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
【明報專訊】政改方案終於獲得通過，各走極端的解讀才剛剛開始。一時之間，政壇和社會中出現了很多預言家，聲嘶力竭地慶賀或警告香港的民主前路。在相信任何一套的說法之前，筆者希望能提倡兩個基本的原則，以免這些極端的解讀撕裂社會。
任何批評都應有根有據
第一個基本原則，是任何的批評都應該有根有據。記得早前的反高鐵抗爭，其中一個值得鼓舞的特點就是認真。專業團體、環保組織和學者，連同社運友好和地區代表齊心翻查各項相關的政府紀錄、工程文件和環境與規劃報告，找出了許許多多值得質疑之處要求政府解釋。究竟政府假設高鐵可以搶走來往華東的四成客量是高估還是低估，固然可以有不同立場，但最少都是基於相同事實的分析。
來到反政改的抗爭行動，儘管同樣在立法會外高呼，來自台上的言辭卻變得很不一樣。對於民主黨和中央談判，有講者說：「有些人坐在談判桌上，面對眼前的美酒和點心，很容易會動搖。」這些繪聲繪影的說法固然成功挑起了台下群眾的情緒，然而除了「坐在談判桌上」這半句是事實之外，其餘全部出於想像，也無助市民理解方案的優劣。
民主黨的方案固然有不足之處，也值得討論；公眾認識此方案的時間是否足夠，也值得質疑。然而如果把動機代替論據，喊口號時只求抹黑對方的公眾印象，只怕我們會變得和我們所反對的政權沒有分別。筆者在大學講堂常常和學生談到所謂「官商勾結」的含義，卻從來不會如某些內地的政治課一樣說「資本家就是每晚在牀上和老婆或情婦數鈔票」。有些說法，雖然很過癮，卻不是來自泛民主派的朋友所該說。
要先律己以嚴 不要自相矛盾
第二個基本原則，是我們要先律己以嚴，不要自相矛盾。政改通過之後，立即有政治領袖提出為了貫徹其反對立場，會號召杯葛相關的選舉安排，如主動放棄因為民主黨方案而於下屆立法會選舉中獲得的第二票。這種說法聽起來是有理有節，說穿了卻是政治潔癖，也對在議會內繼續抗爭無益。
回看當前立法會的組成，23名泛民議員當中有4名來自功能組別（吳靄儀、張文光、張國柱、李國麟）。如果我們不認同選舉的方式就不去參與，那麼這4 位議員本來就不該參選，他們所代表的界別選民也不該去領票。然而如果當日泛民放棄了這4個議席，也就會失去政改的否決權了。某些人今天的說話權利其實來自願意在建制內抗爭，卻又要求公眾日後要和建制劃清界線，未免叫人難以理解。
無論各位是否認同民主黨方案，既然已成事實，何不積極提出完善方案的辦法，並在選舉中積極參與。「拒絕參與等如助紂為虐」這句話，數個月前在立法會補選前也說過。當時許多溫和派的泛民選民雖然不相信「變相公投」有用，權衡之下也萬分不願意地前往投票；現在基要派的泛民選民不相信「變相直選」會成真，卻聲稱寧願把議席送給對手也不去領票，則同樣是叫人難以理解。
筆者不相信政改方案通過就等於香港民主已死，也不相信前面的路會一帆風順。然而如果我們相信未來仍然是靠我們的雙手去創造，則我們該好好思考這雙手應該和不應該做些什麼。泛民有不同的策略路線本來是正常不過——如果真的有一些共同原則需要遵守的話，那未必是什麼路線圖或時間表，而是對擺事實、講道理的認同和追求。
2010年6月26日 星期六
梁啟智 - 講道理
2010年6月25日 星期五
梁文道 - 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
2010年6月24日
【am730-觀念】每當有關香港政制改革的新聞傳入大陸，就總會有人在網上留言，批評「怎麼香港人以前不向英國爭取民主，現在回歸了才來爭民主呢？」。每次看到這種言論，我都不知該說甚麼才好。首先，它的前提是錯的。香港人的民主運動成形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早在英殖末期，今天枱面上的民主派就已經是當時十分活躍的政治人物了。所以說出這種話的大陸網民根本就不了解香港。其次，這句話把重點放在了向誰爭取民主這個問題上面，而非爭取民主本身；似乎民主運動本身沒有內在道德價值，是非對錯全看你是在向甚麼人爭取民主。
這難道不是一種價的移位和錯置？難道香港人在回歸之後變得更加渴慕政制的民主化，就是不愛國了嗎？說來令人神傷。九七以前，有些人擔心未來的政治局面會變得更加閉鎖；但也有一部分人深信在擺脫了一百五十七年的外來殖民統治之後，我們當家做主，中國人自己施行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實在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一件事。為甚麼香港政制改革會演成爭論不斷的艱難局面？又為甚麼反而引來部分內地同胞的非議呢？這件事錯綜複雜，千頭萬緒，我們不妨從最為人關注的立法會「功能組別」說起。所謂「功能組別」，就是香港立法會內那三十席代表不同社會界別的席次，例如「工程」、「金融界」、「會計界」、「地產界」、「商界」、「金融服務界」、「工業界」、「紡織界」和「飲食界」。這三十個界的代表和地區直選產生的三十位議員享有同等權力；但一位地區議員代表背後是數以萬計的普通百姓，而一位功能界別議員則只要搞掂業內幾千甚至一百多票就行了。
不只如此，某些界別的選民基礎還不是個人票，而是公司票。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位地產經紀雖然是地產業內的一員，但他並沒有選舉地產界議員的權利；真正有權投票選代表的是地產公司。比如說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實業」，它的董事局才有資格投下這神聖的票。這三十種界別到底是甚麼邏輯基礎上區分的？從來沒有人說得清楚。「商界」為何有兩個代表？也沒有人能提出合理的解釋。至於「工業」和「紡織」，「金融」與「金融服務」為甚麼會各自分開；而「教育」又不按大、中、小學劃成三張票；那就更沒辦法說明了。
我們只知道這些界別很容易形成網絡，被少數人操控。比方說「會計界」，會計這一行的主要客戶就是香港那幾十家大財團，所以「會計界」的代表在做任何政治決定之前，都不能不看後者的臉色；又由於那些財團的生意夠大，橫跨多個領域，在幾個界別裡頭都有投票權，所以有時候一個家族，就能影響好幾個界別的選情。
梁文道：和內地朋友說香港政改（二之二）——香港政改中的殖民餘孽
2010年6月25日
【am730-觀念】財團能影響到數個界別的選情，也就更加不要說這些家族的每一位成員都還是地區直選的選民。與此同時，立法會內還有分組點票的機制，任何一項議案的通過都是多數票決，且需得分別在「功能界別」與「地區直選」這兩大傀儡各自得到半數以上的支持。它的毛病很明顯，但我們還是再舉一個例子來演示一下。比方說香港賣樓的方式一向為人詬病，廣告宣傳常常誇張不實，很多買家直到付交訂款那一刻，都還不曉得自己買的房子究竟有多少實用面積。假設今天政府提出項保護消費者的法案，意圖杜絕這些問題。再假設全港市民直選出來的那三十位議員也都很支持這個法案，全票贊成。可是到了「功能組別」那一塊，只要有十五個議員反對，這項深孚民意的議案就會被否決掉了。換句話說，全香港數百萬人意見在議會裡頭可以很輕易地被十五個只代表自己業界的議員推翻，而那十五個議員在這件事上很可能是幾個超級財閥的代言人。甚麼叫做以一敵萬？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
為甚麼香港會有一套這麼古怪不平等的議會制度？這還得從歷史說起。歷史上除了香港，只有兩個政權實行過這套議會設計，那就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西班牙的佛朗哥。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說，這是種深受法西斯獨裁政權與殖民帝國歡迎的制度。理由很簡單，統治者不用那麼麻煩地去討絕大多數普通公民的歡心，它只要籠絡幾千個甚至幾百個有財有勢的人，就能牢牢掌握局勢，方便得很。其次，那些有財富有地位的精英是當政者的潛在挑戰力量，這套優惠他們的辦法可以把他們變成自己的同盟，鞏固統治的基礎，形成一種名正言順的「官商勾結、精英共治」。
港英殖民政府借用了這源起於法西斯主義的策略，於是可以安心地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它心目中的「經濟城市」，表面上說是為了資本主義發展才把那麼多的權益交給少數權貴；實際上卻是要方便當年想在香港大賺其錢的英商，以及曾經對其非常效忠的後起華人富豪。
這便是今日香港政改爭論的焦點了。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存在不僅不合理，而且還違反了《基本法》所規定的「立法會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的目標。香港回歸了，港人當然有權期盼它的改變，當然有權甩脫這套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殖民餘孽」，所以民主派才會再三要求一個全面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的時間表。九七年前，我們一度聽說這個目標將會在2008年實現的消息；然而到了今天，它卻依然是一個有待奮鬥的遠果。
那些批評香港人「以前不同港英爭取民主，回歸才開始說要民主」的內地同胞們，你們是不是該幫忙想想，為甚麼一套港英年代的不民主制度居然可以拖到回歸十多年後的今天呢？
2010年6月24日 星期四
林濁水 - 比鴻海更鴻海的血淚工廠
假使鴻海是血汗工廠，那麼號稱世界工廠的中國便是比鴻海更鴻海的血淚工廠。
中國標榜改革的《南方都市報》派人到富士康臥底 28天後，寫了一篇報導，結尾這樣說：「此非一個工廠的內幕，此乃一代工人的命運。」
此一代富士康工人叫農民工，在人類工業化歷程上獨一無二，是充分具備中國特色的一代。
上世紀50年代中國採城鄉二元體制把戶籍分為城市和農民兩種，並嚴格管制，改革開放後，他們一億兩億地奔進城市成為農民工。
他們兼具兩種身分：既是戶籍所在地的名義農民，又是在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作所在地不能落籍的實質工人。在就業、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子女教育上都面對國家制度性的歧視，成為二等國民，再加上共產黨對工會嚴厲控制，他們成為資本家可以強力剝削的對象。
如今台商富士康跳樓事件在中國史無前例地新聞吵翻天，富士康被當成是最惡質剝削的典型，但是且看北京學者舒可心怎麼說中國的「本土血汗工廠」: 「童工……工廠中豬狗一般生活環境」「比起富士康現代化生產線上的工人……其實更值得關注。」北京學者陳永苗說：「中國社會主義體制下原始資本積累……給勞動者帶來的罪惡遠勝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同一過程」。香港學者潘毅甚至說現在農民工的處境和馬克思描述的18世紀可憐的工人比起來，後者「好像還比我們（農民工）幸福一點點」！
她說：「2000年後珠三角……企業出現罷工……幾千人幾千人參與……媒體不報導……，因為企業的罷工實在是太普遍了。」
既然如此鴻海新聞會被炒翻天，就掀起了各式各樣的揣測，現在且擱下那些揣測，再回到農民工問題上面。
農民工淪邊緣人
農民工既然那麼可憐，可以改變身分成為工人在都市落戶嗎？
這問題早在1993年就被提起了，但 1994年卻又在宏觀調控下停擺。2008年又說要改，本來農民工不能久住，所以不能取得都市戶籍只能取得暫居證，08年改成「居住證」。問題是如深圳這樣仍要等10年才能申請入籍審查。又如上海借用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採取的「技術移民」政策，入籍要「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依規定上海沒有戶籍的500多萬人可以落籍的只有3000人！
中國農民要成為上海人、深圳人竟比依親歸化美國或來台取得戶籍還難得多！拿居住證所擁有的權利比拿美國綠卡還不如！
嚴酷的農民工制度摧殘了人權，也形成了種種異形怪象：
本來深圳才31萬人，1980年代不可思議地每年增加三、四十萬，90年代每年更成長七、八十萬。如今人口超過1400萬。但其中有戶籍的卻只有200多萬，其他1000多萬流動人口有居住證的700多萬，住工廠宿舍100多萬，另外有200多萬是沒有正當職業的「灰色人口」。
都市對這些流動人口，潘毅說「短期間把他們的勞動力榨取出來；用完後…… 擲回農村中去」，更慘的是一億新一代農民工9成已失去了務農的技能，他們的收入又根本無法在深圳定居，於是城鄉兩頭落空成了整個社會的邊緣人，自殺自然一點也不意外。
城鄉二元體制和農民工造就了深圳神話，造就了偉大的中國模式，一些台灣和國際學界名流競以歌頌「中國模式、北京共識將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經濟發展的典範」為時尚！
現在在歌頌聲中富士康農民工硬是插隊進來合唱，聽到後名流們能為人類工業史上最慘的2億農民工順便掬一把淚嗎？而另一些學者在批評富士康之餘是不是更要用十倍嚴厲態度譴責不義的體制？
林博文專欄 - 韓戰禍延60年
六十年前（一九五○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凌晨四時左右，十萬北韓「人民軍」摸黑衝過三十八度線大舉南侵，韓戰爆發了。魯莽、自大的北韓頭子金日成向蘇聯領導人史達林誇下海口：「三星期內一定可以統一全韓。」史達林半信半疑，但相信的成分多於懷疑，因金、史皆很有把握地認為美國不會出兵，只有毛澤東擔心美國會出兵。結果，金日成把美國、中共和其他聯合國部隊拖下水了；只有蘇聯躲在幕後，看他的小老弟北韓和中共對付美國。
六十年來，有關韓戰的中英文著作及論文，可說汗牛充棟，一直有新材料出土。這裡主要是談幾個問題，第一是韓戰到底是誰先發動？朝鮮半島在二戰結束後被畫成南北韓，雙方以三十八度線為界，畫線的人就是日後在甘迺迪和詹森政府當國務卿的魯斯克。北韓被金日成統治，獲蘇聯支持；南韓則由李承晚當家，獲美國撐腰。南北韓都急切希望統一，雙方都有一群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南北韓軍隊常在三十八度線一帶發生小規模的武裝衝突。從史料上來看，南韓軍方發動的糾紛多於北韓，有南韓軍政大員包括李承晚在內亦屢次公開表示支持軍方在三十八度線滋事。華府無法壓制李承晚，但不願事態擴大，乃拒絕幫南韓成立空軍。
李承晚希望統一全韓，馬克思主義者金日成更企盼早日以武力完成使命；他知道北韓軍力超過南韓，一旦打起來，南韓絕非對手。金日成早在中共建國（一九四九年十月）後即一再要求史達林支持他南進，曾一連發了四十多通電報，並數度前往莫斯科當面向史達林陳述。史告訴金，要打仗一定要找毛澤東支持。關於中共如何介入韓戰，十多年來不斷有中英文著作論及，如現任教康乃爾大學的大陸學者陳兼（南伊利諾大學博士），中國社科院的楊奎松和華東師大的沈志華等。除毛澤東之外，中共老帥都反對出兵（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幾經論辯，最後毛一人拍板定案。
毛澤東向金日成表示美國如越過三十八度線，中國一定會出兵。韓戰的開打，是由金日成發起的，已無可置疑。但美國左翼異議報人史東（I. F. Stone）曾於一九五二年出版《韓戰秘史》一書，首先提出李承晚挑釁北韓，金日成火大才發動南侵的說法。一九九○年芝加哥大學史學教授康明思（Bruce Cumings）出版第二冊《韓戰的源起》，呼應史東之見。但廿年來，史東和康明思的說法在陸續出土的蘇聯檔案和其他史料的對照下，已站不住腳。也就是說，不管李承晚有沒有挑釁，金日成早已決心打南韓，他認為南韓不堪一擊，三星期內就可把李承晚打垮，他太過自信了。
第二個問題是中共志願軍，究竟傷亡多少？韓戰時期主持中共總參謀部的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我們在朝鮮打了三十三個月，也有不少傷亡，但比美軍要小。」事實上，中共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遭史達林和金日成脅迫出兵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志願軍」，據美方估計志願軍死亡八十萬至九十萬，蘇聯官方同意這個說法。美軍陣亡三萬三千，十萬五千人受傷。北韓軍隊死亡六十萬至七十萬，南韓軍隊死亡四十二萬。南北韓平民等死亡二百萬。中共官方稱志願軍死亡三十六萬，這個數字比實際死亡人數少了一半以上。
第三個問題是韓戰的後果與代價。中共被迫參戰，調派大批被收編的國軍赴韓作戰，除了戰死，所謂「非戰鬥減員」（即被凍死者），數目驚人。中共剛剛建國，被金日成和史達林逼迫出兵，還得向蘇聯借錢買軍火打仗。聶榮臻說，中共向蘇聯借了三十億四千萬美元，但據其他資料顯示中共向蘇聯貸款五十億至一百億美元打韓戰，一直還到一九六五年始還清。韓戰是美國與中共首度正面交鋒，雙方沒有輸贏；中共在國際上打出了知名度和影響力，但美國從此認定中共在亞洲實行擴張主義和赤化政策。直到越戰，美國仍認為中共是北越的幕後推手。
日本和台灣是韓戰的最大受益者。日本做美軍的後勤基地，從二戰廢墟上重建，成為經濟強國；台灣受到第七艦隊保護，開始接受美國軍經援助，曾一度被杜魯門政府「唾棄」的蔣介石政權從此在風雨飄搖中穩住腳跟。南韓亦是韓戰的受益者，六十年來在美國的保護下亦已躍為經濟強國。
凡事有變與不變。六十年來第一個不變的是南北韓依然對峙；第二個不變的是北韓仍舊在金家父傳子的極權專制統治下，民不聊生黷武好戰。第三個不變的是，六十年前，中共被迫出人出錢出命，六十年後，中共仍不得不每年提供大批糧食、汽油和其他民生用品給北韓這個「惡鄰居」。金家「一蟹不如一蟹」，未來必有大事發生，東北亞將無寧日矣！
2010年6月23日 星期三
施永青 - 政制發展沒有終極
2010年6月23日 am730 C觀點
除了那些只懂跟隨意見領袖去思考的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會有一套自以為是的政制發展理想模式。我當然也有一套。我有時也會拿出來與人分享，互相討論，但我不會視這套模式為終極模式，並要求把它加諸在所有人的頭上。
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不斷進步的，不宜預設甚麼終極模式。因為，一旦有了終極模式，那以後還可以朝那裡發展。人類社會是不是以後就停頓下來，不能有更美好的追求？
〔Vic：人類社會真的是不斷進步嗎？發展一定帶來進步嗎？金融業不斷發展，世界因此變得更美好了嗎？為什麼是金融業肥貓暴得巨富，而大眾卻要為愈來愈頻繁出現的金融危機埋單呢？
人類社會的確是可以有更美好追求的，但現實是現代社會陷於經濟發展至上的迷思中，在猖獗消費主義（rampant consumerism）、經濟全球化的模式支配下，弱勢者受到愈來愈嚴重的壓迫與剝削，而我們又常常以「發展必經之路」為理由，輕易地將他人的苦難合理化，例如，認為富士康的生產與管理模式沒問題，問題在於那些自殺的員工太脆弱。〕
普選只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一個模式，不是終極模式。它自身也不是定型的，在不斷演進的。英國最近就在為選舉方式爭論不休，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一套是終極的。我不明白，為何香港的政客可以這麼肯定，他們心目中的那套就是終極普選？曾蔭權在與余若薇辯論的時候，為甚麼不把握機會問一問她。如果連英美這類在民主上相對先進的國家，在政制發展上都未有把選舉制度發展至終極，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呢？
〔Vic：施先生這段話是在偷換概念。香港民主派講「終極普選」是有具體意思的，是指在基本法的架構下，實踐中央政府對香港終將實現特首與立法會雙普選之莊嚴承諾（莊嚴一詞或許應加引號）。香港社會早就具備實現民主普選的成熟條件，言而無信、一再阻撓香港邁向民主普選的，是北京：從以前講2007年之後香港可自行決定如何實踐普選，到後來挖空心思設置種種障礙，例如透過人大釋法極端無理地限定立法會一半議席為功能組別，並保留分組點票制度，例如政改三步驟變成「五部曲」，例如想盡辦法意圖扭曲普選的定義，將普及平等的投票權與參選權簡化為「選舉權」。
香港人爭取的，不過是國際公認的公民正常、正當政治權利，而且是特區憲法所承諾的；香港人民主之路漫長崎嶇，屢受強權無理打壓，施先生竟然說：「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而且還要一步到位」，真是太涼薄了！
至於施先生講普選並非「終極模式」，此「終極」主要是「完美、無需再改善」之意，跟香港民主派講的「終極」是兩碼子事，根本不能混為一談。民主普選並非完美的政治模式，這一點多數人都同意（但現實是人類社會還無法發展出一個可行的更好模式）；即使是公認的民主國家如英國與美國，其政治制度仍有需要改善之處，這一點相信也無人反對。但以此為論據，支持「香港憑甚麼講終極普選」之說，則無疑是混淆視聽。〕
反建制派高舉終極普選的旗幟，目的是要佔領道德高地。因為，如果民眾以為他們手中的一套才是終極的，那其他人提出的普選方式豈不是都是半湯不水的，甚至是假的。曾蔭權在與余若薇的辯論中，應首先讓公眾明白，世上根本沒有終極普選，而只有普選發展的不同階段，這樣，曾蔭權才可以把余若薇從道德高地上拉下來。之後，辯論才可以公平地進行。否則，人家的一套是終極的、至尊無上的，那就只能捱打，還有甚麼好辯論。
曾蔭權應讓公眾明白，「終極」的提法是唯我獨尊的、排他的、反民主的。他應該引民主派大都推崇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論來反駁民主派。卡爾‧波普的名著《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一向被視為民主理論的奠基著作。其主要內容就是批判柏拉圖的理想主義。他認為人類的發展沒有一套必由之路，而只能透過試錯去不斷摸索。自以為手上已有終極真理的人，是最危險的人。他們會以堅定的信念去追求烏托邦，結果往往是以「為人民謀幸福為名」，強要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因此，相信自己手上已掌握終極真理的人，最容易會走向專制。
〔Vic：香港民主派爭取雙普選，爭取建立民主政制，並非因為自信掌握了終極真理，並非要強迫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恰恰相反，爭取民主的目的，正是要避免掌權者自以為掌握了終極真理，強迫人民按他們心目中的理念去生活。爭取民主，是要改變目前不公不義的制度，是要讓多元的價值觀能在公平的制度下相互競爭，而不是讓社會主流莫名其妙地永遠淪為「少數反對派」。〕
全世界的國家都有不同的政制；英國的一套，不同美國；美國的一套，不同法國；都是因應自己的獨特歷史環境而演變出來的。在政制的發展中，一定有人主張保守，有人主張急進，有人主張中庸。他們之間會不斷較量，不斷妥協，尋找一條多數人都可接受的路。死抱著自己的「終極方案」不放的人，只會妨礙社會的進步。
環顧全世界的政制，沒有一個是按一套理念倒模出來的，必然在某些地方仍殘留著對既得利益者的妥協。香港的政制要踏出一步，一樣得考慮中央的意願，商界的利益。把這些都一概否定，堅決不肯妥協，那這一步就很難邁得出。此之所以，民主黨的方案雖然不甚理想，我仍樂觀其成。
2010年6月22日 星期二
張達明 - 政改出路﹕支持反對兼容並包
【明報專訊】特首正式宣布政府接受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而種種迹象顯示，中央政府及建制派議員最終亦會支持，反而泛民內部就應否因此而投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卻出現嚴重分歧。
筆者支持公、社兩黨議員繼續堅持否決政府政改議案，因為即使接納了民主黨的區會方案，2012年的政改仍是一個缺乏方向及路線圖的改革，我們仍是無法得知最終達到的普選會否只是一個容許功能組別繼續存在的具「中國特色」的普選。另外一個隱憂，就是一旦通過方案，中央政府及建制派可能以民主黨的區會方案為基礎，只談優化功能組別，而不願意將之廢除。
此時此刻 最需泛民互相尊重
但另一方面，筆者卻理解並支持民主黨在不放棄爭取真普選的前提下投票通過政改方案。無疑，民主黨的區會方案較政府原先的方案優勝，增加了民主成分，亦能淡化傳統功能組別在議會的比例，令日後較易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票數取締功能組別。但這並非表示筆者滿意及接受這所謂改良後的政改方案，因為上一段提及的核心問題仍未得到解決。但不通過方案，也不代表能加快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讓有些不願香港發展真民主的人得着借口，推翻2017及2020年雙普選的承諾。
民主原則不能妥協，但對政治形勢的判斷及爭取民主的策略卻可不同。民主的精神是需要包容及尊重多元化的聲音。香港既需要有公、社兩黨站於道德高地敢於批評及堅持理想，投票反對一個沒方向及路線圖的政改方案；但同時亦需要有溫和民主派在不放棄民主原則下願意在政治現實的掣肘下作出讓步，使香港政制向前邁進，走向真正的雙普選。君子和而不同，此時此刻，我們最需要是泛民能互相尊重，停止一切人身攻擊及謾罵，繼續團結地爭取逐步廢除所有形式的功能組別，以達至一個有普及平等選舉權及被選權的真普選。
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張楚勇 - 民主黨的改良方案，真的愧對子孫嗎？
【明報專訊】公民黨副主席黎廣德撰文批評民主黨的區議會改良方案暗藏 3隻魔鬼。他認為若果通過方案，是愧對子孫。這3隻魔鬼分別是「政治分贓」、「易請難送」，以及「以假亂真」。
方案若遭否決，香港政制便再次原地踏步，這比起民主黨的「一人兩票」方案，為什麼是更對得起子孫呢？
我的兒子下月便18歲，到時我一家四口有4個合資格的選民。政制若原地踏步，4人中只有我是一人兩票（直選一票和教育組別一票） ，我太太和子女各只得一票。假若民主黨的方案獲得通過，到了2012年，我太太、女兒、兒子都將會和我一樣有兩票。民主的核心價值是政治平等，我憑什麽說，否決方案的結果比讓我家人都有一人兩票更對得起他們呢？
黎兄擔心，改良方案雖然讓320萬選民選出5位立法會議員，但由於提名和參選權局限於400多位直選區議員上，提名門檻愈高，便愈容易出現政治分贓。
民主派倒不如爭取區議會席位
有這類的擔心其實是健康的。但能把這個擔心等同方案是魔鬼嗎？特首在宣布接納民主黨方案時承諾，提名門檻要合理、要有競爭、讓不同政黨可以參選。他還說沒有任何一方要求門檻高於20票。我們有責任監督特區政府在方案通過後，在本地立法時履行這承諾，但卻不應因噎廢食。由320萬選民參與的選舉不會再是小圈子選舉，很難想像那些什麽「張廿蚊」和「三點不露」的人可以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得到選民的支持。一向信任選民智慧的黎兄，為何不相信在有競爭的情况下，選民會懲罰那些只顧自身利益不顧人民的政客的呢？
黎兄發現的第二隻魔鬼，是區議員一旦享有參選立法會的權利便「易請難送」。黎兄在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中也參與了工程功能界別的選舉，我很遺憾他當時未有選上。打從念大學起，我認識了黎兄30多年，知道他絕非戀棧權位的君子，當選後必然會「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在功能組別內顛覆功能組別。通過改良方案，只會讓更多和黎兄抱負一樣的民主派和追尋全面普選的千千萬萬選民有更大的政治空間，裏應外合地顛覆功能組別。2007年公民黨的梁家傑參加特首的小圈子選舉時，我十分樂意提名他，就是同意他的主張，認為通過體制內的顛覆，是可以擴大民主空間的，更何况改良方案讓300多萬選民直接監督這些議席。民主派與其否決方案，倒不如積極加强地區工作，爭取區議會的席位。只要香港市民爭取普選的決心不變，海鮮餐和茘枝團是左右不了大圈子的選舉結果的。
堅持民主誠信 誰可與華叔匹敵？
至於黎兄所擔心的「以假亂真」，用來提醒中央和特區政府是可以的。但民主黨不是說，改良方案不是普選嗎？他們不是要繼續爭取全面普選和最遲在 2020年取消所有功能組別嗎？就是特區政府的律政司黃仁龍，也明確指出改良方案的議席並非直選。如果以為爭取了民主大半生的司徒華和何俊仁會這樣容易被魚目混珠，我覺得是荒謬的。試問在堅持民主誠信方面，今天大肆抨擊改良方案的人，有誰可與華叔匹敵？
我在大學時期一位一起為社會為學運拼搏過的好友說，今回他寧願分裂，也不妥協。我說，個人在政治上不妥協是可以的，陶淵明就是一個例子。但涉及公權者若果寧願分裂，也不妥協，那卻是天下蒼生安危的大事。應如何爭得政制的合理安排，如亞里士多德說，是政治判斷而非科學論證的事，君子之間對此和而不同絕不意外。誰對誰錯，許怕事後才能孔明，除非我們高估人類的認知能力。香港目下正面臨這分裂 ——妥協的爭持，但願這是君子之爭而非終極之爭。願以此跟黎兄共勉。
作者是城市大學公共社會行政學系高級特任講師
2010年6月21日 星期一
當大學有如詐騙集團
Vic：當大學可以變得有如詐騙集團，這說明了什麼樣的社會現象？
學生想要學位、不想唸書，但家長也願意為此付出昂貴學費；辦私立大學的人只想賺錢，不顧教育義理，但主管機關也聽之任之。大家都想沾大學的光環，靠大學謀生計，卻不願對大學的理想、精神、教育品質有承擔、負責任，只求量不求質，彼此裝模作樣，騙來騙去。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種使命，連辦高等教育的人都不願承擔，甚至犬儒地視為笑話，大學還能給人什麼希望？
誠然，對多數人來說，這種使命陳義過高，但一個國家如果充斥著只顧賺錢、對學生毫無要求的大學，我們能對此無動於衷嗎？
-------------------
楊景堯 - 哪一類大學 活得比較久
2010年6月21日 台灣蘋果日報
連續兩天看到論壇上兩篇對私立大學的評論，使我想到「為什麼這些大學有市場？」記得一位教授曾經告訴我，有一位家長焦急地請教他，自己的孩子不會念書，有沒有「不必念書的大學科系？」只要讓他有大學可以念就可以了。最後那個家長來謝謝他，因為已經錄取了。教授問哪一個系？怎麼考？家長：面試就錄取了。
大學朝商業化發展
還有一位教授說過：「現在只要會呼吸的都能夠上大學」。在後段班大學，不必念書的科系生源比較穩定，也不會中途轉系；反而是要讀書的系，像是應用外語系，學生害怕要念書才能畢業，現在越來越難招生，而且中途轉系的很多。
有不少科系「區位比」（各系錄取最低分在全國該系排行的相對位置）是一個招生警訊，如果是排到後半段，壓力就很大。但是有不少科系仍然堅持招生到底。
重視行銷的時代，大學越來越商業化，除了「不必念書的大學科系」之外，學費比照公立大學，甚至於如果還能有出國交換、折抵學分、碩博連讀等等，都可能有幫助。過去可能有2030、2050的願景，現在許多私立大學教授見面都慨嘆道，「不要說後年，明年能不能招得到學生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要關門都不知道！」
大學的使命與責任是什麼？原來對於「不必念書的大學科系」來說，大學提供的是「安心的生活管理」與「成長的、學校交友機會」，能夠學一點技能最好，說成高等教育資源浪費實在太沉重，這類學校學生對高等教育的師資、圖書、設備等等期望並不會很高。本來以為這類大學是在「順向坡」下方，看來還是穩如泰山，反而是任教教授的期望太高，可能適應不良。
後段大學仍有價值
由此可見後段班大學還是有市場，而且要明示或暗示是「不必念書的大學科系」。在就學率幾乎百分之百的今天，這類學校的存在有其一定的價值，也是高等教育的另類典範。
雖然一切同樣都適用大學法，但就是與一般普通大學不同的教育期望與要求，對師資當然也應該要有不同的規定，所謂SSCI、SCI、TSSCI等等指標對這一類學校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在教育部要讓各大學「自由競爭」、「寧靜消失」的大政策原則之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哪一類大學活得比較久？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林騰鷂 - 私校問題知多少
2010年6月18日 台灣蘋果日報
吳書青先生「這個大學怎麼會不倒」一文，只是反映了私校問題冰山之一角而已。前不久，被求刑18年之真理大學榮譽校長葉能哲，涉嫌掏空10億元，安排23 名專業能力不足之親友在學校任職，領取高額報酬。駭人聽聞的是親友講師之鐘點費高達9千餘元，幾為國立大學正教授之12倍。尤其不當的是，葉能哲居然可以違法擔任校長兩年，不法領取薪資與特別費1300餘萬元。
其實，這些問題也同樣可以拿來檢視全國大多數的私立學校。首先，全國多數私校校長的薪資與特別費，每月通常多在30至40餘萬元之間，遠遠高於台、清、交、成、中等國立大學校長的17萬餘元。
少見教部積極除弊
私校校長之薪資酬報，任由沒有募款能力的私校董事會操控，把主要向學生收來的學、雜、宿費及向政府要來的補助款等學校收入，變相圖利親友，或獎賞願受其控制之教育門神或「傀儡」，而這些私校董事與校長的辦學績效，說實在的，要比國立大學、國立中學的差很多！
私校之種種弊端如買賣董事會席次，董事會干預校務，董事不當支薪，不當土地購買及營繕工程，設備採購集中特定關係人，負債過高或向私人舉債，挪用獎補助款，違規收費及為了規避退休給付義務，大量資遣不願屈從之教師等事端，近年來層出不窮。大法官釋字第659號解釋，雖也明確指出，為維護學校之健全發展，保障學生之受教權利及教職員之工作權益等重要公益，主管機關得依法將非法之私校全體董事解職或停職，但很少看見教育部積極、果斷的處理私校弊端。
民國 97年1月16日《私立學校法》雖已大幅修正並公布施行，但因該法所定之學校法人主管機關，人力相對薄弱，不足以管控若干私校之不法或違反教育公益之不當行為。而學校法人公益監察人之制度，也有如具文。
而更關鍵的是，私校查核會計簽證，依照《私立學校法》第53條第1項之規定，是由私立學校自行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而非由主管機關指派優良公正之會計師查核簽證。
清查私校校長月薪
因此，受私校委任之會計師，是否能夠公正查核簽證，不無疑問？而董事會之非法支出或私校校長之異常薪資、特別費也就很少受到認真之查核與控管，違背了教育公益奉獻的基本義理。又《私立學校法》第51條雖也規定私立學校法人應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等實施自我監督，但此一制度並未廣為周知，且至今兩年多仍在細節研擬、諮商階段，在當前私校私利糾纏結構之下，恐難以落實執行，有待教育部加把勁。
另外，依《私立學校法》第15條之規定，對公益性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之董事會成員，仍然採取可以選任自己為董事的規範方式，比一般營利性公司之董事，要由股東大會才能選出的規範方式還要不如，以致可以發生「萬年董事」、「世襲董事」或造成「職業校長」之怪異現象。
今年8月之全國教育會議，如果不重視私校改造及上述私校結構性問題之改善，則其成果將極其有限。蓋因私校體系已佔教育體系之3分之2以上，其董事會成員及校長是否私利取向而無教育義理，將影響整體教育之品質。
而目前亟待積極進行的是，可以比照行政院大砍所屬部會財團法人肥貓薪資之做法，由教育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等學校法人主管機關，全面清查私校校長月領薪資情形，讓家長、打工、貸款才能讀書的窮苦學生有權知道，其辛苦所繳的學費，或學校受領之獎、補助款，是否確實用在學校或學生身上，而沒有流到教育肥貓或教育肥鼠的身上。
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吳書青 - 這個大學怎麼會不倒
2010年6月17日 香港蘋果日報
學校難得請外面的人到校進行有趣的演講，我興沖沖跑去聽，卻發現裡面空無一人，我懊惱的回到住所，打開電腦，想了解到底發生什麼事，發現校內主辦單位把演講地點「又寫錯了」。
一次又一次，叫我如何相信這個大學不會倒？
學費高卻享低資源
一直念所謂的「好學校」，「習慣」享有最多最好的資源，在國外拿到博士學位，到台灣所謂「後段班」的大學教書。我以為自己可以為這個地方、為這群一直被教育放棄的學生做一些事，一次又一次，我的熱情慢慢被澆息，陷入「困獸之鬥」的窘境。
這是個惡性循環，一而再、再而三，台灣整個教育結構與社會環境造成M型化的資源分配不正義，對學生而言更是社會不正義，學生花了國立大學近2倍的學費，享有的資源卻是不到國立大學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甚至更少；學校行政人員不足，負荷量大，往往出現許多差錯；對老師而言，則是一連串的消耗，因為除了教學、研究，還要幫忙處理行政人員與助理的「不力」之處。
由於學校沒提供什麼資源，系上老師只能積極爭取國科會補助。即使拿到了國科會計劃經費，所有的「研究助理」充其量只能是「報帳助理」，我們沒有國立大學那麼「優秀」的學生可以幫教授做研究，因此自己「校長兼撞鐘」，經費還得給名目上的「撞鐘人」，這部分我們覺得尚可接受，因為這些經費可幫助學生完成學業。
大學M型化代價高
我們沒有「減授鐘點」制度，無法像國立大學教授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研究，反而卻是更多的行政與雜務工作。系上老師很有教學熱忱，許多老師甚至自掏腰包請人演講，希望可以帶給學生更多的東西，有時，學生也並不怎麼領情。
偶爾，與在國立大學任教的朋友聊天，那種「相對剝奪感」總是愈來愈深。我教學比你認真、研究不比你差，只因機會結構因素，我只能困在這裡，難以施展，儘管經常讓自己往正面想，讓自己重拾力量，遭遇到的問題，往往又把自己拉回原點；一些人卻因關係進入國立大學，有著用不完的資源，包括「可用的學生」，卻沒能做出什麼研究，某程度是浪費納稅人的錢。
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M型化大學現象，讓社會不正義的程度愈來愈深，未來將威脅到國家整體發展，其代價也是全民要共同承受的。
黎廣德 - 政改行差踏錯將愧對子孫
【明報專訊】「我寧願原地踏步，也不要行差踏錯。」這是余若薇在總結政改辯論時的肺腑之言。究竟怎樣才會行差踏錯，這是所有政黨在未來幾天將要決定的頭號大事。
余若薇在電視辯論中把反對曾蔭權2012政改方案的理由，發揮得淋漓盡致。辯論前港大民調已經發現有65%的市民要求政府撤回方案，而觀看辯論後有逾四成市民更加反對方案，因此曾蔭權只能面對不肯撤回方案、便遭否決的命運。
就在政府方案面臨觸礁之際，各方焦點忽然集中在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功能組別修訂方案，以一人一票的方式（但已有其他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除外）選出先經區議員提名的5個立法會議席。但是，「終極普選聯盟」原先提出兩個達至真普選的前提條件，即普選特首時沒有篩選，和普選立法會時廢除功能組別，卻仍然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承諾。
在沒有真普選承諾的前提下，接受區議會功能組別修訂方案，會否讓香港起錨後漂泊到風高浪急的汪洋大海？
「區議會功能組別」內藏魔鬼
常言魔鬼在細節中，這個修訂方案最少有3隻魔鬼。
第一是「政治分贓」：這個方案需要由區議員互相提名，才把候選人交給市民投票。因此，有意問鼎立法會的區議員，必須先要出盡法寶，在400人的小圈子中取得足夠的提名票。提名門檻愈高（例如需要50票），難度愈大，每張提名票的叫價便愈高。區議會目前充斥着大量親建制的所謂「獨立人士」，毋須依據政黨取向提名；由於立法會選舉在他們當選區議員一年後才舉行，投票支持他們的選民無法影響他們的取態。屆時這些區議員的提名票便可以「善價而沽」，只要不愚蠢到觸及刑法，種種利益交換的勾當便會大行其道，禁之不絕，區議會劣質化指日可待。
第二是「易請難送」：當400多名區議員成為功能組別的得益者，他們理所當然地變成功能組別的守護神。在政府管治威信日益下降的今天，區議會的角色日益吃重，以掩飾政府認受性不足的窘態。例如，縱使是一個地區規劃議題，皇后碼頭應該原址重置還是易地重置，政府也要找來18個區議會表態護航，抗衡民間專業意見。當區議員討價還價的籌碼愈來愈多，下一步政改時，要把他們已經吃到口的肥肉拿走，廢除功能組別，真是天方夜譚。
第三是「以假亂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早前公開向港人表達對普選的看法，即是僅限於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而對於國際人權公約所要求的被選舉權和提名權卻隻字不提。按照這個「中共特色」的普選原則，實施區議會功能組別修訂方案後，幾乎可以宣布立法會普選「大功告成」。因為屆時全港市民一人兩票（一票地區直選加一票功能組別），還不算「普及而平等」嗎？至於為什麼300多萬市民手中的一票，只能平均60多萬票才產生一個區議會功能組別的立法會議員，而其他商界選民，可以百多票便產生一個立法會議員，喬曉陽已經說清楚，「必須兼顧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若中央官員心情寬暢的話，到了2016和 2020年，取消一些無關痛癢的公司票和團體票，誰還敢說「真普選」沒有在香港落實？
一旦開門讓這3隻魔鬼入城，誰來捉鬼降魔？支持方案的議員是否心中有數？
「恐懼戰術」違背事實
曾蔭權在電視辯論中運用「恐懼戰術」，嚇唬市民，一旦政改方案像2005年一樣「原定踏步」，香港便「無出路」。但他又同時聲稱：2005年後他已經取得重大成就，讓中央在2007年給了香港一個普選時間表。這項前後矛盾的邏輯不僅是個大笑話，更點出一項重要事實：正因為香港人在2005年拒絕倒退方案，中央才開出一個政制向前走的時間表。
中央的積極回應遠不止此：為了紓緩政局矛盾，中央加大中港經濟融合的力度，單是CEPA便在2005年後加簽了5份補充協議，再加上港珠澳大橋、新口岸和高鐵等跨境基建，更鼓勵廣東省和深圳市配合香港規劃發展。香港經濟發展的動力不減反增，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由是觀之，否決政改方案便令香港「無出路」一說，絕對與事實不符。反之，當議員面對一個無助化解深層次社會矛盾，並且任由特權繼續膨脹的政改方案，否決的動作絕非消極，而是具有積極意義、促使中央勇敢回應香港困局的一步。
作者是公民黨副主席
為政改解死結 為香港尋出路
我們是一群在香港大專院校任教政治及社會科學的學者。
政改已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各黨派會否支持民主黨與普選聯提出來的區議會民選方案，將對港人的福祉帶來決定性的影響。作為長時間關懷香港民主發展的學者，我們覺得這一刻有責任表達我們的看法。
政改爭論至今，各方對下列問題其實已達初步共識﹕（1）2017年香港已具備普選特首的條件；（2）現時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不符合普選的原則。到了 2020年，立法會所有議席的選舉辦法都應符合普及和平等的標準。此外，民主黨與中央政府亦成功破冰，並就政改問題尋求長期的對話機制。可惜，對於2017年特首選舉的提名方式會否窒礙真正的競爭，以及2020年會否全面取消功能議席的問題，仍未取得進展，令人遺憾。
應整體評估中央與特區回應
我們曾經聯同百多名學者聯署要求中央對2017年提名的安排和2020年功能組別的存廢作進一步說明，並就2012年的政改方案注入更多民主成分，十分接近普選聯的行動綱領。今天應怎樣評估普選聯的成敗呢？普選聯多次說明其底線是2017年和2020年實行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一天未達目標，絕不放手。但在第一輪的對話中能夠爭取多少，學者從來沒有一蹴而就的幻想，我們認為應整體地評估中央與特區政府的回應。如果中央能對終極普選有清晰的回應，2012的政改自然可以降低要求。但如果中央拒絕對終極普選有明確的說明，便必須先大幅修改2012的政改方案，然後就終極普選的問題繼續磋商。目前的狀况顯然屬於後者。
制度內擴大民主成分 不應放棄機遇
種種信號已顯示中央已接受普選聯和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民選方案」（區議員提名、全港市民投票），我們認為這方案為香港政制帶來實質的進步，有利終極普選的實現。
香港民主運動從上世紀80年代參與區議會選舉至今，都秉承寸土必爭的精神——在制度內不斷擴大民主成分和力量，與體制外的公民社會相呼應爭取民主。泛民甚至參與功能組別和特首小圈子選舉，為的是在制度內擴大民主元素和握有更多票數去監督政府和推動制度改革，今天亦不應放棄這種機遇。
傳統功能組別比例降 全面廢除可能增
現在區議會民選方案（加上5席直選）將為議會增加10個由市民直接選出的議席，這些議員將要向全港300多萬選民負責，不可能服務小圈子或特權階級利益。
相反，通過此方案後，傳統功能組別的比例將在議會下降，加上政府在未來政改不可能提出比區議會民選方案更倒退的做法，令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票數全面廢除功能組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確立了不可逆轉的改革路徑，邁向終極普選。
現在中央已對民主派2012政改建議作出積極回應，如果立法會再一次否決一個有一定進步的方案，只會進一步破壞互信，結果可能是不斷重複「否決—— 翻叮」的噩夢。
因此，我們呼籲泛民議員支持這個踏出民主一小步的「區議會民選方案」，然後再繼續團結爭取真普選，落實2017普選特首和不遲於2020年取消所有功能組別。
陳健民、葉健民、馬嶽、方志恒、呂大樂、蔡子強、李詠怡、李芝蘭、張楚勇、陳祖為
2010年6月19日 星期六
卡爾維諾的《黑羊》，人性與公義
2010年6月19日
【明報專訊】各位，你有人性嗎？如果有，就請讀下去吧。我們就談談人性。
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在1943年，即是他19歲的時候，寫了一個故事，叫《黑羊》。
「從前有個國家，那兒的人，人人是賊。一到傍晚，他們手持萬能鑰匙和遮光燈籠出門，走到鄰居家裏行竊。破曉時分，他們提着偷來的東西回到家裏，總能發現自己家也失竊了。
他們就這樣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沒有不幸的人，因為每個人都從別人家裏偷東西，別人又再從別人家裏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後一個人去第一個竊賊家行竊。該國貿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買方和賣方的雙向欺騙。該國政府也是個向臣民行竊的犯罪機構，而臣民也僅對欺騙政府感興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穩，沒有富人和窮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麼回事沒人知道——總之是有個誠實人到了該國定居。到了晚上，他沒有攜袋提燈出門去偷，而是呆在家裏抽煙讀小說。
賊來了，見燈亮着，就沒有進去。
這樣持續了有一段時間。該國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縱使他想什麼都不幹地過日子，可他沒有理由妨礙別人幹事。他天天晚上呆在家裏，這就意味着有一戶人家第二天沒了口糧。
誠實人感到他無力反抗這樣的邏輯。從此他也像他們一樣，晚上出門，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竊。他是誠實的。對此，你是無能為力的。他走到遠處的橋上，看河水打橋下流過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會發現家裏失竊了。
不到一個星期，誠實人就發現自己已經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沒有任何東西可吃。但這算不了什麼，因為那是他自己的錯。不，總之是他的行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為他讓別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卻不從別人家那兒偷任何東西。這樣總有人在黎明回家時，發現家裏沒被動過——那本該是由誠實人進去行竊的。
不久以後，那些沒有被偷過的人家發現他們比別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竊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誠實人家裏去行竊的人，總發現裏面空空如也，因此他們就變窮了。
同時，富起來的那些人和誠實人一樣，養成了晚上去橋上的習慣，他們也看河水打橋下流過的情形。這樣，事態就更混亂了。因為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變富，也有更多的人在變窮。
現在，那些富人發現，如果他們天天去橋上，他們很快也會變窮的。他們就想：『我們請那些窮人去替我們偷東西吧。』他們簽下合同，敲定了工資和如何分成。自然，他們依然是賊，依然相互欺騙。但形勢表明，富人是愈來愈富，窮人是愈來愈窮。
有些人富裕得已經根本毋須親自行竊或僱人行竊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們停止行竊的話，他們就會變窮，因為窮人會偷他們。因此他們又請了窮人中的最窮者來幫助他們看守財富，以免遭窮人行竊，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監獄。因此，在那個誠實人出現後沒幾年，人們就不再談什麼偷盜或被偷盜了，而只說窮人和富人；但他們個個都還是賊。
唯一誠實的只有那個誠實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餓死的。」
得到「特權」後會捍衛 這是人性
引述卡爾維諾的故事，因為他在19歲的時候，已經在問一條核心的人性問題：當人人都有點「超錯」，人人都是共犯，人就是不是會忘記，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反對政改（或區議會修正方案）的人，大多都沿用一個邏輯：若區議會方案通過，泛民失去道德高地，將來就要取消功能組別就會更難。
加上看完薇煲大辯論，我想到幾個問題，還望各位看官讀友討論指教：香港人，你是不是支持「特權」的？當少數人「嘗到甜頭」後，要「取消（功能組別）就難上加難」？當一些人得到（真或假的）甜頭，他們會忘記什麼是公義嗎？他們會忘記他們之前相信什麼，爭取什麼嗎？他們會願意放棄特權？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人可以得到「特權」之後，就會去捍衛，這是人性，因為這個世界，大部分人都相信他們是「有權利」比別人得到更多「權利」的。
活在一個價值觀扭曲的社會，人要活得誠實，卡爾維諾說，最後會餓死的。
如果，如果這個方案真的通過了，香港人會因為得到區議會一票的小甜頭，就以為自己是特權分子，忘記功能組別的惡，忘記功能組別需要取消，這就是香港人的質素問題。
看到這兒，我相信大家都有人性。就問大家一條關於人性的問題吧——人得到一些特權後，真的……真的忘記公義嗎？
2010年6月16日 星期三
吳靄儀 - 功能組別是政改的真正核心
【明報專訊】普選聯再退一步，將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的底線，定於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要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此舉雖然用心良苦，卻是走錯了方向，以為妥協就能博取到更大機會達至普選，並無客觀事實基礎，反而模糊了目標。在6‧23投票的前夕，我們應心平氣和，回到真正的核心問題上。
曾蔭權團隊故意把問題說成民主派要一步到位，不肯讓步，不惜訴諸激烈行動，而政府方案，在現實限制之下，只能跨出一小步，但已盡全力。支持方案就是向前走，否決方案就是原地踏步。
這個表述，當然是歪曲事實，民主派要求有真普選的路線圖，清楚表明最終目標是取消所有功能議席，以便在中途方案上有更大妥協空間，這是溫和諒解而不是「一步到位」。政府方案完全不處理不符合「普及而平等」原則的功能界別議席，反而增加功能議席，是倒退而不是進步。
學者Ian Scott演說 值得反省
功能界別議席的存廢，是無法逃避的核心問題，愈是拒絕面對，社會要付出的代價就愈大，就如有病的人拒絕就醫一樣。
功能組別議席帶來的問題，其實一早已預測到。專研政治學的學者Ian Scott，於1991年5月19日香港民主促進會舉辦的研討會上發表演說，預警功能界別議席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會令問題惡化和加深。這篇短短的發言稿，到今日完全得到時間的證實，值得我們反省。
他指出，歷史上，由功能界別選出議會代表的制度，通常是一個已經確立但認受性低的政權，為了穩定政治局勢而採取的方法；將社會各界利益帶入議會，政府以分享政權，換取各界支持中央的政治目標。然而，這個做法絕少成功。最基本的理由是社會的不安和政治上的不穩定，並非取決於利益組群的領導和跟隨者之間的關係，而是源自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因素，特別是那些本來令這個政府的認受性下降的因素。
Scott列出了功能界別議席的「四宗罪」，其中第二宗罪是「扭曲民意」。他說：「一個以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合成的立法機關，很難真正反映選民的授權，因為這個制度給予功能組別的比重，會影響直選議員所能發揮的力量。在我們的制度之下，這個情況會特別嚴重。現行的設計安排，作用是令現在的精英地位獲得保證，但我清楚看到，這些精英正逐漸失去社會的支持。到了9月（選舉），假如功能界別反映的是日漸失去公信力的傳統權力架構，而直選議員代表的是另一套觀念，對於哪一邊是得到選民大眾的認授，我認為全無疑問。那時，一位只有幾百名限制會籍會所會員選出的代表的發言，在包括民選議員的議會中，能有多大的合法性？」
功能界別問題 同樣影響特首選舉
不難想像，一個受到合法性、認授性成疑的功能界別左右的議會，無助社會穩定，反而會帶來不穩定，這正是目前特區管治面臨的困局。
功能界別的問題，其實同樣影響特首選舉，因為選舉委員會議席，其實有四分之三是由功能界別產生，香港選民無法不問，為何一般選民不但無權直接選特首，就算選舉特首的委員會，直選代表所佔的比重也遠遠低於功能界別所選的代表？從這個問題看，曾蔭權的有關特首選舉的方案，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大大退步：因為現行20多萬的功能界別選民，合共可以產生600名選舉委員；方案之下，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不變，卻可以選出900名委員，而這個比例，還會成為將來提名委員會的藍本，功能界別的選民有比普通市民大數倍的提名權。香港人會認為這是公平的「普選」嗎？這種「普選」會減低社會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嗎？
近日，有些功能界別議員表示，普選真正的障礙，不是功能界別，而是缺乏成熟的政黨。殊不知早在2005年，立法會已討論過這個問題，學者的意見是，功能界別的存在，令香港難以發展政黨。民主議會的效率，有賴政黨的組織，增加議員人數，不等於加強立法會工作效率，或令立法會更能反映民意；不改善運作，為增加而增加人數，只是浪費公帑，蒙騙市民。
我們不需要爭取即時的勝利，卻必須把握問題的核心，走對改革的方向。杯葛、抵制公投運動不要緊，要緊的是特區政府要有勇氣拿出一個真正解決核心問題的政改方案出來，誠實面對功能組別必須廢除，政制才有機會向前走，迴避問題，只能原地踏步！
2010年6月15日 星期二
孔傑榮、蘇宛克 - 被消音的高智晟
中國為上海世博會投入大約450億美元，超過北京奧運的花費。做這些鋪張的炫示，是為了證實這個國家已經登上世界舞台。但是，無論是中國的迅速崛起，還是世博會本身，都有更陰暗的一面：越來越多的抗議者，正被中國政府消音。
與北京奧運如出一轍，最近中國政府在世博會開始前威脅、抓捕了一些抗議者，唯恐外國人看到中國並非一切都很順利。警察肆無忌憚地警告上海最著名的異議者、經濟學家和人權活動人士馮正虎：要麼保持沉默，要麼就像高智晟那樣「被失音」。
無端失蹤沒有解釋
高智晟先生是中國最傑出的人權律師之一，或者至少他曾經是：在政府吊銷他律師執照，關閉他的律師事務所，逮捕他，酷刑折磨他，並在2006年判決其「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之前。高先生的罪行是：他為一些被政府迫害的人，特別是一些少數宗教的信徒辯護，包括政府大力鎮壓的法輪功。同時他還對外揭發政府如何用各種駭人聽聞的方式摧殘這些團體成員。高先生最終被判緩刑獲釋，看似是讓人難以置信的輕微懲罰，但是實際上他和家人被嚴密地軟禁在家，而看守警察的騷擾和羞辱使得他們再也無法忍受痛苦的監禁生涯。
在2007年他向美國國會發出一封公開信後，高先生再度被羈押，經歷了50多天難以名狀的酷刑折磨。之後他被送回家，還被威脅說，若膽敢把這段經歷說出去，他就會被殺。2009年初，他的太太和孩子祕密逃出中國。不久後，在中國北部的親戚家中，他被政府安全部門的警察套上頭套帶走，從而「被失蹤」了。一位朋友因此把高先生寫下的最近一次受酷刑折磨的苦難遭遇發表出來，看到這些曾發生在他身上的殘暴酷刑，人們擔心，高智晟會不會被殺了。
沒有什麼官方解釋，高先生就「被失蹤」一年多。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最讓人驚詫的現象之一，也為中國外交部帶來了難以解決的公關挑戰。外國媒體不斷發問：高先生身在何處、處境怎樣？而不知如何應對的外交部發言人，甚至外交部長，回答得愈發可笑和互相矛盾。因為他們都承受重大壓力，連高先生被羈押都不敢承認。
但是在今年3月底，高先生突然在一個偏遠的佛寺重新出現。他被允許，而且無疑是被鼓勵與外國記者接觸。幾天後，他獲准回到北京家中。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高先生的孩子們相信父親已不在人世，後來也在紐約的新家跟他通上電話了。
但顯然高先生一點也不自由。儘管他被允許與某些來訪者會面，他依然身處嚴密監控之中：這次又是實際上的軟禁。他的妻子看到他的照片後哭了，說他看起來像是變了個人，一個精神意志被摧毀的人。從高先生的談話中可以判斷，他被迫放棄對人權事業的追求，才活了下來。
踐踏法律良心封口
高的家人希望當局准許高先生與他們在紐約團聚。或者至少能放手讓他一個人安靜生活。但是高先生日前又一次「被失蹤」了。高智晟被帶出北京，表面上說是到中國西部地區拜訪其岳父。4月20日，他被警察帶上飛機返回家中，之後就再也沒有人看過他。
幾乎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政府在今年春天讓高先生短暫出現，是為了緩解因為高的祕密羈押而日益增加的國際壓力。但是現在看來，比起因為他又一次「被失蹤」而引發的國際社會譴責，令政府更害怕的是高先生本人，哪怕是他身處軟禁之中。中國政府不惜公然踐踏自己的國內法，當然更不用說國際法，就是為了使這個被很多人稱為「中國的良心」的人封口。
高先生的案子遠不僅僅是他和他家人的悲劇，其事關中國的法治。如果政府可以為所欲為地迫害高智晟這麼有名的律師，那麼正如警察給馮正虎的威脅一樣，其他異議者將持續「被失蹤」，如同許多不為外界所知、已經「被失蹤」的抗議者。
當鋪張奢華的上海世博會持續吸引人們的目光，我們希望國際社會能夠在中共精心建構的中國圖景之外，看到維持這幅圖景的實際壓迫真相。
孔傑榮（Jerome A. Cohen）為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蘇宛克（Beth Schwanke）為「現在自由」（Freedom Now）組織法律顧問
2010年6月11日 星期五
李怡 - 中國的平等定義是有些動物更平等
林瑞麟昨天在電台節目中說，中央已向民主派釋出善意，人大常委副秘書長作出聲明，回應泛民有關普選的定義。所以，他說，泛民應支持政改方案啦。
喬曉陽應泛民要求，為普選下定義，說普選所指的就是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中共喉舌《大公報》昨天的社評說：「對喬曉陽的講話，只能用『感動』兩個字來形容。」大有皇恩浩蕩，草民感激涕零之慨。單憑喉舌報社評這句話，就讓我們清楚知道，在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權(包括政治權利)的文明世界，專權政治之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平等，是怎麼回事了。
奧威爾(GeorgeOrwell，1903-1950)的《動物農莊》中一句名言，恰足以說明這種「平等」的真義：「所有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稍有了解的人，都很明白這種中國特色的平等是怎麼回事。因此，我們也很能明白，中央承諾在香港實現的「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正是要保留「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的功能組別「選舉」，用他的話來說，這樣的平等，就兼有「與香港特區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這幾個框架。
喬曉陽說，港府提出的2012年政改方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那麼《基本法》是怎麼定的呢？《基本法》「附件二」，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六十人」。全文沒有一句說議員人數可以增加或減少。港府提出2012年政改方案，把議員人數增至七十人，請問如何符合《基本法》？
至於符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倒是真的。但人大常委決定符合《基本法》嗎？2004年4月人大常委的「決定」，提出香港政制發展需要按次序走過政改「五部曲」，即特首向人大常委會交報告、人大常委會決定、立法會通過、特首同意及人大常委會批准結果。這「五部曲」中的前兩部，是《基本法》「附件二」所沒有的，「附件二」只列明後面三個程序，即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明眼人非常清楚地看到，人大常委會04年決定所加的「兩部曲」，是凌駕後面「三部曲」之上，而使後面「三部曲」變為橡皮圖章的違反《基本法》、侵奪特區政制自主權之舉。有此違反《基本法》的「決定」，中央的「誠意」，恐怕真是只有「感動」而無法令人從心裏面相信了。
再看《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的組成，規定第二屆有選舉委員會議員，第三屆只有功能組別議員和分區直選議員各30人，然後就定明2007年以後的立法會產生辦法。而在《基本法》正文第六十八條又提出「立法會產生辦法……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從邏輯上看，顯然功能與地區直選各半的第三屆，仍未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否則何須有第六十八條的規定呢？這也就等於說，按《基本法》，功能組別產生的辦法並非普選，要實現全部普選，廢除功組可說是《基本法》訂明的目標。既如此，喬曉陽、李剛、特區政府何以還說對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有待日後商討呢？這種說法本身豈不是也違反了《基本法》？
其實，單看喬曉陽站出來，權威地為香港政制定調，已清楚顯示中央視《基本法》如廢紙了。《基本法》第二條規定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又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喬曉陽、李剛的干預顯然違反第二十二條。
因此，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行政管理權」，是中國特色的「自治」(說不定哪一天會淪落到與大陸的其他自治區同義)，香港的普選是中國特色的普選，而京官口中的「普及而平等」，就是「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這正是中央的皇恩浩蕩的「善意」，香港市民能不「感動」嗎？
六四廿一年祭：馬嶽 - 當15萬變成基本盤
【明報專訊】我相信今年很多人都沒想到六四晚會可以和去年一樣有15萬人，包括支聯會在內。去年是20周年，支聯會用了很多資源作各方面的推廣，傳媒的報道和討論也多很多。今年21周年同樣有15萬人，我想六四悼念在香港已產生了幾項質變。從今年起，15萬人參與六四燭光晚會，已成了新的參考數字指標。
第一項質變，是像大會所說的：「薪火相傳已經完成」，或者說我們已有一整代大量的年輕參與者。八九年還沒出生或只是小童的年輕人，透過不同渠道認識了六四。他們對六四的感受可能和我們這一代不同，但都認識到紀念六四的重大意義，這是重要的「補充力量」。
對我們這些89年時已成年，從20年前開始參與的人來說，每年都堅持參與集會遊行是一種自己給自己的責任，有時會偷懶怠惰，當然不去不代表不支持。兒子生病、放工太晚太疲倦、明早有工作，都可以給自己一個藉口，少去一年的集會或遊行，反正大家都知道一定是自由花、中國夢和血染的風采。如果參與者的基本來源不變，「塘水滾塘魚」，每年的參與人數便視乎「外圍因素」、政治氣氛或「逢五逢十」，難有突破。
「平反六四」已成香港核心價值
但廿年過去，我們這代人會有下一代，當老師的會有學生，我會有學生當上老師，而他們又再有學生，一代傳一代，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認識六四史實。去年六四20周年的大規模社會討論和參與相信是重要突破點。這些年輕人仍然會有相當熱情，透過參與燭光晚會以及其他創新形式表達對六四的意見，成為新一波的參與推動力。「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另一項質變是，從年前馬力「坦克碌豬」的言論、和去年曾蔭權「代表香港人」的說法廣受批評後，「平反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和道德底線。
自6月2日深夜開始，我思考「政治中立」和「平反六四」的問題。我想說的是：兩者可以是不相干的。反對六四鎮壓是良知問題，不是政治意識形態或觀點的問題。你可以不支持民主、不相信任何政治的意識形態，但政府的責任是保護人民，一個政府殺害和平表達意見的人民，是任何現代文明人都不能接受的。這已是現代人良知的底線，根本不需要看作是政治問題。
維園 燭光已變成香港地標
我認識不少傳媒朋友，可以接受從政者反對普選、維護功能組別、反對最低工資，或者也不喜歡民主派或者公投，但是不能接受有人為六四鎮壓塗脂抹粉。到了今天，支持平反六四變成港人理所當然的普遍價值，不同意者往往不敢公開吭聲，這對年輕一代有很重要的道德教化意義。這令到叫我們向前看的特首、每年立法會「平反六四」辯論時躲起來不敢發言的議員、聲稱要「政治中立」的大學高層，道德上變得很矮小。當整個建制不敢在「平反六四」這個基本道德問題上站在人民的一方，或者逃避表達立場，他們的道德水平和基礎便負上了「原罪」，構成了整個建制要面對的道德危機。
21年以降，維園燭光已經變成香港的地標。年輕一代成長期間認識的香港，是每年都有至少數萬人會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六四的，是抹不去的成長印記和集體回憶，和我們這代領略的意義略有不同。這可能是最重要的質變。這是一國兩制的標誌，標誌了香港人是關心祖國的發展和民主的中國人，也標誌了港人繼續享有爭取中國民主和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是每年都必定會上CNN的香港盛事，已經成為香港性格和港人人格的一個主要組成成分，反映了港人的核心價值，是港人身分認同和本土意識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沒有了維園的六四燭光集會，就不是香港。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六四廿一年祭：15萬燭光 愈打壓愈明亮 警方數字11.3萬 21年新高
2010年6月5日【明報專訊】這個晚上，15萬港人懷著沉重心情聚集維園，悼念1989年6月4日那一夜，在北京天安門為民主獻上生命的同胞。雖然新民主女神像一度被警方扣留、現只容許暫放中大校園，參與維園晚會人士甚至感到香港悼念六四的自由度被收緊了，但響徹維園的歌聲未有顫抖，有蠟燭的高舉燭光，無蠟燭的亮起手機，以此示明﹕21年來，港人未有忘記平反六四的心願，愈打壓愈強！
支聯會計算的集會人數平了去年紀錄，達15萬人，一樣地迫爆維園6個足球場、籃球場和草地，警方估計的人數卻較去年多了八成，達11.3萬人，是晚會舉行21年來警方估計人數的最多的一次。
華叔﹕「多謝」政府中大
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對此感到滿意，「多謝」特區政府搶走兩個民主女神像及浮雕，也「多謝」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拒絕把女神像永久擺放中大，激起市民憤怒，令更多人參加集會，「曾蔭權政治智慧太低，他不單不能打壓我們，反而幫助我們有更多人參加集會」。
晚會於8時15分開始，其後不斷有市民由銅鑼灣、北角湧來，大會在8時50分宣布，前來人潮已擠得到連維園旁的告士打道、糖街都被封了，全場即報以歡呼聲。大會預備的蠟燭也不夠派，市民便應呼籲亮起手提電話，為六四死難者送上悼念。
今年晚會以「平反六四 堅持到底」為主題，序幕《為自由》音樂錄像，剪輯了民主女神像在89年在北京誕生、被拉倒，再在香港豎立20年，日前被政府沒收的片段。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致悼詞時說，他們今年舉辦六四悼念活動「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壓」，但他以嘶啞的聲線堅定地說﹕「我們的回應是，毋畏毋懼、堅持到底、戰鬥到底，不只這一代，還要一代一代地堅持和戰鬥下去！」
天安門母親感謝港人銘記
大會其後播放「天安門母親」代表張先玲的講話錄影，她感謝港人21年來不曾忘記「那場血腥的屠殺」和生活在人權和生命遭漠視的內地同胞，在現今這個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風險，「香港這塊自由慢慢被吞噬的土地上」，實在不容易，港人的勇氣和努力，令人欽佩。
八九學運前領袖李海透過錄影說，從六四20周年開始，年頭的增加已經不太重要，因為六四已經成為永恆，並為所有人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只要我們這一代參加過六四的人還在、還活著，那麼，六四給我們的動力，就是一個不竭的源泉」。首次踏足維園的民運人士李進進對有大批青年參加晚會，表示感到開心及感動。
因發起聯署《零八憲章》去年底被中央政府判處入獄的維權人士劉曉波，其妻子劉霞透過錄像，以劉曉波在六四15周年寫的詩作為悼念獻祭，「20年來，每年的今天，曉波都會寫上一首詩，以紀念這個日子，現在他人在監獄裏，沒有紙也沒有筆，不可能再寫詩了……」
對於支聯會連續兩年都公布參加六四晚會人數為15萬，而警方公布的數字卻較去年大升5萬至11.3萬，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他兩年都有參加六四晚會，以參加者的角度而言，「今年人數肯定不是去年的兩倍」，他對於警方公布的人數感奇怪，認為警方有可能是「上年報細數，今年接近一點」，但究竟警方是否受政治壓力而公布與去年有大出入的數字，便難以揣測。
警方﹕場地面積人群密度推算
對於今年警方的數字為何大幅增加，警察公共關係科署理總警司曾艷霜表示，警方的估計，主要根據人群的擠迫程度及場地面積推算出來。她說，警方估計的遊行集會人數，只是一個內部參考數字，純屬為保障人群安全及維持人群秩序，實施交通管理及作有效調配人手之用。
六四廿一年祭：龔立人 - 恐懼的政治 ——香港中文大學對待「新民主女神像」
【明報專訊】對於香港中文大學 （以下簡稱中大）以政治中立原則為由拒絕同學申請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一事，我寧願中大以沒有空間或「新民主女神像」欠缺中國特色為理由拒絕同學申請，因為後者理由還可接受。當然，中大清楚知道我所列舉的理由是可討論，所以，它寧願以一個眾人都不信的理由——政治中立——拒絕學生申請。
數年前，我在崇基學院周會跟同學說，「大學是一處有夢想的地方，也是培養同學有夢想的社群。不但如此，大學也是支持你們實現夢想的後勤基地。」我沒有具體描述夢想的內容，因為我相信同學們有視野、品格和能力追求生命的美善。這正如崇基學院校訓——「止於至善」。當日周會上，有同學問，「若大學已不再有夢想時，我們同學可以如何？」我很直接回應他，「若真有這一天，請同學們為你們的師弟妹勇敢地指出大學的錯誤，因為中大是你們的。」想不到，今天同學需要站出來。
雖然中大的運作需要由一些專業人士管理，但同學、校友和教職員等等全都是中大的持份者。我們眾人有份參與建設中大。我們尊重這些專業人士的管理，但這不等於他們的決定是好的決定，不但因為人是罪人，更因為權力使人腐化。我對好的理解很簡單，好就是容許人有夢想、培養人發展夢想和支持人實現夢想。若政治中立原則是中大立場的話，中大需要向我們說明，它以拒絕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為維護的政治中立如何容許、培養和支持同學和教職員的夢想。可惜的是，中大的公開聲明沒有陳述理據。
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意含
我不需猜測中大的理由，反而我想說出在校內擺放「新民主女神像」的意含。第一，「新民主女神像」與六四民運事件分不開。「新民主女神像」不純是一個對民主和自由的客觀訴求，反而「新民主女神像」提醒我們，有人仍因六四一事有家歸不得、被監控和入獄、不能公開悼念失去的親人等等。此刻，我們意識到個人的夢想不能沒有對他者（離世和仍在的受難者）的回憶，也不能沒有對他者的承擔。我們不能只向前看，而不向後望。不是因為我們有太多牽掛，而是因為我們不能遺棄受苦者。同學們沒有興趣要衝擊校方，更無意要令校方難堪，但同學們只想對歷史有責任和承擔。這是夢想的基礎。
第二，「新民主女神像」代表對社會一個願景，就是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生活，追求人生的真善美。中大有它的校訓——博文約禮，而「新民主女神像」所含意的民主、自由和正義等等沒有違反中大精神。更重要，它是由同學主動提出擺放「新民主女神像」，並以同學可理解的方法表達出博文約禮的精神。我找不出理由要反對同學的訴求，反而我為他們鼓掌，因為他們真的長大了。
第三，「新民主女神像」絕對代表一個政治立場，因為她代表受害者和弱者的面容。受害者和弱者沒有權力，只有真相。他們的故事與面容正揭露有權者的暴力。更重要，他們也揭露虛偽的政治中立。
雖然中大最後暫時讓「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內擺放，但它的態度已顯出它的恐懼政治。一方面，它恐懼破壞它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治中立；另一方面，它恐懼跟同學和教職員就此事公開討論。所以，中大的讓步是基於恐懼多於真誠的悔改。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副教授
六四廿一年祭：馬傑偉、李立峯、朱順慈 - 毋忘六四，毋忘人文中大 ——兼論作為價值禮儀的悼念活動
【明報專訊】中大高層以政治中立為由，禁止學生會擺放民主女神像，詞窮理拙，惹來批評排山倒海，在此不贅。令人費解的是，一眾高級知識分子，為何作出如此反智的聲明？教授們是大學領導，為何會作出如此違反大學理念的舉動？一位高層對我解釋：以大學之名的每個決定，行政人員均要肩負責任、考慮後果。如今後果是，校方既阻擋不了女神落戶，反而損害了校譽，挽回校譽的是學生、員工、教員。
大學教員、學者，其核心的存在價值，在於創造與傳授知識，而知識之可以創新，必須有思想自由的環境，故此言論與表述自由，是大學基石所在。各種思潮在大學這個搖籃討論思辯，往往有政治效果，舉凡各種對現代社會的新興論述，均可能衝擊社會制度、修正文化偏見、開拓通識眼界。
朋友陳智傑編著小書《開拓通識：知識份子的香港路》，指出1960年代以來，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雖不擅埋首於大理論大系統，但多年來均參與香港重大政治辯論，並在思潮激辯中，為香港注入新觀念新論述，由1970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1980年代的中產大辯論、過渡期至今的民主運動，到近年的公民社會、本土論述與保育思想，大學孕育的知識分子，均扮演開拓、演繹、傳播的角色。而嚴格來說，這些介入社會的思潮，都不是政治中立的！
不是迂腐 就是缺乏承擔
誠然，校方可以指出，個別學者的思想及言論毋須政治中立，但學校若要像一個公共論壇般容讓所有聲音和意見被討論的話，那麼學校的管理層就必須像論壇主持人一樣嚴守中立。這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校方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論壇管理人，校方也有帶領學校發展的責任，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談中立，校方在推動教學語言改革時，有沒有想過要在中英文之間保持中立？我們固然不希望校方在日常運作上把自己的態度強加於學系和員工身上，但遇到重大議題和事件，遇到了是非黑白，觸動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大學的傳統時，校方如果仍然只懂得祭出政治中立的招牌，若那不是迂腐，就是缺乏承擔。
今次在中大擺放女神像，是維園悼念六四的延伸、是表述對自由公義的追求、是一種是非黑白的道德判斷、也申述了參與集會數以十萬計的港人長年積累的深厚信念。因此女神像所象徵和展示的，已不單單是一種政治觀點和立場，而是一種與大學理念脗合的社會良心。
從在中大求學到今天從事教研，在這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們耳聞眼見的，是「兩所」大學在運營，一所是久不久遇到重大爭論時出現的「人文中大」：宏揚國學、關社認祖、崇尚自由、不畏權貴、開拓新知。在尋常日子和大小會議中，我們所認知的，則是另一所管理技術日益現代化的「官僚中大」：爭奪、管理資源，落實一套又一套的規劃方程式，腦子裏都是預算、程式、報告。我們認為現代管理有其必要，「計掂條數」是行政人的份內事。做過大學文學院院長的美國文學理論家和思想家Stanley Fish說過，大部分學者低估了行政人員的重要性，優良的行政令實現大學的教育和人文理想成為可能。理論上是這樣，但現實令人不能釋懷的是，大家營役於數字、為交數而絞盡腦汁、疲於奔命，對人文教育反而冷漠寡情。「官僚中大」為實，「人文中大」為虛，甚至被拋於腦後，如神主牌般藏於高閣。
「人文中大」再教育「官僚中大」領導層
得承認，女神像入中大，從行政角度，須有個程序，放哪處、放多久，確實有商討的必要。但中大高層發出一個充滿公關辭令的聲明，違反了「人文中大」的核心認同，觸發校友師生迅速且強烈的抗議，側面指出官僚思維「鬼掩眼」，每天想著如何爭取資源、周旋於建制、在國內拓展教育產業，竟然忘記了「人文中大」的理念中，最重要是多元、開放。值得慶幸的是，「人文中大」深入師生血肉，日來抗議的信息不絕於耳，反過來再教育身在「官僚中大」的領導層。人文中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理念，就是advocacy，從來不是政治中立的。
女神像落戶中大，是香港六四悼念活動的新里程。六四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政治啟蒙的時刻，直到近年，我們的觀察是青年人接棒者眾。經過1990年代稍為低迷的日子，近年六四晚會愈來愈深化為信念堅定的政治禮儀。程翔的說法：悼念六四，是港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套稱為「媒介事件」的理論，是傳播學近20年來較具創見及影響的理論之一，用以分析六四活動，我們發現，香港每年的維園集會，漸漸出現性質上的變化，近年已成為認信香港自由與公義的公民宗教禮儀。
自1980年代末，「媒介事件」理論由傳播學者Katz及人類學家Dayan開創，至今20多年，有長足進展。年初Couldry等出版文集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Routledge, 2010），提供了不少具啓發性的新觀點。按Katz & Dayan的原型，媒介事件分3類：
其一，走在歷史前沿的「征戰」（如人類首次登陸月球），事件突破了原有的界限，發生後人們的價值意識都有所改變；
其二，周期性比試的「競技」（如四年一度的奧運、美國大選），事件按旣定的規條展開；
其三，訴於傳統的「典禮」（如國慶、國家大典；原為coronation，「加冕」，現概括作「典禮」），事件是對過去傳統的誓師與效忠。
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始於Katz & Dayan筆下的征戰事件：民運走入突發的歷史現場，北京 愛國青年死於解放軍槍下，觸發中國以外的共產國家如骨牌倒塌，世界變了，香港人不知中國列車駛向何方？早年六四集會，仍望早日平反，年年過去，港人或有猶豫，但近年集會幾經跌宕，風雨之後，信念逐年加強，紮根深化，漸由「征戰」化為「典禮」，最終平反六四的征戰目標仍在，但「典禮」性質漸濃，每年肯定信念、深化21年的傳統。
「媒介事件」4種特質必不可少
Couldry等對媒介事件作修正補充，能讓我們對六四活動加深了解。作者群重申，無論「媒介事件」變化如何，有4種特質必不可少。
其一，異於尋常（disruptive insistence）。以六四晚會為例，「媒介事件」的魅力在於打破日常生活，參與其中的人願意付出時間，忍受現場種種悶熱與不適，媒體亦要「就範」，TVB不敢CCTV化，亞視不敢怠慢，頭條報足十分鐘。
其二，演練示眾（performativity）。事件中人，身體力行，鞠躬致敬、高舉燭光、放聲高歌。作者說，「Media even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alance, neutrality, or objectivity」（頁25） 。意即身體演繹就是參與表態，並無中立可言。演練創造了禮儀的真實，六四信念不是紙上談兵。
其三，認信效忠 （loyalty）。一年一年六四典禮，一次一次的認信效忠。媒介事件必含價值。
其四，共同經驗 （shared viewing experience）。六四晚會陌生人肩並肩，就算不在場，亦可在媒體感受10多萬燭光舉起的奇觀。共同經驗亦成為集體認同的力量。
新論文集還提出新論，有兩點可用於六四。其一是借neo-Durkheimian的分析，注入禮儀視角，視「媒介事件」為世俗公民宗教，不涉鬼神，集中於集體的價值效忠，以回應日益非人化、官僚化、程式化的世俗生活。六四集會愈來愈近似一種傳播價值的政治禮儀。
首先，台上台下的演繹劇本（script of performances）漸趨成熟穩健，台上喊口號、唱歌曲、祭英烈、燒名冊，台下安靜合作、禮讓有道、不留垃圾、堅持而莊重，經多年經歷，心中有數，人人有自己的劇本。
其次，一如傳統宗教，六四集會有聖詩（《血染的風采》、《中國夢》等） 、精神領袖 （司徒華 的堅持感染萬千市民） 、不同人物的受苦見證（天安門母親及劉曉波妻子的講話），以及各種民運象徵（女神像、烈士碑） 。這些「宗教」元素均能強化信念。
其三，六四信念，並非神秘信仰，而是由浪淘沙石沉澱而來的集體價值：為弱者發聲、為不義抱不平、為民眾求公道、為道德良心無懼政權。
最後，對參與者而言，六四信念愈來愈成為本土價值的強烈認同所在。正如程翔在晚會前發言，廣大國土上，彈丸香港，是自由之都，港人能不珍而重之！
女神像獲取豐厚象徵意義
新文集中，著名傳播學者Douglas Kellner注入奇觀元素，指Guy Debord的「奇觀社會論」只集中批判奇觀作為消費噱頭，是太簡化了。媒介事件中的奇觀，可煽動認同、亦可鼓勵反抗。六四燭光，已成港人奇觀。萬點淚光，言說慰問、標示團結、溫婉而頑強、認信了參與者的堅持，折射到電視、報紙、facebook之上，成為晚會引人幽思的反抗象徵。
認識符號學的朋友都知道，符號的象徵有生命周期，必須孕育於生活禮儀，不斷補充、強化，才有持續的活力。陰差陽錯，今年六四增添了充滿象徵力量的女神像。她被警方扣押、被中大拒於門外，在她「受苦受挫」的磨練中，短時間內獲取豐厚的象徵意義。她被運置中大前，已滿注了維園悼念集會的充沛活力，背負當晚10多萬市民的期望。背後的價值正脗合「人文中大」的傳統，以具體的事件批判了「官僚中大」的蒼白邏輯。女神立於中大，是六四禮儀的深化與延伸，亦是「人文中大」與「官僚中大」的博弈。但願校方與師生坦誠對話，而不是加深裂痕。
三位作者均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老師
六四廿一年祭：安徒 - 「當仁不讓於師」之「哭中大」
又要下筆批評中大，難免尷尬，畢竟還是母校。
但是這所「母校」近來的所作所為，已經令我等中大人感到非常陌生。為了拒絕學生在校園擺放一具雕像而搬出「政治中立」四個大字，如此理屈辭窮地回應，這所大學亦可謂接近自拆招牌的絕路。
高教領導人 有辱斯文
可哀者，不是因為它被批評的餡媚權勢，而是它展露出這一批「高教領導人」的思想是何其混亂，已到達有辱斯文的地步。
大學之為大學的最高原則是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的前提正正是容納各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主張自由表達，互相理性辯論，溝通差異，以追求真理和共識。所以，思想自由的前提正好是鼓勵師生提出不同政治主張，勇於表達，而非迴避爭論，沒有態度。
新亞書院是中大的創校組成書院，它的校訓出自儒家思想的「誠明」。而儒家經典《中庸》對誠的解釋是﹕「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對政治、世局、社會沒有立場態度者，又如何能做到擇善而固執？
事實上，孔孟之道最討厭的其中一類人就是鄉愿。鄉愿指沒有是非觀念，事事刻意討好他人者。鄉愿永遠裝出老實的模樣，事事折中調和，沒有什麼主見，只會維維諾諾附和別人。孔子對鄉愿深惡痛絕，說﹕「鄉愿，德之賊也。」孟子也說﹕「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愿也。」
中文大學不高舉思想自由的大旗，不以促進學生表達政治見解，提供方便與機會發展成熟政治判斷能力為務，而口口聲聲以政治中立為尚，是否說明它今日已成為一所鄉愿大學？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說學生展示一具雕像，就要審查其是否有違政治中立，它也自身首先破壞了政治中立原則，因為決定何者才符合政治中立、政治中立的標準為何以至由誰去制定執行這些標準，都必然是政治判斷。中大校方公然宣示自己以政治角度考慮學生申請，但所依據的卻是沒有經大學社群公開辯論而達成的那謂「中立」/ 「不中立」的準則，這表明了中大當局恰好不是在實踐政治中立，而是政治性地行使一己的政治判斷。那問題就不是「政治不政治」，而是一種違反大學是理性開放，宏揚思想自由，尋求真理共識之地的「壞的政治」。
雕像館藉口低能
不過，更荒唐的竟是消息指有校方高層認為，此例一開，中大就不能拒絕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等的雕像擺放，這會使中大成為一所雕像館。有網上的評論直斥這是低能，筆者也想不出理由不同意。因為，這是一種近年香港親建制的保守派不斷重複的滑坡歪理的最拙劣運用。而且，如果中大要忠於自己這套說法，那始作俑者應該是樹立唐君毅像的人，因為唐君毅生前毫不掩飾其反共立場，死後遺作也處處流露他的反共思想。當下中大校園內，親中商賈，愛國權貴的塑像、身影、名號卻也是四處可見，那為了貫徹政治中立，不左不右，為防各式政治立場的象徵物氾濫校園，那是否要來一場全校政治大審查，洗底以示政治中立？還是只許校方招徠權貴放火，不許學生良知點燈？
其實，今日中大校園早已是多元政治立場的象徵並存的地方，如果你在新亞尋得反共孔學偉人的痕迹，在崇基飯堂外的草地一角，你也會發覺那裏默默樹立着左翼理想主義年代的一塊勞動光榮碑。兩者象徵的政治立場和思想各異，但同時是各自時代的印證，歷史的印證，承載着各自當年熱烘烘的真實政治。它們出現的時代都有各種政治見解的交鋒爭辯，那些正是中大本身所積聚的文化遺產，也是中大人自豪的一部分。
可是，在什麼時候你會想像，我們會進入一個年代，在沒有交鋒爭辯，沒有是非標準的舖陳闡述下，一頂「政治不中立」的帽子竟然從天而降。這難道不是要毁掉中大幾十年來在人文、文化領域所累積的聲譽和家當？
我要問，這是一個什麼年代？
筆者所認識和受教的中文大學，是由殖民地時代一批有着憂患意識、文化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學者，努力向殖民當局，爭取宏揚民族文化使命而創立的。中大的誕生，本來就是一種政治產物。憂患和苦難的意識，貫通崇基與新亞，和各各在顛沛流離中避秦居港的學者學人。
而今日日益邁向勞斯萊斯化的中文大學，卻是一所恭逢盛世來臨，在盛世榮耀中翻波逐浪，卻忘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知識分子責任的盛世大學。
事實上，今次在中大校園所樹立的民主女神像，與其說是紀念六四屠殺廿一周年的標誌，不如說是翻開了新的一重意義，紀念中大永恒不滅的一種道高於師的抗議精神。這種精神在《新亞校刊》新八期內由唐君毅先生如此闡述﹕
「同學們固然當尊敬施教的先生，但是尊師必與道相連。道即是理想，師之尊，在其有道，能引導同學向道。故道尤高於師。而一切師友同到道的面前，便立於同一地位，當負同等責任，每人皆可以當仁不讓。只有在大家能重道而又能當仁不讓時，師友之關係以大公之道為媒介而聯絡，而後彼此之感情亦才有堅固的基礎，才可以長久。」
上述這段引文其實是再引自三十九年前新亞一位同學劉美美給當時新亞書院校長及師長的公開信。《中國學生周報》頭版報道，標題〈劉美美哭新亞〉，內容訴說學生深受新亞儒家教導，心深仰慕新亞人人歌頌的「新亞精神」，要同學同擔民族命運，民族前途。但在當時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前後，新亞的師長們卻明哲保身，寂然不動，光讓學生被捕被毆，校方卻保持沉默。連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申請用校內「誠明堂」作為公開論壇場所都不批准。於是，在一片「新亞精神已死！」的批判聲中，劉美美發公開信與師長與校方對質。一時之間，〈哭新亞〉一文震動學壇，傳為佳話。
大學之不朽 中大人的可愛
事實上，民主女神像生於北京學生運動，針對的是強權專制政府，但廿一年後女神像在香港落戶中大的事件，卻同時是針對一貫都有明哲保身的鄉愿傳統，並日益向靠攏權勢方向滑動的大學校方。
「吾愛吾師，吾猶愛真理。」──中大人守持大學精神，代代不滅。二千人護送女神，再次編上一章。將來在永久安放的女神像旁，如能同時在刻石誌上唐君毅以上道高於師的訓誨，及〈哭新亞〉的事蹟，那麼，這所大學四五十年來在苦難與盛世之間的跌宕與嘲弄，也不致全遭荒廢為散失的家當。
這是大學之不朽，也是中大人的可愛。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漸進、有序、可控的政治現代化
2010年6月4日
【明報專訊】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全方位現代化，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現代化，一定要遵循漸進、有序、可控的原則，現在已經成為各界精英的共識。但是，僅有原則還不夠，還要有具體的操作方案，限於篇幅，這裏只能提幾個要點。
核心是權力制衡
一、首先要達成更廣泛、更深入的精英共識，關於改革目標和路徑的基本共識。這實際上是一個思想解放和理論更新的過程，從已經完全過時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鄧小平30年前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可能有當年現實的必要，但它不應該成為永恆不變的教條。要設法形成「世間沒有永不犯錯的政治家，每個人必不可免地都有其時代和個人的侷限」這樣的共識，前任造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必要一股腦背在後任肩上，認錯和道歉是政治家勇敢、正直的美德。包括「六·四」在內的歷史遺留問題，都可以按照南非的「真相與和解」模式加以妥善解決（參看《漸進民主論》「真相與和解」一文）。只有這樣做，執政黨才可能獲取人民的由衷敬意和擁戴。
二、然後，在精英的引導下，建立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競賽規則（遊戲規則）。核心是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權力不能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構，必須分開，既相互監督制約，又相互合作。是否「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具體形式並不重要，當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開」，深圳正在試行的黨內決策、執行、監督分權制衡，都是權力制衡的不同形式，但其基本原理是一樣的。目前至關重要的是司法獨立和監察權獨立，這是從根本上治理貪腐、包括司法腐敗，防止百姓求告無門的治本之道。可以先從司法系統和監察系統的中央垂直化管理入手，切斷它們和地方黨政權力的關係。西方中世紀末期就有了從中央派出巡迴法庭，審理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不當作為案件的制度，我們總不能連這個水平的司法基本制度建設都沒有！
三、在憲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規則約束下的競爭」並且「按合法程序改進規則」的政治文明行為習慣養成的同時，積極穩妥、協調有序地擴大政治領域內的公民權利——政治參與的權利，和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
政治參與應當區分為精英與大眾兩個層次。
精英層次的參與，是指人大、政協向真正的議會轉型。執政黨可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維持多黨競爭下的一黨獨大，但必須從高居於議會之上的「議會老子黨」，真正成為在憲法約束下，以議會為主要政治舞台的議會黨；同時逐步向獨立的民間人士開放議席，走「內源式」的兩黨制發育之路——像17世紀英國從議會中發育出托利黨輝格黨兩黨制的演進模式那樣，而不是在現有體制之外形成非法狀態的反對黨。
兩黨制優於分散的多黨制，選舉制度的設計應當有利於兩個大黨的形成，但不排斥其他小黨獲得一定議席，這樣可以使議會得到更廣泛的代表性。
沒有競爭，一家壟斷，必定低效和腐化，政治和經濟的客觀規律都是如此；不疏通民間精英的合法參政渠道，他們就只能走非法組織的對抗之路。
大眾的參與可以採取自基層民主選舉逐級向上遞進的方式，目前已經到了認真推行縣市一級的民主選舉和司法獨立的時候了，否則，「官商匪三位一體」的地方政府黑社會化必將導致社會治理的失效。「縣治則天下治」，全國2700個縣市得到現代法治憲政的有效治理，國家長治久安就有了基本保證。擴大言論、出版、表達的權利也類似，可以在政治性、現實性、大眾動員性的言論，和非政治性、非現實性、精英小眾範圍內的言論之間做出區分，後者應盡可能自由，前者則不妨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逐步放寬限制。
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
四、官員隊伍應當明確區分政務官和事務官（文官），執政黨任命任期有限的政務官，文官職位則應當向全社會開放，按考試成績終身錄用。這也是保證國家穩定治理，不至於「人亡政息」的基本制度，「黨政分開」的另一層涵義。
五、執政黨內部應當逐步建立多元權力的相互制衡監督，以及自基層黨員民主選舉逐級遞進的民主化機制；「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不失為一條可行路徑。
六、「服務型政府」則理所當然應當把凡是市場和民間社團辦得了的事情讓渡出去，一個興旺發達的，由各式各樣民間自組織的志願社團組成的民間社會（市民社會、公民社會），是合法有序決策參與、人民利益和意願表達，防止無政府無紀律、情緒化街頭群眾運動和社會動亂的重要社會基礎。
總而言之，凡是符合漸進、有序、可控政治現代化的大原則，有利於、有助於實現既定目標的方法和步驟，都可以嘗試，並不需要制定一套如同企業的商業計劃書那樣完全理性、邏輯化的精確操作方案。
體制疲態畢露 大有清末之象
當年「胡溫新政」剛揭幕時，許多人（包括筆者在內）曾經寄予莫大期望。幾年看下來，這個「新政」卻是承諾多，做得少；口號多，行動少；令人相當失望。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那個權貴惡勢力的百般阻撓。胡溫的改革不論朝哪個方向走，只要觸動了權貴資產階級的利益，都會遭到這個惡勢力的強力阻擊，休想挪動半步。
下一步改革——不管是國企和金融系統的徹底改革，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究竟能夠依靠哪些力量？還有多少人真正關心這個改革，還肯為它出力？實在看不出來。照此下去，「胡溫新政」難免變成「裱糊舊政」——清末改革派大員李鴻章晚年曾發浩嘆，說自己一輩子就是一個裱糊匠，什麼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塊紙糊上，直到最後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不少朋友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個體制已經疲態畢露，效能愈來愈低下，大有清末之象！
1980年代末的京城改革精英圈子裏曾經流行一句話：現在是精英和痞子賽跑，看誰跑在前頭。——「精英」是指體制內外健康的、建設性的力量，「痞子」則是體制內外腐朽的、破壞性的力量。「六四」鎮壓之後，精英潰不成軍，痞子惡性瘋長，社會表面上一派繁榮，實際上內裏正在潰爛，所有的「反腐敗」措施不過是「揚湯止沸」，不過是割韭菜，割去一茬，下一茬長得更加茂盛。政治體制改革實在是不能再拖下去了，改革的步伐要適當加快。開快車要翻車，但是，開慢車也會翻車——你慢慢騰騰，堵著大家的路，一定會出來一個壞脾氣、急性子的，把你頂翻到溝裏去。執政者過於保守，歷來是養育極端激進勢力的肥田沃土，這就是痞子跑到了精英的前頭。一味做裱糊匠的最終結果，就是忽隆隆牆倒屋塌完事。
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不妨先從幾件急務入手：
一、司法獨立；
二、強制官員申報財產和收入的「陽光法案」；
三、人大對各級政府收支的強有力監督；
四、縣市一級的系統性整體政治體制改革。
無論阻力多大，這幾件大事也一定要盡快提上日程，以「霹靂手段」強有力地貫徹實施下去。如果連這幾件事都拖著不辦，那就再也不要奢談什麼改革了，等著大亂、大折騰、大清算好了。
歷來的政治領導人當中，有政治家，有庸人，有政客。政治家懷抱改良社會、利國利民的遠大理想，為之奮鬥不息；庸人胸無大志、抱殘守缺，混一天算一天；政客則專以玩弄權術、鞏固權位為能事。所謂「胡溫新政」究竟以哪一種歷史定位載入史冊，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四之四）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為何「愈維穩愈不穩」？
2010年6月3日
【明報專訊】近來，一篇題為《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的研究報告（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課題組撰寫）在知識界廣為流傳。該報告的內容摘要如下：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明顯增加，現有的維穩思路和工作方式不但難以化解這些矛盾衝突，反倒導致愈維愈亂的惡性循環。要實現真正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就必須徹底轉變思路，形成維護社會穩定的新思維，把利益表達和社會穩定作為同等重要的雙重目標，以法治為核心，推進利益均衡與利益表達的制度化建設，形成社會長治久安的堅實基礎。」（全文見港刊《領導者》總第33期）
要害正是「以法治為核心」這句話！
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本人早在十幾年前提出的「漸進民主論」當中，就強烈主張仿照英國模式，把政治現代化區分為兩個階段，「先自由、後民主」，即首先要解決自由憲政與法治的基本制度建設，亦即「第一代人權」的切實保障問題，然後才能把民主化即「第二代人權——平等的政治權利」（主要體現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提上日程。這是既能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最急迫、最嚴重、人民最不滿的制度弊病，又能避免因「參與爆炸」而導致失控的最優路徑。其間有大量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問題需要一一澄清，不及細述，請參看拙著《漸進民主論集》中的相關文章。這裏僅以「六四」事件為例，談談為什麼只有靠法治「維穩」才能長治久安。
1989年「六四」導致眾多市民和一些學生無辜死亡的天安門廣場的清場，放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原本是件極其簡單的事情：首先，依法照準大學生和平遊行示威的申請；其次，依法規定遊行的標語口號，起止時間，人數、路線、地點和禁止事項（不得阻塞交通，不得破壞公私財產，不得使用暴力，等等）；第三，警察負責保護依法進行的遊行示威，阻止一切違法言行；不聽勸阻的，警察依照法律授權動用合法限度之內的強制手段——用警棍、水龍、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強行驅散或逮捕。照此辦理，即便有個別人不聽勸阻，幾輛消防車，高壓水龍一冲就能解決問題，哪會發生大學生長期佔據天安門廣場，警方無計可施，最終要動用20萬大軍進京大開殺戒這樣的恐怖悲劇？前總書記趙紫陽所主張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試圖把中國引向世界文明國家共同的法治道路，不幸，卻被「4.26」社論的階級鬥爭邏輯誣指為「支持動亂，分裂黨」！
人們不免要問：一個執政長達40年的黨，怎麼會如此驚人地低能？全世界的民主國家，警察打人——尤其是在處置違法並且不聽勸阻的示威遊行時——司空見慣，人們見怪不怪；但在中國，警察打人卻一定引起極大的公憤——這是為什麼？當前我國失業率猛增，群體性事件勢必隨之高發，政府和警方應當如何處置？
現代法治國家 沒有內部敵人
一個現代法治國家只有外敵——當它遭受外國侵略時；它是沒有內部敵人的，國家內部只有守法／違法、合法／非法之分。這個「法」，是按照正義理念和制定法律的合法程序產生，獲得最廣泛的社會共識的認可，切實約束政府和人民、保障人權的正義良法。在這個自由憲政的法治之下，警方作為執法部門，其職責就是維護此正義良法不受任何人、任何機構和組織的侵犯，以確保每個人的合法權益。對於公民的一切合法言行，警察沒有任何干涉之權；反之，對於侵害公民權益和社會利益的不合法言行，警察當然被法律賦予強制之權；違法者如果不聽勸阻，警察就必須視其反抗的程度和方式，動用法律嚴格規定的、適宜限度之內的強制措施，包括暴力手段；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守法公民的權益和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其背後的基本理念是「人性惡」，人的「罪性」（sin）：清醒地面對人性的客觀現實，認識到無論在多麼「理想」的情况下，每個人的人性之中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侵犯他人、危害社會的可能和衝動；人永遠不是天使，人間注定不會有天堂，因此不得不用法律、道德等等文明教化，來馴化和約束每個人。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觀和人性觀則完全不同。馬克思根本不承認有什麼永恆不變的人性和作為普適價值的人權，一切都是「歷史的」、「具體的」、「階級的」即相對的；所謂「人性惡」只不過是不合理的、人剝削人的私有制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人性惡。在共產主義天堂降臨之前，人世間就是一個天使（「人民」，無產階級）和魔鬼（「敵人」，資產階級）殊死搏鬥的階級鬥爭的血腥戰場；對於魔鬼，對於敵人，那當然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對階級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名言），根本沒有什麼人權可言，頂多不過是出於策略考慮，給點「出路」而已；而對於天使，對於「人民」，則是「對階級兄弟要像春天般溫暖」，兄弟有錯誤，你只能好言規勸，「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打罵是絕對不可以的。於是，警察就只能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對於敵人，可以濫施暴力，原則上怎麼殘暴都可以；對於人民，則只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處於極端軟弱無能的尷尬境地。
中共治國理念 仍然不是法治
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念，直到現在也仍然不是法治（rule of law），是載入憲法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這也就是為什麼1989年中共保守派要把學生的示威遊行用「4.26社論」定性為敵我矛盾，把6月3日晚間人民群眾阻止軍隊進城的行為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濫用武力予以鎮壓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比警察更尷尬的也許是各級地方官員。當面對「群體性事件」時，他們首先必須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但這裏既沒有標準，又沒有做判斷的足夠信息和時間，更沒有充分的授權，尤其是絕不可能獲得社會認同；於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不是太軟就是太硬，可謂「動輒得咎」。這就充分說明，「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理念，以及包括警察和政府官員在內的每一個中國人的根本利益，都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義格格不入的。
任何一個現代法治國家，都要以憲法和其他法律莊嚴承諾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各項公民自由權利，並以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切實保障，任何人或任何機構——包括政府、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在內——如果剝奪或侵害這些自由權利，就要受到法律的嚴肅懲處。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也有類似的憲法和法律規定，「六四」事件發生後的當年10月31日也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到，事實上這些規定迄今為止仍然遠未落實，公民示威遊行，或成立不受政府干預的民間社團等等行使合法自由權利的申請，在絕大多數情况下都根本不被批准，這和當今全世界任何法治國家的實際情况都構成了極具諷刺性的鮮明對比。這種自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以來持續至今的憲法和法律的虛偽性、欺騙性，憲法和法律的紙面規定與權力機關實施法律的實際完全脫節的情况，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和政府置於執法犯法的境地，使得法律的神聖性、嚴肅性蕩然無存，以至於到了文革時期，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文本抗議對他人身自由權利的非法侵害時，不但毫無效果，反而招致了更殘酷的、駭人聽聞的迫害。這種執政黨和政府執法犯法的局面如果聽其繼續下去，哪一個中國人的人身安全和其他自由權利能有根本保障？這樣一個建立在制度性的謊言和欺騙基礎上的國家，從何建立基本誠信？遍佈中華大地，花樣百出的假冒偽劣怎麼可能得到遏制？我們這個有着數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將會淪落到何等卑劣的可恥境地？
中共領導者 是一群邪惡之徒？
20年來，我從未停止過對「六四」慘劇的沉重反思。追究責任並不特別重要。重要的是汲取經驗教訓，以免重蹈覆轍。我一直在自問，那種迄今為止仍然普遍流行的，正／邪二分的道德譴責——中國共產黨人，至少是他們的領導者，是一群邪惡之徒，他們注定了要幹邪惡之事——能夠解釋「六四」這一場民族悲劇的深層原因嗎？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誤入歧途的社會
1989年的中國，是一個無論是執政黨、政府，還是知識分子、大學生以及人民大眾，對於一個現代法治社會究竟應該如何治理，從觀念、制度、政策到具體行動都極度無知、混沌一片的，誤入歧途的社會。這樣一個國家，怎麼可能有效治理？1989年6月2日，我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發出的近乎絕望的呼喊「我們沒有敵人」不但不被執政當局接納，反而因「六四」的血腥鎮壓而完全淹沒，社會對立與仇恨反而更加難以消解，社會和諧與和解至今仍然遙不可及，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因此而埋下了巨大隱患，這不能不令人對於我們這個被仇恨的油蒙了心的民族感到深切憂慮！
那麼，究竟孰令致之？一句話：是那個完全脫離現實，純屬烏托邦幻想的馬克思主義，使共產黨人乃至廣大民眾喪失了基本的常識判斷。馬克思主義是萬惡之源——至少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是如此。這麼說，我看不算過分。導致「六四」慘劇的根本原因不能由正邪二分的道德審判得到深刻揭示，相反，其根本原因是，我們這個民族因馬克思主義的誤導所致的，深入每個人骨髓的整體性愚昧無知。其拯救之道，不是延續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最擅長的道德審判，而是推行新一輪思想啟蒙，和艱苦持久的建立法治社會、自由憲政的不懈努力。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本人才高度評價「胡溫新政」所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治國新理念，因為，這才是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的暴力仇恨邪神崇拜的根本性糾正，才是把中國引上現代法治憲政之路的治本之道。馬克思主義這個西方文明異端不僅敵視西方主流文明，敵視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與中華文明和諧中庸的偉大傳統格格不入，我們中國人有什麼理由要去信仰這個西方邪教？把這樣一個如今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政黨還在愚昧信奉的西方邪教奉若神明，卻把自己的祖先和傳統棄之如敝屣，「愛國主義」還從何說起？
一句話：只有把國人「借道德解決一切問題」的積習引上新一輪思想解放和思想啟蒙之路，建立法治憲政的普遍共識，才是治本性的維穩之道！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誰將折騰中國？
2010年6月2日
【明報專訊】鄧小平一再強調「沒有穩定，什麼事都辦不成」；胡錦濤總書記不久前提出「不折騰」；都很對，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會擁護。問題在於，這只是良好願望。要讓願望成為現實，還得有可操作的方案。方案由診斷來，我們先要診斷出「折騰」的病根何在。
極端主義
早在1993年，筆者在香港《信報》發表的文章中就提出，可能折騰中國的東西，一言以蔽之曰「極端主義」。若談「陷阱」，這就是中國現代化最大的陷阱。簡略說來主要有三種：
一、極左，即新毛派。他們討厭改革開放，熱愛普遍貧窮、自由等於零的毛澤東時代，隨時準備開歷史的倒車。不幸的是，在貧富懸殊、貪官橫行天下的當今中國，毛澤東時代對於大批底層民眾確實有着強大的魅惑力；加上執政者至今仍然把馬列毛的那一套供奉在神壇上，更讓極左派理直氣壯、有恃無恐。一旦氣候適宜，新毛派趁勢崛起、製造大亂並非天方夜譚。
二、極右，即市場原教旨主義（市場萬能），和激進民粹民主。所謂「華盛頓共識」給第三世界開出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萬能論藥方的錯誤，已經在這一輪全球經濟危機當中暴露無遺。這個「新自由主義」並不新，它不過是資本主義原始時期反對政府照顧窮人、忽視社會公平的自由至上主義的老調重彈，倒是恰好和中國當前的貧富懸殊頗有一比！激進民粹民主，在主流政治學當中屬於極左，這裏姑且按照「鄧小平理論」定為極右。這是和當今超過100個大小國家中建立起來的主流民主相對立的另類異端民主。所謂主流民主，是指自由主義的民主——受自由約束的民主，兼顧自由與平等，以自由為目的、視民主為手段的憲政民主，以法治保障個人基本自由權利的民主，多數人與少數人、窮人與富人得到平等對待的民主。與之相對立的激進民粹民主，則是形形色色非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民主——多數至上、平等至上，多數人（通常是佔人口多數的窮人）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的民主，以為只要推翻不民主的、「為剝削階級服務的」壞政府，民主立刻就能實現的盲目樂觀的民主，以激進的、走極端的暴力強制手段追求事事平等、處處平等的民粹主義（平民主義）民主，仇視、醜化富人，百般讚頌、美化窮人的，被塔爾蒙稱之為「極權主義民主」的馬列主義極左翼所主張的民主。自由民主源於英美，反自由的民主則源於法國大革命。
三、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和富國強兵，拒斥自由民主，通常帶有強烈反美反西方情緒色彩的極端民族主義，或「新法西斯」。這是當年德、意、日法西斯走過的老路，曾經給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過巨大的災禍。慘痛的歷史經驗告誡人們，一個沒有自由憲政約束的強大國家絕非人類之福。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的西方國家和周邊國家憂慮「中國威脅」的原因所在。不建立自由憲政，「和平崛起」的承諾講得再動聽，也無法令人由衷信服。
權貴資本主義
現在，更恐怖的第四種極端主義出現了，並且正在惡性膨脹中，這就是把極左意識形態、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法西斯這三種極端主義集於一身的權貴資本主義。
權貴資本主義是一個最具中國特色的大雜燴。它用極左意識形態做它的鎮壓工具，但不要其中的社會主義和平等；用「權力攪市場」的官僚壟斷資本主義大發不義之財，但不要良好市場的自由競爭、法治及道德約束；它又用片面追求富國強兵的偽愛國主義煽惑民眾，騙取社會支持，同時堅決抵制自由民主，「絕對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多黨制那一套」。
腐化墮落的官員及子弟親友
請注意：這個黑暗勢力的主體是腐化墮落的各級政府官員及其子弟親友，而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企業家和商人。恰恰相反，後者正是它們敲詐勒索的對象。
權貴資本主義惡勢力的急劇膨脹，是在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政治改革不但完全停滯，而且從中共十三大路線大幅倒退，從「黨政分開」退回「黨的一元化領導」，一切權力全都集中到各級黨組織的第一書記手中，一切監督制衡統統化為烏有，導致「絕對權力絕對腐化」。
「六四」鎮壓和隨後不久蘇聯解體，共產主義信譽掃地，共產黨人信心崩潰，於是凡手裏有點權的，便抓緊機會拚命撈錢，再把妻兒送往國外，給自己留好退路。
六四鎮壓惡果 民族道德靈魂敗壞
「六四」鎮壓的最大惡果，不是表現在那些可見的數據，而是民族道德靈魂的根本性敗壞——整個中國社會理想破滅，正氣遭到致命斫傷，「仰望星空」成了傻瓜行徑，高尚君子與政權離心離德，鑽營狗苟的庸俗小人一批批鑽進中共隊伍……正所謂「黃鐘毁棄，瓦釜雷鳴」，「上下交征利」，惡俗當道、犬儒盛行，發財致富成了唯一的追求和價值標準。這一切，更給官員們提供了放手貪腐的宏觀微觀環境。近年來，有的部門和地方政府乾脆變成了黑社會，包娼包賭，強佔土地，強拆民房，獨霸市場，獨攬工程，僱兇殺人，封媒體抓記者……簡直到了窮凶極惡，肆無忌憚，無所不為的地步！
據官方數據，僅2003年1月到2006年8月，各級檢察機關查處的貪污受賄犯罪分子就有67,505人，而這只是冰山之一角。有些學者估計，這6 萬多人僅佔貪腐官員總數的5%至20%，實際犯罪人數是這個查處數字的5至20倍。
特權家庭的問題
短短20年間，這個階級非法聚斂了驚人的巨額財富。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財產（不包括境外）超過一億的有3220人，90%是高幹子女（《遠東經濟評論》，2007.no.4）——當然，也有合法財產混雜其間，不能說100%都是非法取得。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至90%是高幹子女。一位久居中國的美國官員說得好：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
據世界銀行報告，中國0.4%的人口佔有70%的財富，而西方國家財富佔有最不平等的美國，是5%的人口佔有60%的財富，比起中國可謂「瞠乎其後」。中國的基尼系數已接近0.5，成為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號稱被中國共產黨唯一、排他、當然地「代表」着其利益的廣大人民群眾如果知道了這些事實，心中的怨憤將會以何等破壞性的方式爆發出來，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就是這樣一個急速劣質化的社會，竟被某些西方人美其名曰「中國模式」、「北京共識」！
（四之二）
六四廿一年祭：周舵 - 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
——寫在「六四」事件21周年之際
2010年6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
周舵現年63歲，1989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
「六四」事件21周年紀念日就要到了。表面上看，執政當局以「拖」字訣處理「六四」遺留問題似乎很有效——當年的當事人除極少數（如本人之輩）外，全都風流雲散，沉默的沉默，順服的順服了；整個社會對於這個極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全都淡忘了，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六四」這回事。然而，這種以強行封鎖信息，和治標不治本的「裱糊匠」手法處理社會矛盾衝突的治國之道，在21世紀這個信息社會和改革開放的大局之下無論如何是不可持續的。一旦信息封鎖失效，給原本不知情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撼、思想混亂以及對於執政者的信心動搖，都會是極其強烈的。為天下計，為民生計，也為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計，這種以「拖」字訣治國的不作為政治都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滯後得太久，再這樣拖下去，勢必釀成大禍。歷史的殷鑑不遠，切望「胡溫新政」不要重蹈清末新政之覆轍！
所謂「中國模式」
值此「六四」紀念日之際，對於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揣冒昧，特提供我的若干淺見；不敢保證全都正確，只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罷了。
目前仍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世界，引發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全世界極左分子為之歡欣鼓舞，他們以為，這是以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和自由民主為核心的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走上窮途末路，鼓吹階級仇恨對立、多數窮人的絕對權力、一黨專政和國家統治經濟的極左勢力藉機崛起的大好時機。但他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他們不但昧於大勢，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且不懂歷史，竟然不知道早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類似的歷史戲劇就已經上演過了。當時，借全球經濟危機之助，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兩大極權主義強力崛起，一時之間大有蕩平天下之勢，而所謂的「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好像真的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然而，歷史的審判對於這極左和極右兩大極端主義勢力卻極其無情，它們先後被人類普世文明送進了歷史博物館，灰飛煙滅了。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就是歷史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勢」。
要認清大勢，不能看一時的表象，不能憑一己之好惡，只能依據系統、全面的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專家學者從大量個案中提煉出的客觀真理，它是無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無疑要比眼前任何個人或群體僅憑個別事例（所謂「特殊國情」）而得出的主觀私見高明深刻不知多少倍！「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這特殊性背後卻有共性；看不到特殊表象背後的普遍規律，是一切缺乏科學素養的人的通病。不客氣地說，目前關於「中國模式」的種種喧囂，都不過是某些人昧於大勢的主觀私見而已，不過是過眼雲煙的「學術」泡沫而已。
以政治學的主流範式作為工具分析「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沒有任何不可理解之處。我們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體制不是一般的專制，是一種現代型的超級專制，叫做「全能主義」或「極權主義」。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它的許多特徵仍然延續至今，我們不妨把現在的政治體制稱之為「半全能主義」或「後極權主義」。經濟體制方面，則由於產權改革的不徹底，國有成分依然太大（尤其在金融領域），以及良好市場必不可少的法治建設嚴重落後，目前的經濟體制只能叫做「前市場經濟」或「原始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不是別的，就是「後全能政治加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而已。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制度的雜交品種誠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畸形怪物，但畸形怪物不但可能存在，還有可能表現出某種優勢；然而同時，它所包含的致命的內在缺陷也注定了它的短命結局。
有權就有一切，金錢萬能
有朋友問，當今中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回答說：很簡單，「有權就有一切」加「金錢萬能」。這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那麼，導致如此鄙俗的價值觀的制度原因是什麼？
如前述，「中國模式」就是「後全能政治（後極權）+原始資本主義」。後極權是舊時代的遺留；原始資本主義則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現象。後極權，意味着政權有強大的社會管制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當政權明確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導向之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便成為市場經濟之外的，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兩台巨型發動機。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着對中外資本的制度性、政策性優惠和激勵，極大地刺激起創業和投資積極性。中國經濟持續30餘年的高速增長，由此得到制度性解釋。
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即負面效應和代價。
自由缺失 公平缺失
後極權，意味着自由缺失——這裏的「自由」，是指不包括民主權利（平等政治權利）的所謂「第一代人權」，即人身安全與自由保障、私有財產保護、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創業、擇業………等一系列人人應享有的基本自由權利。
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着公平缺失——這裏的「公平」，是指「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所定義的，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平等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如平等的受教育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權）。
「有權就有一切」，是後極權的核心價值，政治權力不受任何約束，這是自由缺失亦即人權保障缺失的制度原因。「金錢萬能」，則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沒有錢的窮人缺少實現基本自由權利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成為公平缺失的制度原因。
各路鼓吹者評價「中國模式」，對於它的優勢，幾乎就只是集中在一點，即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若問，這是否值得如此讚美和鼓吹——那就要取決於你的需求層次。
按照當代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經濟利益和物質需求是最基本，亦即必須優先滿足的需求，但同時也是最低級的需求。隨着人格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人的需求會不斷從經濟和物質層次，向愈來愈高的精神層次提升，從安全、歸屬、尊嚴與榮譽，直到最高層次的，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自我實現」，即個人潛能最大限度的發揮。照此說，「中國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窮人和窮國最基本亦即最低級需求得到很好滿足的成功模式——僅此而已。它對窮人和窮國的吸引力、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我要問的是，這就值得大吹特吹，認為它構成了對於當今文明人類公認的「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甚至成為什麼新的「普世價值」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窮國愈來愈多，那麼，幾乎可以確信，「中國模式」代表着人類的未來。但這真的會發生嗎？特別是在中國？中國和世界都會愈變愈窮？
如果相反，中國愈來愈富裕，中國人的需求層次將會不斷提升，最起碼，首先對於「安全」的需求將會愈來愈強烈。問一問隨便哪個中國人，從平民百姓，到政治局委員，你都會知道，他們目前最大的不滿，就是沒有安全感——就連人身、財產、居住、個人隱私等最最基本的人權都缺乏保障，更不要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自由權利了。至於更高層次的精神性需求的滿足，幾乎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老百姓的耕地私宅動輒被強佔強拆，有了冤情卻無處告訴——法院不受理，即使受理也得不到公正審理；無奈上訪，又被截訪、列入黑名單；發幾條對官員不利的手機短訊或網上信息還要遭牢獄之災，就連身為「無冕之王」的記者揭黑幕都會被拘捕……如此日益惡化的司法不公和司法不作為亂作為的現實，令人感嘆當今中國還不如皇權專制時代，那時，老百姓只要擊鼓鳴冤，大老爺就必須升堂審案，沒有不受理一說；言官可以罵皇帝，可以「風聞議事」（只要聽說官員行為不當，就可以舉發，不實也不受懲處）。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同樣沒有安全感，道德普遍敗壞的政商環境逼得幾乎每一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不做行賄、偷稅漏稅或貪污受賄等等違法之事就幾乎無法生存，致使他們隨時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當今中國 沒有人有真正安全感
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拚命向國外移民、轉移財產！香港《太陽報》報道，據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數據，去年僅申報投資移民美國的中國富人即超過了1000人，申請往加拿大和澳洲的華人富豪更呈幾何級數增長。文章說，「富人移民國外，使國民財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國民對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當愈來愈多的富人移民國外，將使中國變成財富空心化，使改革開放30年的財富積累流失掉」。據美國《國際生活雜誌》2010年全球194個國家（地區）生活質量報告，中國排名97位；9項指標中，「風險與安全」僅得分57（最高分 100），「自由」更是低到極其可憐的8分（見《南方週末》2010.5.27.F32）！這樣一個連基本自由與安全感都沒有，根本不可持續的「模式」，竟然構成了向西方文明主導的「普世價值」的強有力挑戰了嗎？有理由懷疑，那些唱好「中國模式」的西方人，恐怕絕大多數都是跑到中國來撈一把就走的冒險家，有一天中國天下大亂，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在乎什麼中國的長治久安！
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實現了現代化之後的社會制度才是穩定的，正在現代化半途中的體制不可能穩定。僅僅完成了初級和淺層次現代化，人均國民收入不到 4000美元的「中國模式」不是一個穩定系統，不可能長治久安。也就是說，它要麼經過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革，成為現代化的穩定系統，要麼天下大亂，瓦解崩潰。
（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