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 「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書名：美好價值：金錢、道德與不確定世界的省思（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摘自討論全球化現象的第二章

作者：葛霖（Stephen Green）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5日

我們對全球化已太習以為常。事實上，在分析師與歷史學家仍在嘗試解釋這現象之際，全球化在公眾心中已成了陳腔濫調。它是新現象，還是舊事物--或許跟人這個物種一樣古老？它是某些自命全球精英的人有意的設計？抑或一個已失去控制的科學怪人？它是文化的雜交，還是全球的弱智化？它是增進了解與尊重，還是製造更多緊張與衝突？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種進步嗎？我們應該阻止它嗎？我們有這樣的能力嗎？

公元第三個千年開始時，人們普遍對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充滿信心。2005年，《世界是平的：二十一世紀全球化世界簡史》（The World Is Flat – A Brief History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這本書面世，充分迎合新世紀的氣氛。這是三度榮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的作品，甫出版即一紙風行，兩年內銷量逾兩百萬本。佛里曼是國際政治與經濟事務專家，藉此書歌頌自由市場資本體制戰勝國家控制的共產主義經濟模式。他的基本論點是：當代先進技術突飛猛進，將全球的知識與資源連結起來，我們可能因此全都成了彼此平等的競爭者。

這本書是新聞工作者的傑作，核心內容是改變了世界的十輛「推土機」（flattener），它們包括重大事件，如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下；技術創新，如1995年第一個網路瀏覽器面世；以及1990年代迅速發展的新趨勢，如開放原始碼、外包、內包與供應鏈管理。書中提到促使世界趨平的三大因素：一個真正由網路促成的全球競技場已經出現，國際商業合作取得重大進展，來自中國、印度、俄羅斯、東歐與中亞的30億人忽然加入市場競爭。佛里曼聲稱，在這些因素大力驅動下，上述推土機已將世界帶到一個「引爆點」（tipping point），隨後的改變將愈來愈快，而且是不可逆轉的。

佛里曼在此基礎上建構他的論點。他審視各國在「平坦」的世界裡適應與發展能力的差異，認為思想觀念與最佳做法得以在全球傳播，關鍵因素之一是一地的文化吸收外來觀念與影響的能力。他表示，文化的吸收能力越強，在平坦的世界裡越具優勢。他指出，高吸收能力的文化例子有印度、美國、日本以及近年的中國，他還舉一些穆斯林國家如土耳其、印尼與馬來西亞為例。相反的例子則是多數阿拉伯社會，他指這些國家迄今很難受益於平坦世界的好處。佛里曼暗示，隨著力量分散、特殊性愈來愈難維持，每個地方的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正變得愈來愈相似。

而且不止是相似而已。佛里曼引發最廣泛討論的其中一個論點，是平坦的世界裡各國更能和平相處。他以「戴爾衝突防制理論」（Dell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概括此說法。這理論冠上「戴爾」之名，是出於偶然：佛里曼撰寫此書時，用的是一台戴爾電腦。他知道，這台機器由許多零組件組成，如果不是廣泛應用外包製造方式，根本不可能賣那麼便宜。這促使他希望查明這台電腦的來源。他向戴爾總部要到了整個供應鏈的資料，逐步查明每一個零組件的來源地：微處理器來自菲律賓、哥斯大黎加、馬來西亞或中國；記憶體來自韓國、台灣、德國或日本，諸如此類。他因此拼湊出一幅令人驚奇的圖像：一個巨大的跨國物流與溝通網。佛里曼熱切希望以此更新他的「麥當勞衝突防制理論」（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該理論是這麼說的：一國經濟發展到某一程度，中產階級大到足以支持一個麥當勞分店網絡時，它就成了一個麥當勞國家，而麥當勞國家的公民是再也不願打戰的。（他們寧可排隊買漢堡。）戴爾衝突防制理論更進一步，聲稱全球供應鏈的出現，對地緣侵略行為有更強的抑制作用。這理論聲稱：

兩個國家只要同為某個大型全球供應鏈（如戴爾的供應鏈）的成員，彼此間就不會爆發戰爭，因為身處同一個大型全球供應鏈的人，再也不想打舊式的戰爭。他們希望及時供應市場需要的商品與服務，享受因此日益提升的生活水準。

佛里曼的說法與時代氛圍非常契合。跨國企業能幫助我們實現世界和平，這主意實在太妙了，教人很難拒絕相信。

但是，在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走到尾聲之際，全球經濟已進入嚴峻的動盪期，我們老了一些、也明智了一些，不再像以往那麼傾向認為世界是「平」的，也不再那麼容易認為機會無限、遍及全球。

首先，如今我們已清楚看到，那些令佛里曼興奮不已的競爭與創富機會，主要仍掌握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少數都市精英手上。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教授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已頗詳細說明，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國際經濟面貌遠遠稱不上是「平」的。從經濟生產的角度觀之，有創新能力的城市相當少，而在這些城市之間是「廣闊的山谷」（vast valleys）：這些地方跟全球經濟幾乎沒有什麼聯繫，短期內也沒有什麼機會從中獲益。按此方式畫出來的世界地圖，上面會有許多「刺」，一點也不平坦。佛羅里達認為，創造力領先的城市區域目前還不到十個，它們是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香港、新加坡、芝加哥、洛杉磯與舊金山。這些富經濟創造力的地區彼此緊密相連，但跟世界其他地區卻只有薄弱的聯繫。雖然一些其他城市料將陸續加入此一網絡（例如上海顯然正成為一個世界城市），但這網絡仍僅佔全球經濟活動與人際交流的一小部分。在可見的未來，這些城市在創造力上的絕對優勢（以任何標準衡量皆不例外）是不太可能減弱的。世界肯定不是「平」的。

第二，佛里曼高估了人們在孤立狀態下的創新能力。如今已有許多有關創新的研究證明，創新者之間的互動與彼此接近，對創新的效率至關緊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伯．盧卡斯（Robert Lucas）已證明，當人們分散在家裡與工作場所時，各種構想很難自由流通，也很難發展成熟。

第三，諸如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等研究，如今已累積了足夠證據，顯示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中，多樣性其實並沒有如佛里曼所說的衰減，而人們的忠誠也沒有變得更加全球化。相反，事實似乎是：一個經濟體經歷工業化初期階段時，文化價值觀的確趨向同質化，這是因為社會彌漫物質主義思想，強調不惜代價促進經濟成長。但國家一旦進入「後工業」時代（指多數勞工受雇於服務業；在美國，這發生於1956年），人們的關注重點會迅速轉移至生活品質、自我表現，以及環保等議題。在此同時，文化多樣性與地區忠誠往往會復甦，有時人們的多樣性意識甚至空前高漲。

第四，「戴爾理論」承載不了佛里曼賦予它的重大意義。許多論者已指出，這理論違背歷史證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美國企業在德國有重大投資。同樣的，在兩次大戰之間，大量銀行與律師事務所專門致力於為美國資本爭取開放德國市場，但這一切均阻止不了二戰爆發。此外，我們也不能忘了商業全球化的潛在黑暗面。恐怖組織大可利用全球經濟體制搞破壞，而不是賺錢。在網路世界，散播恐怖與擴大犯罪也容易許多。

事實上，有關貿易與投資能防止衝突的說法一點也不新鮮，細察之下會發現，我們大有理由懷疑事實是否如此。經濟學家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是深入研究此議題的人之一。博蘭尼1944年出版《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人們會記得他，主要正是因為這本書。在該書中，他集中研究「百年和平時期」的終結；這是指滑鐵盧戰役（1815年徹底打敗拿破崙並結束法國戰爭的戰役）之後的一個世紀，在此期間，工業革命相繼席捲歐洲、美國與日本。在十九世紀的最後數十年，世界貿易以及歐洲對亞洲與新大陸的投資空前成長。人們普遍相信進步勢不可擋，全球化已產生許多既得利益集團，戰爭因此不再是理性行為。當然，事實是當時歐洲的勢力均衡處於危險狀態（在日本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提升，對鄰近地區變得更野心勃勃後，亞洲局勢同樣危險），帝國地位之競逐愈來愈富侵略性。儘管如此，當時人們普遍相信進步以及國際市場的力量能維護世界和平。

博蘭尼賦予自己的任務，是解釋「百年和平」以及他在二十世紀經歷的鉅變之政治與經濟根源。（他很清楚自己講的課題，因為他是以奧匈帝國現役軍官的身份經歷一戰的。）在他看來，十九世紀長期的經濟與政治和平，有賴四大因素：政治勢力的均衡、國際金本位制度、自由國家體制（the liberal state），以及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在此當中，他認為自我調節的市場是「體系的根源與母體」，是「催生獨特文明的一種創新」。但是，他的主要結論之一，是市場事實上並不保證社會在繁榮之餘，還能享有和平穩定。博蘭尼認為，無論出現在怎樣的環境中，自我調節的市場必然會產生一種自發的反作用，即使在物質生活顯著改善的社會也不例外。自我調節的市場無可避免藏著衝突與崩潰的種子，因為如博蘭尼所言，市場總是會試圖支配社會結構；因此，這種體制早晚會引發動盪與猛烈的反作用。

這是深刻且富先見之明的洞見，從二十一世紀初的角度觀之，博蘭尼的分析毫無過時的跡象，因為我們目前正經歷這樣這段大動盪時期，而這恰如博蘭尼所言，是因為市場試圖支配社會結構。

佛里曼的表達清晰明瞭，而且能引發人們的討論興趣。許多人起初認為，他掌握了二十一世紀經濟可能性的本質。《世界是平的》2005年出版，正值樂觀思潮的高峰。不過，這種樂觀情緒當時其實也已瀕臨崩潰。有些人批評佛里曼為企業資本主義（corporate capitalism）搖旗吶喊，對資本體制中固有的衝突與貪婪視而不見。或許受此影響，佛里曼對前景的看法隨後轉趨悲觀。2008年9月，他推出新作《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全球暖化、能源耗竭、人口爆炸危機下的新經濟革命》（Hot, Flat, and Crowded: Why The World Needs a Green Revolution - And How We Can Renew Our Global Future），表示經濟的前途正從資訊科技轉向環境再生技術，「冷戰年代」正演變成「能源氣候年代」。佛里曼稱，世界很快就會受以下問題支配：對稀有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財富大量向產油國轉移、氣候變遷造成破壞、貧富日益懸殊，生物多樣性加速喪失。他警告，2050年左右可能就是我們的轉捩點，在此之後，人類將無法修復氣候變遷的禍害。他哀悼美國社會的失焦與國家目標之喪失。

經過數年的檢視，佛里曼的世界「平坦」論顯得過度簡化且膚淺。不過，有關全球化問題，還有一種較微妙、更富洞察力的觀點，或許能幫助我們更接近上一章提出的有關起點與終點的問題。

1955年，耶穌會神父、古生物學家及哲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死後，他的著作《人的現象》（The Phenomenon of Man）出版了，比《世界是平的》早了五十年。《人的現象》不是一本容易讀的書，羅馬天主教會在德日進生前禁止它出版，理由是該書的觀點看來非常可疑，而且含糊不清。這本書也觸怒了理性主義者，他們視其為偽科學囈語。德日進自己也承認，許多人看完這本書，將無法確定作者「是在跟他們談事實、形而上學，還是夢」。但是，這本書經得起時間考驗：相對於佛里曼的全球化觀點，德日進的說法更有先見之明，更富說服力。這真是頗奇妙的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