年6月3日

「我相信深藏淺露（understatement）；電影並無需要揭示太多。」──伊力盧馬

曾在大銀幕上看過盧馬的《女友的男友》兩遍，最近在影碟上重看，一再肯定這是一部被嚴重低估的傑作。初看時，我特別鍾愛Emmanuelle Chaulet演繹女主角Blanche的失落、惆悵、欣喜，尤其那段極富戲劇反諷意味的收結，將Blanche最真實的悲喜變化，都準確無誤地記錄起來。重溫後，更覺電影最教人細味之處，是盧馬為每個角色的細緻言行、電影世界裏的簡約寫實，都有着深思熟慮的設計，即他所謂的「深藏淺露」。

《女》片的故事很精簡，講Blanche與另一名年紀相若的女子Lea在餐廳偶遇後成為朋友。起初Lea見Blanche單身，常慫恿她去追求她那位高大俊俏的朋友Alexandre。不過，Alexandre已有女伴Adrienne，而內向的Blanche最後更戀上了Lea的男友Fabien。電影最具戲劇性之處，便是要在Blanche面對寂寞、友誼與戀情之間，作出種種道德的取捨和掙扎。

《女》片的其中一個關鍵，是它所選的拍攝地──八十年代在巴黎市郊剛落成的新市鎮Cergy-Pontoise。整個地區所代表的現代價值觀念，以及戲中五位主要角色在身份、工作、性格上的設定，都圍繞着Cergy-Pontoise。矮小、樣貌不算特別出眾的Blanche，難免有自卑感。故盧馬讓Blanche住在這空間寬敞的新市鎮，天天面對窗外的空曠廣場和遼闊景觀。她彷彿住進一片人間淨土，但內心依然感到失落。再者，市鎮內的泳池、咖啡廳、火車站、商店街，都是人來人往，使五人間的偶然相遇，暗暗牽動電影的張力。

演出真摯

「巧合」和「命運安排」，可說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情節安排，然而，盧馬卻把這說故事技巧提升到更高的層次，讓觀眾意會到戲中每次的相遇，有多少是所謂命運使然，又有多少是角色們心甘情願。而盧馬正正能準確捕捉這多與少之間所蘊藏的戲劇張力。《女》片讓我們看到的，就是角色們那些起伏不定的心思。像電影中段Blanche在櫥窗外看見Alexandre與Fabien走過時，盧馬以她的視點，表示她很刻意的對身處不遠的二人視若無睹地擦身而過。這裏，電影讓我們看到的已非一次巧遇，而是一個決定──簡單輕巧的踱步走過，原來是千言萬語也解釋不了的複雜心智。當Blanche回家後，卻對着鏡子痛哭，狠狠掌摑自己。初看時，我們可能會意會她頃刻間變得歇斯底里，是因為她錯失追求Alexandre的良機；多次重看後，才更明瞭這調子急變的片刻，其實隱含了盧馬電影的道德掙扎命題。她自摑得通紅的臉與臉上的淚痕，是她明白到自己已不能自拔地被Fabien的背影所吸引着──她對好友的男友動了心。正因這份難測的內心曖昧，電影才如斯耐看。

論者們都愛說盧馬的電影，總是在日常瑣碎中，充滿着喋喋不休的對白。從此引申，盧馬無須奇情布局等外力來推進劇情；盧馬能將不同的瑣碎事件串連起來，並超越了敍事上的因果關係、邏輯鋪陳。只要找到對的人聊聊天，令人物關係自然而然的建立起來，便能捕捉到人物在言談間的情感變化。一如《女》片結尾，Lea與Blanche在二人鏡頭下當面對質，其妙處已不只是盧馬寫對白的本領，而是一種在因偶然與個人決定的碰撞，成就出來的真摯演出。

米立 - 中共如何對付「這些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日

王光亞在深圳時指摘，有部份泛民的言論超出言論自由，勾結外國勢力，甚至是鼓吹和支持港獨，至於目前的普選方案，就是要把「這些人」排除在外。但是，當被問及「這些人」是誰時，王光亞又顧左右而言他。是他心中沒有「黑名單」嗎？非也。這是中共慣用的挑動群眾鬥群眾手法——他跟你說人群中有壞人，卻不明確指出是誰，結果讓人群彼此猜忌，造成無休止的內耗，中共好坐收漁翁之利。因此我們絕對不應該去猜「這些人」是誰，陷入黑暗邏輯。除非中共指名道姓，或加以迫害。而遭這樣對待的人，則必是值得尊敬之人——大陸報人程益中便是其中之一位。

程益中是著名的《新京報》和《南方都市報》創辦人之一，因為主持報道引發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孫志剛事件和沙士疫情，而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世界新聞自由獎。但就在獲獎的前一年，程益中遭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

程益中可以說是中共專制體制的「受益者」，如果他願意做「利益集團」，現在一定平步青雲。身為中共黨員，不到四十歲，就創辦兩份報紙並擔任主編，在廣州位高權重。程益中形容自己是中共嚴密審查的漏網之魚，再密不透風的網也難免有他這樣的反叛者鑽出來。所以他「不聽話」，一直給中共找麻煩，中共終於要對他下手。

由團結對象變為打擊目標

2004年的一天，程益中身在外地，忽接電話，要他快跑，當夜就有人要來抓捕他，說完即收線。程益中早有心理準備，身為資深傳媒人的他知道，這來路不明的電話也是設局，如果他落荒而逃，就會非常狼狽地被捕，落魄地出現在傳媒鏡頭中，成為反面宣傳的典型。是故，他選擇面對。果然，深夜就有數名彪形大漢來下榻酒店將其帶走。

和大批為中國民主事業奮鬥的人士一樣，程益中早就下定決心與民主中國共進退。中共若告他以「顛覆國家」或「反共」等罪名，他甘之如飴。但中共沒那麼笨，就是不成全他，給他安了一個「經濟犯罪」的罪名，因此程益中拒不認罪。

程益中說自己被關押期間，受盡了精神上的折磨。中共的審訊，根本就不需要動刑，就有各種讓人精神崩潰的方法。例如長時間不讓你睡覺、把你單獨關押長時間忍受孤獨、用你家人的安全口頭威脅、各種辱罵挑撥挖苦……中共最後一次提審程益中，自認為對付受重重打擊的程益中志在必得，於是架起多部攝影機，準備拍攝程益中痛哭流涕的畫面——正如近年薛蠻子、郭美美、柯震東、房祖名、高瑜等在電視機承認錯誤那樣。中共還發動情感攻勢，叫程益中的妻子寫親筆信，鼓勵他趕緊把案件了結回家團聚。條件只有一個：向黨懺悔，身敗名裂。不過，程益中都沒有屈從。程益中是為數不多的受得住所有精神虐待，還堅持到底的人，也是少數最後獲無罪釋放的人。不過，中共開除了他的黨籍，從此從團結對象，歸入打擊對象。

重獲自由的程益中，過去十年一直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數年前，他被誤導來港加入亞視，但很快就因與主事者理念不合而辭職。後來加盟《陽光時務週刊》，可惜不多久便離開，雜誌隨後停刊。

過去十年，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十年。眼看昔日下屬，不少都創業成功，即便留在傳媒界的也都功成名就，程益中的處境越來越孤立。但他與中共對立之心不變，對生活不改其樂，仍然在尋找可以有所作為、推翻暴政的夾縫。

程益中本來以為在香港能做點事，但發現中共想要「追殺」他也易如反掌。最近，聽說程益中想要在香港開辦出版社，繼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出力，且已與來自大陸的投資人談妥。但是，就在事業即將啟動之前夕，投資人忽被有關部門約談，威逼其絕對不可協助程益中。導致程益中的出版社無疾而終——即便這僅僅是一項在香港的事業。

以程益中的聲望，想要出國尋求政治避難不難。但他沒走，因為不想逃避時代的責任。程益中是典型的王光亞口中的「這些人」。一旦被定性為「這些人」，中共的趕盡殺絕之甚，乃至於此！

米立

自由撰稿人

李怡 - 階級鬥爭推政改，票債票償新戰場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3日

原以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指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有討論空間，意味中共可能在政改表決前會稍稍鬆手，使有意轉軚的個別泛民有下台階，豈料饒的鬆口原來只是誘導民主派議員到深圳聽訓，而中共高官可以藉此給香港人幾個耳光，並開闢香港階級鬥爭的新戰場。如果所有的民主派都拒絕前去，中共高官就唱不成這台戲了。

中共打出的第一巴掌不是打向想盡辦法希望調和民主派與中共矛盾的超級溫和派，比如主張白票守尾門後又提議押後表決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提出公司票改為個人票的黃成智，或仍然抱希望中共可接受三軌提名「非缺一不可」的民主黨單仲偕；第一巴掌是打向林鄭政改三人組，以及附和的建制派，因為他們一直游說香港人，即使方案不符理想，也可以「袋住先」，開始了一人一票之後，就還有優化空間。中共高官在深圳一巴掌打下來：沒有。表明8.31決定不單在2017年特首普選有效，而且長期有效、適用於以後各任特首。中共等於認同泛民所指「袋住先」就是「袋一世」。這一巴掌使政改三人組及應和的建制派，所有政府的政改宣傳，不僅前功盡廢，而且表示他們沒有站穩中共立場，合該挨打。

向香港人打出三巴掌

中共打出的第二巴掌，是打向所有認為8.31框架下的選舉是「真篩選假普選」的論述，包括筆者的論述。我們一直以為8.31框架是公眾沒有提名權、沒有普及的被選權、對參選者有不合理的限制，但我們以為市民的選舉權還是有的，儘管「一黨提名」，最終仍是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中共高官這次告訴我們，只要是中共認為「別有用心」的人，那麼即使當選，「中央也會堅決不予任命」。這也就證實了早前劉兆佳所說，普選出來的人，對中共來說只具「參考意義」，中共可以任命或不任命。比如3個候選人是梁錦松、葉劉淑儀、梁振英，普選投票結果是梁振英得票最少，但中央仍然可以根據普選的「參考意義」任命梁振英為特首。這一巴掌顯示出香港過去兩年討論入閘、出閘都是多餘，8.31設計的不容「一些人」入閘、出閘的規定也多餘，既然中央可以對不合意的人即使選出也不任命，怎樣提名、要不要篩選就沒有意義，而所謂的一人一票選特首就不僅不是普選，而且根本就不是選舉啦。選出而不任命的事，舉世所無，即使在「民主集中制」的中共國，也極罕見，比如省人大選出省長，中央會不任命乎？

中共打出的第三巴掌，是打向所有香港人。中共高官在深圳告訴全香港市民，搞這麼多大龍鳳，目的不是要特首普選，甚至不是要立法會通過政改，而是張曉明說的，要選民對於否決政改方案的議員用選票來表達自己的憤慨，「票債票償」。他又指，「保普選反暴力」大聯盟收集到121萬個簽名支持政改方案，具可信度及震撼性。而李飛說支持政改與否，「是支持還是反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試金石，是轉向合作共贏正道還是繼續走對抗俱損歪道的分水嶺」。那就是中共要在香港貫徹一分為二的「階級鬥爭」也。

這也是梁振英上任以來一直貫徹的路線。3月他上任3周年時，他呼籲選民明年用選票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上周他在答問大會上，三次提出「民意調查機構去問一問這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政府這個政改方案被否決，被立法會否決，負最大責任的是甚麼人？」這問題本身帶有誤導性，因為它給不大清楚政改的被訪者的印象是「政改方案」是個好東西，就像問市民減稅、免差餉、每人派6,000元，如果被否決誰要負責一樣。但如果問加稅、加價、加交通費，被否決誰要負責，那麼答案就一定是政府要負責了。

目的是要清洗立法會

為什麼說這一巴掌打向所有香港人呢？因為中共看死了香港人對政改不求甚解，和喜歡貪一時便宜，「有票，點解唔要」就擊中港人要害。另外，也看死了民主派內訌，臨到選舉更會互相攻訐。於是利用這次政改再次把民主派打散，更用愚民戰術要市民對否決政改的議員「票債票償」，以達到梁振英要把民主派踢出立法會、清洗為單一建制議會的目的。開闢這個階級鬥爭新戰場已急不及待，據聞梁振英決定政改表決不延後，本月17日就提交立法會矣。

這一巴掌香港人應該醒來了。甚麼特首普選、甚麼政改，都是假戲，中共和港共的真正目的是藉政改在香港搞階級鬥爭，而戰場則已瞄準年底的區議會選舉，特別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張曉明要香港人「票債票償」，我們要怎麼看待這個階級鬥爭新形勢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世澤 - 中共總要重複犯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日

泛民與北京官員在政改草案交付立法會審議前，於深圳會面。一如所料，在北京堅持人大八三一框架下，要對行政長官候選人作出篩選，泛民不願讓步，雙方不歡而散。

王光亞指支持政改是無愧於歷史的決定，中聯辦主任更指反對政改將遭到票債票償。現在的共產黨官員，幾沒有真心相信唯物辨證論，以為他們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但只要他們比照英國人處理愛爾蘭問題上灰頭土臉的歷史，支持政改肯定是極糟的決定，而遭到「票債票償」的，隨時是土共。

為維護特權拒絕改革

應付來自愛爾蘭的自治壓力，大英帝國政府由十九世紀末已經一次又一次推出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英國給予愛爾蘭的自治，遠比今天中國於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實在得多。根據歷次的自治法案，兩院制的愛爾蘭國會掌握大部份愛爾蘭自治權力，只有國防和外交歸倫敦中央政府，愛爾蘭人可以民選八十多席英國國會議員，比起香港人不能民選全國人大代表好得多。但由於英國一直未能通過或落實自治法案，一九一六年最終爆發復活節起義（Easter Rising），一九一八年代表溫和派，願意留在英帝國的愛爾蘭國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慘敗於愛爾蘭共和軍政治組織新芬黨（Sinn Fein）下，導致愛爾蘭獨立戰爭，英國永久失去愛爾蘭南部。

英國失去愛爾蘭南部，與上議院（House of Lords）屢次否決政府提出自治法案有關，上議院為了保護新教徒在愛爾蘭的特權，不願還政於民，結果愛爾蘭民眾完全不信任倫敦，投向愛爾蘭共和軍一方，甚至有部份愛爾蘭國會黨成員都加入愛爾蘭共和軍，闖出大禍。現在北京為了保護土共、中共甚至商界的政治特權，不惜搞篩選。這不單令溫和泛民難以維持支持者，更會將更多人推到激進這一邊，甚至認真考慮港獨問題，那不知誰真的當了民族罪人了。

張曉明十分欣賞周融做的假民調，又聲言泛民可能被票債票償，很可能張曉明以為投票造假是行得通，例如大量不知從何而來的幽靈選民，或包庇一些劣質老人院舍繼續存在，換取這些院舍強迫老人家投票給土共。甚至以為國企以至商界提供的大量蠔油、豉油之類東西，就可以真的令泛民落選，土共掌握權力。有這種想法的中共官員，與從前台灣國民黨一樣無知而幼稚。國民黨以前便是在台灣玩得太多這類把戲，令不少人極其痛恨國民黨，甚至中國本身，成為了今天中國和台灣合為一國的主要阻力。張曉明如果發動土共以至周融一類人物在選舉造假，令反對政改泛民大批落選的話，日後搞出像台灣中壢事件之類的暴力事件便不會令人見怪。今天台灣人仍然不是百分百相信選舉，國民黨造假的陰影相當關鍵。

假如中共真的知何謂歷史，何謂唯物辨證法，當知人類大勢不是個別人主觀意志可以轉移，中共應放棄篩選想法，並將民主派中的民族主義吸收其中，藉民主來鞏固中國在香港的管治。但看來中國很大機會重複英國人，甚至國民黨人過往的錯誤，香港由民族主義者作為大多數，轉成傾向分離主義的為多，由量變到質變，這責任不由中共一干不懂歷史為何物的蠢材來負，還有誰更適合來負？

尹兆堅 - 奉承北京的大白象何時方休？

2015年6月2日

【明報專訊】5月22日（周五），政府不顧立法會工務小組早前的否決，將超支88億元的蓮塘／香園圍口岸工程撥款議案硬闖財務委員會，在眾多建制派議員支持下，相信將會獲得通過。

政府霸王硬上 破壞議會慣例

按照過去的慣例，議案若遭工務小組否決，政府理應放棄項目，或修改建議內容，再謀求工務小組重新通過，然後才交上財委會。政府這次破壞行之有效的制度，造成極惡劣的先例，令工務和人事編制兩個小組委員會形同虛設，這一點固然值得大力鞭撻，但同樣重要的是，這個總造價將高達250億元的蓮塘口岸究竟是否值得興建？

效益成疑的百億大白象

要回答這問題不難，也不用多引述各種統計數字。只要問一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有多少能說出蓮塘的準確位置？又或有多少人曾親身到過蓮塘？相信少之又少。蓮塘位於沙頭角和文錦渡之間，附近居民不多，也沒有公路網絡，由此可以推斷日後會使用蓮塘過關的港人極少。

望北奉承主義形成

那麼為什麼特區政府堅持要建蓮塘口岸？北望蓮塘在深圳河對岸的地區，就會找到答案。該區是深圳的重點發展區域，有多條高速公路連接廣東東部及鄰近省份。香港興建這個口岸，徹頭徹尾就是為了配合深圳「東進東出，西進西出」的運輸概念，對港人全無裨益。港官和建制派議員同意花250億元，只為奉承中央以至內地地方政府！

沒有汲取高鐵的教訓

這樣亂建大白象工程的惡果，在蓮塘項目或許仍未全面顯現，但看看高鐵項目的經驗，我們就能一清二楚。2010年初，政府未解決「一地兩檢」問題，地質勘探也未做好，就為了配合內地的高鐵，就將香港的高鐵項目匆匆上馬。到今天，反高鐵人士當初的質疑很多已證明屬實——嚴重超支（總造價將達900億元甚或更多）；選址錯誤；未能解決「一地兩檢」不可能有預期的經濟效益……高鐵已變成「兩頭唔到岸」的爛攤子，蓮塘項目的情况何其相似！

可悲的是，建制派中人不會因高鐵事件而汲取教訓，或感到羞愧，在為蓮塘項目保駕護航時，仍會面不紅、耳不赤地搬出「推動經濟發展」、「加強中港融合」、「反對派逢政府必反」那一套，罔顧客觀事實。可以預見，立法會繼續由他們把持，市民的血汗將會不斷浪費下去。

作者是民主黨副主席、葵青區議員 

長平觀察：國家安全是誰的安全？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5月27日

中國國家安全法二審草案，即將於6月5日結束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期，國際人權組織擔心它將會被中國人大通過，成為正式的法律。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人權捍衛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簡稱CHRD)本周發出批評說，這份措辭含糊的法律草案"包括一個有關'國家安全'的寬泛而界定不當的定義，還有各種規定可被用來對不同意見、宗教信仰、網上信息，以及挑戰中國'網絡主權'的行為提起公訴"。

儘管中國每一部法律是否出臺，出臺後如何執行，全都受制於中共一黨之利益。但是一般法律比如婚姻法、物權法等在徵求意見期間，媒體都會作為熱點話題討論，普通民眾和社會公眾也會積極參與。在中共允許的範圍內，有些意見甚至可以影響法律的修改。但是國家安全法這部最應該展開討論的法律，卻靜悄悄地度過了兩個月的二審稿徵求意見期。沒有人或組織敢於認真提出意見，有些網民發表的意見也遭到刪除。原因在於，這部法律的核心不是所謂的國家安全，而是中共的執政安全。

即便在字面意見上也是一種倒退

草案並不避諱這一主旨，在定義"國家安全"時開宗明義地說，"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其中"國家政權"顯然指的是中共政權，而不是可能產生的其他政權。如果這條還不清楚，它接下來乾脆說："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建立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只是領導工作嗎？當然不是，草案隨後更直白地說："國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如果說很多法律至少在字面意義上還是一種進步的話，這部法律在字面意義上也是一種倒退。 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動用一切社會資源來保護一黨之利益，儘管中共從來都是如此作為，但是自"文革"以後，其野蠻和落後已經被人們所認識。鄧小平提出了"黨政分開"的口號，還一度成為趙紫陽的工作重點。

憲法前言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讓人難堪的法律笑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曾被熱烈討論如何刪除。中共領導人蠻橫堅持不刪之後，法律專家自欺欺人地"達成共識"，宣稱前言不是正式的法律條款，沒有實質的法律效力。此後制定的其他法律，起草者都會在表述上儘量避免這種尷尬。當然，也不能說這部法律草案的起草者完全沒有專業自尊，畢竟他們將第一稿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改成了現在的表述，照抄憲法來掩耳盜鈴。

異議人士將面臨更嚴酷打壓

正如一個網民被刪除的意見所言，這個草案說的東西根本就不是法律，如何假裝它是法律去提意見呢？比如，它要求"防範和抵禦不良文化滲透"，如何從法律上去定義"不良文化"呢？世界上還有多少比這種法律本身更不良的文化呢？

草案還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港澳二區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其實行"一國兩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它們如何履行"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安全"責任呢？

CHRD批評說，"根據這項法律，警方將被允許向拒絕成為警方線人、或者被視為與警方的目標有關聯的任何人提出刑事控罪，罪名是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倘若真的如此，它將在這方面成為歷史之最。在中國"文革"或者東德"史塔斯（STASI）"最瘋狂的檢舉揭發時期，拒絕成為線人可能受到嚴厲懲罰，但是也還沒有用法律來進行刑事指控。

有沒有這部法律，中共打擊異議人士都不會手軟。近兩年來，上千名異議人士被以各種罪名刑事拘留或鋃鐺入獄。這部法律目前還是草案，其中對民間社會組織及互聯網空間的限制，已經成為事實。但是，這部法律出臺以後，對中共政權的批評意見，將會面臨更加嚴酷的打壓。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不見「禁書」的香港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5月26日

幾年前，我主編的香港時政雜誌《陽光時務》被內地禁止傳播，於是我的同事考察了香港各書店裏的"禁書櫃檯"，發現那是一個不錯的發行渠道。大量內地遊客從那些櫃檯購買禁書，偷窺不許他們瞭解的資訊和思想。據英國《衛報》報道，如今"禁書櫃檯"已經從香港書店裏消失。

"禁書櫃檯"曾是香港一景。不言而喻地，"禁書"專指內地的中共政權禁止發行的書籍和雜誌。有些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如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回憶錄；有些是嚴肅的歷史研究，如歷史學者馮客的《毛澤東的大饑荒》；有些是涉及中共歷史的文學作品，如張戎的暢銷小說《鴻》；有些是當下時政報道和評論，如《開放》等雜誌；還有一些是關於中共權鬥內幕或私生活的政治八卦。

禁書銷售是香港言論自由的標誌，成為香港自身文化的一部分。長期以來，中共不能干預香港的出版，只能懲罰攜帶禁書的內地遊客。個人攜帶和閱讀禁書並不違法，但是海關總是粗暴搜查，強行沒收。有幾個較真的學者和律師，禁書被沒收之後，還和海關打起了官司，有的甚至還打贏了。但是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讀書如做賊，買書遭搜查，被沒收，已經足夠掃興；有時海關還要通知工作單位，要求對其進行思想教育。因此，很多人都不願惹此麻煩。

《衛報》報道說，不只是閱讀禁書者個人遭到無理騷擾，旅行社甚至遭到荒唐的警告。導遊被威脅說，如果其旅客從香港帶了禁書入關，他們將受到罰款。由於當局從未公佈禁書名單，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對於最該深究的"政治問題 "，中國人往往被嚇得不敢多問。可以想見，為了避免罰款，導遊們只能根據自己的理解，擴大禁書的範疇，連威脅帶求情，"禁書櫃檯"作為風景看看也不可以。

但是當局對此並不滿足。據報道，已經控制香港大多數媒體的中聯辦，以100%控制了香港三大書店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在香港暢銷的趙紫陽回憶錄，已經不能銷售。有些書店只能將禁書藏起來，讀者需要時再偷偷拿出來。被判刑入獄的異議人士許志永的《堂堂正正做公民，我的自由中國》也不能堂堂正正地放在架上，購買時需要提前電話預定。

《衛報》談到中共對香港出版業精妙的軟控制。其實，在這些軟控制背後，是當局從來都不懼濫用的國家暴力。多次出版禁書的晨鐘書店出版人姚文田，竟然於去年被以走私罪的名義重判十年。

出版業是一個城市的靈魂。香港的年輕頑強抵制了為中共歷史塗脂抹粉的"國民教育"，而成年人卻輕易放棄了書籍出版和發行。這些不願被洗腦的年輕人，還有什麼中文書可讀呢？如果只讀這些被中共嚴格控制和編輯的書籍，未來不用禁止恐怕也沒人讀那些書了。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阿離 - 安老政策就是妥協的偽術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5月31日

【明報專訊】「安老服務發展所有大嘅政策轉變，除咗1977年嘅綠皮書係高瞻遠矚，大部分都係一個政治妥協，只要社會嘅聲音大啲，政府就會妥協去擺資源，你聲音唔夠大，佢就唔理你。」藍宇喬（Rita）說，肯定中有深埋的不甘。她1989年投身老人服務，由社工做到大機構管理層；2004年，她提早退休，因為頂唔順，「返工就係為咗諗咁多個人嘅生計，而唔係為服務使用者諗。」那時正是一筆過撥款。

退下火線，她沒有離開老人服務專業。教書、培訓前線人員、到各地考察安老服務，最擅長是政策研究。走訪一天院舍，再傾足3小時，這本香港老人服務活字典，好像揭不完。筆者事前對安老服務零認識，見到各個服務計劃和院舍種類，名稱之相似還要長夾囉唆，跟老人議題一樣，毫不sexy；但人的故事一拮肉，卻痛入心。香港長者自殺率比其他年齡組別都要高（註一），80後的我跟眼前的安老專家苦笑說，到自己快要喪失自顧能力時一定先自殺。一直笑着的她，驀地正色，「如果我哋嘅社會做得到好嘅照顧環境，老人家有得選擇點樣被照顧而又開心嘅，無人係會想死。」

安老服務重中之重：「Kill條隊」

算帳要講舊時。1960年代前，香港的社會服務大多由宗教及志願團體提供，到1970年代起，港英政府才確立老人服務需要由政府負責而非單靠個人家庭能滿足，「1977年嘅老人服務綠皮書好全面講老人服務嘅定位，唔同嘅需要，同滿足唔同需要嘅方法，如果今日睇番，我哋都仲有好多未做。」1980至90年代，是長者服務的擴展期，政府推行社區支援服務，例如長者社區服務中心、日間護理中心、活動中心及家務助理等，安老院條例生效也是在96年生效。回歸後，董建華成立安老事務委員會，到後期建立一系列的院舍統一評估制度，長者服務中心的檢討與重組等，政策雖多，但卻沒革新性的改進，「政府思路係好易捉，就係kill條隊。」

Kill條咩隊？從港英年代院舍中央輪候名冊實施起，長者經評估後會分派到四類安老院舍：長者宿舍服務健康的老人；安老院接收有活動能力但體力不足的長者；護理安老院（護安院）則服務「chairbound」，需要起居照顧及護理的長者；護養院則是「bedbound」，需要大量深入護理的長者。2000年，政府推行安老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以評審工具把不符合資格的長者排除在服務之外；2003年中央輪候冊機制實施後，宿舍和安老院申請從此暫停，住宿只剩護理安老院或護養院，再加入日間護理中心、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和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內的傷殘和體弱個案。由於人口老化，而申請資助者多以中間偏差的長者為多，即使改制，也無法減少護安院的輪候人數。「條隊」從港英年間一直「遺留」下來，現在開始排，資助宿位要等37個月。

Rita說，「政府係好政治，因為條隊好長，所以資源咪集中咗喺護安院長者。每一年上立法會都係畀人鬧，點解有2萬幾人排隊？所以政府由庫務局到社署到勞福局喺安老服務都係得一個思維，就係點樣可以kill到嗰條隊！任何方法kill到就畀錢，其他無得講！」

面對這個難搞局面，英明政府出動它一貫管理主義思維：集中資源搞掂護安院條隊，開設比普通家居送飯高一級的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予護安院長者，另在日間照顧中心加多點資源；但送飯救不了「Demen」（Dementia，腦退化症），未能入住護理安老院的老人依然在社區，沒有足夠社區支援便快速轉差；再者，政府對自我照顧能力輕度受損的長者增加相對很少的資源和服務，然而老人人口上升，需求自然大，在社區無得住，又攞唔到服務。Rita感嘆政府短視：「政府想kill條隊，就將啲錢擺晒係嗰度。我係老人家，我一定要變差先有更多嘅資源，我係好啲呢我就死啦，就要排囉，食飯排一年，覆診排3年。」

輪候冊實施後，政府本來希望規定，若長者已排家居服務，就不能排院舍，被業界狂轟後，迫住改為dual option，讓老人家多個選擇。而時任社署署長林鄭月娥當然是好打得的表表者，一句「睇餸食飯」概括了安老服務邏輯。在她治下，安老服務機構的地區綜合中心重組服務提供協調工作，較細規模的老人中心在無增加資源下以「4殺1」的形式「升格」為鄰舍中心，全港即少了四分一受資助老人中心，鄰舍中心增設輔導服務，支援家庭護老者，「政府個思維係，如果我支援得啲家屬好，佢哋就唔會叫老人家去老人院，又kill到條隊囉。」說着也忍不住笑。

「佢嘅諗法就係kill條隊㗎對唔住，唔係諗啲老人家點㗎。」血淋淋，赤裸裸，還要滿口關愛。Rita在職時一直難明，何以家居服務不肯加錢？「余志穩（前社署署長）就解畀我聽，因為佢哋無辦法說服庫務局加錢係幫到佢kill條隊，因為呢樣嘢好似風馬牛不相及。」

人命換來的服務改革

劍橋護老院事件震驚香港，但香港也不是第一次震驚。早至1999年便有長者在安老院被迫集體冲涼；近至2009年有安老院餵長者吃糞。我們的社會，習慣震驚，「往往都係有呢啲事有好大震撼，大家嘈，先有服務嘅突破。」Rita感嘆。1996年，百多老人在農曆新年後被發現在家中凍死。在這之前，安老界爭取長者外展服務經年卻被政府冷待；即使試驗計劃效果良好，政府依舊不從，「到凍死人，有人倡導對獨居長者要有支援。第一，原來屋企都危險，所以要有緊急，平安鐘就係應運而生，仲順利爭取綜援有100蚊平安鐘費。第二就係老人外展隊。」時任社署署長冼德勤提議，在地區綜合中心加一個社工，與社署地區辦事處合作，聯絡社區義工成立義工隊探長者。換言之，這個社工其實是主力幫政府整合獨居長者的資料庫，「我哋睇穿佢，因為佢係立法會被人問佢，有幾多獨居老人，有無data base，政府真係無，咁每個月每季點算？咁咪使啲錢每區請個社工，每個月乖乖交獨居老人名單，加埋晒就可以答到立法會。」如此，就把社工變成了政府跑腿。她那時在綜合院舍，跟政府拗了良久，「我話，我嘅理想唔係咁做。」但不做還須做。

2008年，時任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領導的扶貧委員會了無建樹，全民退休保障最後了無進展。政府突然拋出3800萬，讓全港長者綜合和鄰舍中心多加一個社工專做隱蔽長者服務，以讓神隱長者認識政府服務，藉此轉移社會對全民退保的關注，「老人服務界向來少同政府議政，唔似青年服務同復康服務，好assertive。老人服務係好乖嘅，畀咗錢就好努力去做。」然而制度依舊，機構甚至被政府利用（co-opt）。

安老事務委員會等如橡皮圖章

拱起政府這個月亮的，當然還有安老事務委員會（EC）這顆大星。在外國，「commissioner」是專員，有獨立監察權力，然而在香港卻降格成委員（類近advisory committee）。EC就像政府的氣墊，有事供其卸力，讓它彈回原位。「你睇佢個terms of references，你唔應該有期望，人哋都無講要做，做咩要人做啫！」Rita說，一臉沒好氣。她又指出，從結構而言，委員會中並無前線服務人員，更無長者代表，滿目所及是學者、機構管理層、甚至商人，最奇怪是有幾個委員如謝偉鴻本身就是私營安老院營運者，「私院佔據安老事務委員會已經超過10年。全部都係政府委任，我係你委任就梗係就住講嘢，嗰度有幾多係研究政策嘅人？」但17年來EC果真毫無建樹？Rita想了想，說：「其中一件可以話係建樹，就係長者學苑。」2007年，EC向政府爭取資源開設118間長者學苑，使長者能持續進修，例如她在城大教老年學時，就見到有長者修讀。但計劃有點「伏伏地」。政府一筆過出六萬，受資助機構需要與小／中／大學合作，以提供課程，但持續性及成效成疑，「對長者學習係咪有一個impact？有無檢討？係未睇到。」

市場不是靈丹妙藥

一筆過資助、開源節流、私有化、公開招標……又是「市場萬能」的思維。Rita坦言，不論港英還是特區政府都承襲了1990年代戴卓爾夫人和列根的新自由主義社會政策原則。政府把安養長者的社會責任，妄想透過市場解決，到頭來卻很多時是加重個人或家庭的經濟和勞動負擔。Rita記得，1990年代後期，港英政府曾委託德勤顧問公司及一間澳洲顧問公司評估在香港社會福利服務落實競爭性招標（competitive bidding）的可能性和方法。據悉，澳洲顧問公司提議港府可在四大福利服務：家庭、青年、老人、復康服務當中挑選風險較低及較易協調的服務試行，因此港英就選擇了最「唔出聲」的長者。

市場不是萬能，政府若過分依賴私院滿足安老需求，其實是短視又浪費納稅人金錢。在我們到私院睇位時，不少於兩間院舍都教我們可以幫長者申請綜緩以幫補牀位費，「其實私院好多都係subvented service（資助服務），不過係綜援subvented。不如政府真係切切實實面對退休保障同晚年長期照顧嘅問題啦！你左閃右避以為慳錢，其實你有張良計，人哋有過牆梯，嗰啲人要𢱑政府錢都係𢱑到」。再者，依賴市場，只會間接令社署變成無牙老虎。截至今年3月，私營機構宿位佔全港宿位69%，令人懷疑社署檢控後不釘牌，是怕了私院，「劍橋可以係一個實例，證明我哋都搞得掂，所以我哋唔使再做無牙老虎！」Rita說，釘一間牌，市場絕對可以消化到，最重要是建立釘牌後的處理機制。

改善機制 錢先可以跟人走

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院舍券）即將出台。因着劍橋事件，不少人對院舍券極為質疑，認為是以納稅人的錢養肥私院。但Rita則以長者角度出發，「畀老人家係好嘅，我唔會理係私定公。如果我哋有足夠嘅監管，佢哋有足夠資源做一個好嘅服務，我覺得係咪私院唔係一個最大問題。」

關鍵是，「錢跟人走嘅概念係無人會反對，畀消費者多啲選擇，問題係市場係咪真正有足夠嘅選擇。」

她認為「錢跟人走」有幾個必要的先決條件，「第一你需要care management，你需要有一個人去管理啲錢，去監察，即係一個case manager，幫佢睇住財產，幫佢做帳，規定照顧者每個月拎幾多錢使喺佢身上」；第二就是加強對消費者的教育，「你要畀佢識得揀，知道自己嘅權利」；第三，政府對營運者必須有一個嚴謹的監察制度。

至於安老院舍改革，她認為可分短中期。短期可更改實務守則，參考澳洲和美國經驗，拍片教長者和家屬在選購安老服務時有何權利，如何選擇；規守院舍給每個入宿長者派發單張，讓他們知道權利及中央投訴方法，提高保護自己的意識；在院舍成立家屬委員會，建立消費者參與機制。中期可加強社署突擊，選擇在日間巡查以評估服務；建立釘牌後應變機制。長期則要檢討安老院條例，包括院內設施環境要求；其次更重要是思考如何引入刑事檢控的法律依據，令違規營運者不只對政府賠錢了事，還要對院友負刑事責任，「照顧咁高風險嘅人係要好有責任，唔只係民事，而係可能真係要坐監。」

人的基準

劍橋事件發生後，她苦思三天，想出短中期方案，在記者會講了，全沒出街；身經百戰的她笑笑，預咗。

人失去記憶、智力、自理能力，她／他彷彿再不是人——但如果人的定義，並非由能力界定，卻是因為她／他和我的關係，使我們一同體驗作為人的過程，成為人。

二十多年來，看生死無數，生命消逝時，原來可無聲息，就散失。「好多做開院嘅同事都係，覺得香港𠵱家咁無得做。long term care係一個好複雜嘅議題，但台灣用咗10年終於做到一個比較清楚嘅制度，搞掂咗退休保障。台灣都係好政治化嘅地方，台灣都得，香港應該多啲借鏡，諗出路去做。」她說她是個樂天派，我說她是優質中女，她笑自己是「老女」。

「我又唔驚老喎！老多一年，就係打敗個世界多一年！所以我好尊敬比我老嘅人。」說時，一臉得意。

（註一） 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研究指出，65歲以上長者自殺率為每十萬人約有25.4人，比所有年齡組別平均12.7人多近兩倍

文 阿離

圖 劉焌陶

編輯 梁詠璋

李怡 - 後雨傘時代的香港六四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30日

今年六四是雨傘運動後的第一個六四。由支聯會、教協、民主黨這個三位一體被簡稱為「支教民」的組織，帶領香港民主運動二十六年，幾年前開始受到新興的本土派衝擊，而雨傘運動，就是一個本土民主運動，現在來到後雨傘時代的六四了。

六四事件和雨傘運動，是香港民主抗爭進程的兩個時代標誌。六四發生在香港回歸前七年，時值中國專權政治徘徊在胡耀邦、趙紫陽較開明的領導，與特權、官倒、貪腐保守勢力的較量中，香港人面對回歸的不確定的未來，寄望並積極支持中國走向民主，以期回歸後的香港可以維持「不變」，在當時的環境下，由於香港沒有自主抗爭的傳統，「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符合較多愛自由的香港人的單純期盼。

然而，中共鎮壓民主運動後的政治走向越來越專橫，權貴資本主義經濟畸形發展，使中共國變成世界級暴發戶。大陸的年輕一代只顧向錢看和向權看，六四已成為他們不想去省視和談論的話題。香港的支援大陸民主幾乎等於放空炮，很難看到對道德迅速淪喪的大陸有甚麼影響。

二十六年的中港變化

另一方面，回歸後中共自毀諾言，港人治港幾乎名存實亡，畸形的中港融合與港府施政向中共傾斜，使香港從價值到生活到尊嚴不斷淪陷，大陸種種現象，使港人意識到寄望與爭取大陸民主可以說是絕望，於是自主意識開始抬頭。中共國的壓迫使年輕人覺得幾乎沒有容身之地，若不想逃往外國、若仍然愛護香港，那麼除了起而自主抗爭就沒有別的道路。本土意識就是在這種客觀形勢下出現並茁壯的。支教民領導者在意識中，仍受「中國無民主，香港不會有民主」，「香港民主不能與大陸民主切割」影響，總寄望中共出現開明領導，會聽取香港人的聲音於是賜予香港民主。泛民在維護本港權益的種種抗爭中大都缺席，對立法會香港人優先的動議譴責為對大陸人歧視，對守護本土的街頭抗爭予以譴責，另一方面則幫助新移民爭取無法作資產審查的綜援。香港民主運動一直在無效能的和理非非遊行以及議會的有聲無力之中，直至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雖由佔中提議而起，儘管在開始時泛民即表示參與，但大規模的三區佔領卻是在年輕人帶頭和市民投入下發生的。雨傘運動是一個擺脫無效能爭民主的市民自發行動，是本土思潮的全面開花，是市民認識一切民主都必定是本土民主的覺醒運動。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的民主抗爭是後六四時代的抗爭，今天香港的抗爭是後雨傘時代的抗爭。學聯退出支聯會，港大學生會另設主題辦六四活動，支聯會也略調整六四主題，在政改即將表決的關頭，提出「全民團結爭民主！平反六四一起撐！」海報也將六四與雨傘掛鈎。雖稍有進步，但整個文宣仍然無法擺脫「建設民主中國」的氣味。港大學生會的六四晚會主題則定為「守住香港，毋忘六四」，把「守住香港」放在前面，而且不是要求中共國的掌權者對六四「平反」，而是要「毋忘六四」，毋忘甚麼？筆者認為不是甚麼「建設民主中國」的情懷，而是記住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殘暴的、不可能恩賜民主給它股掌中的子民的政權。

與愛國切割的新趨勢

日前《蘋果》的「西環集中營」報道，有內地中間人近日曾向泛民探問，今年的六四活動人數會否因為學聯退出而減少？這位泛民反問對方：「支聯會影響力比以前細，北京一定好開心啦！」但中間人卻說，相信中央寧願市民高喊平反六四，也不欲市民本土意識抬頭喊獨立，「始終叫平反六四都係關心中國發展，叫獨立卻係切割」。

台灣就是在六四後，幾乎所有的台灣本省人都想到要同殘民以逞的中國切割，才迅速走向民主的。支聯會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除引起香港本土派反彈外，亦引起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不滿，她更以「愚蠢及招人話柄」形容該口號，因為中共已把愛國與愛黨捆綁在一起。友人最近給筆者電郵說：而今大陸哪一件事物沒有黨成份，僅僅屬於中國人？實在想不出，在中國有沒有一件事物沒有冠上「黨領導」？而這「黨領導」特色，又偏偏要向國內外強調是「中國特色」！軍隊絕對是黨委，政府、法院、公安都是黨委，就連街道辦事處都是黨委領導。五千年來曾幾何時「黨領導」成了「中國特色」？

毋忘六四，正如毋忘世界上任何殘暴行為一樣，當然是應有之義，但不要把愛國扯進去，儘管自言自語說愛國不是愛黨，但在今天，中共最怕你不愛國，因為那就意味切割，意味要擺脫奴隸地位自主，也就意味不愛黨也。

六四與愛國切割，是今年開始的新趨勢。（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呂大樂 - 矛盾不會化解 爭拗不會停止

2015年5月29日

【明報專訊】誰會想到，這一年多以來，圍繞着政改所發生的事情，會演變為一場「令人不會想笑（又或者笑不出來）的黑色喜劇」。

目前最多人所關注和感興趣的問題是，立法會會否通過由特區政府所提出的政改方案。大部分有關的討論，集中在應否通過的問題之上。但應該還是不應該，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是關於價值取向、判斷，多於客觀分析。相對而言，較少討論的是（無論認為應否通過都好）究竟有沒有機制可以促成政改方案得以通過。

我的答案很簡單：沒有！我們現在的處境相當奇怪，就算有足夠議員心底裏（基於不同的考慮，不一定認為那個方案合理）願意接受政改，他們基本上也很難說「好的」。首先，到目前為止，民意始終未有出現一種壓倒性的或者起碼是超過三分之二的所謂主流意見。在政改這個問題上，香港社會的確是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而至今仍然無法拉近彼此的距離。原先很多人所以為有可能出現的民意轉向，並未有成為社會大眾都能感受得到的狀態。很多人未受說服，全面接受8．31決定所定下的框架；北京以為只要一直硬下去，香港市民便會自我調整，這顯然是不太理解一般香港人的性格。港人的民意並沒有出現一些人所預期的變化。

更重要的是，假如手上拿着關鍵票的泛民議員決定支持政改，他們必須要承受原有的一批支持者的離棄（而建制派的選民亦不會因此而轉過來支持他們），而且立即受到不同形式的追擊，在政治上差不多等於自殺。以目前那所謂的談判（其實並不存在）而言，很難想像他們可以砌出一套什麼道理來自圓其說，為自己改變決定來作解釋。在這樣的情况下，要他們轉投支持票，機會是微乎其微。這的確是一個生存的問題，他們不可能不作此考慮。

但弔詭的是，假如政改就是這樣發展下去，無法在議會會議上通過，那便很難找到一次龐大的社會動員的機會，既表達不滿，又向北京示威。我想說的是，對那些很想發動另一波佔領運動（以向北京施壓）的活躍人士來說，他們不斷給泛民壓力，將他們牢牢的綑綁在一起，防止出現所謂的轉軚，換來卻是整個政治程序回到議會裏面，令體制外的社會力量缺乏一個動員起來的機會。簡單的說，就是出師無名。站在發動大型集體行動的角度來看，最完美的劇本是泛民有人轉軚，剛有足夠票數通過方案，那麼來一次包圍立法會、再次發動佔領運動，可謂順理成章。但如果政改沒有通過，那麼立法會門外的群眾如何是好（在街頭上慶祝？順便佔領幾個小時？），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社會穩定有賴泛民否決

在某個意義上，建制派（甚至包括北京）所期望見到的社會穩定，有賴於泛民否決政改——這樣至少可免於見到另一波佔領運動。雖然口頭上建制派是支持政改（作為一貫支持中央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們在整個過程中寸步不讓，而且絕對不想放棄現有政制對他們的照顧，所以政制原地踏步，他們在旁偷笑。與此同時，他們既痛恨又害怕佔領運動，有人（而這剛好是自己的對手）幫忙消除了這樣的威脅，可謂求之不得。在過去一年多的日子裏，如果有所謂的贏家，就是建制派：在政治上毋須妥協，而制度也沒有修改，一切照舊。

當然，我相信在很多活躍分子的心目之中，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什麼出師有名，亦一樣可以採取行動。對此蠻有信心的年輕人，我遇過。問題是：如果真的要發動第二波的話，場面沒有上一回的壯觀，便很難說是顯示實力。那麼，現在有條件搞一次規模更巨大的佔領運動嗎？

再發動佔領 不是隨便說說

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由活躍分子來作出判斷。我只想提出一點，就是大型集體行動需要一個爆發點。雖然北京以為上一回佔領運動乃外部勢力所為，以至後勤支援不斷，愈搞愈熱，但其實只要留意整個運動的發展路徑，不難發現3點：一是佔領運動不是「佔領中環」。它既不是「佔中三子」所精心設計，也不是由他們來領導。這說起來是有點尷尬的，但打從運動爆發之後，他們便被邊緣化。佔領運動並非北京所想像的一個組織嚴密的社會運動，而它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同時也包含了不少集體行為（collective behaviour）的元素。二是運動的出現是由一個爆發點所引發——如果沒有拘留學生領袖、沒有警察禁止市民運用天橋前往政府總部、沒有大量熱心市民堵於金鐘港鐵站海富中心出口外、沒有群眾衝出夏愨道……我說引發整場運動乃由一個爆發點所觸發，並不等於貶低它的社會、政治意義；對此分析和討論，旨在了解如何進行社會動員。在不久將來，如果政改沒有通過，那麼到時又會否有一個機會、爆發點來令群眾聚焦，再而採取行動呢？或者有人會認為這種對社會動員、行動的理解已經過時，今時今日要給特區政府製造麻煩，那還需要什麼聚焦、聚眾？分散的小集體、似無還有的竄擾性行動，也是抗爭的一種，而且相當有效（至少在引起特區政府、建制派，甚至北京有所反應的意義上）。這連繫到我想說的第三點，就是組織的重要性。佔領運動的爆炸力源於群眾的自發性，但這也是後來無以為繼的一個重要原因。佔領運動中對「大台」的不信任（不是以一個「大台」取替另一個「大台」，而是追求不設「大台」），或者反映出參與者的政治理念，但當鬥爭變為持久戰的時候，這種做法的弱點便表露無遺了。總結以上3點，要發動新一回佔領運動，並且規模要更大、鬥爭更持久，這倒不是隨便說說的事情。

理論上，如果有幾位泛民願意犧牲小我，施其苦肉計，投票通過政改，勢必令群情洶湧，那是可以幫手促成另一回佔領運動的。而在泛民之中，誰會有可能做這回事的，肯定不是溫和派。那由誰來做呢？泛民中的激進派。只有激進派才可以有這種「反轉再反轉」的能力，以更高更大的口號，壓倒年輕人的激烈言語和動作。所以，如果北京極想通過政改，他們的策略應該是向激進民主派入手，「挑機」一番，引他們出手，而不是向優柔寡斷的溫和派游說。而到了再發生佔領運動之時，北京又可順手鎮壓，既可通過政改，又可打壓活躍分子，一舉兩得。這聽起來頗為荒謬，但更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這個處境沒有發生。

或者，連北京也怕亂。又或者，是他們充滿信心，當政改未能通過之後，將歷史責任全推到泛民身上，到了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到時便如梁振英的呼籲：將泛民掃出議會！如果成事，則將會是九七回歸以外，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第一次全面受到控制。

問題是：如無意外，這個如意算盤不易打響。

每個社會都有它的特殊性，內地講國情，而香港也不例外。香港市民（更應說是選民）對泛民肯定頗有意見，而對目前社會的狀况，亦一定有話想說。不過，到了重要關頭，他們會否完全放棄泛民，又是另一回事。1997年以來香港政治發展的一大特色是，不是選出最好，而是防止出現更差的。他們未必對泛民情有獨鍾，但總覺得不能完全交出監督、制約特區政府的工具。在沒有太多選擇（畢竟建制派實在缺乏獨立意志）的情况下，選民會策略性地給泛民留有餘地。在區議會選舉中泛民或者會被對手打個落花流水，但到了事關重大的立法會選舉時，則相信仍會得到選民的照顧。要掃走泛民，並非想像般容易的事情。而我們可以想像，梁振英愈加兩錢肉緊，呼籲選民踢走泛民，則他們會有更高的生存機會。諷刺的是，在某個意義上，泛民要死裏逃生，還得多靠現屆特區政府繼續自鳴得意。

泛民議席或減 激進替代溫和

我估計，泛民可以在新的政治環境裏繼續生存，但至於哪類泛民有機會當選，則較為難說。理論上，北京、特區政府、建制派均不喜歡激進泛民；單是「拉布」這個動作，便令他們覺得極其厭惡。但他們對付泛民的方法，卻一直是令溫和派難以討好，而這間接促成泛民內部的替換——對不少選民來說，既然要揀泛民，與其選溫和一翼，不如支持激烈一派。如果泛民的角色就只是關鍵少數，那確實應選能製造聲浪的一群。如此這般，要將泛民掃出議會，那恐怕成功機會不大。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泛民議席有所減少，但重要的變化是由激進替代溫和泛民，從此議事堂上就更為熱鬧。

這會是好事嗎？天曉得。我的觀察是矛盾不會化解，爭拗不會停止。不過這都是後話了。至於未來數星期，且看結局早已事先張揚的劇本，可以怎樣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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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傑 - 問香港 包容是何物？

2015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不下一回在網絡上看見此評論：「包容」一詞相較粗言穢語還要難聽。中港矛盾持續發酵、知名政客公開呼籲香港人要以「大愛」包容一名聲稱在香港「隱世」了9年的「三非」未成年人士（父母非港人、並非在香港出生），使得如今再談「包容」二字，幾乎就等於要在輿論戰場上宣戰。

包容的意思，相近於英文字「tolerance」的含義——求同存異。「求同」跟「存異」是一體兩面的概念：就是因為大家有所不同（存異），卻又要生活於同一社會及政治群體中（求同）。是故一個認同民主和多元社會的公民，得要學會跟一些跟自己的生活方式、價值、宗教、種族等有所不同的人共同生活。這大概就是談包容的主要學理。而在「求同」的群體中，能「存」有多大的「異」，亦有不同演繹。較為「基本」的論調會認為平等的法律及公民權利，是「存異」的基本要求；亦有學者主張要更「深厚」（thick）地詮釋包容的概念——不單是基本權利的平等，更要對不同社群有文化和生活意識上的尊重和敏感度。

不過環顧全球，社會通常都是在衝突連連、民情覺得出現一些威脅社會核心價值的爭議下，才有機會深入探討「包容」的理論和實踐。換句話說，當大家覺得本身的社會及政治社群安安穩穩、生活如常時，談包容很容易會成了應付社會道德期望的「例行公事」——人們未必要贊成，但大多不會反對，因為覺得包容了那些「弱勢」或「另類」群體，也對自己的生活以及整個政治秩序無大礙。只有當社會出現了一些爭議性高的群體，又或者有群體的訴求與社會的核心價值或生活方式相左，導致爭議連連，那才是社會真正體驗何謂「包容」之時。

然而，從過往的經驗來看，香港社會是如何實踐「包容」二字？傳播學者李立峯去年發表了一篇論文（註），以統計數據歸納了4種對「包容」的態度。第一類態度，是接納一些群體的政治訴求（例如要求平等權利，於政治上實踐包容），而且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和交流（於社會上實踐包容），姑稱為「全面包容」。第二類態度，便是不接納那些群體的政治平權訴求，也不願意跟他們一起生活的交流，姑稱為「全面拒絕包容」。

「選擇性包容」

不過，更為有趣的研究發現，是一些「選擇性包容」的態度。有時，人們會較傾向接納一些群體的政治平權訴求，但於社會生活上卻對他們敬而遠之，李立峯稱這態度為「尊敬地保持距離」（respectful distance）。而另一種的態度，便是人們不介意與一些群體共同生活，但卻難以接納他們大聲地爭取政治平權。按李立峯的說法，這態度稱為「安靜地共存」（quite co-existence）。按李立峯的研究發現，不少香港人對「包容」的理解其實是傾向上述「選擇性包容」的態度。

由此可見，要香港社會廣泛地「包容」某些群體，是有若干條件的。「尊敬地保持距離」的態度，表示假如香港人普遍相信那些群體對香港的既有生活方式和質素影響有限，即使包容了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也可以保持不變，那麼要求市民接納該群體時，阻力應該會少一點。此外「安靜地共存」的態度則顯示假如一些群體的平權訴求，不會讓香港市民覺得這個城市的政治規則和社會制度遭受衝擊，同樣亦會減少「包容」的爭議。

當然，「尊敬地保持距離」和「安靜地共存」的態度，本身也有違反包容、多元和平等的理念之嫌，於應然（normative）的討論中亦未必完全說得過去。不過，由是觀之，近日社會就是否容許一名「三非」未成年人士居港就學的爭議，集中於示威人士的手法是否過激，以至責罵打着「本土」旗號的青年人「反共反上腦」，是並沒有面對民間為何對是否「包容」這名「三非」未成年人士爭議連連的根本原因。

首先，近年中港矛盾的衝突，已經讓香港市民普遍覺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條件、質素等受到影響：奶粉、牀位、學位、醫療，以至休閒空間等。其次，不少市民亦感到香港的政治制度及核心價值——法治、民主、自由、秩序、廉潔等，正受到來自大陸的勢力所蠶食。在守護香港的生活方式及政治自由的民氣下，高調呼籲香港人要包容一個明顯地違反入境政策的案例，民情當然氣憤難平。

「向弱者抽刃」固然難以接受；但立法會議員們及政府亦一直迴避示威人士及民情的主要義憤：香港是否正慢慢出現「只做不說」的「新抵壘政策」——只要「找不到」這人的出生地、無法聯絡上其在境外的親人又或願意接收這人的單位，他便可以因「無法遣返」而「抵壘」？假如入境處將來真的以「人道」理由行使酌情權，如何才能服眾，讓那些同樣有「人道」理由，但「依法排隊」申請來港的人心服口服？這些觸動香港人情緒的疑問，直接影響市民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任，是這回「三非」未成年人士事件的重點，亦是政府及政客們一直未能好好消除公眾疑慮的主因。

包容多元也非無底線

包容，無疑是民主和多元社會的重要一環。不過，一個社會再包容、再多元，也不是毫無底線的。當一些包容的訴求，讓公眾擔心會否動搖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時，政府以及立法會議員們便有責任予以澄清與安撫。官員及議員們指摘示威者，可暫時轉移政治壓力和輿論目光。不過，這不能讓「包容」二字服眾。

註：Lee, Francis L. F.（2014）. "Tolerated one way but not the other"：Levels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18, 711-727.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 新聞及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歐陽偉豪 - 政改宣傳的語言現象：合憲

2015年5月28日

【明報專訊】政府常說政改合憲，警方積極盤問智障男子，兩者如何綜合起來透視政府的思維呢？

用慧科新聞（Wisenews）搜索「合憲」於過去一個月用來形容政改方案的頻次，結果發現超過300個用例，例如「這個普選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明報》2015年4月23日）。問題是為何每天都要喊一兩次政改方案合憲？難道政府設計出來的選舉方案是不合憲嗎？舉個例，如果我每天都說我是男人，愈喊得多，顯示我對「我是男人」這項描述愈沒信心。

同理，政府每天都對市民說政改是合憲，很容易令人合理懷疑政府對方案信心不足，甚或方案本身是否全部都合乎憲法；退一步來看，即使是完全合憲，政改是否沒有其他優點可以向市民推介，而只剩下合憲這項最低要求？

合憲使用頻次之高，跟傳媒早陣子指出政府常說「依法施政」不無關係。根據我在明報的訪問（2015年3月8日），政府於3年內一共用了66次「依法」；跟上文「合憲」的例子相近，政府為何如錄音機以高頻次不停播出「依法施政」？政府是否施政有誤，需要以「依法」來增強自己的信心？濫用「依法」一詞，大律師公會前會長石永泰也有留意，他在香港電台的訪問中質疑頻用「依法」是否想把法律強硬地加在市民身上，而讓人忽略依法未必公義這重點，（其訪問見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8veTQN9QlQ）

語言學的合作原則

結合高頻次使用依法與合憲兩例子來看，政府似乎做了點多餘的事。語言學有個理論叫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有效溝通其中一項準則是提供適量的資訊，資訊正確固然重要，但數量、頻次也要適當，過多過少便會被視為不合作，影響溝通質素。政府頻密使用合憲依法，令市民產生疑問：一個政府為何常常強調自己合憲辦事，依法施政呢？

當依法合憲成為口頭禪後，超乎常理的舉動便會隨之以來。

早前，警察盤問智障嫌疑犯時，按常理一問一答就可推斷嫌疑犯智商低於常人，需要特別處理；可是警察就當他為普通人，問話問個通頂，這做法名為「依法盤問」。警方不按常理，只顧依法對待智障人士，似乎要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擴充演繹為「法律面前，智障與非智障，眾生皆平等」。

要注意，這件事只涉及前線警員，他們的表現會否反映警方高層有某些思維已經超乎常態呢？再思考下去，警方只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當這工具超越常態時，是否反映支配工具的政權已進入某種狀態呢？

從超乎常理的合憲依法論述，到超乎常理的執法行為，言行合一，這到底反映政府背後怎麼樣的心態、怎麼樣的思想？引用國家領導人董建華最近的名句，政府當局應該「心知肚明」的。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高級講師 

嚴尚民 - 由白氣球到的士－－約化巴納希小製作大功架

 2015年5月28日

伊朗導演約化巴納希（Jafar Panahi）好厲害，兩部輕巧的手提攝影機、一部智能手機，自編自導自演，就拍成了一齣柏林影展金熊獎大作《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曾譯作《的士司機巴納希》）。著名影評人、電影史學家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曾說過，要念電影的年輕人學會如何拍好電影，最快捷簡單的方法莫過於仿效伊朗電影人──只給電影學生一部DV機，不用打燈，不用巨星助陣，看他在各種掣肘下，能拍出什麼樣的作品來。伊朗電影人的路從來都不好走，除了技術上的限制，文化上的保守、政府的威權令渴望自由的藝術家飽受政治壓力，偏偏前作《電影關不住》（Closed Curtain, 2013）的導演巴納希在龐大的打壓下卻愈拍愈有貨，《伊朗的士笑看人生》爐火純青，足稱他被禁拍後的代表作。

巴納希把鏡頭放置在的士的前端，以「自拍」（selfie）的方式去記錄一日耕耘。《伊朗的士看人生》散文式的敍事看似結構鬆散，實質章節之間連接巧妙，而且互相呼應。開首的教師與基層市民在的士上討論死刑的道德、中段巴納希的鄰居掙扎應否報警拘捕涉及偷竊的飲品店員、和後段姪女遇到窮小子拾遺不報等章節，反映了導演對罪與罰的思辯。犯罪者固然有罪，但量刑時卻時常忽略了罪犯坎坷貧困的身世。未能情理兼備，是（伊斯蘭）律法未能完善之處，而此律法亦同時限制了人民發聲的自由。

巴納希巧借賣盜版的侏儒、為他辯護的人權律師和姪女之口，道出到今天還箝制人民思想的落後與荒謬。如果不是因為盜版流通，電影系的年輕學生根本不可能接觸其他電影，永不知藝術世界有多闊，因為伊朗政府聲稱「西方電影蠶食純潔思想」，所以不可輸入；從女律師口中亦得知，伊朗女性直至今天也沒有進出體育場館的自由，不只思想被囚，連活動的自由，也得受政府控制。

如此胸襟狹窄的政府，自然也容不下巴納希姪女鏡頭下的「骯髒社會寫實」。電影結局暗示「維穩部」遣人去偷取巴納希所拍的片段，雖無功而還，但當權者又情何以堪？年輕影人問巴納希，如何可以拍好一齣電影？導演的回答是，不要重蹈覆轍，多觀察身邊事物。諷刺的是，即使能耳聞目察，都未必可拍攝和公映。導演，只可以創作符合「主旋律」的電影（看到他國的導演在強壓下仍竭力支撐，今日香港導演又何苦作繭自縛，眼光只望向同樣咄咄迫人的「祖國」）。

做回自己

《伊》片的另一大特色是導演對電影「真實」的詮釋與把玩。師承「電影終結者」（法國導演高達語）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巴納希跟《十》（Ten, 2002）、《大寫特寫》（Close-Up, 1990）的電影作者阿巴斯一樣，時常把紀錄片和劇情片的界線模糊，突破敍事局限。在《伊》片中，巴納希擔任司機的一天中遇上的奇人奇事之多，實屬罕有，加上鏡頭剪接巧妙，劇力重重，明顯地經過精密安排，《伊》片不可能是定義上的紀錄片。儘管如此，巴納希在戲中做回自己，他的姪女又真的是他的姪女，而粉墨登場的女律師又真的是導演本人的辯護律師，自然地，觀眾禁不住會問，其他的角色是否也在做自己？當他在做自己時，他還算在演戲嗎？事實上，《伊》片「記錄」的部分少之又少，精心設計的場面調度佔了電影的大部分篇幅，運用本色演員臻至化境的巴納希，令素人們的演出不留痕跡，才達到「紀錄片」的觀感。

伊朗電影人受伊斯蘭守舊文化所累，創作時往往諸多限制，對真實、寫實的理解異於他邦的自由創作人，巴納希要用這個方法炮製《伊》片，也是被「禁拍令」迫出來的。民族遺緒累積下來的反西化意識形態，以現代人的眼光來看，極其保守，令人啼笑皆非。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伊朗本有機會走向現代化，偏偏推行「伊斯蘭教世俗化」的皇室成員卻是政治上剛愎自用的獨裁者巴列維（Mohammad Rezā Shāh Pahlavī）。他雖對女性平權有貢獻，但失敗的經濟政策令民不聊生，外交上又常向美國拋眉眼，令本土的保守派反感，終於1979年什葉派發起上百萬人示威，進而演變成革命，軍隊掉轉槍頭，巴列維落荒而逃，定居西方。以後，伊朗政制改為神權憲政，所有開明的文化政策名存實亡，針對女性的律法藉「不要被西方文化荼毒」的名目在民粹氣氛下通過，更禍及小孩和貧窮階級。

年輕時的巴納希也受到1979年革命影響。他20歲時參與了兩伊戰爭，一度成為戰俘，正是受革命所累。把青春都耗在兒童及青年智慧開發中心（ Institute for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的巴納希，在那播放兒童電影和世界經典的官辦機構，認識了不少熱愛電影的同伴，包括在《電影關不住》內冒險為他演出和導演的金波塞亞柏托維（Kambuzia Partovi）及他的伯樂阿巴斯。巴納希於1981年在戰俘營獲釋後，入讀了電影學校，在柏托維的電影中擔任副導演，同時拍攝犯禁紀錄片。後來，他向阿巴斯自薦，正式出道，拍攝阿巴斯為他撰寫劇本的《白氣球》（The White Balloon, 1995）。

賀歲猛片

《白》片甫上映便掀起全國熱潮，叫好叫座，成為電視台新年必播的賀歲片，與巴納希後來的作品待遇南轅北轍，因為它符合「主旋律」。革命後伊朗政府大打統戰牌，經常審查劇本和隨便更換劇組人員，對電影內沒有性愛和載歌載舞等「令人興奮」的劇情「主旋律」電影大加宣傳，打壓異見。所以導演常以小孩及非專業演員演出，因為審查處不知道演員背景，不會改用官方指定演員，以便劇本得以通過，順利開拍。而《白》片正正符合了上述所有條件。

巴納希在處理序場時，用一個長鏡頭介紹所有人物，魚店老闆、弄蛇人、裁縫、軍人和賣氣球的男孩等，比小女孩（主角）更早登場，預告主角跟他們的交流。《白》片裏的小女孩家境清貧，想買條金魚過年，卻被母親拒絕，但在她苦苦哀求後，終於如願，途中卻多次把錢掉了或差點被途人騙去。巴納希從小女孩的視點出發，去觀照成人世界。有人起初不懷好意，到最後還是願意幫忙；有人伸出援手，卻只屬「有限公司」。弄蛇人見有利可圖才去幫助她，但當觀眾得知他貪小便宜只為和家人團聚後，又會多了一分諒解；相反，把女孩送到裁縫店的師奶，半途嫌麻煩便走了。一次遊街的經歷，使觀眾透徹理解伊朗的低下階層，不再輕言批判貧苦大眾。巴納希對基層的關注，反映意大利新寫實主義的經典對他影響尤深。

《迷途小精靈》（The Mirror, 1997）是《白》片的延續，電影女主角正是《白》片中小女孩的姊姊。《迷》片講述手肘受傷的小女孩，等候接放學的媽媽不果，於是徑自回家。在尋找歸家路上，她看到了不同年齡層的女性，女主角的未來就像他們，在各種規範下，沒有自由，只能接受。電影最厲害處是到了中段，導演突然打破了第四幅牆，變成了女演員棄演回家的偽紀錄片（mockumentary）。電影後半部非常影像化，女孩被一群男人圍着，連身影也看不清一段，特別發人深省。無論戲中主角或現實中的女孩，男權底下，選擇委實也不多。

女性母題

從巴納希2000年的《七女性》(The Circle)、《赤色黃金》（Crimson Gold, 2003）之後的《越位女球迷》（Offside, 2006）可見，他對電影的敍事技巧已有了全盤掌握。《七》片和《越》片這兩部女性電影一重一輕，卻各有精采。沒有固定女主角的《七》片，遭遇不幸與剝削的女性，井然有序由幼到老登場，當視點從一位女性轉換到另一位時，攝影機運動的手法隨之漸變，從躁動不安的手搖鏡慢慢變作穩固攝影機(steady-camera)拍攝，過渡到電影尾段的定鏡拍攝。這種編排帶出了女性在伊斯蘭國家底下生存的無奈，愈掙扎愈似泥牛入海。不斷出現的母題「圓」也加強徒勞無功之感，圓形建築、圓形鏡頭運動和各式圓形的擺設，暗示女性們無論如何抵抗，也只會回到原點。

而較為輕鬆的《越》片，故事原型則來自巴納希女兒被拒入球場的切身經歷。眾演員在《越》片演出非常自然，電影在球場進行球賽時實時拍畢，巴納希執行能力高超，令人驚訝！巴納希利用守衛處理變裝女球迷的態度去突顯制度的牢固性、教條性和荒謬，當女球迷要去到場館小便，守衛為保護她安危而不容他人如廁，可以看出守衞心地善良之外，他其實也不清楚伊斯蘭教條要人信奉的理據何在，另一位暴躁守衞雖然出言不遜，但其實他只是想保住工作，也不是為了捍衞什麼崇高教條。整齣電影並沒有譴責男性，其實更想譴責的是僵化的官僚系統。阻擋女球迷與守衞對話的並非鐵欄，而是荒謬的宗教觀和倫理系統！至於較少人提及的《赤》片，其實是自傳色彩甚濃的作品。除了審視了婚姻制度的階級性，亦深入探討退伍軍人回國後的生活問題，曾從軍的巴納希應該有所體會。

巴納希在2010年被伊朗政府指控他「損害國家榮譽」，被禁拍電影20年和家居囚禁5年後的兩套作品，《這不是電影》和《電影關不住》，則和《伊》片非常接近。因為不能外出，又不可動用演員，巴納希於兩片都自導自演，並經常直視鏡頭，向觀眾強調大家都在看電影，要大家反思藝術的可能和限制言論自由的無恥。但囿於篇幅有限，未能作深入討論。總而言之，縱使政府多用力打壓，始終也鎮不住藝術家對自由的嚮往。在人人諱莫如深的國度裏，仍能笑看人生，是無奈，但也是豪情。

李怡 - 還有未吃過人的孩子嗎？救救孩子！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7日

就懷仔的居留權和入學問題，梁振英說，過往香港出現過很多類似個案，政府會按一貫政策辦事。他更反問，若懷仔並非由內地來港，而是來自其他地區，「會唔會用同樣衝擊手法？」他強調不能容許有人以不文明、不守社會秩序，甚至近乎犯法的手段表達意見。

首先，在電視畫面看到的所有關於懷仔事件的抗議，都只是示威活動常見的行為，沒有暴力成份，也沒有對學校的衝擊；其次，若懷仔不是由大陸來港，當然不會有示威活動，因為其他地區怎麼可能有以百萬計的人要非法來港並尋求合法居留、入讀香港學校？其三，港共政權對其他地區的非法入境都會依法辦理，而只有對大陸人的非法來港出現了施政的變異。

改變政策的試探氣球

2001年曾有學校收取無證大陸學童入讀，當時的律政司、保安局以至親共的教聯會，都認為這樣做對社會及入境管制帶來衝擊，也對其他以正統方法申請來港的人士不公平，因此不應容許。

可是14年後的今天，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高調開記者會，聲言向入境處施壓，為非法入境的懷仔爭取居留權和入讀本港學校；教育局長吳克儉說，如男童符合條件，會即時協助他入學。勞福局長張建宗亦稱，可為男童提供教育機會。大成小學表示願為懷仔提供協助，讓他接受能力測試，並由校長帶他參觀校園。教聯會發表聲明，一反過去論調，說「學校依法向學童提供教育，是應有之義，無可質疑與挑剔！」

這顯示親共人士和港共政權，已不是「按一貫政策辦事」，而是有迹象會向大陸人非法入境及享受本港資源大開方便之門，而試探氣球就是假借一個可能獲社會同情的可憐小童的案例。

最可怕的還不止此，而是在爭取本土權益的人士示威散去後，一個大成小學的小女孩走到校門前嚎哭，並講出一番不像是小女孩會說的話：「點解啊？我哋學校一路淨係想畀啲新嘅同學知道知識，……犯咗法又點喎！點解要貼呢啲嘢呀？」其中「犯咗法又點」顯然知道法治已不止是「守法」層次，很難想像小女孩有此認識。

小女孩的講話片段，《蘋果日報》及有線新聞都有拍攝及上載。奇怪的是有線電視一度將「犯咗法又點喎！」一句刪去。及後有網民發現，有線片段之中，現場有一把神秘的女子聲音：「大聲啲，OK」，在以下連結中可以聽到這聲音：http://cablenews.i-cable.com/webapps/news_video/index.php?news_id=458577

更奇怪的，是隨後教育局長吳克儉回應事件表示，「示威人士採取了比較激烈的行動，拍打學校玻璃門，其中一個女同學驚到大喊」。而事實是影片中沒有看到示威者有激烈行動，而小女孩也是在示威者離去後才出現，而不是被示威行動「驚到大喊」。接下來是食衞局長高永文重複吳克儉的錯誤陳述，還公開向所謂受驚大哭的女童表達慰問，呼籲表達意見時要理性和平。教聯會聲明「激進分子一再鬧事，……衝擊校園、驚嚇學生」。

小女孩是否被教唆未可定論，但兩位局長誇大示威者的行動，說他們使其後才到現場的女孩「驚到大喊」則肯定不是事實。即使小女孩不是被教唆，她也會知道她自己的「喊」不是被示威者「驚到」的，而是被有權有勢的大人看上了。而倘若她是被教唆去做騷，那就意味齷齪政治沾染兒童心靈的可怕道德淪喪。

在稚嫩心靈投下陰影

早前廣西社團總會誘騙中學生拍片「撐政改」，事後有人指學生參加「21天免費遊學團」是「貪心」，面試時順從遴選者要求，講一段讓對方滿意的話，被放上網也「活該」。這說法有欠公道。廣西社總以龐大財力，利誘學生參加「21天免費遊學團」，明是獎勵品學兼優學生，暗是利用學生撐政改。未知世途險惡的學生被誘參加以及面試時因應對方要求，是人性弱點，不應深責。學生「被跣一鑊」讓他們慌張受挫，受害人師姐在《壹錘定音》說：「師妹好驚，佢已delete晒fb，IG，連好朋友電話都不聽。」

小女孩、中學生，未成年就感受到成年人世界的險惡與欺詐，在他們稚嫩的心靈投下可怕的陰影。而這醜惡政治原不是香港固有的，而是來自「一國」的專權政治的滲透。1918年4月，魯迅寫出新文藝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把中國社會形容為「人吃人」：「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小說最後寫道：「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將近一百年後的中國，連6歲孩子都在電視上說出自己的志願是：「我要做貪官」，也就是從小想加入「人吃人」的行列。而看到還能保持清流的香港，也終於讓孩子們受到這種污染，我們能不感到心寒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王岸然 - 「犯咗法又點」

作者網誌   2015年5月26日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有學生見學校外牆貼滿抗議字句，於是指着標語問為何如此，說了幾句很有條理的話，當中一句「犯咗法又點喎」是標準蘇格拉底式的對話（Socratic dialogue），可以引出無數有深度的哲學話題——法律大還是人情大？法大還是權大？關係重要還是法治重要？要不要講程序公義？每個問題都是論文題目。

不過，港人的頭腦當然只會集中在弄哭小童的是非對錯之上，連官員也不失時機，企圖把民眾的視線輕輕轉移。就港人最關心的終極結果，筆者預測肖友懷小朋友將無緣成為香港人，此事引起的危機不下於水貨客事件；就算港官不明白，京官也定會提醒，最符合小朋友利益的安排，正是讓他盡快回到國內生活讀書，叫他忘記在港生活的這一段日子。

小學生質問一句「犯咗法又點喎」，正好點出法律的偽善已經深入民心，連小朋友也明白、也不認為應當尊重。當然，犯了法的人一樣有人權，也一樣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尤其是兒童；但恐怕這名哭泣小孩並非基於這人權的認識而質問，而是簡單地認為人情大於法治，而權威也是大於法律的。

政府與學校是小孩心中的權威，權威加人情，理應在「犯法」的問題上解決了問題，卻發覺原來不是，反而有人上門抗議，而她心中的權威代表——校長與老師——卻躲了起來。

我們說法律不外乎人情，那是不錯的，也與法治觀念沒有衝突。我們現行的普通法之中隱含自然法（Natural Law）的指導思想，並不等同僵硬地執行法律的中國法家思想。

自然法思想要求法律以上有更高的價值，立法者與執法者不應背離價值，否則便會視法律為不義。正是由於有這些比法律更高的價值，蘇格拉底才會堅持己見，公民抗命，以自己的生命去挑戰當時雅典的法律，突顯其不合理和不公義。

自然法的觀念亦衍生人道與人權的觀念，成為法治執行是否完善的標準；這也是為何不分左右派，均同情70多歲要用假證件謀生的保安員，認為錯的是法官。這類法治觀念與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也無矛盾之處。適當的時候，法律是不排除人情的。

人道上的人情不等於賣關係的人情，賣關係的人情等同人治，破壞法治的嚴重性等同否定法治，這也是人人明白，等同老生常談的道理。

肖小朋友的個案，看清楚一點，只是政客利用政治關係的人情，牟取利益，增加政治分數的行為，而其包裝則是人道上的人情。看清是非關係之後，這不是法治中的人情問題，而是政治中的矯情造作。本土派進行對等的活動，要求立刻遣返肖小朋友，是作為本土派要保衞香港人利益的天職所在，法治其次，人情與否不必多說了。無情又如何？這個社會早就無情，只有矯情。

陳婉嫻身為資深的政治動物，其利益計算的精準、政治包裝的巧妙，是所有從政者的最佳老師；只是老貓也有燒鬚的一刻，無寶不落的人也有失手之時，純因機關算得太盡，害了肖小朋友。善欲人見，不是真善，而是利用。

真心幫人是不應這樣高調的，這不是想幫人而是想討好以爭取新移民的一票。當過小公務員的人皆明白，出於個別案件的憐憫理由（compassionate ground）並無準則，也不可能有劃一準則；若有，就不是酌情權了。

陳婉嫻當然有強大人脈，動用關係網中的人情，入境處不單不是問題，教育局、學校也打好招呼，一條龍服務預先安排好，才上演公關大秀；這場秀對爭取新移民選票大大有利，身為忠心的黨員，陳婉嫻是否再選又有何關係？

在肖小朋友的立場，命運不是由他自主，她婆婆自作聰明地為他安排到港做港人，卻令他變相被囚，困於公屋多年，失去在同年紀社群中的學習機會。

官僚集團早已淪落到要靠討好權貴亂賣關係以求苟安，幸而香港還算有深厚的法治觀念傳統，事件若低調進行，調查延誤一段時間之後，小朋友已經融入社會，自然可以批出居港權，這是早就安排好的劇本，只是政客急於邀功，也正好為對手的本土派提供為民請命的機會。不懂得迅速把事情炒大，也就不是從政的材料了。事到如今，馬上遣返肖小朋友反而最符合各方利益，特別是這是一件「三非案件」，找不到一條清楚的政策作為他留港的支持。

肖小朋友不知，他婆婆只是活在過去的經驗，由於經濟力量的互換，港深社會的宜居性已經不同——活在深圳，成長後的機會和生活水平，不見得比香港差，反正小朋友從未融入香港的生活，朋友也沒有一個，在深在港讀書還不是一樣？幾年後小朋友更應接婆婆回深圳定居，那裏的社福對老人而言，可能比香港發展得更快更好。

李怡 - 言論 (陳雲 - 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

小評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5月26日

撐政府、維護公權力、支持執法的言論，與言論自由無關，否則北韓、中共國就是全世界最有言論自由的國家了。即使是民主國家，言論自由的意義都是鼓勵人民就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廣泛討論，俾能使政府受監督；新聞自由作為第四權，它的主要功能更在於「防止政府任何部門欺騙人民」。美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最蓬勃的時期，社會沉默大多數未必支持這兩個運動，可能大部份人還是喜歡穩定與繁榮，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趨向一直是批評政府施政、爭取黑人平權和反對介入越戰泥淖深陷；你不能說總統的聲音、支持政府的聲音是言論自由，因為這種言論是施政權力的一部份。

法國《查理周刊》被恐怖分子襲擊，於是人民上街說「我們都是查理」；艾未未、李旺陽受迫害，於是香港人喊出「我們都是艾未未」「我們都是李旺陽」。言論自由一定站在無權者、弱勢的一方。文明社會不會有任何新聞團體參加支持政府言論的所謂「示威」，若有聲音說「我們都是梁振英」，那真是國際笑話了。


陳雲 - 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
 2010年6月15日

幾個星期以來，港府高層的政制改革宣傳，無事找事，滑稽荒誕。政府明知方案無法說服泛民議員，便轉而遊說市民，以本傷人，賣廣告、鬥大聲，吩咐友好路人列隊呵護和鼓掌，爛戲連場，真難為了民建聯的支持者。

最可笑的，是司長局長代替民政處的庶務員，在商場派傳單，拿咪當街高叫，秘訪民居，一群手握大權的司局級官員，猶如在野派在街頭叫陣。最搞笑的一幕，是特首傚法街頭競選的風格，叫支持者拍掌，蓋過抗議青年的噓聲，並說支持政改方案的人佔大多數。

弱勢者應享較多自由

官員也只是叫喊口號和單方面宣傳，並無與市民交談，更不與異議者對話。遇到民眾高聲抗議，特首和律政司司長竟然扮斯文，說辯論不是鬥大聲。有論者看了高官被抗議者弄得抱頭鼠竄而同情政府的處境，譴責示威青年欺「官」太甚的，認為即使反對有理，也應該保持風度，不應亂叫亂罵。

也有哀嘆社民連及其支持者做壞榜樣，令政府中人也照學，以致泥沙俱下，香港政壇一貫的溫柔惇厚，和平理性，一去不返云云。更有人說，特首是用苦肉計，扮演被欺壓的官員，博取市民同情。

假若可以坐而論道，以理服人，甚至以選票定奪，在野者斷不會喧鬧亂來的，大庭廣眾罵人，是情緒勞動，很累人的，在眾多警察的面前辱罵官員和阻攔拉扯，在香港的司法環境下，也有很大的刑法風險。香港在野派的激進作風，是制度迫出來的，假若在野的反對派不如此激烈反應，政府便可用和平理性、民眾共識、諮詢程序、維護市場自由等口實，通過頗多剝奪人民權利和侵犯人民財產的法案。政府在和平理性的形式之下，實踐的是掠奪和壓榨。

跟隨目前政府定下的理性原則，是不合理的，並不能維護正義。

官民雙方，在位與在野，都遵守理性的（rational）程序議事，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或者政府起碼顧全民意而不欺壓弱勢，方可得出合理的（reasonable）結果。倘若政府仗勢欺人，弱勢者是毋須遵守理性程序或和平作風的，否則無法改變不公平的現狀。

在位者應要克制權力

良好的政治作風，是得勢者克制權力，並寬容在野者運用若干失禮的抗爭方法。目前的香港政府，是得勢者不克制權力，反而動用一切政府資源宣傳自己，壓迫在野黨，迫害異議者，又要求在野者克己復禮，肅靜迴避，由得政府濫用權力。這種所謂理性，合理嗎？異議者遵從這些理性，抗爭還有前景可言嗎？

當年台灣的民進黨為了突破國民黨的萬年國會，不惜在議會打鬧，用的自由原則，就是異議者的自由。香港一般人被政府迷惑過久，並不認識這個自由原則。我遊學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生會的行政樓位於一所紅磚老屋，命名羅莎．盧森堡之居（Rosa-Luxemburg-Haus），以紀念德國共產黨的始創人羅莎．盧森堡女士。壁上掛了她的名言：Freiheit ist immer Freiheit der Andersdenkenden （英文Freedom is always the freedom of dissenters），「自由總是異議者的自由」。這是德國乃至歐洲大陸的異議者格言。

自由不止是程序，也是內容與效果。異議者應比當權者享有更寬更廣的自由，而當權者也應有風度，默認此不平等的自由原則。當權者佔有行政機關和宣傳機器，掌握主流意識形態論述，是故，當權者只有宣傳和對話之權，並不配享有言論自由。

理性是要堅持得到結果

在當權者的授命之下叫囂的「憤青」，領取社團每人二百元使費津貼的示威者，食飽土共海鮮餐之後上街遊行的人，不是在行使言論自由。有些土共叫香港的青年示威者做紅衛兵，可謂荒謬之極。紅衛兵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的民間鷹犬，香港的青年示威者，是毫無組織保護和支援的平民百姓。

要名正言順地稱呼香港的抗爭者是紅衞兵，必須中共滅亡，代之以另一發號施令的臨時革命政府。這種願景，大概是很多罵香港青年是紅衞兵的土共朝思暮想的吧？

理性是邏輯辯論，陳述證據，但理性並不止於辯論，而是要達到理性的效果。正義的人不止要與違反公義的人辯論，企圖說服不義之人去惡從善，在當他們冥頑不靈的時候，也要採取必要的抗爭手法，停止奸黨作惡肆虐。

公義的仲裁者不存在的時候，例如在無憲政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在正義司法力量無法彰顯的黑暗角落、在無政府的亂世，理性是要由主體（subject）自我實現（self-realize）的，這就是一般人在史書或俠義傳奇讀到的行俠仗義，或者在現代社會見到的公民抗命甚至人民革命。理性不彰，正義摧折，人民有起義以創製憲法之權，重新建立理性與自由的社會。這是很多民主國家的憲法精神。

寬忍抗爭，更要監察抗爭

理性不止於遵守文明禮法的規則，也包括要遏止不義與爭取理性的效果。這是香港人必須建立的自由與理性的哲理。

在殖民統治的後期，香港人不須苦心思考這些哲理，因為中英雙方有冷戰權力的恐怖平衡，而港英也克制權力，港英也受到英國議會監察及其他西方國家的輿論制衡。

今日香港人必須放棄思想的惰性，思考自由與理性的哲理，並以之制定抗爭者的行事原則與道德。當在位者不尊重理性辯論的結果，甚至逃避理性辯論而發動統治機器愚弄人民，摧折正義的時候，抗爭者是毋須並且是不應依循理性程序的。

我們應該寬忍抗爭者用更為自由的方式抗爭，直至建立一個尊重理性辯論結果和自我克制權力的政府為止。

為了防止抗爭者濫用自由，正義市民更須積極參與，傳媒也要密切監察，彰顯輿論和人民的力量，令抗爭不至於脫離理性，也令不義的政府及早屈服，縮短失禮的時間。

林忌評論：由施君龍到肖友懷

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   2015年5月25日

中國社科院發表報告，指深圳城市競爭力超越香港云云。報告發表後數天，天降大雨水淹珠三角，深圳的水浸令中國社科院成為笑柄，而另一宗所謂十二歲童非法移民肖友懷的事件，令香港人再次撕裂，中港矛盾問題，又再次成為了全香港的焦點。

香港人最不明白的，政府一直說中國經濟愈來愈好，香港競爭力又低又不好，但中國大陸的人，卻繼續要移民香港，甚至說叫一些回去中國家庭團聚的人是「冷血」；很多人不斷附和政府的觀點，例如說香港「沒有中國早就完蛋了」，可是，身體的行動卻和其所說的背道而馳，不斷有人爭相湧來要移民香港，和很多移民美、加、澳、紐的沒有分別；這些人一邊破口大罵外地，說不如中國大陸，一邊爭相移民。移民之後，不是去融入當地社會，卻反過來配合中共政權的統戰，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當年在香港有很多社運人士同情、在香港犯了殺人罪坐了五年監的施君龍，如今成為了親共組織的幹事。

2000年，一些爭居港權的人士，在入境事務大樓威脅要即時發身份證，被拒絕後揮舞利刀，有人傾倒易燃液體點火。現場發生搶火爆炸，燒傷23名入境處職員，以及27名大陸人，燒死入境處職員梁錦光，以及一位居權人士林小星。事後香港的民主派，還為這位施君龍不斷奔走，請律師上訴，部份同情的社運人士如孔令瑜，甚至反過來批評香港特區政府控告施君龍謀殺「不公平」，說：「這不過是意外。」同情心之泛濫，甚至不相信香港的司法獨立與法治精神。

香港這些善人，濫用他們的同情心，甚至多次人格擔保這些人如何善良，最終都敵不過中共的銀彈，把他們收買成為共產黨殖民香港的黨衛軍。香港人的同情心一再被濫用，就有如一些街頭乞丐竟由集團操控，一些街頭騙案不斷利用香港人同情弱者的心理，於是「中港融合」，正如在大陸不要隨便幫人，否則，隨時遇著騙子或者無賴一樣，令港人變成驚弓之鳥。在中國大陸，人人都聽過一些「常識」──街頭有人倒地，不要好心多事走去協助，騙徒就是如此反過來誣告索償。

香港連單程證審批權也沒有，竟比不上可管理自己戶籍的大陸城市，一些濫用與作偽的例子，加上特區政府偏幫中國大陸一切的態度──是次肖友懷事件，更由中共的外圍組織工聯會一手策劃，於是，特區政府一反平日甚麼「要守法」的態度，竟以香港市民無法享受的「光速」，去處理違法入境者的事宜；違法者變成了港人痛恨的特權者，這一心理轉變，非常致命。

對比起5月初另一件事──6歲起在港成長，騙居權來港16年的準爸爸陳柏宗求免遣返的故事，為何這件事可得到較多人同情呢？為何沒有人示威抗議呢？除了融入社會之外，最大原因就是政府態度的分別──今日市民最反感的，就是親共組織出頭立即可以解決問題的特權，更何況故事疑點處處，究竟當事人是否有說清事件的一切真相，仍有待判斷。

長平觀察：抗日劇為什麼這麼「神」？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5月19日

一對男女摸胸摸襠，言辭粗鄙，最後男人從女人襠部掏出一個手榴彈……這不是重口味的情色電影，而是中國電視屏幕上熱播劇作《一起打鬼子》中的情節。這一段戲，將網民對"抗日神劇"的嘲笑推上一個新的高潮。

徒手撕鬼子、手榴彈炸飛機後、飛刀敵炮火、一箭射三寇……在被稱作"神劇"的中國抗日劇中，不僅充斥著這些武俠情節，而且還有很多調情、做愛、強姦及輪奸等"細膩"鏡頭。為了打壓網絡批評聲音，央視曾借一個中學生之口宣稱網絡"很黃很暴力"。經過嚴格審查的抗日劇，卻很形象地闡釋了這個標簽，或謂之"意淫強國，神功興邦"。這證明瞭中共"掃黃打非"的虛偽，只要符合意識形態需要，它從來不在乎色情和暴力。

有人把原因歸咎於影視劇的商業化，劇作製造商為了提高收視率，過度消費抗日題材。商業化固然是一個因素，但是並非起決定性作用。回想一下在計劃經濟時代出產的《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等抗日劇中，八路軍也從來都是神勇無敵，而"鬼子"總是愚蠢無能，讓人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

中共抗日史經不起認真對待

歷史如此沉重，也如此豐富，中國影視人為什麼就不能嚴肅認真地拍一些作品？中國國內輿論對"抗日神劇"給予了多方面的批評，但是批評者很難有機會指出，其根源在於中共只許戲說，不許認真。中共宣傳對待歷史從來就是戲說的態度，而抗日戰爭這段歷史更是經不起認真對待。

一位研究"慰安婦"歷史的知名學者曾經對筆者說，中國官方從來都不支持他和同事的研究，只有在偶爾談判需要的時候，突然讓他們準備材料或者製造輿論。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儘管被中共充分利用來宣揚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但是其史實研究遠不如日本學者，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毛澤東曾在多個場合對日本人表示"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因為"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毛澤東無法無天，口無遮攔，但是他並非胡說八道，而是道出了中共的真實心態。沒有日本侵略，中共被蔣介石政權作為匪徒剿滅，幾乎沒有懸念。

謊言教育破壞了學術和創作的風氣

另一方面，專制政權沒有選票的正當性，因此需要"境外敵對勢力"來恐嚇民眾。日本侵華史是一道現成的菜，隨時可以端上來餵食在"國恨家仇"教育中嗷嗷待哺的人民。對於數十年如一日地嚴格控制一切媒體的中共來說，根據需要操縱民族主義情緒易如反掌。

儘管如此，很多中國人仍然在期望"在允許的範圍內嚴肅對待歷史"，比如回避中共在抗日中的真實作為，但"打鬼子"不要那麼娛樂化和色情化。聽起來，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首先，謊言堆砌的歷史教育破壞了學術和創作的風氣；其次，"戲說"其實就是嚴格把關的宣傳部門需要的東西。中共並不想培養嚴肅的歷史觀，他們巴不得全世界都沒有認真的歷史，全部都是成王敗寇的謊言。當然，一片有毒的土壤上，也許能長出純淨的植物來。但是，它們通常不會被允許公開出現觀眾面前。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長平觀察：留學生不戰而統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5月22日

美國知名漢學家林培瑞說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他常常對剛到美國的中國留學生說，不要把美國想得太好；九十年代以來，他常常對這類留學生說，不要把美國想得太壞。留學生大多已經成人，帶有自己的思想和視角。這些思想和視角從何而來呢？來自他們此前接受的教育和信息。

習近平在剛剛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留學人員是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這被認為是一個新的提法。事實上，對留學生的統戰工作，早在他們進入幼兒園之前就開始了。或者說，出國前十多年的教育，決定了留學生統戰工作的難易。

從"偽君子"到"真小人"的轉變

1989年"六四"運動之後的中國教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前我稱之為"去正義化教育"。現在我想借用更庸俗的說法，稱之為從"偽君子"到"真小人"的轉變。所謂"偽君子"，是指中共謊稱自己代表正義、民主、自由與富強，偉大、光榮而正確。稍微透進一點光亮，這套謊言就很容易破產。"六四"之後，當局改變了策略，承認自己是"初級階段"，不夠正義，不夠民主與自由，但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各家都問題成堆，誰也別想妄稱正義和良知。

去正義化的"真小人"教育相當成功，不僅培養了不問是非、成王敗寇的一代人，而且影響到已經出國留學或工作的華人。他們看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而且作為少數族裔尋求華人身份認同，很容易贊同"誰也不是好東西"， "各家有本難念的經"，從而模糊基本的政治倫理原則。而且，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對於自己被洗腦的說法非常反感。他們為自己的"獨立思考能力"的辯解，往往成為中共專制思想的得力宣傳。

人權狀況糟糕但對政府滿意？

留學生們在成年後接受的西方教育並非沒有作用。2014年，中國有近46萬人出國留學，總數同比增長超過11%，其中近60%的留學生赴美讀書。《紐約時報》刊發的一個2013年進行的調查顯示，接受調查的中國留學生中，僅有5.7%的受訪留學生認為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有51%的受訪者認為中國並不民主。有49%的留學生認為中國的人權狀況糟糕或十分糟糕，57%認為中國政治改革進程緩慢。聽起來，這與西方主流觀念十分接近。事實上，這與"真小人"教育並不矛盾。中共高級官員中，認為中國不民主、人權狀況糟糕的人比例一定更高，否則他們不會千方百計把財富和家人都搬到國外去。

關鍵是看他們是否贊成民主。調查顯示，在被問及西方民主制度是否適用于中國時，僅有33.4%的留學生表示贊同；有72.3%的留學生認為"君君臣臣"的儒家政治觀念仍具有現實意義；有49%的留學生認為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後，經濟可能會出現動盪，有49.6%認為社會會出現不穩定因素；有54.4%的留學生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落實情況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顯然，這中間有很多人，既認為中國人權狀況糟糕，但同時又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落實表示滿意。

嚴防"西方敵對勢力"

中共並沒有因為教育的成功而對留學生的統戰工作有所鬆懈。恰恰相反，相比於西方國家借柏林牆倒塌洋洋得意地宣告冷戰結束，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共產專制中國，可從來沒有放棄對"西方敵對勢力"的防守與攻擊，而且隨著經濟發展不斷加強。通過使領館、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等機構，針對留學生的"大外宣"工作愈演愈烈。2008年爆發的"反西方媒體"（指責他們歪曲報道"3.14"西藏事件）及支持北京奧運會的"愛國激情"，讓很多外國人嚇了一跳，卻早在中共"統戰"部署之內。

知道了這些背景，就可能對習近平對留學生的統戰要求有更多的理解："要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方針，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工作或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同時，也更能明白習近平宣稱這是"統戰工作新的著力點"的含義。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