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靄儀 - 總之不得挑戰政府

明報 法政隨筆 2011年10月31日

莫非真的是真理越辯越明？建制派在立法會施政報告辯論又再力數港珠澳大橋官司如何連累市民多花65 億、外傭官司如何會導致50 萬外傭及家屬湧港，搶走工人飯碗等等，全力攻擊公民黨。

重複又重複，越聽越覺得似曾相識。翻查檔案，原來2004 年盧少蘭挑戰房委會將公屋商場出售予領匯，建制派的抹黑手法如出一轍。

首先是陰謀論：官司的「幕後黑手」是政客，包攬訴訟，操控市民，為了自己私欲，濫用司法程序。領匯案的「幕後黑手」矛頭指向當時是立法會議員的鄭經翰。

如何「濫用司法程序」？今次稱說港珠澳大橋的計劃早就公開諮詢，申請人故意等到最後一刻才提出司法覆核，以圖打亂政府計劃。在領匯事件，同樣是抨擊盧少蘭故意等到臨近上市才發難。

領匯官司損害的「公眾利益」是「破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港珠澳大橋官司則破壞「中港合作項目」。

抹黑申請人：稱盧少蘭是有「狂躁症」診療紀錄；指朱綺華是「無知老婦」，任人擺佈。

發動遊行，造成香港絕大多數市民反對官司的聲勢：領匯事件有「反對政客亂港大遊行」，據稱有五萬人上街，包括葉國謙、陳鑑林、詹培忠等議員。相形之下，反對外傭居留權的數千之眾就聲勢不如。

成功淹沒領匯官司挑戰政府出賣公屋居民利益，港珠澳大橋官司挑戰政府罔顧空氣質素。

太陽底下有甚麼新事呢？揭穿了不過是以種種藉口，打壓挑戰政府的人。挑戰政府決策的官司如是，五區公投亦如是。目的是將這些人逐出議會，於是議會就只餘支持政府、充其量「小罵大幫忙」的聲音。制衡是關節所在。如何運用選票卻得看洞察真相的市民！

林茵 - 通識導賞：更多中環可以佔領

2011年10月30日

陳雲：我再總結一次，港府懼怕街道、地面的公共空間和市民社會，用三毒招將公共空間化公為私：

1. 高架天橋連接，切斷街道生活及街坊聯繫
2. 用噴水池、花圃、高低地面做空間切割，令公共空間無法有廣闊透視感
3. 委託私人地產商管理：豪裝化、聘請私人保安公司強悍管制，消滅公共性格

新政府總部，是集上面三者於一身，是曾蔭權的代表作，侮辱市民，周身賤格。香港自治之後，絕不容此等剝奪公民權利之毒招，而且要還原歸公——公眾討回公共空間（reclaim our public space）！

從中環的空間政治可見，殖民政府也規限公共空間（柔性管制），但起碼劃出一大段彼此在地面連接的公共用地，供市民發展公民性格。港共政府則是趕絕市民，低裝賤格。

從舊政府總部到新政府總部，就是理解政府的空間政治的極好教材——不過要趁早，舊政府總部快要拆毀了。各位請幫手轉發，使更多的人可以在路過中環的時候，有所警惕，特別是年輕一代的中學生，要趁舊政府總部拆毀之前，走去看看，了解香港的市民社會是如何形成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已經沒得看了，遲些再拆毀郵政大廈及大會堂，就一切化為烏有！一句話：年輕一代，要看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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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一群年輕人正在佔領中環，地點就在匯豐銀行總行地下的通道，有大學老師更特意帶學生到那兒去上課。其實，每逢假日，外傭姐姐都會佔領中環，她/他們席地而坐，在城市的金融心臟野餐跳舞聯誼，將平日難得停留只有汽車和中環人來去匆匆的偌大空間還原為公共，形成一道香港獨有的風景線。政府總部搬到海邊，原本承諾開放給公眾休憩的大公園，被揭發貨不對辦；偌大的中環，難道只能容得下漫畫家小克筆下的一座座冰冷如機械人的金融巨廈？

還剩下幾多公眾可以佔領的人氣地方？這裏我們來檢閱一下。

99％人，只剩1％生活空間

中環的公共空間，本來不少。曾經在中環政府山上過班的學者陳雲指出，港英時期所經營的中環，由山上的兵頭花園（現稱動植物公園）開始，往下數是港督府、政府山建築群、匯豐總行地面廣場、皇后像廣場、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天星和皇后碼頭，由半山伸延到海旁都是公共地方。回歸後，政府總部加上鐵欄圍繞，公眾不再能自由進出；天星碼頭和大會堂一帶最草根的空間被推土機破壞得體無完膚，與政府合署西座一樣即將變成商業用途。

原本連綿大片的土地，被霸道的金融大樓和巨型商場切割得分崩離析；商業建築之間由一道道天橋連接，形成香港獨有的都市風景，卻架空了庶民街道生活。陳雲形容這是「管道社會」——點與點之間由管道接駁，人們被迫由一個目的地快速移往另一個目的地，行色匆匆，沒有停留的地方，不利示威集會等公民活動成形。

隨商業發展而來的一些補償性公共空間，如交易廣場平台、IFC商場天台花園、長江中心花園等，由私人地產商委託公司管理，一方面裝修得過分光鮮亮麗，令公眾不知道這是公共空間，怯於使用；另一方面保安手段苛刻得多，「在康文署直接管理的公園，他干涉你，你可以據理力爭，問他是依據《公園條例》哪一條來執法；私人管理的地方，保安員不准你坐、說你阻礙通道，都可以推說是上頭的意思。所以政府其實愈來愈傾向委託地產商管理，不用上身，是九七後刻意令公共空間萎縮的陰招。」

公共空間要有人用，才能體現其社會價值和意義。佔領中環行動也許正要喚起這種覺醒——在中環這片金融核心區，1%的人不止掠奪了99%的財富，更運用這些財富將珍貴的土地資源通通私有化，令那99%的人口只剩下1%的生活空間。

天橋當道 宰割街道生活

行人天橋系統由中環大地主置地公司於1970年代建立雛形，連接當時新落成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與其他置地物業如遮打、歷山、太子大廈和文華酒店。1980年代初，交易廣場落成，政府建天橋連接置地的天橋系統，並向西連接當時的中環碼頭及上環信德中心；93年再擴建，經恒生總行大廈接駁至新落成的半山扶手電梯。1998年，IFC一期及機場快線香港站落成，部分沿干諾道中興建的行人天橋被拆卸，改為連接IFC。2000年後，政府再興建新天橋連接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與1973年置地所建連接遮打大廈與怡和大廈、郵政總局的首條天橋並排而行。另外，皇后大道中的渣打銀行大廈和中匯大廈，亦興建了行人天橋連接置地物業，成為天橋網絡的一部分。

天橋系統的建立，主要因為中區交通繁忙，尤其干諾道中路段，完全實行人車分隔，提高行人與汽車的流動速度與安全性；商廈之間的小型天橋則方便租戶與消費者。然而，利用高架天橋連接商廈和平台花園，令行人與街道生活割裂，無法建立感情聯繫，亦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陳雲舉例，由中環核心區連接新天星碼頭的天橋、金鐘連接新政府總部的天橋，地面空間其實人流與車流都不繁忙，建天橋旨在將空間切割，像中世紀的古堡一樣，只要收起吊橋就可阻斷人民接近，或透過封鎖天橋將示威者與其他民眾徹底孤立。這種設計在民主國家的公共建築規劃是絕不會出現的。

噴水池阻集會

噴水池是另一種空間切割的萬靈丹。IFC商場對出的交易廣場平台、皇后場廣場、遮打花園，都有大型噴水池的存在；平日途人可以在池邊聊天閒坐，但示威集會時便會發覺，噴水池佔去了大部分空間，無法容納太多群眾，容易跌落水池成為落湯雞！另外，交易廣場平台的設計，有不少高高低低的石牆和地台；遮打花園被走廊與水池劃分成不同小區，令民眾集會時難以互相望到事件發展，都是空間設計上一些較為柔性和隱性的控制手段。相比起來，外國的國會、市政廳門口一般都會有視野遼闊的大廣場，只有一個噴水池在中央，其餘都是可供民眾聚集的空地。

由於鄰近立法會大樓，皇后像廣場和遮打花園多年來是社運抗爭的熱點。但陳雲預計，隨着立法會遷往新政總，因大樓將改為給最高法院使用，而在尊重法治的社會裏，政治活動不應干預司法，此地的社運角色將會衰落（可能還會有個愛護香港力量前往反對大家擁有司法覆核權吧！）。

天星社運搖籃

1960年代起港英政府為了將香港經濟轉型向工商業發展，着力經營「開放社會」，提高政府透明度，鼓勵民間認識和參與社會事務。電台phone in、城市論壇，官員落區講解政策的習慣都是那時出現；主要目的是令封閉的華人社群改變事事私下解決的習慣，學習配合社會制度、相信司法機關和找政府機構解決問題，建立與現代化社會的聯繫。

當時的天星碼頭一帶便是這種初期公民生活的搖籃，大會堂經常舉辦文化節目、關於現代社會的論壇講座，節目完結後人們便到愛丁堡廣場和碼頭一帶聊天討論，再坐船回家。那年代能凝聚一批對社會事務有激情的人，都拜這開放的公共空間之賜；著名的66年天星小輪加價騷動，及其他很多社會運動都在這裏發生。

自從天星、皇后碼頭被拆，此地不再成為交通樞紐，已變得人流冷清。郵政總局亦即將面臨拆卸，政府說它的保育價值不高，但它和旁邊大會堂的建築設計簡約樸素、無權威感，將該處連同新填海區變身為高檔商場，可說是以金融價值消滅了1960年代「開放社會」的象徵。

匯豐 碩果僅存的自在

位於政府山下的匯豐總行，位置可說是港英時期公共地帶的中心點，地面廣場屬公共空間，兩邊無商廈，街道活動因此沒有被天橋消滅，是中區難得有大批行人過路的地方。陳雲認為「路人甲乙丙」往往是運動成功關鍵﹕當年布拉格之春能凝聚到強大力量令共產黨倒台，因為他們在一個四周都是民居的廣場上示威，人們可以在家中、在日常生活裏目擊和談論事件，示威者可以直接帶動市民反應和感情投入，重要時刻由附近的民居擁出數十萬人上街，阻止坦克車開入廣場鎮壓。「Magic就是要在地面，有行人、有街坊圍觀和加入。與街坊隔絕了的示威只能成為media event，永遠只動員到同一班核心分子，那是經過消毒的公民生活。」

在中環活動的人大多有一個明確目的地，上下班、吃飯、購物，匆匆而過；匯豐總行地下是中環少數位於地面而又能讓人稍事停留的大型空間，附近有巴士電車站，旁邊有公園，也有小販檔和公廁，是個相對容易持久留守並讓大眾目擊事件的地方。

長江公園安樂?

另一個因為修整得太美觀而被忽略的公共空間，就是長江中心花園。窄長的走廊沿石級步上去別有洞天，平時只有熟路的中環人會在這裏吃飯盒和休息。今年4月公民黨特意號召在此進行連續3天的「瞓街」行動，其間舉行地產霸權研討會和預算案論壇，藉此讓更多人知道這處是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地方。採訪當日恰好有人在麻石上躺臥，安樂地睡午覺，除了我們的攝記立即舉起鏡頭外，一名匆匆走過的「西裝友」亦忍不住停下來掏出小相機，拍下這道難得的中環風景。

文 林茵

編輯 陳嘉文

古德明 - 邊陲的故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0月29日

過去八個月，四川最少有九名藏人相繼自焚，抗議中共取締藏民權利。新華社四月首先批評死者「蓄意破壞社會穩定」，中共外交部桴鼓相應，日前一面譴責達賴喇嘛「實行恐怖主義，慫恿信徒自焚」，一面非議美國當局「為死者執言，等於鼓勵效尤」。中共不會問藏民為什麼死都不怕：對他們來說，民命無非社會穩定的小玩意。自焚之罪，罪在死者，罪在達賴，罪在美國。

唐朝武德年間，西南夷來歸，聚居今天四川一帶。唐高祖派去安撫的使臣，「類皆貪縱，遠民患之」，叛亂頻生。高祖於是以韋仁壽為巡撫。韋仁壽將兵五百人，行遍幾千里，設置州縣，以各族酋長任刺史、縣令，為政寬厚清明，尊重當地習俗，邊民無不悅服，見韋仁壽不久就離去，號泣送別，都說：「何為遽去？」並派子弟入朝進貢。《資治通鑑》卷一九一這個故事，中共當然不會借鑑。畢竟他們的治道，和我國君主不同。

中共的治道，是殺殺殺。例如西藏，仗精銳的一四九師統治，一九八九年西藏書記胡錦濤藉以剿殺赤手空拳藏民七十多人，頓教抗議聲沉，西藏大治。又如新疆維吾爾族人聚居地，最近增派強悍的雪豹突擊隊駐守，巡城警車晝夜笛聲不絕，譜成盛世之歌。至於四川，武警四月中旬突襲格爾登寺，抓去喇嘛三百多人，順便把兩個六十多歲護寺村民打死，樹立了中共的太平典範。

當年，韋仁壽巡撫邊民，手下士卒不過五百，兵不血刃，更不用甚麼維穩費；今天，中共統治邊疆，則處處屯駐熊羆萬千，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他們叫做和諧穩定；民不堪命而自焚，則叫做恐怖主義罪犯。這就是現代漢語的修詞技巧。

中共之國，維穩費今年超過六千二百億元，比六千億元的國防費更高。而國防也者，同樣防內不防外。所以蕞陋小邦菲律賓，都可以目中無華。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去年八月談及八個香港人慘死馬尼拉，公然付諸一笑；今年九月，更以上國元首身分訪北京，獲盛大歡迎，還獲厚賄一百三十億美元投資，然後施施回國，指揮海軍襲擊南中國海中國漁船，掠去小艇二十五艘，中共總理溫家寶的回應是：「我們奉行睦鄰友好政策。」他們雪豹突擊隊、一四九師等的霹靂手段，不知哪裏去了。

四川喇嘛彭措三月自焚身死，同寺兩名喇嘛因知情不報，現在被控謀殺。當然，真正殺害彭措者，是絕對不會被抓上中共法庭的。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我兩手手空空，
但右手執筆，左手攥着記憶。
此刻，記憶雖願付諸於筆下，
但字裡行間，全是為遭到踐踏的尊嚴
流不盡的淚。
——唯色：《惟有這無用的詩，獻給洛桑次巴……》
http://greyreporter.wordpress.com/2011/09/30/die-in-despair/

陳雲 - 中華邦聯與解放亞洲的大政治

Facebook留言 2011年10月26日

目前，中國發展的最大局限，是無法在美國封鎖之下建立盟邦，將剩餘的產能、資金和人口安全地、有效益地向外擴展。中國所到之處，受到文化抗拒和外交困擾。在美國的外交努力之下，中國的鄰國一一離心。突破之處，只能在中華地區本身做起。有遠見的中國政治家，樂見香港自治。香港自治之後，加上台灣的自治地位，中共再扶持澳門一下，將來的中華區將有四個政體代表，結成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Chinese Confederation或Chinese Commonwealth）：中國、台灣、香港和澳門，一區四票，這大大有利於中華區整合國際政治影響力，情況有如德語區的聯邦德國、奧地利、瑞士和列支敦士登（Lichtenstein）。中國必須能夠有此想像力，才可以突破美國的政治封鎖，自強自立。

香港先建立自己的城邦身份認同，培養自治能力。其他的事，看中國的政治發展而協同行動。香港可成為中華區的瑞士，有整全的自然生態、文化認同和經濟體系（農、工、商、金融），發揮外交政治中立的作用，也不干預中國內政，成為中國的安全港（safe haven）與思想文化保存所（cultural sanctuary），牽引中國走向文化復興、社會共融和憲政共和。這是香港和中國的安全出路，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生路。中國在滿清之後，無法擺脫外國宰制：日本、蘇聯、美國；中華邦聯之構思，乃中華大政，是中共（中國）掙脫美國韁繩、重獲尊嚴的方法，除非中共主動佈置，否則不會成功，美國也不樂意見到中華邦聯成立。

——摘錄自陳雲《香港城邦論》第六章修訂稿

陳雲Facebook留言：

這是香港城邦自治的遠大目標。必須有遠大志氣，才可以城邦自治的，否則就很小家子氣和排外。當然，這是平定天下的遠期理想，知道一下就算。以策略而言，先是香港自治，之後是連結日、台、韓與南洋諸國與港僑海外區。之後才是中華邦聯的事。

這是將東亞自美國手上解放出來的大政治。

香港在這個策略進程之中會累積勢力和利益，即使最終是中途而廢，中華邦聯不能建立，但也有香港享用的了。這就是理想政治與現實政治之結合。到了這一步，我想那些民族主義者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的了。

過程之中，香港也可以同時加入英聯邦的，沒問題。

香港對於美國，要有博弈的關係，不是臣服和求援，否則美國不會尊重你的。香港對於中共，亦然，也是博弈的關係，若即若離。這是城邦求存之道。看瑞士便知道。

我只是劃出最宏大的藍圖，之後再按照情勢，步步為營。

中國的出路，必須在協助亞洲解放之上。不是獨善其身。亞洲之解放，也是日本人想做的，可惜他們氣魄不夠，私心太重。日後要中、日一起來做。

中華邦聯的構思，其實是海洋中華與大陸中華的結合，是個大中華的理念。海洋中華是香港、台灣、日本、韓國、南洋諸國。大陸中華就是中國本土。

由此大理想，香港自治就可以光輝壯大，香港人的精神面目也會為之一變。

網友：最好中國本土都係邦聯啦，不過呢樣留返俾渠地自己搞。

陳雲：以前談過，中國本土行聯邦（federal states of China）最妥當，但這個要由他們自己話事。

古德明 - 挑戰廢話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0月26日

十月十三日，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把厲聲譴責行政長官曾蔭權的議員逐出會場；幾天後，又在報上發表文字說：「語言的力量，在於它的內涵，不在於它的聲浪。」現代漢語原來連對長官說話都有音量限制。但曾鈺成有資格談語言運用嗎？他寫的那十八個字，就有五字是廢話，可修改為「語言的力量，在於內涵，不在音量」。

現在請再看些廢話。十月十二日，曾蔭權發表施政報告說：「香港面臨巨大挑戰，能否成功克服，影響深遠。」九月十三日，溫家寶接見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說「世界經濟復蘇緩慢，挑戰是巨大的」。九月七日，胡錦濤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會議，也說國際金融危機之下，「全球發展面臨挑戰」。他們說的是中國人話麼？

中國人從來沒有那許多「挑戰」。請看李白《豫章行》寫為國奮鬥：「精感石沒羽(精誠所至，箭可穿石)，豈云憚險艱？」《三國演義》第三十七回高士崔州平對劉備說：「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為。」《西遊記》第六十七回一位山莊老人告訴唐三藏：「大西天路途甚遠，前去艱難。」李白不會說「豈云憚挑戰」，崔州平不會說「補綴乾坤，挑戰是巨大的」，山莊老人也不會說「前去面臨巨大挑戰。」傳統中文的「挑戰」或「搦戰」，一般只用來說求戰，例如楚霸王項羽「願與漢王(劉邦)挑戰決雌雄」(《史記卷七》)，蜀將廖化「出馬(向曹兵) 搦戰」(《三國演義》第七十三回)。

「挑戰」是英文challenge的直譯，而challenge一字，當作「困難」的同義詞，不少英文學者都認為是濫用。一九七O年版的《Collins Gem Dictionary of English Usage》指出：This word has been so much over-used by journalists that it has lost its original metaphorical meaning and is now applied to any difficult situation which has to be met(這個字經新聞記者濫用，已失去原來寓意。現在，任何困難臨頭，都叫challenge)。曾蔭權不說「克服困難」而說「克服挑戰」，就是把「挑戰」當作「困難」的典型例子。但「挑戰」從來只可以接受、拒絕或置之不理，怎麼可以「克服」？Overcome a challenge(克服挑戰)這說法，沒有一本英文字典收錄，原因明白不過。

中國人會說：「香港面臨重重難關，能否度過，影響深遠。」曾蔭權則說：「香港面臨巨大挑戰，能否成功克服，影響深遠。」看來，挑戰不但可以「成功克服」，還可以「不成功克服」，總之，無論成不成功克服，都是克服了。新中國大人先生的現代漢語，一例是這樣廢話連篇。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與國際接軌論

香港雅虎網上專欄 2011年10月25日

中共經濟開放改革至今，與世界接軌、與國際接軌成了流行話，官商皆言。軌是古語，馬車兩輪之距，謂之軌，借指車道之寬窄及運行的路線，有規範之意，固有「軌範」之詞。脫離規範，謂之出軌、脫軌、越軌、圖謀不軌。天下統一，《禮記．中庸》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接軌（connection of tracks）是鐵路工程語言，將分開修築的兩段鐵路的軌道連接起來，稱為接軌。與國際接軌的講法也不俗，然而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除了工業標準和國際交流語之外，還要遵從普世的道德規範，如科學精神、專業操守、人權觀念等，例如中共引入的大部分是源自外國專利發明的高鐵技術，卻稱之為中國高鐵，又不依照科學精神逐步試用而趕忙修路，全國通車，就不是與國際接軌，而是有點偷步、有點越軌了。這樣的高鐵，除了用高壓政治強逼修築到香港，勉強為中國高鐵增加「國際成分」以便技術外銷之外，是沒有境外城市願意與之接軌的。想來也悲哀，除了技術誠信問題，中國高鐵要接軌到莫斯科、平壤、漢城或胡志明市，或跨海接到台灣，也有莫大的政治鴻溝。

香港與中共接軌，很多時候，就是與國際脫軌，與文明脫軌。

中國在清末民初廣修鐵路，也出了詹天佑此位世界級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為廣州府南海縣西關人，在美國修讀土木工程，專攻鐵路，回國之後，由於英法兩國僵持不下，無法聘請外國專家及借貸，袁世凱任命詹天佑為總工程師，用本土工程師及本國資金修築京張鐵路，連接北京至張家口，工程極為艱鉅，卻可用四個月時間廉價完工，震驚世界。即使如此，當年的中國，也未有患上技術躁狂症。

民初的中國人，不講與國際接軌、與世界接軌，而是跟隨孫中山先生當年講的，中國與先進世界並駕齊驅、與世界列強看齊、躋身於列強之林。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中國孫中山在病逝前一年，應上海《中國晚報》之請，用粵語、國語錄音演講，粵語版的最後一詞，就是並駕齊驅：

「喂！我哋大家係中國人，我哋知道中國五千年來是世界上頂富頂強之國家，邊個唔知道呢？但是現在中國是乜嘢嘅情形呢……大家同心協力來救國，咁中國就可以反弱為強嘞、轉貧為富嘞，就可以同今日之列強來並駕齊驅嘞！」

並駕齊驅，是彼此勢均力敵，不分上下。這是民國人的志氣。接軌是跟着走，而且軌道早給人家固定了。並駕齊驅是各自走，有時你快，有時我快，大家在馬車上有說有笑。中華民國是自立自強，共產中國是跟大佬，做契弟。一個詞，就看出中華民國與共產中國的格局。中共要接軌，毋須捨近圖遠，先於民國接軌吧。

陳雲 - 地獄鬼國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0月25日

佛山車禍受傷女童王悅終告不治。

兩歲兒童倒臥街頭，如一件不斷被汽車輾過的貨物。傳統中國，不會發生這種見死不救的事，城市人即使不是人人出手，總會在旁守候，做出個隨時可以幫忙的樣子來，直至仗義者出現，鄉下人甚至一邊救人，一邊把壞人拿住，毒打之後再送官的。假裝看不見女童輾爛的身體的大陸人，那種無視別人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冷漠，只有在日日目睹殘暴事情發生的社會才會有的吧？

經歷六十年暴政，特別是文革的道德大崩壞、公義大摧折，大陸人恍如活在不見公義的地獄。大陸經常發生救人而被傷者趁機敲詐勒索之事。二〇〇六年，南京男子彭宇在車站好心扶起一位跌倒的老婦，不料老婦送院後反咬彭撞倒她，告上法院，索賠十四萬元。法官判彭宇賠償，所持的理由，是彭宇應該理虧，否則不會主動送老婦入院，而是告訴她的家人來接她。法官認為仗義行善不符合民情，幫人該有個限度，可惜彭宇是例外。

也有歹徒假借老人仆倒街頭，勒詐好心扶起的路人，令人人提防，給大陸人的冷漠和無助，添了藉口。大陸的民法是合理的，世上也無國家夠膽訂立懲罰忠良的法律，但執法人員和司法人員辦事粗疏，判錯案件往往無法上訴，一般人害怕誣告，令歹徒勒索容易得逞。中共當局也經常設計，用「釣魚局」陷害仗義者，例如公安在公路假扮途人遇上困難，招手求助，然後控告司機非法載客。據說也有公安將圍觀聲援執法受害人的仗義市民錄像，事後逮捕。替毒奶案受害者抱打不平的趙連海義士，也被收監。放在以前，中共頂多是私下禁制趙連海，不會告上法庭判刑的。

無悔意的殘暴，是中共的統治方法。六十年來，中共為人民帶來無盡的道德挫敗，卻從未公開懺悔，人民的心靈創傷得不到治療，怕管閒事，不敢出頭，因為中國的官署、公安和法院都是不可理喻的，信不過的。

自從中共在一九九九年遭到法輪功的攻擊之後，惶恐不安，原來民眾受到心靈感召之後的力量這麼大，故此加緊打擊心靈力量和民間正義，冤枉趙連海就是此中的代表作。

殘酷的統治需要製造對殘酷麻木不仁的民眾，政府堅決不認錯、不懺悔，扼殺社會恢復公義的機會，於是中國成了一場沒完沒了的瘟疫。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孔誥烽 - 「民主派」大敗 天會塌下來嗎？

2011月10月23日

【明報專訊】去年516公投之後，香港政局畸變。不過不少局中人的思想意識，仍跟不上形勢的變化，守著僵硬的概念和分類看問題。民主派的組合明明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質變，但不少論者，卻仍在選舉臨近時重彈老調，呼籲「泛民」團結一致對抗「建制派」。但在公投政改後，到底誰是泛民、誰是建制派？

公投政改之役不容淡忘

大家都不會反對，民主派裂變，源自民主黨反公投的態度。記得2009年初夏長毛等提出公投後，大家都冷嘲熱諷。後來司徒華先生在八月初表示公投要「應該做，快啲做，立刻做」，並提出了何秀蘭、梁家傑、黃毓民、劉慧卿和李卓人的辭職名單，拉出一條民主派大團結的彩虹戰線，社會對公投的討論即立刻升溫。當時司徒華先生，更有取代原先倡議者而成為公投運動領袖的態勢。

但後來形勢急轉直下，司徒先生在秋天忽然表示反對公投，之後民主黨決定不參與。雖然變相公投最後都成事（這應該是打壓公投者始料不及的），但只有五十多萬人而不是一百多萬選民投票，肯定與民主黨和司徒華的杯葛有關。

香港的好學生民主派，從來只會在師長搭建好的舞台和他們指定的規矩下演民主秀，對政府和北京作象徵式的抗議，卻很少會跳出框框思考有什麼東西能令權貴顧忌三分，可用作談判籌碼逼使對方妥協。有人想出變相公投的妙計，為我們跳出框框帶來一絲希望。去年一月港澳辦高調發聲明狠批公投運動，後來維基解密揭發北京要勞煩外交要員在酒會親手將聲明交予英美大使，警告他們不要支持公投，再到現在特區政府敢冒民怨沸騰與撕毀法治原則的大不諱，也要強推替補方案防止公投再生，即顯示北京對公投真是多麼害怕。
在去年五六月公投運動激起對抗性民氣和政改方案支持度不斷下降的環境下，若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勢必會引發不可收拾的憲政危機和街頭抗爭。說北京最後接納區議會改良方案與公投激發起的群眾壓力無關，是自欺欺人。

但話說回來，這個所謂改良方案中的特首提名門檻，比2005年被否決的政改方案還高，非建制派要參與特首選舉，將比以前更難。立會增加的五個所謂「變相直選議席」，全部建基在區議會選舉之上。而小選區的區議會選舉，近年已成為財雄勢大的建制派通過向街坊分發小恩惠以換取人情票的遊戲。民主派跟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玩這種遊戲，只會慢慢被陰乾。以巨大行政資源在這種小選區選舉中買票，也一直是各地專制政府營造民主合法性假象的慣伎（如台灣民主化前的鄉長、里長選舉）。

若當日民主黨沒有杯葛公投、公投出現更高投票率，北京感到的群眾壓力定會更大，並很可能在最後的政改方案中作出更實質的讓步（例如在特首選舉辦法上採用2005政改方案的版本，或承諾最終取消所有功能組別）。所以民主黨不參加公投，是一個在民主運動中的大是大非問題，不容我們淡忘。

元老從支持到反對公投的懸案

今年夏天出版的司徒華回憶錄《大江東去》，交代了他與中共的苦戀與他當年曾要求入黨而被拒，被拒後還一直與黨有聯繫的秘史。這些內容剛被傳媒披露之初，一直在華叔身邊的民主派頭頭起而嘩然而質疑回憶錄的真實性，繼而無言而默認自己「跟咗大佬咁耐」卻被蒙在鼓裏。

1995年我在一個立法局選舉的街頭論壇上，便親眼看過一位來自左派地區組織的女幹部指著台上的司徒先生咆哮，指他反共是因為當年要入共產黨而黨不要他，所以要報復。當時司徒先生只是氣定神閒地回應：沒有事實根據的指摘不要亂講。今天這些「事實根據」終於被司徒先生自己證實了。

有論者由這段歷史推論，司徒華在公投問題上的離奇轉軚，可能是北京以這些往事要挾他，要求他反對公投以換取他可以日後親自踢爆減低殺傷力，並選擇性地披露這些往事，讓最黑最具震撼性的材料永不見天日。（根據章詒和的憶述，反右之後有不少右派其實是藏在右派圈子作臥底、提供其他右派的情報以求黨的平反的）這觀點雖然合乎邏輯，但卻有欠公道，因為當事人已去，無法對質。既然有欠公道，我們就暫且不再談論它。不過司徒先生由支持公投轉向反對，在他公開提及的牽強理由之外，必定另有隱情，這一點我們是不應遺忘的。

政改後部分民主派與建制派趨同

民主黨不參加公投，令大家錯失了一個原本可以向北京施以更大壓力、爭取到更實質讓步的機會。而民主黨在政改後的種種行徑，更令失望的朋友愈加失望。政府硬推替補方案，有示威者衝入假諮詢會場。我們無論怎樣不同意示威者行為，也應清楚衝擊是由假諮詢的離譜安排激發的。民主黨加入譴責衝擊，但他們對於更嚴重、對香港政治文化影響更壞的黃大仙建制派支持者追打民主派候選人、新界鄉紳最近多番煽動流血暴動，卻視若無睹。這種雙重標準，等如欺善怕惡、打壓社運，最後只會造成抗爭行動多顧忌，建制暴力無制約的惡果。

最近在外傭居港權的判決後，建制派以民粹踐踏法治，積極動員群眾向與案有關的法官與律師施以政治壓力，還鼓吹人大釋法。民主黨不單不譴責這種挑戰香港核心價值的行為，還公然參加建制派的大合唱，讓其候選人到處掛橫額表明反對外傭人居港權，與四面受敵的公民黨劃清界線。這能不令民主派支持者心寒嗎？

在政改、譴責公民抗命和捍衛法治等議題上，民主黨的立場都與建制派無異。或者他們可以說他們仍支持終極普選，又與北京打開了對話之門。但支持普選，不也是民建聯的綱領嗎？他們在中央否決2007/08普選之前，不也是支持07/08普選嗎？講與北京溝通，建制派認了第二還有人敢認第一？認同當下民主黨路線的朋友，何不投票給立場相似又有蛇宴暖胃的民建聯和工聯會？

勝敗乃兵家常事。民主派若在一次選舉大敗，天也不會塌下來，大家到下一屆選舉又有翻身的機會。若按去年民主派智囊在設計民主化路線圖時還要顧及建制派勝算，以鼓勵他們支持民主化的思路，則建制派如在選舉大勝，反而可能令北京更放心讓香港民主化呢！最令人納悶的，是香港民主運動那種搶位至上的功利文化，一到選舉，所有原則、對錯、大方向問題，都可以拋諸腦後，選完再講；到真的選完後，又將這些問題忘記得一乾二淨。如果一次民主派大敗可以刺激大家打破慣性思維，認真思考民主運動的前路，那又為何一定是壞事呢？

梁家傑 - 恕我不能當政客——回應陳莊勤

2011年10月20日

【明報專訊】美國作家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有句名言：「政客只着眼下一次選舉，政治家則是放眼下一代」（A politician thinks of the next election. A statesman, of the next generation.）民主黨陳莊勤律師上周四（10月13日）撰文，要求幾位公民黨大律師，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就把對法治的堅持拋諸九宵雲外，做一個只顧眼前區選結果的「政客」，恕我不能「勝任」。

立法機關向司法機關施壓

昨天，有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提出議案，企圖通過「本會反對外傭享有香港居留權」動議。這是肆無忌憚的立法機關向司法機關施壓行為。這種用立法干預司法的所為，眾所周知會破壞香港司法獨立的基石，但陳莊勤律師卻要求當上議員的大律師們清楚表達政治立場，哪怕效果是向法院施壓。應該嗎？合理嗎？

法院能根據法律原則，解釋《基本法》24(4)條白紙黑字條文，判定外傭能否用在港工作年數來申請香港居留權，是我們捍衛司法獨立者必須執著的。也許我的確不能揮掉我的法律訓練，未能忘卻對法院尊重的應有之義。

公民黨面對是次外傭案的抹黑，屬史無前例之大，但市民會否期望我們因要自保而同流合污，加入恫嚇市民的陣營，抑或以自身的法律專業，告訴市民真相，以至不會恨錯難返？

恐慌有否基礎？

在恐慌之前，我們必須搞清楚恐慌有否基礎。首先，市民很大的憂慮是來自所謂「50萬外傭連同家人湧港」之說，擔心香港的社會福利、教育、房屋制度因而面對深重負擔。然而，有關推算並無官方「認頭」，卻被民建聯、自由黨、新民黨等不斷引用來恫嚇市民。

其次，這次居權案的申請人情况很特別，她居港超過22年，其間曾報讀不同本地課程，融入社會，又早已把在菲國的產業轉到兒子名下，即使她最後成功申請到居港權，都只能算是特別個案，絕不代表其他外傭在取得申請資格後都自動享有居港權，否則談不上要向入境處申請。

再者，「50萬外傭連同家人湧港」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入境處絕對有足夠權力為香港守門口。跟世界各地的入境部門一樣，入境處可以行使酌情權決定什麼人可獲得居留權，以達到控制人口的目的。這種屬於入境官員的無上權力，曾申請移民的香港人必有所感受。正如外傭案中，主審的林文瀚法官表明，入境當局當然有權施加條件，限制外籍人士入境逗留，以及取得永久居民身分，只是採用的手法是否合憲。

如果入境處連這基本權力都欠奉，何以許多民運人士不能持有效證件來港？曾參與學運的楊健利先生本月7日應邀來港，出席辛亥革命百周年學術研討會，同樣被拒入境。為何入境處對着民運人士可以強硬，對外傭的申請又忽然變得軟弱無能？只能說，「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公民黨和香港人一樣，當然擔心剎那間有大量移民湧入，但筆者希望基於以上討論，大家會明白這個擔憂是不會發生的。

為求自保，公民黨大可以如其他政客，反對外傭享有居留權，支持「釋法」。但今天香港若接受中央曲解《基本法》第24條，他日政府和北京重施故技，解釋一下《基本法》第27條，以限制言論、遊行、集會及示威自由，我們又將如何應對？一旦釋法常規化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司法獨立將成絕唱。這豈是我們願見的！

不敢忘記對法治的堅持

記得在1993年，大律師公會在討論《基本法》第158條有關釋法權的條文，佔了大部分議事日程。當時公會赴京會見了喬曉陽，表明只可以接受由香港的終審法院尋求人大「釋法」，而且是在涉及國防、外交、中港關係等超出自治範圍的案件上，做法就好像近期的剛果（金）案。可惜，我們見到回歸兩年便出現吳嘉玲案「釋法」，當時一群律師、大律師發起靜默遊行，由金鐘高等法院一直走到中環的終審法院，我們只是憂心忡忡，沉重地行、默默地走。

這些年來，即使大律師當了立法會議員，也不會忘記法律的訓練，更不敢忘記對法治的堅持。恕我不能當陳莊勤律師口中那種放棄底線的「政客」。

我相信堅持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的香港人，都會站在公民黨的一邊。

陳雲 - 香港兩大政治懸案

Facebook留言 2011年10月19日

香港人面臨兩大政治懸案，不換轉腦筋，這兩大懸案足以埋葬香港：

1. 香港是否需要憲政民主的中國做依歸？中國不民主，香港就是否無運行？

2. 香港的過渡身份，予香港人極大焦慮。香港非國亦非市，而是所謂特別行政區，香港的一國兩制又只能維持五十年不變，香港人不敢想象香港可以過渡到主權國家（香港獨立），那麼就只能過渡到成為中共治下一個直轄市了？

政治有兩大範疇：一個是理想政治（德文Idealpolitik），一個是現實政治（Realpolitik），兩者往往有重疊交叉的地方，也不是截然二分。理想政治以普世價值為本，做到人人安樂，現實政治以生存利益為本，先做到自己安樂。前者類似儒家的大同，以天下人的利益為重，所謂天下為公，後者類似儒家的小康，以一家一鄉的利益為先，所謂天下為私。先有小康，然後有大同。要是一下子投入理想政治，香港必須協助中國民主化，而由於中國受到中共統治和挾持，這必須選擇向中國抗爭或歸順。反共復國，香港不具備這個實力，也不一定有這個責任；歸順中共，則香港必須面臨大陸化的痛苦衝擊，直至麻木不仁為止。

以理想政治來處理中港關係，香港必敗無疑。但是，以現實政治來處理中港關係，則香港大有迴旋餘地，可以阻隔中共，令港人得以安身立命。

理想政治處理的是終極目標，現實政治處理的是過渡狀態。過渡狀態處理得宜，也可左右終極目標。香港非國非市，而是歐洲狀態的城邦，《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賦予香港城邦的法理地位，這個過渡狀態可以延長很久，香港人要在此過渡狀態中取得最大利益，延長最大利益，而不是因為焦慮或無助而放棄經營此過渡狀態，任由中共定義此過渡狀態而取消之，令香港成為中共治下的直轄市。

——陳雲《香港城邦論》第一章草稿之修訂

陳雲 - 香港質變的臨界點

Facebook留言 2011年10月19日

香港人不出聲，就坐待滅亡。在周恩來和鄧小平主政的年代，香港的城邦地位很安全，但目下的中共領袖，一蟹不如一蟹，對香港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互相耗損的。

在戰略上，中共繼續利用香港的自主性，但戰術上卻不斷消耗香港的自主性。中國用政治高壓化、經濟空洞化、人口摻雜化、文化大陸化來改造香港，然而，一旦香港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到了，香港大陸化不可逆轉，美國和國際社會對香港改觀，中共也會失去香港原有的功用，中共無疑可以消弭所謂香港反共陣地，但永遠失去的卻是珍貴的香港戰略地位。然而，臨界點在哪裡？令港人感動疼痛的刺激度——痛閾（德文Schmerzgrenze；英文pain threshold） 在哪裡？指標如何？筆者略舉一二：

1. 大陸孕婦佔據香港出生人口一半，港人孕婦因為不屑沒十五分鐘叫痛而要睡帆布床甚至地上
2. 大陸資金佔據香港的樓宇買賣三成，抬高本地樓價
3. 大陸移居香港者不服膺香港社會文化，對內親共，對外卻以香港人自居
4. 大陸遊客在香港擾亂秩序及影響市容
5. 商場因為迎合大陸遊客需要而改換營業並且加租，本地消費被擠壓出外

凡此種種，要視乎香港人感動痛楚的敏感度，與是否覺痛而呼叫，有否喚起同胞團結抵抗的勇氣。若港人一味啞忍，則中共步步進逼，乃至香港質變而中共不知，彼此玉石俱焚。

以上為香港城邦論終結一章的摘錄。這是呼籲香港人自愛。

即是說，臨界點是由香港人自己定義的。香港人不出聲，臨界點不會出現！即是說，社會變化的臨界點，是由該社會的人的反對行動來定義的，並沒有客觀標準！香港人一日不反對，臨界點就不會浮現出來。大家一直等、一直等，結果就是等死。大陸人一直等人家動亂，一直也不會有結果，直至自己發起動亂。

此文用了一點哲學辯證法。是香港政論不常見的。這種辯證法的思考，來自馬克思的哲學。這不是社會科學，是哲學。

古德明 - 當仁不讓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0月19日

台灣有一首流行歌，歌名《讓我想一想》；此外還有一首，歌詞說「你這樣一個女人，讓我歡喜讓我憂」。現代漢語的「讓」，既似中文又似英文，卻既不是英文更不是中文。

英文有let字，可解作「允許」或「聽任」，是個動詞；也可用來起句，沒有甚麼特別意思，幾乎是個助語詞，表達建議、囑咐或不在乎等語氣，例如：(1)I let her tear the fan to pieces(我任她把扇子撕碎)。(2)Let's go out for dinner(我們外出吃晚飯吧)。(3)Just let him try to stop me!(他要阻止我，就放馬過來！)

中文的「讓」字，有多個意思，其一和let相同，即「允許」或「聽任」，例如《紅樓夢》第三十一回說，丫鬟晴雯愛聽撕扇子的聲音，另一丫鬟教賈寶玉：「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不好嗎？」由於一義相通，現代漢語就硬把「讓」和let一樣當作助語詞，說甚麼「讓我們外出吃晚飯」、「讓我想一想」(Let me have a think)等。

「讓我想一想」的中文說法，應是「待我想一想」。中文「待」字，有時和let差不多，用來起句，幾乎是個助語詞，表示準備做某事，例如《西遊記》第五十七回說，孫悟空被唐僧驅逐，觀音菩薩叫他不要傷心：「待我與唐僧說，教他還同你去取經。」《說岳全傳》第五十二回說，賊將羅延慶向岳飛討戰，岳飛麾下楊再興告訴岳飛：「羅延慶同小將昔是相好，待我去說他來歸降。」觀音、楊再興一定都想不到，他們這樣的話，今天會變做下流的「讓我與唐僧說」或「讓我去說他來降」。

現代漢語的「讓」字，似乎還有兩個意思，是英文let和中文「讓」都沒有的，例如新華社十月十三日電信說：往烏魯木齊客機上一名乘客自稱有炸藥，「要讓很多人滅亡」。《現代漢語詞典》「讓」字條則有例句說：「行李讓雨給淋了。」這兩句的「讓」，中文會用甚麼字取代？

請看《水滸傳》第八回寫魯智深打折松樹警告公人：「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李白《永王東巡歌》寫安史之亂：「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杜甫《九日寄岑參》寫友情：「思君令人瘦。」辛棄疾《永遇樂》寫侯王盛衰：「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中文會說「行李被雨淋了」、「要敎很多人滅亡」、「你這樣一個女人，使我傷心使我憂」，卻不會說「讓你頭也與樹一般」、「五陵松柏讓人哀」、「風流總讓雨打風吹去」。

一枝禿筆，欲回狂瀾於已倒，既不可能，也不討好，這一點我很清楚。但是，《論語》說：「知其不可，而為之。」又說：「當仁不讓。」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陳雲 - 打地氣

am730 轉角專欄 2011年10月18日

馬鈴薯放在牆角會發芽，薑和洋蔥在籃裡放久了，也會發芽。蒜頭燻過硫磺，不會發芽。有生機的東西，擱在地上便發芽。兒時在元朗鄉村，貓狗雞鴨害了重病，無法用草藥或者西藥醫治，便丟在庭院角落，由得他們臥地，有的自己識得找草食找水飲，自己救回自己，有些等死，有的在地上躺了幾日，奄奄一息，忽然還陽，起來走動。鄉下人稱之為打地氣。現在中環就有人臥地，為資本主義打地氣。

中國民間聰明，永遠有Plan B。天有好生之德，上天都離棄了，怎辦？還有地啊，地載萬物，為滋養之母，丟在地上，吸了地氣便有一線生機。

近日著書，早上精神困倦，便想到打地氣的土法，七點起來頭腦混沌，便做些閒雜事，偶然寫一兩段，九點幾，倦了，便在地上鋪席，小睡半小時，之後神清氣爽，龍精虎猛，可以寫到四五點。雖然住在高樓，不觸地，然而心理上也是打地氣。方法是伸展和振動肩膀和腰胯，將人身傳動肌力的兩大關節放鬆，之後靜觀呼吸而入睡。小死一回，告別煩囂。

睡覺與醒覺，都是一個覺字，轉了讀音而已。試驗了幾日，發現清醒時候雜念多，難做事，迷迷懵懵反而可以集中精神做一件事，例如覆信、撰寫講稿等，早上做了這些閒雜小事，清醒的時候便可以集中創作了。

早上操勞之後小睡，乃蘇東坡養生之道，大學士自然有名堂，叫「回籠覺」。東坡養生，首重豁達，凡事不記掛於心，呵呵度日，其次是交遊散心，與老友、妾侍和禪師談話，之後才是重飲食，多沐浴。重飲食非求佳餚美饌，而是就地取材，不時不食，貶官到黃州，就用當地的鮮竹筍、鮮魚和燉豬肉做養生之資。除了早上的回籠覺，也有午睡。在杭州當太守時，便溜到寺廟中解開上衣，舒服地睡個午覺，也在寺廟沐浴，宋代寺廟有浴室，有的還有山泉水可用。

打地氣是死裡求生，亂世做人，也是一樣。蘇東坡曾夢見自己前世是五祖寺的戒禪師。中年之後，恬淡無求，後來參禪開悟，為東林常總禪師的法嗣。他亦念佛求往生極樂，每到一處，隨身攜帶一軸阿彌陀佛聖像，謂：「此軾往生公據也。」

滾滾紅塵，隨遇而安，了生死，出三界，才是人生大事。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陳雲 - 強國與盛世

香港雅虎網上專欄 2011年10月18日

用過分恭維來諷刺，是修辭學常見的手法，叫誇張（overstatement），誇張到離譜，產生嘲笑的效果。然而，諷刺文章總會帶出攻擊的，不會只是調侃一番就算數。可惜，由於被諷刺的對象一直冷漠麻木，無動於衷，諷刺者便失去鬥志，只是調侃了事，搞下笑就算。

我講的是近年嘲笑中共的詞彙，由「河蟹」到「強國」、「天朝」、與「盛世」，都顯示嘲弄者的無力、無內涵，間接鞏固了被嘲笑的中共的地位。這種只是發洩情緒的惡搞，類似政治滑稽漫畫（caricature），只能依存於被嘲笑的對象，而不能取而代之，衍生新秩序，打出新天地。是故，聰明的統治者，對這種小罵大幫忙的惡搞，都會心領神會，一笑置之。

例如我們正正經經地說，中共是官富民窮的弱國、黨官勾結財閥剝削貧民的鬼國，GDP高漲卻是隱伏信貸危機爆發的危邦、亂邦，我們是有另一套替代的藍圖的，就是有力達致公平而均富的正常國家，能夠化解危機與民怨的正常政府。只是調侃中共是強國的話，就真的無奈地接納了中共是強大的現實而不加以批判了。當然，網民偶然玩一玩、消消氣是可以的，反正有其他人的正經批判來支援，但長期這樣玩這些恭維中共的詞彙，就弄假成真，中共真的變成無可置疑的強國了。

至於盛世，倒不是網民的調侃之詞，而是中共自己講的。如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江澤民為第九屆全國運動會於廣州主持開幕，近萬人表演「盛世中華」樂舞。中國王朝的統治者多數深知《易經》盈虛損益之道，盛世過後就是衰世，帝王只是說自己祈求治世，平治天下，卻不敢說是盛世的。王朝史家只稱文景之治、開皇之治、貞觀之治之類，卻不稱盛世。唐人稱「開元盛世」，也與「天寶遺恨」對照，並非恭維玄宗統治有方，而是痛惜天寶年間爆發安史之亂，令盛唐繁華，毀於一旦。

夠膽自認盛世的，只有外族統治的王朝，例如滿清開國初期，君臣就讚頌本朝為盛世，乾隆皇自撰《十全武功記》，自詡「十全老人」，臣下稱康雍乾盛世，以此來博取漢人認同其異族統治。

中共自稱是盛世，意識裡面就承認了自己是蘇聯殘餘的境外殖民政權。至於其他人恭維或諷刺中共是盛世，也就接納了中共的殖民統治，自以為是諷刺，其實是自我洗腦，自甘臣服。

施永青論「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施永青 - 處於飢餓狀態的好處
am730 C觀點 2011年10月13日

喬布斯有句名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意思是人應該經常保持在一種處於飢餓的狀態，並帶有一種願意做傻事的心境。這是他在史丹福大學2005年的畢業禮上向學生說的話。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可作為人生的座右銘。中國人認為：「常帶三分飢寒，身體才會健康。」這句話原先是針對肉體而言，其實於精神上亦是這樣。

經常吃得太飽，會積累過多的脂肪。肥胖會增加心臟的負荷，招至各種疾病。當人吃得太飽的時候，就會想停下來休息，不願意工作，因為要把精力留給胃部進行消化工作。飽食終日，很容易就無所事事。「大食懶」就是這樣產生的。

相反，當人處於飢餓狀態的時候，人的心態就會積極進取，以免放過覓食的機會。人在這種精神狀態下，會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密切留意周遭發生的事。只有這樣，人才會對自己所處的環境有較深入的認識。這是人要在這個世界好好地生活下去的基本要素。
現時香港的年輕人，生活條件一般都比較充裕，不知道何為困乏，何為艱險，以至人也變得無情，失去了奮進的動力。中國人說，難得少年窮。人需要窮過，才知道飢餓的滋味，嘗過這種滋味，才會明白為甚麼喬布斯會主張要stay hungry.

喬布斯自幼被父母遺棄，由領養他的家庭帶大。生活在美國，物質生活應不至於困乏，但家庭狀況的不完美，多少會在精神上造成某種欠缺感。這或許會令喬布斯產生想尋求改變的衝動。

他認為，人活著就是為了要改變世界。他經常提醒自己，要以明天可能會死的心態，去盡力發揮上天賜給他的才能。這種心態並非在他患上胰臟癌之後才出現的。他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就不斷推出突破性的新產品，就是因為他擔心會沒有明天。他英年早逝，但他的成就卻是很多人活多幾世也幹不出來的。

喬布斯所說的飢餓，或許就是那種要改變世界的渴求。他強烈渴望趁在生的時候，善用自己的才能，令世人可以過不一樣的生活。他希望以蘋果的產品，帶給世人生活上的新體驗。世人樂於用蘋果產品，正正就是因為它們能帶來不一樣的生活體驗。喬布斯的人生，可謂「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當一個人對自己的人生有要求後，他自然會如飢似渴地去尋求，有助完成宏願的知識。在他的心目中，一定會泛起很多疑問，並會無時無刻地去留意這些問題的答案。人對知識的飢餓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當人能帶著問題去求知識的時候，他就能把接觸到的知識，放進腦裏的正確位置，與原先積累起來的知識結合起來，既不會忘記，又可以靈活運用。邱吉爾說，教育的目的就是增加學生對知識的胃口。飢餓的時候，胃口最好。喬布斯說要stay hungry，就是要我們經常處於一種可以有效吸收知識的狀態。


施永青 - 為何要保留一點傻氣
am730 C觀點 2011年10月14日

喬布斯主張，人應該「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昨日談過「Stay hungry」的部分，今天談談「Stay foolish」。

Foolish這個詞在這裡不好譯。倘譯作愚蠢或笨，多少會有點貶意。我最後還是選擇用個「傻」字，因為我自己也會做一些在別人眼光中是很傻的事，並以人活到這個年紀還會以傻為榮。〔Vic：也可以考慮譯為「憨」。譯「愚」確實易生歧義。〕

傻是指甚麼呢？是指一個人仍能保留一點童真，仍堅守自己的信仰，不肯放棄年輕時的夢想，還敢偶爾浪漫一下。

人在年輕的時候，不知世途險惡，所以較能看到世事的美好一面。但隨著上當被騙的次數增加，人就會對世界充滿負面的感覺。表面上，人算是吃了虧，長了智，好像比以前聰明了；但這種聰明卻會令人轉向悲觀，不敢再信任身邊的朋友。因此，人如果能夠stay foolish，就不會變得太過世故，太過工於心計。一個能保留一點童真的人，大家都會放心與他做朋友。這些人表面上看來傻下傻下，但身邊肝膽相照的朋友卻特別多。在人生路上，常有貴人相助，事業發展得不比機關算盡的人差。

人能夠保留一點傻氣，反映他對自己的信念仍很執著。英國哲學家羅素，出身貴族，卻思想前衛。他因為不願意修正自己對婚姻與宗教的看法，而失去了到美國大學任教的機會。他為了反越戰，與法國文豪沙達合組民間法庭，要審判美國在越戰中的罪行，結果處處被美國抵制。羅素之所以會做這麼多的「傻事」，正如他自己所說：「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the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左右我一生的，是三種簡單卻不可抗拒的狂熱：對愛的渴求，對知識的追尋，與對受苦難人的難以抑制的同情心。)

人如果能一直保持著這三種狂熱，他才會在一生中不斷做「傻事」。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為一個未必可以達到的理想，而奉獻出自己的一生，是幹傻事。但人類的偉大事業都是靠這些勇於去做「傻事」的人做出來的。

喬布斯放棄讀大學，選擇與朋友在車房裡創業，傻不傻？在iPhone3還賣得很好的時候，就去推出iPhone4，傻不傻？〔Vic：這可一點都不傻，反而是利用消費者貪新貪潮的心態，有點精明過頭了。〕如果不傻，又何來蘋果今天的地位？蘋果的產品又何來這麼多的忠實粉絲？因此，stay foolish的人才會有成就，stay foolish才能令自己變得更可愛，更被人尊重。

此外，stay foolish還可以令自己的人生變得更加多姿多采。蘇東坡詩云：「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游。」太現實的人是不肯作浪漫游的。他們只曉得埋頭苦幹，生活刻板，視野不廣，難有創意。這樣做人，不但事業上難有成就，人生也變得枯燥無味。

香港人的所謂浪漫，其實很標準化，燭光晚餐，送玫瑰花，毫無浪漫可言。浪漫是不現實的，脫離常規的，別人不輕易會做的。人能保留一點傻氣，才敢冒一些風險，不斷為生活增添一些新味道。

延伸閱讀：李國政 - 賈伯斯並無如是想

張鐵志 - 佔領華爾街 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中國時報 2011年10月12日

　歷史會記載著，二○一一年是不滿之年，是這個世代／時代的一九六八年。

　紐約華爾街旁公園的青年們是這場抗議的遲到者。之前，埃及、突尼西亞、馬德里、智利、倫敦青年們都已用不同方式表達對體制憤怒與無奈。怒吼對象既是全球金融危機所暴露出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表現在巨大的社會不平等和嚴重青年失業，也是無力解決問題的政治體制－－阿拉伯青年們是要揭露獨裁者的謊言與腐敗，倫敦與美國的青年們則是要挑戰無能回應人民要求的現行民主體制。

　這些反抗行動展現出憤怒的不同面相：埃及與突尼西亞是推翻政權的革命，倫敦青年們是無秩序的騷亂，佔領華爾街則是一場社會運動，雖然是一場非傳統的社會運動。

　佔領華爾街行動面臨主流媒體、傳統左派的批評，是缺乏具體目標與訴求。然這模糊與曖昧性正是抗議青年一開始所要的。最早發起這個運動的雜誌Adbuster就說，「在運動成氣候前，提出具體目標是沒意義的。所以，開始的目標就是占領本身－－占領意味著直接民主，而直接民主有可能產生特定目標，也可能不。那些主流媒體不停地問什麼是目標，他們錯了。」意思是，抗議青年們意欲透過「佔領」本身形成對體制反思的運動，在佔領過程中，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去討論問題、目標與策略。而這個過程就是一種民主實踐。

〔Vic：Paul Krugman說得好：「如果示威者能提出幾點主要的政策建議，那當然是好事……但其實他們的意願很清晰，而具體細節應該是政策研究者和政客們負責提出的。」〕

　然而，這群青年安那其並非沒有目標，他們要傳遞的訊息其實非常清楚：是美國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失靈，一如主要口號：「我們是社會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眾，而我們無法繼續容忍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貪婪與腐敗。」

　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Joseph Stliglitz在佔領華爾街的現場就說：「金融市場本該配置資本並管理風險，但現在他們卻錯置資本，引發風險，這是一個將利潤私有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這是種扭曲變形的經濟，我們如果繼續與這種體系共存，就不會有經濟增長，也無法創造公平正義的社會。」再者，美國的貧富不均日益嚴重。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握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財富；相對的，中產階級在過去二十五年的收入卻縮水了。

〔Vic：陳雲的評論發人深省：美國現時的貧富懸殊恰如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情况，現在的境況更加悲絕，富人將製造業生產基地搬移，所得利潤不在美國納稅，卻佔據美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治安的紅利。富人發達需要制度和社會支援，而這支援是窮人無酬地，甚至賠本地提供的。有錢得太離譜，而且不與本地社會分享，本身就是罪惡。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右翼盧梭的民約論，窮人願意低頭苦幹和承受剝削，其基礎是大家承諾機會均等和利益回饋，然而當富人破壞機會均等、獨佔利益的時候，窮人就毋須遵守社會合約：因為合約已經被富人撕毀了。〕

　扭曲的經濟體系與不公平的社會分配的另一面，是美國民主早已淪為金權民主，金錢力量深深操縱政治過程與政策制定，這個民主體制無法回應百分之九十九人民的真正需求。

　所以，佔領華爾街的青年有不滿的方向與目標，只是缺乏改革的具體政策。但這是無可避免的，因他們不滿的是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一如一九六八年法國街頭的反叛青年，或一九九九年西雅圖街頭的反全球化青年，對整個體制不滿，並且未必有具體的改革方案；但追求的是去「想像另一種可能」，並且要透過廣場進行直接民主的討論，去落實這種想像力，去慢慢形成新的共識。

　普林斯頓大學知名教授Cornel West就說，這場運動的意義不是去談一堆政策建議，而是一場「民主覺醒」。或者如一個參與者所說：他們的要求是大家去思考體制的根本問題，而不只是講出癥狀；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場給出答案的運動，而是提出正確的問題。當然，一場缺乏具體目標的抗議運動最終可能只是一場浪漫的激情，要改變世界的社會運動需要的是一場持久戰，需要草根組織與不停的戰鬥，而不只是令人熱血沸騰的「廣場」。不過事實上這場佔領華爾街運動目前已有許多工會和親民主黨的自由派組織加入，他們可能形成更廣大的改革聯盟：抗議青年們點燃憤怒之火，接下來該各個組織性團體接棒去推動改革方案。

　一九六八年的全球青年反抗運動中，戒嚴的黑暗時代中的台灣缺席了。二○一一年的台灣呢？不也是面臨和其他國家一樣問題：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青年貧窮化、嚴重偏向富人的稅制、財團的無盡貪婪（他們不斷地炒地皮、開發東海岸……）、以及一個無法真正面對人民需求的空洞民主。

　台灣的不滿青年們已開始謀畫他們的佔領行動了。

　（作者為專欄作家）

古德明 - 出了人命

am730 中華正聲專欄 2011年10月12日

二OO五年，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訪中共，並應北京大學邀請演講，對學生說：「希望各位『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我們祖先心血的結晶。」我們祖先泉下有知，恐怕要吐血。

宋朝張載《張子全書》卷十四有幾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立命」的意思，見《孟子．盡心》：「殀壽不貮，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立命之道，在於進德修身，等待天命，不理會壽命短長。)」張載主張的，是為天下樹立修身知命的榜樣，不是預言中華民族要待連戰之流大顯「立生命」神通，再肉白骨，起死回生。北京大學還鄭重發表連戰講詞，真是獻世。

獻世的當然不止國共兩黨。請看人民網二O一一年四月紀念明星張國榮的文字：「張國榮生命裡的二十位友人。」中新社二O一一年六月紀念共產黨員瞿秋白的特稿：「追尋瞿秋白生命裡最後的足迹。」同一個月大陸《第一財經日報》紀念台灣作家三毛的鴻文：「才只有四歲，她蕩鞦韆就蕩得很高。在她以後的生命裡，那無懼都存在。」新中國人連中文「生命」的意思都不懂得了。

「生命」或「性命」。從來專指動物生存的機能。《北史》卷二十八說「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這「生命」就是人命。中文會說「人命關天」，卻不會說「張國榮人命裡的友人」、「三毛以後的人命裡」等等。

「生命裡」三字，純粹是英文in one's life的直譯。英文life有兩個意思，一是「生命」或「性命」，一是「一生」、「人生」、「平生」或「生平」，例如：(1) People treasure nothing more than their lives (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2) Cheung Kwok Wing had twenty friends in his life (張國榮平生有二十個朋友)。現代漢語仿效英文，於是硬要「生命」兼具「人命」、「人生」兩個意思。

請看歷代中國人怎樣說in one's life。秦朝末年，陳涉起義，賢士張耳、陳餘求見，「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則大喜」(《史記》卷八十九)。楚漢相爭時，楚將龍且輕視漢將韓信，說「吾平生知韓信為人」(《史記》卷九十二)。唐朝李白作《將進酒》，主張及時行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清朝王士禛作《論詩絕句》，說李白對謝朓詩才心服口服：「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請把「生平」、「一生」等詞改為「生命裡」，你就會看到現代漢語多麼下流。

出了人命之後，請連戰來施展個「立生命」神通，保證可以把中文弄得死去活來。

古德明
作者專研中英文，以寫作、翻譯為業。　　(逢周三刊登)

陶傑 - 日本與辛亥革命 (三篇)

陶傑 - 日本與辛亥革命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得一片混亂，形成中國式的「歷史內閧」：不但黃興的後人不滿偏重孫文功績，孫中山的孫女在美國嚴斥大陸歪曲辛亥革命史，袁世凱的重孫也為袁世凱平反，要求「公開辛亥革命所有史料檔案」。

公開一切史料檔案，如何可能？中國人的現代史，是一部說謊大全，不是隱瞞，就是閹割，總之每一眨眼，就是大話。謊言拆穿，怎樣教「通識」呢？

況且要公開辛亥革命所有史料，要日本政府合作。因為日本人手上有許多孫中山「裏通外國」顛覆中國大清政府的證據：孫中山在日本流亡時，與日本的「民間團體」合作，成立了一家「東亞同文會」，後來當了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犬養毅，都是孫中山的好朋友，這一點，許多人都知道。

革命要軍火，買軍火要錢。辛亥革命孫中山給袁世凱擺弄之後，不但跑到日本去告東洋狀，還向日本人要錢。一個叫久原房之助的日本財閥，給了日圓七十萬。

久原為什麼肯借錢？因為軍人出身，後來成為首相的田中義一，是久原的好友，田中叫久原借錢。田中義一的「政績」可不得了：除了著名「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的「田中奏摺」，並策劃暗殺張作霖，主張切不可令中國統一。

日本的軍閥與財閥合作，日本的財閥也資助東亞同文會一類「民間團體」，孫中山的革命，自然是誕於日本，成於東瀛；向日本人要來的錢，購買日本陸軍省的二手舊鎗和廢彈，並經由三井物產為代理購入，三井公司賺點佣金。

這還未算：討袁的中華革命軍，僱用了日本陸軍現役軍官野中大尉指揮作戰。中國人打中國人，由日本人來指揮，孫中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打電報給革命軍東北司令居正，吩咐：「以後表面宜避與日人有關係，乃不招各國之忌而有障礙。」

這些都是袁世凱後人想公布的史料，但今日在任何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展」之類，一句也不會提的。還是香港人最有良心，日本福島核災，我們香港人捐錢捐水，日圓貴了點，但港女情迷日本新宿、飲食 Shopping，加油啊， Yeah！


陶傑 - 真相是傷感情的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0月11日

辛亥革命百年，冷眼看四周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吹水，令人很好笑。

辛亥革命的搖籃，不是香港─雖然興中會在中環的一條街成立，但只限於公共知識份子的口水沙龍，真正的基地，也就是說：要錢有錢，要鎗有鎗，化理念為行動的，是在日本。

沒有日本人，沒有中華民國。孫中山尋求日本合作（成王敗寇，國父絕無「勾搭外國勢力」尤其日本之理）：日本在日清戰爭之後，視中國與朝鮮為擴張日本領土的利益線。滿清政府是日本和孫文的共同敵人，孫中山欣然搭上日本對華外交擴張的順風車，日孫合作，以現實利益來看，理所當然。

孫中山不但得到政治家犬養毅、大隈重信、志士富崎滔天的協助，連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為了把殖民勢力拓展福建，也接待來訪的孫中山，支持孫中山在惠州造反，日本配合。

真正的辛亥革命真相史料，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檔案室裏，在早稻田大學的圖書館，紀錄了孫中山與日本人通信，以東北利益交換日本的支持；日本政治家和民間志士與孫中山的會談。孫中山說：「余之事業，依靠日本，日本不採取主動的行動，是很難辦到的。」這一條，就在東京的外務省外交史料檔案館了，有志於歷史真相的人，不要像四周抽水吹水的那許多爛人那麼懶惰，只要花點時間，就會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辛亥革命。

日本就是辛亥革命之母─這一點真相，中國人不敢面對，日本人反而謙虛，辛亥百年，何嘗見日本政府和學者居功，提半個字？他知道一水之隔的鄰國，情緒之脆弱，謊言之盛行，日本人一切記憶清晰，心裏明白即可，了解中國人心理者，舉世莫過於日本。

至於孫中山，深知合縱連橫之道，沒有包袱，沒有所謂的「風骨」和「原則」，孫中山得德國人說的現實政治（ Realpolitik）之真傳，得春秋戰國的兵謀大略，才是道行高超的政治藝術家。


陶傑 - 邏輯往事
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10月12日

司徒華先生生前曾與他對話。司徒老先生有一次說：他最崇拜的人物是孫中山。不久之後，在另一次見面時，司徒華又說：他認為實現「民主」是中國人民的內部事務，不可以「勾結外國勢力」。

我聽了，禮貌地提醒司徒先生：你說過你的偶像是孫中山，但你又說，實現民主不可以依靠外國。但你知不知道，沒有所謂的外國，如日本和英國，根本沒有辛亥革命，也沒有什麼孫中山？

然後我告訴他孫中山拿日本人的錢和武器的史實，與宮崎滔天、犬養毅，甚至日本台督兒玉源太郎的交往，三井產業提的資金，向日本防衞部門提供的軍火，最後還有孫文寫給首相大隈重信的一封協議信，信的頭一段：「今日日本，資助支那革新，以救東亞危局，而支那之報酬，則開放全日市場，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見於實行，則日本固可一躍而蹻，於英國現有之地位，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領土，廣闢利源，為大陸之富國。」

司徒華說：辛亥革命的資金是美國和南洋華僑資助的。我說：十九世紀末，北美的華僑開洗衣店，南洋的華僑多賣豬仔，他們生存還來不及，哪來這許多錢資助孫中山？捐是有一點，但主要的金主，是日本。

司徒華沒說話。我也很識相，沒有再說下去，因為香港的民主黨，一向就充滿矛盾。一九八二年九月，戴卓爾夫人訪華後轉來香港，司徒華領導的港同盟人士，跑到機場去抗議，拉橫幅，把戴卓爾夫人當做敵人，聲稱「反對三項不平等條約」、「反對續約香港」，他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但同時要實行「民主治港」。

當年，我看了電視新聞，大笑：這群儍蛋，同時擁護「香港回歸中國」，但又堅持「民主治港」，這不是歡迎一頭老虎進屋，但同時又要老虎吃素菜嗎？

司徒華是不是共×黨員？如果他是，他把香港的「民主」控制在很安全、而且絕不可能影響大陸的程度；如果他不是，他只是一位書生。你怎可以崇拜孫中山，又不承認他的「勾結外國勢力」是革命成功的主因？我對中國的政治全無興趣，除了歷史的一點點簡單的邏輯。

李國政 - 賈伯斯並無如是想

旺報 2011年10月11日

Vic：有網友認為「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譯「恆飢永愚」即可。同意。

後記：看了施永青10月14日的C觀點，覺得將foolish譯為愚還是不大好，易生歧義。全句或可譯「恆飢永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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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賈伯斯去世，英語格言「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再次風行於世。世人得知賈伯斯喜愛此格言，最初是通過賈伯斯2005年對史丹佛大學畢業生的演講。賈伯斯視之為座右銘，也推薦給即將踏上社會的大學生。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中文該怎麼翻譯？最流行的譯本是「求知若飢，虛心若愚」，這很有問題。好的翻譯，要符合三條標準﹕信、達、雅。以此標準來衡量「求知若飢，虛心若愚」雖符合次要的「達」和「雅」，卻失去了最重要的「信」。

　「Stay Hungry」的原意是「保持飢餓」，沒有「求知若」的意思；「Stay Foolish」是「保持愚笨」，也不包含「虛心若」。「求知若飢，虛心若愚」的譯文憑空增加出「知」和「虛心」，這首先違反賈伯斯的風格秉性。

　「求知若」，就是「追求知識仿如……」。毫無疑問，作為PC和「i系列」電子產品的創造者，賈伯斯是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但他更可貴的並非「知識淵博」，而是創新。如果賈伯斯只是「專業知識淵博」，卻缺乏創新精神與能力，他充其量只是個優秀的電腦工程師，絕不會是如今被視為與愛迪生和愛因斯坦並列的偉大原創者、發明家。

　若論「追求」，「Stay Hungry」的「飢餓」確實是「追求」的動力。追求什麼？可能是「知」──知識，但也可能是「創」──創造、創新，也可能是「思」──新思想、新觀念，是「真」──真理、正義，甚至可能是「財」──財富，以及其他種種。因此，原文的「保持飢餓」，含意雖單一，想像空間無限；譯成「求知若飢」，含意增加了，但原先「知、創、思、真、財……」的無限想像空間，卻反被縮減成單一的「知識」。

　「Stay Foolish」亦然，如果它的原意是「虛心若愚」，可以斷言，賈伯斯絕不會引其為座右銘──眾所周知，賈伯斯從來就不是一個「虛心」或「謙虛」的人，賈伯斯之自信，近乎「自負」乃至「狂妄」，翻譯成「虛心若愚」，簡直可說是對賈伯斯的「羞辱」。在賈伯斯那裡，與其譯成「虛心若愚」，不如譯成「執著若愚」、「固執若愚」更恰當。和「Hungry」一樣，增譯「虛心」，反把「Foolish」原蘊的可能性給完全扼殺了。

　為何會出現「求知若飢，虛心若愚」的譯法？為何如此譯文會在中國人世界廣泛流傳？因為它的「文化內涵」正是中國人的「文化民族性」映照。以「Hungry」的追求目標「知、創、思、真、財……」為例，中國文化向來重「知」、重「財」，也「擅知」、「擅財」，卻輕「創」、輕「思」，因而也缺「創」、缺「思」。至於「Foolish」，將其譯成「虛心」，是因為「謙虛」是中國人美德，儘管它並非美國人秉性。美國人的「不謙虛」風格，看在中國人眼裡，常常近乎「張揚」。

　「求知若飢，虛心若愚」的譯文，是自覺不自覺地以己民族的文化觀念錯解英語格言，既歪曲原意，也不符賈伯斯風格，更違反美國人的「文化民族性」，如此武斷置入自己文化觀的翻譯，率直地說，是一種「文化強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究竟應該怎麼翻譯？符合「信、達、雅」的譯文，可以是「恆持飢渴、永保愚傻」。「渴」是「thirsty」，已屬增譯，但主旨並不違「信」，故無大礙。

　（作者為加籍陸僑專欄作家）

陳雲 - 地獄餓鬼，飲水困難

香港雅虎網上專欄 2011年10月11日

大陸近年氣候逆轉，南旱北澇，狂亂的土地開發及水力發電堤壩，令頗多地區的湖泊及窪地縮小甚至消失，有些地區的水源更被工業污染，故此久不久就有人畜「飲水困難」的新聞。

新華網在二〇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的新聞標題 「福建30多萬人因旱情發生飲水困難」，內文「截至4月29日統計，福建省有30.43萬人發生飲水困難。」香港的電視新聞因襲大陸，唯恐有失，說飲水困難。報紙懶惰，直錄大陸新聞，也說飲水困難，如《蘋果日報》：「內蒙古遭遇今年罕有的嚴重旱情，造成當地207座水庫乾涸， 2915萬畝農作物受旱，76萬人、469萬頭牲畜因旱出現飲水困難。」（二〇一一年七月八日，即時新聞）

大陸的飲水困難，原是有科學標準的：居民點到取水點的水準距離大於一公里或垂直高差超過一百米，正常年份連續缺水七十到一百天，謂之飲水困難。然則，科學有其標準，語文更自有規矩。首先，共黨說的「飲用水」的簡稱，不是「飲水」，而是食水。飲水是動詞，食水才是名詞，當然食水也是古文，故此中共避忌。中國以農立國，水利名詞多不勝數，乾旱到連食水也短缺，是缺水、食水短缺，真要玩弄科學辭令，短可以用「食水匱乏」，長可以用「適用水源枯竭」（包括水源受到污染而不能食用）。

飲水困難是人的咽喉壞了，無法飲水的意思。儘管涓滴珍貴，但那些困在旱區的人不至於因此都患了吞嚥障礙吧？飲水困難，是吞嚥有困難的地獄惡鬼之言。《地藏菩薩本願經》、《玉曆寶鈔》、《地獄遊記》等描寫的地獄餓鬼，也就是六道之中的餓鬼道，大多數是無法飲食的，喉嚨細小如針，不能吞嚥，只能呆呆看着食物挨餓，有些嘴有火焰，食物一入口便化為炭灰。進食困難、飲水困難，就指這些餓鬼。凡人要布施那些餓鬼，需請觀世音菩薩大發慈悲，施展神通，或請高僧主持「放焰口」儀式。

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在火車上看了有線新聞，說香港警方收緊禁區紙（邊境禁區通行證）之後，跨境學童上學困難。上學困難，應該是「有上學方面的困難」的共黨程式中文（黨八股）的簡化版了。文雅地說，是「難於上學」；電視台粵語報道，講「無禁區紙，好難返學」就可。這種俗人講話，原是不必讀書都識得的。讀了書，卻不識得。

這年頭，羅剎惡鬼當道，講鬼話容易，夠膽講人話的，找起來卻真有點困難。

陳雲 - 文言難， 白話也不易——讀張中行《文言和白話》有感

2011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國學大師章太炎曾向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劉復（劉半農）說﹕「白話文不自今日始。」《詩經》裏面的詩，很多是當時的白話，《左傳》裏面的對白，也是當時白話。唐朝的語錄、變文，到今日仍可以讀得明白，例如禪宗六祖慧能的《壇經》，現在的人也毋須太多語體註釋就讀懂。

到了宋代，文人的白話著述流傳甚廣，明代更將白話的說書著錄為小說文本，於是有《三言兩拍》、《水滸傳》、《西遊記》等白話文學，連帶《三國演義》、《七俠五義》等淺白文言小說，幾十年前的小學生也視為課外讀物，當年很多坊間的印本都無註釋，電視台改編，也是盡量採用對白的原文。於是我們小學生的時候也懂得「先生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望祈恕罪」、「相請不如偶遇，就到寒舍飲杯水酒好麼」之類的客套。豈有如今日的大陸人，稱己妻為「夫人」，稱自家為「府上」，店舖搬家，門口自貼「喬遷啟事」？

張中行的《文言與白話》（一九八八初版，二〇〇七重印），就講述了文言與白話的悠長歷史，文言與白話是彼此互相交通的，難分難解的。你誤以為是文言的，其實是古老的白話。你以為白話容易懂，其實文言更容易讀，因為白話到了下一代，失去口傳之後，很多語彙變成「死語」，無從稽考。

寧馨兒、阿堵物、莫須有

《詩經》很難讀懂，就因為很多詩歌是民謠，是白話詩，那白話經歷戰國與秦朝之後，口頭傳承斷了，就難解了。《楚辭》難讀，也由於內含太多失傳的楚國白話。反而文言由於有既定的通行語彙，承先啟後，歷代傳承，到了現在，我們也可以讀懂《史記》。

至於讀《史記》，敘述的部分用文言，容易讀；對話的部分用白話（漢朝的白話），就好難讀。《史記．陳涉世家》記載，陳涉稱王之後，榮華富貴，窮鄉里來探他，便感嘆：「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夥頤就是白話的感嘆詞，沒得解的。 魏晉史書的「阿堵物」（此物）和「寧馨兒」（如此孩兒），都是口語。寧馨後來改換語義，變成俊秀美好，合音之後，在粵語口語傳承下來，就是那個「靚」字，問你服未？宋朝秦檜向岳飛講的白話「莫須有」，我們仍在用，但意義如何，就眾說紛紜，考證不出，要等到近代語言學家呂叔湘，才考據出是「恐怕有」、「別是有」的意思，方始有個定論。粵語的「怕且有」，也只有粵人明白。宋朝的口語詞「恁」，例如歐陽修的《玉樓春．酒美春濃花世界》詞：「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那恁字不是艱深的文言，原來是廣東人依然掛在口邊、但變了音的「咁」。粵語很多語助詞，今日有些講普通話的北方人視為「南蠻鳥語」，其實是古代的白話。

《尚書》（書經）難讀，不是由於用的是文言文，而是用的是周朝的口語。《三國演義》可以流行，是由於敘述和對話都用了簡淺的文言；《水滸傳》有些難讀，是由於對話用了宋朝的山東白話。然而，由於不用白話來寫對白，《三國演義》的人物性格塑造不及《水滸傳》之豐富。這些觀念，都要弄清楚的。

誤以為講話容易

口語先於文獻，口傳先於刻印，這是無可置疑的，所謂文言，是基於白話基礎，不同語區的人聚在一起，要寫或者講某種大家都明白的語詞套式，就成了文言。漢朝是中國文化最為關鍵的朝代，除了經典（五經）、祭禮（周禮）、行政領域（郡縣）及官制（儒官）之外，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文字和言談方式在漢朝定下。漢朝有字典（《說文》），簡易、明辨而優美的漢字書寫方式（漢楷），並有中國歷史的故事講述方法：《史記》和《漢書》。歷代文人讀書，必須精讀《史》、《漢》，否則難以掌握最先的漢文敘事方法。

文言是通用中文（common Chinese）的根底，也是接通漢土和周邊古漢文區（日本、韓國、越南）的基礎。很多香港的老師、家長或學生以為白話容易而文言困難，為了寫好白話，便要學普通話。其實白話也是很難寫得好的，有時比文言更難寫得好。文言只是詞語偶有古奧，但有規格可循，有辭書可解，自漢朝之後就定型，也不受方言限制；白話則規格鬆散，而且是否以方言入文，依方言寫作之後的文句韻律如何，其他省市的人看起來能不能解，後世的人看了能不能解，嚴肅的作家、官方的秘書落筆的時候，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即使依照北京方言或中州方言，也要考慮能否通解及文句韻律的問題，能否望文生義、文句鏗鏘，不是真的可以「我手寫我口」。

白話是用來創新思想的

即使開口講話，都要邊說邊想，不斷調整過來的，看看對方是否明白，我能否講得更好一點。講話並非容易的事，「我手寫我口」的說法，之所以可以迷惑人心，大概就是以為講話純是肌肉動作，書寫是思想動作。文人寫白話，絕不是鬧着玩，貪圖低俗，容易流傳，而是要開動思想，只有活潑的白話才可以擺脫文獻羈絆，創新思想，禪宗的語錄、機鋒，宋明理學家的語錄，如王陽明的《傳習錄》，用的就是白話。

民初用洋化的白話，創新了什麼思想呢？有幾多部哲學思想巨著留下呢？白話文的方向，是否應該再回想一下？

《文言和白話》
作者：張中行
出版：中華書局

林茵 - 佔領華爾街

2011年10月9日

【明報專訊】他們是學生，是雙失青年；是小孩的母親，是年老雙親的兒子；是中產白領，是破產人士；是知識分子，是勞動者，是專業精英，或者失業；是藝術家、教師、工人、侍應、文員和退伍老兵；是白人、黑人、拉丁人和黃種人；由小童到白髮長者，由千禧後到嬰兒潮世代，由社運常客到首次走上街頭。

他們就是你和我，或者總能在他們的遭遇裏看到一些我們自己的影子。因為他們構成了社會的99%，為1%世上最有權力和財勢的人穩踞金字塔頂端而付出代價。

他們在全球金融核心的華爾街露宿、演講、集會、遊行，要向那1%人索回失去已久的社會公義、平等、生活的尊嚴和生存的權利。

他們的行動叫「佔領華爾街」，本由加拿大反消費主義的雜誌Adbusters發起，抗爭自上月17日起已持續三星期，參與者由最初的一百幾十人，發展至本周三逾萬人遊行；由網絡動員的鬆散聯盟，發展至獲得傳統工會、教師聯會、學生組織、環保和反戰團體響應；並在華盛頓、洛杉磯、芝加哥、波士頓、西雅圖和丹佛，以至澳洲、加拿大、歐洲多處觸發佔領金融區的聲援行動。

他們的訴求包羅萬有，概括來說就是一次對以華爾街為首的金融大鱷長年累月的貪婪和掠奪，以及政商勾結下的社會不公進行一次總清算。示威者之間最常掛在口邊的句子是「我們受夠了」、「不，我們不會再為你們的錯誤和危機埋單」。

1%人的貪慾99%人的痛苦

概括來說他們是左傾的。他們中間有些人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但亦不盡如是；因為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實則宣示美國亦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度。由世界級炒家George Soros，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和Paul Krugman，都已撰文甚至親臨抗爭現場支持這次佔領行動。

「行動者以華爾街作為抗爭對象，指控他們破壞政局和社會經濟，這是完全正確的。」Krugman說﹕「這些年來，認為公義將永不可能實現的犬儒態度，於我們的政治辯論裏無處不在，令我們很容易忘記目前的經濟災難是源自一個多麼可恥的故事——首先，銀行家們透過不顧後果的借貸製造資產泡沫，並從中謀取暴利；然後泡沫爆破，但政府用納稅人的金錢拯救這些銀行家，而一般民眾則代為承受他們犯罪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苦果；最後，銀行家由於獲救了，他們仍擁有足以影響政治的巨大財力，政客們於是承諾維持低稅率和解除金融海嘯後設立的溫和管制措施，以換取他們的支持。」

「這是一個將虧損社會化、將利潤私有化的體系。」Stiglitz在佔領華爾街現場發言﹕「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個扭曲的經濟系統。這樣下去我們將不可能再有經濟增長，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

美國民眾究竟絕望到什麼程度？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失業率一直高踞9.1%，白宮並預計明年大部分時間會持續在這水平；是美元不斷貶值，國家赤字相當於GDP的8.8%；是滅赤給政府最有力的理據去不斷削減公共醫療、教育福利和基本社會保障；是發現了雷曼爆煲後以「Change」一字贏得眾人厚望的奧巴馬，原來跟他的前任一樣會對華爾街俯首稱臣，沒有帶來節制金融霸權的有力政策。於是去年底中期選舉共和黨重奪眾議院控制權，華爾街支持更右翼的茶黨，反指政府規管是現時經濟危機的禍根，令奧巴馬的4470億元刺激就業和向富人加稅的方案更是寸步難行。

華爾街上一名中年女士舉着標語﹕「終有一天，窮人將再無任何果腹的東西，只剩下富人可以作食物。」（One day the poor will have nothing left to eat but the rich.）

周三萬人大遊行後奧巴馬開腔回應「佔領華爾街」行動，表示聆聽到市民的聲音﹕「我相信這表現了美國民眾普遍的挫敗感。」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孔誥烽指出，體制力量還談不上怎樣處理事件，但不少民主黨議員與奧巴馬都同情和理解佔領者的不滿，並嘗試利用這場運動，向被茶黨騎劫的共和黨施壓，強調民主黨盡力推行改革，要金融界多承擔一些重建經濟的責任，可是改革不斷受共和黨抵制。

他引述Rasmussen最近的民調數據，顯示受訪者對佔領行動的支持度高達33%，反對的有27%，50%沒意見；而同一個調查中國會的支持度只有14%。《紐約時報》訪問一些首次參與街頭抗爭人士，表示對選舉感到失望，36歲的公務員Blair說﹕「當我們的選票力量都被金錢蓋過時，我已不肯定民主可以如何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案。」

在金融規管和向富人加稅以外，其實行動者期望的是更徹底的社會改革。著名作家Naomi Klein應邀到佔領現場發表講話時指出，國家照顧民眾的資金不足，全因一小撮富人掠奪公共財產和天然資源以自肥，長久以來世界的運作方式已黑白顛倒，「我們無止境地耗用一些明明有限的天然資源，另一方面卻以為金錢財富並不足夠」。她認為行動目標應以扭轉這種價值觀為基礎，大眾絕對有能力建立一個體面、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愛和尊重大自然的社會。

一種新生活的實驗

Klein的言論並非空談，觀乎網上影片、行動者的網誌和民間媒體報道，很多參與者都提及，佔領行動是在實驗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抗爭持續三星期以來，他們在華爾街附近的Zuccotti Park建立起大本營，劃分了特定區域，包括物資和飲食供應站、媒體資訊站、圖書館、義務參與的醫生和護理人員維持的醫療站、行動者會議區等，除了網上發布行動資訊外，還印製自己的報紙。「這裏像個微型的社會，在構成一個新社會的楷模。」一個年輕的女參與者自豪地說。

《紐約時報》的報道指出，不少市民本是剛好路過，出於好奇與參與者傾談，被他們的理想和生活氣氛感染而加入佔領行動，而當中不乏在金融區上班的專業人士。「我喜歡這裏的草根性、行動者商議時的民主決策過程，和人們的連繫。」23歲的軟件工程師Schwedock說。工人爸爸Gavaghen原本陪同12歲女兒來做學校的實地研究習作，結果忘不了這裏的佔領人士，反覆回來探訪；他的父親畢生積蓄在金融海嘯裏失去，「以前我從不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現在我感到我跟這些人是緊扣着的」。10月1日警方大規模拘捕逾700名遊行人士後，佔據Zuccotti Park的行動者不減反增，白天常有約500人駐守，晚上則有大概250人留宿。

結束金融霸權

源於網絡號召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因其組織鬆散沒有領導者、並廣納不同目標與背景人士，這段日子以來不斷被傳媒和論者批評「訴求不清晰」。Krugman則為行動者辯護﹕「如果示威者能提出幾點主要的政策建議，那當然是好事……但其實他們的意願很清晰，而具體細節應該是政策研究者和政客們負責提出的。」孔誥烽亦認為﹕「佔領華爾街具有高度象徵性，訴求就是結束美國自80年代列根開始的金融霸權，現在雖然還不清楚在這長遠大目標下，可以發展出什麼短期具體目標和行動策略，但我相信這些將會隨運動的繼續而清楚起來。這運動具有無限的可能性和推動變革的潛力。」另邊廂，記者出身的Klein決絕地說﹕「能否將我們對美好世界的夢想轉化成一句媒體喜愛的soundbite，這並不重要。」

另一點與近年香港社運共通的難題，便是警權的阻撓。例如紐約警方引用1845年的陳年反面具法（Anti-mask law），拘捕5名戴V煞面具的示威者；又禁止使用擴音器，以致每場演講都出現「人肉傳聲筒」的奇景——集會人士將演講者的說話層層疊疊地呼叫傳開去；而警方亦被拍到毆打和平示威者、濫用胡椒噴霧等行為，以致Stiglitz亦憤慨地說﹕「我們有太多阻礙民主實踐的規定、太少阻止華爾街惡行的規管了。」

華爾街有金融霸權，回看香港，我們亦有官商勾結、掠奪公共財富的地產霸權。陳雲於面書上評論「佔領華爾街」時引述今期《時代》雜誌﹕「美國現時的貧富懸殊恰如1929年大蕭條之前的情况，現在的境况更加悲絕，富人將製造業生產基地搬移，所得利潤不在美國納稅，卻佔據美國制度的保護和社會治安的紅利。」他提出，富人發達需要制度和社會支援，而這支援是窮人無酬地，甚至賠本地提供的。有錢得太離譜，而且不與本地社會分享，本身就是罪惡。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右翼盧梭的民約論，窮人願意低頭苦幹和承受剝削，其基礎是大家承諾機會均等和利益回饋，然而當富人破壞機會均等、獨佔利益的時候，窮人就毋須遵守社會合約﹕因為合約已經被富人撕毀了。香港人要學懂這些新的理解和行動宣傳，否則無法與香港主流的意識洗腦對抗。

據Occupy Together官網資料，「佔領華爾街」現已在全球934個城市引發類似的聲援行動，並約定周六（15日）發動全球串聯，獲逾350個城市民眾響應。香港的「佔領中環」面書專頁暫時有逾700人like，然佔領地點應是長江中心、銀行街還是時代廣場等，仍未有定論。1%人的貪慾以99%人的痛苦為代價，這概念在全球化年代的世界各地都適用，對抗霸權的星火能否發光發熱，便看這99%裏每個人的爭取和堅持了。

李怡 - 辛亥 100年，觀照出中國的現實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10月8日

後天，就是辛亥革命 100周年。海峽兩岸將有不一樣的慶祝活動。台灣慶祝的是雙十國慶，也就是中華民國建國 100年。在大陸，有關活動只講辛亥革命，絕口不提民國，而且把宣傳鎖定在中國共產黨是辛亥革命的繼承者這個歷史意義上，與在台灣的國民黨搶奪正統地位。但名義之爭，卻無法阻止大陸民間、特別是透過網絡表達不同意見。

上周的 10.1，《人民日報》發表國慶社論，提到「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文末提到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到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但全文沒有提到毛澤東和毛思想。

社論引起兩極的反應。代表保守勢力的毛粉（支持毛的網民）十分憤怒，在毛澤東旗幟網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毛澤東到底有沒有關係？》文章稱，他們「絕口不提毛澤東和毛思想。成立 6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像是穿越時空隧道來到古老的東方，這一切與躺在紀念堂的那個孤獨寂寞的偉大靈魂毫無任何關聯」。

另一極的反應是：在辛亥革命首義之地湖北，有六位年近八十歲的老人，準備向國務院及全國人大建議，希望當局能將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頭像撤下，取而代之掛上孫中山的像，但老人們擔心此舉遭到國安的打壓，一直不敢將計劃公諸於眾。大陸老右派學者、原《成都日報》編輯鐵流收到老人們的信後十分贊成其建議，於是將其想法公佈。

每年 10.1，天安門廣場都會擺放孫中山畫像。據報道，今年掛出孫畫像格外引人注目，在畫像前，擠滿了爭相拍照的遊人。這當然與今年是辛亥 100年大有關係。

電影《辛亥革命》正在全國各地的國慶黃金檔上映。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接見電影攝製組人員時說，作為孫中山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親密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這是中共對辛亥歷史的詮釋，電影是照此詮釋去拍的。

〔石琪說戲：至於張黎導演（成龍總導演）的《辛亥革命》，在十月國慶期最有紀念性，可惜成績欠佳，我很失望。素材本來很豐富，由秋瑾就義，黃花崗烈士到武昌革命，孫中山在海外響應後回國主持大局，而至清廷讓位，民國成立後袁世凱奪權。但編導手法零亂失真，拍不出應有的歷史感和戲劇性，沉悶乏味。只有趙文瑄演孫中山較好，然而他大叫「反封建」，好像中共教科書，百年前尚未這樣誤用「封建」兩字。片中連「光復」也寫錯為「光複」，不對勁之處很多。成龍演黃興，與李冰冰發生情緣，也不清不楚。看後深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這部紀念電影並不努力地實事求是，對不起革命先烈。〕

中共想藉辛亥革命 100周年的機會，用中共觀點去曲解歷史，來宣傳中共的正統地位。然而，辛亥革命的記念活動展開，各種不同調的聲音就陸續出現，尤其是對「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的質疑。以致一些報紙的文章被封，主編被炒。中共把孫中山視為中共的「革命先行者」，突出孫中山晚年時主張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以體現中共的繼往開來。但網民卻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進行批判，認為這是導致中共建政並由此給民族帶來巨大禍害的根源。另方面，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尤其是民權的倡導，則使大陸民眾反省今天所處的無權狀態。對滿清腐敗的揭露，又使人民聯想到今天官員的腐敗更超過滿清時期。講到孫中山建立民國，人們又會比較民國政治與中共政治。辛亥 100年，催生的竟是比滿清更腐敗專制的政權。

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說過：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意思是，歷史都是按照當前現實的需要去撰寫去詮釋的，它並非歷史真貌。辛亥革命固然有中共的詮釋，在台灣也有不同的詮釋。但中國大陸網民、民間學者的詮釋則與掌權者不同，許多人甚至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正面意義也提出相反意見，他們認為，辛亥所追求的共和理想在中國是不成熟的，反而清末立憲派（君主立憲）的主張更適合中國國情。辛亥之後，實現共和政體卻沒有建立民主程序去解決權力繼承問題，於是不僅內戰連年，而且在中共建立政權後也內鬥不止，反不如建立虛君民主體制較為穩定。

大陸網民和民間學者也是按他們的現實需要去詮釋評價辛亥歷史的，但他們反映的是人民的需要和現實，是對中共詮釋的逆反。

辛亥 100年，是一面鏡子，但不是觀照歷史，而是觀照出中國的現實。

延伸閱讀：余英時：回首辛亥革命，重建價值觀念

李慧玲 - 那些年，我們一起見過的林瑞麟

2011年10月7日

【明報專訊】當記者將咪高峰遞到無官一身輕的馬時亨面前，問他對林瑞麟升任政務司長意見，馬時亨這樣答：「希望他離開了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崗位，可以在第二個地方發揮，民望會提升。」

馬時亨一如很多政界中人，誤會了林瑞麟。他們通通將林瑞麟民望低迷，歸咎他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處理的燙手山芋。不是嗎？單單一個普選問題，林瑞麟夾在京港之間，足夠灰頭土臉，民望低是注定的宿命。於是，善良如馬時亨，以為林換一個崗位，可以換一副嘴臉，重新做人。

劣迹並非始自政制局

不，不是這樣的！林瑞麟的劣迹，並不是始自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真要追究，應自回歸後他擔任律政司政務專員說起。時任政務司長的陳方安生，是林第一個伯樂（近年陳太認錯說自己「冇帶眼識人」）。陳太向初入官門做律政司長的梁愛詩推薦，由林擔任梁的盲公竹。但林瑞麟並沒有好好輔助梁愛詩妥善處理她上任後第一個炸彈：胡仙案。

胡仙案擾攘經年，林瑞麟後期已由律政司調職特首辦，但依然參與其中。這宗報業史上第一宗造假篤數案，梁愛詩最終決定不起訴老闆胡仙，坊間普遍視之為受北京指示的政治決定，但林瑞麟絕非全無角色。梁愛詩當日最引人詬病的，是她竟然在立法會向議員解釋，不起訴胡仙是避免星島集團僱員失業，提高香港失業率。大老闆原來凌駕法治，議事堂和整個社會嘩聲四起。

林瑞麟難辭其咎，很多line to take都是他傑作。他最過分之處，是不斷誤導梁愛詩作出錯誤判斷。有高官告訴我，當梁愛詩離開立法會後，林瑞麟送上來的公眾反應評估竟然是各界大讚梁愛詩英明神武，事件會順利過關。林瑞麟指鹿為馬秘技，即時或可逗得上司高興，但代價卻令梁愛詩成為回歸後第一個被立法會提出不信任動議官員。不知梁愛詩回首前塵，會認為林瑞麟愛她還是害她？

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

林瑞麟在律政司未及一年，遺害有限，其後升任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足足3年半，才影響深遠。這個D8新職，完全為林瑞麟度身訂做。政府常規是開設了職位，才決定人選，但當時卻無規無矩，有了人選，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開位，惹來民主派連珠炮擊。林瑞麟親自為開設新職撰寫文件游說議員，為自己升官發財奮力作戰，完全沒有避忌角色衝突、利益衝突。（可笑這個職位現已降格為D4！說明了什麼呢？）

林瑞麟當時解釋，新聞統籌專員要官至D8，是要與各局長平起平坐，方便統籌；這個職位亦要有一定身分，代表特首與議員和傳媒打交道。講得天花亂墜，然則，建華七年民怨四起，50萬人上街，林瑞麟應負起幾大責任？

錄音機作風此時已表露無遺，傳媒對他擔任新聞統籌專員表現一致劣評。我記憶較深的，包括董班子宣布將前港督府改名紫廬，備受批評。林專員代表政府回應，強調鐵案難翻。誰知群情洶湧，政府最終讓步，前港督府其後落實定名為禮賓府。好個林瑞麟，事後強烈否認自己曾經表示紫廬是最後定案，但報章卻刊出當日新聞處發出他與記者答問，林專員講過唔認數證據確鑿。

八萬五更加經典。董建華選擇約見了幾間傳媒，席間輕輕帶過「八萬五，冇講好耐，已經唔存在」，令政府幾乎受到全城圍攻。前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練乙錚後來撰文揭破，林瑞麟原來是罪魁禍首。練乙錚的文章透露，董建華決定放棄八萬五之後，開會研究出台安排，練建議政府要大方得體向公眾解說政策改變，但董建華最後卻聽取林瑞麟意見，認為弱勢政府不能公開認錯，應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終又栽了大跟斗。

林瑞麟成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後，公眾最記得的當然是新近發生的遞補機制事件，但2008年副局長風波，何嘗不是林一手造成。副局長、政治助理人選，由物色、面試到敲定，都是林主導，當時特首辦主任陳德霖輔助，再硬將各人分發到大小政策局，這些副局、政助表現如何大家有目同睹。政府最初堅持不肯公布副局長的國籍和薪酬（真荒謬！），鬧得滿城風雨才倉皇變陣，這筆帳，同樣要算在林瑞麟頭上。煲呔呀煲呔，香港人究竟對你做過什麼天殺的事，你要將這樣一個人放在政務司長高位？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林瑞麟也不是一夜之間變成討人厭的公公。那些年，我們一起見過也受過林瑞麟。今次他升官，不單純是一宗人事安排，而是挑戰了香港人核心價值：庸官可以升職，做錯受到獎賞，這個社會還有公平公正公義嗎？不是不讓人改過自新，但前提是必須認錯受罰。唉，論到愛港情懷，林瑞麟在感情和行為上都有缺失，我和很多香港人都放不低——單單這個原因，就足以叫人10月9日走上街頭，參加反對林瑞麟升官遊行。

作者是商台「烽煙」節目主持人

Vic：真的很不想提這種狗屎垃圾。香港人作了什麼孽，要受這種侮辱？

陳雲 - 外傭官司與香港法治傳統

Facebook隨筆 2011年10月4日

外傭居留權的司法覆核，乃至港珠澳大橋的司法覆核，都好似觸犯到香港的利益而令某些團夥的人走出來叫囂反對，並咒罵公民黨協助當事人訴訟。

對此，我有悠遠的文化顧慮。法治精神乃基於兩個西方文化的偉大觀念：古希臘的形式理性及基督教的原罪論。形式理性是認定某個系統之內有其自足的理性原則，而這些理性原則不一定符合人類某個情況的實際利益。原罪論假定人類的知性和良知有缺陷，不能充當全知者，必須接受某些理性原則（如形式邏輯學）或超驗理性（如上帝）的管制。

香港受到英國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英殖政府也扶持香港以城邦身份成長，故此法治是不知不覺地引入香港的，上述兩個文化原則也是不知不覺引入香港的。西化夠深的香港人，不會懷疑法治，但西化不深的，或抱持愚昧的東方專制主義的中共匪民，便鄙視法治，認為是妨礙香港利益。他們這些人假設自己有掌握真理的能力，而這不是文明人應該有的態度。即使想一想這些態度，文明人都會覺得羞恥的。

這是我不得不寫的。香港文化淪亡，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因為放棄文明的標準，任由共產黨踐踏文明的標準！大家不放棄這些標準，即使中共征服香港，香港也不會淪亡。這是明儒王夫之說的，亡國（丟失政治控制權）與亡天下（丟失文化控制權）之別。

法治精神是極為精微的西方文化精粹。華人地區，只有香港可以掌握。故此我即使精神疲累，也必須講出來。香港人掌握西方的法治精神，從思想上、價值觀上，就是另外一個族群，與中國大陸人不同。你沒辦法向中共的匪民解釋形式理性與原罪論的，他們絕不會明白。

在香港，即使義人的官司輸了，有錢的壞蛋贏利官司，我們也不會打法官、燒法院的，因為我們知道法律是形式理性的遊戲，打輸了並不是說理虧或做錯事，而是在法律的系統內輸了。正是由於法律不服膺人間的利益或道義，故此法律成為可靠的社會行事原則！這是極其弔詭的形式理性。當然，在西方文化生活的人不必這麼費神去理解，香港由於受到東方專制主義的衝擊，故此大家要學一點辯護之術。

即是說，基本法寫錯了，法官也一樣跟住錯的基本法來判決的，要道義，不是罵法官、罵打官司的公民黨，而是罵那些草擬基本法的人，罵那些阻礙修訂基本法的中共人！

寫基本法的人，是包藏禍心，存心方便大陸人來香港定居，然而，當外傭也符合這條戇居的基本法條文而得到居留權，那些中共人就跳起來了，認為外傭鑽了基本法的空子了！這是什麼法治精神呢？流氓而已。

中共堅持人大釋法（由立法機關釋法）而不是由香港法院用判決來詮釋法律（司法機關釋法），使不想令到香港終審法院具備憲法法庭的地位，令《基本法》具備憲法性格。不過，這是徒勞的。以前在面書討論過了。

中共大陸法，雅稱『社會主義法系』，即是無法無天。

還要解釋一下，免得有些人中了陶傑的毒。中共的東方專制主義，是秦政（秦始皇的暴政）與沙俄及蘇共的暴政的結合，不是儒家的傳統。儒家重視禮治多於法治，儒官坐衙門，一般會用仁義原則調解輕微罪行，庭上和解了事，但嚴重罪行也是依法執行、無面畀的，這也是包公審案的原則。

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裁判官（magistrate）傳統，也學了點中國儒官審案的原則，經常教訓人，曉以大義。這是其他地方的法官少有的。故此，香港真的是集合中西文化優秀之大全之地，各位香港人要有這份文化自豪！這也顯示，統治香港的英國人，是有料到的！

例如遺產爭奪案，在中國王朝的衙門，一定是由縣官主持庭上和解的，不會告到另一方破產或坐監，因為這樣做，是傷害社會道德和敗壞孝道的。九七之前，香港法庭也很少爭奪遺產案，九七之後，第一單是新馬仔的爭產案。這也顯示九七令上流社會的風氣敗壞，無人尊重爭產對方的顏面。

總之，共產黨去到邊度，邊度就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