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4日 星期二

長平 - 走了李光耀,別了新加坡

德國之聲   2015323

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國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領導人形象:精明能幹,廉潔自律,在困境中帶領國家走向繁榮富強。在他去世之後,中文網絡中對他懷念有加,投射了人們對政治強人的眷戀心理。

西方媒體的報道,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經濟政策之後,也不會忽略他的威權專制形象。他對反對黨的打壓、對言論自由和集會遊行的限制,他主張的過於苛嚴、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權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製造出來的充滿自我審查的謹小慎微的社會生活,都與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觀有衝突。中國媒體淡化這些爭議,首先是因為這些議題本身,不允許在媒體進行深入的討論。其次,批評中共政權的人士,認為中共能夠學習新加坡模式,已經是人民的萬幸了。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毫不謙虛地誇耀自己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功績。1978年鄧小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談新加坡時,李光耀給了他改革開放的建議,並鼓勵他說,相信中國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向新加坡學習。他主張學習新加坡的「經濟秩序好」,但是同時強調「他們管得嚴,我們要借鑒他們的做法,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管得嚴」的好經濟秩序,確定了中共學習新加坡模式的基調。隨後的幾代領導人,都在重複這個調子。這是自中共建政以來,除蘇聯、朝鮮之外,最高領導人點名學習的惟一國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員前往新加坡學習,南洋理工大學的中國官員培訓班甚至被成為「海外黨校」。但是他們到底學到了什麼呢?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帶給中共官員兩大興趣點:一是一黨執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經濟;二是高薪養廉。官方喉舌媒體也一再通過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眾,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評政府的學者和媒體,利用各種機會指出,新加坡的一黨執政,與中共的一黨專制有著本質的區別。儘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以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但是反對黨在新加坡從來都能合法存在,而且執政黨也從來都面臨選票的壓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開始實行高薪養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敗已經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養廉,而是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從政。

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失去了近四成選票,舉國震驚,也讓中國的這些爭論沉默下來。中共官方對學習新加坡模式失去了興趣,當局並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選票支持的風險;宣傳機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來證明威權有利經濟,而是直接宣稱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就是解釋中國特色的最佳證明。倒是有一些親共學者,還在繼續進行過時的遊說。

根據報道,2007年習近平訪問新加坡與李光耀見面時,還曾表示按照鄧小平號令學習新加坡。隨後,李光耀在新書中回憶這次會面時,稱讚習近平「1969年到陝西插隊,一步步往上奮鬥,從未有過牢騷或怨言。我想,他應該屬於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這番稱讚大概會讓曼德拉和習近平都覺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為民權奮鬥,豈止「有過牢騷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為正義呐喊抗爭。而習近平既沒有作為政治反對派的經歷,也對民權毫無興趣。

這顯示中共與新加坡的學習關係漸行漸遠。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必然會沿著2011年大選開啟的政治抗爭意識繼續前行,而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連在街頭反對性騷擾的女權行動者也要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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