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5日 星期五

書摘 - 「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書名:美好價值:金錢、道德與不確定世界的省思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摘自討論全球化現象的第二章

作者:葛霖(Stephen Green

譯者:許瑞宋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1015


我們對全球化已太習以為常。事實上,在分析師與歷史學家仍在嘗試解釋這現象之際,全球化在公眾心中已成了陳腔濫調。它是新現象,還是舊事物--或許跟人這個物種一樣古老?它是某些自命全球精英的人有意的設計?抑或一個已失去控制的科學怪人?它是文化的雜交,還是全球的弱智化?它是增進了解與尊重,還是製造更多緊張與衝突?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進步嗎?我們應該阻止它嗎?我們有這樣的能力嗎?

公元第三個千年開始時,人們普遍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充滿信心。2005年,《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世界簡史》(The World Is Flat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這本書面世,充分迎合新世紀的氣氛。這是三度榮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的作品,甫出版即一紙風行,兩年內銷量逾兩百萬本。佛里曼是國際政治與經濟事務專家,藉此書歌頌自由市場資本體制戰勝國家控制的共產主義經濟模式。他的基本論點是:當代先進技術突飛猛進,將全球的知識與資源連結起來,我們可能因此全都成了彼此平等的競爭者。

這本書是新聞工作者的傑作,核心內容是改變了世界的十輛「推土機」(flattener),它們包括重大事件,如1989119日柏林圍牆倒下;技術創新,如1995年第一個網路瀏覽器面世;以及1990年代迅速發展的新趨勢,如開放原始碼、外包、內包與供應鏈管理。書中提到促使世界趨平的三大因素:一個真正由網路促成的全球競技場已經出現,國際商業合作取得重大進展,來自中國、印度、俄羅斯、東歐與中亞的30億人忽然加入市場競爭。佛里曼聲稱,在這些因素大力驅動下,上述推土機已將世界帶到一個「引爆點」(tipping point),隨後的改變將愈來愈快,而且是不可逆轉的。

佛里曼在此基礎上建構他的論點。他審視各國在「平坦」的世界裡適應與發展能力的差異,認為思想觀念與最佳做法得以在全球傳播,關鍵因素之一是一地的文化吸收外來觀念與影響的能力。他表示,文化的吸收能力越強,在平坦的世界裡越具優勢。他指出,高吸收能力的文化例子有印度、美國、日本以及近年的中國,他還舉一些穆斯林國家如土耳其、印尼與馬來西亞為例。相反的例子則是多數阿拉伯社會,他指這些國家迄今很難受益於平坦世界的好處。佛里曼暗示,隨著力量分散、特殊性愈來愈難維持,每個地方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正變得愈來愈相似。

而且不止是相似而已。佛里曼引發最廣泛討論的其中一個論點,是平坦的世界裡各國更能和平相處。他以「戴爾衝突防制理論」(Dell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概括此說法。這理論冠上「戴爾」之名,是出於偶然:佛里曼撰寫此書時,用的是一台戴爾電腦。他知道,這台機器由許多零組件組成,如果不是廣泛應用外包製造方式,根本不可能賣那麼便宜。這促使他希望查明這台電腦的來源。他向戴爾總部要到了整個供應鏈的資料,逐步查明每一個零組件的來源地:微處理器來自菲律賓、哥斯大黎加、馬來西亞或中國;記憶體來自韓國、台灣、德國或日本,諸如此類。他因此拼湊出一幅令人驚奇的圖像:一個巨大的跨國物流與溝通網。佛里曼熱切希望以此更新他的「麥當勞衝突防制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該理論是這麼說的:一國經濟發展到某一程度,中產階級大到足以支持一個麥當勞分店網絡時,它就成了一個麥當勞國家,而麥當勞國家的公民是再也不願打戰的。(他們寧可排隊買漢堡。)戴爾衝突防制理論更進一步,聲稱全球供應鏈的出現,對地緣侵略行為有更強的抑制作用。這理論聲稱:

兩個國家只要同為某個大型全球供應鏈(如戴爾的供應鏈)的成員,彼此間就不會爆發戰爭,因為身處同一個大型全球供應鏈的人,再也不想打舊式的戰爭。他們希望及時供應市場需要的商品與服務,享受因此日益提升的生活水準。

佛里曼的說法與時代氛圍非常契合。跨國企業能幫助我們實現世界和平,這主意實在太妙了,教人很難拒絕相信。

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走到尾聲之際,全球經濟已進入嚴峻的動盪期,我們老了一些、也明智了一些,不再像以往那麼傾向認為世界是「平」的,也不再那麼容易認為機會無限、遍及全球。

首先,如今我們已清楚看到,那些令佛里曼興奮不已的競爭與創富機會,主要仍掌握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少數都市精英手上。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教授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已頗詳細說明,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國際經濟面貌遠遠稱不上是「平」的。從經濟生產的角度觀之,有創新能力的城市相當少,而在這些城市之間是「廣闊的山谷」(vast valleys):這些地方跟全球經濟幾乎沒有什麼聯繫,短期內也沒有什麼機會從中獲益。按此方式畫出來的世界地圖,上面會有許多「刺」,一點也不平坦。佛羅里達認為,創造力領先的城市區域目前還不到十個,它們是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香港、新加坡、芝加哥、洛杉磯與舊金山。這些富經濟創造力的地區彼此緊密相連,但跟世界其他地區卻只有薄弱的聯繫。雖然一些其他城市料將陸續加入此一網絡(例如上海顯然正成為一個世界城市),但這網絡仍僅佔全球經濟活動與人際交流的一小部分。在可見的未來,這些城市在創造力上的絕對優勢(以任何標準衡量皆不例外)是不太可能減弱的。世界肯定不是「平」的。

第二,佛里曼高估了人們在孤立狀態下的創新能力。如今已有許多有關創新的研究證明,創新者之間的互動與彼此接近,對創新的效率至關緊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伯.盧卡斯(Robert Lucas)已證明,當人們分散在家裡與工作場所時,各種構想很難自由流通,也很難發展成熟。

第三,諸如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等研究,如今已累積了足夠證據,顯示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多樣性其實並沒有如佛里曼所說的衰減,而人們的忠誠也沒有變得更加全球化。相反,事實似乎是:一個經濟體經歷工業化初期階段時,文化價值觀的確趨向同質化,這是因為社會彌漫物質主義思想,強調不惜代價促進經濟成長。但國家一旦進入「後工業」時代(指多數勞工受雇於服務業;在美國,這發生於1956年),人們的關注重點會迅速轉移至生活品質、自我表現,以及環保等議題。在此同時,文化多樣性與地區忠誠往往會復甦,有時人們的多樣性意識甚至空前高漲。

第四,「戴爾理論」承載不了佛里曼賦予它的重大意義。許多論者已指出,這理論違背歷史證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企業在德國有重大投資。同樣的,在兩次大戰之間,大量銀行與律師事務所專門致力於為美國資本爭取開放德國市場,但這一切均阻止不了二戰爆發。此外,我們也不能忘了商業全球化的潛在黑暗面。恐怖組織大可利用全球經濟體制搞破壞,而不是賺錢。在網路世界,散播恐怖與擴大犯罪也容易許多。

事實上,有關貿易與投資能防止衝突的說法一點也不新鮮,細察之下會發現,我們大有理由懷疑事實是否如此。經濟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是深入研究此議題的人之一。博蘭尼1944年出版《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人們會記得他,主要正是因為這本書。在該書中,他集中研究「百年和平時期」的終結;這是指滑鐵盧戰役(1815年徹底打敗拿破崙並結束法國戰爭的戰役)之後的一個世紀,在此期間,工業革命相繼席捲歐洲、美國與日本。在十九世紀的最後數十年,世界貿易以及歐洲對亞洲與新大陸的投資空前成長。人們普遍相信進步勢不可擋,全球化已產生許多既得利益集團,戰爭因此不再是理性行為。當然,事實是當時歐洲的勢力均衡處於危險狀態(在日本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提升,對鄰近地區變得更野心勃勃後,亞洲局勢同樣危險),帝國地位之競逐愈來愈富侵略性。儘管如此,當時人們普遍相信進步以及國際市場的力量能維護世界和平。

博蘭尼賦予自己的任務,是解釋「百年和平」以及他在二十世紀經歷的鉅變之政治與經濟根源。(他很清楚自己講的課題,因為他是以奧匈帝國現役軍官的身份經歷一戰的。)在他看來,十九世紀長期的經濟與政治和平,有賴四大因素:政治勢力的均衡、國際金本位制度、自由國家體制(the liberal state),以及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在此當中,他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是「體系的根源與母體」,是「催生獨特文明的一種創新」。但是,他的主要結論之一,是市場事實上並不保證社會在繁榮之餘,還能享有和平穩定。博蘭尼認為,無論出現在怎樣的環境中,自我調節的市場必然會產生一種自發的反作用,即使在物質生活顯著改善的社會也不例外。自我調節的市場無可避免藏著衝突與崩潰的種子,因為如博蘭尼所言,市場總是會試圖支配社會結構;因此,這種體制早晚會引發動盪與猛烈的反作用。

這是深刻且富先見之明的洞見,從二十一世紀初的角度觀之,博蘭尼的分析毫無過時的跡象,因為我們目前正經歷這樣這段大動盪時期,而這恰如博蘭尼所言,是因為市場試圖支配社會結構。

佛里曼的表達清晰明瞭,而且能引發人們的討論興趣。許多人起初認為,他掌握了二十一世紀經濟可能性的本質。《世界是平的》2005年出版,正值樂觀思潮的高峰。不過,這種樂觀情緒當時其實也已瀕臨崩潰。有些人批評佛里曼為企業資本主義(corporate capitalism)搖旗吶喊,對資本體制中固有的衝突與貪婪視而不見。或許受此影響,佛里曼對前景的看法隨後轉趨悲觀。20089月,他推出新作《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全球暖化、能源耗竭、人口爆炸危機下的新經濟革命》(Hot, Flat, and Crowded: Why The World Needs a Green Revolution - And How We Can Renew Our Global Future),表示經濟的前途正從資訊科技轉向環境再生技術,「冷戰年代」正演變成「能源氣候年代」。佛里曼稱,世界很快就會受以下問題支配:對稀有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財富大量向產油國轉移、氣候變遷造成破壞、貧富日益懸殊,生物多樣性加速喪失。他警告,2050年左右可能就是我們的轉捩點,在此之後,人類將無法修復氣候變遷的禍害。他哀悼美國社會的失焦與國家目標之喪失。

經過數年的檢視,佛里曼的世界「平坦」論顯得過度簡化且膚淺。不過,有關全球化問題,還有一種較微妙、更富洞察力的觀點,或許能幫助我們更接近上一章提出的有關起點與終點的問題。

1955年,耶穌會神父、古生物學家及哲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死後,他的著作《人的現象》(The Phenomenon of Man)出版了,比《世界是平的》早了五十年。《人的現象》不是一本容易讀的書,羅馬天主教會在德日進生前禁止它出版,理由是該書的觀點看來非常可疑,而且含糊不清。這本書也觸怒了理性主義者,他們視其為偽科學囈語。德日進自己也承認,許多人看完這本書,將無法確定作者「是在跟他們談事實、形而上學,還是夢」。但是,這本書經得起時間考驗:相對於佛里曼的全球化觀點,德日進的說法更有先見之明,更富說服力。這真是頗奇妙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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