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 光明、慈悲與和平 劉曉波獲獎啟示

2010年10月21-22日

【明報專訊】「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劉曉波

他們說得都對，諾貝爾獎的確沒有什麼了不起。憑什麼要讓一幫北歐人來替全世界決定誰是全世界的學術英雄誰又是對和平最有貢獻的人呢？這實在沒什麼道理。他們說得對，任何獎項都是有立場甚至有偏見的。所以沙特（Jean-Paul Sartre）當年拒領諾貝爾文學獎的其中一個理由便是：「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順帶一提，沙特也曾聲明不願接受蘇聯主導的「列寧獎」）。所以我並不想爭論劉曉波先生到底值不值得拿諾貝爾和平獎，他這個獎拿得有沒有意義；也不在乎這到底是不是像外交部發言人所說的，乃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褻瀆」。

其實，假如我生活在大陸的話，我恐怕根本就沒有資格去爭論和在乎，因為我很可能不知道誰是劉曉波，他說了些什麼，又做過什麼樣的事。於是我好奇，假如劉先生真的是「西方反華勢力」的代言人，你為什麼不讓我看看他的言論？也許看過之後，我會更加同意你的判斷。假如劉先生違反了中國法律，是個罪犯，你能不能公佈一下他的罪證，讓他的惡行大白於天下？如果他真的有錯，昭昭明甚，那為什麼審訊他的時候要搞得那麼神秘，不叫公眾得聞整個過程呢？

為何不可告人？不敢明言？

他們常常用「不可告人」四個字去形容別人的「險惡用心」。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是感到最有事情「不可告人」的反而是最喜歡使用這四個字的他們。可不是嗎？劉先生得獎，他們不敢公佈，甚至連「諾貝爾」的名字也一併封殺。記者要去訪問劉先生的夫人劉霞，他們就乾脆把她軟禁起來，並且連夜在她家附近設起路障，告訴大家該處正在施工。更妙的是，當記者在招待會上問起這種種情形，他們的發言人居然回答不知道有這等事。大家說說看，這裏頭究竟是誰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又有些時候，他們會找人輾轉帶話給他們不喜歡的人，他們說「要是你不乖乖的，我可以叫你失去一切」。聽到這種霸氣十足的話，我不覺得害怕，只是感到一陣難過。因為這是我的國家，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一個崛起中的新強權，接連辦過奧運與世博，而且在許多方面都展現出與國際同步的開放面孔。但為什麼他們不同意一個人的言行，既不是公開和他討論，也不是私下找他爭辯；而是跑去恐嚇他，以他的生活與生計來做要脅呢？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地與人辨明是非，卻要用一種很鬼祟很不得體很不符合大國氣度的方式去叫人「聽話」呢（而且連要人在哪些事情上聽話都不敢明言）？

我知道有些保守派批評劉曉波先生是為虎作倀，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馬前卒，我還知道有些思想前衛的學人懂得使用更新潮的理論與人名（比如Alain Badiou）去恥笑劉先生和「西方勢力」那落後陳舊的民主觀念。但這都不要緊，因為這都是可以探討的話題；我在乎的只是一件更簡單更基礎的問題，那就是大家能不能把話全都攤開來說了。說實在的，比起關押他的政府，劉曉波先生起碼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一切言論都是公開的，他毫無顧忌地坦示了自己的想法（哪怕這些想法對他的人身安全很不利）。要是大家沒看過沒聽過，那也不是他的責任，而是指控他有「不可告人之目的」的力量的責任，因為他們使得這些言論成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劉曉波先生不是聖人。六四之後，他在獄中寫下了毫無必要的悔過書；更曾為人利用，在電視上說過一番有替當局塗脂抹粉之嫌的話。但是他常抱悔罪之心，從不掩過，反而屢屢告白，深深責己。每次念及當日亡魂，他都會黯然神傷。要知道錯是每個人都會犯的，難就難在事後的態度。經過時間的洗刷，讀劉先生近些年的文章，你幾乎很難相信他就是當年那個持劍上馬、銳氣十足的年輕人。尤其是那篇擲地有聲的審訊自白《我沒有敵人》，這裏頭的寬容與慈悲可是風浪過後的結果？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

「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這段話讓我想起了昂山素姬，她不僅對監管她的軍警微笑合十，還呼籲夥伴要尊重那些敵對的軍人。我也想起了曼德拉，當年他在羅本島坐牢的時候曾經遭遇過一個對待囚犯極其兇惡的指揮官。可就是因為這名軍官在調職之前說了一句稍為溫和的話，曼德拉便立刻省悟：「這些人並非沒有人性，他們的非人性是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他們舉止有如禽獸，是因為那樣的行為受到獎勵，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幫助他們升官晉職。那一天讓我體認到，巴登霍斯特（註：即那位兇惡的指揮官）並非外表看來的那個人，而是一個比他所作所為更好的人」。儘管我不願談論諾貝爾和平獎，可是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看到了評審委員會前後的一致。


2010年10月22日

「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劉曉波

唯有知道人的脆弱與局限，方能養成一種願意寬待他人，在卑劣處看見仁善的胸懷。故此，即便是到了就要入獄十一年的前夕，劉曉波先生還是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雖然身陷囹圄，可是他卻注意到了「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雖然受到敵意的包圍，但他仍有餘裕在看管他的管教身上發現「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簡單地講，他並沒有把體制與構成體制的所有成員混為一談。

曼德拉曾經因為他的溫和態度惹來不少非議，他的同志認為對「敵人」良善就是軟弱、怯懦與姑息，激進點的更加指摘他的行為是渴慕權利[Vic：權力？]的表現。同樣地，劉曉波先生的溫和與寬容也成了一種罪狀，有些人不僅不贊同他漸進改革的立場，還把他的自白書讀解為一種妥協、投降和獻媚。他們說：「他不顧事實地對一貫踐踏人權的中共公開讚揚的行為，他的既為自己辯護又為中共惡行洗脫的矛盾說辭，都立下了一個混淆和顛倒是非的先例，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誤導作用和惡劣影響」。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政府是冥頑不靈的邪惡勢力，不可能漸進改變也不可能自我更生，只能對抗到底直至將它鬥垮為止。他們把不同意這種主張的人都叫做「合作派」（包括劉先生在內），而「合作派」與「抗爭派」之別不只是意見和策略的不同，甚至還是道德上截然有異的兩種選擇。

這套觀點我是熟悉的；只不過我曾天真地以為，面對種種良知和道德的猜疑，一個人要是在可以流放的時候堅持不走，而且最後還被投進牢獄的話，這大概就是他至為終極的自我澄清與證明了吧。沒想到我還是低估了這套觀點的頑固與徹底，原來坐牢還是不夠的，它還是不能讓我們看到這個人的「真面目」，因為它也很有可能是整個「大棋局的其中一步」，目的是為中國培養一個聲望極高的反對派領袖，將來可以用作幌子，推動一種有利於中共的偽民主改革。至於劉曉波本人，他固然因牢獄之禍而得福，拿到了諾貝爾獎與舉世皆知的名譽；說不定未來還會在那盤很宏大很深奧的棋局中再上一層樓，當上了「國家總統」呢。這類觀點去到最遠的時候，甚至還會推測劉曉波做了總統之後的結局；那便是委派親近他的人「為國家安全總署署長，專職剿滅反劉曉波的早已被邊緣化的革命派，在野黨共產黨和解共生」。而這一切，自然是共產黨苦心策劃的結果。

除此之外，我還見過批評劉曉波先生「惡毒攻擊」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的言論。他怎麼會「惡毒攻擊」備受尊重的高先生呢？我很好奇，於是略略追索該說源流，發現它最可靠的依據可能是劉先生嘗言在獄中受到了「柔性化和人性化」的待遇。它的邏輯基礎是這樣的：「在同一個極權國家、同一個年代、同一個司法制度下，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等其他良心犯卻受到警方施加如電擊生殖器等令人髮指的酷刑。劉曉波明知中共在殘酷摧殘高智晟先生和其他良心犯的同時給予他特殊優厚待遇是別有用心，他卻仍在他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說中國政府『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這類完全違背事實的謊言」。也就是說，劉先生沒有顧及高先生等人的遭遇，只談個人親歷，因此他是個騙子。再推衍下去，這番「謊言」便演變成對高智晟先生的攻擊和否定了。

敵我二分的視野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回想一下親官方的保守言論。按照這些言論，總共由五個前挪威國會議員組成的和平獎評審委員會根本不可能是獨立的，他們的背後是一股盤根錯節的「西方反華勢力」。選在這個時刻把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先生也不可能只是巧合，而是夾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與領土爭議之間的一記組合拳，目的是要打擊發展中的中國。劉曉波獲得這座獎更不可能是個偶然，因為他從來就是西方妄圖改變中國這盤大棋局中的要角。

有沒有發現這套言論與前述「抗爭派」的觀點何其地相似？它們的推論步驟之中總是有太多的「可能」和「不可能」，而這種種「可能」和「不可能」都需要更多的事實和論據方得以成立。為什麼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五位評審委員會是「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這是需要說明的。為什麼囚禁劉曉波先生是他和當局的默契與合謀呢？這同樣需要證據。不過，這兩套表面上去之甚遠的言論卻依循了類似的思路，往往在這些最應該說明的環節上輕輕略過。與其說它們是要傳達事實，倒不如說它們是種自我滿足並且永遠正確的推斷；它們所要判定的便是敵我之分。在這套敵我二分誓不兩立的視野下，世界是個滿佈陰謀的環境，人類是種心懷叵測的動物，所有「可能」與「不可能」都只能指向唯一的終點。這套思維方式看起來十分複雜，可實質上卻又非常簡化，可以把一切多樣而微細的蹤跡詮釋進自己想像的圖景。

上星期我在一間大學遇到一位內地來港生，他說劉曉波先生獲獎一事在同學圈中引起了不少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西方世界「別有用心」的動作，意在打擊中國政府的形象，他想聽聽我的看法。於是我告訴他：我不關心也無從得知任何有關「用心」與動機的問題，但效果上這個獎確實是對中國形象的挑戰。這位同學聽完之後便說：「哦，所以你也贊同這是西方刻意而為的行動」。他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只好鄭重地再強調一遍：「請注意，我談的只是實際效果，而非用意與動機。因為我們不夠材料去談用意的問題，更沒有材料說明評審委員會和所謂『西方』的關聯。」可是最終我也不敢確定他到底有沒有聽懂我的話。

威權塑造偏狹心靈

因為監獄與類似監獄的枷鎖不只規訓我們的肉體，它還會改變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一個威權政府不只限制了人民的種種權利，它還會塑造出一種偏狹的心靈。威權本身已經夠可怕了，但它更可悲的地方是連它的反對者也變得和它很像，大家共同使用一種語言以及同一種思考方式；儘管這群反對者在人格上並非不值得大家敬重。

生活在長期的監控狀態下，四處皆是敵意的狐疑目光，劉曉波先生至為可貴的一點還不是他的勇氣，而是他清醒地洞察到這等局面的影響，不讓自己墜入到非敵即友密雲滿佈的困局：「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故此，我雖不能肯定劉曉波先生獲獎的意義，也不想討論這座獎項的價值；但我可以憑藉人所共見的信息與資料確定劉先生是一個光明、慈悲與和平的人。區區一座諾貝爾和平獎既不能使他增輝，也不能令他失色，這個人的存在本身就比什麼獎牌都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