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劍青 - 從學院自主到學在民間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香港大學陳文敏任命被否決事件，是一種個人化的文革式批鬥嗎？可能是，但我認為我們應更確切地將之理解為是對大學體制內知識流通（Commerce of Knowledge）的宣戰。被馮同學揭露的否決理由固然是有關陳文敏個人的禮貌、學歷、操守與被搜尋次數，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否決行動同時是一場有組織地針對去年佔領中環運動及學運思想在大學裏流通，對應着既有知識生產的學院體制的政權大報復。

這樣的話，報復的對象就並非只是個人了，而是透過高調介入這間「香港最高學府」的個別任命內政，向各院校的學界展示政權對於大學管治的操控是直達仕途任免的。這種「無處不在」的姿態，已足夠使每天活在體制內學者人人自危，不敢再推動大學知識與各種社會爭議的連結。只斬一首，就可「遙距管治」（Govern at a Distance）全港大學的思想散播，管治者又何樂而不為？尤其「去殖民化」成為了首要的後佔領政治議程，未來的大學學院體制再已無從一隅偏安。

學院自主不能脫離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作為現代大學的精神，意味着知識思想的自由流通，是學院體制之所以需要自主的基礎，兩者不容分開理解。現時校委會委員干涉校方任免，劍指大學知識與社會之間的自由流動，既破壞了學術自由，也破壞了學術自由作為學院自主的基礎。此際，港大校長馬斐森仍然強調港大「繼續確保學術自由，鼓勵學者研究自己喜歡的題目，不管這些題目有多爭議性，而港大只會以國際認可的標準衡量學術表現」。雖然理念可嘉，但這恐怕這只是一廂情願。

同時，我們能看到風波中學院自主的概念，不僅被約化為一種超然於學術自由的大學決策組織管理權的理解，連一些在受影響學院內的學者也發展出一種對學院自主的誤讀，將學院自主解讀為「按足行政程序」作決定就可以了。將學院自主抽空於學術自由這個前提，如此解讀是相當危險的，既是因為我們發現行政程序原來也可以任由拉長縮短，可以「等埋首副」又可「投票否決」，也因為沒有學術自由精神的學院自主，亦等同讓大學成為了沒有靈魂的軀殼。

而這種將學院自主置換為行政程序的「形式主義」（Formalism）理解其實很有市場，仍然是不少學院內的保守精英傾向相信的避風港，亦解釋到為何殺到埋身之際，部分大學教授仍然會選擇安於現狀。

我在想，事件中應該有不少人感到無辜，可能連陳文敏自己也不明所以，他本人亦有提到港大法學院持續為中國司法體系培育法官，現時深圳有近百法官都是他們的學生，對國家發展貢獻良多，何以落得如此報復？

那就牽涉到一個關鍵問題，究竟當今政權是如何看待大學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歷史上，許多現代大學及學科的出現與殖民知識生產有着莫大的關係，當殖民計劃中需要掌握地理環境、官僚系統與各種專門知識，不少大學學科都是相應而設。羅永生在《殖民無間道》的著作中，亦指出了大英帝國設立香港大學的構想，亦是「為當時殖民政府培育精英公務員和專業人才」，建立整個帝國管治所需的官僚系統。

這個協助殖民地方管治的「百年大學傳統」功能一直沒多變樣，到今天仍然有着龐大的利用價值。如中國在上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談「社會管理」，需要訓練大舉社工專業以實施社會管理現代化（亦即「維穩」），現時中國大學內第一批的社工專業，就是由香港理工大學這十年來培訓出來的。就此可見，香港各大學仍然有乖巧地保守着這種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傳統，以大學知識服務國家與統治。

服務建制？扎根社會？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到現時真正在爭持的，並非是大學有沒有履行服務國家的功能，而是學院內兩套知識系譜的實踐。一套是服務建制的官學知識生產活動，本是殖民之設計，亦是政權之所欲。而另一種則是扎根社會問題的知識生產，定位知識為服務社會大眾，甚至讓知識思想能在社會內起到先鋒性的獨立位置。無論你是否支持也好，港大戴耀廷教授就是一直將學院內的法學知識及概念帶進社會，實踐「以法達義」，這種知識實踐才是港大被政權連環報復的真正原因。

在一個尊重學術自由的大學體制內，就必然會出現這種知識生產的無傾向性，今天政權似乎是既要貪圖現代大學對於知識經濟、國家現代化的功能性價值，又同時希望可以完全消滅當中另一些知識生產活動，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馴化任務。魚與熊掌，結局只有兩個，一是大學內這兩套知識系譜實踐會繼續出現，不然就是因為要摧毁官學以外的知識實踐自由而連大學本身也毁掉，淪為一所技術人才培訓工場。

民間學術積弱

若從社會知識生產的角度來看，「守住港大」對我們有着更廣泛的含義，就是要守住這種大學體制內不同方式知識生產與實踐的可能。但現實上，現代大學本身就外露於國家及政府的介入，制度內的學者很多時候要有相當的意志與勇氣才會走出來表態，往往不表態不只是一種個人道德取向所致，而是一個體制問題。

故此，「學在民間」在當今港大風波中有着一個空前的意義：除了我們要保障學院知識能夠有向社會流通的自由，民間知識生產的力量，亦應能反過來在相對不受學院體制的情况下保衛學院內的學術自由。而這不應被理解為一種逃避主義，即「主流體制容不下，我們就學在民間吧」。首提「學在民間」想法的章太炎曾說到：「學術自下而上則興旺，自上而下則衰亡」。讓學術在民間生根的意義，正是要讓知識實踐重拾社會的生命力。

當然，我們仍然未看到「學在民間」的基進意義，議程仍然相對空白。由於長期缺乏對民間知識的重視及實踐，擔當起積極形塑社會思想的角色，亦無法培育更獨立自主的知識分子土壤。當學術自由受到打壓，就欠缺了一整塊可以比大學體制內走得更前的知識社群。

港大風波只是第一步，知識分子或許要有着下野的準備。但我仍表示樂觀，因學院體制愈打壓，民間知識的意義與實踐將會愈被重視。

文 陳劍青

編輯 洪慧冰

洪清田 - 陳文敏 李嘉誠 習近平 共同面對的中國（節錄）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這次港大副校長委任事件可見，香港和港大百多年學得層層配套體制，自動有效運作，行使公權力的校委竟無視天下昭昭，連續恣意玩弄「小學雞」低劣手段，以「理性、制度、程序、自由、保密、私隱」之名踐踏大學自主自治和學術自由，為「前現代」唯心主觀大一統單元封閉專制權力體服務，自命主子、實為奴才，自命名士、實則鄉愿，再躲在「和平、理性、制度、程序、自由、保密、私隱」裏，倒打一耙，斥守護者以身抵抗時破壞「和平、理性、制度、程序、自由、守密、私隱」等等現代文明核心價值和行為標準。

他們傷害的，不單只港大、而是香港（和中國），不單只他人、也是他們自己（和後代）。

葉蔭聰 - 大學的「常規」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聽着爆料人馮敬恩同學複述校委會成員對陳文敏的負評，我感到有點似曾相識。

容我事後孔明，借用法律用語：綜合各種「環境證供」，陳教授其實必定出局。親共報章今年一月率先大肆攻擊陳，指他縱容屬下搞「佔中」，不適合當副校；接着二月左右劉進圖、郭榮鏗均指聽到政圈中人談及政府高層向校委會成員施壓；而校委會面對物色委員會的唯一推薦，一反過去慣例，拖字訣，甚至弄出「等埋首副」這種笑料。精明的讀者早已「打定輸數」，部分校友及公眾的抗議，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公眾期待「爆料」，想知道究竟那些建制派校委會成員以什麼理由來否決。但是，既然結論已定，那些理由只是藉口，確證自己的猜測：北京及特區政府的確干預港大。說到底，讀者沒有從這些「爆料」讀出更多來龍去脈，接下來只是等待學生會否罷課抗議。

但作為大學裏的教員，深感這些負評荒謬之餘，卻是「熟口熟面」，而且，我亦讀出更大卻更隱秘的大學政治「潛規則」。我們不妨換個角度去問：投反對票的校委會成員為什麼認為他們口中的理由聽來合情合理？

首先是「博士」學位，這早已被視為大學聘用教員的「常規」。不過，正如不少人指出，法律界根本極少「法律博士」，陳教授曾在歐洲人權委員會長期任職，又是名譽資深大律師，按常理，這些名銜要比什麼「博士學位」更罕有。可是，在大學裏，「常規」往往比常理重要。

第二，研究及出版「不足」。這也是近十數年大學的「常規」，其指標是學術論文數目，被「搜尋過」次數（應是「被引用」吧），在相關領域裏是不是重要的發表人。一位網上專欄作者很用心地做過查證，陳教授的論文數目超過一百篇，被引用的次數更不是據說的「四次」而已。不過，「多少」其實沒有確定標準，如果是一位更細心的建制派委員，其實可以進一步質疑他所投的期刊排名不高（也是根據引用次數來計算的），學術界都知道，那些排名很高的英美期刊根本不會有多少香港法律研究的文章。

這些「常規」並非合理

若從大學內部遊戲規則看，這些建制派校委會成員自認用「對」了常規，只是他們完全用錯了地方。首先，正如葉健源等指出，校委會一般要尊重物色委員會的專業推薦。此外，如果他們在討論聘用一位助理教授，或者是考核助理教授是否能升等級獲得終身合約，那些有關學歷與研究表現的常規是勉強用得上的。但他們好像忘記了，現在是考量負責大學人事的副校長任命。正如陳文敏回應說，他的學歷及學術水平早已獲物色委員會確認，其實，準確來說，多年前獲聘教授及任命為院長時，便早已確認了。

作為大學教師，我期望公眾不單要為陳教授感到不平，也應透過那幾位校委會成員的拙劣表現，讀出現今香港大學管治大學教職員的「常規」，而且要明白，這些「常規」並不是那麼合理。

陳教授在爭議聲及鎂光燈下被無理否決了副校一職後，起碼還有教席，但是，有更多比陳教授年輕的學者，被類似的常規不獲續聘，或乾脆便排在學術殿堂之外，無人理會。有許多人為陳教授呼冤，但很少知道那些年輕學者的遭遇，也不會有人為他們爆料，外界連政治猜測也沒有機會。

「非人話」評核

當然，你可能會說，平常大學人事聘任及評核問題，無關政治。作為一位文化研究工作者，我們相信，政治在日常最不為人所察的地方發生，像陳文敏這種路人皆見的大爭議，的確是「百年難見」。其實，如果有心人當初連物色委員會也「搞定」，陳文敏的名字根本連在校委會中出現的機會也沒有！一般市民對日常大學運作的認識，只能透過貌似中性及專業的語言、論述及概念範疇，得出一些平淡結論，上不了新聞版面。例如，一位大學教師不獲續聘，只是她的出版文章的量及質未達標，投稿的期刊impact factor太低，未達「世界級領導地位」（world leading）或「國際性卓越」（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等等，這些不太像人話的用語，都是各間大學、研資局（RGC）及研究評審（RAE）習用的。那些校委成員的理由，其實只是這些「非人話」的低級版本，類似香港親共報章用英國人發明的RAE成績來批陳文敏領導無方。

這些關卡看似中性，可是，在實際操作中，愈是年輕，愈是花時間在本地思想、學術及政治活動的學者，愈難跨過去，也愈容易讓有心人殺於無形。若加上不在英美名牌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則更添一份危險。事實上，這種評核已成為大學老師的日常生活，不少人曾遭系主任、院長或校長軟硬兼施地「照肺」，叫我們按遊戲規則辦事，多寫英文論文，少寫中文文章，多投些稿給那些排名很高但沒有多少人看的期刊，比給《明報》寫稿有益得多。

我有一位朋友，在本地大學拿博士學位，比起一眾相近學術背景的同代人，她算是幸運，獲某本地頂級大學聘用。她教研俱佳，在香港政治研究中算是出色，既有專書及期刊文章，也編過好幾本文集，在本地學術圈也頗獲好評。她曾是個社會及政治活躍分子，但為了飯碗也算是頗為低調，努力工作以求達標。然而，經過六年終身軌（tenure-track）合約後，經評核後不獲續聘，因為大學需要更有「世界級領導地位」的名牌大學博士及教授。當然，新獲聘的人大概不會是研究「香港政治」—— 一個國際學術圈不怎麼看得起的領域。

排斥有心學術與思想的教師

北京政府伸手進大學高層，我不會感到太驚訝，連有民主選舉的印度也如是。在穆迪（Narendra Modi）當總理後，先後爆出他干預那爛陀大學（Nalanda University），把擔任校長的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趕走；之後，又涉嫌把自己的親信兼不入流演員安插進印度電影及電視學院（FTII），擔任學校的董事長，學生因此進行了一百天的罷課抗議。然而，要理解香港大學政治的特殊性，用「染紅」來解釋只觸及冰山一角。在媒體及公眾雷達偵測不到的大學角落，其實每天都透過英美主導、貌似專業中性的評核及人事體制，規訓、擠壓、殘害及排斥有心學術與思想的教師。北京或香港的政治怪手，也樂見本地大學繼續作為英美學術殖民地，在這方面，他們倒並不那麼在意「去殖民化」的。

生活達人：南丫海難三年 忍痛揭疤討公義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災難發生一年後，古太覺得政府隱瞞、包庇，決定站在鏡頭前為兒子討公道。

【明報專訊】今年的十一國慶日，南丫海難三周年，維港復放煙花。

煙花之下，二十萬人夾岸慶祝，有人說，始終要面對現實。

事實上，在調查研訊逐一邁向尾聲之時，去年九月開始，家屬陸續獲取賠償，重過正常生活。

關於追討海難責任的記者會，早幾天只餘幾個零星的家屬，當中卻總看見失去兒子的古太，紅着雙眼，愈站愈前。

三年以來，她等待研訊完結、等待看到完整的調查報告、等待海事處承認責任，心力交瘁，好想早點結束追討的日子，可是到今天仍未等到失職的人承擔刑責。

如今，她由一個本來敬畏官員的小巿民，變成向司局長直斥其非的維權者；也由一個和善媽媽，變成自己眼中的潑婦。

她說，這個不似自己的自己，都是政府逼成的。

「普通一單意外，警察會主動調查，受害人自有保障，這是法治社會應有的。

我們呢？我們要自己去追討，不停被拒絕，受盡白眼」；政府為保障公職人員私隱拒絕公開人名，古太卻走投無路，為了讓更多人關注事件而四出做訪問，自揭隱私。

雪上加霜，痛上加痛，「政府是在加害家屬」。

煙花過後，翌日早上，她也正式入稟索償。

可是，對她來說，獲賠與否，事情並不就此完結。

她說，直至官官不再相衛，直至公義得到彰顯。

尋被遮蔽的半份報告

距離煙花匯演開始尚有二十分鐘，古太兩眼濕潤，從本來看到煙花海景的家，慢慢走到樓下密閉的會議室，與我談起她其實並不想提起的傷痛。她總說，你不會明白的。

她說話並不伶俐，一字一句思前想後，雙眼之後，思緒很複雜，怕說錯了話，怕傳媒伺機誇大渲染，到頭來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別人。她本來是個簡單的家庭主婦，但她已別無他法，認為只有繼續站出來，才能引起逐漸減退的關注，讓她可以繼續有力量，為死去的人討回公道。她囑咐我，不要把她英雄化，這樣會對事情不好。

「事情發生後，起初，大家（家屬）相當難過。（死傷）人數太多，香港開埠以來，未試過這樣大型的海上災難，整個社會很關注，氣氛很緊張。幾十個家屬，除了難過，還接觸到很多讓人不安的事情。那段時間好黑暗，整個世界好灰，很難控制情緒，不懂得處理。我是其中一個。」二○一二年十月一日晚上八時半，載有逾百人前往中環看煙花的港燈客船「南丫四號」，在南丫島對出與港九小輪海泰號相撞，南丫四號穿洞入水，數分鐘後迅即下沉，三十九人罹難，當中包括古太的幼子古文昌。

由不願看報道 到親自找真相

很快，港燈的員工組織主動聯絡家屬提供協助，也有議員、律師主動接觸，看有沒有事情可以幫上忙，因此，家屬不時會碰面，除了忙家人的身後事，各人的目標都一致，就是要追討責任。那時候，古太在家屬團體中，並不算是很投入。「有些家屬每日睇報紙睇新聞，跟進每個報道，這樣其實好傷心，愈看愈傷心。我當時處理細路仔（幼子）的身後事，他的同事、朋友紛紛問候，老實說，我根本沒精神看報道，也想避免見到難過的事，所以無理咁多。」兩個月後，由高院上訴庭法官倫明高率領的海難調查委員會展開聆訊，有家屬堅持每次都出席旁聽。古太到過幾次，每次都哭。

直至倫明高的調查報告在半年後、即二○一三年四月尾出爐，古太才開始認為事情不妥當，要親自看資料找真相，要造成意外的部門承擔責任，為兒子討公道。倫明高報告，長達二百三十八頁，狠批海事處審批驗船過程有問題，不過部分內容被遮蔽，特首梁振英公布時，解釋是因為兩個涉事船長正被起訴。古太拿着「一半內容被掩蓋」的報告，認為當中很多問題未處理，「我的丈夫，退休前是工程師，他看過報告，覺得很多失職的行為，像批圖那些，都有刑事成分，那些人是要負上責任的。為此，他認真去看英國關於海事的條例，才知道南丫四號的結構、設備、規格，若按英國的標準，根本不可以用來航海，完全不應該獲發牌。」議員、律師熱心幫忙，家屬常常到律師樓開會聽法律意見，「我也常常上去，想藉此看看有沒有可能對政府裏失職的人作出刑事檢控。我好早就有這個念頭」。海事處的職能，是確保港口運作和全港水域安全、保障香港註冊船舶的品質，要是體制裏的驗船人員做事馬虎、罔顧乘客安全，讓根本不適合在海上航海的「船」載客出海，最後釀成傷亡枕藉的災難，是否已近乎誤殺？現時協助海難家屬的議員涂謹申舉例，「海事處高級驗船主任經過訓練，若明知要驗船卻無做到，已可判斷對方是否抱着『是但』的心態，已足以構成刑事罪行」。

站前 把家事昭告天下

她想討回公道，首先是寫信給特首，結果當然是沒有結果。自此，她唯有鼓起勇氣，愈站愈前，找議員幫忙、跟傳媒打交道。沒錯，要鼓起勇氣，因為每一步都不容易。「這種災難、喪親，傷痛不是告訴別人，別人就明白。這段日子，我看到人們有不同的臉孔去看待一場災難，有些人，是真的會因此而避開你，我明白，中國人有忌諱，但他們不明白，這種時候，我們才最需要人關懷聆聽。所以，不難怪有些家屬不敢提起家事，搬了新居，也盡量對鄰居隱瞞。」

家屬總是想低調，不願意讓外人知道自己家裏出事，又何况要向傳媒說實情，把家事私隱昭告天下？喪親之痛以外，這大概是第二重傷害。海難後一年，古太踏出第一步，開始接二連三接受傳媒訪問，可是沒想到，傳媒嘩眾取寵，鼓起的勇氣，白白被出賣了。「那些根本不是事實報道，我看了，激到彈起，我媽看了甚至哭了出來。」所以，當政府一而再以私隱為由，把調查報告內容隱蔽，失職的公職人員一度全是無名氏，古太很憤怒。倫明高報告公布後，運房局隨即成立小組負責海事處的內部調查，去年四月，政府再次公布不完整的報告，四百多頁報告中只公開十多頁摘要，列出五大問題，沒有具體闡述，涉及海難事件本身或是調查海難事件的官員的名字都被遮蓋。後來允許議員和家屬查閱整份報告，不過要簽署保密協議，以符合私隱條例。「若是一單普通意外，警察會主動調查、拉人，受害人自有保障，北角（前年）有大廈墜𨋢，立即就拉了承辦商。一個法治社會，該當如此，而不是像我們這樣要搲爛塊面去追討。還跟我說私隱？」直至上星期、海難三周年前夕，倫明高報告才得以全面公開，可是律政司同時告訴家屬，沒有足夠證據，除了兩個海事處人員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和宣誓下作假證供，不會刑事起訴其他涉事公職人員。「兒子過身三年，我已接受他已離開人世，我想過番正常生活，但追討三年，與政府交涉咁多次，次次見面都唔開心，我想停呀，我真的覺得辛苦。」

折騰 惶恐見官 交涉三年

為此，家屬與不同政府部門交涉，受盡官僚之下的折騰。「當然每次都是我們提出要求，然後才安排見面，老實說，相比起今年見律政司，運房局見得算是比較頻密，幾個月也會有一次」。對古太來說，這其實很吃力，「自從細仔出世後，我就沒有工作，看資料、寫文件，所有都從頭學起，以我資質，佔我好大部分時間」。二來，她知道自己要跟運房局溝通，更是惶恐緊張，「那些都是高官，局長來的，以我小巿民來說，我每句說話，都要諗過度過，想想會否講錯野、有沒有法律責任」。為此，古太開會前後也會失眠，開會前，她要三思後果，如何留有餘地，「人生經驗告訴我，凡事唔好去得咁盡」。可是事情並不如她以往多年的人生經驗般的邏輯運作，敬人一尺，別人不一定會回敬你一丈。「他們不是不明白我們的說話，他們都很聰明。但說話總是很官僚，開親會都說有既定程序呀、私隱呀，每次開會都好𤷪，追極都追不到，然後把問題拋給第二個部門。」三年裏，家屬見了官員十幾廿次，運房局內部調查指有十七名海事處人員涉及行為不當，交警方刑事調查後，家屬開始改為接觸律政司。上月，再次跟律政司長會面後，司長說往後書信來往就夠了，「我聽出的意思是，他想close file，唔想再理了」。

不再客氣了 不再婉轉了

古太後來在記者會上，先炮轟被遮蔽內容的報告是無字天書，後來再直言對政府不再抱期望，說話振振有辭，她說，如今在會議室裏，當着官員的面前，她不再客氣，不再怕官員。「我們畀足時間、畀足忍耐，但對失職人員仍然沒有任何刑事起訴。我知道我沒錯，道理在我這邊。經歷咁多次見官，他們不覺得自己做錯，還大義凜然，說守規則做事……我這個轉變很大，對他們，無面畀，見到官就鬧！」可是說到最憤怒處，古太聲線還是溫婉斯文，只是措辭不再婉轉。她覺得，現在的自己像潑婦，已經不似往時的自己，雖然她責罵官員時，自己其實難過不已，「斥責官員時，我都告訴他，我跟他同樣難堪」。但對於公義的執著，她說自己從來沒變。「就像李國能早前說，無論你地位有多高，你也不能凌駕法律。公義，是每個做錯事的人，在法律之下都應受公平審訊，得到法律制裁，這個社會才叫有公義。」上月，舊立法會大樓改成終審法院，電視畫面播着大樓頂處的女神像，古太看着，很難過。「三十九個死者未得到真正的公義，還口口聲聲講公義。看着電視機那刻，好難頂，你不會理解。」

走下去……

死者沉冤未雪，在世的人為取回公道，在悲痛之上還要窮氣力追討公義，卻又處處碰壁，那種百上加斤的心理負擔，古太認為這是政府對受害人的加害，對家屬的不公平對待。「別人看你，只知道你有家人過身罷了，誰明白這班人背後原來一直被人加害？」傳媒總形容古太堅強勇敢，她說，她或許比其他家屬好，是因為她有信仰，相信結束也是一個新開始。「我的大兒子有晚發夢，夢見細佬回來了，發着光。我相信我們終有一天會重逢。」她本來說，關於兒子的畫面，也不去記住了，不想去記住悲傷的事。可是她總為別人想，怕我的資料不夠交差，翌日來電，說要告訴我她與兒子的開心畫面——「他喜歡彈琴，我總愛在他身後聽着」、「他很叻的，自己在網上學魔術，然後去做義工表演，表演前，我總是他第一個觀眾……」然後，她在電話裏，泣不成聲。我說，古太，我夠寫了，真的夠。「不行，我是要說的，這樣你的報道可以更豐富。」

一場災難，古太的故事，在幾十個家庭裏複製着。隨着賠償個案愈來愈多，家屬愈站愈後，這本來是可喜的事，我卻害怕為公義堅持不退讓的古太，愈變得孤立無援。「有時很想放棄。律政司不對失職人員作刑事起訴，我們現在研究是否可以做私人檢控。今朝早，居然有資深大律師說可以幫手。就係咁，可能令我又可以繼續走下去。」

文 陳嘉文

圖 蘇智鑫

編輯 屈曉彤

馮睎乾 - 一句話為馮敬恩平反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4日

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擢升副校後，會內本科生代表馮敬恩違反保密協議，公開了校委成員荒誕的否決理由，立即招來牛鬼蛇神口誅筆伐。李國章罵他「大話精」；盧寵茂暗批他「以不誠實手段以達到目的」；潮文作家屈穎妍說「他的思維、他的誠信、他對協議制約的無知、和他對承諾的無視……讓『香港大學』四個字蒙羞」；連爛片大導王晶也衝上前線，在微博呼籲全港僱主永不僱用馮敬恩──噢，原來「全港僱主」都用微博，受教了。

上述校委抨擊馮敬恩不遺餘力，同一論點（「無誠信」）可以無限反芻，自己的否決理據偏又隻字不提，實在耐人尋味。王晶、屈穎妍之流則了無新意，只懂拾校委的餘唾，更是等而下之。面對這群大義凜然的正人君子，你其實只消一句話，就可以像令狐沖以「破箭式」在藥王廟同時刺瞎十五個蒙面惡徒般，一舉將他們技術性擊倒。哪一句？就是孟子說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意思是，大德行的人，不必拘泥於說話一定要守信，行事一定要徹底，最重要是考慮是否合義。

孟子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為免不學無術之徒說我「斷章取義」，就姑且解釋一下。在孟子之前，孔子早已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意思是，說話硬要守信，行事硬要徹底的人，只是固執淺狹之徒。例如有一次孔子去衛國，路經蒲地，恰逢蒲人叛衛，禁止他前進。弟子公良孺就跟蒲人大打出手，蒲人怕了，就跟孔子說：「如果你發誓不去衛國，我們就放你走。」孔子就同他們訂盟，蒲人也讓他從東門走了。

然而孔子一脫險，就直奔衛國。當時子貢也有點疑惑地問：「盟可負耶？」孔子可不是浪得虛名的，一句話就秒殺了他：「要盟也，神不聽。」（《史記．孔子世家》）即是說：被逼立的盟誓，神明才不在乎。這就是聖人「權變」之道──言、行合「義」，則「信、果」已在其中，反過來則不能成立。好學深思的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

如果當時有李國章王晶之輩，勢必狠批他為「大話精」，再呼籲各國君主永不錄用。那時的盧寵茂也會跳出來發聲明：「誠信是人格的基石，以不誠實手段以達到目的，絕不應被縱容，希望魯國孔丘能反醒（按：盧應該寫「省」）。」至於「歪理在胸筆在手、無恥無畏去批鬥」的屈穎妍，如果讀到以上故事，大概也會理直氣壯地批評：「孔子的思維、誠信、對盟約的無知，實在讓『萬世師表』四個字蒙羞。」

在中國倫理道德的範疇內，孔、孟不是權威那麼簡單，他們是聖人。因此我想溫馨提示港大校委廖長江一句：「基於以下兩個原因，您千萬不要用Google Scholar去檢驗孔、孟的學術成就：一，您不懂得用Google Scholar，無謂讓自己在短期內出兩次醜；二，孔、孟儘管沒有Ph.D.，但他們在中華文化界的地位，是超然於Google Scholar內一切學者的，而他們的聲望更是連習近平，甚至於毛澤東也不能企及的。」若要挑戰孟子那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我建議各方賢達在《聖經》、《可蘭經》、《大藏經》或至少是亞里士多德全集內找反例，因為什麼李國章、屈穎妍、王晶──唔好意思，我份人比較直──實在遠遠未夠班。他們講道德，我會笑。

有人聽了我上述一番話，當然還會心有不甘地駁斥：「什麼是『義』？你說了算麼？」對此問題，我會請質疑者參考一下香港大學的《校委成員指引和守則》（Guide and Code of Practice for Members of the Council）的5.1至5.3節。當中列明了公職人員（即港大校委成員）該恪守的七項「諾倫原則」（Nolan Principles），包括無私、正直、客觀、負責、公開、誠實、以身作則。任公職者應盡可能向公眾解釋他們所作的決策，並以大學的最高利益，而非個人或委任他的機構的利益作依歸。會議保密在一般情況下是應該的，但現在港大的聲譽正因為校委的無理決定而蒙垢，他們還可以根據什麼守則不澄清自己的決定呢？

得罪共產黨的都沒有運行，你懂的，因此校委會以港大「長遠利益」着想，自然應該否決陳文敏。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校委會的決定，正好完美地證明了自己到底是君子，抑或小人。

畢明 - 有些大台要超然地拆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4日

地球很危險，因為香港已變了火星。

守護香港變成了《火星任務》，那麼絕地求生， 那麼幾不可能，基本的核心價值，公義良知自由人權法治，基本如空氣、水、食物，變得貧瘠荒寒。喪鐘已經喪敲到像走火警一樣癲，裝睡的人都不能裝聾了，你聽見槍聲嗎？

香港都有校園槍擊案，12位港大校委集體屠殺學術自由，以政治干預的AK-47，射殺了一個實至名歸的副校長人選，部份更以唇槍大炮刺殺一個手無寸鐵學生的人格，絕對是人性驚慄片。

《火星任務》好看，因為男主角Mark有智有謀有勇地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人是可以從不可能生存的星球中，創造出空氣、食水（無鉛）和食物的，最後還逃生成功找到同伴。我不會和你講電影的文學傳承，把Daniel Defoe的經典名著《魯賓遜漂流記》射上太空，更深刻地反思孤獨、求生、文明、殖民、溝通和存在，還有對話不是必然的珍惜連繫。本片的重點啟發是：絕處逢生靠不停破例。

規條一：火星中不能開火爆破。他就爆，從科學知識推論，以他手上的資源計算，他要水，就要爆。Mark便爆他的，失敗，再來，之後，他有了水。

規條二：有個什麼核反應什麼膽的東西，驅動太空船上到火星，抵達後必須活埋，因為太危險隨時爆炸必死云云。但Mark要取暖，敵不過火星嚴寒，要生存，他把危險品掘出來發熱，祇要小心，他首先不會凍死。

規條三：太空人必須服從命令。但為了拯救單獨遺留在外太空的Mark，太空總署的高層、正在太空執勤的小隊由長官到成員，紛紛「正義叛變」，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違抗命令自把自為冒險救人至上，即使明知那等如前途堪虞，他們甘心職能抗命。

整個故事，不單男主角，其他主要角色，為了救人為了公義為了求生，不停在做不應該的事，不停在靈變，冒有生機的險。正義叛變背後是不拘泥於規條的創造性。撐起美國精神的can-do-ism ，從來不停表揚和獎勵勇於叛逆的好人，文明進步和價值守護，從來不靠因循保守的人，靠破舊立新的人。以火星求生精神，就算有12道金牌迫你回朝合該識佢條鐵，今時今日還做岳飛就是笨蛋。這些愚忠戇善膠忠誠，根本是《論語》中的「德之賊」。

如果保密協議是一個大台，有些大台要超然地拆。

沒有誠信的人斥人講大話，沒有學養的人損人沒學術水平，沒有人格的人批別人人格缺德，這些看似講規矩的人才是德之賊：他們一味迎合世俗成規的道德標準、貪名戀權想成為眾望所歸的好人或模範，有利於他們時就講仁義，擅於插水，以偽善誅真善，其實都是一幫沒有什麼真正道德修養的人。

與其行動勇武，不如道德勇武，創意勇武，靈變勇武，不拘泥於僵化的協議和規條。和魔鬼立約，它還會講口齒，和人渣立約，你以為他們會尊重什麼叫「協議」？轉頭就把協議包狗屎還笑你低B。美國心理學教授Dr.Martha Stout的得獎心理學著作《The Sociopath Next Door：The Ruthless Versus the Rest of Us》，指出的各種人渣變態佬特徵，689集於一身（詳見15年8月23日本欄《人渣教曉我的事》），她更教落對付變態佬必須面對現實：世上真有絕無良知，百分百無恥的人，於是要質疑權威（Question authority），重新定義尊重（redefine concept of respect）。要打贏人渣，by the rules、by the book你便輸了。

例是用來破的，問題是 “How many liberties can you take”。關於保密協議，一定不是用來保護人渣，外國有清晰理論權威指引，譬如專業或神職人員，知道有人準備謀殺、行兇、強姦，進行傷害，就可打破保密協議，報警敲鐘，僵化的保密對公眾祇有百害。此行為當超然於一般虛偽的盲忠，為了greater good可豁免因洩了所謂的密而受罰。

真正的超然，這些機會不是屬於建制鷹犬或變態特首的。老子《道德經》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雖身處聲色貨利，榮華富貴之中，依然安居於平淡清靜，超然物外。貪名逐利爭權的狼憑什麼？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的超然，相信來自赤子單純的義憤，為了港大和公眾，把黑箱醜陋戳破曝光，他的行為，比起已經恥無可恥的小人如鹹魚導演王日日日和低智木木木男人十倍，身影和人格高大百倍。

其實，社會上不是有秘而不宣的維穩協議，很多以沉默做幫兇的人，以為聽話不作聲，可保升官發財，可保禮崩樂壞的密？

年輕人道德勇氣脫貧，應該大聲讚他「你冇做錯到！」非常時期光明磊落打破保密協議是智慧。

別和我說年輕人好偏激，是這城市好變態。很多老、中年太迂腐和稀泥齋talk而不walk，加起來都比不上一個悍然為大局不惜陷自己不義的大學生。我不認為馮敬恩的前途兇險，這個城市要把火星勇士好好保護。

《火星任務》說：Every human being has a basic instinct: to help each other out. If a hiker gets lost in the mountains, people will coordinate a search. If a train crashes, people will line up to give blood………This is so fundamentally human that it's found in every culture without exception. Yes, there are assholes who just don't care, but they're massively outnumbered by the people who do.

有些大台要超然地拆。

蘇菲 - 令人作嘔

飛常Playgroup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3日

綜觀連日來各界對港大校委會的評論，曾任聯合國特使的憲法專家、港大法律學院榮譽教授Yash Ghai（佳日思）以「Nasty」來形容真是一針見血，他斥責校委為了取悅中國政府，卑躬屈膝，不惜用「Nasty tricks」來去除陳文敏。Nasty者，令人作嘔也。

校委會那N個否決陳文敏的Nasty reasons，根本就是中傷。一班校委心知已有足夠票數，在閉門會議上羅織罪名，一個接一個來中傷一位不受中方歡迎的人選。

Nasty者，是校委口口聲聲說要維護港大利益，一如盧寵茂所言「一切以港大長遠利益為依歸」，但他們卻將奠定大學的基石「學術自主」先狠狠地擲破。政通人和固然有助大學長遠發展，但大學從來不會本末倒置為了取悅政府或商家，而放棄學術自主。這一點，港大校委卻做到了。

Nasty者，是校委對馮敬恩公開部份會議內容而嬲怒莫名，迅速研究處分，但他們對堂堂港大校長馬斐森的私人電郵，內容被盜、繼而在左報披露一事，竟然視而不見。

Nasty者，是會議明明在討論副校長的任命，盧寵茂居然好意思在會上提出「跌倒後沒致慰問」此等鷄毛鴨蒜（註：語出自一位「博士」之口）之事。事後他批評學生「以不誠實手段以達到目的」，請問，馮敬恩達到甚麼個人目的了？

這班所謂的社會賢達，用大半生時間努力讀書，再用大半生時間努力建立自己在社會的位置，成就至此，人生應當圓滿。可惜他們贏不到大家的尊重，只青筋暴現地指摘一個黃毛小子。對，就是那個孩子，洩露了皇帝的新衣的秘密。

一切，怎一個「媚」字了得。

作者蘇菲，有小型飛機師牌的媽媽，拒做直升機家長，讓孩子翱翔。
電郵：faicosmos@gmail.com



【立場新聞編按：在港大法律學院任教多年、現為法律學院榮譽教授佳日思（Yash Ghai）早前回應傳媒查詢，對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命感到吃驚，他指自己任職港大以來，從未見校委會如此卑躬屈膝，用卑鄙招數去取悅中國政府，以下為佳日思回覆傳媒查詢的全文。】

I was shocked to learn that the Council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has rejected Professor Johannes' nomination as the University's Pro-Vice Chancellor. The reasons given by the Council are spurious and totally unbecoming the Council.

I was Professor Chan's colleague for several years at the Faculty of Law at HKU. We are both public law teachers and collaborated on several research projects. He is also a distinguished lawyer who has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leading cases on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t is absurd to say that he is not qualified to "process" job applications because he does not have a Ph D,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law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do not have a PhD degree. This is the case also at Hong Kong's own distinguishe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HKU and an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rtainly in my period at the HKU, the appointments boards usually had only a minority of members with PhDs. When I was law student, first at Oxford, and then Harvard for graduate studies, not one of my teachers had a PhD! Even my own study for the Ph D degree at Oxford was supervised by a professor who had merely a BA — and was acknowledged as one the most distinguished British professors of public law.

To say that Professor Chan has seldom published in academic journal or is seldom the "key author of the publication" is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vilify him. I collaborated with him in writing in and editing two books, one on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 following the adoption by the Legco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the other on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the right of abode case, soon after the Basic Law came into force. Chan edited most of the chapters, co-authored one with me, and one on his own, in the first of these books. In the second book, he took responsibility for editing contribution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wrote a chapter himself. Both these books were well received and provoked considerable debate — as a good book should. Two years ago in a book that I edited with Professor Simon Young, on the first 13 years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that of CJ Andrew Li, Chan contributed an excellent chapter on public law. He has published articles in well known law journals, in Hong Kong and abroad.

To say that his achievement is "not even comparable to an assistant professor's", shows the spite and vindictiveness of the Council, and its determination to get rid of Chan at any cost — or trickery. In all my years at the HKU, I cannot remember the Council stooping so low.

Professor Chan has also written about Hong Kong's law in popular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to educate ordinary people and to stimulate debate — which is also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good law teacher and professor. His involvement with cases in the Hong Kong is also consistent with scholar'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Developing good working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ry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which Chan as done with great success, is also often regarded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law teache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reform of law is well known, through litigation and research, contrary to the claim of the Council that his work has been of "low impact".

It is also a grave misrepresentation to say, as a member of the Council is quoted as having said, that Chan was elected Dean of the Law Faculty because he was "considered a nice guy". He is undoubtedly a nice guy. But before he became the Dean, he was the head of the Law Department. A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d ample opportunities to see his leadership at close quarters. It is because we were convinced of his outstanding abilities, in giving leadership qualities, fundraising, relations with the judiciary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a vision of the Faculty as a leading centre of legal scholarship, that we elected him as Dean. All the expectations that we had of him have been fulfilled. B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his achievements were at the sacrifice of his scholarship.

As a long serving member of the HKU and now an Emeritus Professor, it grieves me greatly to see the Council turn to these nasty tricks to deny Professor Chan,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and administrator, the office of the Pro-Vice Chancellor, in order — one must assume — to appea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on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sovereignty, the HKU and its Governing Council, stood up for Hong Kong's high standard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ights and freedoms of its people (even to the extent of effectively dismissing a Vice-Chancellor for lack of integrity and taking order from the Chief Executive, himself under orders from Beijing). I wonder whether the Governing Council realises the harm that is inflicting on the university whose independence they were appointed to safeguard. The blow to academic freedom at HKU will also have equally devastating impacts on oth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Hong Kong.

Yash Ghai

李怡 - 「不寒而慄」的豈止是李嘉誠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10月3日

李嘉誠就大陸官媒對他連番指摘作出回應的同一天，港大校委會在中共港共幕後幕前的支配下，否決了副校長人選的任命。莎翁說「新的火燄可以把舊的火燄撲滅，大的痛苦可以使小的痛苦減輕」，令全香港都「不寒而慄」的港大事件，連日來在媒體上，把李嘉誠的「不寒而慄」掩蓋了。

194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說過這樣一段話：「懦夫們連二乘二是多少都聽憑當權者決定。所謂的背叛，是背棄對真理的理解、知識分子的忠誠、對於思想的原則和方法的堅持，以換取其他利益，即使是為了所謂國家的利益。當真理因為對抗種種利益和口號而岌岌可危，甚至被貶抑、扭曲和強暴時，我們唯一的責任就是奮力抵抗、拯救真理。」12名校委對自己良知的背叛，即使是為了所謂國家的利益，也是懦夫的背叛。

中共何來輿論多元

但是，李嘉誠的「不寒而慄」仍然不能只看作是他個人的事。在某種意義上，他是香港人在公平法律保障下，憑個性、智力和獨到眼光而建立龐大商業王國的楷模。他今天的「不寒而慄」，也是香港人都該感到「不寒而慄」之處。

「不寒而慄」典出《史記》，講一個酷吏上任一天，就殺了四百多人，儘管天氣不冷，然而此地區的人聽到這消息後都嚇得發抖。

前天，中共官媒《環球時報》針對李嘉誠的回應試圖打圓場，說由新華社的「瞭望智庫」轉發的〈別讓李嘉誠跑了〉一文的影響被高估，指李嘉誠需要適應「內地輿論變得多元」後對李嘉誠「去神化」的過程，新輿論對李氏並非敵視。在李氏的回應中，似乎也故意要把連日來大陸對他的抨擊，與習近平的政策切割，說這是「個別人士的言行，不代表國家方向」。然而，中共何來「輿論變得多元」？如果真的只是輿論多元的個別人士意見，何以官方媒體連續刊登？又何以沒有相反意見的「多元」？再說，李嘉誠又何須對多元輿論的意見作出反駁？

1989年六四後，當時外資企業紛紛撤離中國，李嘉誠反而大舉進軍大陸市場，成為最大的外來投資者。因此之故，中共歷屆領導人對李嘉誠都敬重有加，鄧小平兩次單獨會見李嘉誠，江澤民、胡錦濤也多次與李氏父子會見。過去無人懷疑李嘉誠有「上達天庭」的渠道，現在顯然這條路已斷，否則何須由大陸官媒與李氏公開對壘呢？

投資與撤資，本是商業行為，李氏在回應中略交代了由於大陸「部份城市出現供求失衡風險，故減少買入土地」；而「習主席最近提倡『一帶一路』政策，鼓勵企業『走出去』，所以集團投資海外業務，與國家政策並無牴觸」。

道理雖如此，但中共一來不跟你講道理，二來就是任何事情都政治化，從來沒有純商業的考慮。對中共來說，李嘉誠在習近平上台後經濟下滑時期大舉撤資，就是不「愛國」（其真正含義是不愛共）的表現。在政治上，他於2012年投票選特首時，違抗指令公開揚言支持唐英年；去年董建華率領眾富豪到北京見習近平，回港後李並沒有按北京指示公開挺梁。在中共眼裏，這都是「不聽話」的表現。

奮力抵抗拯救真理

李嘉誠在六四後投資大陸，相信純從商業利益考慮。在外資撤離潮中配合中共政策，可能當時中共給了些投資便利和政策好處。但中共的政治觀念就是恩賜，而李氏按市場規律撤資，中共就認為是忘恩負義、大逆不道也。

回應文中提到李氏的格言「萬變社會，不變承諾」。在法治社會，不變承諾就是法律高於一切。對一向政治掛帥的中共來說，這簡直是天方夜譚，中共的傳統施政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中共國今時不同往日，富起來也，以前的政策是爭取李嘉誠為首的港資，現在，大量的港資已是中資變身的物體矣。

李嘉誠回應是否「不愛國」時，他沒有提到「愛國」這個詞，卻用了兩句古詩：「此心安處是吾家」以及「我身（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這兩句詩，使筆者想到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一句話：「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

李嘉誠當然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他的心安處。但年輕一代的香港人卻沒有選擇，他們多會以港為家，即使這幾年香港發生的事越來越使人「不寒而慄」，越來越難心安。但如赫塞所言：「我們唯一的責任就是奮力抵抗、拯救真理。」這應該是香港人的使命。（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音樂莎翁：用音符寫辣詩——Jimi Hendrix

2015年10月2日

Jimi Hendrix（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我是來講古的。

10月1日剛過。要說的事發生於1966年10月1日，地點是英國倫敦。一樁「殺神」事件。

那年頭英國，玩藍調搖滾的樂隊CREAM如日方中，靈魂人物結他手Eric Clapton被捧上神枱，街頭巷尾被噴上Clapton is God的塗鴉。

那個晚上，CREAM在中央倫敦理工有一場演出，事前他們答應讓一名來自美國的年輕結他手上台合jam一曲助興。音樂會中途，樂迷早已熱身，情緒亢奮，此時一名老夫子臭飛模樣的曲髮黑人青年上台，把結他隨意插入bass amp，彈起美國樂手Howlin' Wolf的作品Killing Floor。

台上的Clapton熟悉此曲，他一直認為要彈得像樣很不容易，但眼前這名年輕人甫上台便着火狂飈，行雲流水，讓他呆立當場，無法跟上，jam無可jam之下索性垂下雙臂步入後台，點起香煙大抽幾口，對年輕人的隨行人員說：你無講過我知佢咁×堅。（You never told me he was that fxxking good.）

那個黑人年輕人就是日後大名鼎鼎的Jimi Hendrix。這趟英國之行後，Hendrix極速成為搖滾超新星，往後的都成為歷史。一個永恆的搖滾icon。

即興演奏 展現天才

說Hendrix結他勁，不是因為他懂得把結他放在頸後彈，或是能用門牙撥弦，或是單純的快，別人常誤以為快就是王，但說急口令和作詩其實是兩回事，Hendrix之所以是Hendrix，原因是他懂得用音符寫詩，一些很辣、句法獨門的詩。一代又一代的結他手學習和模仿他的造句方式，無不驚歎：是正常人想出來的嗎？曾看過有評論說，論即興演奏的音樂天賦，Hendrix就如同爵士樂神級樂手John Coltrane。

現場即興演奏最能展現Hendrix的天才，胡士托壓軸演出被奉為經典。像是靈魂出竅的他每每在台上「無我」彈奏，樂句源源流出，令人有錯覺，那些樂句來自附體的神明或幽靈，演奏猶如一場接通天地的祭祀，非常spiritual。有樂迷曾形容，只要把自己放空，讓Hendrix的音樂流過，身體就會被改變。聽起來很誇，但我明他說什麼。

Hendrix的爆發僅歷時4年，27歲猝逝，成為「27 CLUB」的一員，在Club內是Kurt Cobain的前輩。

「史上最偉大結他手」

幾十年過去，一代一代的偉大結他手冒起，各人有擁躉，但每當有「史上最偉大結他手」選舉，Hendrix幾乎是必然的王者。Clapton活到如今70歲，樂壇地位超然，結他造詣千錘百煉，然而，他還是沒法超越那個當年擊倒他的小子。

想說Hendrix的故事，源於早前與愛聽搖滾的年輕一輩聊天，聽Britpop長大的他們沒聽過Hendrix的名字，其實正常不過，只是愛讀英國文學而不讀莎翁，總覺有點點可惜。

文：陸小鳳

圖：網上圖片

葉健民 - 他們就是要義無反顧做奴才！

2015年10月2日

【明報專訊】評論時政，我經常提醒自己，不能動氣，要保持客觀持平，更不要過分受公眾情緒牽引。但我相信在這一刻，不少香港人會和我一樣，對港大校務委員會否決任命陳文敏教授的決定，氣憤難平，深深不忿。整個事件中，校委會對他的任命諸多無理刁難，刻意拖延決定，其用心不良，路人皆見。公眾心裏明白，不少港大校委早已鐵了心，不會讓陳教授過關。但我始終期望，這班人至少會給公眾一個說法。顯然，我是高估了這班人的道德水平。校委會竟然會以為可以輕輕一句「保密原則」，便可以隨意對港大持之有效的制度常規盡情踐踏，不用為否決決定作出任何交代，完全無視公眾和校友要求解釋的合理期望。在講求問責和權力制約的21世紀，這班人的思考邏輯，實在匪夷所思。

校委會作為大學最高決策機構，對副校長等重要人事任命，當然有否決權。但前提是理由必須充分，有令人難以反駁的理據，才能推翻由港大校長領導的物色委員會（Search Committee）的推薦。需知道這個委員會是以熟悉港大制度文化、對大學生態和管理要求有深入了解和在學術界地位崇高的資深學者所組成。換言之，這個委員會絕對具有能力去判斷誰人能擔當副校長一職。但以校外人士為主，絕大部分缺乏大學行政管理經驗，多數為非學者的校委會，又憑什麼去作出一個更佳的判斷呢？

商界治校的弊病

根據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的引述，大部分反對理由在於針對陳教授的學術水平和能力。當中重點在於他沒有博士學位和學術水平不足。這種觀點，充分反映出當前商界治校的弊病。對於這些來自商界的外行人來說，管理一所大學就應如經營一家企業一樣，評定大學教授表現也應無異於企業人才考勤，就是事事可以以量化標準定高低，只要確定盈利目標和發展任務，便可以準確地作出效益計算，評核表現。在這種邏輯下，評定一個教授水平便可以機械化地去以「數白欖式」看發表期刊文章多少、有多少人引用過其研究成果，又或者是否具備某種學歷條件去分高下。這些以量化標準去評定一個學者水平的做法，看似公平合理，實則粗疏薄淺。商界愛好名牌，重視排名，見怪不怪，但總不能無知到一個地步，單以博士資歷去評定個別學者的學術水平高低。

舉個例子，我於排名尚算可以的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但當年的社會科學院內，老師沒有博士學位的，大有人在。在我所屬的納菲爾德學院中，有被視為社會流動理論世界權威的高霍爾（John Goldthorpe），其著作被引用次數超過兩萬次，而被譽為拉丁美州民主化研究教父的韋赫特（Laurence Whitehead），更是著作等身，地位超然，但兩人也沒有博士學位。這些例子，在牛津大學多不勝數。我並不是要炫耀個人履歷，我想說的，是單以學歷看學術水平，只反映出你的無知。而法律學者的學術權威地位，可能更重要是看其著作有否經常被法官判辭和業界所引用，而非有多少出版。校委似懂非懂地去以出版數量多少去一刀切判斷學者的學術水平，只說明這班人的自身局限。再者，如果校委中真的有人認為，沒有博士學位便沒有能力處理有博士學位的人士的聘用事宜的話，那我倒想反問，以同一個邏輯，這群大多沒有博士學位，兼非學院出身的委員，又何以有資格去決定副校長的任命？又或者，假如承認必須有相關資歷才有權處理相應的行政管理事宜的話，那這群大多來自校外的校委們，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推翻以校長為首的物色委員會的決定呢？難道他們狂妄到一個地位，相信自己比校長和其他港大管理層，更了解大學行政管理？所以，他們的所謂理據，根本就是自相矛盾，論據混亂。

大學人事升遷非單靠「拍膊頭」

作為一個港大舊生，更令我氣憤的，是這群校委對港大制度的輕蔑。有人口出狂言，說陳教授的研究水平，就連助理教授也不如。這種說法，不單是對陳教授的人身攻擊，也是對港大法學院，以至整個港大管理制度的侮辱。因為大學所有的人事升遷，必然經過學院與大學管理層的層層把關，反覆確認。至於法學院院長的任命，往往是透過全球招聘，多番遴選，而非單靠「拍膊頭」，隨便找個「nice guy」了事。這些缺德敗壞的尖酸說話，不單反映出說話的人的水平，也反映出他們對整個港大制度的蔑視。在他們眼中，港大就恍似是一所第三世界的「野雞大學」，毫無制度可言。這種對港大毫不尊重的人，有資格作為港大校委嗎？我對母校的社會貢獻，毫無懷疑。但與這些急功近利的校委不同，我不會以一時一刻評審結果妄下斷語，而是以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去理解大學的社會地位。法律學院多年來孕育法律人才無數，對本地司法體系貢獻良多，在法律教育的領導地位根本毋庸置疑。就以這群校委對權力鍾愛的角度來看吧，回歸以來3位律政司長當中，便有兩位為港大法學院舊生，這種與權力的直接掛鈎，不就是你們朝思暮想所謂社會貢獻的黃金標準嗎？多一篇少半篇學刊文章，便能改變這個事實嗎？「陳文敏治下法律學院地位今非昔比」的說法，站得住腳嗎？

不止事關教授個人 更涉公眾利益

當然，這群校委反對任命的真正原因，說到底只有一個，就是政治因素。不管是因為中央主動出手介入，還是校委揣摩上意、自己「識做」所致，背後的考慮就是要借否決陳文敏的任命來傳達一個信息，就是假如有人在政治立場上令中央不爽的，必有後果。要打擊的不是陳文敏一個人，而是要向所有被視為曾同情或支持佔中的人發出警告。校委口中的港大的「長遠利益」，就是要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不能觸怒權貴，自討苦吃，故此必須犧牲陳教授以作交代。滿口歪理的人總能顛倒是非，把荒謬的東西說得振振有詞，頭頭是道，自我催眠。對這些利慾薰心、全心全意去逢迎權貴的人，我沒有打算去試圖令他們頑石點頭、回頭是岸。但公眾必須明白，這次事件不止關乎大學教授的個人處境，更涉及公眾利益。大學當然不再可能是象牙塔，必須一定程度上配合社會需要而轉型，作為公立大學，我們也無時無刻提醒自己要向公眾負責，而政府也絕對可以透過修改大學條例、決定撥款優次，以至制訂審核標準等手段，去影響大學發展方向。但服務社會與服務政治，卻是兩碼子的事情。社會上必須有一個空間，去容許學者環繞社會價值、倫理道德等看似務虛，但卻影響深遠的問題去自由自主地思考辯爭，哪怕這些觀念有時會觸犯禁忌，甚至在當權者眼中有點離經叛道。只有在這種環境下透過反覆論證和大膽辯論，方能去蕪存菁、創造知識。試想想，假如我們的社會沒有這種空間存在，也許我們今天不會有「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大家依然以為掠奪性發展模式就是人類社會的唯一出路；如果學者沒有自由去就人權法治作深入鑽研，大家今天大概還活在有奴婢、酷刑制度的國度之中。這些改變，對社會裨益自不待言，但短期來說，總會對政權帶來種種不便，令當權者感到不舒服。因為這些概念的突破，往往帶點顛覆性，直接間接也會挑戰現有秩序，對當前的權力分配結構提出質疑。

為學界帶來寒蟬效應

陳文敏的遭遇，客觀上就為學界帶來了寒蟬效應，就是假如一不小心觸犯禁忌，個人的一生學術成就便可能會被全盤否定，還要承受無情的人格謀殺，受到無窮無盡的欺凌侮辱。結果大家只會步步為營，以免接觸「地雷」。對個人來說，這當然是最穩妥做法。但假如所有大學教授放棄為社會思考，人人只求自保不問世事，這種行屍走肉、缺乏靈魂的大學模式，又是否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眼前小人當道群魔亂舞，我們已經再沒有什麼退讓的餘地了。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梁家傑 - 當小人得志

明報   2015年10月1日

9月28日，當香港人走到政府總部抗議雨傘運動後政府和警方恃強凌弱，安徽省天長市的公安局發生了一件無法無天的事。

一雙男女並肩走向公安局，一輛黑色車子高速撞來，而且絲毫沒有減速，女的幾乎飛起跌在大閘旁，男的則被全速撞進院子內。但司機落車後不是救人，而是把男的狂踢幾腳，再跑到大閘向女人用腳猛踹，又跑回去踢那位奄奄一息的男人。

最令人震驚的是，公安局兩名保安明明近在咫尺但袖手旁觀，明明大閘外也有路過的人，但個個只會圍着看熱鬧，後來公安局才有人跑來攔着逞兇司機。這件事由閉路電視拍下，當日在大陸網民之間瘋傳，還成了各大電視台的新聞報道。

這些事情對香港人很陌生，因為我們習慣了不平則鳴，我們不會先計算逞兇司機是否公安局高層所以如此橫行無忌，我們也不會憂慮如果出手阻止會否招來秋後算帳。

香港大學校委會否決任命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梁粉校委理由千奇百怪，有因為自己跌倒沒獲陳文敏慰問的，有在Google Scholar沒發現多少陳文敏搜尋的，有聲稱陳文敏沒有博士學位的。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一班小人依仗心胸狹窄、面目猙獰的特首在香港大學自鳴得意。梁振英政府與中央政府干預港大副校長任命有迹可尋，去年十一月以來《文匯報》、《大公報》、《人民日報》抹黑陳文敏的文章數以百計，如今又如此羞辱香港首位及迄今唯一的榮譽資深大律師、學術地位無容置疑的法律學者。

今天這班小人得志，以為可以藉殺一儆百將香港的知識分子「培訓」成安徽省天長市公安局的兩名保安，要他們對不義之事袖手旁觀，這班小人才能橫行無忌。

梁振英當政三年，公然執行「一國吃掉兩制」政策，一次又一次測試香港人的底線。如果香港人選擇逆來順受，眼見香港禮崩樂壞，一條一條底線失守，仍愛理不理，自己一直珍惜的自由和法治，就在這種委曲求全的思維下漸漸淪喪！十二名否決物色委員會提名的校委，他們固然為陳文敏和香港大學敲起喪鐘，但其實喪鐘也同時為香港而敲，為你我而敲！

梁家傑 - 偷安一時 犧牲自主尊嚴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30日

香港大學校委會昨晚否決任命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為副校長，校委會主席梁智鴻竟然毫無愧色地說，這決定是為了港大「長遠和最大利益」。

何謂「長遠和最大利益」？從港大校友、《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日前一篇文章可見端倪：「北京當局通過官方媒體明確表態反對，他們（校委）如果通過任命，恐怕港大會遭到報復，現時大學與內地頻繁的學術交流和合作會受打擊，商界捐款和政府資助都會減少，不出數年港大就會被其他大學超越。」

倘若如此，委曲求全，放棄是非黑白之心，偷安於一時，或可換來三幾年的「最大利益」，但不可能「長遠」，因為揸頸就命，只會越來越被剝削，最終付出的代價是港大的自主、尊嚴，連資源都不保。

令人憤怒的是所謂「長遠和最大利益」着想，這種迂腐犬儒帶來的傷害，是港大不再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有些斯文敗類假借「港大利益」之名，求私利為實。我又憶起末代港督彭定康九七臨別贈言：「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梁智鴻以保密、私隱、集體決定為由，拒絕披露校委會會議內容，包括投票結果及否決任命陳文敏的理由。然而，港大校委會並非行政會議，不可能以集體負責制或保密為藉口逃避向公眾交代。根據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的行事指引及守則》，所有委員是以信託人（Trustee）身份參與校委會工作，因此，各委員必須向大學的持份者交代投票決定及理據。

校委會的決定一旦受到司法覆核挑戰，委員都會被要求披露各自的投票決定和理據，若理據不足，會成為覆核成功的基礎。

陳文敏是香港首位及迄今唯一的榮譽資深大律師，是享譽國際的憲法學權威，他今次遭遇象徵本地學術自由與院校自主衰落，可能出現的後遺症是海外頂尖學生與學者卻步，減少興趣前來港大甚至本地其他大專院校就讀、交流或任教。

威脅港自由　絕非獨立事件

正如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近日在本地報章撰文，分析陳文敏事件「是港大能否維護學術自由的重要測試」，校委會一旦否決陳文敏的任命，便會「為政治干預大學自主立下一個危險的先例，更為香港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國際學術樞紐地位帶來隱憂」，「中國政府在國內和海外一直宣稱要推進依法治國，但港大事件卻讓這個承諾蒙上陰影。」

梁振英政府與中央政府干預港大副校長任命，並非憑空想像，而是有迹可尋，去年11月以來《文匯報》、《大公報》、《人民日報》抹黑陳文敏及叫他自行引退的文章數以百計，特區政府消息人士亦在親政府報章放風，「建制派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政治動員，若然在最後階段任由校委會通過陳文敏的任命，必然會嚴重影響士氣，以後再沒有人為政府『打仗』」。

一年多以來，經歷一國兩制白皮書、8.31人大決定，及近期的張曉明「特首超然」論、陳佐洱「去殖民化」論、饒戈平「三權配合」論，無人會相信針對陳文敏是獨立事件。香港不僅普選無期，連兩支「頂心杉」法治與自由（包括學術自由），中央都要一一砍伐，貫徹專權者不信任人民的作風。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費盡唇舌，一再強調中國不會成為威脅、霸權，望能贏得國際社會信任。其實，信任取決於中國能否持續信守承諾、尊重國與國之間的協議。《中英聯合聲明》是在聯合國登記的國際文件，習近平若能原汁原味原意執行這協議，保障港人的權利與自由，實際行動勝過千言萬語。港大作為香港學術自由的殿堂，受到如此摧殘，只會加深國際社會的印象：中國是信不過的。

梁家傑
港大校友、公民黨黨魁

陳文敏 - 城西書話

明報   2015年9月30日

城西書話，一個優雅的名字，帶有一分文人雅士的溫文浪漫，一分樸實清淡的典雅書香。城西，應該是遠離城中的喧鬧繁華，沒有追名逐利的紛擾。日落西城，斜陽映照，在古樸的書室內，騷人墨客聚首一堂，以四壁圖書鑑今古，讓思維馳騁於天地塵世，游走於書香卷籍中，這正是大學令人神往的地方。

不知是大學那位同事想出如此優雅的名稱，城西書話是大學圖書館舉辦的一系列講座，每次邀請一位作家，在圖書館內以對談的方式談到書本、創作、人生。這系列極受歡迎，可惜最近已停了一段時間。上星期法律圖書館和港大通識課程合辦了另一系列以法官為主的講座，第一位嘉賓便是包致金法官。講座也是以對談方式在法律圖書館內舉行，當晚座無虛席，有來自不同學系的同學和校友嘉賓，大有城西書話重現的雀躍！

包致金法官自退休後致力於寫作，兩年間已寫了四本書，當中兩本更是漫畫形式，以輕鬆幽默的筆觸和透過他創作的鱷魚朋友的對話，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介紹法治和抒發他對法律制度的觀點。退下法官位置，他可以更加暢所欲言，例如有人指法院是否制定太多法律，鱷魚朋友便回應，總要有人做這些工作，尤其是當立法會正忙於審案！

當晚包致金法官便談到法治與民主，他以往曾認為只要有司法獨立、有憲法保障人權和三權互相制衡，即使沒有民主仍可以有法治，但近年的社會發展令他修正了這觀點，認為民主與法治乃相輔相成，沒有民主，法治難以長久維持。他又寄語年輕人要以合法方法爭取憲制保障的權益。被問到年輕人如何裝備自己以迎接未來的挑戰，他說做好自己的本分，法律學生成為能幹盡責的律師已是在維護法治，我則加一句勸勉同學多看書，知識才是進步的根源，虛心聆聽不同的觀點，小小學問才是最危險的。也有同學問推倒基本法重來是否合適，他不贊同這樣做，我則引述《日月貞忠》一書內湯瑪士摩爾爵士回應亨利八世欲斬除所有法律障礙以容許他離婚時說：當你斬下最後一株樹後，魔鬼轉身撲向你時，你還可以在何處藏身？ 

陳健佳 - 「拳打腳踢」報道的背後

立場新聞   2015年9月28日

【文：資深記者陳健佳】

佔領運動期間，無綫新聞獨家拍攝到七名警員涉嫌暗角打傷公民黨成員曾健超，那十多分鐘的片段，讓全港市民見證驚心動魄的一幕，更即時令外界對無綫新聞得到正面支持。無綫記者在佔領區採訪不再受到唾罵，而是獲得市民送上食物打氣，甚至有市民送金牌讚揚新聞部。

不過，該宗報道引發編採部七十多個員工聯署，表示不滿管理層曾修改報道內容，是無綫新聞部罕見的員工集體行動。後來，有份聯署的中層、參與該宗報道的員工，被調職到非前綫工作，有員工視為秋後算帳。

本文透過訪問員工，了解無綫在佔中前後處理新聞的方針，及七警報道來龍去脈。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實早於佔領運動前，無綫新聞部已經很小心處理佔中的新聞。

佔領前夕

據員工表示，管理層早已將佔領運動定性為非法活動，所有涉及佔領的新聞，不用想一些美化運動的角度。其中一次，是有同事在直播時引述參與行動人士稱被警察毆打，無綫新聞及資訊部總監袁志偉便喝止，話「點解未求證消息」。

有另一位記者在8月，報道一個泛民記者招待會，引用公民黨梁家傑的一個 Bite，也引起老細不滿。「後來老細在公開場合下，口頭指控記者屬泛民的人，幫泛民說話，以後不可以讓該記者做政情、示威及公眾集會的新聞。」

佔領期間

佔領開始兩周後，佔領區人士認為無綫的報道偏頗官方立場，令採訪隊工作時遇上阻滯。「當時遍及四個佔領區，金鐘、銅鑼灣、旺角和尖沙咀。外出工作的記者裏外不是人，在外邊採訪集會者會被人鬧，一出『咪牌』就被人鬧。在旺角採訪佔領區時，更曾被示威者追着破罵。為免工作受滋擾，同事像在內地採訪時，用黑色膠紙貼着咪牌上的無綫標誌。又或者進行訪問時，請受訪者夾一個不會顯示咪牌的小型咪。」而調動人手時，也不敢安排女記者到人流較雜的旺角區採訪。

七警事件

10月14日，編採部由助理採訪主任何永康與一位年資淺的記者在公司，另有兩位編輯部同事。當晚更表時間是晚7時至翌日早上7時。佔領以來一向負責早更的何永康，是首次當夜更。

一般來說，晚更編採部的人手相對日更少，高層例如袁志偉於日更工作，晚更則由較中層員工「睇檔」作決策人。而當晚就由何永康睇檔。

當時佔領踏入第三周，佔領區已擴散銅鑼灣和旺角，夜更的負責人主要留意警方與示威者衝突事件，旺角是最熱門，所以傳媒機構也會駐紮重兵守旺角。不過，編輯部當晚收到消息，指警方會改在金鐘行動驅趕示威者，於是何永康將旺角兩採訪隊調到金鐘迎戰。

晚上12時，進一步確認警方會在15日凌晨1時，在金鐘有清場行動。

背景：凌晨2時多，警方開始趕走龍和道的示威者

無綫有四隊攝影隊在金鐘，他們拍攝的片段同步傳送到將軍澳無綫採訪部，何永康與當夜更的三位同事負責「收片」，即是一邊看傳送回來的片段，一邊寫文字報道出街。

大約凌晨4時一刻，一般人熟睡的時間，編輯部還燈火通明，大家還金精火眼從四部攝影機拍攝的片段中找尋新聞點子。突然，編輯部兩位同事叫了一下，「影到差人打人喎」。何永康也上前仔細了解詳情。

他們向負責拍攝該片段的攝影師查詢，對方也致電公司確認拍攝到有關片段。由於畫面現場較黑暗，大家不許有任何差池，於是反覆再看，連剪片同事也一同在剪片房的四十多吋大電視螢光幕反覆再看。螢光幕清晰可見一位示威者被抬到金鐘添美道一個暗角位置，遭七位身穿有警察字樣背心的男士揮拳及腳踢。

「拳打腳踢」報道出街

早上6時的晨早新聞，頭條為七警向示威者拳打腳踢。6時38分，辦公室電話響起，編採部同事接聽後，大叫：「老細話唔出得街呀！」後來第二個電話打到編輯部有同事將已上載到無綫新聞Apps的七警暗角報道下架。期間，並沒有任何管理層跟何永康通電話表達對報道的意見。何永康按照更表，早上7時拖着疲憊身驅下班。

早上9時，新聞部熱鬧起來，例行的編採會議上，七警報道成為討論焦點。袁志偉提到用上「拳打腳踢」的字眼，於是有編採部人員有所考慮下執稿，刪去「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用腳踢示威者。」直至同日下午，警方出新聞稿指懷疑有警員使用過份暴力，由於有官方定性為過份武力，管理層即時安心，在稿內加入「其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

同日下午3時左右，新聞部同事對管理層處理報道的手法發出聯署信。

聯署事件

傍晚，「一群無綫新聞部記者的公開信的聯署信」在網上出現，最初版本有40多名為人熟悉的記者名字出現。

「我們認為，截至早上七時前的報道字眼，是對過程作中立客觀描述，當時報道如下：『一名示威者雙手被綁上索帶，由六名警員帶走。警員將他抬起，帶到添馬公園一個暗角位，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警員最後帶走示威者，整個過程歷時近四分鐘。』然而由早上七時起播出的版本，「將他放在地上，對他拳打腳踢。期間兩名警員離開，留下的警員繼續再用腳踢示威者」，這段描述被刪去。直至時近中午，才重新加入「期間懷疑警員對他使用武力」一句。」

聯署後第二日，袁志偉召開員大會分享意見。「三小時會議，有同事收貨，認為上司願意聆聽，而且語氣好，算是認低威。有些則好嬲，認為要繼續跟進，部份則是中間派，有點迷惘。」大會上袁志偉同時公佈有 hardship allowance（勞苦津貼），有些人覺得管理層借此好消息來沖淡原本討論改稿的題目。

聯署事件似乎已告一段落，不過還有下文，負責七警事件報道的何永康，他的上班更表，由佔領以來一向早上5時開工，改為早上9時到晚上7時的正常更，意味他不再有機會做決策人角色。至10月20日，何永康更被調離前線，轉職首席資料搜查員。

七警之後

「七警報道」引起全城震憾，公眾對無綫新聞部由負評變正評，好感度大增，原本被佔領區示威者窮追猛打的無綫採訪隊，突然被戴上光環，「有示威者在佔領區派麥記時，無綫記者也有份收到。也有人整咗個金牌仔讚揚無綫記者，有次在佔領區交給無綫的記者，表示謝意。」

不過，親政府人士卻甚為不滿，認為無綫播出七警涉毆打的片段，有認為是惡意中傷警隊，也有人認為無綫沒有播出曾健超疑向警方倒水的片段，是偏頗處理。於是無綫前線人員，一下子又遭親政府人士攻擊。

筆者也曾目睹無綫記者被圍攻事件10月19日，反領人士在維園舉行集會，多名集會人士走到無綫記者前面指罵他，指他們沒有公正報道曾健超事件。該位記者重覆稱報道是由管理層決定，但集會人士仍不滿意，湊熱鬧包圍人士越來越多，記者及攝影師也被包圍而動彈不得，要由大會職員開路才能脫身。

當時在無綫新聞部任職的前綫人員說，新聞部開始收到接連不斷的投訴電郵。「每日返公司開電腦，老細會 Update 外界的投訴內容，老細會將原文投訴內容 for all 傳閱。然後只會講一句『如果冇事就由佢，有就檢討下。』」被投訴的同事名字也顯示出來，對於佔領期間每天上班12小時的記者來說，這種無形壓力更令工作百上加斤。

總結

七警報道至今風波未完，七位涉案警員尚未被起訴，律政司表示還要諮詢獨立法律人士提供意見。

至於無綫新聞部，已經是另一光景，參與當日報道的何永康，當日聯署的何文雯、林子豪、林昭儀、陳亮均、彭國柱、談美琪、伍家謙；主播蔡雪瑩、高芳婷等都已離職。

文章原刊於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的《傘下人．情．事》—香港記者佔領採訪集思

安徒 - 為了帝國的去殖民化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最近中聯辦及靠近中央的一眾大員、學者，在香港掀起連番爭議性的話題。由張曉明的香港「三權不分立」論，到強世功、陳佐洱等的「去殖民化」論，引來不少反響。這些「出格」的言論看似來勢洶洶，咄咄逼人，但是空氣中交鋒一兩回合，敢問究竟北京對港是否有新的政策、新的鬥爭目標時，卻又見老調重彈，新瓶舊酒。

所謂特首「地位超然」之說，為的不外乎一種良好的自我感覺，連英國駐港領事也忍不住要在自己的臉書曲線嘲弄；而所謂香港要「去殖民化」的說法，背後還是跳不出愛國歷史教育、完成23條立法等早已老掉牙的問題。

陳佐洱主理香港事務那麼多年，如果說今天香港原來還有「去殖民化」這個重大政治任務還未開始、尚未完成的話，首先要問責的其實正是他老人家，難道他屆此退休之年還想給自己找麻煩，開自己玩笑？

事實上，陳佐洱應該比誰都清楚，「殖民地」三個字是整個香港問題最敏感，最不能碰的部分——用英諺來描述就是「房中的那隻大象」。無論是九七之前還是九七之後，誰要認真的在香港去搞「去殖民化」，就要揭開歷史的傷口，把眾人「衣櫃中的骷髏頭」暴露在陽光底下。首當其衝的其實不是民主派、反對派，而是建制派。

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

先莫說所謂建制陣營之所以能夠形成，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共在回歸前後，處處保護和延續這批「殖民餘孽」在殖民時代所享有的特權和地位，就是那一批曾經有過貨真價實「反殖業績」的「老左派」，也早已跟隨永遠英明偉大的黨中央的指示，收起六七「反英抗暴」時期高舉的「反殖」大旗、改頭換面、「重新做人」。

這些「老左派」當年就是因為追趕「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一時「極左」狂熱，違背一向在香港低調發展、廣交朋友，配合中央對香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的方針，反而為了急於「去殖民化」而毁掉了大半生。今天又再來一個「去殖民化」，究竟是供奉還是嘲弄？難怪出身純正、根正苗紅的本地左派領袖曾鈺成也急於直言所謂「去殖民化」的言論與中央立場無關，更毫不留情地指出陳佐洱是過氣高官，目前並無香港事務公職。言下之意就是一於要及早劃清界線。

這就構成香港現實中一幅怪異的圖景：那些身先士卒，曾為終結香港殖民地狀態，真的拋過頭顱、灑過熱血的反殖分子不敢輕言「去殖」，倒是來自北京的青年教授，對香港的「去殖」卻是情有獨鍾，為香港的「去殖民化」打造洋洋灑灑的一套大論述。

為了緊貼這套京人「去殖」論的思路，筆者把擱在書架上多年的強世功論著《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重讀一篇，發覺十分有趣。

王者視角品評帝國的技藝

書中打響頭炮的第一章，討論金耀基知名的「行政吸納政治」理論，直指金氏此說雖然捕捉了港英體制的運作特質，但卻以「行政」之名掩蓋了香港「殖民政治」的本質，然後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品評一番。他認為金耀基把殖民政治的政治性質（由誰統治）的問題中立化地描述為「行政」，也由之而抹煞了六七「反英抗暴」的反殖民意義。為了突顯金氏論述對「殖民統治」的淡化處理，作者竟然援引了托派作者吳仲賢（筆名毛蘭友）激進的反殖言論。（很有可能，作者並不了解當時香港的親中左派對托派的反殖論是如何忌憚。）

平情而論，強世功對金耀基的批判並不為過，筆者也曾經把金耀基的「行政吸納政治」論連繫上劉兆佳一系列的其他分析，指出它們同屬於英國「晚期殖民主義」階段，為了光榮撤退而把殖民主義進行「管理主義式改造」的論述。這些論述的目的自然要將殖民主義中性化、行政化。不過，當強世功要還原這體制的「殖民政治」性質時，他要爭奪的其實是誰是香港行使統治力量的主權者，而不是這套殖民治術有什麼非要解拆、推翻的問題。

恰好相反，當作者在下一章哀嘆當年「反英抗暴」中的左派是如何遭到慘痛的失敗，甚至無奈地要接受「團結一致向前看」而陷入歷史的失語、「無言的幽怨」之後，他並沒有沿着他「去殖民化」的思路，試圖為這些歷史犧牲者重新尋求正義，探索後殖民、後帝國的可能性，反而是在往後幾章站在坐擁天下的王者／主權者的視角，以欣賞的角度去品評英國人的「帝國的技藝」，讚頌它們如何聰明、有效。甚至揚言謂：「在這方面，我們確實要向當年的大英帝國學習。就此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大國崛起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頁68）

「去殖」為了帝國輪替

很顯然，這種「去殖民」的方向，並不是為終結殖民、終結帝國而立論，反而是為了帝國的輪替、帝國的取代。事實上，強世功的思路，正是當今中國知識界天朝主義的濫觴。他們不再追求共產黨人過去信奉的全人類解放、剝削的終結、階級的終結，也不把眼光放在追求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他們甚至認為民族主義是過時甚至是有害，因為他們認為「民族國家」只是西方近代的發明，真正要追求的是另一種非西方主導的普世文明、建立另一種「帝國」，以抗衡西方的帝國主義。

他們認為共產黨人領導了革命，其實只是不自覺地實現了中華文明復興的使命。為平等社會主義理想折騰了幾十年的中國社會，只是不覺意地完成了「帝國建設」的早期工作。與其說共產主義已經失去了它的信仰和合法性基礎，他們寧可鼓其如簧之舌去辯說，共產黨有比階級鬥爭、取消私有制等馬克思主義使命更高遠偉大的「天命」，只有這種「天命」才是真正的授權，而不是狹義的西方式議會民主選舉。

如此這般，這派「天朝學人」就可以把文明、天下、帝國、去殖、革命、民族、共產、國家這些概念自由組合，重新打造適合新時代天朝政治的意識形態。在狠狠批評帝國、殖民之後，又公然展露他們對帝國技藝的羨慕與崇拜。

「政治是遺忘的藝術」

他們對理論和概念自由拆解的迷戀和能力，有時也會令自己忘其所以，例如強世功在書中力圖挖掘被金耀基掩埋的香港殖民統治性質，但過了幾頁，讀者又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否定香港的殖民性質，並且說道：「英國佔領香港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商業貿易和經濟利益……由於英國佔領港的目的不是殖民，加之英國人認識到香港與內地是在種族和文化上融為一體，難以殖民。」與此同時，他又會在另外的章節大力讚賞中國外長黃華當年在聯合國要求把香港從「殖民地」名單中除名的演講，認為他堅持「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所謂『殖民地』範疇」的說法充滿智慧。

究竟為什麼一個「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殖民」的殖民地的「去殖民化」問題，不在九七（還在掛米字旗）之前提出，付諸方案逐步落實，但在九七後的五星旗下，卻又要翻舊帳又來個「去殖民化」，是否說明強世功也同意「歷史不能忘記」？

可是，當你翻開他談及只剩下「無言的幽怨」的反殖左派，應如何面對失語的痛苦的篇章時，你會看到他寫道：「心靈的和解，人心的回歸，需要時間、耐心、理解和寬容……時間才是最大、最有力量的政治。在這個意義上，政治乃是一門遺忘的藝術。許多問題隨時間推移而消逝，不一定是問題被解決了，而可能是被遺忘了。以至於在香港回歸十年之際，很少有人提到香港的『去殖民』問題（我只見到馬家輝在《明報》上撰文談及這個主題），更沒有人提及六七反英抗暴運動。」（頁38）

這本書出版於2008年，今年是2015。香港的政治果真在倒退之中，這些高官大教授們竟然都忘了「政治是遺忘的藝術」。但香港人也要多謝陳佐洱、強世功、張曉明等吹皺一池春水，把我們從夢中叫醒：香港原來還未「去殖民化」！

文 安徒

編輯 梁詠璋

家明雜感：《醉．生夢死》 張作驥傑作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 張作驥編導的《醉．生夢死》是我今年看過，最讓人心碎的華語電影。

遺憾它沒有正式公映，只在上半年的電影節映過，最近於同志電影節再放，得睹的觀眾少之又少。《醉》值得留意的焦點之一，是它在6月的台北電影節贏得百萬首獎。該獎項劇情片、紀錄片同台競逐，台灣紀錄片一直強勢、題材及風格多元化。《醉》是六年以來，終於可以吐氣揚眉的劇情片。對上一次劇情片的大贏家是戴立忍的《不能沒有你》。《醉》及《不》的共通點，是對弱勢的關注。這多少顯示了獎項的人文定位，以及張、戴等中生代導演，如何緊貼社會脈搏。

《醉．生夢死》注定不會大受歡迎，不在其同志題材（說實話並非本片重點），而是它的基調十分淒涼。它說邊緣人物的故事，鏡頭鑽進尋常巷陌，譜寫世事錯綜複雜的因果，看罷叫人久不釋懷。它沒有這些年台灣片常見的正能量，欠缺《聶隱娘》的話題性，沒有叫座的明星、玉女。於是《醉》亦正好說明，當今台灣片藝術光譜之闊、水平之高，有別於媒體的熱捧、觀眾的想像。

母子不和

《醉．生夢死》是個家庭故事。父親早跟女人跑了，剩下母親（呂雪鳳）一人把兄弟帶大。她本來是南管劇團花旦，惟劇團沒落，後來當上了媽媽生……這都是電影的前事。影片故事正式開展時，兄弟已經長大，不用依賴母親。母親由弟弟老鼠（李鴻其）照顧，她足不出戶，終日酗酒，總是念念有詞的癡人說夢。母親雖與弟弟相依為命，然而母親酒後情緒化，母子並不和睦，相當愛恨交加。一時媽媽摟着兒子起舞，一時怨懟的互相責罵。媽媽怪責兒子不肖，比不上大哥；弟弟埋怨母親偏袒哥哥，因為他從小到大都是好學生（建中、台大畢業）。幾場戲之後，我們才見哥哥上禾（黃尚禾）登場，對白說他從美國回來。上禾喜歡男生，在美國戀情碰壁，一度嘗試為情自殺，未遂才黯然回國。兩兄弟從性格到外形南轅北轍，上禾健碩、為人很積極，每天駕單車到台北上班；老鼠非常慵懶，瘦骨嶙峋的，凡事愛理不理，沒有正常工作。

這時候，兩兄弟還有一個同屋碩哥（鄭人碩）。碩哥比兄弟年長，相貌、身形不俗，在夜場當舞男。碩哥為人爽朗，出門總悉心打扮。碩哥對女友千依百順（他專長逗女人歡心），女友名大雄（！），是上禾及老鼠的表姐。老鼠什麼都滿不在乎，跟哥哥關係很差，對碩哥倒是十分尊敬，把他奉為學習的楷模（父親缺席的填補）。三個男人，寄居在台北一所毫不體面的小房舍。《醉》的選景一絕，據說那處叫寶藏巖，影片呈現的社區、菜市場及建築，十分市井、破落、老舊。房子的空間非常局促，衛生環境欠佳，紗窗外一地垃圾，還有垂死掙扎的初生老鼠。諷刺的是，每當角色爬出窗外又別有洞天。寬闊的簷篷可供閒坐、抽煙，遠眺是永福橋的河濱，環境開揚，一望空闊，為窒悶的世界提供一道排解出口。不過，對白亦交代了，屋子對着的河水很髒，那裏釣到的魚很臭。

母親的死

《醉》敘事蠻特別的，看到後面才知道，片首母子共舞原來是回憶片段。上禾回家、碩哥來住的時候，母親早已撒手塵寰。母親的死是意外、是慘絕人寰的悲劇，跟她酗酒成性有關係，也跟家庭的分裂有關係。電影敘事沒說清楚的另一前事，是老鼠曾跟碩哥到高雄混，並在那裏闖了禍。哥哥在美國、弟弟在高雄時候，神志迷糊的母親疏於照顧，才發生致命意外。影片差不多結尾時，把意外事件交代了，場面不寒而慄。只能說，母親很命苦，被丈夫拋棄、獨力湊大孩子，最後苦無依靠，更且不得善終。張作驥對家庭的關注、對女性的同情貫徹始終，但《醉》稍稍跟前作《爸，你好嗎？》、《當愛來的時候》及《暑假作業》不同，更貼近之前的《美麗時光》。這次，張不賣勵志溫情，跟流行的台灣電影背道而馳。他的電影世界可以很冷酷，卻因此更寫實，令觀眾想的更多。

夾敘夾議說了一大段《醉．生夢死》的本事，其實還沒劇透，上述是故事及人物的設定而已，接下去還大有文章。可見《醉》的人物關係異常複雜，並強調凡事的因果循環。《醉》妙在編排，有些事情不明言，但不礙觀眾理解；有些改變敘述的次序而生懸念，觀眾需靜心看罷，始可弄明底蘊。母親生活糜爛，老鼠了無生氣，哥哥選擇到美國，都是冰封三尺的結果。只看角色行為，我們可以說誰放浪形駭、不珍惜生命、不思進取、背棄家庭……知道前文後理後，批評便不輕易出口。張作驥同情他筆下人物，凡人皆有遺憾與苦衷，成長的情結困囿一生。連平日玩世不恭、享受人生的碩哥亦不例外。說穿了，「意氣風發」不過是自我保護的外衣。後面他的異性戀情聖形象「破滅」，對老鼠有極大的衝擊，老鼠結局迸發的行為，是以變得合理。有說，片名「醉、生、夢、死」四字代表了角色的不同狀態，一個女人加三個男人；「醉」是母親，「醉」字後有間隔號，「生夢死」分別代表上禾、碩哥及老鼠。《醉．生夢死》看到最後，四個人物都有血有肉，各有各的坎坷路途。

邊緣人

邊緣人物或許不止四人，老鼠的女友（張寗）是個完全不作聲的援交女孩，跟老鼠的關係微妙，若即若離的，盡在不言中。她應不是啞巴，有一幕她向老鼠求救，大抵是嫖客粗暴，老鼠接電話即趕到現場，只是我們聽不到電話對答而已。這幕戲的剪接利落，老鼠兇狠動刀，我們看到的已是手刃結果；沒有多餘對白，畫面信息剛好，想像起來更可怕。援交女孩的造型特別，總是拿着一個可以開開合合的膠球玩具，欣賞張作驥在寫實中加入豐富想像。除了援交女孩，影片後半段突然出現的兇巴巴女子紫嫣也是，戲分不多，第一次出場身分成謎、不懷好意，後來她跟碩哥女友大雄見面後，觀眾又另眼相看了。

《醉．生夢死》徘徊於寫實與想像之間，攝影自由，意象豐富，整體眼前一亮。除了前面說垂死的小老鼠、發臭的魚，還有火柴盒的「寵物」螞蟻（有一兩次它真像在演戲），菜市場的豬頭，窄巷滿佈蜘蛛絲的光管，以至最後一瓶賠上性命的紹興酒等。配上南管優美、歷盡滄桑似的唱詠（跟母親角色的命運構合），味道異常獨特。差點忘了，《醉》片開始時，還摘引了李白的《將進酒》：「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詩詞得意盡歡的意境，與影片的千奇百怪的末世意象，交織成一幅無以明之的後現代拼圖。喜歡電影的結局，從另一角度舊事重提，人物生活的「窄縫」形象化起來了（活用場景）。最末畫面有詩意，餘音裊裊。

窒悶房子

《醉》的演員好得沒話說，演母親的呂雪鳳戲分不多，但予人印象極深。飾演老鼠的李鴻其，更是本片的偉大發現！報道說，李有京戲底子但沒演戲經驗，陪女友試鏡反被看中，竟成了影片的第一男角。他毫不用力，揮灑自如，愛理不理的少年演得入木三分，出場都很注目。這位「廢青」的情感很有層次，跟母親鬧得不快時，淚水出賣了他冷冷的表情。他的獨白是內心話，不用裝胸作勢，語調便誠懇許多。他看見女友被抓，加上所有不快事的積壓，在街頭怒不可遏，目光如炬，跟前面判若兩人。張作驥很會為老鼠安排，好幾次他的行為令人忍俊不禁，比方用啤酒罐吸大麻（？）。他對女友體貼，知情識趣，忽發奇想的拍拖點子層出不窮：地上以火燒出「LOVE」字，狂吃香蕉及狂喝益力多，真是前所未見。

《醉．生夢死》看到別的電影影子？場景貼了《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海報，角色的遊戲人生來自該片？另亦有王家衛的《春光乍洩》，張作驥首次拍同志片向它借鏡了？無巧不成話，一幕老鼠用攝影機拍螞蟻，瞥見電視屏幕日期，年份竟然是「2046」！《醉》自由的運鏡方式，對環境質感捕捉，相對幽閉的故事世界，的確有點像王家衛的電影。不過話得說回來，張作驥在《醉》的尖銳、沉鬱甚至冷酷，記繁榮社會被遺忘的一群，寫出一個個深具血肉、叫人萬般同情的悲劇人物，又跟王氏大異其趣了。

（按：《醉．生夢死》為同志電影節節目，10月10日將在百老匯電影中心加映一場。）

文：家明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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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天 - 為什麼信總順利寄到目的地？——評陳冠中《建豐二年》

開卷看天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 假如1946年國軍在四平街大捷後沒有跟中共和談，改而直搗黃龍，中國人的命運將會如何？假如中國沒有變色，老舍趕在1968年擊敗川端康成，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今時今日的中國文學地圖又會怎樣？歷史沒有假如，但創作可以，陳冠中的新小說《建豐二年》便是從各個歷史轉折點出發，書寫出一部跟當世時空平行的華人史集。

《建豐二年》的書名直解是蔣經國當上總統的第二年，以其字為年號，讀者立即聯想到傳統中國帝制，作者意圖毋庸多說。書名副題「新中國烏有史」，也清楚點出了作者的選擇；本來是alternate history，指向異托邦，是中性的，用上烏有史（Uchronia，脫胎自烏托邦／理想國Utopia），便有理想史的意味。作者在媒體訪談中明言他是「重寫讓人期待但最終沒發生的歷史」，褒貶諷史之意，呼之欲出。

虛實對應 複合閱讀樂趣

閱讀《建豐二年》的樂趣是複合的，一方面讀者可直接透過不同角色的遭遇浸淫於其敘事世界，欣賞各種想像可能，玩味一眾挪移橋段（例如身為影迷，對沙治奧里昂拍出《中國教父I：往事篇》充作中國冬季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乃不禁莞爾），另一方面難免拿情節與實際歷史一一對應。不熟悉歷史的也許會被挑起搜集材料，重新認識史實的興趣，於是由閱讀一本小說延伸到其他非虛構作品，包括一系列人物傳記、歷史檔案、方志掌故以至稗官野史。

虛構和非虛構兩層之碰撞，一旦觸發了比較意向，閱讀過程大可轉變為一場找差別的知性遊戲——真實的張東蓀沒有死在香港，他的遺作是什麼？孫立人的真實下場究竟如何？蔣經國1979年停寫日記的歷史真相是什麼？真實的胡金銓不能完成《華工血淚史》，拍攝計劃後來怎樣了？願意的話，資料派立刻樂死了，隨時引發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謂的「資料狂熱」（Archive Fever）。（例如我在細節和文題中找到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譯者藍公武兒藍英年撰寫的《那些人那些事》痕迹，興奮了好一陣子。）

聰明和野心成正比的陳冠中以此碰撞打開了一個大格局；九個人物，七段虛擬紀事，儼然重寫新中國的學術思想史（東蓀）、軍事史（立人）、政治史（建豐）、商貿史（浩雲）、（反）殖民史（平旺）、文學史（樹森與歐梵）和電影史（麥師奶與麥阿斗）。

曖昧歧義 小說旨趣

讀者找出種種虛實差別之後，自然進而追問為何有這些差別，然後推測出箇中的曲筆、諷喻，怎樣以統治者相似心態，借國民黨來罵共產黨，反過來再罵國民黨，如何把擦邊球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至。作者的抒情和想像快感，表達歷史發展和國人生活的「應有之義」，躍然紙上，娛樂知性，糅合有度。香港人讀《建豐二年》，除了覓得董建華、麥太麥兜、列入陳版現代文學史的本地作家名字等小趣味，最大感受的，可能便是作者匠心獨運，把解放後中共和西藏政府訂立的十七條協議移植過來，成為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港人治港藍本，並把「回歸」年份提前至1984年（原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年），既回應了作者前作《裸命》的部分布置，更似有香港早該解殖的暗示。

《建豐二年》首尾以1979年12月10日的紀事貫串，這一天是聯合國的年度人權日，真實歷史那日則發生了台灣美麗島事件。書末兩版中央社通稿報道的北平群眾非法集會，固然可以視為直指寶島抗爭，從內地角度，何嘗不可是寄意2008年同日簽發的《08憲章》？香港人循「後雨傘」解讀的話，更大可扯到2014年金鐘佔領區清場前夕的風景。由是，七個領域的烏有史集，最後遮藏的，難道不便是華人抗爭史了嗎？不過話說回來，一切說穿了便不再有趣，小說本就以曖昧歧義為王道。何况，《建豐二年》的最終旨趣和想像對應其實均不太重要。所謂烏有史，勝義本不在以虛寫實，埋實於虛，而在於其製造的一場符號遊戲，在持續操作（包括本有敘事、隨後的連環解讀、詮釋和引申發揮）中一再產生新的意義。評論者叫這作「信總可順利寄到目的地去」。

偶然總可想像成必然

電影、戲劇和文學的文本裏，不論信的內容是什麼，信封有沒有寫上正確地址，信件總會到達它該到達的地方。為什麼呢？其中一個解釋便是想像的力量。情况就像任何偶遇都可想像成必然。一對男女在某時某地邂逅結識，不難覺得兩人結緣是「冥冥中的安排」，一旦誕下子女，也可能會認為注定如此。想像可讓任何收到信件的人覺得他／她便是當然收信人。同樣，烏有史的威力，就是讓讀者覺得他們讀出來的想像意義，就是作者放進去的當然信息。

信總可寄到目的地的另一個解釋，便是任何內容的「確義」總是那有待發掘出來的。信件的「真正」內容總是比寫信人意圖所說得要多。用心理分析的術語表達，便是在被壓抑的回歸之前，人們根本不曉得什麼被壓抑了。激進一點說：在被解讀出來之前，任何虛擬歷史都沒有意義，諷史沒有諷刺的對象，烏有史也根本不存在！是以，1979年12月10日的「實義」、《建豐二年》反共與否、香港動畫人物麥太和麥兜轉成廣州麥師奶和麥阿斗後的價值......統統都等待那「被壓抑的回歸」，等待「被完成」。而當這回歸隨着每個讀者的閱讀而最終出現，讀的人不免掩卷而悟，因為歷史的可能同時是行動的方向，不想光消費《建豐二年》，光作精神自愉的讀者，他們終歸是有選擇的。

文 朗天

編輯 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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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 雨傘一年：壞消息與好消息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6日

雨傘運動，有人認為應該稱雨傘革命，其實兩者沒有太大分別。革命可以是非暴力的顏色革命，運動也可以是顛覆性甚至帶肢體衝突的抗爭，如五四運動、美國獨立運動、民權運動。傘後一年，傳媒與關注團體紛紛找發起或主導傘運者發表感言，幾乎所有主導者都認為傘運失敗，或坦承行動失誤，或指未能團結。

成敗

但是，當傘運發動時，發起者和參與者，有多少人認為佔領會達到令中共收回8.31決定這目標？不僅筆者從來不認為一次大規模運動就能使龐然大物的強權會收回錯誤的決定，而且相信絕大多數參與運動的市民都不會天真地認為一次抗爭就改變命運。儒家對人生有義與命的分際，義講是非對錯，命講成敗得失。對參與的大多數市民來說，傘運絕對是一次不顧成敗得失的義舉。它在香港以至世界的意義，就在於我們幾乎是不自量力、可說是螳臂當車的一次偉大行動。因此，當我們以最大的忍耐和堅持而得不到可見的成果時，我們可以檢討行動的組織力、策略性，與廣大市民的溝通與影響，但不應該因本已預料到的失敗而沮喪至忘記了我們所作的是不計成敗得失的義行。

傘後

傘運的目標若是推翻8.31決定或梁振英下台，這些目的當然沒有達到。但傘運使本來鬧分歧甚至有「只求入閘不妨妥協」的泛民，終於齊心否決假普選的政改，也使當權者要在香港推行「中國式選舉」的目的沒有達到，而且還鬧出8：28被否決的大笑話。推行真普選和推行假普選的目的都沒達成，可以說是雙輸。但傘運參與者之輸應有心理準備，而假普選的輸則是「功敗垂成」，相比之下後者是大得多的失著。

9.1港大畢業生議會特別會員大會，有關副校長任命的動議投票。9,000多名基本上屬於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的港大畢業生，有八成人反對中共港共在背後發功的校委會對任命副校長的干預，而這種干預又同傘運有關。港大畢業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投票結果，不能不說是傘運的影響。

然後是球迷噓國歌及守和國足所顯示的香港民心取向。

傘後香港社會，正如今年3月村上春樹所說：「你們走過的路，已化作事實留下來，沒有人可以無視這些事實。世界亦會根據這些事實而改變。」

世界會不會繼續改變，在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是重大考驗。

分歧

傘運後，民主派繼續分裂，尤其是大學退聯行動，使在傘運中支持學聯的市民頗有「親痛仇快」的感覺。但這是民主運動的正常現象。尤其是這樣大型的、市民自覺參與的運動，被推到台前的領導者或礙於經驗，或缺乏理論知識，或對強權仍有幻想，或與自覺參與的市民缺乏溝通，而作出種種錯誤決定。如同學聯正在作組織改革一樣，這些在突然發生的大型運動中的錯失，從宏觀來看是會在日後糾正的。惟有認為本土化會給予中共實行強硬路線藉口的說辭，則必須予以駁斥。當中共把傘運提出的「命運自主」都貼上港獨標簽，它對港人治港的干預已經沒有需要藉口了。就像當年把謝雪紅按中共要求提出的「台人治台」也打為台獨一樣，港人治港遲早也會被打為港獨。

民主派的一切分歧，都應該在「命運自主」的旗下統一起來。只有事事向北望、俯仰由人的奴性，才應該被堅持「命運自主」者排斥。

慌亂

與民主派的明爭相比，中共港共和建制派的暗鬥，以及在傘後的慌亂，真是不容低估。張曉明、饒戈平、陳佐洱一反過去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正面評價，忽然大放厥詞，胡言亂語，威脅香港人認為最重要的司法獨立，使現任和前任首席大法官也不得不出言駁斥。大陸媒體又忽然針對香港首富李嘉誠，把他依法作出的商業決定扣上政治帽子，使不少對李嘉誠有敬慕之心的市民增加對中共的疑慮。中共繞過特首，直接派高官來港與泛民溝通，曾俊華獲習握手，帶出梁振英未必連任的訊息，並使各路人馬開始爭奪。總的來看，傘後中共港共對香港的管治已失去準則，對未來走向沒有拿揑，人事佈局更亂作一團。

前景

傘後的壞消息是：香港人的命運自主之路，會更艱難兇險；好消息是：這條路，以香港為家的人們，尤其年輕人，是走定了，不會回頭，不會再向奴隸主乞求恩賜。（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瑋康 - 三權分立 三權合一

2015年9月25日

【明報專訊】自從「特首超然三權論」出現後，爭論頗多。最近爭論重點，由特首權力位置問題，變為香港的普通法框架內，究竟是否有三權分立（trias politica）。換言之，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3種權力，每一種權力是否獨立於另外兩種權力？論及三權分立，便令人回想起幾年前曾經流行的「三權合一論」，要求三權要配合首長施政。

三權分立問題的兩個層次

三權分立問題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是事實問題，究竟香港政制是否實行三權分立？有人認為，由於香港法律條文在回歸前根本無三權分立，回歸後的《基本法》也沒有「三權分立」的字眼，所以香港政制從來都無這種分權觀念。其實有無三權分立的字眼並不重要，關鍵是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制度，是否實質按三權分立原則運作。其實我們只需問兩個問題，便知香港政制是權力分立還是合一。行政長官是否有權，可以隨一己意願決定立什麼法，而不用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是否有權要求法官，在涉及政府的訴訟，要判政府勝訴？稍為對香港情况了解的人都知道，不論是回歸前的港督，還是回歸後的行政長官，以至政府部門，根本無上述的權力。雖然特首是整個香港最高級的官員，但這個身分不等於權力集於一身。

或者有人再解釋，三權分立觀念只應用於主權、憲法，地方法律不適用。但這種解釋都不成立，因為不理政府規模、法律層次，凡有權力運作，三權分立在民主制度內都有規範意義。而且綜觀其他民主國家，所有地方政府都按三權分立原則運作，不是只有主權國家層次才有權力分立的情况。雖然香港不是主權國家，甚至政制只有部分民主，但政府、立法會、司法系統的實質按三權分立原則運作。香港政制已有三權分立的規模是鐵證，根本不能用法律條文無三權分立為由，去否定權力分立的運作。

其實整個爭論之所以引起這麼大迴響，不在於三權分立的觀念難以明白，而是在於我們如何理解三權合一引起的禍害，三權分立對治這種禍害的有效意義。這些問題便指涉三權分立問題的第二個層次——我們為何要接受權力分立的理據。主張要權力合一的人，認為在上位者有良好意願，希望有一番作為能改善社會。但由於權力不足，在上位者不能發揮其良好意願，由此便推出要三權合一，配合在上位者的施政。換言之，好人做好事要大權在握，才是道理。而且按傳統中國思想，一般人都認為在上位者都是有道德之人，一定比一般老百姓品行好，知識也比平民高；所以一般人都不會抗拒政制的權力合一設計，也不會去反省獨裁帶來的禍害。

人性與權力的關係

但主張好人做好事要權力合一的人，根本不了解人性與權力之間的關係。雖然人性可以往善方向發展，但要經過長期意志工夫鍛煉，絕非天生聖人誠意正心。凡掌握大權之人，都敵不過「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的大關。一旦獨攬大權，好人都變壞人，做出來都是壞事居多，原因就是意志軟弱，不能克服權力誘惑。更何况掌權之人的見識都是一般而已，絕非完美。按中西歷史，獨裁者為了實現所謂的理想，於是推動全民運動，其實都是把國家推向毁滅方向，帶來大規模人為災難。我們怎能預設，在上位者每位都是聖人，有完美見識，一定會帶領國家走向正確道路？

三權分立的重要之處，就是要權力互相制衡，避免獨裁者為社會帶來的大禍害。權力互相制衡，除了要避免犯錯，還提供機會，互相修正對方的錯誤。正如上述所言，我們根本沒有理由預認在上位者有完美見識，有錯便要改，而不是一錯再錯，勉強要求社會所有人都要繼續往錯誤的方向前進。到錯誤演變為災難，一發不可收拾，要修改也無從說起。

作者是旅德學者

長平 - 面對中共 綏靖害人害己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4日

有位美國資深記者在Twitter這樣描述習近平訪美：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正在招待監禁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的國家領導人。不僅如此，這位獲獎人可能還得裝着甚麼都沒有發生，和這位監禁者暢談友誼。

在習近平訪美的過程中，虛偽的場景遠遠不止這一幕。在訪問首日的演講中，習近平聲稱「願意和美國就打擊網絡犯罪建立高水準的聯合對話機制」。在場的大多是中美商界精英，一個比一個聰明，難道他們不明白，中國政府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網絡犯罪者？該政權公開組織的網絡防火長城（GFW）、對異議人士電腦的攻擊和大量的網絡五毛黨，難道不是應該打擊的犯罪？

這類「皇帝的新衣」似的偽術還體現在中國使領館組織的歡迎習近平訪美的策略上。中國使領館給美國留學生組織等下發文件，詳細佈置「熱烈歡迎」的任務，包括標語、照片和服裝，以及如何阻止抗議者。不僅如此，他們還派遣大批人員以「清華大學校友」等名義，在習近平車隊並不經過的地方「夾道歡迎」，誤導法輪功等抗議者。參與者得意洋洋地在社交媒體上宣稱，「以聲東擊西的策略」，「光榮地完成了領館／組織交給的任務」，讓習近平的車隊「從一條安靜的小路安全離開機場」。為了躲避抗議者，竟然在美國打起了遊擊戰——這個偷偷摸摸從機場溜走的人，真的是白宮將要款待的貴賓嗎？

習比前幾任領導人更強硬

習近平上台以來，不僅社會矛盾蜂起，當局以空前未有的強硬手段維穩，而且一直被宣傳為中共執政合法性的經濟指標，也亮起了紅燈。自以為無所不能的中共集團，派出公安部副部長帶隊維穩股市。然而，股市毫不留情地對「槍桿子裏出證券」的做法進行了戲弄和報復。它比俯首聽命呈現APEC藍、閱兵藍的天空還難以馴服，並沒有出現中共高層期待的閱兵市和訪美市，而是照樣大幅下跌。然而，找到「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習近平似乎不再需要「經濟自信」，比前幾任領導人都更加鄙視市場經濟，重拾「實現共產主義」牙慧，也比前幾任領導人都更加強硬地對待曾被視作必須學習的市場經濟鼻祖西方民主國家。

《紐約時報》引述專家分析稱，不同於前兩任領導人的被動守成，習近平「表現得更願意與外界產生摩擦」，「似乎對達成協定相對不那麼感興趣」。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習近平訪美前夕發表的講話，意在預告習近平在中美關係中一些重要議題上的立場，「他的語氣聽起來有些挑釁」。

毫無疑問，西方民主國家在傳播民主自由理念、聲援獨裁國家的抗議運動以及庇護政治受難者等方面，承擔了一些人類文明基本的政治責任。然而，面對一個治國無能而態度強硬的獨裁領導人，西方政客們再一次表現出軟弱無能。聰明的奧巴馬總統總能在不需要勇氣和擔當的一些議題上，表現出超前的勇氣和擔當。而在直接影響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最需要白宮明確表達態度的中國領導人來訪之際，白宮外面的傳統抗議地點拉法耶特廣場是否開放，竟然會成為話題。

據深受中共迫害的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披露，就在習近平訪美當日，高智晟發信勸阻她赴華盛頓會見美國副國務卿。高智晟在信中說：「在那貌似文明的舉觥相慶中，人類正義、人類尊嚴及良知都有了具體的賣價。反人類罪犯們愈發昂首挺肚，早忘了他們臉上永不能褪去的血污，成為事實幫兇的那群政客們為此搭上的則是人本當有的良知與廉恥。」信中言辭之激烈，有人懷疑其真實性。但是高先生幾年前就曾痛斥過西方政客對中國政府迫害人權人士的冷漠。

人權要靠自己爭取。要求西方政客更加強硬地對待中共，似乎有些不合情理。然而，歷史教訓一再告訴人們，人類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邪惡想要吞噬的是全人類的良知。西方政客不僅需要幫助中國人，更需要面對自己的良知，幫助自己國家的人民免受獨裁政權侵蝕。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綏靖政策最終害人害己。

長平

《南都周刊》前主筆

區樂民 - 幻覺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4日

周先生患有思覺失調，一個月前，他由哥哥陪伴來看我，處理別的毛病。診症後，我問周先生：「精神病控制得好嗎？」

「大致穩定，」周先生答道：「可以到哥哥的公司上班，做一些簡單的差事。」病人的哥哥是貿易公司的老闆。

「那就好了。」

「可是上班途中，」周先生說：「路人極不友善，常常罵我。」

「罵你甚麼？」我皺皺眉。

「說我是強盜、色狼、騙子等等。」

我瞄瞄病人的哥哥，他即說：「當然沒有這回事，他卻不肯相信。精神科醫生調整了藥物，但弟弟依然認定路人罵他。」

「有沒有想過打這些路人？」我直問周先生。

「打人是犯法的，我不會這樣做。」

「當你聽到指罵時，可曾問哥哥是否也聽見？」

「他說沒有，但我估計他是說謊來安慰我。」雖然周先生患精神病，但也有他的邏輯。

「不說這些了，」周先生改變話題：「下周我和哥哥去德國遊玩，你想要甚麼手信？」

我想了想，作出提議：「別費心買禮物，只希望你留意一件事情，如果你在德國聽到很多路人罵你是強盜、色狼和騙子，你便可以肯定那是幻覺。」

「為何可以肯定？」周先生問。

「因為你聽不懂德文，絕大部份德國人也不會說廣東話。」我解釋。

今天周先生來電：「我相信那是幻覺了。」

我笑道：「這是最好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