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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生活
2015年9月27日
【明報專訊】 假如1946年國軍在四平街大捷後沒有跟中共和談，改而直搗黃龍，中國人的命運將會如何？假如中國沒有變色，老舍趕在1968年擊敗川端康成，拿了諾貝爾文學獎，今時今日的中國文學地圖又會怎樣？歷史沒有假如，但創作可以，陳冠中的新小說《建豐二年》便是從各個歷史轉折點出發，書寫出一部跟當世時空平行的華人史集。
《建豐二年》的書名直解是蔣經國當上總統的第二年，以其字為年號，讀者立即聯想到傳統中國帝制，作者意圖毋庸多說。書名副題「新中國烏有史」，也清楚點出了作者的選擇；本來是alternate history，指向異托邦，是中性的，用上烏有史（Uchronia，脫胎自烏托邦／理想國Utopia），便有理想史的意味。作者在媒體訪談中明言他是「重寫讓人期待但最終沒發生的歷史」，褒貶諷史之意，呼之欲出。
虛實對應 複合閱讀樂趣
閱讀《建豐二年》的樂趣是複合的，一方面讀者可直接透過不同角色的遭遇浸淫於其敘事世界，欣賞各種想像可能，玩味一眾挪移橋段（例如身為影迷，對沙治奧里昂拍出《中國教父I：往事篇》充作中國冬季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乃不禁莞爾），另一方面難免拿情節與實際歷史一一對應。不熟悉歷史的也許會被挑起搜集材料，重新認識史實的興趣，於是由閱讀一本小說延伸到其他非虛構作品，包括一系列人物傳記、歷史檔案、方志掌故以至稗官野史。
虛構和非虛構兩層之碰撞，一旦觸發了比較意向，閱讀過程大可轉變為一場找差別的知性遊戲——真實的張東蓀沒有死在香港，他的遺作是什麼？孫立人的真實下場究竟如何？蔣經國1979年停寫日記的歷史真相是什麼？真實的胡金銓不能完成《華工血淚史》，拍攝計劃後來怎樣了？願意的話，資料派立刻樂死了，隨時引發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所謂的「資料狂熱」（Archive Fever）。（例如我在細節和文題中找到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譯者藍公武兒藍英年撰寫的《那些人那些事》痕迹，興奮了好一陣子。）
聰明和野心成正比的陳冠中以此碰撞打開了一個大格局；九個人物，七段虛擬紀事，儼然重寫新中國的學術思想史（東蓀）、軍事史（立人）、政治史（建豐）、商貿史（浩雲）、（反）殖民史（平旺）、文學史（樹森與歐梵）和電影史（麥師奶與麥阿斗）。
曖昧歧義 小說旨趣
讀者找出種種虛實差別之後，自然進而追問為何有這些差別，然後推測出箇中的曲筆、諷喻，怎樣以統治者相似心態，借國民黨來罵共產黨，反過來再罵國民黨，如何把擦邊球技術發揮得淋漓盡至。作者的抒情和想像快感，表達歷史發展和國人生活的「應有之義」，躍然紙上，娛樂知性，糅合有度。香港人讀《建豐二年》，除了覓得董建華、麥太麥兜、列入陳版現代文學史的本地作家名字等小趣味，最大感受的，可能便是作者匠心獨運，把解放後中共和西藏政府訂立的十七條協議移植過來，成為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的港人治港藍本，並把「回歸」年份提前至1984年（原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年），既回應了作者前作《裸命》的部分布置，更似有香港早該解殖的暗示。
《建豐二年》首尾以1979年12月10日的紀事貫串，這一天是聯合國的年度人權日，真實歷史那日則發生了台灣美麗島事件。書末兩版中央社通稿報道的北平群眾非法集會，固然可以視為直指寶島抗爭，從內地角度，何嘗不可是寄意2008年同日簽發的《08憲章》？香港人循「後雨傘」解讀的話，更大可扯到2014年金鐘佔領區清場前夕的風景。由是，七個領域的烏有史集，最後遮藏的，難道不便是華人抗爭史了嗎？不過話說回來，一切說穿了便不再有趣，小說本就以曖昧歧義為王道。何况，《建豐二年》的最終旨趣和想像對應其實均不太重要。所謂烏有史，勝義本不在以虛寫實，埋實於虛，而在於其製造的一場符號遊戲，在持續操作（包括本有敘事、隨後的連環解讀、詮釋和引申發揮）中一再產生新的意義。評論者叫這作「信總可順利寄到目的地去」。
偶然總可想像成必然
電影、戲劇和文學的文本裏，不論信的內容是什麼，信封有沒有寫上正確地址，信件總會到達它該到達的地方。為什麼呢？其中一個解釋便是想像的力量。情况就像任何偶遇都可想像成必然。一對男女在某時某地邂逅結識，不難覺得兩人結緣是「冥冥中的安排」，一旦誕下子女，也可能會認為注定如此。想像可讓任何收到信件的人覺得他／她便是當然收信人。同樣，烏有史的威力，就是讓讀者覺得他們讀出來的想像意義，就是作者放進去的當然信息。
信總可寄到目的地的另一個解釋，便是任何內容的「確義」總是那有待發掘出來的。信件的「真正」內容總是比寫信人意圖所說得要多。用心理分析的術語表達，便是在被壓抑的回歸之前，人們根本不曉得什麼被壓抑了。激進一點說：在被解讀出來之前，任何虛擬歷史都沒有意義，諷史沒有諷刺的對象，烏有史也根本不存在！是以，1979年12月10日的「實義」、《建豐二年》反共與否、香港動畫人物麥太和麥兜轉成廣州麥師奶和麥阿斗後的價值......統統都等待那「被壓抑的回歸」，等待「被完成」。而當這回歸隨着每個讀者的閱讀而最終出現，讀的人不免掩卷而悟，因為歷史的可能同時是行動的方向，不想光消費《建豐二年》，光作精神自愉的讀者，他們終歸是有選擇的。
文 朗天
編輯 蔡康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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