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4月7日,奧地利維也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醫生來看他。佛洛伊德是個老煙槍,雪茄抽個不停,他請醫生檢查他的口腔,事先警告醫生「要有心理準備會看到一些你不喜歡的東西」。事實正是如此:佛洛伊德的上顎與下頜均長了惡性腫瘤。醫生吩咐他動手術割除腫瘤,並停止抽煙。佛洛伊德做了手術,但沒有戒煙。這一年他六十六歲。
佛洛伊德自己就是一名醫師,他知道雪茄可能導致口腔癌。但經此診斷,對他來說,癌症已不是一種風險、一個機率,而是鐵一般的冷酷事實。無可否認的事實。
佛洛伊德的癌症1936年復發,最終要了他的命。1939年9月23日,他選擇在他人協助下自殺,擺脫疾病的嚴酷折磨。
自1923年起,佛洛伊德持續受可能演變成癌症的腫瘤困擾。這種腫瘤必須開刀割除,他因此動了超過三十次手術。他必須裝一個器具,分隔鼻腔與口腔。佛洛伊德最重要的傳記作者彼得.蓋伊(Peter Gay)指出,這器具「裝拆都很痛苦,常會擦傷皮膚,或導致過敏……某程度的不適一直纏著他。」
佛洛伊德曾被譽為「技藝精湛的演講者、傑出的交談者」,但癌症損害了他的嗓子,他講話「再也不曾恢復昔日的清晰與洪亮」。手術最終令他右耳失聰,他診所裡精神分析工作使用的那張著名躺椅,必須移動位置,好讓他能聽見病人講話。因為進食困難,他開始避免在公眾場合用餐。
佛洛伊德為那些雪茄付出了無比慘痛的代價。他視自己為真理至上的人--為追求真理,即使對朋友、崇拜者和自己造成痛苦也在所不惜,但他就是無法戒煙。蓋伊教授是這麼說的:「佛洛伊德無法戒煙的事,生動地突顯了他敏銳的觀察力。他看到一種非常普遍的人性傾向,他稱之為『知又不知』(knowing-and-not-knowing):一種理性上理解,但不會產生適當行動的狀態。」
這真的很諷刺,因為率先從心理層面描述鴕鳥心態的,正是佛洛伊德。他用的是德文單詞Verleugnung,英文一般譯為「denial」或「disavowal」,皆為否認之意。佛洛伊德將Verleugnung定義為一種無意識的防禦機制,目的是化解外在事實對自我之威脅。直至今天,我們講否認現實之「鴕鳥心態」(denial),基本上就是這意思。
佛洛伊德解開鴕鳥心態謎團的關鍵,在於他的洞見:心理過程分有意識與無意識兩部分。若是沒有這種雙重性,「知又不知」的概念就不可理解。如康德(Immanuel Kant)1797年在《道德的形而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中指出:「故意欺騙自己,這概念看來是有矛盾的。」換句話說,自我欺騙要講得通,「自我」裡面必須有超過一個「我」。
佛洛伊德1913年寫道:「病人能將不知和有意識的知結合起來,正常心理學迄今無法解釋這種奇怪的行為。但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因為承認無意識之存在,可輕易解釋這種現象。」
因為有了無意識這概念,我們可以想像這種情況:人的頭腦意識到某事物,但為了保護自我,將此事物排除在有意識的認知之外。我們知道這事物,但我們沒意識到自己知道。我們知道,同時又不知道。
在《心智重塑:自欺人生新解讀》(Vital Lies, Simple Truths)中,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描述了1960年代的連串心理實驗。主持人向實驗對象展示一些圖片,其中一些有性意味,同時以特殊攝影機精確追蹤實驗對象的眼球運動。部分實驗對象可以完全避免凝視圖片的性挑逗部分,他們估計是對性相對不自在的人。數天後被問到這些圖片時,他們就像是完全沒看過那些性挑逗圖像似的。
高曼寫道:「為了避免觀看,頭腦的某部分必須首先知道圖片裡有什麼,這樣才能知道要避免看那些東西。頭腦以某種方式了解眼前狀況,然後很快出動一片保護濾鏡,讓意識避開構成威脅的事物。」
曾研究鴕鳥心態的哲學家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認為,這種自我欺騙是「極為平常、普遍的一種心智活動」。他舉寫作這種常見的活動為例:作者的意識知覺(conscious awareness)幾乎完全集中在組織自己的想法、挑選適當的用詞這種事情上。但寫作其實還包括許多其他事情,例如拿筆或敲擊鍵盤上正確的按鍵,只是作者幾乎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這些動怍。作者願意的話,也可以自覺地注意這些事情,而必要時他一定會這麼做--例如,在他的筆用完了墨水時。但絕大多數時候,作者總是很自然地、無意識地將注意力轉移至其他地方。
今天許多人常需要同時肩負多項任務。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不可能注意所有事情,因此我們總是在無意識地選擇注意哪些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也總是在無意識地選擇忽視哪些東西。我們通常會選擇忽略那些慣性的或無關的事情,例如寫作時的肢體動作,或是我們窗外車輛往來的背景噪音。但有時出於自我保護,我們會想逃避一些現實的難題或痛苦,鴕鳥心態由此而生。
我們將訊息排除在知覺之外,有時是因為事實太痛苦、太沉重。此時鴕鳥心態便是一種麻醉劑。更常見的情況是,我們當鴕鳥是因為那些令人不安的訊息抵觸我們習以為常的假設,而排斥這些訊息比改變假設來得容易。這種注意力之轉移有時是很明確的。「我將尋找更多證據,支持我的既有觀點,」上世紀英國從政者莫森男爵(Lord Molson)據稱曾這麼說。但這更常是無意識的。另一位英國人柯南道爾在《波希米亞醜聞》(A Scandal in Bohemia)中,透過福爾摩斯向華生醫生解釋:「人會不知不覺地扭曲事實去遷就理論,而不是修改理論去適應事實。」
這可以是一種個人行為,但更常見的是一種集體行為,因此我們才有沉默之共謀或無異議之共謀,也就是所謂團體盲思(groupthink)。團體盲思一詞由記者小威廉.懷特(William H. Whyte Jr.)所創,出現在他1952年為《財星》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二十年後,耶魯心理學家艾文.詹寧斯(Irving L. Janis)賦予這概念更完整的涵義。在《團體盲思的受害者》(Victims of Groupthink)中,詹寧斯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豬灣事件(譯註:1961年4月17日,美國中情局協助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在該國西南海岸的豬灣登陸,但很快遭卡斯楚的軍隊擊潰)與越戰等美國外交慘敗之決策過程,探索人們為追求團隊凝聚力,可能如何產生共同的幻想、強辯與鴕鳥心態。
詹寧斯診斷出團體盲思的數個共同症狀,包括:
- 無懈可擊之幻覺
- 排斥可能迫使團隊檢視自身假設的訊息,或一廂情願地將相關訊息合理化
- 扼殺可能動搖集體幻覺的異見
- 團隊成員自我審查,避免提出異見
- 「思想警察」(mindguards)自告奮勇保護團隊免受負面訊息(可能會粉碎團隊共同假設的訊息)影響
- 貶低競爭對手,對他們抱有刻板的成見
下次開會時,請提防上述症狀。普林斯頓學者羅蘭.貝納布(Roland Bénabou)稱它們是反映「互相擔保的妄想」(mutually assured delusion)。如果你看到這些症狀,不要成為鴕鳥心態的受害者,不要對它們視而不見。
原文書名:Denial: Why Business Leaders Fail to Look Facts in the Face–and What to Do About It
作者:理察.泰德羅(Richard S. Tedlow)
出版社:財信出版出版日期:201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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