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秉權 - 上樑不正，下樑不信

2015年3月31日

【明報專訊】口講依法治國，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一定無錯，是宇宙永恆真理，萬人景仰。

問題在於講的人、執行的機構是否有公信力？是否真的那麼將憲法和法律認真當一回事？

一個比越共還不民主的政權開口埋口說真心誠意推進香港民主，一個世界法治排名十分落後的國家（99個國家中排行76，其中公民基本權利排行尾四，World Justice Project 2014）老是法治和依法治港掛在嘴邊，這本身就缺乏說服力。

如果你那麼重視法治，那麼請你：

一、落實可行的違憲審查機制

習近平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十八屆四中全會有關依法治國的決定，提出要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式機制，不過並無具體方案。

《憲法》第67條列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包括解釋憲法，監督憲法的實施。但是，人大成立近61年，它從未啟動過違憲審查，亦無機制這樣做。至於地方法院則不會受理以憲法作為抗辯理由的官司。

以《憲法》第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為例，劉曉波妻子劉霞不能拿此控告政府剝奪公民權利。

以第36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例，新疆因留大鬍子和戴面紗而被判刑的維族人無法以此作為抗辯理據。

《憲法》執行不了，不執行亦監督不了，最後解釋權在它手，何依法治國之有？

二、兌現《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中國1998年簽下這國際公約，17年來期票一直未落實，有違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這條約有168個簽署國，只有7個仍未兌現（部分近年才加入），中國是第二拖數最長的國家。墊底的是人口只有10多萬的非洲島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對方拖足20年。對國際承諾亦能拖數如此，對港人的普選答允會否亦是翻版？

作者是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 

丘亦生 - 一「路」知秋

金融雲端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30日

年少無知時，因為工作需要，接觸了不少基建公司，對於他們煞有介事地講這個項目的經濟效益是多少多少，那個項目的內部回報率（IRR）又是多少，我也故作認真地記下來，總以為這些恍如看穿未來數十年的估計，有一定含金量。不過多少年下來，當我再聽到高官還在侃侃而談機場第三跑的4,500億元經濟效益，以求政治上過關，還是不禁爆了句「又講呢啲」。

西部通道流量遠遜預期

我絕對同意，評估一項基建項目的潛在效益，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你問耶倫是否年底一定加息，她也不敢覆實你。現在的政府，連項目超支都頻頻低估，更何況基建是要預測幾十年的事，當中的經濟增長、利率變化、政策轉變，甚至科技演進都可大可小地改變着整幅圖畫，能雖不中亦不遠矣，已經是出類拔萃，不過大多時候，都是估錯收場，所以你很少會聽到政府或企業會告訴你，某項大型基建最終實現的回報是多少。

港府這方面的紀錄，更加不敢恭維，我最近再翻看深港西部通道的一些資料，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分歧之大，可說是近年之最。難得的是，這個2007年通車、連接深圳灣口岸與元朗的路橋項目，獲得尚未成為特首的梁振英大力支持，更在通車前夕親自撰文，表示對西部通道「特別關心」，認為對香港的影響深遠：「西部通道不僅是一條公路橋，更不僅是一條經濟動脈，在高速發展的華南經濟中，它更會考驗香港社會如何為自己定位。」

他預期，因着西部通道的落成，深港兩地的客 流、車流和貨流量均會可觀增加。他又向機管局示警，指出通道將令深圳機場更容易搶去香港機場的飯碗。

結果呢？西部通道於2007年7月通車，設計流量為每日8萬架次，港府原先估計，通車初期每天的跨境車流可達3萬架次，並會在 2016年增至6萬架次。實際的情況卻是，通車初期只有3,000架次，1年後上升至6,000架次，到2013年平均每日亦只有1.8萬架次，到了去年1至7月，更大幅回落至每日1萬架次，亦即通車7年，仍遠遠不及首年的流量預測，要在明年爆升六倍達標，恐怕更加渺茫。

3萬變3,000，這不是小錯，是很離譜的失誤，而且多年來未能急起直追，反而有轉差的迹象。CY說好的刺激人流車流、對機場的威脅呢？我只知道，運輸署這幾年公佈的跨境車輛數字統計都相當平穩，甚至有輕微下跌，總之是餅沒有大了。當日假設的經濟效益、回報率，統統都不再有意義。

政府頻失算　納稅人硬食

風物長宜放眼量，7年時間要判一個基建死刑，可能也是言之尚早，或許前海會搞得風生水起，終令西部通道的使用出現突破，Never say never，但同時間誰說得準？正如十多年前工程上馬時，前海根本還未提上日程。

一「路」知秋，這條向「西」的路折射出來的，不但是政府的失算，也同時反映了CY的「高瞻遠矚」，再對照近日幾單大型基建的狀況，納稅人能不滴汗嗎？

呂嘉蕙 - 錯誤的年代 寂寥的圖靈

──受壓迫天才 vs. 「大眾」數學家

通識導賞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29日

圖靈親手寫的筆記。

【明報專訊】奪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的電影《解碼遊戲》（Imitation Game），是建基於圖靈的傳記Alan Turing: The Enigma，圖靈是英國劍橋大學的教授，是數學家，同時亦是現代計算機科學之父（Father of Computer Science）。

傳記為牛津大學數學家Andrew Hodges所撰，書內詳細描述圖靈的家庭背景、英國公立學校生活、升讀劍橋大學及遠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情况，亦將他的朋友關係及數學工作巨細無遺地展示於讀者眼前，並佐以大量書信、戰時文件為證，內容貼近史實。

然而，電影為了增強其感染力及公信力，製片人篡改書中的情節，讓圖靈更符合大眾心目中數學家的形象。

三階段刻劃一生

電影劇情以圖靈的學校時期、二戰期間的工作及戰後的生活這三道時間軸線，刻劃他的一生。故事以二戰結束後的一九五一年為始，圖靈在曼徹斯特的住所被非法闖入，兩名探員進屋詢問後並沒成果。然而，其中一人卻心生疑竇，決定對他展開調查。故事回到二戰之初的一九三九年，英國對德國宣戰，當時任教於劍橋的圖靈被推薦至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工作。布萊切利園位於英國一條名為大學線（Varsity Line）的鐵路上，貫穿牛津及劍橋大學，亦鄰近通往倫敦的主要鐵路。為方便兩所大學的學者及解碼專家，密碼解讀中心選址於此。

真：合群解碼 假：理性冷漠

圖靈與背景不一的同事解讀德國的密碼機（Enigma Machine），密碼機每天的排列規律均會改變，若需要於短時間內破解天文數字般的組合數目，是近乎不可能的工程，電影與現實的糾結亦於此揭開序幕。電影中，圖靈並不合群，與他的數名同事各自為政，他埋首設計，獨自發明及建造了破解德國密碼的機器。大戰初期，他們均沒有成果，直至一九四一年，圖靈設計的機器才彰顯其能力。事實上，圖靈參照了波蘭所建的The Polish Bomba、透過工程師Harold Keen的幫助及數學家Gordon Welchman的改良，眾人合力下才建成破解密碼的機器Bombe。Bombe於戰事初期已經發揮它的能力，破解德國的海軍空軍之迷。除了上述提及的兩位伙伴，當時在布萊切利園工作的解碼員、語言學家、速記員及通訊專家差不多共九千人。而這些在歷史上讓戰爭提早結束、拯救無數生命的英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電影裏。

電影中，圖靈有社交能力障礙，同事邀約午膳，他只理字面含意，把「We're going to get some lunch.」當成陳述句而非問句。事實上，傳記中亦沒有暗示圖靈有此傾向，反而描述圖靈為一個有幽默感又帶點害羞的男生。在布萊切利園的其中一位同事，認為圖靈「非常容易親近」(「a very easily approachable man」)，而且「我們非常非常喜歡他」(「we were very very fond of him」)。德國的密碼機被破解後，電影中，圖靈的同事數學家Peter Hilton發現他的兄弟正在一艘將被德軍攻擊的船上，要求圖靈通知該船改變航道而被拒絕。電影想表達的，是圖靈的理性，以及他對別人生死的冷漠。如果船的航道變改，德國起疑，那麼兩年的工作就會白費。然而，這段故事亦是杜撰。Hilton並沒有兄弟在海上，現實中他是在破解密碼的Bombe建好後才加入布萊切利園工作。大眾對數學家有一套公式化的看法，認為他們都是怪人，不太合群，卻又十分理性，理性至冷血的地步。《解碼遊戲》滿足了大眾，把這些特徵放大，亦扭曲了事實，讓圖靈比現實更不討人喜歡。

寄宿學校認識摯友

場景轉移至圖靈的中學時期，這幕強烈暗示圖靈擁有自閉症患者的性格特徵。電影中，圖靈把青豆與蘿蔔分開，而遭到同學欺凌。要是看過小說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便會想起患有自閉症的主角把不同顏色的食物分開，而且十分揀飲擇食。現實中，圖靈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他大概不會細心把青豆與蘿蔔分開。

電影隨後描述圖靈與他的同學Christopher Morcom的關係，Morcom介紹圖靈解碼學，繼而在課堂傳閱密碼。然而，現實裏，圖靈喜歡與Morcom為伴，兩人相熟，是因為大家擁有共同興趣，圖靈與Morcom分享他對量子力學的看法，一起閱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亦告訴Morcom他曾做過的化學實驗及對圓周率小數點後三十六個位的推算。只是，圖靈對密碼學的認識卻是始於Morcom去世後。一九三○年，Morcom死於牛結核病。電影中，當校長通知圖靈他好友的死訊時，圖靈否認與他相交很深。事實上，Morcom去世後，他十分悲痛，他們的同學曾記述：「可憐的圖靈十分震驚，他們一定是非常要好的朋友。」(「Poor old Turing is nearly knocked out by the shock. They must have been awfully good friends」) 圖靈立即寫信給母親，要求她送花到Morcom的喪禮。同時，他亦寫信問候Morcom的母親，以致後來他與Morcom的家人關係十分友好，甚至一起度假。圖靈十分念舊，他從來沒有隱瞞他對Morcom的懷念，只是他並沒有如電影所描述一樣，為任何電腦命名為「Christopher」。

訂婚再「出櫃」

電影中的女主角Joan Clarke因為於填字遊戲招聘考試表現出色，而加入布萊切利園工作。後來，圖靈向她求婚，讓她可以繼續留在當地工作，而不被保守的父母召回家。事實上，Clarke 是她在劍橋大學的老師Gordon Welchman（前文提到與圖靈合作的數學家）於一九四○年所推薦的。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兩人志趣相投，曾在公餘時到外面看電影，大家均喜歡象棋與植物學。圖靈向她求婚，她亦欣然接受。縱然圖靈告訴她他的性取向，他們的婚約仍然維持了數個月，最後圖靈痛苦地取消婚約。圖靈是個誠實正直的人，他沒有利用Clarke來掩飾自己的性取向，以致日後被控行為猥褻。英國社會直至二○○一年才確定同性戀合法化，圖靈生於一個不幸的年代。

背負道德審判落幕

劇情推至一九五二年，電影中的女主角Joan Clarke到圖靈的家探望他，當時的他正接受荷爾蒙「治療」。然而，治療後的他步伐蹣跚，不能玩填字遊戲，不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他告訴她，他懼怕他的電腦Christopher會被奪走。電影似乎暗示荷爾蒙令圖靈精神慌亂，並觸發他的自殺。電影讓觀眾相信，既然圖靈不能選擇他出生的年代，不能改變社會對同性戀者的道德或法律審判，他總能夠選擇自己的死亡。

死於服食含氰化物蘋果

然而，圖靈只是寫了一封信，告訴Clarke他正候審，電影的一幕並沒有發生。圖靈於服用荷爾蒙期間，他的工作及社交亦正常。「治療」於一九五三年四月結束，而他的死亡則在十四個月之後。他的管家Clayton發現他的遺體，繼而報警。驗屍官判定圖靈死於服食含有氰化物的蘋果，卻沒有為那蘋果作化驗。傳記作者Hodges相信圖靈是自殺。圖靈曾於一九三七年欣賞電影《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很喜歡當中押韻的兩行詩：

Dip the apple in the brew.

Let the Sleeping Death seep through.

另一方面，學者Jack Copeland卻認為圖靈並非自殺，他的死亡是一宗意外。他訪問了圖靈的母親及朋友，他們認為圖靈積極工作，去世前亦不似抑鬱。現實裏，圖靈是個不太守紀律的人，個性隨意，不修邊幅，長期無視個人衛生，與電影中的恍似Burberry模特兒的Cumberbatch之光潔亮麗不可同日而語。故此，Copeland推測，圖靈在家做氰化物相關的實驗，卻不小心致死，而他沒有留下任何遺書。

電影的真諦當然並不在乎現實的真相，大眾心目中對數學家有個模糊的印象，電影隨着這個方向，把圖靈塑造成一個不合群、自我又理性的人，讓觀眾容易產生共鳴，亦較容易認同電影的內容。現實中，圖靈比電影所描述的更可愛，亦更悲哀。讀書時期，他的隨意、不拘小節讓他難以融入公立學校的教育。因為主流教育所要求的，是整體的共通性，大家修讀類似的科目，亦考得相若的分數。然而，圖靈不能達到這種一般的要求，他的時間都花在學習當時最尖端的科學如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他的能力都在寫老師及家人不能理解的數學方程式，是以他的母親一直在擔心這個小兒子。另外，身為數學家，他的邏輯研究在當時並未獲得同行賞識，縱然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已經解答了當時另一德國數學家提出的難題，但當時的研究方向並非邏輯而是代數幾何。圖靈所研究的範疇，整個世界只有他一人在思考，再一次證明他超越了他的時代，以致旁人難以認同他的工作。最後，身為教授，主流社會認為他應端莊體面，他的誠實、他的性取向不為社會接受。書中闡述他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如何自處。有些人總是生於錯誤的年代，要是他生於一百年後的今天，學校對優異學生較照顧、社會對同性戀者較接受、科技讓他在計算機科學的思維更能發展，那麼世界會否對他更加寬容，讓他不用因為他異常的能力、特別的興趣而接受不合理的道德審判？

作者為香港大學理學院講師

文 呂嘉蕙

圖 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 王芷倫

馮睎乾 - 反對用普通話教中文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7日

我們談「普教中」，多着眼於三方面：教學成效、經濟誘因和政治理由。

先說教學，普教中能提升中文能力嗎？尚無研究顯示普通話教學跟學生中文水平有任何關係。懂得寫「公共汽車」而非「巴士」，只代表你的中文更「普通」而非更高雅，更合規範而非更富文采。

文采是甚麼？就是有分寸的破格，有品味的犯規，不是硬梆梆、死咕咕的字斟句酌。教育官僚的墨水有多少我不敢說，但如果你反駁他們：「唔係喎，韓邦慶《海上花》都用咗好多吳語方言啦，連胡適都話佢最大貢獻就係用蘇州土話，呢部奇書仲影響埋張愛玲同金宇澄……」官僚們大概會一臉茫然，因為他們從未聽過韓邦慶，知道張愛玲也只因為為了那幾幕床戲而看過《色，戒》──的電影版。

普通話有利就業，這是不容置疑的。「阻人搵食猶如殺人父母」，此語顛撲不破，23條立不立法沒相干，只要這句話立法，任何暴政也可千秋萬世。

但既然中文能力跟普通話水平無關，又何必在中文堂學普通話呢？即使你從未讀過普通話，若真有工作需要，快則一月慢則半年，普通溝通是不成問題的，反正又不是拉丁文，純粹要弄通發音有多難？以我為例，最近一次說普通話是十三年前，在法蘭西，我為了認識國內和台灣的女生，第一日便膽粗粗用自創的具香港特色的國語搭訕，輔以法語英語，短短七日，國語水平已由曹仁超進步到古天樂，可見普通話「其實唔難」。

在國內從事文字工作的友人S，曾同我談起普通話教育。S在廣州長大，廿年前政府已要求所有科目用普通話教，但大多數學校陽奉陰違，因為很多街坊老師根本不懂得說。現在廣州已變了移民城市，來自外省的定居者比本地人更多；新一代上幼稚園，老師全講普通話，孩子回家也愛說普通話，因為這是老師同學的語言──昔日的行政命令，今天已成為主流了。廣州人搭的士也不能講粵語，因司機外省人居多；店員會粵語的多些，但他們一開口也寧普勿粵。

S感慨，普通話是基於北京話的人工語言，因政治需要而大力推廣，反過來影響了口語方言，令它們變得寡淡無味，像廣州的粵語，現在如果你說得太地道，用詞如「骨子」（精緻）、「無情情」等，新一代粵語人未必明白。他最後說：「有位青海朋友對我提過，方言可抵抗普通話政治宣傳的洗腦──那些『洋八股』式的政治口號，用家鄉話一唸，極其可笑。」

李顯龍在父親逝世後發言，說馬來語英語時都相當冷靜，但一說華語則悲從中來。那大概是他和爸爸間的母語吧，所以更加有愛。香港人守護粵語，不必其他理由，只需要愛，因為人雖言，「而無愛則如鳴銅鑼」。

李怡 - 梁特鬼拍後尾枕道出了政改真意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8日

梁振英在立法會上回答「緬甸、北韓、中共那些是否都是真普選」的問題時說，「根據當地的法律所實行的普選，就是該地方的普選。香港的普選……是真普選」；在回答另一提問時說，「英國的首相不是直選產生的，……因此亦有些人說英國的首相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傳媒注意到他的前一個回答，但後一個回答其實更關鍵：他講「有的人說」卻沒有指明是甚麼人說，而他也沒有表示不同意，因此可以看作是他的看法或「黨」的看法。

梁振英的普選定義，就是緬甸、北韓、中共那樣的普選，同時也是當前中共港共要香港人接受的一黨提名「真普選」；而絕非那個「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多黨參選並且沒有預設結果的英國選舉。

夠清楚了吧。換言之，如果香港人接受了梁振英的北韓式「香港真普選」，香港就由過去英國政治體制所保障的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等文明社會，滑向北韓、中共式的「真普選」所建構的社會。

也許可以進一步探討梁振英的解釋，他反反覆覆講的普選是：「每一個社會的憲法、根據當地的法律所實行的普選，就是該地方的普選。」香港「根據《基本法》，根據人大有關決定，包括8.31決定，來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因此就是真普選。

根據《基本法》，香港極少人反對；但根據違反《基本法》的人大有關決定，包括8.31決定，來落實普選，那就不是以憲法為依據的法治之下的選舉，而是以政治需要去強行立法的法制之下的選舉。以法律來貫徹政治目的的法制下的選舉，產生的就是中共、北韓這種體制。

《基本法》45條規定的行政長官普選是「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它確實沒有具體說可以有「公民提名」，但「廣泛代表性」為甚麼不可以包括公民提名呢？「按民主程序」為甚麼不可以有公民提名這種民主程序呢？公民提名並不違憲。而人大2004年決定的五部曲，卻違反了《基本法》所定的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三部曲的程序；8.31作出選舉辦法「如何修改」，不但在《基本法》中沒有依據，而且也違反了2004年決定的人大常委只能作出「是否修改」的權限。8.31決定的內容，更違反《基本法》25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6條港人有選舉權和被選權、39條兩個人權公約所定的政治權利等等。因此，如果香港仍然實行法治（即rule of law），只能依據《基本法》條文去制訂政改法案，而不能越俎代庖地以沒有法源的權力作出人大決定去扭曲《基本法》。

去年6月，從終院退休轉任非常任法官的陳兆愷在一個法律教育講座中提到，如果未來普選方案違反《基本法》39條確定的人權公約，必會受訴訟挑戰；他同樣強調如果將來23條立法的內容違反人權公約，也必受訴訟挑戰。因此，即使有泛民轉軚而使法制（rule by law）導向的政改通過，恐怕仍會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並不是通過了就萬事大吉。

不過，我們真要感謝梁振英鬼拍後尾枕道出了中共作8.31決定的真正意圖，就是要用「500萬人有投票權」這個誘餌，讓香港社會從根本上變法治為法制，也就是從「法的統治」轉為「依法統治」，由此而擺脫《基本法》的約束，不斷以人大決定來推行各種政治經濟決策，由中共國指揮港共政權一切按中共指令立法和辦事。根本的轉變會由「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特首選舉轉為北韓、中共式的梁特口中的「真普選」開始，然後香港政治體制就慢慢向北韓和中共的一黨專政模式蛻變。

不過，梁特、林鄭等高官，也會像大多數的大陸裸官一樣，他們把推北韓式的「真普選」列為「硬任務」，但他們自己的家人、財產就轉移到英國或其他被他指為「非普選」的國家去也。因為，大陸有一句流行語：離開中國的錢才是你自己的錢。家人也一樣吧，離開中國的人才是安全的人。而正如世界上有「邏輯」和「中國邏輯」這兩種邏輯一樣，也將清楚地有「香港」和「中國香港」之分。

非常同意梁特在答問大會的結束語：按照8.31決定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與仍然由選舉委員會選行政長官，兩者比較，哪一樣更加好呢？香港市民心中有數，清清楚楚。因為大家都比較過，英國「非普選」體制下的香港，和在中共國主權下的中國香港，哪一樣更好，的確是清清楚楚。（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果拍西西：西西《我城》 也是我們的城

2015年3月27日

陳果讓西西在南生圍裏朗讀自己的文字，也藉此以影像記錄可能將作地產發展的南生圍。（相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西西患癌後愛上縫熊，一來這幫助她鍛煉雙手，二來她也從手做公仔的活動中找到新的創作方式。（相片由香港國際電影節提供）

【明報專訊】在陳果拍攝西西的紀錄片《我城》裏，在一班學者作家的訪問片段之外——是戴着一頂紅色帽子的西西，有時談天說地，有時只是腼腆的笑；這個曾以充滿靈氣和期盼的文字影響無數文人的作家，已年逾七十，行走在喧鬧老區或陳舊小店之中，似乎不知如何自處，帶點不合時宜的困窘。本來只讀過一本西西小說的陳果，應台灣「在島嶼寫作」系列之邀拍攝西西，愈拍愈有感發現新大陸：「我真的對西西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又意外發現兩人原來有着不少共同處，比如說對我城的情感。

不過陳果執意把「我城」拉闊，把主題改成「我們的城」：「因為這除了是西西的城，也是我的城。」他說。

上年採訪過陳果談紅Van，還記得他滿懷自信的侃侃而談；今次他踏入不算熟悉的文學疆域，為台灣「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系列拍攝香港作家西西，大導氣勢頓減——似乎在紀錄片拍攝的主體面前，不得不謙卑。紀錄片《我城》以西西的代表作《我城》切入，借一眾學者作家之口表現西西作品的時代意義；又以西西的日常生活影像，以及童話般的魔幻場景淡出淡入，陳果希望交出的，是一部香港我城的近代史。拍攝緣由是這樣的——台灣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打算開拍第二輯，便邀請陳果拍攝西西。陳果看過第一輯的「他們在島嶼寫作」後很喜歡，於是便忙不迭的答應。「我以前只看過西西的一本小說。因為這個機緣我便重看她的作品，看過後有發現新大陸的感覺！香港竟然有這樣的一個作家，默默耕耘，一直寫嚴肅文學。從她的作品中，我們也能看到香港由七十年代到現在的發展，讀到香港切身的變化。」陳果說。

西西的沉靜與冷笑話

西西的《我城》以童趣筆觸寫出百業待興的七十年代，年輕人的樂觀活力；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裏任職遺體化妝師的女子灰沉絕望，對愛情不言憧憬。陳果接觸過西西本人後，也發現兩者的並存：「西西好沉靜，是孤獨的，不太跟人講話。但她有時幾活潑幽默，講很多冷笑話。」訪問過西西幾次，她對着鏡頭說的話也就愈來愈少，不願再談自己的作品。陳果無奈的笑道：「這點我都明白。有時有人問我我是怎樣拍電影的，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有時創作未必是出自本來的構思，而是當時一下的感覺，一時的衝動。」創作人拍攝創作人，自然有心神領會的地方。有趣的是，陳果與西西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陳果在拍攝過程中發現不少共通處——他們皆從內地移民到港；西西年輕時曾幫龍剛導演寫劇本，而陳果還是文藝青年時，也曾「差一點」被拉到邵氏當編劇；還有，他們都對此城有着一份深厚之情。《我城》還加入了西西年輕時把新聞片段剪輯、配上音樂的《新聞系》實驗片片段，見證西西曾經的電影狂熱。

「跣佢一鑊」 見西西童心

西西素來行事低調，所以面對鏡頭時愈來愈寡言，也不算教人意外。但陳果慌了：「紀錄片就是要有嘢發生才好看。偏偏我們無嘢發生……」後來，西西連在鏡頭前朗讀自己的文字也不大願意。陳果便決定「製造事情」，拍攝西西自然流露的反應。西西患病後，為訓練雙手而縫製布偶小熊。她珍愛每一隻小熊，並為他們創造性格及故事，寫成《縫熊志》一書。陳果的攝製隊便把當中兩隻小熊化為「真人」，讓其中一隻在渡輪上與西西「相遇」，西西好不驚訝，好奇的伸手撫摸這個忽然變大、由自己親手創造的熊公仔。作家雖年逾七十，但真璞童心在此刻表露無遺。「我們特意『跣佢一鑊』的……西西的反應和感情好真，所以我們重看這一幕時也很感動。」陳果說。電影中的魔幻場景不止於此——兩隻熊公仔還會帶大家逛土瓜灣，以精細模型表現舊香港城景等。有人告訴他，紀錄片不應這樣拍的，但陳果聳聳肩，笑說：「你就當我不知者不罪吧。但是西西好活潑，像個頑童。我覺得要有不一樣的拍法，才可表現她這一點。」

重遊土瓜灣 到老照相館留影

陳果在訪問說了好幾遍，「為什麼一定是『我城』，不可以是『我們的城』？」他發現，就如西西的作品從我城到浮城，由肥土鎮移至美麗大廈，所書寫的都是她所愛的香港；所以當他拍攝西西時，他不應只講西西的文學，也應拍攝這座城市的變遷以至變異，以及他自己對香港的情感。就如陳果一向的電影，「地方」在《我城》裏何等重要——許迪鏘和鄭樹森分別在果欄和牛棚裏談西西；陳果也帶西西到老舊照相館內拍照，回到居住多年的土瓜灣美利大廈，並走到陽光燦爛的南生圍。「我希望大家能通過我的鏡頭去感受我的香港。其實我拍這些地方，是因為我希望通過影像去保留它們，留下記憶。」但是邪門的是，陳果拍完照相館，照相館就閉門了；拍攝結幕一場的一家餐廳不久也轉了手。讓人心痛的是，西西住了大半生的社區，也成了內地客購物和集合上船觀光的地方，新開了珠寶店及朱古力禮品店。想到低調愛靜的西西每次回去居所，都得從穿越熙攘的人群和高舉着旗子的臂膀，就感到心痛。猶記得西西的《我城》裏，香港人紛紛走到山頭接濟偷渡來港的內地人，今天香港就頓變成天天上演資源爭奪及文化矛盾的戰場。「台灣那邊看了粗剪，說分不清哪些是陸客，哪些是香港人。所以我就補拍許多領隊高舉着旗子的畫面，哈哈……其實真的好慘，好騷擾，這也是香港人當下面對的問題。」陳果無奈的說。

西西不肯多談自己作品，陳果花心思哄她：「起碼這一場你一定要講點什麼，因為我們把你小說的世界都帶入來了。」這幕如何演繹，在此暫不劇透。但他們就選擇問了西西一條關於愛情的問題。在這裏，我們發現，原來《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真有其人，是西西確實認識的人；又知道，西西認為「對於愛情，是否喜歡了那事物、那個人，就不會改變？」鏡頭隨而淡出，西西變得愈來愈小，外面的城區景物也就愈來愈豐富；到底這是從西西身上所看到的投射，或是這是被城市景象所包圍的西西，也就說不清了。

編輯 蔡曉彤

美術 SIUKI

文：吳世寧

圖：陳淑安、香港國際電影節

陳果：最佩服西西韌力

【明報專訊】陳果說西西跟第一輯「他們在島嶼寫作」的作家的對比太大。「他們都風生水起，或者本來是富二代。對比之下，香港的作家太慘了。我想除了周夢蝶外， 西西是最窮的作家。」不知在哪看過，西西在舊居的書桌很小，她曾有好一段時間在廚房寫作，不少文人朋友知道都十分驚訝。但是作家生活恬淡，不在意名利；而讓陳果再佩服得五體投地的是西西的韌力。西西在《哀悼乳房》裏勇敢分享自己應對癌症的心路歷程，在《縫熊志》及《猿猴志》裏以手做布偶的方式繼續說故事——「她的手不大靈活，但這些公仔做得很美，手工很好。很厲害！」或許因此，近期多拍商業大片的陳果仍樂意拍攝這部相對小眾的紀錄片：「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計劃。我相信香港是個臥虎藏龍之地，香港可能有很多西西。大家又可透過此片多了解香港，無損失的，對吧？」

■《我城》是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特備節目。場次如下：

社區放映會

日期：3月31日晚上7:15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正場放映

時間：4月2日下午2:00

地點：The Grand Cinema

劉健威 - 葛柏是英雄？

作者書面   2015年3月26日

讀《852郵報》才知道警隊正在改寫當年貪污／反貪污和廉政公署成立的歷史；並把葛柏推舉為「英雄」。

在警察網頁有關「警隊歷史」中《創造傳奇1967-94》篇章有這樣一段：「彼德葛柏是一九六七年事件中英雄之一，曾在街頭與騷亂者對抗……」

葛柏是法庭定罪的罪犯，也是六七十年代貪污的象徵；無論他在「六七」暴動（「事件」！）中如何執法，也不應以「英雄」稱之；警隊更不應標榜個人英雄主義。執筆者這樣做，顯然不是站在社會公義、歷史客觀的角度去評價葛柏；掩不住的是，其景仰之情。這是類乎黑社會「手足情」重於道德的價值觀。

對於廉政公署成立，厲行反貪，網頁是這樣描寫的：「毫無疑問，警務人員成為主要的對象，因為男女警員尤其是軍裝警員，在日常工作中與市民有最密切的聯繫。打擊貪污的行動既無處不達，也認真嚴厲，不少人因此被捕。在警務處和社會裏，很多人覺得事情做得太過火，他們認為多年已為人接受的做法，或者當局已熟視無睹的做法，現在卻受到仔細調查和檢控。」

接着，對於港府的特赦，是這樣形容的：「考慮到原意是好的事也可能做得太過火這一點，政府對過去幾乎全部個案所涉及的大部分是小規模貪污事件，發出特赦令。」

網頁對當年警察貪污的解釋是：「貪污主要是由於工資太低而引起。」並沒視之為罪行，充滿體諒同情。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對港府成立廉署反貪那段歷史的扭曲——文本兩次提到打貪是「過火」，甚至形容政府也承認是「過火」。這顯然不符事實。

貪污是犯罪，全力遏止打擊是應有之義，不存在過火問題。

當年警察憂慮廉署翻舊賬，集體包圍廉署，港府迫於政治壓力（警隊反彈），遂宣布「既往不咎」式特赦。警察不是身有屎，為何包圍廉署？港府迫於現實妥協，這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指港府「過火」是全無是非之心。 

安娜 - 你在乎嗎，披豹皮的Angie？

2015年3月25日

日在「M+進行：流動的影像」節目中看了堅盧治（Ken Loach）導演的《自由世界》(It's a Free World...,2007) 。電影名叫It's a Free World...，但它可不是一齣高呼自由萬歲、直白地歌頌自由的電影。留意標題最尾有省略號；話沒有說完，「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後還有一些什麼。這句話在戲中出現過一次，是主角Angie跟同住好友Rose說的，當時處境是這樣：她倆經營山寨式的工人中介服務，將東歐勞工介紹到倫敦做最低下的苦工。一個工地老闆捲包袱跑了，令Angie無法給工人支薪。當晚，Angie叫Rose把所得的利錢對分；Rose說既然她們手上還有現款，應拿一點發給工人。Angie斷然拒絕，無情地說：「要分的話就從你那份拿出來。」又說：「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你他媽的想幹什麼都好，關我屁事。」

沒錯，這是一個自由的世界，為了圖利及自私緣故我們可以做千萬樣事情，但，這代表我們應去做這些事情嗎？我可不可以為了改善我的生活而去壓榨那些活得比我還要糟的人？我的生活，是否比那些從不知哪個落後國家來的人的生活更重要？目睹甚至促使了別人的不幸，我能不能冷冷地說一句「你死你賤」？《自由世界》講的是一種同理心，一種今時今日──一個階級、種族、貧富差別仍見懸殊的世界裏──必須保有的同理心。

道德提醒

Angie作為一個單親媽媽，能夠累積到多一些金錢就是最好的保障。工作時她比戲中所有男性都能幹，在工人面前，她常厲聲呼喝，處事嚴明；她對工廠的老闆主管則軟硬兼施，洽談生意時略施美色媚眼，要收爛賬時她又可以滿口咒罵。這就是她生存的方法。Angie的事業令她漸漸變得麻木不仁，工作上的卓越、硬朗，都有它們的代價。為了賺錢，Angie可以容許自己的底線放到幾低？

電影有一筆是講一個由伊朗非法入境的男子Mahmoud的。起初Angie把他趕走，但到她見到他一家四口那個非人所居的藏身窩後，突然起了慈悲之心，把他一家接到家中暫住，反而一直較溫和的Rose對Angie的行徑有所保留。

Angie是善意的，但這個善意有幾多是出於她對弱勢者的關懷、理解、體恤？抑或不過是出於剎那間的同情，多少想借此撫慰自己的良心？電影後段對Angie搭救Mahmoud一家的行為提出了一個很大的質詢。Angie與Rose準備正式成立中介公司，這時她們接了一筆大生意，要用上幾十個烏克蘭人。她們沒地方安置這些工人，於是去到工地附近一個營地，但一個空位也找不着。Angie心生一計：她假扮教會代表，舉報營地中藏了大批持假護照的外地人。Angie自以為得逞時Rose卻叫她張看營地裏的Mahmoud女兒，那個她曾親切照料過的孩子。

這是對Angie一個尖銳的諷刺：是否你歡喜時就可以把他們敬若上賓，當他們擋着你發財時就可以將其推向絕路？離開營地時Rose義正辭嚴地問Angie：「你在乎嗎？如那是你兒子Jamie又如何？」

堅盧治很在乎，他的電影也在勸導我們都應該在乎。對於那些我們可以欺壓的人我們都不應該欺壓，沒有人想做奴僕，沒有人想時時接受命令，人人都有不可褫奪的基本尊嚴。對我來說，堅盧治不單是現時最優秀的導演之一，也是當今最不可或缺的導演之一。堅盧治的電影會刺痛你、會提醒你，你的良心、你的道德、你的一些做人最根本的價值，不可失守；在這個黑白倒錯的世道，見如許人物如見晨星，指引着不遠處的黎明。

黎廣德 - 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

2015年3月25日

【明報專訊】自從上周特首會 同行政會議拍扳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後，漏洞愈揭愈多：原有雙Y形客運樓被靜悄悄削去一半，機管局隱瞞項目經濟評估和投資內部回報率，梁振英婉轉承認空 域衝突未解決而只能對內地政府「信住先」。究竟這項本港有史以來花費至巨的基建項目，還有多少未見光的內情？

機管局預計三跑項目投資1415億元，數目大得超乎一般人想像，腦海只會泛起很多個「零」，認清真相的最佳方法莫如比較國際上同類項目。

要解開謎團 須從三方面入手

當 今國際機場加建跑道項目較可比的有3個：澳洲布里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3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里斯班的新跑道長 3300米，卡加利4270米，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以總造價而論（以下全以港元計），三者分別為80億、124億和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 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若以跑道建成後每年新增航班起降能力計算，該3個項目平均每新增一次起降能力需投資8萬元，香港三跑則需71萬元， 而這是假設沒有空域限制，百分百達到設計能力的最理想狀態。

為何三跑造價全球最貴，效益全球最低？眾所皆知，澳洲和加拿大是工資高物價貴的發達國家，所以三跑全球最貴的謎團不能單以各地工資物價不同而敷衍過去。要解開謎團，須從三方面入手。

一、 地理環境超極限——4個項目中唯一需要填海造地的工程是香港，光是從珠三角購入和運輸海沙已經用去龐大資金，再因為對海洋生態的破壞，要用上複雜的填海技 術，還要用最昂貴科技滿足環評許可證所列出的幾十項附加條件以減少空氣、噪音、碳排放等種種污染。這除了說明本港地理條件不利於興建大型基建外，更說明我 們已推到環境承載力的極限。這猶如面對一個在10幾年前拿了奧運金牌的跳高選手，你逼他再跳高1公分，不但是挑戰極限，更容易受傷。三跑的天價是其他城市 的10倍，正是反映了工程難度和對環境生態避無可避的傷害。

二、工程能力超負荷——從前特首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項目超支延誤已成 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這是清晰不過的系統失誤警號，證明本地工程能力無法承擔政府硬推的工程量，可是梁振英班子依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三 跑工程量是高鐵的兩倍以上，必受同樣問題困擾，負責預算的機管局為求自保必然報大數，承建商為了減低風險必定抬高投標價，如此惡性循環，最終由市民埋單。

三、 獨立王國自把自為——運房局委託機管局全權負責三跑工程，成立協調辦公室，只有5名工程師，這就是目前政府對有史以來耗資最巨工程的監管機制。相比之下， 港鐵進行高鐵工程須受路政署監管，路政署再聘請獨立工程顧問定期審查，尚落得巨額超支延誤不報的下場。張炳良局長是外行人，政府無心亦無力監管三跑，惡果 已經浮現，因為投資預算全部由機管局自把自為，而機管局管理層是利益相關者，即使不涉中飽私囊，也有極大誘因推高預算以逃避責任。從機管局過去幾年挪用數 以億元聘請顧問而毋須問責可見，公眾實在難以知悉1415億元預算中有多少假大空，所謂接受立法會監管只是敷衍公眾的煙幕，從高鐵醜聞已可盡見立法會的 「馬後炮」角色。

機管局總裁林天福豪言，機管局會「一力承擔」 項目超支。機管局資產全是公共財產，運用公共資產抵押回來的借貸，與運用政府賦予的公權力徵收的費用，都是不折不扣的公帑，難道林總裁用他的近千萬年薪承 擔超支？將過千億元項目付託給一個把公產視作私人王國的管理層，大家放心嗎？

人人監機會委託浸會大學剛完成民意調查，全港近七成市民贊成擱置三跑項目，設法善用現有雙跑道系統，這是跨階層的共識。政府懸崖勒馬，就在今天。

作者是長春社理事、公專聯政策召集人、人人監機會成員 

李怡 - 第六病室的內與外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5日

十九世紀俄國作家契訶夫寫過一部中篇小說《第六病室》，最近又拿來重讀，仍感深沉而震撼，也讓筆者聯想到香港的今天。

小說講的第六病室，是當年俄國某醫院收容及治療精神病人的病室。與其說是病室，不如說是瀰漫着污濁空氣的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那些不幸的「病者」，其實就是囚徒，他們都是受迫害受侮辱的人們。

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一個是「病者」格拉莫夫，另一個是醫生拉京。格拉莫夫講話既像瘋子又像正常人。他重複講人的卑鄙，談踐踏真理的暴力，說第六病室的鐵窗總讓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他的話雜亂無章，儘管是老調重彈，然而卻永遠唱不完。他被送到第六病室是因為有一次他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他突感恐懼和明白過來：他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裏，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戴上手銬，被人押着送進監獄。他雖沒有甚麼過失，但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難道法院不可能出錯嗎？越想越害怕，逃避，躲閃，有點語無倫次，以致被懷疑患上了妄想迫害症，送進第六病室。

拉京原是去治療格拉莫夫的醫生。他剛來醫院時，也想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裏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於是他乾脆逃避生活，躲在家裏喝酒，看書。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找到一種解釋。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種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完整哲學。

在病室，格拉莫夫對醫生說，「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你這蠢才分不清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甚麼該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被關在這裏？你們醫院裏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甚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你們呢？」

他的話使拉京受震動，他禁不住與格拉莫夫談人生、社會等話題，格拉莫夫越是無禮地駁斥他的「美好的時代一定會到來」的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越使他沉迷於要每天來找格拉莫夫談話。他逐漸認同社會上的虛偽人群才是「瘋子」，於是他的舉動和言論，受到醫院同仁的關注，最終被指為「瘋子」，關進第六病室，而且折磨致死。

梁振英公開說他女兒齊昕「健康有點問題」後，社會上就出現撐梁齊昕、反家暴的群組，梁振英暗示齊昕有精神病或情緒病，但許多人不僅認同她說的「父母即使當下突然死去，我也毫不在意」，也認同她說的（政府）講青年人永遠有出路是「廢話」，支持她「寧可拿福利、居無定所、吃杯麵也好過現在這種生活」，同情她徘徊在跳樓自殺和離家出走之間。許多人覺得她說那些話很正常，不覺得她「健康有問題」。她像是被關進第六病室裏的正常人。

病室外，既然否認她宣稱遭到「家暴」、又指她「健康有點問題」，明明在說她的「不是」了，為甚麼又說「從沒有父母口中不是的仔女」呢？是誰有病呀？

整件事是否有合謀的動機，我們不須猜測。筆者聯想到的是：當第六病室外的人說病室內的人有病的時候，其實真正有病的是病室外的人。曾處長把家暴範圍只局限於配偶之間而排除虐兒在外，是不是有病？梁特說拒絕與泛民作電視辯論的理由，是因為有根本分歧，是不是有病？若意見相同還需要辯論嗎？譚惠珠說要改變特首候選人的過半數出閘門檻，須等大陸領導層任期滿兩屆（十年）之後，是不是有病？同一屆領導層的思想是十年凝固的嗎？就不會改變對香港政改的想法嗎？

這些都是新近的病例，更多每日發生的荒唐病例就數不勝數了。使人擔心的是，整個社會被這種「中國邏輯」搞出病來。當人們對種種奇談怪論、種種謊言習以為常，整個社會就犀牛化了。我們不需要真的相信那些鬼話，但只要「對一切都默許、忍受，隨波逐流，過着與謊言為伍的生活，這就夠了。就是這樣人們確認了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捷克前總統哈維爾語）反水貨被指為暴力，而合法使用暴力者卻被表彰為克制，這不就是現實版的第六病室嗎？（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陳雲 - 洋官漢名，平治漢民

三文治   2015年3月24日

古人說：「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傳統華人相信佳名雅號可以令人事事順利，一生好運，因此取名講究意思吉利，字形美觀，音調協和，避免不雅諧音，免遭好事之徒取笑。例如以前某粵語片新馬師曾飾演紈絝子弟蕭懷雅，其名慕古，豈料名字聽入鄉村阿婆耳中，變成燒壞瓦，即是在瓦窰燒瓦片的時候將一窰瓦片都燒壞了，極不吉利。

華夏雅言，遍及西洋。英國殖民統治香港時期，很多香港總督都有漢化的中文名字，主要由香港中文公事管理局（一九九六年改組為法定語文事務署）和英國駐港商務專員公署等官方機構負責構思。譯名以粵語為準，詞義務求雅馴，故亦可以視為廣東雅言。

早期的英國官員和總督，不大接觸華人，除非本人精通漢文（如金文泰總督），否則一般譯名從便，但也有滿洲貴族的漢名風格，例如德輔、彌敦、卜力、寶靈、盧吉等。戰後港府銳意親民，漢名就精雕細琢，古意盎然。不論是套入滿洲王公大臣之名，還是用漢人士族之名，都可見英國政府刻意模仿華人王朝之風，便利統治。

總督之漢文譯名，以金文泰最為雅馴，也最為淺白；戴麟趾最瑰麗，也最艱深；楊慕琦最似君子；柏立基、羅富國、麥理浩似前清華人進士；彭定康最為家常。譯名受到原名限制，例如Sir　Edward　Youde，即使他本人精通漢文，也只能譯為尤德。

戰後總督戴麟趾（Sir David Trench）是英國人，我知道的，他當香港總督的時候，正是我的童年。然而，我要到二十幾歲才知道金文泰是英國人。在電視的校際問答比賽，聽到金文泰中學的名字，還以為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是華籍的善長仁翁，而不知道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香港總督，任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那時孫中山北伐的年代。

金文泰名如其人，精通中文。泰有順適如意、命運亨通之意。泰也是《易經》六十四卦之一，乾下坤上，乃天地交而二氣通之象，吉也。德輔二字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行為符合道德，可出明君。貝璐和楊慕琦都是取名於美玉。羅富國，寓意民富國強，富國安民 。戴麟趾出自《詩經‧周南》，有後代良善興盛之意。「麟之趾」篇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關睢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周文王子孫繁衍，後人用麟趾呈祥來恭賀人家添丁。

也有港督因名字犯諱而要正名的。衛奕信出任港督之前，被派往香港大學修習中文，中文名魏德巍，獲老師贈對聯「德者當以道為本，巍峻應有穩定基」。任命為港督後，有人認為魏和巍二字，諧音「偽」和「危」，字裏藏鬼，乃「雙鬼拍門」，巍字更是山下千八女鬼，大不吉利，因此上任前改名衛奕信，取「保衛」、「信任」和「神采奕奕」之意。改名一事由香港和倫敦同時宣佈，可見殖民政府鄭重其事。 　當年衛奕信總督改名之事，乃殖民地一時佳話。

長平 - 走了李光耀，別了新加坡

德國之聲   2015年3月23日

李光耀符合大多中國人在其政治教育中接受的好領導人形象：精明能幹，廉潔自律，在困境中帶領國家走向繁榮富強。在他去世之後，中文網絡中對他懷念有加，投射了人們對政治強人的眷戀心理。

西方媒體的報道，在描述李光耀集中高效的經濟政策之後，也不會忽略他的威權專制形象。他對反對黨的打壓、對言論自由和集會遊行的限制，他主張的過於苛嚴、有辱人格的鞭刑等法律，權力的家族化控制，以及由此而製造出來的充滿自我審查的謹小慎微的社會生活，都與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觀有衝突。中國媒體淡化這些爭議，首先是因為這些議題本身，不允許在媒體進行深入的討論。其次，批評中共政權的人士，認為中共能夠學習新加坡模式，已經是人民的萬幸了。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毫不謙虛地誇耀自己推動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功績。1978年鄧小平以國家副主席身份訪談新加坡時，李光耀給了他改革開放的建議，並鼓勵他說，相信中國可以比新加坡做得更好。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向新加坡學習。他主張學習新加坡的「經濟秩序好」，但是同時強調「他們管得嚴，我們要借鑒他們的做法，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管得嚴」的好經濟秩序，確定了中共學習新加坡模式的基調。隨後的幾代領導人，都在重複這個調子。這是自中共建政以來，除蘇聯、朝鮮之外，最高領導人點名學習的惟一國家。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每年都派遣大量官員前往新加坡學習，南洋理工大學的中國官員培訓班甚至被成為「海外黨校」。但是他們到底學到了什麼呢？

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帶給中共官員兩大興趣點：一是一黨執政也能、甚至更能搞好經濟；二是高薪養廉。官方喉舌媒體也一再通過新加坡的例子教育民眾，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儒家文化更能成功。批評政府的學者和媒體，利用各種機會指出，新加坡的一黨執政，與中共的一黨專制有著本質的區別。儘管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以各種手段打壓反對黨，但是反對黨在新加坡從來都能合法存在，而且執政黨也從來都面臨選票的壓力。其次，新加坡1994年才開始實行高薪養廉制度，在此之前反腐敗已經卓有成效。高薪的目的不是養廉，而是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從政。

2011年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失去了近四成選票，舉國震驚，也讓中國的這些爭論沉默下來。中共官方對學習新加坡模式失去了興趣，當局並不想冒有一天只有六成選票支持的風險；宣傳機器也不再需要用新加坡的例子來證明威權有利經濟，而是直接宣稱中國自身經濟發展就是解釋中國特色的最佳證明。倒是有一些親共學者，還在繼續進行過時的遊說。

根據報道，2007年習近平訪問新加坡與李光耀見面時，還曾表示按照鄧小平號令學習新加坡。隨後，李光耀在新書中回憶這次會面時，稱讚習近平「1969年到陝西插隊，一步步往上奮鬥，從未有過牢騷或怨言。我想，他應該屬於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這番稱讚大概會讓曼德拉和習近平都覺得莫名其妙。曼德拉大半生為民權奮鬥，豈止「有過牢騷或怨言」，而是一直都在為正義呐喊抗爭。而習近平既沒有作為政治反對派的經歷，也對民權毫無興趣。

這顯示中共與新加坡的學習關係漸行漸遠。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必然會沿著2011年大選開啟的政治抗爭意識繼續前行，而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連在街頭反對性騷擾的女權行動者也要抓捕。

姚松炎 - 三跑的真正成本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二（17日），行政會議通過香港機場第三跑道計劃（下稱「三跑」），填海面積約650公頃，造價估計高達1415億港元，融資方案分 為三方面，包括：一、政府停收股息十年，估計約值530億元（未計時間值）；二、工程期間向旅客徵收180元建設費，約值500億元；三、機管局發債 470億元。

一時間大家只集中討論這1400多億元，彷彿「三跑」的成本就只有這1400多億元；而且由於融資方案毋須政府直接出錢，只須用者自付，市民似乎以為可以吃免費午餐，便宜樂貪。

其實，「三跑」是一項不折不扣的公私合營項目（PPP），政府實情出錢又出地，機管局則只負責舉債和收費，性質與數碼港項目大同小異，政府不但要包底，還須付出高昂的土地成本、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和生態成本，而利益卻屬於機管局，明顯是一項搵市民笨的投資項目。

土地社會 成本甚高

先計算政府在土地成本上的出資。根據雷鼎鳴教授的社會資助成本估算模型，填海面積650公頃，若以現時該區每呎賣地價格3000元計，即「三跑」的 土地總值高達1950億元；換言之，納稅人在「三跑」項目上的土地機會成本支出，已經超過機管局的總建造成本，更加是舉債金額的四倍。根據數碼港的合作協 議股權分配模式，政府在「三跑」項目的總承擔金額實為2480億元（1950億元地價與530億元股息），佔項目總經濟成本的74% （2480/﹝1415 + 1950﹞），納稅人才是項目的單一最大股東，卻完全沒有話事權，連獲利權都遭侵吞，真的是可怒也。

在數碼港項目，即使再過分，政府仍可從業務利潤中分得股息，但今回「三跑」項目竟敢明目張膽，連股息的利益都沒收，納稅人只有出資的份兒，半點回報都沒有，倡議者簡直是祈福黨，無知就騙，明知就搶。

即使你能接受土地成本和股息受騙，但當一家擁有壟斷航空權的機構，可以任意增收旅客建設費，不受民意監察，但經濟理論清楚告訴我們，這家擁有壟斷權 的機構有極大經濟誘因推高建造成本和營運成本，把機構的財富轉移到私人財團去，實行掏空國庫。有理由相信，「三跑」項目將會不斷超支，市民被迫繳付更多建 設費，可說肉隨砧板上。

機管局的融資股權佔不到15%，卻盡取全部盈利，兼且一權獨大，濫收費用，為所欲為。市民的融資股權高佔74%，反而不准分利，對項目無權過問，這是哪門子的投資騙局？

此外，地球之友曾就「三跑」項目進行「社會代價及回報評估」（SROI,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單單計算2012-2061年間的碳排放和噪音影響，其社會成本已經高達1600至6600億港元，還未計算環境成本和生態 成 本。「三跑」的真正成本其實遠遠不止這1000多億元。

然而，政府堅持興建「三跑」的理據，不過兩項：一、預計機場飽和；二、保持競爭優勢。這兩點理據實在無稽，嚴重扭曲經濟邏輯。試問當需求上升，市場 是否必須增加供應？一旦未能增加供應，是否意味會失去競爭優勢？譬如以近期的奶粉荒為例，因為境外遊客對本地奶粉的需求急增，按照政府的邏輯，供應商理應 馬上多建牧場，增加供應以保持競爭力，避免邊緣化，否則會受淘汰。

錯判供需 得不償失

實情是，幾隻名牌奶粉繼續長期供不應求，經常缺貨，市場的規律就是以價格調節需求。即使供應商不抬價，零售商自會以價格分流；就算零售商也不抬價， 必然吸引一群水貨客來爭奪，最終還是透過價格來解決飽和的問題，又怎麼會因為價格給市況推高，而令名牌奶粉失去競爭優勢？相反，愈是名牌，價格愈高，競爭 愈有優勢，其他牌子望塵莫及。

供應商考慮是否增加供應，必先衡量需求增長是否持續，若為短期波動增長，貿然投入大量固定投資增產，一旦需求回落，隨時血本無歸。譬如幾年前一家補 習社急速擴張，當時業績彪炳，需求逐年上升，門庭若市，怎料政府突然取消高考，把中五和中七兩次公開試合併為一次文憑試，補習生意馬上減少一半，需求增長 錯判，後果堪虞。這例子亦說明，以增加供應來滿足需求也不一定保證優勢。

身為老師，這種情況其實清楚不過。譬如有一課程非常受學生歡迎，報名人數遠超供應，若想滿足需求增長，要不然就只好加大班房，或者多加幾班；但如此 一來，大班教學，難免影響教學質素，若多加幾班，老師神疲力困，效果更差，所以一般只會限額收生，情願拒人於千里之外，亦不想誤人子弟，怎會因為限額收 生，影響競爭優勢？相反，若不限制需求增長，不斷增加服務供應，最終導致質素每況愈下，名牌不再，到時就真的給世界淘汰了。

香港國際機場本是世界級名牌，但過去幾年因為需求增長，機場又想大小通吃，導致服務質素下降，得不償失。其實，當增加供應的成本過高，大可考慮先以 價格分流，與區域機場協作，不但可免大興土木，破壞環境，又可避免進行高風險投資，更可增加即時回報，改善效率，提升質素，有利長遠建構區域分流。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人人監機會成員 

添馬男 - 涼薄刻毒故技重施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3日

特首一家涉嫌發生家暴事件，被689聲稱「有病」的女兒梁齊昕指梁唐青儀用粗口辱罵她「死蠢×，周街被人×，去做雞呀繼續」，也動手令她受傷，報警後亦不受理。練乙錚撰文評論事件，以梁齊昕處境比喻香港人，689竟然致函《信報》，攻擊練乙錚借題發揮，利用其女兒患病作政治攻訐。689行徑與當日梁唐青儀召開記者會，攻擊評論員蔡子強「刻毒、涼薄」如出一轍，當然是要轉移公眾焦點，諉過於人，意圖阻止公眾繼續討論。

禮賓府內涉嫌發生家暴事件，是公事而非私事，正如當日梁齊昕割手自殘，梁氏夫婦竟然逼「有病」女兒在公園拍「合家歡」照，做公關Show，此等行為是涉及特首夫婦品德及操守，亦是公事而非私事，而蔡子強也是就此作出評議。

評論員並未有因為689指摘練乙錚而噤聲，「政論博客群」發表聲明，撐練乙錚之外，更提出一個關乎公眾利益的觀點，聲明指出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二條，行政長官因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無力履行職務時必須辭職。因此，行政長官的身體狀況，包括精神健康狀況，皆屬公眾知情權範圍。特首夫人按不成文慣例，出任多個慈善團體、民間機構及青少年組織的最高負責人，她的精神健康狀況，也牽涉重大公眾利益。現在特首夫婦牽涉家暴，而精神問題是家暴個案主要成因之一，為落實『依法治港』，我們呼籲立法會及社會各界，以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必須立即促成檢查及公佈梁振英夫婦的精神狀況，以供社會及中央政府判斷其履行職務的能力」。為689作精神健康檢查當然不會發生，但在唐青儀未澄清有否用粗口辱罵梁齊昕及其暴力行為未得到公正調查前，她不適合再擔任慈善、福利及青少年機構的贊助人，包括防止虐待兒童會。

至於另一位涉事人物曾偉雄更荒謬，佢為警方拒絕立案調查作辯解，亂噏一通，指網上言論警方不一定要跟進，曾偉雄是否知道梁齊昕乃是在自己社交媒體發佈被唐青儀粗言辱罵及動手，而非匿名言論，加上是她自己報警，同一般討論區吹水言論完全是兩回事。至於他認為警方家暴指引限於夫婦及異性伴侶，更是公然講大話，根據律政司涉檢控家暴政策文件所述，「家庭暴力可泛指現在是或曾經是親密伴侶的成年人或家庭成員之間因暴力、恐嚇行為、身體虐待、性虐待或精神虐待而引起的任何刑事罪行。成年人是指任何年滿十八歲的人，而家庭成員則包括母親、父親、兒子、女兒、兄弟、姊妹及祖父母，不論是直系、姻親或繼父母家庭的親屬關係。」至於律政司界定的家庭暴力行為，包括非公開場合作出言語上的侵犯，對象是指配偶或子女。寫得清清楚楚，警方hea做大家心照，但至少唔好講大話愚弄公眾，此乃反違紀律部隊首長應有操守，應予譴責。

今次為保護689夫婦形象及名聲，將政府多年來宣傳防止家暴、阻嚇家暴嘅成效毀掉，公眾目睹原來警察對家庭暴力係hea做、亂噏、講大話。而最可悲的是《信報》在練乙錚被689攻擊一事上劃清界線並噤聲，一份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傳媒，竟然淪落至此！ 

李純恩 - 令人愉悅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03月22日

一群赴法旅遊的中國遊客，在香港過境時每人脖子上掛一條彩帶，上書「香港　我不購物」一串大字，以表示威之意。內地有些網民看了大讚這群人替大陸人在香港出了一口惡氣，但更多的人看了，覺得是一群傻B。

看相片，那條彩帶紅底黃字，很是搶眼，若不細看，你說是法輪功鬧事我也相信。那群遊客默不作聲，也有法輪功學員堅毅的特質，所以，這種事情香港人見了一笑置之，若給北京中央首長見了，可能會大皺眉頭。

這群中國遊客大箱小箱，還是要購物的，只是他們不在香港購物，而要去幫襯法蘭西。前兩年我去巴黎旅遊，誤入「春天百貨」，陷入中國購物大軍重圍之中，百貨公司前後左右門口都是購了物的中國人，席地而蹲，展示戰利品，盡情喧嘩，可用全國各地方言，興奮熱烈，身邊旅遊巴士有十幾二十部，滿地皆為世界品牌，那種盛況，與香港上水有得一拼。

於是再看那張香港機場的照片，那群人掛在脖子上的彩帶上「香港　我不購物」只寫了一邊，另一邊空着，卻又覺得隱隱也有一行字：「巴黎　我們來了！」

這就叫「轉戰」，本質卻是一樣的，意思就是「我有錢也不給你賺！」同胞徹悟了，思之頓時輕鬆愉悅起來。

陳嘉文 - 山頂建酒店 迫遷等翻生

街知巷聞   星期日生活   2014年3月22日

盧吉道路窄，平均也只有這個闊度。（劉焌陶攝）

盧吉道二十七號，有九十九年歷史，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前年被申請改建為文物酒店。（劉焌陶攝）

盧吉道有一段本來是峭壁，沒有山路可建，一百年前，英軍與華人承建商在這裏立樁建棧道，工程浩大。（資料圖片）

盧吉道是港島徑第一段，行山客甚多，有不少人推着嬰兒車，有車駛進時，人車無法並行。（劉焌陶攝）

【明報專訊】在政府就文物酒店展開第五次諮詢翌日，太平山頂盧吉道比往日更熱鬧，除了成千上萬的旅客，棧道之上，還堆滿相機腳架，幾十個龍友等待拍攝山頂霧境。可是，雖然遊人如鯽，但走了一圈，我卻覺得異常冷清——盧吉道上，本有十二座民居，但十室九空，放盤廣告處處。

因為交通極為不便，這裏的住宅一直少人問津，居民多是住了幾十年的老街坊。

自從二十七號大宅被申請建成酒店，在政府與民間拉鋸之時，曾在大宅居住十三年的姚醫生說：「附近的業主認為盧吉道鹹魚翻生，於是趕走租客，等待發展。」

迫遷不迫遷，是一回事；最大的問題，是這裏根本不適宜發展，本只設計給人行的狹窄行山徑，怎可能要每天數以萬計的遊人，讓路給只接載數十人的酒店專用車？

路窄彎多 接駁車超負荷

二○一三年四月，盧吉道二十七號的現任業主，申請把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大宅改建為文物酒店，提供十二個房間，平日每小時行車來回兩次，接載住客，路線沿盧吉道接駁酒店與山頂廣場，即每天九十六次單程。這項申請，在同年的九月獲城規會批准，方案在諮詢期間一度有逾八成人反對，主要憂慮改劃成酒店後，會對交通造成負荷。

曾居於二十七號大宅十三年的姚吉甫醫生，這天帶我們從盧吉道一號起步，一直走回他的舊居。他說，這段路只九百米，但已有三十七個彎，路僅闊一點八至兩米，「運輸署說讓車駛入沒有問題，但他們只是用尺量度，說路比車身闊。不親身在這裏駕過車，怎會知究竟有什麼問題？」姚醫生說，他是住客時，駕的車當時最小型的車款，車身大概一點四米闊，「沒錯是可以駛過的，但左碰右撞，轆軨每三個月維修一次，左邊車身最易刮花，在二十七號前的彎位最難過，那條燈柱，我留下了不少戰績」。

從來不是行車路

事實上，盧吉道本來就不是車路，在一百年前規劃之時，一九一三年的工務局文件寫明，這路是用作觀賞維港風景﹕「The road will be principally used as a promenade, a wonderful panoramic view of the City, Harbour and surroundings being obtainable from it」。這天沿路看到不少古老石椅，其實都是這句說話的佐證。盧吉道所建位置，大多是懸崖峭壁，工程浩大，由當時的英軍率領華人工人鑿石建橋，建成現在的棧道。在建成之初，它一直是英國上流階層的步道，後來禁止華人踏足山頂的法例廢除，這裏成為香港人認識維港的必到之地，平均人流達每小時一千人，旅發局的數字顯示，每年到山頂觀光的旅客多達七百萬人次。很難想像，在人流這麼多的盧吉道上，當每小時都有車駛過，男女老幼爭相走避成為常態，這個被旅發局譽為全港第二大景點的地方，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光景？「這其實是諷刺的，早前我們申請駕車入盧吉道做路試，在山頂警署申請禁區紙，但被拒絕，原因是太危險。其實人人都知道在這裏駕車很危險。」美港聯盟的羅雅寧說。

無處排污

除了車流增加構成危險，姚醫生還說，這裏沒有污水渠，若大宅改成酒店，每日排出二萬公升污水，根本無法處理，屆時只有排到盧吉道下的干德道、薄扶林郊野公園。「大宅外，有一個專用的化糞池處理污水，原理是廁所水直接輸到化糞池，分解後，污水再滲進泥土，以沙石過濾。五人家庭尚可以應付，住五十人的酒店，怎負荷？可以想像，到時候盧吉道下滲出的污水，臭氣冲天。」改建文物酒店，還關乎盧吉道的環境，這裏的生態，價值甚高。不少植物學家曾對此讚譽，事關這裏本地品種繁多，而且山林可以出現在山頂這高度，並不常見。前年，港島徑獲Lonely Planet選為全球十大步行徑之一，而盧吉道，早在一九八五年就被劃入港島徑第一段。

27號大宅 拆泳池——零消防

姚醫生故地重遊，來到三年前才搬走的舊居門外，說大閘都已換掉。這棟大宅，樓高兩層，每層五千呎，他當年是租客，與家人同住。「裏面間隔沒變過，木地板都是原裝，住這裏的人，本來都是尊重歷史、尊重這棟古宅的人。」盧吉道二十七號，在一九一四年開始動工興建，那時候，盧吉道才剛開始動工起路，是盧吉道上第一座民居，「由著名建築師樓巴馬丹拿（Palmer & Turner Group，前稱Palmer & Bird）的合伙人Herbert William Bird所設計及興建，用來自住」。因為自住，可以想像，它一定堅固而實用，而且選址是盧吉道上最好的，「這裏的景觀，望盡整個香港，東至觀塘，西至葵涌，啟德、尖沙嘴、太古城都望到」。

消防車駛不進

後來，Mr Bird把大宅轉售太古船塢，施懷雅家族的人入住，然後再轉為太古集團的高級職員宿舍。日佔時期，日軍曾經佔用這裏，把太古的人趕走，現在還留有痕迹，例如大閘外日式庭園的石塔。七七年，一個美國人接手，他把大宅翻新、建泳池，這個泳池，往後一直沒拆，「盧吉道太窄，沒有消防車可以駛入，沿路沒有水喉，最近也要從山頂廣場外的太平山餐廳借水。我住這裏的時候，裝了高壓水泵和水喉，萬一火燭，就用泳池的水救火。聽說若這裏建酒店，業主打算拆掉泳池，在那裏建玻璃屋，裏面是客房」。

九四年，內地人購入大宅，至九八年轉讓，沒多久，姚醫生搬進來，一住就是十三年。

由於消防車和救護車也無法沿盧吉道駛進，姚醫生以防萬一，要求家傭和司機都接受急救訓練，家裏也備有心臟除顫器。「所以這裏根本不適合建酒店，住客有事的時候，怎樣求援？火燭的話，沒有泳池的水解燃眉之急，要從餐廳拖喉進來，一公里長，要拖多久？」

鄰居陸續被迫遷

沿着盧吉道，經過二十七號，一直往西走，沿途其實會經過幾棟類似的森山大宅。「不過你會發現，現在的盧吉道，已經沒什麼人住。自二十七號的事之後，很多業主都開始心雄，認為盧吉道鹹魚翻生，於是陸續趕走租客，等待發展。」姚醫生說，過往這裏的樓價，一直不昂貴，「若說山頂住宅的呎價平均有十萬元，盧吉道其實大約是三萬元，因為這裏實在交通不便，合心意的人才會買，不合心意的，價錢低極也不會買」。

在二十七號旁的二十八號，面積相對小，一層約三千呎，樓房設計平實雅致，後方有個泳池花園，不過已丟空，歷史與二十七號差不多悠久。Palmer & Turner的合伙人Mr Bird，建了二十七號，再建二十八號，當是別墅。「空置之前，是一個洋人婆婆住的，是去世的丈夫留給她的。她轉售之後，一直住在這裏，但新業主再轉手沒告訴她，有一天，突然有個陌生人敲門，要她走。她七十多歲，被迫遷。」至於三十四號的住客Bob Green，租住這裏四十年，是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駐港記者，前年也被趕走了，「業主把樓收回來，想發展服務式公寓、酒店之類」。

峭壁上的棧道

花了九年時間，盧吉道在一九二二年建成，那時候，太平山頂仍是個光禿的石山，繞山而建的盧吉道，遠看像一條天橋（skybridge）。而由於山頂經常有霧，山上的橋在霧中若隱若現，所以盧吉道也一度被稱為「仙橋霧鎖」，是二戰前的香江八景之一。

要建盧吉道，以一百年前的技術，是難度很高的一項工程，由在英國做炮彈戰船的英軍工程師負責，不過真正落手落腳挖掘、砌磚的，則是華人承建商包辦。根據當年的工務局年報，第一階段的工程，只用了年多兩年的時間就完成，但第二段工程，則先拖了四年才復工，然後再用了三年時間興建，事關第二階段全屬陡峭的懸崖峭壁，無建築路面的山坡。一九一九年的工務局年報，最後決定開山劈石、建擋土牆，和在無法築路的峭壁上建架空的棧道——在峭壁下鑿石立樁，橋柱用當年新引進的物料鋼筋混凝土，總共建了八十七條，上面則建橋為路。

行山徑淪車道？

我們一行五人，從獲列為二級歷史建築的盧吉道一號山頂纜車總部起步，一直走至二十七號，雖然這天不是周末假日，沿途還是遇見很多行山的人，當中包括蹓狗的主人和推着嬰兒車的父母。曾在這裏出入十三年的姚醫生說，「從這裏回家，路程九百米，共有三十七個彎，路的闊度平均只有一點八至兩米，駕着車身約闊一點四米、排量600cc的三菱車出入，每個彎都熟晒，最後那個彎，是最常過不了的彎，所以那條燈柱也有很多被我車刮花的痕迹」。

姚醫生說，他每天駕車出入，知道這條路有多難走，人車其實無法共存。雖然他為了減少妨礙行人，以自己用車的時間遷就，例如早上七時前、晚上七時後，以及假日不用車，即使用車，兩餐在外，中間的時間也盡量不回家，寧願在外面蒲足一天；之不過，還是會遇上很多人車爭路的情况，「行山的人，根本沒有準備這條路會有車出現，於是，當有車駛至，行人都心急避車，避到渠邊、山邊，老人會容易跌倒。想像一下，若有人推着嬰兒車走，怎辦？父母一人抱起孩子，一人舉起嬰兒車彎到欄杆外，這樣才夠位走」。盧吉道這段路，只有二十七號大宅有車出入，若是住宅，人數頂多數人，車輛出入次數有限，可是若轉營酒店，申請計劃書中就提到，酒店會每小時提供四次來回接送，一天就九十六次。需要頻繁地避車的行山徑，結果只會讓人不敢再走，而本來為讓人可以欣賞維港景色的盧吉道，也只有淪為接送十多個房間住客的車道。

文 陳嘉文
圖 劉焌陶、資料圖片
編輯 王芷倫 

鄺健銘 - 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

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

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

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

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

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

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

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

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

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

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

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

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

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

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

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

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

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

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

（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

安裕周記：最後一個強人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22日

【明報專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東西方兩大陣營各自歸邊，美國在歐洲成立至今仍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麾下是法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等；另一方是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簡稱華約，帳前是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等。在亞洲，類似的對抗亦見出現，中共建政全面倒向蘇聯，一切唯老大哥馬首是瞻，與日本南韓台灣等「自由世界」捉對廝殺。兩種意識形態，兩套戰略思維，圍堵與反圍堵，雙方都把能納入的國家盡量納入，各自擴充，各有坐大。在這兩個巨人之間的寡民小國亟力尋找生存空間，這些國家在夾縫中以本身的地緣險要為槓桿，一躍而成第三勢力，以威權主義管控國家，在同濟東西兩方，共享和平之際，更尋且出現經濟繁榮之象。這些國家主事者有一個不涉及國力大小的通行稱謂：強人。

「強人」一詞在六七十年代用得頗濫，南韓朴正熙菲律賓馬可斯都被稱為強人，實則是美國附庸，華府要他們站着死他們不敢坐着死。反之南斯拉夫的狄托（Tito）是如假包換真正強人，夾在南歐美蘇兩股勢力之間，南斯拉夫既不是蘇聯般全面共產但也不是美國般悉數民主，但就是冷戰年間東歐人民眼中的樂土，西歐各國認定的準共產主義。另一個強人是李光耀，如今全球聚焦這個馬六甲海峽大門的海島城巿之時，翻開歷史，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雖只是幾百平方公里，卻以有異亞洲眾國的治政之道，令新加坡卓然成為中共以及不少新興國家抄襲對象。然而李光耀就是李光耀，一手專制管治打壓異見，一手年年與香港爭逐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桂冠，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在「自由」與「專制」之間如何輕重拿揑，確是一門學問。

新加坡位守天險，早於戰前已是大英帝國遠東要塞，它位於馬六甲海峽南端，船艦從印度洋而來轉折北上中國日本台灣南韓，必須經過它面前。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第二天的十二月八日出兵轟炸駐在新加坡的英軍戰機。日本戰略盤算是這樣的：拿下如今稱為馬來西亞的馬來亞，之後南取新加坡，以此對當時稱作荷屬東印度的印尼發動進攻。日本侵略大計目標是四個英文字母ABCD，A是America（美國），B是Britain（英國），C是China（中國），D是Dutch（荷蘭）。進攻資源充沛的東印度是打擊荷蘭，新加坡是英國橋頭堡，倫敦當然看穿日本圖謀，派出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為主的艦隊東來保駕護航，結果慘於十二月十日被越南起飛的八十六架日本轟炸機擊沉，元氣大傷。

星緊扼馬六甲天險

時至今日，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隨着美國「重返亞洲」更形吃重。馬六甲海峽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尼共管，其他國家貨船軍艦通過皆需三國首肯。冷戰結束，美軍撤出菲律賓克拉克及蘇比克灣兩大基地，昔日在越南金蘭灣的基地亦在一九七五年後喪失，唯一落腳點便是以補給港形態存在的新加坡，獅城舉足輕重由此可見。近年中美犄角對抗之勢明顯，中共策略因而調整，在馬六甲海峽之外開闢另一條南下印度洋生命線，即如二次大戰建設滇緬公路；由雲南經緬甸出海，以免一旦馬六甲海峽封鎖，遠道中東而來的石油補給線遭到搯斷。因此，守着馬六甲海峽咽喉，日本中國南韓就等於給人揑着喉嚨，新加坡的戰略叫價大增。

今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對年輕人來說，七十年前的歷史等於上古史，可是今天的世界格局不脫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後的遺產（legacy）——美俄對抗，俄中結盟，日中對抗，改了的只是國家名稱，大模樣未見根本變化，新加坡地緣政治角色無改，美國要爭取新加坡，中共也要爭取新加坡，五十年代至今一概如此。美國當年以圍堵對付包括中共在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熱火朝天、中南半島的越戰打得方酣，新加坡、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簽署《曼谷宣言》組成東南亞國家聯盟。五國當時與美國關係密切，儘管五國間有齟齬，例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關係人所共知，回教大國印尼對新加坡亦有看法，然而東盟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共，這一點各國不存異議，美國在東盟帷幔後的身影呼之欲出。

東南亞的美國身影

新加坡受到美國重視在於其地緣價值，亦由於此，新加坡軍力在東南亞遙遙領先，東亞只有三國裝備美軍頂級F15戰機，一是朝鮮半島的南韓，一是美國忠實盟友日本，另一是新加坡。美國的軍火外交用得出神入化，以色列縱然如何桀驁不羈，但主要軍備皆來自美國，難以搞出花樣；東盟原創五國也是美國軍火買家，無法不落入美國的西太平洋大計，美國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唯有美國，始能免於共產主義」。然而一如銀幣的兩面，唯有因着反共的共同本質，更由於美國東亞大棋盤戰略，區內遂出現意識形態極端反共的專制以至獨裁政制。易言之，強人之所以出現，不能不說是因為背後是另一個更大的強人。

當然，李光耀的強人比起馬可斯的強人，其持續性來得久遠，獨立程度比菲律賓的大得多。除了是新加坡地緣位置比菲律賓更重要帶來的操作空間，獅城的管治藝術遠勝菲律賓。李光耀鐵腕治政壓制異見，加以英式精英管理，建構成獨特的新加坡模式，以國家存亡的危機感壓制社會異見思潮，同一時間賦於相對自由空間，形成低度民主、中度自由、高度經濟發展的三層結構。過世已七年的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是新權威主義濫觴，指出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出現脫序失控，若無法通過政治及制度現代化配合，結果可能是爆發暴力。亨廷頓這套理念廣受注目，八十年代他成為南非國師，稱通過國家機器的壓制，有助令現代化過程有效。亨廷頓的學說被美國自由派學者批得體無完膚，卻被目為七八十年代中小國家走向專制的練習本。某程度在新加坡南韓台灣身上，可以看到類似表徵。

新權威主義練習本

相對腐敗不堪的馬可斯政權或是偏安江左的台灣蔣家小朝廷，新加坡走的是另一條比馬可斯更多法治、比蔣經國更精英的治政之路。有一種說法稱，這是李光耀的劍橋大學法學院教育成果，也有說是儒家文化之故，不過人們更相信這是長期危機感萌生下保存政體的平衡術——經濟起飛但必須服膺於國家安全——企圖以此說明民主自由與經濟富強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對於危機感，李光耀從未隱瞞，新加坡獨立後與馬來西亞關係平平，雖未爆發衝突，但連食水資源都匱乏的新加坡民生受制於馬來西亞是不爭之事，李光耀曾在一次講話談到，If, for instance, you put in a Malay officer who's very religious and who has family ties in Malaysia in charge of a machine gun unit, that's a very tricky business.（如果，舉例說，你把一個非常信奉宗教、他的家人與馬來西亞有關連的馬來人軍官放到機槍班當主管，那是一樁非常複雜的事），勾勒出來是危機就在身邊，卻道是如此危機帶來蓬勃的經濟發展。

這正是李光耀的強人政治特質，他不會規避無法避免的困局，以正面態度面對並試圖以他的方法解決，對國內異見施以壓制時不抗拒經濟上的自由，安內與經濟發展並行，六四鎮壓之後的中共亦大概如此走向，不同的是新加坡早走了二十多年。然而內政的管制不等於外交上的無為，李光耀的外交務實圓潤，自由游移於中共與台灣之間，更獲得中台同視為老朋友。一九七六年李光耀首次訪華會見毛澤東，其時新加坡與台灣仍有官式外交關係，新加坡陸軍更在台灣訓練至今。當東盟五個始創成員國中的四個先後與北京建交，新加坡是最後一國這樣做，這無損中共對這個城巿國家的信任，建交之後三年的一九九三年，中共與台灣內戰結束後的首次會談汪辜會面便是在新加坡舉行，被認為海峽兩岸至今談得最好的對話。在大國之間取態中道，正是蕞爾小島得以生存的另一主因，「兩大之間難為小」沒有發生在新加坡身上。

務實圓潤的外交手腕

李光耀與新加坡是二而一的關係，亦唯獨在他治下催生新加坡模式的專制資本主義，這與南斯拉夫的狄托主義大同小異。毋庸置疑，這是冷戰孕育的政體形態，美蘇對抗導致某些國家或地區以意識形態為先奉行專制政治，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儘管不少國家亟欲效法新加坡的管治，企圖權力與經濟兼得，往往以爛尾收場，變成走到極端的專政獨裁或半死不活的弱勢經濟。這不在於體制的分別，而在於領導人的魅力、視野與能力，李光耀與狄托都入於同具三者的此類。有說，晚年的李光耀最想接任他總理之位的是現今總統陳慶炎，李光耀鍾愛陳甚至說陳是「新加坡最聰明的人」，另一個說法是李光耀獨喜陳的內歛低調，可是陳就是無緣總理府，這或許是李光耀的一個遺憾。

新權威主義式的強人政治是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產物，也是一些國家在兩大意識形態之下的第三條路。然而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狄托蔣經國墓木早拱，強人無法複製也無法繼承；相對於此，唯有更大的民主自由，更廣袤的民間社會，更多參與的政治及社會制度，始能推動國家向前。不過，當人們回首近代發展之路，強人式政治家確曾扮演主要角色，出身草民、政治魅力、行事強悍皆皆在身，那是歷史書卷不可或缺的草莽章節。

文 安裕
編輯 馮少榮

李怡 - 沒有人可以無視發生過的事實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1日

中國社科院發表《二○一五法治藍皮書》，首次提到若中央認為人大決定「不適當」，亦可撤銷或改變，並非一貫所說「不可撼動」。港府發聲明重申人大決定「是不會撤回，亦不會修改」。究竟《藍皮書》是否意味過去大半年中共信誓旦旦的「不可撼動」說有些鬆動呢？

報告稱，在理論上，全國人大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人大常委「不適當的決定」，但前提是，有關決定必須是「不適當的」。當中央認為是適當的決定時，在中國的憲政架構下，「全國人大是不可能改變和撤銷這決定的」。

這裏有幾個要點，一是改變過去說人大常委的決定有最高權威性因而「不可撼動」，終於承認是可以改變的；二是只承認「理論上」可以，實際上卻要中央認為人大常委決定是「不適當的」才可以，而中央似乎還未認為「不適當」；三是「在中國的憲政架構下」，人大應該是最高權力機構，但不是，《藍皮書》表示最權威是「中央」，中央不是指國家權力的中央，而是沒有明說卻不言而喻的「黨中央」。也就是說，什麼人大決定是最高權威，「不可撼動」，都是騙人鬼話，真正權力是黨中央。在一黨專政之下，沒有真正法治，沒有真正學術，沒有獨立傳媒，不管是大陸法律學者，是政協主席、總理或哪一級高官，也不管是多高級的機構，都只會重複黨中央定下的調調。泛民去上海見李飛，或李飛來香港見泛民，都沒有意義。

什麼才會讓中央覺得某個決定「不適當」呢？就是現實政治情況的變化。只要政治上行不通，憲法可以改，黨綱可以改，過去在憲法黨綱寫進誰當接班人，政治情勢有變，說改就改。沒有高於專政權力的憲法、法律，也沒有高於一黨的國家立法機關。中共國明言：「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所以，跟隨中共講法治，講人大權威性，多餘啦。香港人爭取民主的對手只有一個，就是絕對權力的中共中央。中央說人大決定「適當」就適當，說「不適當」就不適當；中央領導人換了，適當也隨時可以變不適當。

從前年三月喬曉陽在深圳和建制派談話提出「三個堅定不移」之後，兩年來中共沒有任何改變，也沒有任何鬆動。而且越來越強硬，先來一個國務院白皮書，再來一個人大決定，都是重複和加強喬曉陽的原說辭。原因何在？就因為在中共毫無鬆動迹象的情勢下，香港不斷有民主人士提出各種自動降價的方案。這樣中共又何須鬆動？它看準了只要不斷強硬下去，香港人遲早就範。只重實力而不講道理的專政政權，是不可能在得勢時讓步的。

現在似乎有點鬆動了，原因是二十七名民主派議員聯署會否決政府方案。因此而使高官和建制派紛紛表示對通過政改不樂觀，也有自認掌握北京意向的人說中央「打定輸數」。在不斷有消息說某某民主派會轉軚、部份民主派又期待與中央大員會談的情況下，這聯署展示了實力。如果政改方案果真被否決，那就是下一級的香港立法會否決了被認為最高級的人大決定，「不可撼動」就不僅撼動而且推倒了，中共沒有面子事小，在全國幹部人民面前失去黨和人大的權威性則茲事體大。因此中央（社科院也代表中央）開始放出鬆動口風了。

有啥具體口風呢？集中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上，一方面說提名委員會組成可以考慮「用個人票取代公司票」，又說「若提名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能完全民主化的話，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民主性也就實現了」。寫《藍皮書》的人顯然忘記（或故意不提）八三一決定第一條就規定「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這個暗中改變八三一決定的提議，是不準備實行的。提出來是打算搞一次「如果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民主化，你是否贊成袋住先」的民調，用民調的壓力促使《藍皮書》的「希望泛民中有部份人士」轉軚。不過目前並沒有任何迹象顯示民主派議員會依從民調結果投票。

民主派終於有討價還價的實力，是源自於佔領運動。佔領運動使原來有點動搖的民主派只能「企硬」，因為佔領運動的目標是撤回八三一決定。若有民主派轉軚就意味背叛了這運動，實際上也就是背叛了爭取民主的市民。

雨傘運動結束，當「香港年輕人深切地體會到高牆是多麽難以動搖」的時候，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向一個香港讀者回信：「很多事情未能盡如人意，讓我感到可惜。但我認為你們為民主而走的路，最終絕不會白費。現在乍看像是『甚麼都沒發生過』，但在看不到的地方，確實起了絲毫變化。你們走過的路，已化作事實留下來，沒有人可以無視這些事實。世界亦會根據這些事實而改變……」。

世界還沒有改變，但沒有人可以無視發生過的事實，卻可以肯定。（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黎廣德 - 三跑勢比高鐵更不堪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0日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拍板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令很多關注團體同專業人士譁然。可能一般市民覺得這個項目要投資1,400多億元，雖然貴到無譜，但既然討論了多年，機管局又一直說兩條跑道不夠用，所以無奈接受。

但大家留意，機管局是政府百分百全資擁有的公營機構，所有資產與債務都屬於香港人。無論它採用何種形式的融資方案，1,400多億元最終都是由你、我和所有香港人承擔，所以在你決定是否接受之前，請考慮四項基本事實：

第一、政府至今沒有就三跑項目公佈過一份完整的經濟效益評估報告，即是說市民無從得知這是賺錢抑或蝕本項目。機管局四年前曾經發表一份初步報告，它聘用的顧問指明所謂項目會帶來5,400億元經濟效益的結論並不可靠，在最壞情況下經濟回報淨值會下調六成，有必要在做決定前再做全面評估報告，但這份報告至今不知所終。事實上，去年有專業團體聯同英國智庫做過一份嚴謹的「社會投資回報」研究，發現興建三跑的社會代價可能高達6,700億元，大大高於經濟收益。

第二、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以為可以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個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廣州機場與內地空管部門有緊密協調，尚且落得如此下場，香港要內地讓出空域給三跑升降，真是談何容易？

第三、民航署一直說空域問題可以透過同內地民航局及澳門民航局組成的三方平台解決，但澳門民航局剛剛回覆獨立媒體記者查詢，證實三方平台接近三年未有開會，更遑論達成共識。究竟政府是否刻意愚弄市民？一如當年運房局局長鄭汝樺向立法會申請高鐵撥款時聲稱一地兩檢定可解決，結果至今一拖再拖，隨時令高鐵變低鐵，得物無所用。

第四、三跑投資比高鐵多一倍，理應先就融資方案正式諮詢公眾。當年政府明知社會對高鐵有爭議，尚且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今天政府繞過立法會批准，不就融資方案發出諮詢文件，已經拍板容許機管局截留股息、借貸及向旅客額外徵費。若果這種做法可以過關，香港人辛苦累積的公帑就會變成梁振英班子的小金庫，只要找個堂而皇之的藉口就可以隨便花光。

正當香港民情指數處於20年來最低位之際，政府用「起住先」心態硬推有史以來最昂貴、效益最可疑的項目，無疑是為自己埋下重磅計時炸彈。

黎廣德
長春社理事  

陳雲 - 拜文昌，尊師道

轉角   am730   2015年03月16日

夏曆二月三日是文昌帝君寶誕(今年西曆三月二十二日)。傳說文昌帝君名張亞子，遷居於四川梓潼縣，當地人敬其品德，建廟祭祀，成為梓潼神。元代加封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後稱「文昌帝君」，掌管文運、功名、仕途、祿籍。

孔子是聖人，但不是神道。昔日的書院、私塾懸掛孔聖人行教圖，設神位崇祀文昌帝君，世家大族建文昌塔，以保佑族人考取功名。屏山鄧氏興建的文昌塔聚星樓，矗立位置昔日是屏山河口，臨水而建，以塔為筆，以水為墨，承接青山的地理，可興功名，中科舉。屏山鄧氏在明、清兩代功名顯達。可惜風水也有期限，後來政府開闢天水圍新市鎮，堵截屏山河，填封池塘，河水乾涸，變成現在有筆無墨的敗局。

近年香港復興學童拜文昌的習俗。在文昌誕或開學前，父母帶孩子去供奉文昌帝君的廟宇，供品、毛筆、書本放在壇前，上香向神靈祈願。供品有蔥、芹菜、竹筍，寓意聰明、勤學和順利，黃色生果寓意金榜題名，糕和粽諧音高中。用紅紙包裹祭祀蔬菜一圈，寓意吉利和尊敬。拜祭後蔬菜拿回家煮食，討個意頭。至於不可和雞蛋或圓形的食物同吃，以免考得零分，是後來添加的禁忌。

有廟宇在文昌誕日舉行開筆古禮。以四枝新毛筆參拜文昌帝君，然後由學生用毛筆寫上學業進步、進德修業之類的祝願。善信也可以用毛筆在香爐上順時針方向繞三圈，溫火開光。在家中開筆的，可向流年文昌星飛臨的方位，擺放祭品、毛筆，點燃香火，向神靈祈願。

道教勸善典籍《文昌帝君陰騭文》記文昌帝君訓誡士子「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騭粵音「質」，默默布施，不予人知，叫做陰騭，也作陰德。拜文昌，祈求孩子通文墨，長見識，當然是好。但仍不及接通神明，心存善念，點滴善緣，積成大德，上感蒼天，下修自身。此所謂天人之教。接通天地之仁心，才可以承受父母師長之教，這是神道設教的道理。

祭祀文昌是借神道來尊文教、尊師道。父母送孩子入學之前，稟告文昌帝君，之後帶孩子往私塾拜師，將孩子交到老師手上，然後離校，一切拜託。不像現在家長，要提心吊膽，提防學校教了甚麼毒害兒童的內容，也要時刻檢查老師是否虧待孩子；有些嫌棄老師給的功課不夠繁重，有些慨嘆孩子功課連家長都不會做。沒有拜師禮的年代，天下無信，就是這樣。

周一刊登
陳雲
文化評論人，德國哥廷根大學民俗學博士，《中文解毒》系列作者。

馬嶽 - 普選特首與區隔空間

2015年3月16日

【明報專訊】政改兩個月諮詢期結束，建制陣營在 8‧31的緊箍咒下，拋不出什麼有吸引力的改良方案，於是出現所謂「權威人士」吹風，說如果政改否決原地踏步，梁振英便很可能連任，然後硬推23條，泛民否決政改變成了幫梁振英一把云云。

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說法。如果這真是中央的態度，那代表中央把梁振英連任和23條立法視為最最最恐怖的手段，恐怖程度足以驚嚇到民主派議員和很多民主支持者放棄原則支持「袋住先」，而在中央官員口中是憲制責任、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怕的23條立法，也突然變成恐怖手段了。有趣的是：這個說法承認了現在的1200人選舉是由中央操控，香港民意對結果沒有影響力。它也承認了如果「先篩選，後投票」，縱使只是3個建制派揀1個，那麼中央很支持的梁振英便會在有限度的民意表達過程中落敗了。換句話說，這是在告訴所有人，中央現時是在支持一個他們明知沒有香港民意支持的人當特首。這種奇怪邏輯，難怪只能用「權威人士」來發表了，開名的話我想連權威都沒有了。

誰還會信中央重視香港民意？

經過首輪政改諮詢、8‧31決議、雨傘運動期間中央的回應，誰還會相信中央真心重視香港民意，決定誰當2017年特首時，香港民意會是主要考慮呢？

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香港的特首沒有民意基礎，只能倚賴中央維繫其權力，在中港關係的很多問題上，根本不能有效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和利益。就像限制自由行的問題，梁振英這邊廂說要檢討自由行，一上北京，變成了要「照顧內地遊客感受」了。以現在梁振英在香港之「威信」，和對中央的倚賴，沒有人會相信他會在中港利益衝突時站在香港人的一方。當中央可以透過提名委員會控制提名，未來的「先篩選、後投票」產生的特首，權力倚賴同樣會令選出的特首把港人利益置於次要地位，重複的放棄港人利益。就算是所謂「一人一票」產生，當未來特首只會站在中央一方，管治權威亦會很快破損，危機重複出現。

一國兩制與中港區隔

自1980年代以來，為了令香港人安心，一國兩制的最重要精神是在中國和香港之間建立區隔，包括政治、經濟和民生上的區隔。由《聯合聲明》到《基本法》的條文，一國兩制最基本要義是把兩個經濟制度區隔：內地的社會主義邏輯不會侵犯香港的資本主義運作。1980年代很多香港人恐懼兩地經濟差距太大，會有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於是要有基本法22條預先審批內地人來港；害怕會要求香港補貼內地，於是香港的財政系統和稅制要獨立；害怕回歸後會喪失人權自由法治，於是要用基本法第3章明文寫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以及保持原有司法制度不變。一切一切，都是希望令香港人覺得中港之間有足夠的區隔，令他們覺得九七後生活方式可以維持不變。

回歸10多年，由於中國迅速「走資」，兩地經濟體制的區隔已愈變得不現實。社會生活層面，回歸前很多生活上的區隔，其實都是主權分隔的人為結果，隨着中港很多生活水平拉近，交通方便，而國際都會的競爭模式又向擴大區域發展，像呂大樂所言，區域融合的趨勢已難以逆轉。中國和香港在人口、資金和其他「重量」上都太懸殊，讓其自然融合會對香港造成很大衝擊。要照顧香港人的情緒和保護原有生活方式，需要更大力的以政策作主動區隔。這種政策區隔很難要求中央政府去做，因為按理他們不一定從香港人角度考慮問題，這需要特區政府更強力的代表香港人的處境、利益和意見，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問題是：特區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在哪裏？

港英時代的港督自主性

不少人憧憬港英年代香港有相當的自主，只反映他們不熟悉殖民歷史。且不說1958年之前，香港的財政預算是倫敦批准的，或者說民主政制發展等大問題上沒有尊重港人民意，香港當年起地鐵和起新機場，何嘗有諮詢香港人？當年玫瑰園計劃原預算2000億，也是在《施政報告》宣布便上馬了。以今天標準，這些都完全不可接受。但針對港英歷史的研究，的確反映不少事件上，港督會以地方官員角色抵抗倫敦的命令（例如倫敦希望香港進行較大規模的社會改革，港督會陽奉陰違「打斧頭」）。問題是：港督當年抵抗倫敦的政治基礎何在？

白加殊（Robert Bickers）等就英國殖民主義的研究反映，港督能有較大自主性，主因之一是英國殖民地和外交部的官員不大掌握香港的具體情况，因而需要倚賴「在地」的殖民地官員的知識和合作。余嘉勳（Gavin Ure）就1918至1958年的港督和倫敦的交涉的研究反映：歷任的港督主要策略是和香港的非官守議員結盟，因而可對倫敦聲言得到香港政治經濟精英以至民意的支持，作為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沒有民意支持 無法建立區隔

這些狀况都不會在回歸後的香港出現。中央官員對香港太近太熟悉（起碼他們覺得自己是），不會覺得一定要靠香港人「港人治港」。香港的政治經濟精英是因為支持中央政府才服從特首，特首沒有能力擺平香港的政治矛盾，反而要靠中央替他擺平。當特首沒有香港民意支持，在面對中港利益衝突時，其實是沒有討價還價的政治基礎的。他不能扮演中央和港人之間的中間人，因而沒有能力調和內地和香港的各種矛盾。選舉委員會選出和「先篩選、後投票」，梁振英或不是梁振英，其實是沒有很大分別的，關鍵在於特首對中央的權力倚賴，以及他不能真正代表香港民意。

但中央可能正是看中這要點：他們不希望香港特首可以不靠中央，挾香港民意建立權威來跟他們討價還價，他們希望香港特首永遠倚賴中央才能建立其權威。如果這個態度不改變，根本難以紓解中港間的矛盾，也將跟一國兩制原有的精神愈走愈遠。

◆延伸閱讀

Gavin Ure, Governors, Politics and the Colonial Office: Public Policy in Hong Kong, 1918-58（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陳電鋸 - 一場公共衛生災難之起始

星期日生活   2015年3月15日

【明報專訊】在我十年兒科醫學研究生涯裏，曾兩次研究麻疹、德國麻疹和腮腺炎三合一混合疫苗(MMR)的問題。第一次是研究MMR內的添加劑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而結果是毫無關係；第二次是在攻讀流行病學碩士時探討各種公共衛生災難，而「MMR引致自閉症」是最有名的公共衛生災難。公共衛生災難常見的原因，就是錯誤將觀測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結果當成是因果關係的證據。「MMR引致自閉症」最初也是由此錯誤所引起，但隨後的更多的社會問題，令一群研究人員的錯誤變成社會災難。而這個災難最不幸之處，是無論科學界如何搶救，社會都不會自療，總有人會每隔一些時間好似在互聯網發現寶藏那樣出來指點江山，去延續這場公共衛生災難。借用網上的說法，阿寶永遠不能休息，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

為何宣稱「MMR引致自閉症」再呼籲市民不要接種疫苗是公共衛生災難，我想大家可以參考《明報》去年三月三日中大兒科泰斗霍泰輝教授的文章〈麻疹疫苗的歷史教訓〉，我也無謂重複。我今次只想從社會角度探討這件事。

社會角度探討疫苗災難

這個災難的起點，是英國醫學期刊《刺針》於1998年刊登了由Andrew Wakefield等人撰寫的研究。該研究與MMR有關的發現可以用以下一句總結：12名突然語言能力降低及有肚瀉病徵的三至十歲兒童其中9人曾接種MMR疫苗，完。如果這樣的結果用以證明MMR疫苗引致自閉症，那等同於12個在香港死亡的人有9人曾經每晚觀看過無綫電視台的節目，以此證明觀看無綫電視台可令人致死一樣可笑。中一綜合科學都有教什麼是對照實驗吧。（此研究後來更發現造假，詳情請看上述霍教授的文章。）

《刺針》期刊的編輯理察荷頓(Richard Horton)在2004年出版回憶錄MMR Science and Fiction: Exploring the vaccine crisis，重點探討Wakefield的研究刊登後何以演變成災難，他自己都說寫此書的原因是要「驅魔」。荷頓明確指出這個研究本身並不可以用來證明任何因果關係，《刺針》最初刊登此文章只想指出有些患上腸胃問題的兒童同時會出現語言能力降低，可能是一種新型疾病。可是在研究刊登之後的連串事件，卻令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Wakefield在研究刊登之後，召開了記者招待會，本來只是發布研究結果，但他向記者宣稱MMR不安全，應將三種疫苗分開接種，傳媒當然即時報道如儀。但當時的傳媒沒有察覺這樣報道是有問題的。第一，Wakefield的說法暗示MMR引致自閉症，而他的研究根本不能證明此關係；第二，Wakefield的研究沒有比較接種MMR和分開接種疫苗的兒童患上自閉症的比率，故此他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數據支持的。但由於此話出自一個醫學研究人員之口，傳媒信服此權威，亦沒有自行解讀醫學研究結果的能力，就錯誤地變成放大謬誤的幫兇。

謬誤散播 傳媒成幫兇

報道一出，自閉症被解讀成MMR的不良反應(adverse event)，這個印象亦因為傳媒和互聯網日講夜講，深深烙印在公眾的認知裏，像是魔鬼那樣驅之不散。全球反疫苗社群亦借此勢大力推銷他們的議題，吵鬧不絕。無論事後有幾個過十萬人參與的流行病學研究證明MMR與自閉症完全無關，「MMR引致自閉症」的信息沒有出現達爾文式競爭在公眾認知中被淘汰，反而是乘着社會質疑科學的思潮之便，劣幣驅逐良幣。英美兩國MMR接種比率下降，本來在兩國消滅了的兒童麻疹疫情捲土重來。

荷頓在書中指出五件與此次災難有關的事，分別是科學研究商業化減低公眾認受性、自閉症患者家屬缺乏支援、全球錯過了令麻疹絕迹的機會以及傳媒在報道醫學新聞時的蒼白和虛弱。而我最想討論是最後一點。

新聞人員守龍門之重要性

多年前我曾在同一天讀到兩則新聞，一則是匯控股價劇降；另一則是某香港藥廠生產線受污染。在報道匯控新聞，內文的什麼「 U 盤」、「嘜價」術語非常純熟，對於事件起因亦有非常詳細的幾套解譯，試引一句：「近期匯控在倫敦的股價持續低於在香港的股價，導致國際投資者進行套戥，即是在香港沽匯控然後在倫敦買，導致匯控在香港沽壓大增」，我完全不知道在談什麼，行外人聽上去非常專業。但在報道醫學新聞時，這種嫻熟完全不見，變成了「衛生署昨日證實，XX藥業的痛風藥別嘌醇毛霉菌超標，並證實是藥物半製成品儲存於室溫五至十四日，時間過長引致細菌滋生」。中三的生物學已會教霉菌是真菌(Fungi)，不是細菌(Bacteria)。另外很多報道流感的報道都將流感病毒(Virus)寫成細菌。這是非常低級的錯誤，如果用財經新聞作比喻，就像是將匯控歸類為樓盤那樣低級。我總是在醫學新聞見到此類錯誤，而編、採兩級都無法指出這些錯誤。其他科學的基本套路如劑量決定毒性、比較死亡數字無法判定疾病嚴重程度、如何證明因果關係等等，也不見得報道醫學新聞的記者一定有認識。

雖然個別不肖香港政治記者和編輯當自己是博客那樣「造新聞」，但記者和博客的分別，是記者有一套價值和守則。「新聞學的第一要務是查找真相、準確傳遞及可被信賴」(Ian Hargreaves語)。醫學新聞關係市民健康，可能是比政治更大是大非的問題，何以總是無法準確傳播信息呢？如果這歸咎於記者缺乏生物學和醫學訓練，何以極為複雜的財經新聞，報社卻可以訓練出健筆呢？

我這樣寫，好像在「向報信者開炮」(Shooting the messenger) ，新聞很多時只是轉述觀點。如果轉述的觀點有錯，從Wakefield事例可見，新聞人員的未必可以準確地做守龍門的角色，而後果仍然會很嚴重。當然，發表錯誤觀點的人比報信者要承受更大責任；開放版面而任由不專業人士就專業議題妄加評論，發表關係市民性命的誤導信息，而溝通渠道又無法健康地淘汰錯誤觀點，對社會來說極度危險。科學不像政治，對錯的界線不複雜：有沒有證據支持、有沒有錯誤引用證據、引用的證據是否合適全面、證據力是否夠強等等。科學不問信念，只衡量觀測證據。

道聽塗說不是新聞

其實判斷指控是否可信的標準，無論是科學與否，都是一樣，就是愈嚴重的指控，愈要確鑿的證據支持。例如我指控黃之鋒曾受美國海軍陸戰隊訓練，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故此我們不能只求心證（「我反正信了」），再將證明的責任推給讀者。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我甚至認為社會反智地不問證據就問對錯就是由此而起。正確的方法是提供確鑿證據證明指控正確，例如任何文件紀錄、海軍陸戰隊與黃之鋒的訓練影片之類，而且要證明證據可信。道聽塗說可不是新聞。

如果有人指出政府為兒童接種的疫苗的是邪惡一歲針，是一個與「黃之鋒曾受美國海軍陸戰隊訓練」同樣嚴重的指控，因為這證明香港衛生署甚至世衛都錯了。但提出這樣觀點的人，有沒有提供全面、確鑿的證據支持這個指控呢？還是只引用部分資料，再要求大家「我反正信了」？道聽塗說不是新聞，道聽塗說更加不是科學！

荷頓指出，社會沒有渠道提醒我們因為醫療進步而奉旨（廣東話謂「老馮」）獲得的好處，卻不停有渠道提醒輕微甚至不成立的醫療副作用。先進國家如香港現在可以當父母的新一代，都有接受政府的全民免疫計劃，我們好像「老馮」那樣，認為麻疹很罕見，而且不嚴重，不會死人。不過數字不會騙人，根據世衛數字，單是2013年全球就有十四萬五千人死於麻疹，而這些死亡是可以預防的。每年另有十萬個孕婦因為沒有接受德國麻疹疫苗而流產或誕下畸胎。這些不幸只不過是因為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沒有免費的全民免疫計劃。我們認為「老馮」的東西，在其他國家卻不是必然。

文 陳電鋸

編輯 丁曉彤

李怡 - 想做奴隸、做穩奴隸與不甘做奴隸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14日

遠在草擬《基本法》期間，筆者已提出：港人治港若無民主倒不如京人治港。有關論述十七年來不斷被印證。最近北京兩會期間，港區人大政協的表現，與大陸官員相比，又一次體現這預言。

港區人大政協們的談話，除了不斷重複和加強語氣力撐八三一框架的普選，更以最強硬的口吻狠罵佔領運動，指為顏色革命，指斥有外國勢力插手，背景是港獨，破壞香港秩序，影響經濟民生。這些話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也與任何到過佔領區者的觀察全然不同。這些沒有香港民意基礎的人大政協，在北京卻以香港人身份，要求為二十三條立法，更提出因佔領運動有外國勢力插手，香港面臨國家安全威脅，中央要把國家安全法引入香港，國家的反恐部署應把香港置於關顧範圍。由於提出把國安法在香港實施連建制派都反對，人大代表吳秋北撒嬌說他個人的榮辱微不足道，而堅持一貫想法。非常可笑的拜倒絕對權力的「個人榮辱」﹗

講到香港最近的反水貨行動，港區人大政協認為這些針對大陸旅客的行動與佔領行動有關，涉及領土的問題，提醒中央要警惕及不要掉以輕心；更有港區人大把反水貨客示威，形容會發展為「伊斯蘭國」這樣的極端組織。

相對於港區人大政協這種對香港和平示威的誇張言論，中共官員反而較為理性。談到自由行和水貨客，商務部長高虎城說留意到個人遊對香港引起的新問題，指出任何城市的設計，對遊客都有一個限度，大陸有關部門會調整政策。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一力說，留意到旅遊出現樽頸問題，在自由行簽注等具體政策上應採取針對性措施。一些地方官員也表示理解香港人的反應，山東省長郭樹清日前承認他沒有考慮過香港承受能力這個後果。

總括來看，大陸官員雖然沒有真正明白香港人已「無路可走」的困擾，但至少還不至於把反水貨行動上綱到港獨、「伊斯蘭國」那樣荒謬的程度，沒有說反水貨是侵犯中國領土、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而作出那些兇惡判斷，並引導中共要以強硬手段對付香港人的，反而是在香港居住生活的港區人大政協。

為什麼會這樣？筆者不免想起魯迅九十年前寫的話：「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對於「甚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凡是在大陸有過投資合作或有生活經驗的人，都會深刻體會到，大陸社會上人分成十等，對上級或有權者，其畢恭畢敬俯首帖耳的程度和態度，稱之為奴隸毫不過分。大陸官員儘管都必須服從中共黨的方針政策和任何指示，但他們總算是「暫時做穩了奴隸」了，奴隸雖沒有「『人』的價格」，但在分等級的奴隸中也會沾點「人」味，在中央政策範圍內，明白說出太離譜的話不合身份。

至於香港這些所謂人大政協們，大部份還是處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他們固然很明白中共國的體制就是自上而下的絕對權力體制，實際上就是奴隸體制，因此很希望能被奴隸主恩寵而晉身為奴隸，為了迎合主上，於是主上想不到、說不出或基於非港人身份而不好說的一切不顧實際的狠話都說出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人沒有最醜陋只有更醜陋，確實比「暫時做穩了奴隸」的人更不堪。

即使不是人大政協，香港受奴隸思想影響或為了迎合中共國奴隸體制的，還是大有人在。反水貨行動真是那麼暴力嗎？你們有沒有看過那段女孩被惹哭了的影片？是示威者把她惹哭的，還是她媽媽的高八度的吼叫把她弄哭的？看清楚才作是否要劃清界限的反應吧。做慣了人，要防止沾染奴性啊。

香港終究生活在具有「『人』的價格」的時代比較久了，我們都不想做奴隸，而八三一框架就是想把所有香港人，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政改三人組和建制派的引誘下，進入「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使具有「『人』的價格」的香港蛻變成俯伏在地沒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中國香港」。篩選出來的特首候選人就是現在人大政協這些嘴臉。否決八三一框架下的政改，儘管不是一條活路，但至少留在堅守「人」的價格的原路。一鬆手香港就進入奴隸時代。（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Vic - 單向度的人

2015年3月14日

《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的意識型態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是社會學名著，1964年出版，作者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獲譽為「美國新左派之父」（但馬庫色本人非常不喜歡這名號）。

台灣麥田出版社新推出此書中文版，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以之前兩個中譯版為基礎，「逐字逐句對照原文校訂，前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審定。萬教授在該書審定後記中表示：

我不敢說我審定後的譯本完全沒有錯誤，但可以保證是迄今最可靠，文字也最流暢（西化語句比例最低）的譯本。原文涉及法文、德文、古希臘文的部分，我全部沒有放過，皆一字一句修訂，連註釋的文字我也全校訂了，讀者可以放心閱讀。

這本書是我對中文社會科學界的重要貢獻（且容我不謙虛一次），我希望有更多學界同仁可以加入這個行列，一起為學術翻譯略盡綿力。

做過校譯的人都知道，「逐字逐句對照原文校訂」，往往比自己翻譯更累。《單向度的人》是嚴肅的學術著作，對一般人來說不是易讀的書。萬教授對學術翻譯有熱情，在中山大學和國家教育研究院開設「社會科學翻譯研究」課程，他為本書付出的心力，值得中文讀者珍惜。

以下介紹這本書，內容翻譯自維基百科有關該書的英文詞條。

以「大拒絕」對抗社會宰制

在《單向度的人》中，馬庫色廣泛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和蘇聯共產社會，闡述了這兩種社會中新形式的社會壓迫如何平行興起，以及西方革命潛力如何衰減。他認為發達工業社會製造出虛假的需求，而這些虛假需求藉由大眾媒體、廣告、產業管理和當代思維模式，將個體融入現存的生產和消費體制中。

結果這產生了「單向度」的思想和行為世界，身處其中的人批判思考和行動抗爭的潛質與能力均大大衰減。在這種環境下，馬庫色認為唯有「大拒絕」（great refusal）才足以對抗無孔不入的社會宰制。他花了很大篇幅為「否定思維」（negative thinking）辯護，認為這是對抗當代盛行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一股顛覆力量。

馬庫色也分析了工業勞工階級如何融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資本體制如何以新方式維持自身穩定，因此質疑了馬克思主義者有關革命無產階級和資本體制無法避免危機的基本假設。馬庫色倡導發揮少數群體、局外人和基進知識份子的非一體化力量，嘗試藉由提倡基進思想和抗爭，促進抗爭的思想和行為；這立場與正統馬克思主義顯然不同。馬庫色認為那些據稱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出現的官僚化趨勢，對自由的危害一如西方資本體制。

Georg H. Fromm和William Leiss等人在致《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信中，概括了《單向度的人》的四個主題：

一、「單向度的人」這概念認為人類的存在有當前向度以外的其他面向，但這些面向被消滅了。這概念認為人類以前視為私領域的事物──例如性（sexuality）──已成為整個人對人的社會支配（social domination）系統的一部分。它並指出，極權主義可以在並不使人覺得恐怖的情況下強加在人類身上〔這令我想到那些為「中國模式」歡呼喝采的人〕。

二、技術理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已建立起人類自由的物質基礎，但它繼續為壓迫的勢力服務，使得當代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均變得貧乏。〔這令我想到可憐的香港人。〕在當前環境下，技術進步支配人類有其邏輯；我們需要質的躍進（qualitative leap）而非量的積累（quantitative accumulation），才能將這股毀滅生趣的力量轉變為助人幸福生活的力量。

三、馬庫色的分析以「否定思維」或辯證思維為基礎。這種思維認為既有事物不是它們表面看來那樣，事物中固有的各種可能性遭否定。它要求「免受已知事實的壓迫和意識形態力量支配之自由」。

四、對於人類是否可以克服技術社會日趨嚴重的宰制和不自由，本書大致上持悲觀看法。它集中審視當前體制遏制和排斥一切替代模式的力量。

消費主義──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

馬庫色強烈批判消費主義，認為這是社會控制的一種形式。他指出，發達工業社會雖然宣稱是奉行民主體制，但實際上卻是威權的（authoritarian）：人們的自由觀（perceptions of freedom）受少數幾個人主宰，可以選擇的只是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購買哪些東西。在這種不自由的狀態下，消費者的行為是不理性的：他們超時勞動（如果只是滿足實際基本需求，他們根本不必那麼長時間工作），透過物質的東西尋求社會聯繫，忽視這種生活方式的有害心理影響，忽視它造成的浪費和對環境的傷害。

比這更不理性的是：工業社會不斷創造出新商品，舊商品因此必須廢棄；這促進經濟成長，鼓勵人們付出更多勞動，以便能夠購買更多東西。個體喪失其人性，成為產業機器中的一件工具，消費機器中的一個齒輪。此外，廣告維繫消費主義，向大眾宣揚花錢就能買到幸福，而這訊息實際上可能造成重大的心理傷害。

我們可以選擇反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反消費主義貶低所有非必要的消費和勞動，反對浪費。但因為廣告與商品化徹底互相滲透，所有東西都成了商品，我們實際需要的東西也不例外，反消費主義之實踐並不容易。

黃世澤 - 港人離心功在土共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12日

港中矛盾不單未有化解迹象，而且越演越烈。假日的反走私客行動已幾乎肯定會釀成警民衝突。如果走私客的擾民問題未有妥善解決，港中關係越走越遠是肯定的。

那些親北京政客既在當年為香港主權移交給共黨治下的中國背書，又與北京關係良好，甚至能在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參與全中國政策決策過程。他們應該運用與北京的良好關係，向北京主動請求限制自由行數目，或對走私漏稅的人作出懲處。很不幸，這批親共政客不單未有向北京作出任何控制形勢的請求，反之還大言不慚，最離譜當推陳永棋的言論，不顧雙非孕婦來香港產子對香港醫療、教育、福利等方面的壓力，要求讓更多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陳永棋這麼愛看新加坡，就讓我們也看看當年李光耀是怎處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

李光耀可謂眾所周知的「大馬來西亞膠」，一生都以推動不分種族的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為政治職志，他認為新加坡在沒有馬來西亞腹地支持下是無法生存，在華人對新加坡自治領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感到懷疑時，他執政下的政府，以及他領導的人民行動黨積極為此背書，甚至為此不惜搞到黨內分裂，與馬共決一勝負，最終他贏得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公投。

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後，由於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分歧，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在單一市場以及財政上繳上的分歧，甚至中國銀行在新加坡分行能否繼續合法存在的分歧，都搞到兩地很不愉快，甚至1964年7月21日新加坡爆發血腥種族衝突。但當時李光耀作為兩地統一的背書者，並無像香港那些土共般發表犧牲當地人利益的言論，他不斷前往吉隆坡與聯邦政府談判收窄裂痕，雖然他最後無功而回，甚至被迫接受由當時首相東姑拉曼提出的分家方案，但至少，他積極捍衞新加坡人的利益，而並非做了巫統的打手，協助吉隆坡的馬來種族主義政府，打壓新加坡人。他甚至不惜接受分家與吉隆坡賭一鋪，證明他的主張才是對馬來西亞最有利的。

香港的土共之所以被鄙視，並非純粹因為他們親中，而是在香港民生問題上，並無做好捍衞香港利益的職責，純粹為了一己私利，置港人的生活於不顧。因此，他們的傀儡本質很易被港人看穿。其實大批走私客在港購物，明目張膽逃避中國海關的進出口管制，這種走私漏稅行為，不論為中國還是香港利益就應予譴責，而中國人要在香港買奶粉，不敢在中國買奶粉，也反映打貪力度不夠強，不能給予中國人民信心，但這幫人一句人話都不敢講，誰會尊重出賣港人利益的傀儡？香港年輕人越來越不認同中國，論為港獨付出的功勞，筆者還不及這幫土共的百分之一，真港獨分子就在土共大本營內。

黃世澤
時事評論員 

李怡 - 「水治」的法治還是「刀制」的法制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5年3月11日

二十七名民主派議員聯署聲明，指人大常委的八三一決定違反《基本法》第25、26、39、45及68條，重申必定否決任何根據「八三一決定」框架制訂的「假普選」政改方案。中共和港共多名高官則一再強調，「八三一決定」不可動搖，普選必須在這個「法治框架」下才有合法性。另一方面，港大學生會前會長梁麗幗以個人名義申請司法覆核，以「八三一決定」與《基本法》不符，要求高等法院推翻政改第二階段諮詢。

大家都講法治，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法治？自從習近平刻意強調「依法治國」，梁振英政權也不斷仿效，政改諮詢反反覆覆講「依法」，又反覆說佔領運動是「違法佔領」，警察是「依法清場」。據學者統計，梁特去年的有限談話中，提到「依法」高達三十七次，今年頭兩個月也有九次。

也許我們可以談談關於中國的法治通識。

中共自建政以來，除了文革十年毛澤東自稱「無法無天」之外，中共長期講的寫的都是「法制」而不是「法治」，講最多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

一九七九年實行改革開放後，大陸曾有過是要「法制」還是要「法治」的爭論。由於國語讀音相同，因此學者把「法制」稱為「刀制」（「制」字為刀字旁），將「法治」稱為「水治」（「治」字為水字旁）。「刀制」的刀意味把法當「刀把子」，即合法使用暴力的工具；「水治」的水象徵人民，《荀子》以「君」（政權）比作「舟」，以人民比作「水」，指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與諫官魏徵多次講到荀子，並說：「怨恨不在於大小，可怕的只在人心背離。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所以應該高度謹慎。」

經過近二十年反覆爭論，到一九九七年中共中央才採納學者的建議，將「法制」改為「法治」。中共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確定「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一九九九年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寫入憲法。　

儘管在用語上把「法制」改了「法治」，但中共既然把「依法治國」理解為「黨領導的基本方略」，就等於在觀念和實行上仍然是「法制」，即政權凌駕於法律之上、以法律為統治工具的「rule by law」，與法治的「rule of law」是兩回事。大陸法學家李步雲解釋說：「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律制度是相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制度來說的，而法治從來都是相對於人治來說的，……法治與人治是兩種對立的治國理念和原則……。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實行法治。」

聯合國官方網頁有「聯合國與法治」一欄，列有對法治的解釋：「法治……，即法律應該統治整個國家，用以反對政府官員個人的專制獨裁。」「對聯合國而言，法治概念還要求採取措施來保證遵守以下原則：法律至高無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法律負責、公正適用法律、三權分立、參與性決策、法律上的可靠性、避免任意性以及程序和法律透明。」

法治的核心機構為三大部門：公正獨立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因此法治的基礎是三權分立。講要實行「三權合作」的不是法治而是法制，即政府用法律的形式進行管治，包括壓制人民的自由和天賦權利。

早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規矩。對法治社會來說，「規矩」就是被稱為香港小憲法的《基本法》，而不是違反《基本法》的國務院白皮書來一個規矩，人大常委決定又來一個規矩，然後再一個決定又推翻原有決定來一個新規矩，那不是法治而是人治，是統治者按政治需要不斷變更法律來統治人民的法制。《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制訂的，中國憲法的其他條款不適用於一國兩制的香港，不僅在制訂《基本法》時中共領導人已再三聲明，而且憲法與《基本法》存在相反的條款也明白顯示無法適用，比如服兵役、交國稅、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計劃生育等條款。

人大八三一決定，是以刀制的法制來破壞香港原有的水治的法治。法治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根本，一切自由、人權都建築在法治基礎上。在法治國家，只有在講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時才會提到法治，因為法治是不須提而人所共知的一切權利義務的基礎。而天天講法治的國家和政治人物，實行的一定不是法治而是刀制下的法制。（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

王岸然 - 港獨無所不包

作者網誌   2015年3月10日

筆者月來寫了幾篇文章談論港獨，目的有兩點：一是不要跌入中共的語言陷阱，中共喜歡把一切港人不喜歡的言行皆定義為「港獨」，最新就連反水貨客抗爭這類小事也說成是港獨，則港人不爭港獨也活不下去；二是爭民主也好、爭自治也好，只要中共不高興，就是港獨，正義朋友若這麼害怕港獨標籤，請快快退出江湖回家養老！

港獨問題，說穿了只是一個爭奪話語權（discourse right）的遊戲，港人拿槍革命的勇氣還未有，爭奪話語權只是語言遊戲，如也不戰而敗，實在無話可說，活該為中共奴役。

拿筆作槍的遊戲如何玩？非常簡單，就是不迴避問題，港獨應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中共最惡也不過是恐嚇要為23條立法，到時只要講爭取民主的說話也會被「屈」成港獨而遭檢控，正式談論港人有權獨立自主更不得了，一定坐牢。

年近八十的李怡老先生在港台電視節目中被問到這一危險之時，回答得十分簡單，令筆者十分感動，就是「坐牢就坐吧，爭民主是要付出代價的」。事情就是這樣簡單，有什麼大不了？見賢思齊，筆者一定追隨李怡先生為信念而無懼坐牢的生命態度，更希望知識分子中有更多人肯率先表態，立此存照。

「港獨」議題從來只是偽命題，有一半話題是一群在港的「港奸」基於自身想討好中共的私心而炒作出來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自己不說，只在閉門的小組會議中說，批評香港有激進勢力鼓吹港獨、城邦自決，是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云云。

這樣嚴重的指控為何不敢公開說而要在閉門私語中說？從來欠缺道理的人，由於心虛，總是言辭閃爍，反正充當傳話人的「港奸」多的是，就利用中間人放放氣球，無謂效法特首梁振英一樣，把話說絕說盡，惹來反擊時便無法落台；於是一眾「港奸」爭相傳話，又建議特府立法禁止本土論，又建議在港引入《國安法》，爭相獻媚惟恐不及。

最妙的是，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與張會面後，點名指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明顯是港獨行為。筆者總覺得堂堂政治局常委不會這樣低水平，范太的說話是英諺所說的「把話放進別人口裏」的做法。

星期日反水貨客接連入侵上水、屯門和尖沙咀，再一次吸引所有眼球，手法也許有爭議，目的只是發洩對社會的不滿，爭取的也只是取消「一簽多行」，限制自由行來港人數，這類訴求也算港獨，豈非搞笑？還有什麼不是港獨？港人要求多些福利，例如最高工時、退休保障、有房屋住，甚至要求死後有個骨灰龕，也成港獨了吧？退休不回國生活，死後要留在香港，還不是獨立訴求？

有些情況可以比港獨更令當權者害怕，就是筆者上星期所說的「民變」。「光復行動」已經一連五個星期天發生，當中有四次涉及輕度暴力行為，以遊行者被濫捕作為結束。最令當權者不安的是，筆者所形容的「獨狼」行動一次比一次進步、機動與兇猛。最新的一次，就連親泛民的媒體也作負面報道，明顯是希望為這類不受控制的行動降溫，泛民是害怕所謂港獨的指控而想劃清界線嗎？相信不是，只是害怕這類市民自發的「直接行動」發展太快，令泛民的控制網絡失去主導的空間。

「直接行動」的最重要原則，就是拒絕任何政治代理人的引導，一切以行動為先，以行動帶出議題，造成壓力，改變一項社會政策。正因如此，政府想把行動的責任推給泛民、泛民溫和派推給激進派，激進派只會戴上成功的光環，推卻法律的責任。「直接行動」的原則正是參與者自負責任，不明白這一點或是超出這一點就不算「直接行動」。

事實上，律師組織只為出事者提供最有限的支援，甚至以涉及暴力為理由而拒絕支援，早是人盡皆知，為何一眾「獨狼」還是前仆後繼？

政客的思維皆是打擊競爭對手、爭最大的光環，付最低的成本，承擔最有限的責任。一件成功的行動會有人爭相騎劫、參加，事後收割成果，但一出事總會主動劃清界線。泛民政團皆打出本土政綱，皆反對「一簽多行」（包括田北辰），但皆不行動；小市民自行起動，用自己的方式爭取改變，應當慚愧的是有負眾望的政客、革命家、社運者，這類人藉充當正義代理人，輕者有份安穩好工，重者收取百萬元計黑金，但對小市民水深火熱的社會議題，無知無覺，對過火的行為劃清界線，甚至主動提供涉事者的情報，以求自保及打擊對手，盡顯政客陰暗的一面。

回應市民的需要，政黨及社運團體有責任出頭組織一次合法的大規模遊行。從前是激進的團體如「人民力量」及「社民連」近來已進入信譽的破產期，不急民之所急，還算什麼激進派？「熱血公民」近來大熱，但其實行事小心翼翼，遊行都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及依足指示，抗爭程度比學生會也不如，又何勇武？

當下香港，最勇武的，是最普通的人，香港能有改變，要多謝普通港人的「直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