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無聲的中國，漸漸無聲的香港

2010年10月30日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立法會議員或記者有機會應向特首曾蔭權，又或是未來特首唐英年、梁振英問這樣的問題：你相信全世界公認居上帝般地位的諾貝爾獎是真正公正的嗎？去年你們高度評價高錕獲獎，今年是否覺得諾獎的價值有不同的標準？你認為包括德蘭修女、杜圖主教、孟德拉、昂山素姬在內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都是實至名歸的嗎？你認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 Thorbjoern Jagland）所說：「國際人權法和標準高於民族國家，而且國際社會有責任確保它們得到尊重」嗎？如果有 15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署一封公開信，你會認為這公開信值得尊重及重視嗎？

直接問有關劉曉波的問題，看着北大人臉色做人的政客，他們是不予置評了，但問上述問題，他們難道也不作聲嗎？

第一個在中國境內的中國公民獲得諾貝爾獎，應是中國和中國人的大事。但這又不僅是中國人的事，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執行秘書倫德斯塔（ Geir Lundestad）說，「劉曉波不只是人權的一個代表或主要代表，也成為普世的人權象徵。」即使為黨說話的中國官員，也不能理直氣壯地說出劉曉波犯了甚麼罪，他有甚麼顛覆國家的行動。他只是發表意見，而且不是在內地的公開媒體發表意見，他提出的哪一點、哪一條不是依據中國憲法或中共歷史上曾宣示的主張提出來的？劉曉波被判重刑，說明在中國已不存在任何的公平正義，中國已成了唯權是尚、唯錢是尚的國家。全國人都失去了對公平正義的信心，不再有對真理甚至真實的信念。而劉曉波的獲獎，就使中國的良心、中國的公平和正義又回到我們中間。

15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已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總統奧巴馬等 21位世界領袖呼籲，請他們在 G20高峯會期間，要求胡錦濤釋放劉曉波和他的妻子劉霞。在宣佈和平獎前，挪威政府和諾貝爾委員會受到中國的巨大壓力，也有些表示關心中國人權的人士說，頒獎給劉實際上可能惡化中國人權境況。他們的結論是諾獎委員會最好通過保持沉默來促進人權。但亞格蘭說：「如果我們對於中國保持沉默，誰將會是下一個國家要求它保持沉默和不干涉的權利？這種做法將把我們放在一個走向破壞世界人權宣言和人權的基本原則的道路上。我們絕不能保持沉默。任何國家都沒有權無視其國際義務。」

諾獎委員會沒有對世界人權沉默，全世界知名人士也大都沒有沉默。沉默的只有中國大陸，還有香港。香港除了一些政治人物之外，常在媒體發聲的學者也大都對劉獲獎這樣的大事不予置評，或講點不痛不癢的話題，比如海外民運人士反應之類，甚至還有學者當中共的應聲蟲質疑諾貝爾獎的公正性。

中國較魯迅八十年前所說的「無聲的中國」，更無聲了。河北大學發生的「官二代」撞死女學生而肇事者說「我爸是李剛」事件，當時群情洶湧，隔天就全校沉默，說明中國確實是在權錢主宰下人民處於「萬家墨面沒蒿萊」的狀態。而回歸後的香港，跟從無聲的中國也變得漸無聲了。最近看到有人引馬丁．路德金的話：「歷史將記取的社會轉變的最大悲劇不是壞人的喧囂，而是好人的沉默。」一些政治人物也許自認為是「好人」，為了在專權政治的一國之下委曲求全所以選擇「不予置評」。但是委曲就能求全嗎？德國牧師馬丁．尼穆勒（ Martin Niemoller, 1892-1984）曾如此形容納粹施虐時人們的旁觀心態：「剛開始他們來抓共產黨人，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着他們又來抓社會黨人和工會會員，我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兩者都不是；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還是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還是讓我們記住八十年前魯迅的話吧：「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說都不敢說，只好在可詛咒的地方可詛咒的時代苟且偷生了。

李怡 - 真正愛國者必須嚴格執行憲法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10月23日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事怎麼收科？這既是給中共的一個難題，也是激發中共內部爭論政改的契機。照目前情況來看，在 12月 10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以前，中共為了面子，會繼續監禁劉曉波和軟禁他的妻子。而國際社會要求釋放劉曉波的呼聲則持續困擾中共，領導人出國訪問，外交部發言人的記者會，都會碰到這個難堪的問題。筆者估計，過了頒獎禮之後，中共可能會把劉曉波押上飛機，放逐他到外國。劉曉波本人肯定不會同意，這中間又會有一番擾攘掙扎了。

劉獲獎至今，可以說全球沒有一個政治領袖或學者對他的得獎提出異議，全世界現存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幾乎異口同聲表示劉的獲獎實至名歸，都要求中國釋放劉曉波。在中國大陸，除了官方強詞奪理的言論，也還未見有名人站出來附和官方甚麼「褻瀆和平獎」的說法，即使御用文人也學乖了，不會再像汶川地震時的余秋雨、王兆山那樣，陪上自己的名聲去為官方講話。中宣部看來是黔驢技窮了，只好造謠。國外就捏造一位挪威教授科爾斯塔（Arnulf Kolstad）的談話，說把和平獎授予劉曉波，「諾委會居心不良」，在國內則捏造北京大學生的談話，但科爾斯塔教授得知後立刻發表聲明，說「這純粹是造謠」，而在中共掌握中的大學生也不甘被利用，對中共的報道多予以否認。中共面臨道德破產和權威破滅。

英國文豪蕭伯納說過，對說謊者的懲罰，不是沒有人再相信他，而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靠無人相信又不信人的造謠來維持的政權，恐怕真是陷入深重的信任危機了。

說來諷刺，到目前為止，筆者看到反對劉曉波獲獎的人，反而是流亡海外的小部份中國民運人士。他們認為劉曉波的主張是「保共改革」，而他們追求的則是「民主革命」。這種激進的主張別說在現在的中國根本沒有實現的任何條件，而且從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來看，暴力革命所帶來的也只是以暴易暴。蘇聯解體和東歐的「顏色革命」，並沒有使用暴力，而是以民眾的力量，輿論的力量，迫使極權統治者作出讓步，實現向民主政體的和平過渡。

對專權統治者來說，體制內改革的要求，比革命的口號更難對付。因為想過太平日子的老百姓害怕革命暴力與動亂，黨內不同主張的人也會在革命暴力前同心協力。但體制內改革，即政改，則無論在統治集團內，還是在社會上，都會有較廣泛的支持聲音。

劉曉波獲獎在國內外都沒有異議地得到支持，是因為他提出的只是在憲政範圍內的改革，而且他始終只是動筆，沒有任何違法的行動。對他的判刑，是徹頭徹尾的以言入罪，是無人可以否認的文字獄。專權政治對言論的封殺，已到了連溫總在深圳、在 CNN的講話都被刪除的程度。在諾貝爾和平獎公佈當天北京大學所有「臉上顯出開心」的同學都被一一找去問話，這種臉部表情罪，最早出現在奧威爾的小說《 1984》裏，獨裁統治者以民眾臉上的「表情」來定他們的罪。中共防民之口到了寓言小說的田地，不能不使一些中共老幹部對政權產生危機感。

以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和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為首的中共老幹部十天前發表一封致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提出「執行憲法第 35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中國憲法第 35條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公開信指出，這一條文從來沒有兌現，成為世界史上的醜聞。

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哈貝馬斯（ Jurgen Habermas）提出言論自由所開拓的公共空間，是民主政治的基礎。因此，實現民主政治的準備和先決條件是言論自由。掌權者嚴格遵守自定的憲法，應是對執政者起碼的要求吧，劉曉波提出執行憲政成為罪名，他的獲獎推動老幹部們再提執行憲政要求。

憲法是莊嚴的。美國歷任總統講愛國，不是講哪一個黨領導，不是強調國父華盛頓的功業，強調擺脫英國殖民統治，而是強調憲法，是憲法體現了主權在民。愛國只能落實到擁護憲法上。而憲法上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人民的自由。沒有自由的人民，怎麼愛國？能愛甚麼國呢？

梁文道 - 光明、慈悲與和平 劉曉波獲獎啟示

2010年10月21-22日

【明報專訊】「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劉曉波

他們說得都對，諾貝爾獎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憑什麼要讓一幫北歐人來替全世界決定誰是全世界的學術英雄誰又是對和平最有貢獻的人呢？這實在沒什麼道理。他們說得對，任何獎項都是有立場甚至有偏見的。所以沙特（Jean-Paul Sartre）當年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順帶一提，沙特也曾聲明不願接受蘇聯主導的「列寧獎」）。所以我並不想爭論劉曉波先生到底值不值得拿諾貝爾和平獎，他這個獎拿得有沒有意義；也不在乎這到底是不是像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乃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

其實，假如我生活在大陸的話，我恐怕根本就沒有資格去爭論和在乎，因為我很可能不知道誰是劉曉波，他說了些什麼，又做過什麼樣的事。於是我好奇，假如劉先生真的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言人，你為什麼不讓我看看他的言論？也許看過之後，我會更加同意你的判斷。假如劉先生違反了中國法律，是個罪犯，你能不能公佈一下他的罪證，讓他的惡行大白於天下？如果他真的有錯，昭昭明甚，那為什麼審訊他的時候要搞得那麼神秘，不叫公眾得聞整個過程呢？

為何不可告人？不敢明言？

他們常常用「不可告人」四個字去形容別人的「險惡用心」。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感到最有事情「不可告人」的反而是最喜歡使用這四個字的他們。可不是嗎？劉先生得獎，他們不敢公佈，甚至連「諾貝爾」的名字也一併封殺。記者要去訪問劉先生的夫人劉霞，他們就乾脆把她軟禁起來，並且連夜在她家附近設起路障，告訴大家該處正在施工。更妙的是，當記者在招待會上問起這種種情形，他們的發言人居然回答不知道有這等事。大家說說看，這裏頭究竟是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又有些時候，他們會找人輾轉帶話給他們不喜歡的人，他們說「要是你不乖乖的，我可以叫你失去一切」。聽到這種霸氣十足的話，我不覺得害怕，只是感到一陣難過。因為這是我的國家，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崛起中的新強權，接連辦過奧運與世博，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展現出與國際同步的開放面孔。但為什麼他們不同意一個人的言行，既不是公開和他討論，也不是私下找他爭辯；而是跑去恐嚇他，以他的生活與生計來做要脅呢？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地與人辨明是非，卻要用一種很鬼祟很不得體很不符合大國氣度的方式去叫人「聽話」呢（而且連要人在哪些事情上聽話都不敢明言）？

我知道有些保守派批評劉曉波先生是為虎作倀，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我還知道有些思想前衛的學人懂得使用更新潮的理論與人名（比如Alain Badiou）去恥笑劉先生和「西方勢力」那落後陳舊的民主觀念。但這都不要緊，因為這都是可以探討的話題；我在乎的只是一件更簡單更基礎的問題，那就是大家能不能把話全都攤開來說了。說實在的，比起關押他的政府，劉曉波先生起碼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一切言論都是公開的，他毫無顧忌地坦示了自己的想法（哪怕這些想法對他的人身安全很不利）。要是大家沒看過沒聽過，那也不是他的責任，而是指控他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力量的責任，因為他們使得這些言論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劉曉波先生不是聖人。六四之後，他在獄中寫下了毫無必要的悔過書；更曾為人利用，在電視上說過一番有替當局塗脂抹粉之嫌的話。但是他常抱悔罪之心，從不掩過，反而屢屢告白，深深責己。每次念及當日亡魂，他都會黯然神傷。要知道錯是每個人都會犯的，難就難在事後的態度。經過時間的洗刷，讀劉先生近些年的文章，你幾乎很難相信他就是當年那個持劍上馬、銳氣十足的年輕人。尤其是那篇擲地有聲的審訊自白《我沒有敵人》，這裏頭的寬容與慈悲可是風浪過後的結果？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這段話讓我想起了昂山素姬，她不僅對監管她的軍警微笑合十，還呼籲夥伴要尊重那些敵對的軍人。我也想起了曼德拉，當年他在羅本島坐牢的時候曾經遭遇過一個對待囚犯極其兇惡的指揮官。可就是因為這名軍官在調職之前說了一句稍為溫和的話，曼德拉便立刻省悟：「這些人並非沒有人性，他們的非人性是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他們舉止有如禽獸，是因為那樣的行為受到獎勵，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升官晉職。那一天讓我體認到，巴登霍斯特（註：即那位兇惡的指揮官）並非外表看來的那個人，而是一個比他所作所為更好的人」。儘管我不願談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評審委員會前後的一致。


2010年10月22日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劉曉波

唯有知道人的脆弱與局限，方能養成一種願意寬待他人，在卑劣處看見仁善的胸懷。故此，即便是到了就要入獄十一年的前夕，劉曉波先生還是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雖然身陷囹圄，可是他卻注意到了「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雖然受到敵意的包圍，但他仍有餘裕在看管他的管教身上發現「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簡單地講，他並沒有把體制與構成體制的所有成員混為一談。

曼德拉曾經因為他的溫和態度惹來不少非議，他的同志認為對「敵人」良善就是軟弱、怯懦與姑息，激進點的更加指摘他的行為是渴慕權利[Vic：權力？]的表現。同樣地，劉曉波先生的溫和與寬容也成了一種罪狀，有些人不僅不贊同他漸進改革的立場，還把他的自白書讀解為一種妥協、投降和獻媚。他們說：「他不顧事實地對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公開讚揚的行為，他的既為自己辯護又為中共惡行洗脫的矛盾說辭，都立下了一個混淆和顛倒是非的先例，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政府是冥頑不靈的邪惡勢力，不可能漸進改變也不可能自我更生，只能對抗到底直至將它鬥垮為止。他們把不同意這種主張的人都叫做「合作派」（包括劉先生在內），而「合作派」與「抗爭派」之別不只是意見和策略的不同，甚至還是道德上截然有異的兩種選擇。

這套觀點我是熟悉的；只不過我曾天真地以為，面對種種良知和道德的猜疑，一個人要是在可以流放的時候堅持不走，而且最後還被投進牢獄的話，這大概就是他至為終極的自我澄清與證明了吧。沒想到我還是低估了這套觀點的頑固與徹底，原來坐牢還是不夠的，它還是不能讓我們看到這個人的「真面目」，因為它也很有可能是整個「大棋局的其中一步」，目的是為中國培養一個聲望極高的反對派領袖，將來可以用作幌子，推動一種有利於中共的偽民主改革。至於劉曉波本人，他固然因牢獄之禍而得福，拿到了諾貝爾獎與舉世皆知的名譽；說不定未來還會在那盤很宏大很深奧的棋局中再上一層樓，當上了「國家總統」呢。這類觀點去到最遠的時候，甚至還會推測劉曉波做了總統之後的結局；那便是委派親近他的人「為國家安全總署署長，專職剿滅反劉曉波的早已被邊緣化的革命派，在野黨共產黨和解共生」。而這一切，自然是共產黨苦心策劃的結果。

除此之外，我還見過批評劉曉波先生「惡毒攻擊」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的言論。他怎麼會「惡毒攻擊」備受尊重的高先生呢？我很好奇，於是略略追索該說源流，發現它最可靠的依據可能是劉先生嘗言在獄中受到了「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待遇。它的邏輯基礎是這樣的：「在同一個極權國家、同一個年代、同一個司法制度下，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等其他良心犯卻受到警方施加如電擊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酷刑。劉曉波明知中共在殘酷摧殘高智晟先生和其他良心犯的同時給予他特殊優厚待遇是別有用心，他卻仍在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說中國政府『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這類完全違背事實的謊言」。也就是說，劉先生沒有顧及高先生等人的遭遇，只談個人親歷，因此他是個騙子。再推衍下去，這番「謊言」便演變成對高智晟先生的攻擊和否定了。

敵我二分的視野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親官方的保守言論。按照這些言論，總共由五個前挪威國會議員組成的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根本不可能是獨立的，他們的背後是一股盤根錯節的「西方反華勢力」。選在這個時刻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先生也不可能只是巧合，而是夾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與領土爭議之間的一記組合拳，目的是要打擊發展中的中國。劉曉波獲得這座獎更不可能是個偶然，因為他從來就是西方妄圖改變中國這盤大棋局中的要角。

有沒有發現這套言論與前述「抗爭派」的觀點何其地相似？它們的推論步驟之中總是有太多的「可能」和「不可能」，而這種種「可能」和「不可能」都需要更多的事實和論據方得以成立。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五位評審委員會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這是需要說明的。為什麼囚禁劉曉波先生是他和當局的默契與合謀呢？這同樣需要證據。不過，這兩套表面上去之甚遠的言論卻依循了類似的思路，往往在這些最應該說明的環節上輕輕略過。與其說它們是要傳達事實，倒不如說它們是種自我滿足並且永遠正確的推斷；它們所要判定的便是敵我之分。在這套敵我二分誓不兩立的視野下，世界是個滿佈陰謀的環境，人類是種心懷叵測的動物，所有「可能」與「不可能」都只能指向唯一的終點。這套思維方式看起來十分複雜，可實質上卻又非常簡化，可以把一切多樣而微細的蹤跡詮釋進自己想像的圖景。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威權塑造偏狹心靈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信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什麼獎牌都還重。

周舵 - 劉曉波獲獎，幾家歡樂幾家愁

八九的四君子之一周舵論劉曉波得獎

《亞洲週刊》（網絡特稿）2010年10月16日

曉波獲獎的消息，我是第一時間就知道了——當時我正在萬聖書園的咖啡廳接受法國《世界報》的採訪。然後就電話不斷，都是香港和外國媒體打進來的。我毫不猶豫地說，「太好了，大喜事，必定會大大鼓舞和推進中國的社會進步、自由民主和人權保障事業」。然後，法國記者買了一瓶紅酒，大家碰杯慶賀，照相留念。

那天真有點鬼使神差。我的一位清華附中的同學、同桌請我和太太在莫斯科餐廳吃晚餐，我本想去萬聖書園給曉波買些書，就把採訪約在了那裡。我前腳走，警方就到了我家門口，撲了個空。不然我就被「捂」在家裡了。第二天，警方說要來我家，我答說「寫文章，不見客」，他們也就沒來騷擾。下午，卻接到崔衛平的短信，約我晚上六點半在昆侖飯店吃飯。不用說，就是為了慶賀曉波獲獎。二十多人，很熱鬧。十點多回到家裡，赫然發現警方一幫人已經恭候多時了。是奉命來阻止我召集的10號午餐慶賀聚會的。我把共產黨臭罵一頓，怒斥他們無法無天，問他們要剝權（剝奪公民權利）的手續，他們一概不理。接著，我就被軟禁了。

共產黨究竟怕什麼呢？是怕和平嗎？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是表彰全世界為人類和平事業獻身的人們，其中也理所當然地包括為各國的人權事業奮鬥的志士仁人，因為人權保障正是和平的基石——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列寧史達林主義這些人權紀錄最惡劣的極權專制政權，恰恰是國內外和平最大的破壞者。劉曉波自「六‧ 四」以來，一直都是在為改進中國的人權狀況、為中國政治體制的和平轉型堅持不懈地呼籲和奮鬥，卻不斷遭到當局的百般迫害，直到被妄加罪名，三次入獄。難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是想告訴全世界，中共是反對尊重人權的，中國的和平轉型是不允許的，只有暴力推翻共產黨一條路可走嗎？何等愚蠢不智啊！

我和法國記者打賭，中共不會允許中國媒體報導曉波得獎的消息，他們說，不可能吧，那也太過分，太丟人了！當然，我贏了——如此可悲地贏了。但這消息畢竟太重要、太驚人了，互聯網的時代，想完全封鎖是做不到的，於是，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不得已出頭講了一番讓人笑掉大牙的混帳話，什麼把諾獎頒給曉波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意思是，諾貝爾和平獎是神聖的，不容褻瀆，而中共比諾獎頒獎委員會更有資格決定此獎應當頒給誰！隨後，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參考消息》連續轉載了三篇和中共同唱一個調門的文章，一篇是俄國人寫的，兩篇來自西班牙的極左報紙《起義報》，由此徹底暴露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在價值觀、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中共是如何地孤立、如何地只能和一小撮頑固信奉馬列主義的極左殘渣餘孽為伍，而中共的所謂「朋友」，盡是些見利忘義、庸俗不堪，一旦撈不到好處，立即掉頭而去甚至反咬一口的損友、假友。

毛澤東時代，中共以及全世界的極左派，都把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罵得狗血淋頭。那位法國存在主義的極左「大師」、毛澤東的熱烈崇拜者薩特，就曾經說「諾貝爾文學獎是獎勵西方奴才和東方叛徒的」，拒絕領取。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於諾獎的態度，比起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是截然相反了，追捧、豔羨繼而因中國人始終得不到而懊喪不已。這是巨大的進步。誰能想到，如今中共一個急轉彎，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這充分反映出當今中共領導層思想理論的嚴重僵化和倒退。

話說回來，我們這樣說「共產黨」如何如何，其實是很不準確的。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據我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至少包括四個派別——狗屎派，餓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狗屎派——對不起，請不要怪我粗魯，我是在引用毛主席的「偉大教導」，他說過，狗屎雖臭，還可以肥田，而教條主義比狗屎都不如——是下定決心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那一整套極左的反文明、反人類的狗屎教條在世人面前敗壞中共的形象，存心要讓全世界人民對中共噁心得要死的那些人。其實，我說馬列毛是「狗屎」已經算是很克制，實際上那是劇毒的毒藥，危害極大。那是一種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教，一套締造出 20世紀現代奴隸制的邪惡思想。中共為什麼越維穩越不穩？根子就在於，這種邪教教唆和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完全不相容——詳見拙作《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一文（載於2010年6月1日—4日香港《明報》）。餓狼派，是一群餓狼般用手中掌握的不受監督約束的政治權力，拼命攫取非法財富，用「愈反愈腐」的大規模、群體性腐敗從內部腐蝕、掏空共產黨的那些人。庸人派，是共產黨體制內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混一天算一天的大多數人。君子派，是共產黨內的正人君子、精英，如田紀雲、謝韜、我的導師于光遠、李銳、胡績偉，剛剛去世的李昌和朱厚澤，以及《炎黃春秋》雜誌社諸公，等等，他們當年都是聚集在中共歷史上兩位最受人敬愛的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旗下的政治改革派，黨內的自由民主派。很多人認為，現總理溫家寶，前人大委員長萬里也都應該算是這一派。他們是想要用社會民主主義挽救共產黨，讓共產黨獲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餓狼派則恰恰相反，是在聯手搞垮中共。現在的局面，仍然是我們早就說過的那樣，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到前面」——對於共產黨而言，精英，就是君子派；痞子，就是狗屎派和餓狼派。很遺憾，判劉曉波11年徒刑，然後，說什麼「頒獎給劉曉波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種種惡形惡狀，讓人有理由認為，恐怕是痞子暫時跑到前面了。但我相信，這是不會持久的——假如孫中山所說屬實，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果有其事的話。

從長遠看，自由民主終究是要在中華大地實現的——不是因為有什麼「客觀必然規律」的保證，而是因為它是目前所知唯一能夠長治久安、繁榮昌盛的良治政體，所以，它終究會成為大多數人民的人心之所向。但是，我們將會付出多大的代價，尤其是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之內？這卻是高度不確定的。我們這些包括劉曉波在內的漸進有序和平改良派堅決認為，那些激進民粹民主分子所鼓吹的論調，什麼「只要能夠實現民主，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是值得的」等等，是極端不負責任的殘酷主張，而且根本就是共產黨長期教育的產物。反共不等於民主，某些反共分子其實正是一些反對共產黨的共產黨——反對掌權的共產黨的在野的共產黨。

近一兩年來，共產黨內部的各種「自選動作」層出不窮，地方大員、高層人士甚至軍界都已經越來越不聽招呼，胡溫體制似乎已經疲態畢露；加上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各路人馬都蠢蠢欲動，恰在此時，諾獎來了，勢必更加攪動中國政局。在這個歷史的岔路口上，中國這一列重載列車一旦在政治改革方面動起來，它究竟會駛向何處？有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種是瓦解秩序的，一種卻反而能強化秩序，中國會選擇哪一種？從各國民主化的經驗看，要想走一條有序、可控的民主化道路，必須「先自由、後民主」，就是說，必須先建立起牢固的自由憲政、法治和人權保障，再逐步擴大政治參與。只有這樣做，政治體制改革才會是強化秩序，而不是瓦解秩序的——因為，這樣建立的秩序，是正義的、政治權力受到切實約束因而能夠防止嚴重腐敗的自由秩序，相反，依靠專制鐵腕強加的秩序是根本非正義並且必定日益腐化的，絕不可能持久。

自「六‧四」以來，我和包括劉曉波在內的許多漸進民主派，一直在頂著來自共產黨和激進民粹民主派兩方面的巨大壓力大聲疾呼，中共必須看清大勢，為民主化早作準備，儘快開始全面、系統、有前瞻性地創設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早開始、穩步走」，「先自由、後民主」，「促成中左中右兩大中派的聯盟」，等等，然而，得到的不但不是積極善意的回應，反而是持續不斷的打擊迫害。難道中共真的是要像我們一再警告的那樣，是想要走清末新政的那條「裱糊匠主義」的老路嗎？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張紙糊上，糊來糊去，直到呼隆隆牆倒屋塌才算完事，這對於中國人民、也包括共產黨自己，究竟有什麼好處？

「六‧四」以來的21年，由於中共拒絕對民主化早作準備，只顧按照馬克思唯物主義、經濟決定論的鄙俗教唆，錯誤地以為只要經濟搞好了，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便萬事大吉，於是，貧富懸殊、道德墮落、腐敗盛行、社會失序、治理失效、人權侵害遍于國中、精神文化惡俗不堪、某些政府部門自身無法無天甚至黑社會化……種種末世腐朽之像愈演愈烈，現在已經到了民怨沸騰，連共產黨的各級官員都對政權離心離德、私下裡各作打算的極其危險的地步。 回看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專制歷史，每個專制朝代的末年都是這幅景象——朝廷醉生夢死，吏治腐敗不堪，「文官摟錢，武將怕死」，文人士子道德墮落、生活糜爛、全然不顧社會責任，整個社會表面上歌舞昇平，內裡卻在全面、深入地腐爛，爛到了骨髓裡面。讀一讀晚明的文學名著《金瓶梅》，晚清的《官場現形記》，那副德性和當今何其相似乃爾！這樣一種風俗民情，加上共產黨一貫反自由民主的教育養育出的極端主義政治文化，居然還有人大言不慚地大談什麼「中國人民有足夠的民主覺悟，只要推翻共產黨的一党專政，民主馬上就能實現」，「民主很簡單，小學生都會」，簡直就是癡人說夢！當今中國，一旦政權失效、社會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種極端主義勢力——極左新毛派、反美反西方的極端民族主義、激進民粹民主，等等。這不是什麼民主福音，只能是民族浩劫。

肉食者鄙，不足與謀。要想避免未來的社會大動盪，各界精英、君子必須儘早達成自由民主的目標及路徑的共識，盡力讓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處在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大家共同堅韌不拔地努力奮鬥，舍此別無出路！

祝福劉曉波，祝福中國！也祝福中國共產黨人果斷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儘早向社會民主主義轉型，以此獲得新生！

周舵 2010-10-14

書摘 - 意味深長的《美好價值》

Vic：《美好價值》（Good Value）的作者是匯豐控股（HSBC）主席葛霖，他在書中認真思考人的處境與困惑。這不是一本輕鬆消閒讀物，但值得願意思考重要問題的讀者細閱。

第一章

當許多理所當然的事變得不再理所當然時，人的心理會深受影響。心理學家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Frankl）在他的著作《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對他在納粹集中營三年的經歷有動人的描述。他隨後以人類尋找意義的意志為基礎，建立了一個精神治療學派。法蘭克認為，現代人的許多焦慮源自「雙重喪失」：首先，人類老早就克服了原始的動物本能。在此之前，按本能行事讓我們完全不必選擇，我們因此獲得十足的心理安全感。第二重喪失是較近代的事：許多社會傳統迅速消失，我們面對人生重大抉擇時，無法再像以往那樣，以傳統支持自己的行為與選擇。

這種確定感的喪失，近五十年來尤其嚴重。法蘭克認為，這無可避免導致兩種補償性的神經官能症：追求權力的意志（對金錢的貪慾不過是這種權力意志的一種體現），以及尋歡作樂的意志（許多人因此沉迷性愛，性慾失控）。在現代生活中，這兩種神經官能症均顯而易見。當然，兩者皆非新鮮事，但它們造成了一種普遍的焦慮不安：在已開發國家，多數人已超越為基本生存條件每日奮鬥的層次，但許多人深受一種飄泊無依的感覺困擾。二戰結束以來，人們普遍覺得臨床憂鬱症個案增加了，不管這有多難證實，這可說是社會彌漫上述焦慮感的證據。

分隔（compartmentalisation）--將生活劃分不同領域，各有不同目的，受不同規則約束--是人類的一種惡習。我們都想呈現自己的許多個版本，讓不同的人看見自己不同的面貌（甚至對自己也是這樣--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時候，看見不同的自己）。「世上沒有一種技術，能從一個人的臉上看出他的內心」（譯註：莎劇《麥克白》第一幕第四場的對白）--但我們其實連自己的內心也不完全了解。從邪惡者到淺薄無聊的人，我們都受分隔的誘惑。從能整段背誦歌德劇作《浮士德》的集中營指揮官，到辦公室政客與居家男人，以至任何曾戴上面具、對伴侶不忠、不擇手段追求某些東西、或出賣自己靈魂的人：某程度上，我們全都犯了分隔之罪。

分隔是我們逃避模糊性的手段，讓我們得以簡化我們在不同生活領域的規則。因此，如果我們不夠審慎，我們能藉分隔逃避道德與精神問題。我們的分隔習性最明顯、最常見的表現之一，就是視職場生活為中性領域，可以不必考慮價值問題（股東價值除外）、正當問題（合法就可以了）或智慧問題（除非是有實用價值）。但在此之外，我們還有許多分隔我們生活的方式。工作、家庭、朋友、社會--這些是我們不同的生活領域（雖然它們往往部分重疊），我們很輕易地以無數不同方式遵守這些領域的不同規則。這些不同的生活領域也跟自我的內在領域重疊（但沒有完全重疊的例子）：內在的自我以哪一顆星為航行嚮導呢？偏離航道時，它會知道嗎？分隔幫助我們規避這種問題。

但是，說到底，如果我們想探索自我，就不能限制探索的領域。而如果我們想發現--或重新發現--自己的起點與終點，我們就必須探索。探索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回答以下問題（既是個人問題，也是集體問題）：我的所作所為，所為何事？我們的所作所為，所為何事？回答這問題的獎勵也是很明確的，如艾略特在〈小吉丁〉（Little Gidding，《四首四重奏》的最後一首）中所言：

我們將不停探索
而我們一切探索的終點
將是回到我們程啟之處
並且第一次認識這地方

第三章

亞當．史密斯雖然是資本主義學術之父，但從不曾那麼輕信資本體制。我們有時會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終其一生，史密斯對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一直有極大的疑慮，尤其擔心它對公眾利益的威脅。例如，在《國富論》中，他就曾提出以下苛刻批評：

商人提出的新法規建議，永遠都必須小心翼翼地加以審視。這種建議，除非經過一絲不苟、持最大懷疑態度的長時間審查，絕不可採納。這是因為商人階級的利益永遠不會與公眾完全一致。一般來說，欺騙、甚至是壓迫公眾對商人有利，他們因此的確曾屢次欺騙與壓迫公眾。

史密斯知道，人類循資本主義本能行事，有如騎著一頭老虎。

第五章

公眾質疑自由市場體制是不足為奇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是信任。（最明顯的莫過於銀行業。「Credit」（信用／信貸）一詞源自拉丁文credere，意思是「去相信」。因此，信貸危機按照此詞的本義，正是一場信心危機。）

因此，如果我們想恢復市場中的信任與信心，我們就必須處理其根源的道德問題。信任與信心無法一夕間復原，也無法靠誰的命令恢復：復原的過程，必須始於認清已發生的事情之道德意涵。我們好像日益接受以下觀點：我們所做的事情之價值，完全取決於市場、對法規之遵循，以及契約法。如果市場接受、法規允許，而且有契約為憑，我們就覺得完全不必再考慮事情本身是否正當。但是，在個人的生活裡，我們卻不會（或者至少是不應該）這麼做。那麼，為什麼這在商業上卻是可接受的呢？

因為我們屈服於分隔之惡習。實情是，企業的價值取決於我們經營企業的價值觀。資本體制必須將價值觀與價值融合起來。我們--董事會、管理層與股東--必須承認，價值觀超越「不遭報應或懲罰就好」（what you can get away with）的層次，而價值觀最終對價值--可持續的價值--至關緊要。改善風險控管、加強監管、在公司法中訂明董事的職責，這些都是必要之舉。但如果缺少價值觀文化，這一切是不夠的，也不可能足夠。個人而言，我們不會僅是以合法與否來規管自身的行為。我們有自己的行為準則，據此要求自己，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資本體制中的機構--企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也必須這麼做。這是重建公眾對市場的信任之必要條件，因此對社會之整體健康也至關緊要。

第六章

我們的恐懼，是個體已實際上為消費者所取代。在我們的夢魘裡，我們成了茫然、迷惑的購物狂，徘徊於種種炫麗的希望之間，身體超重，背負著太多無用的東西，手中拿著一堆超出我們負擔能力的商店會員卡與信用卡。購物商場似乎就是我們這年代的標誌--一個比一個更大、更好、更亮麗，數不盡的店面與優惠方案，循環播放的罐頭音樂，以及永不熄滅的人工照明。

在此同時，神聖的事物似乎已消失殆盡。消費主義的捲鬚已伸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耶誕節（很久以前就已商業化）到電纜塔林立、遭滑雪活動破壞的高山；從海灘上甚至是超市通道上的婚禮，到父母為小孩生日安排餘興表演與糖果禮品袋之慣例；從情人節情侶間的例行公事，到週六早上的行銷電話，以至是我們使用的語言--關係變成是「交易」（deal）、學術思想必須「推銷」（sold）出去，甚至犯罪也是一種「業務」（business）。

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我們對這一切將帶我們往何處去憂心忡忡。在王爾德作品《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又譯《少奶奶的扇子》）中，達林頓勳爵（Lord Darlington）指犬儒者「知道所有東西的價格，但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看來，我們全都成了犬儒者。如果所有東西都是由價格而非價值界定，那麼社會分崩離析（social fragmentation）就勢難避免，因為在此環境下，最重要的是源源不絕的現金，而不是血緣、社群、友誼或信仰。但是，我們內心深處都知道，價格並不是價值的可靠指標。我們的用詞生動地提醒我們這一點：沒有價值的東西是「無用的」（valueless），價值極高的東西則是「無價的」（priceless）。

社群網絡衰退之際，商業化大潮步步進逼，在某些層面上，我們已認識到這趨勢的冷酷後果。效率提升、目標明確，加上低投入高產出的商業壓力，必然的後果就是：難以估價的要素，如職業道德、超出職責要求的奉獻，以及對陌生人的善意，有日益遭人們忽視的危險；此外，對許多事情，人們常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只是沒說出口而已。

影響很複雜，我們應小心避免過度簡化。就好的一面而言，社會關係與壓力淡化促使社會變得更寬容。在瑣碎的層面上，這體現在我們的穿著自由上，另一點是一些俱樂部與私人會所逐漸撤銷一些階級面歧視。在更深的層面上，種族與性別逐漸不再是登上權勢高位的障礙。就此而言，世界個體化惠及以往遭排斥的數以百萬計的人。但是，這趨勢也帶來一種危險的分隔：我們對他人的苦難視若無睹的能力幾乎是歷來最強的，大家均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入他人的掙扎或苦難之中。在這個個體化的世界中，我們該如何保存一份責任感？我們該如何教導我們的小孩？饒富興味的是，如今責任觀念似乎正回到公眾的話語中：它是我們渴望從歷史早期階段找回來的東西--不過我們希望能擺脫似乎往往與此相連的一些特質：屈尊俯就的姿態、虛偽，以及對他人的侵擾。

此外，在我們這個人類史上最緊密相連、網路最發達的年代，人們之間的永久聯繫與紐帶卻減少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所有舊意義上的社群皆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流動的「社交網絡」，一大群浮躁的網路客充斥其間，透過加州的伺服器中心維持的網路服務聚集在一起。這是否在演示德日進的悖論--個體合為一體，才能成就個體？（換個方式說是：我們必須徹底相互融合，每個人才能成為完整的人。）這是否就是齊美爾所描述的世界：都市環境驅使我們將所有東西客體化並標上一個價格，避免精神崩潰的唯一辦法是專注於某些事務，在一個日益支離破碎、面目模糊的世界裡佔一個孤獨的位置，像一個蓋子上沒有完整圖案的巨大拼圖散落一地的畸零小塊？

一如企業的社會責任，個人社會責任不能是可有可無的額外事物，也不能是純粹以工作（或享樂）為核心的生活之附屬物。因此，個人社會責任之實踐遠不止是付出時間、才能與金錢。這責任涉及個體的全身心：它不能受限於分隔，或僅透過開捐款支票履行。我們愈是全身心投入，就愈能領悟施與受、救贖與重生的古老真理。借用跟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譯註：義大利天主教方濟會創始人。1205年放棄優裕生活，入山林隱修，全心救助貧病之人。1210年組成11人修行團，創立放棄世俗財產的隱修制度，奠定方濟會的清寒生活方式）--中世紀的人物，跟我們的現代生活體驗或許顯得極度遙遠--相關的話：我們將會發現，我們正是在付出中獲得寬恕，在寬恕中獲得救贖。

第七章

我們無法藉由權力、工作或財富，在事務中實現自我，得到滿足。我們從各種途徑學到這道理。事情可以變得很不順利：我們非常渴望的升遷機會落在別人手上；又或者我們升上去了，結果發現自己是在喝一杯毒酒。悲劇可以突然發生：家人得了重病，又或者猝逝，驟然提醒我們一切如此無常，以及我們為了生活已經犧牲了些什麼。又或者你會在午夜時分醒來：所有人都知道，這可能是人的精神最脆弱的時候；你反省自己走過的人生，然後發現，時光正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們都以某種方式努力試圖掌控一些什麼，同時也害怕到頭來自己遭掌控或排斥。有人不曾體會過這一切嗎？所有人，無論成功與否（以當事人或世人的標準衡量），幾乎都一定在某個時候以某種方式領略過此中滋味。

生產與交易在全球市場體制中運作，這體制雖然有諸多缺點，我們並無可行的代替物。我們大多數人別無選擇，只能在這體制內努力，在生活與工作中面對種種模糊曖昧與瑕疵（包括我們自己的）。

認識並接受這種普遍的道德模糊性（moral ambiguity）至為緊要：若非如此，我們永久無法融入社會，又或者會崩潰，或是做某種罪惡的交易。接受這種模糊性不僅是幫助我們生存。如果我們希望擺脫生命不過是「倒霉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觀念，我們就必須先認清此一事實：世界會是現在這模樣，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自己。世界的種種瑕疵，我們既是根源，也是受害者。我們可以看到自己困在蜘蛛網上，只能從這裡開始。

本書另一篇書摘：「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書名：美好價值：金錢、道德與不確定世界的省思（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

作者：葛霖（Stephen Green）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5日

書摘 - 「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書名：美好價值：金錢、道德與不確定世界的省思（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摘自討論全球化現象的第二章

作者：葛霖（Stephen Green）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5日

我們對全球化已太習以為常。事實上，在分析師與歷史學家仍在嘗試解釋這現象之際，全球化在公眾心中已成了陳腔濫調。它是新現象，還是舊事物--或許跟人這個物種一樣古老？它是某些自命全球精英的人有意的設計？抑或一個已失去控制的科學怪人？它是文化的雜交，還是全球的弱智化？它是增進了解與尊重，還是製造更多緊張與衝突？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進步嗎？我們應該阻止它嗎？我們有這樣的能力嗎？

公元第三個千年開始時，人們普遍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充滿信心。2005年，《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世界簡史》（The World Is Flat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這本書面世，充分迎合新世紀的氣氛。這是三度榮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的作品，甫出版即一紙風行，兩年內銷量逾兩百萬本。佛里曼是國際政治與經濟事務專家，藉此書歌頌自由市場資本體制戰勝國家控制的共產主義經濟模式。他的基本論點是：當代先進技術突飛猛進，將全球的知識與資源連結起來，我們可能因此全都成了彼此平等的競爭者。

這本書是新聞工作者的傑作，核心內容是改變了世界的十輛「推土機」（flattener），它們包括重大事件，如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下；技術創新，如1995年第一個網路瀏覽器面世；以及1990年代迅速發展的新趨勢，如開放原始碼、外包、內包與供應鏈管理。書中提到促使世界趨平的三大因素：一個真正由網路促成的全球競技場已經出現，國際商業合作取得重大進展，來自中國、印度、俄羅斯、東歐與中亞的30億人忽然加入市場競爭。佛里曼聲稱，在這些因素大力驅動下，上述推土機已將世界帶到一個「引爆點」（tipping point），隨後的改變將愈來愈快，而且是不可逆轉的。

佛里曼在此基礎上建構他的論點。他審視各國在「平坦」的世界裡適應與發展能力的差異，認為思想觀念與最佳做法得以在全球傳播，關鍵因素之一是一地的文化吸收外來觀念與影響的能力。他表示，文化的吸收能力越強，在平坦的世界裡越具優勢。他指出，高吸收能力的文化例子有印度、美國、日本以及近年的中國，他還舉一些穆斯林國家如土耳其、印尼與馬來西亞為例。相反的例子則是多數阿拉伯社會，他指這些國家迄今很難受益於平坦世界的好處。佛里曼暗示，隨著力量分散、特殊性愈來愈難維持，每個地方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正變得愈來愈相似。

而且不止是相似而已。佛里曼引發最廣泛討論的其中一個論點，是平坦的世界裡各國更能和平相處。他以「戴爾衝突防制理論」（Dell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概括此說法。這理論冠上「戴爾」之名，是出於偶然：佛里曼撰寫此書時，用的是一台戴爾電腦。他知道，這台機器由許多零組件組成，如果不是廣泛應用外包製造方式，根本不可能賣那麼便宜。這促使他希望查明這台電腦的來源。他向戴爾總部要到了整個供應鏈的資料，逐步查明每一個零組件的來源地：微處理器來自菲律賓、哥斯大黎加、馬來西亞或中國；記憶體來自韓國、台灣、德國或日本，諸如此類。他因此拼湊出一幅令人驚奇的圖像：一個巨大的跨國物流與溝通網。佛里曼熱切希望以此更新他的「麥當勞衝突防制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該理論是這麼說的：一國經濟發展到某一程度，中產階級大到足以支持一個麥當勞分店網絡時，它就成了一個麥當勞國家，而麥當勞國家的公民是再也不願打戰的。（他們寧可排隊買漢堡。）戴爾衝突防制理論更進一步，聲稱全球供應鏈的出現，對地緣侵略行為有更強的抑制作用。這理論聲稱：

兩個國家只要同為某個大型全球供應鏈（如戴爾的供應鏈）的成員，彼此間就不會爆發戰爭，因為身處同一個大型全球供應鏈的人，再也不想打舊式的戰爭。他們希望及時供應市場需要的商品與服務，享受因此日益提升的生活水準。

佛里曼的說法與時代氛圍非常契合。跨國企業能幫助我們實現世界和平，這主意實在太妙了，教人很難拒絕相信。

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走到尾聲之際，全球經濟已進入嚴峻的動盪期，我們老了一些、也明智了一些，不再像以往那麼傾向認為世界是「平」的，也不再那麼容易認為機會無限、遍及全球。

首先，如今我們已清楚看到，那些令佛里曼興奮不已的競爭與創富機會，主要仍掌握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少數都市精英手上。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教授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已頗詳細說明，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國際經濟面貌遠遠稱不上是「平」的。從經濟生產的角度觀之，有創新能力的城市相當少，而在這些城市之間是「廣闊的山谷」（vast valleys）：這些地方跟全球經濟幾乎沒有什麼聯繫，短期內也沒有什麼機會從中獲益。按此方式畫出來的世界地圖，上面會有許多「刺」，一點也不平坦。佛羅里達認為，創造力領先的城市區域目前還不到十個，它們是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香港、新加坡、芝加哥、洛杉磯與舊金山。這些富經濟創造力的地區彼此緊密相連，但跟世界其他地區卻只有薄弱的聯繫。雖然一些其他城市料將陸續加入此一網絡（例如上海顯然正成為一個世界城市），但這網絡仍僅佔全球經濟活動與人際交流的一小部分。在可見的未來，這些城市在創造力上的絕對優勢（以任何標準衡量皆不例外）是不太可能減弱的。世界肯定不是「平」的。

第二，佛里曼高估了人們在孤立狀態下的創新能力。如今已有許多有關創新的研究證明，創新者之間的互動與彼此接近，對創新的效率至關緊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伯．盧卡斯（Robert Lucas）已證明，當人們分散在家裡與工作場所時，各種構想很難自由流通，也很難發展成熟。

第三，諸如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等研究，如今已累積了足夠證據，顯示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多樣性其實並沒有如佛里曼所說的衰減，而人們的忠誠也沒有變得更加全球化。相反，事實似乎是：一個經濟體經歷工業化初期階段時，文化價值觀的確趨向同質化，這是因為社會彌漫物質主義思想，強調不惜代價促進經濟成長。但國家一旦進入「後工業」時代（指多數勞工受雇於服務業；在美國，這發生於1956年），人們的關注重點會迅速轉移至生活品質、自我表現，以及環保等議題。在此同時，文化多樣性與地區忠誠往往會復甦，有時人們的多樣性意識甚至空前高漲。

第四，「戴爾理論」承載不了佛里曼賦予它的重大意義。許多論者已指出，這理論違背歷史證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企業在德國有重大投資。同樣的，在兩次大戰之間，大量銀行與律師事務所專門致力於為美國資本爭取開放德國市場，但這一切均阻止不了二戰爆發。此外，我們也不能忘了商業全球化的潛在黑暗面。恐怖組織大可利用全球經濟體制搞破壞，而不是賺錢。在網路世界，散播恐怖與擴大犯罪也容易許多。

事實上，有關貿易與投資能防止衝突的說法一點也不新鮮，細察之下會發現，我們大有理由懷疑事實是否如此。經濟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是深入研究此議題的人之一。博蘭尼1944年出版《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人們會記得他，主要正是因為這本書。在該書中，他集中研究「百年和平時期」的終結；這是指滑鐵盧戰役（1815年徹底打敗拿破崙並結束法國戰爭的戰役）之後的一個世紀，在此期間，工業革命相繼席捲歐洲、美國與日本。在十九世紀的最後數十年，世界貿易以及歐洲對亞洲與新大陸的投資空前成長。人們普遍相信進步勢不可擋，全球化已產生許多既得利益集團，戰爭因此不再是理性行為。當然，事實是當時歐洲的勢力均衡處於危險狀態（在日本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提升，對鄰近地區變得更野心勃勃後，亞洲局勢同樣危險），帝國地位之競逐愈來愈富侵略性。儘管如此，當時人們普遍相信進步以及國際市場的力量能維護世界和平。

博蘭尼賦予自己的任務，是解釋「百年和平」以及他在二十世紀經歷的鉅變之政治與經濟根源。（他很清楚自己講的課題，因為他是以奧匈帝國現役軍官的身份經歷一戰的。）在他看來，十九世紀長期的經濟與政治和平，有賴四大因素：政治勢力的均衡、國際金本位制度、自由國家體制（the liberal state），以及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在此當中，他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是「體系的根源與母體」，是「催生獨特文明的一種創新」。但是，他的主要結論之一，是市場事實上並不保證社會在繁榮之餘，還能享有和平穩定。博蘭尼認為，無論出現在怎樣的環境中，自我調節的市場必然會產生一種自發的反作用，即使在物質生活顯著改善的社會也不例外。自我調節的市場無可避免藏著衝突與崩潰的種子，因為如博蘭尼所言，市場總是會試圖支配社會結構；因此，這種體制早晚會引發動盪與猛烈的反作用。

這是深刻且富先見之明的洞見，從二十一世紀初的角度觀之，博蘭尼的分析毫無過時的跡象，因為我們目前正經歷這樣這段大動盪時期，而這恰如博蘭尼所言，是因為市場試圖支配社會結構。

佛里曼的表達清晰明瞭，而且能引發人們的討論興趣。許多人起初認為，他掌握了二十一世紀經濟可能性的本質。《世界是平的》2005年出版，正值樂觀思潮的高峰。不過，這種樂觀情緒當時其實也已瀕臨崩潰。有些人批評佛里曼為企業資本主義（corporate capitalism）搖旗吶喊，對資本體制中固有的衝突與貪婪視而不見。或許受此影響，佛里曼對前景的看法隨後轉趨悲觀。2008年9月，他推出新作《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全球暖化、能源耗竭、人口爆炸危機下的新經濟革命》（Hot, Flat, and Crowded: Why The World Needs a Green Revolution - And How We Can Renew Our Global Future），表示經濟的前途正從資訊科技轉向環境再生技術，「冷戰年代」正演變成「能源氣候年代」。佛里曼稱，世界很快就會受以下問題支配：對稀有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財富大量向產油國轉移、氣候變遷造成破壞、貧富日益懸殊，生物多樣性加速喪失。他警告，2050年左右可能就是我們的轉捩點，在此之後，人類將無法修復氣候變遷的禍害。他哀悼美國社會的失焦與國家目標之喪失。

經過數年的檢視，佛里曼的世界「平坦」論顯得過度簡化且膚淺。不過，有關全球化問題，還有一種較微妙、更富洞察力的觀點，或許能幫助我們更接近上一章提出的有關起點與終點的問題。

1955年，耶穌會神父、古生物學家及哲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死後，他的著作《人的現象》（The Phenomenon of Man）出版了，比《世界是平的》早了五十年。《人的現象》不是一本容易讀的書，羅馬天主教會在德日進生前禁止它出版，理由是該書的觀點看來非常可疑，而且含糊不清。這本書也觸怒了理性主義者，他們視其為偽科學囈語。德日進自己也承認，許多人看完這本書，將無法確定作者「是在跟他們談事實、形而上學，還是夢」。但是，這本書經得起時間考驗：相對於佛里曼的全球化觀點，德日進的說法更有先見之明，更富說服力。這真是頗奇妙的一回事。

梁文道 - 戰爭的隱喻

梁文道：敢打硬仗的拆遷部隊（戰爭的隱喻二之一）
2010-10-08

【AM730觀念】雖然中國已有好多年沒打過仗了，可是我卻時常覺得戰爭就在身邊，這麼大的一片國土，似乎無處不是戰場。當然，我所講的戰爭不是動槍動炮的那種血肉硬仗；而是一種發生在大腦裡面的隱喻戰爭。

一個現成的例子就是近月轟動全中國的江西宜黃拆遷事件。照理說，拆遷已經很難是條新聞了；就算有人因此而死，也不算甚麼太新鮮的奇事。可是，感覺神經早就被種種怪現狀磨練得粗糙麻木的中國百姓卻仍然為宜黃的拆遷案驚得目瞪口呆，因為這樁事件實在太過駭人，幾乎集各項著名官府惡行的大成。它包含了大隊伍的強拆行動(總共出動了一百多名政府人員)，受害者的自焚抗議(自焚者三人)，阻截倖存者上訪(而且不惜圍堵女廁)，然後搶奪死難者的屍體。最後，當地政府竟然公布了一個「全過程合法」的調查報告，辯說那百多人原來不是去強拆房子，而是去做受害者一家人的「思想工作」。

很受年輕人歡迎的《Vista看天下》雜誌在它第5期的社論裡引述了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的一次講話：「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樹立敢於打大仗，勇於打硬仗，善於打勝仗的鬥志。」雖然這段話出自一次招商引資動員大會，但《Vista看天下》認為它和拆遷事件其實是有關的。因為「根據記者獲得的一份宜黃當地強制拆遷的工作方案，僅強制拆遷一家拆遷戶，就將可能動用包括公安局、城管局、國土局、法制辦、醫院、電視台、拆遷公司等11個單位的185名工作人員，分為六個小組和八大步驟。如此陣仗，顯然正是『集中一切優勢資源』『打硬仗』的現實寫照」。

可惜這篇社論沒有在「打仗」這一點上深究下去，大概這種和戰爭相關的字眼大家已經見得多了，不覺其怪。但是我就從來不能習慣一個官員滿咀「打大仗」、「打硬仗」和「打勝仗」的腔調了。想想看，這位書記只不過是要幹部努力招商，他為甚麼要動用這麼嚴厲這麼凶悍的措辭？假如招商真的是場戰爭，那麼誰又是此次戰事裡的敵人？

梁文道：敢打硬仗的拆遷部隊下(戰爭的隱喻二之二）
2010-10-15

【AM730觀念】新中國官員的眼中，似乎甚麼都能變成戰爭。所以我們才會時常聽到他們把災後搜救工作形容為一場「硬仗」，把治安問題形容為必須克服的「關口」，把城市建設的成果形容為「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甚至把經濟發展形容為一次事關生死的「大會戰」。然後，一支「戰無不勝」的政府團隊自然就是一隊「勇悍的精兵」了。

想當年，共產黨的確是在馬上得了天下，因此一整套行伍語言也就順理成章地傳承下來，從打擊階級敵人開始，一直打到今天的「發展難關」。然而我們也都曉得，馬上治天下是要治出問題的。戰爭隱喻的最大問題就在於它不是一種價值判斷，而是一套有關效果的框架；它不必過問一場戰爭的必要，只需要關心萬一開打的話應該如何打贏；它不必討論敵人是否真正是敵人，只需要專心一意地消滅掉它就行了；它不必估量一場戰事帶來的各種影響，只需要完成一個設定的目標。換句話說，戰爭隱喻的視野極其狹隘；如果把它套用在複雜多變的政策擬定與執行之上，它會得出甚麼樣的結果呢？

且以經濟發展為例，這本是一項牽扯到極多種因素極多種後果的龐大課題。假如一個領導只把它看成是場「硬仗」，根據目標不可太過複雜的原則，他不能想得太多，唯有提升GDP才是最重要的，至於甚麼環境後果、社會成本以及利益分配等問題全都可以暫時擺開不論。又由於戰爭只知分出勝負，所以現實社會裡頭種種利益的平衡也該甩在一邊；所謂「共贏」，在戰爭裡面根本是不可思議的。再加上戰役是一場場地打，故此它又很能配合目前地方幹部流動調換的特點，不用去想太長遠的未來，但求短期內交得出可人的「戰果」。

凡是戰爭，皆有敵人。放在拆遷這種事情上，敵人當然就是抗拒拆遷的居民。為了達到戰勝的目的，這些居民不再屬於政府應該服務的人民，反而變成了完成一個計劃的阻礙，必欲去之而後快。將拆遷理解為戰役，官員也不再是人民的公僕，而是一支「敢打大仗、勇打硬仗、善打勝仗」的精銳部隊，遇神殺神逆我者亡。

戰爭只是這些官員思考現實制定政策的隱喻，但它卻是一套後果非常嚴重的隱喻。它框定了他們的眼界，使得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忽略真實世界的模樣；它左右了他們的思路，使得一些應該滿足的條件變成必需拔除的障蔽。有些時候，它甚至還會真的殺人，比方說宜黃縣那一家三口。

程翔 - 把諾貝爾和平獎獻給民族災難的受害者

2010年10月14日

Vic：黎智英2010年10月13日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的文章〈良知的天使〉，以下兩段深得我心。鄙視吹捧「中國模式」的人！這些人，自己享受自由與人權保障，卻去為欺壓人民的流氓政權唱頌歌，無恥之尤！

好些西方學者、記者和企業家不都大讚中國的經濟奇蹟，推許中國由專政和自由市場媾合的政治架構比民主資本主義更為優越嗎？是的，好些西方過客都在傳媒大肆稱讚中國，但他們的讚頌都是以經濟數字為理據，完全抽離了中國人民的感受。

假如你問他們：「你願意當沒有人權、民主、自由、法治、道德和宗教自由保障的中國人嗎？」他們又會怎樣回答呢？他們憑死的數字讚頌中國，而不是以有切身之痛的中國人為出發點評論中國，那麼一來這些過客說了些什麼又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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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劉曉波獲悉自己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表示該獎屬於「六四」亡靈，絲毫沒有「貪天之工為己力」的意思，表現出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廣闊心胸和格局，值得敬佩。

劉曉波是因為《08憲章》而被捕的。《08憲章》是什麼？它是中國人民在經歷了1949-1976年間發生的一場民族大災難之後醒悟過來後作出的歷史總結。《08憲章》的19條訴求，每一條都是針對中共在這期間所犯下的嚴重錯誤的補救措施，其核心是改革「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換言之，沒有頭30年的災難，是不會孕育出《08憲章》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推而廣之，這個和平獎，不但屬於「六四」亡靈，更應該用來祭祀在1949-1976年間全中國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非正常死亡者的亡靈。

在這近30年間，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亙古罕見的大災難，是充滿血與淚的30年。

血：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單是在1958-62年大躍進期間和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高達5500萬人，如果包括在1949-1957年間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全國在頭30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將遠不止此數。[1]

淚：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單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各種迫害的人數就高達1億人[2]，這還未包括在1949-1976年間共30多場政治運動中的捱整人數，也未包括「上山下鄉」運動的人數。各類政治運動所及，很多人都遭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劇。

這場災難，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稱為「20世紀人類遭遇到的四場大災難之一」（其他三者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3]。

這場災難一直要等毛澤東死後才能停下來，足見「一黨專政」的荒唐。毛澤東死後，人民從深重的災難中醒悟過來，看到要害在「一黨專政」，於是就有了「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上魏京生「第五個現代化」的大字報、一直到八九民運。大家要求的就是結束「一黨專政」，早日實現「政治民主化」。

人們在痛定思痛後分析、總結這場災難，逐步形成了《08憲章》的19條建議或訴求。所以說《08憲章》是植根於我們這個民族對1949-76年這場大災難的反思和共識。這種勇於面對歷史的精神是我們民族希望所在。

在蘇聯、東歐等其他蒙受過「一黨專政」禍害的國家，在共產主義制度分崩離析之後，紛紛建立紀念館或博物館，以求國民銘記「一黨專政」的教訓，以免日後重蹈覆轍。2008年6月3日歐盟發表《布拉格宣言》，指出為了歐洲不再出現共產主義反人類罪行，有必要設立全歐性的紀念館或博物館，向各國人民陳列、展示「一黨專政」的種種禍害，其目的不是在傳播仇恨，而是在「為我們的子孫卸下歷史包袱」，因為「一個忘記過去的社會是不會有未來的」。[4] 該宣言強調：「由於共產主義歷史而形成的喪盡天良會對歐洲的前途和我們的子孫造成沉重的包袱」，所以有必要認真地對待這段歷史。

在此之前，美國在2007年六月也豎立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布殊總統在揭幕時說：「我們對死難者獻上這個紀念碑，因為我們對他們有一個責任：確認他們的生命和尊重他們的存在。」

反觀中國，當中共「尚健在」的時候，不但無法做到尊重歷史、尊重事實[5]，反而不斷試圖利用公權力去抹除歷史記憶，妄圖使整個民族出現集體失憶。這種政策已初見成效，因為我們看到至今新一代的人不但不知道這段血與淚的歷史，甚至當有人提醒這段歷史時還會遭到他們強烈的本能性的反擊，認為是在故意「挑刺」、「抹黑」，拒絕承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一個民族不敢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所以，當中國人民還無法實事求是地，在神州大地上來紀念1949-76年這場民族災難時，唯有借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寄託我們對歷史的哀思。

[1] 中共建政以來非正常死亡人數，一直是中外學者所努力考據的，也因為各人有不同的界定，使這個數字有頗大的出入。這裏筆者只根據比較可靠的、以官方資料為依據的統計：一，根據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楊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黄春秋》副社長。他從大量官方檔案中統計出，在大躍進期間餓死了3500萬人。二，根據中共領導人葉劍英元帥的總結：「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摘自《往事——1966寫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單是這兩項，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高達5500萬人。

[2]見上注

[3]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暴力報告》2002年

[4]見“Prague Declaration on European Conscience and Communism”, June 3, 2008

[5] 文革後大文学家巴金先生曾經呼籲成立「文革博物館」，以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作用，卻遭中共壓制下去，從此無人敢再談紀念文革的議題。

馬嶽 - 自由就是發展

2010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我這兩天在想：一個自稱崛起了的大國，不敢讓人民知道自己的公民拿了諾貝爾獎，算是真正大國嗎？算是真正崛起嗎？

中國常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但什麼是「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他的主要著作《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開宗明義的指出，「發展」就是令人民享有更多真正自由的過程。因為所謂「發展」，最終目的是令人類盡展所能。經濟增長、收入增加和科技發展，只是令人擁有更多自由的手段，如果將「發展」只定義為物質條件的改善，而忽略落實各種自由，便是只重手段，忽略目的。Amartya Sen認為，「發展」就是將妨害自由的東西消除：包括貧窮、社會設施的不足、當然也包括暴政。

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的「發展學」（development studies）談的「發展」，從來都是一個全方位（holistic）的觀念：包括教育水平提升、現代化的制度建設、基本權利的保障、自然也包括生產力的提升和收入改善。

真正的發展包括人權自由的保障

所以真正的發展，必然包括人權和自由的保障和體現。如果某國家的人民只是有錢吃個肚滿腸肥，但沒有表達自由、資訊自由和政治自由，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必然還有很多能力沒有充分發揮。經濟發展最多只是消除了物質條件對他們的限制，還有更多制度的、政治的、思想的枷鎖，令人民的潛能處處受制。

近年中國喜歡談論「軟實力」。當年Joseph Nye提出軟實力論，針對的正是西方國家在民主、自由、人權等素質上的優越性，令不少第三世界國家嚮往，使西方列強在國際宣傳和外交上有更大影響力。當然，近年美國因為大搞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國際上的軟實力大不如前。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已是普世價值，這些價值不能落實，必然影響國家的國際地位和聲譽。

大家一讀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致辭，當會理解在國際社會心目中（甚至在挪威這小國心目中），中國的國力雖然提升，但如果沒能體現國內的基本人權，仍然不會被視作真正大國。說難聽點，這就像一群上流社會貴族，覺得某人是暴發戶，不想他加入貴族會所一樣。要真正大國崛起，要真正的國家發展，便要人民的基本權利依法得到保障，人民能充分發揮思想、言論、表達、宗教等自由。否則，再肚滿腸肥，也是徒然。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吳志森 - 就剩下「中國外交部」「褻瀆和平獎」這一條

2010年10月12日

【明報專訊】「兄弟們，我回來了，八號我就被軟禁了，不知何時見到大家，我的手機被搞壞，我無法接打電話。見過曉波，監獄在9號晚告訴他得獎的消息。以後的事慢慢說。請大家幫我推。謝謝」這是劉霞由公安押送到遼寧錦州監獄探望劉曉波，回北京後發放的一段微博，自由受限制，通訊受阻撓，劉霞不能與外界聯絡，外面的人，也無法找到她。

10月8日宣布劉曉波得諾貝爾和平獎，中國就好像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劉霞住的小區，數十公安國保封鎖把守，連蚊子蒼蠅都飛不進去。不但劉霞本人被監視軟禁，維權人士為慶祝劉曉波得獎而進行「飯醉」活動（犯罪活動的諧音），也遭受嚴厲打壓，以「違反治安管理條例」罪名被拘禁。

早在和平獎公布前，內地互聯網已處於戰爭戒備狀態，「劉曉波」當然成為敏感詞，微博連「劉X波」也發不出去，與諾貝爾和平獎有關的一切消息，網民搜到的，就剩下「中國外交部」「褻瀆和平獎」這一條。

大國真的就能崛起嗎？

當國際新聞都以「中國良心犯得和平獎」作為頭版重要消息，中國幾乎滴水不漏的全面封鎖。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來問問劉曉波獲頒和平獎，十之八九一臉茫然。白色恐怖，再加愚民政策，大國真的就能崛起嗎？

自恃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為全世界都會既害怕又依靠這個人多金多的大國，行事愈來專橫跋扈，竟然派外交部副部長親身向和平獎委員會施壓，橫行無忌態度囂張，這種完全違反禮儀和常識的做法，固然貽笑國際。對付挪威這樣的小國，北京以為用一個手指頭已經搞定，但這個獨立於政府和國會的小小委員會，對這種毫無法度的強權，就偏偏不賣帳，北京氣急敗壞，可想而知。對付不了人家，就壓制自己的人民，也符合大國的一貫邏輯。

溫家寶形象大使要宣布破產了

溫家寶總理最近接受CNN訪問，用充滿感情的語言，提到中國的政治改革：「風雨無阻，至死方休」。他用四句話總結自己的政治理念：「讓人有尊嚴的幸福生活，人感到安全可靠，讓社會充滿公正，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還鏗鏘有聲地宣告：「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不可抗拒。」「人民及人民的力量，將決定未來。」「言論自由在任何國家都不可缺少。」「不僅要讓人民有言論自由，還應該創造條件，讓人民有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力。」「人民的願望是不可阻擋的，順者昌，逆者亡。」

驟耳聽來，以為這是劉曉波的主張，可惜溫家寶的言論，連在中國都受到全面封殺。但劉曉波得獎這一役，溫家寶作為中國對西方的形象大使，要宣布破產了，因為這裏發生的一切，與他的宣告背道而馳。是中國有超過一個政府？還是溫家寶真的只是一個影帝？

samngx123@gmail.com

孔捷生 - 劉曉波，中國之光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0月11日

劉曉波榮膺諾貝爾和平獎是中國之光，卻非光榮之意，任何政權把一個以筆言志的公民關在獄中，都是整個國家的恥辱。劉曉波乃中國之光，在於他是萬丈黑暗裏的一束光，照亮了世道人心。

在過去風雨如晦的年代，我們有魯迅，他是民族脊梁；在知識分子脊梁被打斷的年代，我們有林昭，她是漫漫長夜裏的一支火把；在世界文明潮流奔湧到一個關鍵拐點，我們有百萬和平學生與市民，他們是化為精魂的啼血杜鵑；胡錦濤宣稱「牢牢把握黨對學校意識形態工作主導權」，致使五四精神傳承退化為建政六十周年向黨國表忠的青年方陣，但我們仍有韓寒，他是疾風之中拒不倒伏的小草。沒有他們，我們這個已經蒙塵蒙羞的民族，連最後一點尊嚴都失落了。劉曉波的意義，更在於他如精衞銜木石，為中國重建所剩無多的個人尊嚴和民族尊嚴。如果沒有這束光，專制「黑洞」將把人間所有是非善惡標準都吞噬淨盡。

北京當局的惱怒和惡形惡狀，一如既往形象，在口不擇言之際，已忘記自己曾為「違反」南非法律而被囚禁的曼德拉獲諾貝爾和平獎而拍手稱快；「違反」緬甸軍政府禁令而被囚禁的昂山素姬獲諾貝爾和平獎，北京也並無異議。更何況劉曉波與《零八憲章》沒有一句話一個字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可以想像，當局下一步就緊急啟動抹黑工程，劉曉波八十年代還是剛出道的「黑馬」，說過中國「要被殖民三百年」；還有他六四繫獄時的「認罪書」，可以肯定當局會搬出來晾曬。然而他正在那次牢獄之災開始了鳳凰涅槃，他吸取的思想資源和個人立身處世都不一樣了，他變得堅忍剛毅，理性平和，《零八憲章》就是總括。劉曉波會坦承曾有過「殖民說」，坦承自己曾有過軟弱和迷惘，但他的思想已完成了裂變昇華。反觀中共早年也矢言追求自由民主，主張中華聯邦制，但它背叛理想之後還不敢承認自己曾有過的主張，連《歷史的先聲》（集錄中共早年相關文獻）都成了禁書，怎好意思去翻曬劉曉波的老賬？

劉曉波獲獎的另一啟示，中國特色之「有奶就是娘，有錢就是爺」流行價值，並未成為一些國際幫閒鼓吹的「北京模式」，哪怕歐美經濟仍未擺脫淒風苦雨，普世價值仍是人類文明的座標。

現時壓力團體和國際輿論均要求北京釋放劉曉波，我看情況剛好相反，當局固然要強橫一陣，但它更頭痛的是如何把這塊燙手山芋扔出去。按大陸法律，當事人認罪才能假釋，劉始終不認罪。誠然大陸並非法治國度，硬把他放出去「就醫」也無不可，前提是逐出國門，留他在國內比關在牢裏一樣麻煩。但劉獲獎後，便是把牢底坐穿，也決不肯出國，如之奈何？

余詠恩 - 俾阿仔學廣東話

2010年10月10日

【明報專訊】最近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紐約時報及南華早報發表過文章談論香港父母用英語跟孩子溝通的現象，非常驚訝不僅在香港及海外的媒體及網站引起了廣泛討論，甚至有遠自盧森堡，法國，以色列的讀者來信作出回應，所產生的迴響是我始料不及的。

似乎語言教育在海內外都是一個令大家容易引起共鳴的課題。

為人父母的，哪有不想望子成龍的？我明白父母的一片苦心，總希望把最好的給孩子。我大學修語言系，略知皮毛，所以我寫文章的目的，也是希望向父母們解釋一些基本的語言學習概念，也希望他們能參照語言及教育學家的意見，衡量利弊作出有智慧的決定。

其實更令我關注的，是這現象的背後，究竟說明了什麼？暫且不談對錯，在香港，原來有這麼多教育水平不低的父母，認為我們的母語不值得傳給下一代！他們認為雖然用英語比較吃力，但情願自己辛苦一些，也要不惜一切務求子女講得一口地道的英語。

這，是否因為香港被英國統治了150年，長期在殖民地主義下，讓我們失去了自信及對本土語言及文化的尊重，認為我們自己的東西不值一哂？是否因為廣東話是方言，沒有普通話及英語的國際地位，在凡事追求功利，競爭的社會裏，使得我們願意拋棄用了一輩子來表達思想感情，標誌着我們身分認同的母語？是否因為多數上一代也是漂泊到香港的移民，對本地語言文化的感情紥根不深，所以採取一種實用主義，覺得沒用的就扔掉？或是，更深一層的想，這是否顯示了我們香港人看不起自己的根，以自己的身分為恥？

四歲小孩不屑用廣東話交談

若是如此，不要小看我們這種不經意流露的輕蔑，因為小孩子感性敏銳，我們這種態度，也必然傳給我們的下一代。筆者就曾經見過一個四歲的小孩，他父母雖然用廣東話跟人交談，但自小用英語跟他溝通，按理孩子在廣東話的環境裏，沒有完全聽不懂的可能。但別人一嘗試用廣東話跟他說話，他就一臉不屑，很不高興的跺腳，看見這種情景，我只有替他嘆息﹕香港是中國人的社會，你也長有一副中國人的臉孔，四歲的你已經不耐煩人家跟你說中文，那前面幾十年的路，你不是還有很多的氣讓你生？

我擔心很多父母對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係缺乏認識。在大學時，教授經常強調，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一個民族的歷史過程會因應社會、文化的變遷而發展出獨有的一套詞彙及文字。一個民族有某些概念，它的語言便產生某些詞彙去表達那概念，相反，沒有某些概念，便沒有那詞彙。一種文化經過時間的過濾，便會形成自己獨特的語言，用以表達該民族的思想。所以，一個人在某個文化成長，他的母語便是塑造他對世界認知的工具。我們的母語，讓我們理解我們文化中的某些概念，也同時局限了我們對自身文化沒有的概念的認識。簡單的例子，比如，中國人有「米」跟「飯」之分，不吃米飯的西方人就只有「RICE」，沒有煮熟非煮熟的米之分，層次高一點的概念，如中國文化裏的忠孝，禮義廉恥，男女長幼的尊卑之分，都還在我們生活中不知不覺地發揮影響。西方相對平等的人倫觀念，中國人也肯定不容易接受。比如我的英籍丈夫的叔伯父，姨母等，比他年長四五十年，卻要求他不要再喊他們uncle，auntie，理由是他不再是小孩，應該平等地直呼名字，令我這個被朋友認為很西化的人，每次聽到他直呼90歲的姨母的名字時，覺得特別刺耳，這就是我自小成長受中國文化潛移默化的烙印。

既然語言是文化傳承的工具，每個人都代表着他一套的背景文化，價值觀，人生觀等，父母們可曾想過，你輕視廣東話，但又勉強用外語跟孩子溝通，卻無法貼切地表達自己，孩子將來長大，你們之間在文化上及溝通上可能出現鴻溝﹕你的一套有可能不被孩子接受，甚至被瞧不起呢？也可曾想過，我們今天唾棄母語，會剝奪下一代認識我們的意識形態、核心價值及身分認同的權利呢？以前每個孩子都琅琅上口的唐詩、童謠（如「月光光照地堂」）和傳統故事（如二十四孝），充滿中國文化涵義，這些一旦翻譯成英語，已經失去了很多文化元素。我們真要把這些傳統當作糟糠嗎？我們是否要他們只能從外語及西方的角度去認識我們的歷史及文化？

「不知扣鈕英文怎麼說」

曾經有一位自認英語不大靈光，但又選擇全用英語跟小孩溝通的朋友對我說，孩子在中國人社會長大，不擔心他會缺乏接觸中國文化的機會。但試想，缺乏流暢地表達自己的語言工具，如何把你重視的觀念栽種在孩子心裏呢？一位英語不錯的媽媽抱怨，孩子頑皮起來，她也未能用恰當流暢的英語責備他。一位英語不甚流利的爸爸坦言，很多時候根本詞不達意，有天他想跟孩子解釋如何扣鈕，發覺自己不會說，要打電話向朋友求救。我慨嘆的是，這位爸爸，跟我們聊天時，談笑風生，地道的廣東話風趣傳神。但一轉身對着自己兩歲的孩子說話，卻變得結結巴巴，用生硬的讀音，有限的詞彙，錯誤百出的文法，費勁地一句一句拼出英語句子。做他的朋友，我只能惋惜他不讓孩子認識他最真實自然的一面。他說，孩子將來大了，自己的英語不夠用，還是要說回廣東話的。可是，我的朋友，你可知道孩子學習第一語言的黃金時期是零至四五歲左右，錯失了這時期，補學中文便變作學外語一樣難，增加學習重擔？為什麼不在孩子的母語學習期自然地讓他們吸收我們的語言資產呢？為什麼逼他們受罪，用我們不甚流利的，錯誤百出的外語作他們的語言典範？

我並非抗拒學外語的風氣，但是家長千萬不要以為多學英文便等於沒有學中文的空間，幼兒的腦袋是靈活的，可以承載多種語言，別誤會以為要英文好就要放棄中文。

可能很多家長沒有想得那麼多，只是單純的想子女學好英語，為日後上名校，找工作鋪路。但他們有否想過，即使不談文化及溝通的問題，單從功利的角度看，在今天競爭劇烈的社會，雙語能力才是將來的方向？單靠英語，中文不精，怎可跟雙語寫讀能力高的同齡人競爭？筆者14歲到英國留學，大學畢業後在英國或香港的跨國公司均找到工作，不單是因為我能操地道的英語，也是因為我能毫不費勁的寫、讀中文。現在外國公司需要的是了解中國文化及市場的人才，而並非土生土長而中文不精的人。

其實香港不缺學習英語的機會，很多幼稚園都有外籍英語教師，坊間也不乏英語教材，如電台、電視節目有英語廣播，圖書館有英語讀物，隨處都有中英對照的廣告，商店有中英貨品標籤等，父母可加以利用，激發孩子對外語的興趣。要是資源許可，更可以帶孩子外遊，讓他們實地練習英語，我相信這些措施都足以讓孩子輕鬆地掌握英語，非要不惜一切把有瑕疵英語強加於他們身上作母語。

錯過黃金時期 學母語如學外語

最近一位語言治療專家跟我提到，一位受過高深教育的媽媽為了用英語跟孩子溝通的決定懊悔不已，向他求助。自孩子出生開始，她夫婦倆一直用英語跟他說話，到了他小三時才猛然發現中文的重要性，但孩子已經錯過了學習母語的黃金時期，到八九歲再像學外語般惡補中文反覺非常吃力，而最要害的是他的社交能力受到很大的阻礙，在學校被同學排擠，而且英文也只是平平，作父母的，便覺得是自己害了孩子，毀了他的前程。

天下父母都是為了孩子好，我嚕嗦了這麼多，只是希望家長們不要好心做壞事 ，能冷靜地坐下來分析利弊，作出一個理性的選擇。

其實父母是孩子第一個老師，為什麼不把我們最自信，最揮灑自如，用了一輩子表達自己的語言及塑造我們的文化，原汁原味的傳承給下一代？

李照興 - 一個不存在的和平獎得獎者

2010年10月10日

【明報專訊】2010年10月1日和10月10之間的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劉曉波——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這個可算國際上最受尊重，顯示了道德勇氣、正義感和嘗試追求人類最大幸福的獎項，（首次？）落在中國人身上（之前達喇獲獎是否算是首個中國人獲獎？），卻得到一如預料的荒謬對待。「長時期非暴力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這幾個字是如此簡單，但變成中文，就一如得獎者的名字一樣，是一種不存在的存在。在得獎人自己的國家，沒有官方報道，劉曉波的名字連出現在短訊、微博都不行。得獎數分鐘之內，大家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傳播這件事，劉曉波的名字，仍只能以「劉老師」、Liu、「一個被囚禁者（116°46′E ，39°92′N）」（引廖偉棠詩句）的各種心照不宣的方式出現。為了避過審查，網民發外電新聞的截屏圖象互相通報，像中國大地從來沒出現過這個人。

大家在猜估，明天（周六）的中國媒體將要如何報道這新聞？抑或，大家都不需要大眾媒體去告知此事。哈維爾寫過「無權者的權力」——最有力量的可不是如他這樣的領導抗爭的人物，而是每個無名者無權者，認識到自己擁有的力量。劉曉波獲獎將會是一次漫長的民權精神滲透，短期內未必有實質效果，但作為這樣一個權威的獎項，歷史在載，以後要教育人民，我們都不能繞過劉曉波的名字。這才是真理愈辯愈明，他說過、做過什麼？他為什麼要坐牢？你得要交出能說服人民的說法。

官方要如何報道反應？網絡上立即出了一則如下的調侃，是網民替官方發言人的擬稿﹕

「事實證明，挪貝爾何平獎已經成為了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將這一直以來充滿爭議的獎項頒發給一個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是非常欠考慮的魯莽決策。我方希望借此機會正告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人權』問題攻擊中國是不得人心的，必將受到中國人民的譴責，受到歷史的唾棄。」——當中的「挪貝爾何平獎」是故意這樣寫，免得被網絡警察刪除。

雙面刀

在精神上我們是高興的，不過熟知國情的人也言，這其實何止是中國的悲劇，也是一種雙面刀，因為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用當今中國的流行語，有把劉曉波「捧殺」的效果。和平獎於國際背景上有宣傳得獎者與其正義抗爭的意義，但以中國政府的往績，卻是包拗頸，國際助力愈大，它自身的抗體則愈強，尤其是現在中國自以為強大，更加容易跟國際壓力對着幹，諾貝爾獎能否成為中國本土的民主改革動力，甚至是否能幫助劉曉波或是更多的民權維權志士早點出獄，都是問號。唯一可肯定是﹕在國際宣傳上，中國總算出了一個仍在獄中的和平獎得主，在國際政治層面，於更多對中國國情無認識的人來說，這等同中國也有了自己的曼德拉與昂山素姬，無疑是一種象徵動力。但若把事情看得過分簡化，就難免跌入浪漫化的幻想中。

國際輿論把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經哈維爾的捧殺後，化成中國版的《七七憲章》來理解，加上劉曉波仍在獄中，世間就更有站在道德高地為可憐的異見人士打氣的亢奮感。這點在宣揚及爭取國際支持方面，當會起積極作用，因為西方民主民權運動往往需要一個人作符號。無論是甘地、馬丁路德金、圖圖主教、曼德拉，這串名單最終的獲勝，都成了一種示範文本，像說着歷史的進程將重複。

不過哈維爾或國際的評估只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如果根據這捷克《七七憲章》的模式，中國的民主發展歷史將來或會是這樣﹕1989年北京就如1968年的布拉格，《零八憲章》就是《七七憲章》，劉曉波就是哈維爾，《七七憲章》出現後多年，捷克共產黨跨台，《零八憲章》之後的中國路會否一樣？

這種比較似乎沒有看到歷史發展與中國國情的不同，浪漫化了一種異見反對派的影響力。事實上，當年的《七七憲章》背景及訴求，乃至它給整個捷克社會的影響力，跟中國的《零八憲章》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在一個小國滲透全面的影響，它用理據向當時的捷克政府發出最有力的改革甚至是挑戰訴求，對當時統治階層提出最嚴厲批判並呼籲變革，以憲章的形式讓全國知識分子與人民聯成一線製造大共識大同盟，成為一股滲至社會各階層的壯大聲勢，繼承布拉格之春的自由風，民間反應熱烈。捷克民智覺醒，可謂繼承布拉格之春的開花，後啟天鵝絨革命的種子。

等一個歷史的巧合

但《零八憲章》似乎未有這樣廣泛影響力（雖然這無損我們同樣支持它），記得出台的時候，也僅流傳在知識分子及媒體人或廣義上的具社會意識的中國少數人士圈子。它甚至乎沒激發出討論爭辯之前就被禁制流傳。社會未來得及反應，星星之光就滅於微時。中國民主運動，亦從講政治改革的宏觀方向，走往更為「事件式」的抗爭，即出現零散的因個別事件而引發的維權抗爭，從胡佳到譚作人這些名人，到個別因拆遷、不公正司法裁決等的個人案件式維權。

相對捷克或南非的例子，發生在中國的，是較沒組織的個人抗爭。政府的僅有的鬆動在於，如果那不公正不涉及中央政權，在某些情况下，維權還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千萬記住，維權人士就不要動員、組織去動搖中央政府。更不要找出個民權鬥士出來認頭。亦即說，政治抗爭在中國要變得更有技巧，是一種像微絲血管式的微小權力滲透與反作用（可以說是傅柯式吧），它不集中，源自基層，彈性組合，按情况突然冒出，卻又可隨時疏散。從網絡虛擬空間又適時落實到具體的城市散步（國內稱遊行為散步）。

這種特殊中國民主抗爭進程，好處是各自發功，不會被中央長期針對。壞處可能是過度分散，不能結聚成一股真正影響管治階層的對抗力量，也談不上影響政制改革。但裏應外合從來需要有一位得國際認可的符號領袖，得到民間與世界的支持是外在力，就看體制內如何見機鬆綁。或者，都在等一個時機，一個歷史的巧合或玩笑。

有些社會運動由一個偉大的領袖去帶頭步行，倡讀宣言——像馬丁路德金的演辭與杯葛運動。那需要一個諾貝爾的加冕。有些社會運動，則出自一些無從計算的小事，卻剛好碰着社會的觸發點，成就改進——像上世紀有一天，那位叫Rosa Parks的黑人女子如果不是突然累得厲害想多休息，只想一直坐在巴士上原只給白人的座位。看似小事，但其實外面世界一直在等着這種小事件的觸發。

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明報，2010年10月9日)

釋放劉曉波 共慶和平獎

因言入罪 因言獲獎

劉曉波得和平獎 京召挪威大使抗議
2010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正在監獄服刑的《零八憲章》起草人、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昨獲挪威諾貝爾委員會頒發和平獎，讚揚他「為爭取中國基本人權而進行的長期且非暴力的努力」，成為75年來首名在獄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劉曉波妻子劉霞表示為丈夫感到驕傲，期望劉曉波能因此早日出獄。

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台灣總統馬英九都祝賀劉曉波得獎，馬並指獲獎「具重大歷史意義」，美國總統奧巴馬呼籲中國盡快釋放劉曉波。中國外交部表示，獎項頒予劉曉波，是對和平獎的「褻瀆」，昨天傳召挪威駐華大使抗議。

馬英九祝賀：重大歷史意義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Thorbjoern Jagland）說，長期以來，評審委員會都相信人權與和平密切相關，劉曉波是「中國境內為人權奮戰的眾多人士中最著名的象徵，他長期在中國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基本人權」。他說，隨着國家愈來愈強大，中國應該預期會面對更多批評和監督，就像二戰後的美國，「當其他人不能發聲時，我們更應發聲。隨着中國崛興，我們應有權批評，我們希望支持那些想看到中國更民主的力量」。

劉曉波將獲1000萬瑞典克朗（約1158萬港元）獎金，頒獎禮將於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由於劉曉波08年因起草《零八憲章》被捕，去年底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刑11年，目前正在遼寧錦州服刑，預料獎項將由他人代領。在北京，大批傳媒和異見人士聚集在劉曉波家樓下，但由於公安阻撓，劉曉波妻子劉霞一直無法與他們會面。

外交部﹕褻瀆諾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昨表示，「和平獎應授予為促進民族和睦，增進各國友誼，推動裁軍以及為召開和宣傳和平會議而努力的人，而劉曉波是因觸犯中國法律而被中國司法機關判處徒刑的罪犯，其所作所為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背道而馳。諾委會把和平獎授予這樣一個人，完全違背了該獎項的宗旨，也是對和平獎的褻瀆。」

挪回應：針對行動損華名聲

挪威外交部透露，中國昨傳召挪威駐華大使，表達對頒獎予劉曉波的抗議和不滿。挪威外長斯特勒強調，頒獎行為不應導致中國作出敵對反應，因為評審委員會獨立於挪威政府，「若中國採取任何行動針對挪威，會有損中國名聲」。

評審委員會對上次頒獎予異見人士是2003年，得主為伊朗人權律師艾巴迪（Shirin Ebadi）。聯合國人權專員皮拉伊（Navi Pillay）昨就劉曉波獲獎表示，「這是對中國以及很多國家的人權捍衛者的肯定，我們表示歡迎」。上屆和平獎得主、美國總統奧巴馬更說﹕「過去30年，中國經濟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但這獎項提醒我們，中國政改滯後了。」德法等國呼籲中國馬上釋放劉曉波，日本首相菅直人稱，中國應慎思處理人權做法。

奧巴馬促放劉曉波

198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昨在Twitter上發布中文賀詞，他相信在未來，中國的下一代能享受劉曉波等人的努力所帶來的成果。台灣總統馬英九昨天亦透過總統府發言人對劉曉波獲獎表達祝賀，他稱劉曉波得獎對中國大陸的人權發展乃至於全球華人社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天安門四君子之一 起草《零八憲章》囚11年

【明報專訊】天安門四君子、《零八憲章》起草人劉曉波是近70年來首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1984年起任北京師範大學講師，1989年民運爆發時，他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聞訊馬上回國投入運動，與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聲援學生，是為「天安門四君子」。

六四後，劉曉波因反革命罪被囚秦城監獄，直至1991年1月。學校雖把他開除，但劉曉波仍撰寫評論文章，呼籲平反六四，為天安門母親奔走，針砭時弊，多次受到警方監控和騷擾；1995年5月至1999年10月間多次被拘押，被「勞動教養」3 年。

拒流亡 籲海外異見人士回國

劉曉波的前妻帶着當時僅6歲的兒子離開了他，但劉曉波一直堅持留在內地，拒絕出國，更呼籲海外異見人士回國參與民運。

劉霞與劉曉波很早相識，兩人因共同愛好文學而走在一起，雖說1996年擺酒，但正式領取結婚證則是1998年於勞教所內，從此劉霞才有合法的探視權。他們很早就商定不要孩子，以免連累下一代。

2008年，劉曉波因起草《零八憲章》遭到當局嚴厲打壓，去年12月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罪，判11年監禁。

數獲人權獎 三坐政治監

劉曉波曾在上世紀90年代兩次獲得《人權觀察》頒發的海爾曼人權獎；03年獲得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第17屆傑出民主人士獎；04年至06年，連續3屆獲得香港人權新聞獎；前日剛剛獲德國筆會頒發的赫爾曼—凱斯滕獎。

今年1月19日，國際筆會美國分會就提名劉曉波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曾發起捷克《七七憲章》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南非大主教圖圖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亦聯名推薦劉曉波為今年和平獎人選。

拙於辭令 「純粹知識分子」

除了參加民運，出身文學的劉曉波不忘本行，在獄中時大量給劉霞寫詩，兩人平時談論的也以文學為主。劉曉波的好友都評價他「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是歷史的浪潮把他推成一個政治明星，但他其實並不是做政治家的材料，面對眾人時講話都會結巴，有「劉大結巴」的綽號。

《零八憲章》 捍衛人權

【明報專訊】《零八憲章》是為紀念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及聯合國通過《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而發表，形式參照了捷克著名異見人士、後來成為總統的哈維爾（Vaclav Havel）在1970年代提出的《七七憲章》，延續哈維爾當年的捍衛人權精神。哈維爾正是提名劉曉波問鼎和平獎的主力人士之一。

參照哈維爾《七七憲章》

《零八憲章》全文約4000字，由劉曉波和著名憲政學者張祖樺起草，首批303名簽署者包括大陸眾多著名學者、律師及維權人士，如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原研究員徐友漁、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趙紫陽秘書鮑彤等。

本港亦有數百人簽署了《零八憲章》，其中包括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何俊仁、張文光、劉慧卿、梁國雄等人。在海外，該聲明則得到了余英時、哈金、陳一諮、方勵之、胡平、宋永毅、蘇曉康、萬潤南、王丹等著名人士的支持。

據《零八憲章》網站（www.2008xianzhang.info），實名簽署者迄今超過1.17萬人。除中文外，網上亦有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多個譯本。《憲章》中稱，中國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憲章》又稱，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歷程，要求重申「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理念，提出包括修改憲法、分權制衡、司法獨立、公器公用、公職選舉、人權保障、城鄉平等、集會自由、言論自由、聯邦共和、轉型正義等19項具體主張。

多名聯署者遭打壓

在《憲章》發表前夕的12月8日，劉曉波和張祖樺深夜被當局傳喚，張祖樺於翌日返回家中，但之後鮮有露面，劉曉波則一去不回，最終被判監11年，目前仍在遼寧錦州監獄服刑，內地互聯網則封殺一切有關《憲章》的討論和傳播。除劉曉波外，亦有多名參與聯署者被當局打壓，廣東省韶關民運人士羅勇泉、上海訪民段春芳等5人被判勞教一至兩年；首批簽署人、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去年4月被勸出國迴避「六四」，但隨後8次要求返國均被拒，滯留日本東京成田機場92天；賀衛方則被調往新疆石河子「支教」，被指或與簽署憲章有關，他現已返回北大。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頌辭全文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Over the past decades, China has achieved economic advances to which history can hardly show any equal. The country now h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Scope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also broadened.

China's new status must entail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is in breach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to which it is a signatory, as well as of its own provisions concerning political rights. Article 35 of China's constitution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In practice, these freedoms have proved to be distinctly curtailed for China's citizens.

For over two decades, Liu Xiaobo has been a strong spokesma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lso in China. He took part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n 1989; he was a leading author behind Charter 08, the manifesto of such rights in China which was published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The following year, Liu was sentenced to eleven years in prison and two years'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for"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Liu has consistently maintain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 campaign to establish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lso in China is being waged by many Chinese,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Through the severe punishment meted out to him, Liu has become the foremost symbol of this wide-ranging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Oslo, October 8, 2010

【明報翻譯】挪威諾貝爾評審委員會決定，將2010年和平獎頒予劉曉波，表揚他長期以非暴力手法，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委員會一直相信，人權與和平有着密切關係，這些權利，是諾貝爾先生在遺囑中提到「國邦間友好友愛」的必要條件。

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濟取得幾乎無人能及的飛躍，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億計人脫貧，政治參與亦然擴闊。

中國地位的提升，必須伴以更大的責任。中國違背了多項他們簽署的國際協議，以及他們本身的政治人權法規。中國憲法第35條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實際執行上，中國公民這些自由，都證明遭到顯著的削減。

過去20多年，劉曉波一直強烈呼籲落實中國基本人權。他參與了1989年天安門示威；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60周年之日登出的《零八憲章》，是爭取中國人權的宣言，劉曉波正是憲章的主要撰寫人。翌年，他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11年。他一直堅持，判決違反了中國憲法和基本人權。

不管在中國國內還是國外，很多中國人都在推動於中國確立普世人權的運動。對他的嚴重懲罰，令劉曉波成為了這個爭取中國人權運動的先鋒標誌。

身處監獄獲獎 二戰後第一人

【明報專訊】百年來曾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著名異見人士，包括反對希特勒的德國記者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1935年）、前蘇聯異見人士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1975年）、波蘭團結工會前領袖華里沙（Lech Walesa，1983年）、緬甸民運領袖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1991年），以及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統治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93年）。但自二戰結束以來，只有劉曉波是身在監獄期間獲頒和平獎。昂山素姬獲獎時只屬軟禁，曼德拉則於1990年已出獄。

李怡 - 在中國做慈善幾乎等同犯罪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10月6日

蓋茨和畢菲特在北京舉行慈善晚宴，晚宴後畢菲特說與中國富豪交流「出奇地順利，像美式聚會」。又說他們「沒有向任何富豪施壓」。蓋茨則說，已有超過 25名富豪向他表明願意考慮慈善捐贈。

後續發展有待觀察。但根據中國富豪們的捐款往績，以及中國制度上的國情，若兩大世界富豪認為在中國的勸捐可以取得類似歐美國家的進展，那麼若不是對中國的無知，就是要以此來標示他們訪華勸捐的成功。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慈善事業、公益事業幾乎是純民間的事。美國有慈善組織 120萬個，年收入超過 20萬美元的高收入家庭的捐款比例佔總捐款額 98%。社會有無數參與慈善工作的義工。比如在英國，就約有半數國民經常參與志願服務。因此有人說，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方面是自利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是利他的志願者精神，是兩個輪子驅動的社會。

在中國，所有慈善事業、公益事業全由官方包攬。中國的所有慈善捐款，都是交給官方的基金會運作。官方基金會如同國有企業。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不久前撰文指出，這些國有慈善基金會「由於產權不明、責任不清、委托代理機制不健全、治理結構不科學，……管理費提成過高、捐款濫用、貪污腐敗，以至於普通國人都不信任官辦的基金會，不願意捐款給他們。」前年汶川地震後官方所收到的龐大捐款數字，沒有交代用於災區的有多少大條數目，更不要說使用的細節了。捐款湧至的這一年，中國各級官員大幅加薪。

中國富豪並非都沒有善心。但若要他們大筆捐款給官辦的慈善基金會，稍了解基金會內情的人士都會覺得是花了寃枉錢，捐款能到真正需要的貧困者手上的不會多。中國富豪的慈善捐款，一是發生災難時在政府官員及輿情壓力下不得不捐（亦可能是詐捐），另一是以捐款來購買與官方的關係，俾能對自己的營商有助。

中國民間有沒有想做善事的人呢？當然也有，但有關規定要求公益組織必須掛靠到政府部門，否則你的機構就是非法的。胡星斗教授的文章提到一些例子：山東壽光「愛心義工」組織被解散，數百人無法繼續照顧孤寡老人、救助失學兒童等善舉；深圳外來工協會是打工者的互助組織，因無法註冊而被強制解散；著名的愛滋病患服務機構「愛知行」長期被打壓， 2002年，「愛知行」負責人萬延海遭秘密拘押；幫助畢業學生就業的寒窗陽光基金還未正式成立就被調查……。

人們不會忘記的，還有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執行所長胡佳，因多次向外界揭露河南農民賣血而感染愛滋的醜聞，關注環保，而在 2008年 4月被北京市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判處 3年零 6個月徒刑。調查汶川地震豆腐渣校舍和遇難者名單的譚作人被判刑 5年。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開展扶貧工作，被中國教育部發文件指為「用心不善」。在玉樹地震中因救人而犧牲的香港義工黃福榮，在 08年往汶川當義工時，在網誌上寫：「政府現在有人在調查我們幾個。」

因此，胡星斗教授說，「在中國做慈善幾乎等同於犯罪，民間慈善組織的負責人似乎是『敵對分子』。」「敵對」是因為你與官辦慈善事業競爭，你搶奪官方的「慈善捐款」，實際上是使官員少了從中取利的機會。

那麼，被蓋茨盛讚的李連杰呢？須知他的壹基金是掛靠在官方的紅十字基金會下面的基金。

中國要成為一個文明國家，其中最起碼的改革，是容許非政府公益組織（統稱 NGO）的存在。 NGO的存在與發達，是公民社會的體現，是人民的公共意識、道德意識、關懷意識、參與意識的具體發展。若視 NGO為洪水猛獸，把民間公益當作潛在犯罪，中國不但不會有真正的慈善事業，而且會在「把金錢變成唯一信仰」的社會意識下，導致整個社會的道德沉淪。

朱敬一 - 拋開社會情境，法律文字將一無所有

中國時報 2010/09/13

　　最近，一件六歲女童遭性侵而加害人獲輕判之案件，遭十幾萬網友批判。法官認為，未足以證明被告以暴力、脅迫等違背女童意願，故無法引用刑法強制性交罪（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或其他違反其意願方法而為性交）論處。對外界批評，高雄地院表示，這是法律爭議，是立法不妥所致。也有資深法官認為，應修改刑法，加入「欠缺同意能力」這樣字眼，才能將此案裁定為強制性交罪。對於這樣把司法院問題推給立法院的辯詞，我完全不能同意。雖然最高法院日前做出解釋，但有些觀念還待釐清。

　　我是研究法律經濟的學者，若要宣稱自己有法律專業，恐怕有不少司法官會側目白眼。因此，在本文中我避開狹義的法律觀點，而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談一談何謂憲法的「獨立審判」與刑法的「強制性交」。

　　憲法八十條是這樣寫的：「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這裡有兩個關鍵詞，一是「依據法律」、二是「任何干涉」。我認為，許多司法人員均擴大解釋了「不受干涉」的範疇、卻僵化解釋了「依據法律」的內涵。且讓我用社會科學的類比，去詮釋「獨立審判」的意義。

　　法官的審判當然是獨立的，但不可否認地這些審判決定也在受法律的約制。問題的癥結是：法律約制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可以這樣說，所有的社會學門，包括經濟、法律、社會等學科，其所探討的都是決策個體與社會整體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個體決策被社會整體所牽引；而另一方面，總體規範也是由諸多個體決策資訊彙整而成。這種個體與總體的交互影響，可以用來解釋所有社會學科，當然也可以用來解釋法律。法律條文，就是一種來自個體情境彙整的總體規範。

　　當法官引用憲法八十條「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時，他們千萬不要忘記：法律這總體規範，其實是社會所有人民情感與期待的濃縮文字。請注意，法律不僅不能背離社會情感，它本身就「只是」社會情感的凝聚而已。法律條文原本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拋開社會情境，法律文字將一無所有。所有的社會學科也是如此；社會法則是社會上諸多互動的資訊彙整；這些法則不僅不該背離社會互動資訊，其所攜帶的資訊，就「只是」社會情境而已。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對於刑法二二一條「違反意願」一詞，就有與地院法官不同、但極為契合社會的詮釋。該條刑法的制定目的，當然是要保護人民不受「未經其同意」性交之侵害。社會的整體期待既是如此，這條法律的詮釋就完全沒有悖離社會情感的餘地，更不能演變成「女童未用力說『不同意』就難謂違背其意願」的病態解讀。能夠把刑法二二一條扭曲解讀至此，就表示此人完全不了解社會學科的源頭本旨。

　　舉個極端的情境：如果女童剛出生一天就被病態醫護人員性侵，難道法官能說因其哭聲無法分辨係違背意願抑或其他情緒表現，而拒絕引用刑法二二一條？性侵新生女嬰當然是違背其意願，哪裡需要立法文字去建立這基本的社會理解？所謂「意願」表達，是當事人「社會化」後的表現形式：任何未達社會化階段的幼童，固然沒有意願表達能力，但卻更是刑法「強制性交罪」所本應保護的對象。電腦邏輯若未獲操作人指令，都有default概念做最合理歸納，法律又焉能匠氣解讀，將女嬰、女童排除在該法保護範圍之外？法官為何沒有default的邏輯？

　　大聯盟投手若是經常失分暴投，重則解約輕則下放2A或3A再磨練。至少至少，我們的「法官法」該有個條文，對於認定「六歲女童未表示不同意性交即非強制性交」、「議會議長收賄關說不算主管公務人員」的法官，該下放小小聯盟再教育一下吧？一個爛投手投一局就能丟個八、九分；一位悖離社會學科本意的僵硬法律裁判者，單單一次判決就能重傷台灣司法，難道不該下放教育一下嗎？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陶傑 - 一把抓住頭髮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0月2日

語文可以散播偏見和盲點，特別是香港的新聞。譬如：「日本福岡右翼青年滋擾中國旅遊巴士」。

「右翼」人士滋擾中國遊客，出於幾個島嶼的領土爭議。很明顯，這些日本「右翼」人士，是為了「保家衞國」，是日本的「愛國者」。但華文傳媒把日本的愛國人士叫做「右翼」，中國的「保釣」份子或高喊抵制日本旅遊的中國人，卻是「愛國團體」，從來不叫「右翼」，請問新聞的「客觀、中立、公正」在何處？

在文化的邏輯上，「愛國」出於民族主義情緒，就是右的表現。民族主義都催生仇恨，福岡滋擾中國遊客，與在北京街頭喝駡日本留學生，完全沒有分別，只看華文傳媒，就以為世上沒有愛國的日本人，只有右翼的日本人；相反，中國人愛國，絕不是右翼。

有人會反駁：釣魚台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日本人來侵佔我們的地方，我們抵抗，因此，愛國的是我們。

但是這又暴露了另一個盲點：所謂釣魚台問題，中國的鄧小平早已定性：「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讓下一代解決。」〔Vic：既是「不容分割的神聖領土」，又豈能與外人「共同開發」？難道那是一塊共同投得的土地，兩家地產發展商共同開發？〕

凡是神聖的，必不容爭議。如果閣下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對於上帝的存在，閣下必現在就深信不疑。如果有一位無神論者在你面前，說宇宙中沒有上帝，你會馬上與他爭論，捍 衞上帝的神聖。

因此，凡神聖的領土，必不容爭議，反過來說，凡可「擱置爭議」的領土，必不「神聖」。你承認可以「擱置」的，終究有點心虛。日本政府的邏輯訓練比較成熟，當華裔的工貿大臣蓮舫說：尖閣列島主權爭議，即受到外務省的嚴正糾偏：不，沒有爭議。

領土如果神聖，何來爭議呢？道理如果在你這邊的爭議，你又怎會甘願「擱置」呢？此一奇怪的爭議，令人想起民國時代在幼兒之間流行的一首《荒誕歌》：「小偷進了房，小狗叫汪汪。聾子聽見忙起床，啞巴大聲喊出房，瘸子跑得快，瞎子趕來幫，追呀追，追呀追，一把抓住頭髮，看看是個和尚。」

「神聖領土」可以「擱置爭議」，當有「一把抓住頭髮，看看是個和尚」的荒誕之趣。香港是個經濟城市，不要參糊荒謬的政治，雖然，福岡的中國旅遊巴，只受日本愛國人士有限的滋擾，沒有愛國鎗手上車擄人質，亂邦不入，日元雖然貴點，今年冬天，北海道還是值得一遊。

李怡 - 中國和平轉型避免崩潰的希望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0年10月2日

昨天是中共建政 61周年，胡錦濤等一眾高層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這使人想到當年為中共建政而犧牲的許許多多有名無名英雄，他們為了甚麼犧牲？他們追求的理想是甚麼？在 49年中共建政前，中共的機關報社論、中共領導人對外談話，都強調要建立一個人民有普選權，多黨制，有充份言論自由的民主、自由、法治社會。這些文章和談話，數年前大陸曾有人收集在一起，以《歷史的先聲》書名出版。但書一出就被禁了。也就是說，許許多多為中共建政而犧牲的「英雄」們，他們的理想今天都成了中共的禁忌。

今年 2月，中共一些老黨員、老幹部，其中包括 1978年為鄧小平重掌權力和改革開放政策鳴鑼開道的《人民日報》前總編輯胡績偉，聯名寫了一封信給中共領導人，指出法院對劉曉波判刑所羅織的罪名是違法的。信上說，被指為劉的主要罪證是他提出了「聯邦共和國」的口號，這些老黨員指出，這口號在中國共產黨「二大」就已提出來，並在「七大」的黨章黨綱中又再重申。如今指為罪證，「那麼，把我黨『二大』『七大』的黨章黨綱……把我們黨和國家的老一代領導人置於何地？」

劉曉波參與起草的《零八憲章》，沒有提出要改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而只是呼籲政府尊重人權、切實實行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憲章內容與措詞之溫和與和平改革傾向，甚至受到一些海外民運分子質疑。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維護憲法和貫徹中共早期領導人理想的文件，卻被中共當前的領導人視為大逆不道，許多聯署《零八憲章》的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而主要起草人劉曉波更被判 11年徒刑。

今年 4月，劉曉波獲提名為本屆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 9月 20日，著名知識分子、捷克前總統哈維爾（ Vaclav Havel）和另兩位參與 1977年捷克《七七憲章》的聯署人，聯名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把諾貝爾和平獎給予劉曉波先生》，他們重述捷克《七七憲章》公佈時所受的迫害，但憲章「喚醒了我們很多默默受難的同胞，使他們感到他們並不孤單，其中很多理念傳遍捷克斯洛伐克，及至 1989年，類似的民主改革浪潮席捲各東歐國家。」文章說，「對劉曉波的監禁無助於鉗制其民主觀念的傳播，《零八憲章》的公佈展示了一條中國改革的道路……引發一系列與此相關的論辯和文章。」「劉可以被孤立，但不會被忘卻」，他們要求諾貝爾評委會把這殊榮授予劉曉波，「因為他二十多年來一直毫不畏懼、和平地倡導改革，……通過頒發此獎，也可向劉曉波本人和中國政府示意，在中國國內和全世界有很多人都和劉站在一起……」

流亡美國的中國作家蘇曉康和居北京的中國獨立學者張祖樺，接着發起響應哈維爾呼籲的簽名運動，他們邀請聯署的信上說，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將表達全世界都樂見中國和平轉型避免崩潰的希望。」數日間，聯署已超過 300人，包括著名教授林毓生、山東大學教授孫文廣，中國著名詩人流沙河等。

據報道，中國向挪威諾貝爾研究所直接施加壓力，並以「損害挪威和中國的關係」為理由，阻止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星期二說，劉「是因為觸犯中國法律而被判刑的人，他的所作所為，同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是背道而馳的」。照她這麼說，諾貝爾和平獎也不該頒給曼德拉和昂山素姬了。

中國對諾獎評委的威脅可能效果適得其反。《紐約時報》前天發表路透社報道， 10月 8日揭曉的諾貝爾和平獎，最有可能的得獎者正是劉曉波。

我們希望，中國當局以積極的、高瞻遠矚的視野來看待劉曉波可能獲獎事件，並將它視為中國扭轉當前困局的轉機。中國經濟高速成長，但腐敗、不公正、社會不穩定與民眾抗議，也與日俱增。政制上最大弊端，是缺乏對權力的制衡。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正是要落實中共革命先烈的理想和中國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並沒有要求推翻共產黨領導。接受劉曉波，是政改的第一步，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給中共建政 61年的贈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