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照興 - 一個不存在的和平獎得獎者

2010年10月10日

【明報專訊】2010年10月1日和10月10之間的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劉曉波——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這個可算國際上最受尊重，顯示了道德勇氣、正義感和嘗試追求人類最大幸福的獎項，（首次？）落在中國人身上（之前達喇獲獎是否算是首個中國人獲獎？），卻得到一如預料的荒謬對待。「長時期非暴力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這幾個字是如此簡單，但變成中文，就一如得獎者的名字一樣，是一種不存在的存在。在得獎人自己的國家，沒有官方報道，劉曉波的名字連出現在短訊、微博都不行。得獎數分鐘之內，大家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傳播這件事，劉曉波的名字，仍只能以「劉老師」、Liu、「一個被囚禁者（116°46′E ，39°92′N）」（引廖偉棠詩句）的各種心照不宣的方式出現。為了避過審查，網民發外電新聞的截屏圖象互相通報，像中國大地從來沒出現過這個人。

大家在猜估，明天（周六）的中國媒體將要如何報道這新聞？抑或，大家都不需要大眾媒體去告知此事。哈維爾寫過「無權者的權力」——最有力量的可不是如他這樣的領導抗爭的人物，而是每個無名者無權者，認識到自己擁有的力量。劉曉波獲獎將會是一次漫長的民權精神滲透，短期內未必有實質效果，但作為這樣一個權威的獎項，歷史在載，以後要教育人民，我們都不能繞過劉曉波的名字。這才是真理愈辯愈明，他說過、做過什麼？他為什麼要坐牢？你得要交出能說服人民的說法。

官方要如何報道反應？網絡上立即出了一則如下的調侃，是網民替官方發言人的擬稿﹕

「事實證明，挪貝爾何平獎已經成為了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將這一直以來充滿爭議的獎項頒發給一個違反中國法律的罪犯，是非常欠考慮的魯莽決策。我方希望借此機會正告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人權』問題攻擊中國是不得人心的，必將受到中國人民的譴責，受到歷史的唾棄。」——當中的「挪貝爾何平獎」是故意這樣寫，免得被網絡警察刪除。

雙面刀

在精神上我們是高興的，不過熟知國情的人也言，這其實何止是中國的悲劇，也是一種雙面刀，因為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用當今中國的流行語，有把劉曉波「捧殺」的效果。和平獎於國際背景上有宣傳得獎者與其正義抗爭的意義，但以中國政府的往績，卻是包拗頸，國際助力愈大，它自身的抗體則愈強，尤其是現在中國自以為強大，更加容易跟國際壓力對着幹，諾貝爾獎能否成為中國本土的民主改革動力，甚至是否能幫助劉曉波或是更多的民權維權志士早點出獄，都是問號。唯一可肯定是﹕在國際宣傳上，中國總算出了一個仍在獄中的和平獎得主，在國際政治層面，於更多對中國國情無認識的人來說，這等同中國也有了自己的曼德拉與昂山素姬，無疑是一種象徵動力。但若把事情看得過分簡化，就難免跌入浪漫化的幻想中。

國際輿論把劉曉波與《零八憲章》經哈維爾的捧殺後，化成中國版的《七七憲章》來理解，加上劉曉波仍在獄中，世間就更有站在道德高地為可憐的異見人士打氣的亢奮感。這點在宣揚及爭取國際支持方面，當會起積極作用，因為西方民主民權運動往往需要一個人作符號。無論是甘地、馬丁路德金、圖圖主教、曼德拉，這串名單最終的獲勝，都成了一種示範文本，像說着歷史的進程將重複。

不過哈維爾或國際的評估只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如果根據這捷克《七七憲章》的模式，中國的民主發展歷史將來或會是這樣﹕1989年北京就如1968年的布拉格，《零八憲章》就是《七七憲章》，劉曉波就是哈維爾，《七七憲章》出現後多年，捷克共產黨跨台，《零八憲章》之後的中國路會否一樣？

這種比較似乎沒有看到歷史發展與中國國情的不同，浪漫化了一種異見反對派的影響力。事實上，當年的《七七憲章》背景及訴求，乃至它給整個捷克社會的影響力，跟中國的《零八憲章》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在一個小國滲透全面的影響，它用理據向當時的捷克政府發出最有力的改革甚至是挑戰訴求，對當時統治階層提出最嚴厲批判並呼籲變革，以憲章的形式讓全國知識分子與人民聯成一線製造大共識大同盟，成為一股滲至社會各階層的壯大聲勢，繼承布拉格之春的自由風，民間反應熱烈。捷克民智覺醒，可謂繼承布拉格之春的開花，後啟天鵝絨革命的種子。

等一個歷史的巧合

但《零八憲章》似乎未有這樣廣泛影響力（雖然這無損我們同樣支持它），記得出台的時候，也僅流傳在知識分子及媒體人或廣義上的具社會意識的中國少數人士圈子。它甚至乎沒激發出討論爭辯之前就被禁制流傳。社會未來得及反應，星星之光就滅於微時。中國民主運動，亦從講政治改革的宏觀方向，走往更為「事件式」的抗爭，即出現零散的因個別事件而引發的維權抗爭，從胡佳到譚作人這些名人，到個別因拆遷、不公正司法裁決等的個人案件式維權。

相對捷克或南非的例子，發生在中國的，是較沒組織的個人抗爭。政府的僅有的鬆動在於，如果那不公正不涉及中央政權，在某些情况下，維權還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千萬記住，維權人士就不要動員、組織去動搖中央政府。更不要找出個民權鬥士出來認頭。亦即說，政治抗爭在中國要變得更有技巧，是一種像微絲血管式的微小權力滲透與反作用（可以說是傅柯式吧），它不集中，源自基層，彈性組合，按情况突然冒出，卻又可隨時疏散。從網絡虛擬空間又適時落實到具體的城市散步（國內稱遊行為散步）。

這種特殊中國民主抗爭進程，好處是各自發功，不會被中央長期針對。壞處可能是過度分散，不能結聚成一股真正影響管治階層的對抗力量，也談不上影響政制改革。但裏應外合從來需要有一位得國際認可的符號領袖，得到民間與世界的支持是外在力，就看體制內如何見機鬆綁。或者，都在等一個時機，一個歷史的巧合或玩笑。

有些社會運動由一個偉大的領袖去帶頭步行，倡讀宣言——像馬丁路德金的演辭與杯葛運動。那需要一個諾貝爾的加冕。有些社會運動，則出自一些無從計算的小事，卻剛好碰着社會的觸發點，成就改進——像上世紀有一天，那位叫Rosa Parks的黑人女子如果不是突然累得厲害想多休息，只想一直坐在巴士上原只給白人的座位。看似小事，但其實外面世界一直在等着這種小事件的觸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