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寶瓊、馬樹人、杜耀明 - 建立文明的討論空間

2012年2月17日

【明報專訊】自2011年11月至今，「愛國陣營」報紙對學界幾位同事攻擊忙得不亦樂乎。先是對科大成名的密集式攻擊，然後，隨着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批評港大鍾庭耀的民調「不科學」和「不合邏輯」後，「愛國」報章又興起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攻勢，而且打擊面甚大，針對公民黨一些學界成員，甚至素來被視為較溫和的評論員蔡子強。這些連番攻擊，用語極端尖刻且次數頻密，以至大家都覺得言論的寒冬已至。不過，我們倒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讓社會大眾以至學術界思考一下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究竟界線在哪裏，又再深入一點去探討學者的不同身分和社會對他們的期望等等。97年至今已十多年，社會上有「慶回歸」和「懼回歸」兩派，但兩派從來都沒有好好地溝通。今天正好藉着新一輪的矛盾出現，整理和討論一下大家對學術自由的界線的看法，也未嘗不是好事。

用情用理說服人

我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事，是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容讓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論是知識分子也好、普羅大眾也好——可以清晰而無懼地表達意見，並用情用理說服人。我們堅持這個空間是要文明的，因為一個暴力的（語言上或實際的）空間不容許手無寸鐵、無權無勢者參與，所以不會是公共的，而且暴力舉止對人性尊嚴是一種侮辱。

此外，我們相信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不會無端出現，也不是通過立法和執法手段建立的，而是在反覆的社會實踐中摸索出來。今天的矛盾，正好給我們提供一個這樣的實踐機會。

不能使用暴力

要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首要的事，就是不能使用暴力。為什麼《大公報》和《文匯報》批評成名和鍾庭耀的文章惹人反感？原因就在於裏面太多語言暴力和人身攻擊，包括：「師德敗壞」、「無良政客」、「招搖撞騙」、「奸狡小人」、「無良秀才」、「沒有學術修養……的假民調專家」、「蠢民調」、「政治騙子」、「獻媚（洋）主子」、「數典忘祖」等。這些惡劣的言詞固然無助於討論和溝通，而且更會令矛盾和互不理解的情况加劇。

同理，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也容不下威脅。例如，劉夢熊的文章（2011.12.5）提議科大校董會要考慮「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指成名）繼續誤人子弟」。雖然劉夢熊這些話大概不會對科大校董會產生很大影響，但因為其中暗藏威脅，目的是要使當事人心生恐懼，所以很不文明，對建立開放、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以至公共社會大為不利。

此外，我們若要在公共討論中提出某些嚴重指控時，一定要十分謹慎，而且要提供充分的理據或證據。這幾個月來大公、文匯對成名和鍾庭耀（尤其是後者）提出的指控，包括說他們為對中國不友善的「西方」陣營服務、「搞港獨」、分裂國家等。此外，有幾篇文章亦引用港大民調中心的章則來說明他們的民調都是被「黑金政治操縱」等等。這些論據粗疏、證據不足、但又極端嚴重的指控，實在不應該隨便在大眾媒體上亂投。首當其衝的被指控者固然不好受，但更長遠的影響，是破壞社會文明討論空間，使良好的、高質素的討論氣氛無從建立。

學者發表意見 高官不能批評？

不過，大公、文匯以及郝鐵川的文章也有具建設性的一面。在反駁一些人士和科大學生的批評時，他們提出學術自由界線的問題：學者在社會上發表意見，難道別人，包括高官，不能批評嗎？

關於高官是否可以批評學者的問題，我們可以參考幾年前政府就着「教院風波」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司法覆核後，夏正民法官在2009年3月發表的判詞。判詞發表後，我們3人有感社會輿論和涉案的一些當事人誤讀其意思，所以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澄清。當時我們是這樣寫的：

「夏正民法官重申高官直接向學者申明政府的觀點，並無不妥，而學者因此改變看法也不成問題，理由是參與自由討論就必須接受意見交鋒過後的結果。換言之，夏正民法官重申了高官言論自由的權利：只要官員不是出言恫嚇，以堵塞言論，學者就不妨奉陪到底，痛陳利弊，據理力爭。」

把夏正民法官的意思引伸到郝鐵川批評鍾庭耀這事，我們仍然堅持當日的說法：郝部長提出他對鍾庭耀民調的見解並無不妥，問題出於他在發表意見後，「愛國報紙」立刻出現連篇累牘的指罵鍾庭耀的文章（2月3日《信報》余錦賢算過，自11月底至今有70多篇）。這情况很難說服大家說，這只是郝部長和鍾博士之間的客觀討論。

當然，單看郝鐵川的批評，的確是沒有使用語言暴力，那又是否可以接受呢？很多學界中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原因是郝部長是中央政府大員，是統治者、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對一個學術研究者作出批評，其實就是挾着國家權力來干預學術研究。那麼，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官員都不可以向學者（或任何人）作出批評呢？

我想這裏要看提出批評時的場合和態度。如果郝部長考慮到自己作為中聯辦高官的身分，在一個非公開的場合，心平氣和地提出意見，或表示願意與鍾博士交流，那我們想是沒有問題的。甚至，郝部長可以效法特區政府的官員，投稿到本地報章提出他的意見，那麼我們想鍾博士也會樂意與他研究、切磋。

夏正民法官的判詞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參考當日夏正民法官的判詞。判詞第75和76段是這樣寫的：

「高官私下與學者交流，強調政府的觀點，甚至與學者辯論，以期改變其意見，我們不覺得有不妥。這是自由辯論的一部分。因此，一位高級公共行政人員私下直接批評學者就任何問題已發表的意見，此舉本身並無觸犯（基本法）137條，或干預學者的表達自由。」（作者中譯）

更重要的是，夏正民判詞強調高官提出批評時，「情景最重要」（原文：Context is everything）（第71段）。高官的說話是否構成對學術或表達自由的威脅，要看說話的情景。郝部長作出批評後翌日開始，《大公報》、《文匯報》就開展了鋪天蓋地的謾罵，到近3個月後的今天還未終止，這情景所構成的嚴重威脅顯而易見。

歸根究柢，學界對郝部長的批評擔憂如斯大，原因其實在於中聯辦作為中央集權的符號，實在太深入人心。假如中國不是一黨專政，而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我想國家要員偶然在媒體上發表針對某些學者的言論，只要不是人身攻擊或無理的指控，那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就在於中聯辦這個符號實在太嚇人了：它背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多年來都不容許異見聲音。遠至反右、文革，近至劉曉波、陳光誠、趙連海等人被打壓、監禁等，在在都令人不寒而慄。因此，對香港人來說，中聯辦難免有集權、高壓、不自由等等不愉快的聯想。所以其官員對個別人發出批評，再加上緊隨的文字暴力攻勢，難免令人覺得這是一場中央要員打壓學者的事件。若中聯辦官員認為香港學界在這方面是有所誤會，那麼我們希望他們能盡快澄清。

站在雞蛋一邊

近日種種事件顯示，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確實十分迫切。這個空間建築於一些根本價值上面，包括對人的尊重，以及對情和理的關顧；簡言之，就是人文的價值。至於對知識分子而言（無論是大學以內或是以外的），我覺得社會有理由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着他們獨有的訓練，知識分子擁有一種洞悉社會或文化現象的批判能力；而這種批判能力，應該用於揭露現存的結構不公、解除或至少減輕受壓迫者的痛苦，以及提出一個更好的生活安排的可能。可以說，知識分子對權力不公是很敏感的，因此他們的選擇理應是很清楚的。用村上春樹簡潔的話：「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作者是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杜耀明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馬樹人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系教授、蔡寶瓊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