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7日 星期日

生活達人:「飛」常談判韌力

星期日生活   201567

 工會達人黎玉嬋(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61日談判成功,迫使管理層接受三項員工訴求。

試問在香港這個打工城市,為生活奔馳的打工仔,日捱夜捱,有誰不羨慕?
工會主席黎玉嬋(Dora)領軍6年,一步步走來,結結實實贏了今次硬仗。
語調溫婉的她,謙虛說,榮耀應該歸於每一個團結合作的會員同事。

空中服務員,又稱空姐、空少(竟有人稱呼男空姐),穿上制服、full make-up、高跟鞋、行李篋,飛來飛去,寓工作於旅行,環遊世界,見多識廣,似乎是人人稱羨的夢幻筍工?

Dora30年的飛行服務經驗,她卻感慨,想當年,日常開支只要節省一點,可以有幾層樓在手,空姐也算是打工皇帝。

哪會像今時今日,月儲3000元,根本不可能買樓。

生於這個世代,或許真的要學Dora,遇上被剝削事不能再吞聲忍氣當鵪鶉,是時候站出來,爭取回應有的待遇。

想當年做空姐 買到幾層樓

已有近30年飛行服務經驗的Dora,讓數字說話:「我們1995年入職的同事,當時的起薪點是9413元,但20年後的今天,起薪點只有8350元,真的是時光倒流!是否只有我們時光倒流呢?又不是喎。你們記者20年前大學畢業出來,人工是萬一二,現在又是萬一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1986年入職,坦言因為空姐薪酬豐厚,可以儲錢買樓。聽她說說今昔對比:「以前就真是一個空姐。」想當年飛巴黎、倫敦等,逗留(layover)時間很長,連來回有79日。扣除頭尾工作時間、在酒店的standby兩天,很多時可逗留46日,可以到處玩,她更帶着丈夫一起去法國,飲飲食食,時間多到她大呼好悶。「現在是電視作出來就有囉。」空姐在外地逗留時間愈來愈短,別說旅行,連休息時間都不夠,她以飛波士頓為例,飛行時間約16小時,加上前後準備工夫便需20多小時,來回就是40幾小時。這中間只給他們24小時休息,但因時差不一定能入睡,未差叉電,又要踩20多小時回來。

外站津貼 每月盡做不到五千

還有,「那時的外站津貼很豐厚,因為停留時間很長。當時去9日倫敦,可拿到近5000港元津貼,相等於當時做工廠一個月的收入。但現在,即使同事做盡一個月的時薪,也不會有5000元。」其實津貼也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那時做空姐的確能儲錢,以前我們如果肯煲公仔麵、食餅乾過日子,已經買到幾層樓啦!但今時今日的同事,在酒店房煲公仔麵,是因為要交香港的房租。現在空姐的底薪那麼低,如果不儲起津貼,怎可能有公司所講的月入萬七八元?」原來今天空姐的行李篋裏,還要帶備煮公仔麵的煲。

最大工會 被壓榨要出聲

上月底掀起的國泰工潮,當然與現今的員工待遇息息相關,可是,總有輿論批評他們貪得無厭。她說得很肉緊:「我哋唔係要攞多一蚊,只不過係唔可以畀你在僅有的東西上再切,唔得!唔得!」「大財團壟斷,令所有打工仔被壓榨,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讓公眾知道。因為中國人太聽話了,聽話到一個地步,老闆給你多少人工就收多少,做唔到頂唔住咪轉工囉。」作為最大的工會,他們肩負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低估自己的價值,也不要讓人有機會低估你自己的價值。如僱主說你不值這個價錢,你也甘之如飴的認『係,我唔值』。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玩的。」

三項剝削

這次工潮,源自他們有會員提出,公司在今年2月檢討外站津貼時,在墨爾本將原來的60澳元大減至35澳元,變相削減收入。「在工會角度而言,除了是錢的問題外,我們更不能讓公司任意違反協議。」在他們極力爭取之下,津貼調整到55澳元,而且所有外站津貼,都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來計算。

法律保障條文被抽起

另一點是,在工會4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前一天,有會員發現,有關員工法律保障的條文被抽起——條文寫明,所有員工包括空中服務員及地勤,如遇上客人滋擾,或影響飛機安全事情發生,面對法律訴訟時,公司會負責。Dora說這20年來,「乘客種類多了,城市人的情緒控制亦差了,公司沒可能保證事情不會發生。」她憶起在2012年,有同事在飛行途中蹲下收拾手推車,有伯伯用拐杖從後打他的後腦,拐杖當場斷裂,當時澳洲警方指,伯伯有精神病紀錄,很難追索,故同事也沒有追究。但假如沒有法律保障,如同事有需要時,便得不到支援。而這次經過勞資商討後,公司才答應把原文放回去。

同工不同酬

還有,國泰在1996年向新入職員工實行時薪制,而在2012年入職的一批空服員,3年後由合約轉為長工,卻發現,在42日前轉約的員工,時薪加幅高達22%,而在416日後轉約的員工,竟只加幅10%,變成同工不同酬。工會和公司談判後,得知公司想將時薪制轉約後的薪金加幅全部拉低,以後只加10%。最後,工會爭取得今年轉約的同事時薪加幅22%,而往後3年續約的同事,則可加16%時薪(跟歷來加幅相同)。

談判成功 有賴緊扣部署

這次勝仗,跟Dora過往六年的經驗不無關係,部署來得有條不紊。工會在4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首次向公司施壓,有300多名會員出席,也給傳媒和大眾更多時間去消化事件。在519日開完緊急會員大會後,他們在機場,連同500多名員工進行兩天馬拉松靜坐,以及圍城。之後更和約200名員工到中環派發傳單,又在尖沙嘴設街站,跟市民面對面解釋這次工業行動。「我們很難一早就計劃好部署,要因應公司反應而作改變,這次的成功,是一環扣緊一環。」他們不即時罷工,而是提早宣布罷工,讓乘客可以調整計劃,將影響減至最低,亦是給公司最後通牒。Dora說:「這幾年我學到了很多,但直至今天問我,我仍然會說,工會有這樣的成績,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我有什麼魔法。是要靠自己的團隊,每一個都有同樣的心態,為公平和公義,團結起來。」工會透過臉書及whatsapp動員,也有賴會員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有更多時間研究策略。

當選主席初期 曾被不信任

原來Dora最初並沒打算競選工會,認識她的朋友都知道她鵪鶉,她卻無心插柳,捲入競選風波。20088月,兩隊人馬競選,會員投票選了她所屬那一隊。團隊內部再投票,在10人之中,選出她當主席。「那是最難過的兩年。」她說。原來理事其實想選回前一任主席,但因怕會員挑戰,便將她推上主席之位。「當你在那個位置,但又無認受性,真的很慘,兩面不是人,在外在內也不能做事。」那麼她如何化解?

面對魔鬼試探 思維開放取勝

直至2010年,她突然收到公司電話,說推出新措施,飛少於70小時者不准調更。她覺得勢色不對,但當晚正要坐夜機到荷蘭,於是致電時薪制同事:「公司頭先打電話給我,我嗅到裏面有陣『除』,有啲唔妥,我不知道你們時薪制的運作係點,你先幫我想想。一定有大危機在裏面。」原來這個措施,對月薪制而言當然高興,可以無限調更,但時薪制則難以調動,問題嚴重,「是一個魔鬼的試探」。如時薪制每人手上有80小時,A有紐約航班約22小時,B有台北航班,但AB卻不能互換,因為一調更,A就不足70小時,變相限死了,誰人想做多點或做少點,都不可以。「如果那一次,公司做了改變,工會已經死了。原來做工會,思維開放很重要,若固步自封,以為自己那一套想法就是最好的,可能就是最不好的。這一次也令工會打響了第一炮,挽回了一些時薪制同事的支持。」
維護同事僅有的

當時10個理事中,只有一個時薪制員工,而月薪制的理事,怪她只幫時薪不幫月薪。那惹得本來脾氣溫和的Dora,忍不住拍枱大罵:「時薪制在待遇、福利、醫療、退休等範疇,全都比我們差。若我們不是去維護他們僅有的,其實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若公司不景氣,他們最想剁走哪些人?就是我們這班老弱殘。」她自此逐漸得人心。現在工會有7名時薪制理事、3名月薪制,6000多個會員,也有七成是時薪制。她沒有偏幫哪一制,如爭取回外站津貼和法律保障,其實月薪制也有所得。

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

Dora本來是個不問世事的人,當上工會主席六年,「也同時激發了我潛在不肯認輸的心態。因為既然你唔肯幫我,我就一定要努力學如何幫自己。」她汲取經驗,和工會一起成長,還說如會員有質疑,不要只聽傳言,可向他們查問,甚至上工會總部查數簿。她希望各界工會能聯合起來,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迫使資方埋枱傾,才有機會避免剝削。

機艙日夜 所見所聞

機艙內,很多奇難雜症,Dora記得一次長途機,有婆婆痔瘡脫肛,她先生處理不來,情急下問空服員:「你們可否幫幫手?」但Dora愛莫能助,只能在轉機時交代下班空服員拿水泡給婆婆坐。最奇怪的是,有內地人喜歡帶小孩和膠樽,明明洗手間就在後面,卻讓小孩用膠樽撒尿,還放在座位裏。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幾個內地人在座位吃瓜子,扔得滿地瓜子殼,那人忙賠罪:「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經幫你說了他們,吃瓜子別吃得到處都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ora笑說他們誠實得可愛。但最令她傷心的是,身為香港人,香港乘客的嘴臉卻可以很刻薄,有次飛北海道,航班因積雪滯留,機門打開,有男乘客要求取回大褸。於是她也好心問旁邊的年輕女士,想不到女士冷冷一句:「仲使問?」不過,也有時候讓Dora很有滿足感,曾有外籍女士有飛行恐懼症,航班開在馬航MH370客機失蹤之後,起飛時女人抖得像「鬼上身」。幸好Dora運用培訓所學,慢慢安撫她的情緒。

Dora寄望:「真的希望工會可以薪火相傳。」未來一屆主席,她有意退下火線,扶植新人。作為工會主席、艙務經理,Dora言語間卻透出孩子氣,她笑臉盈盈,完全沒有阿姐架子,身邊總是簇擁着一班年輕人。原來有一種戰鬥力,叫做「以柔制剛」。

文 李寶瑜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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