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當許多理所當然的事變得不再理所當然時，人的心理會深受影響。心理學家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Frankl）在他的著作《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對他在納粹集中營三年的經歷有動人的描述。他隨後以人類尋找意義的意志為基礎，建立了一個精神治療學派。法蘭克認為，現代人的許多焦慮源自「雙重喪失」：首先，人類老早就克服了原始的動物本能。在此之前，按本能行事讓我們完全不必選擇，我們因此獲得十足的心理安全感。第二重喪失是較近代的事：許多社會傳統迅速消失，我們面對人生重大抉擇時，無法再像以往那樣，以傳統支持自己的行為與選擇。
這種確定感的喪失，近五十年來尤其嚴重。法蘭克認為，這無可避免導致兩種補償性的神經官能症：追求權力的意志（對金錢的貪慾不過是這種權力意志的一種體現），以及尋歡作樂的意志（許多人因此沉迷性愛，性慾失控）。在現代生活中，這兩種神經官能症均顯而易見。當然，兩者皆非新鮮事，但它們造成了一種普遍的焦慮不安：在已開發國家，多數人已超越為基本生存條件每日奮鬥的層次，但許多人深受一種飄泊無依的感覺困擾。二戰結束以來，人們普遍覺得臨床憂鬱症個案增加了，不管這有多難證實，這可說是社會彌漫上述焦慮感的證據。
分隔（compartmentalisation）--將生活劃分不同領域，各有不同目的，受不同規則約束--是人類的一種惡習。我們都想呈現自己的許多個版本，讓不同的人看見自己不同的面貌（甚至對自己也是這樣--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時候，看見不同的自己）。「世上沒有一種技術，能從一個人的臉上看出他的內心」（譯註：莎劇《麥克白》第一幕第四場的對白）--但我們其實連自己的內心也不完全了解。從邪惡者到淺薄無聊的人，我們都受分隔的誘惑。從能整段背誦歌德劇作《浮士德》的集中營指揮官，到辦公室政客與居家男人，以至任何曾戴上面具、對伴侶不忠、不擇手段追求某些東西、或出賣自己靈魂的人：某程度上，我們全都犯了分隔之罪。
分隔是我們逃避模糊性的手段，讓我們得以簡化我們在不同生活領域的規則。因此，如果我們不夠審慎，我們能藉分隔逃避道德與精神問題。我們的分隔習性最明顯、最常見的表現之一，就是視職場生活為中性領域，可以不必考慮價值問題（股東價值除外）、正當問題（合法就可以了）或智慧問題（除非是有實用價值）。但在此之外，我們還有許多分隔我們生活的方式。工作、家庭、朋友、社會--這些是我們不同的生活領域（雖然它們往往部分重疊），我們很輕易地以無數不同方式遵守這些領域的不同規則。這些不同的生活領域也跟自我的內在領域重疊（但沒有完全重疊的例子）：內在的自我以哪一顆星為航行嚮導呢？偏離航道時，它會知道嗎？分隔幫助我們規避這種問題。
但是，說到底，如果我們想探索自我，就不能限制探索的領域。而如果我們想發現--或重新發現--自己的起點與終點，我們就必須探索。探索的目標很明確，那就是回答以下問題（既是個人問題，也是集體問題）：我的所作所為，所為何事？我們的所作所為，所為何事？回答這問題的獎勵也是很明確的，如艾略特在〈小吉丁〉（Little Gidding，《四首四重奏》的最後一首）中所言：
我們將不停探索
而我們一切探索的終點
將是回到我們程啟之處
並且第一次認識這地方
而我們一切探索的終點
將是回到我們程啟之處
並且第一次認識這地方
第三章
亞當．史密斯雖然是資本主義學術之父，但從不曾那麼輕信資本體制。我們有時會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終其一生，史密斯對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一直有極大的疑慮，尤其擔心它對公眾利益的威脅。例如，在《國富論》中，他就曾提出以下苛刻批評：
商人提出的新法規建議，永遠都必須小心翼翼地加以審視。這種建議，除非經過一絲不苟、持最大懷疑態度的長時間審查，絕不可採納。這是因為商人階級的利益永遠不會與公眾完全一致。一般來說，欺騙、甚至是壓迫公眾對商人有利，他們因此的確曾屢次欺騙與壓迫公眾。
史密斯知道，人類循資本主義本能行事，有如騎著一頭老虎。
第五章
公眾質疑自由市場體制是不足為奇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是信任。（最明顯的莫過於銀行業。「Credit」（信用／信貸）一詞源自拉丁文credere，意思是「去相信」。因此，信貸危機按照此詞的本義，正是一場信心危機。）
因此，如果我們想恢復市場中的信任與信心，我們就必須處理其根源的道德問題。信任與信心無法一夕間復原，也無法靠誰的命令恢復：復原的過程，必須始於認清已發生的事情之道德意涵。我們好像日益接受以下觀點：我們所做的事情之價值，完全取決於市場、對法規之遵循，以及契約法。如果市場接受、法規允許，而且有契約為憑，我們就覺得完全不必再考慮事情本身是否正當。但是，在個人的生活裡，我們卻不會（或者至少是不應該）這麼做。那麼，為什麼這在商業上卻是可接受的呢？
因為我們屈服於分隔之惡習。實情是，企業的價值取決於我們經營企業的價值觀。資本體制必須將價值觀與價值融合起來。我們--董事會、管理層與股東--必須承認，價值觀超越「不遭報應或懲罰就好」（what you can get away with）的層次，而價值觀最終對價值--可持續的價值--至關緊要。改善風險控管、加強監管、在公司法中訂明董事的職責，這些都是必要之舉。但如果缺少價值觀文化，這一切是不夠的，也不可能足夠。個人而言，我們不會僅是以合法與否來規管自身的行為。我們有自己的行為準則，據此要求自己，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資本體制中的機構--企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也必須這麼做。這是重建公眾對市場的信任之必要條件，因此對社會之整體健康也至關緊要。
第六章
我們的恐懼，是個體已實際上為消費者所取代。在我們的夢魘裡，我們成了茫然、迷惑的購物狂，徘徊於種種炫麗的希望之間，身體超重，背負著太多無用的東西，手中拿著一堆超出我們負擔能力的商店會員卡與信用卡。購物商場似乎就是我們這年代的標誌--一個比一個更大、更好、更亮麗，數不盡的店面與優惠方案，循環播放的罐頭音樂，以及永不熄滅的人工照明。
在此同時，神聖的事物似乎已消失殆盡。消費主義的捲鬚已伸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耶誕節（很久以前就已商業化）到電纜塔林立、遭滑雪活動破壞的高山；從海灘上甚至是超市通道上的婚禮，到父母為小孩生日安排餘興表演與糖果禮品袋之慣例；從情人節情侶間的例行公事，到週六早上的行銷電話，以至是我們使用的語言--關係變成是「交易」（deal）、學術思想必須「推銷」（sold）出去，甚至犯罪也是一種「業務」（business）。
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我們對這一切將帶我們往何處去憂心忡忡。在王爾德作品《溫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又譯《少奶奶的扇子》）中，達林頓勳爵（Lord Darlington）指犬儒者「知道所有東西的價格，但對它們的價值一無所知」。看來，我們全都成了犬儒者。如果所有東西都是由價格而非價值界定，那麼社會分崩離析（social fragmentation）就勢難避免，因為在此環境下，最重要的是源源不絕的現金，而不是血緣、社群、友誼或信仰。但是，我們內心深處都知道，價格並不是價值的可靠指標。我們的用詞生動地提醒我們這一點：沒有價值的東西是「無用的」（valueless），價值極高的東西則是「無價的」（priceless）。
社群網絡衰退之際，商業化大潮步步進逼，在某些層面上，我們已認識到這趨勢的冷酷後果。效率提升、目標明確，加上低投入高產出的商業壓力，必然的後果就是：難以估價的要素，如職業道德、超出職責要求的奉獻，以及對陌生人的善意，有日益遭人們忽視的危險；此外，對許多事情，人們常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只是沒說出口而已。
影響很複雜，我們應小心避免過度簡化。就好的一面而言，社會關係與壓力淡化促使社會變得更寬容。在瑣碎的層面上，這體現在我們的穿著自由上，另一點是一些俱樂部與私人會所逐漸撤銷一些階級面歧視。在更深的層面上，種族與性別逐漸不再是登上權勢高位的障礙。就此而言，世界個體化惠及以往遭排斥的數以百萬計的人。但是，這趨勢也帶來一種危險的分隔：我們對他人的苦難視若無睹的能力幾乎是歷來最強的，大家均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入他人的掙扎或苦難之中。在這個個體化的世界中，我們該如何保存一份責任感？我們該如何教導我們的小孩？饒富興味的是，如今責任觀念似乎正回到公眾的話語中：它是我們渴望從歷史早期階段找回來的東西--不過我們希望能擺脫似乎往往與此相連的一些特質：屈尊俯就的姿態、虛偽，以及對他人的侵擾。
此外，在我們這個人類史上最緊密相連、網路最發達的年代，人們之間的永久聯繫與紐帶卻減少了，這真是莫大的諷刺。所有舊意義上的社群皆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流動的「社交網絡」，一大群浮躁的網路客充斥其間，透過加州的伺服器中心維持的網路服務聚集在一起。這是否在演示德日進的悖論--個體合為一體，才能成就個體？（換個方式說是：我們必須徹底相互融合，每個人才能成為完整的人。）這是否就是齊美爾所描述的世界：都市環境驅使我們將所有東西客體化並標上一個價格，避免精神崩潰的唯一辦法是專注於某些事務，在一個日益支離破碎、面目模糊的世界裡佔一個孤獨的位置，像一個蓋子上沒有完整圖案的巨大拼圖散落一地的畸零小塊？
一如企業的社會責任，個人社會責任不能是可有可無的額外事物，也不能是純粹以工作（或享樂）為核心的生活之附屬物。因此，個人社會責任之實踐遠不止是付出時間、才能與金錢。這責任涉及個體的全身心：它不能受限於分隔，或僅透過開捐款支票履行。我們愈是全身心投入，就愈能領悟施與受、救贖與重生的古老真理。借用跟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譯註：義大利天主教方濟會創始人。1205年放棄優裕生活，入山林隱修，全心救助貧病之人。1210年組成11人修行團，創立放棄世俗財產的隱修制度，奠定方濟會的清寒生活方式）--中世紀的人物，跟我們的現代生活體驗或許顯得極度遙遠--相關的話：我們將會發現，我們正是在付出中獲得寬恕，在寬恕中獲得救贖。
第七章
我們無法藉由權力、工作或財富，在事務中實現自我，得到滿足。我們從各種途徑學到這道理。事情可以變得很不順利：我們非常渴望的升遷機會落在別人手上；又或者我們升上去了，結果發現自己是在喝一杯毒酒。悲劇可以突然發生：家人得了重病，又或者猝逝，驟然提醒我們一切如此無常，以及我們為了生活已經犧牲了些什麼。又或者你會在午夜時分醒來：所有人都知道，這可能是人的精神最脆弱的時候；你反省自己走過的人生，然後發現，時光正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們都以某種方式努力試圖掌控一些什麼，同時也害怕到頭來自己遭掌控或排斥。有人不曾體會過這一切嗎？所有人，無論成功與否（以當事人或世人的標準衡量），幾乎都一定在某個時候以某種方式領略過此中滋味。
生產與交易在全球市場體制中運作，這體制雖然有諸多缺點，我們並無可行的代替物。我們大多數人別無選擇，只能在這體制內努力，在生活與工作中面對種種模糊曖昧與瑕疵（包括我們自己的）。
認識並接受這種普遍的道德模糊性（moral ambiguity）至為緊要：若非如此，我們永久無法融入社會，又或者會崩潰，或是做某種罪惡的交易。接受這種模糊性不僅是幫助我們生存。如果我們希望擺脫生命不過是「倒霉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觀念，我們就必須先認清此一事實：世界會是現在這模樣，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自己。世界的種種瑕疵，我們既是根源，也是受害者。我們可以看到自己困在蜘蛛網上，只能從這裡開始。
本書另一篇書摘：「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作者：葛霖（Stephen Green）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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