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 佔領華爾街 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中國時報 2011年10月12日

　歷史會記載著，二○一一年是不滿之年，是這個世代／時代的一九六八年。

　紐約華爾街旁公園的青年們是這場抗議的遲到者。之前，埃及、突尼西亞、馬德里、智利、倫敦青年們都已用不同方式表達對體制憤怒與無奈。怒吼對象既是全球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和嚴重青年失業，也是無力解決問題的政治體制－－阿拉伯青年們是要揭露獨裁者的謊言與腐敗，倫敦與美國的青年們則是要挑戰無能回應人民要求的現行民主體制。

　這些反抗行動展現出憤怒的不同面相：埃及與突尼西亞是推翻政權的革命，倫敦青年們是無秩序的騷亂，佔領華爾街則是一場社會運動，雖然是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佔領華爾街行動面臨主流媒體、傳統左派的批評，是缺乏具體目標與訴求。然這模糊與曖昧性正是抗議青年一開始所要的。最早發起這個運動的雜誌Adbuster就說，「在運動成氣候前，提出具體目標是沒意義的。所以，開始的目標就是占領本身－－占領意味著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有可能產生特定目標，也可能不。那些主流媒體不停地問什麼是目標，他們錯了。」意思是，抗議青年們意欲透過「佔領」本身形成對體制反思的運動，在佔領過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去討論問題、目標與策略。而這個過程就是一種民主實踐。

〔Vic：Paul Krugman說得好：「如果示威者能提出幾點主要的政策建議，那當然是好事……但其實他們的意願很清晰，而具體細節應該是政策研究者和政客們負責提出的。」〕

　然而，這群青年安那其並非沒有目標，他們要傳遞的訊息其實非常清楚：是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失靈，一如主要口號：「我們是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而我們無法繼續容忍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貪婪與腐敗。」

　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Joseph Stliglitz在佔領華爾街的現場就說：「金融市場本該配置資本並管理風險，但現在他們卻錯置資本，引發風險，這是一個將利潤私有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這是種扭曲變形的經濟，我們如果繼續與這種體系共存，就不會有經濟增長，也無法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再者，美國的貧富不均日益嚴重。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握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財富；相對的，中產階級在過去二十五年的收入卻縮水了。

〔Vic：陳雲的評論發人深省：美國現時的貧富懸殊恰如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情况，現在的境況更加悲絕，富人將製造業生產基地搬移，所得利潤不在美國納稅，卻佔據美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治安的紅利。富人發達需要制度和社會支援，而這支援是窮人無酬地，甚至賠本地提供的。有錢得太離譜，而且不與本地社會分享，本身就是罪惡。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右翼盧梭的民約論，窮人願意低頭苦幹和承受剝削，其基礎是大家承諾機會均等和利益回饋，然而當富人破壞機會均等、獨佔利益的時候，窮人就毋須遵守社會合約：因為合約已經被富人撕毀了。〕

　扭曲的經濟體系與不公平的社會分配的另一面，是美國民主早已淪為金權民主，金錢力量深深操縱政治過程與政策制定，這個民主體制無法回應百分之九十九人民的真正需求。

　所以，佔領華爾街的青年有不滿的方向與目標，只是缺乏改革的具體政策。但這是無可避免的，因他們不滿的是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一如一九六八年法國街頭的反叛青年，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街頭的反全球化青年，對整個體制不滿，並且未必有具體的改革方案；但追求的是去「想像另一種可能」，並且要透過廣場進行直接民主的討論，去落實這種想像力，去慢慢形成新的共識。

　普林斯頓大學知名教授Cornel West就說，這場運動的意義不是去談一堆政策建議，而是一場「民主覺醒」。或者如一個參與者所說：他們的要求是大家去思考體制的根本問題，而不只是講出癥狀；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場給出答案的運動，而是提出正確的問題。當然，一場缺乏具體目標的抗議運動最終可能只是一場浪漫的激情，要改變世界的社會運動需要的是一場持久戰，需要草根組織與不停的戰鬥，而不只是令人熱血沸騰的「廣場」。不過事實上這場佔領華爾街運動目前已有許多工會和親民主黨的自由派組織加入，他們可能形成更廣大的改革聯盟：抗議青年們點燃憤怒之火，接下來該各個組織性團體接棒去推動改革方案。

　一九六八年的全球青年反抗運動中，戒嚴的黑暗時代中的台灣缺席了。二○一一年的台灣呢？不也是面臨和其他國家一樣問題：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青年貧窮化、嚴重偏向富人的稅制、財團的無盡貪婪（他們不斷地炒地皮、開發東海岸……）、以及一個無法真正面對人民需求的空洞民主。

　台灣的不滿青年們已開始謀畫他們的佔領行動了。

　（作者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