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六四」事件21周年之際
2010年6月1日
【明報專訊】編按：六四「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周舵投書本報，在六四21周年之際，回顧中國的過去及展望未來，本報特一連四天連載。
周舵現年63歲，1989年任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長，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在1989年6月2日宣布絕食72小時，被稱為「廣場四君子」。六四後周舵被捕，遭關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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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21周年紀念日就要到了。表面上看，執政當局以「拖」字訣處理「六四」遺留問題似乎很有效——當年的當事人除極少數（如本人之輩）外，全都風流雲散，沉默的沉默，順服的順服了；整個社會對於這個極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全都淡忘了，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六四」這回事。然而，這種以強行封鎖信息，和治標不治本的「裱糊匠」手法處理社會矛盾衝突的治國之道，在21世紀這個信息社會和改革開放的大局之下無論如何是不可持續的。一旦信息封鎖失效，給原本不知情的人們造成的心靈震撼、思想混亂以及對於執政者的信心動搖，都會是極其強烈的。為天下計，為民生計，也為中共自身的長遠利益計，這種以「拖」字訣治國的不作為政治都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了。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滯後得太久，再這樣拖下去，勢必釀成大禍。歷史的殷鑑不遠，切望「胡溫新政」不要重蹈清末新政之覆轍！
所謂「中國模式」
值此「六四」紀念日之際，對於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不揣冒昧，特提供我的若干淺見；不敢保證全都正確，只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罷了。
目前仍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機重創了西方世界，引發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全世界極左分子為之歡欣鼓舞，他們以為，這是以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法治憲政、人權保障和自由民主為核心的人類文明普世價值走上窮途末路，鼓吹階級仇恨對立、多數窮人的絕對權力、一黨專政和國家統治經濟的極左勢力藉機崛起的大好時機。但他們未免高興得太早了。他們不但昧於大勢，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且不懂歷史，竟然不知道早在上個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類似的歷史戲劇就已經上演過了。當時，借全球經濟危機之助，布爾什維主義和納粹主義兩大極權主義強力崛起，一時之間大有蕩平天下之勢，而所謂的「資產階級虛偽的普世價值」好像真的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然而，歷史的審判對於這極左和極右兩大極端主義勢力卻極其無情，它們先後被人類普世文明送進了歷史博物館，灰飛煙滅了。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就是歷史的內在邏輯，就是「大勢」。
要認清大勢，不能看一時的表象，不能憑一己之好惡，只能依據系統、全面的社會科學的深入研究。科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一代又一代的無數專家學者從大量個案中提煉出的客觀真理，它是無數人集體智慧的結晶，無疑要比眼前任何個人或群體僅憑個別事例（所謂「特殊國情」）而得出的主觀私見高明深刻不知多少倍！「天下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但這特殊性背後卻有共性；看不到特殊表象背後的普遍規律，是一切缺乏科學素養的人的通病。不客氣地說，目前關於「中國模式」的種種喧囂，都不過是某些人昧於大勢的主觀私見而已，不過是過眼雲煙的「學術」泡沫而已。
以政治學的主流範式作為工具分析「中國模式」，這個「模式」沒有任何不可理解之處。我們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體制不是一般的專制，是一種現代型的超級專制，叫做「全能主義」或「極權主義」。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它的許多特徵仍然延續至今，我們不妨把現在的政治體制稱之為「半全能主義」或「後極權主義」。經濟體制方面，則由於產權改革的不徹底，國有成分依然太大（尤其在金融領域），以及良好市場必不可少的法治建設嚴重落後，目前的經濟體制只能叫做「前市場經濟」或「原始資本主義」。因此，「中國模式」不是別的，就是「後全能政治加原始資本主義經濟」而已。這樣一個政治經濟制度的雜交品種誠然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畸形怪物，但畸形怪物不但可能存在，還有可能表現出某種優勢；然而同時，它所包含的致命的內在缺陷也注定了它的短命結局。
有權就有一切，金錢萬能
有朋友問，當今中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回答說：很簡單，「有權就有一切」加「金錢萬能」。這也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價值！那麼，導致如此鄙俗的價值觀的制度原因是什麼？
如前述，「中國模式」就是「後全能政治（後極權）+原始資本主義」。後極權是舊時代的遺留；原始資本主義則是改革開放之後的新現象。後極權，意味着政權有強大的社會管制能力、財政汲取能力、組織動員能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當政權明確了「經濟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導向之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便成為市場經濟之外的，推動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兩台巨型發動機。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着對中外資本的制度性、政策性優惠和激勵，極大地刺激起創業和投資積極性。中國經濟持續30餘年的高速增長，由此得到制度性解釋。
但問題還有另一面，即負面效應和代價。
自由缺失 公平缺失
後極權，意味着自由缺失——這裏的「自由」，是指不包括民主權利（平等政治權利）的所謂「第一代人權」，即人身安全與自由保障、私有財產保護、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創業、擇業………等一系列人人應享有的基本自由權利。
原始資本主義，則意味着公平缺失——這裏的「公平」，是指「第二代人權」和「第三代人權」所定義的，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平等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如平等的受教育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權）。
「有權就有一切」，是後極權的核心價值，政治權力不受任何約束，這是自由缺失亦即人權保障缺失的制度原因。「金錢萬能」，則是原始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沒有錢的窮人缺少實現基本自由權利的經濟和文化條件，成為公平缺失的制度原因。
各路鼓吹者評價「中國模式」，對於它的優勢，幾乎就只是集中在一點，即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若問，這是否值得如此讚美和鼓吹——那就要取決於你的需求層次。
按照當代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理論，經濟利益和物質需求是最基本，亦即必須優先滿足的需求，但同時也是最低級的需求。隨着人格的成長和社會的進步，人的需求會不斷從經濟和物質層次，向愈來愈高的精神層次提升，從安全、歸屬、尊嚴與榮譽，直到最高層次的，對真善美的追求，和「自我實現」，即個人潛能最大限度的發揮。照此說，「中國模式」就是一個典型的，窮人和窮國最基本亦即最低級需求得到很好滿足的成功模式——僅此而已。它對窮人和窮國的吸引力、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我要問的是，這就值得大吹特吹，認為它構成了對於當今文明人類公認的「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甚至成為什麼新的「普世價值」了？如果這個世界上的窮人和窮國愈來愈多，那麼，幾乎可以確信，「中國模式」代表着人類的未來。但這真的會發生嗎？特別是在中國？中國和世界都會愈變愈窮？
如果相反，中國愈來愈富裕，中國人的需求層次將會不斷提升，最起碼，首先對於「安全」的需求將會愈來愈強烈。問一問隨便哪個中國人，從平民百姓，到政治局委員，你都會知道，他們目前最大的不滿，就是沒有安全感——就連人身、財產、居住、個人隱私等最最基本的人權都缺乏保障，更不要說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憲法明文規定的基本自由權利了。至於更高層次的精神性需求的滿足，幾乎可以說是一片空白。老百姓的耕地私宅動輒被強佔強拆，有了冤情卻無處告訴——法院不受理，即使受理也得不到公正審理；無奈上訪，又被截訪、列入黑名單；發幾條對官員不利的手機短訊或網上信息還要遭牢獄之災，就連身為「無冕之王」的記者揭黑幕都會被拘捕……如此日益惡化的司法不公和司法不作為亂作為的現實，令人感嘆當今中國還不如皇權專制時代，那時，老百姓只要擊鼓鳴冤，大老爺就必須升堂審案，沒有不受理一說；言官可以罵皇帝，可以「風聞議事」（只要聽說官員行為不當，就可以舉發，不實也不受懲處）。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同樣沒有安全感，道德普遍敗壞的政商環境逼得幾乎每一個企業家和政府官員不做行賄、偷稅漏稅或貪污受賄等等違法之事就幾乎無法生存，致使他們隨時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當今中國 沒有人有真正安全感
總而言之，在當今中國，沒有一個人能有真正的安全感，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拚命向國外移民、轉移財產！香港《太陽報》報道，據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機構協會數據，去年僅申報投資移民美國的中國富人即超過了1000人，申請往加拿大和澳洲的華人富豪更呈幾何級數增長。文章說，「富人移民國外，使國民財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國民對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當愈來愈多的富人移民國外，將使中國變成財富空心化，使改革開放30年的財富積累流失掉」。據美國《國際生活雜誌》2010年全球194個國家（地區）生活質量報告，中國排名97位；9項指標中，「風險與安全」僅得分57（最高分 100），「自由」更是低到極其可憐的8分（見《南方週末》2010.5.27.F32）！這樣一個連基本自由與安全感都沒有，根本不可持續的「模式」，竟然構成了向西方文明主導的「普世價值」的強有力挑戰了嗎？有理由懷疑，那些唱好「中國模式」的西方人，恐怕絕大多數都是跑到中國來撈一把就走的冒險家，有一天中國天下大亂，他們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他們在乎什麼中國的長治久安！
現代化理論告訴我們，實現了現代化之後的社會制度才是穩定的，正在現代化半途中的體制不可能穩定。僅僅完成了初級和淺層次現代化，人均國民收入不到 4000美元的「中國模式」不是一個穩定系統，不可能長治久安。也就是說，它要麼經過全方位的現代化改革，成為現代化的穩定系統，要麼天下大亂，瓦解崩潰。
（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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