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劍青 - 從學院自主到學在民間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明報專訊】香港大學陳文敏任命被否決事件，是一種個人化的文革式批鬥嗎？可能是，但我認為我們應更確切地將之理解為是對大學體制內知識流通（Commerce of Knowledge）的宣戰。被馮同學揭露的否決理由固然是有關陳文敏個人的禮貌、學歷、操守與被搜尋次數，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否決行動同時是一場有組織地針對去年佔領中環運動及學運思想在大學裏流通，對應着既有知識生產的學院體制的政權大報復。

這樣的話，報復的對象就並非只是個人了，而是透過高調介入這間「香港最高學府」的個別任命內政，向各院校的學界展示政權對於大學管治的操控是直達仕途任免的。這種「無處不在」的姿態，已足夠使每天活在體制內學者人人自危，不敢再推動大學知識與各種社會爭議的連結。只斬一首，就可「遙距管治」（Govern at a Distance）全港大學的思想散播，管治者又何樂而不為？尤其「去殖民化」成為了首要的後佔領政治議程，未來的大學學院體制再已無從一隅偏安。

學院自主不能脫離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作為現代大學的精神，意味着知識思想的自由流通，是學院體制之所以需要自主的基礎，兩者不容分開理解。現時校委會委員干涉校方任免，劍指大學知識與社會之間的自由流動，既破壞了學術自由，也破壞了學術自由作為學院自主的基礎。此際，港大校長馬斐森仍然強調港大「繼續確保學術自由，鼓勵學者研究自己喜歡的題目，不管這些題目有多爭議性，而港大只會以國際認可的標準衡量學術表現」。雖然理念可嘉，但這恐怕這只是一廂情願。

同時，我們能看到風波中學院自主的概念，不僅被約化為一種超然於學術自由的大學決策組織管理權的理解，連一些在受影響學院內的學者也發展出一種對學院自主的誤讀，將學院自主解讀為「按足行政程序」作決定就可以了。將學院自主抽空於學術自由這個前提，如此解讀是相當危險的，既是因為我們發現行政程序原來也可以任由拉長縮短，可以「等埋首副」又可「投票否決」，也因為沒有學術自由精神的學院自主，亦等同讓大學成為了沒有靈魂的軀殼。

而這種將學院自主置換為行政程序的「形式主義」（Formalism）理解其實很有市場，仍然是不少學院內的保守精英傾向相信的避風港，亦解釋到為何殺到埋身之際，部分大學教授仍然會選擇安於現狀。

我在想，事件中應該有不少人感到無辜，可能連陳文敏自己也不明所以，他本人亦有提到港大法學院持續為中國司法體系培育法官，現時深圳有近百法官都是他們的學生，對國家發展貢獻良多，何以落得如此報復？

那就牽涉到一個關鍵問題，究竟當今政權是如何看待大學扮演的角色及功能？歷史上，許多現代大學及學科的出現與殖民知識生產有着莫大的關係，當殖民計劃中需要掌握地理環境、官僚系統與各種專門知識，不少大學學科都是相應而設。羅永生在《殖民無間道》的著作中，亦指出了大英帝國設立香港大學的構想，亦是「為當時殖民政府培育精英公務員和專業人才」，建立整個帝國管治所需的官僚系統。

這個協助殖民地方管治的「百年大學傳統」功能一直沒多變樣，到今天仍然有着龐大的利用價值。如中國在上一個五年計劃開始談「社會管理」，需要訓練大舉社工專業以實施社會管理現代化（亦即「維穩」），現時中國大學內第一批的社工專業，就是由香港理工大學這十年來培訓出來的。就此可見，香港各大學仍然有乖巧地保守着這種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傳統，以大學知識服務國家與統治。

服務建制？扎根社會？

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到現時真正在爭持的，並非是大學有沒有履行服務國家的功能，而是學院內兩套知識系譜的實踐。一套是服務建制的官學知識生產活動，本是殖民之設計，亦是政權之所欲。而另一種則是扎根社會問題的知識生產，定位知識為服務社會大眾，甚至讓知識思想能在社會內起到先鋒性的獨立位置。無論你是否支持也好，港大戴耀廷教授就是一直將學院內的法學知識及概念帶進社會，實踐「以法達義」，這種知識實踐才是港大被政權連環報復的真正原因。

在一個尊重學術自由的大學體制內，就必然會出現這種知識生產的無傾向性，今天政權似乎是既要貪圖現代大學對於知識經濟、國家現代化的功能性價值，又同時希望可以完全消滅當中另一些知識生產活動，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馴化任務。魚與熊掌，結局只有兩個，一是大學內這兩套知識系譜實踐會繼續出現，不然就是因為要摧毁官學以外的知識實踐自由而連大學本身也毁掉，淪為一所技術人才培訓工場。

民間學術積弱

若從社會知識生產的角度來看，「守住港大」對我們有着更廣泛的含義，就是要守住這種大學體制內不同方式知識生產與實踐的可能。但現實上，現代大學本身就外露於國家及政府的介入，制度內的學者很多時候要有相當的意志與勇氣才會走出來表態，往往不表態不只是一種個人道德取向所致，而是一個體制問題。

故此，「學在民間」在當今港大風波中有着一個空前的意義：除了我們要保障學院知識能夠有向社會流通的自由，民間知識生產的力量，亦應能反過來在相對不受學院體制的情况下保衛學院內的學術自由。而這不應被理解為一種逃避主義，即「主流體制容不下，我們就學在民間吧」。首提「學在民間」想法的章太炎曾說到：「學術自下而上則興旺，自上而下則衰亡」。讓學術在民間生根的意義，正是要讓知識實踐重拾社會的生命力。

當然，我們仍然未看到「學在民間」的基進意義，議程仍然相對空白。由於長期缺乏對民間知識的重視及實踐，擔當起積極形塑社會思想的角色，亦無法培育更獨立自主的知識分子土壤。當學術自由受到打壓，就欠缺了一整塊可以比大學體制內走得更前的知識社群。

港大風波只是第一步，知識分子或許要有着下野的準備。但我仍表示樂觀，因學院體制愈打壓，民間知識的意義與實踐將會愈被重視。

文 陳劍青

編輯 洪慧冰

洪清田 - 陳文敏 李嘉誠 習近平 共同面對的中國（節錄）

星期日生活   2015年10月4日

這次港大副校長委任事件可見，香港和港大百多年學得層層配套體制，自動有效運作，行使公權力的校委竟無視天下昭昭，連續恣意玩弄「小學雞」低劣手段，以「理性、制度、程序、自由、保密、私隱」之名踐踏大學自主自治和學術自由，為「前現代」唯心主觀大一統單元封閉專制權力體服務，自命主子、實為奴才，自命名士、實則鄉愿，再躲在「和平、理性、制度、程序、自由、保密、私隱」裏，倒打一耙，斥守護者以身抵抗時破壞「和平、理性、制度、程序、自由、守密、私隱」等等現代文明核心價值和行為標準。

他們傷害的，不單只港大、而是香港（和中國），不單只他人、也是他們自己（和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