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7日
【明報專訊】中大高層以政治中立為由，禁止學生會擺放民主女神像，詞窮理拙，惹來批評排山倒海，在此不贅。令人費解的是，一眾高級知識分子，為何作出如此反智的聲明？教授們是大學領導，為何會作出如此違反大學理念的舉動？一位高層對我解釋：以大學之名的每個決定，行政人員均要肩負責任、考慮後果。如今後果是，校方既阻擋不了女神落戶，反而損害了校譽，挽回校譽的是學生、員工、教員。
大學教員、學者，其核心的存在價值，在於創造與傳授知識，而知識之可以創新，必須有思想自由的環境，故此言論與表述自由，是大學基石所在。各種思潮在大學這個搖籃討論思辯，往往有政治效果，舉凡各種對現代社會的新興論述，均可能衝擊社會制度、修正文化偏見、開拓通識眼界。
朋友陳智傑編著小書《開拓通識：知識份子的香港路》，指出1960年代以來，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雖不擅埋首於大理論大系統，但多年來均參與香港重大政治辯論，並在思潮激辯中，為香港注入新觀念新論述，由1970年代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1980年代的中產大辯論、過渡期至今的民主運動，到近年的公民社會、本土論述與保育思想，大學孕育的知識分子，均扮演開拓、演繹、傳播的角色。而嚴格來說，這些介入社會的思潮，都不是政治中立的！
不是迂腐 就是缺乏承擔
誠然，校方可以指出，個別學者的思想及言論毋須政治中立，但學校若要像一個公共論壇般容讓所有聲音和意見被討論的話，那麼學校的管理層就必須像論壇主持人一樣嚴守中立。這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校方不是那麼簡單的一個論壇管理人，校方也有帶領學校發展的責任，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談中立，校方在推動教學語言改革時，有沒有想過要在中英文之間保持中立？我們固然不希望校方在日常運作上把自己的態度強加於學系和員工身上，但遇到重大議題和事件，遇到了是非黑白，觸動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和大學的傳統時，校方如果仍然只懂得祭出政治中立的招牌，若那不是迂腐，就是缺乏承擔。
今次在中大擺放女神像，是維園悼念六四的延伸、是表述對自由公義的追求、是一種是非黑白的道德判斷、也申述了參與集會數以十萬計的港人長年積累的深厚信念。因此女神像所象徵和展示的，已不單單是一種政治觀點和立場，而是一種與大學理念脗合的社會良心。
從在中大求學到今天從事教研，在這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們耳聞眼見的，是「兩所」大學在運營，一所是久不久遇到重大爭論時出現的「人文中大」：宏揚國學、關社認祖、崇尚自由、不畏權貴、開拓新知。在尋常日子和大小會議中，我們所認知的，則是另一所管理技術日益現代化的「官僚中大」：爭奪、管理資源，落實一套又一套的規劃方程式，腦子裏都是預算、程式、報告。我們認為現代管理有其必要，「計掂條數」是行政人的份內事。做過大學文學院院長的美國文學理論家和思想家Stanley Fish說過，大部分學者低估了行政人員的重要性，優良的行政令實現大學的教育和人文理想成為可能。理論上是這樣，但現實令人不能釋懷的是，大家營役於數字、為交數而絞盡腦汁、疲於奔命，對人文教育反而冷漠寡情。「官僚中大」為實，「人文中大」為虛，甚至被拋於腦後，如神主牌般藏於高閣。
「人文中大」再教育「官僚中大」領導層
得承認，女神像入中大，從行政角度，須有個程序，放哪處、放多久，確實有商討的必要。但中大高層發出一個充滿公關辭令的聲明，違反了「人文中大」的核心認同，觸發校友師生迅速且強烈的抗議，側面指出官僚思維「鬼掩眼」，每天想著如何爭取資源、周旋於建制、在國內拓展教育產業，竟然忘記了「人文中大」的理念中，最重要是多元、開放。值得慶幸的是，「人文中大」深入師生血肉，日來抗議的信息不絕於耳，反過來再教育身在「官僚中大」的領導層。人文中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理念，就是advocacy，從來不是政治中立的。
女神像落戶中大，是香港六四悼念活動的新里程。六四對很多香港人來說是政治啟蒙的時刻，直到近年，我們的觀察是青年人接棒者眾。經過1990年代稍為低迷的日子，近年六四晚會愈來愈深化為信念堅定的政治禮儀。程翔的說法：悼念六四，是港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套稱為「媒介事件」的理論，是傳播學近20年來較具創見及影響的理論之一，用以分析六四活動，我們發現，香港每年的維園集會，漸漸出現性質上的變化，近年已成為認信香港自由與公義的公民宗教禮儀。
自1980年代末，「媒介事件」理論由傳播學者Katz及人類學家Dayan開創，至今20多年，有長足進展。年初Couldry等出版文集 Media Events in a Global Age（Routledge, 2010），提供了不少具啓發性的新觀點。按Katz & Dayan的原型，媒介事件分3類：
其一，走在歷史前沿的「征戰」（如人類首次登陸月球），事件突破了原有的界限，發生後人們的價值意識都有所改變；
其二，周期性比試的「競技」（如四年一度的奧運、美國大選），事件按旣定的規條展開；
其三，訴於傳統的「典禮」（如國慶、國家大典；原為coronation，「加冕」，現概括作「典禮」），事件是對過去傳統的誓師與效忠。
香港的六四燭光晚會，始於Katz & Dayan筆下的征戰事件：民運走入突發的歷史現場，北京 愛國青年死於解放軍槍下，觸發中國以外的共產國家如骨牌倒塌，世界變了，香港人不知中國列車駛向何方？早年六四集會，仍望早日平反，年年過去，港人或有猶豫，但近年集會幾經跌宕，風雨之後，信念逐年加強，紮根深化，漸由「征戰」化為「典禮」，最終平反六四的征戰目標仍在，但「典禮」性質漸濃，每年肯定信念、深化21年的傳統。
「媒介事件」4種特質必不可少
Couldry等對媒介事件作修正補充，能讓我們對六四活動加深了解。作者群重申，無論「媒介事件」變化如何，有4種特質必不可少。
其一，異於尋常（disruptive insistence）。以六四晚會為例，「媒介事件」的魅力在於打破日常生活，參與其中的人願意付出時間，忍受現場種種悶熱與不適，媒體亦要「就範」，TVB不敢CCTV化，亞視不敢怠慢，頭條報足十分鐘。
其二，演練示眾（performativity）。事件中人，身體力行，鞠躬致敬、高舉燭光、放聲高歌。作者說，「Media event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balance, neutrality, or objectivity」（頁25） 。意即身體演繹就是參與表態，並無中立可言。演練創造了禮儀的真實，六四信念不是紙上談兵。
其三，認信效忠 （loyalty）。一年一年六四典禮，一次一次的認信效忠。媒介事件必含價值。
其四，共同經驗 （shared viewing experience）。六四晚會陌生人肩並肩，就算不在場，亦可在媒體感受10多萬燭光舉起的奇觀。共同經驗亦成為集體認同的力量。
新論文集還提出新論，有兩點可用於六四。其一是借neo-Durkheimian的分析，注入禮儀視角，視「媒介事件」為世俗公民宗教，不涉鬼神，集中於集體的價值效忠，以回應日益非人化、官僚化、程式化的世俗生活。六四集會愈來愈近似一種傳播價值的政治禮儀。
首先，台上台下的演繹劇本（script of performances）漸趨成熟穩健，台上喊口號、唱歌曲、祭英烈、燒名冊，台下安靜合作、禮讓有道、不留垃圾、堅持而莊重，經多年經歷，心中有數，人人有自己的劇本。
其次，一如傳統宗教，六四集會有聖詩（《血染的風采》、《中國夢》等） 、精神領袖 （司徒華 的堅持感染萬千市民） 、不同人物的受苦見證（天安門母親及劉曉波妻子的講話），以及各種民運象徵（女神像、烈士碑） 。這些「宗教」元素均能強化信念。
其三，六四信念，並非神秘信仰，而是由浪淘沙石沉澱而來的集體價值：為弱者發聲、為不義抱不平、為民眾求公道、為道德良心無懼政權。
最後，對參與者而言，六四信念愈來愈成為本土價值的強烈認同所在。正如程翔在晚會前發言，廣大國土上，彈丸香港，是自由之都，港人能不珍而重之！
女神像獲取豐厚象徵意義
新文集中，著名傳播學者Douglas Kellner注入奇觀元素，指Guy Debord的「奇觀社會論」只集中批判奇觀作為消費噱頭，是太簡化了。媒介事件中的奇觀，可煽動認同、亦可鼓勵反抗。六四燭光，已成港人奇觀。萬點淚光，言說慰問、標示團結、溫婉而頑強、認信了參與者的堅持，折射到電視、報紙、facebook之上，成為晚會引人幽思的反抗象徵。
認識符號學的朋友都知道，符號的象徵有生命周期，必須孕育於生活禮儀，不斷補充、強化，才有持續的活力。陰差陽錯，今年六四增添了充滿象徵力量的女神像。她被警方扣押、被中大拒於門外，在她「受苦受挫」的磨練中，短時間內獲取豐厚的象徵意義。她被運置中大前，已滿注了維園悼念集會的充沛活力，背負當晚10多萬市民的期望。背後的價值正脗合「人文中大」的傳統，以具體的事件批判了「官僚中大」的蒼白邏輯。女神立於中大，是六四禮儀的深化與延伸，亦是「人文中大」與「官僚中大」的博弈。但願校方與師生坦誠對話，而不是加深裂痕。
三位作者均為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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