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2月29日
「股市上升，投資者沽出股票，鎖定利潤。」這樣的現代漢語，大家一定都耳熟能詳。
「鎖」作動詞，中文向來有幾個意思，其一當然是「用鎖鎖住」，例如柳永《定風波》寫少婦思念丈夫，懊悔當年讓他遠行：「悔當初，不把雕鞍鎖。」拘繫犯人等，當然也是「鎖」，例如《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一殺人犯王甲「被眾人鎖了，登時押到縣堂」。引伸其義，「鎖」還可以指「幽禁」、「隱藏」以及「(眉頭)皺」，例如杜牧《赤壁》詩說，不是東風幫助周瑜打敗曹操，東吳名姝喬氏姊妹就會幽禁曹操銅雀臺上：「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朱淑真《眼兒媚》詞寫春愁之濃，有如遮樓蔽閣的重雲：「清明過了，不堪回首，雲鎖朱樓。」《西遊補》第六回項羽向孫悟空變的虞姬說：「我見你愁眉一鎖，心肺都已碎了。」
現代漢語的「鎖定」，卻和上述意思都不同。請看本月二十六日香港《明報》新聞標題：「警方憑八達通，鎖定鴨脷洲強姦案疑犯。」本月十三日大陸《三峽晚報》體育消息：「美國華裔籃球員林書豪用罰球鎖定勝局。」上月八日《大紀元》臺灣總統競選新聞：「宋楚瑜鎖定花蓮縣，鞏固東臺灣的選票。」去年二月九日《人民日報》時事分析：「中央一號文件為何鎖定水利？」這「鎖定」是共產黨語言，完全不知所云。
甚麼叫做「鎖定利潤」？買賣股票，向來得失無定，「鎖定」從何說起？為甚麼不清楚簡單的說，「投資者先行獲利」？
「憑八達通鎖定疑犯」，更令人啼笑皆非。八達通只是電子貨幣，不是手銬，不是刑具，怎可用來「鎖定」疑犯？當然，這個「鎖定」，和王甲「被眾人鎖了」的「鎖」不同，大概是「確定」、「認定」的意思，然則為甚麼不簡單清楚的說，「警方憑八達通斷定疑犯是誰」？
「林書豪鎖定勝局」，又不知是個怎樣的鎖法。《西遊記》第四十六回唐三藏和虎力大仙賭比坐禪，虎力大仙被孫悟空變的蜈蚣叮了一下，坐不穩，「已是長老(唐三藏)得勝」。中國人不會說「已是長老鎖定勝局」這種下流話。當然，我們可以「奠定勝局」。
「宋楚瑜鎖定花蓮縣」、「中央一號文件為何鎖定水利」等，譯做中文，應是「宋楚瑜最重視花蓮縣」和「中央一號文件為何特別著重水利」。水利和花蓮縣一樣，不是可以鎖起來的。
中共鎖國鎖民六十二年，這枷鎖我們擺不脫，但語文和思想可不要也被他們「鎖定」，否則不但是奴在其身，更是奴在其心。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2月29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鎖定」甚麼？
2012年2月28日 星期二
周保松 - 政治道德之必要
出處：南風窗 2012年1月4日
讓我們從最常識的地方談起。我們一出生，就活在制度之中。這些制度，由國家制定，並要求我們每個人無條件服從。制度，一方面限制了我們的自由，另一方面卻也建立了秩序，使我們好好活在一起。一個國家的基本制度，具有絕對的優先性。因此，活在其中且有自由意識和價值意識的個體，就有正當的權利問：從道德的觀點看，這個制度為什麼公平公正因此值得我們服從？同樣地，擁有無上權力的政府，也有責任向所有公民交代，它的統治的正當性基礎是什麼。一個不公正的制度，無論多麼強大多麼有效率，它在道德上都會有缺失，都很難得到公民真心擁戴，都很易出現正當性危機。
不能退場的道德
政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說的是制度的安排和權力的行使，必須滿足某些道德要求。這些要求不是源於暴力謊言恐懼，而是基於自由理性的個體能夠合理接受的理由。只有這些理由得到公民廣泛的認可，這樣的國家才足稱為具正當性的政治共同體。不少人卻認為，政治的本質，是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是區分敵我階級鬥爭，是不談價值只論權術。所以，以道德來要求政治，其實誤解了問題的性質，是不務實不成熟的表現，結果往往好心做壞事。我並不否認，這些現象都存在。問題是，這個真的是政治的根本關懷嗎？我不這樣認為。
理由如下：一、實然不等於應然。我們不能說，因為現實政治充滿種種惡，所以這些惡就是合理的，並視此為政治生活的起點和終點。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意識到這些是惡，才努力希望通過制度去保障人的權利福祉，避免壓迫宰製。二、一部東西方政治思想史，從孔子、孟子、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到洛克、盧梭、康德和馬克思，再到今天林林總總的政治理論，儘管觀點不同，關心的卻都是如何建立公正理想的政治秩序。這些政治道德的建構，絕非哲學家躲在書房閉門造車，而是既反映了時代精神同時改變了人類社會進程。遠的不說，啓蒙運動以降，自由平等民主權利這些價值，就是推動無數社會運動和政治改革最大的力量。三、人們會受這些價值推動，即說明人不是純粹的自利者，而是有能力和有意願公正地活在一起。觀察一下我們的日常生活，當我們面對制度的不合理而作出思想上的批判和行動上的抵制時，我們就已進入政治道德的思考和實踐。我們視自身為有反思能力的道德主體，並願意對規範我們的制度做出價值評估。我們甚至可以說，人不能離開道德的觀點而活。道德的觀點，界定了我們是誰，界定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也界定了我們如何與他人合理共處。
所以，如果有人將道德和政治割裂，並將政治簡單化約為權力和利益的爭奪，這既不符合事實，也矮化了人貶低了政治。而當這種觀點被當作自明的事實並為愈來愈多人接受時，遂出現可怕的自證預言：道德從政治退場，大家覺得政治沒有是非對錯可言，道德的觀點遂在公共生活中失去力量，自利冷漠犬儒反而成了面對自己面對他人和面對政治時的普遍態度。結果是，人心日益敗壞，權力日漸腐化，維繫政治社群的道德紐帶日趨崩解，人們不再對政治可以變好抱有任何信心。最後剩下的，正是最初所預期的暴力和欺詐。
政治的終極關懷
既然政治制度離不開道德的觀點，那麼這個觀點的內容應該是什麼？這牽涉具體的道德論證。我在此文暫不處理這個問題，而是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到底在怎樣的處境中，政治才會出現？
政治會出現，因為我們想活在一起。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單獨地活在孤島，我們不需要政治。想活在一起，因為通過分工合作，我們可以活得更好。但活在一起，卻難免有衝突，因為人總希望自己在合作中分得更多資源，但資源卻總是有限。更重要的是，人是多元的。作為獨立個體，在正常環境下，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利益、信念和追求。我們的集體生活遂恒常處於這樣的狀態：不同個體有不同訴求，這些訴求往往彼此衝突。雖然有衝突，但又希望活在一起，我們於是需要政治。政治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令人們能夠好好活在一起。這些方法，就是一組組的規則。這些規則，形成我們所稱的制度。在現代國家，憲法往往就是最高的規則，並以此界定社會的基本制度。這些制度要有約束力，就需要強制性的力量支持。所以，國家最重要的特徵，是它能在自己管治的範圍內，有權力制定和執行法律，並擁有壟斷性使用武力的權利。
由此可見，政治離不開權力，因為需要有武力來維持制度。無政府的自然狀態不是最自由的狀態，而很可能是強者壓迫弱者，無法可依無理可言的戰爭狀態。所以，即使從保障自身利益的角度，我們也有理由接受制度的必要性。但政治卻不可能是赤裸裸的權力，因為政治正是希望透過制度來建立秩序，擺脫以暴力方式來解决紛爭。故此，政治的核心問題，不是如何取得和行使權力，而是權力如何才具正當性。也就是說，我們不只是需要制度，更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並確保行使權力的人，得到合理的授權監督。道德的觀點，和政治的終極關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權力的正當性
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制度的正當性？因為制度對我們影響深遠。我們一出生，就活在制度當中。制度决定了我們享有多少自由，擁有什麼機會，分得多少資源，承擔什麼義務，過上怎樣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是自足的個體，並帶著既有的人生觀世界觀從自然狀態走進國家。相反，我們自我的形成，人格的建立，用什麼語言觀念來理解世界，以至最細微的對生命的感受，都和我們在怎樣的制度環境成長有關。沒有所謂中立的制度。制度總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約束模塑引導我們的人生。就此而言，政治在我們生活的不同環節，具有絕對的優先性。例如市場和家庭，都是從屬於政治，而非獨立於政治，因為市場制和家庭制本身就是由國家來界定。在中國，我們曾經沒有私有財産和市場經濟，也曾經不是一夫一妻制。而這些制度一變，我們所有人的人生就跟著改變。
既然一個國家的制度，如此無可逃避如此無處不在，對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影響如此深遠，同時又以如此強制的方式要求我們服從，那麼作為有自由意識和價值意識的獨立個體，作為重視一己生命且在乎自己活得怎樣的主體，政治於你於我於他，就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要怎樣的公正美好的政治的問題。
而我們的發問，不是從階級、政黨、民族或形形式式的集體的角度來問，而是從「我」的角度來問，而「我」是活在當下有思想有情感有道德能力且對生命有追求的實實在在的人。這個我，面對巨大的國家，看似渺小，但作為自由人，我並不是天生就須接受別人的統治。我總可以有正當的理由問：如果國家不能好好保障我的自由福祉，不能令我活得有尊嚴，不能助我實現潛能，並活出屬於我的人生，那我為什麼要服從？國家又憑什麼來統治我？這是國家必須回答的問題。而她給出的理由，必須是道德理由。這正是盧梭當年在《社會契約》中所說，只有國家將「力量轉變為權利，服從轉變成責任」，權力才有正當性可言。這個轉變的過程，正是建構和證成政治道德的過程。
拓闊政治想像
如果以上所說有理，那麼今天甚囂塵上的種種政治現實主義就站不住脚，因為他們鼓吹的，正是一種將政治和道德割裂，然後視政治純粹為權謀利益之爭的活動。在這種觀點下，政治和絕大多數沒有權勢的我們是不相干的，它只是屬於少數權力精英的秘密游戲。我們既不能指望參與和影響政治，也不應對政治作出任何倫理批判。而當愈來愈多人接受這種論調，「有權就有理」遂變成常識公理，整個公民社會遂愈來愈失去道德批判性。說得不客氣點，對公民來說，相信政治現實主義是一種「自我去勢」，去掉的是建設更好更公正的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力。
既然政治離不開道德，那麼不同的政治理論，不管什麼派別，就有必要將辯論聚焦於此。一個合理的政治理論，必須回答以下問題：政治權力的正當性從何而來？公民應該享有怎樣的權利和義務？社會財富該如何公平分配？政府怎樣才算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關懷和尊重？我認為，在這個社會大轉型的時代，不同理論都有責任將自己的立場，好好論述論證出來，並在公共領域以理由說服我們，為什麼他們描繪出來的政治社會，值得我們追求。只有社會的道德論述日益豐厚，我們才能累積政治社群的倫理資源，增強公民的價值意識，拓闊彼此的政治想像，社會轉型也才有可能朝著合理方向發展。
最後，或許有人說，即使這些都有道理，現實政治的衰朽腐敗卻實在教人無奈厭倦。剛過世的捷克著名異見作家哈維爾曾在1986年一篇文章這樣寫道：「一切向錢看的生活充斥著整個社會。人們覺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騙，被玩弄了，因此對政治避而遠之。對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厭倦。他們每天都能親身體驗到在冠冕堂皇的詞句下掩蓋著多麼蒼白的事實。」
很不幸，這是我們今天的處境。也正因為此，我們才有努力肯定政治道德之必要。
陳雲 - 廉政公署為何失效了？
2012年2月27日 星期一
吳靄議 - 曾特首「廉潔奉公」？
明報 法政隨筆 2012年2月27日
立法會泛民議員力爭行政長官須受《防止賄賂條例》約束，居然爭持了近十年才得到當局在2007 年終於提交法案。但所提的法案，特首受到的約束，仍然低於一般公務員和公職人員，理由是特首由中央任命，「憲制地位特殊」，以及特首已受到《基本法》第47 條的約束，「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據當局解釋，這個要求是遠高於一般公務員的道德操守。
可是，在任時一再接受富豪「朋友」款待，盛宴、豪華遊艇、私人飛機度假，擬備豪宅作退休後住所，算是「廉潔奉公」嗎？一名普通警司，要是休假時頻頻接受富商財團或「江湖人物」的款待，除非有正當理由而得上級許可，否則隨時可遭紀律調查和處分，理由是執法人員與這些人士交往過密，接受款待，會令公眾懷疑他們在執法之際難免偏袒。身為特首，豈不應比一名普通警員更加檢點？若財團首腦是特首作伴享樂的「私人朋友」，執法人員豈無幾分顧忌？
當年審議法案，議員一再要求，特首必須與其他公職人員一樣，受到條例第8 條的約束，就是未經許可而收受利益，即屬違法，毋須證明目的在誘使該公職人員給予某項優待。第8 條是嚴苛的法規，但如果一般公職人員要遵從，為何特首就不用遵從？
就以近日的報道為例，付數千元的價錢，能得到值數萬元的服務，按常理看已是「利益」，對一般公務員而言，已屬違法，但針對特首，就須證明提供利益是為了得到某項優待才可入罪。試問何能服眾？
中外歷史，敬重的都是居要位者能清廉自奉，我們不期待曾特首是聖人偉人，只是盼他多檢點一會，別讓特區面子太難看，可以嗎？
2012年2月25日 星期六
馮偉華 - 學術自由的名存實亡
【明報專訊】教育的功能在於求知明理，記者的天職是要查找真相，浸大校長陳新滋以「可能造成白色恐怖，違反大學核心價值」為由，拒絕查明傳理院長犯下「低級錯誤」的真相，有如對大學教育的諷刺，對傳理學院的侮辱。
浸大前傳理院長趙心樹被揭發「偷步」發放民調結果，被批評手法不專業，甚至違反操守。陳新滋作為一校之長，當初被要求徹查事件時，以「相信」負責教授的專業判斷為理由，拒絕介入調查，如今竟以「可能造成白色恐怖，違反大學核心價值」作藉口，對調查點到即止，敷衍了事，這些違反傳理教育和學術精神的反面教材，怎不令人「痛心疾首」？
在輿論壓力下，陳新滋宣布委派由副校長黃偉國領導的4人小組進行內部調查，結論認為，無證據顯示調查計劃受到政治干預，「相信趙心樹的動機是期望可藉此提高『傳理調查』報告的新聞價值」。這與傳媒為求銷量嘩眾取寵和「製造」新聞的手法有何分別？至於事件的焦點之一，即民調有否受到政治干預？黃偉國表示未有需要邀請唐營接受調查，陳新滋更表明：「人哋未必騷我哋」，說穿了校方根本沒有查證。
陳新滋因為「相信」趙心樹的專業判斷，幾乎連釐清事實的應有責任也想逃避。即使報告疑點重重仍拒絕追查下去，也是因為「相信」趙心樹的動機只在提高新聞性，令人不禁想起前鐵道部發言人王勇平「我反正信了」的「經典金句」。王勇平事後被《人民日報》批評他犯了發言人的「低級錯誤」，其後被外放到波蘭，但同樣犯了「低級錯誤」的趙心樹，則只是辭去院長職位和少收幾千元津貼。
對大學教育的諷刺
陳新滋護「趙」心切，強調趙心樹誠信沒有問題，只是「做事太急和技術判斷錯誤，若因此要解僱趙，相信校內有很多教師都不能留低」。然而，黃偉國承認，趙心樹提早發布民調時，已知道有關數據未加權，不能與之前公布的調查作比較。據《明報》追查所得，「趙心樹曾遭負責的調查員反對及質疑數據不可靠，仍三度要求下屬盡快分析結果及寫新聞稿，在傳訊處下班後，自行將結果上載網頁」。這顯示趙心樹並非無心之失，而是明知故犯。再者，趙心樹不是一般教職員，他所犯的「低級錯誤」既嚴重影響校譽，更損害「傳理調查」的公信力。
親中力量近月對學者發動的批判，港大被指在校慶典禮向權貴獻媚、浸大前院長「製造新聞」的醜聞，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的風波此起彼落，令人擔心政治正確的意識不斷抬頭，利字當頭蓋過學術成就，即使中央不用命令，特區不用「陰乾」，中聯辦不用發功，也不忘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讓學術自由名存實亡。
作者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
2012年2月22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他們的「強項」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02月22日
新年降臨，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拍短片給港人賀歲，自嘲「做戲不是我的強項」。中國人不可能明白他在說甚麼。
「強項」中文指硬脖子。《後漢書》卷七十七載：光武帝姐姐湖陽公主家奴白天殺人，匿藏公主府第，有司無可奈何。洛陽令董宣待那家奴陪公主出行，執刀攔途，截停車駕，斥責公主包庇罪犯，並喝令家奴下車，當場正法。公主大怒，向光武帝告狀，光武帝命董宣向公主叩頭謝罪，董宣不肯，太監就強按他的頭，董宣兩手撐地，抵死頭不低。光武帝沒法子，唯有下令：「強項令出(硬脖子縣令，你走吧)！」他賜董宣三十萬錢，董宣全部分給屬吏。這就是我國清官的強項，曾蔭權當然沒有。他有的只是媚骨。
曾蔭權所謂「強項」，指的是甚麼？請看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point字例句：「Tact is not one of her strong points她不善於圓通處事。」Strong直譯是「強」，point可以譯做「項目」。可見現代漢語「強項」一詞的出處。
英文的strong point，中文自有不同說法。《戰國策‧齊策》孟嘗君問食客馮諼有甚麼過人本領：「客何能？」魏文帝《典論‧論文》談到文人相輕：「各以所長，相輕所短。」《西遊記》第十八回孫悟空自言：「(我們)有些手段……善能降妖縛怪。」清朝吳喬《答萬季野詩問》談到唐朝詩人：「唐人數百家，各有能事。」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評李白、王維、韋應物詩：「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中國人不會說甚麼「各擅強項」、「各以強項，相輕弱項(weak points)」等，孫悟空更不會自言「有縛怪降妖的強項」。
但請看去年四月溫家寶訪馬來西亞時說的話：「中、馬要擴大雙邊貿易規模，發揮兩國各自的強項。」同年十月馬英九談到臺灣的藝文創作：「藝文創作是臺灣的強項，在大陸以至其他地方，都愈來愈受歡迎。」溫、馬據說都是中華民族領袖，但他們顯然都不屑講中文，以做英文附庸為榮。然則中文日見式微，有甚麼奇怪。
「藝文創作是臺灣的能事。」這是中文。「中、馬要擴大雙方貿易規模，發揮彼此所長。」這也是中文。但溫家寶、馬英九也許連「能事」一詞都沒有聽過。
英美兩國元首的講詞、文告等，幾乎無不力求用字典雅，字裡行間，透露了尊重本國文化的情懷。新中國那些政客卻捨此不學，只學英文硬譯法。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2月21日 星期二
陳雲 - 上流社會臭不可聞
不目睹唐英年在九龍塘約道的地下宮殿，我仍是相信香港的官長大抵是清廉的，上流社會乃至中產階級的行事，是有個譜的。僭建醜聞爆發，令我大吃一驚。唐英年重複講大話，乃至推妻子出來抵罪，當眾灑淚，固然可恥，一個工程龐大的僭建圖則，預先挖好地基僭建二千四百平方呎的地窖，要計算力學，要許多建築師、工程師等中產階級協助興建，一群人手持圖則施工，存心欺騙政府，更顯得香港的專業道德崩壞。
唐英年要買一間有地下室的屋，或者補地價予政府申請改建，付錢就可以了。唐英年家財萬貫，從不缺錢，但為何要欺騙政府，節省幾個臭錢呢？唐英年爆發醜聞翌日，仍有大財閥支撐他參選，香港財閥那副可恥可惡的脾性，那種但求私利而不惜侮辱香港同胞的真面目，大家一覽無遺。富裕並不是罪，但包括唐英年在內的香港財閥那種卑鄙無恥的德性，卻令香港人大開眼界。這些嘴臉，我們一一記住。
唐英年已成香港恥辱，他不必考慮參選。他應該考慮如何道歉，如何離開官場，如何解除一切公職，因為他已是香港的恥辱。唐英年身處高位而隱瞞自家的違章建築，三番四次說謊，諉過於人，敗壞香港道德，敗壞官場規矩，即使司法當局不一定可以將他繩之於法，他已經是香港罪人。九七之後，中共縱容地產財閥成為香港諸侯，財閥勢力盤踞行政會及立法會，也滲透官員高層，令香港官場道德敗壞，糟蹋了英國殖民政府辛辛苦苦建立的紀律及官規。
僭建並不是大罪，爽快答應調查，承擔責任就可，罰款和拆除違章建築而已。唐英年之無恥，是他做了近十年的問責高官，卻作風頹唐，不顧官員操守、政府誠信和香港形象。
唐英年的恥辱，也是中國共產黨帶給香港的恥辱。雖然唐英年做特首，會較為糊塗而令民間抗爭者得到喘息，但這是不道德的期許。唐英年做特首，已經顯示香港道德腐敗，已經侮辱了香港人。他敗壞道德，破壞香港民風，姑息此人在位，將來即使香港民主解放，也遺害甚深。他上任之後的糊塗與懵懂，也無補於事。更何況，領袖的不道德加上懵懂，只會貽害蒼生。
網上已有人號召，一旦唐英年取夠提名票，宣布正式參選，香港人要組織遊行抗議，口誅筆伐，直至中共知難而退，不敢拂逆民意。這樣，小圈子選舉起碼得到民意監查，變相也為二〇一七年的普選特首鋪路。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2年2月19日 星期日
高慧然 - 誰來救救香港？
去台南，途經高雄，為了乘搭火車方便，我在網上訂了一間極近火車站的酒店房。網上的相片很精美，口碑也好，晚上進了房，才發現貨不對辦，所謂的「豪華房」連窗戶都欠奉。尚幸，台灣人有恥感，知道自己理虧，無需我費唇舌，便把我用信用咭支付的房款用現金全數退還。
晚上九點多，拖着行李，再找酒店的範圍當然被限制在徒步數分鐘內。非常幸運，很快便找到了，並且，便宜得不可思議，才 1600台幣！裝修和設施都不賴。香港人喜歡去台灣旅行，酒店多，應是其中一個原因，無論是上網預訂或邊玩邊找，都很容易，且豐儉由人，由台幣數百至台幣數萬的選擇都有。香港作為一個旅遊城巿，看來再難與周邊地區競爭。
鄧達智在「香港如何遊」一文中慨嘆內地客炒熱酒店，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都巿徹底國內化，外國遊客、背包客難以沾邊。疾呼管旅遊的官員、議員重視。這是真正關注香港命運的人的呼聲。
台灣也向陸客開放了，但每天嚴格限制入台的人數，所以，台灣的酒店不像香港那樣恐怖，沒錯，我用了恐怖這個詞，當聖誕期間重慶大廈的套房都可以以三千多港幣一晚的價格租給遊客時，還有比恐怖更適合的詞嗎？世上沒有一個國家、地區會愚昧無知到這等地步，任由單一種類的遊客無限量衝擊本土居民的民生。我們被政府出賣，也被議員出賣，誰來救救香港？
2012年2月18日 星期六
梁啟智 - 從雙非孕婦到一地兩檢
2012年2月18日
【明報專訊】雙非孕婦與本地孕婦爭奪醫護服務引發族群矛盾，始作俑者的香港政府卻躲在所謂的文化衝突後面而不去面對醫療政策和人口政策的失誤。港人必須重新審視往後的各項融合大計以免重蹈覆轍，高鐵西九站的一地兩檢將會是下一個政策危機。
按照政府兩年前的建議，高鐵不會於內地設立出入境口岸，來港旅客將會在到達西九龍總站之後，先接受內地的邊防檢查，然後再接受香港的入境和海關檢查。當時於立法會的主要爭議，在於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境內工作時如遇爭執，政府將會如何處理。再看今天有關雙非孕婦的爭議，原來一地兩檢帶來的問題遠遠不止於此。
雙非孕婦爭議的其中一個重心，是部分孕婦在邊境「闖關」，一進入香港境內便立即要求醫療援助。她們雖然佔雙非孕婦的極少數，對急症室工作量的影響卻不能看輕。政府提出的其中一個對應方法，是要求內地部門阻截曾被香港拒絕入境的內地孕婦到港。這一招，在一地兩檢的高鐵西九站，將會完全失效。
高鐵通車後，雙非孕婦可以只憑一張車票，還未需要到達西九站內的內地邊防檢查，在月台上便可以要求救護車到場。車站職員無從分辨孕婦的實際健康情况只好照辦，所有出入境手續容後補上。如是者，廣深港高鐵便變成了來港產子專線。
與此同時，港鐵前行政總裁周松崗又曾經承認，沒有一地兩檢的話高鐵便會「白廢工夫」。如果改在內地各個城市設立口岸，列車便不能中途上下客，從而大幅減少長途列車的客量和班次。如果要求所有乘客要先在深圳或廣州通關再轉乘長途列車，現正在西九龍火速建造的九個長途列車月台便要即時報廢。
雙非孕婦只是高鐵一地兩檢的其中一個問題。我們還可以想像，如果有內地高官學習近期事件，拿着一張車票在西九站的月台上要求政治庇護，香港政府是否會要求他自己到站內的內地邊防檢查自首？這會是怎麼樣的一件國際醜聞？
不要再吹噓「美好願景」
自高鐵撥款通過以來，政府曾就其財務和工程安排向立法會作多次匯報，卻從來沒有提過一地兩檢問題的任何研究進展。對於希望貢獻香港社會的移民，我們予以支持和肯定；對於為香港社會帶來各種問題的旅客，我們要求政府檢討政策。然而如果香港政府失去了對邊界的管理權力，平息中港矛盾將無從談起。
事到如此，實為政府和權貴多年來把「推動中港融合」當作虛空的政治口號，卻不理會細緻的政策執行所致。為免兩地紛爭愈演愈烈，政府和權貴不要再向市民吹噓那些「美好願景」，實事求是地回到公共政策的議論。車公那句「禍去禍來因自招」若要應驗在你們身上，也不要把整個香港拉下去。
蔡寶瓊、馬樹人、杜耀明 - 建立文明的討論空間
【明報專訊】自2011年11月至今，「愛國陣營」報紙對學界幾位同事攻擊忙得不亦樂乎。先是對科大成名的密集式攻擊，然後，隨着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批評港大鍾庭耀的民調「不科學」和「不合邏輯」後，「愛國」報章又興起新一輪、更大規模的攻勢，而且打擊面甚大，針對公民黨一些學界成員，甚至素來被視為較溫和的評論員蔡子強。這些連番攻擊，用語極端尖刻且次數頻密，以至大家都覺得言論的寒冬已至。不過，我們倒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讓社會大眾以至學術界思考一下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究竟界線在哪裏，又再深入一點去探討學者的不同身分和社會對他們的期望等等。97年至今已十多年，社會上有「慶回歸」和「懼回歸」兩派，但兩派從來都沒有好好地溝通。今天正好藉着新一輪的矛盾出現，整理和討論一下大家對學術自由的界線的看法，也未嘗不是好事。
用情用理說服人
我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事，是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容讓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論是知識分子也好、普羅大眾也好——可以清晰而無懼地表達意見，並用情用理說服人。我們堅持這個空間是要文明的，因為一個暴力的（語言上或實際的）空間不容許手無寸鐵、無權無勢者參與，所以不會是公共的，而且暴力舉止對人性尊嚴是一種侮辱。
此外，我們相信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不會無端出現，也不是通過立法和執法手段建立的，而是在反覆的社會實踐中摸索出來。今天的矛盾，正好給我們提供一個這樣的實踐機會。
不能使用暴力
要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首要的事，就是不能使用暴力。為什麼《大公報》和《文匯報》批評成名和鍾庭耀的文章惹人反感？原因就在於裏面太多語言暴力和人身攻擊，包括：「師德敗壞」、「無良政客」、「招搖撞騙」、「奸狡小人」、「無良秀才」、「沒有學術修養……的假民調專家」、「蠢民調」、「政治騙子」、「獻媚（洋）主子」、「數典忘祖」等。這些惡劣的言詞固然無助於討論和溝通，而且更會令矛盾和互不理解的情况加劇。
同理，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也容不下威脅。例如，劉夢熊的文章（2011.12.5）提議科大校董會要考慮「是否應容忍這樣的所謂教授（指成名）繼續誤人子弟」。雖然劉夢熊這些話大概不會對科大校董會產生很大影響，但因為其中暗藏威脅，目的是要使當事人心生恐懼，所以很不文明，對建立開放、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以至公共社會大為不利。
此外，我們若要在公共討論中提出某些嚴重指控時，一定要十分謹慎，而且要提供充分的理據或證據。這幾個月來大公、文匯對成名和鍾庭耀（尤其是後者）提出的指控，包括說他們為對中國不友善的「西方」陣營服務、「搞港獨」、分裂國家等。此外，有幾篇文章亦引用港大民調中心的章則來說明他們的民調都是被「黑金政治操縱」等等。這些論據粗疏、證據不足、但又極端嚴重的指控，實在不應該隨便在大眾媒體上亂投。首當其衝的被指控者固然不好受，但更長遠的影響，是破壞社會文明討論空間，使良好的、高質素的討論氣氛無從建立。
學者發表意見 高官不能批評？
不過，大公、文匯以及郝鐵川的文章也有具建設性的一面。在反駁一些人士和科大學生的批評時，他們提出學術自由界線的問題：學者在社會上發表意見，難道別人，包括高官，不能批評嗎？
關於高官是否可以批評學者的問題，我們可以參考幾年前政府就着「教院風波」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提出司法覆核後，夏正民法官在2009年3月發表的判詞。判詞發表後，我們3人有感社會輿論和涉案的一些當事人誤讀其意思，所以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澄清。當時我們是這樣寫的：
「夏正民法官重申高官直接向學者申明政府的觀點，並無不妥，而學者因此改變看法也不成問題，理由是參與自由討論就必須接受意見交鋒過後的結果。換言之，夏正民法官重申了高官言論自由的權利：只要官員不是出言恫嚇，以堵塞言論，學者就不妨奉陪到底，痛陳利弊，據理力爭。」
把夏正民法官的意思引伸到郝鐵川批評鍾庭耀這事，我們仍然堅持當日的說法：郝部長提出他對鍾庭耀民調的見解並無不妥，問題出於他在發表意見後，「愛國報紙」立刻出現連篇累牘的指罵鍾庭耀的文章（2月3日《信報》余錦賢算過，自11月底至今有70多篇）。這情况很難說服大家說，這只是郝部長和鍾博士之間的客觀討論。
當然，單看郝鐵川的批評，的確是沒有使用語言暴力，那又是否可以接受呢？很多學界中人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原因是郝部長是中央政府大員，是統治者、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對一個學術研究者作出批評，其實就是挾着國家權力來干預學術研究。那麼，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官員都不可以向學者（或任何人）作出批評呢？
我想這裏要看提出批評時的場合和態度。如果郝部長考慮到自己作為中聯辦高官的身分，在一個非公開的場合，心平氣和地提出意見，或表示願意與鍾博士交流，那我們想是沒有問題的。甚至，郝部長可以效法特區政府的官員，投稿到本地報章提出他的意見，那麼我們想鍾博士也會樂意與他研究、切磋。
夏正民法官的判詞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參考當日夏正民法官的判詞。判詞第75和76段是這樣寫的：
「高官私下與學者交流，強調政府的觀點，甚至與學者辯論，以期改變其意見，我們不覺得有不妥。這是自由辯論的一部分。因此，一位高級公共行政人員私下直接批評學者就任何問題已發表的意見，此舉本身並無觸犯（基本法）137條，或干預學者的表達自由。」（作者中譯）
更重要的是，夏正民判詞強調高官提出批評時，「情景最重要」（原文：Context is everything）（第71段）。高官的說話是否構成對學術或表達自由的威脅，要看說話的情景。郝部長作出批評後翌日開始，《大公報》、《文匯報》就開展了鋪天蓋地的謾罵，到近3個月後的今天還未終止，這情景所構成的嚴重威脅顯而易見。
歸根究柢，學界對郝部長的批評擔憂如斯大，原因其實在於中聯辦作為中央集權的符號，實在太深入人心。假如中國不是一黨專政，而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我想國家要員偶然在媒體上發表針對某些學者的言論，只要不是人身攻擊或無理的指控，那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就在於中聯辦這個符號實在太嚇人了：它背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多年來都不容許異見聲音。遠至反右、文革，近至劉曉波、陳光誠、趙連海等人被打壓、監禁等，在在都令人不寒而慄。因此，對香港人來說，中聯辦難免有集權、高壓、不自由等等不愉快的聯想。所以其官員對個別人發出批評，再加上緊隨的文字暴力攻勢，難免令人覺得這是一場中央要員打壓學者的事件。若中聯辦官員認為香港學界在這方面是有所誤會，那麼我們希望他們能盡快澄清。
站在雞蛋一邊
近日種種事件顯示，建立一個文明的公共討論空間確實十分迫切。這個空間建築於一些根本價值上面，包括對人的尊重，以及對情和理的關顧；簡言之，就是人文的價值。至於對知識分子而言（無論是大學以內或是以外的），我覺得社會有理由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着他們獨有的訓練，知識分子擁有一種洞悉社會或文化現象的批判能力；而這種批判能力，應該用於揭露現存的結構不公、解除或至少減輕受壓迫者的痛苦，以及提出一個更好的生活安排的可能。可以說，知識分子對權力不公是很敏感的，因此他們的選擇理應是很清楚的。用村上春樹簡潔的話：「假如這裏有堅固的高牆和撞牆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
作者是大學教育關注組成員（杜耀明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馬樹人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系教授、蔡寶瓊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及政策系副教授）
2012年2月17日 星期五
評論三則 - 中港融合與特首選舉
2012年2月16日 星期四
吳靄儀 - 人口政策與法律框架
制訂人口政策，不能脫離法律框架。我所指的不是應否「釋法」的爭議，其實這個爭議意義不大，我所指的是《基本法》賦予特區當局的權力和設立的限制。香港永久居民由《基本法》第24條界定，而永久居民享有居留權，不受特區出入境限制。香港特區的人口政策，若需要修改《基本法》才能推行，就得考慮周詳，早日與中央當局磋商。
內地孕婦與外籍傭工
根據《基本法》第22條，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區須辦理批准手續。故此，無論來港定居、短暫來港、探親、公幹、個人遊，都須內地當局批准，不然，在本港法例之下，就是非法入境者，入境處有權遣返大陸，這是在兩地當局安排下，行之已久的一套做法。
近年大量內地「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其實也是在內地及特區當局批准安排之下進行的。內地孕婦得到批准來港，先要在香港取得一張由衛生署簽發的有編號的證書，確認預約分娩服務，然後到臨盆時再持證入境，到預約的醫院分娩，特區政府每年設定分配給內地孕婦的名額（見表一），額滿就不再簽證。
由此可見，一切一直都在兩地政府的掌握之中，所以，只要內地當局停止批准內地「雙非」孕婦來港分娩，現時的情况就不會發生。特別得指出的是，懷孕證書上要求內地孕婦註明是否香港居民的配偶，所以「雙非」、「單非」分流，一目了然。去年4萬多名來港分娩內地孕婦之中，「單非」孕婦只佔數千。以香港產科牀位的總數，只要暫停批准「雙非」孕婦來港，就已足夠照顧所有本地產婦及內地「單非」孕婦。至於未經預約的「闖關」內地孕婦，不但只屬少數，而且腹大便便，海關人員不可能不能分辨及攔截，只需在邊界加設醫務人員駐守，就可以確保安全。
解決「雙非」孕婦問題，關鍵在於兩地政府的決策和行動，中央當局，從總理溫家寶到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李飛，已表明充分理解問題，並同意推出適當措施協助，並不認為涉及法律上的改變。事實確是大量內地「雙非」孕婦來港分娩的現象，是2003年7月起推出的「個人遊」（自由行）政策所造就的，說是當局知情鼓勵也不無道理（詳見表二）。
至於外傭，根據《基本法》第154條，特區政府可對世界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出入境管制。每年批准多少名外傭來港，特區當局有全權控制。數字顯示，1970年代輸入外傭之初，數目不過是幾千名，僱主主要是用英語的家庭，其後是政府有意識地改變政策，容許大量外傭來港，外傭人數由1990年的70,300名，增至1995年的157,000名，2000年的216,790名，到了2010年達285,681名。
外傭必須得到批准才能入境逗留，而入境處批准時可附加條件限制。正如外傭官司之中，原訟庭法官判案書說明，若違反條件或逾期逗留，即是非法逗留，隨時可被遞解出境，而且非法逗留期間，法律上不屬「通常居住」，因此，外傭能否滿足「持續在港通常居住滿7年」的條件，當局已有足夠的權力控制，這還不計取得永久居民資格的另一個更難的條件，就是「以香港為唯一永久居住地」，這點已有不少文章介紹，不必在這裏覆述。
當然，這是一般情况，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之下，會有外傭符合《基本法》第24(2)(3)條的條件，成為永久居民，但這只是個別情况，對香港人口不會有多大影響。輸入外傭從來都不是移民政策措施，官司的主題，從來都不是說外傭只要做滿7年，就是合資格的永久居民。只要看看法庭判決部分申請人勝訴之後，去年10月至12月，只有631名居港逾7年的外傭申請居港權，就證明機會不大。
2012年2月15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有甚麼「得着」？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2月15日
「讀了喬布斯傳記，你有甚麼得着？」這樣的話，十年前，基督教會以外，你幾乎不可能聽見；今天，卻是隨處都可見到聽到。
查「得着」一詞，本是中文《聖經》用語。《聖經》的英文版，例如欽定譯本(The King James Version)和改譯標準本(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文筆都非常優美，簡直是文學作品。例如英文版改譯標準本《馬太福音》第十章說：He who finds his life will lose it, and he who loses his life for my sake will find it。中文新標點和合本譯文是：「得着生命的，將要喪失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着生命。」這有如洋教士寫中文。現謹改譯如下：「求生者，將喪失生命；為我喪生者，則將獲得生命。」
「着」字用在動詞之後，表示該動詞所述事情還未停止。例如宋朝李清照《聲聲慢》說寒窗獨守，時間最是難過：「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元朝徐再思《清江引》說相思之苦：「相思有如少債(負債)的，每日相催逼。常挑着一擔愁。」《二刻拍案驚奇》卷十七寫女主角被情郎破身：「皺眉頭，忍着疼，受的是良朋針砭。」
「得」或「得到」卻從來不和「着」字連用，因為「得」無非一下子的事，一取到，「得」的動作就告結束。例如《詩經‧關睢》寫求愛未遂的男子：「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孟子說饑火燒腸者：「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大學章句》說思慮精詳，才可得大道：「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但現代漢語人會說「慮而後能得着」、「得着則生，不得着則死」等等。他們甚至把「得着」當做名詞。請看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澳門日報》報道：「本月底離任的審計長蔡美莉表示，市民支持其工作，是工作十年的最大得着。」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文匯報》報道：「美國女明星史嘉莉祖安遜談到與賴恩雷諾士離婚，以及其祼體照片遭公開等經歷，認為自己從中也有不少得着。」「着」字似乎由助語詞變了做名詞，但這個名詞指的是甚麼，沒有人知道，連《現代漢語詞典》都沒有解釋，你說現代漢語有不有趣。
《澳門日報》和《文匯報》那兩句，中文可改寫如下：「市民支持其工作，是工作十年的最大收穫。」「自己從中也有不少得益。」中文詞彙本來十分豐富，只是現代漢語人顯然嫌傳統中文「老套」。假如有一天，「中文已死」變成「中文已死着」，我絕對不會感到奇怪。今天的中華民族，的確只配有這樣的文字。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2月14日 星期二
陳雲 - 蝗蟲的左右兩翼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2月14日
一隻蝗蟲，分開了香港的左右兩翼。右翼反蝗蟲，左翼護蝗蟲。然而，我覺得香港左翼袒護大陸蝗蟲，是不可饒恕的思想懶惰。
左派與左翼，在香港各有所指。左派（communists）是親共者，左翼（left wing或leftists）是指一群有社會主義思想的自由鬥爭者（freedom fighters）。
左派在學理上可以稱為「現實社會主義」（real socialism），即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奪取政權之後，實施極權政治和計劃經濟，也稱現實共產主義（real communism）。左翼是指政治上採取馬克思主義，經濟上採取社會主義均富或平均主義立場的政團或個人，一般不採取暴力奪權方式，而是採取輿論啟蒙、社會運動和議會民主的方式，推進各種社會主義類型，包括：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福利社會主義等。香港在九七之後，奉行的是吞噬式的財閥資本主義（predatory capitalism），社運界、文化界乃至其他社會抗爭人士，一般都有左翼思想。抱持自由主義、國族主義、甚至法西斯的右翼者較少。
我政治上奉行自由主義，經濟上奉行福利社會主義，大抵上仍是個左翼。也因為我大抵屬於左翼，在大陸孕婦來港產子的問題上，我一貫主張香港要修改《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取締大陸人在香港產子的居留權，並且嚴厲堵截陸婦闖關，將短期內不會分娩並且無生命危險的大陸孕婦遞解出境，但我主張寬容成功闖過邊界入境而在香港臨盆生產的陸婦，慷慨給予居留權及福利照顧。這是我與其他反蝗蟲運動的朋友的分歧之處：我反帝國殖民是嚴厲的，但照顧已經入境或入籍的弱勢，我是寬容的。
憑我的經驗，左翼有以下特性，大家可以用來分辨真偽左翼：
1. 左翼主張經濟平等大於經濟自由
2. 左翼主張弱者得到較多照顧和寬容
3. 左翼反抗資本主義剝削，特別是殺雞取卵式的剝削
4. 左翼反抗帝國主義，特別是帝國殖民主義及帝國霸權主義
5. 左翼主張弱勢民族地區的民族自決及弱勢地區享有地方自治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於中國在國際上處於弱勢，香港的左翼採取中國民族主義立場，與英國殖民政府的帝國主義鬥爭，期間曾經借助中共的聲援或資助，故此香港的左翼與中共有歷史上的道義盟友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在中共在八十年代走資本主義路線之後，令左翼十分尷尬。中國踏入二十一世紀，成為資本主義大國，中共以國家資本侵略鄰近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並且在第三世界採取帝國殖民主義，扶植傀儡政權，掠奪資源及設立中共殖民區。目前中共已經取代美國，成為非洲及阿拉伯國家革命者的憎恨對象，中共國旗被第三世界的起義者當眾焚燒。香港的左翼，卡在中國民族主義及中共帝國主義之間，動彈不得。雙非孕婦來港取得居留的問題，令左翼乃至社運界，陷於思想癱瘓的境地，做出違背香港本土利益，助長中共殖民統治香港的怪誕現象。左翼甚至不贊成香港的城邦自治思想，不認為處於弱勢的香港有權自治或自決，他們覺得富裕的香港有義務照顧貧窮的中國大陸。
香港人要警惕中共的帝國殖民主義。大陸孕婦、單程證來港者、大陸投資移民（買樓洗黑錢團）、大陸遊客、水貨逃稅客，這些都可以是無辜的、自願來香港的人，但集體上、客觀上，這是一群充當中共殖民統治香港的工具。殖民政策不一定要用政令或經費驅使的，以前中共將城市漢人用政令強逼，發配新疆、西藏、青海、內蒙，是要用漢人摻雜當地的藏族人、回族人和蒙族人，奪取他們的政治主導權，破壞他們的文化傳統，由於這些邊區生活苦寒，不適宜城市漢人居住，期間中共要付出巨額的邊區生活補貼，也在所不惜，中共也用「支援少數民族邊區建設」的藉口來掩飾其滅絕外族文化的罪行。
如今中共唆使陸婦、陸客來香港，不單止不須付出補貼，還可以領取香港的福利或賺取香港的貨品免稅和港幣匯兌差價，中共殖民變成零散的、個體化的、自願性的，不是大張旗鼓的，但陸婦、陸客不自覺地成為中共帝國殖民的工具，這個客觀效果，比起五十年代發配西藏新疆的做法更妙，大陸人不單止不必花共產黨的錢，還可以在香港把錢幾倍幾倍地轉回大陸。
香港左翼如果贊同中共帝國主義大一統或帝國主義殖民，不反對大陸新移民無限量來香港，有以下的原因：
1. 他們承襲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左翼的反美帝國主義傳統，於是支持中共奪取香港的資本主義陣地（這一點當年的土共較為明顯）
2. 他們認為香港是富裕地區，而陸客和雙非嬰是窮人，理應得到香港照顧
3. 他們是中共的外圍組織
4. 他們嚐到了中共統戰的甜頭
總之，香港很多左翼竟然無視中共已經變身為帝國主義，左翼繼續贊同中國大一統思想、中港一家親、反對香港城邦自治，無視中共對香港實施的帝國殖民，我覺得是不可饒恕的思想懶惰和判斷錯誤。
延伸閱讀：區龍宇 - 本地論述的右和左－－從陳雲城邦論談起
吳靄儀 - 低級政務官
明報 法政隨筆 2012年2月13日
麥理浩任港督時，喜歡用年輕有為的政務官做他的私人秘書。每天除了代他看市民來信和建議處理方法之外，還擔當一個特殊的角色，就是向港督提意見，直言無隱，忠誠勸諫。麥督對年輕人很親切，陳祖澤、蕭炯柱、李麗娟年輕時都做過麥理浩的私人秘書。這個做法，一方面「童」言無忌，港督可以聽到有理想的年輕一代的看法，另方面，也培植了公務員一套核心價值，有潛質的政務官，從「少」學而時習之，有助建立他們日後接任高職的自信心。
當然，政務官之中，不乏精通討好上司、以求仕途順利之輩，但我在立法局／會參加專責委員會調查政府失當的事件，每每從平日不曝光的文件紀錄中，接觸到無畏無私、直言提點上級的不當之處的公務員。例如赤鱲角機場啟用之日大混亂事件，當局為了在預定日子由中央大員蒞臨主禮啟用，限日要一切準備就緒，但當時就有低級政務官示警，清楚指出電腦系統仍未充分做好風險評估，明知不合時宜也決不改口。
去年，專責委員會調查梁展文事件，又是兩名政務官，負責工務的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麥齊光和總行政主任王桂權，一再提醒當局，梁展文任高官時在關乎房地產政策事宜參與甚多，若退休後受聘於地產商財團，會影響公眾觀感。專責委員會於是在報告內表揚之。
梁錦松當財政司時「偷步買車」，引起社會關注，他說他沒有想過有問題，最後還是黯然下台。當時報載，他的助理坐過他的新車多次。梁錦松來自商界，或許不熟禮，但他的助理譚志源是政務官，理應及時提點他，但卻沒有。對此，我不能釋懷。
（吳靄儀更正：上周〈低級政務官〉一文，感謝讀者來郵指正，譚志源當年的正式職位是梁錦松的新聞秘書，謹向讀者致歉。）
2012年2月11日 星期六
李怡 - 中港矛盾非文化差異而是政經融合所致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2月11日
特首曾蔭權回應近期的中港矛盾事件，認為是文化差異造成，並呼籲香港市民「包容」，他說，香港是包容及開放的社會，有信心港人會包容內地人。他又說香港能感染別人跟隨香港做法，認為內地人最終會被港人感染。他舉例指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告訴他，曾見到大貨車在深圳橫衝直撞，但過了香港邊境就「守規矩到不得了，見紅綠燈會停」，曾蔭權認為貨車司機如此，同胞亦會一樣。
特首的回應，告訴我們一個還不大知道的大陸狀況，原來在大陸，駕駛者見到紅燈是不會停的，至於將來到香港自駕遊的大陸駕駛者，會不會都像王岐山所見到的大貨車那樣，走在馬路上的香港人只有「執生」了。
中港矛盾果真是文化差異造成的嗎？怎麼看都不是文化差異而是文明程度差異和公民素質差異。回想五六十年代去大陸，城市街道的乾淨，人民的守秩序，對兒童的愛護，對老者的照顧，公民素質絕不在香港之下。即使二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初期，筆者與不少大陸來港的訪問團接觸，他們都斯文有禮，很守香港規矩。現在大陸人的文明素質，絕對是內地的政治經濟發展所造成的。
前幾天，台灣著名專欄作家張鐵志寫了一篇文章，講最近的中港矛盾並聯繫到台灣開放大陸客自由行政策，文章說，中港矛盾「關鍵不在於民間文化的衝突，而是北京的政治與資本的力量正在侵蝕香港原有的自由與文化」，「投機資本在香港炒房炒高級品炒旅館房價，惡化香港原本就嚴重的貧富不均。而為了賺自由行陸客的錢，香港越來越像一個沒個性的消費樂園：街上是更多的珠寶店時裝名店，書店卻得從二樓更往上爬。更嚴重的是政治的壓迫，例如中聯辦官員和親共媒體對不同意見的學者展開猛烈人身攻擊，讓人憂心言論自由空間正一步步縮小。更遑論早已進行的各種以商圍政攻勢。」
一位台灣作家說出了香港市民的真正感受，而香港特首卻不知道市民感受，又或者是故意混淆。香港人並不歧視內地人，不僅不歧視，而且百多年來都有關心內地發展與人民生活的傳統。八九民運，六四燭光，對劉曉波、艾未未的尊敬關懷，大陸地震天災時港人的慷慨捐輸，在在說明香港人視內地同胞如親人。
然而，自從大陸實行權貴資本主義後，社會向兩極分化，極少數人或貪污或憑着權力關係成為巨富，絕大多數人則陷於赤貧和沒有生存保障的處境。大款的比例雖小，絕對數字卻很大。來香港消費搶高樓價、旅館房價，惡化香港貧富差距的內地客，大部份是富起來的一批人。有錢來港生仔的，也不會是貧民。
作為一個開放的自由市場來說，當然對來消費人士都應一視同仁。但特區政府對中國政治權貴的諂媚，把平等交易的大陸自由行說成是「祖國的恩典」，把來消費的陸客當財神當米飯班主來拜，這就造成了一些陸客的自我膨脹以致囂張，不顧香港法制規矩。港人反感，遂有「蝗蟲」之譏。我們的特區政府包括平機會，在一些豪宅講明只賣給大陸人不賣給香港人的歧視政策出台時沒有反歧視，在 D&G明言香港人不得在門前拍照而內地人則可以時不吭一聲，在孔慶東罵港人是狗時沒有回應，一個沒有寫明「蝗蟲」的廣告卻使平機會急忙發聲明說是「譏諷和中傷」，許多人更站在莫名其妙的道德高地說是「歧視」。難道他們看不到廣告內文正含有對大陸人「受毒奶粉所害」的關懷嗎？
蝗蟲論只是言論而不是歧視政策，並沒有實際傷害來港消費者包括雙非產子者的利益，只是讓他們聽來不舒服，卻會促使他們收斂。蝗蟲論也會讓現任和下任特首知道民怨所在，而有關民怨在一定程度上是特區政府促成的。蝗蟲論其實正是針對政府向大陸巨富傾斜而對香港市民漠視和歧視的反彈。因此，筆者支持陳雲的意見「讓蝗蟲飛，起碼多飛一陣」，逼政府做事，也讓中共對香港的「政經融合」鬆鬆手。
古德明 - 中華孝子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2月11日
中共最近展開「中華小孝子培養工程」，計劃五年內生產小孝子一百萬個。但他們所謂孝，和我國傳統觀念恐怕不同。
這不同見於去年六月一件小事：重慶紅歌演唱團員易如國要赴北京演唱，出發前兩天，母親去世。他「強忍悲痛，目送母親遺體上靈車」，然後就千里上京，謳歌中共功德，因此獲官家隆重旌表。
我國南宋初年，天下狼煙四起，岳飛戎馬倥偬，安內攘外，正銳意收復中原，母親姚氏病逝。岳飛哀痛欲絕，赤腳扶棺送葬，號哭不已，「路人無不涕泣」。葬母之後，岳飛就結廬墓旁，刻木為像，早晚哭拜，準備守喪三年，連接高宗皇帝三道詔書，都不肯復出。高宗急了，嚴命使者「以死請」，而岳飛也不忍九土星分，百姓流離，這才「勉強奉詔」，但仍穿喪服。宋高宗說出時人對岳飛的嘉許：「國耳忘家，移孝為忠。」（《鄂國金佗?編》卷一、卷九）
但移孝為忠不等於薄待父母、諂事權貴。隋朝開國功臣鄭譯「傾心相結」文帝，獲賞玉帛無數，卻因「與母別居」，遭有司彈劾，丟了爵位。文帝詔書也說出時人對鄭譯的批評：「在人為不道之臣，入地為不孝之鬼。」文帝命他接母親回家居住，並「賜以《孝經》，令其熟讀」（《隋書》卷三十八）。
今天，大陸據說是太平盛世。易如國為了歌頌中共，連母親喪事都放下，那算是「國耳忘家」還是「在人為不道之臣，入地為不孝之鬼」，新舊中國執政者，看法大相徑庭。
而中共這種孝順觀念，六十多年始終如一。文革時，「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於是兒女紛紛「和反動父母劃清界線」，更以批鬥父母為榮，劉少奇女兒劉濤《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一文，就可以千秋垂訓。去國多年的作家金雪飛，最近母親病重，想回鄉探望，卻遭中共拒諸國門之外，只因他對六四剿民戰役似有微詞。由此可見，新中國的大孝，不在尊觀，而在尊黨。
重慶既有易如國，自然不會沒有何大興。何大興的故事，春節期間傳出：他今年八十四歲，有二子四女，卻無家可歸，料峭春寒之中，只能在兒女家門外席地而卧，當局則視若無睹。他們為政第一要務，是把紅歌唱徹全城，直唱到北京去。
去年八月，深圳舉辦世界大學生運動會，開幕那天，交通警察孫震兩個月大的孩子死了。他「強忍悲痛，堅守崗位，完成大運會交通保安任務」，獲當局稱為「大運安保之星」，明令褒揚。這位「大孝尊黨」的父親，和易如國一樣，證明中共改革我國倫常觀念，非常成功。然則他們實在不必再辦什麼中華孝子五年計劃。
古德明
專欄作家
2012年2月9日 星期四
陳雲 - 中港融合之前，先認識中港之間的三大不對稱！
Facebook網誌 2012年2月9日 原文連結
中港的人口、資金、旅客和車輛，是不能互相對流的。中港之間行的是一國兩制，不是一國一制，中港之間的交流，是絕對不能放任市場或資金自決的。陸婦產子、自由行購物、大陸車的自駕游、甚至大陸資金來香港買樓，香港政府是不能毫無約束的。中港融合不是一個商家佬的市場口號、左翼的愛國口號，而是必須要有香港本位的政治考慮與政策判斷。這是《香港城邦論》的主張。
中港之間有三大不對稱：
1. 制度不對稱：大陸是集權政治及放任資本主義，香港是文明法治、議會民主（接近）及受到法例監管的資本主義。故此，香港的貨品和服務可靠，令大陸人放心地、無限量地購買，由樓房、奶粉、藥物到糧油零食。這是在世上其他的跨境購物（cross-border shopping）不常見的，陸客會衝擊本土物價及商場生態。陸婦來香港博取居留權和福利，也由於中港兩地的人權法治、國民福利有極大差異。香港人絕對不會北上產子博取居留，香港人北上購物，也會極為謹慎。制度不對稱，使到兩地不能對等交流。這是任何正常的政府都應該知道的！
2. 流量不對稱：大陸人源源不絕，但香港面積狹小，香港七百萬人的生活空間，早已超出負荷。香港人北上大陸，消失於廣袤國土，但大陸人南下，就在市區『篤眼篤鼻』。香港無市郊商場（country outlets），購物在市區之內，與香港人同樣爭奪地鐵空間和在超市藥房排隊擁擠，大陸人財大氣粗，很多陸客舉止野蠻，就激壞了香港人。也由於流量不對稱，香港人開車上大陸無問題；大陸車南下香港，一定是災難！
3. 權力不對稱：中共是宗主國，香港是地方自治政府。由於港府不懂得如何與共產黨周旋，為香港人據理力爭，好多中港交流的過程，香港人吃了啞巴虧，而累積民怨民憤，蝗蟲論只不過是民憤的文學比喻，也是發出抗議的market signal of mass protest（發出集體抗議的市場訊息），我只是叫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正視蝗蟲論這個香港人呼救的market signal，我絕不是歧視大陸人。我在大學教書，對大陸學生是格外的體恤和照顧的，我反對港府不設立香港學生的保護名額，是政策主張，但我對大陸學生是極好的。
各位傻瓜左翼、文化人、社運人，香港政府如此無能，蝗蟲論只是一個market signal，一個香港人集體叫痛的求救訊號罷了！如果你們還要香港人放棄這個強而有力的market signal、香港人的SOS call for help，還有誰會注意香港人的民憤？會著力解決雙非問題、限制自由行、叫停自駕游呢？你們這群蠢材，為什麼連這些政治ABC都不識得？叫我陳雲做法西斯、希特拉，你們不是在大學讀屎片的吧？不是蠢到這個地步吧？有些左翼人以為共產黨不打擊《香港城邦論》，親共的亞洲電視也請我上去做對談嘉賓，以為我是老共的人，加以抹黑。各位大佬啊！你看我上面的分析，是任何政府都應該知道的基礎政策常識嘛，是因為我離開了香港政府總部多年，又不在《信報》寫政論專欄，港府變蠢了嘛！香港的困難擺在眼前，共產黨也要聽的，北京知道之後，也要叫停雙非人、限制自由行、自駕游的。這是為了中港族群的和諧共處啊！
吳靄儀 - 郝鐵川展開批鬥運動
2012年2月9日
吳靄儀：左派〔Vic：中共與港共〕視這些學界、法律界不肯就範附和當局的人為眼中釘，其實跟中央在大陸打壓知識分子的原理相同，正是因為他們認為有責任發言，不肯埋沒良心盲從附和。
孤立敢言的人，愈敢言就愈要打擊，誰挺身而出維護為他們說話的就一併打擊，要他們無處容身，起不了作用，聘用他們的機構，也會被打成是「包庇」這些受批鬥的人。要所有人都噤若寒蟬，明知文章滿紙謊言也不敢反駁，明知這些人無辜也不敢為他們說句公道話。下一步，「不表態」的權利也守不住了，不開腔附和，就會被打成支持壞分子。
【明報專訊】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點名指摘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有關港人身分認同的調查「不科學」、「不合邏輯」，並進一步指鍾庭耀在公共話題上的意見經常在大眾傳媒刊載，已不應視為學者。
這些言論本身不科學、不合邏輯，與尊重一國兩制的中央駐港官員身分不符，自不待言。更值得注意的是，郝鐵川的評論不是單一事件，鍾庭耀亦不是唯一被點名批評的學者，同一時期，還在左派報刊刊載大量文章，猛烈攻擊成名、蔡子強、陳家洛、關信基等學術界人士，所用的語言遠遠超出公平理性的批評，而是刻意侮辱、惡意中傷、詆譭人格、扣帽子，例如指這些人士「招搖撞騙」、「蠱惑人心」、「是西方訓練出來的惡犬」等等，儼然已是一場有組織的批鬥的格局。
一場有組織的批鬥的格局
其實，鍾庭耀的民調多年來不但為公眾提供嚴格遵守專業水平的客觀數字，而且提高了媒體對民調的水準的要求；成名在政制議題上經常發表有關的資料和意見，這些數字和資料，無疑有助公眾討論，攻擊他們根本就脫離事實。
批鬥的對象正在擴闊及高教界發表過對政府及中央批評言論、支持民主運動的學者，和評論人吳志森。最近，「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批鬥的對象，又迅速擴展至法律界，特別是公民黨的大律師。1月30日及2月1日兩天，《文匯報》用近乎全版指稱今天的「雙非」孕婦問題，全是「公民黨」在2001年「策動」《莊豐源案》埋下的炸彈。
其實，2001年根本沒有公民黨，而在多宗居港權案代表申請人的大律師和律師，與現在的公民黨毫無關係，而且誰也沒有左右法庭作出什麼裁決的能力。批鬥不過是趁今年是立法會選舉年，就以公民黨為焦點，真正的對象是整個法律界維護《基本法》之下的普通法制及人權法治的原則和精神。
內容相同的文章還有多篇，毋須一一列舉。去年，外傭官司中代表申請人的大律師被某些政黨無理攻擊，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孟達，1月初在法律年度開啟禮的發言中，向公眾強調大律師不能拒接自己專業範圍內的付費案件的專業守則，翌日，《文匯報》就有文章說：「我們必須警告林孟達：大律師、法官治港會碰個頭破血流，老老實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訂的《基本法》辦事才是唯一出路。」
左派視這些學界、法律界不肯就範附和當局的人為眼中釘，其實跟中央在大陸打壓知識分子的原理相同，正是因為他們認為有責任發言，不肯埋沒良心盲從附和。大律師更是眼中釘之中的眼中釘，因為在香港市民眼中，法治仍然有重要地位，而精通法理，能言善辯的大律師有代表市民挑戰政府的能力。當然，左派更不忿的是法庭不管中央旨意，只按法律理據獨立裁決，但是到目前為止，為免冒犯民意，對法庭還有幾分忌憚。
孤立敢言的人，愈敢言就愈要打擊，誰挺身而出維護為他們說話的就一併打擊，要他們無處容身，起不了作用，聘用他們的機構，也會被打成是「包庇」這些受批鬥的人。要所有人都噤若寒蟬，明知文章滿紙謊言也不敢反駁，明知這些人無辜也不敢為他們說句公道話。下一步，「不表態」的權利也守不住了，不開腔附和，就會被打成支持壞分子。
香港人不能保持沉默
這個情景是不是似曾相識？劉曉波、趙連海、艾未未、內地的維權人士就是活在這樣的世界裏，哈維爾描畫的活在謊言中的就是這麼的一個世界。
可是，我們仍是香港，我們仍未到完全認命、逆來順受的境地。畢竟，有人罵香港人是狗，我們即時會報以回罵。
可是，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狗不過是小意思，傷害不到我們的核心價值。郝鐵川不是小玩意，他羊皮手套脫掉，露出的是鐵腕。香港人不能保持沉默，必須採取行動正確回應。
2012年2月8日 星期三
古德明 - 「中國」和「國家」
am730 中華正聲 2012年2月8日
新西蘭華僑劉俐俐最近返回新中國，上天津衛星電視求職節目《非你莫屬》，說到「中國變化很大」，遭節目主持張紹剛嘲諷：「中國？這是我們的國家。在自己家裡，為甚麼不說『我們這兒』？難怪跟你談話，我感到陣陣寒意。」劉俐俐當然不獲錄用。
拙欄曾經指出，現代漢語人須把「國家」當做「中國」，理論是中國人說「中國」，等於「以外國人自居」。張紹剛證實了我的話。香港各電台、電視台顯然也都獲得指示，遵循這條現代漢語規則。一月二十四日，我就聽到香港電台一則新聞報道：「美國政府宣布，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將於二月訪白宮。」按文理，這一句的「國家」應指美國，而習近平應是美國「國家副主席」。但現代漢語不講文理，只講「愛國」。
中文沒有這樣的「愛國」理論。請看岳飛《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談恢復中原的抱負：「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陸游《金錯刀行》寫國土淪亡的心情：「嗚呼，楚雖三戶能亡秦，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岳、陸歷來以愛國見稱，但現代漢語人未必不會視他們為「漢奸」。
現在又請看孫文的《建國方畧》：「中國為世界最古之國，為東方首出之邦。」毛澤東一九六四年七月對日本社會黨人說的名言：「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中國人固然可以憑這段話，叫毛澤東做「漢奸」，但原因絕對不是他用了「中國」二字。假如中國人不應稱中國為中國，那麼，「中國共產黨」要不要改名為「國家共產黨」？
其實共產主義和愛國主義水火不相容。列寧《國家與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一書第三章講得很清楚：「根據馬克思主義，廢除階級，國家也會隨之廢除(Marxism has always taught that with the abolition of classes, the state will also be abolished)。」馬、列所說的共產主義大同世界，在新中國早已變成階級分明的專制資本主義社會，中共再也不能以共產主義號召國民，唯有借助愛國主義。但這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樣虛偽，否則鄧小平、劉少奇、江澤民、陳雲、宋任窮、李鵬等等中共領袖的子孫，怎麼都紛紛領得外國國籍？《中國不高興》作者宋曉軍和張小波，以「愛國反美」著名，但宋曉軍取了美國綠卡，張小波則申請移居加拿大。他們「愛」的是甚麼國，應該不必多說。
沒有那樣虛偽的「愛國」情操，怎會有「中國人不得說『中國』」這樣莫名其妙的「愛國」理論。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逢周三刊登)
2012年2月7日 星期二
陳雲 - 讓蝗蟲多飛一會
香港雅虎 三文治專欄 2012年2月7日
以蝗蟲標籤侵佔公共資源和破壞社會秩序的陸客，是基於他們實實在在的行為，而非僅僅因為其身份或歸類，怎說得上是歧視？
無視香港平民在中共帝國殖民下水深火熱，高唱反歧視、反仇恨，何其涼薄？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正是為了區隔陸港，保存差異。香港之大用，正因香港異於大陸。眼下所謂中港融合，正是要消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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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蟲論一出，中港兩邊政府即刻知驚，開始做事，香港好多政黨紛紛支持修法反雙非人，大陸也密密準備關閘。香港是高度擁擠和秩序脆弱的城市，中港族群鬥爭一旦爆發，玉石俱焚，大家無癮。要我們收番蝗蟲論？香港網民沒這麼笨吧？侵佔香港公共資源和干擾公共秩序的陸客，每人背後都拖住一條長長的帝國身影，由於中共用強權操控港共殖民政府，用配給利潤來羈縻香港財閥，用跨境生意來籠絡部分中產，馴服香港的上層階級，令他們不再抗拒中共融合香港的政策。故此，儘管雙非人和水貨客令香港媽媽叫苦連天，香港政府、政黨、社運界和學術界，彷彿收了賄賂，全體鴉雀無聲。蝗蟲論浮出網絡之外，這些道貌岸然的人，便說網民一竹篙大一船人，是希特拉、法西斯，是散佈族群仇恨。連用碩鼠、黃鼠狼、蝗蟲的文學比喻來譴責道德有虧的大陸人，也犯下天條大罪似的。
很多陸客在錯誤的共黨宣傳之下，以為香港一直虧欠中共恩惠，連水、電、糧都仰賴中共「供應」，香港獨力擊退金融大鱷也說成是中共的救護之功，來到香港便顯得財大氣粗，用普通話呼奴喝婢，他們是中共帝國殖民的棋子，憑他們巨大的數量和流量，行使不對稱的權力和財力，掠奪香港的資源，排擠香港平民的生存空間。民主派懼怕中共，社運界扮愛國扮清高，袖手旁觀，香港人是醒目的，香港義人的鬥爭，就只剩下玉石俱焚、一拍兩散的威脅。
由於中港之間是處於殖民宰制關係，香港對中國是弱勢對強勢，故此香港人一定要識得發惡，否則一味溫良恭儉讓，必定被大陸人欺負到底，下場慘淡。總之一句：讓蝗蟲飛，讓蝗蟲多飛一會，直至政府改變政策為止。政府投降之前，呢隻蝗蟲，係香港人的法寶，老虎蟹都唔好放！ 正所謂，老虎唔發威都卑人當病貓啦，何況香港只是一隻Hello Kitty！呢次蝗蟲論，只不過是Helllo Kitty 發惡咋，就被香港左翼及文化界誣衊為希特拉、法西斯，有無搞錯啊？
網民說蝗蟲也好，不說蝗蟲也好，這些中港族群衝突是明顯擺在眼前的，是香港平民的真實生活憤怨，產房、關口、火車地鐵、鬧市街頭，日日發生，有了蝗蟲論，只不過令各種存在多年的鬥爭和激氣現象，得到記錄、匯聚和報道而已！讓蝗蟲飛，起碼飛多一陣，逼港共政府做事，逼大陸收番自己的蝗蟲先啦！
我是儒家信徒、孔門弟子，孔子教落，做人要有智、仁、勇，三達德，才可以在世間行仁義。無視香港淪陷、香港平民深陷虎穴的危機，一味高唱道德主義，假扮世界大同，中港一家親，只是鄉愿，是德之賊！蝗蟲之論，是發揮一點政治智慧而已。有腦的，都知道要食住條水，逼政府做事啦！
少了蝗蟲來香港霸佔床位和福利，擠擁香港的市區，抬高香港的物價和地價，蝗蟲論自然消失。只要他們遠離香港，我們香港人沒那個時間去罵那些惡劣行為的陸客的。大陸人是我們的鄰居，所謂不打不相識，如果大陸人因為香港人的蝗蟲論而知道羞恥而改過，我們香港人自會鼓掌歡呼，盡釋前嫌的。
我衷心希望，香港出自意外的、也是有點玩玩的蝗蟲比喻，可以刺激中國大陸的人撫心自問，知道羞恥而改進國民道德。不要一出國門，就醜態畢露，丟盡中國人的臉。
陳雲 - 讓蝗蟲飛
am730 轉角專欄 2012年2月7日
為甚麼陸客的言論代理人，這麼懼怕蝗蟲之名？我以前不說蝗蟲的，連寄生蟲、蛔蟲都不用，我秉持儒家的華夷之別、華夷之大防，中共敗壞名教綱常，我直斥中共是蠻夷，蠻夷是比蝗蟲更大的指斥或污衊了吧？但無人批評過我，說蠻夷是罵得過分了。近日我校對了留學德國的生活隨筆草稿，也重讀了往昔的政論。發現我罵中共和很多中共治下的壞人是蠻夷，罵了好多年。
高登論壇開始講「蝗蟲」，二月一日在報紙登了個呼籲堵截大陸孕婦(「雙非人」)的廣告，很多大陸人就忽然對蝗蟲惶恐起來了，連帶香港的某些左翼人士也陪着一道，着急起來。香港人罵那些侵佔公共資源和破壞社會秩序的陸客是蝗蟲，只是道德譴責，頂多是咒罵，不是歧視，因為該等人的惡劣行為，是查有實據的，醫院急症室衝關、遺棄病嬰、拖欠帳單及打罵醫生的行為，有廣泛報道，稱這些越境滋擾香港的人是蝗蟲，屬於社會學上的典型(ideal types)，是基於廣泛觀察及顯著案例而作的判斷。在社會科學上，這種判斷是站得住腳的。
蝗蟲是道德譴責，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網民罵的「蝗蟲」，比我罵的「蠻夷」，不是輕很多嗎，有甚麼可怕的？自己不是蝗蟲，怕甚麼人家譴責呢？我在電台為蝗蟲正名，論證蝗蟲只是道德譴責，有其道義的正當性，香港很多評論人，紛紛惶恐起來，要香港人放棄蝗蟲論，或將所有盜取香港福利的人(包括香港人在內)都叫做蝗蟲，中港衰埋一堆。
我罵蠻夷，沒人理我，我借網民詞彙，罵蝗蟲，忽然萬箭射來，我想了想，終於明白。蝗蟲這個文學比喻，刺中了中共的政權本質：中共是蘇維埃組織在中國的殘餘、無家無國的境外殖民政權，中共是蠶食本土資源的寄生黨，近年更刮了錢就送走家眷，移民美國，治下的人民或多或少都沾染了這種無家無國的作風，拿了福利就走，買了奶粉就橫衝直撞，不負公民義務，不顧公民道德，形成一個政權與人民的共謀。中共縱容陸客下來香港討利益，正是整個蝗蟲體系的利益均霑思想，也是大陸人可以姑息中共統治的原因：大家都靠盜竊和寄生過日子，只有大盜與小偷之別而已。大盜倒賣地皮，小偷倒賣奶粉。大盜來香港佔豪宅，賺上市；小偷來香港佔產房，賺福利。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蝗蟲不蝗蟲，只是中港族群衝突的罵戰，罵戰途中，中共崩潰，蝗蟲體系崩塌下來，這才是令人擔憂的問題。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2012年2月5日 星期日
陳雲 - 讓蝗蟲飛
Facebook隨筆 2012年2月5日 原文連結
讓蝗蟲飛，起碼讓蝗蟲多飛一陣子。蝗蟲是那些掠奪香港福利資源、滋擾香港文明秩序、破壞香港公共道德的大陸客。蝗蟲也是中國帝國主義侵略香港、踐踏香港尊嚴的平民工具。香港人拒絕蝗蟲，保護香港城邦的公共資源、公共秩序和公共品德，保存香港鬥爭者的生存空間、保護香港平民的生活空間，是維護香港有生力量所必須的。這是在香港從事任何政治鬥爭的基礎，而這是立竿見影的，只要民憤聚焦，就可以令港府和中共知道，再不矯正，香港的公共秩序和公德心就會崩潰，香港也不再是城邦，不再是國際文明城市，對中共也不是好事——除非中共不打算長期執政而打算刮錢走路（恐怕這是真實！）。
當然，談到這一點，很多左翼朋友不喜歡我的政治現實主義。我的意思，是蝗蟲是在香港建立本土身份的過程中，意外闖入香港本土政治和族群政治的催化劑、助燃劑，期間讓蝗蟲飛，借助蝗蟲論來增加本土政治的氣魄，也是從事本土抗爭的必須策略——除非有人不想抗爭成功，也沒準備收穫成功。因為收穫政治鬥爭的成功，意味著承擔執政的責任，起碼是監督執政的責任。也許，承擔執政責任或監督執政者，香港人當家作主，是比空談中國大革命、空談建設社會主義，來得更可怕吧？
網友：即是要繼續與豬玩泥漿摔角？
陳雲：你不在泥漿裡取勝，就在泥漿裡淹死。
這些泥漿是誰潑過來的？大家知道嗎？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奮不顧身，違反常識，為蝗蟲辯護？大家又知道嗎？
我在今日的演講也說過，以前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的時候，為香港擋風擋雨，英國人投入泥污與中共周旋，令香港的政黨和社運分子可以站在『道德旱地』指指點點，不沾泥污。
現在，英國人走了！那些人還站在道德旱地上指指點點，怎說得過去？
中共是殖民掠奪政權，治下的人民也多少沾染了。蝗蟲是對他們準確的文學比喻，令他們渾身不舒服。外國媒體看了蝗蟲論，也準確知道中共在世界的角色是什麼。
中共再建很多的孔子學院，也敵不過一隻蝗蟲的比喻。為什麼這麼多人勸香港人放棄蝗蟲論，大家知道嗎？
中港之間是有利益互相交纏的，否則中共一早踏平香港了。中港之間要和諧，香港必須要有利益博弈和政治鬥爭籌碼。基本法是會修改的，中共放言基本法不會修改，就是盤算基本法終於會在壓力下修改。這是文宣鬥爭的常態：開出盤口，就要準備輸的本錢。中共託人開口說不會修法，就意味著終會修法。這些政治，只有英國人懂得，可憐啊！
他們的策略，是千方百計要香港人放棄用蝗蟲稱呼大陸衰人。退而求其次，是要香港人用蝗蟲來稱呼所有衰人——包括香港人在內。
其居心，就是要香港人放棄族群政治！放棄族群政治，香港一切的政治鬥爭，都無從做起。只有那些所謂左翼在high high反資本主義、中港人民大團結。
我在土共陣營長大，我緊記毛澤東的教訓：敵人要你放棄的，你千萬要抱緊。
也有些道德佬、政策佬說，要超越蝗蟲，走到政策層面的高級討論吧。
我用身家性命搞了幾十年政治鬥爭，老實告訴各位，我的政治判斷，是沒了蝗蟲論，不再終日指斥大陸人在香港的醜行，好多香港庶民根本不會關心政治，不會投入維護香港利益的政治行動。拋棄蝗蟲論，就是離棄民憤，自己high high，等待共產黨收編。
補充陳雲Facebook網誌〈蝗蟲與蠻夷，哪個名字更令中共懼怕？〉頭兩段（第三段同本篇第一段）：
為什麼中共的言論代理人，這麼懼怕蝗蟲之名？我以前不說蝗蟲的，連寄生蟲、蛔蟲都不用，我秉持儒家的華夷之別、華夷之大防，我直斥中共是蠻夷，蠻夷是比蝗蟲更大的指斥或污衊了吧？但從來沒有人批評過我，說蠻夷是不對的。昨日出席研討會之前，我校對了《留德隨想錄》（留學德國的生活散文），也重讀了往昔的政論。發現我說中共和很多中共治下的人是蠻夷，講了幾十年，不是今日開始講的。然而，高登論壇開始講「蝗蟲」，二月一日在《蘋果日報》登了個呼籲堵截陸婦、陸嬰（雙非嬰）的廣告，很多大陸人就對蝗蟲惶恐起來了，連帶香港的某些左翼分子也陪着一道，一夥人乾着急起來了。蝗蟲是道德譴責，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蝗蟲」比「蠻夷」的指責，不是輕很多嗎，有什麼可懼怕的呢？自己不是蝗蟲，怕什麼人家譴責呢？他們在替誰「分憂」呢？是為香港人，還是為大陸人呢？還是為中共政權呢？為什麼我為蝗蟲正名，論證了用蝗蟲來做道德譴責，有其道義的正當性，香港很多評論人，紛紛惶恐起來，要香港人放棄蝗蟲的指責，或將所有盜取香港福利的人（包括香港人喔）都是蝗蟲呢？我罵中共和很多大陸人是蠻夷的時候，為什麼他們不來攻擊我呢？
我罵蠻夷，沒人理我，我跟著高登仔玩玩，罵蝗蟲，忽然萬箭射來，我想了想，終於明白過來了。蝗蟲這個文學比喻，刺中了中共的政權本質：中共是蘇維埃在中國的殘餘、無家無國的境外殖民政權，中共是蠶食本土資源的寄生黨，刮了錢就送家眷移民去美國，治下的人民多多少少也沾染了這種無家無國的本性，拿了福利就走，買了奶粉就橫衝直撞，不負公民義務，不顧公民道德，形成一個政權與人民的共謀。中共縱容人民下來香港討利益，正是整個蝗蟲體系、蛔蟲體系、病毒體系的利益均霑思想，也是人民可以姑息中共統治的原因——大家都是靠盜竊和寄生為活，只有大盜與小偷之別而已。大盜倒賣地皮，小偷倒賣奶粉。大盜來香港佔豪宅，賺上市；小偷來香港佔產房，賺福利。一個國家到了這個地步，好快就要崩潰，這是我真正擔憂的地方。蝗蟲不蝗蟲，只是中港族群衝突的罵戰而已，罵戰途中，中國崩潰，整個蝗蟲體系崩塌下來，這才是真正要準備的問題。
延伸閱讀：
2012年2月4日 星期六
李怡 - 自駕遊將是孕婦潮後另一公害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2年2月4日
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夕，廣州的《南方周末》發表一篇文章介紹〈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文中說：「甚至連解放軍軍車在香港也嚴守交通規則」。這句話讓許多香港人認識了「可能不知道的大陸」，原來是軍車可以不守交通規則的。
在中港「反蝗」罵戰持續升級之際，政府將會開放私家車到港自駕遊，面對社會強烈反對聲音，政府回應稱，內地客自駕來港，會審核申請人的交通違例記錄。政府中人「可能不知道的大陸」，是交通違例記錄是可以做假的。「可能不知道的大陸」中還有：駕駛執照也可能是買回來的，至少考牌過關是要花點錢的；「我爸是李剛」若不是鬧大了或李剛權勢未夠班，車死人的李剛兒子是很可能免刑的；內地駕駛者的基本認知是車傷人不如車死人，所以撞倒人不顧而去甚至往死裏輾是常事。如果認為這些事不會在香港發生，那麼 2009年津巴布韋第一夫人格雷絲（ Grace Mugabe）在香港當街打傷記者，但律政司卻以格雷絲有外交特權不予起訴。若問格雷絲當時不是執行外交任務，為何她可以享有刑事轄免權？則沒有答案。內地來港自駕遊實施後，這些不起訴大陸權貴的事怕也會有機會發生甚至層出不窮。
自駕遊將會成為另一個炸彈，將香港與內地的族群撕裂推向另一個高峯。短短兩日已經有超過二萬人加入 facebook的反對群組，並發起本月 12日在維園集會，本地司機則在維園外慢駛。
一切都是大陸客自由行造成的災難。我們不反對自由行，自由行給香港帶來一些商機。正如我們不會反對世界各地旅客來港旅遊、購物、投資置業和自駕遊一樣。但大陸客雖與我們同文同種，卻是來自一個惡質化的社會。那裏假貨盛行，人與人之間沒有互信，在專權政治控制下，百姓若不在公權力不到時為自己的利益鑽營，就無法生存。刁民實在是專權政治逼出來的。我們不能怪刁民，但卻不能漠視大陸一年湧進香港超過 2500萬人次的旅客所造成的衝擊。香港當局在開放自由行時沒有做好準備可以原諒，但問題出現後仍不處理，甚至與廣東省達成擴大自由行到自駕遊，則不可原諒。
大陸社會的惡質化，使來港人士具有其他地區沒有的特點。他們大部分不是來觀光而是來購物，使香港旅遊界出現零團費這樣的怪胎；來港人士中多是近年暴富的大款，財富大都不是「取之有道」，社會兩極化使他們有藏不住的暴發戶嘴臉；儘管在大陸大款所佔比率小但人數絕對值大，他們擠爆銅鑼灣、尖沙嘴、旺角，使租金飆升，除了適應他們要求的商品，其他商舖都捱不下去；大陸政策與醫療惡質使來港孕婦激增，不僅影響香港產婦而且影響整體醫療服務。大陸客揮金如土，把酒店房間炒成天價，遊客區幾乎只有高價名牌店，也使其他地區的遊客卻步。香港已漸漸變成單一為內地大款服務的購物城市了。而商戶染上欺客惡習也終會使這購物城市陷落。
蝗蟲與狗的罵戰不斷升級。昨天《蘋果》頭條標題引曹植詩「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平機會主席林煥光發表聲明，呼籲港人寬容理性，不要使雙方關係更緊張。表面看來，罵蝗蟲和罵狗都缺理性，似乎各有不是。但實際上二者大有不同。內地網民包括孔慶東在內，只是為了面子發洩一下，本身利益未受損害；而港人則涉及本地人的權益受侵蝕，反蝗之聲是熬不住了發出的叫喊。
港人叫喊更因為政府不但對自由行毫不作檢討，反而不顧港人權益繼續加大自由行力度，更擴大至自駕遊。可以想見的情況是：大批攔不住的雙非孕婦會通過自駕遊來港，大批奶粉等日用商品則會通過自駕遊流往內地，滿街是黑煙車使空氣更污染，塞車嚴重，道路不再安全，在中共特權凌駕之下香港警察也不知該如何為交通執法。
自駕遊是繼孕婦潮之後可以想見的另一大公害，政府未作任何諮詢就推行，實在難辭其咎。
2012年2月3日 星期五
黎廣德 - 土地與人口 重奪本土發展的自主權
2012年2月3日
【明報專訊】政府推出了一個被譽為「雄心萬丈」的填海計劃，涉及全港25個選址。自從董去曾來，市民盼望一個既有願景亦有執行力的政府，已近乎死心。無論這項構思是否不可思議的「敗部復活」，土地規劃確實是不可迴避的發展議題，關鍵在於現今的探索是否走對方向？
土地規劃不能立足於浮沙之上，首要基礎是人口規劃。發展局建議建立土地儲備，因為到2039年預測人口會達到890萬。姑勿論這項估算應否因政府經常報大數而令人質疑（例如政府在4年前曾經把2030年的人口預測從920萬下調至840萬）〔註一〕，未來的人口增長取決於今天的政策。
居留權政策製造矛盾
3位特首參選人對人口政策點到即止，只着眼於短期的資源緊絀，尚未意識到（或不願指出）人口規劃失誤的全盤風險。
「香港為誰而建？」——這是全社會必須討論的根本命題。今天人口政策的癥結是居留權政策，而居留權政策的根本矛盾是內地單程證審批權和父母均非港人的「雙非嬰兒」。到了2039年，前者逾150萬，後者至少有120萬〔註二〕。單程證名額香港無權審批，以貪污或權勢「打尖」來港的指控時有所聞，不符合公平客觀的基本原則。
「雙非嬰兒」要到18歲，才有資格把年滿60歲而在內地無依靠的父母申請來港。根據統計署調查，近一半個案只是打算「買保險」而無意定居香港，但另一半被送來港的兒童只能投靠親友，無法在正常的家庭環境中成長（有社工表示已經有社會福利署需要介入照顧的個案）。大約從2030年開始，待他們有能力將年邁父母申請來港時，又會面對新問題（屆時本地人口老化，65歲以上人口佔25%）。另一半自小到大在內地成長的港嬰，一旦內地經濟情况有變或出現社會動盪，有可能以10萬計湧港來「兌現保險」，屆時對本土價值和社會資源有多大衝擊？
現行政策製造社會矛盾，亦不符合人倫之道：香港無法按照未來發展的需要分配居留權，取得居留權的港人卻被迫在撕裂的家庭中成長。特區政府收回單程證審批權，修改《基本法》，建立一套尊重人倫和切合本土需要的新移民政策，取代「雙非嬰兒」自動獲發居留權的安排，才是治本之道。居留權問題不處理，人口無法預測，土地規劃更無從說起。
發展目標模糊不清
增加土地供應並非只為了容納新增人口，更必須針對香港人已經忍無可忍的「可恥待遇」：香港人均住房面積為145平方呎，大大落後於珠三角的360平方呎和國際上宜居區域的平均水平430平方呎。
這意味什麼？籠屋、劏房和棺材房大行其道，使香港成為國際笑柄。新婚夫婦即使能夠置業，面積也愈來愈縮水，年輕一代看不到改善生活的出路。政府不但沒有想辦法讓市民住得寬敞一點，反而為了掩飾政策失誤而推出「限呎地」，唐英年甚至提出每間面積100平方呎的「青年公屋」，他們是否嫌香港人住得不夠可憐？
人均住房面積應該增加多少？居住密度在市區降低還是在新界調高？不同區域和用途的土地如何制訂地積比率？每一項答案都會對城市風貌、社區生態和環境質素有深遠影響，政府諮詢文件卻全交白卷。
儘管前設條件含糊不清，發展局聲稱共需土地4500公頃，扣除現成供應外，尚欠1500公頃。但細看政府早前公布的「香港2030」策略研究，當時的結論是全港共需1200至2000公頃新增土地，但已知供應量有1500公頃，所以毋須額外尋找土地，更毋須填海〔註三〕。為什麼幾年之間自打嘴巴？究竟是早前曾蔭權政府因為不願賣地而低估需求，還是今天因為執意填海而低估供應？
重南輕北的陷阱
發展局指有6項土地供應來源，簡而言之就是政府土地和私人土地兩類。公家填海的優點是由政府主導，毋須處理私人業權，更可就地棄置泥頭。即使撇開填海造地的環境影響，這些優點會變糖衣毒藥，成為政府藉口，避開壓抑新界發展的三座大山：丁屋、棕土和圈地。
丁屋用地已有過千公頃，政府向原居民低頭不敢止血，更鼓勵城規會寬鬆處理，因而入侵綠化地帶，威脅郊野公園生態。同時，近千公頃的回收場、貨櫃場和非法堆填區形成半開發、半廢棄的棕土地帶，經濟利用價值低劣，更造成土壤污染和交通錯配等諸種問題。趁此亂局，各大地產商紛紛收購新界農地，單以六大地產商為例，總共擁有的土地儲備（包括部分市區土地）面積已達1200公頃〔註四〕。部分項目被環保團體批評為「先破壞、後開發」，令良田變荒地，荒地變廢墟。他們低價購入農地，進可攻（說服城規會更改用途），退可守（靜待政府發展時高價而沽或以公私合作開發的方式圖利），猶如內地俗稱的「圈地」，令政府規劃新界時處處受制於人。
我們要跳出「被規劃」的框框，首先要立足本土，夷平這三座大山。填海可以討論，但面對迫在眉睫的新界土地問題不解決，是否捨本逐末？梁振英聲稱新界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點」，「用好新界的戰略位置」，豈非自欺欺人？土地儲備可以有正面作用，能夠抑制地產商炒作和維持經濟動力。但沒有清晰的願景和發展指標，市民擔憂土地儲備只為地產霸權或首長工程服務，政府難以說服港人未知其利、先受其害。
土地與人口是建構城市願景的雙核心，繼續任由他人主宰，我們珍惜的香港很快會消失。港人面對內地孕婦與遊客爭奪資源的壓力，本土意識日益高漲。政府維護本地人權益與提醒內地人遵守香港的文明標準，是不能推卸的基本責任。但政府的責任須更進一步，應按照本土發展需要，提出人口和土地策略的選項，邀請全體港人共同制訂「香港2039本土議程」（可參考聯合國推廣Local Agenda 21的經驗）。香港人有權為自己的城市作主，請曾班子不要把市民引向牛角尖，還希望在落台前博取掌聲。
〔註一〕HK2030 Working Paper No. 41, "Modified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assumptions", Planning Department, March 2007
〔註二〕參考政府統計署「香港人口推算2010-2039」，從2012-2039年，每年有5.475萬個內地單程證名額和每年由「雙非」父母所生的嬰兒為4.3萬名
〔註三〕HK2030 Working Paper No. 45, "Stage 4 Assessment of Housing Land requirement and supply", Planning Department, October 2007
〔註四〕根據「新鴻基、信和、恆基、新世界、長和系及九龍倉／會德豐」共6家集團公開的資料統計
作者是公共專業聯盟研究委員會召集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工程界選委、公民黨副主席
2012年2月2日 星期四
陳雲 - 用蝗蟲，還是不用蝗蟲，這是一個問題！
Facebook網誌 原文連結 2012年2月2日
用蝗蟲來延展運動，還是放棄蝗蟲來企圖取悅更多的人參與，是中港族群政治抗爭的關鍵問題。在政治抗爭上，用正義的原則來『正名』，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決定勝負與成敗的。 孫中山在革命抗清時期，稱所有滿洲人做韃虜、滿洲韃子，創立民國之後，提倡五族共和，同是民國國民，就是用了中華儒家的正名。
面對中共的帝國主義擠壓，香港抗爭的人，是弱勢者、異議者，在抗爭的時候，容許更多的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這是德國左翼思想家盧森堡女士（Rosa Luxemburg）說的。當日軍侵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罵所有日本人是鬼子，不是歧視，而是反抗。當共軍攻打中華民國的時候，民國人罵所有共黨區的人是共匪，不是歧視，是反抗。面對中共帝國殖民入侵，香港處於弱勢，我們不奮起反抗，就什麼都不必做，坐待香港淪亡。我從不介意網民用蝗蟲一詞，即使為了此詞而令到保衛香港城邦的人，要面對各種挑剔甚至憎恨。香港反抗中共殖民侵略的抗爭者，是無法說服鐵心擁護中共的敵對陣營（determined antagonists 中共、港共及某些大陸人）和旁觀的挑剔者（某些左翼、中國大一統主義者、社福界及政黨）的，只能爭取仍未決定意見的游離者（the un-determined）。那些冷嘲熱諷的挑剔者，有他們的民族立場和界別利益，是不會改變過來的——大家有見過他們改變過來嗎？只要他們不採取言論挑釁和行動阻攔，可以置諸不理。族群政治與身份認同，是極其敵對性的，但這是在備受帝國壓迫的地區建立民主族群的必經階段——美國人在獨立期間曾經仇視英國宗主、孫中山在革命時期稱呼所有滿洲人為韃虜、台灣人曾經仇視外省人，在初期必然是排斥的和激烈的，只能在日後行動之中修正過來。問題是，我們開始行動了嗎？我們進入收割民主族群的階段了嗎？政黨團結起來了嗎？族群政治進入議會討論及行政措施了嗎？為了一個詞的政治正確性，就要這麼快結束族群政治的初級階段了嗎？我清楚告訴大家，族群政治是香港的垂死掙扎，動用的是最後的民氣，一旦族群政治被這些瑣屑的原因而打斷，香港可以收檔，正式赤化、大陸化、蠻夷化，也就是——宣告香港正式死亡。
中港族群衝突由民間的真實經驗及情感壓抑而起，期間香港政府及政黨因為恐懼中共而無所作為，矛盾累積之後，再進入民粹主義階段。蝗蟲一詞是無法撤回的，只能導正。我們只能確實地說，蝗蟲是比喻跨境蠶食資源及擾亂秩序的陸客，必要的時候加上引號，變成『蝗蟲』。這樣可以避免禍及無辜。蝗蟲不是指所有大陸人，而是指那些不請自來，由大陸越境而來香港的資源侵佔者、公共生活及民生秩序滋擾者。
面對民眾實際行動，在對外文辭上，我在面書及專欄文章，一向用大陸孕婦（陸婦）、陸嬰（雙非嬰）及陸客（大陸遊客）；陸客一詞也可以包括陸婦，稱呼所有來港的大陸人（mainland Chinese visitors）。在對抗政治上，可以用中共帝國主義者、中共殖民主義者的講法。大家在民眾行動和網絡論壇，可以分別做事，各自表述。對外用的英文可以按照陸客滋擾及侵略的程度，用mainland Chinese visitors，Chinese invaders，tax-evading buyers from China, welfare seekers/stealers across the borders，Chinese communist imperialists，Chinese colonialists等字。我們謹慎用語，是為了爭取游離者和外來媒體的理解和支持，並不是要說服那些已經決定意見的頑強分子。網民罵大陸人是蝗蟲的時候，沒有包括胡錦濤與溫家寶，沒有包括劉曉波與艾未未，也沒有包括通過審批申請來香港工作的大陸人，蝗蟲是非常有針對性的，那些挑剔的人，冷嘲熱諷的左翼分子，他們也知道蝗蟲是指誰的，但他們就偏偏愛舉劉曉波與艾未未為例子，舉香港的大陸學者與專業人才為例子，說他們不是蝗蟲。你說，這還有什麼說服他們的餘地？
大家多給些意見，也請協助廣傳，集思廣益。我慢慢修正此篇網誌文章。大家決定了用語之後，我會寫一篇英文網誌，對外講述香港的中港族群衝突問題。
古德明 - 馮煒光「會覺得」光榮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2年2月1日
打開收音機，聽見某「個人意見」節目主持一句口頭禪：「我會覺得……」我連忙轉臺，又聽見另一「個人意見」節目的嘉賓說：「我會認為……」我關掉收音機，懶得洗耳。
中文的「會」字，作虛詞，有兩個意思。一是「應當」，例如李白《清平調》說楊貴妃這樣的美人，要在群玉山、瑤臺等神仙居所才可看到：「若非群玉山頭見，會(應該)向瑤臺月下逢。」又如杜甫《望嶽》詩借泰山寫志氣：「會當(總應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會」的另一個意思，是「可能」或「能」，例如《三俠五義》第六十五回北俠歐陽春看見一個武人，滿臉英氣，但目光淫邪，暗忖：「那樣一個人，怎麼會(可能)有那樣的眼光呢?」又如《老殘遊記》第九回申子平聽見虎嘯，問道：「這聲音離此尚遠，何以窗紙竟會(能)震動，屋塵竟會下落呢？」
現代漢語的「會」，卻似乎有另一個意思。請看香港某著名化妝師答記者問：「我會覺得，化妝是商業活動。」某顧問公司老闆則撰文說：「我會認為，制約理論(TOC)會比豐田生產方式(TPS)優勝。」這些「會」字，既不解作「應當」，也不解作「可能」，只是英文would字的化身。
Would字有兩個含義，一是等於中文的「會」或「可能」，例如：If you were me, would you resign?(你是我，會辭職嗎？)另一含義不能譯出，只是令說話聽來委婉一點，例如：(1)I would say he is totally shameless(我認為他非常無恥)。(2)I would think he is a Democrat(依我看，他是個民主黨徒)。
現代漢語人假如真要講英文，十之八九只會張口結舌。但would可以譯做「會」，他們是懂得的。於是，「我會認為」、「我會覺得」之類所謂委婉說話，大行其道。只是這個「會」徒有中文之形，沒有中文之義。
當然，中國人今天是不必懂中文的，請看香港民主黨高級幹部馮煒光，怎樣以自己之心，度立法會議員黃毓民之腹：「他兒子被中共捉了，從此不敢真的碰中共，就搗亂民主派，以搏兒子早日獲釋。」中文「搏」、「博」兩字意思不同：「搏」是「打」或「擊」，例如李白《梁甫吟》說和飛猱、彫虎格鬥：「手接飛猱搏彫虎。」「博」則是「換取」，例如李白《宣城長史弟昭贈余琴溪中雙舞鶴》詩說，白鶴的羽毛，黃金不換：「白玉為毛衣，黃金不肯博。」馮煒光不可能讀過李白詩，但他顯然連「肉搏戰」、「聊博一粲」這樣通用的詞語都不懂得。而他據說是香港大學畢業生，是「高級知識份子」。他一定「會覺得」，不懂中文，就和幸災樂禍、惡語傷人一樣光榮。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2012年2月1日 星期三
張大春 - 這個專欄的一點回顧
台灣蘋果日報 2012年1月31日
Vic：看著大眾媒體墮落到今天這地步，能不悲傷乎？主流媒體如此 indecent，反映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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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數數，到這一篇文字為止，這個專欄寫了整兩年。
我還記得頭一篇寫的是《誰在乎李白？》—當時新聞爭傳：有一個華裔日籍小學生相木將希「發現」了一千多年來傳誦的《靜夜思》原來有另一個版本的內容，引得輿論大譁。事實上，所謂的發現不過是「媒體人自己無知，還趁著這無知去炒作他人及大眾的集體無知。」
兩年來，這個現象似乎並沒有多少改變，一旦逢上選舉，前後大半年之間，不外是朝野政客炒作仇恨話題，傳媒埋單，讀者被激發了義憤，反而成為黨派或族群爭議的馬前卒。若是沒有選舉，媒體的關鍵字自然轉換成「爆料」、「跟拍」、「劈腿」、「喇舌」和「事業線」。
我很難想像：一個講求開放、寬容的民主社會，竟然使得人們日常最普遍的求知活動—讀新聞—變得如此狹隘和淺薄，這種狹隘和淺薄在本質上是庸俗大眾自找自討、自陷自溺的一種「專制」；而庸眾卻渾然不覺。
當庸眾面對著封閉而簡陋的新聞，一邊樂之而不疲地隨之喜、隨之憂、隨之哀、隨之怒；一方面還居然能順口譴責媒體不知長進，滿是「煽色腥」。有了這樣集體的偽善，才會在黨政惡鬥的環境之下，創造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這樣一個比戒嚴時代的新聞局尤有過之的極權怪獸，授之以柄、期之以刑，完全不懷疑NCC非但絲毫無助於提升我們這個社會的傳媒品質，更只能掩飾庸眾無能於自發自律地從事較具寬度或深度的求知活動。
記者變「走私客」
更糟糕的是另一重惡性循環：媒體經常誤會庸眾的需求，庸眾不解其故，照單全收，居然也弄假成真，不得已而吞嚥之後，居然誤以為自己真有了這樣的知識需求。
兩年來不斷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就不勝枚舉。比方說：我在部落格上回覆一些網友不甚正經的問題，可能由於應答成趣，便有人轉貼，於是引起懶惰且愚蠢的媒體注意—實則它們早就無能發掘真正的新聞，而不得不從網站或部落格竊據人氣較高、議論較激的材料或話題了。
有兩三回我在部落格調侃了幾個來找我詢問寫作資料、可是明顯不太想花時間用功的學生，這本來就是信息社群內的閒言碎語，連新聞的邊兒都搆不著，可是程度上更懶惰而愚蠢的媒體卻蜂擁而至，提出的問題要比我所調侃的網友還膚淺：「是不是受不了大學生太懶惰？」「是不是覺得年輕人太沒有禮貌？」「要不要對時下年輕人不用功發表一點感想？」這樣的事一而再、再而三，終於有幾個記者見識到我罵髒話的功力，才告偃旗息鼓。
33年前，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報社裡擔任編輯，隨後還有幾乎兩年的時間並實際參與採訪工作。我從來沒有料想到竟然會有一天，在我這份職業上幹活兒的人大都成了「走私客」，這些人只消在辦公桌前一面搜網路，一面下標題，彷彿就算盡了媒體人的本分。兩年來，每當我提筆要寫這個專欄的時候都會捫心自問一聲：我跟他們一樣嗎？我跟他們不一樣嗎？
這是新的一年，起碼我可以跟自己不一樣吧？如果我的讀者們也願意回頭看一下：過去的一年（或兩年、或……）裡，除政治口水、名流私穢及網路流言外，還有多少訊息讓我們對於世界事物產生過有意義的好奇呢？我以拜大年的心情祝福這個專欄的讀者能夠想起一些什麼來。
作者為作家
《果然有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