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0日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立法會議員或記者有機會應向特首曾蔭權,又或是未來特首唐英年、梁振英問這樣的問題:你相信全世界公認居上帝般地位的諾貝爾獎是真正公正的嗎?去年你們高度評價高錕獲獎,今年是否覺得諾獎的價值有不同的標準?你認為包括德蘭修女、杜圖主教、孟德拉、昂山素姬在內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都是實至名歸的嗎?你認同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 Thorbjoern Jagland)所說:「國際人權法和標準高於民族國家,而且國際社會有責任確保它們得到尊重」嗎?如果有 15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署一封公開信,你會認為這公開信值得尊重及重視嗎?
直接問有關劉曉波的問題,看着北大人臉色做人的政客,他們是不予置評了,但問上述問題,他們難道也不作聲嗎?
第一個在中國境內的中國公民獲得諾貝爾獎,應是中國和中國人的大事。但這又不僅是中國人的事,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執行秘書倫德斯塔( Geir Lundestad)說,「劉曉波不只是人權的一個代表或主要代表,也成為普世的人權象徵。」即使為黨說話的中國官員,也不能理直氣壯地說出劉曉波犯了甚麼罪,他有甚麼顛覆國家的行動。他只是發表意見,而且不是在內地的公開媒體發表意見,他提出的哪一點、哪一條不是依據中國憲法或中共歷史上曾宣示的主張提出來的?劉曉波被判重刑,說明在中國已不存在任何的公平正義,中國已成了唯權是尚、唯錢是尚的國家。全國人都失去了對公平正義的信心,不再有對真理甚至真實的信念。而劉曉波的獲獎,就使中國的良心、中國的公平和正義又回到我們中間。
15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已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總統奧巴馬等 21位世界領袖呼籲,請他們在 G20高峯會期間,要求胡錦濤釋放劉曉波和他的妻子劉霞。在宣佈和平獎前,挪威政府和諾貝爾委員會受到中國的巨大壓力,也有些表示關心中國人權的人士說,頒獎給劉實際上可能惡化中國人權境況。他們的結論是諾獎委員會最好通過保持沉默來促進人權。但亞格蘭說:「如果我們對於中國保持沉默,誰將會是下一個國家要求它保持沉默和不干涉的權利?這種做法將把我們放在一個走向破壞世界人權宣言和人權的基本原則的道路上。我們絕不能保持沉默。任何國家都沒有權無視其國際義務。」
諾獎委員會沒有對世界人權沉默,全世界知名人士也大都沒有沉默。沉默的只有中國大陸,還有香港。香港除了一些政治人物之外,常在媒體發聲的學者也大都對劉獲獎這樣的大事不予置評,或講點不痛不癢的話題,比如海外民運人士反應之類,甚至還有學者當中共的應聲蟲質疑諾貝爾獎的公正性。
中國較魯迅八十年前所說的「無聲的中國」,更無聲了。河北大學發生的「官二代」撞死女學生而肇事者說「我爸是李剛」事件,當時群情洶湧,隔天就全校沉默,說明中國確實是在權錢主宰下人民處於「萬家墨面沒蒿萊」的狀態。而回歸後的香港,跟從無聲的中國也變得漸無聲了。最近看到有人引馬丁.路德金的話:「歷史將記取的社會轉變的最大悲劇不是壞人的喧囂,而是好人的沉默。」一些政治人物也許自認為是「好人」,為了在專權政治的一國之下委曲求全所以選擇「不予置評」。但是委曲就能求全嗎?德國牧師馬丁.尼穆勒( Martin Niemoller, 1892-1984)曾如此形容納粹施虐時人們的旁觀心態:「剛開始他們來抓共產黨人,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着他們又來抓社會黨人和工會會員,我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兩者都不是;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還是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還是讓我們記住八十年前魯迅的話吧:「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說都不敢說,只好在可詛咒的地方可詛咒的時代苟且偷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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