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蘋果日報 2011年2月19日
Vic：對於華叔的評價，我認為李怡這篇〈關於司徒華評價的奇異現象〉比較中肯、全面。華叔是實際參與政治的人，他一生中大大小小的判斷，不可能完全無錯。就算他年輕時真的曾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那可能是尚未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也可能是以為自己可以在共產黨中實踐某些信念）。政改一役，華叔的判斷未必正確，但若以此否定他的人格，那是失諸偏激了。
至於平反六四，華叔2010年10月接受明報專訪時已強調：「平反也有真與假之分。假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假平反，只有真民主到來才是真平反，否則只是權力鬥爭。」相對於平反六四，更重要的當然是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對此華叔是很清楚的。今天我們要求平反六四，當然不是僅止於文革冤案的那種平反，而是要中共政權認錯、要追究屠殺人民的責任、撫慰及補償死難者家屬；更重要的，是真正吸取教訓，進而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政制，保障人權。若然中共繼續一黨專政，未來就算形式上平反六四，那也只是假平反。因此，平反六四和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
華叔可批評的一點，或許在於他二十年來領導支聯會，但自我設限，令支聯會的成就僅限於六四後營救民運人士出國，以及每年舉辦悼念六四死難同胞的大型活動；令支聯會僅具象徵中國人民主追求的作用，無法對大陸社會產生實質影響。這一點，他在接受明報訪問時，其實自己說得很清楚（見Vic - 讀華叔的最後五課書）。但對此沒有多少人忍心苛責，因為以香港的現實條件，支聯會能做到這樣，也已經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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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年初病死，社會各界無分左右，無分貧富，都推許他「一生愛國，致力民主」。這八個美麗的字，使我想起前中共駐港代表許家屯的《香港回憶錄》。
《回憶錄》第五章提到六四事變之前的司徒華：「司徒華曾經是年輕教師愛中國、要求回歸中國的一派，曾經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共產黨當年有大躍進以至文革等等殺民以億計的政績，又有毛澤東「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的豪言。然則司徒華前半生是不是致力民主，愛的又是什麼國，讀者自己判斷吧。
司徒華生前大力否認「自己要求參加共產黨」，許家屯在最近一期《明報月刊》提到這件事，卻還是不改其言。究竟司徒華有沒有入黨，日後也許會見披露；但他臨終追求的是什麼，應該已經可以論定。
去年底，奉中共正朔的美洲多維新聞網發表評論說：「歷史問題，造成中共與司徒華的尷尬關係。其實雙方沒有解不開的疙瘩，中共不應該完全否定他的歷史功績。」當時《明報》記者李先知就問：「莫非有人要為司徒華向中央放話，爭取所謂身後評價？」司徒華死前不惜一再公開食言，率領民主黨變節，向香港民主派倒戈一擊，令立法會通過中共的政制獨裁方案，顯然用行動回答了李先知的問題。
司徒華喪禮上響起的六長四短鐘聲，象徵他的另一個要求：平反六四。這要求香港人幾乎無不叫好。叫好者不會知道「平反」的意思。
我國最膾炙人口的平反故事，無疑是岳飛風波獄。風波獄成於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到紹興三十二年高宗讓位給孝宗之後，才告平反。這平反詔令由皇帝頒布，於是「（高宗）有旨：岳飛特賜死」的事實，在朝廷的平反文牘裏，變成「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以致高宗「為權臣所誤」等等。而平反的目的，當然是要天下繼續效忠趙宋，「危身奉上，確然不移」（《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二、《鄂國金佗 編》卷九）。
我向來認為六四死者不用平反，因為大是大非早有公論，不勞官家聖諭；因為我不想再聽到「李鵬誣百姓，舉世莫敢言，鄧公為權臣所誤」之類故事。這類故事在文革寃案平反期間，已經聽過千百次。而「平反」之後，中共政權更加穩如泰山。
二 ○一○年六月，司徒華在香港電臺《香港家書》中解釋堅持平反六四的原因：「（中央政府）假如當年接受了『平等對話』和『反官倒』的要求，到今天，不但經濟會更蓬勃，民主政治也會有發展。六四使黨內失去了健康力量制衡。」這真是危身奉黨確然不移的死諫口吻。司徒華只是忘了當年天安門廣場上最重要的要求：結束一黨專政。
所以中共也借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之口，給了司徒華「一生熱愛中華，致力民主」的身後評價。
古德明
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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