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 自由是發自人類本性的呼聲

香港蘋果日報 蘋論 2011年2月19日

八九年六四後的「蘇東波」，打破了共產政權超穩定結構的神話。 1992年日裔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提出了一個備受注意並進入一些國家的政策思考層次的理論：歷史終結論。他認為，八十年代世界上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不僅僅是冷戰的結束，更是歷史自身的終結：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制度，是「人類政治的最佳選擇」，並即將成為「全人類的制度」。當然，他承認這並不代表以後就再也沒有事情發生，自由主義的獲勝還只是在思想意識領域，離現實世界的勝利還很遠，但必然走向勝利這種定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接着於1993年，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提出了另一個引起學術界廣泛討論並且也進入西方政治人物的政策思考層次的理論：文明衝突論。亨廷頓認為，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主要是不同文明的衝突，而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的衝突（因此，自由、民主、市場經濟不是歷史的終結）。他認為，世界變小了，不同文化的接觸會產生磨擦，而文化差異是不易改變的，對相同文化的喜愛和對異類的憎惡是人的天性，因此，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在不同的文明圈中，他特別提到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他推論未來趨勢是，西方大國主導的時代在終結，新興大國反西方並偏愛自己的文化規範，以內部文化價值作為個人和政治認同日漸重要。在不同文明間，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因此也更重要了。〔Vic：梁文道批評文明衝突論的文章見〈文明的幻象〉。〕

西方的學術界與政界，原先較多人傾向福山的論述，但 2001年九一一之後，恐怖主義威脅美國、西方國家以至全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衝突，印證了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看來不是伊斯蘭教國家的終極政治選擇。隨後，中國經濟崛起，而對國內人民的人權壓制，似乎也說明中國不奉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準則，也能維持政權穩定以及經濟增長。近年來，西方有論文提及自由、民主這普世價值的「例外」，「例外」就包括大多數中東國家，還有就是中國。

中共回應西方國家對中國專權政治的質疑時，總是捧出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不同國家不應干預他國內政。對於上述西方的兩大論述，中共顯然傾向亨廷頓的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尊重避免出現文明衝突的理論。中共官方刊物文章，直指「歷史終結論」危險及值得警惕。

這次由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所引動的「中東波」，可以說是對「文明衝突論」的徹底否定。一些被認為是超穩定的專制政權，在人民示威下被推倒，而掌權三四十年的獨裁者不是下台就是備受衝擊、搖搖欲墜。

中東波給我們帶來的教訓是：

一、再次證明阿克頓勛爵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任何個人，甚或任何政黨，即使上台時是開明的，但掌權時間過長，幾乎不可免地出現絕對腐化現象，成為噬民以逞的猛虎。〔Vic：此句名言原文為「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朱敬一建議譯為「權力使掌權結構腐化；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見〈權力豈僅是使「人」腐化而已〉〕

二、自由、民主、人權不是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獨有的價值觀，而是發自人的本性的呼聲，因而是普世價值。「不自由、毋寧死」，是作為人類每一個人的內心訴求。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才是人的天性，對同質文明的喜愛和依賴不是天性。

三、因此，「中東波」繼「蘇東波」後，再次印證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當然，正如「蘇東波」後，蘇東各國一度陷於混亂，缺乏社會秩序和經濟困厄一樣，中東波後的伊斯蘭各國還有長路要走︰建立法治社會、新聞自由、獨立政黨以及權力的和平轉移。這些都需要時間，但人民起來後，社會必走向歷史的終結，即使有些彎路。

記得 2001年九一一之後，恐怖主義瀰漫，西方國家陷入要自由還是要安全的掙扎中。那時候，曾因寫《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而被伊朗領袖霍米尼（Khomeini）下達全球追殺令的印裔英國作家魯什迪（Salman Rushdie），寫了以下句子：「民主必會隨着公平到來，在自由和安全的矛盾中，我們一定要永遠選擇站在自由一邊，即使選擇錯了也絕不後悔。怎樣才能擊敗恐怖主義？不要被嚇倒，不要被恐懼支配，即使你害怕。」

他所說的恐怖主義，應包括極權國家的強權恐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