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30日
胡錦濤親政八年從未開過記者招待會，僅在京奧時精選外媒友好記者（可簡稱老友記）開過「座談會」，若論平庸與木訥，他和李鵬堪稱黨國雙璧。怎似溫家寶羽扇綸巾，憑三寸不爛之舌，即便到了天竺國印度，昔日寃家也得尊稱一句「溫爺爺」，那氣度就像孔明赴東吳舌戰群儒，締結盟好。近日溫總理上電台做叩應直播，談到通脹和高房價，感喟：「刺痛了我的心。」
溫總電台做 show，一如胡錦濤上網，網民和聽眾都是假的。溫總其實厭棄這一套，五四青年節他去北大，事先吩咐校方不要作假，但還是一眼看破並戳穿身邊的學生是「安排」的。此乃本朝制度使然，與溫總的喜惡無關。代際傳承下來，核心們與民眾交流的能力越來越差。並非筆者誇張，倘無自欺欺人的保護圈，只要讓政治局九常委走進人間煙火，他們大多連黨話都說不流暢，更莫提說人話了。
然而溫總理口才和淚腺再發達，也無法直面嚴峻的現實問題。高房價和政府強拆本係雙頭怪獸，房地產係一石三鳥─ＧＤＰ、政績、貪賄聚寶盆。蟻民上訪、自焚、群體抗爭，都有醒世恒言等着他們：「你們算個屁！」「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如今最新金句出自江蘇張家港拆遷辦官員之口：「想不開就去死好了，就像死隻狗一樣，我們搞拆遷，死了多少人知道嗎？如果死了人就不搞了，還叫甚麼拆遷！」
這些官話可會「刺痛」溫總的心？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就要在監獄度過五十五歲生日，溫總的心是否覺得很欣慰？不提政治敏感的劉曉波，只說趙連海，因維權和追討真相，他由結石寶寶的苦主家長變成階下囚，如無一國兩制這邊廂輿情洶洶，他也像「死隻狗一樣」。有賴海外援手，他得以「被就醫」，但此風不可長，以免日後井水頻犯河水，於是無論用重金贖買抑或超限威脅（應是雙管齊下），都要讓趙連海低頭就範。連事主都「認錯」了，外間說三道四的閒雜人等統統閉上你們的鳥嘴！
趙連海被「和諧」了，如今悲劇人物的焦點已轉移到錢雲會身上。關於基層村官和政府及發展商狼狽為奸的故事聽得多了，浙江樂清好不容易出了一個為民作主的錢雲會，他於○五年當選村主任，因土地被奪而帶領村民維權，上訪五年，三次入獄。卻在今年聖誕節這天被工程車碾壓而死，警方稱純屬「交通意外」，目擊村民則指證錢雲會是被人扔到路心再碾死的。這裏起碼有一個真相毋庸置疑，在中國做屁民難，做公民更難，若做維權的帶頭大哥，更「不得好死」！
錢雲會已經「被交通意外死」，他不可能像趙連海那樣「被認錯」了。錢雲會的遭遇，可會「刺痛」溫總理的心？
2010年12月30日 星期四
孔捷生 - 溫總的心就是用來刺痛的
2010年12月29日 星期三
吳志森 - 溫總理正正點出中國處境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29日
Vic：講中國人的尊嚴問題，未免叫人太沉重。吳志森先生長期關注同胞人權狀況，難怪「身心俱疲」。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與人權保障背道而馳，國家財力愈強，政府對異見的壓迫愈嚴厲--連韓寒辦一本文學期刊(即《獨唱團》)，也只能一期而終；連舉辦文藝論壇，也要事先審查發言稿。講話的自由都沒有了，溫總理還說「要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真叫人哭笑不得。
期望有一天，我們不必再為同胞的人權狀況痛心，但這一天來臨之前，我們還需要記得劉曉波、趙連海、譚作人、胡佳、高耀潔，以及許多沒沒無聞的受壓迫者。
------------------
總理溫家寶上電台與聽眾網友對話，有人問：「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還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溫總理作了篇幅不少的回應，稍不留神，以為是哪一個維權人士被網警封殺的一番說話。要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溫總理說：「第一是要保障每一個人享有憲法和法律所給予自由和權利。」說得多麼動聽啊！
溫爺爺沒理由不知道「結石寶寶之父」趙連海的事情吧！他為吃了毒奶粉的孩子討回公道，卻莫須有被控尋釁滋事，判刑入獄，然後千方百計被剝奪上訴權利，又突然解除對律師的委託，被宣告申請保外就醫。整個過程，充滿着中國特色法治的荒謬。
空談保障自由和權利
趙連海是否已經「保外就醫」，到截稿時仍是真相不明，究竟他已經釋放了，回家了，還是「釋放」了，但卻被當局帶到適當的地方「就醫」，變相軟禁，還是根本未釋放，仍在監獄服刑，一切仍像謎一樣不明不白。請問，這算是哪門子的自由和權利啊？
溫總理又說：「第二，就是無論職業不同、財產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每一個人都完全平等，特別是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這就更笑話了。
幾千年來，刑不上士大夫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自古皆然，於今尤烈。在社會底層，多少受逼迫的工人農民，寃屈無處伸張，上訪又受到無情打壓，致死致殘。最新一宗寃案，是浙江樂清市一位村主任，上訪伸寃，被「交通意外」謀殺，警方竟定性為車禍，討公道的家屬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從何說起？
溫總理說：「第三，要使社會更加公平，特別要關注那些弱勢群體、殘疾人、艾滋病人，使他們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都是些口惠而實不至的門面話。
智障人士被賣作奴隸工，在黑磚窯過着豬狗不如的生活，屢禁不止，這不是個別的犯罪行為，公家部門更牽涉其中。關注愛滋病的維權人士，看看他們悲慘的下場：胡佳仍身陷囹圄，垂垂老矣的高耀潔醫生被迫去國流亡……還有多少關顧弱勢的維權人士被打壓、被恐嚇、被跟監、被判刑，即使刑滿出獄，仍然失去自由。這是甚麼有尊嚴的生活？
溫總理最後說：「第四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格，包括犯錯誤的人，以至犯罪的人都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通過教育和幫助使他們獲得新生。這就是我對尊嚴的理解。」完全經不起事實考驗。
「中國良心」報告文學家劉賓雁因八九六四流亡海外，有家不能歸，五年前客死異鄉，最近骨灰安葬祖國，但生前囑咐寫在墓誌銘的遺言，卻被當局禁止。連逝去的軀體，成灰的骸骨都那麼害怕，這算甚麼尊重每個人的人格？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妻子受長期軟禁，音訊全無，至親友人被禁出境，差不多要禍延九族。這就是尊重每個人的人格？
溫總說的每一句話：「要人民生活得更有尊嚴」，「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有光輝」，正正點出了目前中國的處境，聽後，只能憤怒和流淚。
吳志森
資深傳媒工作者
林博文專欄 - 軍事化是美國外交特色
中國時報 2010-12-29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題為〈巨大的（軍事）禁忌〉專欄中，痛批美國天文數字的國防預算太離譜了，他也抨擊民主、共和兩黨都是沆瀣一氣，什麼都刪，就是不敢刪國防預算，而使軍費變成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sacrosanct）怪物。
紀思道引述波士頓大學歷史及國際關係教授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D. Bacevich）近著：《華盛頓主宰一切：美國邁向永久戰爭之路》的數據和分析說：一、美國的軍費等於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總和；中國的軍費僅次於美國，但美國的軍費比中國多六倍；二、美國在全球維持五六○個軍事基地，有些基地已有六十五年歷史；三、美國情報單位龐大到不像話，有權利閱讀「極機密」資料的人比首都人口還多；四、美國今年花在阿富汗的戰費（五百五十億美元）超過獨立戰爭、一八一二年戰爭、美墨戰爭、南北戰爭和美西戰爭的總和；五、歐巴馬要求國會增加今年軍費百分之六，而達到九千億美元。
出身西點軍校和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的巴塞維奇說，共和黨為打仗敲邊鼓而獲得選票，民主黨認為如不附和共和黨則將失去選票。軍費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增加、一代又一代猛漲，美國就如此日月陳兵海外而走向永無止境的永久戰爭。巴塞維奇在七○年代初打過越戰，具有實戰經驗；他的兒子也是西點畢業，三年前以中尉排長身分陣亡於伊拉克。巴塞維奇說他自己退伍後思想傾向保守派，不但訂閱《標準周刊》和《國家評論》等保守派雜誌，還常捐款給他們。幾年後自己的思想逐漸成熟了，對美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觀察和了解更深入了，終於恍然大悟主流保守派和主流自由派輪流掌控美國政治、外交和軍事，並由他們來界定政治與社會議題。巴氏又認識到，儘管主流保守派和主流自由派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南轅而北轍；奇怪的是，他們各自提出的解決方案和結果卻常大同而小異。
巴塞維奇在五年前出版的《新美國軍國主義：美國如何被戰爭引誘》中，就指出美國已陷入不斷地增添軍費、不停地擴大軍力的漩渦裡而不克自拔。更悲哀的是，拒絕自拔。為什麼不願意自拔，原來軍費上升和軍力擴充直接關係到美國必須保持「世界第一」的帝國觀念和「例外主義」的意識形態、美國人民不願看到別國力量超越美國的狹隘心態、軍火工業和政客（包括退伍將領）勾結而形成巨大的遊說勢力以及九一一事件後的「永久危機意識」等因素。
外交史家華特．米德（Walter R.Mead）把美國傳統上的外交政策分成漢彌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傑佛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等四大學派。目前仍主宰美國外交思維而常被討論是以提倡和平為基調的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sm）以及好戰黷武的傑克遜主義（Jacksonism）。很顯然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只是把傑佛遜主義當招牌，口號和幌子，一旦認為赤色武力擴張危及到美國所支持的政府，美國就會毫不手軟地出兵或由中情局發動改變以維護美國的勢力與權益。
負責主管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事務的外交家郝爾布魯克死後，美國公視時事訪問節目主持人查理．羅斯即於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邀請和郝爾布魯克具有公私情誼的三位老友暢談美國外交與郝氏貢獻。三位友人之一是曾任職國務院、五角大廈、《紐約時報》和外交事務協會並且是當年〈五角大廈文件〉主要擬稿人之一的雷斯利．蓋布（Leslie Gelb）。蓋布曾提到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問題，他說這是一項嚴肅又嚴重的問題，郝氏生前即一直關切此課題。但因人多口雜和時間關係，當晚節目並未加以深論。一百多年來，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特色，有時外交與武力並行，老羅斯福的「胡蘿蔔和大棒」即為一例；有時外交先行、武力隨後；有時武力先發制人，外交聊備一格。
九一一事件後，布希政府為軍事化外交政策找到了藉口和護符，他以反恐和國安為出師之名，欺騙聯合國安理會、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以武力解決海珊。現在輪到歐巴馬來收拾阿富汗殘局，大家擔心的是他會不會變成越戰時代的詹森？在最近朝鮮半島危機中，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雖馳往黃海耀武揚威，但歐巴馬政府深知朝鮮半島危機絕不是依恃武力即可解決，難題是外交解決危機的途徑亦無從尋覓。中國有北韓這個惡鄰兼窮友雖至感頭疼，但平壤卻為中國擋住了美國勢力延伸至鴨綠江邊。六十年前爆發的韓戰一直沒有簽署正式的和平條約，而只有美國、中國和北韓三邊簽定的停火協定，這或許是半島危機迭起的原因之一。
美國立國精神與現實一開始就出現矛盾與虛偽，一面高唱「人生而平等」一面蓄養黑奴。外交政策亦復如此，一面高喊民主自由，一面討伐非我族類。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後果就是出現了美國的新型軍國主義。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題為〈巨大的（軍事）禁忌〉專欄中，痛批美國天文數字的國防預算太離譜了，他也抨擊民主、共和兩黨都是沆瀣一氣，什麼都刪，就是不敢刪國防預算，而使軍費變成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sacrosanct）怪物。
紀思道引述波士頓大學歷史及國際關係教授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D. Bacevich）近著：《華盛頓主宰一切：美國邁向永久戰爭之路》的數據和分析說：一、美國的軍費等於全世界所有國家的總和；中國的軍費僅次於美國，但美國的軍費比中國多六倍；二、美國在全球維持五六○個軍事基地，有些基地已有六十五年歷史；三、美國情報單位龐大到不像話，有權利閱讀「極機密」資料的人比首都人口還多；四、美國今年花在阿富汗的戰費（五百五十億美元）超過獨立戰爭、一八一二年戰爭、美墨戰爭、南北戰爭和美西戰爭的總和；五、歐巴馬要求國會增加今年軍費百分之六，而達到九千億美元。
出身西點軍校和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的巴塞維奇說，共和黨為打仗敲邊鼓而獲得選票，民主黨認為如不附和共和黨則將失去選票。軍費就這樣一年又一年增加、一代又一代猛漲，美國就如此日月陳兵海外而走向永無止境的永久戰爭。巴塞維奇在七○年代初打過越戰，具有實戰經驗；他的兒子也是西點畢業，三年前以中尉排長身分陣亡於伊拉克。巴塞維奇說他自己退伍後思想傾向保守派，不但訂閱《標準周刊》和《國家評論》等保守派雜誌，還常捐款給他們。幾年後自己的思想逐漸成熟了，對美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的觀察和了解更深入了，終於恍然大悟主流保守派和主流自由派輪流掌控美國政治、外交和軍事，並由他們來界定政治與社會議題。巴氏又認識到，儘管主流保守派和主流自由派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南轅而北轍；奇怪的是，他們各自提出的解決方案和結果卻常大同而小異。
巴塞維奇在五年前出版的《新美國軍國主義：美國如何被戰爭引誘》中，就指出美國已陷入不斷地增添軍費、不停地擴大軍力的漩渦裡而不克自拔。更悲哀的是，拒絕自拔。為什麼不願意自拔，原來軍費上升和軍力擴充直接關係到美國必須保持「世界第一」的帝國觀念和「例外主義」的意識形態、美國人民不願看到別國力量超越美國的狹隘心態、軍火工業和政客（包括退伍將領）勾結而形成巨大的遊說勢力以及九一一事件後的「永久危機意識」等因素。
外交史家華特．米德（Walter R.Mead）把美國傳統上的外交政策分成漢彌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傑佛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等四大學派。目前仍主宰美國外交思維而常被討論是以提倡和平為基調的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sm）以及好戰黷武的傑克遜主義（Jacksonism）。很顯然地，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只是把傑佛遜主義當招牌，口號和幌子，一旦認為赤色武力擴張危及到美國所支持的政府，美國就會毫不手軟地出兵或由中情局發動改變以維護美國的勢力與權益。
負責主管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事務的外交家郝爾布魯克死後，美國公視時事訪問節目主持人查理．羅斯即於十二月十四日晚上邀請和郝爾布魯克具有公私情誼的三位老友暢談美國外交與郝氏貢獻。三位友人之一是曾任職國務院、五角大廈、《紐約時報》和外交事務協會並且是當年〈五角大廈文件〉主要擬稿人之一的雷斯利．蓋布（Leslie Gelb）。蓋布曾提到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問題，他說這是一項嚴肅又嚴重的問題，郝氏生前即一直關切此課題。但因人多口雜和時間關係，當晚節目並未加以深論。一百多年來，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特色，有時外交與武力並行，老羅斯福的「胡蘿蔔和大棒」即為一例；有時外交先行、武力隨後；有時武力先發制人，外交聊備一格。
九一一事件後，布希政府為軍事化外交政策找到了藉口和護符，他以反恐和國安為出師之名，欺騙聯合國安理會、美國人民和全世界，以武力解決海珊。現在輪到歐巴馬來收拾阿富汗殘局，大家擔心的是他會不會變成越戰時代的詹森？在最近朝鮮半島危機中，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雖馳往黃海耀武揚威，但歐巴馬政府深知朝鮮半島危機絕不是依恃武力即可解決，難題是外交解決危機的途徑亦無從尋覓。中國有北韓這個惡鄰兼窮友雖至感頭疼，但平壤卻為中國擋住了美國勢力延伸至鴨綠江邊。六十年前爆發的韓戰一直沒有簽署正式的和平條約，而只有美國、中國和北韓三邊簽定的停火協定，這或許是半島危機迭起的原因之一。
美國立國精神與現實一開始就出現矛盾與虛偽，一面高唱「人生而平等」一面蓄養黑奴。外交政策亦復如此，一面高喊民主自由，一面討伐非我族類。美國外交政策軍事化的後果就是出現了美國的新型軍國主義。
Nicholas D. Kristof - The Big (Military) Taboo
December 25, 2010
The Big (Military) Taboo
Nicholas D. Kristof, New York Times
We face wrenching budget cutting in the years ahead, but there’s one huge area of government spending that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like have so far treated as sacrosanct.
It’s the military/security world, and it’s time to bust that taboo. A few facts:
•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nearly as much on military power as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t says that we spend more than six times as much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next highest budget,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s troops at more than 560 bases and other sites abroad, many of them a legacy of a world war that ended 65 years ago. Do we fear that if we pull our bases from Germany, Russia might invade?
•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so vast that more people have “top secret” clearance than live in Washington, D.C.
• The U.S. will spend more on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is year, adjusting for inflation, than we spent on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War of 1812,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the Civil War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combined.
This is the one area where elections scarcely matter. President Obama, a Democrat who symbolized new directions, requested about 6 percent more for the military this year than at the peak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s think banging the war drums wins them votes, and Democrats think if they don’t chime in, they’ll lose votes,” said Andrew Bacevich, an ex-military officer who now is a historian at Boston University. He is author of a thoughtful recent book, “Washington Rules: America’s Path to Permanent War.”
The costs of excessive reliance on military force are not just financial, of course, as Professor Bacevich knows well. His son, Andrew Jr., an Army first lieutenant, was killed in Iraq in 2007.
Let me be clear: I’m a believer in a robust military, which is essential for backing up diplomacy. But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need a balanced tool chest of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tools alike. Instead, we have a billionaire military and a pauper diplomacy. The U.S. military now has more people in its marching bands than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in its foreign service — and that’s preposterous.
What’s more, if you’re carrying an armload of hammers, every problem looks like a nail. The truth is that military power often isn’t very effective at solving modern problems, like a nuclear North Korea or an Iran that is on the nuclear path. Indeed, in an age of nationalism, our military force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fter the first gulf war, the United States retained bases in Saudi Arabia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would enhance American security. Instead, they appear to have provoked fundamentalists like Osama bin Laden into attacking the U.S. In other words, hugely expensive bases undermined American security (and we later closed them anyway). Wouldn’t our money have been better spent helping American kids get a college education?
Paradoxically, it’s often people with experience in the military who lead the way in warning against overinvestment in arms. It was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who gave the strongest warning: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those who are cold and are not clothed.” And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t i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who has argued that military spending on things large and small can and should expect closer, harsher scrutiny; it is Secretary Gates who has argued most eloquently for more investment i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aid.
American troops in Afghanistan are among the strongest advocates of investing more in schools there because they see firsthand that education fights extremism far more effectively than bombs. And here’s the trade-off: For the cost of one American soldier in Afghanistan for one year, you could build about 20 schools.
There are a few signs of hope in the air. The Simpson-Bowles deficit commission proposes cutting money for armaments, along with other spe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unveiled a signature project, the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which calls for more emphasis on aid and diplomacy in foreign policy.
“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saves lives and money,” Mrs. Clinton noted, and she’s exactly right. The review is a great document, but we’ll see if it can be implemented — especially because House Republicans are proposing cut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They should remind themselves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our government can protect its citizens in many ways: financing research against disease, providing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that reduce crime later, boosting support for community colleges, investing in diplomacy that prevents costly wars.
As we cut budgets, let’s remember that these steps would, on balance, do far more for the security of Americans than a military base in Germany.
The Big (Military) Taboo
Nicholas D. Kristof, New York Times
We face wrenching budget cutting in the years ahead, but there’s one huge area of government spending that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like have so far treated as sacrosanct.
It’s the military/security world, and it’s time to bust that taboo. A few facts:
• The United States spends nearly as much on military power as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combined, according to the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t says that we spend more than six times as much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next highest budget,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s troops at more than 560 bases and other sites abroad, many of them a legacy of a world war that ended 65 years ago. Do we fear that if we pull our bases from Germany, Russia might invade?
•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so vast that more people have “top secret” clearance than live in Washington, D.C.
• The U.S. will spend more on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is year, adjusting for inflation, than we spent on the Revolutionary War, the War of 1812,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the Civil War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combined.
This is the one area where elections scarcely matter. President Obama, a Democrat who symbolized new directions, requested about 6 percent more for the military this year than at the peak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s think banging the war drums wins them votes, and Democrats think if they don’t chime in, they’ll lose votes,” said Andrew Bacevich, an ex-military officer who now is a historian at Boston University. He is author of a thoughtful recent book, “Washington Rules: America’s Path to Permanent War.”
The costs of excessive reliance on military force are not just financial, of course, as Professor Bacevich knows well. His son, Andrew Jr., an Army first lieutenant, was killed in Iraq in 2007.
Let me be clear: I’m a believer in a robust military, which is essential for backing up diplomacy. But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we need a balanced tool chest of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tools alike. Instead, we have a billionaire military and a pauper diplomacy. The U.S. military now has more people in its marching bands than the State Department has in its foreign service — and that’s preposterous.
What’s more, if you’re carrying an armload of hammers, every problem looks like a nail. The truth is that military power often isn’t very effective at solving modern problems, like a nuclear North Korea or an Iran that is on the nuclear path. Indeed, in an age of nationalism, our military force is often counterproductive.
After the first gulf war, the United States retained bases in Saudi Arabia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would enhance American security. Instead, they appear to have provoked fundamentalists like Osama bin Laden into attacking the U.S. In other words, hugely expensive bases undermined American security (and we later closed them anyway). Wouldn’t our money have been better spent helping American kids get a college education?
Paradoxically, it’s often people with experience in the military who lead the way in warning against overinvestment in arms. It was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who gave the strongest warning: “Every gun that is made, every warship launched, every rocket fired signifies, in the final sense, a theft from those who hunger and are not fed, those who are cold and are not clothed.” And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t is Defense Secretary Robert Gates who has argued that military spending on things large and small can and should expect closer, harsher scrutiny; it is Secretary Gates who has argued most eloquently for more investment in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aid.
American troops in Afghanistan are among the strongest advocates of investing more in schools there because they see firsthand that education fights extremism far more effectively than bombs. And here’s the trade-off: For the cost of one American soldier in Afghanistan for one year, you could build about 20 schools.
There are a few signs of hope in the air. The Simpson-Bowles deficit commission proposes cutting money for armaments, along with other spending.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unveiled a signature project, the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 which calls for more emphasis on aid and diplomacy in foreign policy.
“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 saves lives and money,” Mrs. Clinton noted, and she’s exactly right. The review is a great document, but we’ll see if it can be implemented — especially because House Republicans are proposing cut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budget.
They should remind themselves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our government can protect its citizens in many ways: financing research against disease, providing early childhood programs that reduce crime later, boosting support for community colleges, investing in diplomacy that prevents costly wars.
As we cut budgets, let’s remember that these steps would, on balance, do far more for the security of Americans than a military base in Germany.
2010年12月27日 星期一
黃哲斌 - 業配，是葉問他爺爺嗎？
2010年12月27日
上星期，跑了六場演講；凡演講必有笑話爆點，我常講一個「業配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故事：由於字字都是真金白銀，業配刊在報紙版面上，一個字都刪不得，連錯字都不能刪。因此，我作了一個比喻：
「業配是葉問的祖師爺，一個打十個，強國強種，誰都動不得。」
最近偶見業界優秀人士跑出來，忍不住為業配說項，說「業配或置入行銷沒那麼不好」，有病治病、沒病強身云云。對於此類說辭，我理解並同情，但不能不問三個問題：
一、既然置入行銷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有沒有哪家報紙或電視，敢向他的讀者公開承認：「是的，本報確有業配新聞；亦即，讀者大爺翻閱的新聞版面、收看的新聞時段裡，確有私下向政府收賄、喬裝成正面新聞的廣告？」
二、若有媒體真敢如此承認，後果下場如何？
三、年久月深，這家報紙或電視又會有何種效應？
答案不複雜，一是「不會的，不會有哪家報紙或電視台敢承認，自己的新聞是政府花錢買的」；就像沒有哪位警察大人敢主動承認，自己收了色情業者的規費，擴大臨檢特別放水通融。
二是「如果哪家報紙敢承認，就必須面對讀者的信心危機；消費者閱讀時，會不斷檢視質疑，認為『這則也像業配、那則也像』；尤其與政策、施政相關的報導，除非是明顯負面新聞，否則大腦自動歸為政府文宣。」
三是「日子久了，這家報紙的公信力將徹底毀壞，它的報導不再被視為獨立客觀，而是某種附庸，政治力的附庸、商業力的附庸，最終是金錢的附庸。」
凡為「媒體置入行銷」說項的朋友，都必須面對此一問題：既然置入行銷無傷大雅，它為何是一項「不能說的秘密」？為何不敢揭露？為何羞於向讀者啟齒？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如果置入行銷竟能振振有詞、自圓其說，如果業配新聞只是一種廣告形式；那麼，職棒假球、電話詐騙、內線交易都將成為偉大的商業模式。
至於「政治置入行銷」，我期期以為不可，主因有二：
一、公部門不應成為詐術的共犯，甚至教唆者。我們曾經歷戒嚴年代，深知當年有一名喚「新聞局」的單位，能指揮媒體「必須刊登某新聞、不准刊登某新聞」；如今，台灣已是民主國家，號稱黨政軍退出媒體，然而「新台幣取代新聞局」，竟能左右媒體版面、指揮編採內容，此其一難以忍受；
二、台灣向來不重視政治人物誠信，此為政壇僥倖投機風氣的元兇。馬總統上任前，既然白紙黑字承諾不作政治置入行銷，如今就應兌現。除非他承認，自己「酒後失身簽下空白本票」，否則，以如此明確的政治承諾、以國家元首的崇高位階，若能像坊間孩童輕毀然諾，「不算重來」，我不知道，各國使節將如何看待中華民國的國書與玉璽。
若然，我會終其一生，像枚追熱飛彈，追著馬總統還我牛，這是一名成熟偉大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至於認為馬總統碰不得、摸不得，一碰就會掉金粉的網友，我尊重您放棄的公民權利，但麻煩借過，小心湯燙，謝謝。
關於政治置入行銷的危害，「罄竹難書」只是最謙虛的形容詞；朱淑娟提到的故事，是另一實例：「地方政府買了新聞，讀者分不清真新聞、假新聞，看了報還以為後龍人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後龍科技園區。許多人看到我部落格的文章，才發現原來當天真正的情形是這樣....。」（ http://twurl.nl/tm4n68 ）
昨天，台灣的傳播學界罕見地召開聯合記者會，41所系所、131名學者連署反對「政府置入性行銷」，連署人數持續增加中。這些一向安靜的學者生氣了，原因不是我，我沒那麼大面子，我從來不是個咖；這些老師站出來，是因為台灣的新聞圈與政治圈喇舌、互吃口水，已到達一個令人作嘔的新高度。
「政府、廣告主花錢『買』新聞，百名傳播學者連署抗議，今天聲明呼籲政府帶頭止步，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林元輝憂心地指出：『現在好新聞已不是好新聞，而是能賺錢的新聞。』」
（中央社：業配新聞掛帥 學者籲政府喊卡）
「輿論對於置入性行銷的反對聲浪越演越烈，繼環保團體和記者協會出面反置入後，平常在學校教書的傳播學者今(26)日也召開記者會指出，「置入性行銷」嚴重欺騙大眾，更危害民主政治的信任基礎。學者聯名要求，政府除了應該立即停止置入性行銷外，媒體也應以文字標示業配新聞，他們還呼籲政府檢討媒體產業政策，還優秀媒體工作者一個乾淨的工作環境。」
（新頭殼：學界：記者非業務員 政府不應帶頭買新聞）←推薦！記者會全程影音
「在台灣政府對媒體的置入性行銷與媒體「業配新聞」日益嚴重之際，逾百名台灣傳播新聞學者聯名要求停止這類偽裝成新聞出現的政治或商業廣告。聯署的學者包括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等在內的十多所大學傳播學系主任及院長，這份尚在累積連署的呼籲在短期內已有逾百名大學教授支持。」
（BBC中文網：台灣學者聯署要求媒體「反收買，要新聞」）
「不滿政府大量購買置入性行銷及業配新聞，國內一百三十一位學者參與「反收買、要新聞」連署抗議，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媒體置入性行銷，媒體應自律。昨新聞學者痛批政府拿人民的錢進行置入性行銷是「下三濫」的行為，媒體老闆若只想賺錢那「乾脆拿報社去開賓館」。」
（蘋果日報A10頭條：政府置入行銷 131學者怒吼）
各大學傳播系所連署名單，請點這裡
請容我不厭其煩再說一次，我只是個軟弱、壞脾氣、中年危機的蠢蛋，也不是道德重整委員會的支持者；我只是單純認為，業配新聞不是新聞，是葉問他爺爺的新聞；新聞局從沒放棄控制媒體，只是角色由新台幣取代。只要現狀不改變，台灣的政治與媒體就沒有一絲光亮。
只要現狀不改變，我說過，還會有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的「業配人生」；除了巡迴演講，明年元月中旬，我預定會推出第二波報導與行動，這次會同時鎖定朝野政黨與主要媒體，敬請期待。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08個，個人5011人，總數5119。歐耶。）
最近偶見業界優秀人士跑出來，忍不住為業配說項，說「業配或置入行銷沒那麼不好」，有病治病、沒病強身云云。對於此類說辭，我理解並同情，但不能不問三個問題：
一、既然置入行銷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有沒有哪家報紙或電視，敢向他的讀者公開承認：「是的，本報確有業配新聞；亦即，讀者大爺翻閱的新聞版面、收看的新聞時段裡，確有私下向政府收賄、喬裝成正面新聞的廣告？」
二、若有媒體真敢如此承認，後果下場如何？
三、年久月深，這家報紙或電視又會有何種效應？
答案不複雜，一是「不會的，不會有哪家報紙或電視台敢承認，自己的新聞是政府花錢買的」；就像沒有哪位警察大人敢主動承認，自己收了色情業者的規費，擴大臨檢特別放水通融。
二是「如果哪家報紙敢承認，就必須面對讀者的信心危機；消費者閱讀時，會不斷檢視質疑，認為『這則也像業配、那則也像』；尤其與政策、施政相關的報導，除非是明顯負面新聞，否則大腦自動歸為政府文宣。」
三是「日子久了，這家報紙的公信力將徹底毀壞，它的報導不再被視為獨立客觀，而是某種附庸，政治力的附庸、商業力的附庸，最終是金錢的附庸。」
凡為「媒體置入行銷」說項的朋友，都必須面對此一問題：既然置入行銷無傷大雅，它為何是一項「不能說的秘密」？為何不敢揭露？為何羞於向讀者啟齒？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如果置入行銷竟能振振有詞、自圓其說，如果業配新聞只是一種廣告形式；那麼，職棒假球、電話詐騙、內線交易都將成為偉大的商業模式。
至於「政治置入行銷」，我期期以為不可，主因有二：
一、公部門不應成為詐術的共犯，甚至教唆者。我們曾經歷戒嚴年代，深知當年有一名喚「新聞局」的單位，能指揮媒體「必須刊登某新聞、不准刊登某新聞」；如今，台灣已是民主國家，號稱黨政軍退出媒體，然而「新台幣取代新聞局」，竟能左右媒體版面、指揮編採內容，此其一難以忍受；
二、台灣向來不重視政治人物誠信，此為政壇僥倖投機風氣的元兇。馬總統上任前，既然白紙黑字承諾不作政治置入行銷，如今就應兌現。除非他承認，自己「酒後失身簽下空白本票」，否則，以如此明確的政治承諾、以國家元首的崇高位階，若能像坊間孩童輕毀然諾，「不算重來」，我不知道，各國使節將如何看待中華民國的國書與玉璽。
若然，我會終其一生，像枚追熱飛彈，追著馬總統還我牛，這是一名成熟偉大國家公民的基本權利。至於認為馬總統碰不得、摸不得，一碰就會掉金粉的網友，我尊重您放棄的公民權利，但麻煩借過，小心湯燙，謝謝。
關於政治置入行銷的危害，「罄竹難書」只是最謙虛的形容詞；朱淑娟提到的故事，是另一實例：「地方政府買了新聞，讀者分不清真新聞、假新聞，看了報還以為後龍人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後龍科技園區。許多人看到我部落格的文章，才發現原來當天真正的情形是這樣....。」（ http://twurl.nl/tm4n68 ）
昨天，台灣的傳播學界罕見地召開聯合記者會，41所系所、131名學者連署反對「政府置入性行銷」，連署人數持續增加中。這些一向安靜的學者生氣了，原因不是我，我沒那麼大面子，我從來不是個咖；這些老師站出來，是因為台灣的新聞圈與政治圈喇舌、互吃口水，已到達一個令人作嘔的新高度。
「政府、廣告主花錢『買』新聞，百名傳播學者連署抗議，今天聲明呼籲政府帶頭止步，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林元輝憂心地指出：『現在好新聞已不是好新聞，而是能賺錢的新聞。』」
（中央社：業配新聞掛帥 學者籲政府喊卡）
「輿論對於置入性行銷的反對聲浪越演越烈，繼環保團體和記者協會出面反置入後，平常在學校教書的傳播學者今(26)日也召開記者會指出，「置入性行銷」嚴重欺騙大眾，更危害民主政治的信任基礎。學者聯名要求，政府除了應該立即停止置入性行銷外，媒體也應以文字標示業配新聞，他們還呼籲政府檢討媒體產業政策，還優秀媒體工作者一個乾淨的工作環境。」
（新頭殼：學界：記者非業務員 政府不應帶頭買新聞）←推薦！記者會全程影音
「在台灣政府對媒體的置入性行銷與媒體「業配新聞」日益嚴重之際，逾百名台灣傳播新聞學者聯名要求停止這類偽裝成新聞出現的政治或商業廣告。聯署的學者包括台灣大學與政治大學等在內的十多所大學傳播學系主任及院長，這份尚在累積連署的呼籲在短期內已有逾百名大學教授支持。」
（BBC中文網：台灣學者聯署要求媒體「反收買，要新聞」）
「不滿政府大量購買置入性行銷及業配新聞，國內一百三十一位學者參與「反收買、要新聞」連署抗議，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媒體置入性行銷，媒體應自律。昨新聞學者痛批政府拿人民的錢進行置入性行銷是「下三濫」的行為，媒體老闆若只想賺錢那「乾脆拿報社去開賓館」。」
（蘋果日報A10頭條：政府置入行銷 131學者怒吼）
各大學傳播系所連署名單，請點這裡
請容我不厭其煩再說一次，我只是個軟弱、壞脾氣、中年危機的蠢蛋，也不是道德重整委員會的支持者；我只是單純認為，業配新聞不是新聞，是葉問他爺爺的新聞；新聞局從沒放棄控制媒體，只是角色由新台幣取代。只要現狀不改變，台灣的政治與媒體就沒有一絲光亮。
只要現狀不改變，我說過，還會有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第四階段的「業配人生」；除了巡迴演講，明年元月中旬，我預定會推出第二波報導與行動，這次會同時鎖定朝野政黨與主要媒體，敬請期待。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08個，個人5011人，總數5119。歐耶。）
2010年12月26日 星期日
陳丹青 - 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26日
Vic：中共的言論審查愈來愈精密了，參加論壇也要事先提發言稿給當局審查。以下為畫家、文藝評論家陳丹青的抗議，原文標題為〈魯迅與藝術〉。
---------------
今天第一次來中國藝術研究院參加文化部主辦的魯迅論壇，非常榮幸。尤其榮幸的是，回來十年，這是第一次被要求發言稿事先呈交當局審查。當局知道，「審查」二字不好聽，就說是「看一看」——等於現在警察局約你訓話，叫做「喝茶」一樣，非常斯文，非常禮貌——可是文化部官員為什麼要事先「看一看」呢，因為說將來要出書，好像文化官員成了書刊編輯，要出書，自然先要「看一看」。我不知道這套把戲是剛剛實行呢，還是早就實行？是因為討論魯迅這才要看一看呢？還是今後所有論壇的發言都要事先看一看？但我願意相信，今天大家坐在這裏開會，在座諸位學者教授都已經預先呈交了。
過去五年，我曾應孫郁兄和令飛兄的邀請，六次談論魯迅，事先從未要求把我的講稿「看一看」，後來，六篇講稿都放進書裏去，當然要給出版社，出版社又要給出版署的老爺看一看，看過之後，就要刪。刪，沒問題，我們都很幸福，都和魯迅同樣的命，說話，寫字，隨時準備刪。可是事後看，事後刪，和事先就要「看一看」，完全是兩回事。大家知道，為了安全起見，進機場，進人民大會堂，所有人必須全身摸一遍，搜一搜，現在，等於腦袋瓜也要預先掰開來，把我們黨的手電筒伸進去照一照，看看裏面有沒有藏着炸藥或者打火機，這真是新世紀的新創舉啊，我們的文化部，真是有文化！
大約一周前，我先接到主辦部門一位女士的電話，要求預審發言稿，當時我在出差中，還沒寫。前天，令飛兄來短信再次要求提交發言稿，想必主辦方着急向上交代，只好求他。可我仍然一個字還沒寫。令飛兄說，先把提綱發過來吧，以便交差。每次，只要魯迅先生的長孫有所要求，我會順從，於是當夜寫了幾行字，發到他郵箱。
我的意思是說，倘若不是令飛兄親自要求，我不會聽從任何部門的任何官員，除非我犯了法。現在，我很希望知道在座哪位是文化部官員，我非常樂意當面告訴這位官員：你們的上司不覺得這種做法多麼丟臉嗎？你們不覺得這是在調戲魯迅先生和他的家人嗎？你們不覺得文化部這種公然的卑怯，是在直接調戲你們自己嗎？真是能幹啊，你們的上司怎麼會想出這等猥瑣的把戲，調戲你們自己？
真的，這場戲太妙了。我提前相信：這種調戲行為遠遠比今天的魯迅論壇更有紀念價值。今年，魯迅先生死去74年。在他去世前幾年，曾在一篇雜文裏提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審查制度，懸想將來的子孫不會明白，所以在文末感慨道：「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魯迅真是老實人，心腸太好，想像力太有限：80多年後，今天，我希望令飛兄打電話通知你的祖父，說：「是的，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這樣的時代，遠遠勝過魯迅的時代。諸位同意嗎？大家坐在這裏，包括魯迅的親孫子，一起紀念魯迅，談論魯迅，而所有的談論，事先全都交給文化部哪幾位官員看過了。看過了，又怎樣呢，你們到底怕什麼？是怕魯迅嗎？還是居然害怕坐在這裏的書生？我們很乖的，都已經褲子脫下來，腦袋掰開來，給你們摸過，搜過，而且從來就被你們集體看管着，豢養着，怕什麼呢？莫非是怕魯迅和劉曉波有來往嗎？80多年前，咱們魯迅早就一口回絕了諾貝爾獎，80多年過去，你們怎麼還是怕？
請諸位原諒我不懂事，原諒我的大驚小怪。我知道，此刻我可能正在冒犯大家。可是我實在不能容忍文化部這些小動作，不能容忍自己一聲不響，置身事外。目前當局的種種不得已，我知道，我體諒，當局的官員誰都要混那口黨飯吃。提前審稿，真要算是斯文的，算是一種軟之又軟的軟實力。但我願意向魯迅老人家保證，以後再也不出席這類預先必須看一看的所謂論壇，再也不冒犯可憐的文化部官員，總之，再也不給大家添麻煩。
好了。接下去談魯迅。（下略）
Vic - 《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書摘
2010年12月26日
多年前看村上春樹的《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感覺很獨特，覺得作者想像力真豐富。但和村上多數小說一樣，看完之後，我就把情節幾乎忘得一乾二淨。對《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的印象，就只留在封底那段摘錄：「雪正令人窒息地不斷激烈地下著。那看來簡直就像天空本身正啪啦啪啦支離破碎地崩落掉落地上似的。雪也傾注在潭上，被帶有深得可怕的湛藍色調的水面無聲地吸了進去。染成白一色的大地，只有潭張開著像巨大眼瞳似的圓圓大洞……」也許下大雪的場景對我總有一種特殊吸引力，就像《神鵰俠侶》第三十回一燈大師出場及第三十三回風陵夜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這回重看《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前半部覺得沉悶，但看到解釋人腦運作的第25章，就覺得很精彩，實在很巧妙，而且有說服力。這一章透過博士之口，對大組織的諷刺也很深刻：「我實在是不喜歡這種大組織，因為他們都只為自己著想」；「所謂真正獨創性的科學家必須是個自由人」。以下這句講科學家心態，也很有意思：「科學家的好奇心這東西，是無論如何都很難壓抑的。」
第23章這幾段饒富興味：
「不管別人怎麼說，那都是真的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那曾經被某種力量封閉在意識的深層，但由於我自身被逼迫到極限狀態了於是那箍扣鬆了，於是浮到表面上來。
是什麼力量？
那很可能起因於我為了學洗資料的能力而做的腦手術。他們把我的記憶，壓進意識的牆裡去了。他們長久以來一直把我的記憶從我手中奪走。
想到這裡我逐漸生起氣來。誰也沒有權利剝奪我的記憶。那是我的，我自己的記憶呀。剝奪別人的記憶就和剝奪別人的歲月一樣。隨著生氣之後我覺得再也不在乎恐怖了。不管怎麼樣，總之先活下去吧。我這樣決心。我要活下去逃出這瘋狂的黑暗世界，把我被剝奪的記憶原原本本地要回來。不管世界末日或什麼都沒關係。我必須以完全的我自己重新再生才行。」
第24章這幾段對話也很耐人尋味：
影子用鞋跟在地面畫圓。
「圓輪收束起來。所以長久存在這裡，想到各種事情時，會漸漸開始以為他們才是正確的，自己可能是錯誤的。因為他們看起來實在太圓滿完結了。我所說的事你懂嗎？」
「我很清楚。我也常常這樣覺得。心想比起街來，我是不是一個軟弱矛盾而微小的存在呢。」
「不過那是錯的。」影子一面在圓的旁邊畫沒有意義的圓形一面說。「對的是我們，錯的是他們。我們是自然的，他們是不自然的。你要這樣相信哪。盡所有力量去相信。要不然你也會在不知不覺之間被這街吞進去，被吞進去之後就太遲了。」
最後這段話令我想起村上春樹後來那篇膾炙人口的「雞蛋與高牆」演講。我想，這段話很適合用來鼓勵與高牆對抗的雞蛋，當然包括對抗中共暴政的不識時務者，如劉曉波。沒錯，「對的是我們，錯的是他們。我們是自然的，他們是不自然的。」
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黃哲斌 - 記者是不值得活的
2010年12月23日
其實，我說了反話，記者是非常值得的一行，若你真心想幹個記者。
有人出錢，讓你逛看世界，遊歷四方；你能接近一般人難以接近的場所，緣遇許多精彩的人生。有些人願意與你深聊，掏心掏肺、促膝長談；另些人閃閃躲躲、虛與委蛇，或千方百計、言不由心，你必須旁敲側擊，打其七寸，宛若一場鬥智的無聲戰鬥。
最棒的是，這工作讓你貼身觀察某個社會現場、讓你領略某些人事幽微；只要你夠認真、運氣也夠好，你能發出一點聲音，實踐某種美好信念，共鳴某些群體願望。而且，你還能領一份不算窮酸的薪水。
當然，並非每位新聞從業者，都珍惜如此條件；但我認識許多同業，當年各自懷著某種古典理想或典範嚮往，投奔這一行。就像我，十六歲還是個發春的小笨蛋，因為讀了梁啟超與《新民叢報》的故事，決意當記者。
即使現今媒體環境惡劣，所有理想信念被迫一再打折，打七折、打五折、打三折，許多同業不放棄地努力著；即使他們不願去找業配新聞，業配卻找上他們。
這陣子，我聽了許多故事，心疼的故事，這是其中幾個：
「我現在走進我主跑的機關，心裡常有兩個念頭左右掙扎，不知道應該先追某一條新聞，或是先開口要業配。」
「有次，有個單位開記者會，主題與公關稿都沒什麼營養，大家聽完就想走，我卻被叫住，對方公關聯絡人強調，『這一則，我買了你們的業配，你要好好寫，我等著看』。」（朱淑娟也提及類似故事，可見絕非個案。）
「我主跑的單位出了大包，對方想壓新聞，威嚇說，『我們今年買了你們三五百萬的業配，所以你不准寫』；我很緊張，打電話給直屬主管，還好他回說，『發稿是天職，你不寫就是漏新聞，照樣發上來』。於是我發了稿，主管核完稿往上發；結果，隔天還是一個字都不見。」
很抱歉，這一集，我沒辦法搞笑，因為這就是「業配人生」的真相。
一位資深同業沉痛地說，他每天都在祈禱，能找到另一份工作，不必再深陷這個行業裡。然而，中年轉業何其困難，人人肩上扛著一個家，只能私下抱怨、小規模抵抗，甚或關起門來吵架；否則，僅剩「不幹最大」一途。
早在2006年，新聞學者羅文輝與劉蕙玲成功抽樣、訪問1,172位報紙、電視、廣播的新聞工作者，調查置入行銷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配合置入性行銷採訪報導的頻率愈高工作的記者，其工作滿意度愈低」。
那還是報紙記者只需被動配合，不必主動拉廣告、揹數字的年代。現在，各報瀰漫一股「業績掛帥、產值掛帥」的氣氛，每個版面，每位記者的價值，漸漸都要「看數字」，看的不是獨家新聞的數字、不是努力發稿的則數、不是讀者肯定的輿論力度，而是帶進業配新聞、貢獻廣告營收的額度。
與十六年前相較，現今的媒體環境，彷彿是一個「現實扭曲力場」，不可能發生的事，全都發生了；不可能見報的新聞，全都見報了。古典的新聞夢想，關進一個超現實惡夢裡；記者值得一活的空間，漸如中年頂上日益稀薄。
「業配人生」上映以來，我接到許多陌生同業或已離職同業的信件，其中不下十封提及，讀了我的文章，「不禁流下眼淚」。
坦白說，起初我嚇了一跳；因為各位知道，我一路寫來，原本想走歡樂搞笑的諧星路線，竟然把讀者寫哭，表示我很失敗。後來苦思良久，才在陳奕迅的歌裡找到答案，原來他們的淚水，「不是為我而流，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流」。
業配人生扭曲了新聞倫理，也扭曲了專業尊嚴，它不像有些人認為，只是「刊登無傷大雅的政策文宣、活動訊息」，業配新聞掩蓋了一些真相、營造了一些假象，而且讓新聞從業者變成集體共犯，被剝奪了公開反抗的權利、公開發聲的權利，一群以話語為職業武器的專業者，失去了批判對抗的話語權，除非放棄，除非離開。
我必須說，各行各業都有可愛之人，也有可恨之人，記者這一行亦然。然而，越堅持理想的記者，越發現自己的空間日益萎縮，差不多就剩乾溼分離的淋浴間大小；近身接戰的對象越來越巨大，最大的一隻，就是業配。
其實，理想的記者，不只是個辛苦的行業，也是個工時長、飲食睡眠品質差、家庭生活永遠處於「愧歉狀態」的職業。尤其報紙與電視，幾乎都要忙到半夜，或二十四小時待命運轉，就像消防員、急診室醫師一樣；然而記者職業聲望與受尊重的程度，卻每況愈下，其中有個體因素，更多的是群體環境。
本文完整版，請點閱黃哲斌部落格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
（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01個，個人4591人，總數4692。）
--------------
Vic：
其實，我說了反話，記者是非常值得的一行，若你真心想幹個記者。
有人出錢，讓你逛看世界，遊歷四方；你能接近一般人難以接近的場所，緣遇許多精彩的人生。有些人願意與你深聊，掏心掏肺、促膝長談；另些人閃閃躲躲、虛與委蛇，或千方百計、言不由心，你必須旁敲側擊，打其七寸，宛若一場鬥智的無聲戰鬥。
最棒的是，這工作讓你貼身觀察某個社會現場、讓你領略某些人事幽微；只要你夠認真、運氣也夠好，你能發出一點聲音，實踐某種美好信念，共鳴某些群體願望。而且，你還能領一份不算窮酸的薪水。
當然，並非每位新聞從業者，都珍惜如此條件；但我認識許多同業，當年各自懷著某種古典理想或典範嚮往，投奔這一行。就像我，十六歲還是個發春的小笨蛋，因為讀了梁啟超與《新民叢報》的故事，決意當記者。
即使現今媒體環境惡劣，所有理想信念被迫一再打折，打七折、打五折、打三折，許多同業不放棄地努力著；即使他們不願去找業配新聞，業配卻找上他們。
這陣子，我聽了許多故事，心疼的故事，這是其中幾個：
「我現在走進我主跑的機關，心裡常有兩個念頭左右掙扎，不知道應該先追某一條新聞，或是先開口要業配。」
「有次，有個單位開記者會，主題與公關稿都沒什麼營養，大家聽完就想走，我卻被叫住，對方公關聯絡人強調，『這一則，我買了你們的業配，你要好好寫，我等著看』。」（朱淑娟也提及類似故事，可見絕非個案。）
「我主跑的單位出了大包，對方想壓新聞，威嚇說，『我們今年買了你們三五百萬的業配，所以你不准寫』；我很緊張，打電話給直屬主管，還好他回說，『發稿是天職，你不寫就是漏新聞，照樣發上來』。於是我發了稿，主管核完稿往上發；結果，隔天還是一個字都不見。」
很抱歉，這一集，我沒辦法搞笑，因為這就是「業配人生」的真相。
一位資深同業沉痛地說，他每天都在祈禱，能找到另一份工作，不必再深陷這個行業裡。然而，中年轉業何其困難，人人肩上扛著一個家，只能私下抱怨、小規模抵抗，甚或關起門來吵架；否則，僅剩「不幹最大」一途。
早在2006年，新聞學者羅文輝與劉蕙玲成功抽樣、訪問1,172位報紙、電視、廣播的新聞工作者，調查置入行銷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配合置入性行銷採訪報導的頻率愈高工作的記者，其工作滿意度愈低」。
那還是報紙記者只需被動配合，不必主動拉廣告、揹數字的年代。現在，各報瀰漫一股「業績掛帥、產值掛帥」的氣氛，每個版面，每位記者的價值，漸漸都要「看數字」，看的不是獨家新聞的數字、不是努力發稿的則數、不是讀者肯定的輿論力度，而是帶進業配新聞、貢獻廣告營收的額度。
與十六年前相較，現今的媒體環境，彷彿是一個「現實扭曲力場」，不可能發生的事，全都發生了；不可能見報的新聞，全都見報了。古典的新聞夢想，關進一個超現實惡夢裡；記者值得一活的空間，漸如中年頂上日益稀薄。
「業配人生」上映以來，我接到許多陌生同業或已離職同業的信件，其中不下十封提及，讀了我的文章，「不禁流下眼淚」。
坦白說，起初我嚇了一跳；因為各位知道，我一路寫來，原本想走歡樂搞笑的諧星路線，竟然把讀者寫哭，表示我很失敗。後來苦思良久，才在陳奕迅的歌裡找到答案，原來他們的淚水，「不是為我而流，是為了他們自己而流」。
業配人生扭曲了新聞倫理，也扭曲了專業尊嚴，它不像有些人認為，只是「刊登無傷大雅的政策文宣、活動訊息」，業配新聞掩蓋了一些真相、營造了一些假象，而且讓新聞從業者變成集體共犯，被剝奪了公開反抗的權利、公開發聲的權利，一群以話語為職業武器的專業者，失去了批判對抗的話語權，除非放棄，除非離開。
我必須說，各行各業都有可愛之人，也有可恨之人，記者這一行亦然。然而，越堅持理想的記者，越發現自己的空間日益萎縮，差不多就剩乾溼分離的淋浴間大小；近身接戰的對象越來越巨大，最大的一隻，就是業配。
其實，理想的記者，不只是個辛苦的行業，也是個工時長、飲食睡眠品質差、家庭生活永遠處於「愧歉狀態」的職業。尤其報紙與電視，幾乎都要忙到半夜，或二十四小時待命運轉，就像消防員、急診室醫師一樣；然而記者職業聲望與受尊重的程度，卻每況愈下，其中有個體因素，更多的是群體環境。
本文完整版，請點閱黃哲斌部落格
【政府不要收買媒體】反政治置入行銷連署
（順手記錄：目前連署團體101個，個人4591人，總數4692。）
--------------
Vic：
2010年12月22日 星期三
盧峯 - 聖誕鐘聲下看《美好價值》
香港蘋果日報 2010年12月22日
Vic：說葛霖「迷惘」或許不太恰當，那份「迷惘」主要是指世人而非作者。作者身為聖公會義務牧師，有堅定的基督教信仰。不過，作者在書中的確強調，人類無可避免必須面對生存的「模糊曖昧特質」（ambiguities）：完美不可得、進步非必然、終局不可知，但我們總能心懷希望。葛霖說：我們必須學會接受這些模糊曖昧特質，學會與之共處，才能找到真正的和諧。
------------
每年聖誕鐘聲響起，想到的不是買滙豐（以前是冇錢，現在是冇膽），而是拿狄更斯的《聖誕述異》（A Christmas Carol）翻一翻，重溫史高治（Scrooge）這個孤寒財主洗心革臉的歷程，反省一下過去一年有沒有跟「魔鬼」做了甚麼交易，得到了些甚麼，失去了些甚麼。今年多看了一本有點類近又相當應時的書，那就是即將卸任滙豐主席的葛霖（Stephen Green）寫的《 Good Value》（美好價值）。
書是去年出版的，擔心葛霖說教傳教，一直擱着沒有看。直到他決定棄商從政，上岸加入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出任貿易部次官，才勾起我仔細看這本書的興趣。
先撇開書的內容不看，這本書顯示葛霖不僅是個經驗豐富，謀算老成的銀行家，他更是個學識淵博的讀書人，知識學識根底非常深厚，跟香港、大陸那些只懂追逐美女、好酒、名畫，附庸風雅的富豪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葛霖筆下提到的不但有眾所周知的文豪傑作如艾略特的詩、哥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Macbeth》；還有相當冷門的政治經濟學者Georg Simmel、 Susan Strange的著作。
《美好價值》（Good Value）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份迷惘及作者在迷惘中的「固執」。書並不是嚴謹的教科書，比較像「沉思錄」之類的作品，帶點生活經歷，帶點哲學反思。葛霖提到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大變，原本牢不可破，固若金湯的觀點、價值一一倒下：政治上鮮明清晰的左右對抗不再適用，政治光譜變成混作一團的泥沼灰色，誰也搞不清楚誰代表的是甚麼，想做的是甚麼。經濟上市場萬能無敵的信條被金融海嘯戳破，放任自流帶來的不是永續的增長與進步，不是渾然天成的平衡，不是人人受惠的公平公正，而是一浪又一浪的跌盪，而是一張張貪婪倨傲的嘴臉，而是一筆又一筆要公眾負責的爛賬，而是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而是「我請客你付鈔」的不負責任態度。
社會上都市化成了損害地球生態，毀滅下一代美好生活的元凶、全球化沒有帶來理解與同情，反而添加了分化與隔膜，令衝突矛盾擴大。葛霖先生又對幾年前風行全球由名記者Thomas Friedman寫的《The World is Flat》暗暗嘲諷了一番，認為 Friedman對全球化充滿一廂情願的幻想，實情是全球化過程既沒有帶來平等競爭，也沒有令各國各民族和平共處。
對葛霖而言，各方面的劇變包括金融風暴已令幾百年來或至少幾十年來人類（主要是西方社會）擁抱的「美好價值」，變得不確定，變得沒有那麼美好，變得不再值得追求。他認為大家有需要重新思考自己追尋的，自己在做的事有何價值，大家需要在不知道終點的情況下重新確定自己的位置與着力點。葛霖用了不少篇幅述說浮士德與魔鬼做交易的故事，提醒所有人追求權力、享樂、金錢、青春要付出極高昂的代價。甚至可能將自己弄成魔鬼的傀儡。
這些苦水、迷惘由其他人說出來很容易變成泛泛而談。可由閱歷豐富、見慣風浪的葛霖道來，卻是有根有據，有血有肉。看過書以後有點明白他為何願意減薪「降呢」（降級）進政府做貿易部次官。
延伸閱讀：
1. 書摘 - 意味深長的《美好價值》
2.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 葛霖 - Good Value結語
3. 書摘 - 「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Vic：說葛霖「迷惘」或許不太恰當，那份「迷惘」主要是指世人而非作者。作者身為聖公會義務牧師，有堅定的基督教信仰。不過，作者在書中的確強調，人類無可避免必須面對生存的「模糊曖昧特質」（ambiguities）：完美不可得、進步非必然、終局不可知，但我們總能心懷希望。葛霖說：我們必須學會接受這些模糊曖昧特質，學會與之共處，才能找到真正的和諧。
------------
每年聖誕鐘聲響起，想到的不是買滙豐（以前是冇錢，現在是冇膽），而是拿狄更斯的《聖誕述異》（A Christmas Carol）翻一翻，重溫史高治（Scrooge）這個孤寒財主洗心革臉的歷程，反省一下過去一年有沒有跟「魔鬼」做了甚麼交易，得到了些甚麼，失去了些甚麼。今年多看了一本有點類近又相當應時的書，那就是即將卸任滙豐主席的葛霖（Stephen Green）寫的《 Good Value》（美好價值）。
書是去年出版的，擔心葛霖說教傳教，一直擱着沒有看。直到他決定棄商從政，上岸加入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出任貿易部次官，才勾起我仔細看這本書的興趣。
先撇開書的內容不看，這本書顯示葛霖不僅是個經驗豐富，謀算老成的銀行家，他更是個學識淵博的讀書人，知識學識根底非常深厚，跟香港、大陸那些只懂追逐美女、好酒、名畫，附庸風雅的富豪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葛霖筆下提到的不但有眾所周知的文豪傑作如艾略特的詩、哥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Macbeth》；還有相當冷門的政治經濟學者Georg Simmel、 Susan Strange的著作。
《美好價值》（Good Value）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份迷惘及作者在迷惘中的「固執」。書並不是嚴謹的教科書，比較像「沉思錄」之類的作品，帶點生活經歷，帶點哲學反思。葛霖提到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大變，原本牢不可破，固若金湯的觀點、價值一一倒下：政治上鮮明清晰的左右對抗不再適用，政治光譜變成混作一團的泥沼灰色，誰也搞不清楚誰代表的是甚麼，想做的是甚麼。經濟上市場萬能無敵的信條被金融海嘯戳破，放任自流帶來的不是永續的增長與進步，不是渾然天成的平衡，不是人人受惠的公平公正，而是一浪又一浪的跌盪，而是一張張貪婪倨傲的嘴臉，而是一筆又一筆要公眾負責的爛賬，而是前所未有的不平等，而是「我請客你付鈔」的不負責任態度。
社會上都市化成了損害地球生態，毀滅下一代美好生活的元凶、全球化沒有帶來理解與同情，反而添加了分化與隔膜，令衝突矛盾擴大。葛霖先生又對幾年前風行全球由名記者Thomas Friedman寫的《The World is Flat》暗暗嘲諷了一番，認為 Friedman對全球化充滿一廂情願的幻想，實情是全球化過程既沒有帶來平等競爭，也沒有令各國各民族和平共處。
對葛霖而言，各方面的劇變包括金融風暴已令幾百年來或至少幾十年來人類（主要是西方社會）擁抱的「美好價值」，變得不確定，變得沒有那麼美好，變得不再值得追求。他認為大家有需要重新思考自己追尋的，自己在做的事有何價值，大家需要在不知道終點的情況下重新確定自己的位置與着力點。葛霖用了不少篇幅述說浮士德與魔鬼做交易的故事，提醒所有人追求權力、享樂、金錢、青春要付出極高昂的代價。甚至可能將自己弄成魔鬼的傀儡。
這些苦水、迷惘由其他人說出來很容易變成泛泛而談。可由閱歷豐富、見慣風浪的葛霖道來，卻是有根有據，有血有肉。看過書以後有點明白他為何願意減薪「降呢」（降級）進政府做貿易部次官。
延伸閱讀：
1. 書摘 - 意味深長的《美好價值》
2. 區樂民 - 醫生之死 & 葛霖 - Good Value結語
3. 書摘 - 「世界是平的」過度簡化且膚淺
2010年12月18日 星期六
梁文道 - 精英與榮譽 (更新版)
梁文道：我爸是李剛（精英與榮譽之一）
2010-12-10
【AM730 觀念】在「我爸是李剛」那件事剛傳出來的時候，我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很傻很天真，而且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笑我不合時宜不懂事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假如那天晚 上，那位在河北大學飛車撞死人的年輕男子一出事之後，馬上下車查看情況，然後說的不是「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而是「大家趕快幫忙救人，一切責任我 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整件事的走向會不會有甚麼不同呢？
這種假想既愚蠢又無聊，因為它不只不實際，甚至超現實。在大家的印象裡頭，現 實是大多數有個官爸爸的孩子大概都會闖禍之後走「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條路。不單「我爸是李剛」之所以成了2010年的關鍵詞，並不在於它太過特 殊太過罕見，而在於它具體而微地凸顯了今日中國人對精英群體的印象。換句話說，「我爸是李剛」這件事一點也不稀奇，它只是來得特別戲劇，引人注目，容易記 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0日，一位在西安上大學的「富二代」開車撞倒一名女子，他見後者沒死，乾脆再捅八刀把她殺死。理由是怕 「農村人麻煩」。11 月28日，亞運女子網球冠軍彭帥的母親在進入賽場觀賽的時候，被志願者要求打開包包檢查，結果她直接賞了志願者兩巴掌，同時說道：「我女兒是彭帥」。12 月5日，一位穿著假警服的男子先是開車撞倒一位老人，然後再下車痛打那位老人和她的女兒，還邊打邊說：「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把錢給你們」。事後有 媒體報道這位男子原來也很可能是官二代……。
運動名將也好、富人也好，他們和官員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精英」。「我爸是李剛」言猶在耳， 短短一個月內就接連出了這一串與精英有關的事件，似乎更加證明了主流印象的正確；精英和他們的家屬及友人果然都是仗勢欺人之輩。既然如此，我怎麼還能假想 一個精英權貴會在惹禍之後主動承責呢？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其實也很符合「常理」；只 不過它和真實情況中的「我爸是李剛」依循的邏輯不一樣。後者的因果關係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你拿我沒辦法；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而前 者的道理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不能丟人也不能連累他；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不只要負責，甚至還要做出一些遠超正常責任範圍的事。
我這麼想真的很荒謬嗎？
梁文道：貴族的規條 （精英與榮譽之二）
2010-12-16
【AM730 觀念】自 古以來，各個社會的精英都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權；但是這種特權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就以英國為例，去過劍橋和牛津的人大概都見過他們紀念二戰陣亡校友的碑誌， 那裡頭有多少年華正茂的青年呀，本來等著他們的，是美好的人生前景，其中更不乏父蔭廣被的權貴之後；然而戰火一啟，他們卻要率先參軍，在長空與怒洋間抵抗 納粹，終於為國捐軀。
這正是古代貴族傳統的最後霞光，那些貴族平日養尊處優，接受平民獻稅納貢，戰時則得挺身上馬，迎敵護國。請注意，這種傳統沒有中西之別，我們的「士」甚至要比這些歐洲貴族還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麼多，憑甚麼你不用付出？
這不只是種赤裸的交換，它還演化成了榮譽的一部分。任 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著名倫理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近著《榮譽規條》(The Honor Code) 中定義榮譽為「值得尊敬」，因此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尊貴的」或者稱他「有榮譽」的時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質。那種品質往往具體表現為一套規範、 一組規條，凡是享有榮譽的人都該盡力遵從這套規條，而且做到最好，視之為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那都是些甚麼樣的規條呢？舉個例子，英國紳士階層一向被認為 是有榮譽而且值得尊敬的，身為紳士，他就應該誠實不欺，保護弱小，尊重婦女、言行得體……假如他完全達到以上標準，那麼他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尊敬的紳士，不 辱家聲，也不負他人的尊重。
假如有人指控他違犯規條並且全都屬實的話，那麼他就應該要感到羞愧了；要是他人的批評純乃無中生有的誹謗，那麼他就得奮力捍衛自己的榮譽，甚至不惜決鬥(其實歷史上大部分的紳士決鬥都和榮譽受到冒犯相關，而不是通俗劇中常見的感情糾葛)。
看 似卑之無甚高論，阿皮亞對榮譽的定義卻點出了一項關鍵的區分，那便是榮譽與尊敬的差異了。榮譽是獲得尊重的倫理前提，是一種讓人欽佩的品質和素養；但尊重 卻不一定要依賴榮譽，因為一個人大可以毫無榮譽但又仗勢要求他人的尊重。沒錯，財富、權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脅迫他人對你折腰，但你應該曉得這個不叫做榮 譽。「士可殺不可辱」；中國古人對精英榮譽的講究甚至更加嚴苛，哪怕是到了別人根本看不見你在幹甚麼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獨」。
然而，從「我爸是李剛」到一連串精英後代惹出的禍事裡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今天這批中國精英不講究榮譽，但卻期待尊敬；他們擁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財富和權力，但卻不具備精英引以為榮的品質。
2010-12-10
【AM730 觀念】在「我爸是李剛」那件事剛傳出來的時候，我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很傻很天真，而且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笑我不合時宜不懂事的問題。那個問題就是假如那天晚 上，那位在河北大學飛車撞死人的年輕男子一出事之後，馬上下車查看情況，然後說的不是「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而是「大家趕快幫忙救人，一切責任我 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整件事的走向會不會有甚麼不同呢？
這種假想既愚蠢又無聊，因為它不只不實際，甚至超現實。在大家的印象裡頭，現 實是大多數有個官爸爸的孩子大概都會闖禍之後走「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條路。不單「我爸是李剛」之所以成了2010年的關鍵詞，並不在於它太過特 殊太過罕見，而在於它具體而微地凸顯了今日中國人對精英群體的印象。換句話說，「我爸是李剛」這件事一點也不稀奇，它只是來得特別戲劇，引人注目，容易記 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20日，一位在西安上大學的「富二代」開車撞倒一名女子，他見後者沒死，乾脆再捅八刀把她殺死。理由是怕 「農村人麻煩」。11 月28日，亞運女子網球冠軍彭帥的母親在進入賽場觀賽的時候，被志願者要求打開包包檢查，結果她直接賞了志願者兩巴掌，同時說道：「我女兒是彭帥」。12 月5日，一位穿著假警服的男子先是開車撞倒一位老人，然後再下車痛打那位老人和她的女兒，還邊打邊說：「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把錢給你們」。事後有 媒體報道這位男子原來也很可能是官二代……。
運動名將也好、富人也好，他們和官員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精英」。「我爸是李剛」言猶在耳， 短短一個月內就接連出了這一串與精英有關的事件，似乎更加證明了主流印象的正確；精英和他們的家屬及友人果然都是仗勢欺人之輩。既然如此，我怎麼還能假想 一個精英權貴會在惹禍之後主動承責呢？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想像中的那句「一切責任由我承擔，因為「我爸是李剛」其實也很符合「常理」；只 不過它和真實情況中的「我爸是李剛」依循的邏輯不一樣。後者的因果關係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你拿我沒辦法；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可以不負任何責任。而前 者的道理是因為我爸當官，所以不能丟人也不能連累他；由於我爸是精英，所以我不只要負責，甚至還要做出一些遠超正常責任範圍的事。
我這麼想真的很荒謬嗎？
梁文道：貴族的規條 （精英與榮譽之二）
2010-12-16
【AM730 觀念】自 古以來，各個社會的精英都享有大小不一的特權；但是這種特權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就以英國為例，去過劍橋和牛津的人大概都見過他們紀念二戰陣亡校友的碑誌， 那裡頭有多少年華正茂的青年呀，本來等著他們的，是美好的人生前景，其中更不乏父蔭廣被的權貴之後；然而戰火一啟，他們卻要率先參軍，在長空與怒洋間抵抗 納粹，終於為國捐軀。
這正是古代貴族傳統的最後霞光，那些貴族平日養尊處優，接受平民獻稅納貢，戰時則得挺身上馬，迎敵護國。請注意，這種傳統沒有中西之別，我們的「士」甚至要比這些歐洲貴族還古老。既然你享受了那麼多，憑甚麼你不用付出？
這不只是種赤裸的交換，它還演化成了榮譽的一部分。任 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的著名倫理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在其近著《榮譽規條》(The Honor Code) 中定義榮譽為「值得尊敬」，因此當我們說一個人是「尊貴的」或者稱他「有榮譽」的時候，意思就是他具有值得尊敬的品質。那種品質往往具體表現為一套規範、 一組規條，凡是享有榮譽的人都該盡力遵從這套規條，而且做到最好，視之為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那都是些甚麼樣的規條呢？舉個例子，英國紳士階層一向被認為 是有榮譽而且值得尊敬的，身為紳士，他就應該誠實不欺，保護弱小，尊重婦女、言行得體……假如他完全達到以上標準，那麼他才是一個真正值得尊敬的紳士，不 辱家聲，也不負他人的尊重。
假如有人指控他違犯規條並且全都屬實的話，那麼他就應該要感到羞愧了；要是他人的批評純乃無中生有的誹謗，那麼他就得奮力捍衛自己的榮譽，甚至不惜決鬥(其實歷史上大部分的紳士決鬥都和榮譽受到冒犯相關，而不是通俗劇中常見的感情糾葛)。
看 似卑之無甚高論，阿皮亞對榮譽的定義卻點出了一項關鍵的區分，那便是榮譽與尊敬的差異了。榮譽是獲得尊重的倫理前提，是一種讓人欽佩的品質和素養；但尊重 卻不一定要依賴榮譽，因為一個人大可以毫無榮譽但又仗勢要求他人的尊重。沒錯，財富、權力甚或直接的暴力都能脅迫他人對你折腰，但你應該曉得這個不叫做榮 譽。「士可殺不可辱」；中國古人對精英榮譽的講究甚至更加嚴苛，哪怕是到了別人根本看不見你在幹甚麼的境地，君子仍要「慎獨」。
然而，從「我爸是李剛」到一連串精英後代惹出的禍事裡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番完全不合理想的景象。今天這批中國精英不講究榮譽，但卻期待尊敬；他們擁有配得上精英身份的財富和權力，但卻不具備精英引以為榮的品質。
梁文道：道德滑坡（精英與榮譽之三）
2010-12-17
【AM730 觀念】《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雜誌》最近做了一個調查，發現受訪的黨政幹部竟然有45.1％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分明是大家眼中的精英，為何會 有弱勢群體的委屈？許多論者已經正確指出中國人人皆弱勢的理由，把它歸結到權力扭曲等種種深層原因。我只想再補充一點，那就是聲望的作用了。誠然，官員幹 部、富商白領，乃至於大學教授，他們全都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社會精英。可坦白說，今天在中國當一個精英的滋味實在不太好受，只要上網隨便一看，辱罵精英的粗 言穢語處處可見。
既然「精英」成了一個罵人的髒話，你說他們願意承認自己是精英嗎？且想像一位官員下鄉探訪，沿路陣仗儀軌很是威風，村民 滿臉堆笑甚是恭敬；但他難道不曉得眼前笑臉背後的心思嗎？民間傳說「官無不貪」，這幫人會不會也用這種目光看我呢？「官在人情在」，要是我退了下來，他們 還會對我這麼好嗎？白天，人人對我哈腰欠身，局長前處長後；夜裡，論壇上到處都是斥罵官員幹部的壞話。如此精英，豈不弱勢？
新中國原來就有反精英傳統，富人商家固然有走資奸贓的歷史嫌疑，官員幹部理論上更全是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僕，所以一套規範精英言行的規條文化，始終不能名正言順地建立起來。明明具有精英的權位和實力，但又不必配上精英的榮譽；這些精英只知以華車美服裝點自己的身份(正如以『精英』為對像的媒體，總是不停兜售更多更貴的物質)，卻不曉得真正讓人尊敬的東西遠在物質之外。
我 不是在勸大家別再喝罵精英，更不是要為精英的弱勢尋找歷史根據。恰恰相反，我期望的是精英群體能夠正視己身重責，做回精英該做的事。我們平常看國際新聞， 時能見到一些政壇人物因為家屬的負面新聞而黯然下台，或者至少為政途抹上一層暗影。於是有些老爸當官的子女在闖禍後立刻逃遁，生怕別人查出他的底細，連累 親人。可是到了中國，這些官二代竟臉不紅氣不喘地主動招出「我爸是李剛」、「我叔是XX」。
再往後退到更基本的層面，中國人向來講究「家 教」，即便父母並非精英，子女也該擔憂自己的言行會不會讓人笑話「沒有家教」，不能一時犯錯而侮辱雙親名聲。在「我爸是李剛」這類事件裡，我們看到最典型 的「沒有家教」。說到家教，我一直以為，那怕是殺人放火的汪洋大盜，回到家也不致於教孩子致富之道是打劫；那怕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貪官，恐怕也還要教子女是 非曲直的常道，不欲其見己身之不端。在這樣的社會裡面，縱使治安不靖，縱使人倫敗壞，但那倫理的標準到底還是在的，對錯的區分也還是大家都懂得的；問題只 不過在於倫常失效，很多人已經不再拿它當回事而已。我擔心會不會有一天，一個罪犯告訴孩子：「兒呀，好好讀書是沒指望的，想辦法偷騙拐搶才能做到人上人」；一個貪官教誨親兒：「做官最要緊的是陽奉陰違，下手夠狠；好處不拿盡，老大徒傷悲」。要是真有這一天，那便是道德的大滑坡，社會規範的大顛覆了。
面對精英二代的斑斑劣跡，我更關心的問題是，他們究竟是怎麼教出來的。
2010年12月17日 星期五
暴政的十條黃金法則
Vic：在一本講投資的書中，意外看到〈暴政的十條黃金法則〉，真有趣。大家不妨以此為標準，檢視中共政權符合多少條。
暴政的十條黃金法則
1. 建立一些觀念禁忌，禁絕民眾質疑。[Vic：中國的敏感詞字典，遲早比大英百科全書還厚。]
2. 毀壞所有異見者的名聲。 [想想劉曉波等異見者的遭遇。]
3. 壟斷民眾的愛與資訊來源。 [想想嚴苛的新聞與網路管制。]
4. 將治安、司法、軍事、中央銀行、宗教以至立法等權力置於單一中央指揮下。 [想想服務黨的事業的「人民法院」，想想受黨指揮的解放軍，想想「愛國天主教會」，想想橡皮圖章的人大。]
5. 製造出不受法律規管的死忠特權階級。以特權階級之力壓制異見。 [想想「我爸是李剛」。]
6. 製造敵人，好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敵人。 [想想「亡我之心不息的敵對勢力」與「西方反華勢力」。]
7. 按特定劇本製造某些事件，藉此吸引民眾的支持，並激發民眾對假想敵的仇恨。
8. 藉由發放救濟物資及食品與燃料補助，令民眾更加仰賴國家。
9. 令政治正確程度成為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 [想想「根正苗紅」。]
10. 將爭取自由與犯罪混為一談，以同等力量加以壓制。 [再想想劉曉波！]
－－拉斯．特維德（Lars Tvede），Supertrends：Winning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oming Decades，第158頁
中文版：未來，你一定要知道的100個超級趨勢
暴政的十條黃金法則
1. 建立一些觀念禁忌，禁絕民眾質疑。[Vic：中國的敏感詞字典，遲早比大英百科全書還厚。]
2. 毀壞所有異見者的名聲。 [想想劉曉波等異見者的遭遇。]
3. 壟斷民眾的愛與資訊來源。 [想想嚴苛的新聞與網路管制。]
4. 將治安、司法、軍事、中央銀行、宗教以至立法等權力置於單一中央指揮下。 [想想服務黨的事業的「人民法院」，想想受黨指揮的解放軍，想想「愛國天主教會」，想想橡皮圖章的人大。]
5. 製造出不受法律規管的死忠特權階級。以特權階級之力壓制異見。 [想想「我爸是李剛」。]
6. 製造敵人，好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敵人。 [想想「亡我之心不息的敵對勢力」與「西方反華勢力」。]
7. 按特定劇本製造某些事件，藉此吸引民眾的支持，並激發民眾對假想敵的仇恨。
8. 藉由發放救濟物資及食品與燃料補助，令民眾更加仰賴國家。
9. 令政治正確程度成為決定個人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 [想想「根正苗紅」。]
10. 將爭取自由與犯罪混為一談，以同等力量加以壓制。 [再想想劉曉波！]
－－拉斯．特維德（Lars Tvede），Supertrends：Winning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the Coming Decades，第158頁
中文版：未來，你一定要知道的100個超級趨勢
吳靄儀 - 梁展文事件報告，告訴了我們什麼
——解讀、總結教訓及思考前路
2010年12月17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有關梁展文加盟新世界事件的專責委員會報告已正式發表。傳媒的焦點只是集中在有沒有「人頭落地」的問題上，令人遺憾。事實上，這次研訊披露了特區政府必須面對的嚴重影響公務員體制的社會現實。梁展文事件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所帶出的問題，關乎整個管治架構的價值觀及道德標準。這些問題若得不到認真處理，特區政府的管治勢必在「官商勾結」之下迅速腐敗，徹底失去一切公信力。
研訊的核心問題
梁展文出任新世界的公布引起了社會輿論關注，專責委員會的研訊焦點是兩大核心問題：
（一）梁展文接受該項聘任是否不恰當？
（二） 若然不恰當，為什麼審批當局竟會批准他的申請？（9.3段）
證人證供和文書檔案披露，梁展文任職政府時代表政府負責將紅灣半島，經過多番談判議價，售予新世界地產，因此他在離開政府之後，接受新世界以高職厚薪聘任，就顯然不恰當，因為這會令公眾有合理理由懷疑是新世界投桃報李之舉，從而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
這麼明顯的事實，為何負責審批的公務員事務局卻視而不見，照批准如儀？審閱過梁展文當時遞交的申請書、層層批閱的政府內部文書檔案，及聽取了有關官員的證供，所得的難以置信的結論是，當局完全沒有將梁展文的申請與紅灣半島聯想在一起。梁展文的申請並未提及紅灣半島一事，只是稱新工作會在內地進行，與香港房屋地產事務無涉，當局就照單全收，毫不質疑了。
假定官員並非集體說謊（我們亦沒有他們集體說謊的證據），問題就在於當局依賴所謂「信譽制度」——即是相信申請的前高官會按照君子信譽，填寫表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局只需考慮申請表格觸及之事，文書表面看不到問題，就可以放行。然而，梁展文不認為他需依照「信譽制度」的要求，而認為他的責任只是「依足程序」填寫申請表格，回答表格上的問題，也可以避重就輕，甚至隱瞞真相。例如，獲得這份工作，明明是鄭家純先囑梁志堅探路，後直接會面談攏的，但是梁展文在表格上卻報稱：「家庭朋友介紹。」（8.53段）
更重要的例子是，梁展文明知紅灣半島事件會是審批當局審批他的申請的一項重要因素，但他在申請表格上卻隻字不提。這項申請涉及他本人直接重大的金錢利益（年薪300多萬元的職位），他有責任向當局披露他在出售紅灣半島的參與，讓當局可以事先充分考慮利益衝突及公眾觀感的問題，政府避免尷尬。這是任何公職人員都應恪守的誠信，亦是公務員良好行為指南提醒退休公務員在考慮離職後從事業務時應有之義，也就是所謂「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的基礎（8.82段）。但梁展文對專責委員會力陳他沒有責任。
梁展文對於自己隻字不提紅灣半島，終招致軒然大波，毫不感到歉意，反而對舊同事沒有想到紅灣事件大表驚訝，並以詩句強調自己如何人格高尚。
「信譽制度」與社會現實
上述的情况顯示「信譽制度」已全線崩潰。除非當局有能力防範梁展文這種心態和手法，否則再按照以往的方法審批，已無法避免重蹈覆轍。審批當局不能再倚賴公務員的忠誠和信譽，這是梁展文事件的一個最大的教訓。
俞宗怡局長本人向有公務員典範的美譽，但這個典範，不論其優點與缺點，都顯然與香港特區的現實社會脫節。正如梁展文事件所顯示，離職後的事業已愈來愈受退休高官重視；商界的大機構如新世界地產，早已視退休高官為招聘的目標，他們所付出的薪酬，已不是公務員在政府所能賺取的。聆訊中（9/5/2009），林大輝議員問梁展文，他退休前常務秘書長的人工及退休後的「長糧」是多少錢；梁表示，人工約是每月18萬元，退休之後為約6萬元。林大輝指出，新世界給他的年薪是 312萬，另加董事袍金和花紅，他問：「新中給你的薪金其實較你退休前，在政府做高官時的人工，一年多了100萬元，是不是？」梁只得說：「差不多，差不多。」利益之巨，可見一斑。這個誘惑，在物價上漲的今天，特別是對退休後仍希冀保持高官時代的生活享受的人來說，委實不易抗拒。
公務員事務局過去審批準則的一個着眼點在於防範退休高官向商界僱主提供他任職政府時所得到的機密資料，但這已非商界羅致高官的目標。鄭家純向專責委員會表示，除梁展文外，新世界集團還聘用了其他前任高官（包括規劃環境地政局長梁寶榮），看中的特質包括他們的「紀律性、行政經驗、領導才幹、房地產發展方面的經驗，以及他們的人脈網絡」（8.32段）人面廣的高官，有商業價值，不但值錢，而且值很多錢。
人脈網絡原是高官在公務過程中因執行公務而建立的，但是現在卻變成了高官日後受聘於相關行業的商業機構的本錢。「一僕不能事二主」，究竟公僕在職時是為公眾，還是為自己日後鋪路？如果今時行事一併為日後「搵真銀」準備，政府根本就應付不了行使公職引致的利益衝突。公眾無可避免質疑：高官會願意得罪日後的僱主嗎？投桃報李，不會笨拙得在曾經交手的母公司受聘，甚至不必以在香港以外經營商務的子公司聘用以避直接衝突；「延後報酬」可以不着痕迹；「官商勾結」不必涉及刑事罪行，但公眾的懷疑，會日益加深。政府不着實拆彈，公信力崩潰指日可待（9.8段）。
社會現實的另一面是公務員價值觀。現時的社會風氣之下，金錢已成衡量一切的唯一準則，特區政府以純經濟利益對待公務員，卻要公務員維持以公眾利益為先的專業操守，談何容易！孟子見梁惠王的古老教訓：「王！何必曰利！」真是一針見血。
在聆訊過程中，麥齊光、王桂權表達了作為公務員，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他們認為，一位作為屋宇署長的公務員，是需要與地產商有一個工作關係的，所以在離職後為地產商工作，會令公眾產生疑慮，所以，以他們個人的看法，就是應該要避嫌（見5.45段及28/4/2009證供）。
問題是，誰代表現時的公務員價值觀？梁展文抑或麥、王兩位？社會又認同哪一種價值觀？專責委員會報告建議的前路，就決定於我們的價值觀之上。
2010年12月17日
【明報專訊】立法會有關梁展文加盟新世界事件的專責委員會報告已正式發表。傳媒的焦點只是集中在有沒有「人頭落地」的問題上，令人遺憾。事實上，這次研訊披露了特區政府必須面對的嚴重影響公務員體制的社會現實。梁展文事件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所帶出的問題，關乎整個管治架構的價值觀及道德標準。這些問題若得不到認真處理，特區政府的管治勢必在「官商勾結」之下迅速腐敗，徹底失去一切公信力。
研訊的核心問題
梁展文出任新世界的公布引起了社會輿論關注，專責委員會的研訊焦點是兩大核心問題：
（一）梁展文接受該項聘任是否不恰當？
（二） 若然不恰當，為什麼審批當局竟會批准他的申請？（9.3段）
證人證供和文書檔案披露，梁展文任職政府時代表政府負責將紅灣半島，經過多番談判議價，售予新世界地產，因此他在離開政府之後，接受新世界以高職厚薪聘任，就顯然不恰當，因為這會令公眾有合理理由懷疑是新世界投桃報李之舉，從而對特區政府失去信心。
這麼明顯的事實，為何負責審批的公務員事務局卻視而不見，照批准如儀？審閱過梁展文當時遞交的申請書、層層批閱的政府內部文書檔案，及聽取了有關官員的證供，所得的難以置信的結論是，當局完全沒有將梁展文的申請與紅灣半島聯想在一起。梁展文的申請並未提及紅灣半島一事，只是稱新工作會在內地進行，與香港房屋地產事務無涉，當局就照單全收，毫不質疑了。
假定官員並非集體說謊（我們亦沒有他們集體說謊的證據），問題就在於當局依賴所謂「信譽制度」——即是相信申請的前高官會按照君子信譽，填寫表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局只需考慮申請表格觸及之事，文書表面看不到問題，就可以放行。然而，梁展文不認為他需依照「信譽制度」的要求，而認為他的責任只是「依足程序」填寫申請表格，回答表格上的問題，也可以避重就輕，甚至隱瞞真相。例如，獲得這份工作，明明是鄭家純先囑梁志堅探路，後直接會面談攏的，但是梁展文在表格上卻報稱：「家庭朋友介紹。」（8.53段）
更重要的例子是，梁展文明知紅灣半島事件會是審批當局審批他的申請的一項重要因素，但他在申請表格上卻隻字不提。這項申請涉及他本人直接重大的金錢利益（年薪300多萬元的職位），他有責任向當局披露他在出售紅灣半島的參與，讓當局可以事先充分考慮利益衝突及公眾觀感的問題，政府避免尷尬。這是任何公職人員都應恪守的誠信，亦是公務員良好行為指南提醒退休公務員在考慮離職後從事業務時應有之義，也就是所謂「信譽制度」honour system的基礎（8.82段）。但梁展文對專責委員會力陳他沒有責任。
梁展文對於自己隻字不提紅灣半島，終招致軒然大波，毫不感到歉意，反而對舊同事沒有想到紅灣事件大表驚訝，並以詩句強調自己如何人格高尚。
「信譽制度」與社會現實
上述的情况顯示「信譽制度」已全線崩潰。除非當局有能力防範梁展文這種心態和手法，否則再按照以往的方法審批，已無法避免重蹈覆轍。審批當局不能再倚賴公務員的忠誠和信譽，這是梁展文事件的一個最大的教訓。
俞宗怡局長本人向有公務員典範的美譽，但這個典範，不論其優點與缺點，都顯然與香港特區的現實社會脫節。正如梁展文事件所顯示，離職後的事業已愈來愈受退休高官重視；商界的大機構如新世界地產，早已視退休高官為招聘的目標，他們所付出的薪酬，已不是公務員在政府所能賺取的。聆訊中（9/5/2009），林大輝議員問梁展文，他退休前常務秘書長的人工及退休後的「長糧」是多少錢；梁表示，人工約是每月18萬元，退休之後為約6萬元。林大輝指出，新世界給他的年薪是 312萬，另加董事袍金和花紅，他問：「新中給你的薪金其實較你退休前，在政府做高官時的人工，一年多了100萬元，是不是？」梁只得說：「差不多，差不多。」利益之巨，可見一斑。這個誘惑，在物價上漲的今天，特別是對退休後仍希冀保持高官時代的生活享受的人來說，委實不易抗拒。
公務員事務局過去審批準則的一個着眼點在於防範退休高官向商界僱主提供他任職政府時所得到的機密資料，但這已非商界羅致高官的目標。鄭家純向專責委員會表示，除梁展文外，新世界集團還聘用了其他前任高官（包括規劃環境地政局長梁寶榮），看中的特質包括他們的「紀律性、行政經驗、領導才幹、房地產發展方面的經驗，以及他們的人脈網絡」（8.32段）人面廣的高官，有商業價值，不但值錢，而且值很多錢。
人脈網絡原是高官在公務過程中因執行公務而建立的，但是現在卻變成了高官日後受聘於相關行業的商業機構的本錢。「一僕不能事二主」，究竟公僕在職時是為公眾，還是為自己日後鋪路？如果今時行事一併為日後「搵真銀」準備，政府根本就應付不了行使公職引致的利益衝突。公眾無可避免質疑：高官會願意得罪日後的僱主嗎？投桃報李，不會笨拙得在曾經交手的母公司受聘，甚至不必以在香港以外經營商務的子公司聘用以避直接衝突；「延後報酬」可以不着痕迹；「官商勾結」不必涉及刑事罪行，但公眾的懷疑，會日益加深。政府不着實拆彈，公信力崩潰指日可待（9.8段）。
社會現實的另一面是公務員價值觀。現時的社會風氣之下，金錢已成衡量一切的唯一準則，特區政府以純經濟利益對待公務員，卻要公務員維持以公眾利益為先的專業操守，談何容易！孟子見梁惠王的古老教訓：「王！何必曰利！」真是一針見血。
在聆訊過程中，麥齊光、王桂權表達了作為公務員，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他們認為，一位作為屋宇署長的公務員，是需要與地產商有一個工作關係的，所以在離職後為地產商工作，會令公眾產生疑慮，所以，以他們個人的看法，就是應該要避嫌（見5.45段及28/4/2009證供）。
問題是，誰代表現時的公務員價值觀？梁展文抑或麥、王兩位？社會又認同哪一種價值觀？專責委員會報告建議的前路，就決定於我們的價值觀之上。
2010年12月15日 星期三
陳雲 - 偉大香港人的郊野公園
2010年12月14日 am730 轉角
我們香港人寧願卑微地擁擠在高樓大廈，也要為萬物眾生和子孫後代留下寬敞的郊野公園。年初，我坐車經過東涌的公屋群，憶起裡面住的貧困親友，望向後面的大山，忽然心靈由衷感動起來。
香港人要重新尋回講述自己、珍惜自己的說話。
香港滿目的青山綠野，是我們用斗室蝸居的淒酸苦楚換來的。然而，這是值得的。大陸人南下香港旅遊，感動他們的，除了現代化設備和誠信服務之外，就是滿目的山野密林，滿耳的蟲鳴鳥聲，連沙田的火車站都偶然有蝴蝶飛過。
十個有十個我遇到的大陸學生，只要他們有心去感受，都會讚歎香港的自然保育成就。當然，此地的成就比起國際先進，可謂微不足道，但比起大陸，已是超前了。
香港的郊野公園是全民的無價寶物。得感謝英國殖民者，英國人是率先體會工業革命帶來的自然破壞的人，殖民官格外珍惜亞熱帶繁富的生態，幾條行山路徑都是港督喜歡的，也以他們命名：金督(金文泰)馳馬徑、麥理浩徑和衛奕信徑。二十四個郊野公園佔地超過四萬三千公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約為全港土地面積的四成。
空地當前，地產霸權虎視眈眈，要開發利用，興建所謂低密度豪宅，不惜摧毀香港僅有的生態，也要使山海林木的美景成為富豪囊中的私產。大浪西灣、南生圍、粉嶺北，以至其他郊野公園、農地及生態保育地的圈地行動，在在警惕香港的平民百姓，我們共享的自然資源將會受到無情的掠奪。大家若不勤加檢查，奮起抗爭，恐怕我們屈居斗室的代價不是保育青山綠水，而是使得郊野，成為低密度豪宅，我們辛辛苦苦為後代為眾生儲藏的穀糧，將成為富豪的一碟點心。
即使在農地興建豪宅，也因農地有天然水利灌溉而污染水土，用水泥河岸「殺死」河流。故此，吾人必須堅決反對在具有生態價值之郊區興建所謂低密度豪宅。
本土之外，別無故鄉。香港人的故鄉不在日本的北海道，不在台灣的台東，而是在香港本土。
香港是我們的故鄉，這裡有正義的人民，有清秀的山水，是中國最美麗的地方。
Vic：陳雲說得好。對我來說，在香港斗室蝸居，最大的補償與慰藉，就是到郊野呼吸清新一點的空氣，看山看海，暫時忘憂。
我們香港人寧願卑微地擁擠在高樓大廈，也要為萬物眾生和子孫後代留下寬敞的郊野公園。年初，我坐車經過東涌的公屋群，憶起裡面住的貧困親友，望向後面的大山，忽然心靈由衷感動起來。
香港人要重新尋回講述自己、珍惜自己的說話。
香港滿目的青山綠野，是我們用斗室蝸居的淒酸苦楚換來的。然而，這是值得的。大陸人南下香港旅遊，感動他們的，除了現代化設備和誠信服務之外，就是滿目的山野密林，滿耳的蟲鳴鳥聲，連沙田的火車站都偶然有蝴蝶飛過。
十個有十個我遇到的大陸學生，只要他們有心去感受，都會讚歎香港的自然保育成就。當然，此地的成就比起國際先進，可謂微不足道，但比起大陸，已是超前了。
香港的郊野公園是全民的無價寶物。得感謝英國殖民者，英國人是率先體會工業革命帶來的自然破壞的人，殖民官格外珍惜亞熱帶繁富的生態，幾條行山路徑都是港督喜歡的，也以他們命名：金督(金文泰)馳馬徑、麥理浩徑和衛奕信徑。二十四個郊野公園佔地超過四萬三千公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約為全港土地面積的四成。
空地當前，地產霸權虎視眈眈，要開發利用，興建所謂低密度豪宅，不惜摧毀香港僅有的生態，也要使山海林木的美景成為富豪囊中的私產。大浪西灣、南生圍、粉嶺北，以至其他郊野公園、農地及生態保育地的圈地行動，在在警惕香港的平民百姓，我們共享的自然資源將會受到無情的掠奪。大家若不勤加檢查，奮起抗爭，恐怕我們屈居斗室的代價不是保育青山綠水，而是使得郊野，成為低密度豪宅，我們辛辛苦苦為後代為眾生儲藏的穀糧，將成為富豪的一碟點心。
即使在農地興建豪宅，也因農地有天然水利灌溉而污染水土，用水泥河岸「殺死」河流。故此，吾人必須堅決反對在具有生態價值之郊區興建所謂低密度豪宅。
本土之外，別無故鄉。香港人的故鄉不在日本的北海道，不在台灣的台東，而是在香港本土。
香港是我們的故鄉，這裡有正義的人民，有清秀的山水，是中國最美麗的地方。
Vic：陳雲說得好。對我來說，在香港斗室蝸居，最大的補償與慰藉，就是到郊野呼吸清新一點的空氣，看山看海，暫時忘憂。
2010年12月13日 星期一
黃哲斌 - 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
Vic：本文出自黃哲斌先生的部落格，反對政府收買媒體，反對置入行銷的朋友，請加入連署。
--------------
是的，我借用了John Denver的經典老歌歌名，「Leaving on a Jet Plane」，我最近常哼唱這首歌。順帶一提，此曲於1966年發表時，原名為「Oh Babe I Hate To Go（喔，寶貝我不想走）」，好吧，兩者都能代表我的心境。
因為從昨天起，我離開了工作十六年又五個月的《中國時報》。
離開的原因很單純，不是跳槽、不是資遣，不是優離優退，而是「我再也無法說服自己，這是個值得託付的行業」。
說來矛盾，兩年前，我調回報社擔任調查採訪室記者，期間沾了一群優秀同事的光，陸續參與「我的小革命」、「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名人家族故事」、「不景氣不低頭」等系列報導，兩任總編輯給予極大的尊重與空間，一方面，這差事是值得賣命的、這報社是值得賣命的。
另一方面，我越來越難獨善其身、越來越難假裝沒看到，其他版面被「業配新聞」吞噬侵蝕的肥大事實，新聞變成論字計價的商品，價值低落的芭樂公關稿一篇篇送到編輯桌上，「這是業配，一個字都不能刪」。
然後，它們像是外星來的異形，盤據了正常新聞版面，記者努力採訪的稿件被擠壓、被丟棄。記者與主管被賦予業績壓力，不得不厚著面皮向採訪對象討預算、要業配，否則就是「不食人間煙火」、「不配合報社政策」。
一家親愛的報紙同業，甚至採取浮動薪資，廣告拉得多，業績達成率高，才能享受較好的待遇。另一家報紙主管開會時，公然指責不配合的女性同仁說，「大家都在賣屁股，你不要自命清高」。
於是，記者變成廣告業務員，公關公司與廣告主變成新聞撰稿人，政府與大企業的手，直接伸進編輯台指定內容，這是一場狂歡敗德的假面舞會；花錢買報紙的讀者，卻不知道自己買了一份超商DM與政府文宣。
所以我遞了辭呈，辭職理由填寫很翔實：「台灣報紙業配新聞領先國際潮流，自認觀念落伍告老還鄉」，我希望留下紀錄，或可作為一種溫柔的抗議，一種委婉的提醒。
在此同時，我必須聲明：
一、我抗議或提醒的對象，是整體報業環境。有些同業的賣相更凶狠、姿勢更難看；而且我必須說，《中國時報》待我不薄，我也付出自己最精華的青春歲 月，如今拍拍屁股，兩不賒欠。我衷心寄望這家六十歲的老報紙，除了錙銖計較下一季的財報，也能一如老闆蔡衍明的社慶宏願，「不僅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華人媒 體集團，更能成為最有影響力、最受尊敬的媒體集團」。
二、我無意指責或鄙視任何個人，報社裡有許多我尊敬的同儕，他們大多比我認真敬業、大多像我一樣痛苦無奈，然而這時節這景氣，誰沒有老母幼子要養？ 而且，我也曾是奉命行事的一份子，因此，我沒有權利批評任何人，但我必須一次又一次、反覆地說：業配新聞是欺瞞讀者的，違反專業倫理的，破壞社會信賴的怪 物。
三、先講好，我的人品一點都不高尚，我貪財、好色、嗜酒、物質欲望強、騎50cc機車偶爾會超速、曾有刷爆信用卡的紀錄。但至少，我知道，這一行有些不該跨越、不該碰觸的紅線，越過此線，左邊是山岩峭壁，右邊是斷崖狂濤，毫無閃躲會車的僥倖空間。
舉幾個例，當我跑社會新聞時，不只一位朋友找我「開店插乾股」，電玩店、理容院，他們只要我的記者名銜，我一毛錢都不必出，就能坐領乾薪，但是，我回絕了；
還有一位三溫暖大亨，打電話希望當我的「麻吉鬥陣」，我自己開條件，只要我不再寫他的三溫暖有公共安全疑慮、不再寫他因色情按摩被警察抄店，可是，我也拒絕了；
或是澳門賭場業者曾號召一個「記者砲兵團」，邀請社會記者去澳門旅遊，包吃包喝包住包女人，只要寫篇豪華賭場見聞即可，我還是咬著牙拒絕了，一位相熟的同業，三天兩夜帶了一打保險套。
各位，請再讀我的唇：我的人格並不清高，我也不是吃齋念佛，難道我不想點頭如搗蒜說「好好好好好」？我當然想，想得要命；只不過，我更相信，「人生總有非賣品」，並非世間萬物身上，都有一個標價牌。
例如，讀者的信任；例如，專業判斷與良知；例如，自己的人格與報社的信譽；例如，寫或不寫的自由權利。
業配新聞破壞了這一切，奪走了這一切，它以每字一、兩百元的代價，將新聞變成廉售的開架商品、「整合行銷」名目下的一項配件、政府標案的簡報甜蜜點。抗拒業配的主管或記者，反而變成害群之馬，變成昧於現實的唱高調者，變成觀念落伍的侏儸紀恐龍。
所以，我承認自己老了，笨了，落伍了，半年前，我就決定離開新聞圈，從此投入三件事：
一、我將進行一項長期的採訪報導與評論，揭露置入行銷如何影響新聞自由、政府與企業如何藉由預算控制媒體內容，我的部落格也無限期改名為《【圖解】第一次買新聞就上手》，算是我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也是送給我曾摯愛的、餵養我十數年的新聞報業的臨別贈禮；
二、我將發動一項連署串連，反對各級政府花費公帑置入行銷。在各種業配新聞中，公部門以納稅人的辛苦錢收買媒體，最是可議，我常說，「政府左手伸進我們的口袋，拿錢賄賂媒體，然後將右手伸進我們的腦袋」，花博、ECFA、國光石化…政府不努力為政策辯護、不努力作民間溝通，現在連文宣廣告都懶得做，直接砸錢買新聞，這是一種最最混蛋加三級的媒體控制。
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反對這種「掏口袋、騙腦袋」的雙重剝削，更何況，現任總統當選後，曾向記協、媒改團體簽署一份「反政治性置入性行銷」的承諾書（點此放大），我們只是喚醒他的記憶而已（按此連署，部落格左列也有連結）。
這項連署的訴求對象，當然包括朝野政黨。民進黨執政時，以置入行銷控制媒體的紀錄也很抱歉；早在七年前，游錫堃擔任行政院長，就打算統一發包買媒體，我當時發表一篇「游院長，為何『置入』錯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溫故知新。
三、凡是任何機關、團體、學校、機構對此議題有興趣，只要人數超過三十人，歡迎寫信到news.onsale@gmail.com，或在部落格左上角留言板以「私人留言」邀請，我都願意無條件演講分享，我一概婉拒演講費、車馬交通費，也請勿準備排骨便當、雞腿飯或西點小餐盒，開水我會自己帶。
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我願意與任何人交流溝通「媒體置入行銷」議題，特別歡迎各級政府新聞聯絡單位、企業公關部門、廣告公關公司或媒體採購人員、媒體經管階層或業務部門，以上不受人數限制，蔡老闆、王老闆或其他老闆尤其歡迎（大笑）。
最後，這裡從一個貼貼小孩照片、聊聊喝酒讀書、發發中年牢騷的部落格，被迫轉型為一個機機歪歪的議題部落格，實非得已，還望黃大寶、黃二寶的粉絲別打我。
我最近重讀五年前，前輩記者林照真在《天下》的深度報導：「誰在收買媒體？」，感觸益發深刻；五年來，台灣媒體的怪狀不但沒變少，而且業配手段越發「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沒筆誤），從業者的痛苦掙扎尤甚於前。
幾年前，我仍任職於中時電子報，當時目睹業配新聞「和平崛起」，廣告主試圖介入新聞產製流程、試圖讓記者與編輯成為企業公關部門的附庸。然而，編輯 部至少還肩負守土之責，換句話說，「吵完一架大多還挺得住」；而今，零星戰役早已結束，專業倫理的防線一路潰退，除非你抱定「不幹最大」的決心，否則只能 眼看新聞版面逐步被廣告侵蝕、瓜分，更可怖的是，你無法望見未來的底線。
這故事一言難盡，我們就從明天開始。
【註】此文歡迎助印轉寄，不提作者或出處網址都行，只要附上文中連結即可，無論你要按一個讚，或按一個幹，我都沒意見。
我相信，以中時的言論自由風氣，這篇溫柔提醒不會招致任何形式的文字獄；萬一，我的部落格莫名其妙被「河蟹」了，被「網路長城」了，我希望中時當局給我一個合理說法，否則我會嚴正抗議「馬英九還我牛」。同時在另一個部落格裡，我會持續書寫，不會就此閉嘴。
--------------
是的，我借用了John Denver的經典老歌歌名，「Leaving on a Jet Plane」，我最近常哼唱這首歌。順帶一提，此曲於1966年發表時，原名為「Oh Babe I Hate To Go（喔，寶貝我不想走）」，好吧，兩者都能代表我的心境。
因為從昨天起，我離開了工作十六年又五個月的《中國時報》。
離開的原因很單純，不是跳槽、不是資遣，不是優離優退，而是「我再也無法說服自己，這是個值得託付的行業」。
說來矛盾，兩年前，我調回報社擔任調查採訪室記者，期間沾了一群優秀同事的光，陸續參與「我的小革命」、「民國九九，台灣久久」、「名人家族故事」、「不景氣不低頭」等系列報導，兩任總編輯給予極大的尊重與空間，一方面，這差事是值得賣命的、這報社是值得賣命的。
另一方面，我越來越難獨善其身、越來越難假裝沒看到，其他版面被「業配新聞」吞噬侵蝕的肥大事實，新聞變成論字計價的商品，價值低落的芭樂公關稿一篇篇送到編輯桌上，「這是業配，一個字都不能刪」。
然後，它們像是外星來的異形，盤據了正常新聞版面，記者努力採訪的稿件被擠壓、被丟棄。記者與主管被賦予業績壓力，不得不厚著面皮向採訪對象討預算、要業配，否則就是「不食人間煙火」、「不配合報社政策」。
一家親愛的報紙同業，甚至採取浮動薪資，廣告拉得多，業績達成率高，才能享受較好的待遇。另一家報紙主管開會時，公然指責不配合的女性同仁說，「大家都在賣屁股，你不要自命清高」。
於是，記者變成廣告業務員，公關公司與廣告主變成新聞撰稿人，政府與大企業的手，直接伸進編輯台指定內容，這是一場狂歡敗德的假面舞會；花錢買報紙的讀者，卻不知道自己買了一份超商DM與政府文宣。
所以我遞了辭呈，辭職理由填寫很翔實：「台灣報紙業配新聞領先國際潮流，自認觀念落伍告老還鄉」，我希望留下紀錄，或可作為一種溫柔的抗議，一種委婉的提醒。
在此同時，我必須聲明：
一、我抗議或提醒的對象，是整體報業環境。有些同業的賣相更凶狠、姿勢更難看；而且我必須說，《中國時報》待我不薄，我也付出自己最精華的青春歲 月，如今拍拍屁股，兩不賒欠。我衷心寄望這家六十歲的老報紙，除了錙銖計較下一季的財報，也能一如老闆蔡衍明的社慶宏願，「不僅成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華人媒 體集團，更能成為最有影響力、最受尊敬的媒體集團」。
二、我無意指責或鄙視任何個人，報社裡有許多我尊敬的同儕，他們大多比我認真敬業、大多像我一樣痛苦無奈，然而這時節這景氣，誰沒有老母幼子要養？ 而且，我也曾是奉命行事的一份子，因此，我沒有權利批評任何人，但我必須一次又一次、反覆地說：業配新聞是欺瞞讀者的，違反專業倫理的，破壞社會信賴的怪 物。
三、先講好，我的人品一點都不高尚，我貪財、好色、嗜酒、物質欲望強、騎50cc機車偶爾會超速、曾有刷爆信用卡的紀錄。但至少，我知道，這一行有些不該跨越、不該碰觸的紅線，越過此線，左邊是山岩峭壁，右邊是斷崖狂濤，毫無閃躲會車的僥倖空間。
舉幾個例，當我跑社會新聞時，不只一位朋友找我「開店插乾股」，電玩店、理容院，他們只要我的記者名銜，我一毛錢都不必出，就能坐領乾薪，但是，我回絕了；
還有一位三溫暖大亨，打電話希望當我的「麻吉鬥陣」，我自己開條件，只要我不再寫他的三溫暖有公共安全疑慮、不再寫他因色情按摩被警察抄店，可是，我也拒絕了；
或是澳門賭場業者曾號召一個「記者砲兵團」，邀請社會記者去澳門旅遊，包吃包喝包住包女人，只要寫篇豪華賭場見聞即可，我還是咬著牙拒絕了，一位相熟的同業，三天兩夜帶了一打保險套。
各位，請再讀我的唇：我的人格並不清高，我也不是吃齋念佛，難道我不想點頭如搗蒜說「好好好好好」？我當然想，想得要命；只不過，我更相信，「人生總有非賣品」，並非世間萬物身上，都有一個標價牌。
例如，讀者的信任；例如，專業判斷與良知；例如，自己的人格與報社的信譽；例如，寫或不寫的自由權利。
業配新聞破壞了這一切，奪走了這一切，它以每字一、兩百元的代價，將新聞變成廉售的開架商品、「整合行銷」名目下的一項配件、政府標案的簡報甜蜜點。抗拒業配的主管或記者，反而變成害群之馬，變成昧於現實的唱高調者，變成觀念落伍的侏儸紀恐龍。
所以，我承認自己老了，笨了，落伍了，半年前，我就決定離開新聞圈，從此投入三件事：
一、我將進行一項長期的採訪報導與評論，揭露置入行銷如何影響新聞自由、政府與企業如何藉由預算控制媒體內容，我的部落格也無限期改名為《【圖解】第一次買新聞就上手》，算是我送給自己的畢業禮物，也是送給我曾摯愛的、餵養我十數年的新聞報業的臨別贈禮；
二、我將發動一項連署串連，反對各級政府花費公帑置入行銷。在各種業配新聞中，公部門以納稅人的辛苦錢收買媒體，最是可議，我常說，「政府左手伸進我們的口袋，拿錢賄賂媒體，然後將右手伸進我們的腦袋」，花博、ECFA、國光石化…政府不努力為政策辯護、不努力作民間溝通，現在連文宣廣告都懶得做，直接砸錢買新聞，這是一種最最混蛋加三級的媒體控制。
所以，我的第一步就是反對這種「掏口袋、騙腦袋」的雙重剝削，更何況，現任總統當選後，曾向記協、媒改團體簽署一份「反政治性置入性行銷」的承諾書（點此放大），我們只是喚醒他的記憶而已（按此連署，部落格左列也有連結）。
這項連署的訴求對象，當然包括朝野政黨。民進黨執政時，以置入行銷控制媒體的紀錄也很抱歉；早在七年前，游錫堃擔任行政院長，就打算統一發包買媒體，我當時發表一篇「游院長，為何『置入』錯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溫故知新。
三、凡是任何機關、團體、學校、機構對此議題有興趣，只要人數超過三十人，歡迎寫信到news.onsale@gmail.com，或在部落格左上角留言板以「私人留言」邀請，我都願意無條件演講分享，我一概婉拒演講費、車馬交通費，也請勿準備排骨便當、雞腿飯或西點小餐盒，開水我會自己帶。
在我的能力範圍內，我願意與任何人交流溝通「媒體置入行銷」議題，特別歡迎各級政府新聞聯絡單位、企業公關部門、廣告公關公司或媒體採購人員、媒體經管階層或業務部門，以上不受人數限制，蔡老闆、王老闆或其他老闆尤其歡迎（大笑）。
最後，這裡從一個貼貼小孩照片、聊聊喝酒讀書、發發中年牢騷的部落格，被迫轉型為一個機機歪歪的議題部落格，實非得已，還望黃大寶、黃二寶的粉絲別打我。
我最近重讀五年前，前輩記者林照真在《天下》的深度報導：「誰在收買媒體？」，感觸益發深刻；五年來，台灣媒體的怪狀不但沒變少，而且業配手段越發「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沒筆誤），從業者的痛苦掙扎尤甚於前。
幾年前，我仍任職於中時電子報，當時目睹業配新聞「和平崛起」，廣告主試圖介入新聞產製流程、試圖讓記者與編輯成為企業公關部門的附庸。然而，編輯 部至少還肩負守土之責，換句話說，「吵完一架大多還挺得住」；而今，零星戰役早已結束，專業倫理的防線一路潰退，除非你抱定「不幹最大」的決心，否則只能 眼看新聞版面逐步被廣告侵蝕、瓜分，更可怖的是，你無法望見未來的底線。
這故事一言難盡，我們就從明天開始。
【註】此文歡迎助印轉寄，不提作者或出處網址都行，只要附上文中連結即可，無論你要按一個讚，或按一個幹，我都沒意見。
我相信，以中時的言論自由風氣，這篇溫柔提醒不會招致任何形式的文字獄；萬一，我的部落格莫名其妙被「河蟹」了，被「網路長城」了，我希望中時當局給我一個合理說法，否則我會嚴正抗議「馬英九還我牛」。同時在另一個部落格裡，我會持續書寫，不會就此閉嘴。
田習如 - 你看的是新聞？還是廣告？
政府帶頭買新聞，花的都是你我納稅錢！
日期：2010-11-24 作者：田習如 出處：財訊 360 期
Vic：這是一篇難得的好報導，向本文作者田習如及《財訊》的編輯致敬。
-------------
雖然馬英九在當選總統之初，曾簽字承諾不讓政府預算用於政治性置入行銷；雖然新聞學者出身的執政黨祕書長金溥聰，對置入行銷也期期以為不可；但是監察委員吳豐山日前發布的調查報告卻顯示，馬政府上台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置入行銷變本加厲，連中國政府都來參一腳！
現象一：近來部分電視台下午冷門時段的談話節目，出現了一些生面孔來賓，有的口才不佳，多半靜靜坐在一旁。他們是五都市議員候選人。電視台主管透露，相對於「名嘴」每集可得數千元車馬費，這些生嫩候選人則是付費在鏡頭前卡位，只求曝光打知名度，行情約是一集十萬元。
假報導、真文宣
商業到政治 橫跨各版面
現象二：勞保六十周年成果佳、北市府「路平專案」績效讚、交通部觀光局「台灣自行車節」好熱鬧……近來報紙、電視新聞上的這些「專題報導」，原來是勞委會花了五八六萬、北市府花一六八萬、觀光局花一三六萬元公帑而來的「媒體報導採購案」。
現象三：九月間《中國時報》一整版的「西安市專輯」，標題「科技實力超強 經貿『錢』力無窮」等篇，以及八月《聯合報》整版「湖南省系列報導」，標題「八大精品旅遊路線……」等篇，遭監察委員吳豐山調查指出，這些配合中國各省市政府高層來台參訪時機所出現的報導，實為台灣媒體向中國官方收費的置入式行銷。
前述現象顯示，政治性置入行銷才在台灣發展不到十年，卻已經頻出「新招」，還挑戰了《選罷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於競選宣傳和中資廣告的限制，主管機關難道「有法不管」？
先從置入行銷在台灣的蓬勃發展談起。所謂「置入」就是把宣傳目的融入媒體內容，精髓就是要讓民眾誤以為看到的廣告宣傳是「新聞報導」。這種作法在商業廣告上老早就風行海內外，國際上主要是置入於戲劇節目、電影，較少在新聞中置入。
台灣從商業性跨到政治性置入行銷，甚至由政府編列預算大做「假報導、真文宣」，則是不到十年的事情，而且幾乎僅見於台灣。正在進行置入行銷系列研究案的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即表示，從未聽聞其他國家有以政府預算進行媒體置入的案例，連國際新聞自由觀察機構的人員也對台灣現象嘖嘖稱奇，他們頂多聽到俄羅斯官員或商界收買個別記者，「從來沒有像台灣這樣，由政府買掉自己國家的新聞自由，還讓別的政府（中共）也來買自己國家媒體的新聞自由！」
張錦華指出，置入行銷對媒體而言是專業崩潰；對政府而言，用納稅人的錢來買媒體宣傳政績、為首長歌功頌德，則是行政倫理的破壞，兩者都威脅民主的發展。
專業崩潰、尊嚴掃地讀者分不清
一般人認識「置入行銷」一詞，多半始於二○○三年民進黨政府的新聞局長葉國興，提出由中央信託局統一招標高達十一億元、整合各部會的行政宣導置入媒體案。學者觀察，扁政府當年為扳回低落局勢而想對媒體砸錢宣傳，引來國民黨、輿論、反對媒體大力抨擊；但時移勢異，國民黨重奪政權後，同樣也在馬英九民調支持度大滑之下，開始了鋪天蓋地的撒錢置入媒體行動。
諷刺的是，親藍的《聯合報》當年對扁政府置入行銷批判最力，如今聯合報系已成馬政府置入行銷政策主要受惠對象，於是換上親綠的《自由時報》對此大加撻伐。
政治性置入行銷的模式，近年不斷「精進」，最盛行的是打上「專輯」、「專題」名稱的全版報導式置入，例如民進黨大高雄市長初選的「秋菊之爭」期間，四月底高雄縣政府就花九十五萬元買下《中國時報》一個全版的「縣政成果專題報導」。更驚人的是○八年底，時任閣揆劉兆玄有次連續接受《中時》、《聯合》、《工商》、《經濟》四家報紙「專訪」，竟是新聞局花錢買的置入行銷報導，當時四家報紙的處理方式，有的不具名，有的僅由總編輯掛名，新聞同業一望便知有異，但一般讀者自然無法分辨。
如今，由跑線記者直接具名、完全融入一般新聞版面、連內行人都不一定分得清的置入行銷，已被部分報紙接受。某報主管透露，這種「完全置入」的行情是一字一百多元，若要搭配照片，一張三萬多元，因此一則一千多字的「新聞」，十幾萬元就買得到了。
本刊統計今年直至十一月十九日的政府採購決標公告中，案名直接冠以購買媒體「新聞專題」或「專題報導」的共有三十三件、四三八五萬元，若加上叫作「專題企畫」或「專題行銷」的媒體購買案則共達八千六百萬元，這還不包括政府機關以「整合行銷」等其他名目，或以非公開招標方式可能涵蓋的媒體置入行銷。甚至，在招標名稱上即大剌剌寫著「置入」的，例如六月台灣菸酒公司委託聯合報系「公關置入」案，十一月《中國時報》標得高雄市府環保局「置入行銷案」等。
中央部會對一般性政策的置入，例如勞委會、司法院年度宣傳預算，大多讓國內四大綜合報紙統統有份，但地方政府的藍綠之分就頗明顯。例如《聯合報》是台北市政府的最愛，從花博、路平專案到「台北好好看」都有專題報導採購案可拿；綠色執政的高雄市、台南縣政府則由三立、民視兩家偏綠電視台得標較多。
花錢如水、人民淌血
一路買到底
至於這些採購案的內容，恐怕多會讓納稅人看得心裡淌血，例如馬總統「向人民報告」記者會，要花錢買時段播精華版；桃園縣人口破二百萬，本來就是新聞了，還要花錢置入媒體做報導；甚至還有標案指名置入某電視台一個帶狀的調查報導式節目，變成其中的一節單元。
事實上，不分置入與否，政府已成台灣媒體僅次於建築業的最大廣告主。根據尼爾森調查公司（AC Nielsen）統計，○九年建築業總廣告量約四十八億元，比○八年衰退，政府的廣告量則近十七億元，比起○八年逆勢成長二成多。
本刊根據公開資料，統計一至十一月主要媒體以自己公司名義拿到的政府宣傳標案（含一般廣告、置入行銷及座談會等），大贏家依序為電視台的民視、東森、三立；報紙的《聯合》、《中時》、《自由》（詳附表）。這還不含聯合報系標得花博門票、紀念品販售等新聞「業外收入」。
《聯合報》業務主管透露，該報每月約一億多元的廣告收入中，屬於「業務配合」（置入行銷的另一說法，簡稱業配）的比重約三成，甚至由編輯部自己找來的業配案每月也有一、二千萬元。每次績效報告會議，業務主管都不忘「謝謝編輯部的配合」。《中國時報》業務主管也不諱言，若是記者拉來的置入行銷案，有抽成五％（如總編輯等主管抽成比率更高）的制度。
提供記者業績誘因，簡直讓新聞行業尊嚴掃地，兩大報雖不乏對置入行銷抗拒的記者和編輯主管，但仍不足以扭轉大環境，只能在置入的程度、個案敏感性當中爭取空間。電視新聞亦然，某新聞台主管坦承，業務部門交來的置入案件新聞部都會配合，只是在每節新聞內的則數不能太超過，否則這些宣傳報導會影響收視率，他也感嘆「置入行銷裡面其實有不少『好新聞』，例如農委會置入的小農故事，有些真的很好看，但是沒有重口味、刺激性，若不是出錢買時段，電視台自己也不會去做這些新聞。」
他律自律難求
國外嚴管、國內無法管？
雖然有人主張置入的報導不見得比媒體自己追逐羶色腥新聞差，不過無論如何，未標明的置入都是對讀者與聽眾的欺騙。美國ＦＣＣ（聯邦傳播委員會）規定置入行銷必須充分揭露贊助廠商資訊；而美國政府要在媒體花錢宣傳，必須先符合國會的撥款條件，隱藏出資者的置入不可能過關。歐盟和英國也都嚴格禁止政府花錢置入媒體、新聞接受贊助。
立法院法制局曾針對置入行銷提出專題報告，主張在我國《政府採購法》中增列禁止用公家預算做置入行銷的規定。而ＮＣＣ（通傳會）對於商品、商標置入電視節目管很大，但對於政府部門隱藏的置入式報導卻束手無策，最近已討論要修改《廣電法》，規範兒童及新聞節目不可置入，並納入類似美國的揭露原則，但又打算允許「新聞專題」被置入，預料將在學界引起爭議。
如果立法讓人難以期待，寄望媒體自律又不切實際，那麼能否發揮市場消費者的懲罰力量？前提在於，讀者、觀眾是否知道，你看到的究竟是新聞還是廣告？
日期：2010-11-24 作者：田習如 出處：財訊 360 期
Vic：這是一篇難得的好報導，向本文作者田習如及《財訊》的編輯致敬。
-------------
雖然馬英九在當選總統之初，曾簽字承諾不讓政府預算用於政治性置入行銷；雖然新聞學者出身的執政黨祕書長金溥聰，對置入行銷也期期以為不可；但是監察委員吳豐山日前發布的調查報告卻顯示，馬政府上台以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置入行銷變本加厲，連中國政府都來參一腳！
現象一：近來部分電視台下午冷門時段的談話節目，出現了一些生面孔來賓，有的口才不佳，多半靜靜坐在一旁。他們是五都市議員候選人。電視台主管透露，相對於「名嘴」每集可得數千元車馬費，這些生嫩候選人則是付費在鏡頭前卡位，只求曝光打知名度，行情約是一集十萬元。
假報導、真文宣
商業到政治 橫跨各版面
現象二：勞保六十周年成果佳、北市府「路平專案」績效讚、交通部觀光局「台灣自行車節」好熱鬧……近來報紙、電視新聞上的這些「專題報導」，原來是勞委會花了五八六萬、北市府花一六八萬、觀光局花一三六萬元公帑而來的「媒體報導採購案」。
現象三：九月間《中國時報》一整版的「西安市專輯」，標題「科技實力超強 經貿『錢』力無窮」等篇，以及八月《聯合報》整版「湖南省系列報導」，標題「八大精品旅遊路線……」等篇，遭監察委員吳豐山調查指出，這些配合中國各省市政府高層來台參訪時機所出現的報導，實為台灣媒體向中國官方收費的置入式行銷。
前述現象顯示，政治性置入行銷才在台灣發展不到十年，卻已經頻出「新招」，還挑戰了《選罷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對於競選宣傳和中資廣告的限制，主管機關難道「有法不管」？
先從置入行銷在台灣的蓬勃發展談起。所謂「置入」就是把宣傳目的融入媒體內容，精髓就是要讓民眾誤以為看到的廣告宣傳是「新聞報導」。這種作法在商業廣告上老早就風行海內外，國際上主要是置入於戲劇節目、電影，較少在新聞中置入。
台灣從商業性跨到政治性置入行銷，甚至由政府編列預算大做「假報導、真文宣」，則是不到十年的事情，而且幾乎僅見於台灣。正在進行置入行銷系列研究案的台大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即表示，從未聽聞其他國家有以政府預算進行媒體置入的案例，連國際新聞自由觀察機構的人員也對台灣現象嘖嘖稱奇，他們頂多聽到俄羅斯官員或商界收買個別記者，「從來沒有像台灣這樣，由政府買掉自己國家的新聞自由，還讓別的政府（中共）也來買自己國家媒體的新聞自由！」
張錦華指出，置入行銷對媒體而言是專業崩潰；對政府而言，用納稅人的錢來買媒體宣傳政績、為首長歌功頌德，則是行政倫理的破壞，兩者都威脅民主的發展。
專業崩潰、尊嚴掃地讀者分不清
一般人認識「置入行銷」一詞，多半始於二○○三年民進黨政府的新聞局長葉國興，提出由中央信託局統一招標高達十一億元、整合各部會的行政宣導置入媒體案。學者觀察，扁政府當年為扳回低落局勢而想對媒體砸錢宣傳，引來國民黨、輿論、反對媒體大力抨擊；但時移勢異，國民黨重奪政權後，同樣也在馬英九民調支持度大滑之下，開始了鋪天蓋地的撒錢置入媒體行動。
諷刺的是，親藍的《聯合報》當年對扁政府置入行銷批判最力，如今聯合報系已成馬政府置入行銷政策主要受惠對象，於是換上親綠的《自由時報》對此大加撻伐。
政治性置入行銷的模式，近年不斷「精進」，最盛行的是打上「專輯」、「專題」名稱的全版報導式置入，例如民進黨大高雄市長初選的「秋菊之爭」期間，四月底高雄縣政府就花九十五萬元買下《中國時報》一個全版的「縣政成果專題報導」。更驚人的是○八年底，時任閣揆劉兆玄有次連續接受《中時》、《聯合》、《工商》、《經濟》四家報紙「專訪」，竟是新聞局花錢買的置入行銷報導，當時四家報紙的處理方式，有的不具名，有的僅由總編輯掛名，新聞同業一望便知有異，但一般讀者自然無法分辨。
如今，由跑線記者直接具名、完全融入一般新聞版面、連內行人都不一定分得清的置入行銷，已被部分報紙接受。某報主管透露，這種「完全置入」的行情是一字一百多元，若要搭配照片，一張三萬多元，因此一則一千多字的「新聞」，十幾萬元就買得到了。
本刊統計今年直至十一月十九日的政府採購決標公告中，案名直接冠以購買媒體「新聞專題」或「專題報導」的共有三十三件、四三八五萬元，若加上叫作「專題企畫」或「專題行銷」的媒體購買案則共達八千六百萬元，這還不包括政府機關以「整合行銷」等其他名目，或以非公開招標方式可能涵蓋的媒體置入行銷。甚至，在招標名稱上即大剌剌寫著「置入」的，例如六月台灣菸酒公司委託聯合報系「公關置入」案，十一月《中國時報》標得高雄市府環保局「置入行銷案」等。
中央部會對一般性政策的置入，例如勞委會、司法院年度宣傳預算，大多讓國內四大綜合報紙統統有份，但地方政府的藍綠之分就頗明顯。例如《聯合報》是台北市政府的最愛，從花博、路平專案到「台北好好看」都有專題報導採購案可拿；綠色執政的高雄市、台南縣政府則由三立、民視兩家偏綠電視台得標較多。
花錢如水、人民淌血
一路買到底
至於這些採購案的內容，恐怕多會讓納稅人看得心裡淌血，例如馬總統「向人民報告」記者會，要花錢買時段播精華版；桃園縣人口破二百萬，本來就是新聞了，還要花錢置入媒體做報導；甚至還有標案指名置入某電視台一個帶狀的調查報導式節目，變成其中的一節單元。
事實上，不分置入與否，政府已成台灣媒體僅次於建築業的最大廣告主。根據尼爾森調查公司（AC Nielsen）統計，○九年建築業總廣告量約四十八億元，比○八年衰退，政府的廣告量則近十七億元，比起○八年逆勢成長二成多。
本刊根據公開資料，統計一至十一月主要媒體以自己公司名義拿到的政府宣傳標案（含一般廣告、置入行銷及座談會等），大贏家依序為電視台的民視、東森、三立；報紙的《聯合》、《中時》、《自由》（詳附表）。這還不含聯合報系標得花博門票、紀念品販售等新聞「業外收入」。
《聯合報》業務主管透露，該報每月約一億多元的廣告收入中，屬於「業務配合」（置入行銷的另一說法，簡稱業配）的比重約三成，甚至由編輯部自己找來的業配案每月也有一、二千萬元。每次績效報告會議，業務主管都不忘「謝謝編輯部的配合」。《中國時報》業務主管也不諱言，若是記者拉來的置入行銷案，有抽成五％（如總編輯等主管抽成比率更高）的制度。
提供記者業績誘因，簡直讓新聞行業尊嚴掃地，兩大報雖不乏對置入行銷抗拒的記者和編輯主管，但仍不足以扭轉大環境，只能在置入的程度、個案敏感性當中爭取空間。電視新聞亦然，某新聞台主管坦承，業務部門交來的置入案件新聞部都會配合，只是在每節新聞內的則數不能太超過，否則這些宣傳報導會影響收視率，他也感嘆「置入行銷裡面其實有不少『好新聞』，例如農委會置入的小農故事，有些真的很好看，但是沒有重口味、刺激性，若不是出錢買時段，電視台自己也不會去做這些新聞。」
他律自律難求
國外嚴管、國內無法管？
雖然有人主張置入的報導不見得比媒體自己追逐羶色腥新聞差，不過無論如何，未標明的置入都是對讀者與聽眾的欺騙。美國ＦＣＣ（聯邦傳播委員會）規定置入行銷必須充分揭露贊助廠商資訊；而美國政府要在媒體花錢宣傳，必須先符合國會的撥款條件，隱藏出資者的置入不可能過關。歐盟和英國也都嚴格禁止政府花錢置入媒體、新聞接受贊助。
立法院法制局曾針對置入行銷提出專題報告，主張在我國《政府採購法》中增列禁止用公家預算做置入行銷的規定。而ＮＣＣ（通傳會）對於商品、商標置入電視節目管很大，但對於政府部門隱藏的置入式報導卻束手無策，最近已討論要修改《廣電法》，規範兒童及新聞節目不可置入，並納入類似美國的揭露原則，但又打算允許「新聞專題」被置入，預料將在學界引起爭議。
如果立法讓人難以期待，寄望媒體自律又不切實際，那麼能否發揮市場消費者的懲罰力量？前提在於，讀者、觀眾是否知道，你看到的究竟是新聞還是廣告？
2010年12月12日 星期日
陳雲 - 宋朝文治與中國憲政——讀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
2010年12月12日
【明報專訊】香港俗人喜歡趕風潮。本年十一月，動畫版的《清明上河圖》在機場博覽館展覽了三個星期，觀眾接近一百萬人。張擇端的民俗風情畫，忽然成了中國最高的藝術精品，定名為「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風俗畫的境界不高，然而論到景物的佈局和定位，《清明上河圖》也有精巧之處。宋朝的畫師將景物定格，在畫卷上羅列，達致視野流轉和視覺均衡，然而這些卻被動畫版取消了。人物從關口行到城內，後面的空間卻無事物補充，形成難堪的空白或凌亂。
宋朝勝於唐朝
假若真的要動畫化，必須將跨媒體的呈現形式重新思考，將動態的景物重新佈局，這需要的不是一隊動畫製作人員，而是十幾個張擇端。在當今大陸，即使是出一個風俗畫師，也是不可能的事。《清明上河圖》的動畫版也不是戲擬（parody），戲擬是有幽默感和諷刺意義的——例如在城內加幾家現代超市和地產經紀行，動畫版只是burlesque，惹笑的滑稽表演而已。宋朝的精緻風情畫，在今日變成滑稽表演，是中國文明的悲歌。
文化品味是政治開門〔Vic：開放？〕、經濟繁榮、思想自由和道德氣節支撐起來的。文化品味是判斷一個朝代是否盛世的最高標準。中國文明的頂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史學家陳寅恪如此判斷。唐朝承六朝之亂，仍是中國文明的中興期，不是全盛期。盛唐有科舉，但門閥、世族和武將藩鎮仍在，典章制度仍不穩固，文治武功只是曇花一現，頃刻之間，便是藩鎮混亂和朝臣與外戚傾軋。初唐仍有些名臣，往後的士人很多是追逐私利的。宋朝雖然武功積弱，但士人之氣自始至終都是旺盛的，即使蒙古蠻夷滅宋之時，丞相文天祥寧死不降，陸秀夫背負宋帝在崖山投海自盡，隨宋帝跳海自殺、不受蒙古屈辱的軍民，有十萬之數，令蒙古大軍肅然起敬。蕭建生的《中國文明的反思》，記述了這一幕。明朝出了許多吳三桂，宋朝卻是個沒有漢奸的朝代。
共和政治的萌芽
蕭書的第五章，「古代中國文明的頂峰——宋朝文明的偉大與消亡」，值得細讀。
我們認識的宋朝，是《七俠五義》、《包公案》裏包公不畏強權、高舉正義的宋仁宗盛世，也有《水滸傳》描寫的宋徽宗的衰世。然而，由於《水滸傳》流行，宋徽宗的衰世便成了宋朝的共同記憶。然而，包公的宋朝盛世，足可稱道。宋太祖奪了後周柴氏的天下，立了誓約，後代登位之時，必須到此誓碑背誦其內容﹕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而且「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即使是單方面的誓約，也約束了皇權。宋朝以文官治國，皇帝不得私自下旨，詔令必須得到宰相副署，宰相甚至可以過問帝王家事。宋太祖建德二年，恰遇三位宰相相繼退休，趙匡胤想委任趙普為相，但無現任宰相副署，只好召開會議處理。朝臣建議效法唐代甘露事變之後宰相去世而必須臨時委任宰相的案例，由宰相之下的尚書副署，以便委任宰相。太祖認為不可。再次會議之後，決定用開封府尹副署，即是類似用首都市長副署的方法，解決此行政危機。蕭建生認為，宋朝中國已有了的共和政治的初階。
宋朝開始燒煤及以煤煉鐵，鼓勵商業，以營利稅收充實政費，因此可以增加進士的名額，官俸也極高，寒門子弟如歐陽修、范仲淹出士，生活富裕，可以人格獨立，不像唐朝的卑微，必須投靠世族。北宋的皇帝仁厚，官員上書論政或彈劾朝臣，從未受罰。士人互相砥礪氣節，即使結黨而爭，也是為了政策意見和天下利益而爭，並非為了私人利益，王安石、蘇東坡和司馬光之間黨爭，並不影響官員之間的君子情誼，落台者頂多是貶官和流放，不會遭受迫害。唐代的牛李黨爭，比諸宋朝，不可同日而語。
唐宋八大家之中，宋人佔了六位；四大發明之中，有三項出自宋朝。然而，宋朝的文治、仁政和黨派共和並不牢固，皇室的私自誓約也不及英國同期的《大憲章》一般，有約束力。《大憲章》是貴族與皇帝之間的盟約，約束君權，是近代憲政的開端。
長期抗衡，催生憲政
蕭建生在書首高舉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以此來衡量中國文明，是無謂之舉。他寫宋朝的帝王誓約與英國的《大憲章》的比較，反而要着力一些。以我的讀史經驗而言，中國的大問題，在於憲政無從建立，大一統來得太急躁，摧毁了多元抗衡的力量。唐朝的盛世，是由於有漢末魏晉及南北朝的長期分裂所形成的地方藩鎮及京城世族的制衡，使得皇權受到約束，人才可以多出。宋朝的盛世也是承接五代十國的長期分裂而形成的多元制衡。然而，此種制衡由於缺乏憲政的保障，大一統之後，即使帝王自我約束權力，世族也慢慢被皇權吸納，經歷五六位帝王之後，便落入頑愚帝王和腐敗朝臣之手——例如宋徽宗及童貫、蔡京一類的朝臣。
近代中國之大患，也是滿清覆亡之後，分裂的時間太短，地方自治、軍閥割據和南北對峙的局面由於日本侵華、蘇聯干預而過早結束，不能形成長期的多元勢力抗衡，無法立下盟約以互相約束權力，從而開啟憲政。清亡之後，過早來臨的大一統，不論是統一於皇權或革命黨，於憲政之建設，大大不利。故此，觀察近年大陸地方勢力因爭奪利益而彼此對立，甚至有時抗拒北京政令，即使是混亂而失序，反而是憲政誕生的契機。不是撥亂反正，而是歸亂而入正，此等黃老政術，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的了。
【明報專訊】香港俗人喜歡趕風潮。本年十一月，動畫版的《清明上河圖》在機場博覽館展覽了三個星期，觀眾接近一百萬人。張擇端的民俗風情畫，忽然成了中國最高的藝術精品，定名為「智慧的長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風俗畫的境界不高，然而論到景物的佈局和定位，《清明上河圖》也有精巧之處。宋朝的畫師將景物定格，在畫卷上羅列，達致視野流轉和視覺均衡，然而這些卻被動畫版取消了。人物從關口行到城內，後面的空間卻無事物補充，形成難堪的空白或凌亂。
宋朝勝於唐朝
假若真的要動畫化，必須將跨媒體的呈現形式重新思考，將動態的景物重新佈局，這需要的不是一隊動畫製作人員，而是十幾個張擇端。在當今大陸，即使是出一個風俗畫師，也是不可能的事。《清明上河圖》的動畫版也不是戲擬（parody），戲擬是有幽默感和諷刺意義的——例如在城內加幾家現代超市和地產經紀行，動畫版只是burlesque，惹笑的滑稽表演而已。宋朝的精緻風情畫，在今日變成滑稽表演，是中國文明的悲歌。
文化品味是政治開門〔Vic：開放？〕、經濟繁榮、思想自由和道德氣節支撐起來的。文化品味是判斷一個朝代是否盛世的最高標準。中國文明的頂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史學家陳寅恪如此判斷。唐朝承六朝之亂，仍是中國文明的中興期，不是全盛期。盛唐有科舉，但門閥、世族和武將藩鎮仍在，典章制度仍不穩固，文治武功只是曇花一現，頃刻之間，便是藩鎮混亂和朝臣與外戚傾軋。初唐仍有些名臣，往後的士人很多是追逐私利的。宋朝雖然武功積弱，但士人之氣自始至終都是旺盛的，即使蒙古蠻夷滅宋之時，丞相文天祥寧死不降，陸秀夫背負宋帝在崖山投海自盡，隨宋帝跳海自殺、不受蒙古屈辱的軍民，有十萬之數，令蒙古大軍肅然起敬。蕭建生的《中國文明的反思》，記述了這一幕。明朝出了許多吳三桂，宋朝卻是個沒有漢奸的朝代。
共和政治的萌芽
蕭書的第五章，「古代中國文明的頂峰——宋朝文明的偉大與消亡」，值得細讀。
我們認識的宋朝，是《七俠五義》、《包公案》裏包公不畏強權、高舉正義的宋仁宗盛世，也有《水滸傳》描寫的宋徽宗的衰世。然而，由於《水滸傳》流行，宋徽宗的衰世便成了宋朝的共同記憶。然而，包公的宋朝盛世，足可稱道。宋太祖奪了後周柴氏的天下，立了誓約，後代登位之時，必須到此誓碑背誦其內容﹕ 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而且「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即使是單方面的誓約，也約束了皇權。宋朝以文官治國，皇帝不得私自下旨，詔令必須得到宰相副署，宰相甚至可以過問帝王家事。宋太祖建德二年，恰遇三位宰相相繼退休，趙匡胤想委任趙普為相，但無現任宰相副署，只好召開會議處理。朝臣建議效法唐代甘露事變之後宰相去世而必須臨時委任宰相的案例，由宰相之下的尚書副署，以便委任宰相。太祖認為不可。再次會議之後，決定用開封府尹副署，即是類似用首都市長副署的方法，解決此行政危機。蕭建生認為，宋朝中國已有了的共和政治的初階。
宋朝開始燒煤及以煤煉鐵，鼓勵商業，以營利稅收充實政費，因此可以增加進士的名額，官俸也極高，寒門子弟如歐陽修、范仲淹出士，生活富裕，可以人格獨立，不像唐朝的卑微，必須投靠世族。北宋的皇帝仁厚，官員上書論政或彈劾朝臣，從未受罰。士人互相砥礪氣節，即使結黨而爭，也是為了政策意見和天下利益而爭，並非為了私人利益，王安石、蘇東坡和司馬光之間黨爭，並不影響官員之間的君子情誼，落台者頂多是貶官和流放，不會遭受迫害。唐代的牛李黨爭，比諸宋朝，不可同日而語。
唐宋八大家之中，宋人佔了六位；四大發明之中，有三項出自宋朝。然而，宋朝的文治、仁政和黨派共和並不牢固，皇室的私自誓約也不及英國同期的《大憲章》一般，有約束力。《大憲章》是貴族與皇帝之間的盟約，約束君權，是近代憲政的開端。
長期抗衡，催生憲政
蕭建生在書首高舉聯合國的《人權宣言》，以此來衡量中國文明，是無謂之舉。他寫宋朝的帝王誓約與英國的《大憲章》的比較，反而要着力一些。以我的讀史經驗而言，中國的大問題，在於憲政無從建立，大一統來得太急躁，摧毁了多元抗衡的力量。唐朝的盛世，是由於有漢末魏晉及南北朝的長期分裂所形成的地方藩鎮及京城世族的制衡，使得皇權受到約束，人才可以多出。宋朝的盛世也是承接五代十國的長期分裂而形成的多元制衡。然而，此種制衡由於缺乏憲政的保障，大一統之後，即使帝王自我約束權力，世族也慢慢被皇權吸納，經歷五六位帝王之後，便落入頑愚帝王和腐敗朝臣之手——例如宋徽宗及童貫、蔡京一類的朝臣。
近代中國之大患，也是滿清覆亡之後，分裂的時間太短，地方自治、軍閥割據和南北對峙的局面由於日本侵華、蘇聯干預而過早結束，不能形成長期的多元勢力抗衡，無法立下盟約以互相約束權力，從而開啟憲政。清亡之後，過早來臨的大一統，不論是統一於皇權或革命黨，於憲政之建設，大大不利。故此，觀察近年大陸地方勢力因爭奪利益而彼此對立，甚至有時抗拒北京政令，即使是混亂而失序，反而是憲政誕生的契機。不是撥亂反正，而是歸亂而入正，此等黃老政術，不是普通人可以明白的了。
劉曉波 -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中英對照)
I Have No Enemies: My Final Statement
Liu Xiaobo
December 23, 2009
Translation by HRIC, based on a translation by J. Latourelle.
劉曉波 - 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2009年12月23日
In the course of my life,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June 1989 wa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Up to that point, I was a member of the first class to enter university whe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were reinstated follow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lass of ’77). From BA to MA and on to PhD, my academic career was all smooth sailing. Upon receiving my degrees, I stayed on to teach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s a teacher, I was well received by th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 was a public intellectual, writing articles and books that created quite a stir during the 1980s, frequently receiving invitations to give talk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going abroad as a visiting scholar upon invitation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What I demanded of myself was this: whether as a person or as a writer, I would lead a life of honesty, responsibility, and dignity. After that, because I had returned from the U.S. to take part in the 1989 Movement, I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or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and incitement.” I also lost my beloved lectern and could no longer publish essays or give talks in China. Merely for publishing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and taking part in a peaceful democracy movement, a teacher lost his lectern, a writer lost his right to publish, and a public intellectual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give talks publicly. This is a tragedy, both for me personally and for a China that has already seen thi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When I think about it, my most dramatic experiences after June Fourth have been, surprisingly, associated with courts: My two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public have both been provided by trial sessions at the Beijing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ce in January 1991, and again today. Although the crimes I have been charged with on the two occasions are different in name, their real substance is basically the same—both are speech crimes.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Twenty years have passed, but the ghosts of June Fourth have not yet been laid to rest. Upon release from Qincheng Prison in 1991, I, who had been led onto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sent by the psychological chains of June Fourth, lost the right to speak publicly in my own country and could only speak through the foreign media. Because of this, I was subjected to year-round monitoring,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May 1995 to January 1996) and sent to Reeducation-Through-Labor (October 1996 to October 1999). And now I have been once again shoved into the dock by the enemy mentality of the regime.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this regime, which is depriving me of my freedom, that I stand by the convictions I expressed in my “June Second Hunger Strike Declaration” twenty years ago—I have no enemies and no hatred. None of the police who monitored, arrested, and interrogated me, none of the prosecutors who indicted me, and none of the judges who judged me are my enemies. Although there is no way I can accept your monitoring, arrests, indictments, and verdicts, I respect your professions and your integrity, including those of the two prosecutors, Zhang Rongge and Pan Xueqing, who are now bringing charges against me on behalf of the prosecution. During interrogation on December 3, I could sense your respect and your good faith.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Hatred can rot away at a person’s intelligence and conscience. Enemy mentality will poison the spirit of a nation, incite cruel mortal struggles, destroy a society’s tolerance and humanity, and hinder a nation’s progress toward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t is why I hope to be able to transcend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I look upon our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to counter the regime’s hostility with utmost goodwill, and to dispel hatred with love.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Everyone knows that it w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at brought about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my view,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gan with the abandonment of the “using class struggle as guiding principle” government policy of the Mao era and, in its place, a commitmen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 The process of abandoning the “philosophy of struggle” was also a process of gradual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and elimination of the psychology of hatred, and a process of squeezing out the “wolf’s milk” that had seeped into human nature.1 It was this process that provided a relaxed climate, at home and abroad,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gentle and humane grounds for restoring mutual affection among people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among those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values, thereby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in keeping with humanity for the bursting forth of creativi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compassion among our countrymen. One could say that relinquishing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revisionist” stance in foreign relations and “class struggle” at home has been the basic premise that has enabl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continue to this very day. The market trend in the economy,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gradual shift in social order toward the rule of law have all benefitted from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Even in the political arena, where progress is slowest,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led to an ever-growing tolerance for social pluralism on the part of the regime and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the force of persecution of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the official designation of the 1989 Movement has also been changed from “turmoil and riot” to “political disturbance.” The weakening of the enemy mentality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gime to gradually accept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n [1997 and] 1998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a commitment to sign two major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2 signaling China’s acceptance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2004,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writing into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state respects and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signaling that human right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ina’s rule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regime puts forth the ideas of “putting people first” and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signaling progress in the CPC’s concept of rule.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feel this progress on the macro level through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since my arrest.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Although I continue to maintain that I am innocent and that the charges against me are unconstitutional, during the one plus year since I have lost my freedom, I have been locked up at two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gone through four pretrial police interrogators, three prosecutors, and two judges, but in handling my case, they have not been disrespectful, overstepped time limitations, or tried to force a confession. Their manner has been moderate and reasonable; moreover, they have often shown goodwill. On June 23, I was moved from a location where I was kept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to the Beijing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s No. 1 Detention Center, known as “Beikan.” During my six months at Beikan, I saw improvements in prison management.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裡，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In 1996, I spent time at the old Beikan (located at Banbuqiao). Compared to the old Beikan of more than a decade ago, the present Beikan is a huge improvement, both in terms of the “hardware”— the facilities—and the “software”—the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the humane management pioneered by the new Beikan,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rights and integrity of detainees, has brought flexible management to bear on every aspect of the behavior of the correctional staff, and has found expression in the “comforting broadcasts,” Repentance magazine, and music before meals, on waking and at bedtime. This style of management allows detainees to experience a sense of dignity and warmth, and stirs their consciousness in maintaining prison order and opposing the bullies among inmates. Not only has it provided a humane living environment for detainees, it h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ir litigation to take place and their state of mind. I’ve had close contact with correctional officer Liu Zheng, who has been in charge of me in my cell, and his respect and care for detainees could be seen in every detail of his work, permeating his every word and deed, and giving one a warm feeling. It was perhaps my good fortune to have gotten to know this sincere, honest, conscientious, and kind correctional officer during my time at Beikan.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such conviction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I firmly believe that China’s political progress will not stop, an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 also hope that this sort of progress can be reflected in this trial as I await the impartial ruling of the collegial bench—a ruling that will with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say so, the most fortunate experience of these past twenty years has been the selfless love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wife, Liu Xia. She could not be present as an observer in court today, but I still want to say to you, my dear, that I firmly believe your love for me will remain the same as it has always been. Throughout all these years that I have lived without freedom, our love was full of bitterness imposed by outside circumstances, but as I savor its aftertaste, it remains boundless. I am serving my sentence in a tangible prison, while you wait in the intangible prison of the heart. Your love is the sunlight that leaps over high walls and penetrates the iron bars of my prison window, stroking every inch of my skin, warming every cell of my body, allowing me to always keep peace, openness, and brightness in my heart, and filling every minute of my time in prison with meaning. My love for you, on the other hand, is so full of remorse and regret that it at times makes me stagger under its weight. I am an insensate stone in the wilderness, whipped by fierce wind and torrential rain, so cold that no one dares touch me. But my love is solid and sharp, capable of piercing through any obstacle. Even if I were crushed into powder, I would still use my ashes to embrace you.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My dear, with your love I can calmly face my impending trial, having no regrets about the choices I’ve made and optimistically awaiting tomorrow.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my country is a land with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ere the speech of every citizen will be treated equally well; where different values, ideas, beliefs, and political views . . . can both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and peacefully coexist; where both majority and minority views will be equally guaranteed, and where the political views that differ from those currently in power, in particular, will be fully respected and protected; where all political views will spread out under the sun for people to choose from, where every citizen can state political views without fear, and where no one can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uffer political persecution for voicing divergent political views. I hope that I will be the last victim of China’s endless literary inquisitions and that from now on no one will be incriminated because of speech.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裡，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裡，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裡，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裡，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source of humanity, and the mother of truth. To strangle freedom of speech is to trample on human rights, stifle humanity, and suppress truth.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In order to exercis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confer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ne should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Chinese citizen. There is nothing criminal in anything I have done. [But] if charges are brought against me because of this, I have no complaints.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Thank you, everyone.
謝謝各位！
Translator’s Notes
1. Writers in China today often refer to indoctrination with the ideology of class struggle as “drinking wolf’s milk,”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ra as the “wolf’s milk culture,” which had turned humans into wolf-like predatory beasts.
2. China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in 1997, and ratified it in 2001. It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in 1998, but has not yet ratified the covenant.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