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勁輝 - 劉以鬯在島嶼寫作——從劉以鬯榮獲藝發局終身成就獎談起

明藝‧特輯   2015年6月20日

一九五二年劉以鬯孤身到了新馬編華文報紙。 〔作者提供〕

【明報專訊】劉以鬯現年九十六歲，經歷接近一個世紀的文學生涯。多年來，他在高度資本主義的商業環境下開天闢地，打開香港現代文學之門，堅持追求高素質的藝術實驗，創作與眾不同的文學作品。因為執導《劉以鬯：一九一八》紀錄片，製作艱巨，已近六年了，我遂有機緣常常向劉老師請教文學。適逢四月二十四日，香港藝術發展局頒贈「終身成就獎」殊榮予劉以鬯老師，我們可以用今日眼光回顧一番，重思劉以鬯與香港文學的價值，這條路如何走出來？並借此展望香港文學的未來走向。

劉以鬯，毫無疑問，是香港作家，更可以說是香港現代主義的一代宗師。但是他並非生於香港。他是一九一八年生於上海，整個文學的風格，可以說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摩登氛圍下孕育出來，那個時代有《現代》雜誌，有新感覺派的靈魂人物劉吶鷗、穆時英、施蟄存等。劉以鬯有良好的英語訓練，父親是黃埔軍官學校的翻譯。他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那是一所由西方教會所辦的學府，授課全用英語，自小接觸大量西方現代文學。劉以鬯的作品，一直充滿了摩登城市風與現代主義色彩，思想開放，風格前衛，大有別於鄉土文學，而是追求中西融合的現代主義精神。

邊緣孤島香港文學

比較鮮有人談及的趣事是，劉以鬯與張愛玲同樣在上海文壇出現，兩者年齡相差不過兩年左右。早在中學時期，劉以鬯已開始在上海發表小說創作。如果說，張愛玲是成名趁早，劉以鬯就是大器晚成了。直至一九六二年，劉以鬯寫作《酒徒》，才受到學界肯定其文學成就，《酒徒》被譽為首部華文意識流長篇小說，當時劉以鬯已經年過四十了。實驗性極強的小說《對倒》，是一九七二年的作品，後來啓發了二○○○年導演王家衛拍成蜚聲國際的電影《花樣年華》，成為文學與電影的一時佳話。因此，劉以鬯的創作高峰期是由婚後定居香港才開始，就是一九六○年代以後所寫的小說。地緣政治角度觀之，劉以鬯的文學亦因此跟香港這個小島連繫了千絲萬縷的關係。

現代華文文學發展過程中，香港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地位。現代主義同源於北京、上海，一九四○年代末內地緊張的政治氛圍下，分流到香港與台灣。借助學者黃萬華的用語，香港現代主義就是「同源分流」的時代背景下所誕生（見《史述和史論：戰時中國文學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二○○五，頁三六三—三七二）。從某一角度看，上海與香港雙城的現代主義文學與文化傳承一脈，劉以鬯扮演了幾乎最重要的角色；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身處的獨特時空，大有別於上海，劉以鬯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文化環境。香港的獨特性，有趣地成為了劉以鬯發展文學的動力，同時亦是阻力。

英國政府只強調經濟發展，輕視中文與藝術。中文商業文學隨着影視文化蓬勃，報刊連載小說流行，往往印成單行本賣到新馬（即今新加坡、馬來西亞，當時並未分裂）等地。純文藝變得很難尋找市場，甚至成為多方角力下的邊緣角色。大陸封閉不會關心香港文學，台灣與香港民間雖然間或有一些文化交流，始終香港文學難以成為台灣主流關心的文化。即使在香港自身，英國歷來有豐富的殖民地管治經驗和手腕，重商業輕文化的政策有利去本地化，實際上是一種軟性的愚民政策，讓香港人不關心本地文化，更容易達至長治久安。連香港本地市民亦輕視香港文學，是邊緣化上的再邊緣化，亦是香港文學一直難以生存，陷入孤島狀態的政治與文化現實。

劉以鬯如何在孤島上寫作，推動現代主義呢？

島的智慧尋找光明

島，近於水，靈性，靈活，海納百川，川流不息，遊刃自如，自由靈巧。

香港之所以獨特，正具備島的特性。在地理上，香港遠離以北京上海為核心的文化圈，是邊陲的小島。小島具有別於大片陸地的封閉文化，更傾向海洋式的包容文化；香港屬英治時期的殖民地，變成中西角力的重要場所。尤其一九六○至七○年代，中國愈趨走向封閉，香港成為美國以及各方勢力情報收集的重要場所。

文化上，左右勢力同時伸入香港，形成左右對壘的文化交戰局面。一方面有趙滋蕃《半下流社會》、林適存《紅朝魔影》等帶有濃烈政治色彩的「難民文學」（南郭：《香港的難民文學》，《文訊》第二十期，頁三十二—三十七）；另一方面，虹霓出版社出版的《小說報》則強調小說必須有反共意識。當時亦有由美新處辦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元資金支持的所謂「綠背文化」，目的是政治多於文藝。劉以鬯編《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序言中指出，實際上，香港有趣之處在於有不少作家是「腳踩兩家船」，有些文藝工作者吃兩家茶禮，或向政治靠攏，或向商業靠攏，卻沒有忘記追求藝術性。種種表面看似壁壘分明的對立面，在香港這種混雜文化與包容文化下，文藝工作者往往左右逢迎，化矛盾於無形，通通都是島的靈活與智慧。

劉以鬯命運最大的改變是從上海到了香港，由本來處於中心走向邊緣。他亦慢慢適應這種邊緣性的位置，並且領悟到，在商業為主的城市生活，推動現代主義，是逆水行舟。他作為編輯獨具慧眼，向來「認稿不認人」、「不問左中右」，開放的態度讓他發掘到當時年輕的也斯、西西，更竭力為他們開闢專欄。但是這種純文藝並不討好一般大眾，老闆更不高興見到。劉以鬯幾乎每期不斷畫版，老闆不注意時，將年輕作家的純文藝放在當眼位置。老闆不高興時，則偷偷放在掌相占卜旁邊，瞞混過關。依靠這種島的靈活手法，以弱勝強，為香港現代文學埋下種子。多年來，劉以鬯一邊寫作現代文學，一邊在多間報館主編副刊，大量推介現代主義文學與理論，包括《香港時報》「淺水灣」、《香港快報》「快活谷」、《快報》的「快活林」與「快趣」、《星島晚報》「大會堂」等。六十五歲時，劉以鬯創辦《香港文學》（一九八五—）雜誌，提攜了六十後與七十後作家，包括潘國靈、梁科慶、黃勁輝等，可說一手促成了香港幾代本土作家的成長。

同時，劉以鬯深諳藝術家需要一套生存策略。他把自己的作品分為商業文學與嚴肅文學，前者主要是言情的娛樂性作品，賴以謀生，是娛人作品；後者是追求高度藝術性的作品，是娛己作品。不過後來也斯發現並非如此，他在《劉以鬯的創作娛己也娛人》（《信報》第二十四版，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文指出，劉以鬯的藝術作品往往先在報紙刊登，經過嚴格刪改後刊印出版，成為藝術作品。因此他的作品雅俗共賞，保留了香港連載小說的色彩。島的包容性與混雜性，不經不覺成為了劉以鬯尋找光明之道。

二次凝視：劉以鬯眼中的香港

劉以鬯來香港，嚴格來說是兩個不同的年代，第一次是一九四八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七年。他對香港的凝視，前後不一。第一次來港，他本來希望以香港為基地，發展一個連接海外華文的文學出版社，延續他在上海所辦的懷正文化社。但是當時香港的商業化情況，令他感到無所適從。從《天堂與地獄》的故事所見，當時劉以鬯眼中的香港是偏向負面的。蒼蠅從臭氣熏天的垃圾桶飛出來，表面華麗潔淨的餐廳，實際上是香港的縮影。蒼蠅看着金錢在不同人物手中流轉，發現人類在金錢面前倫常混亂、道德敗壞，感到他們的內心比垃圾更骯髒。虛構故事其實與他本人的經歷有關，劉以鬯當時編《香港時報》副刊，堅持只刊登現代文學作品，即使是社長好朋友的舊體詩，他也絕不買帳。社長最後怪罪他，劉以鬯一氣離開香港，一九五二年孤身到了新馬編華文報紙。

一九五七年回來香港，主要是因為他要與羅佩雲（今劉太）結婚，羅佩雲認為在新馬華文水平太低，無法發展文學，鼓勵他重返香港。他再次回來香港，第二次凝視香港，好像一次重新的發現。學者陳智德有類近的分析，他認為劉以鬯發現內地政治局勢愈來愈緊張，重返上海無望，只好重新認識香港（見梁秉鈞、黃勁輝、黃淑嫻等編：《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二○一○，頁一三三—一四二）。

我們讀劉以鬯的作品會發現，愈後期的作品，劉以鬯的香港情感愈濃烈。中篇小說《過去的日子》（一九六三）以半自傳形式紀錄了一位作家從上海、新馬到香港輾轉奔波的前半生個人經歷，思考大時代變遷與文學家個人掙扎的關係，末處刻劃了劉以鬯面對定居香港的抉擇，躊躇滿志，患得患失。微型小說《動亂》（一九六八）以死物角度記述香港一九六○年代暴動，作家以新穎手法，回應時事變化，發人深省。中篇小說《鏡子裏的鏡子》（一九六九）運用多重意象互相重疊的手法，描寫一位在中環工作的小企業老闆的內心世界。劉以鬯敏銳的目光，關心這些香港商業社會繁榮背後，人際關係的疏離與個人的孤獨。長篇小說《島與半島》（一九七三—七五）受到美國作家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美國》三部曲的啓發，運用即興回應報紙時事的新聞體方式寫作。這本作品混合使用寫實與虛構手法處理新聞材料，勾勒香港的歷史面貌，是一部較少人注意的野心之作。用今日眼光重看劉以鬯小說，可以看到不少香港舊有的社會情懷，這些都是劉以鬯留給讀者的豐富而寶貴的香港資產。

今日酒徒笑昨日文學不變五十年

劉以鬯是真正以寫作謀生的作家，一如他在《酒徒》中所塑造男主人公，在資本主義的香港商業社會裏，難以實踐個人的文藝夢。為了生存，不得不賣文維生，寫商業小說，借酒消愁。不同之處是劉以鬯不寫武俠故事，亦不寫黃色小說。他一天要寫十多個連載小說。最高峰時，一天要寫一萬三千多字，他生產的文字多得無法計算。當日劉以鬯借酒徒的目光，一針見血地批評當時整個文壇的種種怪現象，痛心於文學變成商品。諷刺的是，回看今日，香港跟當年變化不大，有些地方更是每況愈下。報紙沒有連載小說，專欄愈縮愈小，甚至七人擠用一個專欄（每周每人一篇），更有些專欄一個月換一個作者。

今日香港的孤島特殊性依然存在，其中一位掌握全球最多資訊的人——前美國中情局技術人員斯諾登，他決定逃離美國，尋找一片處於美國與非美國勢力夾縫、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原來竟是香港！東西方之間的邊緣角色，至今不變。今日的香港，成為了台灣觀察回歸後情況的對象。今日的香港，是中國如何發展民主的試煉場。回歸多年，香港文學依然邊緣，今日的稿費跟回歸前幾乎沒有調整過。電影業有合拍片，金融業有滬港通。香港文學呢？文學依然處於香港本地的邊緣位置，相對於殖民地時代政府，政策上幾乎沒有分寸進步。即以個人經歷為例，劉以鬯紀錄片製作的過程異常艱辛，沒有得到本地很多的支持。最主要的資金是來自台灣。有賴得自台資「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支持，這個紀錄片終得走下去，可望於今年底與觀眾見面。

劉以鬯的格言是「新的小說不一定好；但是好的小說一定要新。」他追求靈活變通的新穎手法，在邊緣中有水一樣的愛好和平力量，不急進，卻又有生生不息的動力，向着目標緩慢前進。無論時代如何變化，追求理想的心，從未動搖。這種精神是真正代表香港本地，是一種小島的生存哲學，啓發了過去幾代人，甚至現在的新一代。

劉以鬯的文學大宗師地位，早受各方肯定。他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銅紫荊星章，嶺南大學「文學榮譽博士」名銜，首位「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等個人殊榮。二○○九年學界舉辦「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學術會議，邀請本港及海外多位學者研究劉以鬯文學作品。至今，劉以鬯作品譯成多種語言，包括英語、法語、日語、韓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荷蘭語、法蘭德斯語等。

今年劉以鬯得藝展局頒授「終身成就獎」，正是一個良好的時機，讓我們好好回顧過去，同時展望香港文學的未來與前途。

★劉以鬯作品年表★
1948《失去的愛情》（中篇小說），上海：桐葉書局
1951《天堂與地獄》（短篇小說集），香港：海濱書屋
1952《第二春》（長篇小說），香港：桐葉書屋
《龍女》（長篇小說），新加坡：桐葉書屋
《雪晴》（長篇小說），新加坡：桐葉書屋
1957《星加坡故事》（長篇小說），香港：鼎足出版社
1958《夢街》（長篇小說），香港：海濱圖書公司
1959《私戀》（長篇小說），香港：南天書業公司
《天堂一角》（長篇小說），香港：南天書業公司
《演戲的人》（長篇小說），香港：明德圖書公司
1961《蕉風椰雨》（短篇小說集），香港：鼎足出版社；南天書業公司
1963《酒徒》（長篇小說），香港：海濱圖書公司
1964《圍牆》（長篇小說），香港：海濱圖書公司
1977《寺內》（中短篇小說集），台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79《陶瓷》（長篇小說），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
1980《劉以鬯選集》（小說、散文、評論合集），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
1984《一九九七》（中短篇小說），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1985《春雨》（中短篇小說集），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
1991《劉以鬯卷》（詩、小說、散文、評論合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3《島與半島》（長篇小說），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對倒》（長短篇小說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1994《黑色裏的白色白色裏的黑色》（中短篇小說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劉以鬯實驗小說》（長短篇小說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劉以鬯中篇小說選》（中篇小說集），香港：作家出版社
《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長篇小說），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98《龍鬚糖與熱蔗》（小說、隨筆合集），廣州：新世紀出版社
2001《不是詩的詩》（小說、散文、劇本、評論合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劉以鬯小說自選集》（中短篇小說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過去的日子》（中短篇小說集），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3《多雲有雨》（短篇小說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他的夢和他的夢》（雜文集），香港：明報出版社；明報月刊
2005《模型．郵票．陶瓷》（短篇小說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異地．異景．異情》（短篇小說集），香港：香港文匯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9《劉以鬯小說選》（長中短篇小說集），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新加坡青年書局
2010《甘榜》（短篇小說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熱帶風雨》（短篇小說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11《吧女》（長篇小說集），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為香港作家、電影編劇導演。）

李怡 - 袋一世變笑一世的深層意義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20日

梁政權勸香港人「袋住先」；5.31深圳李飛說，中共要香港人「袋一世」；想不到中共港共用了20個月，投入無數人力物力，花了億計冤枉錢，到決戰的立法會投票日，居然製造出一個讓人「笑一世」的驚天結果。納入香港立法會的投票記錄是8票贊成，28票反對。這結果被世界媒體廣為報道，建制派開記者會、發聲明，特首幫他們講話，都無法改變這個正式記錄。

梁特前天說：「投反對票的議員，剎停了香港的民主進程。」這話與立法會記錄不符。投票結果顯示，即使反對的28票都投了贊成票，方案還是得不到三分二支持而被否決。因此，否決的責任應該落在口口聲聲說支持的建制派身上。不是很滑稽嗎？

當慣奴才不須用腦

這個笑一世的事件反映兩個深層次問題。一個是多數建制派沒有個人意志，一味聽阿爺的話，中共說過「一票也不能少」，他們就爭着對這句話表忠。因此儘管一票對結果無關宏旨，仍然要等這個人抱病趕來，以體現中共意旨。事情發生後，有建制派議員第一時間約見中聯辦解釋事端，還有一個憂心忡忡說，怕中央「會嬲」。聲聲遺憾，流淚，就更多了。不就是沒有投票而已，尤其是即使投票預計也不會改變結果。慌甚麼？怕甚麼？奴才闖禍就要在主子面前發抖？

另一個深層問題，是沒法想像當了多年議員的建制派會如此不懂議事規則，可以這麼蠢。要拖十幾分鐘等發叔，一個建制派議員發言就可以了；要暫停會議，也不能在主席宣佈開始投票並計時之後提出，這應該是常識；在會議室的議員是否不足半數，小學算術就夠了，怎會算錯？有網文說，民主派議員多年捱打，苦研生存之道，知道如何利用議事規則拉布、點人數，甚至司法覆核、街頭抗爭，議會中雖屬少數，發言卻往往擊中要害；反之，建制派越來越傾向做奴才，只聽主子號令，發言除了表明立場完全不着邊際，按中共指示投票就萬事大吉，以領旨、領賞、吃喝從政，完全不用大腦，突然間要學民主派玩流會，卻沒有搞清楚規則就拉隊離場，終於鑄成大錯。

用這個笑一世事件來看整個政改議題，關鍵不僅是真普選、假普選，或是否應該袋住先的問題，而是香港的選舉制度是按照《基本法》規定還是按照中共一黨決定的問題。中共國的體制，眾所周知，是黨領導一切，而黨的領導原則是下級服從上級，任何人事任命、人大的法案，都是中共中央常委作決定，然後交給人大蓋橡皮圖章，或下級執行。中共稱之為「一支竹竿插到底」。中共的所謂民主，也講明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實際上不是民主而是執政黨當「民王」。《基本法》定下的改變特首選舉辦法的法定規則，是由香港本地啟動，立法會三分二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再上報人大常委批准。人大常委作為上一級立法機關，是審視下一級的香港立法會的決定，再定批准與否。8.31決定卻把人大這個上級定下的框架，交給下一級的香港立法會表決。如果議會只是中共黨的橡皮圖章，那當然就照通過如儀。問題是香港立法會至少有半數以上的議員由普選產生，其中大部份在選民授權下不可能當人大常委的橡皮圖章。當中共人大把一個選舉框架交給港府，並據此炮製出政改方案，卻要低一級的香港立法會去批准高一級的人大決定，這本身就是對《基本法》所定體制的顛覆，其實也不符合中共的下級服從上級的體制。如果香港立法會通過了，那就意味着香港立法會以後都要唯中共之命是從，不再是獨立運作，沒有立法機關應有的尊嚴。因此，通不通過政改，顯示香港立法會會否淪為人大那樣的奴才組織的問題。如果過了，相信2020年的立法會普選，也一定會沿用這種特首選舉方式，即變為「一黨提名」的立法會普選。

不要被「合作」麻痹

還剩幾十秒，作為民建聯的黨團召集人，葉國謙站起來離場，他認為其他建制派也一定會跟隨。他大概習慣了中共領導的一貫作風。誰料自由黨不跟從，包括陳婉嫻在內的另4人也不跟從（其中1人沒有投票），於是鬧出這個笑一世的事件。立法會的「黨領導」沒有實現。

否決假普選，並沒有帶來民主的進步，但深層意義不可低估，它顯示中共在香港推行「人民民主專政」碰壁，建制派要體現中共黨的「一票也不能少」的「集體意志」，卻礙於能力與權威失敗了，而且衍成笑話。基於中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戰術，上任以來一直階級鬥爭上身的梁振英，昨天忽然講合作了。

但民主派沒有贏，而是應該更加警惕，不要被「合作」麻痹了。（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梁家傑：To be, or not to be──在立法會就政改方案的發言稿

2015年6月17日

政改，來到即將表決嘅時刻。否決一個「指鹿為馬，得不償失」嘅爛方案，不足惜。最重要係，立足原則，守住「一國兩制」初衷。

莎士比亞名劇《王子復仇記》，有句膾炙人口嘅話，「To be, or not to be」，何文匯博士譯做「忍辱偷生，還是一死了之？」

今次政改，同樣面對一個「To be, or not to be」局面。

中央俾出嚟嘅人大8.31決定，不可撼動，同香港人無商無量。擺到明，唔俾香港人真選擇，擺到明，呢個制度如果香港人「袋住先」，就會「袋一世」。明知係咁，我哋應該「忍辱認命，還是否決了之？」To be, or not to be？

我的決定十分清楚，不會動搖，投反對票。呢一票，對得住歷史，對得住香港民主運動的先驅同後來者。

上星期，一千多個公務員無懼秋後算帳，喺聯署公開信咁講：「我們不認為否決政改方案就可以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我們只是認為，通過了目前的政改方案，更會令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此。」

呢段說話十分觸動我，我呢啲生於斯長於斯嘅人，眼見光輝嘅香港近年不斷沉淪，點會唔感觸呢？

如果我們今次通過政改方案，即連拒絕指鹿為馬的尊嚴都喪失，以後就不能再有自己的思想，香港人就從此沉淪。中央逼香港人接受的，不只是一個選舉方案，而是盲目順從的態度，放棄自己的認知與是非心。

九七回歸後，官商勾結變本加厲，民怨沸騰，現行政制係問題根源、係幫兇。中央極左思維主導，誤判形勢，摧毀與港人互信，不斷消耗這一代同下一代香港人對《基本法》、「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嘅信心，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專橫態度，等於說，唔等五十年咁耐啦，中央要名義上「一國兩制」，實際上「一國一制」。

中央背信棄義，以人大8.31決定回應香港人嘅普選期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半途而廢。一紙白皮書，一道8.31大閘，令香港人極度失望與消沉；引發嘅一場雨傘運動，見證新世代對實現普選再無耐性和信心。

普選特首同立法會，唔係香港人一廂情願嘅非份之想，而是《基本法》白紙黑字，答應香港人回歸後將會享有的選舉權利。

《基本法》廿幾年前寫得唔算差，多項條文以中央「自我約束」精神為本，香港內部事務不受干預，香港制度與價值得以保留。講真，當年唔係咁寫，會有咁多人選擇留低唔移民？九七回歸會有咁順利咩？可惜，中共政府過橋抽板。

中央逃避兌現普選承諾，有迹可尋。保皇派所謂「如果無佔中、無公民提名主張，中央就唔會企到咁硬」，全部係藉口。乖到澳門咁，又有普選咩？

中國外交部曾經披露回歸前中英談判的信件，引述談判期間，「英方問中方能否保證2007年後香港有普選？」，中方答：「中央不用保證，因為這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會由特區作主。」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1990年3月在人大發言，亦證明《基本法》只係規限九七回歸後頭十年的選舉辦法。

換言之，本應最快2007、08年可以普選特首同立法會，但中央一路拖延、搬龍門、加強干預，2004年人大釋法，政改三部曲變五部曲，2007年又一次人大決定，終於話，2017可以普選特首，2022可以普選立法會。香港人又懷疑又期待，但好快見真章，又係一次騙局。

去年6月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宣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是一個伏線，要香港人準備對政改認命。兩個月後揭底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8.31決定，一錘定音，只准香港實行「中國式普選」，中央要控制選舉結果。

中央一意孤行，要利用提名程序，篩剩2至3個共產黨認可嘅人「出閘」做特首候選人。香港人走入投票站投一票，實際只係被利用來合理化一個篩選，給予一個「假借普選之名，實為中央欽點」的特首虛假認受性。

最弊嘅係，呢個制度香港人一旦「袋住先」，係千秋萬代，王光亞主任好哲學咁講「修改前，長期有效」。

今次政改一旦通過，中央政府可以向全世界宣稱，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履行了它的責任，兌現了普選承諾。既然交了功課，何來誘因和壓力將來要修改，交第二份功課呢？

既得利益特權者聯盟近親繁殖的特首，一旦可以利用選票獲得假認受性，在得其所哉以後，還有政治上的理由，誘因和動力去改變嗎？

政府推銷政改，呃、氹、嚇，咩招數都出齊，官員同建制派仲成日話，「袋住先」啦，將來制度會「優化」，旨在洗腦。「袋住先」就會「袋一世」，係中央定調，根本無得「兜」。

林鄭月娥司長又話，政改過唔到，係「民主退步」。我必須更正佢，以正視聽，一個簡單比較，成為特首候選人，現在是八分之一選委提名，即係要從1200選委當中攞到150個提名；根據8.31決定，就要攞601個提名，門檻高咗咁多倍，係退步，定係進步呢？

其實，何只政改，原本由香港自行管理的其他內部事務，中央干預越來越多。舉例，免費電視牌照事件，立法會應否調查梁振英，中聯辦都要插手，左右議員投票取向。

香港沉淪，「一國兩制」危危乎，除了因為中央干預，還要加上特區政府自身敗壞，而以近三年梁振英政府為甚。

梁振英當選特首翌日一早，去中聯辦謝票，呢一幕，香港人記憶猶新，更刻骨銘心。

梁振英得到中共真傳，將香港「大陸化」，人治取代程序公義，禮崩樂壞，近親繁殖「特權者聯盟」，更以政治鬥爭為樂，事例罄竹難書。

「一男子」隻手遮天，不擇手段阻止王維基經營免費電視，固然是一例；79日雨傘運動，梁振英投下87枚催淚彈，縱容警察一哥濫捕濫告，他並無設法修補社會各方的矛盾，只作壁上觀，仲利用學生的評論文章小題大造，自編自導「港獨」危機以鞏固自己的權位；「重鬥爭，輕民生」之作，還有三年以來，梁振英迫立法會通過撥款成立創新科技局，寧願犧牲其他民生項目，上星期五，明明立法會財委會有四小時，可以審議同通過綜援出「三糧」、公務員加薪、興建安老院舍等無爭議性的撥款申請，但政府唔肯交呢啲項目上嚟傾，務必要成立創科局的撥款申請打尖，議員唔就範，佢就屈議員拉布，誤導公眾係議員阻住佢哋出糧。至於梁振英自身的寓所僭建及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元醜聞，他就逃避責任，亦得到中央包庇。

學生燒《基本法》、球迷噓爆國歌、特首民望長期不合格、警隊民望急速下滑、港人身分認同走勢等等，越積越厚的「深層次矛盾」，社會撕裂，靠勉強推行一個「假普選」制度，亦破不了局。

梁振英話，否決政改後專注民生。民主與民生不可分割，梁振英咁講係不切實際。或者，他不介意，社會矛盾越深，越是他的政治本錢。

好多人問，「後政改」，民主運動條路點走落去？我認為，首先，爭取真普選的人包括泛民議員在內，各自穩守崗位，確保立法會否決呢個爛方案。否決後，咬緊牙關，繼續向中央展示香港人爭取民主普選的決心，說服中央，普選不會危害國家安全，政通人和，香港才能安定繁榮，另一方面，發展公民社會的潛在力量，對各項本地民生議題密切把關，作出反應，維護「一國兩制」，與人權、法治、平等、廉潔等核心價值，防止香港繼續沉淪。

有話，當上天關上一度門，同時必會打開一扇窗：過去一年，我見到好多年輕、專業新興力量，百花齊放，如雨後春筍，老懷安慰。只要人心不死，縱使障礙重重，我對香港的民主運動依然抱着希望。

政改一役，民間覺醒後嘅座右銘係「自己香港自己救！」。未來32年，新世代為2047年香港前途而發出的「命運自主」呼聲，只會越來越響亮。香港人，無論屬於邊個世代，都應該分擔呢個責任，維護香港的價值與制度，目標係「一國兩制，跨越2047」。

強權可以壓倒道理於一時，但強權不能永遠壓倒道理。作為無權者，只要我們毋忘初衷，立穩原則，議會內做好把關，與議會外的年青政治力量共同協作，立足香港本位價值和市民最大利益去倡導政策，我有信心香港會終見真普選，香港人能做真老闆。香港能再見政通人和，香港會繼續璀璨，光輝永久。

李怡 - 戴孝的帆船，緩緩走過暗黃的屍布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7日

東方之星在長江沉沒，中共傳媒「白事當紅事辦」，只報道國家事後處理如何英明、被救者應該感恩、領導人皇恩浩蕩到現場視察，而災難原因、責任誰屬，完全不提。仿效汶川地震後無恥文人王兆山的「縱做鬼，也幸福」，官媒寫出「孩子別哭，我在長江，已經回到母親的懷抱」這樣的句子。這個母親，使筆者油然想起大陸詩人顧城三十多年前的詩句：「戴孝的帆船/緩緩走過/展開了暗黃的屍布。」

詩無達詁，好詩會給不同讀者不同的想像空間，但當時大陸社會洋溢着長江黃河是撫育民族的母親這樣的語境，把長江形容為「暗黃的屍布」完全顛覆了愛國教條。聯想到今天，東方之星遇難，只有14人生還，穿上救生衣的都是船員，沒有乘客，關於大副的逃生有三個不同的報道，而四百多人就「回到母親的懷抱」了。暗黃的江水，不是像在中華大地展開暗黃的屍布嗎？

模糊的歷史默默記錄

顧城這首詩的最後幾句是：「沉重的山影/代表模糊的歷史/仍在默默地記錄。」

中國的歷史是模糊的，但仍然在默默記錄。歷史記錄中共媒體不久前還在苛責韓國海難，但那場事故韓國調動了數百軍艦飛機拯救，救出近半乘客，獲救校長因二百多學生死亡而自殺謝罪，總統五次道歉，媒體仍然批評救援不力；歷史也會模糊記錄較海難容易救援的東方之星江難，獲救只3%，而媒體天天讚美救援行為，一場災難成了偉大政府的救援讚歌。

政改今天提交立法會。一、兩天前，港共政府高調處理兩件事，一是梁國雄宣稱有人給錢讓他轉軚支持政改，梁振英像撿到寶似的，指梁國雄「應該盡快向廉署舉報」。一日後，廉署發聲明，指「有關貪污指控性質嚴重，並引起重大公眾關注，……廉署……證實正就有關指控展開調查」。隨即在昨天，梁國雄到廉署協助調查。

關於買票的事，一直有傳聞，但相信即使有人想這麼做，也不會現兜兜用錢去買，因為太容易被抓痛腳，一定會用迂迴方式。因此，梁國雄說法漏洞顯而易見。所謂公眾關注其實是梁振英關注，而在他關注之下廉署也高調處理，手法與廉署過去處理多宗梁粉涉貪案、包括梁振英收取買家UGL公司5,000萬港元一案迥然不同。以前廉署即使獲舉報，也多表示不作評論，公眾無從得知廉署會否跟進。現在對梁案的處理，則不能不使人想到要影響市民對表決政改的取態。當然，也可能與譚惠珠擔任廉署貪污舉報諮委會主席有關。這些都有模糊的歷史記錄。

另一樁是警方前日搜獲「本地激進團體」涉嫌製造炸彈，梁振英昨天向佔領運動抽水，說「我們不能姑息和合理化一些非暴力的違法行動，因為這樣做的話，就會令到一些有暴力傾向的人以為他們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把他們準備做一些暴力的行動，將其合理化。」這段話，用來回贈他前兩天高調出席六七暴動的鬥委會主任委員楊光的喪禮，真是太適合不過了。六七暴動正是以「反英抗暴」的名義合理化製造社會恐怖，當年製造真假炸彈五千多枚，造成三、四十人死亡，其中包括商台播音員林彬和軍警八人。模糊的歷史，都在默默記錄着四十八年前的往事，和今天的近事。

「全國獨立黨」這個名稱，幾乎沒有人聽過，他們的facebook也只有兩百多個Like。若說是本土派組織，至少跟所有本土派的主張不同，因為本土派頂多只是主張「港獨」，不會講「全國」。有高登仔分析，在警方撿獲的證物中，有一張貼紙寫上「蛇齋糭餅」，而不是一般慣用的「蛇齋餅糭」。博客林忌在Google搜尋，發現用「蛇齋糭餅」這說法的，只有反佔中主將周融一人。當然不能因此就斷定製造這事件同他有關。不過一般來說，在怎樣的組織就會有怎樣的慣用語。而這，也是模糊的歷史記錄。

不讓美好的一切結束

詩人顧城已去世超過二十年了。他的詩《結束》一直留給世人朦朧的也是悲戚的想像：「一瞬間——/崩坍停止了/江邊高壘着巨人的頭顱。戴孝的帆船/緩緩地走過/展開了暗黃的屍布。多少秀美的綠樹/被痛苦扭彎了身軀/在把勇士哭撫。砍缺的月光/被上帝藏進濃霧/一切已經結束。沉重的山影/代表模糊的歷史/仍在默默地記錄。」

你可以結合香港的現實去想像。崩坍停止了嗎？巨人的頭顱壘起來了，那是甚麼？綠樹的身軀扭彎了，月光被砍缺了，美好的一切都結束了嗎？

在掌權者施加種種壓力要把「一黨提名」的選舉強加在香港人身上時，只有抗拒才能不會讓美好的一切結束。我們正書寫歷史，即使被混淆、被模糊，但也不讓它被顛倒。我們必須使這一代尤其下一代，不會捲進暗黃的屍布中。（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黃世澤 - 噓國歌背後之中港矛盾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6日

六月十一日旺角大球場香港對不丹世界盃外圍賽賽事，於足球史上或許無關痛癢，因為香港和不丹在國際足球上排名甚低，但在政治上，這場球賽或成了一個轉捩點。一直沉寂的香港足運，難得出現主場滿座的盛況。在會場播中國國歌時，全場球迷噓爆，世界足球史上，可能只有一直鬧獨立的加泰隆尼亞地區，才可能出現主場球迷噓爆宗主國國歌的奇景。民心向背，不言而喻。

毛澤東講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亦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今天香港人對《義勇軍進行曲》痛恨至此，並非一如土共所想國民教育做得不夠，洗腦失敗，也不是中國足協那個品味低兼有種族歧視之嫌的海報可以挑起如此大的怒火。這與中國由一九九七年以來的失敗政策有關，而這場球賽，只不過令大家看到中國做得有多糟。

港人當家作主？

中國常把「香港人當家作主」掛在嘴邊，倘若一九九七年所謂的回歸是一個去殖民化的過程，中國應在一九九七年便給香港在行政和立法兩方面的普選，並且將英國人本來用作鎮壓異見的法律逐個廢除，若中國順着民主去殖這個思路去走，照理不會出現六月十一日旺角大球場的情況。但實際上不然，中共操控的行政長官選舉，完全只是中共與商界的政治分贓，比英國政府必須在倫敦下議院監督下挑選港督糟得多。而彭定康離開香港時，《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有違人權部份已經去除得七七八八，新九組也算得上變相擴大普選成份。中國把英國人撤離前的進步全部推倒重來，筆者想問這是哪碼子的去殖？這是哪碼子的當家作主？北京仍然找藉口堅持八三一的假普選框架，這早為不少香港人的怨憤埋下了伏線。

倘若民間願意多做工夫，在香港普選問題上同一陣線，以及在來港旅遊時，尊重香港居民，少作滋擾，相信都未必製造到這麼大的憤怒。筆者研究中國網絡政治多年，固然有明白事理的人站在香港人那邊，但很不幸有更多是經常找機會侮辱中國鄰國，甚至台港澳地區人士，以自抬身價的極左派五毛黨，或一些以為自己有了幾個錢就財大氣粗的傢伙。講道理的人未多得能夠把五毛黨的聲音邊緣化，甚至不少人講道理後就被北京專政機器消失掉。對大部份平民而言，他們對中國的觀感是眼見為實，看見商場的混亂，看見自己的朋友連奶粉都買不到，看見五毛黨指揮下的侮辱香港人言論，憤怒日積月累，最終變成了球場上香港人對中國國歌的痛恨。

這種歷史悲劇在上世紀發生過，由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的上流民眾，對台灣本省人的鄙視，以至肆意濫用政治特權發財，最終演變成尾大不掉的台獨運動，就算台灣民主化成功，台獨運動都沒有因民主化運動而消失。中國堅持不讓香港人有普選權利，中國仍然縱容網上五毛黨四處惹事生非，中國人來香港不尊重香港在地習俗，亦不理解他們為香港人生活帶來壓力的話，香港人對中國的恨只會日漸滋長，而搞甚麼國民教育，四處收買傳媒，這股作用力只會化為反作用力，最終會令香港人非常憎惡中國，就像最初支持西班牙共和派抵抗佛朗哥法西斯政權的加泰隆尼亞人一樣。只要回顧一下台灣和西班牙歷史，不難明白旺角大球場這幕的由來。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余杰 - 中共大主教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6日

香港聖公會榮休大主教、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前委員鄺廣傑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指出，推行國民教育是重要之事，在學校增加中國歷史教育，有助年輕人知道自己是龍的傳人，從而增強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

此前，香港政府奉北京當局之命對香港年輕人推行洗腦教育，頒佈國民教育指引。此舉激起黃之鋒及其領導的學民思潮組織的強烈抗議，數萬中學生和家長包圍政府總部，迫使梁振英暫時擱置該計劃。如今，鄺大主教又要來掀起第二波的愛國主義狂潮了。

近年來，香港聖公會高層屢屢發表荒腔走板的言論，諸如「主人與貓論」、「靜默無聲論」等等，讓人懷疑他們究竟是基督徒還是共產黨秘密黨員，是以耶穌基督為元首還是以習近平為元首。

鄺大主教要求會友都是乖乖聽話的孩子，聽的卻是共產黨的話，而不是上帝的話。《聖經》中難道沒有教導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可是，鄺大主教偏偏就要去順從那個敵基督的政權，那個剛剛在浙江拆毀了數百座教堂和十字架的政權，這是甚麼緣故呢？

也許意識到餘下的年歲不多了，鄺大主教便迫不及待地去投靠北京，或許能枯木逢春、封妻蔭子，到北京擔任全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的副主席，比當區區彈丸之地的香港聖公會大主教威風多了。但是，鄺大主教真的毫不思慮自己死後會到哪裏去的問題嗎？當他日後沉淪在地獄之中，與習近平、周永康一起掙扎、哀號的時候，再高聲大呼「耶穌救我」，卻已悔之晚矣。

鄺大主教教導年輕人應當知道自己是龍的傳人，這位或許從來不讀《聖經》的大主教，不知道《聖經》中明確記載說，大紅龍是撒旦的化身。你若要跟撒旦翩翩起舞，那是你自己的選擇；可是，香港的年輕人卻不願當你的陪葬品。

龍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神主牌。但是，中國人並非龍的傳人，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電視政論片《河殤》就解構了這個荒謬的神話。即便從文化考古學的角度來看，人數最多的漢民族並沒有將龍看作是自己的祖先，而數十個少數民族亦各有其圖騰崇拜，很少是形象接近龍的動物。所以，說中國人是龍的傳人，在學理上完全是靠不住的。

有了公民意識覺醒的年輕一代，謊言和洗腦再也無效了。台灣有學者王曉波、教育部長吳思華推行傷筋動骨的「課綱微調」，刪去二二八、白色恐怖和台灣主體性論述，引發數百所中學的中學生挺身抗議，「自己的課綱自己救」，一場中學生版的太陽花學運如火如荼地展開。香港也是如此，鄺大主教只好到歷史的垃圾堆中喃喃自語。

余杰
旅美中國作家

陳雲 - 香港應與中國締結中華邦聯

紐約時報   2015年6月14日

原文：A Federation for Hong Kong and China

紐約時報中文網譯文：大陆可与香港建立“中华联邦”

香港2017年特首選舉安排近來再度激發爭論。本週稍後，香港立法會將表決中國政府提出的選舉方案。該方案極富爭議，觸發去年秋天的「雨傘運動」，導致香港數個主要社區長期為抗爭者佔領。

中國政府提議香港特首候選人要由當局操控的提名委員會預先篩選。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這種審查制度摧毀了北京對香港人的承諾：香港特首將由普選產生。

北京訴諸「一國兩制」來替其立場辯解：示意香港有獨特之處，但又假裝香港不過是大陸屬下的一個直轄市。但是，香港與大陸的兩套制度差異太大，無法同屬一國；兩者的關係必須重新界定。

英國1997年將香港交給北京時，香港已經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超過150年。在此期間，中國大陸經歷了短暫的民國統治，以及較長時間的共產政權統治。大陸除了經歷諸多政治變遷外，還摒棄了正統宗教習俗、正體中文，以及古雅的地方華語，例如粵語。但是，在香港，這些文化資產得到保存，甚至獲得滋養。

香港政權易手近二十年後，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遠非只是趣緻的地方差異：兩套文化其實是競逐華人身份代表地位的對手。相對於中國大陸的文化，香港現今的文化不但比較現代，而且更接近真正的華人特質，也就是更植根於古老的華夏傳統。

這種情況加上香港已經享有相對自主權，在政治上有重大意義。雖然香港名義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但它實際上更像與大陸締結邦聯關係的一個實體。事實上，香港與中國大陸未來正是應該這樣互相看待：大家都是正式的中華邦聯中的平等成員，而這邦聯的成員還包括澳門和台灣。

香港的獨特之處與英國的殖民統治大有關係。1925-1926年，廣州爆發長期罷工，事件在香港吸引了超過25萬名支持者。當時的香港總督金文泰認識到，防禦型愛國主義（defensive patriotism）可能促使香港人與他們在大陸的華人同胞聯繫起來。為避免這種情況，金文泰引進政策，培育本地傳統文化──例如聘請前清官員和學者（他們在中華民國變成了過氣人物），到香港新設的官校和大學教授中文經典。

共產黨1949年控制中國之後，香港這種文化復興政策變得更加明顯。除英語外，香港的殖民政府在官方場合傾向使用粵語（而非普通話、客家話或潮州話），將粵語從市井語言提升至學校語言，然後更在法院和議會使用。當局也保存華人宗教和傳統習俗，向外國遊客宣傳它們代表古老的中國。

在此同時，大陸人口大量湧入香港。根據某些統計，1945至1953年間，香港人口從約60萬增至逾200萬，並且隨著共產中國推行集體化政策而繼續增長。相當一部分逃往香港的難民來自上海、寧波、北京和天津，而這些城市當年在商業、教育、藝術和大眾娛樂方面比香港前衛。他們為香港非常傳統的廣東文化引入現代性，而他們也發現，香港的新聞自由和大致開放的文化是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的安全港。到了1970年代，也就是中國人大逃港產生的經濟衝擊大致平息之後，族群混集在香港孕育出獨特的文化產品，例如功夫片。

這種獨特的文化身份，以及香港在英治期間取得的實然自治權，在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獲得承認和保護；該聲明界定了香港1997年政權移交的條件和香港此後50年的地位。《中英聯合聲明》要求為香港制定《基本法》，這是香港的準憲法，將「一國兩制」這概念化為法律條文，規定行政長官最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

但是，「一國兩制」名不副實，是一種公開的計謀。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獲正式承認為一個國家，在聯合國有席位，甚至在安理會有否決權，但它配不上「人民共和國」這名稱。這個國家沒有民主，憲政只是名義上的，而且不保障人權。它試圖建立一個單一中國文化的民族共和國，但這種嘗試已脫離常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說是一個有實質內容的共和國，不如說是一個表達願望的概念：它是中國共產黨推銷的一個政治構想，是一種控制手段和賦予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的工具。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黨國（party-state），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反而香港有國家的若干特徵。香港有自己的護照、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貨幣儲備、自己的海關制度，以及自己的法律制度。一些國際機構，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視香港為獨立的成員，與中國並無從屬關係。連北京有時也將香港當成另一個國家：中國大陸有關投資的法律將香港投資者視為外資，中國政府的年度統計也將來自香港的投資視為外資。

文藝復興時期的漢撒同盟（Hanseatic League）是建構現代歐洲國家的基礎，同樣道理，香港現今的準國家狀態最好是理解為通往中華邦聯的過渡狀態。

這構想並非表面看來那麼不切實際。香港是中國歷史上首個藉著與北京締結契約（《基本法》）、得到重大自治權的地方政府。不過，這契約2047年便將屆滿，而香港和中國很快將必須為此後的安排重新談判。香港的經濟活力有賴穩定和可預測的投資環境，而許多按揭和財務安排為期長達30年；也就是說，這些契約的基本變數最遲必須在2017年確定。

北京不會簡單地替《基本法》續期：按照當局的原本構想，50年的期限是一種試驗期。但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不能在2047年全面接管香港。近年來，北京半公開、半秘密地日益控制香港的高官、資本、地產、主流傳媒和大學行政機關。但它不能毫無保留地控制香港，因為這會破壞香港的關鍵信譽：法治之下暢順運作的國際金融中心。

北京目前不願授予香港更多民主自由，因為它害怕這會鼓勵香港人有朝一日要求徹底的自主。因此，與其繼續在民主問題上僵持不下，還不如直接處理根本的主權問題，而建立正式的中華邦聯，將能解除北京失去香港的擔憂：中國將不會因為香港獨立而失去這地方。

主權問題解決之後，各方便能比較冷靜地討論中華邦聯各成員適合什麼政治制度。屆時這種辯論涉及的利害將小一些，而香港將有較大的機會得到合適的民主制度。

建立中華邦聯對中國也是好事。它能幫助北京解決香港問題，而且還可以解決台灣問題。而因為邦聯中各成員可以有自己的管治制度，香港邁向民主不代表大陸也必須邁向民主。容許香港按照香港人的意願發展，也有助中國政府維持中國大陸的既有制度。

（陳雲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香港復興會創辦人；翻譯：Vic）

江樂士 - 大憲章：800年後依然歷久常新

2015年6月15日

【明報專訊】800年前的今日——1215年6月15日，英格蘭國王約翰（King John）在倫敦泰晤士河附近的蘭尼米德（Runnymede）為著名的《大憲章》（Magna Carta）蓋璽。

王室權力在約翰父親亨利二世及兄長理查一世統治時期大大擴張。英王在歐洲戰爭和十字軍東征的支出浩大，資金大多來自轄下貴族，他們面對國王隨心所欲徵收高得過分的稅款。到1215年，他們終於受夠了。這些貴族向約翰提出最後通牒：接受大憲章，限制您的權力，或面對後果。最終約翰勉強答允。

大憲章限制了英王利用封建權力對抗貴族的能力，亦遏制了他隨意向貴族徵稅的權力。憲章承認只有人們在決策時得到代表，才可以被徵稅。5個世紀以後，這一點在1770年代的美國延續，殖民者反對在未獲諮詢下向英國政府繳稅。

大憲章共有約4000個單詞，分為63段條文。它並未制訂權利，而是訂明英國子民的基本自由，以及宣布即使是英王亦不會高於法律，這在那時候是嶄新的想法。

大憲章內容出人意料地寬廣，包羅像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宗教自由以及官員操守等不同範疇。第39條是其最著名的條文，列明除非「經其同儕之合法審判，或按當地法律」，沒有自由人（free man）可以被拘捕、囚禁、沒收財產、奴役、放逐或予以其他起訴。第20條更呼應公平審訊的現代概念，列明「除非經具聲望人士宣誓」，否則刑事制裁不會實施。執法官員——例如法官、警察和郡長（郡法官）按規定須熟悉當地法律，並要「注重維繫」，這承認了司法系統必須由合資格的人掌控。

大憲章深刻影響全世界

雖然部分人聲稱視大憲章為許多現代權利的來源，包括疑犯事先知悉所面對控罪的權利、審訊時享有「權利平等」（equality of arms）甚至是擁有法律代表，但是這有點扯得太遠。不過，我們可以說，大憲章確認疑犯應該得到更公平的對待，就刑事法而言，過去數百年許多概念皆源於此。

數百年以來，大憲章在全世界發揮巨大的影響力。例如在英格蘭，查理一世的反對者在1640年代依靠大憲章譴責君主的專橫手段，時任首席法官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宣布「大憲章就是這樣的人，他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Magna Charta is such a fellow that he will have no sovereign）。在美國，一眾開國元勳在18世紀末撰寫《獨立宣言》和《人權法案》時，亦受大憲章啟發。《世界人權宣言》1946年起草時，出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的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編按：二戰時美國總統小羅斯福遺孀），形容宣言是「全人類的大憲章」。

大憲章深刻影響了許多司法系統的發展，包括我們自己的司法系統，而其影響仍然持續。去年12月，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形容「大憲章的根本原則永不過時，今時今日的意義仍與在800年前一樣」。部分大憲章的原則反映於香港《基本法》，包括對在刑事案件中隨意拘捕和扣留疑犯之限制，以及市民向法院申訴之權利。

在英國，大憲章信託基金會（Magna Carta Trust）形容大憲章為英國最偉大的出口，更稱「過了800年，大憲章最好的日子仍在前方」，如果真如此，對全球司法制度前景而言無疑是重大喜訊，即使是暴政正充斥世界。

作者江樂士教授是前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

相關文章：周舵 - 英國《大憲章》的啟示

長平觀察：另一艘失控的災難之船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6月9日

一直以來，高效的救災動員能力是很多人為中共集權統治辯護的理由。在"東方之星"沉船事故中，這一理論未能奏效。6月1日發生在長江上的這起慘劇，456名乘員中，只有14人生還，其中12人屬於自主逃生，僅有兩人在現場被救援隊伍救起。！》。

救援不力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不過在中國，人們不用擔心媒體不當地譴責救援者。恰恰相反，令人感到驚異的是，宣傳部指揮下的中國媒體完全不顧救援者可能面臨的悲痛、尷尬甚至自責，鋪天蓋地地讚揚他們。這些謳歌中，不僅有傳統的宣傳話語 "只要有一絲生的希望，就要付出十二分的努力"，"不漏掉一個艙位，不漏掉一個人"，"一線希望，百倍努力"，還有澎湃新聞網的獨特抒情體《感謝你無數次遊過那麼悲傷的水域》。《人民日報》甚至做了一篇"時尚報道"《救援一線，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啦

也許很多救援人員心知肚明，他們並不是真正的謳歌對象。和往常一樣，宣傳部門希望借助每一次災難，讓人們更多地熱愛中共，以為它是天底下"最帥的黨"。救援人員只是道具而已，為了襯托領導心系人民、指揮若定而存在。跟所有無節制的謳歌一樣，這些報道未免顯出虛浮的洋洋喜氣。

比救援隊伍強大得多的力量

與此相對照的是，死難者家屬的聲音被嚴格控制，對沉船責任的檢討被勒令禁止。中共真正高效的地方正在於此。在突如其來的悲痛面臨，中國人並不都願意自我抑制。人們也經常用公開譴責來表達對官方的不滿，認為出聲才有利於問題的解決。然而，被很多網民視為奇跡的是，三四百個受害家庭，現場就有兩千多名家屬，親戚朋友更是數以萬計，竟然沒有一人寫微博。顯而易見的是，他們被比救援隊伍強大得多的力量控制了。只有表示感謝黨和政府，家屬才有機會在媒體發聲。

不僅家屬被噤聲，透露出來的宣傳通知顯示，記者的微博也受到特別的管制。儘管那些肉麻的歌功頌德大多是記者炮製出來的，但是正如一名重慶宣傳官員所言，記者中也不乏"想要借機抹黑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大批記者被召令撤離現場。

難屬成為政府的敵人

沉船慘劇時逢"六四"二十六周年紀念前夕。每年此時，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控制輿論，今年更宣傳要將嚴控變成"新常態"。習慣了被噤聲的人們常常想，只要自己不要搞政治活動，放棄政治表達，就可以遠離這些控制。事實上，不管其原本政治立場如何，那些不幸的死難者家屬就跟二十六年前的天安門遇難者親人一樣，在災難降臨的同時，他們就成了政府的敵人。被跟蹤、被毆打、被監禁以及被扭曲，成為生者的命運。

新媒體的全球化並不都像人們所預期的那樣帶來更多的真相，同時也讓中共的"網絡閱評員"有了更廣闊的表演舞臺。不僅本國災難可以興邦，他國災難也同樣"令人鼓舞"。前不久的尼泊爾地震中，中國媒體就不顧遇難者親人的傷痛，歡天喜地地宣傳"做中國人真自豪"，"有中國護照就能免費乘機離開"--這些宣傳所依據的事實，是中國航空公司坐地起價，趁機發起"災難財"。在此次沉船故事的輿論戰中，儘管只有兩個人被救援的"成果"，但是宣傳部門也沒有放棄通過網絡輿論讓海外華人"看到祖國的強大"的努力。《環球時報》還能站在道德高度，譴責採訪遇難者家屬的外國媒體是在"消費災難"。

中共宣傳部門隨意操控的輿論，成了另一艘正在失控的災難之船。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周舵 - 英國《大憲章》的啟示

2015年6月6日

【明報專訊】今年6月15日是英國《大憲章》簽署800周年，英國正在準備舉國隆重紀念，而我們中國人卻對這份偉大的歷史文獻以及其他法治憲政文獻知之甚少；在中共18屆四中全會鄭重承諾「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今天，我們亟需補上這一課。

《大憲章》對我們當前的法治建設具有哪些重要啓示呢？

「封建」是專制的對立面

我們首先要把握《大憲章》產生的歷史背景：它是英國封建貴族制的產物。沒有封建貴族，就根本不會有《大憲章》，也就不會有法治和自由憲政；沒有自由憲政，也就不可能有自由民主。與「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民主」的流行見解相反，自由憲政的創立與資產階級無關，與「人民群衆」就更沒有關係。它是封建制度之下，王權、貴族、基督教會（以及比較次要的角色——自由城市的市民）幾大社會力量之間複雜博弈的結果——偶然的、幸運的結果，沒有什麼「歷史必然性」可言。

所謂「封建」，是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被日耳曼蠻族滅亡，又經歷長達四五個世紀一波又一波的蠻族入侵，在舊羅馬帝國的一片荒凉廢墟之上，以各日耳曼蠻族部落為主體（他們當時還處在原始部落晚期），混合了原住民，到10世紀前後才摸索着建立的一種嚴重倒退、遠比古羅馬文明野蠻落後的社會形態，它和同時期的中華簡直毫無共同之處，我們那時怎可能是什麼「封建」？中華最接近西歐封建的歷史時期是西周，到春秋此「封建」就禮崩樂壞了，貴族衰亡、平民崛起，到戰國時期就只有七大專制王權國家的混戰，秦兼併六國之後變成大一統的皇權專制，一直延續到清朝覆滅。

啓示一：封建貴族消亡、王權（皇權）專制延續兩千多年的悠久傳統，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一大原因，因此，反專制、反皇權的思想啓蒙仍然是我們沒有完成的歷史使命。但是，僅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的思想啓蒙，沒有社會基礎還是不行；「有恒產者有恒心」，如果沒有私有產權的保障、「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那麼，崇尚獨立自由的「貴族精神」（相當於儒家「從道不從君」的「士君子精神」）就沒有立足之地，中國的現代化仍將障礙重重。

英國例外論

西歐的封建到十五十六世紀才逐步瓦解，專制王權隨之興起，近代民族國家開始形成，這比中國晚了2000年。非常幸運的是，當英國也在走向王權專制的時候，自由憲政穩住了腳跟，英國達成了幾大社會力量的大妥協，國王、議會、教會的權力各有其合法邊界，不得踰越，每個人的自由權利既受法律約束、又受法律保障；這是以君主制為表，法治、自由憲政為裏的「共和正義」。「共和」與「民主」也不是一個東西，英國從1832年開始「民主化」，直到一戰結束才有了民主。舉目四望，只有英國走了這樣一條極其特殊的道路，不但中國沒有，其他歐洲國家也沒有走這條路。

英國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原因很複雜，一言難盡，其中包括《大憲章》所體現的、英國人引以自豪的「英國人民自古享有的自由傳統」，1066年「諾曼征服」之後建立的比較有效（與歐陸各國相比較）的中央政府，以及貴族權力與國王權力的相對平衡。這個平衡非常關鍵，如果國王一權獨大、壓倒貴族，就會像法國那樣成為王權專制；相反，貴族權力過於強大、壓倒王權，就會形成封建割據，就不能完成國家統一；這兩種情况都不利於「現代化」。

有了自由憲政，英國才有了後來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近代科技和民主，才有了「現代化」這個了不起的文明突變。這個現代化的英國主流模式先是傳播到英國殖民地（包括美國），然後向全球傳播，現在已經有超過100個國家走上了這條道路，基本實現了現代化。

為什麼這麼多歷史和文化傳統大相逕庭的國家都選擇了現代化？中華民族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得出的結論是：不實現現代化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捱打；不實現現代化，就只能落入一個個專制朝代的治亂循環，不斷遭受王朝末年「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秩序大崩潰、文明大倒退的浩劫。

無疑，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一定會有自己的特色，就好像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學習方法和能力、都會有不同的成績一樣，但那絕不意味着我們已經創造出了一個現代化主流模式之外的替代模式。現代化主流模式當然也絕非完美無缺，它一定會不斷改進，但那是現代化實現之後才會產生的「高級問題」。處在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卻去嘲笑西方國家的高級問題，這種昏頭昏腦的妄自尊大會有什麼樣的災難性後果，慈禧太后、倭仁、義和團民已經足夠令我們刻骨銘心了。

啓示二：實現現代化是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向英美學習的成績愈好，現代化的代價愈小、成果愈大；對英美道路愈是懷疑、牴觸，愈是強調什麼「中國特色」，現代化的阻力和代價愈大、成果愈小。

《大憲章》和自由憲政是談談打打的結果

約翰王被貴族逼迫簽署了《大憲章》，貴族息戰罷兵了，但國王很快就反悔，於是戰端又起。非常幸運，不久國王病死了，其9歲的兒子繼位，戰爭才停止。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君主立憲制立穩了腳跟，400多年的英國史，就是一部貴族捍衛自由憲政、國王破壞自由憲政的鬥爭史、戰爭史，據統計，《大憲章》在貴族的壓力下，歷代國王不得不一再宣告確認了不下32次（一說37次）。

值得注意的是，貴族的反叛和我們熟知的「農民起義」很不相同，它是在契約精神的約束下，貴族要求國王履行契約、保障傳統權利，有邊界、有道義底線的有限訴求，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因此，貴族與國王的戰爭可以說是「以命相搏的體育競賽」，雙方都受遊戲規則約束，在生死關頭也永遠要保持紳士風度，而不是痞子流氓式的無法無天、無所不用其極。近代以來的戰爭法就是這種貴族「戰爭文化」的延續。

真正的貴族視榮譽高於生命，認為不按規則比賽是下流的丟臉行為，貴族寧可戰敗也不會幹這種可恥的事，所以才會有我們春秋時代著名的宋襄公「不擊半渡，不擒二毛（不俘虜頭髮花白的人）」的「仁義之戰」。貴族戰敗就放下武器認輸，練好本事再戰，所以不認為投降是什麼奇恥大辱——輸了體育比賽有什麼恥辱可言？

《大憲章》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的「平衡兼顧」的正義性，不但最大限度地以契約（憲法就是最高契約）規定好每個人應當享有的合法權利——此即所謂「正義」，其精神是「給每個人以其應得」，這「應得」1215年時當然只能是嚴重不平等的，但只要有了這個精神並不斷重申，就有可能逐步平等化——更重要的是，還規定了契約遭到破壞後，現實可行的、保守改良性的有效救濟辦法——規則約束下的反抗權，其目的是保障原有契約的有效性，而不是「成王敗寇」，將契約破壞無遺、僅僅最大限度滿足強者勝者的單方面利益。

貴族的「打」是為了「談」，「談」是為和解、為恢復原狀，不是什麼改天換地的「革命」。由於「革命」一詞的歧義性，許多人拿貴族的反抗權為革命辯護，稱之為「革命權」，這就把貴族與流氓、改良與革命、依法反叛與違法犯罪混為一談，嚴重背離了歷史真相。「革命」不僅僅是以暴力更換統治者，還要以暴力根本改變政治制度（政治革命）、社會結構（社會革命）甚至全部價值觀、信仰、道德標準、思想理論和生活方式（文化革命），封建貴族哪會如此行徑？

啓示三：《大憲章》肯定了貴族和人民的反抗（反叛）權，但這反抗雖然允許訴諸暴力，卻和不受任何規則約束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大相逕庭，因此，它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宣言書；同時它也昭示我們，「自由」不是天賦的，也不是統治者自動賜予的，它是珍視「法律下的自由」的「士君子」不斷為法定權利依法抗爭的結果。（系列之一）

2015年6月13日

【明報專訊】《大憲章》雖然是貴族打着「全民利益」的旗號為一己私利而訂立的文獻，但它事實上卻成為了英國憲政之母，而英國憲政又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之母，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從《大憲章》本身的字面去理解它，應該從英國憲政發展的整個歷史脈絡當中去把握它的精神—正如某英國學者所言，「《大憲章》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是什麼，而在於它創造了什麼」。

專政與法治不相容

中國大陸的大學法律教育至今仍然按照馬克思的教義，把法律定義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說得詳細一點是這樣：（1）共產主義之前的全部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鬥爭亦即階級壓迫、階級剝削和階級專政的歷史，法律作為維護其經濟剝削的「上層建築」（虛假的、欺騙性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壓迫、剝削和專政的工具；（2）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階級消亡、國家消亡，法律自然也就消亡了；（3）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為徹底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必須對一切「階級敵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直接憑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列寧）。在這一整套「歷史唯物主義」史觀當中，我們找不到任何對法治、憲政、人權保障的肯定論述，只有對法治、憲政的徹底抹黑和詆譭。

英國憲政史揭示的是迥然有別的另一幅圖景。首先要肯定，和那個野蠻時代相適應，封建貴族的統治確實是極端不平等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就此而言馬克思是對的；問題在於，這卻和「專政」不沾邊。專政的核心含義如列寧所說，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統治（且不說「專政」dictatorship意指個人「獨裁」，而人數眾多的階級如何「獨」裁），這就與英國乃至整個西歐從封建到近代的歷史事實無法相容了—這是一部從貴族才享有的不平等自由權利逐步下移，最終資產階級和底層民眾也能平等享有的人權、法治和憲政的演進史；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當中，無論是一個人（國王）、少數人（貴族）或多數人（人民大眾），任何人都沒有過不受法律約束的絕對統治權力，也就是說，英國就從來沒有過如中國皇權專制那樣的專制或專政（克倫威爾的「共和國」反倒是個罕見的例外）。

法律是發現的，不是制定的

《大憲章》時代的英國人並沒有對於法治憲政的任何理論認識，他們憑借的只是融合了1066年的「諾曼征服」建立的封建制和之前的古老英格蘭「王在法下」傳統的歷史習俗和法律慣例，自由憲政法理學的建立是後來的事，其中兩位著名法學家布萊克頓和寇克的貢獻特別巨大。

布萊克頓（Bracton，1216—1268）被讚譽為「第一個使法律成為科學的人」，他最著名的名言是「國王不受制於人但受制於上帝和法律」；他認為不是國王創造法律，是法律創造國王；國王有一個上級，那就是上帝；另外還有一個上級，那就是法律；貴族們是國王的友伴，如果國王沒有馬勒（馬嚼子）即法律，他們就應該給他戴上一個。

布萊克頓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他明確表述了英國普通法的核心命題—法律是發現的而不是創造的。用現代語可以這樣表達：法律如同自然規律，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不可能由任何人制定或創造；自然規律是繁雜多變的自然現象背後永恆的秩序法則，它是科學家們在科學研究的實踐當中一點點發現出來的；而法律則是紛紜複雜的社會現象背後永恆的正義法則，它是法官、律師、法學家等法律職業人在法律實踐當中不斷發現和完善的。這個自由憲政法理學原理至關緊要，偏離了這個正道，法治憲政就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隨時可能扭曲傾頹；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它與我國思想界流行的「統治者制定法律」的專制主義法理學是截然對立的，而不論這「統治者」是一個人、一個黨或「人民大眾」。

《大憲章》在英國800年漫長的憲政發展史上曾經幾度瀕危，到大法官寇克（E.Coke，1552—1634）的時代，英國法治憲政傳統和王權專制傾向的較量更是達到了生死攸關的程度。當時「王大還是法大？」的激烈爭論，實質上就是「專制還是法治？」兩條道路的選擇。英國憲政史上，1608年寇克拒絕國王詹姆士一世干預審判的著名事件，對於確認「王在法下」和司法獨立原則做出了卓越貢獻。寇克告訴國王，「國王陛下，您不能親自判決任何案件，案件應當由法庭按照英國的法律習慣審理」。按照貴族禮儀，寇克恭維國王說，「上帝賦予陛下優秀的美德和傑出的天賦，這是事實」，「但是」—重點在這「但是」後面—「陛下沒有學習過英國法律，……法律是一門經過長期研究和實踐才能掌握的技藝，只有經過長時間學習和具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可以行使司法審判權」。國王聞聽大怒，厲聲訓斥道：「如此說來，國王將被置於法律之下了？」寇克毫不退縮，回答說，「布萊克頓有名言，國王雖然高於所有人，但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這件著名事例給了我們幾個重要的啟示：第一，司法獨立不是通過一紙法令一蹴而就的，是包括法律職業人在內的貴族們冒着極大風險，從企圖擴張專制權力的君主手中不斷鬥爭得來的，其間反反覆覆，經過一個漫長過程，一點一點形成眾所公認的習慣傳統，才得以確立的；第二，司法獨立需要建立在英國經驗主義哲學所強調的「實踐理性」（「技藝理性」）的基礎之上，這種「實踐理性」或「技藝理性」一如寇克所言，是只有每個專門領域的專家（包括工匠），這些「經過長時間學習和具有實踐經驗的人」才可能掌握的；它特別注重專家意見和職業技能，強調「內行人說了算」，和法國啟蒙學派所理解的人人皆有的普遍、抽象理性，以及民粹派一切付諸公論、「外行領導內行」的「民眾智慧」迥然有別。因此，司法不但不應當受掌權者干預，也不應當受當下、一時的民意干預。獨立司法所保障的人權是全體人民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而當下、一時的「民意」、「公眾輿論」往往既不代表全體人民也不符合這一根本和長遠利益。第三，如果沒有強有力的輿論監督和普通人民的司法參與，法律專家難免內部勾結、整體腐敗，所以自由憲政和言論自由是互為因果的—自由憲政保障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捍衛自由憲政；同時，英美法系還有人民陪審員制度；但它並不是什麼「民意判案」，它是熟知自由憲政人權保障原理的普通人在法律專家指導下的司法參與，是被刻意隔絕於當下、一時輿論的普通人（外行）的「普遍抽象理性」，和專家（內行）「實踐技藝理性」之間的平衡。

憲政非民主

在當今的中國思想界，不但「共和」與「民主」混為一談，「憲政」與「民主」也同樣混淆不清。因此，從筆者2002年首倡「先自由後民主」（也就是「先憲政後民主」、「先法治後民主」）至今，各種非議就源源不絕。其實論者只需稍微涉獵一點英國歷史就可以知道，這條歷史演化的路徑是清清楚楚的。現在眾所公認《大憲章》開啟了英國憲政之門，那個時代哪有半點民主的影子？而英國憲政卻是一條延綿不絕的歷史線索，雖然時有被王權專制摧毁之虞，但終究還是極其幸運地生存到了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才終於可以屹立不搖了。直到此時，英國仍然沒有絲毫「民主」可言。1832年英國議會第一次啟動民主化進程時，有選舉權的英國人也還不到人口總數的3%，這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都不能算做「民主」。

儘管和幾乎所有的政治詞一樣，「民主」歧義紛繁，但它的核心意義還是可以辨識清楚的。我的個人意見是，「民主」依照它與「自由」的關係，可以簡化為「右翼的自由民主」和「左翼的民粹民主」兩大潮流：自由民主的「民主」是指「平等的政治權利」，要在政治實踐中落實這一平等權利需要具備極其複雜精巧的制度和文化要件；而民粹民主的「民主」很簡單，就是「一人一票投票然後少數服從多數」。不需要什麼高深的理論素養就能夠理解，「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少數服從多數」根本是不相容的，而集體決策又經常不得不訴諸「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意味着自由民主是包含內在矛盾衝突的混合制度，它的順利運行絕不是如激進民主派所幻想的那樣，只要推翻專制就會有自由民主。相反，無數事例表明，推翻專制很容易有民粹民主，但民粹民主幾乎毫無例外，經過短暫的革命狂歡之後，很快就會要麼變成無政府狀態，要麼變成一人獨裁—最近的顯例，是推翻穆巴拉克之後的埃及。

《大憲章》的豐富內涵當然不是我這兩篇粗淺小文能夠盡述的，權當引玉之磚，供有志者參考；同時也以此作為對偉大英國憲政的致敬。（系列之二）

蘇賡哲 - 民主中國應有疑

溫哥華星島   懷鄉書訊     2015年6月9日

香港泛民主派「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近來被本土派唾棄，很多民主人士的慣性思維轉不過這個大彎，備嘗困擾外，又深覺憤怒。 有的說「本土派要建設民主香港，這和建設民主中國豈有矛盾」；有的說：「反對建設民主中國，不就站到中共那邊去，和專制政權同一個立場了」；也有的說：「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怎會有民主？」

我曾經指出，不少希望中國民主化的人，包括以前的我在內，一想起民主中國，就會把它類同於英、美、加、澳、紐、法國這些民主國家。今日的我認識到，上述民主國家之所以給我們嚮往的形象，不是因為它們的國號，而是因為它們有高質素的國民。

中國呢？中國有同樣的國民嗎？以前我以為有，現在我覺得無。也不只是我覺得，一些大陸的有識之士都有同樣看法，像中國社會科學院前美國研究所所長資中筠教授，就有很經典的論述，她說：「國民黨的時候是官場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等沒有全腐敗，所以被推翻了還有救。現在是各行業都腐敗，連小學生都知道要家長向老師送禮以便對自己好一點。他們長大後就不認為這有甚麼不對，不會在乎甚麼公平公義，而是認同腐敗的規則，這就是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 

英、美、加、澳、紐、法這些民主國家是否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它們的小學生是否要家長向老師送禮？當然不是，中國才是。一個整體從精神上爛掉的民族，有沒有資格建立民主國家？我認為絕對有資格，建立民主國家是天賦人權，任何民族都可以建立民主國家，中國人也不例外，只是一個這樣的民族所建立的民主國家，當然只會是整個從精神上爛掉的民主國家，只會是不在乎公平公義，認同腐敗規則的民主國家，而不會有奇跡。

其實這樣的民主國家世上多的是，奇怪的是香港那些期待中國民主化的人，總忘記臭罌只可能出臭草的道理，總以為臭罌會種出香花。

有人會問，然則，香港有三百萬大陸去的新移民，有三百萬被本土派看不起的「港豬」，香港就可以民主化嗎？首先，民主是人權，香港當然可以民主化。其次，香港如果民主化，就是由大陸作家韓寒欣羨仰慕不已的一批人的民主化。韓寒說他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裏的東西免於浩劫」，「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這是客觀的現實，香港不論人口結構，在韓寒觀察中就是保留著大陸已失去的民族美好習性，香港民主化，自是保留著美好習性的民主化，和失去美好習性的民主化不可同日而語。

然則，民主化後的中國，將會對香港怎樣？今日，陳世超兄傳了一篇文章來，很有啟發性。內容是：大陸人「完全忘記當年港人無償的在六、七十年代把衣服食物帶給大陸的親戚，八十年代為他們的民主運動流著淚出錢出力，九十年代為華東水災籌款，千禧年代為四川地震大灑金錢，結果無論我們怎樣關心他們，他們對我們只有仇恨。」年前東日本地震時，台灣人捐出一筆錢，日本民間至今感念不已，仍有持續感恩活動。但在中共教育下，人民唯一感恩對象只是共產黨，仇恨對象卻可以包括父母，何況香港人。

事實上，你在網上可以看到鋪天蓋地辱罵港人的文字，這些人建立的民主中國會對香港好嗎？我認為還是存疑比較聰明些、比較不那麼一廂情願些。

李怡 - 民調逆轉勝，民主未來仍有想像空間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3日

三間大學的民調，顯示反對通過政改的市民超過支持者。這一個逆轉勝的結果，不僅遠出於港府和建制派的意料，也是民主派和輿論界包括筆者都無法想像的。

原因很簡單。儘管從普選的法理來說，無論8.31決定還是梁特講的北韓選舉也是普選，都是歪理連篇，特首高官從來不敢接受與任何一位民主人士作一對一的電視辯論，但多數市民對選舉並不熱衷，因為選舉確實與市民的生活不是那麼密切相關，每次選舉，投票率都只有五成或以下，2011年區議會投票率41.1%，2012年立法會投票率53%。由於對選舉不熱衷，因而對選舉議題的爭議理據也就不關注，更何況對一般市民來說，政改議題也太複雜。當被民調問及是否支持一人一票選特首，不太清楚的市民就很自然回答會支持。這是不關心政治的市民大眾的普遍現象。

其次，民調一定是打固網電話取樣，現在年輕人都用手機，接聽固網電話的大部份是上年紀的人，以最新的調查來說，被訪對象有32%屬60歲以上，18至29歲則只有14%。歷次民調都顯示，年長者多傾向支持政府方案，而年輕人則傾向反對。以固網電話作民調，結果幾乎可以預見。

民調走勢出人意表

因此，中共港共對民調支持政改信心滿滿，特首高官和建制派一直力主民主派應按民意投贊成票。掌權者甚至表示，若民主派逆民意而投反對票，要當心在明年的立法會被選民唾棄，也就是張曉明說的「票債票償」。自由黨田北俊說要跟泛民賭一鋪，自由黨和泛民主派都跟從民調結果投票。泛民無人敢接受這賭博，反而強調不跟從民調堅定否決政改。反對假普選的市民總擔心民調會導致民主派有人轉軚，而民主派議員也多番聯署會否決政改，這說明他們也彼此不放心。基於社會這種憂慮，筆者曾提議一些讓人擔心轉軚的老泛民不妨公開宣佈下屆立法會退選，以表明破釜沉舟否決政改的決心。

現在民調逆轉勝，特首、高官和建制派紛紛180度轉調，有的說，民調不止一個，不同民調有不同答案；有的說，民調只供參考；有的說，泛民已說過不會跟從民調投票，所以民調沒有意思。也有民主派議員對一半一半的社會撕裂感傷心，說支持或反對沒有對錯；有民主派議員說「何喜之有」？這些表現似乎證明確有泛民議員意志動搖，因此才說沒有對錯、不會高興這些話。

反對或支持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肯定是對與錯的角力；而終於逆轉勝則證明香港不關心政治的市民的醒覺，在老一輩佔民調被訪者多數的情形下，反對者仍多於支持者。這說明越來越多的市民已明白過來，一方面知道這事與自己利益有關，另方面也逐漸知道政府的爛方案不可以接受！民調逆轉勝當然應該高興。

左報和親政府人士說有其他民調結果支持政改，他們提出的都是有親共背景的民調，比如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新界社團聯會，沒有一個團體是學術機構，有的民調只訪問了300個自己的會員，得出的結果根本談不上公信力。這些親共民調其實可以說是誤導了北京的香港政策掌權者，使他們以為一黨提名的所謂「普選」得到香港民意支持，於是從白皮書，到8.31，到深圳的京官硬話，北京的決策越趨強硬，實際上是跌入了親共民意的陷阱，越來越走向香港市民的對立面，以致終於出現了民意大逆轉。

政改投票並非終結

民調逆轉勝，說明立法會政改投票並不是事情的終結。首先，中共港共說的「票債票償」將會有反方向的意義。田北俊前天表示不會跟從民調投票，因為反正民主派27票反對已肯定使方案通不過，所以自由黨的5票也沒有意義。筆者希望他再思考一下，因為從民意趨勢來看，明白爛方案的市民越來越多，民眾的政治關注和醒覺會是今後的發展趨勢，他真要考慮明年立會選舉的「票債票償」問題。其實，對其他建制派也一樣。因此，下周三的政改表決，否決固然難有懸念，但多少票反對、多少票棄權，仍是對香港未來政治發展的關注焦點。

其次，如果民調逆轉勝出乎所有人意外的話，那麼我們應該有信心，只要民心所向，任何事都可以發生，任何奇蹟都會出現。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立法會選舉，支持民主的市民都要更積極參與，不要放棄。年輕的年齡層，在區議會的投票率一向偏低，許多有意從政者對參選區議會不積極。新世代參選立法會未見端倪，選民登記也沒有較大進展。兩個選舉都是目前香港合法的佔領運動，如果所有參與佔領運動的市民都以較大精力投入這兩個合法運動中，香港的未來就不會絕望。（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黎蝸藤 - 澄清幾個關於美國選舉的謬論

2015年6月12日

【明報專訊】美國總統選舉制度常被拿來和香港特首選舉相比，有以總統選舉中種種「不完美」之處為政府方案辯護，惟那些指摘卻並非事實，須做澄清。

一：美國初選是篩選。有兩個問題要搞清楚：初選是否像提委會一樣的篩選？若初選失敗了，有沒有其他途徑參選？

初選屬被人大否決了的政黨提名。政黨要選擇出一個候選人，目的僅為讓本黨候選人勝算更大。它不是由少數人指定一個人選，而是同樣通過普選產生。初選期間，參選人需要到各州拉票，通過民主普選的方式贏得各州的選票。絕大部分州，只要登記為該黨選民就可以參加該黨的初選投票。登記很寬鬆，只要聲稱是該黨選民即可，在一些州甚至連獨立選民或他黨的選民也能參加該黨初選。

故美國的初選也是民主選舉，2008年是奧巴馬而不是希拉里被提名，其原因僅僅是奧巴馬贏得了選舉。正如世界盃中德國隊不是被「篩選」到決賽中的，而是靠6場比賽的勝利而站在決賽場上一樣。巴西半決賽1：7輸掉了，若抱怨說被篩選出決賽，豈不是笑掉天下人的大牙？

多途徑參選總統

美國選舉還留下其他途徑。失敗的參選人（或獨立人士）可以憑藉獨立候選人的身分通過公民提名方法參選。美國各州都規定若有意參選的人能夠拿到本州一定比例的選民簽名支持，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印在選票之上。歷史上有不少人這麽做，最近一次有名的就是百萬富翁佩羅。他們甚至可以另組政黨，譬如老羅斯福就沿此途徑幾近贏得大選。即使未能在各州取得公民提名，選民想選某人還是有辦法的：選票中留有一項「其他人」，選民只要寫上該人的名字即可。

故美國在制度上保障了平等而無不合理限制的被選舉權。把普選產生的初選類比為由少數人控制提名的篩選，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二：黑人在1960年代才有選舉權。美國黑人早在1870年就普遍享有平等的選舉權。第15條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合衆國公民的投票權，不得因種族、膚色或曾被強迫服勞役而被合衆國或任何一州加以剝奪和限制。」自此，全美範圍內的黑人就已經擁有和白人一樣的平等投票權。

當然之後美國南方一些州的很多黑人還是被一些技術上的方式實質上剝奪了投票權，這些方式包括語言能力測試及人頭稅等。惟這些限制儘管針對的多為黑人，並沒有在制度上剝奪了黑人的選舉權：只要一個黑人通過了文字測試又交了人頭稅就有權選舉。這些限制對其他人種也是平等地適用的，即使是白人，若不能符合這些條件也沒有選舉權（除非他的先人已有投票權）。

現在看這些限制是錯的，但在當時，這種限制特別在南方各州是普遍被認為是合理的。美國婦女到1920年才有投票權，當時有這些認識並非不可理解。即便在今天的香港，人民素質低和月薪不足一萬四，也被作為不能給人民真普選的理由，說是會造成福利主義和民粹主義。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涉及選舉的是廢除了南方州中殘存的已被視為不合理的限制，而非賦予選舉權。

普選成潮流 選舉人票徒具形式

三：總統不是普選而僅由選舉人選出。美國總統選舉形式上的最後一步是由538人組成的選舉人團投票。但從19世紀前期開始，當普選總統成為各個州的潮流之後，選舉人票就完全變成一種形式。選舉人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投票，而是按照在大選中本州選民根據一人一票的原則而產生的結果進行投票。絕大部分州採用勝者全贏的規則以體現州的意志。在很多州，選舉人票是法律規定必須這麽投。即便沒有規定的州，選舉人也按照傳統這麽投。歷史上，僅僅有極少數例子是個別選舉人投票的結果和本州選舉的結果不一致，而它們都沒有影響誰獲勝。這些個別例子能產生，也是因為這些人知道自己的投票對大局無影響的結果。

美國人在選舉當天就能夠知道誰是總統（除極個別情况），而不必等到選舉人團形式上投票的一天。事實上，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選舉人團在哪一天投票，因為那根本不重要。故今天選舉人團制度僅僅有兩個意義：一是歷史傳統，二是對作為聯邦制國家給予各州不同的投票名額的直觀體現。

四：各州選民的選票效能並不相等，因此不平等。和該論調相匹配的是在美國出現過4次候選人贏了普選票卻輸了選舉人票。這是質疑中唯一有部分道理的。簡單解釋，美國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無論從歷史還是法理上，每個州都是獨立的單位。故除了考慮不同州的選民之間的平等之外，還要考慮州和州之間的獨立性和平等問題。如果各州完全按照人口分配選舉人票，那麽小州的聲音就會被淹沒。在制憲之初，美國就為平衡大小州的利益精心設計，現時制度是平衡點。當然有沒有更好的制度呢，美國國內也有不少探討。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民主也一樣，沒有完全令人滿意的民主。這不妨礙我們認為某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相當不錯，有的國家相當不民主。民主與否並非0和1的關係，而是一個百分比，有90分的民主，也有10分的民主。不能說別人「僅僅」拿到90分，就為自己的40分沾沾自喜；也不能把別人早就拋棄的過時的認識和標準，作為自己今天的認識和標準；更不能說別人要走100年，我們也不能太快，別人走過彎路，我們也要再走一次。在「地球是平的」的今天，這種理論肯定不能得到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支持。

蘇賡哲 - 應該尊重史實

多倫多明報   懷鄉書訊    2015年5月29日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習近平發表講話。他說：「偉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使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團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覺醒是心理狀態的描述，比較虛幻；團結則與史實不符。

首先是中國出現很多漢奸政權，其中最具規模當然是汪精衛政權。漢奸政權擁有的軍隊數量龐大，在中國歷史上罕可比擬，即是民族的分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次，在漢奸政權以外，國民政府和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也是表面團結而已，實際是嚴重分裂的，很多時候更是你死我活的軍事衝突，最突出的衝突是國府不堪新四軍進擊，不得不將它解決。事實上新四軍的任務不是抗日，而是向國府搶地盤。中共中央文獻辦公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從劉少奇擔任中原局書記以後近兩年期間，所有他向中央的報告和他對新四軍的指令共一百三十多個電報，沒有一個是為打擊日軍的，全部都只針對國軍。中共中央給新四軍的全部電報和指示，同樣沒有一次要新四軍去打日軍。在外敵入侵，由政府供給糧餉的軍隊只和政府打內戰，這怎能說是前所未有高度的團結，而只能說是史所罕見的民族分裂和對抗。

習近平又說：面對日本的野蠻侵略，「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一心，義無反顧投身到這場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偉大鬥爭中」。這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日本在台灣徵兵，每次名額一千，都有數十萬台灣人應徵，義無反顧投身到侵略者發動的戰爭中，唯恐中國不亡。

安娜 - 老人的明天

紙上聲色    2015年6月10日

看一個城市如何對待老人，就能看出那個地方的人文素養。在一個純粹的資本主義體制內，老人是沒有價值的，因他們已沒有任何能力再去生產了。如一個城市完全服膺於資本主義，以發展與囤積財富為壓倒一切的價值，可以想像，老人家要在這個地方活得有尊嚴也夠困難了。之前劍橋護老院被揭發要長者當眾赤身露體，及後有關負責人甚至想用「都唔係打老人家」來開脫（這簡直比丁蟹的歪理更不知所謂）；整個事件裏的涼薄、無情、對老人的賤視，有幾多是香港追求經濟成就的副產品？

我想起里奧麥卡里的《明日之歌》(Make Way for Tomorrow, 1937) ，我想起了戲中被迫要在子女之間輾轉流離的老公公Bark和老婆婆Lucy。故事講老夫妻的大屋要被銀行收回，他們即將無家可歸；他們雖然有五名子女，但沒有一個有能力同時收養兩老。大哥George想出了一個權宜的方法：父親暫時到妹妹Cora家中寄居，母親則跟George回紐約暫住，待他們花一點時間籌措，George有信心父母親很快就能有新家安身。George的計劃聽來不錯，但實行起來，卻遇上了諸多麻煩和不便。不論是處身小鎮的Bark，還是多半時候困在城市住宅中的Lucy，他們都不太快樂，而他們也影響了Cora和George一家的日常起居。最後Bark因為身體關係，決定遠赴加州跟另一個女兒同住，臨行之前，Bark與Lucy在紐約重遊舊地，重溫50年前他們度蜜月時的日子。

道出兩代無奈

前半部《明日之歌》非常深刻地寫出了老人與兒女共住的困難。Lucy介入了George的家庭生活後，為他們帶來了各種令人煩擾的尷尬和不便，影片初段那場橋牌課的戲已很能見到這一點。George的太太Anita晚上在家中教授橋牌，幫補收入。戲中的那個晚上，Lucy在滿是學生的客廳中坐着搖椅「吱吱」作響，又跟學生們攀談；Lucy之後放開嗓門跟Bark通電話，也令一眾學生無法專心。Anita可就為難了，一方面她不能責怪奶奶什麼，另一方面她也要令課堂可以繼續下去。後來她生出一計，就是以照顧孫女Rhode為名，叫Lucy陪伴她一起到戲院看電影。Anita的確暫時把Lucy打發掉，但是這樣卻引申出更嚴重的後果。

麥卡里讓我們見到兩代人的無奈。五個子女都不厭棄父母，但他們各自都有壓力，有的在生活上已是捉襟見肘，有的可能要顧忌配偶的想法。George的環境在五人之中最充裕，他對父母的感情也最深，可是面對父母終要分居兩地，他都無能為力。戲中最令人傷心的戲，就是Lucy與George爭先向對方坦白的那一場。Lucy在George夫婦未回到家時，翻閱信件，赫然見到一封老人院寄給George的信——她知George是有意將她安置在那兒了。Lucy為免令George難堪，在他回家後先向他托辭說自己住得很悶，打算搬去老人院。這時，原本想先一步把事情向母親坦白的George，臉上忽然變得寬慰了。但轉瞬間，我們又見到他的千斤重負並沒因此而卸去，反而，一種內疚感漸漸湧上他的心頭。到最後George又無奈又難過，特別是母親着他不要將此事告訴父親時。他很希望父親母親能夠團聚安居，但面對各種生活上的局限，他還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李怡 - 焚燒《基本法》是新世代的鐵屋吶喊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10日

四間大學的學生代表參加維園六四集會時高呼「命運自主，港人修憲」，然後將《基本法》點火焚燒。此一行動引起全港政界熱議。特首、建制派、部份泛民，都不認同這一行動。他們認為《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焚燒《基本法》幾乎等於否定一國兩制。

正如美國法院認為，焚燒國旗不是要否定這個國家，而是認為現政權沒有執行和伸張這個國家的理念；中國成語的「國將不國」也不是不要這個國家，而是認為再這樣下去，「國家將無法維持下去」、國家不像國家了。同樣，焚燒《基本法》也意味着再這樣下去，現時的《基本法》已無法對一國兩制提供保障，一國兩制將無法維持下去。

既粗疏也帶有很大權宜性

回歸後，焚燒《基本法》不是第一次，不過，這次引起的回響特別強烈。因為在過去兩年的政改爭議中，中共和港共高官一直強調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依據《基本法》制定的；反對政改方案的民主派和輿論，則認為政府按8.31框架定出的方案，違反《基本法》各條款。大家都說根據《基本法》，那麼是否意味《基本法》缺乏法律語言的確切性呢？

不少國際法律專家認為，《基本法》既粗疏也帶有很大的權宜性，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文件。單是以立法機關的人大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就是荒謬規定。任何文明的三權分立的社會，憲法和法律的解釋權都屬於司法機關，而不會屬於制定法律的、組成一直有變動的立法機關。更何況一黨專政的國家，立法機關由一黨領導而非多黨組成，政治考量常因時而變，於是憲法與法律的解釋也就變得不穩定。

《基本法》有許多權宜條款，比如新界丁屋的父系繼承，社會福利的只可「發展」而沒有規定可以調整等等，都是出於照顧各方面的利益，而不是制定可供長治久安的法律。
所有《基本法》的缺陷，都來自中共面對要收回香港主權，而提出一個凍結香港當時現狀的50年不變的方針政策，並粗疏地定出照顧而非平衡各方利益的《基本法》。50年，中共是要買一個自己可以趕上去的時間，他們那時仍然認為社會主義制度長遠來說優勝，只是在經濟上和法制上落後，相信經50年發展就同香港差不多了，那時就是一國兩制的結束，香港大陸實行一國一制也。

早幾天，關注土地規劃的陳劍青在獨立媒體發表一篇文章，講的就是香港從殖民地時代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到《基本法》定下一個50年的「封印的時間，封印的地方」。香港許多人認為有《基本法》保障，一國兩制就萬事大吉，港人只需按《基本法》落實及爭取，就可實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際上中共按香港和當時中國的現狀，凍結地制定《基本法》，不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中國的經濟突然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當時中共領導人想像不到的，而中國的政治改革不但無寸進，事實上是越來越專權，在自由法治人權方面更是倒退。中共按捺不住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不僅是專權政治的本性，而且是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的暴發戶的需要。

封印的時間，封印的地方

陳劍青說：「香港的政治時間只能是一場末日倒數的政治：中國議程在香港步步進逼，而香港只能死守老樹。」政改爭議和雨傘運動清楚告訴香港人，如果中共宣稱是根據《基本法》的解釋去定下包括法官要愛國的「白皮書」，任意僭建五部曲、8.31決定、選出特首中央可以不任命，這樣走下去，陳劍青說：「香港的命運必然是死路一條。於是，今日香港人已不僅要講『命運自主』的問題，而是在談香港人要在甚麼樣的憲法下得以生存的問題。《基本法》的修訂就是問題的核心，焚燒《基本法》就是一個新世代的鐵屋吶喊。」

以中共今天的政治現實來看，在一國之下修改《基本法》也不會修出一個可以保障香港原有價值體系的新《基本法》。但這個「鐵屋吶喊」至少表達了香港人不願為奴的自主意願。值得中共和香港建制派去想的是：為甚麼回歸之初香港沒有人要燒《基本法》，沒有本土意識，更沒有港獨主張？如果說是有外國勢力介入，現在全球的外國政治勢力不會比十多年前更願意和更敢於介入香港政治。所有原因其實只有一點，就是倘若中共認真遵守《基本法》所定的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分際，燒《基本法》和本土意識、港獨主張都不會出現；而這些事情出現了，那麼不要講甚麼外國勢力了，檢討自己吧。至於香港人，在中共國通過踐踏《基本法》不斷侵犯我們權益的情況下，鐵屋吶喊的聲音只會更強烈。（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安東 - 沉船災難 黨媒吃人血饅頭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6月9日

2015年6月1日晚上9時半，長江湖北監利段發生中國30多年來最慘烈的沉船事故。截至6月8日上午，共搜尋到434具遇難者遺體，僅有14名乘客生還，還有一些失蹤者應該也是遇難，只是不知道遺體被沖往何處了。

大災當前，國人痛徹，人人都在追問是何原因導致災難。但內地宣傳主管部門一紙封殺令，除幾大官媒外，其他媒體一律禁止私下採訪，只能跟隨央視、新華社等幾家高層認可的媒體轉載，民眾亦只能靠這幾家媒體了解災難救援情況。至於有關報道是否客觀公正，外界無從判斷。

就在官方封殺市場化媒體的報道權，從而導致公眾知情權被損害時，內地部份官媒居然用一些讓人難以接受的方式，面對災難唱起了另類「頌歌」，例如新華網的〈生為國人，何其有幸〉、《人民日報》的〈4天3夜，那些感動我們的瞬間〉。

此外還有上海官方澎湃新聞的〈感謝你無數次游過那麼悲傷的水域〉、中國之聲的〈沉船救援，十個註定要載入歷史的鏡頭〉等等。看了這些報道你一定難以置信，這是一場對幾百人失蹤遇難的災難報道嗎？這樣文章是想讓人們感謝災難，還是想讓人面對災難高興開懷？

其實，內地一些自媒體曾發過類似〈沉船事故，不專業質疑就是添堵嗎？〉等與當局主調不合的文章，也有自媒體轉載《紐約時報》等外媒的〈中國政府嚴格審查長江船難報導〉長微博等，但無一例外遭刪除；《人民日報》甚至推出〈救援一線，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啦〉圖文報道，把救援人員當主角，引導公眾去關注救援現場的帥哥美女，這是缺德還是缺心眼？

內地官媒不報道追尋公眾最為關注的問題，卻將悲劇變成喜劇，實際變成了鬧劇，這真是歷史上少有的笑話。即使公眾無奈媒體被管制，但你總不能在此基礎愚弄公眾、羞辱公眾。遇難者尚未全部找到，他們就站在人血染就的舞台上為自己裝扮頂戴花翎，把悲劇娛樂化。內地不少媒體人私下質問：「審批刊發這些文章的大人們，若是你家死了人，我們去你家門口跳廣場舞、唱《小蘋果》，行嗎？」

之所以出現這樣情況，在於內地長期以來公權力官僚化，喪失人情味，他們缺乏常人所應該擁有的自尊、羞恥的情感。他們不尊重個體生命的尊嚴，他們其實也不在乎集體常人的尊嚴。悲劇的根子還在中國的制度設計上：一個長期選拔任命官員不需要徵求人民意見的政權，它才不會在乎人民怎麼想。

官員只在乎如何得到好處

他們所能想到的，是自己怎麼才能在事件中得到好處，這樣面對一個災難，他們要製造出救人的英雄，渲染出沒有政府組織的營救，這些人的命運將會更加悲慘。這樣各級官員才能從慘絕人寰悲劇中吃到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那些庸官們在大口啃着人血饅頭之時，他們是否想到，那幾百條遇難生命的靈魂會不會在長江底、在天國上發出不平的怒號？

他們也許認為，這樣的輿論導向可以成功避開公眾對於災難原因的追責，進而成功逃脫法律制裁和道德指摘，說不定還能因組織救援有功，得到提拔重用。可是那些無辜死難者呢？那些要求公道的死難者家屬被當局嚴密「看護」，甚至頭七那天到江邊祭拜親人，也非每位家屬可去，要經過特別選擇，在江邊呆幾分鐘，連眼淚還沒流下就被強行架走。

而內地的官媒們對此全然不報，他們不但失聲也失明了。他們忙着報道各級官員如何盡心盡力搶救傷者、打撈死者遺體，忙着表揚功勞。一場災難，徹底暴露了中國媒體生態的真相，重現魯迅筆下那用饅頭沾人血而吃的一幕，是為可悲之極。

安東
內地資深傳媒人 

林夕 - 這能量夠正了吧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06月09日

每次在這裏寫有關焦慮症、情緒病的事情，總會收到兩種反饋。

第一類型，帶點不滿意，會問為什麼老是愛講這個病，又不是醫生專欄，一天到晚講病，又沒有民間秘方可以提供，現在我們社會到處都充斥着負能量，可不可以散發一些正能量呢？

而我不知什麼才叫正能量。說得動聽點，不介意把自己的傷口剖開，只是為陌生的同病者得到療效，誰會覺得，復述病情，無論是過去現在進行式，是一種愉快的經驗？關於情緒科的認知與陳述，當下只嫌太少，跟患這毛病的人口不成比例。如果講情緒病情是散播負面情緒，那麼，正能量是不是等於：一切會好起來的×10、明天會更好×100、退一步海闊天空×1000、等到2017一定會得×10000？

如果是這樣，一場不知是天災還是人禍之後，下列官方發表的感言，是不是就是我們需要的正能量？「救援一綫，中國最帥的男人都在這兒啦！」「中國的『老人與海』──『東方之星』翻沉事件倖存遊客求生記」「感謝你（救援隊伍）無數次游過那麼悲傷的水域」「沉船救援，十個註定要載入歷史的鏡頭」「孩子別哭，我在長江，已經回到母親的懷抱」。看，化悲劇為好事，在屍體裏嗅到了人性的高尚氣息，正氣地歌頌救援者，戰勝了家屬負面的傷痛，這能量夠正了吧。夠，的確很正，因為荒謬到讓人破涕為笑，又哭笑不得。

第二類型，是溫馨關切型：見你連寫了兩天，是不是又復發的很嚴重呢？在此一次過澄清，並多謝關心，但是請明白我用心。這題目，我寫或者不寫，與我病或者沒病，沒有必然關係。從不會自以為私人事情寫出來會有人感興趣，曾經描寫過的個人生活細節，都用天秤量度過，有些許普世分享價值，才好意思公開。不過，這種寫什麼就代表我現在怎麼樣的心態，讓我想起另一種不大正常的人之常情：誰為性取向不同者說上兩句話，說得再公道，本身性向也非常可疑。所以在此呼籲大愛同盟，搞遊行撐基，最好找個出了名比筆還要直的直人站到最前面，唉，不過，這直人替攣人討過公道，以後就直接受到質疑：你一定有幾分攣，否則幹嘛要為他們出頭？社會風氣如此，好在明光社出盡吃奶之力，也不會找到攣人站台，他們也不會出這力，吃奶，他們就會想到做愛懷孕，然後就是墮胎了。哈哈哈。

孔誥烽 - 南海一旦開戰 誰最高興？

2015年6月8日

【明報專訊】中國在南海有主權爭議海域大規模填海造島、美軍又在造島工程附近頻繁偵測，引發南海局勢緊張。有人甚至說美中很可能會為此開戰。

美國讓香港在香港政策法下於簽證、貿易、金融等領域享有比中國大陸優惠的待遇，除了靠美國國務院定期考核香港自治狀况之外，另外一個條件，便是美國海軍艦艇能時常進入香港停靠補給。如果美中在南海爆發戰爭，香港絕對難以置身事外。一旦開戰，香港人應該站在什麼立場？能保持中立嗎？到時若有以左翼進步人士面貌出現的中共人員動員大家到美國領事館外示威，香港人要響應嗎？

美國害怕與中國衝突嗎？

這些問題很難有速成答案。但美中開戰的機會，到底有多大？

中國不少官方知識分子，現在都相信美國是一個沒落中的強權，美國企業都依靠中國貿易。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這個想法更見主導。不少人認為中國已可以擺脫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原則，在亞太事務上更進取地挑戰美國，確立中國的亞洲霸主地位。

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在中國學術、政策討論欠自由的環境下，這種能令領導和人民感覺良好的觀點在回音谷中自我共鳴，成為唯一的主流意見。北京今天大概相信，中國在南海大規模造島，美國及其亞洲盟國一定會無奈接受現實。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確立「有效管理」，假以時日，那些地區便自然成為無爭議的中國領海了。

但美國真的會礙於經濟利益不敢與中國硬碰嗎？中國自1972年起，一直在亞太地緣政治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等方面，扮演美國好幫手的角色。1970年代中國幫助在越南失利的美國壓制蘇聯勢力在亞洲擴張。1980年代以後，中國開放和釋放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到出口加工區，令美國企業通過工序外移激烈降低成本成為可能。

美國依賴中國，但中共也十分依賴美國。1990年代其實是中共存亡的一個分水嶺。在1989年和蘇聯、東歐共產黨倒台之後，西方不少人認為要對中國經濟圍堵；中共在圍堵下倒台後，美國的財團便可以長驅直進。中共當時十分慌張，於是便主動進行更激烈的自由市場改革，歡迎美資長驅直進，換取美國撤除封殺。這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提出深化改革的背景。

中共保命與華府傾中的1990年代

克林頓上台後回應中國的激烈改革，提出「Engage China」的政策：主張只要與中國多做生意，便能為中國帶來政治改變。當時的江澤民政府，開始邀請美國的大型投資銀行參與國企改革，讓它們將大國企煎皮拆骨，帶去紐約、香港等地上市，從中漁利。美國的寡頭金融資本在中國如魚得水，成為民主、共和兩黨傾中政策的經濟基石。

中共通過靠攏華爾街保命的思路，在朱鎔基1993年一次高級幹部會議的講話中表露無遺。當時中國正經歷過熱、貿赤和財赤惡化的三重經濟危機。朱在安撫參與會議的全國各地領導人時說：

「美國很多大公司的董事長從去年以來都訪問過中國。美國一個很大的投資銀行，叫摩根士丹利，要把60%的資金投入亞洲，特別是投入中國，這對推動香港股市起了很大作用。我現在講這些，是要說明形勢對我們很有利。」（《朱鎔基講話實錄》，I， 384頁）

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發展，亦是從1990年代中開始。北京在1994進行一次過的人民幣貶值改革，加上一系列的補貼出口業政策，中國便完全嵌進了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國用其不斷膨脹的貿易盈餘投資美債，令美元成為支持人民幣供應高速增長的本位幣。這乃是中國銀行體系在過去20年不斷放水「谷」經濟，人民幣也不會像1997年的東南亞貨幣一樣面對崩盤危機的底蘊。

中共得到美國統治階級的支持而得以保住政權，而美國企業則分享到巨大的中國崛起紅利。在這個美中共生關係之中，中共高幹將財產家人轉移到美國，美國財團高薪聘請太子黨作為進入中國市場的入場券，一直是公開的秘密。

中國奇蹟終結 華府對中政策逆轉

這個共生關係，在過去5年出現急速變化。美資在中國日益受到羽翼漸豐的地方政府和國營企業擠壓，再加上工資猛漲，令它們在中國投資的效益下降。去年《經濟學人》在「中國失去魅力」的報道中引用美國通用電氣CEO Jeffrey Immelt說「中國很大，但很困難；其他地方一樣大，但沒那麽困難。」可說是一葉知秋。

2013年之後，美國經濟穩定復蘇、邁向能源自足、美元重回上升軌迹、國際資本回流美國，同時中國經濟滑坡，以美國為市場的出口工業，於是加速離開中國而在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重建供應鏈。美國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開始減少。這個經濟變化，正在削弱華府親中派的物質基礎，我在《明報》2013年9月〈美國親華和反華力量逆轉〉一文，早已論及。

最近美國聯邦調查局相繼拘捕被指為中國盜取商業和高科技機密的中國教授，美國證監交易委員會又高調調查摩根大通聘請中共太子黨的貪腐指控，更特別針對王岐山，可說是美國對中政策轉向強硬的體現。

美中衝突對美國的經濟成本在下降。而美國自冷戰到反恐時代，都是靠提供安全保護傘向盟友敲詐經濟利益。若美國任由其亞洲新舊朋友如越南和菲律賓被中國擠壓而坐視不理，亞洲各國難免會對美國失去信心，愈走愈遠，甚至影響到「跨太平洋伙伴關係」（TPP）的談判。到時美國的經濟利益損失，將會更大。

在軍事層面，中國1949年後的歷次邊界戰爭，都是依賴人海戰術的陸地戰，解放軍的海上作戰經驗十分缺乏。去年中國在西沙設鑽油台，在遇到越南大規模反中抗議與暴動之後，也無奈將鑽油台撤走。說美國很怕與中國發生衝突，只是夜行吹哨，自欺欺人。中國近年不斷吹噓海上軍力提升，如果華府有人很樂於通過實戰來測試一下中國的海戰實力，反而毫不出奇。

中國當下在各個領域，都是鷹派當道。北京繼續在南海擺出強硬姿態，最後與愈來愈不怕與中國衝突的美國擦槍走火，似乎是十分可能的發展。對於這個可能的變局，香港將要如何應對，香港人可是沒有怠於思考的本錢。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學系副教授

林超英 - 一場雷雨也敵不過的豆腐渣機場

2015年6月8日

【明報專訊】5月23日一場雷雨，癱瘓了赤鱲角機場，業內人士和乘客報告，晚上飛機降落後，大排長龍三四小時才到達泊位，部分乘客再花一兩小時才由飛機門口去到機場大樓，入境和取行李又一小時，經過5小時的折磨才能逃出機場！這是第三世界機場的現象，竟然出現在號稱國際航空樞紐的赤鱲角機場，是機場服務失效的惡例、機管局的醜聞、香港城市的恥辱。

有雷雨時機場服務失效不是理所當然的，赤鱲角機場自啟用以來每年平均38天有雷暴，功能正常的機場必須把這些雷暴日預計在內，更令人不解的是5月23日全港雲對地閃電1702次，比20日的3836次及26日的2695次都少（註一）， 23日不算是最壞的日子，而且大嶼山一帶下午只有兩個小時（4至5時和6至7時）閃電比較密集，因此拖到午夜的嚴重延誤不可以簡單地賴天氣。赤鱲角機場連一場雷雨也敵不過，可算豆腐渣機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圖一展示當日晚上11時30分飛機的位置，共有38架飛機擠在滑行道，反映北跑道運作正常，不過飛機降落後被困，去不了泊位；還有一點：起飛比降落安全，可以降落就可以起飛，機場混亂也不可以賴天氣影響離港班機。

泊位爆滿 飛機塞滑行道

飛機去不了是因為所有泊位都泊滿了，前機未走，後來者無處停泊，唯有塞在滑行道上！飛機落不了客，連鎖反應是它們應該載走的乘客被困機場大樓，以致離港班機嚴重延誤，令候機大樓內一片混亂和怨聲載道。

假如設計機場時早已預計要建的中場Ｘ形候機大樓如期於2010年前建成，提供49個有登機橋的飛機泊位，滑行道上的38架飛機可以立即靠泊Ｘ形候機大樓，乘客不用等四五小時，飛機也能夠依時離港，候機大樓內便不會出現紛爭和混亂，遺憾的是這座大樓至今不知所終。

以上的分析，兩個圖的對比，突顯機場服務失效的真實原因是飛機泊位飽和，尤其是有登機橋直接進入候機大樓的泊位，而非機管局經常吹噓的所謂「跑道飽和」。

機管局多年來吹噓客運和航班數字節節上升，卻為了帳面的盈利，省下大筆應該投資在「中場X形候機大樓」及機場設施的金錢，以致少了40多個登機橋泊位，種下服務失效的禍根，赤鱲角機場連一場春夏常見的雷雨也頂不住，嚴重損害香港在國際航空業界的地位。

應設機場事故通報機制

機管局十多年來的嚴重失職，可以追溯到2001年起機管局向「商場管理局」的範式轉移，把盈利和商業經營放在首位，反而把機場的核心功能置於勉強應付過去就可以的次席，管理的焦點沒有對準《機場管理局條例》指定的宗旨：「提供、……營運、發展及維持一個位於赤鱲角及其附近的民航機場。」一場雷雨已經把怠惰管理機場核心業務的惡性後果顯露無遺，機管局的失效和失職最終要算在「失焦」的頭上。

為了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我們建議香港政府應該設立機場事故通報機制，當超過指定數目航班出現指定時間的延誤，機管局必須向運房局通報，以及遞交調查報告，而且查明了發生某個等級的延誤時，應該加以懲罰。

第三條跑道是英諺的「red herring」掩眼法，是機管局用來轉移社會對其失職的視線，大幅增建飛機泊位和相關服務設施才是當務之急。政府及機管局董事會最好凍結三跑項目，指示機管局立即重新把焦點放回機場航空服務，否則豆腐渣機場貽笑大方，「國際及地區性航空中心」的願景只是一廂情願。

註一： 香港天文台「氣候資料服務」網頁http://www.hko.gov.hk/cis/dailyElement_uc.htm?ele=LIGHT_GROUND&y=2015

作者是人人監機會召集人

長平觀察：「六四」鎮壓模式改變了世界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5年6月4日

二十六年過去了，"六四"事件在中國仍沒有走出戒嚴狀態。年年今日，天安門廣場戒備森嚴，除了荷槍實彈的武警公然威脅，還有無數便衣暗中窺伺。這只是一個微縮的象徵性景觀，在整個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這種緊張狀態無所不在。

"六四"鎮壓不僅沒有過去，而且它一直就是中國的政治模式本身。根植於這種模式的政治，不僅不可能自我否定，而且還在從各個方面不斷地強化。當一群留學生發表公開信，要求中共正視歷史，《環球時報》發表社評稱，"中國社會對不就八九政治風波繼續爭論、讓那一頁翻過去逐漸形成了共識"。這本身就是"六四"鎮壓模式的體現：在高壓控制之下肆意撒謊。而這篇社論被撤除，與其說是中共"淡化處理"政策的延續，不如說體現了習近平對"六四"鎮壓模式的發展：既然武裝暴力依舊在握，又有更多經濟權力在手，那麼連假裝講道理也不需要了。

在所有輿論被嚴格控制、網絡警察耀武揚威的時候，在浦志強因為參加"六四"研討會成為待審的囚徒、高瑜因為評論中共新政策而被重判入獄、陳雲飛因為堅持紀念六四而失去自由的時候，去討論中國人是否想要翻過"六四"這一頁歷史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要"什麼的自由。

還有很多人認為，歷史可以塵封，像置於倉庫裏的糧食，可能結滿蛛網灰塵，可能變得陳舊發黴，但是終有一天，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洗淨曬乾，照常食用。事實上，歷史不是靜態而是動態的，它不是陳舊的糧食，而是會發芽生長的種子。二十六年的時間，讓"六四"鎮壓模式經歷"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和"中國夢"之後，成為一個成熟的暴力維穩體系。

這個模式首先是對國內民眾的反抗和不同意見毫不遲疑的鎮壓。中國全國人大於1989年10月通過的《遊行示威法》不僅限制了群體抗議，而且企圖徹底消滅抗議文化。坦克上街得逞讓中共放開手腳，此後的群體事件，無論中央還是地方當局，從來都不吝嗇派遣大量的武警甚至軍隊進行鎮壓，而不是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吸取了教訓"。時至今日，群體事件已難成氣候，連網絡批評也一點也不被容忍，遭遇殘酷的暴力打壓。

其次，"六四"鎮壓之後中共受到國際社會的制裁，但是國際政治的綏靖讓它"挺過來了"，而且還以"低人權優勢"強勢發展經濟，這給了它極大的信心。今天的中共，再也不在乎國際社會的壓力，而且還扮演邪惡魔主的角色，迫使眾多國家以金錢交換人權議題，人權思想的發祥地歐洲也多次乖乖順從。可以說，"六四"鎮壓模式改變了世界政治倫理和秩序。

越來越多的事件將會證明，"六四"鎮壓不僅是中國的恥辱，也是全人類的噩夢。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羅金義 - 李健熙：德川家康的哪一面？

時令讀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據說，李健熙喜歡讀五木寬之的作品，尤其欣賞《他力》，那是五木寬之休筆學佛之後重出江湖的名作之一。糅合佛、道和東洋哲學，探討日本人的生活和生命方向，在那1990年代平成蕭條水深火熱之際，五木寬之一系列哲理隨筆撫慰了眾多徬徨空虛的日本心靈。李健熙向來寡言低調，他究竟心存哪種情懷去讀《他力》，難以稽考。《他力》和另一名著《大河之一滴》出版於1998年，那些年，李健熙對於東亞金融風暴重擊三星負債1700億韓圜猶有餘悸？為了集團的結構調整而裁員31％，創造了五萬多個失業家庭而動了愧疚之心？還是1999年赴美接受重大手術去治療因為長年煙癮積成的肺癌，而參悟了當年他父親的遺言「生為奇，死為歸」？

從五木寬之的佛學隨筆去想像李健熙，是不是有點不可理喻？那是「要第一就不能第二」的經營之神李健熙；那是在東亞金融風暴之後翌年就將三星轉虧為盈，隨即在三星電子30周年晚宴上宣布開展「數碼策略」，數年後就超越了亦師亦敵的索尼（Sony）的李健熙。要弄一張過去10年三星在營商方面傲視當世的成績表，易如反掌，而在大部分的輿論之中，李健熙就等如三星。然而，被譽為「眼光指向未來十年」的李健熙，在超越索尼後十年卻心臟病發，隱沒於醫院一整年，至今生死未卜。今年五月，三星集團兩大子公司合併，兩個持股的重要基金會的主席職位易幟，在在反映獨子李在鎔的繼位工作幾近完成。那麼，是時候重新設問，今天三星的成績，其實就是李健熙大半生的期許嗎？

難為知己難為敵

李健熙生於日殖晚期，因為家境關係，孩童年代與父母聚少離多，赴日讀書時，小學還未畢業。在韓時課業已應付得頗感吃力，還要重新學習日本語，苦不堪言。適逢其時靠韓戰前後出賣軍需創造「神武景氣」的日本，算是發了韓國的「國難財」，但依然對韓國人頤指氣使，受盡白眼的李健熙對日本國仇家恨之深，可想而知：「在最敏感的年紀，就已經對民族差異、憤怒、孤單、以及對父母的思念等等情感有着深刻體認了……」。

弔詭的是，李健熙沒有因而抗拒向日本學習。中學畢業之後，自己本來心儀於延世大學，最後也是聽從父命赴早稻田大學入讀商學部。早稻田不單止是二戰之後日本最多內閣總理大臣畢業的大學，也孕育了索尼之父井深大、李健熙後來亦步亦趨的索尼首席執行長出井伸之，以及李健熙的父親李秉喆（五木寬之也是畢業於早稻田）。李秉喆主張他兩度赴日留學，理由始終如一：要學習、增廣見聞，就去先進的國家；縱使日本是殖民者、戰敗國，李秉喆還是堅信日本是孕育三個兒子最好的地方（李健熙的二哥也念早稻田大學，大哥念東京大學）。二戰後韓國擺脫殖民統治，自家人當家作主不是前途一片光明嗎？先別說二戰後硝煙未盡，朝鮮半島又成為東西方兩大陣營干戈交加的磨心；而自家人在國家主義名堂下巧取豪奪，何嘗不令人心傷膽寒？作為日殖時期的民族獨立運動英雄，大家本來對建國總統李承晚寄予厚望，但當他為了戀棧權位而三番四次涉及暗殺政敵（甚或包括大韓民國國父金九）、選舉舞弊、脅迫國會修例以便自己無限連任，政局民心之動盪，不言而喻；李秉喆就曾在李承晚在位初期被內務省審查，家產被國家徵用。1961年朴正熙將軍政變上台，鐵腕執政，列舉十大不當斂財企業，李秉喆名列第一，結果將紡織、製糖業務和銀行股票「送贈」國家，以求脫身。5年之後，三星再次捲入走私弊案，李健熙的二哥昌熙被捕入獄，而再一次，按三星官方史書《三星60年史》的用語，屬下的韓國肥料被「捐獻給了政府」。1979年朴正熙遇弒，全斗煥旋即興兵奪權，翌年正式就任總統之初，李秉喆又將三星旗下的東洋廣播公司「讓給」國家，李健熙離開他為理想奮鬥了十多年的陣地（年輕時他是電影癡，曾經立志當電影導演），黯然赴美。

在韓國的軍政國家主義陰影之下，李健熙的年輕歲月就是活在極度惶惑不安當中。那時候的日本之於李健熙，實在是難為知己難為敵。他的一位高中同學說過這樣的故事：有一天健熙忽然將幾本學日本語的小學課本丟給他，勸他好好學好日本語。那年頭的高中生都充滿反日情感，同學沒好意地反詰：幹啥要學日本語？健熙卻認真地解釋：「我們必須了解日本是如何變化的，這樣我們才能找出我們國家要走的方向。」（讀《李健熙的第一主義》）惶惑不安的李健熙要盡快出人頭地，有什麼方法比拿日本作「標竿學習」效率更高、風險更低？正如The Verge的亞洲新聞主編Sam Byford說，李健熙治下的三星在1990代迅速茁壯，正是因為他一直緊緊跟隨索尼的方略。1999年李健熙提出的「數碼策略」，不正是效法出井伸之在1995年起動，後來令索尼由家電品牌迅速成功向資訊科技產業轉型並創造史上最高市值紀錄的「Digital Dream Kids」策略嗎？早稻田大學的小林英夫教授也提醒大家，在整個1980-90年代，每逢周末三星都招聘、接待大量來自日本的半導體專家飛赴韓國，向三星電子的技術人員傳授半導體知識，他們被稱為「周末技術者」；另一方面，三星電子在日本設立研究室，讓白天在自己公司上班的日本專家下班後到三星研究室傳授技術，是為「Moon Night」策略，這就是三星電子突飛猛進的底蘊之一（讀《可畏的敵手》）。李健熙就曾經很不「識趣」的說：說今天韓國經濟的成就是因為工人的辛勤克苦，實是自欺欺人，那根本源於韓國和日本在各方面有異常密切的連繫。

更是難為知己難為敵的，是韓國的財閥經濟模式，也是學自日本而青出於藍勝於藍。今天，大家都說是朴正熙將日本的財閥經濟帶到韓國，並「發揚光大」，但故事卻可以換另一個角度重看：早在1961年，朴正熙五．一六政變之後軟禁了多名大企業家，李秉喆趕赴調停，細讀全北大學康俊晚教授整理當時的對話，看來是李秉喆在游說、獻策去建立那一種政商關係，朴正熙言聽計從（讀《三星王國：李健熙時代》）。有研究將朴正熙時代的財閥經濟分成四個階段，打從第一階段起那關係就被定義為「伙伴」（partnering），互利互惠（讀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論文集中有關財閥的一章）；更別說發展下去，強如朴正熙也只能向路徑依存性（path dependency）屈服以確保漢江奇蹟不滅，以及自身軍政集團政治獻金不缺，而這種勾結關係，一路走來似乎都是由李秉喆當「老師」。李秉喆屢陷弊案，到底是否都是清白無辜，真相難明。以1966年的走私案為例，慶北大學講師金炳完相信，朴正熙跟李秉喆在走私謀利上應該先有分贓協定，後來掌權者背信鯨吞，李秉喆能不啞忍（讀《三星成長300倍的祕密》）？軍政國家主義陰影之下，李健熙的年輕歲月就是活在極度惶惑不安當中。李孟熙、健熙兄弟對父親都有相近的回憶：他私底下很瞧不起朴正熙的品格為人（尤其在1966年走私弊案之後），但又會機關算盡地籠絡這些「政棍」；從1980年初起他跟另一大財閥現代集團的鄭周永齟齬甚深，在韓國是家傳戶曉，但雙方在生意上的其實競爭根本不多，爭的根本是新軍政強人全斗煥的寵信。

向「路徑依存性」屈服？

克紹箕裘的李健熙呢？全斗煥卸任總統翌年，李健熙就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地向雜誌憶述，在李秉喆病重的日子裏，應酬軍政要人的擔子落在他的肩上，而全斗煥就曾經在一眾財閥面前重重地奚落過這位三星副董事長；當年全斗煥奪走東洋廣播，李健熙憶述自己一夜間感到渾身無力，憤言全斗煥兵變令國家經濟倒退了50年。然而，雖然李健熙多次公開表達他討厭全斗煥，討厭軍政獨裁，但全斗煥「欽定」他的軍校老同學盧泰愚將軍繼位不久，李健熙就曾對盧泰愚兩度行賄（1996年罪成判刑，後被金泳三總統特赦），調查期間更發現他的行賄對象也包括全斗煥。1992年盧泰愚下台之後，軍人專政總算結束，數年後李健熙還是高調狠批韓國政治是「四流貨色」，但在此後的兩次總統選舉，他都向大熱門候選人李會昌行賄（沒正式定罪），意欲造王干政。2008年4月初李健熙因為自己和三星捲入眾多貪賄弊案而引咎辭去集團會長之職，半個月後被判罪成，不過翌年他再次獲得總統特赦，三個月後復任會長；又一年之後，李健熙再次公開承認貪腐文化在三星集團根深葉茂。有關李健熙本人和他治下三星所牽涉和被定罪的金權弊案五花八門，曾經在三星會長秘書室擔任首席法律顧問的金勇澈在《三星內幕》已羅列得洋洋灑灑，毋須在此重複。李健熙生平最令我用心注目的，是他無論是活在內心世界還是凡塵俗世當中，都是充滿弔詭、矛盾。高呼「除了妻兒，一切換新」，在東亞金融風暴被受重擊之後透過「捨棄吧」經營而令三星反敗為勝的革新之神李健熙（讀韓國著名財經記者金成洪、禹仁浩的《三星浴火重生》），在思想和行徑上其實有沒有真正「破舊立新」、跨越過他父親的蔭（陰）影？

這對財閥父子當然不曾天真地以為，不用軍政國家主義將銀行國有化，然後為他們提供融資擔保、分配，更重要的是為他們圈定近乎壟斷的市場規模，企業發展單靠高超技術就能技壓群雄。如果大家以為這種鐵三角的勾結在日本已經發揮得令人側目，首爾大學的金顯哲教授展示了韓國經驗的淋漓盡致（讀《日本的製造對上韓國的行銷》）：以三星的強項手提電話為例，如果日本政府為每一家主要企業圈定500萬部手機的市場規模，韓國每一家主要企業能受惠於政府代為圈定的市場規模就超過1100萬部（三星得到的當然遠不止此），後者是前者的2.2倍（在電力企業，更高達差不多四倍）。大家當然也不會天真地以為，沒有政治獻金、貪贓枉法，什麼「天才經營」會像奇蹟般年年上演。

朴正熙不得不向路徑依存性屈服，李秉喆如是，李健熙亦復如斯——雖然他清楚憶述過父親曾經令他充滿不安和不滿，曾經惱怨自己「連1％的家庭教育都沒有接受過」，曾經因為記者稱呼他是「第二代經營者」而大發雷霆（讀《李健熙的傳奇人生》）。李秉喆路徑、日本模式路徑、索尼路徑、財閥路徑……，李健熙的「屈服」，成就了今天的三星——三星電子在2014年《財富》「世界500強」排名第13，集團營收佔全國本地生產總值超過20%……。「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李健熙還記得他念高中時曾經說過「蓋工廠、製造更多就業機會比起滔滔不絕的雄辯，更能顯現出愛國心」嗎？過去十多年三星電子的外國持股量都超過50％（曾經高達57%，2014年是52%），令這個韓國龍頭企業的一般利潤大都歸外國人所有；李氏家族則透過金字塔和交叉持股牢控集團權力，也便於規避稅款。韓國經濟對外依存度近年來都在100％以上（日本還不到80％，美國更低於30％），飽受全球經濟跌盪衝擊，內需不振（2014年消費成長率僅1.4%）；與此同時，韓國的出口產品只有不足六成在國內生產（日本是超過八成），三星電子正是縮影，海外員工數目是本地事業場的四倍多。以三星為首的財閥霸權令到長期以來中小企業難以成長（2012年30大財閥的營業額佔全國本地生產總值82％），也間接導致年輕人失業率高企（目前趨近12％，日本是不足7％），韓國的勞動收入分配率、低工資工人比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34國當中都是名列下流；而李健熙則繼續嚴守李秉喆遺命，自繼位以來就是韓國最強力阻撓民主工會成立的大企業主。大家都說三星就是韓國，而李健熙就是三星。那麼，李健熙的弔詭與矛盾，也是韓國人的弔詭與矛盾？三星在全球企業的表現屢創佳績，李健熙曾經被美國《新聞周刊》選為世界八大經濟人物之一，國族主義作祟令韓國人雀躍不已與有榮焉，但到底這些個人、企業成績對廣大的韓國老百姓有什麼意義？三星超越索尼了，但韓國超越日本了嗎？韓國人熱愛排名遊戲，當然清楚在《財富》「世界500強」中，日本企業始終排在三星之上，而頭60強當中就只有三星一家韓國企業孤零零的在那裏，日本的則在五家之多。

李健熙曾經大讚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是世界偉人，因為她遏制工會不遺餘力敢作敢為；但讀過李健熙任何一本傳記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偶像」是日本的德川家康，仰慕德川的驚人耐心，忍辱伺機，成就霸業。如果李健熙自小追求的就是成為一方霸主，那倒不難理解；但德川家康開展的江戶時代幕府獨大，經貿機會並不自由，而是以幕府集團利益為依歸，社會階級壁壘堅不容通，政治、經濟始終不脫封建藩籬，二百多年來德川幕府是日本國族進步還是遲滯的力量？李健熙大半生夢想重演的，難道只是德川家康一代梟雄的這一面？如果李健熙在自己年輕時對國家貪腐的批判、對愛國主義的定義和取向還算數的話，驀然回首，他一生的理想是大功告成還是師老無功？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文 羅金義

編輯 高卓怡

鄺健銘 - 關於六四悼念——我們在爭論什麼？

周日話題   星期日生活   2015年6月7日

【明報專訊】對於學聯首次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於六四慘劇喪子、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接受《明報》訪問時說，「應尊重年輕人的選擇，毋須任何事都搞『大一統』，尤其是民主。」

今年六四前後，很多人議論六四悼念的方式與目標，但有這種氣度與視野的論者，卻幾近於無，對話欠奉。具體而言，受爭議的是什麼？議題有多重要？為何今年支聯會的港大民調評分會創1992年後新低？今年維園悼念晚會出席人數為13.5萬，是自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出席人數從2008年的4.8萬人躍升至15萬人以來的新低，原因何在？現在的公共討論，足夠理順這些問題嗎？

很多人很快便將社會間對六四悼念的各種新想像歸因於年輕人——特別是強調「本土」的年輕人——這種看法其實有點粗疏。很多人似乎忘記，2006年公民黨成立初期，並未將平反六四列入政綱，當時身兼主席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關信基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執於六四問題，只會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這種觀點，與今日愈來愈有市場的「中港區隔」論，頗有扣合之處。對將「六四」與「本土」扣連嗤之以鼻、視「本土」為自私不理會「同胞」死活的眾多論者，似乎也少有注意到，即連支持支聯會維園悼念方式的論者，亦將「本土」念茲在茲、積極擴大他們對「六四」與「本土」關連的解釋話語的影響力，甚至今年維園悼念晚會，也刻意增強「本土」元素。這些社會現象，我們又應如何理解？

這場爭論中，值得深思的問題，起碼有兩個：其一，「六四」與「本土」有何關連？其二，悼念六四所用的口號與倡議的目標，是否需要照顧與重視中港之間的邊界、港人相當鮮明的身分認同？關注這個邊界，有着何種道德意義？換句話說，悼念六四的方式與目標，是否需要扣連與回應中國治下、港人刻下身處如資深傳媒人程翔所說日趨「四化」（註一）的政治險境？

中港區隔早見於80年代

從歷史脈絡看，「六四」與「本土」的關連，不能忽略「中港區隔」訴求這一環。「六四」發生的八十年代，正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命運的年代。有起碼三點，可以見到當時香港社會上下有着希望「中港區隔」的思潮：

其一，80年代公布的大型民調，都可以見到大部分人不願意回歸中國；

其二，香港政壇元老鍾士元1984年訪京時說，「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政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至今這些顧慮不但沒有在香港消失，反而加強；

其三，八九六四發生後，人心惶惶，很多社會精英移民外地，故此至今好些口說「心繫中華」的論者，因在八九六四後恐共而作了保險、手持外國國籍與護照。一些上流精英，更曾成立組織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R.O.A.D），計劃在澳洲租或買地、建立「新香港」。當時英治政府為平定香港「信心危機」，故此推出「玫瑰園計劃」、興建新機場。

閱讀最近關於曾經在八十年代倡議「民主回歸」的匯點成員專訪，會發現他們所以「反殖」，也不純然因為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感召」。縱然匯點1982年的《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計劃書，強調「民族主義是我們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考慮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發點」，但當被問到為何匯點知識分子所唱的論調、與其時就回歸問題的民意背道而馳，匯點成員之一何芝君說，自己一心只希望反對殖民統治，對中華民族主義則觀念淡薄——「在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具壓迫性的嘛……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還要叫它留低！」她說。

這為現在流行以「民族情意結」出發悼念六四的觀點帶來可商榷之處。謝志峰在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六四晚會的發言，為這種「民族情意結」觀點立下了有相當代表性的演繹。他從「大中華」情感與功利角度，闡述悼念六四時中港邊界意識沒有必要存在的原因。依他觀點，從情感角度看，六四是五四運動的延伸，與香港九二八性質一樣，都希望藉着推動民主帶來進步；既然中港是「中華民族」「一家人」，政治目標又一致，港人因此沒有理由「離家出走」。其次，要對抗中共，謝志峰認為香港不能「單打獨鬥」、需要連結大陸盟友，始能成功爭取香港民主；這亦接近於很多人說的先有「民主中國」才有「民主香港」發展方程式。

對血緣排外置若罔聞

近年香港公共討論的一個奇怪處，是對香港本土思潮非常敏感，動輒會將之標籤為「排外」；但對「中華民族」的近代建構特質、其「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扼殺地方多元的意涵、其真正極其排外的「血緣」思維卻置若罔聞。以我們耳熟能詳「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述說為例，日本學者坂元 ひろ子曾在其著作《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指，「黃帝神話」主要是將黃帝定位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並視許多少數民族為漢民族（即黃帝子孫）所繁衍的後代，而這種強調純種血緣的「黃帝神話」，事實上是在複製日本國體論、「大和魂」神話的做法，建構中國版「黃帝魂」漢民族神話、命運共同體意識。這套強調血緣的「黃帝魂」論述放在香港，卻顯得格格不入。有家族幾代居於香港、在港出生讀書工作的南亞族裔人士，只因缺「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香港特區護照。事實上，現於香港大學任教的學者史書美，在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提出「華語語系」思想，正正有着反中國霸權、反殖民的意味；她的想法是，我們不能憑着全球華人有着相近的樣相，就假設地方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存在、全球華人都有着與中國大陸人同一樣的身分認同、文化性格與政治取向。

說香港與中國人民的政治行動本質相同、混為一談，其實是有意無意忽略中港情况不同、一國兩制存在的重要性。港人所以會對趙連海只是就毒奶粉問題製造議題、引起關注，就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感到異常驚訝，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國兩制之下，仍有遠高於大陸的社會自由。但港人刻下身處的政治狀况，就如台灣學者吳介民所形容一樣，中共政權「愈來愈趨向法西斯化，它不只本身不民主，還試圖扼殺台港的民主」（註二），正因為此，近年香港有愈來愈多的人在憂慮「一國兩制不保」、「自由不保」。

人道關懷以外

退一萬步說，如果自由是良知的基石、如果香港可以擺賣的中國大陸禁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在港陸客而言如此吸引，而六四悼念的一大道德意義，是認識專權遺害、保存自由進而良知、繼而醞釀行動，那為何悼念不以保住香港為起點，要捨易取難呢？再者，如果「民主XX民主YY」方程式管用，那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緣何在民主日本下，沖繩仍要不懈抗爭反殖，而在民主英國下，蘇格蘭要搞獨立公投？如果有論者認為不必認真，喊叫「建設民主中國」只是為了宣揚香港有別於大陸的自由價值，那麼這種看法一則是小看了口號的行動影響，二是以為在搞思想研討會，而忘記當下我們所認識的香港正處於存亡之秋。

或會有論者認為不應「政治化」六四悼念、人們點燃觸光只是出於人道關懷。如果我們信奉普世價值、關懷全人類，那我們為何不以同樣規模關注赤柬人道罪行、新疆西藏的邊緣抗爭，或者盧旺達大屠殺？柬共是由很多人心繫的家國的政權中共所扶植，新疆則理論上屬「中華民族」一員，在香港爆發九二八前後，據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消息，中共疑似在新疆進行屠殺，今年更踐踏疆人的信仰，要求餐廳與商店必須出售穆斯林不得碰觸的菸酒。盧旺達大屠殺至今二十多年，陰影猶存。

沒有丁子霖的氣度

簡括而言，如果道德追求的一大目標是多元，那麼保存學者李歐梵口中「雜糅」多元的香港，乃道德行為，正如我們不會認同對新疆西藏遭受不同方式的清洗坐視不理。從功利角度看，先保住香港的自由與獨特性，其實可進而造福廣大中國人民、讓他們有靈根自植的土壤，這正是當年反共、南來文人錢穆與唐君毅，寄望香港他日復興中華文化的理想。在香港如此時空，如何承傳六四的道德信仰，正是當下爭論的一大軸心。只可惜，積極發言的「飽識之士」，卻少有丁子霖的氣度。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一：程翔指的「四化」，是「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

註二：見馬來西亞《燧火評論》，〈專訪吳介民：中國因素與本土意識（上）〉，2015年6月1日

文 鄺健銘

編輯 屈曉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